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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 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歷史環境。
（2） 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 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 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 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 施蒂納與尼采
3． 施蒂納與阿多諾
4． 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參考文獻：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譚培文《唯物主義如何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哲學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首先，從10項指標來看，他引量和他引影響因子占據絕對量，兩項之和53%(他引量25 %，他引影響因子28 % )。期刊評價指數如果想得到有效提升必須在這兩項上下功夫。他引量指某刊自創刊以來，所登載的全部論文在統計當年被他刊某學科論文引用的總次數，包括期刊他引量、博士論文被引量、會議論文被引量。他引影響因子就是該刊前2年在統計當年被他刊某學科的論文引用的總次數除以該刊前2年的總數。其實這兩項在內涵上有著一致性，如果他引量上去了，他引影響因子自然而然就提高了。被引量也與他引量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被引量是某刊自創刊以來所登載的全部論文在統計當年被某學科論文引用的總次數。因此，在整個中文核心期刊評價中“他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在他引量和他引影響因子這兩項上急需提高，關鍵要做好兩項工作。一是在組織高質量的稿源上下功夫。這是提高刊物影響力的根本之道。期刊要想高被引，必須發表大量的高質量論文，尤其是有影響力的專家學者的論文。作者寫論文，最喜歡引用具有學科引領價值和參考價值的論文。讀者對專家的觀點最為關注。二是編輯樹立自覺意識。編輯不僅要有學術素養，而且還應有編輯素養，主動地研究期刊相關評價指標，總結期刊發展規律，合理、恰當地加以利用，提高編輯工作的針對性。
其次，被摘量和被摘率兩項之和是10%。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類中文核心期刊論文被摘的檢索工具包括4種二次文獻刊物:}4)《人大報刊復印資料》，}2}《中國社會科學文摘》，}3}《新華文摘》，}4}《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其實這兩項指標是一個數據兩個角度。如果被摘量大了，那么被摘率肯定就高。二次文獻的復印轉載既是論文學術反響的重要體現，也是評價刊物重量高低的一項指標。因此，論文被復印轉載是作者、編輯共同期待的事情。編輯、作者一道關注具有熱點、焦點的學術問題，共同打造出具有創新價值的論文，以期引起二次文獻機構的關注。同時還應積極向二次文獻機構推薦所刊發的好論文，以便提高工作的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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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折衷主義：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融和19 世紀末，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激烈論戰正酣，難分伯仲。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的帝國主義侵略活動也日益猖獗，這使得在國內要有堅強的后盾做支撐。
【關鍵詞】折衷主義 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融和19 世紀末 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激烈論戰正酣
【本頁關鍵詞】 期刊征稿 論文投稿 省級期刊征稿
【正文】二、折衷主義：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融和19 世紀末，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激烈論戰正酣，難分伯仲。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的帝國主義侵略活動也日益猖獗，這使得在國內要有堅強的后盾做支撐。顯然，這要求國家要有絕對的權威，要形成統一的國家集權。作為維護帝國主義統治工具的刑法理論，國家當然不容許長期存在的對立狀態，于是就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預的辦法，使學派之間的激烈對立調和統一起來，以便更好地為帝國主義的對外瘋狂侵略和對內高壓統治服務。于是，到20 世紀20 － 30 年代，兩派開始有了緩和的跡象。同時，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問題，論戰雙方也都逐漸注意到了自身理論的缺點和對方的優點。20 世紀40 － 50 年代，開始了影響深遠的第三次技術革命，自然科學向著深度和廣度兩個方向飛速發展。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等現代方法的出現，帶來了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革命，對哲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影響巨大。在刑法學領域，系統論和信息論迅速地取代了傳統的哲學方法而一躍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方法論，這無疑有利地推動了學派之爭的調和理論的形成。到50 年代以后，學派之爭開始消停，折衷主義走向興盛。兩大陣營彼此站在各自的立場之上，吸收對方的合理因素來發展和充實自己的理論。就意志自由問題，折衷主義形成了相對意志自由論的觀點。一方面承認人的意志是被素質、環境等因素決定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完全被動和無能為力的，它具有自己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因此，在具體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有選擇的自由意志，即既可為犯罪行為，又可不為犯罪行為，卻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犯罪行為，那理所當然應受刑法譴責；但如果行為時缺乏自由選擇的意志，即只能實施犯罪行為而不能選擇其他，此時，刑法則沒有譴責該行為的理由。“從理論脈絡出發，相對意志自由論可以視為意志自由論和意志決定論的折衷和調和，它一方面擺脫了意志決定論的固有缺陷，跳出了機械因果決定鏈條的理論樊籬，另一方面又吸納了意志自由論的理論養分， 得到了道義倫理的有力支撐， 可以說相對意志自由理論發展到今已經成為這一哲學領域最為有力的學說。”折衷主義就犯罪的認定標準及責任問題，提出了諸多思想，形成了多種學說，但具有較大影響的主要有后期舊派（后期古典學派）的規范責任論和新派的人格責任論和新社會防衛論。（一）后期舊派：規范責任論規范責任論由德國學者麥耶首先提及，自20 世紀20年代由德國學者Frank首創，后經Goldschmidt、Freudenthal加以發展，目前在德國、日本居于支配地位的責任理論。該論的形成肇始于19 世紀末新康德主義法學①對后期舊派的影響。新康德主義以價值和事實的嚴格區分為前提，試圖建立與自然科學不同的、獨具特色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它與實證主義的因果的、機械的考察方法相反，通過導入價值、評價、規范等考察方法，以圖恢復人文科學的人的、文化的本來特征。后期舊派以新康德主義價值哲學為基礎，將價值評判納入法律體系，認為法律規范是社會公意和價值觀念的體現，是制約和評判人們行為的準繩。而后又立于道義責任論的立場之上，并對其進行了修正，提出刑事責任的根據在于行為人違反了法律根據普通理性人設立的基本規范要求，即法規范對行為人實施合法行為的合理期待。因此，只有行為人違反遵守法律規范的義務，在具有避免實施違法行為的可能性的情況下，作出相反的意思決定而實施了違法行為，這才具備了應受責任的充足條件。可見在責任的三要素（心理事實、規范評價和期待可能性）中，真正決定責任界限的是期待可能性這一規范要素。這有利于限制責任的擴張，間接地制約了犯罪與刑事處罰的界限和范圍，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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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藥學期刊 載文量 下載頻次 統計分析
藥學期刊載文量與下載情況統計分析可為各藥學期刊編輯部了解自身的社會影響力與學術影響力提供動態的觀察數據；也為各學科期刊之間的比較與評價提供客觀、公正的數據參考，有助于促進我國藥學學術期刊整體的繁榮和發展。通過對個刊的統計分析，有利于期刊編輯部追蹤學術研究熱點，預測學術發展趨勢，指導欄目策劃選題；有利于發現高水平的作者、專家隊伍，有針對性地選擇約稿對象和審稿專家等，促進刊物不斷提高辦刊水平。基于此，本文對藥學期刊近5年載文量與下載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
1.資料來源
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與“中國引文數據庫”，以及CNKI中國期刊網中心網站的日志記錄。數據統計利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統計分析平臺》。主要統計內容包括：①中國正式出版的58種藥學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獻量及其下載量；②CNKI中心網站訪問量及分IP地址統計表。上述內容以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的統計數據為基數。
2.期刊統計分析
2.1載文量統計 載文量是指某一期刊在一定時期內所刊載的相關學科的論文數量[1]。載文量是反映一份期刊信息含量的重要指標，期刊載文量多，在一定程度上表示這種期刊信息豐富，因而也較為重要。相反，載文量少的期刊信息量較少，重要性稍次。根據中國知網的文獻統計評價數據，我國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藥學期刊載文量排名前十的雜志分別為：《中國醫院藥學雜志》、《中國藥業》、《醫藥導報》、《海峽藥學》、《中國藥房》、《國際藥學研究雜志》、《首都醫藥》、《中國現代藥物應用》、《中國藥學雜志》、《藥學學報》。
2.2 下載量統計分析 下載量就是下載的數量和次數，某個刊物在網絡中下載量大，說明該刊被關注的程度較高，也說明刊物登載的論文比較被人關注，在本學科領域內也是有一定影響的，也說明其具有一定的理論專業性，能代表本學科領域的先進理念，具有較強的傳遞情報的能力[2]。“文獻下載量分區段分布”提供文獻按被下載次數歸類后的文獻分布情況，幫助了解刊物所發表文獻中最受用戶關注的文獻情況，訪問數量高則說明此類文獻具有較強的出版價值，較高的被引用可能[3]。
2005年1月-2009年12月58種藥學期刊中排名前十的下載量分區段分布下載量從高到低的順序依次為《中國藥業》、《中國醫院藥學雜志》、《中國藥學雜志》、《海峽藥學》、《中國藥房》、《藥學學報》、《中國新藥雜志》、《中國藥理學通報》、《醫藥導報》、《首都醫藥》。
2.3 下載頻次統計分析 下載頻次能在第一時間對文獻的使用情況做出反映。這一獨特的揭示功能使其在網絡時代可以作為審視學科發展以及科學評價的指標之一。期刊網絡下載頻次可測度上網期刊的擴散速率，是研究期刊在網絡環境下傳播效率的一個新指標[4]。文章的被引頻次與下載頻次存在正相關關系。普遍認為，文章被閱讀的次數越多，被引用的可能性越大。
2005年1月-2009年12月58種藥學期刊中下載頻次排名前十的下載頻次從高到低的順序依次為《中國藥物經濟學》、《中國藥學雜志》、《中國抗生素雜志》、《中國藥物化學雜志》、《中南藥學》、《藥品評價》、《藥學學報》、《中國藥理學通報》、《藥學學報》、《沈陽藥科大學學報》。
2.4 下載頻次分區段統計分析 下載頻次分區段統計分析提供文獻按下載次數多少歸類后的文獻分布情況，可區分低下載頻次和高下載頻次文獻[3]。利用文獻計量學規律確定高下載量論文，了解高下載量論文的期刊分布、機構分布、主題分布等，正確評價期刊和論文的文獻情報價值，從而為醫學期刊編輯組稿、約稿、確定選題方向等提供重要的分析方法。
2005年1月-2009年12月58種藥學期刊中排名前十的低下載頻次(1-50次)排名情況見表1。
2005年1月-2009年12月58種藥學期刊中排名前十的高下載頻次(>50次)排名情況見表2。
3.討論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評價指標體系中，已經把論文下載量作為評價核心期刊的重要指標。因此，對論文下載量的研究就顯得非常必要。論文的下載頻次是其被閱讀頻次的反映。有時候讀者對于所下載的論文進行了使用，但在最終成果中并未引用，所以僅僅利用論文的被引頻次來對論文的學術價值進行評價顯得有些片面[5]。作者引用的文獻往往僅占其在研究工作中所閱讀過的文獻的一部分，那么其中未被引用的文獻的價值該如何去體現，或者說對其中未被引用文獻的實質使用行為并未能反映在對該類文獻的引用次數上，從而造成被引次數對未引用文獻學術價值反映的缺失。再者，考慮到從讀者對論文進行下載，然后閱讀，并在長時間的理解消化掌握的基礎上對論文進行引用，使得用論文被引頻次作為評價指標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由于網絡能開放式地獲取文獻信息資源，論文的下載頻次成為了論文價值的快速反映[6]。擁有高下載頻次的論文，一般情況下能夠說明該論文受到的關注度相對較高，從而能夠從側面體現學科目前的熱點甚至是發展方向。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期刊的載文量大，一般其下載量也相應較大，在低下載頻次區段的下載量也較大，期刊的排名也靠前。但在高下載頻次區段，其排名與載文量關系不大，而且總的來的高下載頻次區段的下載頻次是非常低的。這說明我國目前的藥學期刊的質量整體被閱讀或引起的次數不多，與我國當前藥學發展相對遲滯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藥學期刊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項目基金：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NO 11C117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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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鍵詞：理論性 理論文著 價值特性
一、引言 理論、理論性的經驗把握與“精神垃圾”泛濫
對“理論”的通常理解為“概括地反映現實世界的概念和原理的體系。它是系統化了的理性認識的結果”[1]，“理論是對事物本質及其的認識，是由一系列有內在聯系的概念、原理組成的觀點體系”[2]。對“理論”含義的理解似乎沒有太大的分歧，不過是措辭上帶來的理解角度的差異。然而，從“理論”到“理論性”則不象望文生義的理解那樣簡單。“理論性”一詞借用一種源于文學的表達形式，可以稱得上“熟悉”的“陌生詞”，初看起來感覺似乎是再熟悉不過的“理論”具有的特性罷了。但稍一細究，就會覺得要具體、準確地說明其含義倒也頗費周折。
一般辭典或資料無法找到“理論性”的具體解釋。事實上，由于從模糊把握的理論相關性狀印象來看，應當與文章有著密切關聯。畢竟在較為規范的文字出現以前，即便存在以口頭形式呈現的某種理論性的思維，對較為準確意義下的理論性含義沒有實質性，從而可以忽略。這樣，直覺地看待理論性的文本含義，應當是針對以文字為依托的文章而言的，尤其是文章中以涉及各種理論探討為核心內容的理論文章、著作（以下簡稱理論文著），換言之，要獲得對理論性含義的深入理解、探究，需先行對文章進而對理論文著進行解析，是符合邏輯的。
一般辭典對文章的解釋為“統稱獨立成篇的有組織的文字”，顯然這是廣義的文章涵義。按照《文章學史》的編撰觀點，“所謂文章，大體上包括古文、駢文、辭賦，不包括詩歌小說、戲劇”[3]。這里的文章已經是狹義的文章了。本文的理論文著，泛指文章中涉及各類學科偏重理論闡述，而非實用說明、指導或者評說事理的漫談、隨筆，以及直接針對具體世界進行虛構、描摹的各種文藝性文本。
迄今為止，人類思想精華的展示、傳播，最主要的渠道仍然是理論文著形式。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盡管幾乎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理論文著在刊登、出版，但除了就學科領域進行分類外，無論就廣義或狹義而言，理論文著有具體哪些類別，尤其是如何認識其理論價值——亦或關于理論性，并沒有公認的規范定論。換言之，刊登、出版理論文著的選擇、錄用過程——及其理論性判別，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經驗化的模糊把握。這樣，在風氣存在欠缺、出版發行體制存在漏洞的境況下，各種人情關系、權錢交易等等不正之風，難免乘虛而入。
于是，低級重復、粗制濫造、毫無理論價值甚至漏洞百出的所謂“理論文著”，充斥、泛濫于書架、報刊。或拍馬屁，以愉悅上司、師長、親朋；或塞職責，以應對上級布置、科研項目要求；或裝門面，以撈取職稱、學位；如此等等，或騙名或撈利，林林總總比比皆是。正所謂“在論義的評價中，各種各樣的丑惡思想和精神垃圾也是存在的。例如有的利用論文評價搞‘關系學’，弄虛作假；有的出于門戶之見及妒忌之心，倚勢壓人；有的在與獎勵中摘‘平衡’，送入情……”。[4]
當然，對于理論文著及其價值判斷缺乏應有的評判標準而缺乏充分認識，應當是主要原因。客觀地說，充斥、泛濫毫無理論價值甚至誤導、貽害的“理論文著”，既嚴重浪費社會資財，也嚴重耗費甚至毒害讀者腦力，“精神垃圾”也確乎是其最恰當的稱謂。
不難想見，精神垃圾的產生與一定社會風氣下的學術品德缺失有巨大干系，但根本原因似應歸于對理論文著本身缺乏相應的甄別規范。本文試圖對理論文著內涵、一般類型及其價值特性做出初步探析，并在此基礎上對理論性的含義進行新的探索。
二、關于理論文著的認識缺憾
在中國古代關于文章寫作的宏觀認識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專門論述，當推墨子“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5]，意即立言、著文要本于上古圣王，察于百姓耳目，用于國家民眾。其“察之”、“用之”的境界，至今仍然難以逾越，但過于迂腐的“本之”即便行文形式上在引用各種“語錄”、“指示”、“講話”作為指導方針，但思想上將其遵從為“凡是”的已經成為。
清人來裕恂《漢文典》中關于文章寫作的觀點，已經顯得更為現代、更為寬泛、更為深刻: “蓋文也者，有陶情淑性之功用，有移風易俗之功用，有愛國新民之功用者也”[6]。如果再補充思想創新方面的內容，則已經基本涵蓋了古今文章的精微要旨。
至于對純理論文著進行系統分析基本上源于現代。在“文章”理論有一定代表性的現代著述有趙建中編著的《文章體裁學》（南京大學出版社），張會恩、曾祥芹主編的《文章學教程》（上海出版社），夏紹臣著的《文章原理》（人民日報出版社）等書。在上述主要是就廣義的文章理論進行論述的書中，難得以“理論文著”為專門論題的，只有趙建中編著的《文章體裁學》。
按照《文章體裁學》的觀點，論著文體涉及“文學評論、報告文章、畢業論文、實驗性論文”[7]，并歸結了若干主要特征“論文專著要求對各自領域中的某些問題進行科學的和探討，其共有的主要特征是科學性、獨創性、系統性、專門性和客觀性”[8]。細究之下，上述觀點在邏輯劃分嚴謹性方面，明顯存在值得商榷的問題。如“畢業論文”完全可能是“文學評論”或者“實驗性論文”，“文學評論”也很難一概而論地標稱“科學性”[9]或者“客觀性”。
類似值得商榷的代表性觀點還有：
論文的共同特性有：探索性、論理性、鮮明性、科學性、實用性；[10]
論文類型“按任務和持點分：專題論文、綜述式論文、駁論式論文、工作研究式論文、雜文式論文、體會式論文、書信式論文、資料式論文、科普式論文、學年論文、學位論文、小品式論文、要論式論文、述評式論文、論證報告式論、散文式論文、故事式論文、對話式論文、日記式論文、“六性”式論文、科幻式論文、畢業論文、寓言式論文”；[11]
“論文‘六性’的內涵是什么呢？就是：創新性、理論性、可讀性、實用性、精粹性、科學性”。[12]
“學術論文有著自己特殊的寫作要求，這些要求表現在科學性、創見性和平易性這三個方面。”[13]
上述引文及同類論著，對理論文著的認識，除了在劃分、定性的邏輯性上存在明顯值得商榷之處，最根本的缺憾則是，這些認識基本上都屬于從外延層面對理論文著分類及其特點進行的論述。探求理論文著外延性正確認識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僅偏重于外在形式的區別仍實現對其本質的深層認識。
三、理論文著內涵性辨析
考察各種理論文著的構成內容方面的屬性，可以將其概括為創新、補益兩大類。創新類，是指通過文本形式，在理論、方面提出全新或重要補充性觀點，包括新論創立、方略建言及實驗論析三種；補益類，是指通過文本形式，對既有理論、方法的觀點給出證明、駁斥、考證、評述、釋疑等，包括猜想證考、綜說辨疑及事理評鑒。[14]
1、新論創立
新論創立，是指在某一領域提出以一系列新的概念、原理為依托的理論、推測。根據提出新理論原創程度，新論創立存在三種情形：或者全新創立新的理論、推測；或者對已經存在的理論、推測，提出實質性變更加以補充、完善，但仍然屬于原有理論框架；或者對業已存在的理論、推測，重新組合、歸納而獲得實質性差異的理論價值。
第一種情形的例子，在“地心”說理論一統天下的年代，哥白尼系統地提出“日心”理論，全面改觀了人類對宇宙世界的認識；在牛頓的“絕對時空”力學理論一統天下的年代，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理論，全面改觀了人類對物理世界的認識。
第二種情形的例子，“克羅齊（B.Croce 1866-1952）不僅時意大利新黑格爾主義的首要代表，也是本世紀以來西方影響最大的家之一”[15]，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不僅與唯物史觀根本對立，也和黑格爾的歷史觀有很大差異”，但他“并不是否定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而是指責黑格爾的容忍歷史規律的存在”[16]。
第三種情形的例子，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辯證法中的“合理內核”，拋棄了其唯心主義的外殼；批判地吸取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中的“基本內核”，拋棄了它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的宗教倫理雜質，創立了和過去一切哲學在性質上有根本區別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鑒于創立理論過程的歷史繼承性，有時三種情形難以明確劃分。盡管提出純粹原創的理論固然富含獨創精神，但補充、完善乃至重新組合而獲得新的內涵頁同樣功不可沒。
2、方略建言
方略建言，是指針對理論、實踐活動存在的欠缺、謬誤提出新的運作模式、途徑、理念等理論策略指導性方式、方法。這里的方略建言是狹義地作為理論文著性的，以著重于理論闡述，而非技術指導為要義的。純技術指導性文章、著作，相當于說明書的功能，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文著，如《電影演員表演入門》、《街舞基本技巧》一類書籍。而理論闡述性文著，更側重于在思想意識層面進行引導、分析，如《論電影演員的修養》、《論街舞文化》等等。
一如哲學意義上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存在相互融合難分涇渭的現象，一般理論、技術方法以及理論文著、純技術文章、書籍有時也難以完全區別。
3、實驗論析
實驗論析，是指在較為規范的實驗、調查統計等相關手段獲得資料的基礎上，提出分析結論、猜想或經驗公式，以形成歸納性理論。最通常的實驗論析形式是物、化學、生物學等學科的實驗報告，以及社會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的調研、統計報告。按照實驗報告、調研報告、統計報告的一般要求，應當對所涉及內容在實驗、調研、統計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并進行成因分析，這些內容是其自身價值的根本體現，也是實驗論析性文章、著作之所以成為理論文著的根本原因。
論文摘要:哲學課作為“兩課‘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墓勸，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學教學的實效性這一主題，從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教師的地位與作為的關系問題，哲學教學的內容、方法的改革問題進行了思考。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其次是對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個教學過程的重要環節。規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筆試，其中包括大的死記硬背的成份。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學生的思維能動性、創造性，是使教學過程始終處于被動狀態的重要因素。因此對考核方式進行積極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學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歡質教育的應有之義。在實踐中我們采取了小組論文和小組答辯相結合的方式。對學生的學習效果進行評價。具體過程為:教師設計論翅。學生以4--5人為一組選擇論題；小組成員槍索資料；通過小組集體討論擬出論文提綱；教師逐一聽取每個小組的代表對論文所作的思考并進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論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參考資料、文獻‘小組論文答辯；綜合小組成員的課堂表現、論文寫作態度、論文的質里和答辨的情況給出成績；選擇優秀論文由學生自行排版設計成冊。
一、英國經驗主義哲學——詹姆士實用主義的思想根源
威廉·詹姆士的實用主義哲學深受英國經驗主義的影響，洛克、貝克萊、休謨、穆勒等人的思想都對詹姆士的實用主義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詹姆士也自稱是他們的繼承者。在《實用主義》這一哲學著作的獻詞“紀念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中，詹姆士就開宗明義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對穆勒的贊賞之意：“我是從他那里，最早懂得實用主義的思想；要是他現在還在世的話，我極愿把他作為我們的領導者。”[2]2詹姆士甚至直接強調，實用主義是一種經驗主義，而自己是一個“徹底的經驗主義者”。
英國經驗主義哲學是從十六七世紀開始的，其開創者是英國實用主義者培根。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從培根開始發展到后來的洛克，都是唯物主義經驗論，都承認感性經驗是客觀事物的反映，是人類知識的來源。到18世紀，貝克萊和休謨屏棄了經驗的客觀內容，走上了主觀唯心主義經驗論以及不可知論的道路。他們從根本否認外界事物是感性經驗的源泉，或拒絕回答外界事物是否存在的問題，認為經驗是純主觀的東西，是認識的唯一對象，否定理性認識。在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英國的經驗主義曾經一度受到唯理主義潮流的極大沖擊。但在19世紀以來，隨著實證經驗科學（穆勒、斯賓塞等人）的蓬勃發展，經驗主義又卷土重來在英國占領統治地位。穆勒、斯賓塞以祟尚科學的實證主義形式維護經驗論。實證主義的經驗論強調感性經驗，主張面對經驗事實，反對抽象納思辨哲學；注重實用和功利，反對脫離實際的玄思冥想；提倡自由探索，反對權威主義和教條主義；強調事物運動變化的多樣性、偶然性和機遇性，反對機械決定論和宿命論。英國的經驗主義（特別是穆勒的實證主義）對詹姆士實用主義哲學產生巨大影響，在一定意義上說，穆勒的實證主義是詹姆士實用主義產生的直接理論來源。
詹姆士像英國經驗主義者一樣把哲學、科學以及人類的全部認識局限到經驗和現象范圍，詹姆士說，“實用主義代表一種在哲學上人們十分熟悉的態度，即經驗主義的態度”。[2]31詹姆士繼承英國經驗主義，但他又指出由于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的原子主義觀念論，導致英國經驗主義陷入懷疑主義和聯想主義的困境。在英國經驗主義者那里，直接的經驗無疑是分離的，經驗就像是孤零零的原子，事物的觀念和關系的觀念是分離的。從洛克、貝克萊到休謨，他們的觀念都是孤立的和原子式的。每個觀念都是界限分明的，不存在彼此之間的過渡或連接。以休謨為例，在休謨看來全部自然中沒有一個聯系是可感知的，“一切事件似乎都是完全松散和分離的。盡管一件事情接著另一件事情發生但我們從不能在它們之間看到任何關系。它們似乎是‘被聯合’（conjoined）在一起的而不是‘被連接’（connected）在一起的。由于任何不顯現于我們的外部感官或內部感覺的東西我們都不能對它有任何觀念，所以必然的結論似乎就是我們完全沒有連接獲力的觀念，這些詞絕對沒有任何意義。”[3]而詹姆士卻反對這一觀點，在他的眼中，我們的意識或思想是連續的、復合的并且不可切割的流。
在上文中，我們特別提到了詹姆士對穆勒熱情洋溢的獻詞，這不僅僅在于詹姆士對于穆勒經驗主義的傳承，也在于穆勒的功利主義思想對詹姆士的實用主義產生了不可多得的影響，當然這種功利主義的思想也是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的。在功利主義者看來，人是自利的，人的一切行為的基本動機是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而能帶來快樂和幸福的東西無外乎就是利益。而詹姆士的實用主義也強調了這一點，就是無論什么東西，只要實用，只要能夠給人帶來利益（無論是個人便利還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便利），就是好的。
二、皮爾士實用主義——詹姆士實用主義思想的直接來源
皮爾士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位非常富有哲學頭腦和獨創性的思想家，也是美國歷史上產生的第一位享譽國際的哲學家。但是他在世之時，不受人們所重視和注意，直到1898年詹姆士把他的哲學冠以“實用主義”之名大加推廣，才喚起了人們對皮爾士的注意，奠定了其實用主義鼻祖的地位。詹姆士為皮爾士正名，皮爾士的實用主義理論也成了詹姆士實用主義理論的直接源頭。作為實用主義的創始人，1871年，皮爾士組織了美國馬薩諸塞州那里的一些青年學者成立了一個“形而上學俱樂部”，一起討論有關科學和哲學的問題，詹姆士也是其吸納的成員之一。次年，皮爾士把形而上學俱樂部經常討論的一些問題以及他本人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整理出來，做了一次長篇講演。1877年，皮爾士對講演稿加工整理，寫成了《信仰的確定》（1877年11月號）和《如何使我們的觀念清楚》（1878年1月號）兩篇論文，刊載于《通俗科學月刊》上。這兩篇論文奠定了皮爾士實用主義的理論基調。
皮爾士把實用主義定性為一種科學的方法論，他用這種方法來分析觀念的意義、真理等。皮爾士的實用主義哲學以澄清概念、命題的意義為起始點進行探索，皮爾士認為一個概念是否清楚明白，是否有意義，要看它能否引起實際效果。明確概念命題意義會帶來什么樣的實際效果之時，也是真理確 立之時。詹姆士的實用主義方法論是在皮爾士的實用主義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詹姆士說：“實用主義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別的結果，只不過是一種確定方向的態度。這個態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則、范疇和假定是必需的東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獲、效果和事實。”[2]31根據皮爾士強調信念的可設想的實際效果的行為準則，表明詹姆士徹底貫徹了實際效果原則，通觀詹姆士的理論，我們可以看到詹姆士認為任何事物不管是科學、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不管是真理還是宗教只要能達到目的實現效果都能成為人們行動的根據，只要能產生實際效果都可以加以運用。
其次，皮爾士真理觀是以探索理論為基礎，意義理論為手段，最后獲得滿足的效果，進而確定信念，獲得真理，但是皮爾士在探索事實的同時卻把價值撇到了一邊，忽略了真理與價值之間的關系，造成了真理與價值的脫節；而詹姆士卻堅決反對這種觀點，架設了一座橋梁把真理與價值彼此相連。他認為真理應該建立在事實之上，而價值來自于事實的價值滲透。詹姆士認為真理的價值在于真理能使人得到滿足，給個人帶來某種好處，或者使人獲得成功。他說：“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具體時刻所體驗的真理，總是在該時刻他所感到滿意的。”[2]106雖然觀念是否能滿足人的需要、是否符合人的利益和期待成為真理的價值先決條件，但是真理的效果是由人確定的，由人的先前經驗標準的主觀意識來確認。詹姆士對于價值與事實之間的關系分析雖然顯得有些粗糙，但是作為把價值與事實聯系在一起的第一人，他的影響更遠更深，為后來的實用主義打開了一條新的思路。如果說皮爾士初步確立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方法和真理觀，那么詹姆士在繼承這種方法論和真理觀的同時，把實用主義上升到了一個人本主義的高度，這也可以說是詹姆士實用主義理論的一大高明之處。詹姆士說：“哲學家總是在暗中摸索，而那些正在生活和正在感覺的人卻知道真理。”[2]19作為實用主義的杰出代表，研究人的問題是詹姆士哲學的首要價值定位所在，詹姆士的哲學不是高高在上脫離人間的，它的哲學著眼于討論生活和行動的意義，是與生活密切相關的。
三、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對詹姆士實用主義的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領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突破：確立了細胞學說，能量守恒定律，還有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這一系列的科學發現對當時的科學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的同時，也促進了當時哲學的發展。其中，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間接刺激了詹姆士實用主義理論的發展。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此書揭示了生物之間的生存競爭，以及“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自然選擇理論論斷。早期的實用主義者，包括詹姆士在內，幾乎都一致把進化論當作自己哲學發展一個必不可少的根據，他們普遍接受這樣的觀點：人只是長期進化過程中偶然出現的一種高級生物，它在競爭中適應了環境和條件。因此，如何用進化論的觀點來解釋人心、人的認識、人的自我和人的道德，這構成了早期實用主義最重要的問題。
進化論強調適者生存，也就意味著一個生物要獲得生存，就必須調整自己去適應整個大自然的環境以及這個環境之內的激烈競爭，否則就會被淘汰。詹姆士繼承了達爾文的這一理論，認為知識（包括觀念和思想）就是適應環境求得生存的重要工具。在詹姆士的觀點里，一種思想或觀念之所以具有價值和意義，就在于這種思想和觀念能幫助我們，對我們的人生起到指導，并讓人更好地適應環境，達到個人的人生目的。詹姆士在《實用主義》一書中說，“任何觀念，只要有助于我們在理智上或在實際上處理實在或附屬于實在的事物；只要不使我們的前進受到挫折，只要使我們的生活在實際上配合并適應實在的整個環境，這種觀念也就足夠符合和滿足我們的要求了。這種觀念也就對那個實在有效。”[2]109歸根結底，詹姆士把達爾文的基本觀點視為哲學信條，并把觀念（知識真理）看成是人適應環境，獲得效用以及成功的工具。如果說達爾文的觀點為“適者生存”，那么詹姆士的觀點可以概括為“適者即有用”、“適者即真理”。
總之，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皮爾士實用主義思想以及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構成了威廉·詹姆士實用主義的哲學道統，這也是我們研究詹姆士實用主義不可避開的理論源泉。
參考文獻：
.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45.
[2]威廉·詹姆士.實用主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3]David Hume . An Enquiries Concering Human Under standi-
有無中國哲學,這一問題在近代西方學術東漸中凸顯。在西方強勢背景下,有的人懷疑、否認中國哲學的存在。判斷中國有無哲學,就看哲學如何定義和確定哲學的標準是什么。中西哲學各有自己的側重點,不可因為不能完全對應、符合,而否認中國哲學的客觀存在和獨特價值。牟宗三認為:“中國學術思想既鮮與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定取舍。若以邏輯與知識論的觀點看中國哲學,那么中國哲學根本沒有這些,至少可以說貧乏極了。若以此斷定中國沒有哲學,那是自己太狹陋。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問題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學?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的,便是哲學。”
西方著名學者承認中國哲學的存在,對其獨特價值進行了贊揚和研究,他們認為中國哲學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是人類文明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的著名哲學家羅素、美國的中國文化研究專家史華慈和安樂哲就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西方之智慧》就暗含了對東方中國哲學的肯定。史華慈認為中國的哲學智慧價值很大,“中國儒家、道家和墨家興起,都有‘一種高瞻遠矚的傾向’,‘一種追問和反思’,‘以及出現了新的積極的視野和通見’”。史華慈在他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中說:“和古希臘的思想一樣,中國古代思想并沒有對古代文明所提出的問題提供單一的回答……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現某種普世性的屬于整個人類的論域。”安樂哲作為研究中國哲學的大家,他的《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學與道家》強調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和對世界哲學的貢獻,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談到:“儒學對于人類經驗有其獨立的視野,儒學最重要的貢獻是提供了西方倫理學傳統之外的另一選擇。西方絕大部分倫理學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而儒學中的‘個人’是處于關系中的‘個人’,強調人的關系性、共生性。這個理念非常健康,它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圖景”。
當代美國學者承認中國哲學并出版了大批研究著作,例如顧立雅的《孔子與中國之道》、孟旦的《早期中國“人”的觀念》、郝大維和安樂哲的《通過孔子而思》、牟復禮的《中國思想之淵源》、芬格萊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安樂哲的《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會通》、狄百瑞的儒家的困境境》等,積極推動了中國哲學在西方的傳播。如果中國人不承認有中國哲學,是奴性和敗類的表現。由于中國近代長期作為殖民地,西方哲學有霸道的話語權,使一些人產生了自卑和崇洋心理,喪失了文化自信、自覺、自強,甚至自甘墮落,失去了學術和人格上的獨立和尊嚴。牟宗三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時至今日,東西方都應互相尊重平視,藉以調整、充實、并滋潤其文化生命……中國人少數不肖之徒,若再抵死糟蹋自己,不自愛重,那只可說是其買辦之奴性已成,自甘卑賤,這只是中國之敗類。”
二、中西哲學的差異
中國哲學的學術(學問)有自己關注的話題、重點、體系、內在標準、研究方法,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按照西方哲學的模式來衡量。中西哲學的文化背景、服務對象差別很大。西方哲學是在古希臘上層貴族大雅之堂的“形而上學”,中國哲學家則面向社會大眾,試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造福蕓蕓眾生;西方哲學強調嚴格的形式邏輯和數理邏輯,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不可能掌握和領悟,中國哲學則強調日常生活,關注世俗層面的接人待物、“灑掃應對”的感悟和智慧運用,認為“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語)、“滿街都是圣人”(朱熹、王陽明、王艮都有此說法)。例如,惠能從舂米、種菜、掃地等打雜事務中脫穎而出成為禪宗六祖,就是典型代表。在談到中西哲學的差異時,梁啟超說得好:“所謂西洋哲學,那才真是貴族的、少數人愛智娛樂的工具。研究宇宙來源,上帝存否,惟有少數貴族,才能領悟得到。晚近雖力求普遍,漸變平常,但是終未做到。儒家道術,因為籠罩力大,一般民眾的心理風俗習慣,無不受其影響。所以研究儒家道術,不單看大學者的著述及其理論,并且要看政治上社會上所受他的影響。”[5]18中西哲學研究的內容側重點差異明顯。西方哲學講究知識論、邏輯學、真理觀,中國哲學強調人生觀、為人之道、處世哲學。中國哲學面向人生和社會,希望能夠指點迷津、安心立命,西方主流哲學則在邏輯上十分講究,強調純粹知識的推演,不甚干預世俗的生活。梁啟超考察西洋文化,對此有深刻認識:“西洋哲學由宇宙論或本體論趨重到論理學,更趨重到認識論。徹頭徹尾都是為‘求知’起見。所以他們這派學問稱為‘愛智學’,誠屬恰當。中國學問不然。與其說是知識的學問,毋寧說是行為的學問。”[5]4對中西哲學的差別,不同角度的概括一直持續,各有千秋。
李艷輝認為:“西方人講‘用腦’,中國人講‘用心’;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重理性和邏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重直觀和體悟;西方人講天人二分,中國人講天人合一;等等。”[6]中國哲學的三大派別儒釋道都關注生命之學,成為中西哲學差異的又一個方面。中國哲學歷來一直主張“生民為本”,《周易》強調“生生之為大德”。儒家提倡君子之道在于利于蒼生,墨家主張兼愛之道在于利天下,道家探討自然之道希望人生自在、浪漫、逍遙,都著眼于生生不息。牟宗三認為:“中國哲學以‘生命’為中心。儒道兩家是中國所固有的。后來加上佛教,亦還是如此。儒釋道三教是講中國哲學所必須首先注意與了解的。二千多年來的發展,中國文化生命的最高層心靈,都是集中在這里表現。對于這方面沒有興趣,便不必講中國哲學。對于‘生命’為中心的學問沒有相應的心靈,當然亦不會了解中國哲學,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在中國哲學里選擇合乎西方哲學的題材與問題,那將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與最大的不敬。”[1]3中西哲學研究的內容不同點甚多。梁啟超和傅斯年認為將西方的philosophy翻譯為“哲學”,并且移植、界定“中國哲學”,是簡單地將西方學問搬到中國,缺乏對應的內容,實在不妥,值得反思。傅斯年1928年所作《戰國子家敘論》略云:“‘斐洛蘇非(philosophy)’,譯言愛智之義……像蘇格拉底那樣的愛智論,諸子以及宋明理學是有的;像柏拉圖所舉的問題,中土至多不過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亞里斯多德那樣竟全沒有……拿諸子名家理學各題目與希臘和西洋近代哲學各題目比,不相干者如此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則知漢土思想中原無嚴格意的斐洛蘇非一科,‘中國哲學’一個名詞本是日本人的賤制品。”[7]中西哲學的文化背景、側重點等差異,要求我們注重中國哲學的特殊性,采取獨特的原則和方法進行研究,用中國語言,突出中國風格,講究中國習慣。例如,中國古代的書信、游記、對話、會談等,具有很強的學術性,現在看來仍然屬于珍貴的學術成果,起碼是重要的學術線索,按照今天西方嚴格的學術論文、著作規范要求,它們肯定被排除在學術領域之外。現在學術論文的寫作格式往往固定化、“八股化”,例如:論文要求有“引論———正文———結論”,排除了“文無定法”的獨特的、多樣化風格;哲學碩士論文一般要求在2萬字以上,即使言之無物也要拼湊達標。
僅以字數標準,古代孔子的《論語》、老子的《道德經》,僅僅五千言,現在很難符合本科畢業論文字數要求,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樣的做法,似乎是嚴格遵循學術規范,但卻忽視、取消了學術生態的多樣化,更奢談中國特色了。假如小說、電視劇等文藝作品也嚴格按照這樣的統一規范衡量對待,更無所謂“百花齊放”,也許就沒有讀者和觀眾了。目前學術刊物的發行危機和讀者的流失,不能說與此無關。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告訴人們,不應該與西方哲學簡單比附或者生搬硬套,更不應該唯西方哲學和學術規范為尊。石峻認為,中國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要有獨特的研究方法,他評論黃子通的《儒道兩家哲學系統》一書,指出中國哲學“研究基本概念或基本名詞的時候,切不可用外國的概念或者外國的名詞來比附……用西洋的套子去套,或者把中西絕對不同的名詞,活剝生吞地等同起來,于是乎對于中國哲學生了許多誤解”[8]。
余紀元認為:“通常當我們說不要把西方的哲學概念強加于中國的古典思想時,其實是指不要把西方的某種哲學概念(一般是指占統治地位的分析哲學)做框架。……中國哲學的自身理性雖然與西方主流哲學傳統相悖,卻與后現代諸多流派的視角相吻合。”[9]34-35其實,西方學者承認、尊重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越來越強調“中國式”了,他們進行中國哲學研究,開始尊重中國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了。例如,美國的“君子”一詞的翻譯就有10多種,爭論不休,常見的gentleman的翻譯以西方“紳士”為參照,方便了理解,但這是以西方來解讀中國,有不少不恰當的地方,例如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純粹是以道德情操作為衡量標準的,不是以“紳士”的地位、爵位衡量的;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君子”講究男女有別,不像西方“紳士”那樣要為女士獻殷勤、做奴仆。為還原中國哲學并進行地道的表達,避免歧義,現在流行的一種翻譯,就是按照“君子”一詞的漢語發音翻譯成junzi或者Chun-tsze。近年來,西方“漢學”到“中國學”的概念演變,也表明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研究方法的轉變,尊重文化的獨特性,平等地進行研究和交流。柯文認為,“西方中心論”實質上是一種“種族中心主義”,而“種族中心主義”必然導致對儒學的歪曲,應該從“西方中心論”轉變到“中國中心論”,這樣一方面是尊重,另一方面的確是研究主題、對象與方法的需要。他說:“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研究西方沖擊之后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的問題一直是由于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10]53針對這種弊端,他提出了一種有別于上述三種儒學觀的“中國中心觀”。對于這種新的研究模式,柯文指出應該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中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柯文解釋道:“我使用‘中國中心’一詞時絕對無意用它來標志一種無視外界因素,把中國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討這段歷史的取向;當然我也無意恢復古老的‘中國中心主義’,即含有世界以中國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國中心’一詞來描繪一種研究中國近世史的取向,這種取向力圖擺脫從外國輸入的衡量歷史重要性的準繩,并從這一角度來理解這段歷史中發生的事件。”
三、中西哲學的共性
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應該也必須交流與對話,從而才能推進中西哲學的互動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中國哲學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讓世界了解中國哲學與文化,這是中國哲學研究者應該承擔的責任。承認差異,同時尋找共同點,是東西哲學溝通的需要。我們不能因為學術上存在差異和學術生態的多樣性,而放棄比較研究和相互溝通、交流。不同的學術生態的呈現是正常現象的反映,顯示了不同國家對人類的獨特貢獻和魅力。近代西方的學科分門別類,強調分析,是人類文明的進步,也是中國文化世界化的大趨勢。即用近代學科觀念來看待中國經學、史學及諸子學,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近代的闡釋:“是故《書》為歷史學,《春秋》為政治學,《禮》為倫理學,《樂》為美術學,《詩》亦美術學。而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以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賅心理、倫理及理學,皆道學專科也。《易》如今之純正哲學,則通科也。”[11]應該將中西哲學的共性和個性加以分別,進行綜合、貫通研究,避免過分極端、自說自話、各自為政的做法。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大趨勢下,如果過于強調中國哲學的獨特性,不主動與西方哲學交流,就容易孤芳自賞,中西哲學對話就可能出現障礙,西方主流分析哲學就會更有理由不把中國哲學當作真正的哲學看待。德國的中國學家羅哲海指出,中國哲學具有重要價值,需要在現代西方進行整合,加以思想的中西貫通、重建和利用,這樣才能有利于中國和世界。“中國哲學具有一種不僅對于中國本身、而且對西方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無論對中國人或西方人而言,古代中國的倫理學并非只是文獻學上的課題,而是一個與倫理學本身關系重大的議題。這樣一種議題需要一種特殊的方法論———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可以稱做‘重構’”[12]。對待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中西學者殊途同歸,已經成為共識。學界大多數人主張應該一方面切實地按照中國文獻的經典進行詮釋,認真對待原始文本,另一方面需要站在當代的理論高度進行審視,挖掘、發現其現實價值和問題,加以合理運用。劉笑敢在《詮釋與定向:中國哲學研究方法之探究》一書中指出,關于中國哲學詮釋傳統和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是注釋、詮釋,還是創構?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是“以中釋中”還是“以西釋中”?值得深入反思[13]。依據經典進行認真研究,挖掘其價值,是應有的正確路徑。
美國學者郝大維和安樂哲在《通過孔子而思》中指出,客觀地再現孔子哲學的真實情況,才能發現儒家的重要價值,促進世界哲學研究的活躍:“我們希望,通過展現孔子思想最具活力的那些層面,我們的工作會推動某種思想過程的形成,該過程不僅對于孔子思想來說是真實的;而且,對于重新體認哲學活動本質與功能這兩個層面的價值也將會有所貢獻”[14]。中西哲學的互動,其路徑可以由西到東,也可以由東到西。即是說,可以從西方哲學的角度來分析儒家思想,或用中國哲學的范疇來分析西方思想,從而發現兩者的相似、相同之處。例如,分析哲學家赫爾伯特•芬格萊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可謂其中的代表,他用西方哲學來解讀孔子;而用東方儒家思想來反思西方哲學,從而發現兩者的差異的著名漢學家郝大維和安樂哲的《通過孔子而思》,就是這一方法的典范。他們的目的,都是在中西哲學之間架通橋梁。僅僅從單一的、固定的西方維度看待中國哲學,是片面的和危險的。在西方哲學強勢的情況下,中國哲學目前在世界上顯得弱勢,但是中國哲學作為濃縮的中國精神對復興中華文化有獨特的意義,應該得到比較多的關照,特別是方法上應該更新,尤其是打破“西方主宰論”。劉笑敢認為機械地照搬西方哲學體系和方法,甚至全盤西化來研究中國哲學,是生搬硬套,會帶來很多問題,即“借用現成的西方哲學概念來定義和解釋中國傳統思想之術語所難以避免的枘鑿不合的現象”[15]。中國文化背景和文本,需要還原其真實的場景才能再現鮮活的內涵,儒的含義理解就應該這樣。美國學者齊思敏在其《物質道德:古代中國的倫理和身體》一書中指出,要認識中國哲學思想,文本應該回到中國場景,運用中國語言,才能真正明白。例如,就“儒”來說,用“Ru”來指稱先秦的儒,比用“Confucian”更加準確。在他看來,先秦時期“儒”指的是一群以使用古代禮儀文化知識為生的人,孔子雖然是這群人的最杰出代表,但是這些人并不一定就是孔子的直接追隨者,不同的儒生有著不同的禮儀傳統,所以才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16]。中西文化需要認識差別、、加強對話溝通。作為哲學,中西都有共性,強調宇宙觀、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探討認識論、真理論、方法論,引導人類精神,追求價值理想。“形上學的途徑,也就是哲學的途徑”[17]。方東美指出:“中國哲人乃自辟畦徑,獨創典型,孕育出別具一格之形上學體系。”[18]西方哲學傳統在于二分法,強調主體與客體、人與我的兩極對立,進行分析、細化、解剖,不適合中國哲學的境界。“中國哲學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對立矛盾,卻總要透視一切境界,求里面廣大的縱之而通、橫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詞,就是要造成一個‘旁通的系統’”[19]。這樣的見解,不僅僅適合于我們認識中外哲學的差異,而且也是我們尋求中外哲學聯通的妙計。
關鍵詞：異化，美國夢的幻滅，消費主義
美國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的代言人”、“爵士樂時代的優秀編年史家”，《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發表奠定了他在美國文學中的地位。無論在思想意義還是在藝術水平方面，《了不起的蓋茨比》都堪稱20年代“美國夢”破滅的一首絕唱。小說以蓋茨比和美國上流社會的時髦女郎黛茜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并通過嚴謹的結構布局和嶄新的敘述視角，將“美國夢”的幻滅這一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不愧為“爵士時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認為，作品最動人心弦的力量還在于，小說中揭示了三種關系的異化：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反映出菲茲杰拉德對現代人處于異化狀態的關注。
一、異化
關于“異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學者的說法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舊約》，也有認為其是源于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著作，還有認為其源于佛教、伊斯蘭教的教義等等[1]。本文探討的異化是在近論框架下所產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現在通譯成“異化”(前者是動詞，后者是名詞)，它的本意是“轉讓”或者“出賣”。
近代，在社會政治學意義上使用異化一詞的是盧梭。，盧梭將異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認為，異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狀態，即依附。而德文的“異化”被黑格爾運用于其哲學之中才獲得了深刻的哲學意義。黑格爾是經典異化理論的真正創始人。黑格爾認為，異化指的是主體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分裂出他的對立面的客體，而客體后來反成為支配主體的力量[2]。
異化在人類歷史上的表現就是人與自然、歷史與人倫、理性與感性、現實與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實質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迥然相異的詮釋。盧梭以“社會契約學說”視之，叔本華以“唯意志論”視之，尼采以“超人哲學”視之，黑格爾以“自我意識論”視之。異化觀獨得其要，馬克思是這樣定義異化的:“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3] 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在異化活動中，人的能動性喪失了，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將其異化理論闡述為四個方面: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4] 在哲學視野下，這一理論亦可歸化為人與自我的異化、人與自然的異化和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異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并逐步成為貫穿西方文學的基本主題。一些現當代嚴肅作家的著作中，描繪了一幅幅“社會荒原”的凄涼畫面。本文正是采用馬克思的異化觀，對《偉大的蓋茨比》中的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從三個方面，既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異化，進行深入的分析。
二、從人的異化到美國夢的幻滅
“美國夢”源起于殖民主義時期，其代表人物為本杰明·弗蘭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國夢的本質特征。“美國夢”代表著最大化的個人自由，最先進的物質進步和最豐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機會。換句話說，人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個人成功，即獲取財富。菲茨杰拉德筆下的爵士時代，經濟繁榮，許多投機者一夜暴富，成了眾人的榜樣，因而也賦予了美國夢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這一時代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精神墮落和道德淪喪。人們盲目追求物質生活，享樂主義盛行，財富成為成功的唯一標志。《了不起的蓋茨比》這部作品，向讀者展示了荒涼的現實世界，這個世界里充斥著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異化，并最終導致了蓋茨比夢想的幻滅。
人與自我的異化主要體現為：蓋茨比夢想的異化。年輕時的蓋茨比懷著最為傳統的美國夢，以富蘭克林為榜樣，試圖通過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奮斗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響，開始不擇手段的賺錢。上流社會富有而美麗的女子黛西的出現使蓋茨比的美國夢有了具體的化身。為了贏回初戀情人黛西的愛，蓋茨比通過非法販賣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過財富使自己重拾過去的好時光，運用物質手段去實現精神夢想正標志著蓋茨比美國夢的腐敗。而“聲音中充滿著金錢”[5]的黛西，作為蓋茨比美國夢的化身，同時也是上流社會虛榮、世故的代表，將車禍嫁禍于蓋茨比。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當他揭開了“夢”的面紗后，才發現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虛幻，生命和愛情的失去標志著蓋茨比美國夢的徹底破滅。
人與社會的異化體現為：蓋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費”來顯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會滲透，但是上流社會文化決定了蓋茨比最終的失敗。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碩士論文，消費主義。《偉大的蓋茨》涉及了“美國夢”主題，美國夢，簡而言之就是對成功的追求。碩士論文，消費主義。成功的標志是獲得財富和名聲，而“到達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便可同時抓住這兩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著跳脫原有的階層、躋身于上流社會。碩士論文，消費主義。蓋茨比顯示了他對上流社會文化的模仿和對自身修養的自卑，而以湯姆為代表的貴族們利用其在教育、教養、審美方面的優勢，對欠缺文化修養的暴發戶們進行排擠和打擊。在當時那個充斥著物質享樂，膚淺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經壯志凌云追逐夢想的蓋茨比終將以失敗而告終。
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體現為：人與人之間只有金錢關系，毫無道德準則可言。蓋茨比以各種手段炫耀財富，因為他相信金錢可以買到愛情，買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錢而本身沒有實際價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愛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給蓋茨比的生活帶來意義和滿足。他建議用金錢來酬謝尼克為他和黛西安排了約會，卻對默特爾的慘死無動于衷。而他身邊的人更為殘酷：黛西，如此“純潔”、“美麗”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無視蓋茨比的命運，而去與丈夫度假；湯姆在談笑間就借威爾遜之手除掉情敵蓋茨比，毫無道德準則可言。
三、異化原因分析
通過對這些扭曲靈魂的描寫，菲茨杰拉德表達了自己對人類處于異化狀態的擔憂。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狀態的，人必然受到社會影響。在上世紀20年代，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時尚性和揮霍性。消費主義所帶來的倫理后果是人類的生存危機、社會的消費不公和人成為物的奴隸。消費主義使人成為物的奴隸，喪失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問能力。人不僅有物質的需要，而且還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僅應當追求物質的富足，而且應當追求精神的富有。雖然沒有物質的滿足，人則無以生存，但沒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則無疑是異化的存在。
消費主義者只關注自己眼前的消費和物欲的滿足，而沒有對未來的長遠籌劃，更沒有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求。它割斷了自身同未來的肯定性關系，“只留下以關心當前的滿足來掩蓋的自戀人格”，而“當人們隨著喪失對人類未來的信心也喪失從前對任何傳統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時，就會陷人及時行樂的境地”。[6]一旦人們過分地沉溺于物質財富的占有和消費之中，則必然是精神的貧乏和心靈的空虛。在物欲主義的洪流中，人們迷失了自我，喪失了對于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追問能力，雖然“我是誰”的呼聲不絕于耳，但現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獨、冷漠和人類靈魂的失落，卻無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對于財富的占有和消費，似乎成了人們自我價值確證的惟一形式。碩士論文，消費主義。
總結
綜上所述，異化問題是人類發展進程中一個非常難以逾越的痛苦經歷，人的價值觀、傳統的道德觀和信仰等缺失。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樹立了虛妄的愛情理想，他希望通過自己的物質成功來贏得愛情和社會地位，但是在當時那個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充物欲橫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并且產生了三種異化：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使天真浪漫的夢想家蓋茨比終將以失敗而告終，鑄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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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克思.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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