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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間金融；民營企業；金融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4392（2013）04-0070-02
一、概述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金融體系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而不斷發展，然而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金融體系尤其是民間金融組織方面仍不夠完善。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的私營企業融資需求迅速增長，而這種需求在我國的正規金融部門中并沒有得到滿足。
此外。在國內外的研究中發現，金融體系的改革和信貸規模的發展與經濟增長和資源分配效率呈現出較強的相關關系。盡管我國目前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銀行體系提供信貸能力并不能完全滿足我國私人行業的信貸需求，民間金融由此在近年迅速發展，其正規化和法制化也就成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而在微觀的企業層面上，對于在融資過程中投向正規金融還是民間金融的這一抉擇也與企業在銷售額、生產率和利潤再投資率等指標的變動上息息相關。Mien，Oian，&Oian（2005）Kensuke Tanaka與Margit Molnar（2008）對我國的相關研究表明，主要依賴于民間金融的民營企業在銷售額和生產率增長的表現往往不如獲得正規金融融資的企業。從經驗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民營企業當然更偏好成本較低的正規借貸。但由于缺乏信用記錄和信用評級，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因素，中小企業往往會被大型金融機構拒之門外，而不得不轉向更看重企業目前業務和凈運營資本的民間金融。因而，民間金融的正規化和法制化。可以降低企業的借貸成本，同時可以利用民間金融獨特的優勢，推動企業的發展和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
二、我國民間金融對私營企業融資影響的理論研究
（一）我國正規金融體系的構成和民間金融組織產生的必要性
我國的金融體系的主體是商業銀行，其中以四大商業銀行作為主導，其他多種信貸機構作為輔助。考察大型商業銀行的作用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主要對象并非是民營企業，在四大行建立之初便分工明確。中國工商銀行為我國國有工商業提供運營資本，中國農業銀行為農村與農業發展提供信貸業務。中國建設銀行主要針對國家建設與固定資本投資方面的融資需求，而中國銀行則將重心放在對外貿易與外匯匯兌方面。
而上述特點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將大部分資金流入國有企業。不僅如此，我國的大多數貸款需要抵押。而抵押的形式以固定資產為主，尤以土地與廠方或其他建筑居多。流動資產往往難以作為抵押獲得貸款，這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阻斷了民營企業獲得貸款的可能。銀行對民營企業貸款抱有歧視。這使得中小企業不得不將更多地依靠替代性的融資渠道。
在銀行體系過為龐大而又相對低效的同時。我國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和其他很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和一些情況相近的發展中國家相比，規模較小，監管尚有發展的空間。我國的資本市場為企業提供資本以謀求長遠發展的作用并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投資者的權益并沒有真正得到保障和實現，相反更多地體現出投機性：我國的債券市場也面臨相似的窘境，政府干預較多，僅有少部分公眾有能力和意愿參與到其中。
由此可見，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通過正規渠道獲得貸款的能力較低，使得民間金融渠道能夠利用其相對優勢和對正規金融的補充能力，對中小民營企業服務，在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存在是有一定必然性和必要性的。
（二）民間金融組織競爭優勢的兩種假說
我國民間金融組織的產生和發展對于私營企業融資有重大的影響，因而，討論其成因可以更深刻地分析民間金融與企業融資的關系。
國外學者認為，在收入較低的國家產生非正規金融（與本文所探討的民間金融類似，但并不嚴格相同）往往有以下兩種原因。
主流思想認為，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相比有比較優勢，在對民營企業的財務監管上有更強的能力和在追討不良貸款時有更強的執行能力。這個理論認為，在低收入國家非正規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擁有正規金融的地位，比如像臺灣這樣的經濟體灰色經濟與非正規金融的聯系就體現出了正規金融的一些特征。而且在我國也同樣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在法律體系和執行能力較弱的地區，無法得到正規金融融資的企業，如果依賴于替代性金融組織，則可能會需要對于其財務管理更加重視。盡管上述兩個優勢可能讓民間金融成本更高，然而民間金融組織卻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獲得正規金融中的部分信息，從而降低成本，這也是其比較優勢之一。
而另一種假說則認為，非正規金融是正規金融體系在低端市場上的一種補充和替代。無法獲得正規金融融資的企業，或者沒有存在的或者良好的信用記錄。或者信用評級較低，或者面臨較強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銀行體系無法對其財務狀況有充分的了解，此時民間金融則可以發揮其在監視貸款企業財務和追償方面的優勢。為其提供資金。然而顯然這一點在高端市場則不適用，這也就是為什么民間金融僅僅能涉足中小型企業。
分析兩種假說，我們更可以發現，民間金融對于中小型民營企業的融資是必要的。此類組織在低端市場上充當替代，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在中小企業中沒有提供足夠資金的缺點，發揮了其比較優勢。對企業融資有著重要的影響。
（三）我國民間金融體系概述
可以說，我國的民間金融憑借在上述兩種假說中所擁有的優勢，與民間借貸有很大的聯系。參考Allen，Oian和Oian（2008）的論述。可以發現我國的民間金融有多種形式，包括非委托監管的典當行、私人借貸等等，以及委托監管的地下錢莊和非正規銀行。而無論哪種形式的民間金融，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私人關系。而據Zhang，Yuan和Lin（2002）的報告稱。大概有84%的私人借貸是基于私人關系而沒有抵押的。相對而言，民間金融的風險因此也就更高。
Tsai（2002）和Allen et al（2005）認為，我國的場外金融市場在私人借貸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特點為利率高，游走在法律邊緣甚至由于對官方利率的背離可能有非法之處。然而。我國的地下錢莊卻并非是完全不正規的，Tsai（2002）提出，我國的場外金融市場雖然不直接受中國人民銀行控制和監管，但卻必須借一些合法的金融公司之名，且或多或少受到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督和審查，這也就是我國民間金融與國外非正規金融的區別之處之一。
三、政策建議
在國內外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中。銀行體系的完善程度和國家經濟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正相關關系，然而我國始終作為這一研究的反例存在。即我國的銀行體系尚需完善的今天。我國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的發展非常迅速，學術界的一種看法是民營企業采用了正規金融體系以外的融資渠道，從而提高了發展速率。然而雖然這種假設可能成立，但是非正規金融融資的公司發展速率相對于我國銀行融資的公司還是較慢的，民間金融恐怕僅僅能作為一種替代性的融資手段。本文認為，在企業發展速度方面，民間金融并不一定能夠提供有效的替代。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民間金融應當如何進一步改革和發展。并促進我國企業發展乃至經濟結構調整，我們認為重點在于以下幾點：
（一）進一步建立和健全各金融市場，實現利率市場化，促進股票和債券市場發展和完善
銀行融資由于是官定利率，且擁有更充分的信息，所以融資成本低于民間金融融資。然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市場規律的背離，沒有充分體現出借貸供求雙方的意愿。也正因為如此。雖然我國正規銀行體系對私企發展有促進作用，但卻只能局限于少部分企業。當各金融市場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之后，私營企業可以通過更多的渠道進行融資，利率低于當前由于成本較高而產生的高利率。促進企業發展。
（二）積極促進民間金融正規化
很多學者認為，我國的民間金融組織正規化程度仍然不夠，經營活動由于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央銀行控制，產生了較高的風險和泡沫，不利于宏觀調控。而且由于民間金融往往形成地方性的網絡，很可能產生連鎖性反應，如果其中一些組織風險較高，投機性較強，可能會使得該地區承受較大的風險。早日將民間金融納入體系之中是我國宏觀調控和降低經濟風險的需要。
（三）鼓勵信用評級機構更多地為民營企業評級，降低民間金融組織的成本、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問題
關鍵詞：民營經濟 外部戰略環境 優化
我國民營經濟近年來得到了快速發展，這與體制轉軌過程中外部環境的不斷優化密切相關，但同樣，仍存在諸多阻礙民營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因素。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各類企業市場準入條件的日趨公平化和非公有制企業與其它企業享受同等待遇的目標，對民營經濟的諸多不合理限制將逐漸取消，民營經濟外部環境的優化值得研究和期待。
民營經濟外部戰略環境優化面臨的問題
法律政策對民營經濟的歧視嚴重。其一，市場準入方面。2004年4月頒布的《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和2005年2月頒布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賦予了民營資本更大的投資空間，準其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領域。但基本上是原則規定，具體配套措施跟不上，操作起來有一定難度，并且現實中還存在以“明寬暗管”現象為特征的市場“假開放”現象，即有些行業雖然沒有規定限制民資進入，但市場無形壁壘森嚴，準入制度含混模糊。經濟學家張維迎指出非公經濟能否真正進入這些行業與這些行業是否存在“缺乏管制的行政壟斷”密切相關。因為壟斷方在沒有任何體制約束的情況下，往往對弱小方任意采取或明或暗的對方無法招架的卡制手段，使之遭遇到所謂的“投資觸礁”而無計可施。其二，投資政策方面。民營企業在投資上不能享受與國有投資、尤其是外商投資的同等待遇。例如民營企業除了33%的企業所得稅外，有些地方還規定在稅后利潤中繳納20%的個人收入調節稅。
融資難制約民營經濟發展。一方面，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對民營企業門檻過高，難以利用。剛剛設立的中小企業板市場的上市標準和上市程序與主板市場沒有很大區別，對于大多數民營企業來說，中小企業板市場的門檻仍然較高。另一方面，面向民營經濟的間接融資方式執行中困難重重。一是我國中小企業的貸款的主要方式是抵押貸款和擔保貸款，并且銀行只認可土地、房產等不動產作抵押，而一些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多為租賃經營，因而無大量不動產資產作抵押，無法得到銀行貸款。二是面向民營經濟的信用中介服務體系不健全，擔保機構少，全國信用擔保機構1000多家，僅能提供流動貸款資金400多億元，品種單一，難以滿足需要。
面向民營經濟的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首先，政府面向民營經濟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嚴重滯后。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過程中，政府率先構建公共服務體系的領域主要集中于城市中的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和農村民營企業基本被排斥在外。其次，面向民營經濟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用以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技術信息服務、中介服務、商會服務、金融服務等嚴重不足。當前對民營經濟發展具有突破性意義的行業協會運作不規范，作用沒有得到正常發揮。一方面，行業協會代表性差，平均覆蓋率不足本行業的20%。如上海現有133家行業協會大部分分布在傳統產業，其中大約只有1/10真正發揮作用。另一方面，真正獨立于政府的民間協會數量較少，大部分行業協會屬于政府管理體系，這些行業協會實際上就是“二政府”，并不是真正的行業協會。
優化民營經濟外部戰略環境的對策選擇
完善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律政策環境
首先，完善民營企業進入退出機制。政府要明確市場準入目標，在絕大多數領域盡快制訂全國統一和不同所有制企業統一的市場準入條件，建立公平的投資服務體系。一是政府要加大對民營企業市場準入方面的公共財政支持，爭取民營企業準入起點上的公平；二是加快設立專門的有關市場準入的監督機構以及出臺《反壟斷法》，使非公經濟市場準入的體制得以消除。政府要采取措施，完善民營企業退出機制。民營企業退出分為主動退出（戰略退出）和被動退出（死亡性退出）。前者是指經營者退出但企業依然存在，這就要求在產權轉讓方面有便捷的條件；后者是指企業破產，此時應給失敗者階梯可下。其次，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購制度。政府采購在西方國家已實行了200多年，以其公開、公正、公平的特征，被稱為“陽光下的交易”，而在我國政府采購制度還很薄弱。美國在政府采購時提出了“擱置購買”“拆散購買”等舉措，“擱置購買”是指在參與合同招標時事先選出適合于小企業的合同項目擱置一邊，等待小企業投標。“拆散購買”是指從專項合同中分離出一般性合同，或將一個單一合同分成多個小合同。我們同樣可以將政府采購量劃出一定的比例給予民營企業，或在商品服務質量無明顯差別的情況下，適當優先考慮中小民營企業的商品以扶持中小民營企業。
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的融資環境
資金對于企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而相對處于弱勢地位的民營企業更是如此。如果把資金(K)作為生產函數的投入變量納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并建立相關的數學模型，通過回歸分析就能得出資金投入與民營經濟產出水平的正相關關系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民營經濟產出水平的增長與資金的投入具有較強的正相關性。但目前我國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卻面臨著相當嚴重的融資“瓶頸”。因此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問題是最為迫切和重要的。
一方面，加大直接融資力度，增強民營企業實力。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板及場外交易體系。一是有步驟地降低中小企業板市場的入市門檻。目前，中小企業板剛剛建立，考慮到市場經驗的缺乏，同時為了防止過度投機，防范市場風險，恰當地提高入市門檻是必要的。但當市場逐漸發育成熟時，就應當有計劃地降低入市門檻，以使更多有相當實力的民營企業能夠通過證券市場融資。二是建立和健全中小企業證券的場外交易系統和交易制度。要在清理整頓和規范地方性的企業產權和股權交易市場的基礎上，設立并逐步開放全國性的為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服務的場外市場。要正確對待和規范各類民間集資。孫大午事件就說明了我們對民間集資的不正確的態度。孫大午是私營企業大午農牧集團的董事長，2003年7月以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名被逮捕，孫大午正是因多次向銀行貸款未果而不得不在公司內部及周邊村鎮吸收存款。他將大部分集資款開辦免費的農民技校，已培訓3000多人，學員遍布十多個省，孫大午的“非法集資”并沒有引起惡劣后果，反而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正如孫大午的律師所說：如果說法律非要嚴厲打擊這樣造福百姓的品德高尚的人，那么法律本身就有問題。我國法律對于“非法集資”的定義相當模糊，我們應當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非法集資”與企業的一些正常的善意集資區別開來，使得融資困難的企業能夠及時獲得所需資金。另一方面，拓寬間接融資渠道，切實解決民營企業貸款難問題。民營企業依靠的主要是各種資金積累和民間借貸，因此應鼓勵民間投資認購城鄉信用社和城市合作社銀行的股份，在民間資本充裕、中小企業發達的地區，要允許進行區域性中小民營銀行的建設試點，探索民營商業銀行發展的新路子。
優化民營經濟服務環境
其一，創造性地構建面向全國民營企業的公共服務體系。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政府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和效率的提高，如廣東省通過設立“民營企業投訴中心”等措施為民營企業提供快速而優質的服務，紹興市通過“便民服務中心”，減少民營企業審批手續等。其二，要努力健全和完善行業協會（商會）組織的運行機制。政府在對諸如協會的管理運作上可以通過建立制度體系、監督管理、宏觀引導、直接參與等方式，分別扮演組織者、裁判員、教練員、運動員的角色，但其功能作用是由強變弱的。如圖：
我國大部分行業協會基本上還處于運動員和教練員的角色上，對相對處于弱勢的民營企業作用有限，反而一些民間性質的協會發揮了良好的作用，因此應使政府的力量轉變到從宏觀上對其監管。以溫州商會為例，溫州商會是一個自主、自治的民間組織，是真正獨立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第三方力量。溫州商會在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和反對歐盟針對中國打火機的反傾銷案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說明了它是一個優秀的政府部分管理職能的替代者。它的運作方式有：組織和服務，如開展一些經貿活動，通過各種形式開展技術培訓、信息交流，提供管理技術、融資、法律等方面的咨詢服務；協調和管理，如協調內外關系，解決矛盾糾紛等問題；形成集體力量，參政議政等。
隨著我國市場的完全開放，為了減輕外資企業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巨大沖擊，保護民族經濟，還需要依靠民營經濟的強大合力來應對外國經濟的挑戰。因而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優化民營經濟外部環境是政府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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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徐龍志(1981-)，男，漢族，山東鄆城人，華中農業大學企業管理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營企業管理。
摘要：單位制變革打破了傳統的就業模式，大學生的就業期望與擇業經歷都存在著性別差異。通過對山東省部分高校的調查，發現女性更關注就業的穩定性，男性則更注重收入水平。求職中女性的簽約率相對較低，更容易因為性別受到不平等的困擾。對于求職中的性別歧視，大多數女生選擇了默認，反映出現實中缺乏維護平等就業權益的渠道。
中圖分類號：D669.68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4-2563(2007)06-0029-06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問題
單位制是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城市社會獨特的組織制度和社會管理制度。在這種制度體系下，廣大社會成員被組織在國家設立的各種組織中，并以此為中介發生多方面的聯系。市場化改革以來，單位體制開始了變革的歷程，突出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單位組織的數量逐漸減少，獨立性增強，利益化特征開始出現；二是市場化的組織開始發育成長。在傳統組織之外出現了新的社會組織類型，例如私營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等等，個人在社會組織的選擇上具有了較大的替代性。
由此可見，當前勞動力市場中的組織由傳統延續的單位組織和體制外眾多的非單位組織構成。城市社會成員的職業選擇與勞動力市場中的組織構成密切相關，體制內與體制外組織在對求職者的錄用和管理上都采用不同的方法，遵循不同的原則。在當前的勞動力市場中，大學生群體是一個主要的就業群體。大學生就業在單位制變革的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大的轉變過程。在畢業分配制度改革以后，畢業生由國家分配逐漸過渡到由用人單位和畢業生之間的雙向選擇。隨著單位制的變革，原來容納大學畢業生的體制內單位組織的數量越來越少，因而可容納的數量有限。大多數的大學畢業生要到體制外組織中去就業，要在勞動力市場上尋求自己的工作崗位。組織的分化為大學畢業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同時也增大了這些就業機會之間的差距。單位體制下大學生的分配是一種國家指令，單位在用人方面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現在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變化之一是分配政策中的指令變為指導，變化之二是組織在用人方面具有了完全的自。在這種背景下，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開始出現。大學生作為當前勞動力市場中一個主要的求職群體，其求職經歷基本上可以反映出當前勞動力市場中性別不平等的各種表現。
在當前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成為一個社會現實問題的時候，大學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是否也面臨著性別不平等?不同性別大學生理想的工作單位是什么?男女大學生在就業期望和求職結果方面存在哪些差異?……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對山東省5所高等院校和1所高職院校進行了為期1個月的問卷調查。
二、研究方法與樣本說明
2006年6月到2006年7月，共發放調查問卷800份，收集有效問卷693份。調查的范圍是山東省內部分高校和高職院校的應屆畢業生，其中有：山東經濟學院、山東師范大學、濟南大學、山東省商業職業技術學校、山東大學、青島理工大學。根據學校的規模確定抽樣的比例，其中5所高等院校規模沒有很大差別，所以分別確定樣本量為120份左右，高職學校由于規模較小，所以樣本量也相對較小。具體的抽樣方法是在每個學校中由訪員到畢業班學生宿舍隨機走訪的形式進行，調查的范圍盡量涉及到這個學校中的不同專業。因為調查的目標主要是獲得關于大學生就業過程中遇到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所以樣本中大部分是女性，占72.7％，男性占27.3％。選取的樣本都是2006年的應屆畢業生，這些學生大多有過多次的求職經歷，因此對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不平等有所感受。但是，應當強調的是，由于樣本僅僅是勞動力市場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應屆大學畢業生，同時樣本也并非是完全隨機抽取的，所以不能對總體勞動力市場的狀況進行推論和檢驗，只能通過調查結果對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不平等做一個描述性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對勞動力市場中性別不平等產生的機制做出初步的分析和解釋。在這個層次上，所調查的樣本能夠滿足研究的需要。
在被調查的樣本中，39.2％的人來自中小城市.47.0％的人來自農村，只有13.7％的人來自于大城市。在年齡構成上，大多數學生集中在22-24歲之間。其中專科生占19.7％，本科生占75.2％，碩士研究生占5.0％。可見，本次調查樣本的學歷層次和年齡都比較集中，主要是大學本科畢業生。其中籍貫在農村和城市基本上各占一半左右。不同性別之間的學歷層次呈現比較均衡的分布，即兩性之間不存在學歷的差別。因此，樣本對于說明求職過程中的性別不平等是比較適合的。
三、調查結果分析
(一)擇業期望與結果的性別差異
擇業的過程是求職者面對這外界各種組織和機構做出選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動機和愿望是非常重要的。在單位制變革的過程中，勞動力市場上可以容納就業的單位有體制內的單位和體制外的組織，其中，體制內組織主要包括黨和國家機關、各類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體制外組織主要是各類私營、民營、股份制或合資企業等。這兩類組織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具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有較好的社會保障和各種福利；后者在就業的穩定性上較差，但是具有挑戰性，收入和分配按照市場化的規則執行，可以為有能力的人提供更高的收入和機會。調查反映出，不同性別的人對這兩類單位有不同的選擇意向。
從表1中可以看出，女性更傾向于到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中就業。相比之下，男性更多傾向于到企業單位中工作。但是，從性別內部比較來看，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仍然是男女大學生的首要選擇，這說明了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當前體制內的組織仍然具有較高的吸引力，尤其是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是眾多求職大學生的第一選擇。其二，那些具有穩定就業和較好福利保障的單位對于女性有更高的吸引力，現在只有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才具有這樣的條件。其三，國有企業的吸引力明顯低于國家機關與事業單位，與民營與私營企業基本相當。已經簽約的情況與以上的就業動機相呼應。女生與機關和事業單位簽約的比例最高，占到37.3％，而男生只有16.3％；男生與民營和私營企業簽約的比例為46.7％，比女生大約高20個百分點。
對于簽約單位不同的性別分布的一個可能解釋是：男性更傾向于接受有挑戰的職業和獲得較高的收入，而女性更傾向于穩定的工作和獲得體制內的各種保障。通過不同性別能接受工資起點的分析，可以對這種解釋提供支持。
從表3中看出，女性能接受的工資起點明顯低于男性。雖然在零工資的選擇中女性低于男性，但是在500-1500元／月的工資檔次中，女性的選擇多于男性，在2000元以上的選擇中，男性的選擇比例是女性的兩倍以上。
從求職的結果來看，男性的簽約率高于女性約
10個百分點，而女性沒有找到工作的比率要比男性高10個百分點。說明女性雖然期望進入體制內單位就業，實際上也確實有一部分女性可以進入體制內組織，但是簽約的數量卻是有限的。大部分不能進入體制內的女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顯然不及男生。
(二)擇業過程中的性別不平等
擇業過程中最直接的歧視就是聘用單位因為性別的原因拒絕女性。在我們的調查樣本中，所有的人都具有專科以上的學歷，本科學歷占絕大多數，并且男女兩性的學歷層次呈均衡的分布，因此不存在女性學歷低的問題。也就是說，用人單位對女性的拒絕并非因為女性的人力資本低下，而純粹是因為性別的原因。在本次調查中，有58.4％的女同學回答“因為性別的原因被用人單位拒絕”過，有38.6％的女同學回答沒有遇到這種情況。同時，也有25.6％的男同學回答也遇到過因為性別原因被拒絕的情況。從回答結果來看，女性在求職時因為性別原因被拒絕的比例遠遠大于男性。這說明了當前勞動力市場在其他條件類似的情況下仍然傾向于雇傭男性。至于有部分男性回答因為性別的原因被拒絕，估計的原因可能是勞動力市場中有些組織在用人時有性別傾向，有些招聘單位標明只接受男性，也有些標明只接受女性，這些標明只接受女性的單位因為崗位或工作需要也會排斥男性。例如我們在對招聘會攤位的訪談中也遇到這種情況，經營女士內衣的公司和許多辦公內勤崗位不會接受男性。但是總體上男性是有優勢的，往往那些標明要女性的崗位，男性可以介入，而那些標明只要男性的崗位，女性卻很難介入。在那些沒有標明性別的崗位中，一般男性是具有優勢的。鑒于此，性別歧視是求職過程中困擾女性的一個方面。
表5顯示：有20.8％的女性回答“因為性別原因用人單位選拔不公正”，而男性回答的比例只有3.4％。比較而言，男性認為社會關系是求職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另外男性在求職中專業受限制的比例也明顯高于女性。這可能是因為男性更傾向于從事市場化的專業技術工作，因此對專業的要求更明確，而女性更傾向于從事服務性和輔的工作，因此專業的要求要小于男性。對于求職過程中的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回答的結果幾乎沒有什么大的差別。
無疑，就業過程中的性別不平等是一種組織行為的結果，是組織有意無意中將性別因素作為是否錄用的一個決定因素。這種決定的做出，在不同的組織中有不同的表現。目前仍然處在國家行政序列中的單位組織的行為在更大的程度上要受到國家政策和法規的制約，相反，這些政策和法規對于體制外的單位卻只具有有限的約束力。所以，國家機關與事業單位在招聘工作人員時一般不會明確做出性別限制的要求，相反，其他單位則會明確提出這種要求。調查結果也支持我們的假設，當問到“哪些單位在招聘的時候更注重性別”時，51.5％的人回答是民營和私營企業，28.1％的人回答是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13.1％的人回答是國有企業。
(三)性別不平等的成因與化解途徑
求職中的性別不平等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在以往統分統配的單位體制變革的背景下產生的。這種不平等的產生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單位體制的變革導致單位組織的利益化特征突出，體制外的市場化組織更是一切以經濟效益為原則，因此在用人時更加注重勞動力的成本和收益，女性在婚后生育期間不能為組織貢獻人力資本，反而會需要組織提供保障，所以組織在招聘時傾向于排斥女性；二是市場化過程中性別分工的趨勢日漸明顯，許多崗位被認為適合不同性別的人來從事，尤其是那些管理技術崗位、經常出差的工作崗位傾向于排斥女性。在調查過程中，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有50％的人認為單位不接受女性的原因是女性要結婚生育，有31.4％的人認為崗位不適合女性。
對于求職過程中性別差異的感受，性別之間也存在一定差異。較多的女性認為歧視問題很嚴重，較多的男性認為歧視問題不嚴重。回答的結果與常識之間的差別不大。
勞動力市場中性別不平等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性別歧視的后果是怎樣的，也就是說，女性在遭遇性別歧視以后是如何行動的，這個結果會影響到雇主的行為。如果女性能夠通過法律和組織渠道訴求自己的權益，那么就會限制雇主的歧視行為；反之，如果一味聽之任之，那么雇主就會無所顧忌，性別歧視就難以被化解。美國的《民權法案》第7章規定，勞動組織以種族、膚色、、性別或祖籍來源為由對工人實行歧視為非法。如果個人是因為這些原因受到不同的對待，并且可以看出存在一種明顯的歧視，那么根據第7章的規定，就可以說存在差別待遇性歧視，法院可以判令雇主高額的賠償。因此，在美國，招聘工作人員時的測試必須是以完成工作的人為對象進行的，而不是以“抽象”的人為對象的，這樣就避免了統計性歧視的發生。中國當前雖然有相關保護女性的法律法規，但是往往難以得到有效的執行，常常導致保護性的法規流于形式。在調查中，我們的問題是：如果僅僅因為性別原因被用人單位拒絕，你會怎樣做?回答的結果是，有75％的女性回答只能接受現實，另找出路；尋求法律幫助和到婦聯組織尋求幫助的女性累計只占16.7％；采取其他方式的占8.3％。這說明一個嚴峻的現實，那就是女性在遇到不平等的待遇時沒有一個正常的反映渠道，法律法規的規定對于雇主的規范作用仍然有限，被歧視女性尋求法律幫助的努力成本太高。求職過程中遇到的性別歧視不能被正式制度規制，導致許多女性采取非制度化的方法解決自己的職業出路，甚至有許多女大學生產生了“學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在調查中，有接45.6％的女生同意這種觀念，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這種觀念的存在會導致多重的社會負面后果。
四、結論與討論
從問卷調查發現，在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大學生的就業期望以及職業獲得過程都存在著性別差異。單位體制下男女平等就業的機制逐步被打破，不同性別的人在共同的勞動力市場上面臨著不同的機會，這些不同的機會既表現為勞動性別分工的方面，也表現為各類雇傭組織對女性的排斥。市場化在總體上增加了就業機會的同時，也對平等就業的理念提出了挑戰。
在單位制變革的過程中，傳統的單位組織并沒有消失，單位的基本運作邏輯也并沒有根本的改變。中國社會的改革進行到今天，盡管有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體制二元結構，盡管在全社會的范圍內，市場化的程度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盡管市場關系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國家及國有集體單位所控制的社會資源幾乎是占有絕對的優勢，元論從資源的質量上還是資源的重要性上都是如此。這些體制內的單位組織對于就業者仍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這些單位對女性的吸引力超過對男性的吸引力。因為女性的職業選擇更傾向于穩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而這些條件恰恰是體制內單位組織所能夠滿足的。相
比之下，男性更傾向于接受挑戰性的工作，對職業的穩定性要求要低于女性，因此，相比于女性，他們更多地選擇在體制外組織就業。但是，從男性內部來看，選擇機關和事業單位作為理想就業單位的仍然占有最大的比例。
中國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的區分。改革開放以前是政治分層為主的社會，改革開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降低，經濟不平等程度大大上升。口在當前，只有在體制內的單位組織中，政治因素才會被得到重視；人們也只有通過單位組織才能獲得相應的政治身份。體制外組織能夠為雇員提供的資源主要是經濟收入，政治因素很難在體制外組織發揮作用。據此，男性選擇體制外組織就業的動機應當是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調查結果也確證了這種分析，男性的期望收入普遍高于女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民營部門（本文定義為除國有和外資部門以外的其它經濟成分。在不能獲得相關統計數據時，借用非國有經濟的概念。）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日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帶動部門。據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報告，① 在“八五”后三年，非國有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平均已達82%，但在“九五”期間出現了明顯回落 （參見表1）。民營部門的投資增速也出現了下降 （見表2）。本文以民營部門的上述變化軌跡為背景，從微觀的角度探討影響民營部門投資的內在因素。
一、當前民營部門的投資增速下降主要是其投資意愿不強的結果
1998年，我國國有部門投資增長17.4%，但民營部門中集體經濟投資僅增長了8.9%，個體經濟僅增長9.2 %，雖然都高于1997年，但還遠遠低于90年代中期以來的增長速度。
怎樣看待這一態勢，這是否是國有部門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擠出”的結果呢 ？由國有部門與民營部門投資增長的較大差距，人們往往想到所謂“擠出效應”，即建設資金大規模流向公共部門對非公共部門投資產生的負面影響。
判斷公共部門投資是否導致“擠出效應”的關鍵指標是市場利率水平的變動狀況。如果資金市場對政府支出增加的反應平淡，市場利率水平穩定，則不會產生“擠出效應”。反之，如果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了市場利率水平的上升，民營部門的投資就會因成本上升隨之相應緊縮，即所謂的被“擠出”。按照這一理論框架分析當前情況，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中央銀行從1996年以來已經七次降低名義利率。
第二，實際利率仍處于進入90年代以來的高位。但這種情況不是貨幣當局對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反應的結果，而是由于自1997年下半年以來物價水平持續下降的結果。
第三，在商業銀行利率仍然因指令性的管理體制而不能充分反映資金市場供求關系的情況下，已經市場化的銀行間拆借利率水平的變動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資金市場上供求關系的變化。自1997年以來，銀行間拆借利率水平一直穩中有降，1999年3月全國銀行間拆借市場平均利率為4.43，只相當于上年同期8.25的54%，比上月下降了0.007個百分點。這表明經濟運行對銀行貸款的需求沒有產生導致市場利率水平上升的明顯壓力。
除此之外，還應當注意到，擴張性財政政策開始于1998年夏，但表2的數據說明，民營部門 （集體經濟、個體經濟 ）的投資增速早在90年代中期即與國有部門一道開始大幅下降，而且其下降速率快于國有部門 （這是因為它們對市場供求關系變化較國有部門更敏感 ）。這一事實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明當前民營部門的投資增長疲軟只是其內在運動規律的表現。
實際上，在即定的市場條件下，如果把投資者的投資意愿定義為其投資能力的函數，則當前民營部門投資意愿不強 （國有企業也是如此 ）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經濟運行和體制改革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產物。從一些典型調查的情況看，當前民營部門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投資 ）增長趨緩的態勢與所謂“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是密切相連的。為什么當前會產生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的問題呢 ？
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經濟一直處于短缺之中。在這種由體制原因造成的短缺經濟中，既有的生產力被各種清規戒律所束縛，因此造成了在各行各業都有大量的絕對的供給空白，即具有生產能力和能滿足市場有效需求，但在實際上卻因種種原因沒有進行生產而形成的供給空白。體制改革使既有生產力以爆發的形式解放。民營部門的投資者們跑馬占荒，將資金投入各種項目，占領絕對的供給空白，形成大規模的投資潮，但仍然可以獲得相當的投資利潤，因此在那一時期民營部門很少有人討論和關注投資方向問題。以上判斷從下述三項實證研究中得到證實。
其一，在80年代中期，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10省200家大型鄉鎮工業企業進行了調查，其中關于產品市場的結論是 ：樣板企業創辦時主要產品銷售的地域結構是，本地農民購買占19%，附近城鎮居民購買占14 %，供銷社和其它商業部門 （包括外貿 ）收購占17%，本地國營企業訂貨占15 %，外地企事業單位訂貨占25 %.這說明，在鄉辦工業創辦時，我國的需求結構確有一部分是適宜技術水平較低的鄉鎮企業來供給的，這保證了鄉鎮企業在創辦時面對著一個確定性程度較高的市場。因此，在回答“什么是企業創辦時最難以解決的問題”時，“產品沒有可靠的銷路”的得分率在12種可選擇的答案中僅列第8位。②其二，1991～1992年，原國家體改委和國家工商局共同就個體私營經濟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抽樣調查，其中關于企業所面臨的市場問題的分析與上一項研究頗有相通之處。在回答近來哪年生意好做時，個體工商戶的總的答案是從1979年到1989年生意越來越好做，而生意好做的第一位的原因是同行業競爭少，占44 %；第二位的原因是經營環境好，占24 %；占第三位的原因是社會購買力強，占18.4%，以上三個方面的原因所占比例之和高達86.4%.私營企業的情況大致相當，對生意好做的第一位原因，35.3 %的企業選擇經營環境好，23.5%的企業選擇同行業競爭少，12.3 %的企業選擇社會購買力強，三者之和達71.1 %. ③ 當時的市場之寬松，絕對的供給空白之廣闊，由個體私營經濟從業者們的上述回答中可見一斑。
其三，1994年，國家統計局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在福建和甘肅兩省進行了一項工業企業技術創新調查，對當時兩省的企業技術創新的目標進行了排序，結果發現福建和甘肅的工業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第一位的目的是降低成本和開拓新市場，以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而開發全新產品分別只占到第4和第3位。福建、甘肅兩省遠隔數千公里，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但當時進行技術創新的目的卻高度一致，因而其調查結果是有相當說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統計局課題組研究報告的判斷，當時“大部分企業是通過購置與新產品和新技術有關的機器設備而實現技術創新的，這一點可從技術創新經費的結構中看出”，企業的“獨創型的技術創新很少，很難實現‘首次’技術突破和突破性創新，絕大多數企業的技術創新是模仿、跟蹤型的技術創新”。④ 由此可見當時寬松的市場環境對企業技術創新行為的影響。
短缺時期的改革所引致的投資高速增長帶來了兩個合乎邏輯的后果。
其一是創新空白。在投資狂歡時期，投資可以有兩種選擇 ：投資于現實的生產能力獲得“現金”回報 ；投資于研究與開發以獲得遠期“支票”回報。當資金規模一定時，由于與“支票”相連的總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投資者們能拿到現金時總是要先拿現金，于是合乎邏輯的投資目標順序首先自然是“現金”。
這導致了相當一部分企業 （包括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 ）在這一時期對研究開發和技術儲備較少關心，沒有形成足夠的新技術、新產品儲備，即出現了創新空白。1993、1996和1997年大中型工業企業獲專利授權的情況可在相當程度上表明這一點 （見表3）。
從上表的數據可以看出，1993～1997年間，無論是國有部門還是非國有部門，平均每個大中型工業企業每年所獲授權的專利數量都少得可憐，竟然還不到0.2個。而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如IBM、杜邦、飛利浦等，每年發明專利申請高達數千件，目前都擁有有效專利數萬件，這是他們雄踞國際市場的最重要的資本。雖然專利獲取情況并不是企業技術創新的全部，但它畢竟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創新狀況。
其二是高強度的重復投資。面對市場上絕對供給空白的誘惑和前期投資者們所獲巨大投資收益的影響，投資者們爭先恐后地通過模仿式的“創新”以加速形式投入資金，這必然導致生產能力相對過剩，進而出現市場的相對飽和。當絕對的供給空白消失時，投資狂歡即走到了它的終點 ：由于創新空白的影響，所謂找不到好投資項目的問題出現，投資效益下降，風險增大，投資者的投資意愿趨弱，投資增長速度下降。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雖然民營部門現在所面臨的外部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環境優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但在市場競爭環境“惡化”的條件下，由于該部門創新空白的影響，企業提供有效供給的能力，即提供能在質量、品種、規格、價格、服務諸方面滿足社會現實需求的物品和服務方面的能力相對下降，其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低速運行階段，即所謂的“二次創業”階段。在這一階段，民營部門的投資增速下降主要是其投資意愿不強的結果，是一種內在自然趨勢，它體現著企業進行調整和技術積累的要求，因而不應過分強調不利的外部條件 （包括社會偏見、融資渠道不暢等 ）的影響，也很難用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擠出效應”來解釋。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經濟的周期運動是可以用企業的創新狀態來解釋的，當創新在某一個時期較集中地出現時，大規模投資就會隨之而來，于是帶動經濟走向高漲。而當創新擴散后大規模生產導致利潤率減少，同時大規模的新的創新活動還沒有開始時，經濟增長和投資增長的速度就會趨于下降。⑤ 熊彼特的這一觀點可以用來解釋整個宏觀經濟運行，也可以用來分析特定部門的運行軌跡，熊彼特當然也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周期 （包括投資周期 ）。
二、對民營部門出現創新空白的原因分析之??“熊彼特約束”
這一時期在民營部門出現創新空白還有其深層次的內在經濟原因和體制原因。
所謂經濟原因，就是“熊彼特約束”，即強調足夠大的企業規模所具有的資源稟賦及其市場地位是創新的基本條件。按熊彼特的看法，創新是一項帶有較強不確定性的活動，需要相當的技術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支持，由此即形成了對小企業技術創新的制約。⑥ 在熊彼特之后，有關企業規模與創新之間關系的爭論一直存在。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相對于大企業，小企業也有自己的優勢，如研究者的報酬同他們的表現直接掛鉤，因而有較強的創新動力 ；小企業內部便于溝通，因此實施創新的速度較快等。當著熊彼特的觀點為許多早期統計數據所證實的時候，對小企業在創新過程中的作用的肯定也獲得不少案例的支持。如英國的一份關于中小企業的研究報告指出 ：“中小企業在產品、技術和服務的創新方面承擔著重要的任務。”美國中小企業廳的中小企業白皮書也強調了中小企業在技術開發中的重要作用。它指出，在70年代，美國40 %的技術創新是由中小企業完成的。
盡管對“熊彼特約束”有著不同的評價，但我們認為，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發展的情況看，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這一特定階段，熊彼特約束確實發揮著作用，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國中小企業的人力資本狀況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完全不同。按照熊彼特的分析，發明、創新和創新的擴散是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不同質的三個階段，三個階段所強調的共同因素之一就是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一些中小企業之所以能沖破“熊彼特約束”進行技術創新，是因為它們具備兩個最重要的必要條件 ：一是有較強的人力資本，即這些企業的創業者們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很強的專業技術素質和把握市場機會的能力 ；二是有一個較完善的資本市場，使中小企業的創業者們能籌集到技術創新所需的資金。我國不發達的資本市場對民營企業發展的影響，各方面的論述已相當深入，但對民營企業人力資本的狀況及其影響則討論較少，因此本文將給予重點分析。
據前述90年代初期關于個體私營經濟的調查結果，在抽樣的47382個個體工商戶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僅占0.6 %（其中在工業部門僅占0.3 %），還低于全國總人口中1.9 %的具有大學學歷的比例 （見表4）。在接受調查的3161位私營企業經營者中，具有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9.3 %，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僅占4.5 %（見表5）。
上述兩表的數據反映出當時個體私營經濟的人力資本素質是相當低的。在這樣的人力資本基礎上確實是很難進行發明和技術創新的。
對個體私營經濟的人力資本素質與企業技術創新的關系，該調查報告雖然沒有直接涉及，但卻分析了文化程度高低與經營效果的關系。該報告指出，在個體工商戶中，其文化程度高低與其年純收入高低成正比，小學以下的平均純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大專以上學歷的收入水平比平均收入水平高60 %.在私營企業部門也是一樣，經營者文化程度越高，企業的純收入也就越高，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年均純收入比平均水平高2.1倍，比小學文化程度的高2.8倍。上述調查結果從另一角度證實了民營企業人力資本狀況對其發展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進入90年代中期，盡管市場競爭的強度大大提高，但由于“慣性”和投資狂歡期外部環境的作用，民營部門的人力資本素質沒有出現本質性的變化，即使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也是如此，（見表6）。從表6可以看出，在1993～1997年期間，民營部門獨立核算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開發人員總數雖然有了較大的增長，但平均到每一個企業 （還是大中型企業 ！）也只有24名，五年間沒有什么增長。
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中，技術開發投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國外的一份研究報告曾指出，在當今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技術開發費用占銷售收入比例低于3 %的企業幾乎不可能存活10年以上。那末我國民營工業部門技術開發投入狀況如何呢 ？據我們的調查，成都市1998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企業 （絕大部分是民營中小企業 ）的技術開發費用只占銷售收入的1.1 %，只相當于成都同期大中型工業企業的47.8 %.由于技術開發投入少， 致使新產品開發數量和投產數量很少，同期平均每戶企業當年投產的新產品0.53個，正在開發的新產品0.25個。⑦ 如果把上述數據中大中型企業所占的份額扣除，則小型工業企業的技術開發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還將進一步大大降低。成都市新津縣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是比較好的，1992末，該縣共有私營企業56戶。但至1998年末，僅僅6年光陰，這些較早創業的私營企業中已有2／3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因沒有新技術、新產品的儲備而退出了歷史舞臺，幸存者中也還有相當比例因同樣原因陷入困境。全國民營部門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開發投入狀況也不令人樂觀。在近幾年中，其技術開發支出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不僅遠遠低于3 %這一國際標準，而且也低于國有企業，1996年的比重竟然還低于1993年。直到市場制約變為十分明顯的1997年，獨立核算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開發支出占銷售額比重才有較大增長，但還是遠遠低于3 %（參見表7）。從近幾年平均每戶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開發投入的絕對額看，從1993年到1996年，民營企業技術開發支出一直低于國有企業，名義增長率為35 %，（參見表8）。但如果考慮價格因素，則1996年的技術開發支出比1993年實際上下降了8.7 %！與技術開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指標的變化一樣，到1997年，由于市場制約日益顯現，按可比價計算的平均每戶獨立核算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開發實際支出才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參見表9），但仍低于1994年的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直至1996年，民營部門的技術創新狀況從總體上看仍然沒有出現質的飛躍，直到1997年才有所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國外經濟界在關于熊彼特約束的討論中，對于小廠商在創新中的良好表現的解釋之一就是一些原先在大企業或政府研究機構工作，對某些領域的技術積累有相當了解的技術人員向小企業的轉移從而將創新引入小企業，⑧ 這一過程在我國也已開始。其主要特征就是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勞動制度的改革，國有經濟中越來越多的技術人員離開國有企業“下海”創業，大大加速了技術資源由國有經濟向民營經濟的轉移 （雖然轉移方式往往不很規范 ），使得一些因體制原因在國有經濟部門無法轉化的創新技術實現了商業化。在成都調查中我們發現，與那些較早創業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相比，成都民營企業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一批90年展起來的民營科技型企業 （主要在電子、制藥、機械、材料等行業 ），而這些企業所賴以生存的新技術、新產品最初大都是源于國有經濟的，由本企業自主研究開發的不多。我們認為，隨著我國不同所有制企業間技術資源 （包括人力資源和技術成果資源 ）轉移和交流的擴大，“熊彼特約束”的影響將趨于弱化，民營部門的技術創新進程將有可能加速。
三、對民營部門出現技術創新空白的原因分析之二??體制約束
從微觀的角度分析，所謂體制約束，是指民營部門的投資者們由于自身的內在弱點的限制，其投資和經營行為往往帶有短期化的特征，不愿意在研究和開發上作長期投資。在這方面的有關文獻中，對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的家族化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形式的影響討論較多，而本報告的討論則主要集中于集體經濟。
在對非國有經濟的研究中，對集體經濟應給予特殊的注意 （由于數據和資料的限制，以下我們主要討論城鎮集體經濟 ）。我們之所以這樣提出問題，除了考慮到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和集體經濟在整個非國有經濟的就業、產出和投資中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外，更重要的是由于集體經濟的發展本身已經到了一個特殊的轉折階段。
縱向的統計數據表明，在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作為民營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集體經濟卻在某些方面出現了令人矚目的頹勢。從全國角度看，城鎮集體經濟就業人數自1991年起已連續7年下降，下降幅度達46 %，其中1998年比1997年下降32 %！從我們最近赴成都調查的情況看，城鎮集體經濟就業人數自1992年至1997年 （暫時沒有1998年統計數字 ）已連續5年下降，下降幅度為17 %；1998年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19.9 %的情況下，集體經濟投資反而下降了12.2 %；在成都郊區新津縣，1998年全部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40.8 %，但其中集體經濟下降22.1 %！同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6.4 %，但農村集體經濟投資下降88 %！
從1997年的橫向截斷面看，情況更是觸目驚心。根據剛剛完成的全國城鎮集體企業清產核資的結果，截至1997年底，我國工商注冊具有企業法人資格，實際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獨立核算并能夠編制完整資產負債表的城鎮集體企業達72.1萬戶。其中產權明確并已完成清產核資的企業為36.3萬戶。權屬性質暫時不清的各類“掛靠”集體企業33.6萬戶。在已完成清產核資的36.3萬戶城鎮集體企業中，工商企業為31.3萬戶，城鎮集體金融企業為4.7萬戶。1997年末，城鎮工商集體企業的全部資金損失和資金掛賬為所有者權益的63.4 %，比國有企業高44個百分點，當年合計虧損17億元。平均資產負債率為78.2 %，負債率在100 %以上的 （即資不抵債 ）和空殼企業 （即掛賬損失大于所有者權益 ）占總戶數的50.8 %，這意味著一半以上的城鎮工商集體企業已經破產。集體金融企業問題更嚴重。據統計，1997年4.7萬戶集體金融企業的凈虧損達91億元，資本利潤率為 -10.7 %，而同期國有金融機構的資本利潤率為9.7 %；累計資產損失和經營掛賬達519.1億元，為所有者權益的94.3 %.這樣，至1997年末，全部集體金融企業的所有者權益只有31.4億元，不足當年虧損額的35 %.換句話說，如果1998年集體金融企業的減虧幅度低于65 %，則從整體上看，集體金融企業實際上也破產了。 ⑨我們認為，對集體經濟的這種絕對萎縮狀態，已不能簡單地用市場變化和管理不善來解釋，應當從體制的角度尋求更深層次的原因。
在實踐中，由于歷史和客觀的原因，集體企業的發展有著極其復雜的背景、財產來源和管理形式。形成了城鎮集體、鄉村集體、老集體、新集體、大集體、小集體以及真集體、假集體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繚亂的企業組織形式。按照我國的統計制度，所謂集體經濟單位是指“生產資料歸公民集體所有的各種企業、事業單位”。1991年9月9日，由國務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 （以下簡稱《條例》）對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性質作了明確的規定，即“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是財產屬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實行共同勞動、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這是迄今為止對城鎮集體所有制經濟性質的最權威的闡述。對這樣的一種所有制形式，本報告將其定義為所謂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 （以下簡稱集體所有制經濟 ），以與其它形形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相區別，并將其作為研究的重點。為了能獲得一種更具有概括性的結論，我們的分析將以《條例》提供的體制框架為目標，對集體所有制經濟運行中的其它實際問題暫不涉及。
雖然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曾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有過自己輝煌的業績，但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今天，其內在的缺陷和矛盾已使這種企業組織形式越來越難以適應當前形勢的發展。從促進民營經濟投資的角度分析，這些缺陷和矛盾集中體現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上。
勞動與資本關系的核心問題是根據按什么原則來分配勞動成果。在一般市場經濟中，企業中的勞動和資本同作為稀缺資源，它們各自所獲得的報酬的比例是通過市場機制的配置，即勞動者和投資者之間的討價還價形成的，因此沒有哪一個為主的問題。而根據《條例》的規定，作為集體經濟，其分配方式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 （第4條 ）”，同時允許“入股分紅”（第5條 ）。在經典作家的論述中，按勞分配的前提是生產者組成一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自由人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中，每個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財產”。 ⑩ 在這里，生產資料作為生產要素不參加分配，因而根本沒有入股分紅的余地。
我國集體經濟由于要“自籌資金”，而且可以“吸收職工和其它企業、事業單位、個人集資入股”（《條例》第5條、第21條 ），顯然是完全不同的所有制基礎，不可能實現經典作家所設想得那種按勞分配，于是出現了兩種分配原則并存，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按勞分配與前述嚴格意義上的按勞分配是不同質的，以下討論中所稱的按勞分配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按勞分配。
現在的問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究竟怎樣來貫徹《條例》所規定的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呢 ？對此，《條例》沒有給出具體答案，各方面也沒有一致的說法。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但這卻是似是而非的。因為即使在私有制企業中，如果不考慮資本收益，勞動者們也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我們認為，就集體經濟而言，有可能被接受的設想之一是在分配中使資本的收益低于市場上資本的平均收益。因為如果允許資本的收益達到市場平均水平，那末其分配方式就同在分配方式上沒有強調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其它非國有經濟一樣了。然而，在這樣一種分配方式之下，從投資的角度看，必然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者總是以收益最大化為原則考慮資本投向的。
因此資本總是不斷地從收益較低的企業和行業流向收益較高的企業和行業。這樣，當市場中存在其它能夠按照市場機制獲取投資收益的投資機會時，外來投資者就沒有足夠的動機將其資金投入以按勞分配為主的集體經濟。在集體企業的設立階段，這種障礙有可能使企業難以獲得額外 （在企業職工按平均原則入股以外 ）的稀缺資金，形成先天不足 ；在企業的發展階段，這種障礙又使企業難以吸收外來的直接投資，特別是難以吸收風險資本和技術資本的進入，這對企業的發展無疑是十分不利的。第二，對已存在于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來說，由于存在著一個較高的社會平均投資收益率的外部誘惑，因而足以形成資本外流的動機，這對于企業來說又是一個不利因素。
在傳統的集體經濟中，勞動對資本的“排斥”還明顯地體現在企業的決策機制上。如果說在收益分配上投資者的收益權還能通過分紅得到某種體現的話，那末在參與管理的權益方面，投資者們可以說是顆粒無收。《條例》第28條規定，企業經營管理的重大問題由企業的職工 （代表 ）大會決定。也就是說，企業的決策管理權也是“按勞 （勞動力 ）分配”的，投資者們無權參加企業的決策過程。由于入股而成為企業投資者的企業職工雖然有決策權，但那只是來自他們作為企業職工的身份，與他們的投資全然無關。在這樣的條件下，顯然很難設想投資者們 （特別是外來投資者 ）會有多高的投資熱情。
對集體所有制經濟體制中的這種內在缺陷，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其根源仍在于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即根據什么來分配勞動成果。如果偏重于勞動者的勞動貢獻，則資本的收益必然受影響。反之，如果偏重于投入資本的份額，則勞動者的積極性就可能受到影響。那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與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基礎的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中，是否可能尋求到一個勞動與資本的最佳結合點，在這一點上，勞動和資本對企業收益的要求互不矛盾而且均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呢 ？從理論上說，這種結合點是存在的，但它要求的條件很苛刻，即企業職工勞動貢獻的均質化 （每個職工所投入的勞動是一樣的 ）和投入資本的平均化 （每個職工投入的資本數量相等 ）。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勞動與資本的利益才能歸于統一和協調。很明顯，在社會實踐中，這樣的苛刻條件不可能實現，于是在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中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及其對企業運行負面的影響就是不可避免的。
顯然，在勞動和生產資料共同參加勞動成果分配的條件下，分配方式越是傾向于按勞分配，資本收益的水平越是低于社會平均水平，對資本的排斥性（對外部資金流入的抑制和對內部資金流出的激勵 ）就越強。由于“投資決定了經濟使其物質資本存量增長的速度，從而決定了經濟的長期增長和生產率”，對投資的排斥所導致的負面影響必然使企業的發展無法持續。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傳統的集體經濟企業實際上是“準國營企業”，產出的價格和資本配置都由計劃決定，收益分配實際上是由政府而不是企業決定，因此資本的稀缺性和集體企業運行中內在的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的矛盾往往被政府的行政干預所抑制和掩蓋。在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體制改革發展到現階段的今天，集體經濟企業中的這種內部矛盾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于是以產權明晰化為核心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改革逐漸被提到議事日程上。
據我們調查，在傳統的集體所有制的改革方面，許多地區都已經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和探索。如四川成都市新津縣，通過推進集體經濟的改革，使絕大部分的集體企業 （包括原來一直經營較好的集體企業 ）都完成了體制創新，改制成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基本上完成了產權量化到個人的明晰化，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完成了這種產權明晰化，并按市場原則處理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則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企業就不復存在了。
顯然，為了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一樣，也必須探尋適合其發展的多種表現形式。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一種企業組織形式，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將在大生產領域由于其內在缺陷而必然趨于弱化以至消亡。我們預計，在未來的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中，非國有經濟內部的所有制結構都將出現重大變化。這就是隨著產權制度改革的深入，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作為一種企業組織形式將逐步弱化以致消亡，與之相關的就業、產出和投資都將出現絕對的下降，其比例在整個非國有經濟中將逐步萎縮。雖然從某種角度看，這是一種代價，但如果那些原被束縛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能夠在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中形成更高的效率，提供更多的產出，那末這種代價是值得付出的，政府有關管理部門對此應有所預見和準備。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確的話，我們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克服傳統意識形態的障礙，本著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則，盡早對集體經濟的改革進行全面深入的專門研究，加速對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改革，爭取在“十五”期間基本完成改革進程。從投資的角度看，在傳統的集體企業完成改革之前，我們對其投資持續增長的預期不報樂觀態度。
①參見《中國宏觀經濟分析》，1999.6.
②參見《東部地區鄉鎮企業的資本運營與投資問題》，陳劍波，1999.3.
③參見《中國個體私營經濟調查——經營、利潤、收入》，1993.3，軍事譯文出版社。
④參見趙玉川 ：《中國工業企業技術創新統計調查方案的設計、統計方法和統計結果》，載《1996年全國統計科學討論會論文》。
⑤參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熊彼特的詞條。
⑥參見熊彼特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79.
⑦參見《成都市1998年技術創新工作情況及1999年工作安排意見》。
⑧參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熊彼特的詞條。
⑨參見同志在全國城鎮集體企業清產核資工作會議上的內部講話，1999.6.22.
關鍵詞：人力資本；地位；作用
隨著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淮安市的國有企業改制工作已步入新進程。在國有企業的改制進程中，國有股份全部退出，由企業經營者及企業員工持股，認購國有股份，國有企業將逐步轉化為民有民營。企業改制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中將從企業產權結構、法人治理結構和企業文化等三方面對企業產生積極的影響。
人力資本作為一種新生事物，與人力資源相比較而言，是兩個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其實二者是有區別的，人力資源，通常是指企業員工整體的勞動素質、生產技能和知識水平等，培養手段是不斷招募優秀員工并對現有員工進行職業技能的教育和培訓。而人力資本指的是勞動者投入到企業中的知識、技術、創新概念和管理方法的總稱。具體來說，它僅包括企業中的兩類人，一類是掌握核心技術的技術人員，另一類是具有企業家素質的經營者。在改制后的現代企業中，人力資本對企業的影響將越來越重要，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
在資本市場日益成熟的今天，每個企業的經營者都有一定的營銷和管理方面的經驗和常識，但只有那些眼光銳利，分析判斷準確的經營者才能作出正確的決策，這種高素質的經營者就是企業家。企業家的對企業的巨大推動作用是毋庸質疑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很多企業乃至一個地區的發展可能就靠一兩個人的帶領，人們通常貫之以“能人經濟”（華西村的發展即是最好的例證）。假如在同一區域同一行業有相同規模的兩個工廠，派兩個能力差異很大的人分別擔任廠長，其收益肯定不一樣。那么對于多出來的那一部分收益，我們既不能歸之于資本，也不能歸之于勞動，而只能歸之于企業家的個人才能，我們同樣稱之為人力資本。
一、人力資本對企業產權制度構造的影響
在傳統企業形式中，企業的產權是以企業成立時法定貨幣資產的出資為標志和起點的，即出資方依各自出資多少擁有企業產權，而經理、技術人員等只是資方的雇傭勞動者。勞動者按工作量取得相應的報酬，并沒有企業的產權，也就沒有對企業的收益權和處分權。在這種產權構造中，貨幣資本是主動方，而勞動力處于一種被動的、受支配的地位。但在人力資本出現并且作用日益凸顯以后，企業中已不再是貨幣資本一統天下，人力資本開始擁有了部分產權。而且，二者的關系正發生了某種逆轉，貨幣資本逐漸變為被動資本，而人力資本逐漸變為主動資本。企業的產權構造發生了悄然的變化。
相較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我國人力資本擁有產權的進程要慢得多。技術入股剛剛開始嘗試，而且有很多的限制條件；而企業家以其經營才能折價入股還沒有起步。這也是傳統觀念的偏見所致，我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向來重視具體勞動，輕視抽象勞動；重視體力勞動，輕視腦力勞動；重視生產性勞動，輕視經營性勞動。這些偏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相關政策的制定，阻礙了人力資本取得產權的進程。
人力資本價值得不到承認的后果是擁有人力資本的人缺乏動力為企業工作，企業凝聚力下降，甚至造成人力資本流失。國有企業受傳統觀念影響最深，因此人力資本流失問題也最為嚴重。流失的人員絕大多數是管理、技術骨干，具相關統計，有的國有企業流失人員多達60%，而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中，高級管理、技術人員和技工70%以上來自國有企業。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事例：某個國有企業搞一個大型研發項目，就在項目即將成功之際，該項目的負責人帶著成型的項目到其它企業入股了。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帶著管理經驗、營銷網絡倒向其他企業或是另起爐灶的事例也屢見不鮮，這不但給國有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同時也給這類企業帶來了慘痛的教訓。因此，國有企業產權結構調整的關鍵是處理好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關系，要改變以往那些只有實物資產才能擁有產權的條規限制，允許某一方面的專家、精英尤其是企業家和高級技術人員以其自身的人力資本折作股份，擁有一部分的產權。因此，只有真正重視人才和以人為本的企業才能得到迅速的成長和不斷的發展壯大。如天津的光華教育集團，作為一個創立于1990年的民辦學校，其創業初期便從全國各地招聘優秀的教育工作者，不但給他們優厚的待遇，同時對于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還給予企業的原始股份。經過的十幾年的努力，如今的光華教育集團在全國各地擁有幾十所分校，其資產也由原來的幾十萬發展到現在的幾十億元。從光華的成長不難看出：企業的發展需要對人才的重視，更需要給予他們對企業的收益權和處分權，這樣才能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工作的積極性，從而對企業的發展起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人力資本對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影響
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是現代企業特有的運行機智，其特點是權力的分力與制衡、決策的科學與民主，它是與企業的產權結構緊密相連的。既然人力資本的形成對企業產權結構產生了沖擊，這一影響就必然延及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公司治理的基本要務是解決經營者與所有者的關系問題，按照簡單的理解，就是董事長與總經理的分離，總經理負責企業的經營運作，董事長對總經理進行監督并決定公司的重大戰略決策。人力資本形成以后，這一點逐漸發生了變化。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都不再強調董事長與總經理職能的截然分離。西方國家出現了CEO(首席執行官),CEO除對企業的經營管理直接負責外，還具有提名內部董事的資格，因此一般認為CEO擁有50%～60%的董事長權力。CEO受企業戰略決策委員會的領導，而這一委員會的成員不一定是財產所有者，非財產人士占據了相當的席位。這說明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中已開始重視人力資本，而不再強調所有者對企業的控制。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中國企業在經歷了種種挫折和坎坷后，從逐步理解CEO到重視CEO。在2003年的《服務導報》上曾報道了中國最昂貴的CEO課程揭密：20天，學費2.8萬美元,對參加者還有一個要求——企業資產不低于10億美元，面對這樣的苛刻條件，報名者也有很多，同時招募的學員必須是具備很強的學習能力、溝通能力和領導能力的企業家。這也說明了人力資本對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三、人力資本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人力資本對企業的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么，企業文化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具體而言，人力資本對企業文化的影響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強調協作和團隊精神
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經營才能的專業化，以及市場環境的日益復雜化，使得管理者往往領導著比自己更專業的下屬，管理的是自己并不熟悉的領域，不同的崗位人員具有很強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傳統的命令與控制手段已經落伍，必須充分尊重雇員的個人價值，給他們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工作環境。企業管理目標的實現，也不再主要依靠指派和命令，而更多的依賴于成員之間的配合和協作。由于人力資本的生產影響很大，因此企業必須致力于培養“團隊精神”，使每個成員找到自己的歸宿感、使命感，相互理解，相互協作。這是因為在當今社會，人才的流動越來越重歸屬感、使命感。
（二）強調個人之間的能力差異很大
新的企業理論認為，人與人之間不僅存在能力上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的幅度可能很大。正是能力的差異，因此老總就是老總，清潔工就是清潔工，他們的崗位差別已由其能力差別而決定。摩托羅拉公司的雇員每個季度都要交一個總結，其中第一條就是：你覺得目前的工作與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符？這與我們傳統的觀念恰好相反，我們一直認為人與人之間不存在能力差異，每個人的貢獻大小僅是由分工決定的。因此，把個人視為螺絲釘，擰到哪里就在哪里出力。與之相應的，是崗位與能力的不相匹配，經營能力較差的人可能成了廠長、經理，而真正的企業家可能只有很低的職位，這樣的安排是缺乏效率的，也導致了高級人才的大量流失。這種狀況不扭轉，企業的效益就很難提高，也直接導致大量人才的流失。為什么現在好多民營企業中有60%～70%的技術骨干和高層管理人員全部來自國有企業，這便足以說明一切。
（三）強調人們收益方式的不同
由于員工間的能力差異很大，由此導致了他們對企業的貢獻大小、貢獻方式都是不同的，因此其收益方式也是不同的。對于一般雇員來說，僅根據其勞動量和契約獲得勞動收益，而人力資本不僅要的勞動收益，而且還要獲得相應的產權收益，產權收益的大小以其自身價值折價入股來計算。這也是我們國有企業中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國有企業中奉行嚴格的“按勞分配”原則，對于技術人員的特殊技術才能和企業家的經營才能始終視而不見，只承認他們的勞動收益，而不承認他們的產權收益，后果是企業的經營者往往想方設法擴大“在職消費”，鋪張浪費、吃回扣、出賣企業技術等現象十分普遍，從新聞媒體的大量報道中我們知道，這些行為給企業帶來的損失，遠比承認人力資本價值而分配給他們的產權收益的部分大的多。
關鍵詞：中小企業融資；企業信用；金融危機
中小企業融資是指中小企業從自身生產經營現狀及資金運用情況出發，根據企業未來經營與發展策略的要求，通過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利用內部積累或向企業的投資者及債權人，籌集生產經營所需資金的一種經濟活動。一般來說，企業融資能力與其資產規模、信用程度、企業未來成長的期望等因素成正相關，與企業風險成負相關。我國中小企業由于資金規模較小、經營風險較大、抗沖擊能力較弱等客觀制約因素制約，融資困難。據2007年統計數據顯示，我國中小企業創造的CDP占到全國的60％，貢獻了50％的稅收，并解決了75％以上的就業崗位，毫無疑問，中小企業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基于這一現實，近年來，各級政府部門、金融監管機構以及銀行業金融機構分別從政策環境、監管體系、服務機制、金融產品等不同層次，不斷優化中小企業融資環境，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
年以來，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新形勢，國家不斷加大宏觀調控力度，中小企業發展面臨融資難的新問題。如果不對這些新問題加以及時關注，并采取應對措施，中小企業融資難題將進一步惡化，大量中小企業陷入生存危機，對經濟穩定和發展產生巨大沖擊。
一、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分析
(一)中小企業自身原因
1．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狹窄。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主要渠道是商業性貸款。信貸資金僅僅是企業融資渠道的一部分，企業融資渠道還應該包括股權融資、債券融資、項目融資、融資租賃、并購融資、票據貼現等…。但這些融資形式門檻高，在我國中小企業中還沒有得到廣泛的應用。
2．中小企業面臨嚴重的信用危機。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信用問題是融資難的最根本原因，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財務信用缺失。財務信用缺失是我國中小企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信用缺失的一個突出點。我國多數中小企業所有權歸屬于個人，很少具備健全的內控制度和財務制度。而為達到融資目的，大量中小企業與社會審計機構串通，提供虛假財務報告，造成銀行對企業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成本加大，使銀行很難對其真實的資信狀況進行考察。這無疑使得銀行不愿意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第二，融資信用不足。一些中小企業缺乏對融資信用的重視，不愿意守信還貸，信用風險偏高，銀行不愿意放貸。企業得不到銀行的貸款，無法做大做強，就不能創造更大的效益，另一方面，銀行發放的貸款少，獲得的收益也就相應減少。這樣就嚴重地損害了銀企的互利關系，導致我國中小企業融資信用環境的惡化。第三，商業信用缺失。中小企業是市場經濟中最活躍的部分，大量的商業往來都發生在中小企業之間。企業為了節約成本和擴大銷售，常常使用信用交易方式。但是實際上，信用交易的背后是大量的違約行為。這就極大地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短期商業性融資。
中小企業信用的普遍缺失造成了整個社會信用環境的低下，惡劣的信用環境反過來導致了中小企業的擔保難、抵押難、融資難。
(二)銀行方面的原因
1．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掀起聯合重組浪潮，“服務中小”的市場定位受到沖擊。在我國的銀行金融機構中，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是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主要提供者。特別是城市商業銀行，自成立伊始就確立了“立足地方、堅持中小”的市場定位，在中小企業服務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并形成特色。但近兩年來，一些省政府出于做大金融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考慮，對省內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城市商業銀行實施聯合重組，組建規模更大的省級地方銀行。而資產規模和資本規模的急速放大，進一步誘發了銀行做大項目、大客戶的沖動，離中小企業越來越遠。此類改革使得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的數量逐漸減少，中小企業融資不可避免因此受到影響。
2．抵押條件過于苛刻，貸款程序復雜，貸款成本高。銀行雖然實行抵押擔保制度，但落實起來卻很困難，貸款手續繁雜，尤其是抵押手續，使很多中小企業貸不到款或不愿貸款。中小企業普遍具有規模小、固定資產少、土地、房產等抵押物不足的特點，提供一定數量和質量的抵押物用于貸款抵押的難度較大，擁有較大規模廠房和先進設備的個體、私營企業更是微乎其微，有的企業甚至只是租賃經營，更沒有有效的資產可用于貸款抵押。評估登記部門分散、手續繁瑣、收費高昂。企業資產評估登記要涉及土地、房產、機動車、工商行政及稅務等眾多管理部門，而且各個部門都要收費、收稅，如果再加上正常貸款利息，所需費用幾乎與民間借貸利率相近，普通中小企業難以承受。
3．國有銀行改制，加強了風險意識，使得銀行“惜貸”。隨著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銀行信貸體制對貸款責任人的責任追究很重，而激勵機制不足。“貸款終身責任制”的實施，使得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員出現恐貸心理，喪失了開展貸款業務的動力。
(三)政府方面的原因
1．資本市場不完善。自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以來，我國股市經歷了幾次暴漲暴跌，國家為了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在政策上限制了企業股權融資的門檻。中國的中小企業只有很少部分能越過這個門檻。
2．政府對民間金融的政策過于簡單，行政干預過多。20世紀90年代末期，我國政府曾經對農村合作基金會和供銷社股金服務部進行了整頓，當時政府出臺這些政策是有其特定歷史背景的，對于穩定金融秩序十分重要。但是，多次反復整頓金融秩序也很容易給公眾造成民間金融就是風險的錯覺。民間金融對正規金融有不可替代的補充作用，然而，許多地方政府為了防止潛在的金融風險，對民間借貸加以嚴格限制，而無視它給中小企業所帶來的種種便利。雖然，2005年底人民銀行開始為民間融資正名，并選定了4個省份的農村進行“只貸不存”的民間金融試點工作，但各方面還不完善。
3．中小企業服務體系不健全。我國尚沒有廣泛建立一批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信息咨詢機構，提供咨詢、教育、信息、技術、產品開發和市場開發等方面的服務。中小企業急需各種技術服務，以便能更好地進行產品創新，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做出貢獻；職工和管理層需要積極參加多種形式的教育培訓，以提高企業人才素質，進一步吸引更多人才。而政府在諸如此類的方面卻沒有能為其提供及時有效的幫助。雖然部分省市已經構建了中小企業服務體系，但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遠未成熟。
4．有關中小企業融資的相關法律、政策尚未完善。作為一個提供公共產品的部門，政府應該為中小企業的融資提供完善的法律和政策支持。而目前我國相關的法律政策體系還不完善。首先，專門的信用法規尚未出臺。與信用有關的法律法規主要有<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刑法>等，但尚未有專門的規范信用活動的法規，建立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缺乏相應的法律支持。其次，雖然2003年開始實施的《中小企業促進法》為解決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該法對于融資問題僅僅規定了20個條文，且都是概括性的規定，并且尚未出臺有關的實施措施和辦法。對于民間融資，該法也只有幾個抽象性的條文，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而且缺乏與之相配套的金融、信用擔保、風險基金等方面的法律法規。
二、緩解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對策
(一)強化自身素質建設，全面提升中小企業融資能力
1．強化財務管理，杜絕造假現象。中小企業提供給銀行的會計報表資料應該數據準確、真實有效，如實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中小企業要贏得銀行的信任與支持，就必須提高認識，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強化內部財務管理，規范經營，自我約束，確保企業的各項經濟活動和財務收支必須在國家的法律、法規及規章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提高企業生產經營的透明度，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這也是中小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謀求最佳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要求的。
2．加強企業自身信用建設。對于中小企業自身而言，在目前直接融資渠道還不暢通的情況下，要想通過間接融資解決資本不足的問題，需要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提高自己的信用度。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市場競爭是公平競爭。它拒絕欺詐，排斥投機取巧，鄙視一切不講信譽的行為。作為中小企業，要相互信任、恪守信用、以誠為本。3．積極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主要是通過銀行機構來實現的，渠道單一。企業過度依賴銀行貸款，
不僅會產生資金來源不足和資金緊張的后果，而且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應積極發展資本市場，并鼓勵和引導中小企業直接融資，以改變企業主要依賴銀行獲得資金的現狀。
(二)加大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改革力度，優化中小企業金融服務
1．發展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型金融機構。我國應大力發展中小型金融機構，在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性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或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及未來的社區銀行中擴充針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業務，以滿足廣大中小企業的需要。
2．完善信貸人員考核制度，適當下放基層行貸款審批權限。根據<銀行開展小企業授信工作指導意見》，銀行應制定專門的業績考核和獎懲機制，突出對分支機構和授信人員的正向激勵。并且銀行應將小企業授信情況納入對分支機構的考核范圍。對小企業授信人員的考核，可采取薪酬與其業務、效益和授信質量等綜合績效指標掛鉤的方式。另外，適當下放貸款的審批權限，確需上收的，上級行要提高審批效率；銀行應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和金融管理能力、信貸資金占用和使用情況、金融風險狀況等因素，實行區別授信。
3．放寬抵押貸款條件，適當擴大貸款抵押率。銀行應進一步放寬抵押品的范圍。根據《銀行開展小企業授信工作指導意見，銀行可接受房產和商鋪抵押，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質押，倉單、提單質押，基金份額、股權質押，應收賬款質押，存貨抵押，出口退稅稅單質押，資信良好企業供銷合同質押，小企業業主或主要股東個人財產抵押、質押以及保證擔保等。還應完善抵押物拍賣市場和中介機構，降低抵押成本和減少抵押手續。
(三)發揮政府扶持和引導作用，改善中小企業融資和發展的社會環境
1．完善風險投資機制和資本市場，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良好環境。風險投資vc(venturecapi—ta1)是一項高風險的戰略投資。由于我國在政策環境、退出機制、企業制度、個人信用等方面尚存在諸多問題，VC在投資總量上也只占很小的比例。政府必須有與之配套的有利于風險投資發展的政策法規、經濟體制、金融秩序等外部環境。政府應該培育我國真正的風險投資主體，為風險投資創造良好環境和出臺優惠政策。盡快降低中小企業進行股權融資的門檻，拓寬企業直接融資渠道。
2．要放松金融管制，引導民間資本發展中小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鼓勵民間融資。中小企業將持續發展，大型商業銀行肯定不能滿足融資的需要。中國民間資本并不稀缺，稀缺的是民間銀行。國家可在高新技術開發區和民營經濟發達地區試點民間銀行，然后加以推廣。民間融資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簡便、快捷的民間融資是中小型民營企業融資的最重要渠道。凡是民間融資發達地區，就是民營經濟發達地區，民間融資不發達地區，就一定是民營經濟不發達地區。:
3．政府規范和引導中小企業，構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我們應借鑒<中小企業法》《中小企業投資法》和《擔保法》等法規，構建以互擔保為主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互擔保的優勢來自于民間擔保的產權結構、社區性和互助、互督、互保機制。當面臨風險時，政策性擔保機構通常的做法是將風險轉移給政府，而互擔保機構承擔的風險最終由會員分擔，容易被潛在的被擔保者接受，擔保審批人與擔保申請人相互較為了解，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互擔保將銀行或政府擔保組織的外部監督轉化為互擔保組織內部的相互監督，提高了監督的有效性；處于劣勢的中小企業通過互擔保聯系起來，在和銀行談判時可以爭取到較優惠的貸款條件；互擔保減輕了政府財政負擔，可以為政府與中小企業溝通創造新的渠道，容易獲得政府的支持。為適應今后的發展需要，宜構建以互擔保機構為主、政策性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為補充的擔保機構為基礎，以地區和市級、省級、全國三級再擔保機構為支撐的結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