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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金融體系的一些缺陷也顯現出來了，投資渠道較窄與充實的民間資本堆積的矛盾凸顯。特別是目前商業銀行的經營愈發呈現集約趨勢，中小微企業融資艱難，資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導致民間借貸近年來獲得了飛速的發展。
【關鍵詞】民間借貸 法律地位 監管體系
一、民間借貸的法律定義及特點
（一）民間借貸的法律定義
對于民間借貸的定義，從現有文獻上來看，學術界還沒有形成統一界說，外國學者大多是從與常規金融相對的角度來闡釋民間借貸的含義，其判斷標準為是不是在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部門的規范之中，或者金融活動是不是屬于正規金融體系。
筆者比較贊同張書清的觀點，他認為民間借貸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界定：第一，交易人基本上是那些不能從官方金融機構籌得資金的自然人或組織；其次，交易對象是非標準化合同性的金融工具；再次，民間金融一般不像正式的金融中介一樣擁有規范的機構和固定的經營場所；最后，民間金融一般處在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范圍之外，因此，民間借貸是指相對于正規金融而言，在金融體系中沒有受到國家信用控制和監管當局監管的金融交易活動，包括非正規金融中介和非正規的金融市場。
二、我國民間借貸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未形成完整的民間借貸法律法規體系
我國與民間借貸有關的法令條文比較零散，民間借貸法律體系還沒有系統建立起來，在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眾多快速發展的中小企業主沒有相關法律可以適用，而且現存的零散法律法規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 6日下發的《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第4條：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人民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要嚴格適用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同時注意把握國家經濟政策精神，努力做到依法公正與妥善合理的有機統一。該條只是表明要嚴格適用已有的相關規定，要求審理民間借貸案件也要以國家政策為指導，并沒有具體指導意義。
（二）民間借貸主體不明
民間借貸不再像傳統上主要是居民之間的借貸行為，已逐步演變成私營業主、個體工商戶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借貸行為。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關于企業相互借貸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的約定利息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裁決問題的解答》規定：“對企業相互借貸的出借方或者名為聯營、實為借貸的出資方尚未取得的約定利息，人民法院依法向借款方收繳。”這一司法解釋說明最高院不承認企業之間借款。而我國《合同法》第196條規定：“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眾多快速發展的中小企業主沒有相關法律可以適用，而且現存的零散法律法規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
三、我國民間借貸的規制建議
（一）從法律上合理定位民間借貸
要從法律上合理定位民間借貸。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等相關司法解釋于某種程度上承認民間借貸地位的合法性。由央行起草的《放貸人條例》草案已提交國務院法制辦，《放貸人條例》重在保障有資金者的放貸權利，體現了國家對私人財產使用權的保障，通過國家法律使民間借貸光明正大地擁有穩固正當的地位，使其陽光化，并能對無序的民間借貸市場進行規制，同時也能開放信貸市場資源，將資金資源根據進行合理配置，而不至于被銀行全部壟斷。2014年11月22日，《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獲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正式表決通過，這是中國第一部民間借貸的地方法律，是民間借貸規范化、陽光化、法制化的重大突破，并且能極大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二）明確我國民間借貸主體的資格與權利義務
1.立法確立我國民間借貸主體雙方的資格
我國現有法律有關民間借貸主體的內容矛盾重重，因此在立法中要解決哪些自然人和組織可以作為民間借貸的主體，即成為民間資金的出借人和借款人需要具有怎樣的資格。我國目前已經普遍認可將公民作為民間借貸的主體，但是對是否承認其他組織參與民間借貸的相關規定卻不甚清楚。
2.確立民間借貸主體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
借款人往往被視為弱者，而出借人的權利保護往往被忽略了，所以在民間借貸法律關系中，應該要重視對貸款人權利的保護。在民間借貸案件中不能先入為主地認為出借人就是強者，這樣主觀的觀念會將出借人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應該以平等、客觀的態度對待借貸雙方。筆者認為，出借人的權利主要有：出借之前要求借款人如實告知其真實情況的權利；出借之后可了解借款如何使用；若借貸人逾期不歸還，放款人立即地運用相應的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三）明確行政干預的適用
民間借貸的不規范性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使本來一種有益的經濟活動由其本身或伴隨產生了一定的破壞作用。但是，如果對民間借貸實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就可以很大程度地減少這種破壞，使之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目前應該對民間借貸市場必要的行政干預措施，將其置于監督管理之下。對民間借貸的管理應注重預防，而不是將重點放在違法行為之后懲治之上。對于民間借貸中有利于我經濟發展的部分給予支持和鼓勵，并指導其想健康方向發展；而對那些擾亂正常金融秩序的非法民間借貸機構活動則必須堅決取締，嚴格控制，防治發生風險。我國應該通過法律法規，以公序良俗原則為指導，明確對民間借貸進行用途規范，堅決取締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借貸行為，有效維護金融市場秩序。
綜上所述，只有先建立并完善民間借貸的相關立法，確立其法律地位，對其進行嚴格規范，使之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才能實現民間借貸的合法化、陽光化，從根本上防范民間借貸活動中的風險，進而對民間金融市場積極陽光地發展產生有利影響。
參考文獻：
[1]張靜.中國金融前沿問題研究（2006）[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
[2]張慶亮.中國農村民營金融發展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
【關鍵詞】民間金融，法律監管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的騰飛，我國的金融業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其中被視為非正規金融形式的民間金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是關于民間金融的法律監管問題越來越受到了人們的關注，成為了學術界和實踐領域討論的熱門話題。
一、民間金融法律監管現狀
多年以來，我國政府一直視非正規民間金融為“非法”，通常將“取締”作為處理民間金融的主要手段。但是歷經多番事件之后，民間金融非但沒有被徹底根除，反而發展迅猛，表現出了驚人的生命力。由于民間金融游離于我國正規的金融監管體系之外，、缺乏相應的法律支持，最主要的是無法可依。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的批復》等司法解釋中只涉及民間借貸且十分簡單；而諸如《商業銀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以及《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專業性法律法規競沒有關于民間金融的專門條款。目前僅有《金融機構管理規定》和《非法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可以作為監管民間金融的法律依據，但不成體系且法律效力比較低。由此可見，我國無論是在監管立法上還是在具體執行手段上都存在嚴重的缺陷，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我國民間金融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二、民間金融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民間金融非法的地位
迄今為止，民間金融還未在法律曾面上獲得相應的認可也沒有相應的定義解釋。學術界通常將民間金融分為兩類，一類是非正規的民間自發的融資形式，另一類是完全非法的融資形式。前者是對我國主體金融一種有效額補充，后者則對經濟危害較大應予取締，文中指的主要是是前者。民間金融的這種非法身份有三種不良影響：其一，使其往往在經濟整頓中成為犧牲品，即便不是完全非法的也會被取締；其二，民眾由于擔心其法律地位而不愿通過其進行理財行為，限制了民間金融的進一步擴大；其三，無法可依造成監管真空，不利于金融監管。所以應當早日把民間金融納入法律規范之中，意義重大。
（二）現有相關法律法規落后
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如1998年國務院實施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即“兩非”取締辦法）、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整頓亂集資、亂批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實施方案》具有較強的時代背景，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其核心思想已經無法指導今天的實際情況，非但沒有促進其健康發展反而阻礙了其前進的步伐。比如“凡未經相關部門依法批準”從事各類金融業務活動的機構和其相關活動，都被認為是非法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這類業務基本上都沒相關部門的批準，這就模糊了正常的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之間的關系而混為一談。
（三）監管主體缺位
民間金融作為非正規金融，理論上雖不在國家的監管范圍之內，但是它確實真是存在并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這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須受到國家的調控和監管，任其發展則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損害。受民間金融相關法律空白落后的影響，對其的監管主體的身份一直以來都沒有明確的規定。所以企業在社會上的“集資”行為出于無人監督、無人過問的狀態，只有出問題了相關部門才會出面處理，但那時大錯已經鑄成，后悔晚矣。所以監管主體缺位確實是民間金融監管的一大問題，必須重視。
三、完善民間金融法律監管的途徑
（一）確立民間金融合法身份
確立民間金融合法身份是實現對民間金融監管的首要條件。首先使民間金融行為主體合法化，根據民間融資的特點，制定相應的行業標準和行為準則，這樣一來既能起到對它的指導、約束作用又能夠在一定能夠程度上實現對它的保護和監督。再者，可以鼓勵民間金融以參資入股的形式加入正規的金融機構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銀行，或者根據自身實力組建農村合作銀行或農村商業銀行等。這樣一來，既能使民間金融機構心無旁礙的開展業務，又能實現監管部門對其有效地監管。
（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國務院在2005年頒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民間金融組織，但僅有這一法規是遠遠不夠的，當前我們需要的是專門的法律來指導監管民間融資機構的種種行為。比如我們應當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民間融資法》，其作用有三：一、可以明確民間金融機構的合法地位；二、為解決利益糾紛提供法律依據；三、可以明確合法融資行為與非法融資行為的界限。立法是法治的前提，是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三）明確監管主體，加強監管
在有了法律依據、明確了民間金融機構合法身份之后，要想實現良性的監管就要明確監管主體，加強監管。首先，要明確監管的主體機構，可以通過成立行業協會、組建專門的監管部門來實現。地方政府根據自身的條件可以參考銀監會或者央行的相關文件，也可以由銀監會或央行直接成立相關部門進行監管。其次，在制定監管細則的時候一定要充分考慮民間金融的特性及類別，實行有針對性的監管，不能一概而論。
綜上所述，民間金融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確實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滿足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彌補了我國正規金融體系的不足，所以必須加以保護。但是每年發生的由民間金融引起的各種案件也提醒我們必須加強對其的監管。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民間金融實現健康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民間借貸；成因；問題；對策
一、民間借貸成因分析
1、缺乏正式金融支持是民間借貸產生的根本原因
由于國有商業銀行收縮縣域金融業務、中小企業財務制度不健全、社會擔保體系發展滯后等因素疊加，中小企業難以從國有商業銀行獲得足夠資金支持。據全國工商聯的調查，規模以下的小企業90%、微小企業95%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借貸關系，正規金融資源配置功能不足和信用制度的缺失，為民間借貸發展提供了可能。
2、低利率和投資渠道有限是民間借貸興起的潛在動力
近年來，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持續增長，城鄉居民普遍資金富余，但現有投資渠道狹窄，銀行存款利率較低，甚至處于嚴重負利率狀態。為求資金保值增值，2005-2007年，大量銀行資金轉向股市，導致股市從998點上漲到2007年的6124點，2008年以來大量資金撤離股市轉投房地產，大家把購買房產作為保值增值和獲利的主要投資途徑。房地產受到嚴厲調控后，資金開始轉向民間借款。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結果顯示，當年全國民間融資規模達9500億元；2011年，中信證券研究報告認為，中國民間借貸市場總規模超過4萬億元，約為銀行表內貸款規模的10%～20%。
3、手續簡便、方式靈活是民間借貸繁榮的重要原因
民間借貸的主體一般為親友和關系緊密的客戶，操作起來手續比較簡便。民營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和農戶資金需求的季節性、風險性使正規金融機構或不能及時滿足、或因風險難以控制望而卻步，而民間借貸的手續簡便、方式靈活正好填補了正規金融的“真空”。
4、特殊的隱性擔保機制是民間借貸活躍的外在保障
民間借貸感情投資成份較多，一般遵循“不熟不借”的規則，借貸成本低，信息較對稱。違約者往往會被親友、社交熟人圈所排斥和懲罰，因而大多數借款都能夠及時還本付息，形成了民間借貸的一種隱性擔保機制。
二、民間借貸存在的問題
1、缺乏法律保護和監管缺位，容易引發民事糾紛，影響社會安定
首先，民間借貸通常具有較高的利息收入，這種“高利誘惑”往往能積聚大量社會資金，也匯集了較高的信用風險，容易演變成“非法集資”。這些年，由于勞動力價格和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人民幣匯率不斷提高，加上國家緊縮的貨幣政策，企業要從銀行獲得貸款難上加難，無奈之下被迫轉向民間借貸，進一步推高了民間借貸利率，推大了民間借貸的規模。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檢測數據，鄂爾多斯的民間借貸利率一般在月息3%，最高可達4%～5%。
其次，民間借貸容易引發資金惡性循環。民間借貸方便、快捷，是解決資金短缺的有效手段。但在解決資金需求者當務之急的同時，如果資金借入者生產經營出現問題，難以按時清償債務，又以民間借貸方式借入資金、償還舊債，便會大大增加借入者的資金成本，影響其信譽，引起借貸雙方的債務糾紛。同時如果民間借貸與銀行信貸相結合，容易讓銀行誤解企業的資金狀況，從而做出錯誤決策。例如銀行貸款到期，企業以民間借貸籌集資金歸還銀行貸款，同時在短期內又申請新的貸款歸還民間借貸資金。這讓銀行控制貸款企業“借新還舊”的規定成為一紙空文，企業在拆東墻補西墻的過程中，一旦經營失誤，就會陷入資金惡性循環之中。
第三，風險隱患較大，影響社會穩定。總的來說，民間融資的操作程序和手續尚過于原始、簡單，表現在：借貸憑據不夠健全，法律效力不足，大多數企業和個人進行融資活動時，沒有相應的抵押擔保，僅憑雙方的信用程度和私人關系等；民間借貸涉及人員廣泛，且多發生于社會基層，一旦發生欠債不還，容易發生暴力收款行為，民間近年來還出現了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追債公司。從現實來看，民間借貸資金不排除一部分用于炒房或者流入大宗商品以及礦山等。假如經濟環境發生變化，出現房價、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那這部分民間高利貸很可能會發生危機。2011年，溫州老板跑路、企業關閉或停產的事件已達140多起，而一個老板出逃可能有數十個民間借貸者在哭泣。
2、民間借貸多為短期行為，不利于企業及地方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其一，民間借貸立足借貸雙方的個人關系，一般只用于彌補短期的資金缺口，資金供給和使用依附于短期的經濟關系，對于長期的市場變化缺乏預測，多為短期行為。市場的波動以及經營中的未曾預計的種種因素的出現，都會影響借貸關系的順利完結。在資金需求方，借款人可能只考慮彌補當前資金缺口、度過難關，對于資金按時還本付息并沒有作妥善安排。在資金供應方，貸款人出于人情關系、資金收益等考慮借出資金，而沒有將借款人的債務償還能力充分考慮。由于借貸雙方均為短期行為、缺乏長期的計劃，資金鏈可能隨時斷裂，不利于企業自身與地方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其二，利率偏高，加重企業經營負擔。據報道，2011年全國各地民間借貸利率普遍在年利20%～30%，最高已超過100%，高出央行規定的基準貸款利率3～8倍。企業高息負債后，財務支出進一步增大，雖然一時解了燃眉之急，但市場銷售不佳、自身經營存在問題等因素均會導致企業難以支付到期債務，往往通過吸收新的高息本金來償還到期的高息負債，拆東墻補西墻，如此惡性循環會嚴重影響企業健康發展。
其三，進一步打擊實體經濟。借貸利率不斷高企，增加企業融資成本，當企業發現經營實業無利可賺時，會加速資金從實體經濟的抽逃速度；民間借貸如果演化為純粹的資金炒作，不僅會造成產業“空心化”，還會帶來資金的熱錢化和資產的泡沫化。一位溫州企業主有1000多名員工，一年辛苦下來利潤不足百萬元，而他妻子在上海投資了10套房產，8年間獲利超過3000萬元。千人工廠比不上一人炒房，這樣的例子在以傳統制造業為主的浙江省不在少數。以至當地流傳“一流企業去放貸，二流企業做房產，三流企業做市場，末流企業做實業”。
3、民間借貸資金分散，監測難度大，一定程度上影響宏觀調控效果
一是資金“脫媒”，影響宏觀調控政策的落實。民間借貸資金分散，借貸行為隱秘，數據來源不一，即使作為權威機構的人民銀行也只能抽樣調查，不能準確掌握民間借貸規模、區域分布、流動特點等。民間融資活動未納入政府統計范疇，可能影響政府對宏觀經濟和區域經濟運行的準確判斷，造成決策偏差。大量民間資金游離于銀行體系之外從事借貸，使信用總量隱性放大，干擾央行對信用規模和資金總量的監控。
二是弱化產業結構調整等政策的調控力度。民間借貸行為不受國家產業政策制約，容易導致部分資金流入國家限制發展的行業、企業，有悖于結構調整的初衷，從而弱化產業結構調整等政策的調控力度。據監測，民間借貸資金約有50%投入工業制造業和房地產開發項目，其中部分涉及到國家限制的小水電、小造紙、小水泥等高污染、高能耗項目。
三是影響國家貨幣政策實施。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價格由國家確定，而民間借貸的利率是雙方自發商定，兩種定價方法存在天然矛盾。
三、引導民間借貸健康發展的對策
1、加快民間借貸法規制度建設
在當前形勢下，通過民間借貸是眾多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中小企業生存的途徑。所以，對民間借貸不能一棍子打死，而是應當盡快制定出臺民間借貸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民間借貸的合法地位，讓民間借貸在陽光下運作，規范、有序。
民間借貸具有制度層面的合法性。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法律法規構筑了民間借貸合法存在與發展的法律基礎和制度環境。在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前提下，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之間有自由借貸的權利。只要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民間借貸關系都受法律保護。如果違約，可以協商，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的途徑解決。
民間借貸長期以來受到歧視，近年來雖有所改變，仍不是很徹底。民間借貸中借貸雙方行為規范、債權債務關系的界定、口頭協議糾紛、高息集資行為、“高利貸”中的高額利潤等問題都需要專門的民間借貸法規去解決。從國際經驗看，隨著現代金融業的發展，無論是發達國家(地區)還是發展中國家，在銀行業金融機構之外，基本上都允許放債人(money lenders)進行專業的放債活動，同時制定專門的法律對放債人的放債行為予以規范。所以，國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適合國情的《民間借貸法》，從法律上明確界定民間借貸的形式和運行方式，在制度設計上為民間借貸雙方構建法律保障。
2、加強民間借貸的監督和管理
民間借貸主管部門要建立科學監測體系，跟蹤民間借貸變化，及時發現有關風險，為決策提供參考。應立足民間借貸市場，積極搭建一個透明、快捷、誠信、高效、安全的民間借貸網絡信息平臺，引導借款人和放款人通過參與該平臺交流借貸供求信息、達成資金交易。以此一方面降低私人投資者和創業者的信息搜尋成本和逆向選擇，促進民間金融市場借貸活動健康發展；另一方面也可推進民間借貸地下運作走向地上，增強民間借貸陽光化、規范化程度，便利政府監管部門的信息獲取并采取動態的針對性風險管控措施，促進民間借貸的安全化。
對于民間借貸，應區別對待、分類管理：一是對合理、合法的民間借貸予以保護。應爭取試點允許個人注冊從事放貸業務，以利于小企業和自然人通過正常的司法途徑，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借助合法的金融工具，加快資金周轉，逐步將民間金融納入正規化的監管范圍，使其在促進小企業多元化、多渠道融資方面更多地發揮出積極作用。二是對投資咨詢公司、擔保公司等機構的借貸活動，各地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要依法加強監督和引導。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發展非正式金融的做法，為克服民間借貸市場無組織性和分散性的特點，積極探索建立會員制或在工商部門注冊、產權明晰、獨立從事活動的金融咨詢服務中介機構。三是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非法集資、高利轉貸、金融傳銷、洗錢、暴力催收導致的人身傷害等違法犯罪行為，公安、司法部門應當依據相關法律法規予以嚴厲打擊和懲治。
3、疏通中小企業融資“瓶頸”
民間借貸在活躍地方經濟的同時，反映了銀行金融服務的不足。例如：中小企業融資難、民營個體經濟難以享有充分的信貸服務、欠發達地區銀行信貸壓縮、信貸程序繁瑣等問題。要構建多層次的信貸融資體系，建立面向中小企業的政策性銀行和社區銀行及小額信貸公司，在國家高新區借鑒村鎮銀行的模式，大力發展社區科技銀行，鼓勵大型商業銀行創新信貸模式增強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合理引導和規范民間信貸及社會游資，多疏少堵，推進市場化改革，通過發展小金融機構讓民間借貸資金“陽光化”，防止錢流“堰塞湖”。
各級政府要積極培育征信市場，規范中小企業經營行為，引導中小企業轉變信用觀念，建立內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業財務信息的可信度，為銀行信用評級創造條件；金融機構要對符合貸款要求的中小企業簡化貸款手續，盡量滿足有市場、有效益、守信用的中小企業合理信貸需求。
4、提高法律和金融風險防范意識
民間借貸必須簽訂書面借貸合同，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利息約定要合法；民間借貸利息超過國家基準利率4倍以上即成高利貸，不受國家法律保護，要搞清楚正當的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集資詐騙的區分，防范觸犯刑事法律；注意輿論導向，對民間借貸的潛在風險進行必要提示，使社會公眾清醒認識到高收益潛藏的高風險，防止發生民間借貸高利貸化傾向引發風險事件。
參考文獻：
[1] 周德文.警惕民間借貸風險暴發[N].中國經濟時報.2011-9-5
關鍵詞：民間融資；合法化；制度保障；社會自治組織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經濟及金融市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而缺乏政府監管和扶持的民營企業更是如履薄冰，為走出困境，許多民營企業家不得不通過民間融資的方式來解決資金難題。這種"冒險"方式盡管拯救了一些企業脫離破產危機，但卻在收緊銀根、"點殺過熱"的調控背景下，最終在監管風暴中落水，而有更多的中小企業最終淹沒在金融危機的洪流之下。對于民間融資，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并未統一，不論是規制還是保護，都沒有明確的適用依據，公法與私法交替適用，沒有整體性的規制，那么，是尊重私法自治還是加強公法管制，亦或者在私法自治與公法管制之間是否可以找到新的突破點呢？
一、民間融資概念界定
關于民間融資的具體含義，各種文獻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也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和清晰的界定。具體根據其特征可以從以下方面來理解民間融資：民間融資是為了滿足企業的發展需求或者個人資金需要，來源于民間個人或者企業等非正規金融市場，沒有法律明確規定對其的監管等的內生于經濟發展的資金融通活動。也有將之稱為體制外金融、非正式金融、民間金融、草根金融等。〔1〕這里所講的民間融資與洗錢、資金和外匯黑市交易、高利貸等被稱為"地下黑經濟"、"黑色金融"的非法經濟行為有著本質的區別。對于民間融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數），超過此限度的利息不受保護。"
二、民間融資的積極效應
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與愛德華?肖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進行分析后，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論，麥金農認為金融體制和經濟發展之間是相互推動和相互制約的關系，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表現為相互制約的關系。一方面，由于金融體制落后和缺乏效率，束縛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經濟的呆滯又限制了資金的積累，制約了金融的發展，從而形成相互"促退"的惡性循環。造成這種惡性循環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當局實行過分干預和管制的錯誤政策，即"金融抑制"。〔2〕我認為民間融資行為在我國有著久遠的歷史和深厚的社會基礎，即使政府的金融管制發揮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使其愈演愈烈，但事實證明，在許多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國家和地區仍然存在大量的民間融資活動，這說明它同時也是多元市場主體優化選擇的結果，有著正規體制內金融所無可比擬的優勢與作用。
1．信息優勢。民間融資在收集中小企業的"軟信息"方面具有優勢，搜集與加工信息的成本較低。它是一種跨時間、空間和主體的資源配置活動，履約的可靠性高，能夠克服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違約風險和可能的資金損失，約了協調和監控的成本，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
2．交易成本優勢。民間融資機構本身小巧靈活，操作簡便，手續簡單，信息充分、對稱，運轉效率高，對參與者的各方面要求不高，合同或協議內容簡單、實用，執行也相對簡便，基于地緣與人緣優勢，監督還款與與催收以及糾紛解決也相對簡便，有其自身獨特的風險控制機制，因而是有效率的，交易成本相對較低。
3．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資金是企業生存與發展之源，在資本資源極度稀缺的今天，依靠現行的市場配置功能被動地獲取資源，已無法滿足自身的需要。綜觀世界，各國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著"融資難"問題。在我國，由于目前信貸市場的歧視性政策，非公有制經濟幾乎得不到正規金融的支持，發展深受資金瓶頸制約。有了民間融資，相當一部分資金流入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為其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3〕也有益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
4．促進正規金融的發展。與正規金融相比，民間融資運作效率更高，交易方式更為簡便，手續更簡潔，信息也更加對稱充分，交易成本更低，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如果民間融資形成一定規模，必定會使正規金融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沖擊，帶來不可避免的競爭，也會促使正規金融在競爭壓力下轉變經營理念與運作效率，彌補不足，從而會間接促進正規金融的發展。
三、當前民間融資的制度缺陷
（一）相關法律法規不成體系
如前所述，目前關于民間融資的法律法規較少，并且較為分散，沒有專門規范民間融資法律關系的法律法規，各地經濟發展目標和發展狀況不同，遵循的規范和原則也不同，出臺的相關政策更是不同。在各地政策不相同，相關規定不統一，法律法規不成體系的情況下，現實中司法與執法機關更是依據不同的法律規范行使職權，很難從總體上對民間融資加以規制和引導。
（二）法律制度滯后于經濟發展
民間融資是一種對資金資源的市場化配置行為，為我國經濟發展作出了長遠的貢獻，但是由于制度變革的滯后和國家壟斷金融資源下的歧視性政策以及觀念意識的束縛，造成了相關法律制度的缺失。到目前為止，我國對民間融資行為的規制多依靠政策引導和行政命令，而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易變和過于原則又導致市場主體對從事相關民間融資活動沒有穩定的預期，反過來會進一步加大風險，形成相互"促退"的惡性循環。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壟斷和不當干預以及過度抑制。〔4〕金融制度的設計就是以國有金融為主的制度安排，不論民間融資是否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和需求，都會受到排擠和限制，因而民間融資的外部制度供給很弱。即使其合法化已是必然趨勢，相關制度仍然落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合法民間融資與其他非法行為界限不清
依據我國現行相關制度，合法的民間融資與"非法經營"、"非法集資"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之間并沒有清楚的界限。《刑法》第176條規定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但沒有明確界定什么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也沒有更進一步的相關司法解釋。司法實踐中一些法院則根據國務院頒布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來判定和處理個案,這不僅違反了"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刑法基本原則,也容易導致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適用擴大化，有可能把一些《刑法》沒有規定為犯罪的合法民間借貸行為刑事犯罪化。〔5〕在立法和相關政策法規混亂不成體系的情況下，罪與非罪沒有著明確、清晰的界限，許多模糊地帶就更加難以界定和區分。沒有確定的制度預期，就會增加市場主體的交易成本，也不利于民間融資的進一步發展，更不利于非法資金活動的打擊和取締。并且也會使執法部門和經濟管理機關難以找到統一的客觀標準或者對自身的角色定位錯誤，不論怎樣，都不利于金融市場發展。
（四）監管不到位
在維護金融資源安全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對金融市場和信貸資金流通過程中的監管。在目前，對國有商業銀行的監管體系已經形成并在完善中，但是對于民間融資等非正規金融的監管還是沒有到位，具體體現在相關制度和法規的缺失，監管者缺位及監管態度的非理性嚴格。盡管在2005年國務院就規定，由銀監會負責非法集資的認定、查處和取締及相關的組織協調工作，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工商總局、證監會、保監會等有關部門及非法集資行為發生地的地方政府，密切配合銀監會開展相關工作。但是，《中國人民銀行法》和《銀行業監督管理法》都沒有明確規定相關的監管職能，造成執法監管主體的缺位。進而缺乏對民間融資行為的審批和監管制度，使得民間融資實際上處于無人監管的境遇。〔6〕
四、完善途徑--從私法自治與公法管制尋求突破口
（一）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首先，應當深入研究民間融資法律關系，完善和充實法律規定，從主體資格、權利義務、法律責任、監管等多方面入手，逐漸形成規范化、體系化的民間融資法律制度體系，以盡快適應經濟發展的制度需要，使民間融資行為有法可依，市場主體有合理制度預期，經濟管理機關明確各自的角色定位，從而促進民間融資的創新和發展。
其次，應當盡快改變目前法律法規混亂和不協調的局面，統一對民間融資行為的規制，明確罪與非罪的界限。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應該取消非法集資的說法。在經濟刑法理論上發展出的"禁止超量原則"，其含義是對于經濟越軌行為，只有當其社會危害性達到極其嚴重的程度，才能將其作為犯罪來規定；要準確地把握"犯罪量"，不能因簡單的秩序維護目的而擴大打擊面。〔7〕還要取消經濟死刑，這樣才能鼓勵市場主體積極參與經濟活動。
（二）完善監管體系
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首先要明確監管主體及監管職責。其次，要審慎地逐步構建民間融資機構的市場準入制度，對資金來源進行嚴格把關，爭取從源頭上加強監控。再次，要不斷完善監管手段，盡快實現從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依靠法律手段轉變，充分運用經濟法的綜合性調整手段，從內部審計開始，然后建立外部風險預警和風險轉移機制，由內向外進行全面監管。使金融監管部門準確掌握資金流動信息，改變不對稱的信息狀況，有效展開金融方面的宏觀調控，促進金融市場良性發展。
（三）引入競爭機制
我國民間融資一直處于地下發展階段難以獲得合法性承認并且發展困難、緩慢，都是源于我國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政府主導下形成的國家壟斷金融信貸資源，對公有經濟特別是對國有經濟的大力支持和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歧視性政策。從理論上講，完整的金融體系應當是包容性的，普遍惠及于人類各階層群體的。更何況人們今天已經尋找到既能服務于弱勢群體，又能商業化運作和達到可持續發展的實現雙贏局面的金融服務途徑。〔8〕
民間融資具有著正規金融不可比擬的優勢，是正規金融有益補充，如果一味地由銀行壟斷信貸融資，銀行就沒有發展和改革的動力，就會在自我滿足中逐漸熄滅市場主體的投資和儲蓄熱情。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必然要實現對金融市場開放的承諾，同大量涌入的外資和民間融資展開公平的競爭。因此，有必要對民間融資機構和個人實行市場準入制度，降低門檻，改善投資環境，引入有效的競爭機制，創造公平的市場化競爭環境。
（四）借助社會自治組織的力量
隨著市場經濟關系的彌散與擴張，市場主體的聯系與合作關系加深，市場主體間的私權秩序維護也顯得尤為重要。社會自治組織融合了政府干預與市場主體自治，公法管制與私法自治的優點和價值，在面對民間金融問題時，與其在尊重私法自治與實行公法管制之間搖擺不定，不如在兩者之間尋求突破點，開辟新的路徑，經濟法的社會價值本位與政策導向性、綜合性調整手段正契合了這種新的調制需求。諸如溫州煙具協會這樣的社會自治組織等的發展與作用發揮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借鑒，鑒于民間融資的潛在缺陷，不妨借助社會自治組織的力量，建立一個緩沖帶，實現監督與信息溝通，降低交易和風險防范成本，保障民間融資良性發展，促進金融體制改革與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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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吳志攀．經濟法學家（2005）〔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關鍵詞:民間融資;利率;監管;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2.6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7-4392(2010)04-0069-02
一、樣本選取情況
此次跟蹤調查采取抽樣與問卷相結合的方式。共在10市選取中小企業4000家,其中工業、商業、農副產品加工業和其他企業各1000家,所選中小企業規模相對較大,生產經營正常,財務管理規范,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共向自然人發放調查問卷30000份,其中個體工商戶、城鎮居民和農牧區居民各10000份,收回有效問卷28845份,有效率96.15%。
二、民間融資總體情況及特點
(一)有民間融資行為的中小企業和居民占比逐期上升
2006、2007、2008年以及2009年上半年和第3季度,10市樣本中小企業有民間融資行為的分別占樣本總數的71.6%、79.9%、88.7%、95.1%和95.8%;有民間融資行為的自然人分別占樣本總數的52.9%、57.3%、73.2%、83.1%和84.1%,均呈逐期上升趨勢。
(二)融資規模和占比繼續增長
2006、2007、2008年以及2009年上半年和第3季度,10市樣本中小企業月均民間融資額分別為11.8、12.5、18.9、25和26.1億元;月均民間融資額分別占同期月均融資總額的59.12%、57.9%、67.1%、69.8%和71.3%,規模和占比均呈不斷增長態勢。同期,10市樣本自然人月均民間融資額分別為1.4、1.6、2、2.6和2.6億元;月均民間融資額分別占同期月均融資總額的54.34%、58.37%、62.8%、64.8%和65.1%,規模和占比均呈不斷增長態勢。
(三)民間融資利率總體呈上升趨勢
2006年上半年和2009年第3季度,10市中小企業民間融資加權平均利率分別為13.79%和29.17%,期間上升15.38個百分點;自然人民間融資加權平均利率分別為12.66%和26.01%,期間上升13.35個百分點,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利率最高點出現在2008年下半年,中小企業和自然人民間融資加權平均利率分別為32.8%和27.91%;2009年以來,受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影響,民間融資加權平均利率較2008年下半年有所下降,但仍處高位。
(四)民間融資渠道繼續呈現多樣化
2009年第3季度,樣本中小企業通過內部集資、向關系企業借款、向社會民眾融資、向中介組織融資及其他方式融入資金分別占融資總額的26%、10.5%、34.8%、21.7%和7.0%;同期,自然人通過向典當行借款、向合會等民間組織借款、向個人借款及其他方式融入資金分別占融資總額的11.7%、7.3%、46.1%和34.9%,融資渠道呈現多樣化。
(五)融資用途仍以生產經營為主
2006、2007、2008年以及2009年上半年和第3季度,10市樣本中小企業用于生產經營融入資金分別占其民間融資總額的63.6%、64.1%、65.3%、67%和67.3%;自然人用于生產經營融入資金分別占其民間融資總額的73.8%、76.1%、77%、78.1%和78.9%,融入的資金多用于生產經營。
(六)企業及自然人的融資風險意識進一步增強
2009年第3季度,86.5%的中小企業和62.6%的自然人以書面合同形式進行民間融資,分別較2008年同期上升6.3和12.2個百分點;97.9%的中小企業和94.5%的自然人在融資時選擇提供保證人或財產擔保,分別較2008年同期上升2.8和9.9個百分點。
三、需關注的主要問題
(一)民間融資的合規性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民間借貸的法律地位模糊不清,相關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使其難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如2009年上半年,樣本中小企業民間融資最高利率45%,樣本自然人民間融資最高利率36%,分別是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8.47倍和6.78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其已明顯超出規定標準,難以受到法律保護,而目前國家已放開對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上限管理,民間借貸利率不超過基準利率4倍的規定已與利率市場化改革不相適應。司法部《關于辦理民間借貸合同公證的意見》規定:民間借貸合同經公證機關公證后,借款人到期不償還(包含利息)時,公證處可以根據出借人的申請,出具強制執行公證書,由出借人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等。但上述規定多為原則性規定,缺乏操作性,對民間融資利率、期限、用途、風險補償、協議方式等界定隨意性較大,實用性不強。
(二)對民間融資缺乏有效監督管理
由于立法、監管滯后,民間金融長期游離于國家金融監管體系之外,處于無序發展狀態,經營管理極不規范。目前,對民間融資無一家機構主動實施監督管理,人民銀行雖對其實施定期監測,但因缺乏監督手段,難以對其放款總量、風險隱患等做出準確評估和判斷,加之民間融資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一般情況下融資雙方均不愿公開自己的融資行為,使相關部門難以獲取全面、真實的統計信息,也難以實施有效監管。
(三)民間融資缺乏有效風險保障機制
民間融資資金供給方可獲得遠超出銀行儲蓄收益的盈利,但因缺乏有效的風險保障機制,也潛存較大風險,一旦債務人的生產經營或生活發生不利變故,資金供給方將是風險的主要承載者。如2006年,山西蒲縣一焦化廠向26戶居民借入300萬元,用于生產周轉,但因該企業屬于重污染企業,于2007年3月被地方政府強行關閉,導致300萬元民間借貸無法償還。此外,民間投資在高利潤的驅動下投機性較強,跟風現象普遍,易造成投資結構不合理。如2006年,當地無煤資源的山西永和縣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內就注冊成立了8家洗煤廠,當地居民競相投資,融資總額達1000萬元以上,但半年后洗煤廠紛紛停產、關閉,80%的融資人蒙受損失。
(四)對正常金融秩序造成一定沖擊
一是民間借貸的高利誘惑分流了銀行業機構的存款,增加了其組織資金的難度。二是擠占了中小金融機構的信貸市場,搶走其部分客戶。三是不利于銀行業機構清收不良資產。借款人在還款困難時,大多優先歸還民間借貸,而對銀行貸款則采取拖欠手段,甚至將風險轉嫁給金融機構。此外,一些民間融資進入國家限制發展的行業,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效果。如山西陵川縣近年取締的39家冶煉企業,多靠民間融資發展起來。
四、對策建議
(一)加快法制建設步伐,確立民間借貸的合法地位,有效強化監管
加快制定出臺《放債人條例》等相關法律制度,明確民間融資的合法地位,為其構筑合法的活動平臺;從法律層面明確民間融資的監管主體、監管責任及監管方式,消除監管盲區,有效化解民間融資風險;修改《擔保法》、《貸款通則》等法律法規,完善民間借貸主體和市場退出制度,進一步發揮民間融資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二)加強對民間融資的監測和引導
加強對民間融資的監測,盡快建立“系統監測、科學評估、打擊違法、規范發展”的監測系統,定期采集有關數據,重點監測民間資金規模、來源、投向、利率、風險狀況等,準確把握其發展趨勢,研究分析對宏觀和微觀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為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提供依據。同時,適時出臺民間融資投資指引,引導其以國家產業政策為導向,合理規劃資金投向,為國家鼓勵發展的行業提供資金補充。
一、中小企業融資面臨的法律障礙
（一）非法集資定性不明確，中小企業融資空間被擠壓
近年來，重大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屢屢發生，并且出現了爭議比較大的案件，如“孫大午非法集資案”。由于法律對非法集資定義不明確，導致中小企業融資面臨很大的法律風險。集資往往涉及社會公眾，法律出于對公眾利益保護的衡量，需要對集資活動進行規制，才有界定非法集資活動的必要。由于2011年1月之前我國法律對非法集資界定的模糊，導致對非法集資案打擊不力，并且對中小企業的融資的環境也造成了消極影響。
2011年1月4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界定非法集資，是指“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的行為”。這個概念和1996年非法集資的定義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未經有關機關批準”改成了“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非法集資具有以下四個特征：一是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二是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三是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四是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這個界定突出了非法集資的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和社會性。其別突出了非法性――“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是一個概括性的，缺乏具體可操作性的規定，需要進一步完善、明確相關法律規定。
（二）民間融資缺乏合法的空間
所謂民間金融，泛指個體、家庭、企業之間，通過官方正式金融體系之外的途徑進行金融交易活動的行為，包括民間借貸、民間互助會、地下錢莊、地下投資公司等。按照活動性質可分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灰色金融一般是指合理不合法，但對社會有益的活動，它們為現行法律所不容，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間；黑色金融是指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對社會有害的金融活動，為現行法律所禁止，甚至構成犯罪。民間金融良莠不齊，資本的逐利性導致其追求高利潤的欲望高漲，再加上監管制度的缺失，致使中小企業通過民間金融獲取資金蘊含著巨大的風險。
（三）企業之間的資金拆借缺少明確合法的依據
企業資金拆借是指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資金拆借。由于我國現行金融體制過度強調國家對資本的控制，造成了國有金融機構對資金借貸活動的絕對壟斷地位。除《合同法》第200條例外允許自然人之間的借貸活動外，我國法律制度基本上嚴禁企業間的借貸活動。中國人民銀行《貸款通則》第61條規定：“企業之間不得違反國家規定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融資業務。”。一般認為，此條規定是企業間資金借貸適用的依據。但是，它是否可以作為此類合同無效的法律依據，尚存在較大的爭議。依照《合同法》第52條第4項的規定，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無效。但是，企業之間的資金借貸是否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了呢？顯然沒有，非要找出損害了誰的利益的話，企業之間的資金借貸不過是在國有金融機構對資金的絕對控制的銅墻鐵壁上鑿了一個洞。依照《合同法》第52條第5項的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貸款通則》作為部門規章，顯然既不屬于法律又不屬于行政法規，因此不能作為認定企業間資金拆借無效的法律依據。
《公司法》第149條第三項“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三）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將公司資金借貸給他人……”。依此條規定可以推斷出：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遵守該規定時是可以將公司資金借貸給他人的。“他人”在沒有其他相反解釋的前提下，一般應解釋為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組織。由此可見，企業間的資金拆借又不是必然無效的，甚至可以將此規定認為是允許公司間資金借貸的法律依據。但是，目前還沒有企業之間的資金拆借明確的法律依據，導致司法實踐的混亂。
（四）企業股權融資面臨很大的風險
1、證券定義過窄阻礙了中小企業融資形式的創新
《證券法》第2條第一款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股票、公司債券和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的發行和交易，適用本法”。該條對證券的定義和1998年《證券法》并無太大不同，仍然堅持了對證券的狹窄界定。迄今為止，國務院沒有對其他類型的證券做出過認定。因此，目前《證券法》中證券只有股票和公司債券兩類。對證券的狹窄定義限制了市場的證券品種和市場層次，也限制了交易的多樣性和相關性。更重要的問題是，由于大量的非法集資活動不會直接采用股票或者公司債券的形式籌集資金，無法被認定為證券而適用《證券法》，由此導致對非法集資活動的處理只能采用間接融資的模式，直接予以取締，無論該集資安排是否合理、投資者是否愿意。
2、直接融資門檻過高，中小企業可望不可及
現階段我國在股票發行上還是實行核準制和規模控制相結合的審核制度。這種規模控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造成股市的供需矛盾和市場價位的不合理，使得符合條件但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仍然無法順利上市。在總體融資規模有限的情況下，再考慮到上市成本、監督效果和市場操縱等因素，應該說對于多數中小企業來說，直接融資短時間內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五）債權債務式融資存在眾多障礙
中小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融資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困難。首先，發行債券條件過高。為了保障債權投資人的權益，我國《公司法》和《證券法》對公司發行債券規定了嚴厲的實體條件和程序條件。以2006年為例，據統計，新批準的企業債券的發債主體，絕大多數屬于中央或地方一級政府批準設立的國有獨資企業，一小部分為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國有性質的發債企業則僅有山東南山集團所屬集體所有制一家。由此可見，所有制性質和企業規模均不占優勢的廣大中小企業幾乎不可能通過發行企業債券獲得中長期資金。其次，對債券投資者的保護法規缺位。債券投資是一種低回報、低風險的投資。然而，一旦發生債券發行主體無法償清債務而導致破產，債券投資者將本息全無。再次，債券流通市場法制不完善。對于投資者來說，企業債券有無流動性是其投資時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目前我國企業債券流動性不強。一方面上市流通的企業債券數量不多，另一方面即使上市流通，交易也并不活躍。
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法律對策
（一）進一步界定非法集資的含義
非法集資定義中的“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是一個概括性的，缺乏具體可操作性的規定，需要進一步完善、明確相關法律規定，形成一個系統、協調的界定非法集資的規范體系。值得注意的是，《解釋》規定：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能夠及時清退所吸收資金，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的，不作為犯罪處理。這意味著，只要集資者能夠證明所集資金主要用于生產經營活動，就可能免于刑事處罰。這雖然對“非法集資”在一定程度上解了綁，但是未能從根本上解決非法集資的定性問題。
（二）對民間金融加強監管并加以疏導
首先要使灰色金融規范化、公開化、機構化、組織化，使得這一部分民間金融能夠在政府的監督下，在法律的約束下公開、規范、有序的發展，防止民間借貸滑向黑色金融。再次要制定區分民間融資與非法集資的具體標準和可操作的法律法規，把民間融資與非法集資嚴格區分，建立一個較為寬松的法律框架和政策環境，給予民間金融合法的發展空間，鼓勵、支持合法融資，依法打擊非法集資。
（三）明確企業之間資金拆借的法律依據
從以往的司法實踐來看，人民法院傾向于將企業之間的借貸合同視為無效。但是，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企業間的資金拆借行為是否有效，目前雖然沒有法律予以明確規定，但以法理和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趨勢來看，認定企業間的資金拆借有效更為合理。從促進資金流通效率來看，我國立法應當承認公司的借貸能力，明確法律規定，允許公司將富裕資金拆借給他人，促進資金的高效率流轉。
（四）完善股權融資法律制度
首先要適當擴大證券的種類。為促進資金利用效率，我國可以在加強金融監管基礎上，對金融產品進行必要的創新，擴大證券種類，為中小企業的融資提供更多的途徑。其次是降低發行股票的門檻，大力發展二板市場，實現中小企業希望通過進入二板市場融資的夢想。
（五）完善債權法律制度
首先要降低發行債券條件，淡化發行債券的所有制性質和規模條件，調整評價中小企業發行債券的標準。其次是建立對債券投資者的保護制度，鼓勵投資者的投資熱情。再次是完善債券流通法律制度，使債券融資的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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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2P對中國信貸市場的影響
1．積極作用。(1)彌補傳統信貸市場空缺，提高信貸效率。一些缺乏有效擔保和抵押，且對貸款產品的需求金額小、高度個性化的借款者通常不被傳統金融機構所接納。(2)新型投資方式。由于中國長期存在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存款人有強烈的動機尋求更高的資金回報率。P2P借貸平臺的年化收益率高達8%～20%，為投資者提供更高收益，在房地產和股市等持續低迷時較受投資者青睞。(3)加速利率市場化。我國利率由政府管制，但在一些P2P平臺上，利率則由借貸雙方根據雙方信用等情況自行決定，這對我國的利率控制是一次不小的沖擊，可能加速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4)有利于征信體系整合。國外信用體系完善，個人信用賬戶中有詳細的借貸記錄和個人信用分數，完全透明公開，節約交易時間，降低交易風險。P2P的出現有利于我國征信體系的融合統一。
2．風險。(1)平臺操作風險。目前大部分網貸平臺承擔墊付責任，單筆交易的的風險可能導致平臺的經營風險。同時各公司為擴大規模，在規模導向的短期目標驅使下，可能忽視風險控制，過于激進。(2)信用風險。P2P網貸平臺業務是一種無抵押、無擔保、純信用模式，主要面對小微客戶的小額貸款服務。(3)法律監管風險。P2P行業引入時間短，并未形成明確的準入門檻以及行業標準，關于該行業的法律更處于空白，造成監管無依據、無標準。從而帶來相應風險，如洗錢風險、非法集資風險等。(4)侵犯隱私風險。在P2P平臺上，借貸雙方為提高交易成功率，通常被鼓勵較多個人信息，從而導致個人隱私易暴露，被他人利用。
三．建議與措施
1．加快制定相關法律，加強監管。由于P2P屬于金融創新并于近些年加速發展，我國在該方面的法律、監管均處于空白，缺乏行業規范和約束，導致一些非法集資、惡意騙資、隱私暴露等一系列惡性事件出現。因此，只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監管力度，才能使得P2P行業逐漸走向正軌。
2．加強行業自律。2012年12月20日，國內首家網絡信貸服務業企業聯盟在上海成立，但尚未形成全國統一的、正規的行業協會，而P2P業務性質卻是全國性的。這種自律行為應當發展起來，逐步形成P2P行業自律，協調監督行業行為，減少不規范行為的發生，促進行業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民間融資 中小企業 法律規范 機制創新
一、浙江民間融資現狀
民營經濟發達是浙江經濟的一大特色，浙江的民營經濟增加值從2006年得9899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9840億元，5年時間翻了一番。民營經濟增長值占GDP的比重在61%-62.2%之間，上交稅收占全部稅收收入的45%。到2011年底，全省民營企業的戶均注冊資本達到了近300萬元。2004年初，浙江的上市民企是48家，2011年，浙江民企上市公司達到了近200家。8年來，作為浙江市場經濟最活躍的市場主體，民營經濟蓬勃成長。
在活躍的民營經濟環境下，中小企業民間融資借貸比例較高。由于傳統銀行對小企業定義標準高，宏觀調控下銀行普遍提高了申請貸款的要求，因此小企業從銀行融資成本較高，有調查顯示，浙江小企業以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等傳統金融機構為融資渠道的占20%，而通過民間借貸和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等達到了57%左右。
二、民間融資的利與弊
（一）民間融資的積極影響
浙江民間借貸的存在主要原因可以總結為：由于正規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服務的限制條件較多，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因無法提供擔保或抵押物而難以獲得貸款；民營、個體經濟發展快，中小企業資金需求具有“急、頻、少、高”的特點，而民間借貸組織恰好適應了這種需求特點：浙江民營經濟發達，民間閑置資金較多，為民間借貸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保證。
在我國，正規金融機構主要是為國有經濟提供服務的，其資金主要流向國有企業。雖然正規金融機構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在近年來也不斷提高，但是與對公有制經濟的支持相比仍然不足。而民間借貸主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民間經濟服務，其資金主要流向民間中小企業、個體戶和農戶。由于很多民間中小企業、個體戶和農戶難以從正規金融部門獲得生產和發展所需資金，只能轉而求助于民間借貸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民間借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其與正規借貸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互補關系
民間借貸相對于正規借貸具有靈活性、簡便性、快速性等優勢。簡單的說，民間借款是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協議借款，沒有一些銀行內部條條框框的限制，只要雙方認可就可以，流程簡便，手續辦理也比較簡單，這就是民間借款最大的魅力所在。此外，民間借貸的利率市場化程度較高，能夠更好地引導資金流向，滿足借貸雙方的需求。民間借貸對于正規借貸的這些優勢，都會對正規借貸無形中就形成壓力，隨著民間借貸市場份額的不斷增加，兩者在市場上的競爭將會日益激烈。
（二）民間融資消極影響
在宏觀政策從緊、國際經濟波動、通貨膨脹明顯等壓力下，中小企業由于效益低、風險高以及企業的誠信度低，因而很多銀行不愿給中小企業貸款或者給予很小的貸款額度。企業要發展，資金是不可或缺的“血液”。溫州企業只好把融資目光轉向民間，通過借助民間“融資聯保”抵押貸款、相互擔保、高利貸款等手段獲得流動資金，也逐漸構建了一個極其復雜的資金網絡，融資杠桿被放大，如果其中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引發連鎖反應。
我國缺少對民間融資的專門立法，其法律責任的認定都是依據其他相關法律來裁定，不能滿足規范和引導民間融資健康發展的迫切需要。作為民間金融制度環境的核心一民間金融的管制是在十余年的金融市場發育過程中，在國家力量與民間力量的博弈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體現著一種行政管理為主線，刑罰為輔佐的基本結構。這種結構管制模式，具有強烈的管制“管制”而非“引導”的色彩，束縛了經濟主體自主融資的手腳。由于法律界定的模糊，市場主體很難區別合法與非法，很容易將混淆中小企業民間融資與非法融資。
三、民間融資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民間融資熱的原因
促使中小企業向民間金融組織融資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從正規金融渠道來看，傳統金融機構傾向于將資金投向于大型企業，而對中小企業信貸投放條件較為嚴格。
其次，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不順暢，我國《公司法》關于公司上市、股權融資等的規定不利于中小企業上市直接融資。
再者，比較前兩種融資方式，民間融資有獨特的優勢。一是靈活便捷，能滿足企業多樣化的融資需求；二是其不需要抵押擔保，對中小企業貸款門檻低；三是民間資本規模龐大能滿足資金借貸需求。
（二）民間融資產生資金鏈斷裂的原因
關于民間融資的現實困境，原因有如下四方面
1.民間融資的合法地位不明確
目前我國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明確民間借貸的合法地位。由于民間融資游離于正規金融之外，它存在著交易隱蔽、風險不易掌控、金融犯罪等問題。
2.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局限性
民間資本投資的渠道有很強的局限性。首先，投資主體對渠道認識較少，很多事通過親朋好友介紹成交；其次，傳統的金融機構對民間資本的進入有諸多限制；再者，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國家壟斷的金融體制，使得民間融資渠道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性。
3.防范信用風險能力低
民間融資不像傳統銀行貸款，它不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核程序且不需要擔保，多為信用貸款方式。因此，民間金融在吸引中小企業融資的同時，一旦發生市場波動或企業經營問題，就會引發信用風險，構成社會不安定因素。
4.缺乏政府統一監管
由于民間金融游離于正規金融體系之外，并沒有明確的監管部門。而民間金融的隱蔽性、不規范性、自發形成性等特點使得，一旦發生違法行為，案件審理和執行并不能有效進行。
四、民間融資的改進建議
（一）加快以市場準入和退出為基礎的機制創新
一是確立民間融資市場的準入制度。采取綜合性的法律法規措施，建立一個組織機構多元化、市場體系多層次的民間融資市場。借鑒國外放貸法律的相關做法，允許民商事法律主體進入民間融資市場。有條件地放開民間資本在“只貸不存”的金融機構的市場進入門檻，對于民間借貸組織根據實際情況設置合適的準入條件，從最低注冊資本、職員任職條件、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予以設定。對于融資租賃和私募基金公司，則通過修訂《公司法》等相關法律設定明確的核準條件，引導其規范發展。
二是構建多層次的市場退出機制。對于民間融資的退出，應根據不同的類型分別適用相應的破產機制。如對于民間中介借貸、融資租賃和私募基金的破產應當適用與正式金融機構相似的法律規定，而對于企業法人和自然人的破產要適用與美國破產法中相類似的自然人破產制度。還有存款保險制度的施行也有助于減少金融風險帶來的損失。有關法律法規應當明確符合法定條件成立的民間金融組織，要按照一定比例向存款保險機構交納保費，在這些金融組織出現危機或破產清算時，存款保險機構通過提供貸款、緊急資金援助、賠償保險金等方式，保證銀行的清償能力，保護存款人利益
（二）構建地方性多元金融組織機構
第一，針對現有的農村融資機構進行改革。在村鎮銀行方面，放開其銀行發起人限制，同時擴大村鎮銀行的營業網點和業務范圍，實行是適當的優惠政策以吸引企業客戶和吸收個人客戶，提高對村鎮銀行支農再貸款的額度，逐步允許其發行和買賣金融債券，給予稅收優惠等。在農村資金互助社方面，首先要提高從業人員基本素質，加大培訓力度和普及金融業務知識；其次要嚴格控制農村資金互助社的運營范圍，不得跨區開展業務，也不得在同一區域重復設立分部；再者應擴大互助社資金來源，促進商業銀行、信用社與農村資金互助社的合作，增加其利潤來源。
第二，改革小額貸款公司融資規模的制度規定，可以嘗試對一些經營成果好、壞賬低的小額貸款公司提升融資規模，對其進行規范、監管和引導。
中小企業使用民間借貸這一融資方式帶來的各類風險問題已經引發了各方重視，各國各地區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等均實施了風險管理手段。本文從設立的相關法規、機構體系，開展的相關活動和現階段使用的技術方法方面對中小企業民間借貸風險管理的現狀進行多方面概述，并從現狀的研究中提出存在問題，分析中現有問題的成因，為下一步風險管理的完善提出參考。
【關鍵詞】
中小企業；民間借貸；風險管理
1 中小企業民間借貸風險管理的成就
1.1 各國政府出臺相關法例法規
美、日、德、韓、法等國家對中小企業風險管理問題十分重視，在相關法律法規的陸續出臺下，1953年，美國會通過了《小企業法》，授權聯邦政府專門成立小企業管理局（SBA）。1980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靈活管制法》和其他法律措施。2010年總統奧巴馬簽署了小企業就業與信貸法案，創立了一個由財政部管理的300億美元的小企業貸款基金。2012年4月，奧巴馬又簽署促進創業企業融資法案，為中小企業上市融資松綁。
在我國，2003年1月1日正式實施我國制定的關于扶持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第一部專門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2010年4月30日發出關于印發《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資金管理辦法》的通知。
1.2 各國政府設立相關機構體系
日本至今已設立5家金融機構，專門面向中小企業，德國和韓國特別開設銀行主要服務于中小企業。
2012年4月，作為民間借貸比例最高的溫州市專門設立民間借貸登記中心，對企業和個人民間借貸行為進行管理和統計。浙江省政府2007年提出指導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健康有序發展，著力加強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陜西省政府2011年提出積極推進中小企業融資平臺建設，著力開拓更多融資渠道。上海市于2013年將逐步建立中小企業財務會計信息庫，上海市證券交易所于2012年積極展開對中小企業私募債券的備案工作。
1.3 我國各地政府開展相關活動
浙江政府辦公室在2007年要求，規范提升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推進擔保機構與金融機構互利合作。[]太原市2012年7月規定，對中小企業融資服務進行考核指導。舟山政府于2011年提出要求組建專項工作小組，健全政-銀、政-企、銀-企信息溝通共享機制，實行金融支持中小企業差異化的考核激勵機制。江蘇省政府于2011年提出加強小型微型企業貸款投向和最終用戶監測，確保用于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對資產負債率超過75%的企業，進行資金鏈排查，防范和處置風險。保監會吉林監管局于2011年規定不得使用保險資金參與民間借貸，浙江省高法2009年規定借貸雙方對逾期利率如有約定，從其約定。超出四倍利率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院一般不予保護。
各地政府均積極開展民間借貸活動的調查和風險排查工作，鄂爾多斯市政府于2010年提出對全市民間借貸活動進行全面摸底調查，準確掌握民間借貸活動的規模和發展狀況。建立監測和風險預警機制，強化對民間借貸規模和投向的監測，及時排查、掌握風險隱患，對排查出的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違法案件或潛在的風險隱患，立即采取措施，及時依法處置。
1.4 我國風險管理中使用的技術方法
關于中小企業民間借貸風險評估的方法可以借鑒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2006年印發的《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中對風險評估的有關規定，指引中指出：“風險評估包括風險辨識、風險分析、風險評價三個步驟”，需要用到“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結合”。定性方法可采用問卷調查、集體討論、專家咨詢、情景分析、政策分析、行業標桿比較、管理層訪談等。定量方法可采用統計推論、計算機模擬、失效模式與影響分析、事件樹分析等。同時，唐湘娟（2009）也提到了風險評估的方法有概率分布法、趨勢分析法、蒙特卡洛數字仿真法等。
2 中小企業民間借貸風險管理現有問題及成因分析
2.1 我國專項法規的缺失
同國外相比，我國對中小企業融資方式的關注度較小，至今仍停留在《合同法》、《民法通則》中的相關規定，而沒有一部具體的專門針對中小企業融資方式的法例法規。
從前文各地區風險管理相關活動中能夠看出，近年來，各地政府才開始對中小企業融資進行扶持和監管，但在中小企業融資的相關規定中仍是對民間借貸一語帶過的提及，并沒有具體的對民間借貸的形式、利率等做出強制性規定，如怎樣的民間借貸形式是受法律保護的，怎樣的民間借貸形式要嚴格杜絕。對民間借貸貸款方資金來源也缺乏嚴格的限制，這樣便會帶來前文中提到的對實體經濟沖擊的風險。
缺乏專項法律法規為中小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制造了法律漏洞，作為其主要方式之一的民間借貸容易走向灰色地帶，同時也缺少對我國中小企業民間借貸指導性質的法律條例去引導中小企業規范民間借貸，降低民間借貸風險。究其本因，還是我國對中小企業的重視程度小、監管力度差，民間借貸方式的隱蔽性會造成管理方與被管理方信息不對等情況，使得中小企業民間借貸的真實情況無法得到反映，也就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
2.2 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界定不清
在眾多研究文獻以及的法律通告中，對民間借貸的概念始終沒有做出一個統一的界定，如楊曉星（2009）談到民間借貸主要指“個人之間的借貸、企業之間的資金拆借和以私募方式籌集資金[]”，另有學者定義民間借貸為“游離于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之外的資金融通活動”，以及“除正規借貸以外的借貸”，而非法集資是指：“單位或者個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經有關部門批準，以發行股票、債券、彩票、投資基金證券或者其他債權憑證的方式向社會公眾籌集資金，并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資人還本付息或給予回報的行為。”諸如此類定義均沒有將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分離開，而民間借貸行為在2004年已經得到了國家的認可，認為其是對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并且在《合同法》211條也對其合法性有明確規定。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的界定不清，容易發生非法集資團體以民間借貸成為其擋箭牌的情況，使他們假借民間借貸的名義，進行非法集資的犯罪行為。
民間借貸方式本身就具有形式多樣的特點，本文所研究的6種形式中每種也都包含了很多具體的方式方法，所以要對民間借貸的方式進行統一羅列，確實具有很大的難度。而民間借貸的產生是由于借款人有資金的需求，當這種需求無法在合法途徑得到滿足時，便很容易被非法團體利用，使民間融資轉變為非法集資。
2.3 風險管理技術方法有待規范
前文中談到我國的風險評估是將定性和定量兩類方法相結合，但在中小企業民間借貸的具體操作中，很難運用到位。特別是規模小，管理水平較低的中小企業，對其成本和技術水平的考量，現有的央企風險評估手段無法得到有效的實施，如計算機模擬、失效模式等定量方法需要專業技術的支持，調查問卷的回復率無法預計，專家咨詢的主觀性大，成本較高等均應作為中小企業民間借貸風險評估方法選擇的考慮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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