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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球經濟失衡;人民幣升值;匯率形成機制
一､匯率調整義務的觸發機制:全球經濟失衡
2005年全球經濟面臨嚴重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國經常賬戶的巨額逆差,從2000年的4160億美元飚升至2005年的8065億美元;二是亞洲國家經常賬戶大量順差,對美貿易順差,2005年達到了3500多億美元｡而美國的2005年對華貿易逆差達2016億美元,因此當今世界的經濟失衡與中美兩國高度相關｡中國匯率改革在這種形勢推動下展開,2005年7月進行人民幣匯率改革之路,確定以市場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實現更加平衡的經濟發展｡
經濟失衡美國方面原因:(1)儲蓄率下降是造成經常賬戶逆差的主要原因,過度消費､儲蓄不足,吸收國外儲蓄以維持美國的經濟增長,形成巨大的經常賬戶赤字;(2)投資儲蓄戰略的變化,經濟快速增長刺激了投資支出擴張,收入與資產價值快速增長擴大了消費,減少了儲蓄,引起了儲蓄與投資狀況的關系惡化;(3)美國以貨幣資金為基礎的儲蓄戰略向以資產為基礎的儲蓄戰略轉移,促進了經常項目赤字擴大與儲蓄率的下降｡
中國的貿易順差不僅是匯率的問題,且包含其他多種成因:(1)對投資的過分依賴,產業結構調整的主動性弱;(2)對出口的過分依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國民實際生活水平提高較慢;(3)缺乏可持續性,經濟增長一直是靠高投入､高能耗來維持,經濟增長的效益與質量較差,消費增長慢,一直在生產的體內循環｡而且非科學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給我國帶來了如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問題｡
分析中美貿易失衡,發現美國的經濟結構失衡所造成的全球經濟失衡具有長期性,且取決于世界經濟與貨幣制度的演進趨向,中國崛起所產生的對于世界經濟的沖擊具有短期性與非制度性的特征,因為其實際上是世界經濟制度的接受者而非領導者｡2006年基金組織提出解決世界不平衡問題的“聯合戰略”,要求美國壓縮財政赤字,增加國內儲蓄,日本和歐元區加快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增長;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增加匯率的靈活性和擴大國內需求｡
二､內生性的匯率調整義務
(一)匯率正常化
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一定程度上影響外匯供求關系及匯率變動,具有推動本國貨幣匯率走強的效應,但外匯儲備的增長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果,與匯率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而決定一國貨幣匯率的基礎是兩種貨幣購買力或兩國物價水平,即購買力平價理論｡我國經濟的一個悖論是經常賬戶順差與FDI持續流入的長期并存,表明本國儲蓄相對于投資是過剩的,即應輸出儲蓄,同時吸引大量的FDI｡意味著在為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融資時又將國內高收益率的投資機會提供給了國際資本｡RMB低估是一個重要原因,抑制了對進口品消費,增加對FDI誘惑｡RMB價值回歸,是實現以本國儲蓄為基礎發展經濟,替代依靠外資發展經濟的關鍵｡
RMB相對低估源于美元的貶值,不是RMB匯率的主觀操縱,體現了釘住匯率機制的內生性不足｡國際大循環中,匯率不僅是體現為直接的兩國關系,也間接反映一國貨幣在整個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從某種程度上講美元的貶值不應是RMB貶值的免責理由｡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宏觀經濟政策的外部影響也越來越大,應在糾正全球經濟失衡的努力中承擔相應的義務｡事實上我國的匯率改革也伴生著國際社會對我國政府央行維持名義匯率穩定的可信度下降之風險｡RMB匯率的讓步,對世界經濟的穩定有積極的意義｡
(二)匯率穩定性
《基金協定》賦予了成員國對于自己已確定的貨幣平價予以改變的權利,附錄C第6段規定:“成員國除非為了糾正或防止出現基本的不平衡,不應提出改變其貨幣平價”｡成員國從事的影響外匯匯率的行為目的不是調節國際收支才是被允許的｡但成員國建立平價制度要有共同的標準,不能以黃金或任何一種貨幣為實行或恢復外匯固定平價制度的共同標準｡成員國在改變平價制度外匯匯率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由,其唯一的約束條件是為了維持國際金融制度,特別是匯率制度的穩定｡另外賦予一個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貨幣制度中央貨幣的職能,勢必使該貨幣發行國取得優于其他國家的地位,等于從法律上認可了該國貨幣的特權及其與他國貨幣的不平等競爭,承認了國際貨幣制度安排與一國的經濟發展､金融政策聯系在一起,這不符合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及各國平等發展的國際義務要求[1]｡
美國早就堅持國際社會所需要的并非穩定的匯率制度,而是匯率的穩定制度,它指出浮動匯率可以是穩定的,特別是在匯率變動和匯率危機頻繁發生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三､外生性的匯率調整義務
(一)匯率調整與可持續發展
匯率體現不同貨幣之間的比價同時還是一種經濟杠桿,不但能改變我國經濟與世界其他國家經濟之間的關系,也影響國內外價格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匯率低估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但不利于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匯率高估對經濟增長的速度有抑制作用,但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有刺激作用｡所以匯率政策本質上是短期的經濟增長速度與長期的經濟增長質量之間進行權衡,階段不同,匯率政策的選擇不同｡目前國內資源相對于經濟增長的需求已捉襟見肘,為解決經濟發展的困境,需發揮匯率的杠桿作用,匯率改革的目標是改善貿易條件,提高經濟增長的可持續能力｡
(二)匯率調整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
中國行業結構失衡主要表現為創造外匯的制造業快速發展并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引擎,而不能創造外匯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相對滯后,而匯率實質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價值之比｡如果缺乏匯率價格杠桿的調節以及稅收､用地等方面對制造業政策傾斜的糾正,制造業與服務業的不平衡發展格局反映到外匯市場上是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的增長｡進入90年代中期后,新增就業機會多源于服務業,在兩者不平衡的格局下,服務業在吸納就業方面的能力受到了遏制,惡化了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同時通過就業方面作用傳導對于消費能力產生了消極作用｡所以匯率調整有利于遏制經濟過熱現象,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匯率適當提高有助于服務業發展｡
(三)匯率調整與貨幣政策獨立性
1993年我國的匯率為5.762,RMB匯率處于市場高估的狀態,當時出于對匯率穩定的追求,使匯率作為政策工具的外部經濟平衡作用基本缺失,也干擾了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負面效應是:(1)央行調控貨幣供給量主動性下降,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困難加大｡(2)以外匯占款為主渠道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及收回再貸款的沖銷方式給國內造成資金供給的結構性失衡,給經濟結構的調整帶來困難｡
浮動匯率制度有利于國際貨幣金融市場的發展:(1)可防止國際金融市場上大量游資對硬貨幣的沖擊;(2)可防止某些國家外匯儲備貨幣的流失,浮動匯率制度下,國家是沒有義務在國際外匯市場上用外匯儲備貨幣去買進被拋售的本國貨幣,不會出現國家外匯儲備貨幣大量流失｡
1994—1997年從央行干預實證可看出由于體制原因,我國利率與匯率之間的關聯度并不大,沒有完善與健全的匯率與利率調節機制,成為利用利率手段調節貨幣市場進而調節外匯市場的嚴重阻礙｡國內短期資本流動是政府最難控制的,尤其是在政策限制了匯率靈活性的場合,此問題解決須依賴于財會政策的緊縮和增長匯率的靈活性,須利率市場化與匯率的彈性化,真正實現利率變動—資本流動—匯率變動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四)匯率調整與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的內涵包括了靜態金融資本的國際流動與動態金融風險發生效應機制的同化｡全球化進程中,要求各國盡量實現貨幣的自由流動,但實現貨幣的自由匯兌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國家要具有有效而靈活的調控國內國際平衡的能力,涉及宏觀經濟政策,合理的匯率機制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匯率的市場化更能體現實際的匯率趨向,應建立RMB的實際匯率政策,以銀行與企業之間通過競價形成市場匯率為基礎建構匯率形成機制｡
固定匯率制與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這就是所謂的三元悖論,而現實是這一矛盾已經使很多國家放棄了單一的固定匯率制｡資本項目的自由化促進儲備的更為有效的全球分配,有助于資本的最有效益的使用,激勵經濟增長和福利實施｡因此我國應加快匯率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有選擇分步驟放寬對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
1971年8月15日，美國關閉黃金窗口之后，為了繼續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十國集團于1971年12月18日簽訂了“史密森氏協議”。但1973年2月外匯市場上再度爆發的美元危機，使該協議壽終正寢，也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徹底崩潰。因此，一般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是從1974年開始的。雖然理論上它屬于匯率自由浮動的貨幣體系，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對匯率一般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現行國際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縱觀近代國際貨幣史，從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頓森林體系（1946-1971），再到現行的所謂牙買加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不同形態的更替。而且，每種體系也都經歷了從建立、發展、完善直至最終崩潰的過程。
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過程中，一個共同的特征是：體系內各國在經濟實力、經濟周期（從而政策目標）、政治權力等方面都存在差異。正是這種差異左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因為，一種形態的國際貨幣體系要想能夠存在并正常運行，就必須在諸如貨幣本位確定、匯率制度安排、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形成以及國際清償能力供給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和運行機制。而這種差異使得相應的規則和運行機制相對于體系內不同國家而言不均衡。換言之，遵守規則的成本與收益權衡因國家不同而不同，運行機制所帶來的成本與收益權衡也因國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稱這種不均衡性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從1870年至今，這種不對稱性始終存在。具體說，在每種形態的國際貨幣體系時期，體系內國家都可被劃分為兩個集團——核心和。在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國居于支配地位，這一地位使得核心國與國相比能夠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來實現自身的宏觀經濟目標。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國與國之間的這種不對稱性，以實現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國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變或放棄體系規則。
國不執行統一體系規則以及核心國濫用特權的道德風險、國退出體系的威脅、核心國對國所施加的經濟乃至政治上的壓力、核心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體系穩定所作的妥協和讓步等諸多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有可能導致體系規則的調整、核心國地位的喪失甚至體系的崩潰。
簡言之，正是這種不對稱性以及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決定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將重點分析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有其鮮明特征：美元霸權依舊，但面臨的挑戰更多；國集團化。20世紀70年代末，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建立以及轉型國家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國不但在數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漸分化為特點明確的兩大集團：第一集團主要包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現今還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他們越來越關心國際投資頭寸的收益風險關系，越來越關心其頭寸在美國的暴露程度，在這些國家，其匯率政策是對美元浮動（世紀之交誕生的歐元區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代表—歐盟中有12個國家統一貨幣，共同對美元浮動）；第二集團則主要由亞洲及部分美洲國家組成，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向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出口；當進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長時，逐漸增加的官方儲備就直接用來購買美國證券；其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匯率、限制其貨幣升值。在國中，日本較為特殊—從日元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看，他接近第一集團，從貿易角度看，他應屬于第二集團；浮動與固定并存。在現行貨幣體系下，從較為清潔的浮動匯率制到硬約束的貨幣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種貨幣制度同時存在。
以上特征決定了現行貨幣體系獨特的不對稱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在國，美元職能不對稱。眾所周知，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同時行使著國際清算、國際干預與國際儲備職能。但由于不同國家發展戰略或者宏觀經濟目標的差異，美元在不同國的職能側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團，多數國家政府強調趕超型的經濟增長戰略，而且就業壓力以及資源稟賦特征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為了貫徹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第二集團國家更側重經常帳戶的盈余，因而傾向于管制其匯率、限制其貨幣升值的貨幣政策，出于干預外匯市場和預防投機性攻擊的目的，他們更強調美元的國際干預職能和國際儲備職能，主要表現為貨幣當局對外匯市場的頻繁干預（以維持本幣對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和官方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
而與第二集團相比，在第一集團，其經濟實力更強、經濟結構更合理、市場經濟機制更完善、生產力也更先進，在許多經濟領域和環節具有與核心國抗衡甚至領先的實力。因而其更強調與核心國平等競爭的發展戰略，更關注國際投資頭寸管理及資本金融帳戶平衡。在市場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動的匯率來調節。一般地，其貨幣當局不主動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對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門決定。由于市場對美元的長期信用存在疑慮，因此其本幣對美元有升值的趨勢，這使得第一集團從總體上更強調美元的國際清算職能而不是國際干預和儲備職能。
2.在國，對核心國要求權的積累主體不對稱。這里所謂的國對美國的要求權主要是指國政府或私人部門持有美元或美國債券而產生的對美國的追索和要求權。基于以上關于美元職能不對稱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團，對美國要求權的最主要主體是政府和貨幣當局。他們對積累美元儲備有著強烈的愿望，官方外匯儲備總體上呈逐年增加之勢，進而成為美國財政部債券執著而穩定的需求者。其結果是既維持了美元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的信用（美元對其貨幣總體升值）又壓低了美國總體利率水平。總之，它從客觀上支持了美國擴張的貨幣政策。
而在第一集團，對美元和美元債券的需求主體主要是私人部門。當這些部門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團的政府那樣只將其用于儲備和購買美國國債，而是在權衡收益與風險的基礎上進行更廣泛的投資，既包括面向美國的直接投資也包括間接投資（主要是購買美國債券、股票及其他美國貨幣市場工具等）；同時，值得強調的是，出于資產選擇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們也將其部分美元資產投向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另外，由于近年來其本幣相對于美元總體存在升值趨勢，出于對美元信用的擔心，他們也會將部分所持美元兌換為本幣或其他強勢貨幣。總之，相對于第二集團，第一集團的行為對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幾乎相反——對美國實施過于寬松貨幣政策具有約束作用。
3.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不對稱。在核心國，強勢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對優化的經濟結構，使其調節機制具有不同于體系內任何國家的特征：一般情況下，并不追求國際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匯率調整來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動調節。當經常帳戶逆差過大，就業形勢嚴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時，其調節手段也不像其他國家那樣以采取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為主，而是依仗其霸權地位，在頻繁實施貿易制裁的同時，以政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團國家貨幣升值或對美擴大進口。相對于核心國，國（尤其是第二集團國家）更追求經常帳戶的平衡和盈余，而且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團，當一國采取釘住美元的制度時，調節“平衡”的義務全靠自己承擔。為了增加就業、維持出口引致的經濟增長，其既要以更優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也要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促進出口。其結果是實際稀缺資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確定性的美元儲備的大量積累。
而在第一集團內，雖然以浮動匯率制為基礎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與核心國相似，但仍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性：與美元相比，各國貨幣處于明顯劣勢，即沒有像美元那樣有堅實而穩定的需求作支撐。因此它難以依賴像核心國那樣的低利率政策和寬松的財政預算來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相對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門普遍存在的對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貨幣對美元呈系統性的升值趨勢。相對堅挺的本幣雖有利于第一集團國家私人經濟的經濟部門對核心國的投資，但他們又擔心國際投資頭寸在核心國的過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對核心國貿易的難度。其結果是時常爆發與核心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為了應對和彌補與核心國在調節機制上的不對稱性，擺脫對核心國的過分依賴，第一集團國家之間加強了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以擴大“內需”，其典型代表是歐元區。歐元區的建立增強了區內國家管理內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及強制性財政政策的硬約束也同時使其整體經濟增長難以協調運行。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
（一）現行體系所經歷的變化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雖然美國仍是現行體系下的惟一核心國，且美元仍處于絕對支配地位，但在過去的30年里，世界政治經濟環境卻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頓森林時期，對于貨幣體系和貨幣制度的管理，國一般情況下具有單個國家動機特征；而在現行體系下則具有集體動機的特征。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國的個數更多，且性質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歐洲國家更加采取集體行動和跨國管理；相比之下，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因而政策目標優先權也存在差異；另外，亞洲國家區域性合作水平現狀甚至不及40年前的歐洲。歐元取代英鎊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儲備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國（美國）承諾維持其幣值穩定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可自由兌換時期，由于美元與黃金掛鉤，因此這種承諾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現在，美國政策決策者的意圖更加模糊，美元維持其對外幣價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資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難，從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團國家的貨幣當局如今為維持現狀而進行的沖銷和干預操作范圍更廣、成本更高，爆發由預期性投機攻擊所致的貨幣危機甚至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也更大。隨著國內金融市場的逐步自由化，維持國內高儲蓄率和低估本幣越來越難以保證額外投資以可貿易品部門為中心。
（二）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決定著現行體系的演進趨勢
在現行體系下，從匯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團國家較第二集團國家更具有相對獨立性。尤其是歐元區，其貨幣作為事實上的第二主要儲備貨幣，最接近核心國的特征。況且，在金本位時期，英、法、德、美被認為同屬于核心國。因此，在現行貨幣體系下，歐元區是否愿意以及能否進入體系的核心，是決定體系演進的關鍵因素之一。
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決心繼承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傳統——把物價穩定作為其最終目標。也就是說，從現實情況看，歐洲央行給予國內貨幣政策軌道以優先權，但其物價穩定的最終目標與匯率政策之間出現沖突的概率相當高。而且，歐元區部長理事會的“匯率導向”與歐洲央行董事會的政策之間也常常不一致。這些沖突以及歐元區與美國商業周期發展的差異等因素將導致市場對歐元信心的波動。歐元匯率的波動將阻止或延緩歐元區進入核心國的步伐，但歐元的相對堅挺以及市場對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諸因素勢必使第二集團愿意持有更多的歐元儲備。
在第二集團這種儲備資產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絕對核心地位仍難以動搖，因此這種多元化必將表現為儲備資產的凈增長，其結果是加大第二集團整體的通貨膨脹壓力。而舒緩通脹壓力的途徑包括：放棄釘住美元制；向美元儲備索要更高的利率；減少美元儲備的比重。
在美元儲備資產增加、對美貿易順差擴大的情況下，放棄釘住美元的結果是第二集團國家本幣總體對美元升值，進而導致對美順差收縮。考慮到歐元在國際貨幣中相對堅挺的表現以及第二集團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勢必會擴大對歐元區的出口，并以此作為進一步積累歐元儲備的重要手段。此時，若歐元區仍堅持剛性的財政預算約束及穩定的物價目標而不愿向第二集團提供更多的歐元流動性，則第二集團勢必會擴大對歐元區的進口，否則歐元儲備將支付更高的成本。這樣，第二集團與歐元區將達到更大規模的互惠貿易水平。從較長期來看，當第二集團與歐元區貿易依存度達到的相當水平后，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下降，從而形成對美國擴張貨幣政策的約束性。若第二集團的貨幣政策存在區域性的協同性，則有可能形成美元、歐元及第二集團貨幣之間“三足鼎立”的相對穩定態勢。其性質是相互制約的貨幣體系。
若歐元區有意加快進入核心國的步伐，將會向第二集團提供更多的流動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這將加速第二集團降低美元儲備的比重。但與此同時，歐洲央行也必須增加美元儲備以干預美元與歐元的雙邊匯率，使其更為穩定。當然，當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會尋求更穩定的匯率以擴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資本的流入。因此，美歐之間為了降低匯率波動的成本，勢必強化諸如《廣場協議》（1985年9月）和《盧浮宮協議》（1987年2月）式的旨在穩定匯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歐之間這種競爭性貨幣合作關系若能持續，也將降低第二集團儲備資產多樣化的成本，從而最終走向釘住以美元、歐元為關鍵貨幣的貨幣籃子制度，形成美歐為核心、第二集團為的匯率相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
總之，核心國、第一集團、第二集團的相互作用決定著現行體系的演進趨勢。但歐元區以及中國和東亞區其它國家的政策選擇是關鍵因素。
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的變革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對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的走勢和變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論歐元區選擇維持現有的政策目標不變還是有意向貨幣體系的核心靠攏，國際貨幣體系都將會向著保持美國、第一集團、第二集團之間雙邊和多邊匯率相對穩定的方向發展。如果第二集團各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朝著更加協調一致、匯率更加穩定的方向發展，則將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的這種演進趨勢。但是，考慮到未來第二集團各國的貨幣對美元或歐元僅是相對穩定而非絕對固定的關系，因此亞洲貨幣合作的目標應該是亞洲其他國家貨幣釘住亞洲關鍵貨幣（如，人民幣或日元），而亞洲關鍵貨幣應采取釘住主要以美元和歐元為籃子貨幣的貨幣籃子，以便使其對美元和歐元匯率均具有相對的彈性。換言之，亞洲的關鍵貨幣不宜只對美元和歐元中的其一浮動而對另一貨幣固定，因為這不利于促進未來更為穩定和均衡的國際貨幣體系。
假定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現行的經濟增長趨勢，人民幣至少會成為亞洲關鍵貨幣之一。從眼前看，中國的經濟基礎和人民幣的市場信用尚不具備對美元大幅浮動的實力。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安排應能夠應變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則應是能應變美元和歐元相對地位的調整及中國與第一集團國家經濟往來規模的變化。也就是說，以維持對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為基礎，同時適當增加市場調節的作用以逐漸應變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
具體地說，在中短期內，當人民幣與核心國貨幣匯率水平偏離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匯儲備變動或貿易摩擦等成本過高時，可以對人民幣匯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躍性”的調整，以減低成本。這里所謂的“跳躍性”是指調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調整的次數和時機則以盡量減小市場投機預期和投機攻擊為原則。
在調整之后的一段時期內，應保持人民幣對核心國貨幣的相對穩定，這是以當前核心國貨幣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仍處于絕對優勢地位的現實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對核心國貨幣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有利于中國穩定的對外貿易和經濟交往，有利于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和價值穩定，也有利于防范貨幣危機。
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增長，為了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朝著更加穩定和均衡的方向演進，在增強亞洲貨幣合作中人民幣地位的同時，人民幣匯率應逐漸朝著對美元和歐元保持相對彈性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央行欲逐漸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承諾是正確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簡單地釘住籃子貨幣，而是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相協調，逐漸微調籃子中美元、歐元以及其它一些相關國際貨幣的權重。
綜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結論：首先，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將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較長期選擇，但人民幣相對美元的浮動區間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漸擴大的前提下呈現波動性；其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可能會體現出一定的“跳躍性”，即在總體上呈現波動區間相對狹窄的同時，偶爾會在一定的時段內表現出較大的波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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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的經濟狀況與人民幣匯率
匯率可簡單地理解為外匯的價格，即一種貨幣兌換另一種貨幣的價格，也就是說匯率就是兩種不同貨幣之間的比價，它反映的是一國貨幣的對外價值。自上世紀4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破產以及世界主要貨幣實行浮動匯率以來，由于各國經濟實力的發展不一，有些國家的貨幣出現持續貶值，有些國家則大幅增值。最典型的是美元的貶值，日元匯率的走高。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美國則相對削弱。經濟實力是決定匯率的根本原因。近幾年來，人民幣匯率有升有貶，但整體緩步上揚，其根本原因是我國經濟實力的逐漸增強。而衡量國家經濟實力的主要指標GDP與人民幣匯率有很大的相關性。（圖1）
我國GDP的水平逐年增加，表明我國國民的收入水平逐漸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需求則增加。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對人民幣的需求，從而導致了人民幣匯率的緩步上揚。此外，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就相應提高，這也使人民幣在長期內保持堅挺。
（二）人民幣流通狀況與人民幣匯率
衡量人民幣流通狀況的主要指標是通貨膨脹率。通貨膨脹往往使紙幣貶值，物價上漲，抑制了出口，刺激了進口，若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將使本幣匯率下跌。但通貨膨脹的影響往往具有時滯性。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是一個取決于兩國相對價格的名義變量。當本國的價格水平相對上升時，本幣購買力下降，即本幣貶值，則匯率就下跌；反之，匯率上升。絕對購買力平價可用公式表示為：S=p/p*（2.2.1）
S為匯率，以本幣表示的單位外幣（如現在的匯率為1：7.8，則S=7.8），即直接標價法。P和P*分別表示本國和外國的綜合物價水平。
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之變化應該等于兩國通貨膨脹率之差除以外國的物價指數。如果用p$和p表示美國和中國t0到t1期的通貨膨脹率,S0和S1表示t0和t1期匯率,則相對購買力可用公式表示為:
(S1-S0)/S0=(л-$$）/(1+$$）(2.2.2)
相對購買力平價的要旨是,匯率變動是由中美兩國之間相對通貨膨脹率決定的。如果中國通脹率大于美國通脹率,則人民幣應該貶值,反之則人民幣應該升值。從長遠來看，生產者價格指數和消費者物價指數呈現類似的通貨膨脹率。以下采用1996年至2005年的中美居民價格指數，通過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分別以1996年、1998年、2000年、2002年和2004年為基期計算出相應的通貨膨脹率和匯率。
通過以上數據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
第一，人民幣名義匯率長期內高于人民幣購買力平價匯率，這與1998年我國出現了通貨緊縮有一定的關系。
第二，隨著年份與基期的差距越大，所計算的購買力平價匯率與名義匯率的偏離越大。通過購買力平價理論計算匯率，基期的選擇比較重要。如果選擇以基期較接近的年份,得出的匯率與名義匯率是比較接近的，說明匯率的變化跟物價指數的變化是緊密聯系的。
第三,1999年以后我國是處于輕微的通貨膨脹，根據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連續的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匯率應該持續走低。但是我國的人民幣名義匯率卻持續升高。這說明了中國人民銀行在制定人民幣匯率時沒有很好地聯系國內通貨膨脹的水平，沒有很好地聯系國內外的物價水平的變化。但是，通過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修改，相信在長期內人民銀行所制定的匯率是符合國內外經濟發展要求的。
(三）利率差異與人民幣匯率
如果一國的利率水平高于周邊的國家，將吸引國際資本流入增加，使本幣需求上升，可能會導致本幣匯率上揚。利率平價理論的提出者凱恩斯認為：匯率變動與兩國相對利差有關，投資者根據兩國利差大小以及對未來匯率的預期進行投資選擇，以期獲取收益或避免風險。利率平價表達式為：
(F-S)/S=i-i*(2.3.1)
S是將本幣換成外幣的匯率，F是將外幣換成本幣的匯率。i是本國利率，i*是外國利率。
（2.3.1)式反映了匯率與兩國利差的相互關系：當本國利率相對外國利率上升時，兩國利差增大，匯率下跌；反之，匯率上升，即F與i-i*成正比。通過對表6中F和利差進行一元線形回歸分析,發現兩者的相關性不高，相關系數為-0.45064。分析的結果顯示F與i-i*成反比，即我國的匯率變動與中美之間的利差正相關。這與利率平價理論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的利率市場化程度不高，利率水平是由人民銀行制定的。但是我國加入WTO后的五年來，對外資銀行的逐漸開放，利率的市場化水平也將逐步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匯率水平就可以較好地反映利差的變動。
(四）國際收支與人民幣匯率
如果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對外債務增加，引起外匯需求增加而可能導致外匯匯率上升和本幣匯率下降。順差意味著對外債權增加，本幣需求增加，可能促使本幣匯率上升。近幾年來我國國際收支一直呈現順差，支撐了人民幣匯率走高。
（五）人民銀行的干預與人民幣匯率
1994年我國實行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從1994年至今,我國匯率雖雙向波動，但緩步上揚。1994年人民幣并軌時，匯率為：1：8.7。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人民幣沒有貶值，仍然保持穩定，1美元兌換8.2757元人民幣。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說明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人民銀行的匯率制度和人民銀行對匯率的干預只能在短期內對匯率產生積極的影響。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中國經濟將融入世界經濟，實現人民幣全面的自由兌換并走向國際化是大勢所趨。在這個進程中，實現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具有關鍵意義。
2、人民幣匯率與各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確定
在前面各點中，分別分析了GDP、通貨膨脹率、中美利差、國際收支和人民銀行的政策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因此我們構建了以下的模型：
Y=X1+X2+X3+X4+U(3.1.1)
Y表示人民幣的名義匯率，X1、X2、X3和X4分別表示我國GDP的增長率、通貨膨脹率、中美利差和進出口差額的增長率。由于政策的影響是難以定量分析的，所以采用U表示影響人民幣匯率的不確定的因素。
(二）定量分析
本文采用了1996年至2005年的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200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對3.1.1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3.2.1式:
Y=8.259474+0.1836X1-0.30832X2-0.0975X3-0.02024X4（3.2.1）
可以看出：
（1）GDP增長率與人民幣名義匯率的關系：兩者反相關，即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人民幣匯率反而下跌。這點是不符合匯率的正確的發展規律的。這主要原因是我國匯率制度不健全，導致匯率的水平不能與經濟的發展相適應。
（2）通貨膨脹率與人民幣名義匯率正相關。一般情況下，通貨膨脹率越高，貨幣應當貶值。但我國卻相反。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匯率卻提高0.30832%。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是：1994年以來我國實行匯率并軌，人民幣值低估，匯率升高的壓力大于通貨膨脹增加的壓力。
（3）利差和匯率的關系跟前面的分析結果比較接近，只是相關系數上的差異，這主要原因是多元回歸分析跟一元回歸分析在自變量的數量不同。
（4）進出口差額的增長率與人民幣匯率成正比，即順差每增加1%，人民幣匯率就提高0.02024%。我國十年來對外貿易的持續順差，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在國際壓力的影響下，在匯率決定理論的作用下，人民幣的持續走高是必然的趨勢。
3、結論
通過構造模型對人民幣匯率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發現：GDP的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與人民幣匯率有較強的相關性。而利差和進出口差額的增長率影響較弱。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對外貿易的擴大，利率市場化的深入，利差和國際收支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將會增強。本文深化了對人民幣匯率影響因素的相關性的認識，希望為匯率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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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制度改革后，我國政府已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推出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品種、放寬企業辦理人民幣遠期結售匯的條件、擴大銀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的掉期業務等。央行與外匯指定銀行還進行了外匯掉期交易，同時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也逐漸擴大。在發展外匯衍生產品方面，我國境內外匯市場仍以完善人民幣遠期結售匯為發展重點。2006年年初實行的做市商制度對擴大遠期外匯交易有所幫助，在新制度下，做市商實行新的結售匯頭寸管理，可以在即期市場對沖遠期交易，即允許做市商賣空美元，前提是銀行通過遠期頭寸保證其整體上擁有足夠的外匯頭寸，而這在過去是不允許的。在實行做市商制度后，銀行可以一定程度上對沖遠期風險，這顯然有助于擴大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遠期交易。2006年7月1日進一步將新的頭寸管理辦法擴大到所有銀行。但總體上，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境內的人民幣外匯衍生市場發展仍相當緩慢，過于強調以人民幣遠期結售匯為發展重點，而一定程度排斥人民幣外匯期貨和期權等產品的發展。
與境內相比，在境外存在多種人民幣衍生產品，其中又以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NonDeliverableForwards，簡稱NDF）的交易最為活躍。自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境外人民幣升值壓力產生以來，新加坡、香港和臺灣等地的人民幣NDF交易迅速活躍起來，日平均成交額已超過10億美元。而在境內，由于客戶與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無論是即期還是遠期都必須以實際經濟交易為基礎，銀行與客戶間的外匯交易量非常有限，由此也導致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量也相當小，例如2006年上半年銀行間外匯市場僅有704筆人民幣與外匯的遠期交易成交，而交易額為75.46億美元，日平均成交量僅為區區的6395萬美元[2]。從遠期交易看，境外人民幣外匯交易已經遠遠超過境內交易。
更加引人矚目的是，近期CME推出了人民幣期貨和期權，首次將人民幣衍生產品納入交易所交易。CME的人民幣外匯期貨采取無本金交割的標準化合約，每份合約為1百萬人民幣，目前約合12萬美元，最終清算價格為最后交易日的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即期匯率中間價"的倒數，根據CME網站顯示的行情，推出以來每日成交約在數十筆至上百筆之間，成交至今仍較為清淡。雖然短期內成交尚不活躍，但由于CME在外匯期貨市場上舉足輕重的地位，較之原來境外人民幣NDF市場發展，其長遠影響將更具沖擊力，無論對境內還是境外人民幣外匯衍生市場的發展均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而其中最讓人關注的，莫過于對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的影響。
二、對人民幣匯率定價權的影響評估
由于境外人民幣NDF交易的規模不斷擴大，加之境內遠期外匯交易不活躍，人民幣NDF匯率已經一定程度成為人民幣匯率預期的風向標。從這個角度看，境外人民幣衍生市場已經一定程度削弱了我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人民幣NDF市場發展主要源于對匯率風險的恐懼，其報價更多地由感覺和沖動所決定，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非理性的。長期以來，人民幣NDF報價隱含的人民幣升值幅度都超過利率平價的升值幅度，也高于境內人民幣遠期結售匯的升值幅度。境外人民幣NDF匯率和境內人民幣遠期結售匯匯率在匯率制度改革之后也曾一度拉近，其原因是境內機構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境外NDF交易。但其后二者的差價又再次拉開，原因是2006年年初官方重申不允許境內機構參與境外NDF交易。目前，境內市場和境外市場一定程度上仍是兩個分割的市場。
在市場分割的情況下，境內人民幣匯率預期難以反映在境外人民幣NDF匯率上。在匯率制度改革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外預期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而境內預期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小，境內機構更加愿意選擇購買遠期外匯，而不愿意賣出遠期外匯，即境內實際的外匯供求和預期傾向于人民幣未來的升值幅度將小于人民幣遠期結售匯預計的升值幅度。因此，如果允許境內機構、特別是銀行參與境外NDF交易，境內人民幣匯率預期將能夠一定程度反映在NDF匯率上，從而可以一定程度降低人民幣NDF匯率預期升值幅度偏大的情況。由于官方所作的限制，境內實際的外匯供求以及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難以反映在人民幣NDF匯率上，因此NDF市場是不完整的。但由于其交易更加活躍，導致境外NDF市場在人民幣匯率預期上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CME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和期權，較之當前分散的NDF市場而言，對人民幣匯率定價權的影響將更大。有分析甚至認為，隨著CME推出人民幣期貨期權，我國可能已經喪失了推出人民幣期貨期權的最好時機，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將來極有可能決定于境外而非境內[3]。對此，筆者認為現在作此判斷仍為時過早。必須看到，人民幣現在還不是完全自由兌換貨幣，境內和境外市場仍處于分割狀態，境內的人民幣外匯交易仍占實際外匯供求的絕大部分，在這些交易被允許參加境外人民幣衍生產品交易之前，境外人民幣衍生市場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目前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仍主要體現在對即期匯率的控制上，例如無論是境外人民幣NDF還是CME的人民幣期貨，其使用的清算價格必須依據境內即期匯率確定，可見境內即期市場的影響力目前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但是，人民幣匯率定價的主導權旁落的擔憂絕非杞人憂天，隨著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進程逐步推進，以及CME人民幣期貨期權交易的逐漸擴大，境外遠期匯率對境內即期匯率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由于CME的規模、影響力以及公開性、透明度等特點，兼具較低的交易費用和較低的買賣點差、中央清算方式、流動性等各種優勢，長遠而言，CME極有可能逐漸取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幣NDF市場，成為境外人民幣衍生產品交易的中心。CME的人民幣期貨和期權交易將能夠更加容易地吸引包括目前在新加坡、香港等地更多的資金。特別是投機性的資金可能在特定情況下，參與對人民幣匯率的投機交易，反過來影響我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決策判斷。一旦CME成為人民幣衍生工具交易的中心，將使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焦點更加集中，人民幣匯率問題將被進一步放大，對匯率預期產生嚴重影響，并反過來影響進出口和資本流動等實際經濟交易。例如，人民幣升值預期可能由于CME集中交易而放大，將或多或少對即期交易產生影響，如我國進出口商會提前收匯結匯而推遲購匯，以及使資本流動加速流入等等。
一旦CME成為境外人民幣衍生產品的交易中心，CME對人民幣定價權的影響是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更加集中，而且使匯率預期的作用放大，吸引更多國際注意力，反過來影響國內的即期匯率。而且，這種影響力隨著我國資本管制的放開，必然將逐步增大。特別是，如果境內的人民幣外匯衍生市場遲遲無法形成規模，一旦官方允許境內的人民幣遠期外匯交易需求轉向CME，則人民幣遠期定價權將必然旁落境外。這也是目前我國政府為什么不允許境內機構參與境外NDF和CME交易的原因，但是這種限制顯然并不能維持太長的時間。
三、發展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是必然選擇
掌握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我國政府對匯率走勢的影響力；二是境內外匯市場對匯率走勢的影響力。目前我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走勢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但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要求人民幣匯率必須更多地取決于市場，應以國內實際的外匯供求和合理的預期為基礎，而不應決定于不能完整反映市場供求的境外NDF市場或是CME的期貨期權市場。人民幣匯率走勢應該更大程度上決定于國內的實際外匯供求以及對匯率的理性預期，取決于基本經濟因素的變化，而不應是境外對人民幣匯率的非理性預期或是投機活動。因此，當前更加緊迫的任務是發展和完善境內外匯市場，更好地使境內實際的外匯供求以及匯率預期在市場上得到更好的反映，而即使一旦放開資本管制，國內需求不會轉求境外的NDF市場或是CME，這才是掌握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的關鍵。
匯率制度改革之后，我國仍以完善人民幣遠期結售匯為主，而一定程度排斥期貨期權的發展。這種思路是錯誤的，遠期結售匯顯然無法取代境外NDF交易，更無法和CME的人民幣期貨期權相比，因而也無法對人民幣匯率產生足夠的影響力。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當前盡快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是必然選擇。筆者認為，應按照以下的原則操作：一是，外匯期貨交易的監管應由中央銀行負責，應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二是，對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的市場準入可以采取逐步放寬的做法，以避免出現過渡的投機。初期只允許外匯指定銀行和少數期貨經紀公司之間進行期貨交易，委托交易最初也可以只允許大機構。三是，交易品種為人民幣與外匯之間交易，并以人民幣作保證金，從而可以避免外匯期貨交易與當前外匯管理規定發生沖突。在外匯管制條件下，可以限制進行外匯與人民幣的交割，規定只有在發生實際外匯收付的情況下，才允許進行實際交割，否則只能進行人民幣保證金的結算[1]。相關的限制應適時放寬，促使期貨交易逐漸形成規模。
四、境內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的影響評估
在境內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有助于我國加強對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的掌握：
一是，國內外匯供求將更加全面準確地反映在人民幣遠期匯率上。目前由于外匯管制，人民幣遠期結售匯必須以實際交易為基礎，大大限制了遠期交易的規模，而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無須以實際交易為基礎，可以克服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在較低的交易成本下，境內外匯實際供求者將愿意參與期貨交易，期貨交易能夠體現境內外匯需求的實際情況。由于境內和境外市場分割，目前大部分境內實際的外匯供求無法反映在境外NDF或者是CME的期貨和期權價格上，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后境內實際外匯供求將反映在境內人民幣期貨交易上。
二是，期貨交易提供成本更低的套利機制，將更加便利交易者進行套利，人民幣遠期匯率將會逐漸滿足利率平價關系，因此遠期匯率將更大程度決定于即期匯率。通過法規和制度，可以將期貨交易投機行為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中央銀行還可以在外匯交易中心對期貨市場進行干預，保證遠期匯率的穩定。推出期貨交易后，由于提供了遠期避險工具，就目前狀況而言，企業和個人出于對匯率預期提前進行結售匯的情況將減少，因此也有利于人民幣匯率穩定。
三是，期貨交易將有利于外匯指定銀行管理遠期結售匯頭寸，反過來起到活躍人民幣遠期結售匯交易的作用。銀行可以通過期貨市場以較低成本，較為靈活地對未平盤的遠期結售匯頭寸進行管理。例如，當天的結匯頭寸多，多出的頭寸可以通過賣出外匯與人民幣期貨合約平盤，如果下一交易日購匯外匯頭寸多，則將原有的期貨合約進行反向操作即可。與銀行間的遠期外匯買賣相比，期貨合約是標準化的，其交易成本較低且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因此，期貨交易給外匯指定銀行提供一個靈活的、成本相對較低的管理遠期結售匯頭寸的工具，將有助于降低銀行管理遠期結售匯頭寸的成本，并擴大遠期結售匯規模。
可以斷言，境內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一旦推出，將能夠逐步取代境外NDF市場和CME成為人民幣匯率的風向標，從而使人民幣遠期匯率的形成基礎和機制更加合理。這種判斷是有事實依據的，例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的一個月內，人民銀行了關于完善外匯市場和開辦掉期業務的兩個通知，其后一兩周內，境外人民幣NDF報價水平逐漸向國內人民幣即期匯率靠攏，但由于國內遠期結售匯交易并沒有因為這兩個通知變得活躍，境外NDF市場又重新與即期匯率拉開距離[4]。再如，央行與國內銀行首次進行貨幣掉期交易的消息傳入市場后，NDF報價與人民幣的即期匯率也立即大幅收窄。顯然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國內市場的實際需求有更大的影響力。境內期貨交易一旦形成規模，這種影響力將得以更好地體現。
五、結語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尚不完善，目前國內對推出外匯期貨交易存在較大的疑慮。例如，高揚和何帆（2005）認為在境內推出外匯期貨應采取慎重態度,應在匯率制度進一步市場化的基礎上再予以考慮[5]。出于對期貨交易風險性的考慮，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是這種擔心制約了人民幣外匯期貨的發展。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證的角度分析，期貨交易必然加大市場交易波動的依據并不充分，例如宋敏（2002）總結了多種貨幣期貨交易的實證研究結果，認為罕有證據支持期貨市場危害現貨市場，或使后者動蕩加劇的觀點[6]。期貨交易產生問題的根源不在于期貨本身，而在于交易制度的不完善和對期貨交易的監管不力。以市場不成熟為由延緩期貨交易的推出，將喪失積累完善外匯期貨市場和對外匯期貨交易監管經驗的時機。CME推出人民幣期貨給監管當局提出了必須正視的挑戰，也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當前決策者應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正視境外人民幣衍生市場的發展。如果一味不予理睬，或者是繼續依賴管制措施，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時機的錯失和定價權的旁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隨著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的推進，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將更大程度上由市場決定，而目前使境內實際的外匯供求如何更好地反映在市場上價格上，其影響力如何得以體現，是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的關鍵，發展人民幣外匯期貨是當前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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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匯率制度人民幣外匯
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自誕生之后，幾經變遷，先后經歷過頻繁調整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攬子貨幣（1973~1980）、官方匯率與貿易結算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985~1993）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年至今）。從長遠看，人民幣若要成為一種強勢的國際貨幣，匯率浮動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當前的問題是如何使“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制”名副其實。
1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存在的隱患
1.1人民幣存在高估現象
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保持在8.3人民幣兌1美元左右，本質上依然是固定匯率的穩定，但這是以貨幣當局積累大量外匯儲備為代價，不僅中長期不能滿足人民幣匯率靈活變動的要求，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情況導致貨幣當局匯率政策目標與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矛盾。
1.2形成機制方面存在不足
1998年以來，由于人民幣匯率年波幅不超過1%，而被IMF歸入盯住（美元）匯率安排。這不僅與中央銀行穩定的匯率政策取向有關，也與現行匯率形成機制有關。目前中國外匯市場的基礎是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這是一個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交易會員制。該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主要是市場結構的封閉性與壟斷性。封閉性是指兩個管制措施：第一，對大部分國有企業仍實行經常項目強制結匯；第二，能進行外匯交易的銀行對超過上限的結售頭寸不得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拋出。這種交易體制導致企業持有的外匯集中到外匯指定的銀行，而這些銀行的交易能力受到限制。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下，抑制了銀行對匯價的意愿，因此，目前市場反映的是中央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管理的制度安排，是使中央銀行長期陷于被動干預地位的重要原因。因為在外匯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如果中央銀行不入市干預收購賣超外匯，則由于企業和銀行都不能夠囤積外匯，靠匯率升值也不一定能夠出清市場。
1.3不利于國內經濟的穩定
不可否認，中央銀行對國內外匯市場的干預是有效的。事實上，我國央行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加以干預，把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波動幅度控制在極其狹窄的范圍，這在我國目前金融市場的開放和深化程度不夠，不能向企業和銀行提供有效的避險工具的條件下，能有效的降低企業與銀行的經營風險。
但是在日益開放經濟環境下，匯率已不單純是影響貿易收支的變量，它也是影響我國宏觀經濟、國際收支平衡、國內物價水平和就業的重要變量。另外，匯率的制度安排還涉及到政府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我國的經濟現狀與實際經濟能力不允許讓人民幣匯率長期違背市場規則，如不盡快改變目前僵硬的匯率制度，將對國內經濟發展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提高國外產品在我國的價格優勢，在國際上將大大削弱我國產品的競爭力。如果貿易順差逆轉，國際收支的平衡大量依靠國際資本的流入來彌補，就會加大國際游資對我國匯率實行攻擊的可能性，其結果可能是面臨國內資本的流出，國際儲備的下降和國內經濟過熱的困境。
1.4制約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根據蒙代爾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均面臨“三元悖論”，既在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三個目標只能“三者取其二”的選擇局面。回顧1994年并軌以來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實踐，其實就是在穩定的匯率的既定目標下，在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之間做出選擇。1997年以前，面對匯率持續升值的壓力，中央銀行被迫在市場上大量收購外匯，投放基礎貨幣，同時為減輕由此引起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央行又被迫采取回收對金融危機再貸款等沖銷措施。因此這一時期中國是通過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面對外匯資金流向逆轉，中國的貨幣政策目標主要是積極刺激內需、治理通貨緊縮，通過改善經濟基本面狀況間接地促使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而這一時期，主要是“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管制”的現行外匯管理體制的發揮“穩定器”的作用。通過加大經常項目真實性審核力度以及遏止違規資本外流，為國家宏觀調控爭取時間。
1.5增加了無風險套利的機會
由于中國有人民幣匯率過于穩定，因此，當境內外利率出現差異時，并會導致單邊套利機會的出現。盡管在中國實行資本項目管制的情況下，這種套利存在一定的成本，但當潛在的收益超過套利成本時，套利還會通過非法逃套等形式進行，并增加了資本項目外匯管理的難度。如1997年以前，在本外幣正利差較大，外資大量流入的情況下，各地紛紛通過引進外商投資固定回報項目的形式，繞開國家外債規模管理，而1998年境內外形式逆轉后，但當年全國外匯大檢查就查出逃騙匯金額高達112億美元。
2我國尚缺乏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的條件
（1）匯率自由浮動須以資本流動為前提。目前，我國從長期來看，資本自由流動以成大勢所趨，但這畢竟是一個漸進過程，現在既然還沒有實現資本完全自由流動，所以浮動匯率制就難以實現，即使實現了，但由于資本尚處于管制狀態，按照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貨幣政策也無助于促進內部、外部收入同時均衡。因為如果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了貨幣供給之后，雖然能降低利率促進投資和產量的增加，但由于資本不能自由流出，匯率就不會隨利率下降而下降，從而不會增加出口，增加了也會因生產過剩而減下來，回復到原來的水平。
（2）我國經濟增長更多的要依靠擴大內需，而不能依靠浮動浮動匯率來調節進出口。因此，目前急于改變匯率制度沒有必要，相反還可能因實行浮動匯率制，而承擔國際游資（目前已有約200億美元的游資進入我國尋機作亂）沖擊的巨大風險。
（3）目前我國尚處于轉軌時期，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在貿易領域，投資領域還存在著一些限制，人民幣匯率基本上仍處于非市場化狀態，因此，商品市場、資本市場以及貨幣市場都遠不可能充分反映市場供求的實際情況，市場價格的扭曲，就很容易誤導企業行為，難免不使企業對幣值產生錯誤的預期，進而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損害了企業的利益，又擾亂了社會的經濟秩序。
（4）有可能帶來嚴重金融混亂的結果。在我國目前生產經濟體制尚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較低和銀行不良資產較多的情況下，由于按照“三元悖論”（見附表），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而又能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勢必允許資本自由流動，這不僅有可能遭受游資的巨大沖擊，還將為那些貪贓枉法盜竊人民錢財之徒外逃資金大開方便之門，同時也可能導致某些銀行、企業破產，從而造成金融混亂甚至金融崩潰的嚴重后果。
3完善我國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制度，實現經濟平衡發展
3.1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疏通利率——匯率的傳導機制
僵化的利率體制對匯率政策有效性的發揮極為不利。在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政策組合中，利率市場化是基本前提。如果利率僵化，則外資流入所引起的貨幣供應量的上升和通貨膨脹的壓力增加，無法通過利率的變動得以緩解，同樣推理，也無法借助利率上升的作用組織資本外逃。通過對我國國際收支流量結構的考察發現，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經常項目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越來越小，資本項目對匯率的影響越來越大，由此也可以看出匯率政策的有效安排必須得到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配合。目前我國實行的是管制利率制度，有市場決定的因素較少。從而造成投資增長、消費增長、進出口增長的利率彈性較小，利率無法起到調節經濟的作用，利率——匯率的傳導機制受阻。所以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應使利率制度改革與之配合。
3.2逐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
（1）放寬外匯市場的進入限制。除了資本項目，外匯買賣隨人民幣資本賬戶可兌換進程的變化進行調整以外，應盡量放寬經常項目人民幣兌換在用途和數量上的限制，外匯市場進入限制的放松是減少外匯黑市交易的最有力手段。取消強制性的結售匯要求，實行意愿結售匯制，以利于發展外匯市場和分散匯率風險，有助于削減涉外企業強制結售匯制度增加的額外經營成本。
（2）增加市場交易主體。增加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讓更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直接參與外匯的買賣，有助于避免大機構集中性的交易壟斷市場價格水平，防止匯率的大起大落。
（3）推廣大額交易。為增加銀行間外匯市場參與主體的種類和活躍市場，可逐步推廣銀行企業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買賣外匯的大額交易。但在具體操作上要保證銀行在企業辦理外匯交易時，需嚴格按照現行外匯管理規定對企業有關交易憑證進行嚴格審核把關。
（4）增加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外匯市場的發展和完善需要為企業和銀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目前中國外匯市場交易幣種僅有美元、日元和港幣，干凈單一，與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還相差很遠。為更好地發揮外匯市場的服務作用，應逐步建立銀行間外匯拆借市場，增加外幣與外幣之間的交易、外幣期貨和外幣期權等交易方式。
（5）發展商業銀行充當做市商的制度。改革目前銀行間市場撮合交易的外匯買賣方式，使商業銀行從目前的交易中介變為做市商，活躍外匯市場，并使匯率真正反應市場參與者的預期，強化匯率的價格信號作用。
（6）改進中央銀行市場的調控方式。主要是要改變中央銀行過去過于頻繁干預外匯市場的模式，確定中央銀行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幣匯率目標波動區域，建立一套標準的干預模式，給市場一個比較明確的干預信號，減少干預成本。
3.3加強匯率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抵制國際資本的沖擊
根據蒙代爾的著名的“三元悖論”理論，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讓渡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經濟不斷開放的條件下，為了減少貨幣政策的內生性，必然密切關注和研究主要國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變化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加強匯率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充分發揮匯率及其政策在平衡收支、地域國際資本流動沖擊方面的作用，以適應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3.4人民幣匯率應由盯住美元轉向參照貨幣———籃子浮動
當前，歐元誕生后的國際貨幣市場已呈現美、歐、日三分天下的態勢。由于中國與世界上很多國家進行貿易與資本往來，一旦國際貿易形勢與世界貨幣市場發生變化，與美元的單線聯系將無法全面反映這些因素的變動。因此，恰當的選擇應該是盯住一籃子貨幣，通過一籃子貨幣及其權重將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聯系程度進行合理反映。貨幣籃子的構建主要考慮各種貨幣在我國對外貿易交往中的比重，隨著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的發展，籃子內貨幣的權重還應結合資本流動因素。基本思路是設計一個多種貨幣構成的虛擬貨幣，人民幣匯率在進行調控不再盯住美元，而是盯住人民幣與該虛擬貨幣的匯率。在當前情況下，一個較為簡單的虛擬貨幣構造模型，既以中國進出口該國貨幣所占的比例為該貨幣籃子中該貨幣的比重，以這些權數乘以本幣對國家貨幣的匯率后加總得出人民幣對該虛擬貨幣的匯率，作為人民幣的均衡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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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在人民幣匯率面臨外部升值壓力的情況下，匯率升值可能產生的經濟影響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這一問題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民幣匯率水平的高低。一些發達國家政府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主張主要基于人民匯率低估的判斷，然而，如果人民幣匯率水平不存在低估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導致匯率高估，而人民幣匯率高估將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在探討人民幣匯率升值影響之前，首先應該對現有的人民匯率水平做出客觀評價。本文認為當前的人民匯率水平不存在低估問題，該結論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事實：第一，從實際匯率的變化來看，從1994-2002年為止，人民幣實際匯率一直處于升值狀態，這一時期的實際匯率升值已經抵消了1994年由名義匯率調整引起的實際匯率貶值。第二，受實際匯率變化的影響，從1998-2001年為止，我國經常收支順差的相對規模處于減少趨勢，這一變化顯示，人民幣匯率升值有可能惡化我國對外經濟狀況。第三，我國貿易收支順差主要出現在與美國的雙邊貿易中，如果不考慮中美貿易，那么我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收支總體上是逆差。這意味著中美貿易順差主要起因于美國的經濟結構問題。第四，從貿易收支的結構來看，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發生在勞動密集型項目下，貿易逆差發生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項目下，這說明，我國的貿易收支順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資的比較優勢。第五，就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差距而言，由于發達國家非貿易商品的價格要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均衡匯率水平理應低于由購買力平價決定的匯率水平。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差距屬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同樣不存在低估問題。第六，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來自大規模的資本流入，這一狀況與我國鼓勵資本流入、限制資本流出的資本項目管理內容有著密切聯系，因此，適當限制資本流入、積極促進對外投資是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以上幾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不存在低估問題，因此，人為引導人民幣匯率升值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高估，而人民幣匯率高估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以下幾方面的不利影響。
一、劣化我國利用外資的質量
引進外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利用外資的影響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回顧近幾年，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主張人民幣匯率升值和反對這一觀點的學者都把吸引外資作為自己的重要理論依據。另外，以往的爭論主要把焦點集中于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數量變化的影響方面。本文認為，現階段，我們很難確定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數量的影響，但升值趨勢的形成會劣化我國引進外資的質量。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的負面影響主要涉及質量問題，而非數量問題。其主要負面影響可以概括為兩點：第一、在間接投資方面，人民幣升值趨勢會引起短期資本流入增加和助長外匯投機行為；第二、在直接投資方面，匯率升值趨勢會抑制出口主導型投資和助長市場主導型投資。
人民幣升值論者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幣升值趨勢能夠促進來自國外的間接投資。如果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持有人民幣或人民幣資產將有利可圖，因此，人民幣升值趨勢將會促使海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和進行人民幣資產投資。從理論上講，當一種貨幣處于升值趨勢時，升值本身可以給該貨幣資產持有人帶來升值利益。但對海外投資者而言，獲得升值好處的條件是不采取任何匯率風險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資者只能獲得確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匯率風險保值措施的情況下，投資者在回避匯率風險的同時將喪失獲得貨幣升值好處的機會。雖然，有一些保值方法可以使投資者做出靈活的選擇，但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貴的費用。
一般來說，重視長期投資的外國投資者會針對匯率變動風險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對投資者來說，匯率是否升值不是決定投資的主要因素，因為投資的目的在于獲取資產本身的穩定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匯率升值趨勢對促進投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與長期投資相比，匯率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為了獲得升值帶來的好處，這些投機資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這類資金的流動對匯率風險非常敏感，在匯率處于升值趨勢時，這類資金會在短期內流入本幣升值國，在升值趨勢發生變化時，為了避免匯率風險，這些資本會迅速撤離這些國家，從而對這些國家的金融穩定形成威脅。這正是亞洲金融危機留給我們的重要教訓之一。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升值確實可以起到促進間接投資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對促進長期投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對升值較為敏感的是短期投機資本，因此人民幣升值會引起大量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短期投機資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取決于金融市場的成熟程度，在發達和成熟的金融市場，投機資本可以強化和健全市場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場發展滯后的發展中國家，短期資本移動是引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從預防金融風險的角度出發，我國不宜過早實施人民幣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幣升值論者認為，人民幣升值趨勢不僅有助于促進國外對中國的間接投資，而且也有助于促進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對那些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來說，隨著人民幣的升值，以外幣計算的資產價格將會上升，這對外資企業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因為公司的帳面價值發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將來出現撤資，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資產。同樣，在人民幣出現升值的情況下，即使以人民幣計算的利潤不發生變化，外資企業匯回國內的利潤會相應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夠增加以外幣計算的企業收益。一般而言，對于那些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而且原材料不依賴進口的直接投資來說，人民幣升值確實可以帶來明顯的好處。
然而，對那些把中國作為生產基地，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進行出口生產的外資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只能帶來弊大于利的結果。這些企業在中國投資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然而，人民幣升值無疑會增加勞動力成本和降低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魅力。發達國家的企業在選擇投資地點時，將以本國貨幣或其他主要國際貨幣比較不同國家的工資水平，然后選擇低工資的國家進行投資，而人民幣升值將會增加以外幣計算的、我國的工資水平，這意味著人民幣升值會減少出口主導型對華直接投資。
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揭示工資變化對直接投資的影響。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龍”是發達國家投資的重點地區，80年代后期以后，隨著“四小龍”工資水平的提高，外資企業開始把投資轉向東盟國家，而此后東盟國家工資水平的上升又成為資本流向中國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過剩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我國工資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顯低于其他國家，這是我國吸引外資的重要優勢之一。考慮到這一特點，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學者認為，相對穩定的廉價工資是促成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現象加劇了日本產業的空心化趨勢。他們認為短期內中國工資水平明顯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這種情況下，阻止日本產業向中國轉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幣升值。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人民幣匯率升值一方面會促進國內市場主導型的直接投資，另一方面會抑制出口主導型的直接投資。然而，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后者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要遠遠勝過前者。國內市場主導型直接投資會爭奪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在市場規模一定的情況下，這種投資不會明顯增加就業機會。另外，這種投資沒有創匯效益，因而容易惡化我國的經常收支狀況。但出口主導型直接投資可以避免以上這些負面作用，這種投資不爭奪國內市場，因此不會減少本國企業的就業機會，同時由于其產品銷往國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國的對外經濟狀況。由此可見，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的影響同樣弊大于利。
從我國長期吸引外資的情況來看，我國外資政策偏重于鼓勵來自國外的出口主導型直接投資，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資水平的影響，這類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吸收外資的主流。近年來，外資企業實際使用資金額占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大約在10-20％，外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大約在20％-30％，而外資企業在全國進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達50％左右。這說明以利用廉價勞動力為目的、以出口為主導的直接投資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而人民幣升值無疑會削弱我國經濟發展的這一動力。
二、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貿易的影響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當前學術界有關這方面的探討，主要著眼于匯率升值對貿易的短期影響。就短期影響而言，匯率升值會引起進口增加和出口減少，一增一減，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確定匯率升值對貿易總量的影響。然而，從長期影響來看，由匯率升值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同時抑制出口和進口的發展，因而，人民幣匯率高估會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全發展。
一國對外貿易可以分為進口和出口兩個部分，因此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從宏觀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來看，本幣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起到抑制出口和促進進口的作用，這意味著匯率變化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強調的是，這只是本幣升值的短期效果。發展經濟學領域的許多研究顯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約進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較多的國家通常進口的規模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國家同時也缺乏進口能力。因此，從中長期的視點來看，本幣匯率高估會通過削弱一國的出口能力，最終削弱其進口能力。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不具備進行國際結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進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創匯能力的制約。在本幣匯率高估的情況下，出口的下降會引起外匯收入的減少，而外匯收入的減少又會導致進口的下降，這意味著本幣匯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妨礙貿易的發展。
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經歷顯示了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作用、及出口與進口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改革開放以前，人民幣匯率一直處于高估狀況，其結果，不僅我國出口產業的發展受到影響，而且有限的創匯能力成為擴大進口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瓶頸，在這種狀況下，匯率高估成為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伴隨著人民幣匯率的下調，此后，避免人民幣匯率高估的匯率政策為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出口和進口具有同步增長的趨勢，二者的變化存在密切聯系。這是因為出口的高速增長和外匯收入的增加為圖1我國進出口規模的推移（億美元）擴大進口創造了有利條件，而大量先進技術設備的進口又提高了我國的出口潛力。因此，維持合理的匯率水平、保持出口和進口的良性循環是推動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通過以上分析，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對貿易的影響方面，我們不難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幣匯率升值會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這意味著匯率升值會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加大財政、金融政策的負擔。一國經濟的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外部需求所組成。外部需求的減少會引起總需求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以擴張性財政政策彌補外部需求的減少，那么過度的財政支出將會導致財政狀況的惡化。另外，匯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進口的一時性增加。進出口的以上短期變化將會引起我國失業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僅有可能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響到我國政治和經濟的穩定。
1對產品定價策略的影響
但前經濟發展中，人民幣的長期升值，使得定價風險成為了當前出口企業面對下游企業亟待解決的問題，也就是發展中在接受訂單方面因為不確定人民幣升值幅度，這種不確定性使得企業不敢貿然接受長期訂單，此外，結合當前的發展現狀看來，急劇缺乏人民幣匯率衍生品方面的價格指導，造成了客戶提價范圍方面的不確定性，一旦在合同期內發生升值幅度超過訂單提價幅度，極易導致企業虧損，形成硬性財物損失等等，威脅到了議價能力較弱的中小企業；另外，人民幣匯率的波動，還會使企業陷入兩難選擇，為維持企業正常運轉，需要保住現有的銷售渠道，并接單生產，就算是一些情況下明知虧損也不能停產，而頻繁變更報價則是解決的唯一辦法，并在此基礎上，對訂單的生產周期進行最大幅度的壓縮，使得由于匯率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降至最最低。
2匯兌損失引發的利潤削減
綜合看來，新時期我國的加工制造業存在兩部分的出口產品，資產余額造成的匯兌損失和結匯損失，據筆者的研究發現，通過遠期結匯來鎖定匯率風險是國內出口企業的主要運營方式，基于當前銀行遠期結匯定價普遍偏高等現狀，使得新時期外貿企業中收匯期較長的出口企業承擔風險更重，需要與買方簽訂匯率波動風險共擔合同，在規避風險方面，反而不是衍生品套期保值、遠期結匯等方式。從這里不難看出，在率避險方式方面，可供企業選擇的并不多，所以，如果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比議價幅度大，勢必會加劇出口企業的損失。
3對價格競爭優勢形成了削弱
統計分析指出，2012年7月以前，在外貿發展方面，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為108.52，而美元結算是當前國際貿易普遍采用的形式，基于此，這種人民幣的升值現象，在提高我國口產品的對外報價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價格競爭優勢。除了最主要的人力成本剛性上升外，國內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原材料、信貸等的成本增加，在這種發展的大背景下，其只得多次提價以維持正常經營，然而從外部面臨的大環境看來，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加之國際需求低迷，勢必會導致進口商拒絕提高出口價格，不僅如此，他們甚至要求降低產品價格，從這些現象及做法中不難看出，我國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暴露出了長期依賴出口的現狀，它們更原因以量取勝，這種經營模式下，大大增加了企業的經營風險。
二、出口中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問題的解決對策
當前國內對外的貿易增速出現下滑趨勢，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為刺激其發展，應當聯合金融機構及政府等等，給與其更多的支持和幫助，進而促進我國外貿的轉型升級。
1.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在我國眾多的外貿企業中，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是其中的低利潤率區域，這也是得其對匯率的波動尤為明顯，針對此，國家應在戰略層面去降低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實施有效的措施，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加其彈性，通過這種方式，使得出口企業的壓力得到減輕，帶動了其更好發展。具體措施如擴大人民幣交易空間，強制結售匯制度正式退出歷史舞臺等，為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打下基礎，并有效緩解人民幣過快升值壓力；另外，也可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控制過度投機對實體經濟造成的傷害，提高人民幣匯率定價的市場化，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2.創新推廣人民幣匯率避險產品
當前發展的大背景下，銀行系統能給企業提供匯率避險的產品，具體的有出口發票融資、人民幣跨境產品及相應的金融衍生產品，其顯示出品種少、費用大以及手續多和門檻低等特點，基于此，應當積極結合當前我國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的發展現狀，有效促進外匯交易品種創新，對其中的參與手續進行簡化，并降低參與門檻和費用，加強培訓推廣等等，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出口企業匯率避險解決方案。
3.完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體系
在當前發展的大環境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規避美元等國際結算貨幣的匯率風險，和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我國在2009年7月起開始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嘗試，從當前的發展現狀來看，我國具有出口經營資格的企業，都可以自發進行出口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很多的國家的央行，為了促進貿易方面的發展，就人民幣互換于中國人民銀行簽訂了協議，但并非說這種改變已趨近完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機制還有改進的空間，如完善銀行流程、海關稅收等細節，著力于加強商業銀行之間的資信往來、授信往來，便于貿易雙方開立人民幣信用證等，也可降低人民幣信用證貸款利率，促成人民幣境內外流通的良性循環。
三、結語
關鍵詞：能源安全匯率人民幣
近年來，人民幣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在現階段，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不僅取決于外匯市場的貨幣供求關系，更取決于對我國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基本判斷及這一階段上所暴露出來的經濟矛盾。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經濟發展，特別是近20多年來的經濟改革，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重化工時期，對資源和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能源安全的形勢非常嚴峻。顯然，在這背景下，果斷提高人民幣的幣值，對于緩解能源安全問題，促進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成因
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經濟因素，既有國內因素，又有國外因素，僅從經濟方面來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一）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為人民幣走強奠定了經濟基礎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整體實力不斷提高。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為89404億元，按當年匯率計算，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億美元。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躍上10萬億元的新臺階，達到102398億元。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182321億元，按當年匯率計算，折合2.25萬億美元。從經濟增長速度看，近10年來，我國GDP增長率均不低于7％，2003－2005年，GDP增長率均高于9％。我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和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決定了未來人民幣匯率將保持穩定和升值趨勢。
（二）我國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且持續大幅度增漲
我國自1994年起外匯儲備余額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自2000年以來快速攀升，至2001年就超過2000億美元，2003年年底達到4033億美元。2005年底，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8189億美元，比上年勁增2090億美元。外匯儲備大量增長的原因是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我國在經常項目中鼓勵出口，在資本項目中鼓勵引入投資），尤其是經常項目順差的持續性增長。比如，2005年我國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進口6601億美元，增長17.6%，經常項目順差超過1000億美元。進入2006年以來，由于貿易順差和外資流入增長的繼續推動，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至2006年2月底攀升至8536億美元，與日本同期8501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額相比，高出大約35億美元，我國首次超過日本而成為世界上擁有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顯然，國內市場外匯供給增加，如果中央銀行不進行干預以保持匯率穩定，將會給人民幣造成很大升值壓力。
（三）美元的持續貶值與西方大國的政治壓力
導致美元貶值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美國巨額的“雙赤字”所導致的國際金融市場投資者對美元貶值的預期，二是美國政府對弱勢美元某種程度上的放任態度。2002年美國經濟增長連續下降，美元開始貶值。截至2004年底，經過貿易比重加權的美元累計貶值10%－20%，但是，這尚不足以將美元調整到可維持的經常項目赤字水平，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美元的貿易加權匯率還需要再貶值10%-20%，才能夠將經常項目赤字/GDP比率調整到可持續的水平上。由于在近兩年的時間里，歐元、日元、加元相對美元已經分別升值了43%、25%和19%，進一步升值的空間很小，出于歐洲、日本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和雙邊政治關系的考慮，美國以及歐日等國均要求人民幣升值來緩解國內經濟狀況，其真實動機都是希望我國承擔世界經濟調整的沉重成本。
人民幣升值的成本分析
一般而言，人民幣升值可能面臨的成本大致有以下幾方面：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于吸引新的外商直接投資；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可能會引發投機資本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等。但是，如果緊密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些成本即使發生，其影響也十分有限，有些成本的發生與否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首先，我國出口彈性小于1，決定出口數量與金額呈反方向運動而不是同方向運動，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減少出口金額。貿易順差增加。據計算我國中長期出口產品價格需求彈性為－0.857932，絕對值小于1，表明人民幣每升值1%，假設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同比例提高出口數量就會減少0.857932，但是由于出口價格提高的幅度超過了出口數量減少的幅度，出口金額反而提高。
其次，我國外貿結構的特殊性即加工貿易的發展，使進口與出口之間呈同方向運動而不是反方向運動，因此匯率升值不會擴大貿易逆差。加工貿易“大出大進兩頭在外”的特點使我國進口呈剛性，出口增加的同時進口也在增加，進口對出口的彈性為0.8182，即我國進口一個單位商品時其中就有82%用于出口來料加工裝配貿易。我國加工貿易進口占總進口40%。再考慮到外商機械設備進口和一般貿易中原材料和投資品進口，這個比例還有很大的上升余地。
再次，從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外商到中國投資主要受到兩個因素吸引，一是廉價勞動力，二是潛在市場。中國勞動力成本在出口產品的成本中不到10%，而發達國家在40%左右。中國過億的過剩人口，作為流動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農民工，無法變成固定的城市人口并且組織工會，無法形成像發達國家那樣的勞動壟斷，在自由市場體制下作為弱勢群體長期難以改變。工資的提高要依靠工會的組織協調和生產率的提高，人民幣升值對工資不會有大的影響。
最后，從國內就業分析，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0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力的生產效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于中國的成本。因此，即使匯率升值，如果幅度不是非常大，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依然具有比較優勢，失業壓力也不會很大。
我國能源安全的嚴峻形勢
2005年，我國人均GDP達13943.6元，按當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折合約1719美元，三次產業結構為12.4：47.3：40.3，表明我國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后，已經進入工業化的重化工時期。重化工時期的典型特點是對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2005年能源消費總量22.2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9.5%，能源安全形勢非常嚴峻。當前，討論人民幣升值問題，只有結合能源安全的形勢，將人民幣升值問題放在能源安全中進行審視，才能制定正確的政策方案。
現階段我國的能源安全問題表現在多個方面，其主要矛盾集中體現在石油安全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我國石油消費量從1990年的1.15億噸增加到2005年的2.9億噸，年均增長6.7%，己成為繼美國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石油消費需求還將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據預測，2010年為3.3億噸左右，2020年將達4億噸，2030年將達5億噸，年均石油消費量增長超過5.4%，將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國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
從國內能源供應情況看，由于受資源等條件限制，國內原油產量從1990年的1.38億噸增加到2005年的1.8億噸左右，年增長率不到2％，預計2010年的石油產量也大致為1.75億噸左右，未來15年到20年內我國石油產量將保持比較緩慢的增長速度。面臨供求缺口，在國內能源生產不能滿足能源需求的情況下，能源進口的數量將大幅度增加。2005年我國進口原油1.1億噸，同比增長34.8％，對外依存度從6.4%上升到43%。預計在2010年和2020年，中國石油缺口將分別為1.55-1.57億噸和2.4-2.95億噸，中國石油對海外資源的依存度分別為46.3%-52.3%和55.8%-62.1%。
在我國能源進口不斷增加、中國經濟發展對外資源依存度不斷加大的情況下，近年來國際油價的大幅度上升直接增加了能源進口的成本，使本來嚴峻的能源安全形勢更加雪上加霜。受國際經濟、政治等各種因素的影響，2004年來，國際油價不斷持續攀升，2004年初，國際原油價格約每桶30美元，2005年底上升到每桶約60美元。2006年來國際油價延續升勢，2006年4月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則突破每桶70美元大關。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國際石油市場價格一旦發生波動，中國必將受到嚴重打擊。國際石油市場價格的上浮，將使我國為進口石油每年不得不多付出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美元的資金，這必然影響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不利于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
在我國工業化及其進程中的能源安全的背景下，人民幣幣值的變化反映了人民幣購買力的高低，它直接關系到我國能源進口的成本，也從更深層次上關系到我國工業化的成本。因此，討論人民幣升值問題，進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該結合我國能源安全的形勢，只有這樣，才能降低我國能源進口的成本，促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人民幣升值可考慮的政策選擇
在能源安全戰略下考慮匯率問題，應該是在當前資源大量進口時期人民幣果斷升值，提高人民幣的購買力，降低能源進口的成本，加快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速度。
人民幣升值可考慮的政策選擇是：改變人民幣定值基礎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政策把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并軌，靠近均衡匯率，這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15%；繼續與美元掛鉤，先升值10%，再擴大浮動到3%-5%，估計人民幣會連續升值2-3年大約20%-30%，然后穩定下來，這種辦法對企業沖擊小，小幅度升值期間會強化升值預期，我們將承擔這一風險。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就實行了第二種方法，但人民幣匯率水平一次性升值僅為2％。
總之，在我國能源安全的背景下，人民幣升值顯得非常迫切。在大量進口技術和資源時期果斷升值，降低進口價格，控制奢侈品進口，集中外匯進口能源資源和高新技術，對于已處于重化工時期的我國經濟來說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年鑒，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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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巍賢.人民幣升值的宏觀經濟影響評價[D].經濟研究，2006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對外貿易；J曲線效應
1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匯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的主要調控手段和經濟杠桿對國民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大多數國家都利用匯率作為促進國際收支平衡、調節貨幣流通和發展本國經濟的主要手段，它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因此，匯率問題的研究近年來成為了全世界的一大熱點。
2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2.1匯率變動引起的貿易商品價格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匯率變動可通過引起國內和國際市場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來影響進出口和貿易收支。
本幣貶值可降低本國產品相對價格，提高國外產品相對價格，這樣出口商品價格競爭力增強，進口商品價格上漲，有利于擴大出口量，限制進口，促進貿易收支的改善。但是貿易收支對匯率變動的這種價格傳遞和競爭效果，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
一方面，受匯率變動到進出口商品價格的調整是否存在時滯以及時滯長短影響。在國際市場中，匯率變動引導的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可在瞬間完成，但其引導的進出口價格的變動相對遲緩，因此本幣貶值可能導致本國貿易收支先惡化后再逐步改善，存在一個J曲線效應。J曲線效應在匯率較為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國家和經濟開放程度較高的國家比較明顯，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相對軟弱、經濟運行相對封閉等往往會使得J曲線弱化和變形。
另一方面，受匯率變動引起的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動程度的影響。現今大部分國際市場并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大部分商品也不是同質產品。在這種情況下，進出口價格變動幅度可能并不等于匯率變動的幅度。由于進口和出口是相對的，將匯率傳遞定義成匯率變動引起價格變動幅度。但是由于出口商有一定的決定價格和產量的權利，而商品價格的變動必然引起需求彈性的變動，使得本國貨幣貶值并不一定引起進口商品價格同比例上升，一般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幅度要小于匯率貶值的幅度，這就是不完全匯率傳遞。一般說，如果市場集中程度提高，進口商品用國內貨幣標價的范圍擴大，則匯率傳遞系數會降低；若產品同質和替代程度提高，國外廠商相對國內競爭者的市場份額擴大，則匯率傳遞系數上升。在這主要討論進出口需求彈性、進口商的討價還價能力、外國政府的報復、與生產成本有關的投入要素的來源、科學技術發展以及進口國的政策調整等對價格傳遞機制的影響。
2.2匯率變動引起的收入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匯率變動可以通過影響國民收入來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如若貨幣貶值的國家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則貶值可以刺激國內外居民對本國該種產品的需求。貶值的這種支出轉換效應會改善自主性貿易余額，自主性貿易余額的改善會通過凱恩斯乘數的作用，提高一國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增加會相應提高國內支出。如果貶值引起的自主貿易余額改善超過因國民收入增加而帶來的進口增幅，即滿足羅賓遜-梅茨勒條件，則貨幣貶值的主要影響仍然是改善貿易收支。
第二，貶值通常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從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若國民收入中支出比進口的比重很高，則貿易條件對支出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在國內貨幣貶值后，在同樣名義收入水平下，消費者只能購買較少的商品（包括國內商品和國外商品），也就是導致實際收入的下降。這必然導致貶值國支出的下降，從而改善貿易收支。
2.3匯率變動引起的價格水平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匯率變動除了影響貿易品相對價格外，還會影響本國一般價格水平，進而影響貿易收支。在貨幣貶值后，主要可以通過三條渠道影響國內物價水平。
首先，貶值使得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品價格上漲。進口品本幣價格上升，一方面直接影響進口原料與半成品的價格，進而使得本國商品成本提高，就比如當前的能源價格；另一方面由于進口消費品價格上漲，必然會推動本國工資水平上升，間接影響本國商品成本。這兩方面共同導致本國國內價格水平上升。
其次，若貶值在短期內促進了貿易收支的改善，則引起貶值國的出口需求增加，從而總需求增加。在充分就業條件下，在出口大于進口時，意味著該國總收入水平大于供給國內需求的產品和勞務。在此條件下，國內會由于過度出口造成國內產品供應不足導致通貨膨脹。在短缺經濟條件下，這種狀況會尤其加劇。相反，在國內需求不足時，出口會緩解通貨緊縮壓力，促進經濟發展。如果一國尚未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只會使資源利用程度提高，更接近充分就業程度。因此，貨幣貶值導致的貿易收支順差在兩種情況下不會導致物價上漲，一是國內產品和勞務的供給大于需求，二是國內生產要素尚未充分利用。
再次，貶值后出現貿易收支順差，則外匯儲備會增加。外匯儲備的增加，將使央行通過購買外匯而投放的基礎貨幣增多。實際上，當國際儲備增加時，很可能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揚。國內價格上升，從兩方面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第一，當名義貨幣供應不變時，價格上漲使得公眾所持有真實現金余額下降。為讓真實現金余額恢復到意愿持有水平，公眾一方面會出賣有價證券，從而使市場利率上升，投資下降；另一方面會減少消費支出，兩方面作用結果是國內總支出下降。這樣必然影響貿易收支的變動。第二，假定國外價格水平不變，當國內價格上漲幅度超過本幣名義匯率貶值幅度時，則名義貨幣貶值不但不會引起貨幣實際貶值，反而會導致實際匯率上升，最終會惡化貿易收支。
2.4匯率變動引起的支出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匯率變動能夠通過影響支出變化進而影響貿易收支。支出變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代表結構變動的支出轉移，另一種是代表數量變動的支出改變。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是通過支出轉移和支出改變共同完成的。
匯率的變動會引起兩國商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商品的對外價格下降，而本國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上升，所以本國商品相對于外國商品而言更便宜了。這樣貶值就會使得國內外支出從外國商品轉移到本國商品。支出轉移能否實現以及其效果是否顯著則取決于國內外商品的供求彈性。供求彈性大時，則匯率變動后通過影響支出轉移就可以改變貿易收支狀況。
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只是通過影響支出轉移來達到，還會通過改變支出規模達到。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收支改善。但是隨著本國出口商品的增加，本國的國民收入將增加，從而本國的支出規模就會擴大，從而就會導致進口增長，這樣貿易收支的改善程度將減小。這就是匯率變動通過支出數量的改變進而影響貿易收支的原理。如果考慮回傳效應，那么本幣貶值后本國的國民收入提高，則本國的支出規模擴大，從而提高了外國的國民收入，反過來又增加了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從而擴大了本國產品的出口。這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就更為復雜。
從以上匯率變動與貿易收支理論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到，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是個復雜的過程，匯率變動主要可以通過以下渠道來影響貿易收支：匯率變動引起的貿易商品價格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匯率變動引起的收入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匯率變動引起的價格水平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和匯率變動引起支出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另外，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程度也受很多因素的影響，譬如匯率變動的國家的經濟還有匯率的傳遞程度等。所以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很復雜。
3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評價與建議
3.1加大籃子中歐元的比重，并考慮英鎊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與歐洲國家的貿易產生的影響比較大，所以我們可以在參考一籃子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加大籃子中歐元的比重，并在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時考慮英鎊的影響因素，降低匯率變動對我國和歐洲國家貿易的不利影響的程度。
3.2加強東亞貨幣合作
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我國與新加坡間的雙邊貿易收支也產生不小的影響，所以我們要加大東亞貨幣區的合作，通過合作來減小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新貿易的影響。人民幣匯率制度從單一盯住美元轉變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后，東亞匯率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盯住美元的東亞貨幣肯定會因為人民幣對美元浮動而與人民幣匯率關系不穩定，而非盯住美元的匯率和人民幣的雙邊的匯率可能會更加不穩定，這就會影響到我國與東亞國家間的貿易關系我國應該繼續積極參與亞洲貨幣合作。以后要先建立以人民幣和日元為核心的次貨幣區，然后逐步融合，形成真正的東亞貨幣區。
3.3加快出口產品的產業升級
人民幣升值后，由于進口品的價格相對會降低，所以我們應該多進口高新技術產品，從而來提升我國的制造業水平，加快我國的產業升級，而要避免奢侈商品的進口。還要調整外資引進的政策，在引進外資時要重視技術與管理的引進，吸引的外資要能滿足我國對技術的需要并提高我國自主創新的能力，從而促進我國國內產業的升級。我國目前出口產品多為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非常低廉，而且附加值較低。因此我們應該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鼓勵企業創建自己的品牌，提升產品檔次并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實現出口產品的動態升級。
3.4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對外貿易
我們要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建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和風險預警機制，鼓勵有能力的企業去國外投資，增加能源、資源導向型對外投資。這樣可以增強我國企業的經營能力，又可以繞開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擴大出口，同時還可以滿足我國能源和原材料依賴型企業對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
3.5提高風險應對的能力
匯率制度改革后，彈性的匯率制度加大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企業出口面臨更大的風險。所以企業可以多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來降低出口的風險。而金融系統應該加大對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以滿足企業的需要。政府則應加大對我國金融衍生市場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推進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引導培育市場主體管理風險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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