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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護理教學;護生;法律意識;強化
【中圖分類號】R473【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1007-8517(2009)01-0036-02
隨著我國法制化進程的加快和病人法律意識的增強,對護理的要求增高,因護理過失或非過失因素引起的糾紛也呈上升趨勢,護理工作中將面臨很多的潛在的法律問題｡在護理教學過程中向學生強化法律知識,對防范醫療糾紛的發生至關重要｡
1 強化護生法律意識的必要性
2002年以來,隨著新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病歷書寫基本規范(試行)》等配套文件的頒布執行,特別是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的正式施行,明確規定醫療糾紛的處理實行“舉證責任倒置”[1]｡為避免臨床護理醫療糾紛的發生,當前,要特別注重強化護理教學者及護生的法律意識,用法律規范護生的行為,提高其自律性,增強護生法制觀念非常重要｡為今后護生進入到臨床實習或正式進入社會工作打下良好的法律基礎｡
2 護理實習或工作中產生法律糾紛的常見因素
2.1 護士法律知識缺乏,法律意識淡薄 長期以來,我們護理教育只注重護理專業知識培養,卻忽視了法律知識的培訓,或有培訓但缺乏系統性,從而造成了護士的法律知識缺乏｡在實踐中,護士考慮較多的是如何盡快解決病人的健康問題,對一些日常的護理行為或與護理有關的行為,可能引發法律糾紛的認識不足｡導致在診療護理過程中缺乏與護理有關的法律知識,法律意識淡薄[2],為法律糾紛埋下隱患｡
2.2 工作責任心不強違反操作規程 工作責任心不強､違反操作規程､不執行規章制度､查對制度,在技術操作中貪圖簡便,均可引起醫療事故或護理法律糾紛｡[3]若把氯化鈉用成氯化鉀;把肌肉注射(IM)誤當成靜脈注射(IV)或是把給甲病人使用過的導尿管直接給了乙病人用等等｡失之毫厘,謬以千里｡諸如此類行為,均可造成不堪設想的后果,嚴重者有可能造成病人死亡｡
2.3 業務水平差,對病情發展缺乏預見性
隨著新業務､新技術不斷涌現,新的儀器設備和藥品的研制開發,護理規范､護理常規也在不斷修訂､完善｡護士如果不努力學習,業務水平差,對病人病情發展缺乏預見性､主動性,容易導致法律糾紛｡[4]
2.4 病人及家屬法律意識增強 隨著法律知識的普及和全民素質的提高,病人的自我保護意識和維權意識不斷增強,對護理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稍有疏忽,難免發生醫療糾紛｡病人及家屬把自己看作醫療服務的消費者,十分注意保護自己的權益,稍有不滿就要討個說法｡因此,護士應該具備有關法律知識,可根據法律､法規,提出不承擔責任的理由或上訴,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3 護理工作潛在的法律相關問題
3.1 護士的資格問題 護理工作必須由具備護士資格的人來承擔,才能保障護理質量和公眾的就醫安全｡要取得護士資格必須通過衛生部統一執業考試,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士執業證書》,經護士執業注冊后方能從事護士工作｡護生是正在學習的學生,尚未獲得職業資格｡從法律上講,她必須按照衛生部的有關規定,在執業護士的嚴密監督和指導下,為病人實施護理｡護生在執業護士的督導下,發生差錯事故,除本人要承擔一定得責任外,帶教老師也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如果護生脫離帶教護士的督導,擅自行事造成病人傷害的,就要承當法律責任｡[5]
3.2 疏忽大意與瀆職罪 例如護士因疏忽大意而錯給一位未做過青霉素皮試的患者注射了青霉素,若該患者幸好對青霉素不過敏,那么,該護士只是犯了失職過錯,構成一般護理差錯｡假若該患者恰恰對青霉素過敏,引起過敏性休克致死,則需追究該護士法律責任,她可能被判瀆職罪｡
3.3 臨床護理記錄不到位 醫療護理文件是醫院和病人的重要檔案資料,記錄了病人疾病的發生､檢查､診斷､治療､康復或死亡的全過程｡護理記錄是對病人的病情觀察和實施護理措施后的原始文字記載｡在法律上,有其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如工作中出現漏記､錯記､擅自修改､提前記錄等嚴重問題,都容易引發法律糾紛｡
3.4 執行醫囑的法律問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護士管理辦法》,護士在執業中應當正確執行醫囑,觀察病人的身心狀態,對病人進行科學的護理｡[6]若出現因護士隨意篡改醫囑,無故不執行醫囑等情況引發的事故,由該護士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若醫囑有明顯的錯誤,護理人員有權拒絕執行,并向醫生提出質疑和申辯;反之,若明知該醫囑可能給患者造成損害,釀成嚴重后果,仍照舊執行,護理人員將與醫生共同承擔所引起的法律責任｡
4 把對護生的法律意識教育貫穿于整個護理教學中
4.1 言傳身教,提高帶教老師的法律意識 舉辦護理教育培訓班､護理法律專題講座､護理糾紛案例分析等使教師熟悉與護理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護生､護士的責任及病人享有的權利｡掌握教學方法､溝通技巧､教會學生進行合法的護理工作｡
4.2 教學中介紹護士在工作中的法律責任
4.2.1 嚴格執行查對制度 嚴格執行查對制度是安全給藥的保障｡三查:操作前､操作中､操作后查(查七對的內容);七對:對床號､姓名､藥名､濃度､劑量､用法､時間;檢查藥物的質量,以確保藥物在有效期內并且沒有變質｡[7]如在操作過程中,護士沒有仔細查對,誤把3床病人的藥液給4床病人進行了注射或是把5%的葡萄糖用成了10%的的葡萄糖,都容易引發危險而導致糾紛的發生｡
對于靜脈輸血法,還應遵循三查八對的的原則｡三查:查血液的有效期､血液質量和輸血裝置是否完好;八對:核對姓名､床號､住院號､血袋(瓶)號､血型､交叉配血相容試驗結果､血液種類和劑量｡若沒有仔細查對,誤把A型血輸給了B型血患者,發生溶血反應,極易造成患者死亡,肯定要追究相關護士的法律責任｡
4.2.2 嚴格無菌技術和消毒隔離制度 在眾多基本護理中都涉及無菌技術,比如注射法､輸液法､輸血法､導尿術等等;同時也涉及消毒隔離制度,比如病室的消毒､傳染性病人的隔離等等｡如果在護理過程中不掌握原則方法,例如護士不洗手消毒,不帶無菌手套直接給病人導尿;消毒液過期仍接著使用;注射用溶液有絮狀物仍輸入病人體內的…都極容易造成患者局部或全身性感染甚至死亡｡
4.2.3 記錄和保存醫療和護理文件 準確記錄臨床護理過程護理記錄是醫療機構舉證醫療事故責任的法律依據,護士必須認真､及時､完整地記錄,不得涂改,不得錯記､漏記或不記｡例如,護士在繪制三測單的過程中,沒有進行生命體征的測量而胡亂偽造數據繪制的,都屬于違法違規行為｡
4.2.4 專人專柜的病房藥品管理 和貴重藥必須專人專柜保管并建立交接班制度,按醫囑和專門處方領取和使用｡護理人員不得利用自己的權利將品提供給不法分子､吸毒者或自用,否則就構成販毒､吸毒罪｡患者專用藥不得隨意挪用､少用或停用｡[8]
4.2.5 “五定”原則的物品管理 嚴格執行“五定”制度:定數量品種､定點安置､定專人管理､定期消毒滅菌､定期檢查維修,保證搶救時使用｡[9]若護士在對注射青霉素而至過敏性休克的病人的搶救過程中,找不到氣管切開包或是缺少0.1%的鹽酸腎上腺素而延誤搶救時機,造成病人死亡的,要依法追究專管護士的法律責任｡
4.2.6 培養良好的護患溝通能力 溝通是指遵循一系列共同原則,將信息從一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的過程｡溝通是護士在工作前的必備程序和前提條件｡護士與患者若沒有很好地進行溝通,可能導致很多誤會,產生許多矛盾,甚至引發醫療糾紛｡如應該避諱對病人說“再見”,“歡迎光臨”等不妥的迎送病人語言,防止因為語言上對病人的傷害和失誤而引起醫療糾紛｡
4.2.7 嚴格規范護生的帶教 護生是正在學習護理專業的學生｡按法律的規定,護生只能在臨床帶教教師帶教下從事護理工作,在帶教教師的帶教下如果發生了護理差錯或事故,除護生本人負責外,帶教教師也要負法律責任;如果脫離了帶教教師的監督和指導,護生擅自行事損害了患者的利益,護生應對自己的行為負法律責任｡
綜上所述,法律意識的培養和強化是一個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護理教師應在理論或實踐課中應用換位思考､案例分析､病例討論､情景模擬等多種教學方法,加深學生對相關法律問題的印象,強化學生的法律意識｡以便于學生進入到臨床實習或護理工作中能知法､守法,為病人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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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法學專業理論教學；法學專業實驗教學；問題式學習；法律思維能力
目前，我國法學本科專業教育基本以理論教學為主導，課程的設置注重理論知識的傳授和基本知識的學習，而課堂教學也相應地基本遵循“教—學”的單向交流方式。在這種模式之下，學生被動接受的知識在實踐中并不能如愿地轉化，學生的就業能力、創新能力、創業能力普遍較弱。此種現狀彰顯傳統法學教育偏重理論教學，而實踐教學不足。鑒于此，我國的法學專業教學模式需作必要的調整，構建基于法律思維能力培養的法學專業實驗教學體系，以實現法學專業教育的目標。
一、設置法學專業實驗教學體系的必要性分析
民法學家王澤鑒曾提出作為法律人應具備的能力有三：一為法律智識，即明了現行法制的體系、基本法律的內容、各種權利義務關系及救濟程序。二為法律思維，即依循法律邏輯，以價值趨向的思考、合理的論證，解釋適用法律；三為解決爭議，即依法律規定，作合乎事理規劃，預防爭議發生在先，處理已生爭議于后，協助建立、維護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秩序。
反觀目前高校的法學專業教育現狀，停留在第一層次的居多；法律思維的養成與法律爭議的解決能力則因高校而異，參差不齊；導致法學學生存在“四有余四不足”：即專業有余而廣博不足，理論有余而實踐不足，動口有余而動手不足，考試成績有余而辦事能力不足。彌補這些不足，僅依靠著手改良和豐富理論教學已經不足夠，有必要設置實驗教學體系來補正理論教學的不足。
設置實驗教學體系，確立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教師的指導地位，可以訓練學生如何像法律職業者那樣思考問題，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能力，并且通過該課程中的實踐操作模擬的訓練，將法律實務操作融入理論學習之中，在操作過程中學到知識，鍛煉實踐技能，在辦案流程、綜合處理疑難問題的技能和律師職業責任、職業道德等方面得到了學習、加深理解，學會批判性地思考法律問題，既能切實有效地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又能在法律實踐中引導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方式，提高實踐與協調能力，增強學生全面綜合素質。法學專業實驗教學是培養高素質、復合型法學人才的必然要求，其發展壯大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就目前來講，實現實驗教學體系的形式化、模式化和系統化是當務之急。
二、法學專業實驗教學的研究現狀
1.對“問題式學習”模式的研究已經成熟
設置法學專業實驗教學的想法，受啟蒙于國外建構主義教育改革。在國外的建構主義教育改革中，以問題為基礎來展開學習和教學過程已經成了一條基本的改革思路，即基于問題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PBL，也被翻譯成“問題式學習”）。
PBL的典型教學過程是：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開始解決一個實際問題；為了解決問題，學生往往需要獲得一些必要的專業知識，即所謂的學習議題，學生分頭查找資料獲取知識，然后相互交流所獲得的知識，并討論如何用所獲得的知識來促進問題的解決；如果在討論的過程中，小組發現還需要研究另外一些新的學習議題，學生們就需要反復循環地學習議題、分頭查找資料，小組交流并討論問題解答，直到問題得到解決；問題解決后，學生們還需要對自己的學習過程進行自我反思和評價，總結所獲得的知識和思維技能。
這種教學模式，能夠充分幫助學生打下靈活的知識基礎，發展解決實際問題、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能力，發展合作能力與自主學習能力，這與信息社會對人才培養的新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目前進行法學專業實驗教學研究即是遵循這條思路，設置系統的實驗教學課程，使之與現行的理論教學銜接。
2.研究并引入現代案例教學模式
“問題式學習”催生了現代案例教學模式。以美國的法學教育為例，美國的法學3年的職業教育是以4年的通識教育為基礎和前提的。在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法學院注重教給學生以不變應萬變的基本知識，處理各種復雜法律問題所必備的法律原理、原則；法律職業特有的思維方式和發現問題、判斷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教會學生能夠“像法律職業者那樣去思考問題。”為此，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的法學院普遍興起了“臨床法學教育”，又叫“診所式法學教育”，仿效醫學院利用診所實習培養醫生的形式，通過指導法學院學生參與實際的法律應用過程來培養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
現代案例教學模式則是指以學生對案例的分析討論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它主要表現為教學內容圍繞案例的討論分析而展開，教師的主要職責是引導和評判，學生則積極投入討論并自由發表見解。案例教學法通過給學生提供一種認識和解決法律問題的模擬臨戰的機會，使其法律職業的思維能力和技能得到充分的訓練。
轉貼于
三、基于法律思維能力培養的法學專業實驗教學體系的構建
1.基于法律思維能力培養的法學專業實驗教學體系的基本含義
法學教育應當成為一種素質教育，通過這種素質教育，培養既有扎實的知識背景，又有教強的實踐能力和良好的法律職業道德的法律人才。針對這一目標，我們一方面要充分認識理論教學的重要作用，將其作為法學教育的基礎；另一方面，我們要將實踐教學放在一個突出的位置，將其滲透于法學教育這一工程之中，使其與理論教學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法學專業實驗教學體系，是指以法律思維訓練為核心，以實體法和程序法教學為基本載體，以實務操作為基本方法，圍繞如何建立以實訓教室為主要平臺，融合傳統的課堂教學與課外實習為一體的程序化的教學體系。法學專業實驗教學體系是為補正傳統理論教學之不足而設立的，需要針對法學本科教育的學制分層次設置，可以分為初級、中級、高級模塊。在不同的模塊中設置不同的法律思維實訓項目，依托于不同年級所學的基本理論，使學生得到實戰思維的訓練和拓展。
2.法學專業實驗教學體系的基本設置
從全國范圍來看，法學專業實驗教學體系并沒有形成一種統一的、系統的模式，各個高校情況差異也非常明顯，遠遠不能適應形勢要求的狀況。所以，將法學實驗教學具體內容和方法程式化、模式化、系統化的確是當務之急。法學專業實驗教學體系宜根據目前法學本科教育學制分層次設立。首先，各高校應確立系統合理的理論教學體系。然后，在此基礎上確立與之相銜接的實驗教學體系。具體而言，實驗教學體系可設置如下。
（1）法律實踐活動觀摩。司法實踐活動觀摩主要針對一年級在校生設立。目前，各高校為發展法學教育通常都會建設一些實踐基地。這些實踐基地往往是高校附近的法院、檢察院或律師事務所。組織學生去上述實踐基地觀摩法律實踐是比較有效的方式，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防止此類觀摩流于形式。具體組織時，可在觀摩前組織學生熟悉與法律實踐有關的基礎知識和基礎材料，并向學生指出觀摩的重點；觀摩結束后，應以學生為主導討論觀摩啟發，撰寫報告。
（2）社會調查。社會調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幫助學生進一步深入了解我國的社會現狀，培養學生運用法學理論和法律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與創新意識，培養和訓練學生認識、觀察社會的能力。因此，社會調查應在學生掌握部分基本法學理論和技能后設置。通過選取一定的具有代表性的與法學相關的社會問題，讓學生進行實地調查，通過深入社會，具體接觸當事人和事件的過程，增強學生對社會中法律問題的了解和認知，增強對社會的認識。
（3）法律診所教育。“法律診所教育”是一門實踐性課程，借鑒美國“實踐性法律教育”的模式而設立。“法律診所教育”使用的教學方法主要是現代案例教學方式，從具體的事例入手，展示案件事實，使學生弄清案件的客觀事實；考察案件事實所涉及的法律關系（特別是核心法律關系）；考察法律適用；將法律規范與法律關系適當連接。通過這種分層次、有步驟地學習、研討，使得學生逐步培養具備法律思維能力和實務操作能力。
（4）法律咨詢。法律咨詢這種實驗教學方式適合已經掌握了基礎法律知識和法學理論的高年級學生，其目的是使學生通過接受他人的法律咨詢，接觸到各種法律關系的第一手面貌，經過識別，發現問題的關鍵，進而將書本上的理論知識運用于實踐，尋找解決方式，因此逐步具備解決爭議的能力。法律咨詢同時也是真正的法律實踐活動。通過這種方式，學生可以真實體會到其理論學習中需要補足的地方、其邏輯思維中尚不完善的地方；進而對理論學習形成良好的反作用。
（5）實戰性模擬法庭。實戰性模擬法庭目的在于通過具體案件的模擬審判，使學生對法官、檢察官、人、當事人等各種司法活動角色有直觀的了解和認知；能較好地融合實體法與程序法，并熟悉訴訟規則，掌握庭審規則、技巧。實戰性模擬法庭通過對法律實踐的模擬訓練，不僅讓學生實現思維轉換，更重要的是增強了他們的實踐能力，促進了課堂學習，實現了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這一過程不僅增強了學生處理法律問題的能力，也增強了他們處理事實問題的能力。
論文摘要：本文在分析幾對相關概念的基礎上，理清教育者(高校)和受教育者(學生)在教育過程中存在的幾層權利義務關系，其中既有對現行教育法規的分析，也有對前瞻性觀點的引見；既有宏觀上的把握，也有對精微之處的思考；既有縱向的繼承和發展，也有橫向的借鑒與吸納。希望通過對學校與學生這兩個高等教育法律關系主體之間權利義務的界定，更好地規范學校管理行為和學生個人行為。提高高校教育的質量和調整力度。
一、機會均等與平等對等：“包容”中求“寬容”
“機會均等”思想是“社會公平”理念在教育界的反映。它與反對歧視的平等對等原則是包容的。按時間和內容劃分，學生的機會均等，包括入學機會的均等、接收教育的機會均等、學習成功的機會均等以及畢業時間和就業機會均等。這種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是不因一些差別因素(如民族、種族、性別、年齡、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而轉移的。我國憲法第46條、教育法第9條和第36條第1款皆做了授權性規定或禁止性規定。
這種兼容的機會均等和非歧視原則不僅體現在入學環節上，還應體現在學校教育管理、學生學業成功的每一個環節。學校應保障具有不同民族、種族、性別、年齡、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背景因素的學生在入學、學習、就業等方面平等權利的實現。教師與學生之間、受教育者之間也應反對基于以上差別因素的歧視。
值得一提的，世界上許多著名高校幾乎皆在其不歧視宣言中加進了“性傾向”這一很可能受到歧視的因素，反對基于“性傾向”上的歧視，拓寬了弱勢群體受保護的范圍。世界醫學界、心理學界已認可了性傾向的多元化。我國的相關領域的專家對此問題的認識，盡管有分歧，也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鑒于我國倫理道德文化的獨特性以及公眾的認識接收程度尚不高，建議國家和高校對這一弱勢群體的保護應循序漸進的展開。國家教育法規禁止歧視條款中，對有可能受到歧視因素的列舉是開放的，地方政府和個別高校在分歧未彌合之前做些擴展性的解釋和政策，若與國家法規不相抵觸。應該是許可的。這也許是一種過于前衛的想法，但高校在國家尚未有明確說法之前，應謹慎從事，本著科學、合理、善意、寬容的原則，妥善處理因性傾向差異而導致的爭議和事端，避免發生不必要的悲劇。
二、學生合法權益與學校自由裁量權：“平衡”中見“制衡”
學生，做為公民，是不可能游離于國家法律的調整范圍之外的。大學也不可能是學生遠離國家法規的保護地和規避所。因此，高校學生仍是國家法規授予權利的享有者，應負義務的履行者。我國高等教育法中第53條以及高等學校校園秩序管理的若干規定第4條中有明確的保護學生合法權益的宣示條款。除了憲法中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外，我國《民法通則》中還規定了公民的姓名權、生命健康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人身權利以及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合法財產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財產權利，這種人身財產權還包括知識產權中的精神權利和財產權利部分，如著作權中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
Abstract: The jurisprudenc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entire national government by law the career development, will cause the legal restraint citizen to produce to the law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The legal pursue just goal only then in can achieve the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effect take the jurisprudence as under the central intrinsic mental guidance. But jurisprudence, if wants to display its spiritual leadership the function, only then develops toward art direction, enables the law to look like art to have the power equally, enabled in the life because to have the law to fill beautiful and the moving thing.
關鍵詞：法理學的研究 藝術的感染力 法律的藝術化 中國的未來法理學
Keywords: Study of Jurisprudence The influence of art Art of the law China's future jurisprudence
作者簡介：石丹丹，鄭州大學法學院2010級法學理論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
一、 法理學的研究
（一）西方的法理思想
本文適用的“法理學”一詞不是在所謂的與法哲學同義的意義上所適用的狹義的法理學，而是包括了法哲學的廣義的法理學。法律理論是法律人對有關法律問題的哲學回答，而法哲學是哲學家對有關法律問題的哲學回答。法學中的法哲學與法律理論并不像有的人強調的那么大，它們都是關于法律的一般思考，都屬于我這里所說的法理學的論題范圍。
如果說法理學是關于法律的一般思考，那么關于法律的一般思考有多少種?或者說怎么劃分關于法律的一般思考?用怎么樣的方式去思考法律現象才能更好的發揮它的作用力？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第一根據思考的內容和重點的不同；第二根據思考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根據前者，法理學可分為:法的概念論，法的認識論，法的價值論，法的體制論等四部分。根據后者，法理學可分為:法哲學，法律理論，法社會學，法史學和法教義學等五部分。從邏輯上講，按照思考內容和方式對法理學進行劃分是清晰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實際的研究和操作中，思考的內容與方式是不可分的。因為一個人的思考方式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就決定了他提出的問題、思考的內容和重點不同。這說明思考的內容和方式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聯；我個人認為，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一個人的思考方式決定了他思考的內容，而不是思考的內容決定他的思考方式。從這種意義上看，我們需要另辟蹊徑，對法理學進行劃分。
韋伯在說明不同學科研究“法律”在認識論上不同的進路，提出了著名的“認識論上的三元論”。我認為從不同的法學流派對法理學的劃分超越了思考內容與方式的兩分法，也就是說它把思考內容與方式結合到一起來考慮；而且符合當今西方法理學的研究現狀。另外，本文之所以接受以法學流派為標準劃分法理學，是因為它與本文的研究主題相切合即中國法理學的研究發展方向。現實的制度及其演變的方向依賴于現行法律基礎，那么實踐性很強的法學研究必然有其發展方向選擇問題。當今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在歷史中有一個次序問題。首先是自然法學，接著是實證分析法學，然后是法社會學，現在是三大法學派并立而存。這里我們需要繼續追問的是:這三大法學在各自產生時是針對什么問題的?提供了什么樣的答案?它們之間是否具有關聯?如果有，各自的關聯是什么?當今三大學說并立的背景是什么或者說為什么自然法學能夠復興?
（二）我國法制建設中的問題
第一、必須判斷中國法制實踐中面臨的主要問題；第二、中國法理學的現狀如何，是否正在研究或者已解決了前述問題。黨的以來，中國已經步入依法治國的時代，不再是以前人治的社會。但是，中國法治還不健全，存在著大量的嚴重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如果說中國法制實踐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那么，我們法學研究主要是圍繞著實務法律人怎樣合理地、合法地適用法律解決糾紛的問題。要想使法律糾紛得到合理的解決，使法律的正義完全體現出來，讓人感覺到擁有法律就像擁有藝術那樣能給人以美和感動的體驗，使人們在這種體驗中感覺法律的親近，使人們能更自覺的遵守法律，那么，筆者就不能不提出使法律藝術化這個命題，并且，這個藝術化是通俗的藝術――并不像高雅藝術那樣只有少數派能夠懂得。以下將通過對藝術相關特征的論證，來說明法律藝術化的必要性，怎么使法律藝術化，及法律藝術化在解決中國法制實踐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將要起到怎樣的作用。
二、藝術的感染力
（一）藝術的定義
藝術，通常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認識。第一是從精神層面，把藝術看作是文化的一個領域或文化價值的一種形態。第二是從活動過程的層面來認識藝術，認為藝術就是藝術家的自我表現、創造活動，或對現實的模仿活動。第三是從活動結果層面，強調藝術的客觀存在。藝術活動是人們以直覺的、整體的方式把握客觀對象，并在此基礎上以象征性符號形式創造某種藝術形象的精神性實踐活動。它最終以藝術品的形式出現，既有藝術家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反映，也有藝術家本人的情感、理想和價值觀等主體性因素，是一種精神產品。
（二）藝術的屬性
藝術的審美價值，是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除審美價值外，藝術還具有認識功能，教育和陶冶功能，娛樂功能等。其中藝術的認識功能是人們通過藝術活動而認識自然、認識社會、認識歷史、了解人生，它不同于科學的認識功能。藝術的教育功能是人們通過藝術活動，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而潛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態度、價值觀念等的深刻變化，它不同于道德教育。藝術的娛樂觀念是人們通過藝術活動而滿足審美需要，獲得精神享受和審美愉悅，它不同于生理。藝術的感染力指藝術作品對鑒賞者的一種強烈的藝術魅力。藝術感染力在一定意義上是永久性的。藝術作品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藝術沖擊力和藝術感染力，足以超越時代、國度、民族的界限，而成為全人類所共同珍愛的寶貴精神財富。
三、法律的藝術化
（一）法律與藝術的聯系
法律與藝術都是以人為本、為人而存，是可以被藝術化的，法律的藝術化不僅不會削弱法律的權威和其規范性，反而會有助于法律人性化的實施，這更加符合和諧社會的精神。
這里有客觀和主觀方面的依據。從客觀性上說，根據法的客觀性要求，法的內容要正確反映它所調整的現實社會關系與社會秩序的狀況。法及其制度本身是客觀的，有自己獨立的品格，有自已的質與量、內容與形式、邏輯與規律，有自已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并非以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人的認識只能發現它、表述它，而不能發明它、創造它。從都具有客觀性的一面上來說，藝術和法律是具有相通的一面的。而法律和藝術的功能，一個是要人們遵守它，從而達到共處的和諧，一個是要人們感知它，從而達到精神和物質的和諧。
從主觀性上來說，法的主觀性則表明了法的人為性，人們在制定法與實施法的過程中，總是以某種法律意識為指導。法律意識滲透、體現、貫穿在法律現象的各個領域和方面。對于藝術來說，它是人們所創造并被人們所肯定的東西，藝術中必定含有藝術家們的主觀意識和希望。藝術作品中藝術家的主觀意識和希望就是藝術家想通過他的藝術要告知世人的東西，這種意識和希望是使人向善的東西，它能在無形中給人以感染力，使人獲得精神的食糧。所以從主觀性上來說，法律與藝術中都包含人們的意志，這種意識的想要達到的目的也有相通之處。
（二）法律藝術化
從上面的關于藝術與法律的說明中我們不難看出，法律與藝術是有相通之處的，法律的藝術化是可能的。現在筆者就從上面的“認識論上的三元論”角度來解決法律如何藝術化，以及如何用藝術化了的法律來解決中國當今法制面臨的問題。要使法律藝術化，首先要制定良法(廣義的良法是指對社會發展起積極或推進作用的法，從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具有真、善、美之品格的法。)，在制定法律的時候要認真的考查實際問題，使法律成為智慧，而不是少數人的意志的表達，也不是少數派短見的組合。從法是一套由國家專有的邏輯嚴謹的應然命題所組成的體系上來講，法就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誰能制定法就代表誰擁有實施法的權力，法律的藝術化就要求實施法律者具有藝術化的手段，要求法律的施用更有人性化。如果把法看作是實然的文化現象，具體的社會事實，并非國家所專有，側重于法的實在性研究，那么這時的法就和藝術有更近的聯系，從某種角度上說，這時的法就是藝術的一種形態，它們都是文化現象，都為人類更好的生存服務。
四、中國的未來法理學
法理學的未來，是法理學人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回首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法理學研究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們對于法的外部聯系――如法律與道德、法律與民主、法律與政策等等――研究比較多些。但對法律自身的特點和內部規律，如法的規范、法律體系、法的形式、法的特征、權利與義務、法的穩定性與變動性等等則研究得較少，或者研究得不夠深入。通過對法律與藝術的主客觀方面的認識，我認為法律應該成為通俗藝術，具有很強的感染力。中國未來法理學的發展方向也應該向著藝術化的方向發展，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來說，中國未來法理學藝術化的發展方向應該具備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它應當是開放型的法理學。它的開放性主要體現在它的思維方式上，中國未來的法理學應當有藝術家一樣的思維方式，不能拘泥與常規，也不能把自己封閉起來，它必須批判吸取其它法理學中一切有科學業價值的成果和各種合理的因素以豐富自己。
第二、它應當成為發展型的法理學。正如任何事物都處于不停息的運動中一樣，中國未來的法理學也應當不斷地發展，而不能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它應該與時俱進，藝術是沒有止境的，而法理學藝術化的發展方向一樣也是沒有止境的，它應該有藝術家一樣的要求絕對完美的追求。
第三、它應當成為指導型的法理學。藝術品的魅力不在于它有多少東西告訴你，而是見到它你能有多少東西告訴別人。法理學的指導性也是如此，一方面對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一切合理的東西，對于其它法學分支學科中一切正確的觀點，法理學應當從理論上做出論證與辯護；另一方面，對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一切不合理的東西，對于其它法學分支學科中一切不正確切的觀點，法理學也應當從理論上予以否定和糾正。
第四、它應當成為實踐型的法理學。藝術來源于生活，沒有生活也就沒有藝術，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實踐性也是的一個重要特征。法理學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擁有青春和強大的生命力。
總之，正如尼克松總統所說“讓我們在世界上建立一幢和平大廈，使弱者和強者享有一樣的安全――在這幢大廈中，每一個人都尊重他人在不同制度下生活的權利――在這幢大廈中，人們不是以武力而是以思想的力量來影響他人。”我們要建立這樣的和平大廈，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建設和諧社會。要建設和諧社會，只有實行法治，建設和諧的法制社會。要法治就必須有法理學的指導，只有法理學有了正確的發展方向，才能更好的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服務。而要確立正確的未來法理學的發展方向，只有向著藝術化的方向發展，這樣才能建設一個真正的和諧社會，每個人無論強者或者弱者都能享有一樣的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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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金釗 法理學的研究對象與范圍[J]1999.12
論文摘要：課程設置作為教育教學的前期準備工作，對整個教學過程意義重大。醫學院校衛生事業管理專業作為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的新興專業，課程設置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調整。隨著依法治國理念的不斷深入人心，法律課程在衛生事業管理本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顯，因此必須對醫學院校衛生事業管理專業課程結構和課程內容的設置等方面進行改革，以適應當前我國衛生管理體制改革的需要。
一、我國衛生事業管理教育發展概況
我國衛生事業管理教育初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為適應衛生事業現代科學管理的需要，在全國建立了7個衛生管理干部培訓中心和5個衛生管理干部學院。此后，全國各地職工醫學院和普通醫學院相繼建立了衛生管理院系，到20世紀80年代末，衛生管理教育機構已有33個。目前，基本上各醫學院校都設置了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總體上講，我國的衛生事業管理教育是從衛生管理干部培訓起步，發展到逐步開展成人學歷教育的衛生管理干部專修科，而后發展為從專科、本科到碩士、博士學位多個層次的學歷教育。
開展衛生事業管理學位教育，對于培養新型的衛生事業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社會的進步，衛生事業管理專業在課程設置上也不斷修正，以適應當前我國衛生管理體制改革的需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提出要實行“依法治國”，黨的十五大將“依法治國”確定為基本治國方略；199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第一次確立了“依法治國”原則；黨的十六大又提出要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而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隨著法治理念的不斷深入人心，設置法律課程有助于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和提高學生的能力。作為未來的衛生事業管理者，必須對國家的法律制度有全面的了解，增強法制觀念，這樣才能保證依法行政，保證衛生組織的經營方針、經營措施等合法、合規，因此法律課程在衛生事業管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顯。通過系統的法律教育，使學生由自發的、零散的法律心理上升為自覺的法律意識，為將來的依法管理、依法辦事奠定堅實的基礎。因此，如何在課程設置中將所開設的法律課程與學生畢業后所從事的職業有機結合，也成為本專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衛生事業管理專業法律課程設置及分析
課程設置是指一定學校選定的各類課程的設立和安排，主要規定課程類型和課程門類的設立及其在各年級的安排順序和學時分配，并簡要規定各類課程的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和學習要求。課程設置主要包括合理的課程內容和課程結構。課程設置是一定學校的培養目標在一定學校課程計劃中的集中表現，必須符合培養目標的要求。作為培養從事衛生事業管理的高級復合型人才的專業，在設置課程時，應有利于學生形成系統的知識體系。當前，很多學科的知識是互相交叉的，在課程設置時應刪除重復贅述的內容，不貪求容量多而要求內容實。唯有課程設置適當，才能為學生后天的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
筆者在對全國十幾所高校的衛生事業管理專業所開設的法律課程進行分析、比較后發現，目前該專業在法律課程設置上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1.法律課程所占課時較少，一般占總課時的7%～15%，只有極少數學校能達到20%，這就造成整體課程體系單薄、結構失衡。
2.法律課程內容單一，對法律基礎課重視不足。由于受總學時的限制，法律專業課程只開設了應用性的課程，相關基礎學科開設較少。此外，還存在基礎課缺位或大量基礎課被合并講授等現象。
3.課程結構設置包括課時安排、上課次序等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科學性，容易給學生的學習造成人為的障礙，不利于學生由易到難、由淺入深地學習、理解課程內容。比如，某高校將《公務員法》作為一門課程安排了36個學時，課時安排畸重，可以調整為18學時或者將《公務員法》調整為《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又如，有的學校將《經濟法》安排在《民法學》之前，顯然違背了法律學科的發展規律，無助于學生理解課程之間的淵源關系，容易使他們混淆各部門法在法律體系中的主次地位。一些高校將大量的法律課程同時安排在第三學年，但由于第三學年其他專業課的課程量也非常大，學生學習壓力大，而且同時開設幾門分量很重的法律課程，學生的接納能力也會受到影響。
三、衛生事業管理專業法律課程的重置
1．完善課程內容，加大法律基礎課程設置。除《憲法》外，加設《法理學》《行政法》《刑法》等基礎課程，共學習《法理學》《憲法》《民法學》《刑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經濟法》等8門課程。由于《經濟法》是一個綜合性比較強的部門法，建議在講授《經濟法》時重點講授《保險法》，以達到突出重點的目的。此外，可在第四學年將《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作為選修課納入學習范圍，這對此前所學的《民法學》《刑法》《民事訴訟法》《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是一個融合復習的過程。
2．增加必修課科目。目前很多高校選擇將法律課程作為限選課。限選課給了學生選課的自由，但也容易造成學生因主觀判斷能力較弱而在課程選擇上出現偏差，進而影響到知識結構的構建。本專業應將《民法學》《民事訴訟法》《刑法》《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列為必修課，以達到強制本專業學生學習構造法律基礎課程的目的。
3．調整課程結構設置。可將課程整體作出如下設定。第一學年第二學期：《憲法》（限選課，36學時）；第二學年第一學期：《法理學》（限選課，36學時），《民法學》（上）（必修課，36學時）；第二學年第二學期：《民法學》（下）（必修課，36學時），《民事訴訟法》（必修課，36學時），《刑法》（上）（必修課，36學時）；第三學年第一學期：《刑法》（下）（必修課，36學時），《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必修課，36學時）；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經濟法》（限選課，36學時），《衛生法》（必修課，36學時）；第四學年第一學期：《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選修課，18學時）。
這樣設置主要有以下優點：（1）適當安排各課程課時。在所選定的課程中，《民法學》《刑法》作為最重要的兩大部門法，所占課時均為72學時，學習時間為一年，學習的持續時間和課時數基本能滿足教學要求，且學生學習壓力不會很大。《憲法》《法理學》《民事訴訟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衛生法》分別占36學時，由于《憲法》《法理學》理論性較強，且開課時間靠前，學生初次接觸法律課程，所以需要用較長的時間來向學生灌輸法律思維和理念，為使教學達到“循序漸進、潛移默化”的效果，安排36學時。而《民事訴訟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衛生法》雖然內容較多，但由于此前已有《憲法》《法理學》《民法學》等課程作基礎，加上這幾門課程程序法較多，記憶內容多于理解內容，所以教學速度可以稍快，安排36學時。（2）調整開課時間及次序。本著“先基礎、后專門、厚基礎、寬口徑”的原則，遵守“循序漸進、逐層推進、構造金字塔形”法律框架的標準，從第一學年第二學期開始，依次學習《憲法》《法理學》《民法學》《民事訴訟法》《刑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經濟法》《衛生法》《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這樣有利于學生形成清晰的法律思維，構造科學的法理框架體系。而主要課程被均勻分配在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不會影響學生學習其他專業課以及消化吸收法律課程的能力。
四、結語
在當前依法治國的大形勢下，未來的衛生事業管理人才需要有扎實的法學基礎和廣泛的法律知識，這就對法律課程設置的系統化、綜合化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所以，在進行課程設置時應本著“短時、高效”的原則，在有限的課時里、有重點地選取部門法作為法律課程的內容，盡可能在數量有限的法律課程中擴大覆蓋面，達到基礎法和單行法兼顧、搭配合理的效果。在教學內容上，應時刻把握知識的新動向、新發展，使學生能在學習的過程中與現實社會緊密結合。此外，法律教師在選擇教材時也要注意優先選擇優秀教材，并可采用多媒體教學，使傳統教學方式與現代教學方式相結合。總之，要統籌安排課程設置的各個環節，這樣才能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燕山大學，河北 秦皇島 066000）
摘要：本文通過實證調研，發現農村地區法律服務的影響因素主要以當事人為主，原有因素如司法所等公權力層面影響因素逐漸勢微，現有理論無法解釋。本文將調研所得因素歸為法院、當事人、律師三個方面，以國家與社會二者關系作為切入點來分析各種因素的此消彼長。
關鍵詞 ：農村地區；法律服務變化；實證分析；三方主體
中圖分類號：D9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3-0082-04
法律服務是架構于“國家”與“社會”之上的“橋梁”，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角度來理解，民事爭議（本文主要針對的是民事糾紛，不適用于刑事案件）產生之后，可以通過以下兩種途徑解決，即民事訴訟和ADR。而民事訴訟復雜、精妙的程序設計以及專業性也決定了法律服務多產生于民事訴訟之中（近來雖有律師參與調節等趨勢，但其主業還是集中于訴訟），而廣義民事訴訟指國家裁判機關以其強制的方式解決利害關系人之間民事權益爭議的程序。由此可以看出國家權力藉由司法裁判介入到民事糾紛之中,而法律服務在其中起到“運輸帶”的作用，法律服務需受國家與社會的雙重影響，而這一影響主要是通過其三種參與主體實現的，即當事人、法院、律師。下面我們通過實踐中所得數據對于該分析框架進行檢驗。
一、實證分析
（一）調研地情況
我們先簡單了解一下調研地的大致情況，這可以作為后文數據分析的宏觀背景。該縣位于華北某省東北部，面積3309平方千米，53萬人（2006年）。該縣為重要林業縣和水果生產縣，林地面積1500平方千米，水果種植面積27000公頃，主要出產蘋果、梨、板栗等；鐵礦資源豐富，儲量達四億噸。
通過與當地人的接觸以及對于當地的觀察，除了表面上的數字外，我們對當地也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首先，該縣原為國家級貧困縣，但近年來由于鐵礦的開采，其經濟飛速發展，2012年年財政收入約18億，在當地已可算作前列；其次，當地山多，號稱“八山一水一分田”；再者，當地正處于經濟飛速發展期，在街道兩旁隨處可見很多在建的住宅區；最后，當地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不論是民間的貧富差距還是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都極度懸殊。
在當地我們選取了三個派出法庭作為調研對象，分別簡稱A、B、C派出法庭。我們先來看一下三個調研地的大致情況，A派出法庭所在鎮位于縣城西南17.5千米，面積約138.59平方千米，人口約5萬人左右，當地大理石開采業較為發達，有資料可查的2006年人均年收入約2100多元，其經濟水平在該縣大致居于中間水平；B派出法庭所在鎮位于城東74千米，面積261.46平方千米，人口約3萬人左右，當地礦產資源豐富，旅游業也較為發達，總體收入與A派出法庭所在鎮較為相近，但人均收入較A鎮高，經濟水平在該縣也屬于中等水平；C派出法庭所在鎮位于位于縣城城東38千米，面積224.5平方千米，人口約3萬人，由于當地資源較為貧乏，且距縣中心較遠，經濟水平相對落后。
下面，我們將A、B、C三個派出法庭進行橫向對比，探查不同地域的影響因素。
（二）三派出法庭橫向對比
2011年A派出法庭審結案件156件，其中有的案件103件，沒有的53件，訴訟率達66%（這一率在各地已經算較高者），其中原告單獨委托人的有39件，被告單獨委托的只有9件，雙方都委托的50件。
其中律師共出現70人次，法律服務工作者出現42人次，公民共出現22人次，但其中關系明確的只有19人次（以上包括一人有數名或雙方都有的情況）。
有的案件類型分布：離婚案件51件，買賣合同糾紛5件，民間借貸12件，侵害健康權7件，婚約財產6件，勞務合同糾紛4件，相鄰關系2件，財務糾紛6件，扶養費糾紛2件，運輸合同糾紛2件。其余還包括類似于排除妨害、非婚生子女撫養、撫恤金分割、生命權糾紛等案件，由于案件數量只有1件，不太具有代表性，這里就不再一一列舉。
在有的案件中，案件標的額最大為20萬，而無的案件中標的額最大為30萬。這可能與我們常識中案件標的額大才聘請律師相左，但經過仔細查閱案宗，我們發現許多大標的額案件其實事實認定十分清楚、簡單，而且證據非常充分，之所以經過訴訟程序主要是因為當事人故意拖欠或無力償還，并且之后在與法官的座談中也驗證了我們這一猜測。
在有的案件中，已判決結案的有45件，占43%，調節49件，占48%，撤訴9件，占9%；在無案件中，已判決結案的有33件，占62%，調節11件，占21%，撤訴9件，占16%。
同時，我們還統計了對于一般人來說較為關注的有案件與無案件的勝訴率，由于民事案件很難區分出哪一方是完全的勝訴方，所以我們采取相對優勢者即為勝訴方的原則，通過訴訟費的承擔以及對訴訟標的的分割和訴求的滿足來評判誰為相對優勢者，可能這一評判標準過于粗放，但該標準更能為一般群眾所接受。
在有的案件中，原告勝訴的案件為33件（此處包括原告單方聘請人和雙方都聘請人情況），占所有案件的32%，被告勝訴案件為10件（此處包括被告單方聘請和雙方都聘請人情況），占所有案件的10%，真正的原告單方聘請人且敗訴的只有兩個案件；而在無的案件中，原告勝訴案件為24件，占無案件的45%，而被告勝訴的一件也沒有。
在統計卷宗的同時，在A鎮我們進行了問卷調查，主要對象也是當地的居民，主要是就近隨機發放，有效問卷共計100份，其中年齡以50以上為主，占有效問卷44%，而30~40、40~50兩個年齡段人士共計只占34%，這和當地青壯年大部分外出打工也許不無關系；另外調研對象的學歷構成較為平均，小學占12%，初中占30%，高中（中專）占28%，大學（大專）占30%；而家庭年收入則較為集中，2萬以下及2萬~4萬占64%，而4~6萬只占20%，6萬以上占16%。在發生糾紛的解決途徑中，找熟人說和的占54%，高達一半；找村干部調節的占32%；而上法院打官司只占14%。對于打官司是否聘請律師，直接選擇是的占54%，選擇否的只占6%，而視官司重要性而定的占40%。對于律師的價位則較為集中，大部分人認為2000以下及2000~5000能接受，這一比例高達86%。而聘請律師的因素絕大部分人還是選擇視官司重要性而定。
通過我們在A派出法庭所得到的案卷數據不難發現，在有案件中數量最多的是離婚案件，這當然有離婚案件總體基數大的原因，但A派出法庭離婚案件共計68件，而有的就有51件，高達75%。另外，結合我們在當地所做的問卷調研可以發現，對于經濟成本的計算雖然也是影響因素之一，但并不是當事人決定聘請訴訟的首要因素。
我們再來看一下剩余兩個派出法庭的大致情況，B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89件，其中有訴訟的54件，沒有的35件，訴訟率60.67%,其中原告單獨委托人的有33件，被告單獨委托的只有3件，雙方都委托的18件。其中律師共出現46人次，法律服務工作者出現24人次，公民共出現7人次，其中關系明確的有7人次。
C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36件，其中有訴訟的15件，沒有的21件，訴訟率41.67%，其中原告單獨委托人的有8件，被告單獨委托的沒有，雙方都委托的7件。其中律師共出現10人次，法律服務工作者出現11人次（首次超越律師），公民共出現4人次，但其中關系明確的有2人次。
我們希望通過三個派出法庭的對比，能夠在較為廣闊的環境下凸顯出影響法律服務的較為宏觀因素，諸如各派出法庭的政策引導，不同地區的經濟差異等因素，這些因素也主要是通過作用于當事人、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法院三者，進而間接作用于法律服務。
為了更直觀地對比三者的差別，我們繪制了下表：
（三）對比分析
我們將三者的主要差別根據當事人、律師、法院三者角度簡單梳理下來：（1）三者率不同，A派出法庭最高，B派出法庭次之，C派出法庭最低；（2）三者主體中，A派出法庭律師出現比率68%，B派出法庭律師出現比率85%，而C派出法庭中律師出現比率首次低于法律服務工作者，并且公民數量中，關系不明確者占據了一半；（3）A派出法庭結案數量為156，B派出法庭結案數量為89，C派出法庭數量為36。
通過上述三者主要差別，結合我們在調研中所了解的三地情況，我們首先對于三個派出法庭結案數量差距較大作出分析。根據三地情況我們可以總結如下：（1）A鎮距縣中心最近，C次之，B距縣中心最遠；（2）A鎮人口最多，B、C兩地人口差距不大；（3）B鎮經濟發展水平最高，A鎮次之，但與B地差距不大，C鎮經濟水平最為落后。這三者我們將其抽象化為：“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人口因素、經濟因素。在這三者中最為占優勢的是A鎮，其次是B鎮，最后是C鎮，而其結案總數也是同樣的排名。
下面我們簡析一下三個因素的作用方式，通過A與B的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在經濟因素大致相近或處于劣勢，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因素即發揮作用，原因應是人口較多時糾紛數量也較多；而B與C相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在人口總量現差不多時，經濟因素即凸顯出來；而A與C對比則又凸顯出了經濟因素及人口因素。因此我們認為影響三個地區結案數量的因素主要是：經濟因素、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這三個因素也作為之后從各角度分析各項的宏觀因素。
經過對比我們發現，三地關于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主要不同即三者出現比率，在A、B兩地，律師出現人次都遠高于法律服務工作者，但在C地，法律服務工作者卻反超律師。我們還是以上文所總結出的三地的主要不同出發進行分析，首先仍是經濟因素，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相比其收費水平本就比較高，而C地居民人均收入也較A、B兩地少很多，經濟承受能力較差。通過這一對比，我們驗證了經濟能力作為影響當事人聘請法律服務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從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角度出發的影響因素，即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收費標準。
以上述三要素為分析框架，我們不難發現三地之中，A地率還是最高，刨除人口因素影響，我們不難發現“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在這里扮演重要角色。所謂“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即“在距離當事人并不遙遠的地方是否存在提供法律服務的主體或場所、有關的信息渠道或利用這種服務的途徑是否通暢等”，而據我們了解，當地主要法律服務提供場所即在縣城中心，即距縣中心的遠近也可理解為“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
除了以上三種因素外，我們在走訪A派出法庭時了解到，A派出法庭是當地基層法院強力塑造的模版，在我們完全走訪時感覺它就是一個縮小版的青龍縣法院，各種現代化設施一應俱全。該法庭庭長原是城關法庭的副庭長，在交談中我們能感覺到作為“業務尖子”（在法院的光榮榜上我們就看到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法律素養，當我們談及法律服務的影響因素后，他提出了在自己看來影響訴訟率的因素：（1）案件的難易程度；（2）當事人的經濟實力；（3）個人時間是否充裕；（4）律師收費；（5）關聯程度。對于這些因素我們認為具有很強的參考性，由此可見作為當地法院的“招牌”法庭。A派出法庭不論是硬件還是軟件，都得到了當地法院的充分支持。這點我們認為也與A的率高于B派出法庭具有很重要的影響，該因素我們認為可以抽象為來自法院的政策影響。
二、理論假設及檢驗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總結出了一系列影響法律服務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也大致支撐了本文所提出的三個影響主體，兩個宏觀層次中即“兩層三體”式理論構建。下面我們將使用其他已有調研成果的影響因素，看其是否可以適用“兩層三體”的理論歸類。這里我們主要采用王亞新教授在《農村法律服務實證研究(續)》中個案五中所提出的影響因素，在其分析討論對數據解讀中，他認為“當地農村的當事人提交給法庭通過訴訟來解決的糾紛中,那些主要涉及財產關系而非人身關系、標的金額較大、可能有當事人之間尖銳對立或法律上的勝負態勢比較清楚等因素而難以調解的案件,往往都利用了律師或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服務”。這一因素與我們之前調研的結果恰恰相反，但該因素也主要是從當事人角度出發，這體現了法律服務影響因素的多樣性；在之后的分析中，其認為“作為可能導致率下降的原因,首先可以考慮法庭在2004年初從縣城遷回其轄區內的中心鄉鎮是否起了某種作用。由于卷宗顯示充當人的絕大多數律師或法律工作者都居住在縣城,扶鎮又沒有提供法律服務的機構,法庭搬到鄉鎮上有可能意味著當事人尋求法律服務的不便或者城里的人到鎮上開庭等造成當事人費用支出的增加”。這一點與我們調研所得的“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不謀而合，也可以歸入到法院通過政策調整間接作用于當事人，最后作用于法律服務；而在分析當地訴訟率的影響因素諸如“法院審判方式調整”、“當地法律服務提供主體的市場競爭”等，都可以歸入到法院、律師等主體中，由此可見我們所提出的“兩層三體”理論構建在歸類及涵蓋面上是沒有問題的。
最后，我們可以根據已有的理論框架即“兩層三體”，構建一個民事糾紛由產生至影響法律服務整體過程的程序。該分析結構分為兩部分，即第一次分流和第二次分流，第一次分流即民事糾紛選擇進入訴訟程序還是ADR；第二次分流即民事糾紛是否選擇聘請法律服務，該階段是本篇文章重點討論問題，也是在理論假設中我們所提出框架的微調，通過該模型我們希望通過輸入一定影響因素，最后可得出當時法律服務的發展趨勢的分析框架，其簡單形式如下。
在第二次分流中，當事人對于是否購買法律服務具有決定性作用，而法院、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對其主要是影響作用。其影響作用包括直接影響作用和間接影響作用，直接影響作用可直接作用于法律服務，而間接影響作用則通過作用于當事人再最終作用于法律服務，我們可以將上圖再做調整，并作出分析預測。
以此為分析框架，我們認為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力量的不斷增強，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及當事人對于法律服務的直接影響越來越多，而政治國家則處于消極中立的狀態，其對于法律服務的直接影響將越來越少，而更多的可能通過影響當事人而間接影響法律服務。
參考文獻：
〔1〕王亞新.農村法律服務問題實證研究(一)[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3):3~34.
〔2〕唐鳴,陳榮卓.農村法律服務研究:已有的進路及可能的拓展[J].社會科學戰線,2007(3):222~225.
〔3〕王亞新,王贏.農村法律服務實證研究[J].清華法學,2008(5):55~79.
〔4〕王亞新,鄧軼.農村法律服務實證研究(續)[J]. 清華法學,2009(1):131~158.
質教育體系中的缺位。現階段我國既具有法學知識又具有創業知識的師資隊伍是非常匱乏的。很多教師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法學和創業教育，造成種種教育缺陷。由非法律工作者來講授創業法律課程會無形降低學科價值，而由不懂創業知識的法學教師講授創業法又涉及對某些問題難以理解，從而影響教育效果。另外，當前我國醫學院校的學生工作者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并不多見，由此使得大學生的創業、就業教育中缺乏潛在的法律教育因素。
二、大學生創業法律教育課程體系的構建
(1)創業法律意識類課程。
課程設置包括法理學、法律邏輯學、法律方法學等學科，旨在教育和引導大學生全面理解創業法律教育的內涵。創業法律教育的首要任務是要大力提倡創業法律意識，知法、守法，尊重交易規則。通過這些授課內容的設計，不斷教育和引導大學生全面理解創業法律教育的內涵，強化遵守交易規則、尊重交易習慣，并使之內化成一種人格、氣質和修養。
(2)創業法律知識類課程。
課程設置包括商事組織法、商事主體行為及其規制法、解決商事爭議的法律，旨在有針對性地、重點地傳授法律知識。如商事組織法，主要包括《個人獨資企業法》《合伙企業法》《公司法》等企業法。大學生創業的表現形式或載體一般為企業，按照出資人的責任形式不同可將企業分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制企業三類。教學的重點是比較三種企業的不同點，如出資人的責任形式、企業的設立條件、稅收負擔等方面，以便大學生在創業時能根據自身的情況選擇適合于自己的企業組織形式。商事行為法及其規制法方面，因企業創辦后要經營，經營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依法與其他商事主體進行商事交易活動的過程，必須對商事主體行為法、勞動及社會保障法、市場管理秩序法等有較全面的了解。主要包括《民法》《物權法》《合同法》等。創業過程中，糾紛和爭議不可避免，因此，必須對爭議的解決方法及其法律適用有基本的了解，進而能夠在企業運營過程中合理規避法律風險，提高解決糾紛的能力。這方面最核心的課程是訴訟法和仲裁法，其中訴訟法主要是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
(3)創業法律能力類課程。
課程設置包括企業法律實務、商法實務教程、法律談判等課程，旨在提高大學生創業過程中化解法律風險的能力。法律能力是大學生創業必須具備的能力之一，應該有針對性地開設一些實踐課程，并大力提倡采用多種形式的教學法，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實踐課。
三、結語
亞里士多德曾經將人類的知識分作三大類，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和技藝。所謂純粹理性，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大致是幾何、代數、邏輯之類可以精密研究的學科，如今似乎還應當包括某些（例如，傳統的物理、化學）而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學（例如，宇宙起源理論或生物進化理論）；而實踐理性則是人們在實際活動中作出選擇的方法，用來確定命題之真假、對錯和行為善良與否，如倫理學、政治學，此外還包括了另外一些科學技術學科；技藝則是指那些無法或幾乎無法用言辭傳達的，似乎只有通過實踐才可能把握的知識，有時甚至是只有某些具有特殊“天賦”的人才能獲得的。例如木匠的好手藝就無法通過教學來傳授，又如醫生對疾病的診斷的能力，這些幾乎毫無例外都必須通過實踐來自己把握，而且僅僅靠努力實踐也并不是總是能有所成就。事實上，在歷史上，這些行當幾乎都是以帶徒弟方式來傳承的。因此，“世代名醫”、“祖傳秘方”才為人們所重視；也因此，許多人會以此來行騙，當然也就有許多人會受騙。
這種分類如同任何分類一樣，當然有其不完美之處；但這是一個有用因此有影響的分類。當初劃歸為某類的一些學科如今也可能有了重大變化。例如，由于其他科學技術的發展，醫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或接近于成為科學，盡管是《最年輕的科學》（托馬斯·劉易斯的一本書名）；現代的機器生產至少在某些方面也早已令一個能工巧匠自嘆不如。但在我看來，這一切變化并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取消這種知識分類。必須注意的是，在這里不能將知識的分類和學科的分類混同起來。在亞里士多德時代，以致于康德的時代（他的著名的三大批判可以說是承續了亞里士多德的知識分類），知識的分類也許更多同學科的分類相聯系，似乎某個學科的知識就只有某一類知識（甚至20世紀的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對知識的分類上也仍然是這個傳統，所謂科學、神學和哲學的知識）。但是，嚴格說來，即使在歷史上，任何學科都或多或少地同時具有這三類知識。這一特點在當今時代也許尤為顯著，知識的分類與學科的分類已經是交叉了。例如在哲學這個傳統的純粹理性領域，由于馬克思、尼采、后期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杜威等人，早已不那么“純粹”了。即使是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的、因此也是比較“純粹理性”的）維特根斯坦在其名著《邏輯哲學論》的篇末就已經承認哲學中“有不可言說的”，因此要“保持沉默”。在工程技術中，一個重要的知識領域就是know-how.人們在各個學科中都似乎不約而同地開始重視《個人性知識》（波蘭尼），強調知識的彌散性（哈耶克），強調“無意識的知識”（波普爾），強調“無言之知”，強調“身體記憶的知識”，強調“習得的知識”，強調那種無法交流或交流起來不經濟的知識。[1]而在另外一些場合，這種難以清楚地以言詞或文字交流的知識則被用“傳統”這個極為含混的概念所替代了。在國外法學界，上世紀的使法學成為科學的夢也已經基本結束了，今天人們已日益承認法學更多是或主要一種“實踐理性”，[2]盡管法學家所用的“實踐理性”一詞在很大程度上也涵蓋了亞里士多德的“技藝”領域。
我的興趣當然并不在于如何使法學分類在現有的知識體制中位置更為恰當，盡管我曾在一次會議上同一位前輩學者就憲法學是否是憲法“科學”而叫過板。我更關心的是，假如法學不是一種純粹理性的知識，那么我們目前的法治建設、法學教育的總體思路和方法是否恰當有效，并因此應當有所調整？
二
近代中國在科學與民主的旗幟下，引進了西學，進行了空前的社會改造，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然而，絕大多數引進的西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科學”的旗幟下進行的。法學可以說就是其中之一。在這種引進中，法學不僅是作為一種具有真理性的普適性命題引進的，而且法學往往成為對這些命題的研究、解說和論證，成為一套具有強烈規范意義的原則或規則體系。這就使得法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純粹理性”的學說，強調其系統性、邏輯性。似乎掌握了這一套邏輯上、系統上“正確的”原理，頒布了一套又一套系統的規則，最多再訓練一批廉潔、循法的官員，法治的建立就指日可待。在法學教育上，同樣呈現出這種強烈的科學主義的、實際是唯理主義的傾向，特別注重對法律原則的分析，然后是對法條的解釋。所謂的普法教育，其基本假設也是人們之所以違法，之所以不利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就是因為人們不了解法律，或者說是“沒有法律的概念”，“法律意識不強”；法律教育和普法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們認識法律，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方才可以理解，為什么我國近代以來似乎總是首先強調立法，強調“有法可依”。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法理學”或“法哲學”一直是國家的重點學科，在我國各校幾乎都是名列第一的法學專業課。為什么即使是許多更為實用的部門法課程也都是以講授專業原理為主，例如刑法概論、民法總論以及經濟法概論；而許多帶有很大操作性的課程，例如法律文書、模擬法庭在各個法學院中都重視不夠，甚至根本不設。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社會對律師的要求，這種狀況有所改變，但是法學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觀。因此，翻開任何近年來的一本法學雜志，開篇的文章都是諸如“論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論社會主義法治”，“法治與精神文明”之類的文章（下一步估計將會大量出現的將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法治”之類的文字）；即使部門法研究的重頭文章，似乎也是“論罪刑法定”，“論誠信原則”等。
當然我并不反對立法是法治建設的重要方面；也不籠統地反對這種類型的、注重原理的法學研究（當然首先它們必須足以構成“法學”并且要有所“研究”）。我認為這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從前面所談及的知識分類來看，法學決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理性的、思辨的學科。它決不是只要從理論上講通了，實踐上就可以做、并可以做好的學科。法治作為一種社會的實踐，而不僅僅是法學家或法律家的實踐，其構成必定也同時需要這三種知識，思辨理性、實踐理性和技藝。法學是一門具有高度實踐性的學科，它并不只是一些普遍正確的命題所構成，而且需要大量的“實踐理性”，需要許多難以言說難以交流的知識。如果，我們將法治的形成僅僅寄托于法學，而將法學的發展僅僅寄托于那種可以言說、表述的法律理論或原則的發展，那么法治必定難以形成，同時法學的發展也必定是畸形的――一方面大量的法律得到頒布，號稱法學的著作大量出版，而另一面，社會的秩序沒有太多的改觀，在沒有國家強制的條件下，人們以實際行動體現出來的法治“觀念”沒有什么變化。
三
這種從思想入手，從觀念入手，從純粹理性入手的法治建設的進路至少是不完全的。就知識本身來說，不應當分等級，（分類并不意味分級別，盡管容易為分級別鋪路）；純粹理性并不能、至少不可能總是領導實踐理性，同樣也不可能總是領導技藝。這三者可能有關聯的一面，但區別是非常重大的，其所針對的問題，其有效領域都是不同的，盡管可能有所交叉。一個畢生因研究法律之定義而蜚聲學界的法理學家的研究成果可能完全不足以解決任何實際糾紛，而一個糾紛的解決甚至可以完全與抽象的法治概念無關。那種學科內知識的三六九等，如果不是一種對知識的誤解的話，我很懷疑，是不是一種知識霸權的產物。事實上，我感到，我國法律界和法學界確實相當輕視司法界的一些具體的知識，認為他們沒有理論，或者認為他們只是憑經驗辦事、思想落后甚至僵化，他們的知識在我們現有的以歐洲大陸法為基本模式的法律知識體制中幾乎沒有任何位置（在歐美國家中，也只有英美，由于司法主導的法律體制突現了法官和律師的知識[3]）。而另一方面，太多的法學院畢業生進入司法界或當律師之后，常常抱怨學校學的東西“沒什么用”。當然，這種抱怨不能過分當真。但至少應當引起我們警惕的是不要將法學或法律的知識僅僅歸結為可以形成文字、成為原則、成為命題的知識。 這種過分強調思辨的、純粹的、可言說的法律知識有時甚至也是荒唐的。比如說，普法教育的一個前提就是，許多違法者之違法是由于缺乏法律知識。這種情況，我相信肯定是有的，是真的，但不會是普遍的，而法律更多針對的是普遍性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從極其偶然有個別人不知法而將作惡多端的兒子處死“為民除害”的例子中得出一個普遍概括。并進而從“人的行動總是受思想指導”這一哲學命題推出普法是加強公民法治“意識”的有效措施的結論。只要我們掙開眼睛看一看，就會發現，社會中許多違法犯罪者并不是因為不了解法律或一般的社會規范，而是因為有其他種種利益或借口。國外的一些相當嚴格的實證研究發現，普通人與關在監獄中的罪犯對法律的了解（或不了解）程度基本相同，其差別不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有時甚至是后者對法律了解得更多。在社會生活中，如今甚至有不少人是事先了解法律之后再去違法，以試圖鉆法律的空子。而我們之所以不殺人防火，絕大多數人不是因為知道可能會受法律之懲罰，而是因為一種習慣、一種身體記憶的知識。相反，如果我對別人說，我半夜沒有搶某個擺攤的老頭是因為怕受到懲罰，別人一定會認為我“有病”。因此，將法治建設僅僅視為一個純粹理性的事業，一種傳統意義上、狹義上的“知識”的事業必定是不夠的。
四
福柯在其許多著作中都提到了現代社會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discipline，盡管他對此持強烈的批判態度。[4]這里暫且不論福柯的態度如何，僅僅就他所使用的這個英文詞來看，的確很有意味。Discipline既有學科的含義，也有紀律、訓練的含義。如果不是我枉加猜測的話，福柯就是力圖傳達這種雙重的含義：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僅僅是一種可以言說的知識，一套自恰、不矛盾的命題，一套可以演繹成篇的邏輯，而是一種話語的實踐，一種對參與者的訓練，這種話語實踐并不完全是邏輯的，這種話語實踐要在人的靈魂上打下其印記，要“溶化到血液里，落實在行動上”；它的真正力量不在于說服人，讓人們聽起來很有道理，而在于，你可能在邏輯上、文字上反對它，但在話語實踐上卻可能是它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最極端的例子，福柯指出的是，即使是一個被判決死刑但并不想死的人也并不都是被“拖下去斬了”，而或多或少地得自己走幾步（象征性地或實際地）才能走上絞架或煤氣室的。[5]這個例子，當然有點太嚴酷了，太刺激人了，似乎不是在談法治的理想。但這里面的道理卻是真實的，是不能不面對的。舉個不那么刺激人的例子，如果我事實上借了某某人1000元錢，賴帳不還；他到法院起訴，但沒有借條或其他證據；法院會以沒有證據為由判他敗訴。這在現代民事訴訟法法理上“天經地義”。但如果他不是在靈魂上而只是在理論上接受了這一天經地義，那么他就總會耿耿于懷，甚至會事后找幫子人來教訓我一頓――于是，理想的法治還是沒有落實。
如果承認法治作為一種社會的實踐性的事業，承認支持其運作的知識包括了本文大致指出的三種知識，那么，從這種知識的分類層面上看，我們也就可以看出目前法學界籠統討論的“法律移植”或“與國際接軌”在什么層面上是可能的，在什么層面上是不可能的，而不是泛泛地討論那些容易的問題：應當不應當或主張不主張移植的問題，或是從概念上探討“移植”的“本質含義”是什么。如果僅僅想表示一種態度，坦白地說，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都是太容易了。翻譯一些外國學者的理論著作、法典，這很容易；考察和模仿一下外國有關司法機構的設置和運作，也并不太難；如果要有整整一批真正在靈魂上而不只是在言說和文字上接受現代法治的法官和其他執法官員，在我看來，就不大可能通過移植來實現；至于“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使法治的話語實踐真正得以暢通，則與移植或接軌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關系。因此，如果中國的法治要想建立并成熟起來，中國的法學能擺脫“幼稚”之標簽，那么我們作為法學家就不僅應當重視純粹理性，而且應當重視實踐理性，重視法律技藝；并在可能情況下，將后兩種知識以恰當的方式轉化為可言說、可交流且交流起來經濟的知識。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這種知識品格之轉化并非不可能，不可能的只是這類知識的完全轉化。前面說到的醫學的變遷以及能工巧匠的衰落就是兩個明證。轉化的條件則是社會的變化，其他相關學科的發展，相關技術的發展。在法學上，這種例子也有。英美法官對法學（而不是法治）的一個最大貢獻就是將法官審判這個先前人們認為“幾乎無太多話可說”[6]的領域內生產的知識變成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交流、對話因此可供分享的知識，即所謂的“實踐理性”，盡管新的不可或難以言說的個人性知識還將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不斷產生。我想，只要人類在延續，這類知識的領域就永遠不會荒蕪。
參考文獻：
[1] 參見，汪丁丁在1995年第11、12期《讀書》的文章。
[2] 參見，波斯納，《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3] 參看，蘇力，“什么是法理學”，《中國書評》，1995年5期。
[4] 例如，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8.
[5] Michel Foucault，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Dangerous Individual’ in 19th-Century Legal Psychiatry”， trans. by Alain Baudot and Jane Couchma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vol. 1， p.2.
關鍵詞：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
我們生活在一個法治的社會，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設法治國家已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當代大學生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法律常識缺乏、法治觀念淡薄等問題仍存在。有鑒于此，加強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不容忽視，而且應當成為大學高等素質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重要環節，任重而道遠。
一、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現狀分析
（一）大學生法律常識缺乏，法律觀念模糊
當代大學生普遍重視專業課學習，而對其他課程不予重視。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大學生沒有足夠的法律知識作為基礎，法律水平也難以得到提高。在本校社團開展3.15消費者維權活動時，仍有部分同學不了解3.15到底是什么日子，這種法律基礎知識存在欠缺，更反映出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堪憂的現狀。并且現今信息更新換代周期短，在促進大學生應變、創新能力的同時，也導致了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養成快速閱讀的習慣，對某些生僻的用語往往停留于文字的表面意思。這就間接的導致了他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如大多數大學生分不清楚犯罪與違法的區別，認為違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違法。
（二）大學生對法律的重視度不高
由于中國“應試教育”的影響，致使當代大學生法律素質不高，他們所知道的法律知識，也僅限于課堂上老師的灌輸所得，也許還存在一些偏差。他們很少會積極主動地去學習法律法規，往往是“書到用時方恨少”，最終不利于大學生自身前途的發展，更影響到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以及社會的全面進步。
二、培養并提高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的重要性
（一）思維上能想
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系統，具有嚴格的結構和層次，通過培養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學習法律的邏輯思考方式，擴大視野，在掌握法律知識的同時，完善大學生自身思維方式，將理性與感性相結合，提升當代大學生整體思想境界與法律水平。
（二）實事上能認
當今世界新聞訊息傳播迅速，國家時事與人民群眾生活聯系緊密，大學生雖身處校園，但大學生的眼界并不能局限于校園內的事務，更應該關注時事新聞。通過培養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學習法律知識，避免因專業對認識事物的限制，辯證地認識和評價時事新聞、學習工作等事物，建立當代大學生對身邊事物系統的認識體系。
（三）現實中能防
現代社會，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法律正好是這兩者之間的橋梁。它規定人們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做什么，必須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并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這些權利和義務的實現，以此來確認、保護和發展對統治階級有利的社會關系與社會秩序。通過學習相關法律知識，避免實施違法犯罪行為。
三、培養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的措施及方法
（一）培養憲法觀念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任何法律都是以憲法為母體產生的，馬克思稱之為“法律的法律”。在現代大學生中，法制觀念偏低，對憲法的了解更是知之甚少，大多數人把對法律知識的學習擺在一個可有可無的地位，然而萬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學生應當通過認真學習法律知識，深刻把握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精神，從而樹立起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信仰，促進自身全面發展。
（二）改革課堂模式
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中，課堂教學模式平淡而無新意，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而非法學專業學生更是未能激起他們的學習興趣。所以要想提高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必須要改革現今課堂教學模式。
首先，要優化教師隊伍。法學專業教師不僅要有深厚的理論基礎，更要有一定的實踐經驗，具備比較系統的法律學科知識和較高的法律素質。其次，建設實踐性課堂。開設一些模擬法庭審判等法律活動的虛擬課堂，學生扮演，學生糾錯，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人。同時聯系相關法院，組織學生去感受真正的案件審理過程，感受法律的獨特魅力。
（三）加強學生認識
在2013年評比大學十大冷門專業中，法學占到第三位。在201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中，總共有11729個職位，而對報考考生專業存在限制的職位就有11645個。而在這11645個國考四大系統限制專業的職位中，法學類占2291個職位，將近占到總數的20%。由這些數據可以得出，法學專業是大學的十大冷門專業的說法是片面的。只有改變傳統觀念，才有可能提高人們對法律的關注。
據有關資料，28.49%的 大 學 生 表 示 愿 意 接 受 “ 法 制 教 育”，其中有11.34 %的人把自己最愿意接受的教育內容選定為“法制教育”；38.04%的大學生已明確意識到自己法律意識方面的不足，認為自己必須“積極學習法律知識”。但38.04%的比例仍是不夠的。因此在大學校園里，學校應多鼓勵學生自主舉辦校園法制文化活動，營造良好的校園法制文化氛圍。專題式法律知識講座、校園普法、法律知識答辯賽等活動，同時滿足不同專業學生的法律興趣。只有通過參與活動，才能將學生們所學到的法律知識轉化為法律意識，提高當代大學生法律文化水平，避免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
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始終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在經濟文明、政治文明快速發展的新時期，法治文明也在逐步發展。當代大學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骨干力量，將當代大學生培養成為學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社會主義青年，是大學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標。然而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現狀，反映出現代高等教育的不足，通過社會、學校、學生自身，全面培養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擴大法律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力，從而為全面構建中國法治社會打好基礎，推動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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