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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社會實踐的實踐方式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自信就是力量，在社會中要有自信。
自信不是盲目的“黃婆賣瓜，自賣自夸。”而是對自己的能力做出肯定。找出自己有什么特長。在多次的面試中，明白了自信的重要性。你沒有社會工作經驗沒有關系。重要的是你的能力不比別人差。社會工作經驗也是積累出來的，沒有第一次又何來第二、第三次呢？有自信使你更有活力更有精神。最緊要的是當面試人員問你有什么特長，相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做這項工作時。你一定要一一予以肯定的回答
二、待人要真誠
踏進辦公室，只見幾個陌生的臉孔。我微笑著和他們打招呼。從那天起，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早上見到他們都要微笑的說聲“早晨”或“早上好”，那是我心底真誠的問候。我總覺得，經常有一些細微的東西容易被我們忽略，比如輕輕的一聲問候，但它卻表達了對同事對朋友的關懷，也讓他人感覺到被重視與被關心。僅僅幾天的時間，我就和同事們打成一片，我心變成“透明人”的事情根本沒有發生。我想，應該是我的真誠，換取了同事的信任。他們把我當朋友，也愿意把工作分配給我。
三、要主動出擊
當你可以選擇的時候，把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樣，剛進實習單位的時候，都做過類似復印打字的“雜活”。或許同事們認為你是小字輩，要從小事做起，但有些時候，是因為他們心中沒底，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做“ 雜活”是工作的必需，卻無法讓我學到什么。我決定改變自己的命運。有些東西不能選擇，有些東西卻可以選擇。份內的工作當然要認真完成，但勇敢的“主動請纓”卻能為你贏得更多的機會。只要勤問、勤學、勤做，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四、要善于溝通
溝通是一種重要的技巧和能力，時時都要巧妙運用。認識一個人，首先要記住對方的名字。了解一個人，則需要深入的交流。而這些，都要自己主動去做。
五．工作中不斷地豐富知識。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猶如人體血液。人缺少了血液，身體就會衰弱，人缺少了知識，頭腦就要枯竭。
認識對實踐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大學生應該積極參與實踐，使實踐與認識相結合。社會實踐活動是拓展大學生素質的有效形式和渠道。在實踐中通過開展各種形式服務活動，磨練了廣大學生意志，鍛煉了能力，增長了知識。參加實踐有這樣的好處：
磨練了意志，奉獻了愛心，培養了理論聯系實際的良好學風。
拓展了大學生自身的綜合素質，鍛煉了學生干部隊伍。
了解了民情及社會發展狀況，明確了努力方向。
服務回報了社會，實現了大學生自身的價值。
增強了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進一步鞏固了專業思想。
大學生是黨和國家培養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也是忠實實踐“三個代表”的生力軍。實踐“三個代表”既是黨的教育方針的要求，更是大學生自身成長、成長的需要。實踐出真知，社會實踐活動是大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培養當代大學生的歷史使命感、社會責任感和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充分發揮實踐育人的作用，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也是檢驗所學理論知識的標準，社會實踐不但為大學生提供了一個發揮自我才能，展現自我風采的舞臺，也是培養和鍛煉同學們綜合能力的一個階梯，更是一個大學生進入社會，走上工作崗位前的演練場地。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社會實踐使同學們找到了理論與實踐的最佳結合點。尤其是我們學生，只重視理論學習，忽視實踐環節，往往在實際工作崗位上發揮的不很理想。通過實踐所學的專業理論知識得到鞏固和提高。就是緊密結合自身專業特色，在實踐中檢驗自己的知識和水平。通過實踐，原來理論上模糊和印象不深的得到了鞏固，原先理論上欠缺的在實踐環節中得到補償，加深了對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消化。
我們要結合哲學分析大學生社會實踐所存在的問題以及提出解決方法，使大學生能正確對待社會實踐，在實踐中見真知。在往后實踐中能更好地接觸社會、實踐自己的專業技能，尋找發展的機會。使大學生在人生軌跡上樹立起更高的起點。把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有機地統一起來
[關鍵詞]生活世界;新農村;社會建設;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0)09-0058-02
新農村建設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一般說來,社會建設側重于村民的社會交往層面,文化建設側重于農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領域。本文將借助于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框架,通過梳理社會發展的一般性脈絡,在社會理論層面上詮釋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的內涵及其發展方向。
一、生活世界
世界,按哈貝馬斯的觀點,大致可以劃分為生產與生活兩塊領域。其中,生產領域(又稱為系統)負責提供物質再生產,主要由生產方式及政治―法律二子系統來承擔。生產方式承擔提供物質功能,主要由貨幣作為互動媒介。政治―法律系統負責承擔提供物質分配與秩序,主要由權力作為媒介。可見,貨幣與權力構成系統世界的主要媒介。社會學研究表明,系統世界的發展表現為復雜性的增長。對于社會個體來說,系統世界是一種外在的存在,是社會成員各種微觀行為的總體性宏觀結果。
生活世界則是社會主體互動過程中形成的日常生活空間。依德國學者赫勒的觀點,亦即一種不斷在重復著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世界恒久存在于人類社會,并不是哈貝馬斯的發明,卻由哈貝馬斯系統闡述。在《交往行為理論》卷一中,哈貝馬斯提出,生活世界是主體間認可的共同世界。在卷二中,他更進一步將其解釋為某種文化式傳遞的、借助語言組構起來的詮釋模式儲庫。互動雙方憑借此類儲庫,形成對主體內心世界與客觀世界的理解。生活世界由文化、社會及個性三部分構成。文化作為解釋體系的知識庫,為交往過程中的參與者提供理解世界的工具。社會作為合法秩序的知識庫,調整社會成員間的相互關系,達到社會的團結。個性則使行為主體能夠有意義地言說與行動,將自身置于正常的交往過程中,并促成其自身的同一性。
新農村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及文化建設。其中,經濟、政治建設的領域,正是哈貝馬斯所說的系統世界。社會、文化建設,著眼于為人們提供社會交往規范與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正對應哈貝馬斯所提及的生活世界。因此,按哈貝馬斯的理論邏輯,我們可以說,村民的生活世界,正是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的施力點。
二、重建村民生活世界的必要性
生活世界是一種特定的不斷被塑造的社會結構,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演進。劇烈的社會變遷,會帶來生活世界的強烈反應。按哈貝馬斯的觀點,這種演進表現為生活世界各個組成部分的不斷再生產。具體言之,文化再生產,表現為文化知識的積累,保證了文化傳統的持續性,也為社會成員提供了日常生活實踐的知識儲備。社會再生產表現為向社會提供有效的規范,調整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達致社會的團結與穩定,亦即社會一體化。個性再生產,則完成社會成員的自我認同、社會歸屬與代際傳遞,亦即個性社會化。如果生活世界的再生產進程擾、打亂,其組成部分則會出現混亂與反向發展:文化領域內,生活的意義喪失。社會領域內,反常、失范現象出現。個性領域內,人們飽受精神疾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社會出現了劇烈的社會變遷。在經濟領域,國家取消集體生產的公社制度,允許家庭自主經營,集體經濟萎縮,市場成為配置經濟要素的核心機制。政治領域內,國家權力大幅退讓,退讓出來的政治空間由村民自治予以補充。隨之,社會領域內,村民的相互交往出現了“去政治化”特征,回復到日常生活范式。村民的文化生活領域內,隨著公共生活的衰落,在國家政權日益退讓、大眾文化浪涌而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諸神狂歡,呈現出社區文化碎片化特征。閻云翔所說的無公德個人大量出現,孝道不行,溫良不再,村莊出現倫理性危機。
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經由多年的市場化進程,也呈現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某些態勢,亦即生活世界再生產過程擾,各組成部分之間不協調,甚至斷裂。
1.貨幣為媒介的市場化原則通行于村莊日常生活世界。主要體現有二:一是在經濟交換領域,使用價值慢慢轉化為需求偏好,村民成為經濟領域的被主宰者,沿著消費社會既定的邏輯,在商品生產者、銷售者,甚至國家有意識地導向下,成為對商品永不滿足的追逐者。二是村民的交往過程日益卷入市場化原則。金錢成為衡量社會行動價值的一般等價物。以傳統的社區互助為例,幫工現象日益被換工、雇工取代。鄰里之間的幫忙會被簡化為日工。[1]更令人震憾的是,獲取金錢正在成為衡量個人能力及社會地位的優先的評價標準。賺錢這一目的,取代其不過是保障及改善生活水平的手段的定位,成為村民關注的首要目標。一些在村莊外從事易或黑社會行為的人,并沒有成為村民心目中的公害人物,反倒引起相當多數村民的羨慕與敬佩。
2.權力為媒介的不平等機制貫徹于村莊生活世界。一般說來,社會不平等主要表現為三個層面:經濟、政治與文化。農村經濟層面上的紡錘型結構,決定了村莊成員在較低收入基礎上的“中產化”趨勢。在文化層面上,農村社區的教師群體保持著相對優勢,其經濟收入也相對可觀,但對于村民來說,這種維度上的不平等很難對村民日常生活產生“外部性”影響,不會給村民帶來壓抑感。因此,村莊社區結構中的不平等現象,主要表現為政治精英與村民之間的交往。
政治精英與村民之間的交往,普遍存在非對等現象。本是禮尚往來的禮物流動,在政治精英與普通村民之間,表現為禮物鏈斷裂,或是單向流動,等等。請工,這一東北移民農村常見的社會互助行為,目前基本由農村社區政治精英獨享。作為政治組織的村委會,仍是村民心目中的官僚機構。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村委會表現出明顯的行政化特征來。村委會日常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完成上級安排的任務。《村組法》規定,作為村民自治組織,村委會負責“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但在受訪過程中,村委成員很少提到村委會的自治功能及其運作,相反,他們多次提到“上級”及其任務安排。二是甚至村委會內部,也表現出明顯的科層化特征。村務實行村委會主任負責制。此制類似行政部門的首腦負責制。主任負責制要求村委會主任實行文官式管理,以強化村委會成員的責任意識。村委會成員實行明確的分工。副主任之設,強化了主任與副職之間的差別。主任與村委會成員之間的互動,具有明顯的上下級關系。在2000年之前,當村委會成員的待遇尚在每年1000-2000元之間時,村委會成員對這份職業并不十分看重。在2002年之后,村委會成員待遇明顯好轉,村委會成員的職業就相當有吸引力了。這就強化了村委會主任在村莊生活中的權威。[2]
3.社會規范的失范趨勢。迪爾凱姆很早就注意到,劇烈的社會變遷會導致傳統的社會規范失勢,而新的社會規范又遲遲不至,在這種狀態下,社會成員會無所適從,從而引發社會問題。當代中國農村高度彌散,山高皇帝遠,處在政治權力的末梢,甚至成為公共權力的盲點。國家權力不斷向上收縮,社區公共權力孱弱無力,一些地方混混兒成為地方權力真空的補充者,亦即社區秩序的維護者。如,在東北農村調查時,我們發現,破壞他人財物(如點燃柴禾堆、稻草堆,毀損莊稼等)的非道德、非法行為,以暴力壟斷地方貿易的黑社會行為,在村民們看來,國家管不了也不愿意管,因此,就出現了成王敗寇式的“能做出這事兒的都是有能力的”社區輿論。不孝乃至虐待老人之舉,幾至司空見慣。
4.文化生活的荒蕪。村中少見主動的(讀書看報)閱讀習慣,亦難見村民們的集體活動。自白到黑,人們蝸居在自家宅院,看電視成為村民最重要的休閑方式。打麻將、聊天,仍是村中常見的公共休閑。雖然村民收入近年來有明顯提高,如筆者在東北某村調查,人均4000元收入左右。村民生活中的恩格爾系數大幅下降,卻未帶來相應的生活方式的轉型。生理及感官需求的滿足仍是村民生活的重心。
5.現代公民個性的缺失。主要表現為自立的現代公民性格缺失。盡管制度設計提供了參與渠道,廣大農村總體上仍表現為順民型的政治文化。公眾意見仍停留在街頭巷尾,人們懶于或不習慣于參與政治活動,政治組織用政治決策換取了民眾的忠誠。在村莊公共用品的提供方面,村莊缺少建設性的生成機制,幾乎全靠外部輸入。村民群體成為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失語者及缺位者,被動地接收,消極地投入,形成新時期的“等、靠、要”心理。
三、通過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構建生活世界
既然生活世界由文化、社會及個性三部分構成,那么,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似乎也可沿此路徑予以展開,即可分化為社會建設、文化建設與個性建設。
社會建設,意在達致在社會規范認同基礎上的社會高度整合,亦即社會一體化。依柯爾伯格的道德意識發展理論,哈貝馬斯也將社會規范的發展路徑設定為三階段,前習慣水平,習慣水平與后習慣水平。對于文明社會來說,習慣水平由政治―法律所確立的秩序觀所決定。其特征是,“傾向于固定化規則的權威及對社會秩序的維持。正確的行為乃由恪盡職守、表現對權威的尊重以及為社會之緣故而對既定社會秩序的維護所構成。”后習慣水平則是普遍倫理原則傾向,具體說來,人們行為的正確性的判定標準,不再系于具體的道德規則,而是存在著普遍性的關于正義、人類權利的交互性與平等性、人的尊嚴之尊重等普遍化原則。[3]可見,社會建設的要旨,乃是確立政治―法律所型構的權威與秩序。當代中國農村出現的治理危機,其端正在于傳統權威的解體、國家權威的撤退、地方權威尚未形成。只有在確立了習慣水平的平臺之后,才能談及普遍倫理。
文化建設,意在向社區成員提供認知社會的框架與體系。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教育成就巨大,但與城市相比,客觀上仍存在較大差距。新世紀以來,農村教育政策屢出新措,在筆者看來,若著眼于文化建設,還需要貫徹終身教育理念,加強成人教育;推進社會化教育,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教育功能;文化下鄉。
個性建設,意在培育與社會價值觀念相符的現代人格。在當代中國二元社會特征仍很明晰的前提下,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之個性建設的意義尤為重要。在筆者看來,此域建設需要,一是繼續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尤其在社會保障領域內,通過二次分配領域內的“去商品化”手段,彌補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平等。推進“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夯實公民人格尊嚴的物質基礎。二是培育參與型政治文化,樹立公民意識。三是發展社區公共物品的共生機制(如公共池塘型),培育自主、自力的社區行動者。
要之,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社會工程,旨在提供一種符號化的社會結構及相關的日常生活方式,亦即,通過協調生活世界各個組成部分的運行機制與步調,平衡生活世界的再生產進程。
參考文獻:
保障性住房通常是指根據國家政策以及法律法規的規定，由政府統一建設規劃、集中分配，提供給社會中低收入階層和住房困難的弱勢群體的一項制度。保障性住房是我國城鎮住房建設中具有特殊性的一類住宅，對其住房的建造面積、租金標準、銷售價格、分配對象等給予限定。從本質上來講，就是政府制定宏觀政策干預住房市場，借助國家和社會力量，運用行政手段，實現人人住有所居的美好愿望。
1、社會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實施現狀
1.1、保障性住房的實施階段
我國的保障性住房經歷了三個階段：中央推動階段、穩定發展階段和“加速跑”階段。
1.1.1、中央推動階段
社會保障性住房建設是從2008年底開始實施的，國務院在《國務院辦公廳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就明確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
1.1.2、穩定發展階段
在“十一五”期間，我國初步形成了住房保障體系。國家通過各種保障性住房建設，基本滿足了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截至2010年底，我國的城鎮保障性住房覆蓋率達到了8%。
1.1.3、“加速跑”階段
在“十二五”建設的第一年，我國的保障性住房建設進入了加速發展階段。2011年全國就將開工建設保障性住房和舊房改造住房1000萬套。通過大規模的建設，截至到“十二五”末，我國的城鎮保障性住房覆蓋率將提高到20%以上，基本滿足了城鎮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1.2、新建保障性住房分析
1.2.1、經濟適用房
經濟適用房是指享受政府或單位在建房用地和稅費政策上的優惠條件，具有經濟性、適用性和社會保障性的微利商品房。經濟適用房應由政府專門的非贏利性機構負責建設與管理，適應的范圍是大約占居民總數30%的中等偏低收入階層。
1.2.2、廉租房
為了保證保障住房體系的正常運行，每年由政府投資，有計劃地建造一定數量、適合最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廉租住房是十分必要的。廉租房應由政府專門機構建設，針對最低收入家庭。
1.2.3、平價房
由于我國長期實行低工資的分配制度，中低收入者要占到居民的80%以上，政府很難有這樣雄厚的財力，為如此眾多的人建造經濟適用房，因此在經濟適用房建設的同時，應推出私人開發商建設平價房計劃，目的是籍著社會開發商的資源和專業知識，輔助政府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實施。平價房由私人或贏利性開發商開發建設，作為經濟適用房的有益組成部分，適合的群體主要是中等收入階層。
2、社會保障性住房建設管理措施
2.1、優化保障性住房設計
保障性住房建設是政府改善民生的重大工程。比較完善的功能，相對合理的結構，比較適宜的造價，相對優美的環境等，這些都需要科學合理的住房建設設計。首先，提高保障性住房的人均居住面積。第一，可以借用空間，包括借用交通通道和各空間相互借用。另外，各空間也要注意相互借用，如門廳和餐廳，客廳和通道，相互借用后不僅能公用面積，還能夠增加空間的氣勢。第二，集中功能，不要過于細分。比如，冰箱盡量與廚房設置在一起，衣柜盡量與床設置在一起。一居室居住人口有限，衛生間盡量不做干濕分離，節約面積。第三，要合理擺放家具。比如，床要平行窗戶擺放并能兩側上下，沙發與電視的距離要在2500毫米以上，餐桌要選用4人以上的，以保證家庭的正常使用等。其次，完善保障性住房功能。第一，加大對中小套型保障性住房設計的研究。保障性住房雖然是為了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但不能因為“低收入”這個字眼就降低住房標準。因此，保障性住房需要保證居住質量，規劃設計要充分體現對中低收入家庭的人文關懷。第二，通過精細化設計提高居住品質。除了臥室、餐飲、廚衛等功能空間的設計布局不可或缺外，細化的設計也非常重要。小面積的套型設計，往往可以通過細節滿足多功能需求，對于提高居住的舒適度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2.2、完善保障房申請機制
2.2.1、完善信息公開
加強政府信息公開透明度，使得政府的政策不僅與民生現狀相一致，而且還要保證人民的知情權。這就要求政府拓寬信息公開的渠道，不僅要利用網絡媒體資源，還要通過張貼布告，信息反饋，定期政策宣傳講座，聽證制度以及上門服務等方式實現和保障民眾對政府政策的了解。
2.2.2、加大懲罰力度
我們應當建立嚴厲的懲罰機制，對保障房申請者隱瞞或虛報人口、戶籍、財產、住房和收入等狀況進行罰款，并且駁回申請，限制其再次申請的權利等。
2.2.3、鼓勵公眾參與
政府要健全民主法律機制，鼓勵民眾參與保障房分配。只有公眾積極的參與，主動地維權，才能推動我國保障房建設事業的穩定發展和持續前行。只有加強公眾參與才能防止保障房分配環節中滋生分配不實現象，消除人們的懷疑和加強對政府工作部門工作的信任，從而促進保障房申請環節的公平。
2.3、完善保障性住房的財政制度
一是明確政府財政在保障性住房建設中的主體地位。住房保障首先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同時由于不同地區住宅的價格、供應等差別很大，因此各級地方政府也應當對本地的保障性住房建設負主要責任。二是進一步擴大住房保障資金來源。首先慮發行國債籌集住房保障資金；其次考慮通過彩票發行籌集住房保障資金；再次可以考慮通過向國家開發銀行貸款拓寬住房補貼資金來源。三是建立可持續性的住房補貼形式。所謂可持續性發展的住房補貼形式是指補貼資金有可循環回流途徑，補貼形式在刺激供需的同時，能與整個住房市場、住房金融市場相互協調、互相促進。例如，政府或企業貼息貸款幫助中等收入家庭支付購房首付款；一優惠的補貼政策引導私營企業參與建造公共住房，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出租經營，并在一定年限后，優先出售給承租家庭等。四是調整城鎮住房保障的相關稅收政策。第一對中低收入家庭購房實行個人所得稅減免優惠；二是對商品房交易過程中的營業稅、契稅等進行適當調整；三是針對房地產持有過程開征新的房地產稅種。第四全面落實國家有關公共租賃住房稅收優惠政策。
2.4、完善住房保障法律體系
立法是我國依法治國的基礎，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根基，住房保障需要法制的依托。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是調整社會成員之間的一種利益關系，國家與公民之間、國家和政府之間、公民和政府之間、公民相互之間關系的變化，是維系整個社會關系的紐帶，重視法制建設有利于緩解矛盾、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我國的住房改革經歷了20多年的歷程，在逐步發展中也積累了一些經驗，這些成果需要立法加以保護，它可以規范政府和公民個人的行為，而這種保護需要上升到一定高度，唯有如此，保護才有力度、執行才能強制。人民的居住權保護的是否充分，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整體發展，借鑒國外一些值得學習的做法，通過立法，正確表達人民的意志，充分保障每個人所享有的平等公平的居住權，完善法律體系，創新法學研究，并從立法高度不斷深入推進保障住房的建設管理，銜接現有法律，最大限度的解決人們的住房難題。
【關鍵詞】 結核病；防治；社會效益
結核病是常見呼吸道傳染疾病， 對人類健康又嚴重威脅。目前隨著全世界范圍內結核病的卷土重來， 這一疾病已成為全世界人們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及公共衛生問題。結核病不僅可導致患者個人蒙受經濟損失， 同時還可向其他人傳播， 導致健康人群受到感染， 給社會帶來額外生產力損失。因此對肺結核加以預防并對患者及時發現、盡早治療， 可有效降低社會醫療費用支出， 同時可挽回結核病傳播所造成的經濟損失[1]。我國在這一社會利益訴求基礎上， 在過去10年中加大投入開展結核病防治， 對傳染性結核病患者予以及時發現并積極治療， 取得了重大社會效益， 現將相關情況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從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2003年～2013年）（簡稱規劃）終期評報告中獲取肺結核患者相關資料， 包括患者的發現、登記和治療結果，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抽取人口數和GDP。
1. 2 方法 采用社會經濟學分析方法對結核病防治社會效益進行估算， 主要測量內容包括社會效果、社會效益。①社會效果測量：在全社會范圍內， 通過開展《規劃》對結核病加以控制， 可促使更多傳染性結核病患者獲得有效治療， 降低肺結核向健康人群傳播的幾率， 從而可實現積極社會效果。然而如何對免于受到結核病傳染的健康者數目進行測定， 需從結核病傳播機制入手。已有調查顯示， 1名傳染性肺結核患者自癥狀出現開始的2年內可傳播給10～15位健康人， 然而患者經過治療后結核病傳播時間會明顯改變， 傳染期會大大縮短， 故而健康人受傳播的幾率會大大降低。若患者在癥狀出現后立即接受治療， 則可徹底避免該疾病的傳播， 即可保證10～15位健康者免收傳播[2]。然而在實際中這一理想狀態很難實現， 故而對患者出現癥狀到治療前這段時間傳染的人數， 目前還無公認數據。本次研究借鑒中國CDC結核病預防控制中心在2000年的調研究結果， 推算在實施DOTS區域和非實施區域內， 1例患者分別可感染9名健康人與15名健康健康人， 即該項目的開展可使6人免收傳染。根據這一計算方法， 結核病防治可避免傳染的健康人數為因規劃成功治療患者和治療成功后各傳染患者避免傳染的人數的乘機。②社會效益測定：效益主要通過貨幣表現， 有直接、間接與無形效益三種形式。其中直接效益指規劃實施后避免新發患者所節省醫療費用， 計算方法為：直接效益為實施規劃所避免的新發患者人數與各例避免新發患者所以節省醫療費用。間接效益是患者健康恢復后避免的生產力損失所具有的社會經濟效益， 這一效益因關系到人的價值等問題， 目前還沒有科學計算方法， 根據社會生產角度， 規劃實施帶來的間接效益為所挽救勞動力DALY損失與人均GDP的乘積[3]。無形效益是因降低疼痛、防止社會歧視等給患者的益處， 通常無法量化， 故而可忽略。
2 結果
通過分析發現結核病防治的實施有效避免了337萬健康者變成肺結核者， 節約醫療費用24.9億元， 同時通過對結核病患者展開治療， 促使勞動者中肺結核患者恢復健康， 促使社會生產力缺損大幅降低， 挽回社會經濟損失3970億元。
3 討論
結核病是結核分枝桿菌所致人與多種動物的慢性傳染病， 致病機理是動物機體中的部分器官出現結節性肉芽腫， 在逐漸發展下結節中心出現化膿、干酪狀鈣化或壞死后成為空洞。結核分枝桿菌分布十分廣泛且可普遍流行， 在諸多動物之間有較高傳染率， 對人類與動物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均有重大威脅。有關調查顯示， 我國目前有500萬名結核病患者， 在全世界范圍內居于第二位， 是全球范圍內22個結核病高負擔國家之一， 且我國結核病患者中有80%位于農村。最近幾年來， 我國政府不斷加大防治結核病工作的投入力度， 采取了多種有效措施， 結核病的發病率也得到了明顯控制。
為探討結核病防治可取得的社會效益， 本次研究對《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2003年～2013年）實施后的社會效果與社會效益進行估算。估算結核病防治社會效果時主要是對因實施結核病防治而避免傳染健康人群進行估算。通常情況下， 實施《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可提高肺結核患者治愈率， 降低患者死亡率， 而對實施后社會效果進行估算時可對肺結核所致死亡人數下降率進行考慮。然而在《規劃》實施中所登記的死亡數據反映的僅是在治療6～8個月時患者死亡人數， 并未追蹤完成治療后患者死亡人數， 故而無法對規劃實施后患者死亡率進行全面統計， 因此本次研究并未估算實施規劃后患者死亡人數下降率。另外， 在對避免傳染健康人數進行統計時， 本次研究只是對一次傳染避免人數加以統計， 而并未對二次傳染的可能性進行估算， 故而估算結果可能會比實際效果稍低[4， 5]。
在對實施規劃后所取得的社會效益進行評估時， 直接效益估算的是避免新發患者所節省的醫療費用支出。在規劃實施中獲得規范化治療患者中， 因不必要服務減少和療程縮短， 患者醫療費用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然而由于各地的結核病防控中心管理力度各有差異， 不必要服務減少程度和減少量還缺少確切數據加以反映， 故而本次研究并未對這一部分節約費用加以估算[6]。另外， 診療費用也并未對患者誤工費、交通費及伙食費等加以計算， 因此直接效益估算值相較于實際直接效益略低。間接效益主要是勞動力患者健康恢復之后挽回的經濟價值， 而并非對非勞動力患者展開相應估算。經濟學認為非勞動力患者對社會財富而言是負向增加而非正向增加， 故而可忽略不計。另外， 按勞動力患者對實施結核病防治的社會經濟價值進行計算時， 所用人均GDP應該用當年的、分母為勞動力人口的數值。然而由于本次研究并不要求非常精確， 因此并未對人均GDP加以調整， 這可能會導致間接效益計算結果略低于實際。
本次研究揭示， 結核病防治的實施有效避免了337萬健康者變成肺結核者， 節約醫療費用24.9億元， 同時通過對結核病患者展開治療， 促使勞動者中肺結核患者恢復健康， 促使社會生產力缺損大幅降低， 挽回社會經濟損失3970億元。由此可見， 通過結核病防治可收獲巨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 各級政府應逐漸加大防治結核病的投入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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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開發建設，是我國經濟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關系到社會的各行各業，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發展。房產測繪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采集和表述房屋及房屋用地的相關信息，為房地產管理，尤其是為房屋的產權、產籍管理提供準確可靠的成果資料，為房地產開發、征收契稅、城鎮規劃建設等提供準確數據和技術資料。作為服務單位的沈陽房產測繪中心，在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今天，在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和公共租賃住房大量增加建設時刻，就如何適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更好的服務于房地產開發建設，加強自身強化修養，做到測繪前置，為房地產開發建設提供準確數據基礎資料。
1 “測管分離”，建設一流的房產測繪團隊
1.1 完善機構設置，實現測管分離
十幾年來，房產測繪隊伍隨著我市房地產市場的不但發展而壯大，特別是沈陽市房產測繪中心成立后，在人員結構調整、信息化建設、規范化管理和制度建設等方面都達到了全國一流水準，與沈陽市房地產市場發展相適應。中心深入探索研究全國先進的房產測繪管理模式，最終選擇了全國領先的“測管分離”管理模式，按預測、實測和質量檢查設置機構，實行“預測”與“實測”分離；“測算”與“質檢”分離，改變了傳統測繪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機構設置，實現了“測管分離”。
1.2 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建立房產測繪信息化管理系統
建設一流的房產測繪隊伍，適應現代化信息化時代的發展，引進高科技技術設備和信息化系統建設是主要標志。先后增加全球衛星定位（GPS）系統，建立了沈陽市房產測繪基準站（CORS站）、全站儀、測距儀等儀器設備；采用全站儀連接掌上機利用電子平板測圖軟件，進行全野外數字化房產分幅圖測繪，現場檢測房屋實際尺寸與提供的施工圖紙較差，將外業實測數據實時回傳至中心數據管理站，統一進行管理和應用，有效避免主觀錯誤，確保房屋實測尺寸的準確性，減少主觀因素的影響。
沈陽市房產測繪信息系統是集測繪業務管理、業務流程和建筑面積計算軟件于一體獨立的信息系統，主要包含房產測繪工程管理、房產信息采集、房產圖形繪制、房屋面積分攤計算及相關統計查詢和報表制作等功能于一體，同時，對房產測繪業務計算軟件、業務管理系統、工作流程及各類數據進行了優化與整合，從而提高房產測繪工作效率，加強測繪成果質量管理，強化風險監控的目的；同時還有窗口掃描功能、自動派件功能、實時跟蹤監控、功能、統計績效、檔案管理等輔助功能，為服務房地產發展提供信息化保證。
1.3 實行績效考核，調動員工積極性
實行現代企業管理，做到人盡其才，調動員工積極性，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規定，保證了測繪技術的優質高效。實行按勞分配的績效考核制度，按工作量、工作質量、難度系數和工作時限綜合因素進行考核，大大提高了工作熱情和工作效率，提高了技術水平的同時，更增強了員工素質。目前，我們以不足同規模城市二分之一的技術人員完成了相同的工作量，創造了國內工作時限最短的佳績。
1.4 建立人才培養機制，實現測繪持續發展
為不斷的適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新技術新思想的產生，房產測繪隊伍的建設應是與時代同步，實現可持續發展。在不斷完善管理機制建設、管理制度補充和計算規范的前提下，更要注重測繪人才培養計劃。按不同知識結構和年齡，有目的將技術人員培養成專家型、骨干型、能手型人才，并根據各類人才不同的需求進行培養。不斷提高職工基礎理論知識，切實提高中心職工整體水平。。
2 科學嚴謹，完善房產測繪作業依據
我國現有的房屋面積計算的主要依據為《房產測量規范》GB/T17986-2000和《關于房屋建筑面積計算與房屋權屬登記有關問題的通知》（建住房[2002]74號），及地方性的細則及規定。隨著房地產的發展，新型的建筑設計不斷出現，特別是綜合性建筑設計，現有的計算依據已不能滿足要求。如規范中明確房屋面積計算基本單位為“幢”，分攤計算按住宅、商住和多功能綜合樓分別處理，但并沒有對“幢”給出界定標準，共有建筑面積如何劃分沒有明確的規定，即如何界定幢共有建筑面積、功能區共有建筑面積、層共有建筑面積等。加之我國南北建筑差異巨大，理解不盡相同，同一建筑物的分攤方法不同，得出不同的計算結果。新的設計理念和建筑形式不斷涌現，原有的技術規范已不能滿足我市房屋面積測算的需要，為統一測繪技術人員對面積計算規定的理解，統一計算標準，保證測繪成果質量。我們總結多年來測繪技術工作經驗，結合工作實際，編寫并出臺了《房屋面積計算案例》，以對房產測繪工作起到指導性作用。以案例形式對沈陽市的各種房屋類型的分攤和計算作出規定，是一個非常符合實際工作需要的好辦法。同時我們還編寫了《房產測繪質量管理手冊》，按測繪業務種類和測繪崗位，明確了操作規程和步驟，為房產測繪成果質量打下了理論基礎，同時減少了職業風險因素。
3 加強業務培訓，提高房產測繪上崗人員的專業素質
一名合格的房產測繪從業人員不但應具備測量的專業知識和相關的房地產知識，還要具備高度的責任心，嚴格按照《房產測量規范》和有關法規開展房產測量工作。做好房產測量各項業務培訓工作，提高上崗人員專業素質；加強數字技術、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應用，提高房產測繪的科技含量。建議做好兩個“建立”，即建立房產測繪人員上崗考核制度及定期培訓制度，盡快實施“注冊測量師”制度；
關鍵詞 旅游營銷文本；地方；視覺表征；社會構建；文化研究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Tourism Advertising Researches
LIU D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d and late 1990s,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saw a major theoretical incident―“Cultural Turn”, whose core was to put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system of humane geography and stress on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space and place. For marketing many destinations use pictures to show their landscape, which some scholars nam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se marketing pictures just are texts which involves culture, place and ma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made are: Firstly, the destination is an image and myths. Secondly, postcards are narrative texts involving many social signifiers. Thirdly, those visual marketing texts often make fake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hosts.
Key words： tourist marketing text; pl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tudy
一、 問題來源
二戰后，西方人文地理學的理論思潮呈現階段性變化，從1960年代的“數量革命”(計量地理學)，演變到1970年代的“行為革命”(行為地理學)和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①，再到1980年代中期的“轉向”(即結構地理學，或稱激進地理學)。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會科學總體上對人類文化的興趣大大增加，文化成為普遍性的研究熱點，西方人文地理學也隨之呈現出“后現代的”多元化屬性，并最終導致經濟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等各分支學科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轉向，約翰斯頓稱其為“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1]。
與上述理論走向相一致的，就是西方人文地理學方法論和哲學基礎的某些變化。例如，西方學者逐漸意識到，實證主義影響下的那種強調空間分析、運用“經濟人”假設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s)、對經濟活動空間規律的探討很少涉及社會過程和文化層面等做法，在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復雜的地理現象時越來越顯示出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于是，人本主義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社會批判(social critics)的以及后現代(postmodern)的方法論逐漸得到重視，一系列原本用于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所謂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2，3]被采納。其中，不少學者注重探究人類的視覺體驗，通過分析攝影圖片、影視光碟等視覺資料，來揭示地理現象中的政治和文化意義，有學者稱其為“視覺方法”(visual approaches)[4，5]。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學“地方”的視覺表征與社會構建利用攝影圖片進行旅游地的視覺營銷一直是旅游企業所重視的策略[6，7]。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后，“文化轉向”思潮在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分支之一――旅游地理學的研究中開始有生動的體現，眾多西方學者對明信片、旅行指南、導游手冊中的攝影圖片進行了符號學(semiology)、修辭學(rhetoric)、敘事學(narratology)、語用學(pragmatics)的分析，揭示了旅游地(“地方”，place)如何被視覺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被社會性地構建(socially constructed)，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問題、研究內容和結論，極大地豐富了對人類旅游活動的理論解釋。
自1999年起，我國學者就敏銳地預見到西方人文地理學文化轉向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紛紛在《地理學報》[8]、《地理研究》[9]、《人文地理》[10-12]、《經濟地理》[13-15]等刊物上進行介紹和評述，著重從研究體系或框架上概括出該學術事件在經濟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以及區域地理學等分支學科中的基本特征，更有部分學者率先選擇國內案例地做了某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16]。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學者對西方學者關于旅游地視覺表征的研究這一“文化轉向”思潮中最活躍的學術活動尚缺乏了解，相關的綜述與評價也鮮有見到。本文擬在此方面有所貢獻。
同時，如果說國內先前已有的那些關于“文化轉向”的綜論性文章重在粗線條的勾勒，那么接下來該做的，就是在此基礎上從微觀層面考察國外同行如何進行地理學問題的文化研究。鑒于此，本文就將綜述的起點放在西方學者的典型案例研究上，然后再對他們的理論工作加以評價和闡釋。
二、 述評方法
本著從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角度探討旅游營銷圖像的原則，筆者將文獻收集范圍限定于旅游研究中的視覺文本分析。文獻來源主要有兩類：國際旅游研究領域內僅有的兩個被SSCI科技文獻檢索系統收錄的期刊《旅游研究紀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一直代表了旅游研究的前沿成果，它們從1980年代以來的學術論文就成為本文綜述的第一類文獻；另外，2003年6月，英國Sheffield Hallam大學舉辦了主題為“旅游與攝影：靜態的視覺影像與動態的生活”的國際學術會議，會議交流論文80余篇，集中反映出該議題的國際研究動態，它們是筆者關注的第二類文獻。
在具體評述時，筆者將分兩個層面進行。
第一層面是案例研究觀摩。筆者從國外同行的諸多研究個案中選擇三個代表性工作加以詳盡的解析，目的是細致地觀摩和學習他們有哪些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如何開展工作，以及做了哪些理論解釋。
第二層面是關鍵詞的抽取與闡述。借鑒近年來文化研究領域(也包括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等)日益推崇的“關鍵詞”(keywords)研究思路[17-21]，筆者從西方學者關于“地方”的視覺表征和社會構建的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他們使用頻率相對較高的若干核心詞語(這其實是學者們取得的某些共識所在)，然后將這些核心詞語視為該議題的“關鍵詞” 逐個進行簡要分析。顯然，這些關鍵詞彼此勾連應合，已形成一條西方學者關于旅游營銷文本的視覺文化研究的理論主線。
三、 典型案例觀摩
西方學者認為，旅游業的發展歷史受制于一定時空范圍內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以及決定這種經濟制度和結構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某一“地方”之所以成為旅游地，成為旅游者消費的對象，實際上是歷史的選擇，是一定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集中體現。同時，他們還認為，探究旅游營銷圖像的產生過程，是洞悉旅游地形象問題的最佳切入點之一。國外同行的多項研究表明，旅游地是視覺表征的結果，是當地政府、旅游開發商與銷售商、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或host)以及游客共同地、社會性地重構原地方后形成的一個“非真實世界”[21，22]。
1. 旅游地是一個“意象”：蘇格蘭旅游委員會案例
Caroline E．等人以蘇格蘭旅游委員會(STB)為例，試圖回答物質景觀如何實現話語轉換，成為導游手冊里的圖片影像這一問題[23]。研究發現，在導游手冊里旅游空間被設計、轉化成某種視覺表征需要經歷三個媒介傳播過程：市場調研機構提供游客需求信息，并由此提出形成蘇格蘭地方特色的關鍵性圖符(icon)；專業攝影師運用技術和社會文化知識選擇性地拍攝景物；導游手冊編輯設計人員使用媒介話語精心編排出一個極具勸服功效的導游手冊，最終完成影像表達。三方在整個過程中都需要遵循當代社會關于旅游發展、關于導游手冊角色的約定。作者不無幽默地描述導游手冊編輯設計人員的工作之一就是將合適的東西放在合適的頁面里，以引起游客注意，讓他們想到：“哦，這很有趣”，或者“嗯，這地方看來值得一去！”
據此，Caroline E．等人認為，地理背景并不能單純地決定一個地方是否成為旅游目的地。對某一地方而言，不是其自我評價，而是外來因素合力對它進行的描繪使其成為人們所說、所觀看到的“地方”。即，旅游地實際上是一個“意象”(image)，它由旅游運營商“經營”(operate)，由市場營銷人員“包裝成型”(model)，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perpetuate)。供需雙方共同建造了一個地方“神話”(myths)。
2. 自然界是一系列值得拍攝的機會：加拿大杰士伯國家公園案例
旅游資源管理、生態環境保護、可持續旅游一直是國內外旅游研究的熱點，其中如何看待旅游地是西方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加拿大學者Keri Cronin的研究可圈可點。他以加拿大杰士伯國家公園(Jasper National Park，簡稱JNP)這樣一個典型的生態旅游地為研究對象，卻一改不少學者從旅游地生態與環境監測、生態評價、旅游者行為管理等入手進行研究的慣例，而是收集有關JNP的旅游營銷圖片，對它們進行內容分析，解析圖像中具體的構圖元素(element)和修辭手法(rhetoric)，探究圖像所隱喻的自然資源管理人員、旅游開發經營人員對JNP生態環境的認知，以及資源利用的主張，由此剖析該旅游地生態環境問題的深層原因[24]。
Keri Cronin注意到，導游手冊、明信片、旅行指南里關于JNP的圖片的畫面“主角”始終是廣闊無垠的原始森林或其它自然景觀，似乎刻意避免出現人類活動的痕跡，以塑造JNP“未被侵染的、純凈的、新奇刺激的野生環境”之形象。但這顯然違背公園的發展實情：其旅游業發展得十分紅火，某些地段和景點常常游人如織。同時在導游手冊里，人們滿眼看到的是公園內一長串適合拍照的景點，以及相應的取景角度和時間說明。對此，Keri Cronin不無諷刺地寫道：“在旅游營銷文本里，自然界變成了一系列值得拍攝的機會(photo-opportunities)，導游手冊簡直就是一個為攝影發燒友服務的向導(shutterbug Guides)。”另外，研究者還發現，JNP的管理政策也大多是從有利于旅游發展的角度制定的，常常為取悅游客而人為干涉生態系統的自身循環。例如，公園有禁火規定，每年干燥季節里自然燃起的山火都會被立即撲滅，并在最短時間內原地補種樹苗或草坪，目的就是保證游客的眼睛和照相機鏡頭所觀察到的都是一片生機盎然的綠色世界。
Keri Cronin進一步揭示，旅游營銷圖像樹立的JNP“自然絕境(the sublime)”的形象誘使更多的游客前往觀光體驗。當這些被“藝術化唯美化”的旅游廣告圖片“洗腦”后的游客大量涌入時，很難期望他們能夠自覺意識到JNP所面臨的環境壓力，以及過度的旅游、拍攝行為可能導致何種生態損害。研究者總結道，為了JNP的旅游業發展，公園管理者、旅游批發商和游客等群體的態度和行為都是“以人為中心的”(humancentered)的，他們不約而同地將人與自然對立起來，認為野生地(wilderness space)是一個非人類世界(nonhuman world)，人類可以不斷地征服和利用它。就這樣，攝影和旅游營銷圖像“進入了國家公園的生態過程(ecological processes)”，并在其中起到不容忽視的消極作用。
JNP案例再一次證明：但凡被營銷者貼上“生態旅游地”標簽的地方，永遠維持“處女的” 形象和狀態就成為它們的重要任務。因此，地方是表征的結果，被如何表征則受控于人類社會的選擇。
3. 明信片是一種“社會能指”：札格勒布市案例
Sanja KalaposGasparac將前南斯拉夫克羅地亞共和國的首都札格勒布市( Zagreb )作為研究對象，比較了二十世紀初到二戰和二戰后這兩個歷史時期內札格勒布市明信片中影像的不同[25]。研究發現，在第一段時間里，當地人一直有“札格勒布市是歐洲中心”這一地方認同感。明信片里的影像大都是展示該市精美絕倫的教堂、高貴典雅的文化場館、古典厚重的城市雕塑以及奢華迷人的貴婦人等，那些五色琉璃、世界名畫、人體線條、蕾絲花邊等構圖要素無時不在傳遞札格勒布市濃厚的浪漫主義文化氣息。而二戰后，作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明信片里的影像則更多地試圖樹立“新札格勒布”、“人民的札格勒布”的形象，各種能集中反映“繁榮”、“進步”、“平等”、“祥和”、“兄弟手足情”等社會主義特質的生活場景成為明信片的畫面主題，且這些特質通過陪襯物、拍攝角度、畫面色彩以及文字說明等手段逐一突顯出來。
同時，研究者還發現，以上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明信片都形成了強大的勸服誘導功效，它們為游客量身定做了一個札格勒布市，通過符號和象征規定和指導了游客如何選擇該市的旅游景點、如何欣賞城市風景、如何選擇拍攝對象、如何產生“合適”的情感以及日后如何形成“應有的”記憶等。當然，兩個歷史時期的旅游者，也都分別認為自己欣賞到了當時札格勒布市的精華所在。
這一案例表明，明信片很容易被人們操縱，它是政治、審美、修辭的合力結果，是具有多種意義的強有力的“社會能指”(social signifiers)。無論是二戰前的浪漫之都，還是二戰后的社會主義新城市，札格勒布市都是城市管理者(政府部門)、旅游開發商、景點銷售商以及游客等一起為自己精心重構的一個旅游地。他們共同策劃并聯合演出了一幕戲劇，所有演員各取所需：旅游產品的供給方獲得金錢，旅游產品的購買方獲得暢快、愉悅或刺激等體驗。
四、關鍵詞的抽取與闡述
從西方學者的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歸納他們頻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將十分有助于我們洞察旅游地被視覺表征和社會構建的基本特征和實質，準確把握國外同行的若干理論點。筆者視這些核心概念為“關鍵詞”。通過串連、參照、對比、整合這些關鍵詞，能夠較為清晰地梳理出西方學者關于該議題的一條理論主線。
1. 抽取關鍵詞
這些核心概念可劃分為如下5部分：
第一部分屬于旅游地視覺表征問題的研究基點，或者是一個理論分析工具，主要有“凝視/被凝視”(gaze/gazed)這一對關鍵詞[26-34]。
第二部分是西方學者用以解釋旅游地視覺表征和社會建構過程中的人及其行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發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和“編碼/解碼”(incode/decode)這兩對關鍵詞[35，36]。
第三部分是西方學者進行旅游營銷圖片視覺分析時重點使用的概念，包括“圖符”(icon)、“符號”(sign)和“符碼”(code)等[37，38]。
第四部分是西方學者揭示旅游營銷圖片如何激發人們產生旅游動機時所頻繁使用的核心詞語，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39，40]、“隱喻”(metaphor)[41]、“敘事”(narrative)[42，43]、“修辭”(rhetoric)[44]、“象征”(symbol)[45，46]、“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47，48] 等。顯然，這些關鍵詞分別援引自符號學、修辭學、敘事學、語用學以及文化研究和社會批判學派。現代西方人文地理學與其它學科的交融日益深刻和廣泛的事實也由此可以略見一斑。
第五部分是西方學者用以回答旅游地視覺表征和社會建構過程之本質的核心詞語，包括“文化再生產”(cultural reproduction)[49，50]、“話語”(discourse)[51，52]、“權力”(power)[53-55]等關鍵詞。
2. 闡釋關鍵詞
上述5類關鍵詞深刻揭示出旅游地被視覺化表征和社會性構建的原因與過程，其間有復雜多樣的政治緣由和意識形態問題。筆者將選擇其中幾個關鍵詞進行闡述。
第一，“凝視/被凝視”。它表明旅游者(凝視主體)與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凝視客體)之間的關系。旅游，原本就是一個看與被看的過程，游客正是通過欣賞旅游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而獲得審美、愉悅、刺激、新鮮等情感體驗的[11]。而在西方文化里，凝視主體與凝視客體之間客觀存在著某種權力之爭。“凝視/被凝視”這一對概念其實就暗含有這樣一個觀點，即，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不平等。顯然，“凝視/被凝視”是國外同行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視覺化地表征？其中的社會建構過程和意義是什么？”之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所有相關論述都由此深入展開。
第二，“發送者/接收者”和“編碼/解碼”。它們描述了旅游營銷文本與游客之間的一個基本的傳播過程：廣告設計者以滿足游客需求的原則對旅游地景觀進行重新設計，精心拍攝廣告圖片并撰寫文字說明(即編碼)，然后以明信片、導游手冊等形式銷售或贈送(即發送)到游客那里；游客閱讀和理解這些營銷文本，并做出自己對旅游地景觀和吸引力的判斷(即解碼)，決定是否出游。
第三，“圖符”、“符號”和“符碼”。這是社會批判、傳播學以及視覺文化理論中常見的核心概念。其中，口頭語言、書面語言、人的動作與姿態、服裝、建筑、飾物等所有的社會與文化活動或產品都可以視為符號；而符碼則是這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員明確或不明確贊同的規則的符號系統[11]。換言之，文化成員不僅借助于這些符號和符碼去表達、傳遞和構建某種意義，同時也有意無意地采用固有的文化慣例和規則破譯并理解這些符號、符碼。基于此，整個社會生活得以延續和推進。顯然，旅游廣告的設計者(我們完全有理由擴展到旅游產品的開發商、經營商)和旅游廣告的閱讀者(包括潛在游客和實際到訪游客)都是這樣一些文化成員，他們共同通過某些符號、符碼來完成旅游產品的供給與消費。于是，在西方學者分析明信片或導游手冊里的旅游營銷圖片時，畫面主角、色彩、拍攝視角、背景物、附加文字等各個要素就被他們視為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表征和社會建構的理想切入點，國家公園的原始森林、城市街頭的燈飾圖案、女性衣裙的蕾絲花邊等也都成為一系列符號被逐一探測和解釋。
第四，“表征”、“隱喻”、“敘事”、“修辭”、“象征”、“意指”、“能指/所指”。國外同行通過這些詞語揭示了一個事實：旅游營銷圖片其實就是使用一系列符號，通過隱喻、修辭、象征等手段引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鳴，促使他們產生旅游的欲望。例如，一望無際的綠色森林(森林是一種符號)象征生態旅游地的處女地性質，貴婦人華美的衣帽(衣帽是一種符號)隱喻城市古典文化，海浪、懸崖、野生動物意指未被征服的自然界絕景，等等。
第五，“文化再生產”、“話語”和“權力”。這些關鍵詞揭示出旅游地被表征和社會構建的最本質問題――如何生產意義？如何使意義合法化？誰掌握了權力？首先，這里需要分別解釋“文化再生產”和“話語”的含義。因為與前述若干關鍵詞相比，它們并不為人文地理學家所普遍熟悉，而是國外同行從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轉借過來的概念，帶有某種“后學”傾向[56，57]。
“文化再生產”表示文化領域作為一個各階級為爭奪社會利益而在意指方面進行不斷斗爭的場所所發揮作用的方式。其結果是文化在任何時代都或隱或現地有利于解釋支配階級的利益，有利于他們的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產就是使統治階級集團利益的社會權威自然化與合法化的過程。同時，什么能夠得到再生產不是一個可預知的結論，而是特定空間與時間中運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長的結果[58]。
同樣，在文化研究和批判學派那里，“話語”也決不簡單地等同于“語言”。前者本身兼有名詞和動詞兩種屬性，同時指涉思想和傳播的交互過程與最終結果。同時，話語是社會化、歷史化及制度化形構的產物，它體現著權力關系，而意義就是由這些制度化的話語所產生的。話語包括電視和新聞這些媒介話語，以及諸如醫學、文學和科學等制度化的話語。因此，話語是一種社會控制力量，各種話語無不體現著社會權勢的意志，無不對應著特定的權力機構[59]。
借鑒文化研究和社會批判的上述觀點，西方學者揭示出旅游地被視覺表征和構建為某種非真實世界的深刻內涵，即，刻意設計、規劃和選擇性拍攝旅游地景觀，然后通過明信片、導游手冊等旅游營銷方式將其大量復制和廣泛傳播，并最終強烈地影響游客的消費決策和體驗，這一切行為說到底就是一種文化再生產。同時，這樣的文化再生產并非隨意或偶然地發生的，而是文化產業的各個相關機構(institutes)(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圖片社、出版商等)通過國家各項發展政策、經濟法律制度等共同界定和規范了旅游者的凝視主體地位和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凝視客體地位，其后暗含著復雜的制度化、政治化操縱意味。換言之，旅游營銷圖片就是媒介話語的一種具體形式，它具有強大的說服和洗腦功能；旅游者掌控了話語權，他們決定了究竟哪一地方能講故事，為誰講，以及如何講。
至此，我們就可以勾連到第一類關鍵詞“凝視/被凝視” 進行初步總結：正是因為要滿足旅游者觀光、凝視和消費的需求，旅游地才被表征和社會性地建構為游客所希望的“模樣”。迎合旅游者的凝視偏好是塑造和強化旅游地形象的根本動力之一。
3. 簡析西方學者的理論走向
在現代西方人文地理學發生“文化轉向”思潮這一重大理論事件中，各個分支學科各有不同的表現。其中，文化地理學的要點就是借鑒“后現代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最新成果，將文化研究和社會理論納入人文地理學的分析體系中。在“新文化地理學”看來，“景觀”并不是傳統文化地理學所定義的“那些我們在地面上看到的風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類對世界的“多種解讀方式”(ways of seeing)[60]。至于區域地理學，學者們則普遍關注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把“地方”定義為“利用空間來提供社會相互作用的場所”的觀點，開始偏重小尺度的視野。于是，作為對文化轉向的響應，“新區域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就由過去的“區域”(region)轉變為被賦予了社會化涵義的“地方”(place)。在“新區域地理學”看來，“地方”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是個人和各種組織實現其功能的限制空間[61]。基于此，我們對比分析前文所述的西方學者關于旅游地的視覺表征與社會構建的前沿研究，就不難發現他們是在旅游研究領域里接受和演繹了人文地理學中關于“景觀”、“地方”的某些新觀點。在他們看來，所謂旅游地形象并非客觀世界的直接反映，相反地，它受制于人們觀看的方式(即旅游者的凝視偏好)，是社會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
當然，我們還可以將思考范圍進一步拓展到后現代地理學關于“空間”(space)概念的某些觀點，來理解西方學者對旅游地視覺表征的若干結論。例如，后現代地理學的先驅者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其專著《空間的生產》里指出：空間不僅是物質的存在，更是社會關系的容器；空間具有其物質屬性，更有其精神屬性[62]。著名地理學家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在其著作《社會公正與城市》一書的后序里寫道：“空間和空間的政治組織體現了各種社會關系，但又反過來作用于這些關系”[63]。西方思想界大家、后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學者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更堅信權力的分析就是空間的分析[64]。他論述道：“是的，空間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極為重要；空間在任何權力的運作中也非常重要。知識一旦按照區域、領地、移植、置換、過渡來加以分析，人們就會捕捉到知識作為權力形式和傳播權力效應的過程。”[65]并非巧合地，在剖析旅游地的視覺表征時，不止一位國外同行提出這樣的觀點：攝影術提高了人類操縱視覺空間的能力，它可以反映事實，更可以創造事實。攝影中常用的方法，如取景、剪裁、調焦距、柔化、布景以及對底片的技術處理等，都使它具有隱藏、神秘化和欺騙等功能。實際上，攝影照片從來沒有描繪客觀事實，它總是陷入社會、經濟意義所編織的網中，參與社會歷史進程。當與旅游營銷目的結合時，攝影便表現為社會權力手段，旅游地(“地方”)按照人的意愿在時間上和空間上被重新構建。因此，無所不在的旅游營銷圖像幫助人們搭建起一個想象的空間――旅游地。在那里，山水、樹木、雕塑、街燈等景物都被賦予特殊意義；在那里，旅游者與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之間凝視/被凝視的權力關系得以體現和強化。顯然，這是后現代地理學和社會批判理論中的空間思想(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在旅游研究中的某種滲透和引用[11，66]。
應該說，把艱深晦澀的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應用于旅游現象的研究是有相當難度的，西方學者的研究也存在不少或牽強附會或膚淺僵化的缺憾。然而，他們探索性的前沿工作卻極大地豐富了旅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拓展了人地關系、人人關系的思考方向。當然，對他們的某些社會批判思想也應該結合其國家發展狀態和社會文化背景進行具體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學者的批判目的并非簡單地否定一切(如否定旅游廣告、否定圖片營銷、否定旅游需求)，而是希望提出一種思考社會現象的方式來幫助人們理解旅游現象。
五、 對我們的啟示
近年來，隨著我國旅游業的迅猛發展，不僅成熟旅游地異常重視旅游市場營銷，某些深藏于偏僻山區的自然景觀和民族文化也因其獨特的旅游吸引力而被迅速納入到旅游消費市場中。通過攝影營銷圖片和各種大眾傳播媒介，這些區域特有的人文事象被越來越多的公眾所知。它們反映了當代社會的某種審美與消費偏好，并獲得了社會制度、政策以及相應組織、機構的引導和支持。雖然國情和文化背景決定了我們的研究對象和學術旨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國外同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借鑒他們的經驗和學術觀點進行如下思考：當下國內旅游營銷文本的特征是什么？它們如何介入到旅游地的發育過程中？這又反映了怎樣的文化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緣起與結果？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不能僅僅停留于某一具體研究議題的層面，本文的寫作初衷也絕非局限于旅游話題，西方學者在人文地理學領域內異常活躍的科研探索才真正需要引起國內同仁關注。一個有意思的事實是，在國內最近兩、三年問世的傳介西方學界關于都市文化和空間研究的若干新觀點的譯著或編著中，有不少是專業背景為文藝美學的學者完成的。例如包亞明[67-70]、周憲、許鈞等[71，72]學者，他們對亨利?列斐伏爾、戴維?哈維、愛德華?蘇賈②、米歇爾?福柯等學術大家思想的評述十分可貴，其中不乏對“地方”的文化研究和后現代地理學傾向。相反地，國內嚴格意義上的地理學家們卻顯示出某種缺席，無論是編譯、述評還是實證研究，近來相關論著所見不多[73]，這或許是一個遺憾。筆者謹借旅游地視覺表征這一小議題，提示國內同行應該對西方人文地理學及城市社會學的發展方向保持必要的學術敏感性。
注釋：
① 雖然有譯為“人本主義地理學”的，但文獻檢索發現國內學界學多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參見：(1)馬潤潮：《人文主義與后現代化主義之興起及西方新區域地理學之發展》，《地理學報》1999年第4期；(2)張祖林：《當代西方地理學中的人文主義》，《自然辯證法研究》1999年第4期。同時，該流派的創始人段義孚(Yifu Tuan)先生也同意“人文主義地理學”這種譯法。故本文采納之。
② 當代杰出的地理學家Edward W. Soja，國內也有人翻譯為“愛德華?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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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素質教育 社會實踐 紡織專業 師資構建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2)21-0055-03
隨著高校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化,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成為我國高等教育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和教育形式。總書記曾強調:“要堅持政治理論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既搞好課堂教育,又注重引導大學生深入社會、了解社會、服務社會。”社會實踐活動在培養大學生創新能力、提升大學生社會適應性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顯。
在提倡素質教育體制的大潮下,社會實踐在其形式和內容上都有較大突破,但師資隊伍的指導力度不夠,以致實踐過程中存在一些薄弱環節。紡織專業由于其特有的技能性與操作性,更需要社會實踐輔助以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如何將師資構建與社會實踐價值高效整合,向社會輸送更多棟梁之才成為目前面臨的嚴峻考驗。
一 當代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要求
現代社會需要高素質人才,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加強對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十分必要。大學生綜合素質包括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文化素質、業務素質和創新(創業)素質、身心素質等。這五種素質是大學生在當今社會的立足之本,也是他們將肩負的“將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繁榮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使命轉化為實際行動的必然要求。
1.思想政治素質
同志在全國第三次教育會議上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級各類學校都要擺在重要地位,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思想政治素質是最重要的素質。不斷增強學生和群眾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是素質教育的靈魂。”隨著我國經濟、科技的飛速發展,學生的思想意識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高校素質教育應進行正確的定位,逐步加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學習,切實做到思想道德與政治鑒別力的提高。
2.文化素質
文化素質的培養是高校進行人才培養的首要環節,文化素質指人們在文化方面所具有的較為穩定的、內在的基本品質,表明人們在這些知識及與之相適應的能力行為、情感等綜合發展的質量、水平和個性特點。一個人的文化素質不僅由其文化程度的高低決定,還與其是否具有較廣泛的興趣愛好有關,是否具有一定的理論修養、文學修養、音樂修養、藝術修養和審美修養等。一般來說,文化素質較高的人,其社會適應性較強,能夠更好地融入社會并不斷提高自己,以謀求自身發展。
3.業務素質
業務素質需要從實踐中獲得,它是從事業務的人員在完成業務活動的過程中所具備的綜合能力,是客戶對業務員的主客觀認知與認可,對于大學生而言是其對外活動能力的總體評價。業務素質能反映出大學生的交際能力、與人交流溝通的能力和處理事務的協調能力。良好的業務素質有利于大學生實現自我認可,并在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中增加社會財富。
4.創新(創業)素質
培養學生創新(創業)能力是提升綜合國力的具體措施,是世界教育改革的共同方向,是我國培養創新人才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重點之一。創新(創業)素質是指大學生將掌握的理論知識轉化為技能,把所學知識進行重新組合,并有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它包括創新品質、創新思維和能力,在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和追求創新型人才的社會,它是提高個人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5.身心素質
身心素質是身體素質與心理素質的合稱。身體素質是指大學生應具備的健康的體格,全面發展的身體耐力與適應性,合理的衛生習慣與生活規律等。心理素質是指大學生應具備穩定向上的情感力量,堅強恒久的意志力量,鮮明獨特的人格力量。
大學生的身心素質是將其他素質加以充分利用的保障。良好的身心素質有利于大學生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態,不良的身心素質可能導致大學生在情感、認知、行為方面出現與正常情況的偏差。因此,良好的身心素質是大學生提高綜合素質的載體。
二 科學認識紡織專業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必要性
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高校普遍實行以來,經過二十多年的不斷探索和發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而紡織專業知識廣泛涉及機械設計原理和項目技術指標,進行社會實踐活動就顯得尤為重要。
1.社會實踐活動是高校培養紡織專業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條件
“紙上得來總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高校培養紡織專業高技能實用型人才,只學書本知識或單靠理論教育是不夠的,還必須通過實踐性教學環節。社會實踐有助于大學生了解國情、了解社會,增強自身學好專業的緊迫感、社會責任感和為社會作貢獻的使命感。紡織專業學生只有在實踐操作中才能深入理解各項機械運轉指標,深化理論知識。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極大地提高了紡織專業大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強夯專業基礎,補查專業知識漏洞,為大學生成為高技能專業人才提供了基礎保障。
2.社會實踐活動是紡織專業學生肯定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
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是運用各種手段科學整合現有警力和社會資源，把管理、防范、控制等多種措施有機結合，對社會治安實施全方位動態防控的一項系統工程。在平安河南建設中，如何從根本上預防控制和發現打擊犯罪，解決治安突出問題，強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筆者膚淺談談幾點認識。
一、樹立三個觀念，以新的思維引導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
一要樹立效益觀念，正確處理好打防關系。在打與防的互動關系中，“打”固然十分重要，且一刻也不能放松，但從工作成本的投入和產出比例分析，加大防控力度，效益更為可觀。實踐證明，只有將嚴厲打擊與主動防范相結合，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在平安河南建設中，公安機關要切實增強效益觀念，明晰工作思路，調整工作重點，把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作為一項自覺行動，變“要我防”為“我要防”，變“被動補防”為“主動設防”。
二要樹立經營觀念，抓好長期建設。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做艱苦細致的工作。平安河南建設中，公安機關必須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優先考慮建設最急需、最適用的項目，同時充分考慮項目的可擴展性，以鍥而不舍的精神，長期經營，分步實施，緊抓不放。工作中既要克服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消極情緒，又要反對急功近利、貪大求全的短期行為。
三要樹立創新觀念，全力打造新品牌。創新是基層基礎工作進步的靈魂，是基層基礎工作發展的不竭動力。基礎工作要想有所突破，就必須突破一些陳舊的條條框框和清規戒律，不斷創新工作理念，更新方式方法，拓新基礎領域等。平安河南建設中，公安機關要切實提升基礎工作科技化、社會化、市場化水平，加快“辦公自動化、信息網絡化、裝備現代化”建設，切實提高群眾工作能力和水平，要將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規則移植到治安防范中來，按照“誰受益，誰出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建立以市場為依托、產業為載體、防范為核心的治安防范體系。
二、抓好三大聯動，實現警務資源的優化組合
一是抓內部聯動。在充分發揮各警種的職能優勢，強化打擊、巡邏、管理等項工作的基礎上，建立必要的警種工作聯系制度，科學合理地調配使用巡警、刑警、交警、派出所等方面的力量，形成治安卡口控“點”，城市和公路交巡警控“線”，派出所和治安聯防組織控“面”，“點、線、面”互相策應、均衡布局的立體防控網絡，切實把嚴打與嚴防、嚴管、嚴治緊密結合起來，提高警務運作機制的立體化、集成化水平，真正實現公安工作由傳統“各自為陣”向多警種“合成作戰”工作模式的轉變。
二是抓內外聯動。積極探索新形勢下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新路子，以公安機關的正規化、現代化和專業化的防控工作為核心，不斷拓展110社會聯動的廣度和深度，運用法制的和經濟的手段，充分挖掘各種社會資源，嚴密構筑多層面的專群防控體系。以全面實施社區警務戰略為載體，以各種形式的群眾性治安聯防組織為依托，廣泛開展各種自防協防工作，深化“戶戶平安工程”、“平安零發案”創建活動，把加強人防、鞏固物防、普及技防有機結合起來，真正實現社會治安工作由公安機關“孤軍作戰”向社會各界“綜合治理”工作格局的轉變。
三是抓區域聯動。針對當前刑事犯罪流竄性和跳躍性的特征，堅持以動制動、以快制快的工作原則，完善協作機制，形成資源共享、互助互促的警務合作新格局；拓寬對外聯絡渠道，進一步密切與周邊地區的警務協作，聯手打擊外來人口流竄犯罪和跨地區有組織犯罪活動，真正實現社會治安管理工作由“靜態封閉”型向“動態開放”型的轉變。
三、健全三個機制，完善打防控一體化社會系統工程
一是健全完善快速反應機制，提高發現和打擊現行違法犯罪的能力。近年來，通過不斷加強接警、指揮、處警等環節的規范化建設，**縣公安機關的整體快速反應能力有了明顯提高，尤其是“三臺合一”后，賦予了指揮中心更多、更大的職權，提高了110報警服務臺的實戰指揮效能。因此，要建立起以110報警服務臺為龍頭，以交巡警為骨干，以派出所、責任區刑警隊、社區警務室等為基礎，各警種既分工負責，又相互聯動的接處警運行機制。通過不斷改進和完善勤務方式，在警力調配上由“層層屯警”向“全警上路”轉變，把90％以上的巡警擺上路面，杜絕機關化傾向和坐等報警等消極做法；在巡邏范圍上由“局部巡邏”向“全方位巡邏”轉變，提高巡邏覆蓋面，減少治安死角；在巡邏時間上由“限時巡邏”向“全天候巡邏”轉變，使群眾隨時感受到巡警就在身邊，增強安全感；在巡邏方式上由“單純巡邏”向“執法巡邏”轉變，把巡邏與盤查、守候、處罰、治理有機結合，提高巡查實效。在點的控制上，逐步加強對出城出租車和其它重點嫌疑車輛的登記、盤查，及時發現和打擊現行違法犯罪活動；在 線的控制上，積極拓寬群防群治工作渠道，采取交巡警車巡、各種群防群治力量步巡和便衣預伏守候等方式，靈活布控，機動執勤，形成專群結合、錯落有致的社會面防控網絡。在面的控制上，積極實施社區警務戰略，推行責任區民警駐村入戶等有效形式，明確設定防范責任指標，把轄區社會面治安防范工作納入派出所警務責任范疇。
關鍵詞：獨立學院； 服務地方；啟示
服務社會是高校的三大職能之一。獨立學院作為我國高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服務地方經濟社會也必然成為獨立學院的一項重要的任務。獨立學院是新生事物，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學習、借鑒和研究。目前，對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理論研究很少、經驗總結的也不多。因此，對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理論和實踐進行研究，提高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能力，必將成為提升綜合競爭能力，拓展獨立學院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的必由之路，也是獨立學院肩負的神圣使命和推動自身發展的良好機遇。
一、獨立學院服務社會存在的問題
獨立學院是在原來民辦專科院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時間較短，在服務社會方面還只是剛剛起步，存在許多不利因素和突出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獨立學院自身存在的問題。
1. 社會服務意識淡薄。
在調研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大部分獨立學院的董事會或獨立學院的投資方，在投資教育之前都是企業家。俗話說，“隔行如隔山”，他們對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認識不是很深刻。特別是在發展的初期，由于投資較大，急于收回成本乃至盈利，對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關注不夠。
2. 組織協調不力。
獨立學院成立的時間短，管理機制不健全不完善在所難免。在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獨立學院沒有服務社會相應的管理機構，沒有專人負責；有些獨立學院在服務地方上有口號無行動；有些獨立學院雖有自己的專門機構，但組織散亂，單兵作戰多，集體攻關少。
3. 專業設置不科學。
獨立學院的專業設置一般都緊隨市場，本身無可厚非。但存在“一窩蜂”的現象，專業結構不合理，培養規格單一，低水平重復比較普遍，不能按照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培養人才。
4. 科研實力總體較差。
獨立學院的師資隊伍不合理：教師非老即少，中年教師甚少，老教師基本都是原高校的退休教師，知識結構相對老化，科研積極性也不高；年輕教師大多是剛剛畢業的本科生或碩士研究生，缺乏科研能力，更缺乏與社會進行溝通的能力；中年教師有一定科研能力，但數量較少，難以形成梯隊建設。這導致獨立學院的教師科研實力總體較差。
(二)社會方面的問題。
獨立學院在社會服務方面相當滯后，除了獨立學院自身的原因外，社會各方面的因素也嚴重影響獨立學院社會服務的發揮。
1. 宏觀政策方面的原因。
獨立學院要想更好地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就要求在學科專業設置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權。教育部在公立院校，特別是在重點院校給予了較大的專業設置的自主權。而獨立學院的專業設置一般要求與母體學校相一致，否則，學生畢業時的學位授予就成問題。這導致獨立學院的專業設置往往在母體學校的基礎上進行簡單的重復，妨礙獨立學院根據人才市場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靈活地辦學和進行社會服務。
2. 地方政府方面的問題。
地方政府方面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地方政府對獨立學院的認識不清，把獨立學院的發展與興起當作地方的民辦企業看待，對獨立學院辦學條件、科研水平、專業設置等問題要么無權管理，要么怠于過問。二是地方政府利用獨立學院智力支持的能力不足。地方政府對于如何利用獨立學院的人才、技術、信息和思想來提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這一重要問題考慮不多。三是地方政府缺乏充當“紅娘”的意識。地方政府往往怠于“插手”獨立學院的發展，缺乏充當獨立學院與地方企業溝通與結合的“紅娘”的意識。
3. 企業方面的問題。
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最直接的對象就是地方的企業。由于地方企業與獨立學院之間缺乏溝通和了解，地方企業對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能力大多持懷疑態度。在有需求時，往往舍近求遠，尋找重點院校、公立院校提供服務。
二、廣州大學松田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實踐
廣州大學松田學院，始建于2000年9月，屬廣州大學的二級學院。2004年4月，由廣州大學申請，經教育部批準為獨
立學院。學院校園占地540畝，建筑面積20萬多平方米；目前設有8系3部， 21個本科專業。
（一）舉辦者高度重視。
松田學院董事長馬云珍先生歷來重視學院服務增城經濟社會發展。馬云珍是增城民營企業家、民辦教育家，2004年，被中國教育家協會評為“全國優秀民辦教育家”，在辦學之初提出了“立足珠三角，服務廣東省、放眼全中國”的辦學指導思想。在松田學院被批準為獨立學院之后聘
請了在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原寧波大學校長張鈞澄擔任學院執行院長，之后聘請的歷任院長都十分重視科研與社會聯動工作的發展。
（二）學院領導大力扶持。
廣州大學松田學院的歷任院領導均具有多年的高等教育管理經驗，深諳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對獨立學院的發展具有清醒的認識。在服務地方的問題上，精心組織，大力扶持，為學院增強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能力不遺余力。
1.成立科研聯動發展處，全面負責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松田學院在2006年專門成立科研聯動發展處，作為學院的處級單位，負責學院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全面工作，下轄獨立學院研究所，專門立項研究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是發展的理論和實踐。
2.制定一系列支持教師和學生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一是資金支持，凡獲得立項各級各類課題，均給予相應的資金支持；二是教師進行科研聯動工作均折抵一定工作量；三是積極支持校級、院級科研立項；四是積極打造科研團隊。
3.大量培養和引進高層次、高學歷人才，不斷提高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學院為進修的教師提供資金支持，報銷學費，設立專項資金引進高端人才。
4.結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進行專業結構調整，培養適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專門人才。如學院結合廣東省經濟發展的實際和產業情況，成立了廣東省獨立學院中唯一的社會體育系、電子信息工程系、汽車服務工程專業；結合增城打造廣州物流基地的現實，開設物流管理專業、市場營銷專業等。
（三）加強師資建設。
在學院一系列政策的鼓勵下，教師隊伍建設漸趨合理、科研積極性高漲、科研能力不斷提高、科研工作團隊基本形成，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意識顯著增強。
（四）服務地方經濟社會取得成效。
1.培養合格人才是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根本。松田學院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凝成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辦學理念，“揚長避短，力創特色；遠近結合，立足長遠；加強內涵，質量立校”的辦學指導思想和“學院與區域經濟社會聯動發展”的發展思路。把學生的健康成長作為學院工作的中心，努力實現教育“規模、質量、結構、效益”協調發展，構建和諧松田。每年學院畢業生的一次就業率高達95%，高質量完成了人才培養的任務。
2.主動出擊，在“學院與區域經濟社會聯動發展”方面成效顯著。2007年增城市委、市政府正式批復了學院上報的《廣州大學松田學院關于服務增城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方案》。在此基礎上，學院向增城市政府推薦專家學者參政議政，與增城市法院、檢察院、教育局、體育局、郵政局等多家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學院還主動與企業聯系，建立實習基地，送服務上門。
3.成立科研院所，加強科研研究，提升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能力。學院先后成立了嶺南營銷管理研究所、獨立學院研究所、松田藝術研究所、汽車與摩托車市場營銷研究所和珠江經濟研究所，對周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問題展開研究。
4.全院共同參與，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形式多種多樣。各系部根據專業特色，設立了特色社會服務項目，增強了師生的服務意識。如法政系師生為社會提供司法援助、法律咨詢服務；管理系師生為增城市郵政局提供策劃、宣傳服務；藝術系師生為豪進摩托車進行衍生產品進行設計服務；外語系師生為“廣交會”提供志愿服務等一系列活動。
三、廣州大學松田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啟示
（一）舉辦者的辦學指導思想是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關鍵。
獨立學院一般都適用董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獨立學院的辦學指導思想往往取決于董事會，甚至是董事長個人。松田學院董事長馬云珍先生實施專家治校的思想直接推動了松田學院服務社會功能的發揮。
（二）苦練“內功”是提升獨立學院服務地方能力和水平的基點。
服務地方的能力和水平取決于教師、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松田學院在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過程中不斷完善教師隊伍，努力提高教師的科研能力，切實提高辦學水平才獲得社會認可的。
（三）主動出擊是目前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唯一出路。
獨立學院相對“年輕”，服務地方的能力有限，“等靠要”是沒有出路的，要有一股闖的勁頭。松田學院在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道路上，主動聯系政府、企業，以點帶面、由弱到強，靠的就是一股闖勁兒。
四、關于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實現形式的思考
盡管獨立學院在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道路上已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與地方院校、重點大學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顯。因此，研究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實現形式，借鑒著名大學和國外的高校服
務社會的形式就相當必要。
（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實現形式上，獨立學院還存在形式單一，內涵有限等方面的問題。而一些著名大學在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經驗、模式都值得獨立學院學習和借鑒。如有的學校加強了圖書館、物業、后勤、實驗室等一系列的服務地方經濟社會功能的開發，這些都是獨立學院可以做，應該做，也能做好的方面，在今后的發展中應大力挖掘這些方面的服務功能。
（二）廣修棧道，打通“關節”。
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主要障礙是中間環節受阻。這要求獨立學院要多渠道地聯系社會。學院可充分利用中介組織，通過中介組織把學院服務的能力介紹給社會，彌補教師與社會打交道能力不足的缺陷。如可把學生動員起來，特別是一些企業家子女，讓這些學生充當學院與企業之間的“紅娘”，必將大大縮小學院與企業的距離，節約學院開展服務的成本。
（三）廣結善緣，請佛誦經。
在服務社會方面，獨立學院的起步較晚，經驗有限。廣結善緣，就是要求獨立學院要與政府、企事業單位保持良好的關系，積極尋求支持。請佛誦經，就是要聘請政府、企業的專家學者參與到學院的建設與發展中來。這樣，一方面可以增進政府、企業對學院的了解、認同，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學院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中間開花，服務“零距離”。
中間開花，就是在企業集中區域建立服務公司，讓企業在家門口就能獲得資訊服務，實現服務“零距離”。
總之，獨立學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尚處于蹣跚學步的階段，只要增強意識、苦練內功、堅定方向，獨立學院服務社會的功能一定可以厚積薄發、大有作為。
[本文系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一五”規劃2010年度課題（課題編號：10y84）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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