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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音樂教學；人文精神 ；培育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傳統音樂文化逐漸受到世界人民的廣泛關注。在廣大音樂工作者的努力下，學習民族音樂的人越來越多，民族音樂的教學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是在實際教學中，我們發現：當前民族音樂教學出現了重技術輕人文的不良傾向，無論是民族樂器的教學還是民族音樂的欣賞教學，普遍重視音樂演奏技能的訓練或是作品的技術分析，而音樂背后所蘊含的人文價值卻被拋到九霄云外；通過音樂培養人的教育理念并未得到真正落實；我國民族音樂的文化價值也未能得到學習者的理性認同。因此，要想真正弘揚民族音樂文化，學習者的理性認同必不可少。
理想的民族音樂教育需要塑造理想人格，這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撐，而人文精神的培養需要從音樂本身的內涵中挖掘，成功的音樂教育應是音樂技能教育和人文精神培育的有機融合。因為，人文精神相對于人的終身發展而言，它比一般的學科知識更為基礎。有學者認為：“教育的精神力量最終體現在人文素養的底蘊中，對于人的可持續發展來說，人文精神比數理能力的培養更基礎，因為人文素養是綜合素質的體現，是多方面能力的總支撐。人文精神的缺乏直接影響學生的思維深度與廣度，以及對問題的洞察力和對事物發展的前瞻能力，而這些能力都是創造力的重要內涵”。［1］由此可見人文精神的培養是何等重要！
一、人文精神概念的爭議
對于這個問題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國內學界曾經有過一場長達兩年多的學術大討論，目前國內學界對此看法不一：部分學者認為該詞是從西方的“人文主義”（humanismus）翻譯過來的，其含義基本等同于西方的人文主義。另有以張汝倫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則認為“人文精神”一詞本身就早于西方，對該詞的理解也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漢語字面入手的，他們認為“人文精神始終應該是自覺脫離了自然狀態的人的一種生存狀態或理想目標”。［2］總之，人文精神其實是人之為人的一種人文關懷，它體現了人的主體精神，人際間無功利的一種相互理解和尊重，煥發著人性的光輝。
二、民族音樂教學在人文精神培育方面的獨特貢獻
（一）培養人文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是一種思考、判斷、辨析能力，是主體意識對客觀世界做出的積極反應，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獨立性，一般包含數理思辨能力和人文思辨能力。與數理思辨能力相比，人文思辨能力有3個明顯的特征：其一，對人文性問題進行思考無法得出像“1＋1＝2”這樣公認的、唯一正確的答案，也就是所主張的觀點通常具有較大的爭議性。其二，在對人文性問題進行思考辨析的過程中，對所主張的觀點進行辯護性解釋和說服性論證是維護這一觀點的主要說理方式。其三，思考的最終目標不是為了證明或確證一個科學的定理，而是為了鑒別和選擇一個最佳的價值理念或行動準則。民族音樂的教學恰好提供了這種思辨的契機。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音樂資源極為豐富，由于地域間自然條件、社會風俗、語言等不同，音樂風格差別很大，正是這些風格迥異的音樂，構成了中華民族絢麗多姿的多元音樂文化。如此豐富的多元音樂為培養學生的人文思辨能力提供了極為難得的良機。只有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我們才會經歷“文化震撼”，才會對人類文化的巨大差異進行反思，從而認識到某一文化的局限性，進而認識自身的缺失。正如我國學者王銘銘在《甜蜜的悲哀》序言中所說的那樣“通過邊緣理解中心的缺失”。［3］人常常會囿于自己所推崇的文化而無視其它文化的存在，這樣的偏見影響著人類的認識能力，而通過對多民族音樂文化的學習，我們可以更為直觀地感受到音樂給人類情感帶來的直接沖擊，進而引發對人類自身的反思，從而有利于人文思辨能力的發展，這種能力對學生創新能力的發展、人文精神的養成具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二）民族音樂中的文化內涵及其文化精神能給予學生以豐厚的精神滋養
民族音樂植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凝聚著不同民族的理想，反映著不同群體的日常生活，是千百年來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國56個民族，其音樂風格鮮明，題材廣泛。有些音樂，如新疆的木卡姆在律制上與漢族音樂有較大的差別；有些音樂與特定的民俗儀式緊密相連，如嗩吶曲《百年朝鳳》是用來娛神與超度亡靈有關；有些音樂與特定的地域環境有關，譬如同樣是漢族音樂，北方的音樂往往旋律起伏較大，比較高亢，而南方的音樂旋律則相對比較平緩，感情比較細膩委婉。正所謂“北曲如掄槍，南曲如抽絲”。［4］由人類所創造的音樂亦無可避免地和地理空間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音樂可以與歸屬感相連，用以加強某一地區的特征”， “音樂能夠創造一個情感空間，這一空間內的群體在一起傾聽音樂、一起跳舞，形成了這一空間的行為規范”。［5］還有些音樂反映了中國千百年來儒家的精神追求，如古箏曲《漁舟唱晚》反映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寄情山水，回歸自然”的生活理想。
從這些極為豐富的民族音樂寶庫中，我們可以發現，豐厚的文化內涵是進行師生交流的談資，如果教學中能夠加以利用，必將能夠促進學生人文思辨能力的發展，提高自我反思能力。因為師生間的對話和交流是發展人文思辨能力的有效手段。在此過程中，學生也能夠在多元文化的審視中，返觀自身，做出選擇，從而樹立起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追求。
（三）民族音樂的交流和傳播能促進民族間的相互理解與尊重
我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音樂文化源遠流長。獨具特色的生活習俗，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在各自的音樂文化中亦反映出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化間的差異也會造成文化誤讀，引起民族間、人際間的沖突。反之，如果能夠尊重彼此的文化，則能夠有效地促進文化間的交流，增進民族間、人際間的了解和溝通。中央電視臺著名的編導金越在成功地執導了2007年春節聯歡晚會后，在南京的一次座談會上感言，他說，2007年將原生態的歌舞引入春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當年的兩會期間，許多藏族的代表曾經親口對他表示，藏族音樂進了春晚安定了邊疆，團結了藏族同胞，藏族人民非常自豪，也非常感謝，作為藏族代表，他們對此表示了特別的謝意。從這里我們可以發現，多民族音樂的交流與傳播有利于增進不同民族間的了解和溝通。與此類似的是，在當今的北美地區，如美國和加拿大，已經在有意識地大力推進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此舉在消除種族歧視、促進不同種族間的理解和團結發揮了其他政治手段難以奏效的作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由此可見，民族音樂教學活動中蘊含著許多培育人文精神的重要契機，教師如果能夠真正領會民族音樂的的文化內涵，是不難把握住這種契機的。然而遺憾的是，很多教師未能認識到這一點，導致了教學活動中出現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偏差，這些偏差構成了當前民族音樂的教學困境，客觀上造就了人文精神缺失的危機。
三、當前的民族音樂教學困境
當前，民族音樂的教學由于長期以來受工具理性及西方音樂學科的影響，簡單地將西方音樂的體系嫁接到民族音樂教學實踐中，形成了重音樂的邏輯構成、輕音樂的文化內涵；重音樂的客觀性、輕音樂的情境性等特征。具體而言，以下兩點值得深思。
第一，對民族音樂本身的內涵認識不夠，教學活動熱衷于音樂作品的形態分析，反而忘記了音樂之所以存在的意義。以廣為流傳的民樂合奏《春江花月夜》為例，一般的教學活動我們大多會簡單介紹一下該曲的由來及唐代張若虛的詩，接下來就是連篇累牘的曲式分析，學生在如迷宮般的作品分析中渾渾噩噩，最后竟忘了該曲美在何處，難以體驗到中國音樂的神韻，更不用說該曲跟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淵源、與我國儒家哲學之間的有機關聯，以及特定的地域環境，特有的音樂傳承方式，特定的歷史因素等之間的密切聯系。而這些因素恰恰是挖掘音樂意義，培養人文精神的重要支點。非常可惜的是，很多教師忘了這一點，許多學生對此也不以為然。
第二，民族器樂教學中教師重技輕道，學生成了技術的奴隸，成為“單向度”的人。當前，民族器樂的教學熱衷于演奏技能的訓練，將掌握一定演奏技能技巧為唯一目的，學生在枯燥無味的技能練習中逐漸成了技術的奴隸，所有的喜怒哀樂隨著技能的掌握與否而變化。技能技巧，這種本該服務于音樂的工具轉而成為了一種控制人的力量，學習者在技能技巧的規訓下，演奏音樂成了一件很機械的事，總是擔心某個動作或是某個樂段出現錯誤，音樂演奏成為演奏者的一種精神負擔，更不要說享受音樂之美、之韻了。然而，這種情形在民間藝人中間卻非常罕見。民族器樂大都來自民間，民間藝人的演奏往往能夠隨心所欲，享受音樂之美，抒發至性至情。
四、民族音樂教學的人文之路
由于我國民族音樂在音樂的生成方式、應用語境、音樂行為、音樂語言等方面與西方音樂存在諸多差異，因此，在音樂的教學中有必要考慮這種差異，就民族音樂的人文精神培育而言，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點來著手。
首先，更新音樂認知觀念，將音樂置于廣闊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審視，注意挖掘音樂背后的意義，通過對話和交流促進人文思辨能力的發展。音樂是文化中的音樂，音樂與文化緊密相連。音樂也是有歷史語境的，與特定的歷史條件和行為方式緊密相關，民族音樂尤其是民族民間音樂往往跟特定地區、特定族群、特定的宗教生活有較為密切的聯系。仍以民族管弦樂合奏《春江花月夜》為例：在實際教學中，我們可以先將該曲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審視，這樣我們可以向學生提出以下問題：該曲的由來是什么？該曲與中國古典文學有何關聯？該曲有無作者？為什么？在該曲的歷史演進中，所用的樂器發生了哪些變化？春、江、花、月、夜這些題材與中國繪畫有何關聯？這些關聯說明了什么？該曲的音樂風格如何？與地域環境有何關系？你常在哪些場合聽到該音樂，說出你的理由；《春江花月夜》反映了古人什么樣的生活理想？它們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有何聯系？如果教師就以上問題與學生一起展開討論，我想那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這些問題的提出有助于學生打開思路，綜合運用多學科知識進行思辨，在這樣的質疑、爭論、探索中，學生會真正感受到中國民族音樂之博大之精深，進而從內心深處為中國傳統文化之偉大而震撼、欣喜。
第二，在民族音樂的教學中，努力做到“情感先行，技術跟上”。在民族器樂的教學中，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往往是演奏技藝。誠然，沒有演奏技藝，就沒有音樂藝術，表現藝術是需要技術來支撐的；但是，有了技術就會有藝術嗎？未必。沒有情感的參與，再好的技術也未必會能讓音樂感染人；如果沒有情感的滋養，藝術只會是僵死的、機械化的、虛情假意、故作姿態的物理音響而已。從音樂學習心理角度看，如果一開始就過于強調樂器的演奏技藝，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會迅速降低，對音樂會很快失去興趣，這一點在學琴的兒童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成人學琴其實也有這個問題，只是一般隱藏的較深，不會輕易地表現出來。因此，筆者認為，在音樂學習過程中，應努力做到“情感先行，技術跟上”，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學習者能以高昂的熱情進行學習，也才能在學習民族音樂的過程中逐步提高音樂感受力、理解力，切身感知聲音變化之玄妙，深入享受民族音樂之神韻，進而培育人文精神。
最后，改善音樂教育課程設置，提高音樂教師的文化闡釋能力。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目前的高師音樂課程設置基本上是沿襲專業音樂院校的教學體系，在學生的培養上側重于培養表演技能而非教學技能，因此造就了學生重技輕道的現實。而作為一個教師，首要的責任是育人，無論是高師音樂教育還是專業音樂教育都面臨這個問題。將人文精神的培養有機地融于民族音樂教育中，需要教育者本身要具備一定的人文素養，擁有一定的文化闡釋能力。因此在音樂教育課程中有必要增加相應的人文課程，如美學、哲學、音樂人類學、文學等，因為這些課程與民族音樂緊密相關，也是人文思辨能力得以展開的知識基礎。
總之，當前的民族音樂教育存在著重技輕道的不良傾向，如果不加以扭轉，民族音樂教育必將異化為追逐某種實利的工具，而所謂的弘揚民族文化有可能成為一張“空頭支票”。民族音樂教學中充滿著培育人文精神的良機，錯失這些良機會使民族音樂教育空心化，既不利于民族音樂的發展，也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塑造，既阻礙了人文思辨能力的發展，也影響學生創新能力的形成。因此，我們有必要認真審視當前的民族音樂教育，充分發揮民族音樂教育在人文精神培養方面的潛力，使民族音樂教育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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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語文活動課程；內涵；作用
隨著新課改的全面推進，怎樣結合語文學科的特點，培養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及實踐能力，促進素質教育的發展，就成了探索的必要。
一、“活動課程”的理論背景
（一）“活動課程”的理論來源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形成的“活動課程”理論，有的來源于“自然教育”和“實用主義”思想，有的則來源于“活動主義”思潮。而無論哪種“活動課程”都體現出同一種教學思想，即“活動教學”的思想，活動教學的思想最早萌芽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維多利諾、拉伯雷和蒙田為代表的一批人文主義教育家，在對中世紀封建教育的批判中最先表述了活動教學的某些觀點；他們反對摧殘兒童身心發展的強制性教學，反對純書本學習，提出應尊重兒童的個性，主張讓兒童通過觀察、考察、游戲和勞動等活動來理解事物，獲取經驗。
到了近代，活動教學的思想在以盧梭為代表的浪漫自然主義教育思潮影響下得到迅速發展。盧梭主張教育要適應兒童的自然發展，要保持兒童的自然本性，他認為“我們真正的老師是經驗和感覺”；他不僅要求從現實中去找真理，而且在教學方法上，反對教條主義而著重行以求知，他說：“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你都要從做中來教學，而且只有在做的方面沒有問題時，才進行文字教
學。”\+①他的后繼者裴斯泰洛齊提出“教育適應自然的原則”，福祿倍爾則主張“自我活動”。這些思想的發展極大地沖擊了傳統教育理論和方法，促進了歐美各國新教育運動的開展。
美國教育家杜威提出了“學校即社會”這種哲學認識和“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的繼續和不斷改組”、“從做中學”、“兒童中心”等觀點，杜威認為教育“它首先是一種聯合的方式，是一種共同交流經驗的方式，是個人各種能力的自由發展”，\+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系統的課程理論即后人通常所說的“活動課程”理論，且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關于活動教學所具有的人文性，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對人的活動的本質所做的明確規定也可以作為佐證，他把人的實踐活動規定為本質活動，他既不同意費爾巴哈的純客體理解，也不同意黑格爾的純主體的認識，而是“把他們當做人的感性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③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活動課程”來源于什么，其要義都只有一個，即教育應當以兒童的活動為基礎，圍繞兒童的活動來設計課程，重視兒童的本性與自由，體現出濃郁的人文精神。
隨著1896年～1903年杜威芝加哥實驗學校活動課程的開展，這種以實用主義教育哲學為基礎的活動課程，在美國歷時五十多年，影響深遠。我國于1922年制定的《壬戌學制》中就有關于活動課程的規定，日本1947年制定的《學習指導要領》中規定日本初中開展“特別活動”，這些舉措顯然都受到了杜威實用主義活動課程理論的影響。
（二）新型活動課程界定
我國新型活動課程是對杜威“活動課程”理論的揚棄與創新，杜威主張為了學習，必須動手做些事。他認為“教育最根本的基礎在于兒童活動的能力”\+④葉圣陶也說過“凡為教，目的在達到不需要教。”\+⑤新型活動課程吸收借鑒前人的理論精華，以充分而有特色地發展學生基本素質為目標，以最新信息和學生在活動中獲取的直接經驗為主要內容，按照各種實踐活動項目和特定活動方式組成的一種輔的課程形態。
我們把“活動”定義為一切內隱和外顯的精神和肌體動作，是“外在的物質活動與內在的觀念活動”的統一。\+⑥新型活動課程同學科課程相比，從內容上看，活動課程主要是學生以直接經驗的形式來掌握的、融合于各項實踐活動中的最新知識、技能和技巧；從師生關系來看，活動課程主要表現為學生的獨立自主活動，教師則起輔導作用；從活動的空間來看，活動課程不受課堂限制，可以靈活選擇，既可選擇在課堂內或課堂外進行，也可以在校外社會實踐活動中進行；從學生所處的狀態和地位來看，活動課程表現為學生的親自實，動手操作，手腦并用，學生始終處于動態的活動之中，居于主體地位；從活動組織形式來看，活動課程可以開展群眾性活動、個別活動和小組活動。盡管在課程計劃中，學科課程是主要部分，活動課程是輔助部分，但活動課程可以彌補學科課程的諸多不足，具有學科課程不可替代的功能。在學科課程的學習中，學生以學習間接經驗為主，學習直接經驗為輔，學科課程可以滿足學生掌握間接經驗的需要，卻不能滿足學生掌握直接經驗的需要，而間接經驗的學習也必須通過活動來幫助理解，從而形成能力，培養情感。同時，活動課程與學科課程又相互聯系。活動課程通過學生自主活動，掌握學科課程難以包容的最新信息，同時使學科課程知識融于主動積極的活動之中，在加深理解的基礎上真正變成學生的有機知識構成；育人功能上與學科課程相互補充，使學生個性全面發展的同時又能實現特色發展。
二、語文活動課程的內涵
要充分說明語文活動課程的內涵，應當從什么是“課程”和“活動課程”開始。課程論專家鐘啟泉老先生在《課程設計原則》一書中論述了課程設計應該以學科、學生和社會為理論基礎，由此就構成現代課程的三個板塊，即：理科課程、實用性課程和人文社會課程。而語文活動課程便是以學生因素和社會因素設計為主的，是一門實用性課程。活動課程又常被人們稱為兒童中心課程、經驗課程。目前學術界對于活課程的內涵的理解尚未達成共識，可以說是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九年義務教育活動課程指導綱要(討論稿)》中對活動課程內涵的論述為：活動課程是指在學科課程以外，學校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通過多種活動項目和活動方式，綜合運用所學的知識，開展以學生為主體，以實踐性、自主性、創造性、趣味性以及非學科性為主要特征的多種活動內容的課程。
三、語文活動課程的作用
語文活動課程在語文教學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走向素質教育的橋梁。
（一）語文作為一門基礎學科，決不是簡單的起傳授知識的作用，更應當承擔起素質教育的任務。“現代課程論力求把理論框架放在一個三角形上，三角形的中心為人的素質。在這個理論框架下，語文才可以改變單一的課程結構，設立必修課、選修課、活動課三個板塊。這樣才真正有利于學生能力的培養，個性的發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⑦而語文課外活動是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一條有效的途徑。一堂好的語文活動課，最終實現的教學目標不是單一的，而往往是多種語文能力的綜合實現，甚至是多學科的綜合運用。而且在實施的過程中，教學目標是具有開放性，決不是僅限于語文科內。
（二）語文活動課有助于語文知識技能的形成和系統化。學生語文知識技能的形成，不僅需要有較高的認識能力、閱讀能力，還要有廣闊的知識面，具有較好的智力品質和非智力品質，而這些素質的培養，可以通過語文課外活動來進一步完成。語文活動課決不是教師的講解課，而是學生對語文知識的實際操作。在活動中學生必須運用課內所掌握的語文知識，獲得對語文知識的直接經驗，從而進一步深化對語文知識的理解，在熟練的基礎上高度遷移，形成語文能力。語文活動課課題的確定、內容的選擇、形式的安排、方法的采用，都要經過形象生動的感知性活動上升到理性活動，所以在活動中有助于使學生的知識技能系統化、完整化。
（三）語文活動課能做到把思想性寓于知識性之中，用趣味性帶動知識性，使知識活靈活現，更好地把語文教學的審美和人文因素挖掘出來。比如在詩歌和散文的教學中，為了讓學生充分感受詩歌的意境之美，可以開展配樂的朗誦比賽。
（四）語文活動課有利于因材施教原則的實施。課堂教學的一個明顯的弊病就是不針對每一個學生的個別情況進行教學。學生在個體上存在著差異，每個學生的興趣所指向的對象是各不相同的，而多樣的語文活動課正可以提供給他們一個選擇的機會，發揮自己的個性特長。教師也可以針對不同學生的個性以及知識能力缺陷有目的地加以鍛煉。學生可能在 “聽”“說”方面的能力較差，那在語文活動課中通過教師的誘導鼓勵他參加演講比賽，使學生在語文的缺陷方面得到鍛煉和補充。
（五）語文活動課有助于促進學生思維的多樣化，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語文活動課程是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能力的極佳途徑。語文活動課以課堂為陣地，但也可以走出課堂，如參觀人文景觀、檢查城鎮標牌規范用字情況、了解民風習俗等等。而活動課程的這種與生活貼近性的特征，有利于學生創新思維的培養。
（六）語文活動課有助于培養學生健康的心理。在教與學的關系中，長期以來比較強調教師對學生的指導作用，忽視了學生在學習和自我教育中的主體作用。近年來學生的主體作用已經得到了較大的重視。在現代的建構主義理論中就非常強調利用情境、協作、會話等學習環境要素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在語文活動課中不但要求學生在協作和會話中完成任務，而且特別強調滿足學生個性心理需要，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從而使學生的非智力因素也得到培養。
伴隨著素質教育的不斷推進，語文教學改革的層層深入，通過語文活動課這座橋梁，將使語文教學走向生活這片廣闊的天地，使語文教學走向素質教育的廣闊天地。
［注釋］
①滕大春.盧梭教育思想述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頁
②趙祥麟、王承緒編譯.杜威教育論著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頁
③選集編委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卷第18頁.第2卷第118一119頁
④趙祥麟、王承緒編譯.杜威教育論著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頁
⑤葉圣陶.葉圣陶語文教育論文集（上、下冊）［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717頁
⑥王升.主體參與型教學探索［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第15頁
⑦陳鐘墚?中學語文教育參考?西安：陜西師范大學雜志社1994年第8-9期16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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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升.主體參與型教學探索［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在現代學制建立后，培養學生作文能力、提高學生作文素養隨之成為語文課程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成為各類考試與社會公眾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但由于受古代視寫作為圣賢“立言”方式之神圣感與寫作本身所涉及到眾多復雜因素的共同影響，學生不敢寫、不愿寫、不能寫的情況普遍存在著。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雖復雜多樣，但不正確的寫作動機與不明確的寫作意圖，卻是影響學生寫作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代語文教育大家張志公先生從個體學習與生活、綜合能力的發展與提高、展現才華與證明自我價值等“需要”的視角，全面具體地論述了為什么要學習寫作這一課程的認識與實踐問題，這對提高師生的作文認識水平、端正作文的寫作動機、提高寫作主動性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寫作是個體適應學習與生活的客觀需要
在語文課程實踐中，許多人都把作文看做是：課程標準與語文教材有作文教學設計，語文教師就得對學生有寫作要求；而教師有寫作要求，學生就得有寫作行動。實際上，這一認識沒有把課程看做是文化選擇與社會進步、個體發展的必需，更沒有把作文視為個體適應學習、生活客觀需要的必需。就是說，語文課程標準與語文教材之所以要規定對學生進行寫作訓練并以此提高其寫作能力與寫作素養，是由于這一能力和素養與學生的學習實踐、現實生活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并是促進學習實踐、應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必需行為。或者說，學生學習寫作的客觀必要性與學習語文課程的客觀必要性是基本一致的：學習語文，是個體為適應學習、生活之需要；學習寫作，也是個體為了適應學習、生活之需要。
正是在此認識基礎上，張志公先生認為：“為什么寫?答案很簡單：因為要用。生活里需要書；念書作學問，需要寫；作任何工作都需要寫；抒發點思想感情想影響別人，需要寫；搞科學研究，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需要寫。所以，只要不是文盲，人人都得有一支筆。”[1]“只要不是文盲，人人都得有一支筆”的論斷說明：個體在學習中要系統全面掌握各科知識，這離不開寫；個體在生活中要及時傳遞信息、溝通情況、相互協調，也離不開寫；個體在工作中要及時了解問題、準確反映情況、正確提出建議、有效推動工作，更離不開寫；個體在科學研究中要把對事物的發現、研究的成果展現給社會公眾，自然也離不開寫。這就是，“只要不是文盲，人人都得有一支筆”。根據張志公先生對“為什么寫”這一具有根本性問題的回答，我們自然就可得出：“為什么要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如同問我們為什么要吃飯一樣。在現代社會，寫作是對人的基本能力的要求，不會寫、不常寫、不善寫的人，其生存發展會受到很大影響。”[2]在論述寫作是個體適應學習、生活客觀需要的基礎上，張志公先生還指出，人們運用語言（無論是口頭語言還是書面語言）目的不外兩大類：“一類是為處理具體的實際問題的，是要辦事情的；一類是用語言作工具搞點藝術，去感染聽者或讀者，使人受到熏陶，在思想、感情、情操等各方面受到影響。……以前一類目的而寫，形成了多種的應用性文體；以后一類目的而寫，形成了多種的文學性文體。”[3]在教育普及程度大為提高、資訊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下，每一個個體隨時隨地都會以書面語言來“處理具體的實際問題”，這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同時，部分個體還會以書面語來“搞點藝術”以表達情感，這已經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如此看來，個體要接受教育、傳遞信息、彼此配合、抒感、表達思想，就要學習寫作。因此在張志公先生看來，之所以要學習寫作是個體實際學習之所需，也是個體實際生活之所需，更是個體實際工作之所需。
二、寫作是個體提高分析與綜合等能力的客觀需要
一些學生（公眾）常把作文視為升學、提職、成名等的“實用工具”，把寫作與考試升學、升職簡單對應起來，沒有看到寫作對寫作者自身能力素質所產生的多方面的巨大能動作用。張志公先生則認為以語言為基本工具來表述觀點、描述事實、說明事物、陳述情況、抒感的作文訓練，對個體分析與認識事物的綜合能力有著明顯的促進與提高作用。這是由于在練習寫作或實際寫作時，常能集中而明顯地反映出個體在思想認識、生活經驗、組織能力、情感態度、語言基礎和表達能力等多方面的水平與能力，這又是因為，寫作要表達認識，就可促進學生分析問題、觀察事物能力的提高；寫作要反映生活，就可使學生關注生活、感悟人生的意識增強；寫作要謀篇布局，就可促進學生首尾一致、前后貫通寫作技巧的形成；寫作要遣詞用句，就可促進學生字斟句酌、反復推敲習慣的養成……如下例就是一則能反映學生綜合能力的習作：
我沿著溪邊走，看見岸邊很多紫花地丁。遠看嫩綠的一片。走近看，一簇簇，一叢叢，伏在地上。葉子翠綠，細細的葉柄頂著長橢圓的液汁，花色鮮亮，每株上都有三四朵小花。看上去，它是那么嬌小、柔弱，但卻又給人積極向上的感覺。特別是當風抖動的時候，它沒有被風吹得低下頭，而只是迎著風顫抖幾下，仍然傲然挺直，顯示著它的力量。我認為它是最能看到大自然的生命力的。[4]
這段不到200字的描寫語段，卻需要寫作者具有多項能力才能完成：觀察能力，就是只有善于觀察，才能發現紫花地丁的特征（“雖然嬌小柔弱，但是當一陣風吹來時，它并沒有低下頭，只是迎著風顫抖了幾下，仍然挺直”）；聯想能力，就是只有善于聯想，才能從紫花地丁迎風傲立的姿態聯想到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概括能力，就是只有善于概括，才能從描寫、聯想中提煉出紫花地丁的特征。自然，除此幾種思維能力外，遣詞用句、比擬描摹等語言表述能力也是寫作時必需的。總之，從這段文字中就可看出，寫作具有極強的綜合性，它是一個人語言能力、思維能力、認識水平、表述技巧等全面真實的反映。長期而科學地進行寫作訓練或從事寫作實踐，自然可提高學生（寫作者）分析問題、刻畫事物、說明現象、表達思想、抒感的綜合能力。
正是在看到寫作對個體素質提高所具有的多方面價值與功能的基礎上，張志公先生就強調指出：“寫作能力是一個綜合性的能力。首先，要求對于所寫的內容有正確的理解和看法，就是要有一定的認識事物的能力；要有邏輯思維的能力，要有清楚的思路，從而能寫得清晰、嚴密，要有足夠的語言能力，包括掌握足夠的字、詞和寫出通順、流暢的語句的能力。”[5]在全面深刻論述寫作綜合性特征的基礎上，他還提醒我們：“要正確的對待寫文章這件事，既不忽視它，也不夸大它的重要性和艱巨性……要把寫看成是提高思想、鍛煉思想、掌握語言、培養能力的一件事，把它看成是生活、工作中的一件實際應用的事，看成是使自己具有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能力的一件事，而不是為達到任何個人目的的或是為作文而作文的，和一般說話、交際截然不同的事。”[6]這就說明，在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基本一致的情況下，寫作已變得和說話一樣的尋常，已成為個體適應工作、生活要求的一種必備能力。與此同時，寫作雖不神秘但也絕不簡單，因為在這一過程中需要主體具有多方面的能力與素質，也正因如此，寫作自然就能使學生（寫作者）多方面的能力得到鍛煉、提高和完善。因此，“為什么要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如同問我們為什么要學習一樣。學習可開發智力、提高能力、熏陶情感、完善人格。寫作也是開發智能的重要手段，它可使我們的感悟能力、聯想能力、想象能力、觀察能力、思維能力、表達能力都會獲得顯著提高。”[7]
三、寫作是個體表達認識與展現自我的客觀需要
在張志公先生看來，除了適應生活、學習這些外部需要外，寫作還滿足個體情感傾訴、見解表達、自我展現等眾多的內部需要。因此，他在回答論述“為什么寫”這一問題時也揭示了寫作在個體情感傾瀉、認識表達等方面的客觀需要：（個體為了）“抒發點思想感情想影響影響別人，需要寫”。[8]就是說，寫作也是個體抒發內心情感、表達自我認識、發表意見建議、展現自我、實現價值的一種客觀需要。或者說，通過寫作，個體就可把自己的情感、認識、需要、見解、意見與建議等展現出來，從而使別人了解、理解、領會乃至接受。對個體的傾訴、表達與表現等需要，我們可從三方面求得證實。
首先，人作為一個富有情感的生命個體，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總會有一定的情感需要和情感表現。譬如面對學習上的困難、工作中的挫折、家庭的變故等事情，個體就需及時應對并做出適當反應。對此，葉圣陶先生也曾明確指出：“人類是社會的動物，從天性上，從生活的實際上，有必要把自己的觀察、經驗、理想、情緒等等宣示給人們知道，而且希望愈廣愈好。有的并不是為著實際的需要，而是對于人間的生活、關系、情感，或者一己的遭遇、情思、想象等等，發生一種興趣，同時仿佛感受一種壓迫，非把這些表現為一個完好的定形不可。根據這兩個心理，我們就要說話，歌唱，做出種種動作，創造種種藝術；而效果最普遍、使用最便利的，要推寫作。”[9]其次，人作為富有思想的生命個體，在面對紛繁復雜的現象與問題時總會有一定的看法與見解。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常見：人們由于社會地位、客觀需要、認識事物角度、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的不同，因而在面對同一問題、同一現象、同一事物時，就自然具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并具有不同的理由與依據。如個體把這些見解、看法、觀點及其支撐的理由、事實有條有理地寫出來，就是在“作文”。正是在此基礎上，張志公先生認為在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每個人特別是學生在學習、生活實際中都時時處處進行著或口頭的或書面的作文：“作算題，證命題，這些經常不斷的練習，培養了學生分析事物、論證問題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正是寫作中極端需要的。任何一門功課，學生都時常要用口頭的或書面的方式回答問題。這其實都是最生動的作文練習。學生回答問題的時候，要有正確的內容，同時他也會考慮怎樣安排材料，怎樣敘述事實，描寫事物，論證道理，發表意見。在這中間他就很自然地考慮到用些什么詞，用些什么句子。”[10]這就說明，作文不但是十分需要的，有時還是十分簡單的：我們在對多種多樣的事物與問題發表看法之際，實際上是在進行著分析論證，也就是在寫議論文；我們在對多種多樣的現象進行描述說明之時，實際上是在進行著記敘描寫，也就是在寫記敘文……最后，人作為富有創造的生命個體，面對日新月異的復雜社有一定的自我表現欲。自我表現欲是人類基本欲望之一，也是人類基本特征之一，同時，自我表現欲也是個人實現和展示自身價值的一種積極意念與行動。正是在此認識基礎上，張志公先生認為作文教學一直不太成功的原因，主要是作文教學違背了學生的本性，與學生實際生活、情感沒有必然聯系：“學生本來沒有那個情，你出個題目硬要他抒，他就只好說一些并沒有真情實感的話，發表一些并沒有真知灼見的見解，東抄西摘，東拼西湊……所謂命題作文要用之得當，首先是題要命得得當，所出的題使學生必然能寫他確實知道的事情，抒他確實有的感情，不要讓他搜索枯腸，沒話找話說，不要鼓勵他說空話，說廢話。”[11]這就說明，成功的作文訓練，總是能抓住學生的興奮點，才能使之愿意寫、敢于寫進而達到善于寫。相反，不成功的作文練習，總是讓學生有“無米之炊”之感，只能使學生說空話、說假話、說大話。基于此，張志公先生認為寫作并不玄妙，而是與個體成長密切相連的一種學習現象，是學生或社會其他成員展現自我、表現自我的一種重要途徑與方法，但同時必須要與學生的實際生活、真實情感相聯系，才能取得實效。事實上，對中小學生來說，他們有著強烈的表現欲，喜歡老師重視自己、表揚自己并樂于展現自我才華。因此，中小學作文教學實踐就應該根據學生的這一表現心理而使用多種方法，如在教室或校園內創辦作文園地、組織編輯優秀作文選編、向報刊雜志推薦發表優秀習作等，來充分調動學生寫作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促進其寫作能力的形成與提高。
總之在張志公先生的作文教學觀中，作文雖極為重要但卻是現代社會中人們的一種常見表達行為；作文在發展個體綜合能力中具有重要能動作用；作文是個體表達情感、展現自我的重要途徑。正是作文的常見性與普遍性，就決定了作文與作文教學的重要性；也正是由于作文的重要性與普遍性，又決定了作文教學的復雜性與艱巨性。如此看來，語文課程標準之所以規定要進行寫作教學，語文課程實踐中之所以要讓學生進行寫作練習，根本原因還在于寫作本身是個體生活、學習、成長及展現自我之必需，或說寫作過程在促進個體適應學習與生活客觀要求、促進素質不斷發展完善、提高分析認識各種事物與展現自我價值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張志公先生所指出的：“作文很重要。一個有文化的人必須會寫。生活、學習、工作中要寫信，要寫日記，要寫便條、假條、學習筆記、讀書摘要、匯報、總結、計劃、實驗報告、科學論文，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生活、學習、工作之中必要的。寫得好或不好，對于生活、學習和工作很有影響，所以，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必須學會寫，忽視寫的教和學，是錯誤的。”[12]如此看來，現階段我們要改進與完善中小學作文教學，就必須：確立以實用為基本導向的作文教學觀，并使作文訓練過程與學生實際生活、學習、成長密切聯系，并充分調動學生表達真情實感、展現自我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作文教學才能取得實效，這就是張志公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作文教學遺產。
注釋：
[1][8]張志公.張志公論語文教學改革[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176.
[2][7]解光穆，陶玉鳳.漢語寫作教程[C].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3：4.
[3]張志公.張志公論語文教學改革[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177.
[4]蘇立康.閱讀與作文:教學理論與實踐[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218-219.
[5]張志公.張志公論語文教學改革[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159.
[6]張志公.張志公語文教育論集（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628.
[9]葉圣陶.怎樣寫作[M].北京:中華書局，2007:1.
[10]張志公.張志公語文教育論集（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09.
[11]張志公.張志公語文教育論集（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98.
論文摘要:在高度緊張的現代社會中,學生自殺等無視生命、虐待生命的現象有所增多,教育學生體悟生命、珍視生命日漸重要。在香港和臺灣生命教育影響下,內地20世紀末對生命教育內涵、價值取向、理論基礎、自身理論建設開展了深入研究,并在全國中小學掀起了生命教育熱潮。認真總結與反思內地生命教育研究與實踐成果,對于促進我國今后生命教育研究與實踐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中國當前正在工業化途中,如何避免西方國家因工業化帶來對人精神生命的壓抑,成為當前學術研究中備受關注的焦點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生命”為研究視角的探索,在世紀之交不斷涌現,逐漸促成了生命教育的興起。
一、生命教育起因與內在意蘊
在應試教育日甚一日的今天,教育的真義被遮蔽了,教育成為“訓練”的代名詞,成為塑造單向度人的工藝流程。由于學校生命教育的缺失,針對生命非連續性事件對學生生命的傷害,不僅要全力阻止其極端行為,挽救其生命,還要通過生命教育在更高層次上拯救其心靈,啟蒙生命價值。針對青少年健康發展及生命價值受到嚴重的威脅與挑戰,臺灣、香港及內地開始將生命教育納入教育體系中,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自下而上進行生命教育的推動工作。“生命教育”一詞在內地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主要是將環境教育、安全教育等看作一種生命教育,尚未對生命教育本身展開研究。90年代末期,生命教育才引起內地學者注意。
生命教育是一種通過增加與生命相關的教育內容,幫助學生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創造生命價值,以促進學生生命全面和諧發展的教育活動。20世紀90年代末,黃克劍先生從哲學和實踐向度建構了“生命化教育”理論。從哲學向度看,生命化教育意味著訓育學生創獲“幸福”的能力,以及培養學生提升道德心性所必需的自律意識。從實踐向度看,生命化教育意味著“遵從自然的教育”和“個性化的教育”。生命教育是指個體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過程中,通過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生命意識熏陶、生存能力培養和生命價值升華,最終使其生命價值充分展現的活動。生命教育的內涵主要是教人認識生命、保護生命、珍愛生命、欣賞生命、探索生命的意義,實現生命價值的活動。
二、生命教育理論溯源與體系建構
生命教育的理論基礎——生命哲學、存在主義哲學、人本主義心理學和生命倫理學。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孫效智在其《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哲學基礎》中指出,生命教育應包含生死、宗教以及倫理教育等部分,倫理學理所當然應是其基礎。因為“哲學是提高生命境界的一種生存方式”,為此有研究者探討了生命教育的哲學基礎,包括物質生命和精神生命。在我國生命教育思想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孔子確立的儒家思想核心范疇的“仁”,就含有生命教育思想的意蘊;孟子承襲孔子思想,提出“仁者愛人”。中國哲學的生命意識是一種反思自我生存方式、價值和意義的生命意識,是融感性、理性為一體的意識,是合萬物生命于一體的意識。
近年來, 國內學者從教育學、心理學、生物學、環境倫理學、社會學等不同角度,對生命教育的產生、內涵、目標、內容、方法與實施途徑等,進行了深刻而廣泛的探討,初步形成了生命教育的理論體系。有研究者從生命教育理念切入,建立了比較系統的生命教育理論。第一部分主要從中西方哲學角度對人的生命、生命的本義、生命的特性、生命意義以及生命的終點——死亡分別予以解讀,為生命與教育之深層關系的論述確立了理論依據。第二部分主要從個體生命與教育互相關涉角度,來探討生命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第三部分在前面論述的基礎上,就生命教育的理念予以建構。第四部分,強調追尋生命自由是生命教育的永恒追求。在此理念指導下,通過對現代教育價值取向的審視和反思,指出了當代教育之所以異化學生生命,在于其價值取向的偏差。而要把當代教育由異化學生生命轉化為培育、完善、涵養和潤澤學生生命,就必須在教育價值取向上來一個根本轉變。
三、生命教育價值訴求與實現路徑
綜合現有論述表明,生命教育試圖融合教育價值與人的價值,試圖育的社會價值與個體價值,以提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生命質量為宗旨,追求生命的全面、自由和終身發展為旨歸。有研究者闡釋了生命教育的五種取向:即身心健康、生死、倫理、宗教和社會取向。生命教育應是真正人道的教育,不僅要對學生的升學考試負責,更要對學生的生命質量負責,要為學生的幸福人生奠基。。首先是珍惜生命;然后是尋求生存的意義;最后教人超越自我、超越功利和世俗, 達到與自身、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和諧的境界。有研究者認為,形成正確的生命教育理念是其核心價值追求。因為正確的生命教育理念,是生命教育確立自身發展目標的根本依據和巨大動力;也是生命教育超越功利、走向完美追求的基礎;更是其長遠規劃自身發展的指導思想。
生命教育的目標及其實現路徑。生命教育目標是“關注生命,尊重生命,珍愛生命,欣賞生命,成全生命,敬畏生命”。“基礎層面是教人珍愛生命,學會保護生命,更高的層次則在于教人體悟人生的意義,追求人生的理想”。在具體實現途徑上,多數研究者認為:通過設計、實施生命教育的課程,以生命教育課為主體,在學科中滲透生命教育。一方面,學校要開設有關生命教育的課程,派工作責任心強、能勝任生命教育的教師任教。另一方面,學校可以結合德育工作、行為習慣養成教育以及綜合實踐活動開展生命教育。在總結前一階段生命教育實踐基礎上,有研究者對生命教育實踐進行了系統探索。認為基礎教育過程應是人之生命的心路歷程;基礎教育的課程應有助于人的生命的整體發展;道德教育應有助于人的生命的超越與提升。該研究者從三方面對生命教育實踐展開論述:一是滋潤生命的課堂教學;二是關照生命的課程實踐;三是涵養生命的道德教育。
四、生命教育研究得失評析
這一時期的研究,描述了當前教育忽視生命的現實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開展了系列實踐研究,收到了一定成效,促使生命教育在中小學迅速開展。在此基礎上,涌現出了一批比較系統的生命教育理論研究成果,為指導生命教育的大面積推進奠定了基礎。總體看呈現以下特點:其一,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關于生命教育的定義仍在爭鳴中。其二,針砭應試教育弊端深刻,但解決問題的策略多停留在生命教育的推演水平,缺乏具體措施。其三,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脫節,這從出版的幾本生命教育專著中可以證實。《生命教育論》從解讀生命入手,分析了當前學校教育中生命異化的表現,提出了生命教育的基本理念;《生命的沉思——生命教育理念解讀》分析了生命教育提出原因、價值追求和未來走向;《生命的暢想——生命教育視閾拓展》拓展了生命教育的研究視閾。相對來說《生命的律動:生命教育實踐探索》與實踐聯系比較緊密。但是,它仍是從理想的角度對生命教育的課堂、課程和道德教育做的探討,而對于學校如何實踐這些構想,沒有進行深入研究。
追究生命教育研究中問題的成因,主要是缺乏“具體人”和“學校情景”的研究意識。只是停留在作為與動物相區別的人“類”生命意義的研究上,形成的只能是抽象的生命教育概念。對于以班級師生集體形式存在,真正對學生產生核心影響的生命群體缺乏關照;對處于班集體中的個體生命教育與孤立個體的生命教育缺乏區別,從而忽視了生命教育中作為班級群體的人與個體精神生命的有機結合。這就沒法給中小學教師提供在復雜教學環境中,靈活實施生命教育的理論指導。今后,生命教育研究重心必須從抽象“人”轉向學校境遇中的“具體人”。因為只有從學校特定境遇中,研究師生的具體精神生命,所得出的結論才能有針對性地指導生命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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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幾年的語文高考試卷看，現代文閱讀能力測試都占有20％左右。但高考中現代文閱讀測試部分的平均得分率卻很低，如何才能盡快改變這種局面，切實有效地培養學生的現代文閱讀能力呢？我們認為，關鍵是必須認識到，現代文閱讀能力的培養是一個具有一定系統性和整體性的過程。具體而言，這一過程有四個階段構成。
第一是基本知識的積累階段。現代文閱讀教學須以閱讀能力的培養為目標，閱讀能力的培養又要以具備準確、敏捷的思維為關鍵。我們知道，基本知識是思維的基本因子，知識面的寬窄是閱讀思考時聯想是否豐富、思維是否活躍的關鍵。因此，現代文閱讀能力的培養應該從狠抓基本知識的積累做起。這里的“基本知識”不僅指語文知識、文化常識、歷史常識、哲學常識、生活體驗以及音樂、雕塑、美術、建筑等藝術常識，而且還包括人文科學（如文化學、歷史學、美學、社會學、教育學、語言學）領域和自然科學與科技應用（如心理學、生命科學、環境科學、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現代通訊技術研究等）領域較新的研究概況，還包括邊緣學科和科學學的研究概況。在當今的中學語文界，能全面反映這些既有時代性又有深度和廣度知識內容的教材還很少。在這方面當首推由谷公勝編著、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蘇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聯合出版的高中語文選修課本《現代文閱讀》。近幾年語文高考試卷所選的現代文均具有豐富的“內蘊”，涉及的知識既廣又深：有的涉及藝術常識和藝術鑒賞知識，如1996年全國卷第四題的選文《貝多芬之謎》；有的涉及文藝美學，如1991年“三南”卷“四／32～40”題；有的涉及思維科學和教育心理學，如1993年全國卷“四／22～28”題；有的涉及對語文教學的理性思考，如1995年全國卷第四題的選文《〈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序》（呂叔湘著）；有的涉及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如1992年全國卷“四／26～30”題；有的涉及科技領域的研究新成果，如近幾年高考中連續出現的科技文章。然而，相當一部分教師一味注重應試教育而忽視素質教育，忽視學生“基本知識”的積累和知識面的拓寬；相當一部分學生急功近利，為了應付高考，一心只讀教科書，很少過問課外書，對以上“基本知識”他們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沒有“厚積”，哪來“薄發”？基本知識積累不夠導致了學生知識面的狹窄，阻礙了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形成。因此，近幾年語文高考中現代文閱讀測試部分得分較低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一教訓提醒人們：要真正培養學生的現代文閱讀能力，基本知識的積累和知識面的拓寬非狠抓不可。
第二是基本理論的掌握階段。現代文閱讀的有關基本理論是對現代文閱讀能力形成過程中一系列規律的概括，是確立現代文閱讀基本方法的重要依據之一。因此，現代文閱讀能力的培養還必須狠抓基本理論的掌握。這里講的“現代文閱讀基本理論”，一是指現代文閱讀，一般應從文體、內容和形式三方面進行；二是指篇有中心段，段有中心句，句有關鍵性詞語。文體不同，內容和形式的具體要求也不同。記敘文的內容指描敘部分（人、事、景物及其特點、與景物有關的傳說故事等）和議論抒情部分（或抒感，或揭示哲理）；議論文的內容指論點和論據；說明文的內容指說明對象及其特征，或指某種物品的制作過程，或指某種物品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點等。形式方面，記敘文主要是指敘述方式（順敘、倒敘、插敘、補敘）、順序依據、線索和表達方式的運用特色及其作用等；議論文主要是指論證結構方式和論證方法；說明文主要是指說明順序和說明方法。中心段、中心句和句中關鍵詞語的確立都有規律可循，還有概括反映這些規律的有關理論。篇有中心段，記敘文的中心段一般是抒情議論性語句，往往位于篇首或篇尾，或者是幾個片斷之間的過渡性語段；議論文的中心段一般為文章的引論或結論，通常也位于篇首或篇尾；說明文的中心段一般也是首段或尾段。段有中心句，中心句的確立可通過分析段落的構成情況來進行：若段落由一個句群構成，段落中心即句群中心——通過分析句與句的關系所得的中心句；若段落由幾個并列關系的句群構成，段落中心即幾個句群中心句之和；若段落由幾個主從關系的句群構成，段落中心即為主句群的中心句。句有關鍵詞語，關鍵詞語的確立理論，可參閱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二室編定的1990年版的高中《語文》必修課本一、二冊中的有關單元知識。這是對學生進行現代文閱讀的一般理論指導，即對學生授之以現代文閱讀基本理論的階段，這是現代文閱讀能力培養過程中必須經歷的第二階段。
第三是基本方法的靈活運用階段。現代文閱讀能力的強弱取決于對基本方法的靈活運用程度。學生積累了一定程度的“基本知識”，掌握了上文論及的“基本理論”，我們便可引導學生確立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現代文閱讀基本方法。根據上述第一個基本理論，我們便可確立以下基本方法和基本步驟。文章閱讀，首先要確定文體，接著須根據文體特點理解內容。以記敘文的內容理解為例，須以記敘部分的內容理解為基礎，以議論抒情部分的內容理解為根本。記敘部分的內容主要是應理解人物、時間、地點和事件過程等記敘的要素。議論抒情部分的內容主要是應根據表達方式的運用特色理解感受理或情，議論性語句揭示生活哲理，抒情性語句抒發作者情感。其他文體的內容理解，也要根據文體特點進行。譬如小說，其內容不外乎小說的三要素和主題。第三步，研究形式特點并理解其作用。這方面的操作，可根據形式方面的基本理論進行。形式特點的作用，主要是研究形式特點是如何有利于內容表達的。根據第二個基本理論，我們便可指導學生從另一角度，即通過分析文章結構層次來理解文章內容。以議論文的內容理解為例，篇有中心段，找到了中心段，也就把握了文章的內容。段有中心句，這個中心句可通過分析段內層次或句群關系找到。找到了中心句，也就把握了段落的內容。學生如能熟練而又靈活地運用以上這些基本方法，現代文閱讀就不會無從下手或抓不住重點。倘若能這樣，學生的現代文閱讀能力一定能得到提高。
關鍵詞：明治維新;福澤諭吉;近代日本、日本發展史;文明論
不同于講授本國國情，學生能有比較直觀切身的感受，在教授外國概況的時候，教師會感覺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只是死記硬背各種時間和事件而已。學習是一個愉悅的過程，教師如何更好地教授外國概況，尤其是教授外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時，筆者進行了思考和探索，認為以點及面、用人物串起發展史的授課方法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為了讓重要的歷史人物在學生的頭腦里形成具體、顯明的印象。人物教學中，教師必須充分發掘圖表和關鍵詞的作用，充分利用其直觀性，去描述人物的性格、歷史背景和活動，再以點及面，探討該人物對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類從外界獲得知識，83%通過視覺。本論文以日本萬元紙幣頭像人物――福澤諭吉為例，來探討如何講述日本近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
圖1 福澤諭吉推動日本近代社會的發展圖
如圖表1所示，我們可以分別從幾個角度探討福澤諭吉如何推動日本近代社會的發展，以及由于他的活動對現代社會還有什么樣的影響。
一、從政治角度看福澤諭吉對日本近現代的影響
近代：黑船事件、明治維新。黑船事件開始引發日本國內危機，成為接下來的“尊王攘夷”及“明治維新”的起點。福澤對西方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引發了日本的思想和政治變革。
現代：君主立憲、和平憲法。“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篇寫于1872年的《論人與人平等》，風行天下。此后的四年里，福澤先后寫下17篇文章，抨擊封建社會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成為日本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的啟蒙，幫助日本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產生了日本君主立憲制度，并對戰后的和平憲法產生了積極影響。
二、從社會角度看福澤諭吉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影響
近代：脫亞論、文明論、。在《文明論》中，福澤極力主張日本應掙脫儒佛教主導的東亞文明的束縛，全盤西化。在《時事新報》發表“脫亞論”，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確立了日本近代全盤西化，走上侵略道路的理論依據。
現代：日本萬元紙幣頭像、日美聯盟。“脫亞入歐”理論至今仍然影響這日本，正如在近代與英國結盟，在戰后選擇與美國結盟。同時福澤也在84年版日幣人像設計中，成為與靠諞灰叮夏目漱石等影響日本歷史的重要人物，并到目前為止，萬元紙幣的頭像依然是這位文明開化的倡導者和踐行者。
三、從教育角度看福澤諭吉對日本近現代的影響
近代：慶應塾、訪美訪歐、全盤西化。1858年福澤在江戶創辦福澤塾，成為教育西洋學術的私塾。1860年1月他隨從幕府軍艦渡美，1862年赴歐洲，1867年又再次渡美。前后三次到海外游歷，使他積累了不少寶貴體驗，并察覺到未來世界的潮流是積極引入西洋文明。福澤的著作《西洋事情》便是其體驗的結晶。在其回國后，1868年（慶應四年）改組為慶應塾，確立的“尚實學”的教育理念，“輸入西洋文化教育，謀求日本革新”。
現代：慶應義塾大學。1890年慶應義塾正式成為日本政府認可的一所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是日本久負盛名的世界頂尖大學。與早稻田大學并稱私立雙雄。作為日本歷史最為古老的綜合私立大學的慶應，在創始人福澤的指導和影響下不斷發展，至今在日本社會各個領域中均發揮著先驅領導作用。
在授課過程中，用人物詳解來展開日本社會的發展和變革是極其有效的辦法，也是能夠提高上課效率，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好辦法。當然，歷史人物大多具有兩面性，即功過兼有。而有的歷史人物的功與過并存于同一時期的不同方面或不同時期，呈現前后變化。教學中要將其活動分解為幾個方面，實事求是地進行評論，該肯定的肯定，該否定的否定。
參考文獻：
[摘要]：當前，電視已成為我國幼兒接觸時間最長的主要媒介，也是對其成長尤其價值觀念形成等影響最大的大眾媒介。但我國幼兒電視節目遠未充分發展，自制節目少，國家主流媒體尚未在該領域建立真正的核心地位，反而洋品牌視聽產品占據了幼兒收視市場。通過重點分析幼兒節目的獨特性與特殊價值，提出：應從幼兒心理、節目制作、角色形象、品牌建構、早教產業等方面深度培育和開發本土幼兒節目品牌，實現節目品牌價值鏈的時空雙向延伸。
0－7歲的幼兒包括2個年齡段：3－7歲的學齡前兒童和0－3歲的嬰幼兒。包括幼兒在內，2008年我國0-14歲人口統計為2. 5166億人，占總人口的19.0%[1]。調查顯示：學齡前兒童閑暇時間相對富裕，接觸電視時間比中小學生多，且較無機會接觸其他現代媒介，可塑性最大，其電視觀看時間可達到人生的第一個高峰。90年代末的調查就顯示：我國幼兒每天看電視的占72.4%，約44.3%的幼兒1歲前就接觸電視，到3歲約82%的幼兒看電視，且隨年齡增長，每天看電視的幼兒人數、每天看電視的平均時間均增長，幼兒平均每天收視時間在1.45小時以上。發展至今，電視已成為我國幼兒接觸時間最長的主要媒介，也是對其成長尤其價值觀念形成影響最大的大眾媒介。
近年來，隨著國家廣電總局關于《廣播影視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實施方案》等相關政策的推行，幼兒電視節目取得了不少進步，出現了《智慧樹》、《小小智慧樹》等品牌節目和專門針對學齡前兒童的中國教育臺早教頻道等。但與數億幼兒及其家長的觀眾數相比，現有幼兒電視節目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還很薄弱。深入分析我國幼兒電視節目存在的問題，并合理建構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已成為媒體研究刻不容緩的責任。
一、我國幼兒電視及幼教視聽產品市場的發展現狀
（一）自制的幼兒電視節目品牌很少。
目前，我國專門針對幼兒開設的電視欄目、節目相當有限，這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的領域。盡管已開辦了30多個少兒頻道，但多數節目以7歲以上少年兒童為目標受眾群，專門關注到7歲以下幼兒的節目較少，針對0－3歲嬰幼兒的電視節目更少。自制幼兒節目，包括幼兒動畫片在內，節目總量過少，相對固定且有影響力的幼兒節目品牌太少，遠不能滿足幼兒及其家長的收視需求。
央視少兒頻道25個欄目中僅有《智慧樹》、《七巧板》、《小小智慧樹》3檔幼兒欄目，其中《小小智慧樹》、《七巧板》針對0-3歲孩子；此外是央視《寶貝一家親》育嬰欄目；中國教育電視臺早期教育頻道有《伴隨成長》、《幼兒園的故事》等3、4檔欄目——但該頻道一直以數字付費電視形式出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廣大幼兒和家長的收視選擇；在當前全國數字付費用戶有限且年度增量也有限的情況下，該頻道幼兒節目尚不具備影響力。
（二）現有節目成人說教味太濃，幼兒特性不夠突出，品牌影響力不夠。
我國現有幼兒節目還存在著說教意識過濃、角遮蔽幼兒視角、成人思維代替幼兒思維等問題，沒有充分考慮到“以幼兒為主體”，制作理念、制作的精良程度、節目品牌推廣等方面還無法與國外品牌節目抗衡。
研究表明，在節目中，兒童的參與程度越高，兒童的主體性發揮越顯著。但我們常犯的毛病就是：幼兒的主體性常常有意無意被忽視，成人主持人往往成為了節目的主體、主角，占據節目中心地位；節目中的幼兒還是處于較被動的、受支配地位。幼兒品牌欄目“《智慧樹》的11個子欄目中……以成人為本位的欄目有6個，占55%”，超過一半以上。
《智慧樹》作為僅有的幾檔自制幼兒節目中最有影響力的品牌節目，仍舊存在不少問題。這就暴露出：幼兒和家長收看國產幼兒節目時，選擇品牌節目的余地相當有限。
（三）洋品牌視聽產品占據幼兒收視市場。
由于適合幼兒收看的自制電視節目很少，家長們轉而尋找市場上可售的其他幼教視聽產品。筆者作為幼兒家長，所搜集到的目前市場適合幼兒的主流視聽產品主要有：CBBC的《天線寶寶》和《花園寶寶》、迪斯尼的《小小愛因斯坦》和《小熊維尼家族》、瑞士的《企鵝家族》、德國的《邏輯狗》光盤、捷克斯洛伐克的《鼴鼠的故事》，以及日本教育集團倍樂生株式會社（Benesse Corporation）借中國福利會出版社推出的《巧虎》DVD，等等。它們中既有娛樂類節目，也有教育類節目，更多是二者結合的，筆者將之統稱為幼兒娛教節目。但它們無一為我國自制幼兒視聽產品，且都并不來自主流電視媒體。
這些視聽產品品牌背后都是國際傳媒集團，他們對我國幼兒娛教節目市場虎視眈眈，并一定程度上已在品牌推廣和市場培育等方面占得先機，抓住了幼兒及其年輕父母觀眾群的注意力。
“幼兒階段……發展起對自然及周圍世界的理解，建立觀點和想法……將影響他們的一生”。我國自制幼兒電視節目的匱乏和弱勢，說明國家主流媒體還未在幼兒娛教節目領域建立真正的核心地位，這就很難對我國幼兒的身心成長、尤其是對其本民族文化價值觀的涵養熏陶方面發揮應有的主導作用。
為什么主流電視媒體沒有更多投入到幼兒電視節目的制作、播出乃至發行領域？反而是讓境外媒體借助各種途徑搶占了家長和孩子的注意力市場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數兒童電視研究者認為，兒童電視是專業化的窄播媒體，存在著諸多困難：廣告商不青睞、經費不足、利潤太低，加上政策扶持力度不夠、人才匱乏、經營不善、制作落后等等。換言之，由于各方面資源和經費不足，吸引不了廣告，也吸引不了優質人才，因此節目制作投入有限，節目不好看，自然經營更加困難，經費更加不足，陷入惡性循環。與一般少兒節目相比，幼兒電視具有自身特點；而要解決現有困境，必須要從幼兒電視的特點出發，找到良性循環的路徑，即找到幼兒電視節目運營的長效贏利模式。
二、我國幼兒電視節目品牌發展策略
（一）抓住幼兒認知心理，制作品牌娛教節目。
幼兒電視的特點是娛樂教育一體。如何制作出寶寶喜歡的幼兒娛教節目？安伍德說：“創意來自孩子，如果你要為孩子制作一些節目，那么你首先要問問自己，孩子眼中的世界到底是怎樣的”。掌握幼兒獨特的視聽思維規律和言語行為特征是制作幼兒電視節目的關鍵。必須堅持將“幼兒主體”的創作觀貫徹到每一個細節，從根本上剔除成人思維對節目的不良影響。“節目的定位、內容的設置、視聽運用、欄目編排及主持人塑造等要從‘兒童是主體’出發”，處處從幼兒視角，依據幼兒認知心理創作節目。關鍵看節目有無充分體現幼兒特有的心理特征
1、玩耍是幼兒最主要的生活內容。《天線寶寶》的主創安伍德通過對幼兒的長期觀察總結說：“他們什么都不知道，就只會玩”[10]。家庭和兒童休閑設施設計領域的國際權威人物RandWhite指出適合兒童的且具有發展能力的“玩”應具備如下7個特征：令身心非常愉悅、注重過程多于結果、兒童自發自導式、促發想象力的、不受任務和成人強加規則的影響)、分享式的、開放式的[11]。風靡全球的《花園寶寶》、《天線寶寶》，當中的角色就是每天玩，“白云白藍天藍，天線寶寶出來玩啰！”重復單純的兒童語言、簡單易懂的情節、明亮的色彩、容易模仿的舞蹈、節奏明快的音樂；玩，就是天線寶寶們的全部生活；鏡頭的中心也總是快樂玩耍的孩子，成人僅是配角。
2、游戲是幼兒最主要的學習方式。筆者對照研究了現有的幼教視聽產品，發現：節目中幼兒角色的互動體驗式游戲和情境化的游戲過程，往往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巧虎樂智小天地》根據1－6歲各年齡段的不同特點，開發出適合不同年齡段幼兒認知程度的互動體驗式游戲，借助情境化的游戲模式，以唱游形式編排，著力吸引孩子在唱唱跳跳當中模仿巧虎的言行，從而實現幼兒生活能力的培養，如自我保護、表達能力、交往能力等。相比之下，《智慧樹》大部分欄目側重以發展幼兒知識技能為目標，知識教育痕跡較重，游戲的編排還有待加強。
3、直覺認知與情感滿足是幼兒主要的心理需求。兒童認知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0－3歲是幼兒的感知發展階段，3－6歲則是直覺思維階段。因此，抽象的知識教育很難讓幼兒理解，幼兒往往是通過色彩、圖形、運動、音樂等元素來獲得對周圍世界的直覺認知。美國傳播學鼻祖施拉姆在上世紀的實驗研究中發現：兒童使用電視以得到個體的滿足，主要是情感滿足和認知滿足[12]。而幼兒對電視的內容訴求與學齡期少兒又有很大差別，其生活能力的模仿式認知學習和情感感知的體驗式滿足，要超過抽象的知識教育訴求。《天線寶寶》和《花園寶寶》就通過臺詞、韻律和音樂將孩子帶入寶寶們快樂游玩的樂園世界，讓孩子們在歡笑中體驗“互助”、“友愛”、“分享”、“探索”等美好事物，獲得情感滿足，同時也通過寶寶、音樂、色彩、運動等形象元素獲得對同齡人生活世界的直覺認知。
4、幼兒傾向于模仿同齡的角色化形象，并獲得認知滿足。幼兒以直覺形象思維為主，獲得外界刺激的主要渠道是視聽覺，主要依賴大量生動有趣的視聽形象提供的信息來獲取概念和經驗認知。在幼兒節目中有無讓孩子喜歡并印象深刻的角色化形象塑造，顯得尤為重要。研究發現，角色化形象塑造必須具備如下形式要素：親和力、目光溝通、同齡孩童、鮮艷的顏色和造型、引起注意的聲音[13]。《智慧樹》中的紅果果、綠泡泡、小咕咚等形象就較成功。英國高收視率低幼節目《方塊娃娃》通過四個活潑可愛、個性鮮明的擬人化角色唱歌跳舞，搭配幽默有趣的對白與動作，每集不同的主題故事，讓孩子在模仿方塊娃娃的過程中認識世界和學習英語。《巧虎樂智小天地》集中塑造的孩童人偶巧虎成為孩子心目中模仿的同齡人榜樣，幫助幼兒培養了各類生活習慣。有研究指出，由于成功的本土卡通形象缺席，幼兒對國外卡通形象具有明顯偏愛，嚴重影響了本民族文化的傳承及我國兒童文化認同感的形成[14]。在我國幼兒電視節目中塑造成功的角色化形象，從文化建設角度看也是非常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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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拓展幼兒節目品牌價值鏈，建立長效贏利模式
近年來，境內外不少媒體通過品牌經營和產業鏈整合，涉足幼兒電視節目市場并獲得豐厚收益。2003年NICK少兒頻道以年收入11.5億美元占據全美電視頻道收入排行榜第10名，其中“NICK”品牌每年衍生品開發收入達到了10億美元[15]。我國臺灣地區幼兒電視頻道發展也很快，除了收視第一的“東森幼幼臺”，還有富邦電視集團的“MOMO親子臺”，緯來電視集團的“QTV緯來兒童臺”等，幼兒電視節目已成為臺灣主要電視集團的重點發展項目，人們紛紛看好該收視市場的發展潛力。
所謂品牌價值鏈，就是利用品牌號召力，將各種品牌拓展活動聯系起來，實現品牌價值最大化[16]。我國幼兒電視節目要走出困境，就應挖掘收視群體的潛力和節目品牌價值，從節目品牌構建進一步延伸到幼兒娛教市場開發，構建品牌價值鏈。
1、節目品牌價值鏈的時間延伸。幼兒發展理論認為，幼兒正處于模仿、認同和語言發展的關鍵時期，在幼兒期建立起來的品牌認知會影響到其成年后的品牌選擇，幼兒時期的電視觀看行為會影響未來少兒期、青少年期的媒介使用行為[17]。皮亞杰通過實驗研究指出：“幼兒階段是孩子的態度形成階段，發展起對自然及周圍世界的理解，建立觀點和想法。……這種態度的形成階段，將影響他們的一生”[18]。幼兒期的收視偏好會對其一生都產生深遠影響。幼兒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忠誠受眾群。電視節目品牌對幼兒的吸引力，使這群受眾往往成為最忠誠的觀眾，也是電視頻道培養未來觀眾的手段之一。
2、節目品牌價值鏈的空間延伸。幼兒的電視收看行為，不是孤立的個體行為，往往呈現為2種狀況：一是與父母一起收看，節目同時獲得了成人觀眾；另一種是，幼兒通過節目收視獲得的態度偏好乃至品牌偏好影響了父母的消費選擇。“養育學齡前兒童的家庭每花1美元，就有75美分是根據這些兒童的需求和欲望花出的。可以說，學齡前兒童掌控著比其他任何群體都更多的金錢。他們決定著父母的購物地點、吃飯的地方、居處之所在，乃至開什么車，去什么地方度假”[19]。幼兒電視節目其實是通過抓取幼兒的注意力，最終獲得了具有消費能力的成年父母受眾群。
幼兒節目受眾群的擴展，使其獲得了更多經營保障。英國幼兒父母傾向于選擇優質的本土節目，因此面向0－6歲嬰幼兒的CBeeies頻道收視率勝過觀眾群定位為6－12歲兒童的CBBC頻道[20]。后者因美國少兒節目的沖擊，經營限入困難，CBeeies頻道則因幼兒和家長的共同收視保障，經營良好。
3、節目品牌價值鏈的主要實現方式：開拓幼兒娛教衍生品市場。調查發現，對幼兒電視抱積極態度的家長，對該電視衍生產品如配套音像制品和玩偶愿意購買的，分別占70.45% 和58%以上[21]。假如不局限于“賣廣告時段”這種傳統的電視贏利模式，幼兒電視節目有著更多商機，應致力于發展品牌節目的衍生品服務，延伸品牌價值鏈。“兒童節目的關鍵在于，故事和人物都能在屏幕外引起回響，出版、玩具等業務也因此能夠附加在節目之上。作為一個兒童節目的專業營銷者，最應該問自己的問題是：我怎么讓節目及其附加物成為一個孩子一天24小時、一周7天都離不開的東西?”[22]
當前，多家視聽傳媒以幼兒及其家長為收視對象和目標市場，著力開發其中的無限商機。《巧虎樂智小天地》大力開發和促銷巧虎開心成長系列周邊產品，通過出售的讀本、DVD、故事游戲書、父母育兒書、各類游戲玩具、生活用品、卡通形象和人偶等相互連動，引導孩子和家長的消費趣味。我國臺灣的東森幼幼臺過去以播放外購卡通節目為主，結果與目前很多地方少兒頻道一樣廣告匱乏、片源不足、經營虧損。2000年定位為針對0－7歲兒童的幼教頻道，強調快樂學習和親子互動，其收視群中高達34％是25歲至45歲的家庭主婦與職業婦女。第二年就扭虧為盈，2005年挺進全臺灣收視率前十名，僅廣告收益就達5億臺幣。同時積極進軍幼教商品市場，經營所播品牌節目的衍生品：VCD、CD、錄像帶、錄音帶、平面兒童書刊，還有卡通肖像授權加工制成的配件、服飾、家庭用品、文具等，收益相當可觀。這種品牌延伸戰術被多數幼兒視聽產品商采用，是目前較行之有效的贏利模式。
4、節目品牌價值鏈的整合營銷策略：與相關品牌、機構強勢聯合，增強品牌競爭力。相比已具品牌基礎的節目，資金不足、起步較晚、資源有限的地方臺幼兒欄目，前期節目開發與后期經營會遇到更大困難，更需聯合與幼兒消費市場密切相關的實力機構和品牌商，通過產業鏈整合，聚合彼此價值鏈上的核心能力，增強節目號召力與競爭力。國內私營媒體互力健康傳媒，2007年聯合貝親、恒安等著名婦嬰消費品商制作節目，開發了0－1歲嬰幼兒節目《貝親親子樂園》和《恒安親子樂園》，聯合全國20多個重點城市品牌醫藥醫療機構為播出平臺，鎖定婦嬰為主力受眾，大力拓展親子節目市場，拓展“嬰童經濟”產業鏈。《喜羊羊與灰太狼》的開發、制作、生產、出版、播出、銷售及衍生品的生產經營，都與一線品牌商合作，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利用品牌聯合打造幼兒節目品牌開發制作與播出發行的大平臺，以整合營銷方式提高節目的品牌知名度和曝光率，有助于品牌塑造和累積人氣。
要將節目一次售賣即凋謝的速朽轉化為更持久的品牌生命，就有必要構建并延伸幼兒節目品牌的價值鏈，把節目品牌影響力傳達給消費群體，進一步鞏固品牌節目的市場地位，實現節目品牌效益的最大化。國外傳媒集團及民營媒體對幼兒節目市場虎視眈眈，已邁出了競爭步伐并開始市場布局。我國現有幼兒節目還未充分開發品牌價值鏈，如僅滿足于現在的廣告經營模式，不去盡力拓展市場，長遠看有可能導致收視市場萎縮。主流電視媒體應盡快拓展思路，抓住契機占領幼兒娛教市場。本土幼兒娛教節目興盛，孩子和家長就有了更多選擇具有本土文化品質的節目的可能性，也是新一代幼兒國民傳承與認同民族文化價值觀的需要。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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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汝勇《以“兒童本位”理念構建群體守望的精神家園—兒童電視節目創作研究》，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10]《“天線寶寶”背后的故事》，臺灣PTS網站http:pts.org.tw/~celetubbies/
[11]RandWhite，2003，That’s Edutainmem by Randy White，White Hutchinson Leisure & Learning Group， http:whitehutchinson.com/leisure/articles/ededutain-ment.shtml
[12]W.Shramm，J.Lyle&W.B.Parker，1961，Television in lives of Our Children， Stanford， California， P61-69.
[13]A. C.Huston & J. C.Wrighe， 1983， Children’s Processing of Television: The Information Functions of Formal Features， in J. Bryant & D.R.Anderson (eds.)，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elevi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79-81.
[14]熊芝《中外卡通形象比較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15]王彩平《境外少兒頻道運營面面觀》，《聲屏世界》2006年03期。
[16]姜向陽《品牌延伸應遵循的原則》，《企業研究》2006年01期。
[17]W.ACollins， 1981，Schemata for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In H. Kelly &Gardner (eds.)， New direction for children development: viewing children through television. San Francisco:Jossey-Bass，pp.31-45.
[18][瑞士] 皮亞杰著，盧浚選譯《皮亞杰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頁。
[19]胡泳《從“天線寶寶”看兒童營銷》，《成功營銷》2004年07期。
[20]《英國兒童電視走向沒落》，來源：新華網，2008年3月10日。
關鍵詞：中職學校 和諧 師生關系
近年來，“普高熱”不斷地升溫，當人人對高等教育“趨之若鶩”的時候，中等職業學校的招生就變得極其艱難。中等職業學校的招生由過去的“挑揀”變為現在的“無法挑揀”和“來者不拒”。生源的缺失，讓中等職業教育日漸滯后于社會的發展，中等職業學校也逐漸變成問題學生的“大家庭”。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大多是在行為習慣方面的放縱者，由于應試教育的后遺癥使大多數“中低分層”的學生在潛意識里認為老師只關注“高分層”的學生，從心里對老師產生了逆反意識，而且有的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來讀書的原因是迫于無奈的，存在著一種抵抗情緒，所以給中等職業學校教師對學生的教育教學帶來了一定的難度，使得中等職業學校的師生關系也將面臨著嚴峻地考驗。
和諧師生關系指的是教師和學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交互活動中是民主的、相處的氛圍是融洽的。它的核心是師生心理相容、心靈互相接納，師生形成真摯的情感關系。它的宗旨是本著學生的自主性精神，使他們的人格得到充分的發展。這一關系處理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教育教學的效果，關系到學校培養目標的實現，關系到學生的心理健康和全面發展，是構建和諧校園的堅實基礎。一般而言，師生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的，教師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教學中起著主導作用。在中等職業教育備受重視的當今社會，在這一特殊群體里，在把“以人為本”作為當前教育理念的新時期，構建適合中職校自身特點的和諧師生關系更顯得迫切和必要。那么，作為中等職業學校的教師，如何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 了解學生，熱愛學生
中等職業學校學生的年齡一般是十五、六歲，正值青春期，這一時期是人的心理變化最激烈的時期，也是產生心理困惑、心理沖突最多的時期。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在初中階段就有可能經常被教師忽視、指責和批評。進入職業學校以后，他們心理上承受著多重壓力：外界的歧視、父母的責怪、自己夢想的落空等。這些壓力之下的學生經常會抑郁和迷茫，他們擔心老師向父母告狀、懷疑老師故意跟自己過不去、想跟老師說說話卻又害怕被冷漠對待。這些不正常的心理會導致學生們上課跟老師對抗，不配合、不支持老師的工作。此時，老師與學生的交流溝通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把準了學生的“命脈”，才能真正幫助學生成長、解決學生的困難、維護學生的權益。
“感人心者，莫過乎情”。寓情于教，以情動人是教學中教師經常采用的教學方法之一。教學不但是授業解惑，更是師生之間通過活動進行情感、興趣、能力的心理交流。愛是建立和諧師生關系的橋梁，只有師生關系處在關愛，平等的和諧氛圍之中，學生才能直言面對教師，大膽地投入到學習之中，去體驗、去完成教學任務。同時，這也是我們在實際教育教學中面對不同素質的學生為他們創造盡可能發展的條件的落腳點。
2 尊重學生，民主平等
著名教育家愛默森說過：“教育成功的秘密在于尊重學生。愛生是教育者必備的條件，尊重則是教育者實施教育的根本前提。”尊重學生，樹立平等意識是教育的本質規律，沒有尊重就沒有教育，人都有被理解、尊重和肯定的心理需求。這一點，對中職類學生特別重要，這些同學在初中時，幾乎是處在被遺忘的角落，他們受慣了歧視和不平等，他們特別渴求尊重、平等、合作現代和諧師生關系的內涵中顯示，教師與學生應該彼此平等、相互尊重的，充分發展學生的獨立性和人格，其主要宗旨就是形成良好和諧的師生關系。因此，教師不應該是領導，不是上級，不是法官，也不是上帝，職業學校的教師們就應該圍繞這一中心進行自我角色定位。教師應該是學生的指路人，按照和諧師生關系中的內涵而言，做學生們的啟明燈、知心朋友和模范。
3 信任學生，欣賞學生
著名教育家愛默森說過：“教育成功的秘密在于尊重學生。愛生是教育者必備的條件，尊重則是教育者實
施教育的根本前提。”尊重學生就要信任學生。信任是教育的基石，信任是一種力量。教師充分相信學生，學生才會相信教師，真正平等有效的溝通才會開始，真正的教育也才會開始。教師要相信學生有獨立處理事情的能力，并盡可能地支持他們，多給他們展示自己的機會與舞臺。尤其是在對待一些“后進”學生時，更應平等地對待他們，多鼓勵、多指導。信任是一種力量，它可以鼓勵人們積極上進。
常言道：“良言蜜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面對學生的點滴進步，教師要對他們進行贊揚或鼓勵。這一點，對中職類學生特別重要，這些同學在初中時，幾乎是處在被遺忘的角落，身心承受巨大壓力，社會上對職業學校的看法依然受傳統觀念的影響，這使他們缺少自信，甚至過分自悲，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充滿了矛盾，所以他們特別渴求尊重、平等、肯定。中等職業學校的教師要學會放下架子，充分尊重學生的人格、意愿、隱私權等等，讓他們感受到自尊的存在，獲得向上的動力源泉。
4 實施發展性評價
評價的基本目標是為了教育并促進學生的表現，而不僅僅是為了檢查學生的表現；評價是為學習服務的，其目的在于提高學習的效率，是學生學習的動力和源泉。合理、公平的評價不但有利于師生的自我認識，還有利于師生的全面發展與師生關系的和諧。采取形成性評價與終結性評價相結合的原則，既關注結果，又關注過程，以形成性評價為主。把評價的重點放在縱向評價上，同時采用學生自評、同學互評、家長評價與教師評價相結合的多級方式，強調個體學生的進步。體現了師生之間的相互信任。客觀公正的評價有利于和諧師生關系的建立。
5 提高教師的自身素質
和諧師生關系的確立有賴于教師自身觀念的更新和素質的提高，人格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孔子說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一名優秀的教師，除了必須以滿腔的熱情對待事業，對待學生以外，還必須自覺地，高標準地去塑造自身的人格。這里所說的“人格”，不僅包括道德上應當具備的人品和資格，而且包括教師專業化。它是指“教師在整個專業生涯中，實施專業自主，表現專業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從教素質，通過終身專業訓練，習得教育專業知識技能，成為一個良好的教育專業工作者的專業成長過程”。
“學為人師，身正為范”，教師要得到學生的愛戴，就得有內在的人格魅力。我們必須在教風學風上做學生的表率，做到嚴謹治學，謙虛謹慎。特別是在教育活動中，我們更應極其認真負責，愛崗敬業，一絲不茍。我們應努力完善自己的個性，使自己擁有熱情、真誠、寬容、負責和幽默等優秀品質，這是優化和諧師生關系的重要保證。
從學生的階段發展規律來看，中等職業學校正處在生理和心理迅速發展的特殊階段，學生年齡一般不超過18歲。這些學生們看待問題有了自己的觀點，他們的身體發育逐漸成熟，日漸有了自己的思想。然而，在這一特殊階段，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將有利于教育的順利實施，教師們正確的情感引導和教育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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