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04 03: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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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賣形式從最初的走街串巷到如今的商業廣告，叫賣的傳播渠道也從純粹的吆喝到如今通過電視、廣播、新聞進行宣傳；叫賣內涵由單一走向多元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商業發展迅猛，商販的身影遍布大街小巷，商場、百貨的叫賣各式各樣，叫賣文化有了新的內涵。
本文以永川區的叫賣文化和商業發展為例，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叫賣文化的發展變化分析商業的發展趨勢，得出叫賣文化與商業發展的關聯性，進而預測商業未來的發展新趨勢。
一、叫賣文化的內涵
叫賣，指從事商業服務性行業人員為推銷商品或開展商務而使用的一種特殊的口頭語言表達形式。
叫賣本是商業行為，但隨著城市發展，走街串巷的叫賣聲越來越普遍，并且在中國歷史上存在極為長久的時間，漸漸也沾上了文化氣息，發展成一種商俗文化、民俗文化、口頭文化。
（一）叫賣文化的特點
歷史悠久，從西周時期持續發展到現代社會；實用性強，與商業發展相輔相成；內涵豐富，不同的行業、地區具有其特色；口語化表達，風趣幽默，朗朗上口；語調旋律婉轉， 聲調悠揚，節奏感強。
（二）叫賣文化的發展歷程
明清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推動叫賣文化進入繁盛期。據記載：明代北京叫賣已成規模，清末民初，北京叫賣發展至高峰。十九世紀后期，叫賣文化瀕臨滅絕，由于人們對傳統文化重視程度提高，叫賣文化得到恢復。
二、改革開放以來永川區叫賣文化的變化
改革開放后，蓬勃發展的經濟促進了文化的發展變化，永川區的叫賣文化隨著經濟發展而改變，主要體現在傳播載體與內涵的變化。
（一）叫賣文化傳播載體的變化
最初，商販在大街上用吆喝聲招徠顧客，后來，他們唱起編好的內容新奇的歌謠來吸引顧客。永川方言風趣幽默，叫賣充分發揮其方言優勢。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經濟發展，商販的攤位趨于固定，常使用錄音機播放提前錄好的叫賣聲。如今，更多商家在熒屏上播放宣傳視頻。紙質宣傳單、電視廣告等，叫賣已經從口頭文化發展成為以現代科技為載體的語音、文字文化。
叫賣文化的四種形式：一是定點叫賣，商販在街道上擺攤叫賣；二是不定點叫賣，游商攜帶貨品走街串巷進行叫賣；三是將叫賣聲編成曲調，通過人們的傳唱進行叫賣；四是通過拍攝廣告，投放到大眾傳媒上進行宣傳。
（二）叫賣文化內涵的變化
叫賣的目的是推銷商品。隨著時代變遷，叫賣文化成了一種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它宣揚了地域特色，文化內涵不斷豐富。如今，叫賣聲漸失傳，靠民間藝人進行叫賣表演或穿影視作品等，展現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叫賣文化成為了一種地域文化標志。改革開放以來，叫賣文化從單一的口頭吆喝，融入了視、聽的感受，從單純地“叫”變為具體、形象的“演”。
三、改革開放以來永川區商業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永川區的商業貿易量急劇增加，帶動了商業的發展。商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商業的形式不斷更新，商品種類的不斷豐富，促進了永川區經濟的發展。
近6年來，永川區經濟一直呈高速發展的趨勢，也一直保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商品銷售總額、對外輻射交易額、人均消費等四個“渝西第一”。
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種類不斷豐富，品種向高科技化、信息化、集約化發展。由改革開放初期單一的日常生活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增加了高科技電子類高檔耐用品。從改革開放前的國內自產到如今的國外進口，極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四、改革開放以來永川區叫賣文化對商業發展的影響
傳統叫賣文化是在近40年發生變化的，也就是改革開放后的這幾年，商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叫賣文化的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后，人們的消費開始從生活必需品走向高檔耐用品，體現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態和經濟水平的變化，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永川區經濟發展良好，居民對商品消費支出的增加、各類商品價格的上升都反映了居民對不同商品需求的變化，居民在衣著食品和個人娛樂保健等服務業的消費增加較多，在交通、維修服務的消費降低。
如今商業迅速發展，商業競爭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叫賣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以前的口頭吆喝比的是嗓音和叫賣詞，如今的叫賣靠的是迅速發展的傳媒。
叫賣文化變化的背后是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從以前的小規模個體經營戶到如今的多種私有經濟的存在，許多股份有限公司這種較大的經濟體開始存在，走街竄巷的叫賣形式已經不再適應現在的時代環境。商業經濟的發展對叫賣文化的影響是必然的、巨大的。
由此，叫賣文化與商業發展兩者緊密關聯：叫賣文化的變化反映商業經濟的發展，商業經濟的發展影響叫賣文化的變化。
五、叫賣文化與商業發展的未來走向預測
商業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人們在商品上的消費支出逐年上升，商業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因此想要在競爭中生存下來就必須在質量和價格方面占優勢，而隨著商店租金的日漸提高，大多數小型商業戶開始選擇在網絡上銷售物品。近幾年來的淘寶、天貓等一系列的網上交易平臺的出現使商業開始向網絡發展。
在網絡上開店的成本低、銷售范圍廣、交易方便，更多人加入到網絡經商行業，由于資金有限，他們更多選擇低成本的網絡宣傳來提高商品知名度，比如利用微信、微博、騰訊QQ等更多社交軟件、商擴大宣傳。
因此，我們推測：商業叫賣在今后的發展將會從電視廣告、網頁廣告和傳單轉向網絡社交平臺，微商將會成為商業用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叫賣將會以網絡的形式走進我們的生活，將會在無形中影響我們。
本文從改革開放以來叫賣文化的變化和商業經濟的發展這兩個方面出發，從叫賣文化的變化中看商業的發展，為改革開放以來商業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視野。從而得出叫賣文化與商業發展的關聯性：叫賣文化的變化反映商業發展，商業發展影響叫賣文化的變化。結合現在商業的發展趨勢，進而對叫賣文化未來的變化方向做出預測。但由于我們組成員調查區域局限性和對材料掌握的有限性，科研能力有限，對這一項目論述和研究還較為膚淺，在以后的學習工作中，我們組成員會繼續關注這一課題，以期望能對這一課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國家經濟的發展，商業經濟將會繼續發展，而叫賣文化則會隨著商業的發展繼續豐富其內涵和形式，叫賣文化在我國商業文化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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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叫賣聲中說變化》，作者：周禮，中國江西新聞網，2009
改革開放后的祖國
中國，是全中國人的驕傲，然而改革開放后我們的祖國變得煥然一新，將一個全新的面貌展示在我們的面前，讓祖國變得更加輝煌。一次我去了上海，發現因為改革開放上海變了，祖國更變了。
一個星期六的早上，我和媽媽匆匆吃完早飯，我們母女倆便踏上了征途。一路上，我不時朝車窗外探望，只見以前還是一片荒野的地方，現在都由高樓大廈代替，金茂大廈巨人般矗立在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世界第三的東方明珠更像一根頂天立地的柱子，聳立在海天之間;寬闊筆直的中央大道宛如一根巨大的彩帶，將陸家嘴和中央公園連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景觀。不遠處我還看到了南浦，楊浦兩座大橋，宛如兩條巨龍在天河上游玩。車到了北蔡，以前的茅房不見了，一幢幢漂亮的高樓拔地而起，寬闊的馬路車水馬龍，熱鬧非凡。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中央公園，我們買好票，剛走進公園，立刻有一股清香直撲我鼻，接著，一大片綠色呈現在我眼前，那起伏的草坪上，許多游人正在放風箏，我越看心里越癢，便央求媽媽也給我買個風箏，媽媽爽快得為我挑了個蝴蝶形風箏，結果我們的風箏飛得好高好高，我看著那自由自在高飛的風箏，真想坐在那風箏上把中央公園，浦東以及整個上海看遍，那才叫過癮呢！玩好風箏，我們又往前走，只見湖邊游人如織，有的在釣魚，有的在戲水，有的在草坪上野餐，談笑風生，多像一幅美麗的寫生畫呀！突然我們被一個巨大的噴水池擋住了去路，那些手臂一樣粗的管子噴出的水柱一定有四米高，我暗自猜想著。不知走了多少路，終于到了盡頭。聽說，現在開放的只是公園的三分之一而已。
華燈初上的時候，我們才依依不舍得離開中央公園。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上海的變化太大了，祖國的變化太大了，因為改革開放祖國變得更加美麗更加輝煌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相信祖國將來會變得越來越美麗，越來越神奇。
關鍵詞：臺江苗族；信仰禮儀；變遷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2-0292-02
民間信仰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式，它與意識形態在基本價值取向上具有內在同一性，它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同時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變化。臺江苗族民間信仰種類龐雜，內容繁多，根深蒂固于苗族民眾生產生活實踐中。隨著改革開放以來臺江苗族社會的發展變化，臺江苗族信仰禮儀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祖先崇拜淡化
自古以來臺江苗族就有崇拜祖先的習俗。改革開放后，隨著臺江苗族社會的發展變化，苗族祭祖儀式發生了重大變化。
第一，祭祖觀念淡化。鼓社祭是臺江苗族最隆重而且規模最大的祭祖活動，鼓社祭之年，苗族民眾以鼓社為單位舉行群體性的祭祖儀式。根據1955年臺江縣人民政府初步統計：解放初期，在臺江的覃膏、孝弟、德條三鄉鎮的1 552戶家庭中，人們在舉行鼓社祭時就殺去393頭鼓藏牛，以當時每頭牛平均100元（按舊幣折合）計算，共計39 300元。而每頭鼓藏牛又要喂三年，每天每人割草花費的勞動力以0.40元計算，三年合計169.676元。此外，殺鼓藏牛時，每家親友前來送禮祝賀，估計每頭鼓藏牛平均禮物15元，393頭年約計5.895元。在殺鼓藏牛的第二年又要殺鼓藏豬，幾乎每戶殺一頭，也有一戶殺兩頭的。據估計殺去的鼓藏豬大約400頭以上，以每頭平均15元計算，累計6 000元，以上共計達22萬余元。在臺江縣交汪寨，總戶數196戶，1955年用48頭牛在吃黑鼓時打架，附近村寨有五千余人到場參觀，雖經主事者在斗牛完畢后宣布接受黨的教育，厲行節約，不再宰殺牯牛，不按舊例招待親友，以免浪費。但是還有800多人在交汪苗族村寨吃住一晚，僅酒飯就耗去8 000多斤谷子。如果按照原有舊俗，那么在交汪寨吃喝通宵，至少會有三四千人。 1955年臺江九龍鄉有四個貧農一共湊了一百九十八元買了一只牛，預備參加斗牛后殺來“吃鼓藏”。改革開放后，現代文明對臺江苗族社會的影響不斷加深，各種社會主義新文化、新風尚逐漸滲透到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之中，苗族人民科學文化素質不斷提高。在當今臺江苗族社會，苗族同胞舉行鼓社祭時，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以鼓社為單位舉行集體性的祭祖儀式，而是以親族為單位舉行家族式的祭祖活動，而且沒有出現大批宰殺耕牛的現象。在經濟發展較好的城郊地區和施洞口清水江一帶，部分苗族家族已經沒有鼓社祭習俗了，他們都仿照漢族習俗在過客家年和清明節時自由舉行祭祖儀式，鼓社祭習俗漸漸淡化。
第二，祭祖儀式公開化。改革開放后，臺江苗族在舉行鼓社祭時，祭祖程序和儀式已經簡化，各種祭祖禁令被解除。例如，按黑鼓祭舊俗，舊時祭祖須有一套接鼓、翻鼓、制鼓等特定的程序、儀式和專門的鼓藏語言，其中的某些環節僅限本家族人員參加，外人不能參與或觀看。如今，時逢鼓社祭之年，人們舉行祭祖儀式時，為了迎合游客需要，祭祖活動中常常出現游客與家族成員共同參加的盛大場面。過去只有在鼓社祭之年才能敲的銅鼓或木鼓，只有在舉行鼓社祭時才能跳的木鼓舞，現在在臺江反排等地，適逢農閑時節或歲首節日，只要有游客來訪，人們可以隨時為旅客表演，讓旅客隨意欣賞。其中，2002年農歷10月，臺江反排舉行鼓社祭活動，在的各種文告中，一改以往由鼓社有關規定的慣例，而是由村委會和鼓社共同。進入21世紀以來，在臺江苗族鼓社祭中，我們隨處可以看到外來游客與當地苗族民眾共跳蘆笙舞，共同合影留念的現象。
第三，祭祖禮儀由文化功能向經濟功能轉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臺江苗族地區旅游業的發展，“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日益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鼓社祭的文化功能減弱，其商業性內容日益增強。在臺江苗族地區，如今舉行鼓社祭已經不是一項單純意義上的民間娛樂活動。相反，人們舉行鼓社祭的真正目的在于，利用當地獨特的自然景觀和濃郁的民族文化風情吸引外來游客，以文化消費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鼓社祭期間，臺江苗族民眾盡量以奇異艷麗的方式展示本民族的祭祖文化，讓文化消費者在參觀這一異域文化過程中獲得一種心靈的享受和滿足。面對這一奇風異俗，游客追求的是一種獵奇式的異域風光，他們并不在乎苗族祭祖禮儀的原生態性質和真實寓意。游客以“誤讀”的方式在心中獲得一種對“他者”文化的理解，當地苗族人民關注的則是文化消費給他們帶來的經濟利益。在游客與苗族同胞之間便形成的這種“默契”中，彼此間的需要和愿望都得到了實現。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臺江苗族鼓社祭已經成為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有力杠桿。
二、神靈信仰減弱
改革開放后，隨著臺江苗族社會經濟的發展、教育的進步、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以及當地苗族人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苗族民眾對生、老、病、死等現象逐漸由盲目訴諸鬼神保佑轉向求助于科學的解決方式，臺江苗族地區的神靈信仰習俗出現衰落之勢。
第一，神靈觀念削弱。臺江苗族人民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鬼神信仰種類繁多，祭祀鬼神一般須請巫師主持。許多祭祀典議都有固定的程序和內容，世代相沿成俗。特別是苗巫的咒辭，不僅有請神、送鬼的咒辭，有大量專述苗族歷史、祭祀語詞，同時還有各種古理、古規、古詞等，民族特點十分濃厚。苗巫是苗族文化的保存者、傳播者和代言人，熟悉本民族的源流和歷史，懂得本民族的各種禮儀和傳統道德規范，在群眾中很受尊重。凡婚嫁、喪葬、建屋、架橋，甚至出門辦事等，都要請巫師看吉兇、選吉日。改革開放后，隨著現代文明在臺江苗族社會的傳播，促使當地苗族人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思想意識以及價值觀念發生嬗變。在當代臺江苗族社會，人們不再以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追根溯源來獲得自我認同和民族認同，他們逐漸失去對神靈的敬畏和依賴，其內心深處的靈魂觀念和原始巫術意識逐漸淡化，民族傳統觀念淡薄。廣大苗族同胞對世俗生活自我感受的關注，必然削弱其民族傳統文化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從而加速了苗族傳統文化的“異化”進程。如今，盡管在臺江縣境內一些較為落后的苗族村寨還廣泛存在著招龍求雨、掃寨、招魂等舊俗，但其神秘性已不如過去。人們在舉行上述祭祀活動時，祭祀人員和宰殺牲畜數量都相應減少。過去使用殺牛送鬼，如今改用牛角和牛尾巴代替；以往規定殺豬送鬼，現在改用豬頭或公雞代替；舊時往往是全族人或本家族成年男子參加，而現在只需祭師主持，主家或三五位旁人陪同即可。21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苗族民眾認知水平的提高，臺江苗族地區的招龍求雨、洗寨、祭嘎哈等習俗逐漸消失。
第二，巫術活動走向衰落。在臺江苗族傳統社會，醫藥落后，苗巫掌握著民間巫術，依靠民間偏方和草藥為廣大苗族民眾治病。巫師借助巫術活動溝通人和鬼神，以祈福消災，驅邪除病，人們對之深信有加。改革開放后，苗巫的作用已經大大減弱，他們在社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與過去相比明顯下降。21世紀以來，雖然在臺江廣大苗族地區仍然存在宴請巫師驅鬼治病的舊俗，但占卜儀式和層序不再像以前那樣嚴格煩瑣，占卜所用祭品趨向簡單化，巫師報酬趨向經濟化。過去巫師給病人治病，一般都要根據患者病情宰殺豬、牛或羊等畜生驅鬼。現在巫師給病人治病時，通常只需宰殺雞鴨等畜生，這些祭品主要用于主家與巫師一起食用，事后巫師往往會拿取一定的現金報酬。就目前情況而言，巫師做一次占卜活動的報酬少則一二十元，多則三五十元不等。這種變化不僅與改革開放以來苗族地區巫師數量稀少有關，而且也與當地苗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緊密相連。本世紀以來，隨著臺江苗族地區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人們的部分疑難病癥可以通過醫療機構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療，因而當地苗族民眾訴諸巫師占卜治病的現象逐漸減少。如遇疾病，人們越來越趨向于到醫療部門救治。即使部分苗族民眾依然信奉巫師占卜，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尋求心靈慰籍而已。近年來，一個值得關注的事實是，民族地區文化教育衛生事業迅速發展，人們的迷信觀念逐漸淡薄，其求巫現象大為減少，臺江苗族村寨巫師后繼無人的現象十分嚴重，有的巫師現在已七八十歲高齡，他們一旦去世，以祭神驅鬼為特征的占卜活動必將隨之消失。
三、信仰禁忌的消除
解放前，臺江縣苗族地區交通閉塞，文化落后。一旦遭遇災禍或瘟疫，只知求助神靈，祈禱平安。村寨內外，鬼師施法痕跡比比皆是。改革開放后，臺江苗族地區文化教育事業迅速發展起來。1981年，全縣組織學習“全省農民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開設教學點26個，29個班，學員806名。1986年，有掃盲夜校162所，198個班，4 843名學員，脫盲者有936人。1989―1990年，脫盲率達80%以上。為貫徹國務院的《掃除文盲工作條例》，1992年先后舉辦了1788個掃盲班，脫盲17 092人。臺江縣教育事業的發展使許多苗族青年有機會接受現代教育，從而提高了他們的科學文化素質，增強了他們認識自然、改造社會的能力。與此同時，臺江縣教育事業的發展促使當地廣播、電視、書籍、報刊、影視、電子網絡等新興知識傳輸工具迅速發展起來，這些現代傳媒工具的興起為廣大苗族民眾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條件。大量現代文明傳入臺江苗族地區，各種新信息、新觀念和新思想不斷滲透到苗族民眾日常生活中。臺江苗族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加速了現代文明在臺江地區的傳播，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苗族人民的傳統價值觀念。隨著臺江苗族民眾文化素質的提高，他們的神靈崇拜意識逐漸淡化，迷信觀念日益淡薄，神靈崇拜現象大為減少，各種信仰禁忌也隨之消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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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店民族小學四②班：黃璐瑤
指導教師：李道坤
每年的十月一日是一年一度的國慶節、是我們的偉大祖國媽媽的生日。伴隨著風風雨雨，我們的祖國媽媽已經快61周歲了。
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交通運輸日益先進，條件的改善使街道變得寬敞平整，人們出行井然有序。60年代，開門就是山、抬頭就是坡、邁步就是坎。“真是蜀道難、難于上青天”，60年代后的今天，水、陸、空構建的立體交通樞紐網絡，讓我們“條條大路通羅馬”。
聽爺爺說，建國時期，人民生活貧困，食不果腹或粗茶淡飯，聽姨媽說，改革開放前，人民的生活水平稍有改善，但食物匱乏單調，人民營養不足，有些農村沒有解決基本上的溫飽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但可以吃飽，還可以吃好，營養好均衡了。
建國初期，人民的居住條件極差，不僅面積小，而且設施簡陋，農村還多為土坯房、窯洞。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人畜混居一室，衛生條件極差。改革開放后，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經不能滿足人民居住的需求，于是新的住宅小區拔地而起，樓房鱗次櫛比，猶如一座新城。液晶電視、電腦、汽車、高檔家具已經入住普通人家。------
關鍵詞廣州住區規劃發展
中圖分類號：F71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新體制下，廣州地區城市經濟、建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并且成為我國較早進行房地產制度改革的城市。伴隨著商品住宅逐漸的推廣，廣州房地產產業迅速崛起，并在政策扶持和整治約束下，進入了良性發展階段，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為廣州市住宅建設及住區規劃發展帶來了契機和動力，使得廣州住區規劃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發生了前所未有發展變化，這一時期所產生的住區規劃建設具有很強的時代特征，在其發展演變到今天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定的規律并積累了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
1住區規劃思想演變
改革開放后的廣州住區規劃思想的發展是一個不斷借鑒嘗試到實踐創新的過程。引進外資開發建設房地產促進了廣州住區規劃打破以往行列式一統天下的局面，出現了周邊式、散點式等多種布局方法，同時把環境設計的思想融入了其中，利用圍合出的院落空間設計綠化小品。
進入了九十年代，隨著住宅商品化進程的加快，住區規劃得到了重視。開始把“以人為本”的原則納入到了設計中來。住區規劃為滿足人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開始出現各種不同形態風格及不同檔次的住區，如異國風格住區、別墅住區等。此外，隨著住宅市場化及住宅技術的進步，高層高容積率模式住宅區也在此時出現并得到廣泛推廣。
新世紀后，在九十年代住區實踐反饋的基礎之上，異國風格在住區規劃中的應用經歷了從盲目發展到回歸理性，在傳統文化的引導下積極探索適合地方特色的設計方法。此外，面臨日益破壞的生態環境及逐漸缺失的自然資源，有效利用有限的資源、保護自然原生態的智能集約型住區及綠色生態住區都相繼出現并得到了重視。
2規劃布局形態變化
2.1住區規劃結構——由分級結構到自由模式住區
廣州住區規劃結構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受蘇聯居住小區思想影響，嚴格按照分級結構設計。即以組團為最小單位劃分為：居住區—居住小區—組團三級結構、居住區/居住小區—組團兩級結構及整體組團式或城市街坊式的單級結構。到了九十年代這種分級結構開始向多元化發展。由于景觀設計在此時得到了重視，在規劃結構設計上往往以突出中心景觀效果為出發點，同時強調構圖的完整性及獨特性，因而這種帶有獨立而鮮明風格特征的自由模式規劃的方法逐漸得到了青睞。到了2000年后，自由模式已經完全取代了分級結構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結構設計方式。根據不同規模的住區，考慮到小區管理及可識別性問題，采用了兩種模式：在大型住區規劃中以組團為基本單元自由組織規劃形態；中小型住區徹底取消分級或分組團的概念，構圖更加靈活、自由。
2.2住區布局形式——由單一到多樣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經濟技術條件的限制，廣州住區布局形態上均為片塊式，其形象單一、可識別性差。從八十年代開始，由于“引進外資”的方式為住宅設計及住區規劃帶來了新的思想，在以片塊式為主的基礎之上出現了圍合式及軸線式結合圍合式的綜合式。之后在景觀建設的思想影響下，發展出了照顧每一戶景觀朝向的向心式設計手法，此外多種手法的綜合應用也有了一定的發展。新世紀之后無論是外界技術支持還是內在消費價值取向都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傳統功能形象均不占優勢的片塊式及抽象的隱喻布局已經很少采用。而其他圍合式、軸線式、向心式及綜合式都有大量的應用，與住區結構、風格結合，作為整體考慮，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
2.3交通組織——由人車混行到人車分流
八十年代受社會經濟及居民收入水平的限制，私人交通以自行車為主，因此小區的道路交通規劃沒有把機動車列入主要考慮范疇。但在在動態交通上以開始出現一種“雙層結構體系”以連廊連接相鄰住宅實現初級人車分流的形式。其后隨著居民私家車的擁有量的增加，人車分流的動態交通組織被廣泛的采用。2000年后，住區形式更加豐富，動態交通根據不同住區用地規模及住區建筑類型，在人車分流為主導的基礎之上，實現別墅住區完全人車混行，道路斷面上體現人車分行；大型綜合住區局部人車分流；中小型住區完全人車分流三種形式。
2.4公共服務設施布置——由集中到分散
八十年代在“六統一”的政策引導下，住宅和公共服務設施的整體設計思想被融入了住區規劃之中。原來統一布置在整個住區中心的手法轉化為相應的分級中心布置。此外，一些沿周邊布置的商業設施及教育設施的模式也逐漸興旺發展起來。
九十年代開始，公共設施配套由原來的計劃式配建轉向以經營為主。公共建筑及設施成為這一時期人們購置住宅時的重點考慮對象，因而開發商在在配置公建的種類上隨著人們需求轉變有所改進，興起了住區游泳池、會所等設施的建設。其次在布局設計上，由原來的依照住區的等級結構分級設置設施的方式轉變為把公共服務設施作為景觀的一部分納入到住區整體環境設計中去。
2000年后，住區建設呈兩級模式發展，市區集約化、郊區大盤化。公共服務設施的設置也呈現不同的形式：在用地緊張的中心城區向垂直布局發展，多利用裙房兼設服務設施；郊區住區則以配備完善、高檔次的公共服務設施吸引消費者，并顛覆了原先的集中布局的方式，采用結合自然環境分散布置，出現了泛會所等新型公共建筑。
2.5綠化景觀布局——由人工到自然
從住宅市場化時起，室外景觀規劃開始有所重視。在八十年代時最常見利用三種元素即綠地、鋪地廣場、小品，采用兩種布局方式，一種是采用規整的幾何構圖的形式以廣場為中心結合綠化、小品；另一種是采用綠地園林為中心，運用嶺南園林造園手法的疊山理水、植物造景等方法，較自由的布置整個中心綠地。九十年代開始景觀設計成為了住區規劃的重點，強調綠化景觀的中心地位，在布局上更加集中。此時的設計追求華麗、氣派，出現了大批的人工景觀，如人工湖、屋頂花園等等。新世紀開始，環境問題成為全球共同面臨的難題，環保、生態、可持續發展等原則貫穿各個領域。在這種生態思想的影響下，住區綠化景觀規劃注重細節的刻畫，更接近生活接近自然。原本大力建設人工環境的思想有所抑制，開始注重保護和利用原有植物及自然地貌等，人工景觀設計結合自然地貌進行處理。
3結語
從各個時期廣州市住區的規劃思想、主要構成元素、布局形態等方面的發展特點來看，其發展變化是一個聯動的過程。住區規劃構成的各個要素之間又是相互聯系與相互制約的關系。但是通過對廣州改革開放以來住區規劃發展的總結，可以看出，其總的發展趨勢受三方面影響：一方面，不同的時代背景及住宅政策情況，制約著住宅投資主體的性質及開發建設的形勢，同時對住區規劃建設思想起到了引導作用；另一方面，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住宅建設技術的快速更新，賦予住宅規劃設計更多的支持；此外，改革開放后，住宅作為商品進入市場流通。在競爭的機制下，消費者的需求被列入設計考慮的重點，大眾的消費心理和消費追求的轉變使得住區規劃設計不斷創新。
總的來說，住宅規劃設計是一個在社會制度、經濟、公眾三方面的影響下，內部各設計要素相互協調不斷發展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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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田水利設施 建設問題 分析
一、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面臨的困難
從目前形勢來看，進行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的需求是非常迫切，但其建設過程面臨的種種困難嚴重地阻礙了這種需求的實現。楊毅在《我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一文中，提出目前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與維護的首要困難為缺資金，其次為組織管理問題。調查中，有很多村的村民表示，現在的水利設施狀況非常差，堵塞嚴重，需要進行新的維修，主要困難就是資金和農民的組織問題，資金不足，上級政府無法撥款，村里籌款有限，人力資源缺乏，很多人外出打工，不愿意管村里事務。由此可見，分田到戶分散經營雖說提高了個體農民的積極性，但卻大大地降低了集體的籌資、組織與行動能力，在政府投資、重視不足的情況下，導致農村農田水利設施等公共物品的提供失去了投資、組織和管理的主體和能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氣候的變化及科技的發展，有的村莊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還面臨缺乏水資源和缺乏建設技術的問題。尤其是在西部干旱地區，隨著降雨的減少以及地下水位的降低，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的技術（節水技術、打井技術、筑壩修橋技術等）復雜性和資金投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這種情況大大增加了村莊憑借自身力量解決本村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與維護的難度，在沒有外部幫助與支持的情況下，他們只好聽天由命。例如在調查中發現，有的襯莊現在基本上沒有什么農田水利設施，村子里的池塘水井也基本沒有水，村里的土地都是靠天吃飯，風調雨順就是豐收年，沒有雨就面臨干旱，因此他們甚至覺得沒有修建農田水利設施的必要。這種情況說明，當前農村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一方面急需解決各個村莊內部的資金投入、組織管理問題，另一方面還要從全鄉、縣、國等更加廣泛的地域范圍以及從氣候、科技、資源配置、地區發展等更加宏觀的層面與領域進行統籌安排與建設管理。
二、人員、資金等主要投入及組織方式的變遷
這部分內容，將回顧現有農村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的人員、資金投入方式和組織管理方式，尋求組織建設上的啟示。
1.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及維護的組織方式
據調查，目前94.5%的農田水利設施由村集體或政府組織修建，僅有5.5%的是由村民自發組織。這種情況說明，農田水利設施作為一種農村公共物品，其最有效的組織方式為村集體或政府組織修建。今后的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過程中應該繼續強調和重視這種組織方式，政府與村集體應該在農村農田水利中發揮更多的作用。改革開放后農村水利設施建設的減少與村集體、政府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減小密切相關。
2.人員投入方式
從人員投入來看，主要以農民投工為主。這種方式具有節省資金、農民充分參與等優點，充分地顯示了農民是農村建設的主要力量和主人地位。然而，比較不同年代農田水利建設的人員投入方式可以發現，雇工修建正在逐漸取代農民投工投勞的方式。這種方式雖然簡單省事，容易組織，便于實施，但在實施過程中一方面會大大增加設施建設的資金成本，另一方面還會大大減少農民對于與自己利害他關事件的參與，使其失去主人翁的地位和對當地水利設施的擁有感，在內心深處認為這是政府的事情，為農田水利設施的后期管理和維護留下很多的隱患。
3.資金籌集方式
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籌資方式中，“村集體出資”與“農民、村集體和政府共同出資”是其現有主要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的主要籌資方式，但不同年代有較大的差別。改革開放前，村集體是農村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的主要出資主體，其農田水利建設資金主要由村集體承擔，而此后其出資日益減少，至2000年以后基本上喪失了投資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的能力。相反，村民自籌資金修建農村農田水利設施的比重越來越多。加上改革開放后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總量的減少，由此可進一步看出政府在改革開放后在農村農田水利建設方面投資的減少和重視力度的下降。缺少政府和村集體的投資，而農民自籌資金能力又有限，導致農村農田水利設施很難跟得上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祖國母親，您經歷了多少挫折，多少磨難。才換來今天的繁榮，今天的昌盛。終于2009年，我們偉大的祖國迎來了她的60歲生日。
1949年，了！飽經戰爭滄桑與落后苦難的中國人民終于重新站起來了！中國像一只巨龍一樣，以一個大國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東方！
那時的中國，民不聊生，經濟嚴重落后，國家事業百廢待興，政府和人民面對一個滿目瘡痍的中國面孔，并沒有畏縮，勇往直前，僅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恢復了國民經濟，涌現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經過三年的經濟恢復，國民經濟得到根本好轉，工業生產已經超過歷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國那時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許多工業產品的人均擁有量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為了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國政府開始編制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53年開始執行，它成為我國工業化的起點。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我國的工業化水平是極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車，人們叫它“洋馬”，點火用的火柴，人們叫它“洋火”，釘東西用的釘子，人們叫它“洋釘”。因為那時的中國人沒有見過這些新奇的東西，也不會造，都是從西洋傳過來的。那個艱苦的年代，我沒有經歷過，但從我看過的資料片中完全能夠體會，體會到當時的中國人民依舊生活在極端貧窮之中。
聽媽媽說，計劃經濟時期憑證供應的年代，一年最多能添置上兩件新衣服，還是一般的平布。“過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們那個時期的同齡人都有過的愿望。如果能在沒有過年就穿上新衣裳，讓鄰居羨慕時的那種滿足和得意，讓現在的年輕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說現在的小孩子們，每個最少都有多套樣式和質地都很好而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媽媽說的這話說明了祖國60年代時的經濟水平，這話真讓我感觸尤深。但改革開放后，那可不一樣了。
1978年12月，黨的勝利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這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1．重工業優先發展下的必然。要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保證重工業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國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力量集中到重工業部門上。最可行的方式便是利用農產品統購統銷，以低進低出的方式把農民的剩余轉移到城市，讓城市優先發展重工業。而農產品統購統銷的政策，農民的利益受到了極大的威脅，農民開始鬧糧，造成“人人談糧食，戶戶要統銷”的社會恐慌，許多青壯年勞力紛紛涌向城市另尋出路，城市人口激增:城鎮人口從1954年的2200萬增長到1955年的2500萬再到1956年的3000萬人，這個速度是驚人的。而城市因為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不需要很多的勞動力，再加上農村人口分享了很多對城市居民的補貼或因無法就業的農村游蕩人口在城市造成的不良影響(如偷竊，斗毆等)給城市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在這樣的情況下，1958年1月，中國政府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至此，中國的兩元戶籍制度從形式到內容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而事實上，在1954年，中國頒布實施第一部憲法中，還規定公民有“遷徙和居住的自由”。所以即使中國有戶籍制度的傳統，但卻是不限制人民的遷徙和居住自由權的。1958年的政策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優先發展重工業而衍生出來的一項措施。至1975年，憲法正式取消了有關遷徙自由的規定，此后一直沒有恢復。這在法理上民眾失去了有力的堡壘，更推進了二元戶籍制的發展。回顧歷史，可以看到當時的戶籍政策制定是這樣的:公民遷出本戶口。管轄區，必須在遷出前申報遷出登記，領取遷移證，注銷戶口。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機關的準予遷入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隨后，更是規定農村以合作社為單位發給戶口簿，合作社以外的戶口不發給戶口簿。這樣嚴格的戶籍制度，特別是對農民的嚴格戶籍限制讓人匪夷所思。但是這正是因為國家堅定不移發展重工業才產生的結果，為了有效保證農村的農業生產，積累足夠的剩余以維持重工業的發展，所以才因時因勢而制定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有效保證了農民數量不減少，使得農業生產不至于農村人口數量的大幅下降而減產;再者，因為二元戶籍制度嚴格控制了農民的遷徙，城市的人口得到了控制，這對國家給予城市補貼和調動城市勞動力優先發展重工業是非常有利的。可以說，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展重工業才會衍生出這樣的二元戶籍制度。改革開放之前，在優先發展重工業后，可以說我國確實取得了很多成就，短期內迅速地動員和集中起了有限的社會能量，進而在基礎設施上的建設異軍突起，發展迅速。在一些領域取得了令世界矚目，尤其是令西方國家恐慌的成就。例如，60年代，在國家綜合實力還相當落后的情況下，先后試爆了了核彈氫彈;70年代衛星上了天;鐵礦工業，汽車工業也得到了很快的發展。所以，在初期，由于重工業的發展加大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因而增加了城市人口。據公開的數據，1953年至1960年，城市化率增長近6個百分點，由14．85%提高至20．74%。2．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現狀。1978年后，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政策。理論上，在隨后的1988年，“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成為中國主流宏觀經濟發展理論。據此，政府發展策略有了重大變化，即，我國不再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發展戰略，轉而主張逐步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的加工業務來進一步開放中國的沿海地帶，發展中國經濟。這樣的政策，從理論上來說，實行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城市勞動力缺乏必然在城市中形成一股拉力，讓農村的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與之相應的是，二元戶籍制度便成了繞不過的桎梏。那么，改革開放后的戶籍制度是如何的呢?1985年7月的《關于城鎮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是如此規定的:“農轉非”內部指標定在每年萬分之二。居民身份證制度也在同樣的背景下于1985年9月宣布實施。1997年6月，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和關于完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的意見》，明確規定:從農村到小城鎮務工或者興辦第
二、三產業的人員，小城鎮的機關、團體、企業和事
業單位聘用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在小城鎮購買了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親屬，可以辦理城鎮常住戶口。1998年7月，從原來的隨母落戶發展成隨父落戶、住宅落戶等措施。2001年3月30日撤銷計劃指標管理。近年來，許多地方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戶籍制度改革，尤其是2008年以來，各地改革加速推進。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10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時明確提出:要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可以說，1978年以后，中國的戶籍制度是半開放期。中央和各地方對其都進行了改革的探索和嘗試，嚴格地說，改革的比重由中央政府主導傾向地方政府主導，各地方政府都根據本地的特點和具體情況，在不突破中央總的政策框架下探索與本地相適應的出路，出現了方式多樣，模式紛呈的態勢。但各地改革的重點都是把握于“戶口準入”的條件，以多種具體的方式接納外來人口入戶。其入戶形式歸納起來有:親屬投靠準入、投資準入、購房準入、引進人才準入、居住證過渡準入、積分管理準入、優秀務工準入等等。長期以來，由于戶籍限制以及和戶籍制度捆綁在一起的養老、教育、醫療、住房等制度與福利，絕大部分農民工無法在城市安居樂業。雖然頒布了多項改革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取消的遷徙自由規定一直沒有得到恢復，也就是說，在憲法層面上，農民的自由遷徙是不受保護的;允許落戶城市的戶口不是完全放寬的，而是有指標有上限的，并且更多偏向于管理、技術人才或是有一定經濟基礎、技術優勢的農民。二元城鄉戶籍制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很好的解決。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對改革開放后城市化進程的掣肘(一)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個性表現一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與它們的工業化程度密切相連。數據顯示，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為50．9%，而工業化率不過26．1%，兩率的比值是1．95(即城市化率/工業化率=50．9%/26．1%);而中國的比值是1．09(51．3%/46．8%)。中國的工業化率與全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高出了近一倍，拿全球的情況作為參照，不難發現，中國“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的現象。很多人認為，這個數據并不能說明什么，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比值掌控(當然，很多時候是無法人為控制的)在什么樣的平衡點，應該“因地制宜”。未達到世界的平均值也不能說明我國的“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以日本為例，作為一個經濟發達國家，它的城市化水平也僅有60%，與我國現今50%的城市化率相差不多。但是，換一個視角，我們應該從發展速度上來說明中國城市化滯后問題。韓國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城市化快速發展始于1960年，當時城市化率僅為28%，1990基本完成城市化，用時僅30～40年。1960－1980，韓國城市化率達到57%，20年時間提高一倍。從1980－1990，韓國城市化率達到74%。反觀中國，1950年城市化率僅7．3%。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始于改革開放之后，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8%左右發展到現在的50%左右。筆者作為林毅夫先生的學生，有幸親身聆聽他的當面指教。林先生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發展模式與韓國之前的發展模式比較相似，都是遵循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韓國從1960年到1990年的三十年時間里，城市化率從28%上升到74%，增加了46%之多，而中國從1979年到2011年的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城市化水平只上升了32%左右，較之韓國的46%相差了14%之多。城市人口諸指標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城市化水平，通過中國與韓國、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進程的比較，可以從“農民要市民化，戶籍要一體化”的邏輯關系反映出，中國的戶籍制度嚴重阻礙了城市化進程。蘇聯在解體之前，也與我國有著相似的戶口制度。它在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時，為強迫農民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實行了居民證制度，只給城鎮居民發放居民證，農民則沒有居民證。沒有居民證和其他有關證明文件，蘇聯公民是不能異地流動的。蘇聯解體后，雖然由于國家制度改變等原因出現了部分城市人口向農村回流的現象，但20年間，其城市化水平高達73%。(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歷史價值和現實弊端要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推行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形成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在之后發展重工業的道路上起到了積極的輔助作用。歷史的眼光看，二元戶籍制度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制度:保證了生產力的全力發展。而到了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發展戰略的改變，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作為落后的生產關系的表現，與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嚴重不相符，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戶籍制度本身使農民游離于城市體制之外。他們雖然進入城市，但農民工同城市居民相比，勞動和報酬不對等，基本生活權利和義務不對稱。面臨著能力與期望失衡的問題。二是這項制度在改革開放前深入人心，使得一些農民失去自信，本身在思想上就覺得自己得到城市居民資格很困難，同時造成城市居民對農民和農民工產生歧視和排斥，這種思想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轉變的，而需要很長時間修復，無疑，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顯然，城市化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內需動力，它能夠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激發投資，加快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服務業的發展。城市化也能均衡發展區域經濟。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狀況還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而經濟發展的要素環境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產業與人口共同轉移成為推動區域均衡發展的重要規律。從以上分析可見，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原動力，城市化是工業化的助推力，人口和其他生產因素的城市集聚可以產生經濟的規模化和專業化，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顯然，人口自由流動特別是農村人口的流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深度進行二元戶籍制改革已刻不容緩。
三、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改革出路
一、少數民族舞蹈對于中國舞蹈發展的重要性
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少數民族舞蹈，體現了各個地區和各個民族的特色。在中國早期，少數民族舞蹈就已經傳入內地，也改變了中原王朝宮廷樂舞的具體形式，對于漢族文化來說，少數民族的舞蹈文化所產生的影響比較有普遍性。少數民族傳統舞蹈文化針對自身所處的地位，對中原宮廷樂舞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同時還幫助了樂舞文化對中外的傳播，也使民族的團結加強了不少，對于祖國的統一也起了促進的作用[1]。在中華舞蹈史中，少數民族舞蹈的歷史地位不僅比較高，還比較重要。
在祖國的舞蹈藝術界中，少數民族舞蹈是比較特殊且非常重要的。少數民族舞蹈可以很好地傳達新穎的時代信息，例如城市的良好發展、祖國的改革開放、人民生活的蒸蒸日上等，用熱情、傳神的舞蹈姿勢在表演舞臺上傳達到每個人心中。少數民族舞蹈能夠利用自己的藝術形象對人們進行鼓勵，從而達到振奮人心的效果。
少數民族舞蹈的歷史文化非常悠久，它將傳統的民族文化一一傳承下來，使它自身有著非常突出的民族氣息和特色，其舞蹈語匯也具有十分明顯的民族風格。例如北方的舞蹈傳承了當地人的性格特點，比較剛健豪放，而南方舞蹈則是婀娜秀麗；在平原地區的舞蹈比較柔美細膩，而高山的舞蹈則是奇特瀟灑，各個地區的民族舞蹈各有特色和光彩。
近幾十年來，我國出現了一批少數民族舞蹈家，他們的舞蹈成就比較突出，不僅在舞蹈表演、理論研究方面作出了貢獻，還在舞蹈創作方面作出了不少貢獻。例如藏族的卓瑪、白族的楊麗萍和維吾爾族的康巴爾汗等等，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民族舞蹈家。
二、少數民族舞蹈藝術理論發展情況
（一）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發展
中國少數民族舞蹈藝術理論的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還在萌芽的階段，在這一時期，人們比較注重于對少數民族舞蹈素材的挖掘和整理，而忽視了中國少數民族舞蹈的創作表演和理論的分析。由于舞蹈是一種表演形式，只有進行演出才能夠展示給世人，然后被人熟知直至被人了解、欣賞。所以對于少數民族舞蹈的整理編修工作是比較重要的，只要做好少數民族舞蹈的整理編修工作，才能夠將這個舞蹈完整的流傳出去[2]。部分人并不贊同對少數民族舞蹈的整理編修工作，還有部分人認為整理編修工作需要依靠專家才能進行。但我國的舞蹈專家仍然還處于成長期，無法完全勝任對少數民族舞蹈的整理編修工作，只有讓比較熟悉各地群眾喜好的文化干部來進行整理編修工作，才能完全做好對民族傳統的傳承，對群眾藝術生活的豐富。
（二）改革開放后的發展
我國的少數民族舞蹈藝術理論研究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后逐漸形成了規模，同時在少數民族舞蹈的教育、理論和創作方面都開始進行分支研究。改革開放使人民的國際視野得到了拓寬，舞蹈藝術創作各種變化的表現力也因各種現代化技術產品的引進而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改革開放之后，如何對民族民間傳統舞蹈的進行保護和如何促進民族民間傳統舞蹈的發展是當時舞蹈藝術工作者思考的最為主要的問題。中國少數民族民間舞蹈文化在20世界90年代開始慢慢從文化的邊緣向文化藝術的中心走去，社會各界對它的關注也越來越多。而我國出臺的各種民族政策也保證了少數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研究。
九十年代之后，對于少數民族舞蹈文化保護和傳承的研究相比60年代，具有越來越高的水平。在改革開放后60年代到90年代，對少數民族民間文化研究的內容有對舞蹈創作的探索、對中國少數民族民間舞蹈現狀的調查和對少數民族舞蹈賽事的研究等。少數民族民間舞蹈在2000年成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比較重要的項目，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重點的保護對象。同時民族學者、舞蹈藝術教育者、民俗學者等各種專家，都對少數民族民俗舞蹈文化進行了重點的研究。
三、少數民族舞蹈藝術理論的發展趨勢
對于少數民族民間舞蹈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已經是世界各國非常重視的項目。各國舞蹈家在近十幾年開展了十幾次相關“民族傳統舞蹈的保護和傳承”的國際會議。國內外對于舞臺藝術舞蹈、地域民族表演舞蹈等理論的研究也越來越多[3]。各民族藝術舞蹈的發展和民族生活舞蹈的發展就是少數民族舞蹈的總體發展。儀式性舞蹈、自娛性舞蹈等生活類的舞蹈一般都是群眾組織的舞蹈活動，這些生活性的舞蹈在現今也有了非常迅速的發展，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發展，其也會有突破性的不斷發展。
我國旅游文化的不斷發展促進了各個民族文化村和旅游景點的建立，而給各國游客展現具有自身民族風情和特色的舞蹈對于民族文化村和旅游景點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保證民族舞蹈的民族風格和特色好舞蹈表演的水平和質量也是比較重要的，不僅要傳播和宣傳我國少數民族舞蹈藝術，還要展現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舞蹈給廣大群眾觀賞。
四、結語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少數民族舞蹈藝術理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空間，旅游文化業的不斷發展也促進了它的發展。我們需要對民族舞蹈文化進行透徹的分析，同時進行學習和研究，保證能夠真正理解民族舞蹈文化的深遠意義。必須對民族舞蹈的傳承和發展加以重視，才能拓展中國少數民族舞蹈事業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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