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8-16 13: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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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電視傳媒盡管取得一定成績，但是現有發展狀況仍然不盡如人意。距離國家政府的要求和滿足廣大農村受眾的期望還有較大的差距。主要表現為：
1從節目供給環節來看，農業電視節目總量嚴重不足，難以滿足受眾需求。
從縱向來看，盡管農業電視節日已經取得一定發展，但就整個電視事業的整體飛速發展橫向比較，農業電視顯然大大滯后。對農專業電視頻道和農業電視節目在整個電視格局中只占據極小一部分。在全國現已上星的41家衛星電視臺近60套節目中，只有中央電視臺第7套這個惟一面向全國的半農業頻道。在中央電視臺400多個欄目、日播出近270小時的節目中，對農節目欄目總數不到10個欄目，日播出時間不到5小時，播出量對應著的是占中國人口70％的農村市場，資源的匱乏是顯而易見的。另外，我國各類電視臺的頻道總數已經超過3000多個，但是農業電視頻道尚不足10家，各省級電視臺開辦的農業電視節目只有20余個，個別省市甚至沒有相應節目。據國家廣電總局的統計調查，在對農專業電視頻道中，對農節目所占比例最高40％，最低僅9％?？梢娫趶V播電視頻率頻道設置及內容城市化、泛娛樂化、去農村化現象嚴重，對農服務類節目少，離農村群眾對廣播電視需求差距很大。
2從節目傳播環節來看，農業電視節目傳播渠道急待拓寬。
長期以來，農村廣播電視收入低，投入少，農村廣播電視基礎設施薄弱，發射臺、轉播臺設備陳舊老化、專業技術人員缺乏等問題普遍存在。目前農村普遍采用模擬無線的電視覆蓋方式，傳送的節目套數有限，而且容易受發射功率、天氣、地形等因素的影響，電視信號質量不穩定。嚴重影響了收視效果。許多地方由于缺乏足夠的經費，廣播電視發射臺、轉播臺的開機時間不足，發射功率不足，無法滿時間、滿功率轉播中央臺和省級臺的節目，農戶只能在每天某一段時間里能夠收到電視信號。目前央視七套的入戶率不足10％，而且多通過有線覆蓋。據調查，絕大部分地區農戶只能通過無線方式接收到2套－3套、不超過5套的電視節目。僅有的幾家專業對農頻道，對農節目少之又少，而少量的對農節目由于覆蓋問題農民很難收到。由于多種原因，部分原在省級衛視頻道播出的農業電視節目改在地面頻道播出，受有線電視網絡限制，一些地區接收不到，這更限制了農業電視節目的傳播效果。如原在吉林電視臺衛視頻道和鄉村頻道同時播出的農業電視節目《鄉村四季》自2009年開始，僅在鄉村頻道播出，由于鄉村頻道覆蓋問題，導致部分觀眾流失，節目社會影響力和收視數據下降。
3從節目生產環節來看，部分農業電視節目選題內容狹隘、定位失衡，編排不當。
一些農業電視節目的主創人員固守“傳者本位”傳統觀念，缺乏對“三農”問題的深刻認識和農村受眾的深入了解。在進行選題策劃、組織拍攝過程中，思路狹隘，想法單一，或者板起面孔說教，生硬灌輸；或者過分關注生產問題，對于農民的“生活”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缺乏關注。即便是農業技術類節目，也不夠深入淺出，農民難以理解接受。此外，節目樣態陳舊，拍攝制作單一，難以吸引受眾注意。曾有多位學者組織過農業電視節目觀眾問卷調查，得出的結論基本一致，發現廣大農村中喜歡看電視的農民常常覺得電視節目和他們比較疏遠，許多節目實用性不強、指導性不力、針對性不夠。在整個調查中發現，農村和城市因生活習慣不同，收視習慣也相應有著自己的特點。如城市觀眾一般要求主打新聞節目放在晚7點左右，而農村受眾60％以上要求主打節目放在20：00點以后，因為這時農民才剛剛回家吃晚飯。由于生活作息習慣不同，對農節目也應有別于一般都市節目。
4從管理機制來看，農業電視節目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不順、可持續發展能力有待提高
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出臺多項支農惠農政策，下大力氣解決“三農”問題，例如旨在解決農村地區接收廣播電視信號難的“村村通”工程，但僅就媒介現狀而言，絕大多數農業電視頻道和節目在電視臺內并未享受到優惠政策，仍按照商業電視的模式來運轉、經營和接受上級部門的評價。按照公共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農業電視是一種“公共性”較高的準公共文化產品——九億農民目前還屬于社會弱勢群體，應當由政府進行扶持，而對農電視節目的質量和數量如何，不僅與農村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面發展有關系，而且與國家穩定直接相關。如果將農業電視作為準公共產品納入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就可按照國家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對“三農”多予少取的方針，要求中央及地方各級電視臺開辦農業電視頻道和欄目，并加強資金和政策扶持，引導各種電視媒體資源流向“三農”服務領域。
在電視媒體內部的各種考評機制和執行的考評標準中，農業電視頻道和欄目沒有享受到特殊優惠政策，被迫與都市頻道、影視頻道以及娛樂節目同臺競技，爭奪受眾。而且，在現有的以收視率、市場份額為核心的節目評價體系中，收視數據樣本的選擇大多都集中在城市各類觀眾群體中。由于多種原因，農村觀眾對于電視節目的評價很難在現有的各種收視數據調查中真實反映出來。作為以農村觀眾為主體受眾的對象性電視頻道和電視欄目，在面臨以數據為排名主要依據的競爭排序中，無疑處于“話語權喪失”的尷尬境地。時刻面臨“末位淘汰”的威脅。在現行的收視調查規則下，農業電視頻道和欄目大多排名靠后，直接影響合內經費的劃撥。更對廣告創收帶來巨大影響。有實力的廣告主緊盯收視排名，把廣告經費大量投放在排名在前的電視頻道和欄目。涉農廣告明顯的季節性和地域性特征也給廣告公司經營帶來一定困難，所以很少有廣告公司專門經營涉農廣告。廣告創收的困難直接影響到農業電視頻道和欄目日常節目生產運營。影響到頻道競爭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如，目前山東電視臺農科頻道僅靠頻道對農節目創收的部分，大約只占頻道創收總額的1／8，盡管經營創收困難，但繳臺里的比例逐年增加，現在已高達60％。這就迫使他們將創收的目光投向其他預期有良好收視的非農節目，在黃金時段，農村節目也讓位給了能拉動收視率的電視劇等娛樂節目。
二
在國家高度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時代背景下，電視傳媒肩負著普及文化知識、提高農民素質的重要歷史任務，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如何發揮現代傳媒優勢，推進這一歷史進程成為電視傳媒人需要研究解決的課題。筆者認為，農業電視傳媒應該在以下方面加強工作：
首先，在宏觀政策方面，政府有關管理部門應該明確界定包括電視在內的農業傳媒的公共服務屬性，將其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中。
近年來，按照“事業體制、企業化運營”和“制播分離”的原則，我國電視傳媒管理體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對節目資源進行市場化、社會化的定位和開發，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改革后仍然存在著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政府管理部門對電視傳媒的經營性產品和公共服務類產品沒有進行明確區分和準確界定。國家尚未對頻率、頻道的所有權與使用權進行分離，在管辦不分、所有權與使用權合一以及“財政差額撥款”的體制下，缺乏對頻率、頻道欄目性質的科學界定和分類依據，因而，追求利益最大化成為電視臺難以避免的行為準則，其結果是導致農業電視頻道和節目此類帶有明顯公共服務屬性的頻道和節目處境尷尬，甚至是舉步維艱。因此，把農業傳媒定位于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將其納入公共服務體系，由國家投入資金運營，由本級政府財政納入預算或進行差額補助，要求對本行政轄區無償解決農業電視頻道落地和覆蓋問題。同時，在對其進行考評時。應根據農村受眾實際。建立單獨的考評標準，對頻道和節目進行獨立評價，建立績效獎懲機制。這樣使從業人員能夠擺脫后顧之憂。專心從事農業電視節目生產制作。例如安徽省在2002年。為了改變農民收看農業電視節目困難的現狀，率先在全國開展了“七套農業節目進村入戶工程”的試點以提高央視七套農業節目的覆蓋率，并用多種形式引導農民收視。13個試點縣農業節目覆蓋率，由原來的不足3％提高到了80％以上。“農業節目進村入戶”顯示出強勁的生命力。據統計，在試點縣，每年就有9，200多條七套農業節目的信息被廣大農民所采取，產生了可喜的經濟和社會效應。試點縣的收視表明，七套農業節目落地后，有70％～80％的農戶收看。其中40％～50％的農戶是經常收看，有的農戶常年堅持記收視筆記。農村出現了看著電視種田，跟著七套賺錢的新觀念、新景觀。農業節目進村入戶讓農民踏上了信息致富的早班車。
其次，在節目傳播環節，要加強傳播渠道和傳播基礎設施建設，真正落實“村村通”。
傳播渠道暢通，傳播基礎設施完備，保證農民能看到農業電視頻道和節目，是農業電視節目成敗的先決條件。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相繼出臺“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和“西新工程”等旨在加強電視覆蓋的重要舉措，意義十分重大。盡管進展順利，但是完成難度仍然很大。農村市場由于經濟等各方面原因，絕大多數都是通過無線覆蓋或者自己架天線接收。行業主管部門對此提出了解決方案：在覆蓋盲區要采用村村通補點，通過衛星接收、小功率轉發、小片網分配等方式，數臺衛星接收機集中接收信號后，再通過多道小功率電視和調頻廣播發射機將接收機輸出的基帶信號轉換成射頻信號無線發射，用戶采用開路方式接收。電視與調頻廣播兩套發射天線可共桿架設。這樣，對于地廣人稀、地理環境復雜、難以架設線纜而又適合采用衛星接收無線轉發的地區，可以妥善解決農民群眾看電視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一直高度重視農業電視傳播、在全國開辦第一個專業農業電視頻道——吉視鄉村頻道的吉林省廣電局最近又有新舉措，采取微波傳送等措施，達到有線傳輸與無線傳送混合覆蓋，使吉視鄉村頻道的節目能夠進一步提高在吉林全省覆蓋率。這一有遠見的舉措無疑值得借鑒。
再次，在農業電視節目制作環節上，找準定位，精心編排；在節目選題內容上要拓寬思路，轉換視角，貼近生活；在節目形式方面。要形式新穎，寓教于樂。
農業電視專業頻道必須緊扣定位，突出“農”字特色，做對象性特征明顯的專業化節目，通過在對農村受眾深入調查了解分析的基礎上，對電視節目和電視劇進行合乎農村受眾收視習慣的精心編排，這樣才能在激烈的電視頻道市場競爭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農業電視節目應該具有強烈的“農味”，要在準確定位觀眾的基礎上，對廣大農民觀眾的參與、節目的長度、觀眾的收視習慣與作息時間也要準確把握，合理安排，精心設置。把受眾關心的鄉村氣息濃重的節目進行現代化的包裝，真正做到一切為了農業、為了農村、為了農民。農業電視節目要強化服務功能，貼近農民生活，服務農村產業，使得電視傳媒的文化內容。或給農民以充分的電視話語表達權，或在節目中融入農民的情感，使電視節目既能反映農民的所思所想，又能體現電視媒體對農民的關注。
為適應全社會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需要農業電視傳媒采取全新的報道視角，展現全新的報道內容。有學者對此展開深入研究，提出的觀點頗有見地：首先要從生產視角拓展到生活視角，要廣泛報道農民的衣食住行，展現農民的喜怒哀樂，探究農民的內心世界；其次要從經濟視角延伸到社會視角。真實再現農民的生存狀態。真情講述農民的生活故事，增強報道的服務意識；再次要從精英視角轉換為平民視角，以普通平民作為報道主體，全面展示普通農民的全景圖象。
農業電視節目要想增強吸引力，就必須在節目形式上多下功夫。要采用更加新穎的表達方式。主持人更要注重自己的親和力和口語化表達方式，多走出演播室，親臨現場感受鄉村的變化，與農民朋友直接對話，讓他們真實表達自己的情感，這樣既反映了農民的呼聲，又拉近了電視與農民朋友的距離。
然而，自近代以來，尤其是歷經清末、“五四”、“”和當前電子傳媒時代等幾個社會與文化轉型期，傳統文化百余年來逐漸滑入失去具有主體性根基的處境。古代詩文評論20世紀以來先是經歷由評入史的演變，被冠以“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名目，“轉形為歷史的資料，成為今人鉤考、清點與梳理的對象”［1］，隨著晚近一些年“古文論”之稱稍稍流行，其定位逐漸成為多數人的認識。作為一種被研究的對象，近百余來，中國古代文論所歷經的“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及“文化化”等道路，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維模式的影響下進行的，處于被西方文論闡釋的對象，抑或是西方文論的注腳本。［2］在世界文論中沒有中國人的聲音，在中國當代文論話語中又沒有古代文論的聲音，這種根于中國人心靈民族意識的“失根”之痛，在20世紀90年代引發了中國古代文論“失語癥”的討論。近些年，部分學者們又從“失語”的悲愴體驗中走出，圍繞古代文論的“有效”與“無效”之爭，尋覓中國文論中國化的建設之路。那么在中國文論的建設中，古代文論這一傳統資源處于怎樣位置？能否在古人“參古定法”前提下做到“推而行之”？又如何在“望今制奇”中“化而裁之”？皆是值得思考的話題。
面對著20世紀以來中國人漸趨喪失的對悠久傳統的崇敬感，以及在西方文化不斷沖擊下滋生的怨古情結，我們必須分析“傳統”的內涵與性質。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希爾斯（E.shils）指出，“傳統”是“從過去延傳至今或相傳至今的東西”，“幾乎任何實質性內容都能成為傳統”，如人類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信仰或思維范型、社會關系范型等，都可以成為延傳對象, 成為傳統。［3］21傳統一旦形成，就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重要力量,成為現實社會的一個向度。由此，希爾斯提出了“現在的過去性”的命題，尤其是對人文傳統來說，“現在總處于過去的掌心之中”［3］208。希爾斯所言不免有些絕對，但為我們傳承與創新傳統文化提供了理論支撐。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指出人們對于傳統的態度，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一種傳統，往往甚至還不知道它是什么”，“另一種可能是批判的態度，其結果，可能接受一種傳統，也可能拒斥一種傳統，或許還可能取折衷的態度?！保?］時下學界關于古代文論的意見，皆大體可歸于波普爾所說。至于繼承與創新，中國現代哲學家賀麟的一段話還是十分中肯的：“從舊的里面去發現新的, 這就叫推陳出新。必定要舊中之新, 有歷史有淵源的新, 才是真正的新。那種表面上五花八門，驚世駭俗，競奇斗艷的新，只是一時的時髦，并不是真正的新?！保?］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時時會面臨對“傳統”的選擇，在文化與社會轉型期則尤其突出。近些年，學者們曾用“全球化時代”、“圖像時代”、“圖像社會”、“大眾傳媒時代”、“數字傳媒時代”、“電子傳媒時代”等話語指稱時下社會的文化語境，深刻感受到人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方面變化，以及文學存在方式的轉型。解構主義哲學家米勒指出“新的電信時代的重要特點就是要打破過去在印刷文化時代占據統治地位的內心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二分法”，“將會導致感知經驗變異的全新的人類感受”，且斷言：“‘電信時代’的變化不僅僅是改變, 而且會確定無疑地導致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 甚至情書的終結。”［6］德國美學家韋爾施亦指出，“經驗和娛樂近年來成了文化的指南”，“它與日俱增地支配著我們的文化總體形式”，這種改變“在表面的審美化中,一統天下的是最膚淺審美價值:不計目的的、娛樂和享受?！保?］歐陽友權亦指出，“無論是從文化現實的層面，還是在文化觀念和思維認識的層面上，圖像表意都已被深深植入到了當今社會的表意系統”，“圖像中心化的轉向，雖然凸顯了圖像符號的表意功能，卻弱化了原有的文字表意體制，擠壓了書寫印刷文化的審美空間，迫使‘語言藝術’審美移至后臺，形成了文字審美萎縮而圖像符號強化的文化事實”。［8］
遭遇社會與文化的轉型變化，人們極易在與“傳統”割裂的感受中滋生傳統與現代、古與今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當新生物在社會權力場中逐漸占據強勢地位時，諸如舊事物“邊緣化”、“失效論”乃至“終結說”等就會在人們盲從強力的心理中興起。劉勰談及文學發展規律時已忠告后人要“望今制奇，參古定法”，面對當今文學存在狀況的變化，不僅要“在承認生活與審美、生活與藝術之間關系發生新變化、出現新動向的基礎上，研究這些變化和動向，適應這些變化和動向，做出理論上的調整”［5］，更要思考這些變化和動向相對于“傳統”延續了什么，缺少了什么，抑或是丟棄了什么。唯有如此，方能建設性地思考傳統與現代、古與今等關系，更好地考量“傳統”的優勢與特色。
百余年來，人們憑借西方文論、中國現代文論等參照系，認識到中國古代文論的優勢與特色，如今的“圖像轉向”所帶來的文學場又提供了新的參照系。作為數字化時代中國文論建設的重要資源，傳統的古代文論除了部分思想涉及到藝術活動的基本規律，可以直接運用到新事物的評價外，還有古代文論之優長的而恰為“圖像時代”藝術觀念之不足，抑或正是其應當需要彌補與充實的。
就人與對象的關系而言，古代文論以天人合一之宇宙整體觀為基石，倡導心物共感、物我交融，構筑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有機體系。這種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生命之間和諧交流的生態學思想，正是工業抑或是后工業文明急需補救的理念。數字化技術正在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模式，人與對象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統一的關系逐漸被人與“屏幕”或“圖像”這個“既不是客觀的、也不是主觀的”［9］沒有生命的媒介的關系所取代。前者主張對世界“望聞問切”、主張“直尋”、主張“目擊道存”、主張“面對面的談話”，而后者則依賴他人的“鏡頭”、“屏幕”、“視聽”認識世界。技術層面的媒介是客觀存在的，但古代文論中重視藝術生命的理論理當為“鏡頭”所攝取。
中國古人則以時空一體，以時觀空的觀念構筑了宇宙觀。傷春悲秋、別離、詠古、登高等古代文學史上最為突出的幾類題材，虛實相生、情景交融、神思以及意境等古代文論史上至為重要的主張，都以這種藝術時空意識為內核。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云“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陸機《文賦》言“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皆希望在人們的想象中，不受時空之限，把不同的時間或空間內發生的事件并存于同一畫面。不過，正如梁元帝《秋思賦》所云“登樓一望，唯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古人是在切實體會時空之隔帶來的種種辛苦之后，幻想著心納天地萬物之境。而時下的數字化語境通過圖像消解了事物之間的時空距離，將不同時間、空間的事物迅速融于一體，成為接受者可以直觀的眼前事實，省略了接受者心靈涵泳、體會、沉思的過程，降低了接受者的審美時間和審美空間，審美韻味亦隨之散失。其實，現代社會需要古人那樣的審美靜觀的精神生活,“這是一種高層次的精神交流”。［10］從這一點說，古代文論中的時空意識、涵泳體悟以及審美韻味等理論必將是圖像時論建設的重要資源。
雅俗之辨是貫穿古代文論史的核心理論，由俗至雅又是古代文論藝術精神的一個重要向度。
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一文拈出“古雅”一詞，絕非虛設！他在中西比較中，看出了中國文學理論重“雅”的特色。同時，他又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其實，此處“文學”不僅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之類的文體樣式，而且附著“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思想”的含義。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理念幾乎都是針對某一文體而言的，諸如“詩言志”、“文載道”等。于是，伴隨著某種文體的演變過程，大體皆經歷一個由俗到雅的文論演變的歷程。當今的數字化時代亦在創生著新的電視劇劇本、短信等眾多文學樣式，致使由精英文學支配下的文學場發生了裂變，大眾文學、網絡文學等崛起。與其相伴的，則是“不計目的的、娛樂和享受”等最膚淺的審美價值。當諸多精英人士經過惶恐、震撼乃至無奈之后，重塑數字化時代文學的呼聲自然而生。若理性地分析，作為當下時代興起的文學樣式，亦必將在“一代又一代之文學”的演變中，完成由俗至雅、由大眾到精英的歷程。古代文論極其重視人與文的精神道德取向的傳統，再次發揮了作用。
歷史悠久的古代文論資源博大深厚，以上只是例舉一二。而如今研究與傳播古代文論的重要陣地則是高校中文系的講壇。
其一，以經典文論作品精講為主，強化古代文論本體論的研究?！皻v史還原”是前提、是基礎，但并非目的。古代文論精神及演變史的構筑當以文本閱讀為前提，因此，在古代文論的教學中，文論作品的比重理當要大于批評史。同時，文論作品的講授也不只是成為某種觀念或范疇的佐證材料，而應該成為學生塑造心中古代文學精神史的基礎。只有樹立濃厚的文本意識，才能改變重在知識傳授的狹隘性，從而充分挖掘古代文論的生命力，發掘其當代意義，向更為寬廣的空間拓展。
其二，以啟發學生的創造力為法，強化古代文論現代意義的解讀。時下傾向于歸納概念、傳授觀念、記憶知識等“人灌輸”和“機灌輸”的教學方式較為普遍。我講授古代文論時經常采用傅偉勛“創造的詮釋學模型”，在其“實謂”、“意謂”、“蘊謂”、“當謂”與“創謂”等五個辯證層次的基礎上，予以簡化處理：一是文學語言層面的文本，在?？被A上探問“原作者（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么”；二是原作者層面的文本，結合作者傳記、時代心理等，詢問“原作者想要表達什么，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三是歷史層面的文本，結合文學思想史等，進一步問“原作者可能想說什么？仍可能蘊涵那些意思意義”；四是讀者層面的文本，聯系當代，探詢“由此文本我們能繼承什么”，又“如何‘救活’原典或原有思想”？［11］
其三，以能力訓練為目標，強化學生人文素養培養的教育。講授古代文論，不僅要引導學生借助理論賞析評鑒古代作品，而且可以試圖運用到當代作品的批評中。然而那種狹隘的職業化的“實用能力”的培養以及只重在培養研究型的學者，既非古代文論課程所能承擔的，亦非當今高校古代文論教學的最終目的。朱自清早已說過：“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12］亦如陳寅恪在《我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中說的：“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內容，為一種人文主義之教育?！保?3］其實“修養”也是一種“能力”，人文主義教育并非空泛的口號，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無用之大用”的價值觀。
至此，在當今數字化語境下，那種只從顯性層面解讀古代文論資源的做法不免過于迂腐，但有了一批具備
古代文論經典文本的閱讀能力、賞鑒能力以及相應人文素養的群體，那么不僅在“化而裁之”中傳承古代文論等傳統文化有了希望，而且他們也會在每一次“推而行之”的實用之中抬高古代文論之“用”的品位。這或許就是古代文論在當今人文素質教育中所具有的得天獨厚的專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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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電視廣告；跨文化傳播；文化隱喻
在“日常生活審美化”幾乎已成學界共識的今天，廣告的審美修飾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話題。具體到電視廣告中。借助現代多媒體技術營造出如真似幻的景象并能給受眾以強烈的視聽震撼，進而使后者對廣告商品萌生好感、對廣告訴求采取認同態度．這點也常常是其它廣告媒介所難以望其項背的。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作為一種文化事項，廣告的創作和接受總是受制于一定的文化情境。廣告的傳播過程其實也是不同文化群體之間交流與對話的過程。有鑒于此．我們在對電視廣告進行審美修飾、審美評價的同時。也要兼顧文化的因素，以免由于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甚至不同的相關群體在文化心理和習慣上的差異而導致對廣告含義的理解產生分歧。甚至會由此引發文化上的沖突和齟齬。
在電視廣告活動中兼顧審美的考慮和文化的考慮．這方面已有不少杰作可資借鑒。譬如：孔府家酒在劉歡的知名歌曲背后。所彰顯出的中國特有的血緣文化與人倫親情：南方黑芝麻糊廣告在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空間背景下，所傳達出的母子深情以及對童年生活的美好回憶……這些都是借助文化之力的成功案例。而相形之下。有些電視廣告因為忽視了廣告傳播的文化情境，或者說對受眾的文化心理及價值標準的理解和判斷上存在失誤，使得廣告的投放不僅沒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引起受眾的反感。且看下面兩則例證：
其一，2004年11月下旬，耐克公司的“恐懼斗室”廣告片在央視體育頻道和地方電視臺播出。廣告內容大致如下——
鏡頭一：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用雜耍般的動作，擺脫一位形似中國老人的武林高手，從背后將籃球扔出，籃球經柱子反彈將老者擊倒。鏡頭二：形似中國“飛天”的女子暖昧地向詹姆斯展開雙臂，隨著詹姆斯扣碎籃板，“飛天”形象也隨之破碎。鏡頭三：籃板前出現的兩條中國龍變成了吐著煙霧阻礙詹姆斯的妖怪．但后者晃過所有障礙后投籃得分。
耐克公司制作該廣告的本意是藉此鼓勵亞洲青少年直面恐懼、勇往直前，表現個人的籃球風格。但是廣告播出后卻引起受眾及廣告評論界的激烈爭論與批駁，11月26日，《華商晨報》以《耐克廣告“中國形象”被擊敗》為題報道了耐克廣告涉嫌侮辱民族風俗一事，事情曝光后引來一片聲討。很多人都認為，該則廣告傷害了中國受眾的民族感情。12月3日，鬧得沸沸揚揚的“恐懼斗室”廣告片被國家廣電總局叫停。8日，耐克公司通過媒體向消費者正式道歉。
耐克公司的電視廣告之所以造成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廣告制作者在一味強調審美修飾的同時，忽略了廣告背后的文化意味。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頗具影響力甚至號召力的一些元素或符號(譬如武術、飛天、龍)，竟被置于鋪墊、揶揄甚至詆毀的境地。這肯定是中國的消費者所萬萬不能認同的廣告形象，其最終結果也就可想而知。
其二，2000年上半年．葉茂中營銷策劃機構為傳化洗潔精所做的廣告片《小狗篇》。葉茂中當時給傳化洗沽精的定位是：干凈，沒有味道。而創意大致是：家庭主婦將盤子洗好之后擱到一邊，小狗卻把它叼回來；而用傳化洗潔精洗過之后，小狗就不再把盤子叼回來了．原因是用傳化洗潔精洗過的盤子不再有氣味。這樣看似很有創意的廣告。播出效果卻很不理想。原因一方面在于溝通效果欠佳。很多觀眾并不明白為什么小狗剛開始去叼盤子后來卻不去叼了，廣告的寓意轉折太多：另一方面，小狗形象的使用很不恰當。在國外，狗是家庭的一分子，是可愛而值得尊重的，人性化的。但在中國，狗的形象有時卻并不太佳?！翱撮T狗”、“喪家之犬”等諸多用語中．狗都是作為反面形象出現的。對于主力市場在農村的傳化而言．這種文化上的認知沖突更是嚴重。很顯然。這也是帶有幾分西化色彩的文化觀念不服中國的水土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作為現代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必然產物，廣告何以能在信息傳遞與產品訴求的同時引發文化上的關注甚至爭執．其中原因并不復雜。人類學家格爾茲曾經提醒過我們：“由審美力量的純然現象所引起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把藝術放置到其他社會活動的模式中，如何使它和一些特定生活范式的大背景相協調。不管藝術是用什么樣的方式以及何種可以導致結果的技巧來表現。這種措置，這種賦予藝術客體以文化意蘊的活動，總是一種地域性的課題?！边肺覀冸m然知道廣告是將功利性的訴求放諸首位，它與藝術和審美之間尚且存在：不少距離，但當制作者煞費苦心地對它們進行審美修飾之時，廣告就已通向藝術了。所以。格爾茲關于藝術的論斷對于電視廣告同樣適用。而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還告訴我們，任何族群在藝術制作方面的慣例或習俗，都是奠基于這個民族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觀念之上，文化習俗方面的知識會時刻影響著人們對外在事物的感知。這樣一來，當外在文化樣態和本民族的文化樣態相互接觸時，接受者必定是從一定的文化背景出發．來對外在的文化樣態做出選擇和判斷。而電視廣告活動，作為現代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重要途徑之一，自然也逃不過上述規律。
從制作的角度說。廣告制作者總是從一定的文化背景出發來進行創作。曾被美國《廣告時代》期刊推選為風云人物之一的美籍華裔廣告人楊朝陽談到文化差異所導致的廣告手段之差異時，以美、日、中三國的廣告為例來予以說明。他指出：美國廣告文化的根是植于清教徒的倫理中的，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樂觀進取，以價值為取向，以契約關系為本，因而美國廣告重事件，用場景，是行為過程。日本廣告的文化是建基于神道一佛教一儒家倫理，態度保留，以人為取向．以信用關系為本，因此日本廣告著重于人，顯情緒，為情感過程。華人廣告背后的文化是道一佛一儒的倫理、宗教行為，有宿命論色彩，以整體為取向，關系建立在實證上，所以華人廣告重產品，講實證，為語言過程。這些例證都生動說明文化背景對廣告制作手段的影響。而從受眾的角度說。他所處的文化背景及文化習俗肯定會影響到他對廣告的接受。
也正是因為文化情境對廣告傳播的制約作用，所以．精明的電視廣告制作人或廣告主，在面對不同的文化受眾時，在廣告策略上也會做出相應的調整，或者說會根據不同的文化情境來區別對待，從而做出一些本土化的努力。而這方面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可口可樂公司在中國所采取的一些策略。
可口可樂電視廣告的本土化策略，特別體現在對中國文化元素的開發和利用、對中國民族心理及文化心理的趨同與靠近上。中國人喜歡熱鬧，尤其是春節這個合家團聚的日子．而可口可樂廣告引人注目的手筆就是從1999年開始連續幾年推出的春節賀歲片了。這些賀歲片都選擇中國人做演員、在典型的中國情境中拍攝，運用紙風車、對聯、泥娃娃阿福、剪紙等中國傳統藝術，通過舞龍、貼春聯、放煙花等民俗活動，來表現中國濃厚的鄉土味。而對于國人非常關心的事件(如中國申奧、中國隊沖擊世界杯)，可口可樂則推出表現可口可樂與國人共同關注、共同參與的場景的廣告．達到了與中國消費者溝通的極佳效果。此外，可口可樂還積極選擇華人新生代偶像如張惠妹、謝霆鋒、張柏芝、伏明霞等做形象代言人．廣告內容也緊扣中國年輕人這一可口可樂重度消費人群所關注和感興趣的主題，從而獲得后者的強烈認同與熱情擁戴。
［關鍵詞］ 偶像??；敘事研究；新十年
作為敘事模式化而備受部分專家詬病的偶像劇，從21世紀初算起，已經走過了10年的歷程。2001年首部偶像劇《流星花園》播出后創下當年最高收視率并風靡東南亞，掀開偶像劇熱潮的序幕。從此，偶像劇如雨后春筍般爭相而出，2002起，每年均有20部左右的偶像劇登陸熒屏，產量之豐可見一斑。且每年均有一兩部偶像劇伴隨著高收視率而成為兩岸青少年或粉絲群討論的熱點。在論述過程中，如沒有特別說明（如日本、韓國偶像劇），所出現的“偶像劇”均指臺灣偶像劇。偶像劇作為海峽兩岸青少年和粉絲群最受歡迎的電視劇類型之一，誕生十年尚無系統的研究總結。豐厚的臺灣偶像劇創作實踐和不斷形成的觀賞熱潮極大地推動了相關的理論研究。電視劇作為當代社會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傳播形式，有著不斷建構當下文化現實的突出作用。偶像劇敘事對形成當代青少年的情感價值與道德價值取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因而對其進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力圖以敘事為切入點，遵循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對十年來臺灣偶像劇做一全面探索。
與本論題相關的研究領域主要是電視劇敘事研究和偶像劇研究，以下就對這兩個領域的研究現狀進行分述。
電視劇敘事研究
敘事學在發展中發生了一些變化，研究對象不僅僅局限于虛構性的敘事作品，非虛構性的敘事作品進入敘事學的研究視域，如羅蘭?巴特認為任何材料都適宜于敘事，除了文學作品以外，還包括繪畫、電影、連環畫、社會雜聞、會話，敘事承載物可以是口頭或書面的有聲語言、固定或活動的畫面、手勢以及所有這些材料的有機混合。①電視劇也屬于這一范疇。
電視劇敘事研究主要分為敘事學研究、敘事類型研究兩方面。電視劇敘事學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專著論文均有一定系統性。研究專著有《電視虛構敘事導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圍繞電視劇敘事的核心元素進行了深入的學術探討。《影視劇作的敘事藝術》(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年)，關注影視劇的敘事特質，從敘事視點、敘事時空、情節、沖突等方面，對影視劇創作進行了敘事學的理論總結?！峨娨晞⑹卵芯俊?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在多學科比較中確立電視劇敘事的藝術特質，從而建構起電視劇敘事理論體系?！峨娨晹⑹聦W》(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年)關注電視敘事學符號的構成，電視敘事學的聲音、畫面、聲畫關系，是對電視敘事的總括性研究?！峨娨晞⑹滤囆g》(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分別從敘事模式、情節、樣式、技巧、人物認同等方面，對電視劇創作及其模式的特點進行了敘事學的技術分析和理論總結?！峨娨晞⑹虑楣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主要從情節角度入手，對電視劇進行研究?！峨娨晞⑹略捳Z》(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則從敘述空間、敘述中的“時空結”造型和人物塑型等層面形式美學角度上考察電視劇敘事話語的深層規律。
電視劇敘事類型研究在國外已有一定的成果，如勞拉?斯?蒙福德的《午后的愛情與意識形態――肥皂劇、女性及電視劇種》就具體地論述了肥皂劇的敘事特點及其性別意義。國內的研究還遠沒有開展起來，對于各種類型劇的批評琳瑯滿目，但是系統的科學的研究類型電視劇的敘事和構成的著作較少，如《新語境中的中國電視劇創作》（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年）關注1990年以來我國各類電視劇創作的特征和發展趨向?！峨娨晞∷囆g類型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圍繞電視劇類型的形成原因、各種類型電視劇的發展概況及特征進行了全面介紹和分析。關注于具體類型劇的研究專著僅有《家的影像：中國電視劇家庭倫理敘事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05月）。相對而言，類型電視劇的敘事研究尚處于一個拓荒期。一方面，類型電視劇的敘事研究是與整個電視劇研究狀況相適應，即總體并不令人樂觀。②在國外學界，實際上是把電視節目的類型化與電視媒介緊緊捆綁在一起的，關于這一方面的重要文獻，包括賈森?米特爾的《電視類型理論的文化研究》、布萊恩?羅斯的《電視類型研究》以及莫里?福曼的《電視類型出現之前的電視流行音樂的個案》③等。米特爾反復強調的是要把類型分析放置到一個更為廣泛的文化語境中。
當前電視劇敘事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是：一方面，結合敘事研究具體電視劇的論文和專著大都拘泥于內部形式分析而略顯單薄；另一方面，在宏觀理論層面上探討的專著和論文，又容易缺乏微觀研究，且存在概念體系上以及各種理論之間的眾聲喧嘩、各自為政。研究類型電視劇的敘事和構成的著作很少，主要限于家庭劇和歷史劇等研究，其他類型的研究尤其是偶像劇的研究呈現空白狀態。
偶像劇研究
（一）中國內地研究
中國內地研究人員對臺灣偶像劇的研究，目前尚無專著，只有論文。如2002年《我看〈流星花園〉――兼議青春偶像劇的價值取向》，關注偶像劇的價值取向；2003年《淺析臺灣新一代偶像劇的市場化走向》，認為臺灣偶像劇成功的市場化運作,值得大陸的偶像劇制作者們去關注去研究；2007年《臺灣偶像劇的本土化實踐》，探討臺灣偶像劇扎根本土的策略與努力；2010年《2009海峽兩岸暑期偶像劇比較研究》，比較海峽兩岸暑期偶像劇的異同；《臺灣偶像劇中的青春鏡像對青少年身份認同的影響》，側重偶像劇的影響研究。
中國內地研究者對各國和地區偶像劇的研究論文比較多，截至2010年底共計217篇（據中國知網統計數據），尤其對韓國、日本偶像劇的研究不少，已經出了一些碩、博論文。博士論文如《1980年后日韓影視劇在中國的傳播》（暨南大學，2006）；《大眾敘事與精神家園――韓國電視劇敘事文化研究》（四川大學，2007）。偶像劇研究論文偏重于概述式探討。
中國內地對電視劇的研究已較成熟，專著不少。其中，對日韓偶像劇的研究有一定基礎，表現為論文多專著少。對臺灣偶像劇的研究，無專著且論文較少，呈現出研究狀態的空白化，其灣偶像劇敘事方面的研究最少，而市場分析與價值影響的研究偏多。價值影響的研究傾向于極性思維，在偶像劇影響的判斷上，一些選項或觀念過于二元和對立。這種選項在字面上明顯造成一項是可取(積極、向上、健康)，另一項則暗示（消極、腐蝕、有毒）。贊成后者的論文明顯較多。④2009、2010兩年，對臺灣偶像劇研究的論文有增多之勢。現象描述和規范性研究居多，但理論分析及其深度不夠，所以解釋力不足，對偶像劇創作實踐指導作用不強。和偶像劇日益掀起的制作播出相比，研究明顯滯后。
（二）臺灣研究
臺灣關于日、韓劇的研究相當多，范圍也相當廣，對于臺灣偶像劇的研究也在漸漸發展當中。如以消費、認同的角度來檢視日本偶像劇對于臺灣年輕人的影響；以文化認同的方向來檢視韓劇對于閱聽人的影響，諸如愛情價值觀和消費行為等的影響；以流行文化的角度來解讀日本偶像劇的文本等。
而關于臺灣本土偶像劇研究所涵蓋的面向比較局限。臺灣地區對臺灣偶像劇的研究只有碩士論文，尚無博士論文和專著。臺灣地區的研究論文多忽視電視文本的分析，有三種取向，一是針對制作與播出生態進行政治經濟分析，如徐玉青（2006）《臺灣電視連續劇評估準則之研究――從編劇及制作人角度分析》，臺灣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再如張正芬（2008）《話題營銷在偶像劇營銷之應用――以偶像劇〈命中注定我愛你〉為例》，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碩士畢業論文。二是對收視觀眾的接收與影響進行收視影響分析,如連麗雅（2008）《國小高年級學童偶像劇收視經驗之研究》世新大學公共關系與廣告系碩士論文。這類研究論文均是透過接受者的書寫與口語陳述，作為詮釋實踐的來源，研究重心在于閱聽眾本身，而不是偶像劇文本。⑤這一種分析取向走著類似于人類學研究的路徑，細致地梳理和研究了各個年齡層的觀眾對偶像劇的收視及其相關影響，雖然研究重心不在偶像劇文本，但對偶像劇文本的再生產有一定指導意義。三是對偶像劇的形式或內容進行分析。第三類取向的論文非常少。著名的有趙庭輝教授的《電視偶像劇〈熏衣草〉：愛情神話的建構與再現》，（臺灣中華傳播協會2004年年會論文）；《電視偶像劇〈吐司男之吻〉：寫實主義的建構與再現》，（臺灣《傳播與管理研究》第五卷第一期）；《偶像劇〈流星花園〉的文本分析：青少年次文化的建構與再現》，（臺灣《藝術學報》，第78期）。臺灣地區對電視劇研究的專著較少。對傳統電視劇的研究，“絕大多數電視劇研究者的基本立場，事實上受到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的影響，相當強調電視劇在傳播過程中的社會功能。”⑥如果去系統查看臺灣的大學圖書館館藏和臺灣各網絡書店，均無法看到有偶像劇研究的專業書籍（娛樂八卦書籍不少）。臺灣地區關于偶像劇的研究大多傾向于經濟學與收視影響分析，缺乏電視文本分析，故而臺灣地區的研究狀態呈半邊倒趨勢。臺灣地區價值影響的研究傾向于理性思維，在偶像劇影響的判斷上，一些選項或觀念不再二元和對立。這與內地研究形成反比。
綜上，海峽兩岸的偶像劇敘事理論研究明顯落后于偶像劇的創作實踐。其中，臺灣方面傾向于對各個年齡層觀眾進行非常細微的梳理（如精確到某地的大、中、小學的某年級），偏重于探討觀眾對偶像劇文本的接受和影響等內容。內地研究偏向于偶像劇文本的市場分析與價值影響且對價值影響的判斷上傾向于否定或對立。目前國內外對偶像劇的研究尚屬于起步期或空白期，因此，加強相關研究有彌補理論空白的積極意義。
注釋：
① ［法］羅蘭?巴特：《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符號學美學》，張裕禾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頁。
② 曲春景、朱影編：《中美電視劇比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頁。
③ 上述三篇文獻參見《世界電影》，2005年第2期。
④ 《電影藝術》2004年第3期刊登了一系列關于中國青春偶像劇研究的文章，大多集中于對偶像劇的表現形態及表現內容的分析及價值批判，批判其情節虛假及疏離現實的層面。
（一）影視傳媒形態結構的變革
新媒體的出現使影視傳媒業的媒介形態與結構發生轉變，傳統的影視傳媒業丟失了主導地位，使得影視傳媒業生態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報紙、廣播和電視這三大傳統媒介在新媒體的沖擊下，都進入到了媒體融合的轉型期，這樣就讓不同媒介載體的分界線越來越模糊，最后通過媒介融合形成了一個集合體。全媒體時代不同于傳統媒體時代以“內容為中心”的觀點，它是依據受眾群體不斷變化的新需求和不同媒介的傳播規律，通過運用各種媒介表現形式的一種傳播方式，主張“用戶為中心”的觀點。全媒體時代的到來，單向的內容推送已經不能滿足用戶的需求，信息爆炸使用戶對于媒介源有了更大的挑選余地，影視傳媒企業在發展過程理念中必須做到以“用戶為中心”，才能更好地立足于未來的市場。
（二）影視傳媒產品制作和傳播方式的變革
傳統影視傳媒業在信息數字化的環境中，正與網絡等新媒介相互融合，傳播模式正從單向轉向互動，傳播主動權向受眾轉移，從而形成了資源共享的供應中心，延長了傳播內容產品的價值鏈。受眾角色也已從單方面的接受信息演變成了擁有充分的互動和自由，可以輕易地參與文本生產和意見評論。如大多數報紙網站都已經建立互聯網門戶網站，并延伸到了手機端的app軟件和微信公眾號；電視頻道或者欄目紛紛與網絡、移動通訊運營商合作，開通了互動空問、視頻點播，乃至策劃大型活動以吸引年輕受眾等。媒介融合拉近了內容與媒介之間的關系，使得傳媒產品在傳播中的類型更加多樣化、人性化。
（三）影視傳媒市場競爭基礎的變革
隨著全媒體時代的變革，傳統的影視傳媒業不斷遭受沖擊，但這也是時代給予的新契機，從側面推動了影視傳媒市場競爭結構、競爭權利的轉換。新興媒體應充分把握機遇，正視對傳統影視傳媒業帶來嚴重危機。原來產業之間的邊界和特性都將進行重組，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都在發生變化，市場競爭規則也在隨之變化。新媒體最顯著的特征是“免費”，大量免費資源的出現對于傳統傳媒產業鏈是最大的沖擊。傳統影視傳媒企業在提高服務質量的同時還需要進行價格調控，這使得產品經營和盈利方式都將面臨著嚴峻挑戰。這樣在全媒體時代影響下，新媒體就弱化了傳媒產業中的自然壟斷屬性，使得市場競爭也從資源的壟斷轉向共享。
（四）影視傳媒產業創意思維的變革
全媒體的信息化發展十分迅速，為了迎合市場需求和受眾口味，影視傳媒產業中創意思維的重要性愈發凸顯。發展創意思維也是影視傳媒產業的重要變革方向，其中傳播內容的創意包裝、傳播產品的推廣、品牌構建等正向著獨創性、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方向演變。影視傳媒產業在媒介融合下將在用戶體驗創新、互動創新、運營創新和內容創新上帶來新的產業發展特征，使得單向傳輸向雙向互動轉變，產品運營從單線銷售向綜合的互動內容運營轉變，產業話語權將從內容創新主題向服務主體轉移，整個影視傳媒產業正改變滯后的產業鏈和游戲規則。
二、國內影視傳媒類碩士生培養的傳統模式
（一）傳統培養類型
從整體上看，國內影視傳媒類研究生培養側重于學術型人才，在課程和學位論文上都注重理論研究，缺乏實務訓練。影視傳媒類專業在專業碩士學位中設有新聞傳播碩士和藝術碩士，但收效甚微。影視傳媒類研究生培養類型階段分MA和MFA兩個方向，普通碩士（MA）主要學習和研究電影理論知識；另一種為藝術專業碩士（MFA）專業的多為電影制作，此類人才主要從事電影制作要、寫作、導演和后期工作。大多數高校把培養重心都放在了理論學習方面，而忽視了影視實務方面技能，從而造成了一種“閉門造車”現象的出現。
（二）傳統培養方案
當前我國高校碩士研究生的培養方案是由高校相關部門與導師溝通協商共同制定的，學制一般為兩到三年，主要分為課程學習和學位論文兩個階段。在課程學習上實行學分制，分為學位公共課、學位基礎課、學位專業課、選修課以及必修環節等。學位論文包括開題報告、論文評閱、論文答辯等環節，這些必須在導師指導下由碩士生本人獨立完成，研究生階段畢業一般以是否通過論文答辯決定。國內一般綜合類高校在影視傳媒專業的培養上都把重心放在了理論學習上，通常都以完成學術論文為畢業要求，在整個研究生學習中很少有拍片實踐課程，也不會以拍畢業成片作為畢業要求?？蚣苁降拇T士培養方案并沒有對學生本科的學習起到一個很好的承接作用，其不能滿足影視傳媒行業對專業影視人才的培養要求，這種目標定位的不準確直接導致影視類碩士教育在理論類和專業實踐型研究生培養方面比例失衡。影視行業中技術和理念更新的速度日新月異，若無法根據時代需求及時調整教學就會導致教學內容過時陳舊，使得學生畢業后無法適應當今的就業形勢。
三、影視傳媒類碩士生培養模式轉型的傳承與創新
（一）完善課程體系結構
全媒體時代對人才的需求偏向多元化和復合型，專業型院校可因地制宜，建設有地方特色的課程，以吸引學生，或據自身多民族文化的特點，逐步在課程建設上注重多元化、國際化等特點。我國的影視傳媒在學科建設上應該有更加豐富的本土課程特色，將歷史資源與現代學科理論相結合，以培養學生審視世界的能力。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和教學要求，要注意與本科生課程之間有所區分和銜接，注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
（二）專業型影視傳媒人才向復合型全能轉型
影視傳媒類專業是應用性很強的專業，我們應該按照“基礎平臺+專業方向”的模式設計課程體系?；A課程包括新聞學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以及與影視傳媒人才知識結構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類課程。在課程設置中，要相應壓縮專業課程的比例，增加素質課程的比例。同時，要將學生面向的職業崗位能力結構進行分解，通過相應的課程板塊教學予以實現，使學生的所學與社會需求掛鉤。教學重點必須落實到教學生怎么動手、如何操作、教給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上，在傳授知識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能力。就影視傳播專業實踐性教學而言，是要注意培養學生制作影視節目的基本能力。通過課堂理論教學與課下實踐的結合，使學生從電視制作的整體架構上了解電視節目的生成過程，以及在制作的各個環節中需要使用到的設備和基本使用方法。
（三）師資隊伍從單一型向一專多能型轉型
國內多數高校對全媒體教育缺乏教學經驗。為了解決普遍存在的師資匱乏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優化學校的人力資源，將影視傳媒專業教師與其他學科教師資源重組；另一方面，鼓勵教師參與媒體實踐，通過跨媒體的采寫編評等技能培訓方式提升教師的業務技能；同時，還可以引進媒體資深人員走進課堂教學，構建業界與學界的長效互動機制。學院應加強與世界各國電影院校、著名電影制作公司、國際間著名電影、電視公司、學術研究機構、科研機構的聯系，開展多種雙邊合作和交流。
（四）明確學術型與專業型人才培養
10月25―26日，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印度、韓國、俄羅斯、澳大利亞、中國8個國家著名學府的一流學者和業界專家齊聚上海大學，參加由上海市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大學影視與傳媒產業研究基地、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共同舉辦的“新媒體產業國際研討會”，共同研討新媒體產業發展的前沿課題，探索在新媒體時代傳媒與社會和諧互動的關系與方略，這是新媒體研究領域一次空前的國際學術盛會。研討會上，各國學者、業界專家圍繞“新媒體產業發展的現狀與趨勢”、“新媒體產業發展的政策與策略”、“新媒體與人類和社會的發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互動”等主題展開了深入交流和探討，其中既有對宏觀層面的把握，也有對微觀、具體媒體形態的深度探究，對世界新媒體產業前沿發展的最新研究成果進行了展示、交流和對話。
各國新媒體產業發展的宏觀態勢
來自印度克魯克舍大學的B K Kuthiala教授做了題為《淘金記！迅猛增長的印度新媒介產業中的全球化問題》的報告，他結合當前印度人口眾多、消費主義盛行、青年一代快速崛起的現狀，介紹了電視行業、電影行業、印刷媒體、音樂行業、電信、外資電臺等相關領域的發展狀況。針對在通向市場化乃至全球化的路途中，印度媒體所遇到的“政策體制”和“語言文化”的雙重阻礙，B K Kuthiala教授介紹說印度政府盡管不情愿全面開放，但還是給了私人企業以充分的自，很多新媒體的行業聯合迪拜和香港的合作項目共同開發；在語言方面，印度語、英語甚至中文呈現出混合與共存的現象，而且大多數印度本地的受眾已經習慣了這種語言融合，新媒體在印度的發展空間是很大的。
來自韓國水原大學的Monhaeng Lee教授的《韓國IPTV用戶的觀看模式》一文則是從受眾研究的視角對用戶實際使用的IP－VOD服務展開調查。在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的一年內，韓國的IPTV有一個顯著的變量：不僅用戶數量增加了一倍，而且使用頻率每月增加了15倍，受眾觀看時間每人翻了兩番。在內容方面，用戶仍然傾向于收看免費的電視節目。但是，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觀眾逐漸定制適合自己消費方式的電視節目，而這一服務IPTV完全能夠提供，事實也已經證明，IPTV是傳統電視的一個很好的補充，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徹底改變受眾觀看的模式。
中國的IPTV目前也處在關鍵的運行階段，而最初的兩大壁壘（政策與技術）正在弱化。上海文廣集團百視通公司在IPTV運營上已積累了可喜的經驗，其首席運營官李懷宇在《中國IPTV業務發展與創新》報告中指出，IPTV處于有線電視和網絡之間，并更偏向于電視的媒體渠道，在中國，IPTV的技術特征也使它不能完全取代有線電視，而只能與有線數字電視實現差異化定位。他介紹了BesTV（百視通）在順應三網融合的發展下謀求IPTV的創新發展舉措。比如與Web2.0整合，實現跨終端社區視頻服務；個人用戶與家庭用戶透過IPTV家庭電視填補互動縫隙；個人用戶能把“想要看”、“未看完”或“好友推薦要看”的內容在不同時段播看，等。他預測，在不久的未來：用戶一旦定制IPTV，在家庭、路途、賓館、工作場所等，凡寬帶所在之處，IPTV均可實現互動視音頻服務體驗。
上海大學的青年學者，畢業于莫斯科大學的王雨瓊博士在《俄羅斯衛星電視產業》中重點介紹了俄羅斯衛星電視發展歷史和現狀，她指出，一方面，制作高質量內容的電視節目這一競爭法寶，已普遍被業內人士認同和遵循；另一方面，節目收視技術的競爭，也成為電視的新競爭重點。在這種趨勢下，俄羅斯衛星電視市場由于較好地發揮了衛星傳播手段的技術優勢，以及把握推行了一些有利的運營策略，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對世界各大衛星電視公司和俄羅斯本國新興衛星電視公司充滿著巨大的魅力和誘惑。尤其在傳統媒體市場已充斥著近于飽和的激烈市場競爭的情況下，俄羅斯衛星電視市場更顯示出巨大的市場潛力。
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的Alan Knight教授預測未來傳媒發展大致會出現以下幾個趨勢：內容獲取更加便捷；更多的媒介形式和信息平臺；傳媒發展更加個性化；媒體的公眾參與程度越來越高；受眾實現分流；媒介所有制更趨集中化和數字化制作。
新媒體產業經營的創新視角
互聯網上電視新聞傳播有何新的動向？有何創新的機遇？針對這一課題，上海大學的吳信訓教授和王建磊博士在《中外視頻網站上電視新聞傳播現狀與創新策略探析》一文中，對比分析了中外代表性視頻網站上電視新聞在傳播形態、傳播技術、傳播方式以及傳播內容構成等諸多方面的不同，并做了詳細、全面的定性分析，認為國內互聯網現在對電視新聞傳播的使用與滿足狀態，只是互聯網發展中早期階段的一種狀態，國外則有更大比例的互聯網使用者運用視頻新聞傳播來觀察監測世界發生的新變動（新聞范疇的功能），來增益自身適應社會發展的生存能力的提升（信息與學習范疇的功能）。這種需求的增長，無疑也為網絡電視新聞與信息的傳播拓開了日益增長的空間。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國內網站存在著電視新聞數量稀少、傳播情況欠佳的現狀，但應借鑒發達國家經驗，以前瞻的目光開發對電視新聞的傳播和利用，并根據互聯網的特性設計創新的傳播模型和體系。
同樣對視頻網站予以關注的有來自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的Jenny Weight博士，她對視頻網站中并非由商業機構提供而由用戶生成內容，并以表達自我為重點的媒體類型稱為身份媒體，比如Facebook和Youtube。這類“身份媒體”是技術和理念共同的產物，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媒體盈利模式。在業界主要有三種利用方法：1.市場營銷和審查；2.合作開發；3.購買網絡。
在手機媒體成為各界關注熱點的勢頭下，上海大學影視學院的龍錦副教授在《新媒體發展：勿忘消費者――以手機電視為例》中指出，集各種利益關系于一身的中國手機電視已經步入嚴重的發展瓶頸。與手機電視發展密切相關的兩大政府部門在奧運會后仍未能進行有效的合作，廣電總局手中的“許可證”與工業和信息化部手中的“入網證”仍互相牽制，各不相讓。在這種情況下，從這一產業鏈的終端著手，強化消費者在消費終端的拉動作用，無疑是手機電視市場發展的一個最好選擇。而要使消費者形成對手機電視的市場需求，關鍵在于如何讓消費者意識到自己對手機電視產品的需要并付諸行動。上海大學孔秀祥副教授則詳細分析了手機廣告的類型、特征、市場規模、產業模式，介紹了國外的先進模式及其借鑒價值，并綜合各方數據，結合中國市場發展實際探討了中國市場手機廣告的發展趨勢。
針對當前炙手可熱的Web2.0研究，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的蔣曉麗教授、付玉杰在《互聯網的二度華麗轉身：從工具進化的角度展望Web3.0的發展趨勢》一文中指出：互聯網的發展史本質上也是互聯網這種生產工具不斷進化的歷史。文章從生產工具進化的角度對Web1.0到Web2.0的轉變進行了闡述，并對未來Web3.0的發展趨勢做出了判斷，主要有信息表達方式轉變、網絡使用方式轉變和信息搜索模式轉變三個方面，而這種轉變和Web3.0的主要內涵還有進一步可待探討的空間。
政策與策略制定的新影響因子考量
德國埃森文化研究院Claus Leggewie教授在《媒體民主――民主化和媒介化之內在關聯》中指出：新媒體環境給傳統媒體和傳統社會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網絡媒體成為一個最大的檔案，它的雙向交流特點和受者與傳者互換造成了社會分散化，進而對20世紀的中心化和民主集權形成了一定沖擊。網絡媒體在作為宣傳工具和信息自由化工具之間存在一種博弈，就德國自身的情況而言，目前已有四分之三的德國公民在線。尤其是年輕的80后一代，他們有自身更顯著的特點，在所有上網的動機中，政治目的大概只占2％，98％都是消費信息和娛樂。媒介化所帶來的對民主的改進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的現象。
上海大學的張詠華教授的《博客現象和網絡時代公共空間的拓展》一文，從對中國大陸若干網站上的博客內容的實證分析出發，探討在當今中國大陸，博客同網絡時代公共空間的拓展之間的聯系。在研究中發現，博客內容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意見的表達，盡管在目前，涉及公共議題的部分所占的比重在常規時期還不大，博客行為也還不夠成熟，但是在公共話語空間的建設尚較薄弱的中國大陸，博客空間和在其中展開的公共議題討論的出現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論文同時指出，博客形式的社會空間作用的進一步發揮，博客空間中非理性、極端化等問題的克服，呼喚著公民公共參與意識和積極性的提高和公民理性的培育和增強。
來自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大學的Fiona Martin博士在其《公共服務廣播的信息化與轉型》一文中指出，公共廣播機構在互聯網上有兩個新角色是商業廣播無法滿足的：一是帶給公眾有來源的信息和材料，盡管商業公司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但雙方的興趣和動力不同，無法真正做到像ABC和BBC網絡提供的豐富資源那樣；另一點是功能上的互動，它將個人博客、新聞機構、社會團體的媒體代表整合為一體，以跨越時空的方式在機構與用戶，用戶與用戶之間實行互動，及時提問、發表觀點和議論。這在客觀上也為公眾的民主表達提供了新的形式和途徑。
對于新媒體產業而言，版權問題已然成為新媒體內容生產和經濟模式的重要問題而凸顯出來，來自英國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中心的Wolf Richter博士的論文《數字音樂的未來》，中國傳媒大學胡正榮教授和徐聰的《中國網絡
電視盜版與公共利益的維護》的論文，都對此作了探討。
從人文視角對新媒體產業的反思
新媒介為大眾又開拓了一塊極具誘惑力的虛擬空間，催生了許多新的大眾文化形態，對大眾文化注入了新內涵。上海大學許正林教授的論文《新媒體的崛起與大眾文化新癥候》則對這種新的文化形態做出一番批判的解讀。他指出一系列大眾文化的新癥候，主要有虛擬交往、文化拜物教、負價值迷狂和政治參與4種表現類型。他認為，新媒體一方面促成了大眾文化人性化回歸的一面；另一方面新媒體又產生了一種社會負價值迷狂癥、一種人性的異化……。在新媒體未來發展的道路上，這些表現出來的大眾文化新癥候是在觀照新媒體與大眾文化關系中應該警醒與批判的。
復旦大學孫少晶副教授在《新技術環境中的傳播陷阱分析》中指出了在當今新媒介環境中存在著：人－信息互動：思維與認知陷阱、人－機互動：控制與使用陷阱和人－人互動：溝通與關系陷阱三類傳播困境。盡管因特網、手機、互動電視等新媒體技術賦予了受眾更多的控制自由，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方便性和互動性的增強更增加了人成為媒介奴隸的可能性。Email、PDA、手機、IPOD等占據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時間。網絡上癮癥（Internet addiction）、網絡依賴癥（Internet dependency）等新媒介癥狀越來越盛行……總之，傳播手段的豐富性表面上讓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維護更加容易，實際上它也間接創造了人際關系的一些危機。因而應充分重視新技術的傳播陷阱，同時加強信息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和傳播素養（communication literacy）的教育和培訓。
中國社會科學院孟威副研究員的論文《新媒體話語的文化影響力》針對新媒體話語與社會文化的關系，從議程設置、互動、文化意識、價值觀、社會文化秩序、意識形態等方面討論新媒體文化功能及其雙重作用，進一步思考應對新媒體挑戰的文化策略。同樣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趙康在《集中，抑或分散？――網絡技術特性初探》一文中指出，網絡的出現，為中國民眾提供了一個虛擬的自由發展空間。在這樣的空間中，通過網絡互動激蕩出公民觀念、自由信念、法治意識等才是網絡的真正使命。雖然這個空間也受到統一運作的束縛，但是對于中國民眾來說至關重要。
德國包豪斯大學、同時也是同濟大學的Lothar教授的論文發出了《創意尚有空間否》的提問，他結合自己主導參與的創意產業項目和跨國教學經驗，指出創意是生產力，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點在于創新。目前新媒體等通訊行業也在產業化，而這個行業的發展更需要創意。他認為目前中國的標準化教育體系對于培養創意型人才不利。華東師范大學嚴三九教授則通過《上海市新媒體專業人才培養情況調查》指出上海市新媒體專業人才緊缺，進而思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面對市場需求。同樣關注此問題的還有中國礦業大學新聞系張如成副教授，他指出，中國動漫業缺乏的不是中期制作環節人才，而是前期規劃和創作人才。因此高校在培養動漫人才時，首先要堅持創意從文化中來的觀念，從課程設置上注重培養他們的文化素養，增強文化敏銳度。
汶川抗震救災中傳媒的表現普遍被視為傳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檢閱。會議主題報告用“正確的抉擇、重大的勝利”評價中國新聞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實力大大增強、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輿論支持、努力探索體制和機制創新、新聞傳播學術研究趨向繁榮、人才梯隊建設初有成效。如今傳媒改革遇到新聞領導體制和管理體制弊端所造成的種種障礙，反思過往、探尋未來之路，是本次會議召開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蕩30年
經歷過思想被嚴酷禁錮的人更能深深體會到“解放”的含義。中國新聞改革和新聞學研究30年的親歷者之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教授認為思想解放是中國傳媒發展強大的原動力。他在題為《突破體制瓶頸深化新聞改革》的主題演講中，回顧了1977-1981年啟動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討論和新聞傳播界的三次重要會議，提出要繼續深化改革的5項舉措。作為曾直接指揮傳媒前行的領軍人物，原廣電部副部長、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先生提交的論文《創新是電視事業和產業發展的動力》，回憶了中國電視從電視劇到新聞節目的創新與變革，認為要注重對“度”的把握，以求擴大正面效應減少負面效應。
改革開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各種動力因素就復雜起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者鄭保衛教授在《從激發人的潛能到全方位整合資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報業改革發展動力體系的豐富與拓展：最初，通過調動人的積極性來謀求發展；后來制度、資本、市場、技術等各種因素逐漸發揮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華中科技大學孫旭培教授的文章《從精英主義新聞觀念到無產階級新聞自由》追溯歷史源頭，認為新聞觀念在兩條路線上發展：從彌爾頓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義認為，言論、新聞自由是人權，應該人人都有；從柏拉圖到的精英主義認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論、新聞自由。兩條路線的分水嶺為是否承認人人平等，于是出現社會自由和階級自由的分野。多數人自由、實質自由的說法都是用來支撐階級自由的理論的。
武漢大學單波教授在《西方新聞傳播觀念的導入與中國新聞改革》一文中認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觀啟蒙”，解決了傳媒“無新聞”的問題，具有思想“解凍”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開始了向大眾傳播學的轉向，帶來了精神空間的拓展，解決了新聞“無業”的問題；從1997年開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語境下的新聞改革，進一步沖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體制，中國傳媒尋求本土化生存成了當下一個相對可行的策略；今后新聞改革將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戰。
市場化與傳媒公共性
市場經濟是新聞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動力。武漢大學羅以澄教授認為傳媒業的市場化轉型，是中國新聞改革30年的縮影和最核心的“板塊”，它給中國新聞傳媒業帶來了巨大變化，同時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以及無法回避的挑戰與問題。
傳媒市場化是促進還是壓抑了中國公共空間的發展？兩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講座教授都討論了傳媒的公共性。來自美國威斯康新－麥迪遜分校傳播藝術系的潘忠黨教授在題為《傳媒的公共性與傳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題演講中，認為30年的改革依賴并發揮了市場的解放力量，傳媒改革步入正題就必須超越市場，以不同的目標思路和價值引導重新起步。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陳韜文教授以“公共空間”為核心概念，發表《傳媒市場化、權力結構與公共空間的發展：一個比較視角》的演講，檢視西歐、美國、新加坡、香港、大陸地區的公共空間形態，認為其形態變化受制于權力結構及市場化程度。民主化帶來權力結構的開放，是發揮傳媒市場化擴大公共空間作用的社會條件之一，也是開拓公共空間最根本的辦法。河北大學白貴教授在《博客新聞評論的特征與功能》一文中認為，網絡在培養民眾的公共參與意識與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沒，博客新聞評論的公共性體現在搭建進入公共領域的平臺、實現完整的民意記錄。
在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視角下，傳媒話語實踐的變化，體現了公共空間與權力結構之間的互動。復旦大學孫瑋教授以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大眾化報紙的演變為線索，采用話語分析的路徑，認為由大眾化報紙建構的社會主體經歷了“讀者”、“市民”、“公民”、“小資”等不同階段的變化。但這種話語實踐為社會結構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現游移和混亂，充滿著很多變數。香港浸會大學郭中實教授與復旦大學陸曄教授合作的論文《報告文學的“事實演繹”：從不同歷史時期的文本管窺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關系之變遷》，認為“報告文學的發展路向，從70年代末期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合法性建構開始，經過80年代中后期與國家政治權力結盟短暫觸及政治體制改革，至90年代演變成知識分子將公共利益作為社會現實批判和與國家關系建構的話語基礎。通過三個典型文本分析，發現在這一過程中，市場經濟催生的國家―社會從高度統合到有限疏離的結構性轉變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為起到重要影響”。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聞文體的變化中。復旦大學許燕副教授的文章將新聞文體變化分為四個時期：大轉型時期（1978～1982年）――多元化時期（1983～1989年）――分眾化時期（1990～1998年）――網絡化時期（1999～2008年），文體從新聞報道理念、文體結構布局、語言修辭風格和文體表現方式等方面都隨著社會環境的迅速變化而不斷變化。
改革攻堅與傳媒重新定位
“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曾經釋放了傳媒的文化生產力，如今則成為傳媒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深圳報業集團黨委書記黃揚略的文章《走出誤區，正確把握黨報集團改革方向》，針對夸大“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中的企業因素、甚至主張把傳媒集團劃歸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認識“誤區”，認為要正確把握黨報集團的改革方向，不能輕率地將黨報集團歸入企業。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張偉在《“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歷史價值》一文中認為，“由于事業和企業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組織邏輯集于傳媒一身，形成一種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困扼，影響和阻礙了傳媒產業的健康發展”。復旦大學張濤甫副教授在《中國傳媒改革的風險考慮》中認為，媒體改革面臨著政治風險、社會風險、市場風險，“增量改革在化解風險的同時，也在積累新的風險；需要在存量改革階段解決結構性、系統性風險?！?/p>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中，中國傳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學張詠華教授認為，“反映我國傳媒社會定位轉型的企業化管理和重塑傳媒市場主體的探索，需要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深化。它沒有相同的現成經驗可以照搬，難點的存在勢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許也在所難免。但是，這種轉型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思考傳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種視角是風險社會理論。天津師范大學殷莉副教授認為“新聞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新聞價值取向必須符合價值理性，以公眾關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公共興趣為選擇標準”。
公民權利、輿論監督與重構現代新聞制度
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三項權利,即言論出版自由、知情權和批評建議權為輿論監督提供了憲法依據。暨南大學董天策教授、林愛B副教授及河北大學喬云霞教授撰文談到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為輿論監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復旦大學黃旦教授與瞿翌軼合作的論文認為“權力”與“權利”是考察中國語境下輿論監督的兩種視角。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展江教授從公民社會的理論視角梳理了近七年來大陸的輿論監督，認為其表現出了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的雙重熱情。南京大學丁柏栓教授在《擴大人民民主與實施新聞輿論監督關系論》一文中認為，改變新聞輿論監督難的境況，要靠擴大人民民主。而從執政黨自身建設方面來說，則需要將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監督工作作為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現代新聞制度的核心，是通過新聞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權。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博樹和前新聞局長鐘沛璋合作的文章認為，中國傳媒如今面臨著重構現代新聞制度的歷史任務，新聞制度的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李瞻教授在《報業制度與政治制度之關聯性》一文中認為，報業制度決定于政治制度，當社會政治制度變更時，報業制度亦隨之變更。華中科技大學張昆教授在《中國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認為，現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會系統的穩定、不傷害權力系統的合法性、不削弱權力對媒介的管理、不影響主流價值的傳承。
數字化、媒介融合與制度整合
數字媒體技術推動了媒介融合，進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廣電總局副總編輯、發展改革研究中心黃勇主任發表了題為《數字化――中國廣播電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講。談到目前推進數字化進程面臨的困難是：定位不夠清晰、用戶認可度不高、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認為推動廣電數字化需要政策支持與制度創新。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教授、周艷、王薇在《推進、發展、沖突、創新―――解析廣電數字新媒體的發展演變》中認為，廣電產業與其他媒體產業一樣，各方利益矛盾沖突的特征是內包、長存、調適的，矛盾各方形成一個無法明言的底線，呈渾濁狀態博弈前行。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教授在《媒介融合時代的中國媒介制度整合》演講中談到，中國傳媒面臨的問題是內容單一但卻渠道多元，他認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則是：保證資源的合理分布與公平利用，信息傳播的多樣性，保護受眾的公共利益。
新媒體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全面而具體。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呂宇翔、張錚合作的文章認為，新媒體不僅是一種技術生產力，還是一種文化生產力。它在發展中與生產關系不斷出現適應―不適應―再適應的過程，從而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的不斷深化。華東師范大學嚴三九教授則通過調查發現了上海市網絡視聽專業人才緊缺，進而思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面對市場需求。上海大學吳信訓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論文則積極探索新媒體環境下電視新聞的增值方式：運用數字存儲和點播、編輯技術，使原本大多為一次性消費的新聞得到價值的重新開發和利用。
2001年，中國廣告產業全面開放。武漢大學張金海教授認為，制度選擇與制度安排促進了中國廣告產業30年的高速發展，也導致中國廣告產業的市場低集中度、外資主導傾向，以及結構不均衡等許多嚴重問題。全球化語境下，文章思考自由開放市場模式與產業后發的政策保護及自主發展之間、市場運作機制與以行政為主導的市場管理體制之間的關系。
文化傳播與新聞傳播教育
上海大學戴元光教授和鄭涵教授合作的論文《建構多元的文化傳播體系提高我國文化的傳播能力》認為，我國文化傳播體系形態進入迅速擴容和分化重組的發展階段，文化傳播的關鍵在于公信、多元與經濟競爭力。安徽大學姜紅教授檢視了現代中國新聞學術思想中的進化論觀念，發現存在著兩種思想脈絡：“漸變”式進化論和“突變”式進化論。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學李建新教授總結、回顧了30年來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和流變。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高鋼教授在《媒介融合趨勢下新聞教育基礎元素的構建》中則強調，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勢下，構成新聞教育四大基礎元素的學科架構、師資隊伍、課程體系和教學平臺，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標之下重新建構。南京大學段京肅教授基于CSSCI數據庫，通過分析論文篇均引用數量發現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水平仍較低。
[摘要]：2007－2008年，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電影發展歷程的回溯和反思構成了電影研究領域核心的話題，電影產業制度的優化和院線的改革也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電視藝術研究在聚焦電視劇創作的同時，對文藝欄目和紀錄片的思考也日趨深入。
Abstract: The key topics about the movie studies in 2007-2008 are mainly focused on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movie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was launched in 1978. The refinement of movie industry system and reform of theater chain management are also widely discussed. The studies of television art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oductions of television drama， and the research makes progress in the filed of television art columns and documentary.
Key words: China; Movie; Television Art; Research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07－2008年，對于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電影發展歷程的回溯和反思構成了電影研究領域核心的話題，隨著一批國產大片的上映，對于大片現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電影產業制度的優化和院線的改革成為人們關注的議題。在電視藝術領域，對近年熱播的家庭倫理劇、東北農村劇、軍旅劇的批評趨于活躍，圍繞著大地震和奧運會制作的電視文藝節目也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紀錄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上篇：電影學研究綜述
一、中國電影史研究
隨著中國電影百年華誕的到來，一系列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電影百年發展歷程進行系統梳理和研究的叢書、論文相繼面世，丁亞平所著的《影像時代的中國電影簡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著重探討了中國電影視覺再現與存在的歷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間）、時代政治經濟力量（現實空間）以及社會文化精神（真實空間）消長變化及發展的歷史。邸世杰，劉洪才主編的《廣播電影電視專業技術發展簡史（下冊:電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顧了我國電影技術各專業的百年成就，以及為中國電影百年發展做出的貢獻。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電影史研究的特點是出現了不少帶有濃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著力重構抗戰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間的雙城故事，藉此呈現中國電影文化的復雜多義。陳文平、蔡繼福編著的《上海電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斷代史的方式，評析各個時代上海電影發展狀況、特征以及審美流變。沈寂編著的《上海電影》（文匯出版社，2007）通過不同類型的影片概述上海電影的初創、發展、成熟的過程，折射時代特征和上海電影的獨特風格。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則試圖通過眾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對建國后上海電影自身的發展同當時特定的社會背景的聯系進行分析，構成對建國后多部上海電影文本的獨特解讀。
除上海電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熱點是香港電影史研究。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和中國電影資料館共同編著的《香港電影10年》（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電影發展的新態勢，以“融合與發展”為中心命題，圍繞“”這個關鍵詞，從產業、文化、創作等三個方面探討以來電影的發展變化。趙衛防的《香港電影產業流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對香港電影產業的發展進行多維度的詮釋與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繪出香港電影產業的流變過程。朱家昆的《香港類型電影漫談》（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為讀者展現了香港類型電影的興衰。此外，還有的灰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帝后列傳》（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閑話香港電影》（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現了一些對于電影發展歷程上重要團體或者個體的個案研究。吳筑清、張岱編著的《中國電影的豐碑——延安電影團故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意在填補中國電影史上關于延安電影團這一段歷史的空白，不少圖文史料均為首次發表，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鄒健的《中國新生代電影多想比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國電影新生代的誕生、轉軌和嬗變。謝晉編著的《謝晉電影選集》（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從謝晉導演現有的電影作品中精選出18部作品，收錄了謝晉導演的導演闡述，以及著名電影評論家的影評、劇照等?！吨x晉畫傳》（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謝晉導演生平資料與他拍攝的眾多影片的珍貴圖片資料，該書的問世恰好成為人們對一代電影大師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紀念與緬懷。
2008年正值改革開放三十年，《當代電影》、《電影藝術》、《北京電影學院學報》都開辟了相關的專欄，對中國電影在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別進行論述。丁亞平的《社會空間與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電影發展》（《當代電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構中國電影——從學術史的角度關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電影史研究》（《當代電影》2008年第11期）、饒曙光的《觀眾本體與中國商業電影之三十年流變》（《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開放30年中國電影觀念的變化》（《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等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30年以來中國電影美學、敘事范式等各個層面的發展與流變。
二、中國當代電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當代電影研究中，《2008中國電影藝術報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作為國內第一部年度電影藝術創作報告，由中國電影家協會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組織撰寫。全書共包括十二個章節和一個專題研究，分別為中國電影創作年度綜述、年度熱點、年度創新、年度癥候、年度走向，導演藝術、劇作藝術、表演藝術、攝影藝術、聲音藝術、新技術、港產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專題研究中國進口分賬影片態勢分析。影協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推出這部藝術創作報告的目的，意在從電影創作本體上把脈國產影片，把理論家、評論家的判斷與聲音傳遞給社會大眾，以期在電影理論評論中堅持主流文化的聲音。
由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編著的《2008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是產業研究中心在《2007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傾力推出的第二部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全書分為年度產業發展總報告、專項研究報告和電影市場調查三大部分，客觀詳實地勾畫出年度電影產業發展脈絡，前瞻性地分析電影產業鏈各環節發展態勢與潛在問題。此外，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編著的《2007電影產業研究之國有影視企業卷》（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電影產業研究之影院發展卷2008》（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黃勇主編的《2008年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新華出版社，2008）、張曉明、胡惠林、章建剛主編的《2008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崔保國主編的《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2007－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都運用了最新的事實和翔實準確的數據，綜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統反映2008年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狀況和發展特點。
隨著中國電影產業的進一步改革發展，電影的全球化議題在近年來也吸引了不少學者的目光，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市場中的地位和競爭力成為研究者注目的焦點。尹鴻編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電影》（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系統記錄和分析了中國電影近10年來在全球化、數字化和產業化的大背景下所進行的轉型，幫助我們更積極更有建設性地看待中國電影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當代電影》2008年第2期設置“文化軟實力與中國電影”專題，倪震的《軟實力和中國電影》、饒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軟實力和電影》和張頤武的《電影與21世紀中國新的發展——文化軟實力的展開及其意義》等論文，指出電影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總體戰略中占有不容忽視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來，國產電影不斷的尋找著自主品牌的創立途徑，并為此進行了長期而不懈的探索，國產大片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應運而生并不斷前進。2007年電影《集結號》在無論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廣泛的贊譽，對此，賈磊磊的《事件電影：〈集結號〉》（《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構現實社會型主流大片電影觀念——〈集結號〉的啟示》（《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黃式憲的《犧牲與輝煌：樂觀的悲劇及其崇高之美——略論〈集結號〉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貴拓展》都表達出了對于中國大片在經歷了五年磨礪之后走向成熟期的樂觀態度，并由此觀照中國大片的前景和未來。
三、電影理論研究
在電影理論研究的著述方面，叢書成為2007－2008年中國電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學影視藝術叢書”，包括了梁明、李力的《電影色彩學》和王志敏的《電影語言學》，前者對電影中色彩的運用和意義闡釋進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對電影成為一種語言的可能性進行充分的論證和闡述，把以往單純的理論研究真正變成了指導實踐的創造性思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單萬里、張宗偉主編的《紀錄電影分析》、饒曙光主編的《中國電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編的《歐洲電影分析》、胡克、游飛主編的《美國電影分析》、周涌、張希主編的《亞洲電影分析》等。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復旦博學當代電影學教程”系列叢書也在2007、2008年相繼面世，2007年葛穎的《電影閱讀方法與實例》針對電影閱讀逐層深入的行為邏輯，提出了表層意義場、深層意義場和核心意義場等三層意義場的文本解讀方式。2008年黃文達主編的《外國電影史教程》以敘事電影的發展為主線，強調從全面、多元的角度認識、理解電影。金丹元的《電影美學導論》主要闡述電影美學的原理和基礎知識，結合具體作品的分析來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美學的發展趨勢。
范志忠的《當代電影思潮》（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通過對當代電影的敘事范式和美學流派的梳理，認為電影藝術作為成熟的一種標志，必然創造出特定的敘述范式，規范著電影人本人乃至后來者的創作與制作。汪方華的《現代電影：極致為美后新浪潮導演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體驗的真實”的影像本體觀并做出具體的美學原則的闡述。戴錦華著的《電影理論與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每一章節重點介紹一種電影理論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過對一部影片的細讀來展示對這一理論方法的運用。楊健的《拉片子：電影電視編劇講義》（作家出版社，2008）應用拉片子的方法，通過七部教學片、七部參考片、兩部電視劇，傳授影視編劇基礎理論和劇本寫作基本技巧。其他論著還有苑媛主編的《光與影——意象對話看電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爾主編的《電影藝術通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薛凌的《電影藝術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穎主編的《電影學論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編的《電影藝術文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等。
在電影美學方面，王麗君的《當代電影美術先鋒設計及其審美形態》（《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介紹了當代電影美術先鋒設計在美學上表現出的一種獨異的、顛覆現存價值體系的反叛精神和多遠平衡的哲理表達。在這個方面的論文還有金丹元的《回歸本體——對于當下電影美學研究的質疑》（《電影藝術》2007年第1期）、陳犀禾、劉宇清的《電影本體與電影美學——多元化語境下的電影研究》（《電影藝術》2007年第1期）。電影符號學的研究是繼電影美學之外另一個研究重點，余紀的《電影符號學質疑》（《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對語言學意義上的電影符號學存在權利提出質疑，認為電影的每一個鏡頭都是全新的、多義的，甚至是任意闡釋的。吳迎君的《反思電影敘述學的研究誤區》（《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對電影敘述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挖掘。趙勇的《電影符號學研究范式辨析》（《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則對不同的符號學研究范式加以分類區別。相關的論文還有王志敏、陳捷的《電影語言：新概念與新版圖》（《影視藝術》2007年第10期）、史可揚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美學困頓》（《影視藝術》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譯與介紹
在電影譯著圖書方面，對于經典電影大師的介紹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熱點。弗朗索瓦特呂弗的《我生命中的電影》（黃淵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收錄了法國新浪潮領軍人物特呂弗的重要論文和資料。奧蒙的《電影導演論電影》（車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對電影導演的作品和他們的電影理論之間的關系做了系統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奧遜威爾斯》（楊鵬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是國內首部對威爾斯進行系統介紹的評傳?；鶃喠_斯塔米等所共同編著的《特寫：阿巴斯和他的電影》（單萬里、李洋、肖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個人的電影筆記、相關訪談以及法國電影評論家撰寫的關于阿巴斯電影的批評文章組成。蘇伯的《電影的力量》（李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的立意雖然在于解剖與分析決定一部電影好壞的奧妙，但其實質卻是對美國價值觀進行解剖與分析。戴爾牛頓和約翰加斯帕爾共同創作的《低費用電視電影拍攝101》（賀微等譯，重慶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兩位低費用獨立制片的美國頂級制片人撰寫的國際性經典暢銷書，介紹了從腳本到屏幕的低預算數字影片制作的各個環節。梅內蓋蒂的《電影本體心理學——電影和無意識》（艾敏、劉儒庭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薈萃了本體心理學的創始人梅內蓋蒂教授對世界一百部經典影片的剖析。納卡什的《電影演員》（李銳、王迪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對演員的誕生、功用和在電影史上的地位進行了評定和研究。德斯賈汀的《日本異大師》（連城譯，吉林出版集團，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電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異色（叛逆）電影制作者”。
在論文方面，對于外國電影的介紹和研究也呈現了豐富多彩的發展態勢。與一直以來在學界占據主導地位的歐美電影研究相比，近年來對于亞洲電影的關注逐漸增多，成為一個新的亮點?！侗本╇娪皩W院學報》2008年第4期設立了“韓國電影研究專題”，對近年來在國際影壇逐漸顯露出強勁的發展態勢的韓國電影進行分析。此外，東南亞電影的發展在這幾年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陳時鑫的《新加坡電影業：發展、困境與挑戰》（《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阮氏寶珠的《越南電影業：旅途沒有終點，我們一直在路上》（《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當代越南電影的三副面孔》（《當代電影》2007年第1期）都將研究目光投向了這一極具潛力的領域。
在歐洲電影研究方面，對于德國和意大利電影的關注有所增加?！懂敶娪啊?008年第3期在“外國電影”專欄中整合了德國電影專題。包括張艾功的《德國電影新現實主義潮流與東德身份的認同》、崔軍的《媒介：疏離的激情——德國電影中的東德記憶》、汪方華的《柏林墻：東德政治題材影片的一個胎記》，對德國電影中東德因素加以觀察。《電影藝術》2007年第6期在“國際視野”中設置意大利電影專題，顧博的《貝洛奇奧電影中的意大利政治變遷》、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從比薩透析當代意大利電影發展現狀》等，都對當代意大利電影進行了介紹。
縱觀2007－2008年的中國電影學研究，雖然在電影本體的理論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觀層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細致的探討，但是中國電影史的研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關于電影產業發展和市場體制的變革等議題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研究，并向著務實、系統、學理的方向邁進。
下篇：電視藝術研究綜述
一、電視劇創作批評研究
2007－2008年，中國電視劇市場依舊延續著紅火的發展態勢，理論界對電視劇的批評也趨于活躍。歐陽宏生、秦麗、林林的《多樣化的題材多元化的風格》（《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1期），侯洪、楊俊杰、劉杰的《2007年中國電視劇年度報告》（《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2期），毛凌瀅的《現實題材的永恒魅力與藝術創新的積極探索——2007年中國電視劇創作綜述》（《電視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別對2006、2007年度的電視劇創作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
2006年，國家廣電總局出臺多項措施，積極引導電視劇的創作，電視劇創作現當代題材的電視劇數量占了總量的絕大多數，其中以親情、愛情倫理敘事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劇《金婚》、《親兄熱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繼父》、《雙面膠》、《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創下不錯的收視成績。黃美華、曾慶瑞的《現實主義召喚電視劇回歸——從近兩年播出的電視劇說起》（《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國電視劇在現實主義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創造出與積極健康的審美意蘊。此外，梁英的《觀察和呈現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劇〈金婚〉的敘述視角分析》（《電視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趙婧怡的《電視劇〈親兄熱弟〉的人物關系解讀》（《當代電影》2007年第5期），張子揚的《家文化的探索與重建——電視劇〈家事如天〉觀感六則》（《當代電視》2007年第7期）等文章則對這兩年家庭倫理、婚姻關系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創作進行了細致的解讀與剖析。
近幾年，從《劉老根》、《馬大帥》、《插樹嶺》、《希望的田野》到《鄉村愛情》、《圣水湖畔》、《福星臨門》、《清粼粼的水，藍瑩瑩的天》， 東北農村題材電視劇迅速搶占熒屏，成了收視主力軍，并帶動了相關批評研究的發展。張德祥的《農村題材電視劇創作的新突破》（《當代電視》2008年第4期）、普麗華的《影視輕喜?。盒罗r村生活的“熱媒介”》（《現代傳播》，2008年第2期）、馬梅的《電視劇〈鄉村愛情〉的美學追求》（《中國電視》2007年第3期）等論文，分別從宏觀和微觀方面分析了鄉村題材電視劇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和個體文本創作的審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軍旅題材、革命歷史題材、現實題材、“紅色”經典改編為代表的主旋律題材電視劇生產創作的好勢頭依然不減。以《井岡山》、《恰同學少年》、《士兵突擊》、《闖關東》、《夜幕下的哈爾濱》為代表的主旋律電視劇的崛起，也引發了批評界的關注。張智華的《貼近大眾 彰顯人性 引導“勵志”——2007年主旋律電視劇辨析》（《電視研究》，2008年第2期）、劉潮的《對經典的重新詮釋和思考——論熱播劇〈夜幕下的哈爾濱〉的繼承和突破》（《電視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關東傳奇事 生生不息中華魂——談五十二集電視連續劇〈闖關東〉》（《電視研究》2008年第3期）等論文，都從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電視劇貼近大眾情懷，塑造平民偶像，彰顯人性，進而引導大眾積極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電視劇理論研究
2008年適逢中國電視劇誕生50周年，趙玉嶸、王若芳、果青、陳友軍編著的《中國早期電視劇史略》（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年），在鉤沉歷史史料的基礎上，對中國早期電視劇的發展脈絡作了較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補中國早期電視劇歷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學術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編的《中國廣播電視文藝大系：1977－2000理論批評卷(上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收錄了1977－2000年公開發表在報刊雜志上的有關廣播影視的理論與批評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廣播劇、電視劇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該期電視劇批評的基本輪廓、發展流變。胡智鋒、董小玉主編的《求異與趨同—中國影視文化主體性追求與現代性建構》（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尹鴻的《中國電視劇文化50年》（《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嵐、羅艷的《我國電視劇產業三十年改革發展與未來趨向》（《電視研究》2008年第12期），則分別從電視劇文化、電視劇產業、電視劇創作的方面來把握電視劇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未來趨勢。
陳友軍的《現實題材電視劇藝術真實形態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對中國現實題材電視劇的紀實性電視劇文本的藝術真實，虛構文本的現實主義藝術真實和虛構文本的非現實主義藝術真實等多種形態的敘事特征和語言系統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此外，曲茹的《以“故事”為核心——論電視劇藝術的審美價值體現》（《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杜瑩杰、路寶君的《中國歷史電視劇的定位、類型極其美學價值》（《現代傳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電視劇創作與審美日?；罚ā吨袊鴱V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4期）則分別從審美價值的高度、審美取向的嬗變與受眾審美習慣的不同角度來研究電視劇美學特征，拓寬了對電視劇審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寫的《家的影像：中國電視劇家庭倫理敘事研究》，通過類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當代社會轉型時期“家的影像”中表現的傳統家庭倫理觀念及其現代性超越的文化價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現的民族審美風格及其對傳統審美心理定式的時代超越。此外，蔣梅的《視覺文化與電視劇敘事指向》（《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11期）、陳曉春的《試論電影和電視劇的敘事功能》（《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等論文，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出發點對電視劇敘事話語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劉萍編著的《影視導演基礎》（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王強的《電視劇創作》（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楊惠寬的《實用影視制片手冊》（ 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視特技制作》（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郝俊蘭的《電視音樂音響》（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視配音藝術》（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別從電視劇的導演、創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樂制作等環節作了全面的介紹和闡述，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
三、電視文藝欄目的研究
繼2004年《超級女聲》火爆成功以來，《夢想中國》、《加油！好男兒》、《我型我秀》、《舞林大會》、《紅樓夢中人》等各種類型的選秀節目層出不窮，既打造了一個又一個“平民明星”，又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還制造了無數的熱評爭議。王彩平、錢淑芳的《電視變形記》（南方日報出版社，2008）通過對 《超級女聲》與《美國偶像》等節目的跨文化比較研究，透視境外節目的本土化歷程?？好栏?、李偉明的《娛樂選秀節目的社會價值與迷失》（《電視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娛樂選秀節目的審美價值的同時，又明確了其對社會價值觀迷失所負的責任，強調指出電視娛樂節目需要不斷推陳出新才能滿足多元文化發展的時代要求。洪艷的《電視選秀節目的批判分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7期）從欲望敘事的角度解讀以“超女”為代表的中國電視選秀節目，指出在“奇觀邏輯”主導下的選秀節目在娛樂的基礎上將“狂歡”推向了極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為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作為中國觀眾儀式化的過年節目，持續受到觀眾和學者的關注。靳斌的《豐富多元 歡樂和諧——2007年春節聯歡晚會評析》（《電視研究》2007年第5期）、陳臨春的《解析2008年〈春節聯歡晚會〉》（《電視研究》2008年第11期）、黃夢阮、詹正茂的《文化傳統與國家話語——談2008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主題宣傳》等論文，指出每年農歷除夕在央視現場直播的春節聯歡晚會的意義已經超出電視節目本身，它構成了大眾電視傳媒語境中的主流話語體系，成為具有政治宣傳意義的文化符號。
2008年是中國悲喜交加、大事頻仍的一年。512大地震與奧運盛事構成了2008年中國電視傳播中的兩大熱點。圍繞著大地震和奧運會制作的電視文藝節目也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張頤武的《創造歷史的時刻——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意義》（《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曾慶香的《仿像與奇觀——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符號分析》（《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等論文，對奧運會相關電視文藝節目從符號學、美學、價值觀與內容等方面做了評析。陳臨春的《〈愛的奉獻〉，吹響愛的集結號》（《電視研究》2008年第7期）、孫江華的《淺析電視公益廣告的社會功能優勢——以512抗震救災公益廣告為例》（《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對抗震救災相關電視文藝節目從策劃、內容、社會功能作了闡釋。
四、紀錄片研究
2008年，中國電視紀錄片誕生50周年。張同道《中國電視紀錄片50年》（《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別考察了自1958年以來中國紀錄片所經歷的國家話語、民族記憶、個人表達與市場呼喚的四個時期的傳播方式、美學特征和文化形態。劉效禮主編的《2007中國電視紀實節目發展報告》（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聯系當下國際市場電視紀實節目的發展態勢，從創作生產、管理評估、品牌運營鏈條入手，關注當前電視紀實欄目的運作模式。楊狀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國紀錄片創作報告》（《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2期）、何蘇六、李智的《和時代語境 映萬千氣象——2007年中國紀錄片書評》（《現代傳播》2008年第1期）回顧了2007至2008年中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軌跡，指出中國紀錄片必須只有堅持“走出去”和“請進來”的戰略，才能不斷走向成熟。
在紀錄片創作的各種元素中，真實性無疑是紀錄片創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個重要課題。陶濤、張德宏的《虛擬真實主觀真實質樸真實——論紀錄片真實的三個層面》（《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貼——“真實再現”的創作原則》（《電視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別從本體論、美學、文本研究等方面對紀錄片的真實性作了全面多維的觀照。此外，張梓軒的《斷裂與傳承：中國紀錄片娛樂化傾向溯源》（《電視研究》，2008年第7期）、羅以澄、張昌旭的《數字紀錄片：在真實與虛構之間》（《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紀錄片與劇情片聲音的比較研究》（《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等則從技術與藝術創作的視角對中國電視紀錄片的創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論文關鍵詞】對外傳播 電視媒體 跨文化 傳播能力
【論文摘要】電視媒體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國家提升軟實力的重要方式。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具有內部性、能動性、運動性、互動性和系統性的特點。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發揮和提升受到外因和內因兩個方面的影響。其中外因包括：傳媒環境、基礎設施、覆蓋范圍、國外媒體與國外受眾，內因則包括媒體的公信力、媒體傳者素質、媒體信息傳播藝術四個方面。
何為傳播能力？美國學者特倫霍姆和延森所下的定義是：“一個人以有效而得體相宜的方式進行傳播的能力?！蔽覈谘芯靠萍紓鞑ツ芰Φ臅r候，學者們提出這樣的概念：國家科技傳播能力就是一個國家所具有的有效整合科技傳播力量、高效配置科學技術信息資源的一種能力。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媒體傳播能力就是媒體以有效而得體的方式進行傳播的能力。它強調用恰當的方式達到媒體傳播目的。
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就是電視媒體以有效而得體的方式對本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所進行的信息傳播的能力。它包括傳播的信息量、傳播速度與精度、信息傳播的覆蓋面以及最后產生的影響效果。
一、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特征
根據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定義，我們可以得出它具有如下特征。
1、內在性
電視媒體的對外傳播能力是媒體自身所具有的，通過媒體內部的結構優化、各個部門的協調運作、媒體的理念以及工作人員的素質和能力等方面體現出來。如果把電視媒體比喻為一個人，那么媒體的傳播能力就是這個“媒體人”的心理特征和掌握的各種技能，是媒體能夠順利完成一項對外傳播活動的主觀條件。因此，電視媒體的對外傳播是以媒體自身作為主要發力點來進行的傳播，是媒體內在的特征。
2、能動性
所謂能動性，就是對外界或內部的刺激和影響做出積極的、有選擇的反應或回答。人的能動性稱為主觀能動性，其特點是通過思維與實踐的結合，主動地、自覺地、有目的地、有計劃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①。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也是如此，它是電視媒體主動的將決策、理念、戰略等與實踐相結合，根據具體的外部世界進行主動的、自覺的、有目的、有計劃的傳播活動，從而產生一定的影響力。相反，如果電視媒體的傳播活動始終處于被動的局面，始終服從于其他媒體的議程設置，或者是成為其他媒體的傳聲筒，無法單獨采集并信息，沒有形成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沒有自己的價值追求和理念，，那么這樣的電視媒體可以說不具有傳播能力，或者傳播能力低下。
3、運動性
運動性原理是指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是動態的，其穩定是相對的。電視媒體傳播能力內部的聯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根據具體事件做出不同的并且恰當的反應。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和運動，人們對信息的需求也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和更新，電視媒體若要適應世界的變化，滿足人們的需求，就必須不斷的調整自己，適應社會，從而走在信息時代的前列，影響并引導時代的發展。這恰恰也體現了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運動性的特點。
4、互動性
電視媒體對外傳播的目的就是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產生一定的影響。電視媒體要達到對外傳播的目標，就必須了解受眾群體的特征和需求，提供受眾想要知道的信息，而不僅僅是傳播自己想傳播的內容，說自己想說的話。媒體與受眾之間相互聯系，不可分割。媒體內容對不同的受眾有不同的針對性，受眾對媒體的傳播活動做出信息反饋，兩者形成互動。與受眾保持一定的互動使媒體更好的為受眾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信息，這不僅是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體現，更有助于提升這種能力。
二、影響中國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外因
中國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發揮和提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主要分為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兩大類。在客觀因素中則包括以下幾點：
1、傳媒環境
傳媒環境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內，大眾傳媒的發展水平，媒體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等。其指標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媒體發展水平，指傳媒的種類、數量，傳媒的覆蓋率、普及率、發行量等，還體現在國家對媒體資源的利用，以及媒體在受眾中的易得性。二是傳媒的社會環境，指傳播機構的管理方式以及傳媒與國家權力的結構關系。
傳媒環境之于電視媒體發展，猶如水之于魚的生長。良好的傳媒環境將有利于電視媒體的健康發展，有利于電視媒體傳播能力的提升和發揮。但是，傳媒環境是一個較宏觀的概念，其內部各項因素對電視媒體的影響也比較復雜，因此，要多方觀察、仔細研究，針對不同領域、不同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方能把握住傳媒環境與電視媒體的關系。
2、基礎設施
電視媒體基礎設施是中國電視媒體對外傳播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和前提。因此在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建設中，我們要重視基礎設施的作用。
我國曾深刻體會到沒有自己的傳播渠道設施的無奈。在20世紀60、70年代，我國對外傳播通過向國外寄送節目，或者租用其他國家的通訊衛星來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外傳播活動的開展和傳播的質量根本得不到保證，甚至受到不法分子的干擾。再例如媒體的數字技術。在現代傳播中，數字技術是一項高質、運用范圍非常廣泛的技術。對于中國電視媒體來說，掌握和運用數字技術將大大提高傳播效率，實現傳播現代化。
3、覆蓋范圍
媒體覆蓋范圍是指印刷媒體的發行范圍或電子媒體傳播所能達到的地區范圍。對于媒體來說，覆蓋范圍越廣，其信息傳播的范圍也就越廣，媒體的潛在受眾也就越多，媒體的潛在影響力也就越大。但是要明確的一點是，媒體的覆蓋率不等于收視率，媒體的覆蓋率高，并不等于其影響力大。媒體要進行國際傳播，其覆蓋率必不可少。沒有覆蓋率，媒體的信息就無法到達傳播的目的地，也就無所謂國際傳播。媒體若要進行全球性的傳播活動，就必須建立全球性的媒體覆蓋。
三、影響中國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內因
影響電視媒體對外傳播能力的主觀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1、媒體公信力
喻國明認為：媒介公信力評價是公眾通過社會體驗所形成的，是對媒介履行作為具有特殊使命的社會公共產品所應承擔的社會職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體驗基礎上的評價，而媒介公信力則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贏得公眾信賴的職業品質與能力②。
從公信力的概念和認識中可以得出，公信力重在“信”字。“信”體現了媒體在傳播信息時的媒體精神和理念，是對受眾負責的表現。同時，“信”也體現了受眾對媒體的看法，是媒體在受眾心目中地位和權威性的體現。
電視媒體公信力的形成，取決于電視媒體所傳遞的信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信息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客觀、真實的信息是電視媒體公信力的基本也是關鍵性因素，只有客觀、真實，才能取信于民。二、信息的及時性。電視媒體的主要責任就是及時地為受眾提供各種信息，以滿足受眾對社會變動的信息的需求。三、信息的觀點和立場。電視媒體的觀點和立場是立足之本，人云亦云頂多充當“傳聲筒”的角色，所傳遞的信息將無價值可言，無法在競爭激烈的媒體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四、受眾的態度。電視媒體的公信力如何，歸根到底還是由受眾說了算，而這取決于受眾對電視媒體的接受和使用程度。
2、傳媒從業人員素質
當今的國際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在傳媒領域，人才決定著媒體的實力。傳媒從業人員素質的高低，關系著媒體的生存與發展。在全球傳播勢不可擋的當下，高素質和專業人才的缺乏成為制約中國媒體發展的重要因素。
作為一名對外傳播的媒體從業人員，光具備專業知識、職業精神和職業道德還不夠，還要具備跨文化傳播能力和良好的外語水平?？缥幕瘋鞑ツ芰?，是媒體從業人員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傳播的能力，它需要充分了解和認識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人民的政治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在了解的同時融入進去，運用其他民族和國家容易接受的傳播方式來傳遞本媒體所要傳遞的信息。只有這樣才能具有國際傳播能力。
3、媒體信息傳播藝術
如何傳播是技巧問題，是指新聞媒體在采集、制作和傳播新聞信息時所選擇的角度、方式、分寸和時機等。能否在信息的傳播中體現及時性、豐富性和服務性、能否對復雜的新聞事實提供有效的深度解讀，能否提供獨家的報道、評論和觀點，直接影響到傳播的質量和能否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在信息傳播藝術上，人的傳播方式和技巧受到他所處的文化背景的影響，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相同的信息內容會有不同的傳播方式，會有不同的看法和態度。
首先是信息傳播的語言藝術。媒體語言是媒體進行傳播時所使用的社會語言，是媒體傳播的基本元素，對媒體的信息傳播有巨大影響。相同的內容，采用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會取得不同的效果。
其次是信息內容傳播的角度問題。采用恰當的傳播方式，包括敘事方式，傳播者的立場，傳播中的用詞等使得受眾容易接受，甚至是樂于接受。在跨文化傳播中，獨特的民族文化也會產生世界性吸引力，但作為一種具有“吸引力”的有效傳播方式，傳媒必須用國際傳媒介的通用語法，用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核心價值去設置、評說國際社會的核心議題?！?/p>
參考文獻
①百度：baike.baidu.com/
view/1286.htm
②喻國明、靳一：《大眾媒介公信力測評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