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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分工；農業增長方式；驅動力量；階段特征；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6－0036－08
一、相關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增長突飛猛進，書寫了“以世界7%的耕地養活世界22%人口”的神話；與此同時，農業還有力地支撐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農民也為國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①。但是，中國農業在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遠。當前中國農業的增長基本還是屬于“投入型增長”，高速的農業增長以更高速的資源耗費為代價而獲得②。21世紀以來，我國主要農產品的消費結構、供求狀況、成本價格、國際競爭力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業的外貿貢獻時代在2004年已經基本結束，農業發展環境和食品安全等問題開始凸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已迫在眉睫。
由于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意義重大，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不斷地有學者就此問題展開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萬寶瑞對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性、有利條件、思路與對策進行了宏觀探討，指出要抓住農業科技進步和結構優化這兩個根本，加快農業增長方式轉變③。此外，科技進步和制度因素作為促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也得到了許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④。孔祥智等通過對2001-2010年中國農業政策的總結，探討了現階段的城鄉統籌與農業增長方式轉變，認為農業增長方式的基本走向是依靠科技進步推動農業發展，推進農業經營體制創新，推動技術、資本要素向農業配置⑤。除了上述規范研究外，王玉梅等還利用宏觀統計數據對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進行了實證分析，嘗試著進行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測定⑥。而在國際比較方面，張宇萍等介紹了國外農業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及其演進，并闡述了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本經驗⑦。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雖然探討農業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重要性、衡量指標、影響因素、對策建議是十分必要的，但容易陷入就“轉變”談“轉變”的陷阱之中，而對農業增長方式轉變背后的驅動力量及新階段農業增長方式的外在特征缺乏系統、全面的分析。此外，我們常說的農民收入增加，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指脫離農業但仍然保有農村戶籍的人員工資收入增加，并不反映以農業為主業的農戶收入的增加；或者說，我們是拿一部分非農居民收入的增長用來夸張地表述農民收入增加，而非農業增長⑧。長此以往，必然會使研究對于構建一個良好的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支持體系出現“失語”和“有心無力”。
*本文系2011年度農業部軟科學研究項目“農業農村發展階段性特征及發展趨勢研究”（項目編號：201104）的階段性成果。
要討論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我們必須首先關注農業增長的動力所在。過去的研究表明，許多因素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增長的動力，如的實施⑨、農業技術進步⑩、食品消費結構改變帶來農業結構調整而引發的隱性農業革命{11} 等都促進了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業的增長。然而，從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來說，分工是勞動效率提高和財富增長的重要源泉，農業勞動生產力增進總是跟不上制造業勞動生產力步伐的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種類的勞動還沒有達到像制造業那樣的完全分工{12}；所以，想方設法提高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分工水平可能將是當前中國小農經濟效率改進的基本思路之一{13}。比如，通過農業生產活動與農業經營活動的合理分工，農戶可以專心于農業生產，而將其它農業經營活動，例如農業生產投入品的采購，新技術的選擇，信息的獲取，產品的分級、包裝、加工、貯藏、運輸、營銷以及品牌化等分離出去，由其他專業的個人或組織來統一經營與服務，則中國也許可以走出一條生產小規模、經營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14}。
Smith Adam在《國富論》一書中開篇便以制針業的發展來闡明分工的意義，并提出了分工的三種好處：（1）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2）由一種工作換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這種損失；（3）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做許多人的工作{15}。楊小凱在其著作《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中也是開篇就著重論述分工的意義，他通過中國農民蓋房與美國農民蓋房的效率比較，來說明分工與專業化程度不同帶來了經濟效率的巨大反差{16}。回到農業領域，農業生產的自然性、周期性和空間分散性，使家庭經營成為農業生產最有效的組織形式{17}；實施以來，農戶家庭生產的優越性也已經得到實踐的檢驗與理論界的廣泛認可。也就是說，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了讓家庭生產解體的分工方式是得不償失的；而在農業經營方面，通過一定程度的分工則可以做很多文章，并使其成為新階段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驅動力量。
二、新階段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驅動力量：一個微觀案例
使得城鄉在資源分配和社會事業發展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農村發展處于劣勢地位，尤其
是農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給，其供給主要是采取以政府為主導的模式。研究利用陜西
農村1990-2008年的時間序列統計數據，通過構建陜西農村經濟發展的9個評判指標并對其
分別賦予不同的隸屬度，運用模糊評判法，對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階段進行了
定量評判。實證研究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陜西農村地區整體上處于經濟發展的第
二個階段，即經濟發展的成長階段。因此，陜西應主要采取以政府為主導型的農村公共物品
供給模式，而私人(市場)供給只能作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少許補充。農村公共物品供給
模式應根據經濟發展階段作出選擇，以期實現各個時期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最優化：考慮不
同地區農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給模式；扭轉農民負擔部分公共物品供給成本
的局面。
關鍵詞 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經濟發展階段；模糊評判；陜西省
中圖分類號 F3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2-008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3
長期以來，陜西一直實行“以農補工、優先發展城市、優先發展工業”的傾斜性戰略政策，這使得陜西城鄉在資源分配和社會事業發展等諸多方面并未獲取平等的發展機會，農村發展處于劣勢地位的空間格局。特別是農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給，其供給模式未能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作出相應調整，造成農村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科技、文化等都遠遠落后于西安咸陽等城市區域，這直接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進而給社會發展帶來了許多不良影響，甚至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更加凸顯。與此同時，在當今效率優先的市場經濟中，政府掌握著財政資源，理所當然，政府就成為了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給主體，但是，在政府掌握財政資源的情況下，政府對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大多采用“一刀切”模式，供給沒有針對性，缺乏對不同地區農村公共品供給模式的選擇[1]。因此，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最為關鍵和核心的就是要盡快轉變政府職能，探索有效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并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作出合理選擇。
從目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狀況看，受農村公共物品本身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及效益外溢性）以及農村經濟發展滯后和分散的生產經營方式的制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主要是采取以政府為主導的模式[2-4]，其原因在于私人供給公共物品容易造成資源配置缺乏效率[5]，并且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無法收費，也就是說無法控制和克服“搭便車”行為和現象的發生[6-7]。雖然政府供給公共物品可以兼顧效率和公平，并且可以有效防止“搭便車”現象的時常發生，但是，政府又不可能也沒有能力供給全部的公共物品，如果政府供給所有的公共物品，則公共物品的供給規模以及生產效率將難以實現帕累托最優[8]。由此可見，政府供給公共物品有其長處也有其弊端，當然私有化供給也不例外，Krauze[9]認為，只有公共物品供給私有化才可以徹底解決低效率、供給不足、供給質量低等問題，私有生產比公共物品更具有效率[10]。Tullock[11]研究表明，政府難以將某些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內在化，而私人生產卻可以很好地將其外部性內部化，并能在追求最大化利潤的同時，生產出更多的公共物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該如何選擇呢？
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財政實力等密切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私人（市場）進入公共物品供給領域不失為一個理想的選擇，因此，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應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并可以根據經濟發展程度探索多種供給模式的互相結合，以期實現農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
鑒于此，本文在闡述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選擇理論分析的基礎之上，利用陜西農村1990-2008年的時間序列統計數據，運用模糊評判法，對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階段作出定量判斷。
本文的分析框架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為引言，第二部分為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選擇的理論依據，第三部分為評判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第四部分為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選擇實證分析，第五部分為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1 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選擇的理論依據
從目前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現狀看，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主要有政府供給型、政府與私人混合供給型、私人供給型三種類型，那么陜西農村公共物品該以何種模式實現農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呢？農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的實現涉及到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水平兩個因素。一般而言，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配置涉及到橫向與縱向兩個層面，橫向主要是指區域之間，即城鄉之間與各地區之間等；
縱向主要是指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的發展將會給公共物品供給方式的創新，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物品的意愿的變化及其居民對公共物品需求強度的變化帶來不同的機遇。因此，陜西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選擇問題同樣要考慮城鄉公共資源配置最優化問題及其陜西經濟發展階段與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匹配問題。
1.1 城鄉公共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及優化
建國后，陜西就開始實行城鄉有別的發展戰略，即實行優先發展城市的第二、三產業，尤其是重工業，從而形成明顯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陜西公共物品的供給也沿用了這種城市偏向型的供給體制，而這種體制導致了有限公共物品資源的配置偏離了社會公共物品最優生產和消費原理。這種情況本文在此用圖1的原理來進行解釋說明。
圖1給出了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在圖1（a）中，現階段農民的最佳效用點原本應該在A1和A2點之間的生產可能性曲線上，但是由于經濟發展中城市偏向型發展戰略，政府供給的農村公共物品過低以至于農村居民拿出一部分自己的生產資源來生產滿足基本生產和生活需要的公共物品，由于農村居民的生產資源即定，這使得農民對于私人物品的消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少，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最終效用點落在A點上，這就迫使農民的無差異曲線向內部移動，使得農民的消費效用降低，農民本應該享受的社會福利很少甚至可能享受不到任何社會福利，很明顯，A點不是農民的最佳效用點。由圖1（b）可知，城市居民的最佳效用點原本應該在B1和B2點之間的生產可能性曲線上，但是由于陜西實行優先發展城市的戰略和公共物品供給體制，使得農村居民相對享受的公共物品和服務明顯偏低，城市居民本該支付的公共物品資源進入到私人物品的消費過程中，結果就是城市居民享受和消費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增加，城市居民公共物品供給的最終效用點落在B點上，這就造成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部移動，顯然，城市居民享受的社會福利增加。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目前的城鄉公共資源分配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非均衡現象，因此，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實現城鄉公共資源配置的最優化。由于公共資源特別是地處西北經濟不發達的陜西的公共財政資源是極其稀缺的，因此公共財政資源的分配要慎重考慮農村與城市之間分配的比例。而公共財政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是實現城鄉公共物品的人均擁有量的絕對相等，而是要在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探索城鄉協調發展的最優途徑。城鄉公共物品供給基本均等化目標的實現是一項復雜、艱巨而系統的工程，從陜西農村的實際情況看，要實現這個宏偉的目標單靠農民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而實行城鄉統籌的公共物品供給體制不失為一種切實可行的策略。在遵循“帕累托最
優”原則與確保不降低城市居民現有效用水平的前提下，實行城鄉統籌的公共物品供給體
制，就是要將城市創造的部分財富用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上，提高農村公共物品的總體供給水平和供給效率。對此可以通過圖2來加以解釋說明。
由圖2（a）和圖2（b）可知，在初始階段，農村與城市私人物品的最優供給分別為P和D，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分別為A1和B1，農村與城市均衡的資源配置點分別為E點與B點，很顯然，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水平遠遠低于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給水平，并且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距為
B1-A1。假定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者私人物品消費效用不降低的前提下，如果實行城鄉統籌發展策略，并將城市創造的部分財富用于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此時，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水平將會提高到較高的水平A2，農民的福利水平也會得到提升，農村居民的效用曲線將會上移至U1，最佳效用點也相應地變為E1點；同時，城市居民私人物品的消費水平將會由D增加到D1，城市均衡的資源配置點相應地也由B點變為C1點，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提高。
1.2 經濟發展階段與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關系
公共物品的供給，不僅要慎重考慮某一時段內城鄉之間的均衡問題，更要慎重考慮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或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供給主體與供給方式可能的供給差異，即所謂的公共物品供給的階段性特征。20世紀50年代，馬斯格雷夫提出了“公共支出增長的發展模型”，認為在經濟成長的不同階段公共支出的重點在不斷的變化和轉移，并且每一次重點的變化和轉移都會使公共支出的增長幅度加大。不同階段公共支出重點的變化和轉移的情況是，基礎投資（起飛階段）市場失靈之干預（中期發展階段）收入再分配和社會福利（成熟階段）公共支出上升（馬斯格雷夫將羅斯托的經濟成長五階段理論（傳統的、為起飛準備前提、起飛、向成熟推進和大量消費時代）簡化為經濟成長三階段理論（起飛、中期發展和成熟階段）。同時，馬斯格雷夫馬斯格雷夫的經濟成長三階段理論的特點是公共支出增長，原因是通過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支出重點的變化和轉移來解釋的）。從經濟不同發展水平（或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角度來看公共物品供給，可以發現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公共物品供給是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密切聯系的，因為公共物品的供給主體、供給類別、供給數量和供給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第一，各級政府的財力水平是由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因此，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數量和供給質量是根據各級政府現有的財政狀況決定的；第二，經濟的發展要求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類型的優先順序作出判定，因為當前陜西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如關中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及財政狀況要好于陜南和陜北地區，因此，關中地區的農民不會再僅僅滿足于與基本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公共物品，而是需要更高層次的諸如精神文化追求、政治參與等，而陜南地區和陜北的貧困地區則對基本生產性公共物品具有較高的需求；第三，在一定程度上，經濟發展水平和科技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系。相應地，在經濟全球化、經濟飛速發展和經濟技術條件快速更新變化的當今時代，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也會逐漸地發生變化，即由政府供給模式逐漸向私人（市場）供給模式轉變。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部分原本的純公共物品將會逐漸轉化為準公共物品。我們假定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供給主體，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公共物品的特性即公共性將會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特別是準公共物品，因此，公共物品的動態變化過程會促使其供給模式發生相應地變化，即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期，公共物品的供給職責主要由政府來承擔；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時期，部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將會逐漸弱化，致使政府供給公共物品的比重會逐漸降低，而私人（市場）則會不斷涌現到公共物品的供給行列中來，彌補政府無力供給的部分公共物品，即私人（市場）供給比重增加。
2 評判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設置的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階段評判指標體系主要是借鑒與沿用了劉革委，盧鳳君[12]和徐丹丹，楊靜和孟蕭[13]采用模糊數學方法構建的農村經濟發展階段評判指標體系。盡管學術界對于經濟發展階段劃分標準的研究已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并未達成共識。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展示，經濟發展的本質不僅僅表現為水平的變化，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表現為生產結構的變化，因此，衡量經濟發展階段的標準包括水平和結構兩個方面。因此，本文將經濟發展階段評判指標體系劃分為兩個大類：第一大類是水平指標，主要是用于衡量經濟發展水平與增長速度；第二大類是結構指標，主要是用于衡量產業、就業、城鄉、消費結構的變動。水平指標主要包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和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率；結構指標主要包括產業、就業、城鄉、消費結構指標四類7個指標，（1）產業結構指標主要有第一產業生產總值（農業GDP）占GDP的比重和第二產業生產總值（工業GDP）占GDP的比重；（2）就業結構指標主要有第一產業（農業）勞動力比重和第三產業（服務業）勞動力比重；（3）城鄉結構指標主要有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是與工業化發展階段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緊密相關的，工業化初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相對較小，相應地，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工業化迅速發展階段，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會不斷的拉大，而農業勞動生產率也會相應地逐漸降低；但是進入工業化成熟階段后，會出現反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再次縮小，而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將會再次升高）和城市人口（非農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是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水平緊密相關的，城市人口比重將會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發展和推進而呈現出逐漸上升的態勢）；（4）消費結構指標主要有恩格爾系數。以上所選取指標的數據均來自于《陜西統計年鑒》（1991-2009）、《中國統計年鑒》（1991-2009）、《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1-2009）、《中國農業統計年鑒》（1991-2009），收集了陜西農村1990-2008年19年的時間序列統計數據。
3 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選擇實證分析
本部分主要是對上述所選取的有關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階段的9個評判指標分別賦予不同的隸屬度，利用陜西農村1990-2008年19年的時間序列統計數據，運用模糊評判法，對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階段作出定量評判。
為了更加明確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階段，本文首先根據其工業化發展進程將陜西經濟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并定義為Y，即
Y={y1,y2,y3,y4}
其中，y1，y2，y3，y4分別代表工業化的初始階段、發展階段、成熟階段及穩定階段。
同時，將上述所選取的有關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階段的9個評判指標聚合為陜西農村經濟發展階段的評判因素集，即
F={f1,f2,f3,f4,f5,f6,f7,f8,f9}
其中，f1代表陜西人均GDP，f2代表陜西GDP年均增長率，f3和f4分別代表農業和工業GDP比重，f5和f6分別代表農業和服務業勞動力比重，f7代表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f8代表城市人口比重，f9代表恩格爾系數。
對9個評判因素的權重的確定主要是參考劉革委，盧鳳君[12]研究中通過專家打分所確定的評判因素權重集，即
ω={0.15,0.15,0.125,0.125,0.09,0.06,0.15,0075,0.075}
在對陜西經濟發展階段進行劃分和確定其評判因素集之后，本文依據陜西農村1990-2008年19年的時間序列統計數據，對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作出定量評判。為了盡可能的消除短期經濟波動對陜西農村經濟發展階段評判的影響，更為了較為準確地反映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特征，可以以若干年為一時段（比如5年、10年），本文采用以10年為一時段，從1990年開始進行平移，每次平移時期為1年，計算9項指標的隸屬度，并運用9項指標的隸屬度值計算各階段的頻率，得到10個頻率矩陣，以此計算綜合評判矩陣，并可以據此來評判陜西目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
3.1 基本評判指標數據
本文根據歷年《陜西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業統計年鑒》的原始數據，求出9項指標數據，見表1。
3.2 計算各指標的隸屬度
表2給出了1990-2008年9項指標的隸屬度計算結果。
根據表2可知，9個指標的隸屬度數值范圍為（0.1-0.9），因此，本文在此根據國際劃分標準和劉革委，盧鳳君[12]的研究成果，并結合陜西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陜西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個因素的變動情況，根據隸屬度的大小，評判出陜西農村各個經濟發展階段的隸屬度范圍為：如果0.1＜f≤0.25，則陜西經濟發展為工業化初始階段；如果0.25＜f≤0.5，則陜西經濟發展為工業化發展階段；如果0.5＜f≤0.75，則陜西經濟發展為工業化成熟階段；如果0.75＜f＜0.9，則陜西經濟發展為工業化穩定階段。
3．3 計算頻率矩陣
為了盡可能的消除短期經濟波動對陜西農村經濟發展階段評判的影響，本文采用以10年為一時段，從1990年開始進行平移，每次平移時期為1年，并運用上述計算得到的9項指標的隸屬度值計算各階段的頻率，得到1990-1999、1991-2000、1992-2001、1993-2002、1994-2003、1995-2004、1996-2005、1997-2006、1998-2007、1999-2008共10個頻率矩陣。由于受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在此并未列出10個頻率矩陣的具體數值。
3.4 計算綜合評判矩陣
資料來源：《陜西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業統計年鑒》（1991-2009）。
濟發展階段的評判因素權重集與上述計算得到頻率矩陣的乘積，據此計算可以得到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綜合評判矩陣，見表3。
3.5 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經濟發展階段評判結果的分析
由表3的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階段的
綜合評判矩陣可知，在陜西農村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除1992-2001年期間，農村經濟發展的隸屬度出現增長外，其余各時段農村經濟發展的隸屬度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1990-1999年期間的0396迅速下降到1999-2008年期間的0165，下降了0231，平均下降速度為927%，可見下降速度之快，這表明陜西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已迅速的轉變到了經濟的發展階段，即陜西農村地區的經濟迅速發展到第二個階段，也就是經濟發展的中期發展階段；在陜西農村經濟發展的中期階段，
1992-2001年期間和1999-2008年期間出現下降之外，其余各時段農村經濟發展的隸屬度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由1990-1999年期間的024增加到1998-2007年期間的0315，而后在1999-2008年期間出現了稍微的下降，下
降到0308，陜西農村經濟發展中期階段隸屬度的平均增長速度為281%；陜西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成熟階段的隸屬度較平穩，基本展現出增加趨勢，但變化幅度很小，1990-1999年期間到1999-2008年期間的隸屬度都在0255-0278之間浮動，隸屬度從1990-1999年期間的0265增加到1999-2007年期間的0273，1999-2008年期間的隸屬度有所減弱，但變化不明顯；在陜西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穩定階段，各時段的隸屬度呈現出逐漸增長的趨勢，由1990-1999年期間的01增加到1999-2008年期間的0273，平均增長速度為1181%。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陜西農村1990-2008年19年的時間序列
統計數據，通過構建陜西農村經濟發展的9個評判指標并對其分別賦予不同的隸屬度，運用模糊評判法，對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經濟發展階段作出了定量評判。實證研究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陜西農村地區整體上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即經濟發展的成長階段。因此，根據陜西目前農村經濟發展的水平與狀況，農村經濟發展還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由于農村處于我國行政區劃的底層，農村地區的邊緣性和生產的分散性決定了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相對分散沒有規模效應，且總體質量不高，供求結構不合理，層次和優化度低，加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基礎性，這些不利因素就決定了陜西廣大農村地區的公共物品提供還需要政府的強有力的支持。與此同時，陜西農村地區由于受經濟發展、資源稟賦、地理位置、傳統文化等的影響，農民目前需求較多且需求強度較高的仍是一些與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純公共物品與準公共物品，然而這些純公共物品與準公共物品又具有較強外溢性和較弱的排他性，受益人群相對也較為寬廣，但成本收益率卻較低，所以，就目前陜西經濟發展和農村的實際而言，陜西應主要采取以政府為主導型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而私人（市場）供給只能作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少許補充。
因此，根據以上的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1）公共物品供給模式應根據經濟發展階段作出選擇，以期實現各個時期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最優化。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與其經濟發展程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對于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應作出抉擇，選擇與其相適應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具體而言，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時期，政府供給主要作為引導，誘導私人（市場）將更多的資源投向農村，特別是農村公共物品，不斷縮小城鄉公共物品供給差異；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期，應主要以政府供給為主，私人（市場）供給只作為些許的補充，不易成為供給的主要力量，因為，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期，私人由于受其財力水平的限制，根本沒有能力有效的提供農村公共物品。如果這時期采取私人（市場）供給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必然帶來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嚴重短缺、農民負擔加重、農村經濟發展能力弱化等諸多嚴重的后果。本文研究得出陜西農村地區整體上處于經濟發展的成長階段，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應采取以政府為主導的模式，因此，目前，陜西各級政府應切實加大對農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突出農村公共物品的重點投資領域，同時，要發揮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的主導作用，使政府將有限的財力更多地向農村傾斜，向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傾斜，努力改變農村經濟和農業發展滯后的面貌，逐漸縮小進一步拉大的城鄉差距，以期實現農村公共物品的均衡有效供給，真正實現城鄉統籌協調發展與城鄉居民社會福利的雙提升。
（2）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選擇要考慮不同地區農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給模式。本文研究得出陜西農村地區整體上處于經濟發展的成長階段，因此，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要整體把握，突出重點投資領域，同時也要考慮到地區差異，因地制宜，充分考慮不同農戶對于農村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從目前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現狀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并未達到理想的效果，主要是因為陜西省以下各級地方政府對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均從宏觀方面統籌安排，而很少涉及地區差異以及不同地區不同農民的需求意愿，供給缺乏針對性，相應地，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同樣也缺乏針對性，并沒有對其作出選擇。基于這種狀況，陜西各級地方政府在供給農村公共物品時，應在考慮地區差異的基礎上，從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尊重農民的需求意愿，并有針對性地選擇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徹底改革“一刀切”的供給模式[1]。
（3）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要扭轉農民負擔部分公共物品供給成本的局面。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主體也會有所差異。陜西農村地區整體上處于經濟發展的成長階段，也就是說，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并不是很高，相應地，農民的生活也并不是很富裕，如果由農民來負擔部分公共物品的供給，勢必會加重農民負擔、弱化農村經濟發展能力。而目前陜西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現實情況就是，部分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還是由農民自己提供、農民承擔供給成本，也即處于一種自給自足的狀態，例如農村道路、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農村醫療等，如果不盡快轉變這種不利局面，任其這樣發展下去，勢必會造成農民負擔加重、農村經濟和農業發展受阻、“三農”問題也得不到解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目標也將難以實現，城鄉統籌協調發展也無法實現，因此，目前應盡力扭轉農民負擔部分公共物品供給成本的不利局面，減輕農民負擔，各級政府承擔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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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elec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ing Mode Based 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Shaanxi
ZHU Yuchun TANG Juanli ZHENG Yingning HUO Xuex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關鍵詞:工業化;貨物運輸需求;需求特征;運輸需求數量;運輸需求質量
運輸需求問題歷來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任何有關運輸方面的戰略研究都是以對運輸需求的分析與預測為起點的。然而,無論是運輸需求理論問題研究還是運輸需求數量預測,盡管客觀上存在著工業化進程對貨物運輸需求的影響問題,但除北京交通大學榮朝和教授等學者做過相關研究外,很少有人系統探究工業化進程中貨物運輸需求的階段性特征及其對于貨物運輸業發展內在的聯動關系。實際上,工業化對貨物運輸需求影響很大。工業化不同發展階段,貨物運輸需求流動實體——“貨物”的品類和數量不同,“空間位移”要求不同,貨物運輸需求的特點和內容亦有所不同。發達國家經歷了完整的工業化過程,其工業化不同階段貨物運輸需求特征對工業化起步較晚的我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未來的“十二五”乃至以后的一段時期是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攻堅時期,對交通運輸系統供給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運輸需求是運輸供給的依據,只有明確了貨物運輸的需求特征才能提供有效的運輸供給。有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對工業化進程中貨物運輸需求變化規律的探求,來揭示未來我國貨物運輸的需求趨勢,以期為政府運輸發展政策制定及貨物運輸企業發展戰略選擇提供理論支撐,從而解決運輸供給與運輸需求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做好交通運輸“三個服務”,推進我國的工業化進程。
一、工業化的階段劃分及其與貨物運輸需求的內在關聯
工業化泛指一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化以及工業社會自身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逐漸從以農業為主體轉化為以工業為主體,并向第三產業過渡,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產值和就業人數都超過第一產業,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不斷上升。
關于工業化發展階段,存在著不同的標準和劃分方法,每種方法都有其相應的優點和局限性。例如:錢納里等的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劃分,將工業化劃分為3個階段6個時期,即前工業化階段、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工業化后期)和后工業化階段(發達經濟初級階段、發達經濟高級階段);庫茲涅茨等按照三次產業結構(包括產值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將工業化階段劃分為工業化前期、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工業化后期和后工業化社會;聯合國基于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生產增加值比重的劃分,把工業化水平分為非工業化、正在工業化、半工業化、工業化等4類。由于依據的理論和標準不同,結論往往不盡一致。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在《中國工業化進程報告——1995—2005年中國省域工業化水平評價與研究》報告中提出了一套綜合評價國家或地區工業化水平的指標體系和方法,據此將工業化過程分為前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實現階段和后工業化階段,其中工業化實現階段又分為工業化初期、中期和后期3個階段,每個時期劃分為前半階段和后半階段,并確定了不同階段的標志。見表1。
這種劃分方法較為科學,基于這種劃分,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工業化的各個不同階段,貨物運輸需求客觀存在著的變化軌跡。由表1可見,工業化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產業結構歷經“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最后到“三、二、一”的轉變,其間生產力地區布局也會發生一定變化。
工業化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對貨物運輸需求影響很大。貨物運輸需求是一種派生性需求,源于社會經濟生活對貨物空間位移方面的需要。按照運輸經濟學理論,貨物運輸需求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有3個:其一,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其二,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變動,特別是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動;其三,生產力地區布局。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力地區布局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貨物運輸需求的數量和質量,而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直接影響貨物運輸需求結構。在整個工業化發展進程中,貨物運輸需求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都處于變化之中,這使得貨物運輸需求也隨之發生相應變化。
二、工業化不同階段的貨運需求特征
目前,一些工業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工業化,步入了后工業化社會;一些中等發達國家尚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之中,大多處于工業化中期或后期;發展中國家大都處于工業化前期,少數國家處于工業化中期。實踐表明,工業化不同階段貨物運輸需求特征不同。見表2。
(一)前工業化階段貨物運輸需求特征
各國經濟在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發生之前的漫長歷史時期,從原始部落到游牧經濟、傳統農業社會、手工業和后來的工場手工業階段,一直處于前工業化階段。由于游牧業和農業的商品率很低,小手工業原材料多數在當地解決,貨物運輸需求較少。貨物種類除去官僚機構、軍隊和城市人口所需糧食以及修建工程和其他方面耗用的物資外,很長時間內主要是商業販運的鹽、布匹、茶葉、皮毛、瓷器、鐵器和其他金屬制品以及香料之類的貨物。工場手工業時期,紡織、煉鐵等行業的生產規模有所擴大,棉花、木材、生鐵等原料、燃料及其產品的運輸需求量有所增加。總體來講,這一時期貨物運輸需求量較小,運輸頻率低,對運輸服務質量要求不高,運輸可靠性較差。
(二)工業化實現階段貨物運輸需求特征
工業化實現階段又分為工業化初期、中期和后期3個時期。每個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不同,貨物運輸需求特征亦不同。
工業化初期(18世紀60年代-19世紀50年代)以紡織、冶金原材料工業為主,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開始動搖。18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工作機和動力機的發明和使用,紡織業成為工業化的“先導”部門,輕紡工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部門。1783年,英國紡織工業在工業結構中的比重達到35.4%。在紡織產業前向聯系的帶動下,以鋼鐵工業為主的冶金業、采掘業、早期制造業等產業迅速興起并得到蓬勃發展。工業及經濟社會發展對煤炭、礦石、鋼鐵產品等大宗、遠途、低值、散裝貨物運輸的需求急劇增加。
工業化中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50年代)是以機械加工及化學工業為主的時期,制造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重化工業取代輕紡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以英國為例,1783-1924年,按凈產值計算,紡織工業在工業結構中的比重由35.4%下降到10.8%;鋼鐵及機器制造業比重由6.5%上升到12.5%;化學工業的比重由1881年的0.7%上升到1924年的1.1%。貨物中石油、天然氣、化工原料、多種金屬和非金屬原材料的比重開始上升,水泥等建筑材料大為增加。貨物運輸除要求繼續擴大運輸能力,對運輸速度和其他運輸質量方面的要求相應提高,運輸需求開始多樣化,對管道、油輪、罐車、棚車等運輸需求量增加,要求發展多種運輸方式和工具來滿足日益多樣化的運輸需求。
工業化后期(20世紀60年代~20世紀80年代)是以高度加工工業為主的時期,制造業產品的加工程度進一步深化,工業品價值普遍很高,技術資本含量大,物質含量相對比較低。汽車、飛機、精密儀器、電器電子產品等高加工產品的附加值比初級產品大為提高,經濟增長對原料的依賴減少。發達國家的煤炭工業以及石油天然氣采掘工業在工業結構中的比重分別由1955年的2.7%和3.3%下降到1974年的0.8%和1.7%,1955-1974年煤炭工業年均增長速度為-1.9%,出現了負增長。這一時期,大宗散裝貨物運輸需求增長速度減緩,加之以電子、信息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對運輸需求數量較小,運輸量的增加不再是主要方面,對方便、及時、可靠、節約等質量方面的要求更為突出,小批量、特種車、專用車的運輸需求增加。
(三)后工業化階段貨物運輸需求特征
20世紀90年代開始,部分發達國家步入后工業化社會,經濟結構轉向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經濟增長轉向更多的依賴深度加工、技術和信息。這些變化致使貨物運輸需求數量基本停止增長,在一些國家甚至出現連續下降的現象,但對運輸質量提出了更嚴格的標準,貨物運輸融為物流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物品生產方式靈活多變且批量較小,企業追求“零庫存”和生產體系全球化,對小批量、集裝化運輸、特種貨物運輸和門到門一票到底的國際國內多式聯運需求增加,運輸速度和頻率加快,要求運輸服務更加及時、方便、可靠。
綜上,在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的整個工業化進程中,貨物運輸需求數量一直保持增長態勢,不同時期增長速度不同,尤以工業化初期增長速度最快,工業化中期次之,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增長速度最慢甚至基本停止增長。對運輸服務質量一直追求更高,需求層次越來越高。
三、未來我國貨物運輸需求趨勢分析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表明,2005年開始我國整體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進入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是工業化進程的關鍵時期。根據國際經驗及工業化發展規律,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主導部門將由傳統的以紡織、輕工為主的輕工業向汽車、鋼鐵、化工等重化工業和電子信息等產業轉型升級。我國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的主導產業與發達國家相似,但發展環境相差很大,尤其是資源及環境約束加強,對環境承載能力和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相應的,未來我國貨物運輸需求既具有與發達國家相似的特征又有所區別,突出表現在貨物運輸需求數量、類型及質量3個方面。
(一)運輸需求數量
盡管我國整體已進入工業化中期后半階段,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工業化進程差距很大,中西部地區尚處于工業化前期。見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全國31個省區市中有8個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前半階段,14個處于工業化前期甚至前工業化階段。整體完成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我國需要更長時間。重化工業發展需要強大的運輸支撐,是貨物運輸需求增長的主要原因。根據2002年投入產出表計算,按產業結構劃分,我國貨物運輸服務使用分配到第一、二、三產業的比重分別為5.4%、71.2%、23.4%,第二產業對貨物運輸需求影響最大。“十五”以來,我國經濟保持持續平穩發展態勢,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10%的速度穩步遞增。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通道”的“爬坡”階段,即“黃金發展階段”。工業結構的重型化必將帶來重化工業主要產品產量、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長,使得能源、原材料等長途大宗物資運輸需求旺盛。此外,經濟全球化、產品品牌化使得產品流通范圍擴大,產成品運輸、外貿運輸等遠距離運輸需求旺盛,貨物平均運輸距離增大,貨物運輸周轉量增長較快。見圖1。
圖1顯示了近幾年我國貨物運輸量的增長情況。相比貨物運輸周轉量的高速增長,貨運量增長速度趨緩。這是因為我國重化工業發展走的是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對電子、醫藥、儀器儀表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成品類物資運輸需求增長更快,在總運量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可以預見,未來我國貨物運輸需求總量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具體表現為貨運量增速趨緩,貨物運輸周轉量增速較快。
(二)運輸需求類型
發達國家重化工業時期貨物運輸需求的增長點主要集中在長距離、大運量、跨區域的能源運輸、基礎原材料運輸以及外貿運輸上。我國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晚于發達國家100多年,與發達國家后工業化發展階段處于同一時期。與發達國家當年的重化工業發展環境相比,我國處于一個生產柔性化、流通高效化、消費多樣的時代,貨物種類繁多,貨物運輸需求復雜多樣,不像發達國家重化工業階段時期那樣單一。一方面,我國所處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決定了對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資運輸的需求。2007年我國鐵路和水運完成的貨物周轉量占綜合運輸體系的86.7%,這一比重將會持續較長時間。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有“世界工廠”之稱,除中西部地區的大宗能源、原材料運輸外,東南部地區加工產品的貨運需求量也很大,尤其是已步入工業化后期甚至后工業化階段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數量增多,小批量、多批次貨運需求旺盛,零擔快運、小件運輸、專業運輸、特種運輸、綜合物流服務需求增速加快。
(三)運輸需求質量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期間,社會發展對貨物運輸服務在方便、及時、安全、經濟、可靠等方面的質量性要求將大大提高。我國各地資源稟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所處工業化發展階段不同,貨物品類不同,對貨物運輸服務質量要求的側重點不同,中西部地區對經濟性要求要高一些,東部地區則對時效性、安全性、可靠性、方便性等方面的要求更高一些。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社會生產、生活節奏加快,運輸頻率加快,貨物運輸需求將越發復雜多樣,除在時效性、方便性、可靠性、安全性、經濟性等方面的要求不斷提高外,對“異質”服務能力和應急保障能力將提出更高要求。
關鍵詞：淮安市；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發展方向；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2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2
淮安市位于江淮平原東部，地處長江三角洲北翼地區，是江蘇省長江以北的核心地區，鄰江近海，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區位優勢獨特。獨特的區位優勢，為淮安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本文在正確研判淮安所處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的基礎上，提出促進淮安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淮安所處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分析
1.城鄉一體化階段的劃分
城鄉一體化是一個動態的復雜的長期的發展過程，我們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我國的實踐，結合淮安市實際，把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劃分為為五個階段：即對立階段、起步階段、發展階段、基本融合階段、完全融合階段。為我們正確判斷淮安當前的城鄉發展狀況提供參照系，計算出區域城鄉一體化指數，以便縱向、橫向比較。如下表所示：
2.淮安市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的評價
按照我們設計的指標體系，計算得出淮安市2010—2011年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評價結果，得出2011年淮安市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指數為81.86，處于基本融合階段，是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的后期，城鄉一體化指數比2010年提高了3.22個點，表明淮安市城鄉一體化進程正在大力推進。
從5個一級指標看，2011年除了生活一體化和人口一體化以外，經濟一體化、經濟一體化和生態環境一體化等三個指標都在80以上，城鄉一體化程度都較高，五個一級指標中生態環境指數最高，已經達到了99.58，這表明淮安市目前城鄉生態環境狀況融合程度高，也比較符合淮安實際。
二、淮安市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方向
根據我們研究分析，可以初步確定淮安市今后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總體方向和主要著力點是：促進經濟較快增長，不斷增加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共同提高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加大財政對“三農”的扶持，強化對農村公共服務；探索和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大力發展農村教育逐步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加快服務業發展，特別是生產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從而提高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質量，特別是要解決人的城市化問題，加快推動城鄉一體化進程。
三、 淮安市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1.健全支持保護機制，促進農業健康發展
健全支持保護機制實質上是調節城鄉資源配置，它可以分為政府支持和企業支持，也就是政府宏觀支持保護政策和市場微觀調節措施。宏觀上由政府主導、負責，是政府行為；微觀上由市場調節，通過工商企業廣泛參與農業活動，把先進的發展理念、資金、技術、管理帶到農村，城市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向農村輻射，間接的對“三農”進行扶持，是市場行為。
（1）資金支持農業機制。資金支持農業，說白了就是政府增加對農業基礎設施等投入，關鍵要制度化，建立長效機制。對淮安來說，由于長期對農業投入不足，造成農業基礎設施落后，產業結構不合理，組織化程度不高，缺乏龍頭企業帶動，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完善等。因此，當務之急是在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投入的同時，重點支持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重點支持培育農產品加工企業和外向型農業龍頭企業，并增強其輻射帶動能力，促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二是突出支持積極支持現代化農業發展，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提高設施農業、高效農業的比重，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益，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優化；三是更好支持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2）保護性支持農業機制。發達國家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經驗表明，對農業保護是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政策。農業總體上是弱質產業，抗自然風險能力差，某種意義上說還沒有根本改變“靠天吃飯”局面。另外，農業生產周期長，談判能力相對較弱，面臨的市場風險比工商業更大、更為嚴峻。因此，對農業的保護性支持是國際慣例。參照國外做法和我國實際，我國制定和實行一系列農業保護政策，主要有農業補貼、農產品支持價格、農業稅收優惠政策等。對于淮安市來說，就是要制定實施細則貫徹落實好國家這些政策。
（3）技術支持農業機制。國內外經驗表明，技術進步在促進農業發展方面的作用巨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快速發展，一是利益于農村制度創新，二是利益于農業科技進步。對于淮安來說，要加大對農業科技投入和推廣應用，支持市農科院等農業科研機構的技術開發，要健全農村科技推廣機構——農技站，加強對農戶的技術指導服務。
2.構建完善城鄉網絡，逐步消除城鄉差別
（1）構建城鄉一體化的交通網絡。城鄉一體化的交通網絡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前提，是城鄉之間要素流動的載體。著名學者喬治.威爾文（美）曾對交通網絡的重要性作如下論述：“鐵路對城市人口和土地利用的轉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公路的發展強化了這種效用，可以毫不夸張的說，無論在哪兒，高速公路和鐵路所穿越的地帶，都會發生城市居民、企業和工廠沿著這些交通走廊擴散的狀況，通過這種道路的輻射模式，放射狀的城市土地占據了原有的農村地域”。由此可見，完善交通網絡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淮安市的區位比較優越，位于“長三角”北部，地處我國南北分界線上，歷來有“南船北馬、九省通衢”之稱，現在南北高速公路多交匯于此。便捷的交通促進了淮安的經濟社會發展，淮安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視交通建設，全面了實現鄉鄉通油路的目標，初步形成了以市區道路為中心，以國、省道為骨架，以縣、鄉村公路為支線的路網體系，公路運輸服務基本覆蓋各縣市區。但不可否認的是城市和鄉村的交通設施差別較大，嚴重阻礙城鄉一體化進程。因此，淮安市要以建設江蘇蘇北重要中心城市為契機，加大鄉村交通設施的投入，完善路網建設和提高公路等級，為淮安實現城鄉一體化目標打下堅實基礎。另外，淮安交通建設的重中之重，是加快鐵路建設，特別是高速鐵路建設，盡早建成更加便捷的交通網，為淮安經濟發展注入活力，也進一步奠定城鄉發展一體化發展的基礎。
（2）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市場網絡。城鄉一體化的市場網絡是實現城鄉一體化過的基礎，是城鄉之間要素流動的媒介。具體來說，一是要依托淮安匯通市場、五金市場和食品城等比較成熟的市場，進一步完善綜合、專業批發市場的功能，增強其輻射帶動能力，重點發展城市內的大型農副產品批發市場，發展城鄉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建立健全交易靈活的城鄉市場體系，促進城鄉商品要素有效流動；二是進一步規范農藥、化肥、種子、農機市場，強化其支農服務功能；三是重點培育發展城鄉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促進城鄉之間人才、勞動力要素流動。四是政府要引導開拓農村市場，增加農村投資，拉動農村消費。政策支持大型工商企業到農村去投資，到農村去辦連鎖超市，建立農產品生產供應基地，加速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
（3）構建城鄉一體化的信息網絡。城鄉一體化的信息網絡是城鄉一體化的先導和推進器，淮安市應優先發展完善城鄉信息網絡。具體來說，一是要加大縣城、鄉鎮、村莊的信息基礎設施投入力度，特別是農村信息服務站、有線電視、互聯網等硬件建設，奠定信息暢通的基礎；二是充分利用各種媒體，及時準確的向農村政策、就業、科技等信息，實現城鄉信息資源共享，解決信息不對稱性問題；三是基層政府要積極作為推動農村信息化，利用各種渠道和各種教育形式，強化對農民的信息技術培訓，讓農民盡快學會上網，學會獲取信息的方法，增強致富本領，開拓致富新門路。
3.做優農民合作組織，增強輻射帶動能力
（1）提升運行質效。建立健全農民合作組織民主管理、利益分配、財務管理等制度，提高合作組織規范運作水平，努力提升合作組織運行質效。按照重點做強一批、聯合做優一批、面上做好一批的思路，力爭合作組織規范運轉率達80%以上。開展創建市級示范農民專業合作社活動，有步驟、分階段地推進示范社創建。
（2）增強帶動能力。全年銷售收入十億元的合作社，引導其圍繞農業主導產業自辦農產品加工企業，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延伸產業鏈條，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本地區合作社產品進入加工企業比重，增加合作社的收益和提高農業效益。力爭年內每個縣（區）建成1-2個農民專業合作社自辦龍頭加工企業。
（3）著力做大做強。圍繞特色優勢產業，鼓勵和引導服務能力強、經營規模大、產品信譽高、民主管理好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打破地域界限和行政區域，牽頭主辦專業合作聯社，引領更多的農民走上合作之路。力爭年內組建7個以上專業合作聯社，做大產業規模，做響產品品牌，提高市場競爭力。
（4）加大政策落實力度。近年來，中央和省到地方制訂了一系列扶持合作組織發展意見，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扶持政策，淮安要有關政策進一步細化，制定實施細則，確保各項優惠政策落到實處。
4.因地制宜發展小城鎮，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
（1）小城鎮發展必須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相適應。因為，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又反過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兩者是相互影響的，總的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通過城市化可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但又不能超越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小城鎮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在工業化初期，規模效益、集聚效應上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這時城市的地位作用明顯高于小城鎮；而工業化后期，城市郊區化是城市化新的發展趨勢，這時，小城鎮的數量明顯增加，其作用地位也上升。目前，淮安正處于工業化中期，既有集聚城市化特征，也有城市郊區化特點。這就是說，一方面，要支持一些有條件的重點小城鎮做大做強，向小城市方向發展；另一方面，要順應城市郊區化的潮流，大力發展小城鎮，增加小城鎮數量。以此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
（2）小城鎮發展規劃要考慮投資環境、生活環境、生態環境等因素。投資環境好才能吸引投資者前來投資，工商業才能在此集聚，才能對小城鎮發展形成產業支撐。良好的生活環境、生態環境才能吸引人在此居住，才能形成真正意義城鎮。因此，淮安小城鎮發展規劃必須考慮生產、生活、生態等諸多因素，進行統一規劃、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這樣，小城鎮才能真正起到城鄉之間的紐帶作用，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
（3）小城鎮發展要因地制宜。淮安市小城鎮的建設要根據自身的區位條件和特色優勢，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可以參考吸收其他地區的成功經驗和好的做法，但絕不能照搬照抄。既要請專家指導，學習先進理念，但又要接“地氣”，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走差別化特色化小城鎮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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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楊繼瑞.城鄉一體化：推進路徑的戰略抉擇[J].四川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
關鍵詞：縣域經濟；產業結構；探索
一、經濟結構的發展現狀
（一）農業內部結構的變化
臨猗縣的農業內部結構不斷優化，但上世紀90年代初，仍主要以糧棉為主。90年代后，全縣農業結構大調整，引導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形成了五十萬畝高效田，五十萬畝棗棉間作田，五十萬畝蘋果園的“三五”格局。截止2010年，全縣的水果面積已達72萬畝，占全縣耕地的半壁江山。昔日的“糧棉大縣”已經成為“林果大縣”。全縣農業總產值由1990年的 21.7千萬元上升到2010年的49.8億元。平均每年遞增17%。農民人均純收入1990年是454.5元，到2010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5680元，平均每年遞增13.5%，農民收入中70%是靠果業收入來的。目前，臨猗縣農業內部結構趨于合理，并穩步發展。
（二）工業內部結構的變化
90年代以前，臨猗縣工業主要行業是紡織、食品、化工、機電 。隨著工業基礎的夯實和資本積累，90年代中期，臨猗化工廠、卓里集團、變壓器廠等迅速龐大、擴張，占領了工業領域的主導地位，成為工業生產中的龍頭骨干企業。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十一五末，全縣工業已形成化工、機電、紡織、食品、醫藥等五大支柱產業，這五大支柱產業對工業增加值的貢獻很大。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重雖然逐年上升，但仍只占全縣GDP的 24% ，發展速度不快，發展很不平穩，而且波動較大，二產在全縣經濟中仍未占據主導地位。
（三） 第三產業的變化
隨著第一、二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發展水平仍停留在傳統服務業的檔次上，服務水平不高，發展速度緩慢。
二、三次產業結構現狀的定位
用產業發展“標準結構”和社會經濟成長論對臨猗經濟發展定位，臨猗處于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現借鑒H·錢納里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的結構標準（見表1）和羅斯托人類社會經濟成長論對臨猗經濟予以評價定位。
表1
錢納里關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經濟發展階段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998年美元)
初級產品生產階段
600—1200
工業階段
工業化初期
1200—2400
工業化中期
2400—4800
工業化后期
4800—9000
發達經濟階段
初級階段
9000—16600
高級階段
16600—25000
2010年，臨猗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折合1569美元，按照H·錢納里劃分標準，尚處于初級產品生產階段逐步向工業化過渡階段，下步任務是大力發展工業。
按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劃分（見表2），臨猗縣處于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
表2
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及相應主導產業經濟成長階段
相應主導產業
A傳統社會階段
絕大部分以農業為主體
B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
仍以農業為主體
C起飛階段
紡織工業、鐵路、建筑
D向成熟推進
鋼鐵工業、電力工業
E高額群眾消費階段
汽車工業
F追求生活質量階段
服務業、城郊建筑業
從臨猗縣GDP的構成看，第一產業增加值比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都高，農業為主體的局面沒有改變。臨猗經濟的發展應該講處在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下步主要任務是進入起飛階段，主導產業是工業，主要任務是實現工業化。
三、三次產業結構調整的道路選擇
雖然臨猗縣第一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也給廣大農民帶來了實惠，但農業是一個基礎產業，同時也是一個弱質產業，比較效益低，結構調整周期長，第一產業發展潛力及其有限。而且臨猗縣地處晉、陜、豫三角地帶，距離運城市僅28公里，其相對發達的第三產業影響較大。加之體制等原因，一些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的三產隸屬中央和省管理，很難在地方經濟中顯示威力。從旅游業來看，臨猗名勝古跡少，且不集中，很難在短期內形成生產力。所以，發展第三產業在臨猗縣的優勢也不明顯。因此，臨猗縣結構調整必須走工業化道路。
第一，調整治縣方略。要明確樹立工業強縣的指導思想，制定工業強縣的發展戰略。在全縣范圍內統一思想，形成共識。用20—30年或許更長的時間，完成全縣工業化過程。
第二，轉換政府職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要減少行政審批，切實把政府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經濟服務和創造良好環境上來。
關鍵詞：轉型；跨越；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3-0014-04
經過多年的開發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近35年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2011年甘肅的GDP產出達到5020億元，人均GDP已經邁過3000美元大關，地方財政收入達到了450億元，甘肅經濟社會已經跨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起點，邁上了高位增長的平臺，駛入了加速發展的軌道，標志著甘肅省經濟已經具備了在較長時期內持續、快速增長的基本條件。從國內外發展的經驗看，這個階段是一個“十字路口”，也是一個非常關鍵和特殊的階段。新一屆甘肅省委省政府面對新的歷史起點、新的發展階段與新的歷史機遇，特別是從甘肅既處于黃金發展期、難得機遇期與負重爬坡期，也面臨著觀念轉變期、利益調整期和矛盾凸顯期的階段性特點出發，提出要搶抓國內外產業加速向中西部轉移的產業機遇與國家宏觀政策利好給甘肅所帶來的政策機遇，全力推動甘肅經濟社會的轉型跨越發展。為此，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同志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轉型跨越、民族團結、富民興隴”的發展目標，特別強調指出了甘肅轉型跨越的“五個更加注重”發展新思路與聚集“六大重點”的發展新舉措，為甘肅堅定不移地實施跨越式發展道路指明了奮斗目標與努力方向。本文擬就促進甘肅經濟社會轉型跨越發展的戰略思路與對策設計問題進行專題分析。
一、準確把握甘肅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積極促進甘肅從工業化成熟階段向新型工業化階段的轉型跨越
要促進甘肅經濟社會的轉型跨越，就要準確判斷甘肅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清晰地把握甘肅省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是實現甘肅轉型跨越的根本保證。在甘肅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判斷方面，具有權威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是2008年前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所作出的評估結論。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陳佳貴等人的評估認為，甘肅省人均GDP位于前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位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位于前工業化階段，城鎮化水平位于工業化初期階段，其結論是甘肅省的工業化水平介于前工業化與工業化初期水平之間。盡管就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具體判斷筆者并無異議，但對其最終結論筆者并不完全贊同。根據甘肅省工信委、財政廳2010年度甘肅百強企業分析，百強企業占甘肅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數的5.03％，但主營業務收入、實現利潤、資產規模卻分別占到92.25％，86.55％，76.22％。整體來看，甘肅省的百強企業有四大特點：其一是資源型企業占比65％；其二是石化、有色、電力、冶金、煤炭、機械、食品企業92家；其三是重工業占主導地位，占比為84％，例如，金川公司(923億)、蘭州石化、酒鋼居于前三位，第100位的肅北浙商礦業投資公司產出僅3.3億；其四是輕工業與服務業主營業務收入僅占百強企業的3.9％。不難看出，甘肅省的百強企業主要分布在重化工業領域，集中分布在石化、有色、電力、冶金、煤炭、機械、食品企業等產業。從甘肅省百強企業的這種行業與產業分布特點來看，筆者認為甘肅省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的第四個階段，即成熟階段。所謂成熟階段的典型特征就是重工業已經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導部門，鋼鐵、煤、電力、通用機械、肥料等重型工業部門綜合體系是成熟階段的主導部門綜合體，而這些部門的經濟增長在甘肅省具有鮮明的增長主導性及發展加速的態勢，這雖然表明甘肅省經濟發展與全國經濟發展呈現出較為鮮明的階段性差異，但充分發揮優勢工業的帶動作用仍然是甘肅省實現加速跨越的主導力量。目前，我國經濟已經開始步人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的“高額群眾消費階段”，以汽車生產和消費為主的耐用消費品綜合體系正在成為持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部門，作為第四階段(成熟階段)主導工業部門的鋼鐵、煤、電力、通用機械、肥料等重型工業部門綜合體系，在我國已經呈現漸趨飽和，甚至過剩的發展態勢，亟需實現技術創新與轉型升級。事實上，甘肅省是全國較早進入工業化成熟階段的省份，遺憾地是甘肅省的優勢工業因為以國企為主導，呈現出企業辦社會，甚至圈地封閉發展的態勢，使得其產業的帶動作用體現得并不充分，甚至在知識、技術、服務等溢出效應方面也十分局限，由于大多數又集中于資源性產業，使得工業與農業、社會服務業缺乏有效的互動和帶動作用，這成為甘肅優勢工業突出，但工業化特別是現代化進程相對滯后的根本性因素。現在，既面臨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迫切戰略要求，又要適應新發展階段的產業演進挑戰。甘肅省必須通過轉型來促進跨越式發展，在結構優化與產業轉型中充分發揮優勢產業的引領作用，堅持通過工業優化與轉型發展戰略促進甘肅實現從工業化成熟階段向新型工業化階段轉型跨越。
關鍵詞:歐美國家農業旅游特征
歐美國家農業旅游發展大都起步于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則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就相對進入了成熟發展時期。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其農業旅游仍呈現持續發展的強勁勢頭。如美國2003年有1800萬人去農場度假,法國年農業旅游收入達100億法郎,占其全國年旅游收入的四分之一。農業旅游已成為歐美國家后工業時代的主要旅游形式之一。
歐美國家農業旅游從起步到現在已有近50年的發展歷史,并且歷經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從起步階段、發展階段到相對成熟階段的發展過程。總結其農業旅游發展上所呈現出的一些基本特征,對于我國農業旅游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示。
旅游景點經營的特征
私營化。歐美國家的農業旅游大多是在私營農場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場主同時成為了旅游業經營者。這種發展歷史導致了農業旅游經營方式的主體為家庭私營經營。這與我國當前農業旅游產品的經營者以國家集體為主體的經營方式區別是極大的。產生這種差別的原因是國家所有制結構體制所決定的,歐美國家的農業私有化由來已久,而我國農業至今還未徹底地推行經營的持續私營化,這主要表現在對土地不具有永久的獨立可支配性使用權,這導致我國農業很少形成私營形式的農場,更談不上獨立開展農業旅游活動。另外我國農業旅游目前處于起步階段,此時期農業旅游主要以觀光為主,大規模、現代化的農業旅游項目更易成為首選的農業旅游目的地,而這些大規模、現代化的農業旅游項目大多只有國家或集體才能擁有并經營。
小型化。以英國開展農業旅游的農場為例,從面積上看,各農場面積有大有小,差別很大,但其中游客真正活動的空間不大;從雇傭人員上看,平均雇傭全日制職工大多在10名左右,而農場為開展旅游的投資平均也大多只有5萬英磅左右,可見其經營規模之小。開展農業旅游的基本經營單位大多為一個農場或一個家庭,這種小型化的經營既體現了農業旅游是在家庭農場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一歷史,同時也恰好符合了市場需求的特點。現代的歐美農業旅游者大多為城市居民,他們到農村去放松緊張的心理壓力,尋覓一種自然、休閑、恬靜的感受,而這些只有在小型化的“農家”才能找得到。而一旦追求規模建起大型旅館、飯店、停車場、吸引來大量的人流,那么其所追求的目標就必然隨之破滅,農業旅游休閑、綠色、自然的優點也就消耗殆盡,喪失了應有的個性特征。
兼營化。一方面農業旅游業大都是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開展多種經營;另一方面開展農業旅游也要依托農業生產,農業旅游和農業生產是不可分的,即便農業旅游的收入遠遠大于農業生產本身的收入,從經濟活動上來說已成為主業,農業生產需要一絲不茍、真真實實地進行,切忌將農業生產全部表演化,那樣的結果可能嚴重損害消費者旅游效果進而損害農業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對于旅游者來說更想了解體驗的是原原本本的農業,因此農業旅游中農業生產的主體地位不能丟。
分散化。龐大的需求市場與小型化的經營規模必然導致分散化、多點式的發展格局。近年歐美國家農業旅游分散布局表現十分明顯,法國推出的“農莊旅游”,全國有1.6萬戶農家建設了家庭旅館開展旅游業;意大利開展“綠色農業旅游”的農莊已有6500家,日本供大城市休閑的農園有4590個,巴西有5000家農場旅館;美國紐約有1500家開展農業旅游的農場,而夏威夷州更多達5500個農場。眾多的農業旅游景點分散吸引了龐大的農業旅游群體,滿足了市場需求,同時又保證了農場的旅游產品質量不會因游人的過度集中而遭到破壞,這種小型化多點分散布局也是市場需求的產物。
旅游者需求的動機
觀光旅游。農業觀光旅游是伴隨著整個農業旅游發展全過程的一種旅游形式,人們到農村、農場去旅游或多或少都有觀光游的成分包含其中,但是這種觀光在不同的農業旅游景點、不同的農業旅游發展階段所表現出的地位是不同的。以觀賞景觀活動為主的農業觀光旅游往往是農業旅游起步發展的初期階段的主要旅游形式,此階段人們更多的旅游目的動機是觀賞農業、農村自然、人文景觀,了解認識農業生產發展水平和特色傳統性農業生產的一些基本狀況,一旦進入了農業旅游的快速發展階段和相對成熟階段,觀光游就退居次要地位,而休閑、度假、參與體驗性旅游便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上來,成為市場追求的主要目標。目前,觀光旅游已不是歐美國家農業旅游的主要形式了,取而代之的是農業休閑、參與體驗、度假等形式的旅游。
休閑旅游。在歐美國家人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不斷增長,閑暇時間也不斷增多,人們的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城市擁擠和喧鬧,給人們造成的心理混亂增強,這種背景下人們更傾向于選擇農村、農業旅游作為自己度過閑暇時間的主要目的地。享受農村的自然風光、恬靜氛圍,悠閑的生活和樸實的民風,以排解心理上的壓力、放松身心,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工作環境,以求獲得全新的感受。這種旅游目的需求已成為目前歐美國家農業旅游者的主要動機。
度假旅游。在歐美國家度假旅游已成為主要旅游形式,度假旅游可選取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多樣的。近年來,隨著人們旅游消費心理的轉變,使適應這種心理轉變需求的農業旅游日益成為重要的度假旅游目的地。農村、農場成為重要的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其能滿足人們的休閑心理及活動需求密切相關的場所。在農村、農場度假,人們能夠更好地享受自然、享受田園風光、享受淳樸的民俗民風、享受農村生活、享受恬靜的氛圍,使人們的度假需求得到充分的滿足。到農村、農場度假的旅游形式在我國還處于起步發展階段,隨著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旅游形式必將得到推廣。
參與旅游。歐美國家的人們到農場旅游已不甘于做農業生產的局外人,他們更愿意參與到各種農事活動當中,去體驗農業農村的生產和生活。這種動機需求是近年來歐美農業旅游發展中的一種重要需求方式,特別是在日本已成為主要的動機需求。這種參與性旅游更加要求農場要在發展旅游同時保持農業生產持續下去,也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只有實際農場才有條件發展這種旅游,旅游者更愿意選擇實際農場而不是為旅游而另辟建的專門農場作為旅游目的地。
旅游產品類型的形式
觀光參與產品。到農村進行農業旅游觀光有二層含義,一是觀賞整體農村的自然人文風光,體驗大自然、接觸大自然、回歸大自然;二是觀賞農業生產、生活場景和田園風光,這種產品形式是絕大多數農村、農業旅游產品經營者都自然或不自然給旅游者提供的產品。為更好地觀賞農業生產、生活場景,農場主有意地將一些生產活動呈現出來,并與旅游時間結合開展,如夏威夷農民就將咖啡加工全過程有計劃地展示給旅游者。參與性農業旅游是近幾年在市場需求下產生出來的重要產品形式。如日本的農業旅游就十分注重這種參與性,在秋收季節、果實采摘季節旅行社便組織大量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參加農業生產活動,而有的城市居民到農村租種耕地,全過程地從事農業生產經營,農民成為旅游者的田地看護人。針對此種需求,各農場紛紛推出旅游者可以力所能及參與多種多樣的農業活動,如動物家禽飼養、果實采摘、秋季收割、捕魚生產等活動。
娛樂休閑產品。農場為了更好地滿足于旅游者的各方面需求,往往開展多種形式的娛樂休閑活動。美國有的農場舉辦諸如西紅柿節、甜洋蔥節、土豆裝袋節等活動,更多的農場則推出騎馬、乘馬拉車、雪橇、滑翔、登山、漂流、徙步、釣魚等活動;還有的農場推出玉米地迷宮,請專家將玉米地種植設計成迷宮形式,然后開展活動。因場制宜地開展旅游休閑娛樂活動是各農場開展旅游時所盡力設計優化推出的產品形式,雖然從活動本身看有的已超出了農業旅游這一主題范圍,但是這種擴展對農業旅游或農場開展旅游是十分有益的,且又可以充分利用農場資源。
住宿飲食服務產品。提供住宿和餐飲服務是為旅游者提供的必需基本服務。而且提供住宿和飲食服務也是開展農業旅游的最重要服務項目,也是能否接待旅游者,能接待多少旅游者的基本保證條件。這在各國對農業旅游景點的統計都以旅館數為標準上都充分表明這一點,如意大利有6500間可住宿用農莊,巴西有5000家農場旅館,法國有16000戶家庭旅館等。當然這些旅館同時還可提供餐飲服務。與小型化的經營模式相對應,這些旅館的床位數也是很少的,有的就是已有農舍的改造,小規模的接待量更能體現出農業旅游的特色。
旅游商品。各農場開發旅游往往推出一些商品以滿足旅游者購物需求,并籍此推銷農副產品,并從中獲取更多的收益。這些旅游商品,首先是農場出產的農產品和農副產品,如蔬菜、瓜果、糧食、咖啡、干酪、奶油等特產,另外有的農場推出一些編織等手工藝品和紀念品。這些旅游商品銷售收入往往成為全部農業旅游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夏威夷農業旅游產值有三分之一來自于農副產品的直接銷售。相對于同類產品來說,游人更愿意從農場直接購買,如直接從農場親手采摘的蔬菜水果,農場現場加工的奶油、咖啡、農場酒窖中的葡萄酒等。
旅游市場取向的特點
本地化。農業旅游市場首要特征是旅游者當中屬于本地的游客占七成以上,按英國統計2—3小時車程之內、西班牙統計為景區周邊100-200公里范圍內是主要市場。產生這種格局的原因有二個方面,一是農業旅游景點眾多,各地區廣泛分布,人們在各地區內都可以有農業旅游景點供選擇;二是農業旅游者對農業旅游景點的選擇性不是很強,只要有相應環境、相應氣氛、相應情境等就可以滿足需求,不會對具體內容過分選擇,這樣就無需跨區旅游。
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歐美國家人口比重大都在70%以上,城市人口是國家人口主體,也是國家旅游人口主體,更是農業旅游市場主體所在。農業旅游產品的市場也正是立足城市人口的需要而產生的,如日本的農業旅游景點稱為“城市居民休閑農園”就充分表明了這層含義。
家庭化。據英國的一些農場旅游景點調查分析結果表明,以家庭為組織形式的農業旅游客人占景點旅游者大致達到40%左右,可見家庭游客比重之大。另外歐美國家近距離經常性地利用雙休日進行的以家庭為組織形式自駕車旅游也是最普遍的形式,農業旅游也不例外,特別是農業旅游的觀光、休閑和參與特征更適合于家庭旅游。
學生化。學生是農業旅游的一個重要群體,這一原因主要是城市學生需要學習知識,認識自然,了解農村、農業、農民,因此學校或旅行社便有針對性地組織學生開展農業旅游,農場也針對學生需求開發農業旅游產品。如德國、法國等旅游農場中許多都設有農業課堂,而學生也有對農村環境認識上的新奇感覺,且學生由于出生在城市、生長于城市,對農村農業的完全陌生更增強其到農場去旅游需求的迫切性,因此學生市場潛力巨大。
參考文獻:
關鍵詞：鞍山市；休閑農業；農村
1鞍山市休閑農業的基本情況
鞍山市休閑農業經過近30發展，已經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近年來，全市各地把休閑農業作為發展現代農業、拓展農業功能、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推進休閑農業發展。目前，全市具有一定規模的休閑農莊78家，休閑農業園區20家，農家樂514個，從業人員5718人，帶動農戶2.7萬戶，年接待游客221萬人次，實現營業收入3.3億元。重點打造了一批休閑農業品牌。“鞍山鞍山南果梨栽培系統”成為第一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鞍山東部山區南果梨花帶入選“中國美麗田園”。海城市被認定為全省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范縣。鞍山臺安大麥科濕地保護區-西平林場蘋果采摘園-鞍山韭菜臺漁村-海城天籟谷露天溫泉-海城三星農業生態有限公司-海城天籟谷露天溫泉-千山南果梨祖樹園-鞍山綠泰佳葡萄主題公園-岫巖滿族博物館-中國玉雕會展中心被列入全省休閑農業精品線路。
2鞍山市休閑農業的發展階段
2.1第一階段：1978-1989年的起步奠基階段
該階段處于改革開放初期，鞍山市經濟基礎還比較落后，尤其與旅游直接相關的鐵路、公路、航運交通業還很不發達，人多車少、交通不便。在這一階段鞍山市絕大多數游客對消費的期望不高，滿足于吃、穿、住的基本要求，對休閑農業不是非常的理解。休閑農業未能擺脫傳統農業的依賴，并未能形成獨立運作的經營模式，受開發資金的制約，鞍山市休閑農業不能形成一定的開發規模，設施過于簡單，經營粗放，休閑農業幾乎全都是未經認真規劃論證而行的，處在一種盲目狀態，幾乎全由非專業人員管理。度假型和租賃型的休閑農業項目自然偏少，休閑農業仍處在起步發展的階段。
2.2第二階段：1990-2000年的成長壯大階段
該階段正處在鞍山市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時期，隨著鞍山市城市化發展和居民經濟收入提高，消費結構開始改變，在解決溫飽之后，有了觀光、休閑、旅游的新要求。同時，農村產業結構需要優化調整，農民擴大就業，農民增收提到日程。休閑農業與旅游業相結合，形成具有“農游合一”的特點。在這樣背景下，靠近鞍山城市郊區的一些農村和農戶利用當地特有農業資源環境和特色農產品，開辦了觀光為主的觀光休閑農業園，開展采摘、釣魚、野餐等多種旅游活動。這些休閑農業園區，吸引了大批城市居民前來觀光旅游，體驗農業生產和農家生活，欣賞和感悟大自然，很受歡迎和青睞。
2.3第三階段：2000年至今的秩序驅動階段
休閑農業經過前些階段的快速發展，供需關系趨向緩和，需求增長緩慢，而供給發展較快，整個的休閑農業規模不斷擴大。在這一階段里，一方面由于經濟利益的驅動，休閑農業內部的經濟活動和糾紛頻繁；另一方面急劇擴張導致行政機構尚未形成相應的法律框架和執法力量，市場處于相對的無序狀態，急需進一步完善和管理。
3.鞍山市休閑農業發展路徑選擇
3.1重視農村文化的挖掘和保護
農村文化中的農耕文化和民俗文化豐富多彩，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較高的文化品位，要實行農村文化資源開發和保護相結合，繼承和發展相結合。休閑農業必須結合鞍山市地方文脈，研究鞍山特色、挖掘鞍山特色、突出鞍山特色，用“鞍山特色”創招牌樹形象、吸引休閑者，尤其是外地游客。
3.2理念引導，政府扶持
以民間現有休閑農業發展為基礎，采取企業投資為主體，政府扶持引導。實行財政上的以獎代補政策，聘請專家和學者制定休閑農業的考核標準，進行考核，對經過考核達到驗收標準的休閑農莊以獎代補，帶動資金來源的渠道，達到共贏共建的目的。
3.3樹立典型，示范帶動
每個縣、區 先抓1――2 個示范點，政府給予立項補助，重點支持道路的整修、排水、路燈、公廁等公共設施的建設，有效推動和加快休閑農業的建設。
3.4培養專業人才，提高經營管理水平
休閑農業是一個新興產業，涵蓋農業、生態環境、旅游、休閑、文化等多學科知識，因此，必須培訓具有系統知識的專業人才，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保障休閑農業中所提供服務產品的可靠性、響應性和安全性。
3.5建立、健全休閑農業協會組織
在鞍山市建立、健全休閑農業協會組織，實行協會對行業的自律管理，具有迫切的需要，實行協會對行業的自律管理。
第一，鞍山市旅游局、鞍山市農委要賦予休閑農業協會一定的職權，適度地讓休閑農業協會參與政府行業管理，增強協會權威。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可給予休閑農業協會一定的資金支持。
第二，休閑農業協會要主動、充分地發揮協會在政策宣傳和建議、協調關系、行業培訓、行業自律、宣傳促銷、經驗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即鞍山市休閑農業協會要把鞍山市從事休閑農業經營、服務、推介、管理、研究等方面的人員組織起來，制定行業標準，加強行業自律；加強鞍山市休閑農業實踐總結和理論研究，促進學術經驗交流；開展對內對外合作，實現鞍山市休閑農業資源共享，等等。
第三，為鞍山市休閑農莊樹立品牌，建立典范，提升農莊整體素質，進一步推動全省休閑農業更快更好的發展。休閑農業協會在會員農莊中開展星級休閑農莊的評定工作，制定星級休閑農莊評定細則：星級休閑農莊參評對象、星級休閑農莊標準、星級休閑農莊評定時間、星級休閑農莊評定責任等。
3.6加強宣傳促銷力度
首先要加強信息化推廣，讓游客對休閑農業區位置、休閑內容、交通線路、文化特色、餐飲民宿、聯系辦法等一目了然。其次，要加強與旅行社聯系，借助旅行社對市場的開發、把握能力，由旅行社進行資源整合、組織客源、開發休閑項目。第三，要與媒體聯合組織宣傳促銷，通過廣播、電視、報刊等媒體和制作宣傳片、光碟等方式進行大力宣傳相關信息。同時，各休閑農莊應該提高自身的服務水平，充分利用“口碑效應”，提高游客對鞍山市休閑農業的忠誠度。最后，組建鞍山市休閑農業網站，借助于網站可以與眾多的旅游者溝通，產品信息，了解市場需求，進行市場調研，讓企業更多地參與休閑農莊溝通系統的運營，使休閑農莊以較低的建設、運營成本更有效地出現在市場上，為鞍山市內大量沒有能力獨立上網的休閑農莊提供面向省內、外旅游市場的網絡平臺。
參考文獻：
[1]杰弗瑞?戈比，21世紀的休閑與休閑服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
對于農業經濟增長而言，不同文明時期具有不同的范式。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經歷古代、近代和現代3個歷史階段，與之分別對應的是3類不同的文明，即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知識文明。歷史發展階段不同，文明狀態不同，與之相對應的經濟增長范式也不盡相同。農業經濟增長范式，就不同發展階段而言，表現也不同的道路［1］。從依靠簡單生產工具獲取賴以生存的植物果實，到擁有大型機械，農產品的產量有了極大增長，人類的社會生產歷經了“黃色道路”和“黑色道路”的過程。就發展階段而言，目前世界農業還未走出“黑色道路”的范式。在農業社會，社會生產和經濟增長主要靠土地和農業勞動力，所以農業社會又被稱為“黃色道路”階段。“黃色道路”階段的農業，工具簡陋，以使用人力和畜力為主，人們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不僅生產效率低下，而且收獲的豐欠還在相當程度上受“老天”左右。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石油農業”，又被稱作“黑色道路”，具有機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農藥化等特點。由于它極大地刺激了農業生產發展，因為被稱為第一次“綠色革命”。但由于它建立在對自然的無情征服和駕馭基礎上，過分依賴于消費地球不可再生資源和投入大量化學品，致使土質、水源和氣候惡化，污染嚴重，農作物甚至因帶有殘留有害物質而對使用者的健康造成隱患，其負面效應和權限已日益暴露。它不僅嚴重制約著農業自身的發展，還危及到自然生態環境，乃至人類社會的安定。農業增長的“綠色道路”方興未艾。當今世界，正面臨著人口劇增、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氣候異常，以及地球表土流失、沙化和地力下降等問題。僅靠擴大“石油農業”外延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非常危險。聯合國糧農組織已經告誡:“通過無節制地開發土地來提高農業產量的做法，只能使自然資源更加貧乏，環境更加污染。”世界農業發展正處于新的探索時期。人們開始呼喚“第二次綠色革命”，要求進行“在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方面具有生態色彩的革命”。人類在發展農業方面，必須注重自然的協調，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掠奪。今后農業的發展方向，必須走“綠色道路”。生態農業，則是農業發展邁上“綠色道路”的理想模式。
2農業經濟發展模式更迭
2．1傳統農業模式傳統農業是采用歷史上沿襲下來的耕作方法和農業技術的農業。即在自然經濟條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鐵器等為主的手工勞動方式，靠世代積累下來的傳統經驗發展，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居主導地位的農業。傳統農業在歐洲是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制社會(約公元前5～6世紀)開始，直至20世紀初葉逐步轉變為現代農業。傳統農業基本特征:金屬農具和木制農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農具，鐵犁、鐵鋤、鐵耙、耬車、風車、水車、石磨等得到廣泛使用;畜力成為生產的主要動力;一整套農業技術措施逐步形成，如選育良種、積肥施肥、興修水利、防治病蟲害、改良土壤、改革農具、利用能源、實行輪作制等。傳統農業是由粗放經營逐步轉向精耕細作，由完全放牧轉向舍飼或放牧與舍飼相結合，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產力水平等均較原始農業有較大提高。傳統農業的特點是精耕細作，農業部門結構較單一，生產規模較小，經營管理和生產技術仍較落后，抗御自然災害能力差，農業生態系統功效低，商品經濟較薄弱，基本上沒有形成生產地域分工。目前傳統農業仍廣泛存在于世界上許多經濟不發達國家。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古國，歷來注重精耕細作，大量施用有機肥，興修農田水利發展灌溉，實行輪作、復種，種植豆科作物和綠肥。
2．2現代農業模式關于現代農業至今學術界沒有統一的定義，但現代農業有幾個標準是大家比較認同的: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在80%以上;農產品商品率平均在95%以上;農業投入占當年總產值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數的比重低于20%。目前發達國家的農業基本上是現代農業。西方國家根據不同的國情，逐漸摸索出3種不同的現代農業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人少地多、勞動力短缺型;以荷蘭為代表的人口密度大、耕地資源短缺型;以法國為代表的土地、勞動力適中型。現代農業，是一種“大農業”，相比西方國家，我國現代農業之路還很漫長。國家統計局相關研究顯示，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僅走了1/3。但從長遠看，我國是一個大國，只要持續不斷地加大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的力度，我國農業必將爆發出驚人的能量。
2．3后現代農業模式后現代農業是相對現代農業而言，是以時間為標識，按農業發展時序而劃分和確定的一種農業經濟和技術形態。作為一個農業全新概念，是指以動植物的開發、培育及其產品生產為軸心，將廣義農業即農、林、牧、漁業范疇中不同層次及環節和分屬于不同產業部門與動植物培育及其產品生產密切相關的各種農業產前、產后活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融合或復合形成的一個超大農業產業化經營體系或系統。后現代農業與現代農業的區別:后現代農業主要的并不是它所使用的生產手段、工具及技術有別于現代農業，而在于其活動的內涵與形態結構不同于現代傳統意義上的農業。在領域上，它是廣義農業向第二、三產業延伸，融農用高新技術投入品制造與供應和農產品收購、加工、貯藏、運輸、市場營銷以及農用技術研發與應用推廣、農業信息與管理咨詢和服務于一體的復合產業。在部門上，除傳統的農、林、牧、漁產品生產部門外，還包括觀光旅游農業、休閑農業、教育示范農業、體驗農業、海洋農業等部門。在形態與功能上，它將眾多當代已經形成并存在和未來不斷涌現的全新農業形態如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立體農業、精細農業、精準精確農業、無土農業、知識農業等有效地集合在一起，融生產、生活、經濟、社會與生態等多種功能于一身。
3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內涵與外延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農業經濟增長總是以一定方式進行的，而農業經濟增長的方式又是由農業經濟增長的內容和決定經濟增長的各有關主要因素共同決定的。因此，農業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推動農業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的組合方式和各種要素組合起來推動經濟實現增長的方式。據此，對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解主要是看經濟增長是依靠哪些因素得以實現的。而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不同決定了實現經濟增長主要通過2種經營方式，即粗放型增長和集約型增長。粗放和集約的劃分是李嘉圖等在地租理論中首先提出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解釋，起先是用于工業生產的，后來逐步延伸到國民經濟各部門。馬克思指出，在規模擴大的再生產中，“如果生產場所擴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擴大;如果生產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內涵上擴大。”［2］據此，蘇聯經濟學家提出了“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根據增長的來源不同，把經濟增長方式劃分為2種:第1種是靠增加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等資源投入的增加實現的增長，即粗放增長(ExtensiveGrowth，或外延增長);第2種是靠提高效率實現的增長，即集約增長(IntensiveGrowth，或內涵增長)。具體而言，粗放型是主要依靠生產資料數量的擴張實現經濟增長，這是一種高投入、高消耗、低質量、低產出的經濟增長方式。集約型是主要依靠生產要素優化組合，并提高要素質量和使用效率實現經濟增長，這是一種消耗低、質量高、投入少、產出多、效益好、污染小的經濟增長方式。一般而言，集約型增長方式是建立在集約化經營方式基礎上的。農業的集約經營是一種內含的擴大再生產，即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與應用，改良品種，改造土壤，改進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并通過有效、科學的施肥和精耕細作等手段，來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提高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最終實現農業的有效、持續發展。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指對農業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利用和經營方式的轉變，是以全部生產要素的生產率提高為主的農業增長。即由粗放型增長方式轉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并非完全是一個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條件主要有2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階段。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一方面，社會物質資本等要素投入太少，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增加其投入數量，而此時未被開發利用的土地等自然資源很多，勞動力也較豐富，價格低廉;另一方面，科技水平不高，管理落后，要素使用效率很難提高，因此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對自然資源的大量開發，經濟增長方式只能是粗放型的。隨著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資源變得稀缺，要素價格不斷上升，從而使產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為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礎，因此，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其經濟增長過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跳過粗放型增長階段，這一階段可以為集約型增長奠定物質技術基礎。二是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片面追求外延式數量擴張，不講成本，否定利潤，忽視經濟效益。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必然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以盡量小的投入獲得盡量大的產出和利潤，由此必然促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可見，計劃經濟體制下往往伴隨著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而市場經濟體制下有利于采用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