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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
人民幣國際化是人民幣跨越我國國界，在境外發揮計價尺度、交易媒介、儲備手段這三種職能。人民幣國際化對于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有利于我國外貿企業降低國際貿易的成本；可以進一步完善我國金融體系，促進上海等城市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高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發言權。目前，在新的形勢下，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
首先，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暴露了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待完善之處。現行的以美元為本位幣的國際貨幣體系無法克服“特里芬難題”，從而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的威脅，影響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對中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其次，2009年4月8日，國務院決定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東莞4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于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規避匯率風險，改善貿易條件，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再次，在2010年6月22日，央行、財政部、商務部等六部委聯合《關于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范圍。此次試點擴大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地區由上海市和廣東省的4個城市擴大到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等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試點業務范圍包括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人民幣結算；不再限制境外地域，企業可按市場原則選擇使用人民幣結算。
總之，在全球經濟受到金融危機影響進行復蘇的大環境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實施等一系列促進中國外貿經濟的發展的措施無疑給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新的有利的機遇。
二、新形勢下人民幣國際化分析
（一）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機遇
1人民幣國際化可以減少企業的匯率風險，促進我國外貿企業的發展。
企業在進行國際貿易中主要面臨的匯率風險主要分為以下三種：交易風險，經濟風險，會計風險。交易風險體現在企業在合同簽訂后，因匯率波動而導致的到期收支外匯時貨幣匯兌而造成的損失。經濟風險體現在由于外匯匯率變動使企業在將來特定時期的收益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即企業未來現金流量折現值的損失程度。經濟風險對企業的影響是最大的也是隱性的。企業面臨的最直接的匯率風險表現為交易風險。在09年金融危機導致國內一些中小企業破產的同時，美元、歐元的匯率波動加劇，根據我們實際中走訪企業發現這直接降低了企業的利潤，使企業蒙受了巨大的匯率損失，甚至直接導致了一部分外貿企業的倒閉。因此采用人民幣作為貿易中的計價貨幣可以減少企業的匯率風險，降低企業的成本。
2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我國上海等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
貨幣國際化需要有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及國際金融中心。。貨幣國際化與國際金融中心是相輔相承的關系。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促進上海等城市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和發展，也將最終奠定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3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公平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建設。
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以美元為主導的，發達國家處于優勢地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其對發展中國有欠公平合理的地方，發展中國家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金融危機之后，對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呼聲越來越高，人民幣國際化可以打破發達國家占優勢的局面，使國際貨幣體系相對公平合理的，另外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這也將有利于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并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
（二）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挑戰
根據經驗，一國貨幣真正成為國際貨幣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首先，以經濟實力為基礎，其綜合國力、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強；其次，金融監管能力較強，具有較高的貨幣政策制定和管理水平；再次，其貨幣可以自由兌換；最后，金融市場較為完善。。人民幣國際化，這將在以下幾個方面對我國經濟提出挑戰。
1增加了我國金融監管的難度，使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難以把握。
人民幣國際化使政府監管的對象調整為不斷國際化的金融業務和金融市場，這從監管體制、監管手段和監管目標等方面對我國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課題。對于流通國外的人民幣規模的擴大也要求監測人民幣的體系能夠延伸到海外市場，這樣由加大了經濟政策指定的難度，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難以把握。
2對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產生一定的沖擊。
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我國資本賬戶的開放，使人民幣成為完全可自由兌換的貨幣，這無疑加大了我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并使中國成為國外熱錢投機沖擊的對象。據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完成的《境外熱錢在國內非正常流動調查報告》顯示大量境外熱錢在國內進行非正常流動和投機已經成為事實，流入量在2500億至3000億美元之間，并且還有繼續擴大流入量的發展趨勢。這樣，資本賬戶一經開放，很可能會引起我國金融市場的動蕩。
三、人民幣國際化思考與建議
綜上所述，人民幣國際化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機遇，降低我國外貿企業的成本，減少了企業的匯率風險，促進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促進公平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但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人民幣國際化增加了我國金融監管的難度，使宏觀調控難以把握，并且對我國金融市場產生一定程度的沖擊。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是個長期的過程，我國要在不斷增強經濟實力，完善國內金融市場，提高金融監管水平的基礎上，逐漸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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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量化寬松政策下的中國國際貿易與人民幣匯率問題回顧
從中國的出口表現來看，歐美、俄羅斯、印度等國家針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有加劇之勢。西方國家一方面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又重新要求人民幣升值，以便削弱中國出口優勢。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報告稱人民幣貿易加權的有效匯率至少需要升值20%，對美元匯率更是要升值40%。2009年10月22日，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他長期撰文的《紐約時報》雙周專欄發表題為“The Chinese Disconnect”(可譯為“中國人的不合作”或譯為“中國人的脫節”)的文章指責中國放任貨幣貶值，敦促美國政府“有關中國貨幣，必須采取措施應對”。
其真實目的在于讓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以便美元貶值，同時迫使人民幣升值。從而減輕美國面對的巨大財政赤字和不斷借債的壓力。美元貶值一方面可以緩解其金融體系內部逐步累積的大量債務，緩解美國財政赤字壓力。同時，作為美國債券的最大持有國，中國外匯儲備的國際購買力會顯著縮水，中國國民財富將大量流失，中國被迫為美國人買單。另一方面，美元貶值可以推動美國出口。據測算，人民幣兌美元每升值10個百分點，出口企業增長速度受其影響放慢3到4個百分點。
二、問題的實質
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貨幣均為美元的衍生物。因為美元是由美國發行的，其他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出售的是實物財富，而得到的是結算貨幣(即美元)。 自從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后，只要國際貿易以美元結算，其實質就是由美國操控這些被交易的資源。美國政府只需加速印發美元，就能將大量美元注入其他貨幣區來迫使其他國家提高本國貨幣兌美元的匯率，從而促進美國的對外投資和出口。所以大量國際收支赤字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但是對美國卻是有利的。美國可以放任其國際收支赤字無限擴大，并通過美國國債吸收其他各國央行的盈余美元為其預算赤字融資，從而奠定美元的霸權地位。
目前全球主要貨幣均在貶值，只是貶值的幅度不等。自從中國2005年7月啟動人民幣匯改，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至今，可劃分為兩個階段：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為第一階段，期間人民幣以爬行釘住美元的方式逐步升值了21%。2008年7月至今為第二階段，人民幣匯率事實上重新回歸到盯住美元的剛性水平。在2008年下半年，人民幣有效匯率隨著美元的逆市反彈而繼續升值。然而，從2009年3月起，由于在應對美國金融危機過程中，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致使美元大幅貶值，美元指數持續走弱;同期人民幣兌美元保持穩定，導致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貶值。
如何確定人民幣均衡匯率?國外匯率理論對人民幣匯率是否適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能夠成立的匯率理論(如購買力平價理論、利率平價理論以及資產平衡理論等)，在金融市場尚不發達的中國并不完全實用，不能簡單地套用于人民幣匯率決定理論。因為均衡市場利率和貨幣的完全可兌換這兩個前提條件在中國不成立，所以利率平價在中國的解釋能力不強，無法形成均衡匯率，匯率較難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也不符合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在資本管制情況下，實行釘住匯率有其客觀必然性。
三、 國際匯率理論中的三元悖論
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紀50年代國際經濟情況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觀點。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 Fleming)提出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對開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進行了分析，堪稱固定匯率制下使用貨幣政策的經典分析。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The Eternal Triangle)， 即三元悖論(The Impossible Trinity)，也稱三難選擇。也就是說，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必須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實行資本管制。在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下，在匯率貶值無效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實際上是政府以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來維護匯率的穩定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比如我國，就是實行的這種政策組合。這一方面是由于這些國家需要相對穩定的匯率制度來維護對外經濟的穩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其監管能力較弱，無法對自由流動的資本進行有效的管理。
四、我國應對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建議
(一)抑制國際游資涌入我國市場
國際游資具有流動性強、逐利性強、期限短的特點。當資本項目管制疏松時，其大量涌入容易沖擊我國的資本市場;而當我國國際收支惡化時，大量內流的短期資本極易發生劇烈的逆轉。這種大量無序的流動無疑會加劇金融市場的波動，危及我國的經濟和金融穩定，甚至可能引發政治和社會動蕩。
(二)逐漸改變中國出口結算方式，規避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
盡量避免在國際貿易中使用美元結算，改用本國貨幣或者采取商品互換的方式，和其他各國建立貨幣互換協議。
(三)我國應該用外匯儲備購買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和在中國境內的優質外資公司的股份
一、企業外匯風險的種類及影響
（一）企業外匯風險的種類從事對外貿易的企業通常會在國際范圍內收付大量外幣，或持有外幣債權債務。因此，企業在國際收付結算的時候就會產生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可以劃分為四類，即交易風險、會計風險、經濟風險和國家風險。
（二）外匯風險對企業的影響一是影響企業的經營戰略。外匯風險給企業的產供銷活動帶來成本核算的不確定性，企業正常經營活動的預期收益因匯率波動而面臨預料之外的損益，同時帶來企業現金流量的增減變化，這些都會影響企業管理者的經營決策。二是影響企業的業務安排。匯率波動對企業業務活動的正常運行有較大影響。對進出口企業來講，匯率波動劇烈時，由于難以確定成本核算，企業或者觀望，或者爭取有利于自己的計價貨幣，造成談判時間拖延，簽約成交額下降。甚至在簽約后，如果匯率變動超出預計的成本而導致企業可能虧損時，進出口企業往往尋找各種借口毀約，使外貿業務遭受損失。三是影響企業的信用。企業信用是企業的無形資產，它取決于企業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規模、經營能力、盈利能力和經理形象等因素。如果匯率波動影響到企業的對外支付，無疑對企業的信用是一種損失。
二、企業外匯風險防范的必要性
（一）外匯風險防范是經濟發展的要求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經濟也越來越融入到世界經濟中，企業在進出口業務中不可避免地要面臨幣種的轉換。因此，我國企業加強對外匯風險的防范就顯得越發重要。
（二）人民幣匯率實現市場化的需要為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雖然升值對于經濟增長勢頭很強的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不可避免的，但隨著人民幣匯率的逐步市場化，我國企業也將會遇到不容忽視的外匯風險。
（三）企業應對外匯風險的準備和承受力不足由于人民幣多年來一直與美元掛鉤，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又多以美元結算與計價，因此，企業對匯率風險的意識仍然是十分薄弱。一些企業甚至于對匯率風險熟視無睹，將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視為“不可抗拒力量”。面對日益嚴重的外匯風險，目前我國的大部分企業還沒有很明確的應對思路和做法。此外，中國企業應對匯率變化風險的能力較弱。近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持續小幅升值已使我國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逐漸縮小。我國企業應想辦法提高效率、增加科技含量、加快升級換代，從而增加產品的競爭力。但很多企業還是依靠傳統的價格優勢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來爭奪市場。在應對匯率波動方面，大部分企業沒有準備，更不用說去運作外匯資產。
三、企業防范外匯風險的戰略選擇
（一）經營不同業務企業的防范策略偶然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企業規避外匯風險的基本策略是購買遠期外匯合同。企業從事遠期外匯交易可能會有經濟效益。但企業應該認識到，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從事國際商品交易而不是外匯交易，自己的主要收人應來自于商品的銷售收人而不應依賴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意外收人。如果遠期外匯交易成本過高，企業則可以選擇消極的套期保值策略，不對外匯風險頭寸采取任何措施。如果匯率波動會造成嚴重的經濟風險，企業則需要考慮經營重構，減少或暫停進出口業務。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企業在管理外匯風險時，首先考慮的策略是變動進出口商品的價格或調整進出口商品的數量，例如，當人民幣匯率上升時，企業可以相應地提高商品售價或增加外銷商品的數量。如果這種調整不為市場接受，或者不能有效地轉嫁風險，則應考慮運用遠期外匯合同來套期保值。對國際性企業或跨國公司，這類企業的特點是至少在一個以上的國家里設有分支企業，它們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可能來自不同的國家。根據國際經驗來看，這類企業規避風險的最佳策略是加強資產負債管理。企業首先需要估計匯率變動對企業現金流量的影響，然后設法建立起一個使外匯風險盡可能小的資產負債結構。例如，一家美國跨國公司在日本設立一家獨資企業，其營業收人可能受日元匯價波動的不利影響，該公司應該盡力爭取使用日元或借人日元。這樣，當日元匯價下降時，雖然公司的收人將減少，但其支出也會同幅度下降，資產和負債方面的外匯風險可以相互抵消，從而將外匯風險控制在一個可接受的較小范圍內。
（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企業的防范策略發展初期企業外匯風險的管理。企業在資產規模較小、對外業務擴張的初期，應該制定簡便易行的風險管理戰略，使用一些簡單技術和容易管理的套期保值方法。發展成熟時期企業外匯風險的管理。企業進人成熟期，表現為國際業務規模較大，國別分布廣，企業的現金流量大并且比較穩定。在這一階段，企業可設置自己的財務公司或金融公司，運用復雜的外匯風險管理技術，制定目標更高的管理戰略。
四、對我國企業防范外匯風險的建議
（一）正確對待外匯風險，全面提高預防能力無論承認與否，外匯風險都是客觀存在的。不了解外匯風險及其管理方法，盲目闖入國際市場，其危險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反之，害怕外匯風險，不敢加入到國際經濟中去，企業最終也會在競爭中敗下陣來。企業應根據市場需要和業務發展計劃開拓海外業務’不必害怕外匯風險業務，而應提高這些風險業務的預防能力，提高外匯風險業務的安全性，從而降低風險的損失概率和損失程度。具體地講，就是要提高企業外匯風險防范與管理的能力，提高匯率預測的準確度及風險管理辦法的有效性。
（二）減少外匯風險業務企業可選擇經營多樣化、提高國產化程度、簽短單等手段降低外匯風險。例如，企業可減少持有的外匯凈頭寸，通過控制風險行為的數目來降低外匯風險發生的概率。
（三）對外簽約時采用多種計價貨幣由于人民幣脫離了與美元匯率掛鉤的關系，開始走上相對獨立的浮動機制。故企業在對外簽約時，可多采用非美元幣種或美元與其他幣種的組合，如歐元、日元等，因為未來如果美元匯率發生波動，而歐元等其他幣種的匯率則不一定與美元同幅度變動。
（四）協商使用固定匯率鎖定成本企業在對外簽訂商務合同時，可在合同中的價格條款上規定使用固定匯率，即在簽訂合同時約定一個匯率，如果未來匯率發生超過一定范圍的波動，則價格條款按波動的匯率進行調節。如某企業向美國出口商品，簽訂合同時單價為()&+,件，合同約定按&美元兌人民幣-+#%計算成本，為-#%元人民幣，如當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變為-+&&時，則此時商品單價變為()&&+.%,件，如當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變為-+"/時，則此時單價變為().-+0,件，每件產品成本總是固定在-#%元人民幣。
（五）靈活運用國際貿易結算方式常見的國際貿易結算方式有預付貨款、跟單信用證、跟單托收和賒銷等，每種結算方式在規避匯率風險方面作用不同，企業需靈活掌握。超級秘書網
辦理人民幣遠期結售匯業務遠期結售匯業務是確定匯率在前而實際外匯收支發生在后的結售匯業務。客戶與銀行協商簽訂遠期結售匯合同，約定未來辦理結匯或售匯的人民幣兌外匯幣種、金額、匯率以及交割期限。在交割日當天，客戶按照遠期結售1下轉第/2頁3匯合同所確定的幣種、金額、匯率向銀行辦理結匯或售匯。遠期結售匯業務可以幫助有外匯收付的企業事先鎖定交易成本，從而起到規避外匯風險的作用。企業在辦理遠期結售匯業務時可選擇固定期限交易，也可選擇擇期交易。
關鍵詞：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風險
一、 引言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成立標志著我國金融改革和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根據2013年9月國務院公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支持試驗區設立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允許試驗區內符合條件的中資銀行開辦離岸業務”是上海自貿區金融領域開放創新的重要內容，這意味著“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貿區未來的重要方向之一。2015年4月，國務院出臺《進一步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提出“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2015年10月，國務院頒布《進一步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金融開放創新試點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案》，提出“支持具有離岸業務資格的商業銀行在自貿試驗區內擴大離岸業務”。上述舉措意味著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建設問題已經開始付諸于實踐。現階段，如何在總體方案的指導下，做好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建設的路徑規劃和風險防范工作，科學、合理地發展自貿區離岸金融業務，成為有關機構學者的關注重點。
二、 離岸金融中心概述
目前，學術界對于離岸金融市場的的界定標準分為兩類。第一類界定標準強調交易主體的非居民性以及交易貨幣的離岸性；第二類界定標準突破地域概念，強調金融循環的內部性。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國際銀行設施的建立，離岸金融市場的“岸”不再簡單地被看做是國境，而是指國內金融循環體系。此時，相對寬松的監管體系、稅收制度以及“非居民”成為鑒別離岸市場的關鍵要素。綜合考慮上述因素，本文認為上海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是指以上海自由貿易區為依托，為非居民提供各種類型的人民幣資金融通活動，并且不受中國境內金融系統監管規則和稅制約束的金融中心。
三、 成立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1. 發展離岸金融業務是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任務。“2020年建設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標。但是，根據英國Z/Yen集團2015年9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上海從2014年的第16位跌至第21位。與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優勢在于擁有強健的經濟與金融腹地以及優越的地理位置，劣勢在于金融對外開放度、自由化程度以及業務深度較低。因此，充分利用好上海自貿區在離岸金融領域先行先試的政策紅利，是提升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競爭力的重中之重。
2. 建立上海人民幣離岸中心有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境內離岸金融中心建設與本幣國際化之間緊密相關。1986年，日本東京建立JOM離岸金融市場（Japan Offshore Market，簡稱JOM），推動了歐洲日元債券的發行和歐洲日元借貸業務的開展，大幅度提升了日元國際化水平。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率先在上海等地啟動，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的啟動。2015年，上海市跨境人民幣業務結算規模達到2.7萬億元，位居全國第一，這對于推動人民幣成為全球主要的支付貨幣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中國銀行的離岸人民幣指數（BOC off-shore RMB Index，簡稱ORI），2011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ORI指數從0.32%提高至1.26%。這反映了我國境外的人民幣存量越來越多，使用渠道趨于豐富。在此背景下發展自貿區離岸金融業務，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更加簡捷的渠道。
3. 與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協調發展，理順人民幣跨境流動渠道。近年來，以香港為核心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呈現出爆發式增長，業務類型不斷豐富，市場規模不斷增大。但是，香港離岸金融中心前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隨著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以及離岸人民幣匯率對在岸匯率影響力的提升，近期，香港人民幣存款規模有所下降。這意味著如果沒有好的的流通渠道，境內外的資金價格差異、人民幣貸款利率和債券收益率差異、境內外人民幣匯率差異等因素都有可能容易引發離岸市場人民幣流動性的緊張。上海自貿區境內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一方面能夠對境外資金進入境內予以支持，發揮對境內的帶動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培育內地資本市場，促進人民幣匯率和利率的價格發現，理順人民幣跨境流動渠道，彌補香港離岸金融中心的不足。
4. 建設上海離岸金融中心能夠提升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建設自貿區的最直接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吸引外資，提高資金利用效率。實現這一目的的前提條件是較高的金融開放度和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毫無疑問，自貿區的建設將使區域內涌現出一批具有“兩頭離岸公司”特點的非居民企業，這些企業在交易過程中會帶來大量離岸資金的進出和沉淀，需要配套的經營離岸結算、保險、投資等業務的金融主體。2015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同比增長11.8%，達到26 575家；實際使用外資規模近8 00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4%。發展離岸金融業務，能夠為更多的國內外企業提供便利的離岸金融服務，為企業發展創造寬松的投融資環境，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四、 建設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的潛在風險
目前，我國外管局對大額資金的監控主要停留在對在岸公司的出入賬頻率和金額上，相比之下，對離岸賬戶的開立和資金流動的限制和干預較少。這一方面使得離岸賬戶的優勢更加明顯，另一方面為金融監管和經濟穩定埋下了風險因素。
1. 離岸人民幣市場套利與套匯引發短期資本流動風險。在現代信用經濟下，資本流動性的劇烈波動是影響全球金融體系穩定和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因素。從金融危機中資本流動的變化特征可以看出，資本流動過剩與資本流動緊縮之間能夠迅速逆轉，并通過擴散機制和傳染效應在不同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之間傳導，也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種渠道在國際間擴散。Kindleberger和Aliber（2014）以17世紀至20世紀數次金融危機為研究樣本，得出結論：資產泡沫，經濟過熱和跨境資本流動之間存在著循環影響機制，當經濟到達明斯基時刻時，經濟下行預期和資產價格下跌預期將會驅動資本流出，引發經濟動蕩。相比于在岸人民幣，離岸市場不受國內監管部門直接管控，因此，投機者很容易利用離岸和在岸價差開展人民幣流動套利，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見圖2）。
2. 境內金融機構將面臨較大的經營風險。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無論是對于銀行、保險、證券等傳統金融機構還是支付、小貸等新型互聯網金融服務主體，都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商業銀行作為最主要的離岸金融業務經營主體，將面臨一系列的風險。
（1）市場風險。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給商業銀行帶來的市場風險包括：第一，利潤來源受損風險。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主要利潤是存貸款利率差，自貿區離岸中心將會大大提高國內的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水平，這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將是嚴峻挑戰；第二，利率和匯率風險。自貿區因與國際經濟形勢聯系密切，很容易受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加之同時受區內外利率差、國內外匯率差的影響，價格波動難以把握，很容易產生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第三，業務萎縮和競爭加劇風險。除了中資商業銀行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還將吸引一大批外資金融機構入駐，這將間接造成商業銀行的業務替代和業務萎縮。
（2）流動性風險。由于自貿區離岸金融業務不受境內監管體系監管，在自貿區內從事金融業務的銀行分支機構對資產負債管理的要求相對靈活，因此，銀行自身做好長期規劃，理清市場供需狀況，控制好資產負債比，否則，盲目的信貸擴張極有可能引發銀行的期限錯配和資金流動風險，引發經營危機。
（3）信用風險。我國商業銀行的客戶多為在境內注冊和生產經營的企業，但自貿區內金融機構的服務對象以注冊地在國外且資產和生產經營活動均不在境內的非居民客戶為主。當非居民客戶成為服務主體時，商業銀行發生信用風險的概率也將隨之增加。銀行不僅會面臨較高的盡調成本，還很難真正掌握這些客戶的信用水平和履約能力，這將會導致銀行呆賬壞賬率的提高，引發信用風險。
（4）法律風險。根據監管部門對于上海自貿區“一線管制，二線放開”的新型監管模式，自貿區內的商業銀行享有較高的經營自，金融業務免受境內監管的約束，這有利于金融創新，提升金融市場活躍度。但是，“放開”并不意味著合規壓力減小，相反，金融機構還會面臨更加復雜多樣的國際習慣、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的束縛，更容易產生法律風險。
3. 投機者利用自貿區離岸金融業務進行洗錢犯罪的風險。根據全球金融誠信組織（GFI）的《發展中國家非法資金流動：2001-2010年》顯示，10年內有約5.9萬億美元的非法資金流出至150余個發展中國家，其中中國非法資金流出規模最大，主要流向香港、境外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如英屬維爾京群島和百慕大群島）或發達國家金融機構。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為犯罪販子利用人民幣離岸金融業務及監管的灰色地帶洗錢提供了便利。從經濟角度而言，這不僅會扭曲資源在境內外的配置，還會提高跨境資金數據統計的難度，干擾中央貨幣政策的制定。
五、 基于風險防范視角的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路徑選擇
1. 離岸金融中心發展路徑。一般而言，離岸金融中心發展路徑可以劃分為內外一體型、內外分離型和避稅港型三種類型（見圖3）。內外一體型模式即離岸市場和國內市場是一個整體，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資金的出入境不受限制，最為典型的是倫敦和香港；內外分離型模式（嚴格的內外分離型和內外滲透型）即離岸市場與國內市場相分離，離岸交易必須通過離岸市場專門賬戶進行，典型代表為紐約、東京和新加坡；避稅港型離岸金融市場一般位于島國地區，無實際的資金交易，僅提供簿記業務。
2. 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路徑選擇：從內外分離型走向滲透型。通過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的分析可以看出，從長期看建設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收益大于風險，但是短期內，可能會影響到宏觀經濟穩定和金融機構運營。那么，選擇何種發展路徑對于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至關重要。
從紐約BIF和東京JOM等全球主要境內離岸中心建設的國際經驗來看，它們在成立初期均采用內外分離型模式。隨著金融市場化程度的提升、業務體系的完善以及風險監管制度的健全，才逐步向滲透型轉變。因此，鑒于風險防范的視角以及目前的實際狀況，并考慮到根據“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原則已經將自貿區內外相隔離，本文認為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建設初期應選擇內外分離型模式。長期來看，隨著資本項目開放度的提升，國內利率和匯率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相關監管體系的完善，可將上海自貿區離岸中心從內外分離型向滲透型轉型。
六、 總結
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對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理順境內外人民幣流通渠道以及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上海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也存在著一系列的風險。例如，套利與套匯引發短期資本流動風險，境內金融機構將面臨較大的經營風險，投機者利用自貿區離岸金融業務洗錢風險等。考慮到我國目前經濟金融發展現狀以及便于進行風險隔離，并綜合美國和日本的境內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的歷史經驗，本文提出在成立之初上海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應采取嚴格的內外分離型模式，隨著境內資本項目開放程度的提升，再逐漸向滲透型模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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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人民幣幣值穩定孕育國際化的新優勢；世界需求結構變化孕育企業“走出去”的新優勢，孕育制造業競爭力的新優勢，孕育我國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新優勢；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孕育我國加速培育國內消費市場的新優勢，孕育我國吸引人才和科技創新的新優勢。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使我國發展面臨新挑戰，但也帶來了新機遇，而且這些新機遇正在孕育我國發展的新優勢。
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的特點，是研究如何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機遇中培育我國發展新優勢的重大課題和中長期任務。從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經濟開始緩慢復蘇后的形勢看，當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動向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動向
發達經濟體被迫改變負債消費模式。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要靠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其中，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占經濟總量的2/3以上。今后這種基本格局雖然不會改變，但以住房次級按揭貸款形式為標志的負債消費和過度消費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美國消費信貸2010年連續7個月放緩，美國民眾的消費習慣有所改變，傾向于更為謹慎。在歐元區，長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人口老齡化加劇了居民消費的低迷。而且，歐元區各國為了遏制債務危機所采取的財政緊縮政策，如增加稅收、減少補貼等，又對居民消費產生明顯的抑制作用。在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的數據表明，民間最終消費的增長速度低于民間企業投資和貨物勞務出口的增長速度，居民消費仍然疲軟。在消費不振的情況下，發達經濟體的緩慢復蘇更多得益于投資與出口。美國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促使美元貶值，加上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經濟恢復并弱化了經濟增長對消費拉動的依賴。2010年前三季度，美國個人消費的增長速度都低于私人國內投資和出口。2010年上半年特別是二季度，歐元區經濟加速復蘇主要得益于出口的迅速恢復。日本的情況也是如此。
新興經濟體開始更多轉向擴大內需。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世界貿易額從2008年的16099.6億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2419.1億美元，下降了22.9%。2006年和2007年中國商品和服務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分別達到18.3%和15.4%，分別拉動經濟增長2.1個和2.0個百分點；而2008年至2010年，凈出口的貢獻率依次下降為1.7%、－41.8%和－3.2%，分別拉動經濟增長0.2、－3.8和－0.3個百分點。相反，內需特別是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大增加。其他新興市場國家2009年貨物出口也都大幅度下降，如韓國下降13.7%、新加坡下降20.2%、印度尼西亞下降14.4%、印度下降15.3%、巴西下降22.7%、墨西哥下降21.1%、南非下降22.7%、俄羅斯下降35.7%。進入2010年，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內需出現增長勢頭，如俄羅斯1月－10月固定資本投資同比增長4.7%；巴西依靠內需拉動，前三季度實現了GDP同比增長8.4%。
資源輸出國開始調整過度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模式。最明顯的是俄羅斯。2010年1月－10月，俄羅斯以美元計價的商品進口同比增長30%，出現了進口增速明顯快于出口以及經常項目順差逆轉的趨勢。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不少資源輸出國提高了本國固定資本形成額在GDP中的比重，如沙特從2008年的19.6%提高到2009年的24.8%，印度尼西亞從27.7%提高到31.1%。這表明，資源輸出國的發展模式開始發生以增強內生動力為目標的轉型。
挑戰
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各國紛紛根據本國實際進行政策調整。這些調整有的將使國際經濟環境更加復雜，對我國發展形成新的挑戰。
發達經濟體消費需求不振使外需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減弱。這主要表現為全球貿易增長勢頭減緩。2010年以來，全球貿易量第一季度環比增長5.2%，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別放緩至3.2%和0.9%。因而，我們對外需快速回升不應寄予過高期望，仍然要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方針。
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從2010年8月以來，美國已經啟動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開始醞釀2011年的寬松貨幣政策。這導致美元對日元等西方貨幣一路下跌，并使許多發展中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度升值。2010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幅度已接近3%。人民幣匯率上升，使我國出口貿易企業經營困難，貿易順差呈下降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擴大內需更具有現實意義。
國際初級商品價格出現上升趨勢，對我國穩定物價形成新的壓力。由于美元貶值和新興市場國家的需求上升，國際初級商品價格大幅度上升。2010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上升，已恢復到衰退之前的峰值水平。世界市場谷物如小麥、玉米和大米的價格都出現上漲勢頭。受國際糧價上漲的壓力，巴西主要糧食產品的價格2010年以來上漲了6.59%，豆類價格翻了一番。2010年10月份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CPI漲幅分別達到4.4%、5.2%、7.5%和9.8%。
國際資本加速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加大了這些國家宏觀調控的難度。由于美元流動性泛濫，促使國際資本轉向大宗商品，轉向制造業等實體經濟基礎堅實的發展中國家，即出現了軟貨幣向硬資產的轉移。2010年三季度，約有115億美元外資流向印度、印尼、韓國、菲律賓、我國臺灣、泰國和越南等地的股市，是2010年二季度凈流入20億美元的5倍多。2010年前9個月，投資者已向新興市場國家債券基金投入395億美元，創下歷史最高增速。許多新興市場國家面臨流動性過大、推高資產價格和商品價格的處境。這不僅增加了宏觀調控的成本，而且壓縮了宏觀調控的空間。
機遇
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使我國發展面臨新挑戰，但也帶來了新機遇，而且這些新機遇正在孕育我國發展的新優勢。
人民幣幣值穩定孕育國際化的新優勢。改革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特別是減弱美元匯率波動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最終要靠人民幣能夠成為國際結算和支付的硬貨幣。人民幣國際化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為人民幣國際化開辟了歷史性起點。2010年12月，中央銀行宣布，繼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區域“版圖”大幅度擴大后，試點出口企業從365家擴大為67359家。這將大大促進人民幣結算業務跨越式發展，并加快把資本項下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正式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隨著人民幣結算業務的擴大，境外人民幣債券市場將進一步發展，將會有更多的人民幣資產持有人，有的還會以人民幣作為官方外匯儲備。2010年12月，白俄羅斯國家銀行宣布，其11月國家外匯儲備新增60億元人民幣。這是在貨幣互換基礎上人民幣國際化的新步驟。
世界需求結構變化孕育企業“走出去”的新優勢。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世界需求結構發生新變化。在2009年的世界經濟增量中，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貢獻超過50%，改寫了發達國家主導世界經濟增長的歷史。在世界經濟結構調整階段，與發達經濟體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恢復緩慢形成對照的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增長較快，進入新的建設高峰期。這不僅產生商品和服務需求，而且產生對投資和各類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更大需求。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不僅具備了海外投資的外匯資金實力，而且工程建設企業競爭力不斷增強，具備了參與國際競爭的條件和優勢。工程建設企業對外承包業務的發展，將帶動出口貿易和實體投資的同步發展，成為我國與新興市場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展經濟貿易合作的新紐帶。
世界需求結構變化孕育我國制造業競爭力的新優勢。世界需求結構變化的另一個表現是，由于發達國家需求恢復緩慢，體現我國與發達國家經濟互補性的出口產品特別是中低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增長彈性變小，而體現我國與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互補性的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增長彈性變大。這種新的需求將帶動我國進一步發展先進制造業，帶動傳統產業改造和提升。我國應利用這一機遇，加快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此外，在世界經濟結構調整中，提高增長質量、改善生態環境成為重要議題。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提出的低碳排放要求，將對我國新能源產業、環保產業以及各類降低能耗和排放的新產品提出新的需求，從而帶動這些新興產業發展。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國有商業銀行風險
從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了新一輪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l美元兌8．1l元人民幣。截至2007年l1月2日，l美元對人民幣7．4624元，人民幣呈單邊升值的趨勢(見下圖)。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中，如何應對升值風險成為國有商業銀行當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國有商業銀行面臨的升值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有商業銀行外匯資本金面臨貶值風險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的外匯資本金來源主要分為三類：一是在境外股票市場，通過公開發行上市募集的外匯資金，比如建行、中行、工行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籌資以外匯計價部分資本金，由于人民幣升值會導致募集的外匯資金相對于人民幣貶值，此為第一類風險；二是由境外戰略投資者認購的一部分股權形成的外匯資本金，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在股改上市之前均引進了國外戰略投資者，國外戰略投資者參股時大部分股份都以美元計算的，如中國建設銀行引進美洲銀行25億美元、新加坡淡馬錫公司l4．66億美元，在人民幣不斷升值的過程中，特別是對美元的升值幅度較大，這些外匯資本金會相對貶值，此為第二類風險；三是由國家通過外匯儲備注資方式形成的外匯資本金。受到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銀行的外匯資本金折算成人民幣資本數額也會發生變動，此為第三類風險。
二、資產與負債的匯率風險敞口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將會影響國有商業銀行外匯資產的頭寸匹配和不同幣種搭配，從而直接影響到國有商業銀行的抗風險能力。隨著我國對外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內企業對外匯資金需求不斷上升，然而國有商業銀行的外匯資金來源并沒有顯著增加。據有關資料顯示，在過去兩年中，國內銀行體系的外幣業務貸存比一度高達90％12)上，反映出銀行外匯資金供應相當緊張。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外匯信貸業務的需要，多家銀行向主管部門申請了以人民幣資金購買外匯，并向客戶發放外匯貸款。這樣做雖然解決了外匯資金來源問題，但是也造成了銀行外匯資產與人民幣負債之間的幣種不匹配。當人民幣出現升值時，必然給國有商業銀行帶來匯率損失。
三、結售匯等中間業務的匯率風險
由于人民幣匯率浮動頻率和區問不斷加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結售匯等中問業務的匯率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按照新的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每天的波動幅度在千分之三以內。①目前，國內銀行人民幣兌美元的牌價一般按照前一天人民銀行公布的中間價確定，同時對前一天各分支機構結售匯的軋差頭寸在市場中平盤。如果出現市場平盤價低于對客戶的結算價，銀行就要承擔其中的匯率損失。
四、人民幣匯改后，匯率波動幅度擴大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行新的安排后，意味著匯率的波動幅度比過去擴大，變動頻率加快，如上圖所示，人民幣在匯改之后，一直處于單邊上升通道。因此會導致國內企業的外匯風險上升，會增加銀行受損的可能性。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匯率水平的調整不僅會直接影響銀行的敞口頭寸，也會通過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特別是出口類企業)，而對銀行的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帶來影響。匯率波動的頻率提高后，銀行客戶面臨的外匯風險會增加，直接從事國際貿易的企業會因匯率波動而導致盈虧起伏，這也就影響到銀行盈利水平。
五、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和控制體系
國有商業銀行過去長期在固定的匯率環境下經營，外匯風險意識普遍比較淡薄，有效的風險管理和控制體系有待建立，外匯風險管理現狀不容樂觀，相關的外匯風險管理的制度、技術、人員、體系等尚未經歷過彈性匯率的檢驗。同時，外匯風險的政策和程序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執行力度有待加強。目前，大部分國內商業銀行的外匯風險管理的政策和程序離專業化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很多出臺制度和政策還只是停留在紙上，但在實際中實施不力，甚至根本無人執行。如交行在業績公告中就表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措施公布實施后，由于缺乏市場化的避險工具，規避人民幣匯率風險所采取的措施有限，匯率風險將對本集團盈利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中韓兩國匯率變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了解到中韓兩國的外匯管理政策都在較短時間內取得高速發展并推出較多開放政策，這說明兩國采取了相似的方式。因此，在本節中，我們將研究兩國用將近20多年來的時間為外匯管理開放政策轉變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兩國對美元匯率變化歷程和兩國之間的匯率變化歷程。2.1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國政府在美元匯率方面不斷受到升值壓力，并穩步推行了升值政策。從1991年到2010年，近20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年平均匯率變化圖。如圖所示，1994年中國采取管理浮動匯率制后，匯率急劇上升。此時，匯率劇增表示人民幣升值。之后，人民幣持續受到升值的壓力浮動幅度雖不大，但截至2010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保持升值態勢。尤其，隨著從2005年開始的人民幣升值，截至2008年，匯率下降了近21%。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匯率浮動較穩定。2010年中國向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回歸的宣言后，匯率出現±0.5%的浮動，給人以匯率浮動幅度變小的印象。但2012年浮動幅度擴大的決定后，如果期待人民幣升值幅度繼續加大，則需要密切關注對美元的匯率變化。2.2韓元對美元匯率如前所述，韓國的外匯管理制度以1997年為起點發生了較大變化。經歷1997年外匯危機以后，轉變成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從1991年到2010年間，韓元對美元匯率變化比較明顯。從1991年到2010年間韓元對美元匯率變化圖。1992年，韓國允許非本國籍人士取得韓國上市股票，擴大經常交易許可幅度，進一步開放了資本市場。可是受1990年起實行的市場平均匯率制度的影響，匯率變動不明顯，呈緩慢趨勢。到了1997年，韓國引進自由浮動匯率制度，金融危機的暴發，加之受1998年制定的外匯交易法的影響，韓元對美元匯率急劇上升，引發韓元大幅升值之后緩慢穩定下來。隨著2001年韓國《第二階段外匯自由措施》和2002年《外匯市場中長期發展指南》的出臺，資本市場的開放進一步加快。隨之而來的是韓國外匯保有量的增多，進而提升了匯率，但不久后逐漸保持穩定態勢。2008年金融危機暴發之前，匯率持續下滑，韓國外匯市場維持原狀無明顯變化。后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到來，促使韓國的對美元匯率開始上升，到2012年維持1美元兌換1，200韓元的水平。2.3人民幣對韓元匯率關于人民幣和韓元的關系，由于中國采取管理浮動匯率制，必須考慮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韓元對美元匯率的聯動性。中國尚未采取自由浮動匯率制，事實上一直維持著與儲備通貨美元掛勾的聯動關系來決定匯率的盯住匯率制。對韓國來說，從1980年開始維持多通貨籃子制度到1990年初期轉換成市場平均匯率制，但市場平均匯率制也和完全遵循市場原理的自由浮動匯率制存在明顯差距。韓國自1997年暴發金融危機以后才引入自由浮動匯率制并且持續到現在，所以考慮兩國匯率，必須同時考慮各國通貨和對美元的匯率關系。從1991年到2010年，人民幣對美元、韓元對美元以及韓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化圖。圖中需要注意的是，1997年韓國轉換成自由浮動匯率制以后，韓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化和韓元對美元匯率變化幾無差別。當然，從中國針對美元采取管理浮動匯率制考慮，除美元之外，由通貨和美元的聯動關系來決定匯率，所以可以想像，對除美國之外采取自由浮動匯率制的國家來說，本國通貨對美元匯率和本國通貨對人民幣匯率會顯示出類同的現象。可是中國和韓國之間貿易額增長率較大，交易額也較多。因此，兩國貿易額受匯率影響較大。尤其，會對人民幣和韓元匯率產生較大影響。換句話說，兩國交易用美元來結算，但實際上受貿易額影響較大的是人民幣對韓元匯率。因此，重要的是和中韓兩國貿易相比，兩國各自對美元匯率政策和匯率變動，會更多受到來自于彼此外匯管理政策和匯率變動的影響。
中韓兩國匯率變化對貿易量的影響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了解到中韓兩國匯率和兩國貿易結算手段即兩國貨幣分別對美元匯率的關系，也確認到人民幣對韓元匯率和韓元對美元匯率變化幾近相同的現象。中韓兩國匯率和中國對韓國出口增長率變化。我們在這里比較了1991年到2009年期間，中國對韓國出口增長率和人民幣對韓元匯率。匯率是兩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匯率與中國出口增長率成反比被視為完全合理的現象。需要注意的是，如圖4所示，中國向韓國的出口對兩國通貨匯率做出幾乎百分百正確的反應。這恰好說明，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兩國匯率變動對貿易產生重大影響的預測是非常正確的。中國對韓國出口方面，在貿易結構上，與成品相比，原材料和中間材料所占的比率較高，價格競爭力對出口的影響確實很大。對這種貿易結構方面的分析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深度研究。如圖4所示，考慮到貿易結構，中國向韓國的出口對匯率變動做出非常敏感的反應。另外中國向韓國的出口增長率受兩國匯率較大影響。可是假如中國從韓國進口的狀況也顯示和匯率相似的變化情況，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匯率是對兩國貿易產生影響的重要原因。這是因為中國從韓國進口的成品比率較大，和出口的情形不同，不能得出按照貿易結構，只有價格競爭力對進口產生影響的結論。當然，對成品來說，某一種進口產品的多少，將決定當時本國內需就業率、經濟狀況等變量。可是和出口的情形有所不同，對以成品為主的進口來說，價格變動對進口產生決定性作用。因此，如果中國對韓國的進口增長率顯示出和兩國匯率一致的變動，對兩國貿易來說，可以確定匯率是決定兩國貿易額的最重要因素。中韓匯率和中國對韓國的進口增長率的變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和出口增長率相同，中國的進口增長率和兩國匯率變動幾乎一致。這恰好印證了前面所述的兩國匯率對中國增長率產生重大影響的結論。可以確認中國對韓國的出口增長率也同進口增長率一樣，對兩國匯率變化做出敏感的反應。這說明，兩國貿易不僅必然會受到貿易結構或當時經濟狀況的影響，更會受到兩國匯率變化對其的影響。盡管兩國貿易用美元來結算，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韓元對美元匯率給兩國貿易增長率沒有產生較大影響。
結論和建議
論文摘要：匯率的高低直接影響該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和價格，直接影響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外匯匯率的波動，也會給金融投資者帶來巨大的風險。本文就匯率變動形成的風險對國際貿易的影響進行了簡要的分析，給出了規避匯率風險的措施，以期降低匯率波動給貿易造成的風險，減少損失。
國際貿易活動中，商品或勞務的價格一般是用交易雙方均認可的貨幣來計價。目前約70%的國際貿易以美元來計價。這就需要考慮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了。由于匯率波動頻繁，在國際貿易結算中，就需要較為準確地估算費用和盈利，避免匯率變動造成不必要的損失。這就是匯率風險。
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從微觀角度看，匯率變動影響進出口企業的成本和利潤;從宏觀角度看，匯率變動使貿易收支差額從國際收支差額發生變化。
近期人民幣對美元一直呈升值態勢，一度突破6.8元大關。人民幣大幅升值將嚴重影響我國產品出口的競爭力。匯率變動的風險，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和研究。從目前形勢看:
1.人民幣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
自2003年初起日本在七國會議明確提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張后，以一些發達國家和國際機構以各種形式要求人民幣升值。其理由是，由于人民幣幣值低估，使得中國的出口產品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充斥于世界市場的中國產品對許多國家的工業造成了沖擊。一方面，它們認為這是中國輸出通貨緊縮的表現，中國輸出通貨緊縮影響了世界經濟的復蘇;另一方面，人民幣幣值低估，使中國貿易收支持續表現為順差，因此人民幣應該升值，從而通過升值來改善一些國家的貿易收支狀況。
2.美元貶值動力尚存
在以美元為本位的世界金融體系下，美元貶值表現為對其他貨幣的相對升值，在該體系中，美元總是處于多發行貨幣的狀態，美國可以開動印鈔機發行大量美元來適應其過高的國防開支和提高其本國國民的福利待遇，從而形成其赤字財政政策。近年來美國對其它國家的負債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6年底以前的統計，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美元頭寸約4.8萬億美元，過多的美元發行量必然會使美元有貶值要求。這意味著美元的貶值趨勢仍將繼續。
3.我國的匯率改革還不完善，匯率浮動仍顯剛性
我國的匯率制度改革后，匯率彈性較之前已有所增強，但與完全浮動相比仍顯剛性。匯率制度的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增強，大量投機資本流入境內，央行為維持外匯市場均衡，必須不斷進行外匯干預，大量買進外匯資產，進而導致外匯儲備相應快速增長。面對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央行又不得不采取公開市場業務，發行票據進行沖銷干預，而在沖銷干預下貨幣的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大，利率有上升壓力而其預期卻不上升，利率一匯率內在傳導的機制被相對剛性的匯率制度所隔斷。正是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這種矛盾沖突。造成2005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持續過熱，貨幣供應量超標，潛在通貨膨脹壓力增大。
當前人民幣匯率形成的機制尚未完全市場化，人民幣匯率主要是在銀行間的外匯市場上形成，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是決定人民幣匯率的基礎，但中國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仍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外匯頭寸市場，還有一部分外匯供求關系還不能在外匯市場上實現。
通過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人民幣升值將帶來我國企業在結匯時出現匯率風險，因此如何規避匯率風險就成為我們研討的重心。筆者認為合理規避外匯風險應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入手協調進行，以減少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
宏觀方面規避風險的措施應“長短”結合。
1.短期措施—主要目標是使匯率維持在一個狹窄的區間內波動
一是繼續采取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并公布貨幣籃子的組成。從而給市場一個明確的貨幣匯率變動規則。將對貨幣的升值預期轉移到對籃子中主貨幣的貶值預期上。
二是適時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并承諾在一定時期內不會改變區間。這需要迅速對外匯交易市場、外匯指定銀行與居民和企業的交易制度、銀行的外匯頭寸管理制度和強制結售匯制度進行相應的改革和調整。
三是通過在外匯市場上的有效干預，使匯率反復進行窄幅震蕩。這種方式雖然可能有一定效果，但并非長久之計，而且其實際效果需要視市場心理而定。
四是采取更嚴格的資本管制，這是一種改革期間的不得已的方式。
2.中長期措施—逐步由管理浮動匯率制轉向單獨浮動匯率制
一是可逐步擴大匯率的可浮動空間。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使央行有更大的匯率預警空間，有利于實現內部平衡目標.有利于積極地發揮市場的價格信號作用，逐漸達到均衡匯率水平，也有利于對外貿易競爭和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鑒于浮動匯率面臨的技術難題及入世后國際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國的匯率制度改革應首先將目前較為“固定”的匯率制改為真正的浮動匯率制，即將匯率浮動設定上限和下限.并逐步增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匯率的走勢將主要由市場來決定，使人民幣匯率將可以真正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央行的操作也會更加靈活，可動用各種公開市場業務工具來干預外匯市場，而不是簡單地宣布升值或貶值。
二是自律突出在控制與調節。市場價格規律預示我國人民幣單邊升值不可持續，我國自律的重點在于市場規律的認定和選擇，而不是簡單對應國際輿論。這需要我們用自我控制和調節得到驗證與掌控。自律的結果是化解自我的風險壓力，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和金融作為。而從自律角度反思，我國人民幣匯率帶來的壓力不是在釋放和化解，相反矛盾和壓力在逐漸上升，我們需要考慮和改變我們的對策和策略，主動掌握我們自己需要的價格與價值。
三是加強匯率波動理論的研究，加強對匯率的檢測，建立完善的匯率預警機制，定期預警信息，加強對企業的引導。
微觀方面規避的措施要從加強管理入手。
1.增強企業匯率風險管理技能
培養和引進懂專業、懂技術、懂工具的財務人員，加大有關信息的投入，使之能夠在外部咨詢的基礎上對匯率做出獨立的判斷，能夠識別風險點，并運用有關工具管理風險。樹立正確的風險管理理念，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產品和方法管理風險。
2.選擇合理的避險工具和產品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具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從正面來說,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人民幣的國際購買力增強,有利于降低進口商品價格,使國內消費者受益,同時,也可以降低以進口原材料為主的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促使國內企業努力提高產品競爭力,增強中國企業國外投資能力。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導向型行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出口價格的相對提高,這意味中國產品在國外價格競爭力的下降。另外,出口企業還會遭受出口收入轉化成人民幣時的匯兌損失,以及由于出口量減少造成的損失。
人民幣升值對外貿企業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匯兌損失。企業從簽訂合同到合同真正履行需要幾天甚至一月時間,買方按合同付價,隨著人民幣對美元的不斷升值,外貿出口企業結匯時就會產生較大的匯兌損失,影響企業盈利。以紡織業為例,我國紡織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結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使該行業出口企業普遍遇到很大困難,企業的利潤空間基本上消失。
(2)對于國內采購企業,人民幣升值導致成本上升,國際上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3)出口成交難度加大且具有不確定性。針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化較大的情況,大部分中小企業出口成交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多數出口加工企業交貨期一般在3-5個月,企業計價時要考慮到幾個月以后的匯率水平,多數企業用6.6-6.7的水平計算,由于產品多數屬于低附加值產品且沒有定價權,客戶往往不能接受美元報價進行提價,訂單因而轉向越南等其他國家。
據南昌海關統計,2008年上半年,江西省進出口總值達62.2億美元,同比增長55.3%。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前提下,江西省對外貿易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得益于進口的大幅增長和多晶硅等少數出口產品的迅猛增長。
雖然2008年上半年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長,但主要是由少數出口產品帶動的,在此次調研中,多數出口企業目前處于艱難境地,處于困難的企業整體出現以下幾大特點:
①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受損嚴重。產品附加值低,其出口利潤空間小,人民幣升值以后,其經營、生存壓力較高附加值產品更大,有些甚至將無法繼續出口。以紡織業為例,2007年三分之一的紡織企業利潤率有6%-10%,整個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3.9%,200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達到4.49%,使得很多企業面臨的是做多虧多的境地。
相對而言,高附加值的產品,由于其有較大的利潤空間,且有一定的定價權,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損失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得到消化。
②原材料國內采購,出口采用美元結算的企業影響較大。
調研中,一家名為廣盛電子的企業稱,人民幣升值對企業影響很大,他們采用的模式是內購外銷,也就是原材料國內采購,產品國外銷售,2008年以來,僅匯兌損失就高達800萬,而公司的年凈利潤也僅800萬,匯兌損失完全擠占利潤空間。相對而言,儲科電子采取的是原材料進口,產品外銷的模式,該公司工作人員稱幾乎感覺不到人民幣升值壓力。
2江西省進出口企業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2.1企業避險意識和能力較差
由于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觀念較為淡薄。在此次調研的眾多企業中,絕大多數企業沒有采取任何經濟手段規避或管理匯率風險,僅僅把匯率風險歸于政策性因素,僅有一家公司利用外匯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來規避風險。
2.2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產品服務創新相對滯后
由于我國金融機構還不具備承擔外匯風險的能力,放開人民幣匯率,未知的風險和沖擊可能給我國金融市場造成很大壓力。
2.3產品附加值低
產品附加值低的加工貿易導致企業沒有定價權,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被動地位,人民幣升值擠壓利潤空間,產品漲價又不被顧客接受,所受沖擊比較大。
3對策建議
(1)原材料與上游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綜合計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了20%-30%,成為推動企業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2)國內外貿政策的變化。近幾年來,由于國際貿易順差不斷拉大,國內被迫調整了外貿的出口政策。調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對勞動密集型低加工工業的出口予以限制,給企業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對紡織鞋帽、珠寶首飾、皮革、加工、飼料等傳統優勢產業沖擊較大,這些企業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3)央行實施貨幣從緊政策影響。央行嚴格限制貸款規模,進一步加劇了出口加工企業資金困難。
在此次調研中,我們發現,從產品需求彈性的角度分析,人民幣有限升值對出口會產生一定影響,但是不會對出口產生嚴重打擊。出口企業的艱難情況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需考慮到上述幾大因素。從企業自身角度來看,應對策略的選擇比較重要,政府積極地對外貿企業應進行該方面的引導。
①外貿企業應該高度關注外匯市場,采用金融手段積極規避外匯風險。
要引導企業轉變經營理念,提高企業的主動避險意識,并引導企業加大該方面專業知識和人才的引進,使企業掌握匯率避險方法、工具,進行主動避險。
②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同時擴大內銷,雙管齊下。
長期以來,江西的三大出口市場分別是歐盟、美國、中國香港。今年上半年則發生巨大變化,排名前三位的為歐盟、美國、東盟,出口額分別為6.8億美元、3.8億美元、3.5億美元,東盟躍升為江西省第三大出口市場。這一現象也表明,在人民幣升值的環境下,為了更大的利潤空間,存在出口市場轉換的趨勢,這種轉移也緩解了人民幣升值對江西省外貿的影響。同時,大多數出口企業在此刻都在積極地拓展國內市場,保存利潤空間。
③優化產品出口結構。
外貿企業提高應對能力的根本措施是優化產品出口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走高質量、品牌化之路,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確保我國外貿企業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在適當的時候,我國外貿企業更要大膽的走出去,減輕國內貨幣升值帶來的沖擊力,提高自身的競爭實力,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4)結匯多元化。
外貿企業應該從自身效益出發,在出口結匯時,不要單盯美元一種外幣。根據出口地區不同,經與外商協商,選擇其它在國際市場流通且匯率穩定可靠的幣種作為結匯外幣,如歐元、日元、英鎊等。
從政府角度來說,可以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①調整產業結構。結合自身情況,鼓勵全省各進出口企業堅持以科技進步為推動力,改變過去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格局,大力調整和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對高附加值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②鼓勵原材料海外采購。人民幣升值使原材料海外采購具有優勢,由于進口關稅,運輸成本等導致眾多企業對原材料海外采購望而卻步,針對這種現象,政府可以對外貿企業進行一定的進出口運費補貼等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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