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3 16: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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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行在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一）深化“三農”服務
依附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大環境，農行西藏分行持續加強組織領導，樹立明確的思想信念，凝心聚力，切實做好分內工作，將服務“三農”與支持西藏經濟發展作為工作基礎。現階段，農行西藏分行近百分之九十五的營業網點針對縣域開展“三農”業務，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工作者奮戰于“三農”一線，超過百分之八十五的財務資源為西藏“三農”金融保駕護航。目前，在西藏個別地區用作基層營業所網點建設的資金投入超過三億元，而上述一系列舉措使農行西藏分行成為西藏地區最大的上市商業銀行，并深化了面向“三農”的市場定位，遵循全行服務“三農”的工作原則。
（二）保障金融扶貧的全面推進
現階段，農行西藏分行正處于治理、穩定以及振興西藏的政治高度，全面貫徹上級系統有關扶貧攻堅的政策部署，遵循總分行的相關扶貧金融政策體系，持續深化實施細則，以“普惠制、廣覆蓋、商業化”的基本理念為導向。同時，“雙聯戶”的“雙基聯動”貸款及領導掛點服務三農工作等多項政策，從根本保障了金融扶貧受益人群的廣度。二零一七年初，西藏省部分農行分行投放涉農貸款超過十六億元，余額五十七億元，共發放1.09%扶貧貼息貸款近五億元，余額超過三十一億元，惠及多個鄉鎮。二零一六年開始發放精準扶貧小額到戶貸款數十萬戶，超過二十億元。
（三）扶持西藏貧困戶致富
對于現階段西藏的實情，農行西藏分行持續推陳出新，找到匹配于自身的普惠金融機制，根據實際情況開展政策與產品創新。對于農牧民缺少有效抵押物的情況，農行推行“鉆金銀銅”四卡農牧戶小額貸款、貧困戶“建檔立卡貧困貸”等專屬產品。在此基礎上對個別縣市的經濟“融資難”問題，農行在和各級政府予以全面對接后，控制了準入標準，出臺“貸款對象+政府風險補償基金”的扶貧產業貸款機制，現階段發放精準扶貧產業貸款近百筆，金額超過十億元。同時對于西藏信用環境普遍偏低的問題，農行出臺三級信用機制，從根本深化了金融環境，構建了命中守信的還款觀念。
（四）做實服務
西藏基礎金融服務存在的內質弊病大多處于農牧區，而金融服務的基礎也在農牧區。農行主動履行政治職責，通過非常高的成本深化西藏部分區域的金融服務供給，以期達到西藏地區偏遠行政村的基礎金融服務。根據“金穗惠農通工程”基礎，構建有指向性的三農金融服務，進而達到西藏偏遠行政村的金融需要，農牧民即使在村子中，也能夠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務。經建設“自助銀行+物理網點+流動金融服務+三農金融服務點+互聯網金融”五位一體的金融服務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西藏個別農牧區金融服務的有效覆蓋率。現階段，在西藏地區總計發放超過三十萬張惠農卡，三農金融服務超過三千個，行政村覆蓋率超過百分之八十。對于高寒乏氧、地理與社會環境復雜的西藏地區，農行西藏分行全體工作者均發揚“走村串戶，背包下鄉”的奉獻精神，在個別地區通過“背包銀行”以及“馬背銀行”等形式深化流動金融服務，而近年來，農行在左貢縣下林卡區域，波濤滾滾的怒江上方，藏東農行工作者沖破千難萬阻構建了“索道銀行”，而“索道銀行”從根本促進了此地區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意義深遠。
二、為推動西藏經濟社會發展，農行未來工作的建議
農行西藏分行在全面貫徹西藏各級政府脫貧攻堅決策部署的基礎上，從根本落實依附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主要方針，匹配于基層“三農”金融服務的實情，遵循對黨與國家、對人民負責的基本原則，持續深化和西藏扶貧工作的有機融合，階段性和西藏各級政府予以協調，構建周期性的溝通模式，主動落實普惠金融工作，同時為政府的扶貧方針提供建議。
農行西藏分行在未來的發展中會側重于基層工作人員整體素質的培養，做好基層工作者人文關懷，緊抓“三農”隊伍構建。經各種有效的途徑，切實深化三農條線業務工作者的培訓，側重于對現階段業務發展所需的三農信貸政策體系予以培訓，讓“三農”條線工作者全面了解“三農”金融服務方面的相關政策以及規章，進而從根本促進農行西藏分行“三農”金融服務水平。在此基礎上匹配于實情，在完善基層工作人員工作、生活的基礎上，構建三農客戶名單管理體系與責任追究體系，做到獎優罰劣，進而構建一支靠得住、用得上、業務精湛、素質過硬、具有擔當的高效“三農”隊伍。
在未來的工作中，依附于西藏“帶動兩翼、強工重鎮、構建基地、東西發展”的基本方針，根據高原特色農畜產品、綠色食品以及林下資源優勢全面發展特色產業，主動對接可復制、便于整體推廣的項目。主動探索西藏農村產業金融新體系，同時了解相關政策，開發新市場，引導各級客戶經理走進園區，了解企業，主動扶持市場前景廣闊、具有一定經營實力的農業產業化領軍企業。在此基礎上將市場予以全面且精準的定位，要體現其專業化、產業化以及品牌優勢，要將信譽有保障的特色中小企業信貸支持作為主要的扶持對象，為推動西藏實體經濟發展、促進農牧區創業就業服務鋪平道路。
建議西藏省上級系統全面深化公共基礎條件建構，進而為普惠金融發展夯實基礎。建議西藏上級系統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完善條件價差縣域的調研，特別是農牧區，要對此類區域進行全面的分析，從根本掌握民眾之需，進而因地制宜設計改良措施。持續加強對交通、水電以及通信等基礎設施的投入，科學調整西藏公共基礎水平，在便捷民眾的基礎上，也利于普惠金融的縱深，進而為深化西藏金融體系奠定基礎。同時建議西藏上級系統加強對基層“三農”金融服務工作的調研，第一時間制定出有關“十三五”的相關扶貧攻堅策略與實施明細，同時農行西藏分行需要提高對“普惠金融”工作的監督力度，進而使西藏金融業有更為明確的政策導向。同時，西藏上級系統要提高對農行的扶持力度，根據實際情況配置優質信貸以及存款等政策資源，因此確保普惠金融的全面進程。
三、總結
關鍵詞：農村金融機構；農村經濟；促進作用
中圖分類號：F327；F832.35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0-000-02
“服務三農”的政策我國實施已久，取得了喜人的成績，在農村經濟發展方面，農村金融機構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不僅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進行了完善和優化，并且對“三農服務”政策予以支持。本文對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深入分析。
一、當前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現狀
1.農村金融總量現狀
金融總量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條件下金融發展所能容納的金融資產的總數，一般來講金融總量的內容包括金融機構總的投資總量、居民的儲蓄能力、以及金融機構的存貨總量等。它反應了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農村金融總量體現在農村存款、農村貸款、農村金融機構的存差和農村居民儲蓄存款等指標上。自1990年之后，金融資產總量呈現逐年上升趨勢，農村經濟發展較為穩健。在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背景下，農民收入日益增多，農村金融各項衡量指標穩步上升，這種發展態勢與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趨向基本相同。
2.農村金融機構現狀
我國正規的農村金融機構共有六種組織形式，分別為：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及其它國有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以及其他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郵政儲蓄機構。就分布情況來看，國有商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主要分布在城市區域內，偶有設置在農村地區，也是比較富庶的地區，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多設置在縣以下的區域內。在農村金融機構的六種組成部分中，農村信息用社占有較大的比例，是農村金融市場的中堅力量；其余的金融機構雖都是為農業服務，但側重點有所不同，農業銀行側重于工商業的資金投入，郵政儲蓄只具有存款功能，不能給農戶發放借款，開放服務的局限性，大幅減弱了郵政儲蓄對農村經濟的支持。
3.農村金融政策現狀
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的推動作用不容忽視，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對推動農村金融的相關政策，給農村金融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對農村金融政策進行總結，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第一階段（1978-1993年），這一時期的主要政策目標是構建更多的新金融機構，恢復原有的舊金融機構，使農村金融市場呈現多元化態勢，并刺激農村金融的市場競爭；第二階段（1994-1996），明確了農村金融的改革目標和改革思路，并提出了要建立一個金融體系，該體系能夠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及時、有效服務；第三階段（1997-至今），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同時，也開始重視對金融風險的控制，進一步保障農民權益。
二、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經濟中發揮的作用
1.農村金融機構的融資作用
農村金融機構是國家銀行金融機構的一個分支，在向農民提供金融方面各類服務的同是地，還能夠將農民手中閑置的資金集中起來，用于其他的農業生產投資上。可以說，農村金融機構是農民手中資金與農業投資之間的紐帶，經由農村金融機構連接后，農村經濟得以實現循環發展，同時推進農村經濟向城市化的方向發展，實現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平滑過渡。投身于農業的農民應對自己的資源進行有效管理，使資源變為具有價值、且不斷增值的資產。當前，農村生產經營業務不斷拓展，其中農村金融機構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農村金融機構的融資作用使各地區、各產業之間的經濟往來更為密切，資金供給更為平衡，從而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2.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作用
農村信用社有效地緩解了我國農村資金十分短缺的問題，極大地提高了我國農村擴大再生產及農戶積極創業的積極性。農村金融機構為農村農戶辦理貸款帶來了便利，為新農村建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尤其是農村信用合作社為農民提供的小額貸款服務，給農民擴大農業產業規模，或是自主創業提供了資金上的支持。農村信用合作社對貸款的要求不是很嚴格，并且辦理流程簡便，使農民自主創業的渴望成為了現實。但農村信用合作社在風險管理上存在些許不足，近些年，我國對信貸制度進行了不斷完善，農村信貸管理的相關政策也陸續出臺，但落實情況不盡理想，信貸管理的方法和模式還需進一步優化。
3.農村金融機構的減少民間貸款作用
在農村民間貸款現象較為普遍，在農民需要用錢時，民間貸款往往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方案，但民間貸款危害巨大，其存在較大風險，不但擾亂社會秩序，制造更多的社會矛盾，并且阻礙金融體系建設。農村金融機構能夠有效解決農民資金問題，但卻非農民的第一選擇，理由在于：一是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不盡完善，未向農戶主推小額貸款業務；二是農民的收入普遍較低，農村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超出農民的承擔能力；三是農村金融機構在貸款時，需要農民以物抵押，但對于農民來說，通常除了幾畝田地之外再無長物，所以農民通常不采取向農村金融機構貸款的方式解決資金問題，轉而向民間貸款尋求資金幫助。對于上述問題，金融機構對貸款服務做了適度調整，農民在貸款前，農村金融機構會對農民經濟情況進行深入了解，并對其進行信用評級，在一定金額、一定時限內，取消以物抵押的規定，在農民通過信貸審核后立即放款；在利率方面，根據農民投資產業的生產周期，確定不同的借款期限，在利率上給予農民最大的優惠。經過上述措施，農村金融機構小額貸款業務對民間貸款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
4.農村金融機構的穩定經濟作用
農村金融機構與農村經濟發展休戚相關，農村金融機構通過為農民創業、農業發展提供各項金融服務，為農村經濟提供資金上的支持，使農村經濟由內向型轉變為外放型，由單向經濟轉變為循環經濟，穩定農村經濟發展態勢。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對象為農民，農村金融機構向農民發放貸款后，還會對資金的使用進行一定監督，在農民遇到經濟上的相關問題時，也可向農村金融機構咨詢，享受農村金融機構的配套服務。農村金融金融機構的監督并非管理約束，而是為農民的投資安全提供一定保障，為農村經濟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5.農村金融機構的促進建設作用
在為農村農民提供貸款業務，滿足農民自主創業資金需求的同時，農村金融機構還對農村基礎設計建設給予了資金支持。農村金融機構的有關人員會深入到農村，對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情況進行了解，如果發現某地由于資金問題導致基礎設計建設無法開始或無法繼續建設，農村金融機構就會調配資金，對建設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在資金到位后，農村金融機構還要做好跟蹤確認工作。一是對建設工程的開展進度進行確認，二是對投入資金的使用情況進行確認。比如，水利工程建設需要耗費大量資金，一些農村地區沒有資金興建水利工程，農村金融機構的相關人員了解到農民用水困難后，便對當地的水利建設進行撥款，如此一來，不但解決了農民用水的難題，而且改善了農民耕作環境，可謂一舉多得。
6.農村金融機構的推行政策作用
前，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服務農村的政策，在這些利好政策的推動下，農村經濟呈現一派欣欣向榮之景。與此同時，金融機構也為金融政策的推行作出了貢獻，具體如下：首先，農村金融機構促進“三查”制度推行，信貸人員在發放貸款時要作到：貸款前詳加調查、貸款前時嚴加審查、貸款后細致追蹤。在每次辦理貸款業務時，都要將“三查”制度貫徹到底，對貸款的風險進行預估，如果此項貸款存在風險較大，則應出具書面風險報告，為存款用戶的資金安全提供保障，進一步推進農村金融機構健康發展；其次，農村金融機構促進責任追究制度推行。為了降低信貸業務的風險，農村金融機構對責任追究制度進行嚴格執行，對信貸過程中所有參與者的責任進行追究，對主責任人的行為進行約束，避免由于個別工作人員個人因素導致農民無法貸款。
金融市場運行主要由價格機制和金融制度兩部分組成，這種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就決定了金融套利行為也主要有兩種類型，即價格套利和制度套利。本質上講，金融市場運行中的非均衡是與一定市場運行規律相違背的現象，而套利者正是利用這一現象而對違反市場定律的運用，但這種利用對恢復新的均衡也具有一定的意義。對于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我們應該有一個辯證的態度。一方面，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對于促進現代金融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即促進現代金融經濟的有效運行，為其提供必要條件。這個必要條件主要是在兩個意義上來表現的，一是對提高金融經濟的定價效率、制度效率、資源配置效率等都具有促進作用，有利于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提升；二是基于金融市場流動性提升，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促進了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和自由化發展，這對金融經濟的良性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也具有消極意義，對于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具有負面作用，這主要表現為過度的金融套利不利于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金融套利行為擴大了金融市場的波動性，這種市場的波動也不利于宏觀金融市場的管理，也進一步增加了金融市場和金融系統的潛在風險，甚至這種金融風險還會誘發金融危機。因此，投資者和國家金融經濟管理者都應該充分認識到金融套利行為的兩重性，既要合理利用引導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促使其正面作用的發展，來推進金融經濟的正常、健康運行，提高金融經濟發展的質量，還要充分估計和預測到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的消極影響，對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進行必要的監督和監控，預防其對金融市場和金融經濟的負面作用。
金融套利既是金融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現代金融經濟市場中的一種常見現象。投資者（包括個人和機構）通過在不同市場上同時進行投資活動，在尚未投入實際成本的情況下就能獲得無任何風險的利益。對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的種類劃分有多種視角。按照傳統視角來劃分套利行為的種類，可以有三種主要的金融套利方式：即跨期套利，這是一種以時間為標志的套利方式；跨市套利，這是一種以空間為標志的套利方式；跨商品套利，這是一種以商品為主要標志的套利方式。具體來講：跨期套利，這也是一種根據市場運行非均衡現象而進行的套利行為，即當某一種商品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時間點上存在著不同的價格，有時這種價格差異還較大，投資者利用這種時間上的價格差異的機會進行套利，這種套利主要是依靠“低買高賣”的方式進行各種交易活動以獲取利益和利潤。當然，這里的不同時期的價格差異應該排除正常情況下出現的價格差異或調整。
這種跨期套利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利用產品衍生品與產品所標的資產價格的不一致而進行。這種跨期套利也有一些特殊情況，比如有一些金融機構利用其較強的融資優勢，充分發揮這種優勢能力，通過高利房貸，或者是低吸融資等方式來獲取利益或利潤也都屬于在時間上的跨期套利。跨市套利，這種套利方式是通過在不同空間范圍內出現的不均衡而實現的套利，通常是在同一種商品由于其所處的市場情況發生變化而導致價格不一致，這種市場變化一般有市場制度、交易方式、政策環境、法律變化、市場環境等方面的變化。當同一種商品由于市場因素的變化而導致價格不一致時，個人、企業等投資者就會利用這種不均衡、不一致而在市場上以相對較低的市場價格買入，同時在價格較高的市場賣出，如此形成差價而套取利潤。跨商品套利，這種套利模式則是在商品之間出現的套取利益或利潤的情況，即當兩種或多種商品之間出現價格變動，但這些商品之間又存在著緊密的內在關聯。投資者利用這些相互關聯的商品之間的價格變動來獲取利益或利潤。
以上三種套利模式都存在著必要的條件，這就是市場中非均衡現象的發生，這是金融套利得以進行和實現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在一個市場運行處于均衡狀態的良性發展中，金融套利是難以實現的，金融市場上也不存在著金融套利的機會。然而，金融市場的完全均衡是一項非常嚴格的條件，它是一個非常全面的概念，這要求金融市場中的所有方面、各個因素之間全部能夠實現協調，才能實現金融市場的均衡。因此，現實的金融市場中出現非均衡是一種常見的狀態，甚至是一種主要的狀態，而出現絕對的均衡狀態則是一種偶然的、短期的狀態。而金融市場上的非均衡狀態又通常以價格的非均衡和制度的非均衡為主要表現形式。因此，金融市場的非均衡為金融套利提供了機會，金融經濟中的套利機會的存在說明可以進行各種金融套利行為。這樣一來，金融市場的金融套利行為則具有發生、存在的必然性和長期性。
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但對這一行為卻不是可以任其隨意發展的，對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應該有科學的監督和監管，對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進行辨證的具體分析，科學對待其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正確處理金融效率和金融市場穩定的關系，這是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一項重要工作。加強金融套利管理的基本思路有：
第一，著力推進金融市場的自由程度。在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的前提下不斷推進金融市場的自由性，提高金融市場的活力，逐步減少金融監管，建立有效的制度反饋機制，促進金融資金在市場內外的自由流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減少市場運行的成本，維護市場必要的、有效的競爭。
[關鍵詞]金融演進復雜的適應性系統
金融演進及其解釋
金融演進是指金融體系中的規則等環境因素的變遷過程；各行為主體對此的適應與反應以及其相應的理念和心理調整。在此，‘規則等環境因素變遷’是指以有關法律和行為慣例為主的環境因素變化；‘適應與反應’既包括各行為主體針對規則等環境因素變遷進行的適應性調整，也包括非適應性調整；而‘相應的理念和心理調整’指各行為主體針對規則等環境因素變遷所包含的經濟乃至更廣泛領域內思想變化的認同與非認同的心理反應。
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金融演進的結果表現為金融體系的變化，包括金融體系中政府、銀行、企業三大行為主體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的變化，也包括作為行為客體的利率形成、信貸調控、資本市場發育、外匯體制以及外資問題等的變化。
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金融演進在時間上是長期的、連續性的，無論其表現形式如何，只要金融存在一天，這一過程就回不間斷地持續下去；而其進程可以理解為有關金融演進的事件在時間軸上的分布狀況。由于事件發生在時間軸上的分布不是等距的，并且每一事件對金融體系的影響程度和作用時限各不相同，所以金融演進的過程不是平均的。而目前為人們所關注的‘金融改革’從運用情況上看，依據上述定義可以解釋為‘在特定時段上集中發生的對金融體系有重大影響的事件的集合’。但是我們在討論金融改革問題時，往往忽視了它只是金融演進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事實，將兩者混為一談。這樣將金融演進片斷化、靜止化了。基于這一誤解，我們比較注重制定新的金融法規，但對其具體實施過程和效果，以及因情況變化所應進行的相應修正工作重視不足，從而嚴重影響了政策應有效力的正常發揮。所以本文提出了‘金融演進’這一概念，以全面動態的角度考察金融體系變遷這一復雜事物的實際情況。
一個新的視角：復雜的適應性系統
我認為運用計劃經濟或主流（西方）經濟學的視角是不能為金融演進提供合適的分析與解釋的。因為在計劃經濟主義者看來，個體的人，乃至銀行和企業只不過是整體經濟中的一個零件，只應按上級命令行事，對經濟產生上級規定的作用。而所有的經濟活動不過是行政命令的執行結果而已，這一體制限制甚至反對人類最重要的創新能力，同時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簡單化了，在理論上是幼稚而錯誤的。計劃經濟在理論和實踐中都限制甚至否定金融演進，因此不能用它作為分析框架。主流經濟學在此問題上雖與計劃經濟截然不同，但是由于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使之不能為金融演進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論解釋和分析框架。為研究方便，他們將一些經濟變量，有時甚至是一些自己無法解釋的經濟變量作為固定不變的前提假設（如被簡化的‘經濟人’；被視為‘常量’的人類的創新能力---這一點其與計劃經濟區別不大等等），然后在一個‘理想’的環境中對經濟現象進行分析，最后實現‘完美’的均衡。這實際上動搖了主流經濟學的精確性的根基，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沒有誰會為經濟學家的假設舍棄什么的，‘完美’的均衡狀態難覓其蹤，不均衡狀態倒是隨處可見。在此我們不想否定主流經濟學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理論的結論大多與現實相去甚遠的話，我們不認為這種理論可以在長期內有效地解釋、指導現實。因此，我們將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考察金融演進的全過程。
這就是約翰荷蘭德提出的‘復雜的適應性系統’。這一概念廣泛應用于經濟、政治、社會學、生物等領域，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每一個復雜的適應性系統都是有許多平行發生作用的‘作用者’組成的網絡。
第二、每一個復雜的適應性系統都具有多層次組織，每一層次的作用者對于更高層次的作用者來說都起著建設磚塊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系統能夠吸取經驗，具有‘學習’能力，從而經常改善和重新安排他們的建設磚塊。
第三、所有的復雜的適應性系統都會預期未來。
第四、這樣的系統總是會有很多小生境。每一個這樣的小生境都可以被一個能夠使自己適應在其中發展的作用者所利用。這些系統具備發展的能力，總是處于不斷展開與變化之中，因此討論這樣的系統的均衡是無意義的，因為該系統一旦達到均衡進入穩定狀態，變成了一個死系統。
第五、這樣的系統中的每個作用者都是自主實體，他們不只是環境變化的反映器，而且擁有各自的特定利益及價值標準。
我們認為，從‘復雜的適應性系統’角度考察金融演進的全過程，能夠是分析和結論更接近于現實情況，進而切實把握其本質。但是由于本人能力和參考材料的限制，下面的分析不能完全達到‘復雜的適應性系統’的要求，但是這一視角的引入仍是必要的。現在，我們從政府、銀行和企業這三大行為主體及其相互關系入手，以復雜的適應性系統為視角來考察金融演進的運行機制。[NextPage]
金融演進中的政府、銀行和企業
在金融演進中，政府、銀行和企業的作用是不同的，政府在對規則的改變方面比后兩者有更大的主動權，銀行和企業則是金融演進過程中利益---風險的主要承載者，是政府經濟、金融目標實現的橋梁。銀行和企業相比其在金融演進的作用更為重要，而企業對金融的作用主要以間接的方式出現。三者作用的差異使之在金融演進的過程重具有不同的行為特征。
政府是國家的統治機構，具有復雜的政策體系，經濟---金融政策是其中一個主要部分。政府以其國家強制力成為金融演進過程中規則(主要是法律)的主要供給者，政府在制定或變更規則時，一般按下述程序進行：
（1）規則制定。
政府首先收集信息：包括宏觀方面的經濟景氣狀況和經濟結構狀況，微觀方面的來自與銀行和企業的對于金融體系現狀的意見和變革要求，然后以自己的經濟指導思想為評價標準和分析工具對這些信息加以處理，最終形成相應的判斷。進而對原有關的政策加以調整或者向立法機構提出有關法律的建立、修正、廢止等要求。
（2）規則執行。
在做出相應的變更后，作為行政執行機構的政府便將之付諸實踐。下面三方面的因素對于規則變更的執行效果產生重大的影響：一是政府經濟力量的大小。如果政府及其附屬機構控制著整體經濟的較大份額，這部分經濟成分能夠較快地執行新的規則，同時對其他經濟力量產生執行壓力和示范作用，從而有助于加快規則變遷在整體經濟中的速度。否則其執行效果就主要是看其他經濟主體對規則變遷的認同程度。這里我們排除了政府運用其強制力執行其規則變遷的情況，因為這樣往往會造成微觀經濟主體對有關變遷的規避與反抗，難以實現其經濟目標。二是執行機構的設置和安排。這取決于規則變遷的內容和執行機構的分工狀況，有時需要設置新的機構，有時則需對原有機構的權責范圍進行重新安排。三是人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換句話說就是政府的威信。這一點對于長期性規則變遷的執行績效尤為重要，因為長期性的規則變遷一般對于微觀經濟主體的利益---風險狀況有重大影響，人們在不信任政府時是很難對此表示認同的。
（3）對規則的事后評價。
本階段的政府行為與規則制定階段的基本一致，可是為是新一輪的規則制定過程。政府對有關規則變遷的績效的信息進行分析、判斷，以確定有無做進一步改進的必要。
銀行和企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是金融演進的具體實現者，他們在一定的規則體系內運行，同時也從自身利益出發對金融演進提出要求，主要體現在下述三方面：
（1）銀行和企業主動推進金融演進。
首先，銀行和企業在金融活動中形成的慣例是金融規則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變遷的決定權由企業和銀行掌握，所以他們可以通過變更慣例對金融演進施加直接影響；其次，通過向政府提出有關要求，從而影響規則的變遷，對金融演進施加間接影響，在考察這一作用時必須注意以下問題：一是銀行和企業所處的經濟體制情況。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他們作為自主的經濟實體可以自由地向政府提出其對金融演進的意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他們缺乏獨立的經濟地位，被視為是行政指令的被動接受者，表達其意見的機會較少，而意見又經常包含許多非經濟成分，造成信息失真，使相應的規則變遷與實際經濟需求出現偏差。二是銀行和企業經濟力量的強弱及其對規則變遷的迫切程度。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政府在制定規則時都會考慮到主要經濟力量的要求，而迫切程度決定了銀行和企業為實現其有關要求愿意付出多大的代價。
（2）銀行和企業對規則變遷的適應與反應。
如果認為規則的變遷符合其利益取向，他們就會接受這一變化，使之在現實經濟中發揮實效；如果認為規則的變遷不符合其利益取向，銀行和企業就會對此加以抵制：向政府提出進一步修正的要求，或者采取規避和反抗措施---計劃經濟下的消極怠工、效率低下；市場經濟下的某些金融創新活動。無論何種措施都會使規則變遷對于金融演進的實效受到損害。
區域金融是指一個國家金融機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況，它表現為具有不同形態、不同層次的相對集中的若干金融區域的金融活動。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區際差異，影響到金融運行的效果，進而又反作用于經濟的發展，由于馬太效應，區際間的差異會逐步拉大。在協調區域經濟的發展中，如何充分發揮金融的作用，是成敗的關鍵，而實施區域金融政策無疑為欠發達地區金融要素的集聚、金融市場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條件，對統籌區域發展作用顯著。不同的經濟和金融理論從不同的側面論述了實施區域金融政策的必要性。
1．經濟增長理論。各類經濟增長理論在研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增長時，往往從不同的側面加以分析，認為不同區域的經濟增長速度取決于不同的因素，然而，資本積累效率與資本配置效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基本上達成共識。決定資本積累效率與資本配置效率的融資體制在經濟增長中具有決定性意義，而“兩個效率”的提高又是由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決定的。由于資本的逐利性，欠發達地區金融要素的集聚和金融市場的完善必須靠國家政策傾斜，實施區域金融政策，完善落后地區的投融資體制。
2．金融壓抑、深化與創新理論。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與肖相繼提出了“金融抑制論”與“金融深化論”。他們認為，欠發達地區的資金短缺只是因為“金融壓抑”帶來的融資渠道堵塞與資金成本的扭曲造成的，而消除這些障礙需要金融創新。欠發達地區金融壓抑體現在：金融組織體系設置較為單一，沒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可利用的金融工具少，信貸分配政策與發達地區沒有差別，政策資源的作用受到壓抑，金融市場機制對社會資金配置作用很小、甚至沒有作用，金融管理與資源配置受到體制上的影響而被壓抑，金融體系對外不開放或開放程度很低，等等。由此，統一的金融政策必然會給欠發達地區的金融深化造成傷害，壓抑其金融創新的動力，阻礙金融市場的成熟和完善。因此，要發揮金融在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必須打破傳統思維方式的制約，在欠發達地區制定并實施有區別的區域金融政策，以加快其金融深化進程和金融創新的步伐，為經濟的騰飛營造金融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
3．金融約束論。金融約束論認為，對于發展中的地區經濟，制度安排對金融發展舉足輕重，由政府制定實施特定的有差別的金融政策比競爭性的政策更有利于支持經濟增長。其著眼點在于，政府為欠發達地區金融機構部門提供有效的激勵機制，如通過制定存貸款利率限制、市場準入限制、資本市場運作機制和穩定的宏觀政策等一整套金融政策來使金融機構獲得超過競爭性市場所能產生的收益。因此，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落后地區，政府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實施有差別的區域金融政策，有利于本地區資金吸納能力的提高，從而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
4．西方的信用理論。西方的信用媒介論、信用創造論及信用調節論都強調金融對區域經濟的調整意義，即充分利用客觀存在的貨幣、資本分布的不均衡來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其經濟貨幣化與信用化的形成過程本身就提出了金融調整要求，而且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間經濟貨幣化與信用化程度的差異可能會使金融調整的效果得到更有效的發揮。只有充分利用欠發達地區的金融資源，集聚全國的金融資源，啟動潛在的經濟發展要素，才能找到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突破口。
由于欠發達地區的經濟貨幣化程度較低，金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壓抑，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較小。因此，通過制定區域性金融政策，利用政策資源和工具來促成資本的形成，促進資本的區域性流動，提高區域金融相關比率，以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二、中國統一金融政策效果的區域差異分析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不斷完善，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人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然而，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逐步拉大。1999年東、中、西部地區人均GDP依次為10693．4元、5380．8元、4283．3元，西部與東部間的相對差為59．9％。截至2003年，東、中、西部地區人均GDP依次為20109．73元、8207元、6656．42元，西部與東部間的相對差為66．9％，可見東、西部經濟差距在不斷擴大。雖然東、西部差距的擴大與各自的區位條件、工業基礎、文化背景和市場觀念等方面的差異有關，但統一的金融政策無疑對差距的擴大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統一的金融政策在東部和西部產生的效果不同，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也就不同。
(一)金融政策對區域經濟的調控力度不同
1．擴張性貨幣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國東部地區經濟貨幣化程度和金融相關比率高于西部，而且金融市場較西部成熟，貨幣傳導機制較為靈敏。因而，東部地區的貨幣乘數大于西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東部的作用效果強于兩部。
金融相關率是金融資產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它體現了金融業在經濟中的地位，反映了利用各種金融工具來引導現實經濟活動的水平，是衡量貨幣化進程的一個核心指標。如表l所示，西部地區的金融相關比率小于東部地區，而且金融相關比率的增速小于東部地區，兩者的差距有拉大的趨勢。由于西部地區經濟貨幣化進程落后于東部，西部地區有相當一部分貨幣供給被經濟貨幣化進程所吸納，貨幣乘數因而小于東部，同樣的基礎貨幣所能實現的貨幣供給數量東部地區大于西部。
另外，東部地區銀行間的拆借、質押式回購、現券交易額占有絕對比重，各項指標基本都在80％以上，而西部地區銀行間貨幣市場交易較少，因而東部地區貨幣傳導較為順暢，而西部地區的貨幣傳導機制極不靈敏(如表2所示)。
可見，西部地區貨幣乘數較小，而傳導機制又不靈敏，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區域間呈現出較大的效果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西部地區資金的供不應求。
2．緊縮性貨幣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國東部地區非國有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國有經濟，而且非國有經濟經濟效益高，經營機制較為靈活，其內源融資占有相當大的比例，自我發展能力強，對銀行信貸資金的依附程度低，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國有經濟，對銀行的依附程度較高。緊縮性貨幣政
關鍵詞： 金融資產；經濟增長；外部結構
一、引言
金融產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在理論研究上一直存在著爭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增長完全由實物部門決定。主流經濟增長理論的各類經濟模型對金融市場的假設是：金融市場制度不變，金融變量只能被動地去適應經濟增長的要求而不能主動地作用于經濟增長[1]。因此無論是在古典增長理論、現代增長理論還是新增長理論中，金融市場不是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變量。
但是20世紀以來， 在眾多的西方經濟學家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的研究中，許多經濟學家做出了金融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例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論證了金融結構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肖（Shaw，1973） 與麥金農（Mckinnon，1973）分別在金融深化論、金融壓制論中， 闡述了一國金融體制與該國的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一種互相刺激、互相制約的關系。金和萊文（King and Levine，1993、1997）提出一系列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 并利用實證方法證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但是這些學者的結論都是來源于各國的相關數據的比較，并沒有從理論的高度來證明。當然也有經濟學家持不同的觀點。例如， 盧卡斯（Lucas，1988）認為經濟學家普遍夸大了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市場的重要性， 金融市場最多只不過在經濟增長中起到極其微小的作用。對于中國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國內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戴根有（2000）認為，中國貨幣化率意味著中國整體支付風險在加大。趙志君（2000）認為，中國M2/GDP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極為微弱的，這是因為中國的符號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嚴重的金融流程梗阻。劉明志（2001）認為中國貨幣化率水平由貨幣需求因素所決定。李揚（2001）認為中國所出現的貨幣化率上升（M2/GDP上升）和資本化率（資本存量/GDP值）上升是存在著特殊的社會背景，不僅限于貨幣化和資本市場深化的討論，還應該從貨幣需求角度來討論。盡管不同學者的結論不盡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2]。
本文首先簡單說明數據的來源，接著對我國金融資產外部結構的發展現狀進行描述，最后對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實證演繹。本文對金融資產的結構變化側重于對其外部結構的研究，是因為外部結構將金融與實體經濟聯系起來，更能說明金融產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文章希望通過研究為中國金融業未來的發展尋找理論支持，促進金融體制的完善，并為宏觀調控提供相關金融變量。
二、數據的選擇
本文從資產流動性的角度把金融資產分為貨幣、債券和股票三類。貨幣又有流通中的現金M0和狹義貨幣M1、廣義貨幣M2三種定義。債券包括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其他金融債、企業債、國家投資債和國家投資公司債六類。股票分為A股、B股、N股和H股[3]。
在計量金融資產時，各種貨幣類金融資產都按《中國金融統計年鑒》和《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中公布的即期貨幣余額計量。債券，我們用當年債券余額來計量債券資產的總量。對于股票本文按市價總值進行計量[4]。
全部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存量之間的比例，是反映金融外部結構的最重要指標。對于實物資產的計量復雜性，我們沿用傳統方法，用GDP代替實物資產存量 [5]。
三、金融資產的外部結構
各種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的比例構成了金融資產的外部結構，反映了該項金融資產在國民經濟中相對重要程度。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從1992年到2010年，中國的M2與GDP的比值從94.35%迅速提高到182.36%，19年的時期里增加了1倍，這在世界金融發展史上是罕見的。同期，債券余額占GDP的比率從101.75%上升到182.87%。股票市場發展較晚，但股票市價總值占GDP的比率增長速度最快，在1992年到2010年的19年時間里，占GDP的比率從3.89%上升到66.69%。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和金融資產的多樣化，國民經濟對金融的依存度迅速提高，三項金融資產總量占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199.99%增加到2010年的431.92%。
金融發展并非單純量的增長，各種金融資產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的增大只能說明他們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如果金融擴張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礎上，那么這種擴張就會促進著經濟增長總量和速度的提高，否則的話，這種擴張隱含著極大的危機。1992年至2010年，M2/GDP與GDP的增長率的相關系數是-0.5171，總金融資產與GDP比值和GDP增長率的相關系數是-0.4603，債券余額與GDP比值和GDP增長率的相關系數是-0.5023，股票市價總值與GDP比值和GDP增長率相關系數為-0.2281。這說明中國的金融雖然市場快速發展，但卻沒有促進宏觀效益。另外我國的M2/GDP和總金融資產/GDP的相關系數高達0.95，說明貨幣化與金融深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它們的增長并沒有改變中國實體經濟下滑的局面。
金融業的深化與經濟的增長背道而馳說明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金融流程阻塞。一般來說，在金融資產流動性一定的條件下，金融資產的擴張能夠促使經濟規模的增大，但是由于銀行投資管理水平仍未達到十分有效的水平，目前中國廣義貨幣M2的增長被大量的銀行不良資產所吞噬。雖然金融資產的擴張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的增強，但是也出現了金融資產流動性和金融資產質量的下降以及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金融效率下降的問題[6]。金融的發展除了規模擴張以外，更重要的是金融資產價格的合理程度和金融效率，后者從宏觀上體現在單位貨幣對國民經濟支持的力度上。金融體制的改革應更重視質量的提高，而不是簡單的規模擴張 [7]。
本文的研究共分五章來進行。
第l章主要考察了金融成長為經濟發展重要推動因素的內在規律和發展過程，研究金融在500年經濟發展進程中的歷史貢獻和金融作用性質的兩次質變，即從最初的“適應性作用”到“主動性作用”，再從“主動性作用”到“先導性作用”。第2章現實地考察金融與現代經濟的密切聯系，從經濟與金融的逐步融合分析經濟貨幣化、金融化過程中的經濟增長，從金融產業發展和金融國際化分析金融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增長，并在這種分析中，考察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尋找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緩慢的金融原因。第3章考察金融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貢獻程度，分析金融通過促進資本和勞動量增長、促進資本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金融業自身產值增長對經濟增長作出的貢獻比率。第4章主要分析金融效率。金融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金融效率起著關鍵的作用。金融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經濟發展的效率。在歷史分析和數量分析基礎上，第5章對如何提高中國的金融效率進行了探討。
第1章的研究是從貨幣和信用最初發揮的作用開始的。
金融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最初是通過貨幣與信用這兩個相對獨立的范疇體現出來：貨幣以其自身的屬性方便了交換和貿易，提供了財富積累的新形式-積累貨幣，從而為擴大再生產提供了重要條件；信用使生產要素得到最及時充分地運用，并且使生產者能夠超過自己的資本積累從事擴大再生產，同時也促進了資本的積累和集中。但在15世紀之前，由于商品經濟處于很低的發展水平上，貨幣和信用的作用范圍還很狹小，對經濟的推動作用還只是“適應性的”。
15、16世紀，隨著商品經濟逐步占據主導地位，貨幣和信用的作用范圍急劇擴展。貨幣積累代替實物財富積累成為主要的積累形式，同時，信用的發展又使不流動的貨幣積累轉變為流動的貨幣資本，既加快了貨幣流通速度，又增加了生產資本。在這個過程中，貨幣和信用逐步融合為一體并形成一個新的范疇-金融。金融范疇的形成使貨幣和信用在它們以各自的方式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又以它們的結合提供了新的作用力，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但就總體來看，這一時期，金融作用的性質尚未發生本質的轉變。
金融對經濟作用性質的第一次質變是在17世紀初，其標志是新式銀行的成立。其中阿姆斯特丹銀行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是這一質變的轉折點，也是金融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雖然銀行券的最初發行是為了節約金屬鑄幣和在支付體系內提高效率，但它卻為后來信用貨幣制度的建立作了重要嘗試，開辟了通過創造廉價貨幣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所謂“廉價貨幣”，有兩重涵義：其一是相對于金屬貨幣來說，銀行提供的信用貨幣（最初主要是銀行券）是“廉價的”，并且在技術上可以超過金屬貨幣量的限制；其二是相對于高利貸而言，新式銀行促使借貸利率納入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內，所提供的貨幣是低利的。銀行廉價貨幣的提供，使經濟發展在單個資本和社會資本積累之外獲得了新的貨幣支持。英格蘭銀行把銀行券的發行擴展到用于向新興工商業提供貸款支持，并把經營獲利作為中心目標，又開辟了銀行向產業化發展的道路。新式銀行的成立。銀行券的發行和銀行把貨幣資本投向新興工商業，不但加快了資本主義制度確立的進程，而且使金融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從最初的“適應性作用”轉變為“主動性作用”，金融地位發生了一次重要質變。
金融地位的上升和作用性質的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作用力度的迅速增強，促進了18-19世紀工業革命的完成和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的建立，推動著資本主義經濟迅速走向成熟。
金融對經濟作用性質的第二次質變是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其主要標志是金本位制的解體和金屬鑄幣流通的終結。在二戰之前的三、四十年間，西方世界雖然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大的經濟危機，但就經濟總體的整個發展過程看，還是以上一世紀未有的速度在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金本位制度逐步走向解體，不兌換信用貨幣代替金屬鑄幣面廣泛流通。從國際支付體系看，這一變化似乎是破壞了原有體系的穩定性，給經濟發展造成影響，而實質上，這卻是一大進步。金屬鑄幣的流通，黃金與信用貨幣（銀行券）的自由互換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支付體系的穩定，但也限制了金融對經濟推動作用的發揮。因為在信用貨幣與黃金自由兌換條件下，金融通過提供廉價貨幣支持經濟發展的數量是有限的。不兌換信用貨幣的廣泛流通為金融通過提供廉價貨幣最大限度地推動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使其不再受各國黃金儲備數量的制約，信用貨幣可以在生產潛力允許的條件下先于生產而出現在經濟生活中，并帶動經濟的發展。這一重要轉變使金融在經濟發展全部推動因素中的重要程度大大提高。金融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也便從“主動性的”轉變為“先導性的”。
70年代，隨著國際貨幣支付體系中美元與黃金的徹底脫鉤，完全意義上的信用貨幣制度建立起來。在完全的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供給在技術上已無限制，為金融最大限度地推動經濟發展解除了最后一道屏障，隨著日新月異的金融創新，金融對經濟的“先導性作用”更加突出出來。
完全的信用貨幣制度，為金融最大限度地推動經濟發展提供了充分必要條件。但新的問題也會同時產生。以保持良好金融秩序，為金融推動經濟發展作用的充分發揮和提高發展效率為目標的金融政策，在國家整個宏觀調控體系中的地位大大突出了。
第2章現實地考察金融與現代經濟的密切聯系
在現代經濟中，盡管各個國家的發達程度差異還很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金融已經與各國的經濟密不可分。現代經濟基本上已不存在沒有金融的純實物經濟運行，金融已滲透到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并且其影響力越來越大。貨幣經濟、信用經濟、貨幣信用經濟、金融經濟的提法都從一個側面描述了現代經濟這一基本特征。
對現代經濟的宏觀分析，西方經濟學者在起始點上都是通過把國民經濟劃分為幾個部門進行的。這種分析方法在80年代之后的中國也逐漸被采用，并呈現出統一化和規范化的趨勢。在這種分析中很容易看出，資金運行是現代經濟運行的傳送帶。而在資金運行中，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起著關鍵的作用。如果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有著較高的效率，則可以最大限度地促使資金從盈余部門向赤字部門的轉化，即最大限度地促使儲蓄轉化為投資。如果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效率很低，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便會受到約束。儲蓄不能全部轉化為投資，其差額是閑置儲蓄，這意味著社會生產潛力沒有得到充分運用。從而可得一個重要結論：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運作狀況以及效率高低決定著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數量和質量，從而決定著經濟的發展。
對現代經濟中金融重要地位的上升和經濟與金融的交融運行，可通過經濟貨幣化和金融化分析來考察。
金融在現代經濟中重要地位的上升，一個主要的標志是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快于經濟本身的發展，并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對經濟貨幣化程度的衡量，可借用貨幣量與經濟總量的比值來進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國和英國的貨幣趨勢》一書中曾對美國和英國1870年以來100年間的貨幣量和經濟量進行過統計分析，按照他們的統計數據，在120多年前的1871年，當時經濟最發達的英國，貨幣化比率已達到0.516，美國則為0.216。到本世紀40年代初，貨幣化比率英國和美國均在0.7左右。從發展過程看，在起始點上，英國的比率遠比美國為高，直到20年代初期美國的該項比率才達到英國1871年的水平。但從發展趨勢看，美國的貨幣化比率提高的速度遠比英國為快。這一分析結果與英美兩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狀況大體吻合。
按照經濟貨幣化的定義，經濟貨幣化比重的理論極限值為1，并且事實上不可能達到1。因為不論經濟和金融發達到什么程度也總會有一部分為自己消費而進行的生產和服務是非貨幣化的。但分析中借用的貨幣量與經濟量的比值卻完全可能達到1和超過1。美國經濟學家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結構與發展》一書中采用另外的途徑對60年代一些有代表性的主要國家的貨幣化程度進行了分析，其結論是，在60年代，美國貨幣化比率在0.85-0.93之間，日本則為0.85-0.88，這個比率在發達國家基本相同。但在欠發達國家，該比率要低得多。平均在0.5-0.6之間，大約與90前英國的水平相當。貨幣化比率的差異反映了金融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地位的差異以及在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距，同時也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在提高經濟貨幣化比率方面具有很大的潛力。
實證分析還表明，當經濟貨幣化比率達到一定程度時，該比率的提高便會放慢，也即經濟實現了貨幣化或貨幣化了。那么，在貨幣化了的經濟中，貨幣的作用范圍與作用力度是否也就不再增長了呢？不是！它以另外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便是貨幣外金融工具的增長。在5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了現在被稱之為金融創新的一系列帶有革命性的變革，這種變革在70年代之后再次掀起并且一直持續著。金融創新使一大批新型的金融工具或貨幣替代物不斷涌現，反映在統計數據上，便是“貨幣”外金融工具的迅速增長而原定義下“貨幣”存量增長的相對放慢。雖然大的金融變革自17世紀新式銀行出現以來發生過多次，但在本世紀50年代之前，那些變革基本上都反映在不斷擴展的“貨幣”范圍之內，而50年代開始的金融變革已擴展到“貨幣”之外。由于各類新型金融工具難以用“貨幣”的概念所涵蓋，所以，經濟貨幣化分析便不能準確地反映金融對現代經濟作用的增長。由此，把不斷擴展和迅速增長的全部金融工具（包括廣義貨幣和非貨幣金融工具）與經濟總量聯系起來分析，也即分析“經濟的金融化”便是觀察現代經濟運行與金融作用增長的一個較為科學的方法。
衡量經濟金融化程度的指標可用金融一經濟相關比率。金融一經濟相關比率分析開始于美國經濟學家戈德史密斯，盡管他并沒有使用“經濟金融化”這一概念。在戈德史密斯的分析中，金融一經濟相關比率是用金融工具總值與國民財富總值的比率衡量的。根據他的分析，發達國家的這個比率在110年前不到0.2，到1963年已增長到1.5，即金融工具總值超國民財富總值的50%。由于國民財富和金融工具總值的統計數據在各個國家都比較缺乏，為便于分析比較，本文用國民生產總值代替國民財富，用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代替全部金融工具。從替代計算的金融-經濟相關比率看，發達國家在1880年大約平均為0.78，到1963年，該比率上升為1.55；而欠發達國家分別為0.025和0.54。1963-1993近30年間，世界所有國家的金融化趨勢都在加快，發達國家已達到2.2，比較發達國家達到1.6，欠發達國家也已超過0.8。中國在改革之前的1978年，該項比率僅為0.57，15年后，迅速提高到1.5，高于欠發達國家，接近比較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在經濟貨幣化和金融化的過程中，金融業也按照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有規律不斷推進著自己的發展進程。金融產業的初步形成是在17世紀初，而過渡到現代金融產業則經過了2個多世紀的時間。現代金融產業的形成與發展，使金融在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通過自身產值的增長為經濟發展直接作出貢獻。在目前，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產值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5-20％。
隨著經濟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金融的國際化趨勢也在迅速增強。這種趨勢通過三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跨越國界的金融業務已占據很大比重；二是金融機構的跨國設立；三是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金融的國際化既是金融自身所具有的內在特征，又是國際經濟發展和金融業競爭的必然結果。金融國際化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前提，并在這個過程中起著有力的推動作用，而國際經濟的一體化又為金融的國際化創造著堅實的基礎。
第3章重點考察金融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貢獻程度。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把促進經濟增長的力量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并且認為這兩個方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約各占一半。按照這一思路，對金融貢獻的分析也可以從兩方面考察，即金融在促進要素投入量增加中的貢獻和在促進要素生產率提高中的貢獻。此外，由于金融在現代經濟中還是一個重要產業，對金融貢獻的分析還應包括金融業自身產值的增長。
金融在促進要素投入量增加中的貢獻主要通過促進儲蓄率、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系數和就業量的增長體現出來。
金融發展能夠促使社會儲蓄率提高，這主要是由于以下二個原因：一是金融的發展使儲蓄轉化為未來消費變得非常容易，如貨幣儲蓄顯然比實物儲蓄更為方便；二是利息的存在使儲蓄能夠帶來增值從而為將來更多的消費創造條件。雖然金融發展（如提供消費信用）也有促使消費傾向增加的可能，但就總體說來，金融對消費一儲蓄天平的改變是向儲蓄一方傾斜。因此，金融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使儲蓄率上升，從而為投入量的增加提供源泉。根據世界銀行的分析，在1965-1991年的26年間，全世界平均儲蓄率上升了3個百分點，年均0.114個百分點。雖然儲蓄率的上升并不僅僅是由于金融這一個因素，但金融無疑是最主要的一個。第二章第三節曾分析過金融量與經濟量的增長關系，結論是金融機構資產量的增長和各種有價證券余額的增長大大快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也快于世界銀行分析的平均儲蓄率的增長。這說明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是促使社會儲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金融不但能夠通過自身發展促使可能消費（或可能儲蓄）轉化為實際儲蓄，而且還能夠促進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在任何社會中，在儲蓄量既定的條件下，投資數量都取決于儲蓄向投資的轉化能力。在儲蓄向投資的轉化過程中，利息的高低和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起著關鍵的作用。如果考慮到金融在現代經濟中還可以提供超過儲蓄量的信用貨幣投入，那么金融對要素投入量增加的促進作用就更加明顯。
如果用儲蓄率的年增長率和儲蓄向投資轉化系數的提高率代表金融對資本投入量的貢獻，這一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約占到總經濟增長率的7.36％。
金融促進勞動投入的增長，主要是通過促進就業比重的提高體現出來。金融不能使人口增加，也不能使勞動力增加，但可以使總勞動力中的就業比重增加。一方面，金融通過促進資本投入量的增加吸納更多的就業人數；另一方面，金融領域直接吸納了就業量。從就業結構來看，隨著金融的發展，金融部門的從業人員比重在不斷上升。如果用金融業就業人數占全國就業人數的比重的增長率代表金融對勞動投入量增長的貢獻，那么這一因素在全世界范圍內大約占到總經濟增長率的2.5%。
把金融對資本投入量增長的貢獻和對勞動投入量增長的貢獻一并計算，則金融在現代經濟中通過促進要素投入量增加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約占到總經濟增長率的10%。
金融對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在理論上分析并不十分困難，但作定量分析要困難得多。這是因為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分析金融在其中的作用，可借用投資主體的外部融資比重來進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首先從邊際投入與邊際產出的對比中反映出來，一般地，邊際投人收益的提高意味著投資主體具有更強的投資欲望。在投資主體自有資本積累一定的情況下，會通過外部融資擴大投資。因此，投資主體外部融資的增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投資主體的外部融資有兩條途徑：一是向金融機構借款，即間接融資；二是在金融市場上發行產權證券（股票）和融資證券（企業債券），即直接融資。企業間接融資比重的增長可通過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增長來反映。企業直接融資比重的增長可通過股票債券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增長來反映。根據所能得到的有關國家的數據分析，金融在這一方面的貢獻程度在經濟總增長率中約占1.3%。
金融業自身產值增長對經濟的貢獻分析比較容易，可用金融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變化率來衡量。隨著金融業的快速發展，金融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上升。發達國家在60年代該項比值大約為10%，到90年代初，上升至15-20%，平均每年上升約0.3個百分點，在國民經濟總增長率中的貢獻程度約為8.6%。
總之，金融通過促進要素投入量的增長、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自身產值的增長使其在總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大約占到1／5。
第4章重點分析金融效率。
在金融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金融效率起著關鍵的作用。金融效率的高低決定著金融發揮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強弱，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經濟效率的高低。
金融效率是指金融運作能力的大小。由于金融的特殊性，對金融效率的分析很難在一個統一的層面上進行，而應分層次考察。第一層次便是金融作為一種現代產業，金融機構作為這一產業主體在經營發展中的效率，它基本上代表著金融的微觀效率；第二層次是金融作為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市場運作中的效率，也即金融市場效率，它反映了金融微觀效率和宏觀效率的結合；第三層次是通過金融機構經營發展效率和金融市場效率所反映出來的綜合效率，也即宏觀金融效率；第四層次是國家對金融的調節控制效率，反映著國家對金融的管理能力。
1．金融機構效率。金融機構效率主要通過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和發展效率體現出來。經營效率包括業務能力和盈利能力。業務能力體現在所提供的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務對社會需求的滿足程度、銀行的清算速度、資產的增長率等方面；盈利能力建立在業務能力基礎上，主要通過資產盈利率和資本盈利率來衡量。金融機構的發展效率是指金融機構作為金融產業主體在市場競爭中開創未來的能力，它主要通過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資本的增長能力、設備的現代化配置能力及更新能力、人員素質和經營管理水平等體現出來。分析表明，近30年來，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效率都有了較大增長，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還很大。
2．金融市場效率。金融市場效率是指金融市場的運作能力和金融市場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能力。金融市場的運作能力通過5個方面體現出來：①市場上金融商品價格對各類信息的反映靈敏程度；②金融市場上各類商品價格具有穩定均衡的內在機制；③金融商品數量及創新能力；④市場剔除風險的能力；⑤交易成本的大小。金融市場對經濟的作用能力突出表現在市場對融資需求的滿足能力和融資的方便程度這兩個方面。
按照上述衡量標準進行分析，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效率要比欠發達國家高得多。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效率達到目前這樣高的程度，經歷了二、三百年的時間，其間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出現過數次大的金融市場危機和幾十次小的金融市場動蕩。欠發達國家在確定本國金融市場發展戰略和提高市場效率的過程中，認真研究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是極其必要的。
3．金融的宏觀效率。金融的宏觀效率是金融機構經營發展效率和金融市場效率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作用效率。它綜合體現在貨幣量（包括通貨量、貨幣總量和貨幣結構）與經濟總量的關系上。對金融宏觀效率的分析可通過貨幣一經濟比率、貨幣結構比率、貨幣乘數等來衡量。
（1）貨幣一經濟比率。
貨幣量與經濟總量比率既是反映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指標，也是從宏觀上衡量貨幣作用效率的基本指標。貨幣的作用效率越高，對貨幣的需求也就越小，貨幣量對經濟量的比率也就越低。貨幣一經濟比率可再分為三個層次考察，即通貨一經濟比率、貨幣（通貨十支票賬戶存款）一經濟比率和廣義貨幣（貨幣十準貨幣）一經濟比率。這三個層次的比率分別反映了不同貨幣口徑下貨幣的作用效率。從通貨一經濟比率來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分析，1965年發達國家的通貨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平均為0.079，低于其他國家約1／3。到90年代初，該項比率在發達國家降至0.054，而欠發達國家則上升為0.12，比較發達國家該比率基本沒有變化，保持在“0.1左右。發達國家的該項比率與比較發達國家相比大約低80%，與欠發達國家相比則低1倍多。中國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該項比率為0.077，到1993年，上升為0.187，比發達國家高出2倍，也高于欠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只比埃塞俄比亞低一些。如果把通貨一經濟比率反算為經濟一通貨倍數，貨幣作用效率在不同國家的差異看得就更加明顯。例如，1993年美國用3275億美元的通貨量實現了63779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通貨與GDP之比為1：19.5，而中國同年實現31380億元人民幣的國內生產總值卻需要5864.7億元的通貨量，通貨與GDP之比為1：5.4，經濟-通貨倍數反映出兩國的通貨作用力相差2.6倍。
由于一個國家的貨幣化、金融化程度對貨幣的需求有很大影響，因此在使用貨幣一經濟比率分析金融效率時，還必須把這一因素考慮在內。
（2）貨幣結構比率
貨幣結構比率是指貨幣內部通貨占貨幣的比重、貨幣占廣義貨幣的比重和廣義貨幣占金融資產的比重。隨著各國金融化程度和金融效率的提高，貨幣結構比率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但數量分析表明，在不同的金融發展階段，貨幣結構比率的變化呈現不同的特點。
由于經濟發展的復雜性和各國金融制度的差異，用貨幣結構比率衡量金融效率，需要把3種比率統一起來分析。可用3種比率之積代表貨幣結構綜合比率，此值越低，意味著金融的宏觀效率越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資料分析，近30年來，該項比率在三類不同的國家全部下降了，發達國家從1965年的0.073下降到90年代初的0.029，比較發達國家從0.172下降到0.068，欠發達國家從0.346下降到0.143。說明近30年間，所有國家的宏觀金融效率均有了很大提高，但就水平衡量，發達國家、比較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還很大。
（3）貨幣乘數
一般來說，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運作效率越高，貨幣乘數也就越大。因此，貨幣乘數的大小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金融宏觀效率的重要指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4年報的數據計算，在1965-1993年的近30年間，幾乎所有國家的貨幣乘數都增大了。發達國家平均從65年的5.53上升為93年的12.9，增長1.3倍；比較發達國家平均從65年的2.9上升為93年的6.1，增長1.1倍；欠發達國家則從1.85上升為3.4，增長約80%。雖然三類國家的貨幣乘數都增大了，但就總體而言，發達國家的貨幣乘數要比欠發達國家高出約3倍。
4．中央銀行對貨幣的調控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對貨幣的調控能力看作金融效率的一個指標是合理的，也是有意義的。一般來說，金融效率越高的國家，中央銀行對貨幣的調控能力也越強。這是由于高效率的金融運行對中央銀行的調控措施具有靈敏的反映度。因此，提高中央銀行對貨幣的調控能力，必須著眼于提高總體金融效率，并在此基礎上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靈活操作。反過來，中央銀行對貨幣的調控能力越強，也意味著金融的效率越高。中央銀行對貨幣的調控效率可以通過兩個方面來評判：一是調控措施的影響力；二是調控效果與預期目標的偏離程度。
全部數量分析表明，近30年來，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金融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從橫向比較，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金融發展在發展中國家具有巨大的潛力，而金融發展的重點應該在提高金融效率方面，而不應單純依靠數量擴張。
第5章對如何提高中國的金融效率進行了探討。
改革以來，中國的金融效率有了一定提高，但與發達國家和比較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特別是金融效率的提高遠沒有金融數量擴張那樣顯著。以金融數量擴張為主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使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許多新的問題，以致有人對經濟發展和經濟問題歸結為“功在金融、罪在金融”。雖然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和金融地位迅速上升時期，金融效率的提高慢于金融數量的擴張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國也不可能跳出這一規律，但當金融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之后，金融效率的提高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已處在這一水平上，因此，如何提高中國的金融效率，是今后發展的一個主題。本章從7個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1．應該把金融業真正作為現代產業來發展。西方經濟和金融發展史表明，金融對經濟促進作用的發揮是在自身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的，金融效率也只有在產業發展格局中才能得到提高。因此，要使中國的金融效率不斷提高，就應遵循金融產業的發展規律確定金融發展戰略。①真正把貨幣、資金作為“商品”來對待，努力創造條件，盡快取消用行政手段分配資金的辦法;②金融商品價格的形成應逐步市場化；③建立和完善多元化、且具有競爭性的金融機構體系；④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規范化的市場金融運作機制；⑤把金融市場放到經濟發展與金融業整體發展之中；③建立一個靈活有效的間接調控機制和金融監管機制。
2．從緊控制貨幣、著力搞活金融。主要依靠金融數量擴張促進經濟發展往往伴隨較嚴重的通貨膨脹，而用創造多種非貨幣性金融工具而少擴張貨幣的辦法滿足投資需求，則能保證在低通貨膨脹下實現較高的經濟增長。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一方面從緊控制貨幣，一方面著力搞活金融。
3．調整金融市場發展重點，規范金融市場運作。發展金融市場的本質意義在于為投資者和籌資者提供環境與條件進而促進投資和經濟發展。中國目前的金融市場狀況有脫離真實經濟發展的趨向，其主要表現是二級市場的獨立發展和企業在一級市場上籌資困難并存。要使中國的金融市場健康發展，必須腳踏實地，立足于基礎，而不能棄本求末，追求虛假繁榮。中國作為一個正在起飛中的發展中國家，資金的需求量很大，金融市場應該成為提供資金來源的重要渠道，因此，金融市場發展的重點應轉移到以融通資金為主要功能的貨幣市場和與實質投資直接相關的證券一級發行市場上，在此基礎上再穩步發展二級市場。二級市場的發展應以提高證券的流動性、為一級市場創造良好環境為目的，而不應脫離一級市場單純追求交易量。西方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到今天這種程度用了幾百年時間，雖然我們不必重走幾百年的西方金融市場發展之路，但也不能完全模仿西方金融市場現有的一切做法。中國的金融市場應該與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信用基礎與企業和金融機構狀況相聯系，并應帶有中國的一些特色。
4．強化金融機構內部管理，提高金融機構素質。金融效率的提高，起基礎作用的是金融機構的高效率。金融機構效率的提高，雖然需要良好的外部條件，但加強自身內部的管理也是關鍵的一環。金融機構內部管理包括業務管理和行政管理。在西方國家，金融機構的內部管理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我國，管理的科學化還只是剛剛起步。
5．加強金融監管，改善金融調控方式。金融監管著眼于金融運作，金融調控著眼于金融總量。加強金融監管，是在市場金融運作中保證金融機構安全和提高資產質量的內在要求，加強金融調控，是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因此，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不是限制金融發展的因素，面是促進金融健康發展和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措施。要使金融活而不亂，實現發展、效率、穩定三者的最優結合，監管方式的科學化和調控方式的靈活有效是最為關鍵的一環。
6．積極創造條件，逐步實現與國際接軌。金融國際化是世界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它帶動了國際貿易和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國金融改革的目標之一是逐步實現與國際金融的接軌，國內金融機構必須為此作好充分準備，并且還要積極創造條件。
關鍵詞：金融經濟；實體經濟；關系；策略
近年來隨著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對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不利的影響，特別是市場上的一些金融企業滿足于錢生錢的游戲，沒有真正地發揮金融經濟的服務作用和價值，導致不少實體企業面臨著資金上的困境。目前國際市場上的需求不振，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對于我國實體經濟特別是外貿出口企業帶來了不利的影響；雖然我國積極地發展內需市場，但是在新舊經濟政策銜接的過程中，實體經濟還面臨著發展中的困難。2016年12月16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充分地認識到了我國現階段實體經濟面臨的困難，提出了防范金融風險，促進實體經濟的政策，對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將會帶來積極的影響。現階段需要進一步加強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研究，更好地理清二者的關系，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實現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成功。
一、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簡介
金融經濟作為虛擬經濟的代表，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廣義的虛擬經濟指的是金融業、房地產業等，虛擬經濟通過交換和分配來進行，在交易的過程中產生增值，在定價上使用資本化的方式。實體經濟作為我國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經濟發展和工業體系的完善等都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為金融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實體經濟為人們提供了衣食住行所需要的所有物質，同時也包含了文化等精神產品。金融經濟能夠為實體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的作用，有利于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二、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相關討論
(一)實體經濟決定了金融經濟的發展
實體經濟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它能夠滿足社會運行所需要的全部物資。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就提到了物質是決定存在的基礎，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在《資本論》中直接指出了在人類社會中，不管財富的形式以什么樣的形式出現，其使用價值是構成物質的重要內容。實體經濟作為馬克思《資本論》重要的研究對象，可以看到實體經濟對于人類財富的發展積累的影響，它決定了社會生產的正常運行，對再生產等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實體經濟通過相關的生產行為，能夠創造物質財富，例如實體經濟生產的商品能夠滿足人們物質的需求，這是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動力。同時實體經濟的發展也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近年來我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與建國以來實體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工業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密切的關系。在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的基礎上，我國逐漸地成為了制造大國，目前正在向制造強國邁進。從金融經濟的發展歷史來看，金融經濟是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現的，金融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金融經濟的出現大大地降低了商品經濟的交易成本，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撐。金融經濟是圍繞著實體經濟而不斷地發展的，這就要求金融經濟不能脫離實體經濟，否則就會產生經濟上的危機。
(二)金融經濟為實體經濟提供了支持
金融經濟能夠為實體經濟提供資本支持，例如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操作能夠幫助實體企業從市場中募集到大量的資金，從而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金融經濟能夠從社會中合法地吸收和募集資金，當這些資金能夠進入到實體經濟中時，就會對實體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從而實現市場資源的有效配置，這樣金融經濟也實現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金融經濟的出現和發展，解決了市場經濟中的信用問題，為實體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否則僅僅依靠人與人之間的借貸，會產生比較大的信用風險，同時也增加了市場交易的成本，使市場中的每個人都付出了比較大的代價。銀行、債券等金融經濟的發展，能夠為資金需求方提供專業化的服務，它有效地解決了市場交易中的信用問題，為資金的提供者和借貸者都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在金融經濟發展完善的過程中的交易風險，從而激勵了實體經濟的發展，能夠使實體經濟更好、更快地得到資金，使企業能夠根據市場的需求來擴大規模進行再生產。金融經濟的發展能夠降低社會融資的成本，使實體經濟能夠更加容易地獲得資金，這也促進了金融經濟的發展。銀行將資金借貸給企業的過程中，能夠獲得高額的回報，當回報越高、規模越大時，就會進一步提高銀行在市場中的競爭力，最終提高了對實體經濟的投資效率。此外隨著金融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金融工具走進了市場，例如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實現對市場風險和收益進行了有效的分配，分散了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風險，同時也促進了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金融衍生品能夠滿足市場中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風險與收益的相對應，能夠使不同的市場主體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進行資源配置，從而滿足了市場中不同風險偏好投資者的需求，能夠使實體經濟從多個方面來獲取資金。金融工具的創新提高了資產定價的效率，從而使價格更好地反映資產的價值，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經濟也會反作用于實體經濟
隨著金融經濟發展的不斷完善，當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隔離開時就會產生許多問題，導致實體經濟缺少金融經濟“活水”的支持，例如實體經濟面臨資金困境時就難以擴大投資和生產，或者面臨著市場困境資金周轉不利時就可能發生破產，這就對實體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在金融經濟的發展中，出現了不少的問題，例如資金在金融經濟中打轉，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中的意愿不強烈；或者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著弄虛作假的現象，誤導了市場和投資者，導致一系列金融風險事件的不斷發展，對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發展都帶來了沖擊，甚至可能會造成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再加上金融經濟與市場的關聯度比較高，當金融經濟發生一定的風險時，就會對實體經濟產生負面的影響，例如當債券違約等金融違約事件發生時，會在市場中產生比較大的波動，而且其風險也比較大，最終會傳導到實體經濟中，例如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開始出現在房地產次級債券中，最后擴大到了全世界，導致全世界的需求不足，嚴重影響了實體經濟的發展。金融經濟的不斷發展，對于其風險管理也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市場監管的滯后性，當風險大量積累或者金融經濟過度發展時，在經濟繁榮時其風險不明顯，在經濟下行階段時就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最終導致泡沫的破滅，引起實體經濟的衰退。
三、現階段實體經濟面臨的困境及對策分析
(一)實體經濟面臨的困境
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入，特別是在不同產業政策的轉變過程中，我國的實體經濟面臨著一系列的發展困境。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落后產能的淘汰，都對實體經濟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實體經濟面臨著新常態，在告別過去和走向未來的過程中苦苦掙扎，轉型之痛深刻地反映了現階段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現狀。再加上房地產等虛擬經濟的發展，占用了市場中的大量資金，導致實體經濟的發展動能不足，而且增加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成本，我國社會面臨著脫虛向實的巨大壓力。資本的逐利性，導致社會中的資本越來越涌向金融經濟，“錢生錢”的游戲也愈演愈烈，例如今年年初的寶能與萬科之間的控股大戰，以及不久前寶能大力掃蕩格力電器的股票，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市場上的恐慌，導致實體經濟面臨著野蠻人等困境。此外我國實體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還面臨著稅負重、政府費用多等不利的因素，這些因素在經濟比較好時企業還可以承受，當經濟下滑時就會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例如最近我國玻璃大王曹德旺關于實體經濟的論述引起了社會的熱議，人們都在不斷地思考我國實體經濟所面臨的困境以及相應的對策。這些因素的存在都影響了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從事實體經濟的中小企業面臨著破產的危機。
(二)金融經濟支持實體經濟的策略
目前政府已經認識到了我國實體經濟面臨的困境，認識到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隔離局面，提出了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策略，國家在稅收等方面給予了不少的支持，而且還將進一步地加強支持力度。在新時期下，要進一步地加強我國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發展，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從而提高金融經濟的服務能力。盡管國家面對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這種情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因此應當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到實體經濟中，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金融信貸支持。國家應當對實體經濟中的不同行業采取差異化的金融支持，提高金融服務的針對性，例如對于金融經濟比較活躍的區域可以更好地發揮市場的作用，對于農村以及不發達地區的實體經濟應當加強政府在金融政策中的支持力度。要不斷地加強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研究，探索二者的發展規律，從而協調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發展，使金融經濟能夠不偏離正常的軌道。此外，國家應當加強對金融經濟特別是對金融產品的管理，一方面要加強對金融產品的創新的支持，同時也要加強對金融風險的管理，不斷地提高金融經濟中的信息透明度，使投資者能夠充分地了解金融經濟的風險，實現對金融風險的有效控制和隔絕，防止金融風險在市場中的蔓延。通過實現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有效融合，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所需要的資金，這對于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結束語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一體兩面，二者相輔相成。如何有效地將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結合在一起，發揮金融經濟的長處，服務實體經濟成為了現階段我國政府的重要經濟任務。面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困境，2016年國家在營改增、社保改革等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實體企業運行過程中的經濟負擔，相信2017年在國家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的政策支持下，將會有更多的金融經濟支持實體經濟的政策，實體經濟的發展環境會越來越好。
作者:王韻琪 單位:石家莊市河北省實驗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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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利用樣本縣的經濟與金融數據，對鞍山市縣域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信社、城市商業銀行及村鎮銀行等新型金額機構對縣域經濟發展促進作用明顯，而大型國有銀行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弱化。同時，提出加強縣域金融制度與渠道體系創新，金融產品創新，完善擔保體系與政策支持等對策。
關鍵詞：
縣域金融；縣域經濟；實證分析
縣域經濟是以縣域為中心、以產業為紐帶、以市場為導向、以農村為重點、以縣域行政范圍為基礎、以實現生產要素充分流動和產業高度聚合為途徑的，既相對獨立又高度開放的一種經濟形態，是聯系城市與鄉村的紐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1]。據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葉興慶《以創業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數據，中國有2070個縣域經濟單位，縣域國土面積910萬平方公里，占95%；國內生產總值6.1萬億，占59%。全國已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縣域經濟體吸納了65%，其中鄉鎮企業和縣域中小企業吸納了80%[2]。可見，縣域經濟是統籌城鄉發展、推動城鎮化、工業化的重要支撐，是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縣域經濟的狀況對整體國民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3]。改革開放以來，盡管縣域經濟得到迅猛發展，但縣域經濟的發展一直受到資金短缺、縣域金融支持不足的制約，尤其在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在商業化改革并逐步退出縣域的過程中，其服務縣域經濟的職能明顯弱化，信用社在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的同時，地方性商業銀行、村鎮銀行等其它商業銀行也在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了主要作用。尤其是近十年來，在中央政府“三農”政策的指導下，新型縣域金融機構不斷誕生。新型金融機構也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新生力量。本課題選擇鞍山縣域地區（海城、臺安、岫巖三縣區）金融發展水平指標（金融機構貸款與金融機構存款）與縣域經濟發展指標（GDP指標），通過實證分析，揭示縣域金融在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通過剖析縣域金融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為縣域金融更好地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也為政府部門和金融管理部門制定縣域金融發展政策等方面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一、變量選擇與實證檢驗
（一）變量選擇依據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縣域產出、勞動力投入數量和資本投入規模3個指標是定量化分析縣域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假設產出為Y，勞動力投入數量為L，資本投入規模為K，因勞動力具有相對富足性，而金融資源具有稀缺性，假設資本為主要的決定因素，因而本課題研究選取產出Y和資本投入規模K兩個指標。本課題以中國人民銀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鞍山市海城、臺安、岫巖三縣區1990-2013年縣域年度數據為基礎，實證分析縣域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支持作用。在變量選擇時，用縣域內的生產總值代表產出，表示縣域地區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發展狀況。用縣域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量代表資本投入規模，表示縣域的金融發展水平。由于縣域內的存款總額也是代表縣域金融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同樣以縣域內的存款總量代表縣域資本投入規模，與縣域內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量共同表示縣域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
（二）實證檢驗首先，對縣域內的生產總值原始數據序列和縣域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量、縣域內的存款總量進行對數平滑處理。對數處理后的縣域內的生產總值用符號GDP表示，縣域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量用符號LOAN表示，縣域內的存款總量用SAV表示。其次，對變量GDP、LOAN和SAV的數據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運用計量經濟學Eview6.2統計軟件，對GDP、SAV、LOAN序列進行了分析。對各統計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的結果是，各統計變量的t統計值均大于t統計量的臨界值，表明原序列存在單位根，是不平穩的。對原序列一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測，檢測結果見表1。從GDP序列一階差分看，因為-2.889400<-3.004861，所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上GDP的一階差分序列拒絕原假設，即GDP一階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從LOAN序列一階差分看，由于-3.332221<-3.632896，所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上拒絕原有假設，LOAN的一階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從SAV序列看，其一階差分序列存在單位根，SAV的二階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的序列。上述分析可知，GDP與SAV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即經濟增長與存款序列之間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GDP與LOAN的一階差分序列均不存在單位根，且同階平穩，存在協整關系。本文基于DHSY模型構建GDP和LOAN之間的基本誤差修正模型。分析模型可以看出，縣域內的前期GDP對當期GDP增長的影響較強，影響系數達到0.846769，表明前期GDP對當期GDP的傳導值達到0.846769倍，說明當期GDP的增長對后期GDP的增長具有較強的帶動作用。金融機構的前期貸款對GDP的影響是正的，且貢獻系數接近18%；而當期貸款對當期GDP的影響為負，表明縣域金融對縣域經濟的推動作用存在一定的時滯性，此結論與經濟現象相吻合。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GDP與LOAN之間是否存在偽相關關系。經檢驗，得到GDP序列和LOAN序列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如表3所示蒽從表3看出，貸款不是GDP成因的概率為0.0320，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縣域金融機構貸款是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原因，縣域金融對縣域經濟的增長具有顯著的支持作用；而GDP不是貸款成因的概率為0.1196，表明GDP增長不是貸款增長的主要原因，但GDP的增長對貸款量增長的影響作用明顯，表明GDP的增長也會帶動LOAN的增長，此結論同樣符合實際經濟現象。國有商業銀行不斷撤出縣域地區，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呈現逐年下降趨勢，縣域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農信社、地方性商業銀行和村鎮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本課題利用中國人民銀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完整的鞍山縣域金融機構1990～2013年的貸款額與縣域GDP數據，構建GDP與縣域金融機構貸款變量間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本模型的相關系數（R）=0.996751022864792，表明變量間的相關性很高。決定系數（DC）=0.993512601582009，表明模型的精度極高。通過上述模型分析可見，x4（建行）的系數a4為負數，表明建行對縣域經濟發展貢獻為負，呈現歷年減少趨勢。除建行以外，其它各商業銀行與農信社的系數均為正值，表明它們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為正向的。其中X1（工行）、X2（農行）、X3（中行）的系數都很小，表明這些銀行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度較小；X2（農行）的系數最小，表明農業銀行在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中沒有發揮與其戰略定位相一致的作用。X5（農發行）的系數為0.1，表明與其它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相比，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在推動縣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比其它國有商業銀行更大的作用。在鞍山地區，農信社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最大，貢獻率到達53%，成為縣域金融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其次是其它商業銀行包括鞍山銀行、郵儲銀行和村鎮銀行，它們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在30%以上。
二、基本結論
（一）縣域金融發展與縣域經濟增長互相促進模型分析看出，縣域GDP與縣域金融機構貸款變量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分析表明，縣域金融發展對縣域經濟的增長具有顯著的支持作用。同時，GDP的增長對貸款量增長的影響作用明顯，這說明縣域金融供給是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GDP的增長對貸款量增長的帶動作用明顯，表明縣域金融的發展不僅能夠有力地支持縣域經濟的增長，反過來，縣域經濟的增長又能帶動縣域金融機構對縣域地區增加資金投放，二者互相促進，良性發展。
（二）大型國有銀行服務縣域經濟的職能弱化模型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與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甚至出現負貢獻的現象，這表明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職能明顯弱化。這一分析結論與鞍山縣域金融服務縣域經濟的實際相吻合。中國人民銀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自1994~2013年，鞍山縣級和縣級以下國有商業銀行營業網點大規模撤并調整，有效性貸款機構大幅度縮減，縣域金融機構對縣域地區的存貸比由1994年的97.8%下降至2013年的34.1%；1994年以前的統計數據顯示，五大國有銀行的存貸比高于1，表明對縣域的貸款投放高于存款的吸收。具體統計數據見表4。五大國有銀行吸收的縣域地區存款一直呈上升趨勢，而對縣域地區的貸款卻呈現出下降趨勢，自2008年開始出現了大幅度地下降。
（三）農信社與其他商業銀行已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在鞍山縣域地區，農信社、城市商業銀行（鞍山銀行）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村鎮銀行共同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模型數據分析表明，在縣域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中，農信社、鞍山銀行與村鎮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發揮了重要作用，對縣域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80%以上。其中，農信社對縣域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就高達50%以上，成為促進鞍山縣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表5顯示，鞍山的農信社與其他商業銀行（鞍山銀行、村鎮銀行）在服務縣域經濟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存貸比基本在50%以上，對縣域的貸款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同時也可以看出，隨縣域存款量的不斷增加，存貸比也隨之增加，表明農信社、鞍山銀行、村鎮銀行等縣域金融機構始終以服務縣域經濟為核心，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三、促進縣域金融發展的對策
實證分析表明，大力發展縣域金融是解決縣域金融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矛盾的關鍵。當前，國有商業銀行不斷退出農村地區，縣域金融服務渠道萎縮不暢、縣域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縣域金融服務縣域經濟的功能弱化、金融產品創新不足等問題突出。為此，對促進縣域金融發展提出如下建議。
（一）加強縣域金融制度創新，促進金融服務渠道體系的創新與完善金融需求的多樣化要求金融資源能夠在管理層實現共享[4]。通過金融制度創新，鼓勵縣域金融機構中的銀行、保險、擔保機構與縣域民間金融進行戰略合作，創新服務渠道形式，探索構建綜合性縣域金融服務渠道體系模式，形成縣域銀行類正式金融服務渠道、民間非正式金融服務渠道、保險與擔保體系統一和諧的多渠道體系兼容的縣域金融服務渠道體系，實現渠道體系資源與結構的優化，有效發揮縣域金融在縣域經濟中的核心作用。通過縣域金融制度創新，促進縣域各類金融服務渠道的融合，創新渠道形式，優化渠道結構，完善服務功能。
（二）構筑完善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已經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5]，為滿足縣域經濟發展的需要，增強縣域資金流動，必須進一步完善縣域金融機構服務體系，構建由國有商業銀行、地方或區域性中小金融機構、合作性金融組織與民間金融組織和諧共存、層次分明、功能補充、結構完善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6]。通過政策引導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服務縣域經濟，大力發展縣域新型中小金融機構，發揮民間金融在服務縣域經濟中的重要補充性作用。積極促進縣域保險、擔保、小額貸款公司等服務縣域經濟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
（三）加快縣域金融服務產品的創新縣域金融機構要適應縣域金融需求的發展，深入研究縣域金融市場特征，不斷創新金融產品，滿足差異化、多元化的縣域金融需求。積極推行各種創新性的信貸模式，設計適合與滿足縣域經濟發展需要的金融產品。政府與金融監管部門要鼓勵金融機構進行戰略合作、錯位競爭、差別服務，避免金融產品與服務同質化的惡性競爭。積極開拓服務縣域的中間業務或理財業務品種，滿足縣域居民更高層次的金融服務需求。
（四）創新擔保方式，建立有效的擔保體系構筑和完善多層次、多形式的信用擔保體系，為暢通縣域金融服務渠道提供有效保障。縣域金融機構要擴大有效擔保品范圍，創新貸款擔保方式，探索發展基于訂單與保單的金融工具。完善多層次、多形式的信用擔保體系。積極推廣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通過探索“銀行+信用村+農戶”“銀行+合作社+社員”“銀行+公司+農戶”或“銀行+擔保公司+農戶”“銀行+特色項目+農戶”等模式，實現商業銀行在支農服務方面多品種“集團作戰”方式，化解市場風險[7]。探索發展由銀行和保險公司參與的多種形式的信用共同體，加快擔保方式創新，建立與完善有效的縣域擔保體系，增強縣域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保障功能。
（五）繼續加大政策支持與扶持力度在中央政府“三農”政策指導下，中國人民銀行要在差別性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等制度支持縣域中小金融機構、新型金融機構服務縣域經濟的同時，還要制定相關政策引導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向縣域地區延伸，發揮大型商業銀行服務縣域經濟的主渠道作用，滿足縣域中小企業來自各類金融機構全方位的金融服務需求，促進縣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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