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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傳統的理解應當深入到其內隱層,即傳統作為思維方式的民族審美結構是歷史的“積淀”,它在藝術傳統內隱層中起著統攝作用。中國畫家思維方式及審美觀念、趣味,具有特殊性質。當代中國畫家的文化心理與藝術傳統的聯系在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藝術傳統的精粹都是在歷史許可的范疇內,最大限度地實現創作自由。藝術家不是在真空中進行創造,他是作為一個既定的文化繼承者在進行藝術活動,在他對既定文化塑造的過程中也包括潛在的藝術圖式對他的塑造。傳統的文化不是固定不變的,它總是帶著經驗、習慣,從而使自己具有現代價值并不斷更新、前進。“知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石濤話語中的玄機值得時時體味。真正的傳統是不斷前進的產物。
二、外來文化影響
表現當代人的審美觀,幾乎是所有求變畫家所希望接近的。我們不能忽視甚至反對藝術發展過程中要必然地符合規律地出現藝術的當代的一面。一個文化的特殊性格,不通過比較就很難突出它應該突出的東西。藝術的當代形式時代對藝術的要求,是藝術家歷史使命感在藝術中的表現,是時代生活與社會審美心理的體現。經驗告訴我們,對外來文化不應該是移植,而是以我們的思想去感應,中國畫必須保持自己藝術的獨立性。我深信,中國傳統主體觀念將在接受現代文化觀念的洗禮中,必將完成一次大的新陳代謝。三、中西方美學價值的正確認識
藝術發展史告訴我們,偉大的藝術作品總是能表現出深刻的哲學觀念。各個時代的真正偉大的藝術,它往往既是民族,但又不會囿于地域、民族的狹窄界限,總會在審美的深層上通向人類。從比較研究的結果來看,中國藝術是人格理想的一種體現,保持和諧是中國畫的根本。從本質上講,中西方藝術不存在高低優劣,而只有差別。人們應站在人類文明和歷史發展的高度對包括傳統本身及其影響在內的問題進行反思。中華民族完全能夠用自己的理想和實踐,吸取世界文化中的精華,注入現代藝術以新鮮血液,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美術。
由于幾十年來的歷史布滿了深陷的斷層,因此造成了不同年齡段的畫家在知識結構上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了各種“代溝”,人們很難使用雙方認可的概念和術語進行對話。在對前人作品的領悟,也因缺乏對構成元素的敏感和對知識結構、心理結構的適當組織,所以對深層表現內容的感受以及對形式構成深入感受之間產生脫離的現象,更多的人只能對形式構成有一定的敏感,而不能進入深層的表現內容,所以空洞的藝術表現成為通病。投入自然、投入生活成為當代畫家迫切的需要,我們的前人正是看到永恒和自然界充滿生機活意,大化流行,處處都在宣暢一種活躍創造的盎然生意,就是因為這種宇宙充滿機趣,才促使我們的先人奮起效法,生生不息,創造出輝煌的藝術成就來。
從理論這個角度來看,理論的正確引導比較薄弱。因為藝術的奧秘可能并不是由藝術家本人可以洞察和解說的。相反理論家以其高度敏銳的理論審察力和深刻的反思,在美學和繪畫之間找出一種類似的西方藝術心理學這樣的學問,既不是偏重于純粹抽象的哲學思考,也不只完成一個沒有意義的形式,找出這種中間橋梁才能對繪畫創作真正產生實質性的引導作用。
綜合上面的分析,當代中國畫的發展,應采取吞兩極而取中,內研傳統,心師造化,妙合當代,不斷更新和完善自身的中國畫創作語境,創作出更多富有時代美感的、健康的中國畫作品,促使一個多元化局面的形成。驚人的昨天已經逝去,輝煌的明天必將來臨,中國畫的“路”一定會越走越寬。
【摘要】通過對當前中國畫若干問題的分析,提出了對中國畫文化標準、當代中國畫的發展,應重新反思、定位和自我修復的論點。期許不斷更新和完善自身的中國畫創作語境,創作出更多富有時代美感的、健康的中國畫作品,促使一個多元化局面的形成。
【關鍵詞】當代中國畫文化思潮多元化創作語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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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籌劃論文分析了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稅收作為企業的客觀理財環境之一，如何依法納稅并能動地利用稅收杠桿，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成為企業理財的行為規范和基本出發點。一個企業如果沒有良好的稅收籌劃，不能有效地安排稅務事項，就談不上有效的財務管理，也無法達到理想的企業財務目標。對于追求價值最大化的企業來說，如何在稅法許可下，實現稅負最低或最適宜，也就成為企業稅收籌劃的重心所在。因此，稅收籌劃論文深入探討企業稅收籌劃的理論依據和籌劃思想，就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一、稅收籌劃論文稅收籌劃的含義與特點
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稅收籌劃是指在遵守稅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稅收法規所賦予的稅收優惠或選擇機會，通過對企業投資、經營和理財等活動的事先安排和籌劃，盡可能地節約稅款，達到稅負最輕或最佳，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行為。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稅收籌劃必將成為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籌劃論文提到它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1）合法性。稅收籌劃不僅符合稅法的規定，而且符合稅法立法的意圖，這是稅收籌劃區別于偷稅避稅的根本點。在合法的前提下進行稅收籌劃，是對稅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貫徹，也體現了稅收政策導向的合理有效性。國家在制定稅法及有關制度時，對稅收籌劃行為早有預期，并希望通過稅收籌劃行為引導全社會的資源有效配置與稅收的合理分配，以實現國家宏觀政策。因此，提到稅收籌劃不僅不違法，而且作為納稅人的權利受到國家的保護。
（2）超前性。稅收籌劃是企業對生產經營、投資活動等的設計和安排。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納稅義務的發生具有滯后性，即由于特定經濟事項的發生才使企業負有納稅義務。一旦經營活動實際發生，應納稅款就已確定，再進行籌劃已失去現實意義。稅收籌劃就是要將稅收作為影響納稅人最終收益的重要因素，對投資、理財、經營活動做出事先的規劃、設計、安排。
（3）整體性。稅收籌劃的整體性，一方面指稅收籌劃不能只注重于某一個納稅環節中的個別稅種的稅負高低，而要著眼于整體稅負的輕重；另一方面指總體稅負的輕重并不是選擇納稅方案的最重要依據，應衡量“節稅”與“增稅”的綜合效果。稅收籌劃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現在的財務利益，還要考慮納稅人的長期利益；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的所得增加，還要考慮納稅人的資本增值；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的稅后財務利益最大化，而且還要使納稅人因此承擔的各種風險降到最低。總之，稅收籌劃只有從納稅人財務計劃、企業計劃這些整體利益出發，趨利避害、綜合決策，才能真正達到目的。
（4）積極性。從宏觀經濟調節看，稅收是調節經營者、消費者行為的一種有效經濟杠桿，國家往往根據經營者和消費者的“節約稅款，謀取最大利潤”的心態，有意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引導和鼓勵投資者和消費者采取政策導向行為，借以實現某種特定的經濟或社會目的。
（5）目的性。稅收籌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減輕稅收負擔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在多種納稅方案中選擇稅負最低的方案；二在納稅總額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選擇納稅時間滯后的方案，這就意味著企業得到一筆無息貸款，通過稅負減輕而達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6）普遍性。從世界各國的稅收體制看，國家為達到某種目的或意圖，總要犧牲一定的稅收利益，對納稅者施以一定的稅收優惠，引導和規范納稅人的經濟行為，這就為企業提供了進行稅收籌劃、尋找低稅負、降低稅收成本的機會，這種機會是普遍存在的。
二、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稅收籌劃的主要方法
1.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籌資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不論是新設立企業還是企業擴大經營規模，都需要一定量的資金。可以說，籌資是企業進行一系列經濟活動的前提和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可以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籌資，如企業內部積累、企業職工入股、向銀行借款、企業間相互拆借、向社會發行債券和股票等，而不同籌資渠道的稅收負擔也不一樣。因此，稅收籌劃論文表明企業在進行籌資決策時，應對不同的籌資組合進行比較、分析，在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確定一個能達到減少稅收目的的籌資組合。
（1）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的選擇。就舉債籌資而言，要考慮舉債籌資費用，如發行債券要支付手續費和工本費等，而借款雖不需支付手續費和工本費，但要按借款合同金額的一定比例繳納印花稅，因此稅款的繳納作為籌資費用因素必須考慮。但是利用債務籌資，納稅人不僅可以獲得利益收益額，而且負債利息可以在所得稅前扣除，與不能作為費用支出只能以稅后利潤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負債籌資可以少繳所得稅，獲得節稅收益。這樣，企業在確定資本結構時必須考慮對債務籌資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企業息稅前的投資收益率高于負債成本率，負債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權益資本的收益水平。然而，負債利息必須固定支付的特點又導致了債務籌資可能產生的負效應，如果負債的成本率超過了息稅前的投資收益率，權益資本收益會隨著負債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負債越多越好，隨著負債比例的提高，企業的財務風險也就隨之增大了。
（2）融資租賃的利用。租賃也是企業用以減輕稅負的重要籌劃方法。通過融資租賃，納稅人不僅可以迅速獲得所需的資本，保存舉債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資產可以計提折舊，折舊作為成本費用，減少了所得稅的征稅基數，少納所得稅，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還可在所得稅前扣除，進一步減少了納稅基數。因此融資租賃的稅收抵免作用極其明顯。
2.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投資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企業在進行投資預測和決策時，首先要考慮投資預期獲得的效益，其次要考慮收益中屬于本企業的有多少。對投資者來說，稅款是投資收益的抵減項目，應納稅款的多少直接影響到投資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稅對投資收益的影響更需決策者的重視。
（1）組織形式的選擇。企業在設立時都會涉及組織形式的選擇問題，而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供企業選擇的企業組織形式很多，不同的組織形式稅收負擔不同。企業可以通過稅收籌劃，選擇稅收負擔較輕的組織形式。
（2）投資地區的選擇。企業需要對投資地稅收待遇進行充分考慮，有時國家為了支持某些區域的發展，一定時期內對其實行政策傾斜，如現行對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西部地區等的稅收優惠政策。在這些地區投資，有些稅種可以少交或不交，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導向和稅法的立法意圖。
（3）投資行業的選擇。為了優化產業結構，國家在稅收立法時，也做了相應的規定，以鼓勵或限制某些行業的發展。因此，企業投資時選擇投資何種行業也可以進行稅收籌劃，要結合實際情況，予以充分的考慮。
3.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經營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企業以不同的方式籌集資金，并按照科學的方法投入企業后，其經營活動進入營運周轉階段，這一階段集中了企業的主要經濟活動，籌資、投資的效益通過這個階段得以實現，而且自始至終包含著稅收籌劃。企業可以通過合理安排生產經營活動來進行稅收籌劃。例如，對于享受限期減免所得稅優惠的新辦企業，獲利年度的確定也應作為企業稅收籌劃的一項內容。由于新辦企業產品初創，市場占有率相對較低，獲利初期的利潤水平也較低，因此，減免所得稅給企業帶來的利益也相對較小。為了充分享受所得稅限期減免的優惠，企業可通過適當控制投產初期產量及增大廣告費用等方式，一方面推遲獲利年度，另一方面通過提高產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潛在的市場占有率，提高獲利初期的利潤水平，從而獲得更大的節稅利益。
三、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進行稅收籌劃應注意的問題
（1）遵守稅法，依“法”籌劃。稅收籌劃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合法性。不合法，就沒有稅收籌劃。具體包括3方面的內容：一是以依法納稅為前提。二是以合法節稅方式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進行安排，作為稅收籌劃的基本實現形式。三是以貫徹立法精神為宗旨，使稅收籌劃成為實現政府利用稅收杠桿進行宏觀調控的必要環節。
（2）稅收籌劃活動要充分考慮實際稅負水平。影響稅負實際水平的因素有貨幣時間價值和通貨膨脹。貨幣時間價值對企業投資績效及稅負水平的最深刻影響，表現在現金流量的內在價值的差異方面。在稅收籌劃中，企業應提高應收現金的收現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損害企業市場信譽的前提下，盡可能延緩稅收支出的時間和速度，控制現金支付的比重。考慮通貨膨脹因素會形成應稅收益的高估，同時還應注意到通貨膨脹也使得企業延緩支付稅金，會達到抑減稅負的效應。
（3）稅收籌劃要考慮邊際稅率。對稅收籌劃影響較大的稅率不是某項稅負的平均稅率，而是其邊際稅率。邊際稅率是對任何稅基下一個單位適用稅率，也即對每一新增應稅所得額適用的稅率。在實踐中，往往會出現“邊際稅率越低，稅收收入越高，邊際稅率提高，稅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現象，這反映了邊際稅率變化對納稅人心理的影響及對經濟行為的影響。企業應通過對邊際稅率的考察，核算稅收籌劃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合理開展稅收籌劃活動。超級秘書網
（4）稅收籌劃要有全局觀。稅收籌劃要從企業微觀經濟系統甚至國家宏觀經濟系統角度全面考慮，細致分析一切影響和制約稅收的條件和因素。
（5）稅收籌劃應注意風險的防范。稅收籌劃之所以有風險，與經濟環境、國家政策及企業自身活動的不斷變化有關，尤其是那些立足長期的稅收籌劃，更是蘊涵著較大的風險性。因此，在稅收籌劃中，有關人員除了全面學習稅收法規之外，密切保持與稅務部門的聯系與溝通至關重要。
關鍵詞:中國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中國古代有無民法,自清末變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爭論,但肯定者也極少論及中國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試圖勾勒中國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簡要分析一下形成這些特征的經濟、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國民法的文化底蘊,也能對我們現今的民法典進程有所啟示。
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傳統法律文化更是獨樹一幟。自然經濟的禁錮,等級制度的藩籬,使得傳統民事制度處于夾縫之中,高度發達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顯得蒼白無力。以至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法律是以刑法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個空白。不可否認,中國古代確實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民法,也沒有形成獨立的民法體系。但不論從客觀存在的需要調整的民事關系,還是保存下來的法律文本,我們都可以窺見民法之一斑。而中國傳統社會的保守性與封閉性、宗法性與倫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國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發達的農耕文明孕育了中國古代民法文化的獨特氣質。雖然中國古代沒有形成獨立的民法體系,但透過多樣的法律形式,我們仍可以發現隱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獨特之處。中國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內容簡單化
與羅馬法以及后來的大陸法系相比,中國古代的民法極不發達。民事法律制度調整的權利義務內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關系方面,而有關物權制度、法人制度、訴訟制度這些在羅馬法上發達的制度內容卻很少涉及。
中國古代還沒有現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觀念。在民事活動中,多不以自然人為民事主體,而是將宗族團體看作一個獨立的實體。家庭事務多以家長為代表,“在家從父”、“即嫁從夫”、“夫死從子”,婦女沒有民事主體地位。有尊長在,子孫不具有獨立的民事權利,不是獨立的民事主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清末變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國家開始承認土地的私有現象。但中國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使得物權的規定僅涉及所有權、典權,并且極不發達。《清稗類鈔》:“典質業者,以物質錢之所也。最大者為典,次曰質,又次曰押。”[1]這說明當時僅以典質物的大小區分不同的物權現象。
與中國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內容也極其簡單。中國古代刑法的發達程度在世界上可謂首屈一指。從戰國李悝著《法經》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為主。中國古代自夏朝建立即開始制定行政法律規范。現存的《周官》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質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法典。明清《會典》,內容涉及行政體制、官僚機構、行政管理體制等諸多方面。而民事關系一直被視為無關緊要的“細故”,國家很少干預。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客觀上存在著財產關系、商品交換關系、婚姻關系和家庭關系,然而傳統法律對上述私法關系的調整卻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違法違制都毫無例外地規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罰。以契約法為例,古代法典中雖也不乏有關合同的條文,但制裁手段幾乎只限于刑罰。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問題,則長期以來聽任習慣法支配。例如,唐律關于“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的規定,就“行濫短狹而賣”而言,無疑是有關商品買賣關系中的合同履行問題,因而該規范是民事規范,但是,對這樣一種“行濫短狹”行為給予杖六十的刑罰處罰,則顯然屬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該規范又完全是刑事規范[2]。再如,《唐律疏議·雜律》規定,債務人不履行契約,違契不償、負債不還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處理,債權人向債務人索取財物超出契約規定數量,或債務人向債權人給付數量不足的,均應以“坐贓論”。
民事規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現在婚姻家庭關系領域。《唐律疏議·戶婚》規定:“諸同姓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長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處罰。“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明律規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長私擅用本家財物者,二十貫笞二十,每二十貫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規定:“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3]很顯然,這些純屬婚姻家庭關系的民事違法行為,在中國古代法律中卻被認定為犯罪,并處以較為苛重的刑罰。
(三)法律倫理化
縱觀中國歷代封建法典,可以發現,法所調整的社會各個領域和各種社會關系,都被籠罩上了一層綱常倫理關系,倫理關系代表古代中國人身關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關系都被納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這五倫之中,并以綱常倫理為出罪入罪、輕重緩急的準則,民事領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國,貴賤、上下決定每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行為;尊卑、長幼、親疏則決定每個人在家族以內的地位和行為。個人地位不同,彼此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也不一致。在君臣關系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雜儀》有關于父子關系的內容:“凡諸卑幼,事大小,勿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家長有家庭財產的最高支配權,有家政的最高決策權,同時,父又有將子女作為財產出賣之權,父還有主婚權。在夫妻關系中,是一家之主,有決策之全權,婦只可順從,《禮記·郊特性》:“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妻之間是極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規定:妻沒有家庭財產的支配權,必須從夫,妻不得有私財,甚至改嫁時不但不能帶走夫之財產部分,并且連其從娘家帶來的嫁妝亦由夫家作主[4]。
(四)均衡觀
中國古代有大量關于均衡的議論。如《尚書·洪范》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老子》稱:“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5]“尚中庸,求和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核心地位,并成為傳統價值體系中最高的價值原則。在民事領域,更是主張公允適應、不偏不倚、崇尚穩定,注重調和,反對走極端。
例如,中國古代在債權關系方面相當注重對于債務人的保護。很早就有明確限制債務利息的法律,唐宋時法律原則上不保護計息借貸債權。均衡觀在財產繼承方面反映的尤為顯著。自秦漢以后,在財產繼承方面一直貫徹“諸子均分”的原則,無論嫡庶、長幼,在繼承財產方面一律平等。遺囑繼承在中國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視,在被繼承人有子女時,遺囑尤其是份額不均的遺囑完全不被認可。
(五)多種形式間的脫節
在中國古代社會,習慣法是有適用余地的。習慣法具有屬人、屬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歷史的延續性和濃厚的親情、鄉情,因此,中國古代歷代對習慣法都采取默認的態度[6]38。但錯雜而不統一的各種民法淵源必然存在矛盾之處,兩者若即若離。例如,古代社會主張“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戶律·婚姻》:“凡同姓為婚者(主婚與男女)各仗六十,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陜西長安、直隸、甘肅、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為婚,以至迫使官府認可其合法。再如,“尊卑為婚”,按規定“若娶己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并離異”,也迫于民間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規定:“其姑舅,兩姨姊妹為婚者,聽從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除上述民事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術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間,也存在著許多沖突。例如,為養父母服喪問題,《大清律例》與《大清會典》規定為“斬衰三年”,《禮部則例》則規定為“齊衰不杖期”[6]39。
二、中國古代民法不發達的原因分析
中國古代民法忽視個人,不講平等,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中國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發達”。而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經濟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體分析如下:
(一)經濟上:商品經濟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其民法也較發達,凡是商品經濟落后地區,其民法也較落后。商品經濟是民法產生的土壤和前提條件。中國封建社會自秦朝以來,一直是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生產僅用于自我消費,消費也基本上可以從自然經濟中得到滿足,個別物品的交換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實現,貨幣交換與商品經濟極不發達。封建統治階級依靠對土地的所有權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壓迫,農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剝削、壓迫,雙方根本沒有平等、交換可言。自然經濟具有封閉性、孤立性、單一性和自足性的特點,它造成了生產者之間的隔離,而不是相互依賴和相互交往,由于這種生產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賴于市場,因此,以交換為紐帶的商品經濟也就無從發展。商品經濟的落后,束縛了調整平等主體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民法的發展。
(二)政治上:專制主義的束縛
中國古代的政體是專制主義政體。從秦統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兩千年來專制皇權不斷膨脹。為了維護專制制度,封建統治者極力維護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經濟基礎,嚴厲打擊一切危及國家統治和皇帝安全的行為。歷代統治者都極為重視能直接產出生活或戰爭所需物質的農業,認為“農業是立國之根本”,而把發展商品生產認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富,主待農戰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認為:“凡事皆須務農,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歷代統治者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礙了民事關系的產生。一方面,對有利可圖的鹽、鐵、絲稠、瓷器、茶葉、酒、礦山等重要的手工業生產和貿易實行國家壟斷,還頒布《鹽法》、《茶律》限制私人經營;另一方面,對于民間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給予種種限制和打擊。如漢高祖劉邦對富商課以重稅,不允許其子孫為吏,唐朝時將工商之人列為百工雜流,同巫師相提并論,宋朝時定商稅以比較,明代禁止出境營商,禁止官宦家庭經營商業,否則子孫累世不得為吏,對宦官經商者處罪[7]。
中國古代社會強調“家國一體”。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到處充斥著君權、父權、夫權,強調家族主義,向來忽視“個人”。在家族時代,家族組織在社會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是社會中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有著極為廣泛的社會職能,包括宗教、教育、經濟以及現在專屬國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職能。個人被束縛在家族的身份網絡之中。一個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個家的成員,在家這樣一個倫理實體中,個人主義意義上的個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義輕利的觀念
儒家傳統文化歷來推崇“重義輕利”的思想。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這樣的看法,他對梁惠王說:“王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進一步提出:“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謀其功”的反功利主義觀點。“貴義賤利”的價值觀,肯定了“義”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首要準則。孟子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孟子把義作為與仁等同的概念處理。義的概念,就孟子看來,其實是宗親關系的引申。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思想即成為封建正統思想。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義”成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學說中人之所以為人的準則而加于人們的職責和義務。“重義輕利”的觀念,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中,歷經兩千年而不衰。由于傳統文化強調重義輕利,法律自然就排拒個人對私人利益和個人權利的追求,進而不斷壓抑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這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來,民法學界將較多的精力放在對大陸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為中國民法的繼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但關于中國民法如何與民族傳統文化溝通連接、繼承認同這一重要理論區域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法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8]每一個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現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風格。在任何一個國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變革總是取決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民法法典化的社會基礎,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在研究移植羅馬法時,應注意到對傳統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學、理性的態度來把握。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權利,中國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應該看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作為中華民族長期社會實踐的成果之一,其中諸如集體本位觀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諧觀念、善良風俗等內容在中國民法法典化的進程中仍然具有積極的正面效應和古為今用的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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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述[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38.
關鍵詞:新經濟文化大學文化創新自由開放
同志在慶祝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五四”重要講話中，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在199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他又進一步指出;面對世界科技飛速發展的挑戰，我們必須把增強民族創新能力提到關系中華民族興衰存亡的高度來認識。”因此，作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和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碰撞的中心，高等學校應當把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作為素質教育的重點，把創新作為大學文化精神的核心。同時，在核心之外，還需要加人“自由”和“開放”，才能構成大學文化精神的完整內容和體系。
1文化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類在實踐活動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化本身具有創新性，人與自然物區別開來，就在于人的創造。所謂創造.就是建立前所未有的新質文化的過程，也就是創新;創造表現著人的本質。文化以創新為內核，因為創新才有了文化。關于文化的發展，有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問題:不同時代、內涵和民族的之化，其內在的創新機制是不一樣的。這里的不樣有兩層含義:一是有沒有創新機制，二是創新機制是什么樣的。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即使沒有創新機制，當然也要創新，因為人要生存，更要發展，而發展的前提便是文化創新:就第二個問題而言，文化內在的創新機制不一樣，文化的創新和轉型也會不一樣，例如中國封建文化的墨守成規，使中國文化長期被禁錮而得不到充分發展，而歐洲的文藝復興沐因為文化思潮的突變和打破成規的創新精神，使歐洲文化沖破中世紀的黑暗，進人了一個新的輝煌時期。
文化本身具有創新性，這種特性是需要一定的創新機制來發掘的，而機制的存在與否以及機制的健全程度如何，則取決于一定社會和時代的精神氛圍。中國的封建文化在唐朝時達到鼎盛，各國學者云集長安。當時的封建統治者不但支持學術外傳，對中外文化的兼容和吸收也持寬容和鼓勵態度。這種開放和自由，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并不多見，也因此使唐朝時的中國文化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然而，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知識分子并沒有把這種優良傳統一直留存下去，“傳內不傳外”“文人相輕”的不良風氣，以及封建王朝的固步自封、閉關鎖國，使文化有名無實，有形無體，淪為搖頭晃腦的“之乎者也”。盡管我們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盡管歐洲中世紀教會統治的黑暗阻礙了西方文明的進程，但沖破層層阻隔的歐洲文化在經過一段較長的陣痛期后，終于迎頭趕上并超過了停滯不前的中國封建文化，并使這種西方文明對中國文化的優勢幾乎一直保持到現在。歷史事實說明:隔離、封閉必停滯;開放、自由方發展。具創新性的文化需要自由與開放。
2大學文化的特征和地位
所謂大學文化，是指在大學歷史發展過程呼形成的.人們在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士有別于其他社會群體的一種團體意識和精神匆圍。大學文化是整個社會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它以潛移默化的形式傳遞著社會文化的精神。
2.1大學文化的基本特征
要認識大學文化，首先要分析大學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一，大學文化是傳統與現代的同一。如果孤立地看待傳統與現代，認為傳統的就是過去的，現代的就是現實的，那傳統與現代就成了一對矛盾。但如果從這個概念來看，傳統是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淀而形成的對現實社會仍產生巨大影響的特質或模式。既然傳統是特質或模式，那么，完全可以在現實當中和現代化進程中自主決定是否吸收這種特質或采用這種模式，則傳統與現代也就不成其為矛盾:大學文化，首先是吸收和繼承了以往的文化成果，是傳統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積累。同時，大學文化相對處于社會文化發展的前列，又因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趨勢，大學成為現代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這就使大學文化成為傳統與現代的同一。
第二，大學文化是融合與批判的同一。大學文化既秉承傳統文化.又吸收現代文明;既背靠民族文化，又面對外來文化，通過學術交流，各種文化中的不同觀念、學說、思潮在相互交鋒中漸趨融合而形成了新的文化或文化現象。在融合的過程中，因為文化本身具有批判性，因而大學文化不僅僅是吸收不同文化的成果，也會理智地進行批判和選擇，進而剔除文化中的糟粕。
第三，大學文化是積累與突變的同一:所謂文化積累，是指舊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增加。現代大學所設的學科囊括了人類幾千年來積累與創造的文化的各個部分。大學的科學研究與知識的傳遞起著保存與繼承人類文化的作用。大學在培養能夠繼承與創造人類文化的下一代的同時、還發展與創造著新的文化。文化突變則是指新文化結構的飛躍，這種飛躍主要依賴于兩種要素:一是具有文化創造精神與能力的人，二是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之間的接觸與滲透。大學文化的組成中無疑同時具有這兩種要素:
文化積累和文化突變的交互活動即文化的變遷，大學文化中積累與突變同一的這一特征、使大學文化具有了引導和改造社會文化的能力。
2.2大學文化的地位
要認識大學文化，還要充分認識大學文化作為一種亞文化所處的地位。所謂亞文化，是指為部分社會成員所承認與接受。由在某一群體內流行的價值觀念、行為規范與表現構成的文化。亞文化是相對于主文化而言的。亞文化要符合主文化的潮流，亞文化處在主文化的指導下，其主要性質與主文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主文化對于一個人的影響也往往要通過亞文化的傳遞。大學亞文化不斷地從社會主文化中吸取精華，并以其創造的精神產品和人才向社會反饋先進文化，引導社會文化進行更新。同時，社會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往往是消極作用與積極作用共存。文化潮流中的某些支流.可能是涓涓清流，也可能是股股濁流，甚至是洶涌暗流。基于大學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它所具備的學術自由、文化創新和真理為上的基本特點，使大學文化不僅能直面整個社會文化，而且還能運用自身的批判能力和改造能力，對社會文化的變遷和發展產生積極與正面的影響。因此大學文化既與社會文化緊密相連，又具有自身的獨立性—大學文化不同于社會文化。但總體來說，大學文化應該順應社會文化，應符合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的要求，大學文化精神應追隨時代的精神。
那么，我們今天所處的21世紀是一個什么時代，又具有何種時代精神呢?
3新經濟時代的社會文化精神
sp;21世紀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有人稱之為知識經濟時代，有人稱之為信息化時代。首先應該肯定的是知識經濟的存在和信息化的加快，并且二者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發展中的熱點和潮流。事實上現在最新的提法是:20世紀是新經濟時代。
何謂新經濟時代?必須從新經濟時代的兩個組成部分來談:
其一，知識經濟。知識經濟的根本在于創新，它的產生得益于知識的不斷更新和創造。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類創造的知識總量遠遠超出人類幾千年來積累的全部知識總和。而當今社會日益自由和開放的經濟和文化體系，恰好為知識的迅速轉化提供了必需的外部條件和重要的保障，才真正實現了知識~財富的轉化，從而產生了知識經濟。
其二，信息化。網絡以幾何級的增長速度把人類帶人了信息社會，在信息社會里，物質財富和傳統價值的重要程度和所占地位，遠遠不能和信息相比。當前的信息革命正在使具有創新意義的知識和信息成為人類財富的主要來源。人類雖然仍被規范在社會系統之中，但由于交通和通訊的便利，人們已不再受到空間的嚴格限制，而是可以通過網絡系統分散在不同的地點從事科研、學習和生產活動。
那么，應該如何來評價網絡文化呢?網絡文化的載體是互聯網，它是充分自由和完全開放的，因此使知識可以突破地域、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在瞬間傳播到全世界。同時，在聯通網絡的那一刻，就進人了一個完全自由和開放的領域:知識可以自由傳播和汲取，不同的學術派別可以進行最深人的探討，迥異的民族或個人也能相互溝通與交流，由此產生的網絡文化也因此被賦予了自由和開放的內在精神。
知識經濟的精髓是創新，信息化的理念是自由與開放，兩者是新經濟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正如前文所表述的，文化是人類在實踐活動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知識經濟和信息化承載著人類新世紀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毫無疑問也是新經濟時代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新經濟時代的社會文化籍神是創新、自由與開放。
4大學文化精神與杜會文化精神同構
社會文化精神是一個具有完整而嚴密結構的系統，它由許多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子系統構成。大學文化精神正是整一個社會文化精神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和核心系統。在人類邁人新經濟時代之際，社會文化精神為適應時代的變更，必須要改進其中某些落后于新經濟時代的內容。而社會文化精神的變化，又會促使大學文化精神發生變化，使之順應新經濟時代的要求。在社會文化精神對大學文化精神產生積極作用的同時。大學文化精神也會對社會文化精神產生促進作用。這種作用表現在大學文化精神使社會文化精神的內容更加豐富和充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促進社會文化精神的發展。
社會文化精神影響著大學文化精神，大學文化精神促進著社會文化精神，兩者相互作用，以不斷同構來滿足新經濟時代的要求，使新經濟時代的大學文化精神具備了如下特點:
第一，以創新為靈魂。現在我們要研究的不是要不要創新蜘題，而是在大學文化中如何創新的問題。如果哪所大學仍意識不到創新的重要，或者還在討論究竟要不要創新，那么，這所大學也只好自動被淘汰。
第二，將更加自由。首先是學術自由。學術研究是大學的基本功能和傳承文化的基礎。中國傳統文化的自我約束和自我克制，在某種程度上延緩了新文化的產生。學術派別之間的壁壘森嚴，人為地造成了學術分割，這些弊端阻礙了學術的自由發展。其實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就是以“自由教育”為主，只是隨著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社會分工的加劇，自由教育才逐漸為專業教育所取代。我們不否認專業教育的貢獻和重要性，但也不能片面強調之。在大學文化中，要體現“學術自由”，就要做到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融合。同時，要實現相同學科內部不同研究方向的融合，把分得過細的學科體系統合成大學科，模糊專業界限，實現技術交叉和學科綜合。其次是管理自由。這主要體現為大學在自身運作、招生、體制改革和其他相關方面有較多的自，應該允許高校根據自身情況和社會濡要進行更多的決策。大學文化植根于大學，大學是實施高等教育的場所，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才，大學管理的自由就意味著培養人才的自由，這樣更有利于創新意識自由精神和開放思想的培養。超級秘書網
第三，實施開放戰略。當前，大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社會進人信息化和網絡化時代，到處可以學到知識，大學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同時，中國高等教育不足10%的毛人學率表明:高等教育仍屬于精英教育。這說明，能夠加人到大學文化中的人太少，需要更多的參與者來充實隊伍和陣容。因此，大學應當總結歷史教訓，立足于自身的發展，主動面向國內和國際社會，積極提升軟硬件條件，提供開放體系的課程，改革教學、科研和內部管理，并為更多公民提供多途徑、多渠道的大學人學方式，全面實施開放戰略，進行自我調整、從而適應社會和時代的發展進程。
中國文化專有項體現在歷史文化、宗教文化、生活環境、社會政治發展等各個方面，給跨文化交際帶來不少困難，是文本翻譯中的難點。本文將以Verschueren的順應理論為視角，利用王穎頻/滕碩總結的文化特色詞的10種翻譯策略，結合中德文化網站，通過實例分析來探析中國文化專有項的翻譯策略并對各種翻譯策略和方法進行解釋和評價。
關鍵詞：順應理論；文化專有項；中德文化網；翻譯策略
一、引言
在當代社會和經濟結構中，文化越來越成為彰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當前中國正在大力倡導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而網絡作為新興的媒體形式為我國的文化外宣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徑，中德文化網站就是這樣一個進行文化外宣的好的展示平臺。各民族的文化差異使世界文化豐富多彩，但在具有自己獨特個性的同時，卻給跨文化交際帶來了困難，其表現形式為文化專有項。文化專有項在文本翻譯時更是翻譯的難點，因此，能否處理好文化專有項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跨文化交際的成功與否。葉苗（2009）在她的“歸化異化之爭”中指出，研究漢譯外時應該提倡“異化”、并堅持“異化”。這是因為“異化”可以彰顯漢語相對于外語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有助于中國文化的輸出，抵制西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權，提高中國的文化軟實力。鑒于此，筆者認為，在處理中國文化項的翻譯時，我們應該優先采取“異化”的方法，將中國的文化特色傳遞到目的語文化中，擴大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認知語境，真正達到文化外宣的目的。Verschueren首次提出了順應理論，王穎頻則系統地將順應理論應用到了翻譯研究中，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本文以漢語文化專有項的德譯為切入點，通過分析“中德文化網”中的實例來探究文化專有項的翻譯策略。第五部分實例分析中的例子均來源于“中德文化網”的“焦點話題”和“社會與媒體”這兩個欄目，筆者聚焦的是這兩個欄目中“來自中國的聲音”或“關于中國的文章”中的文章。
二、文化專有項
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由于目的語與母語的文化背景不同，從詞的內涵意義上講，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會產生特定的文化意義或蘊涵；不同文化背景下詞匯的文化蘊涵呈現出不等值性（又稱半對應性）、非對應性和零對應性（又稱為詞匯空缺對應）三種現象（譚勇2003∶231-234）。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有數以萬計的文化元素在別的文化中找不到對應詞，例如中醫的“腎虧”、“上火”、“刮砂”等，以及與中國漢字相關的文化現象，如拆字和對聯、歇后語、成語典故等，在翻譯這些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時，由于目的語中對應位置缺失，其翻譯難度可想而知。
1996年，西班牙的翻譯理論家艾克西拉對文化專有項的定義是：“文本中出現的某些詞項，由于在譯語讀者的文化系統中不存在對應詞或者與該詞項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在源文中的功能和涵義轉移到譯文時發生翻譯困難。所謂不同的文本地位，也就是因意識形態、慣用法或使用頻率等方面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價值。”（張南峰，2004）由于中西方在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思維習慣等方面存在差異，中德兩種語言所承載和傳遞的文化內涵往往有很大不同，尤其在翻譯文化專有項時，譯入語讀者的文化系統中不存在對應項目或者與該項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文化專有項成了文本翻譯時的一大難點。
三、順應理論與翻譯
1987年，比利時的語用學家Verschueren在他發表的題為“作為順應論的語用學”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順應論”的概念。1999年，他出版了一部名為《語用學新解》的專著，系統地將順應論應用到了語用學上。Verschueren認為，使用語言的過程也就是一個選擇語言并做出變通抉擇的過程，人在交際時會有一種語言順應的趨勢，即不斷地順應不同的交際意圖、交際伙伴和交際語境。語言順應包括語境因素順應、語言結構的順應、順應的動態過程和順應過程的意識凸顯程度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構成了順應論的主要分析維度。（Verschueren，1999）
順應論在翻譯中體現為對理解和表達過程的順應。在理解源文時要順應源發語的語言規律和表達習慣，順應源發語的文化語境和交際背景，順應原文作者的意圖和交際意向等；在表達時，譯者要順應譯文讀者在語言和文化方面的接受可能，順應目的語的語法規律、語言習慣和文化背景等。總而言之，整個翻譯過程就是譯者不斷對語言、語境和文化進行順應選擇的過程。（王穎頻2013∶248）因此，用順應論的視角來進行翻譯研究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四、中德文化網站的特點
中德文化網是歌德學院總網站下的一個分站，由歌德學院和博世基金會共同設立，于2007年上線。該網站文章均以中德雙語版進行展示，譯文語言表達通曉流暢，極少節選，而是進行全文翻譯，這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王穎頻/滕碩 2013∶163）譯者在翻譯時，除了從順應論的角度出發選擇恰當的翻譯策略之外，還需要考慮語篇外的一些因素。諾德（Nord）認為，翻譯綱要應當包含文本傳播媒介、文本制作或接受的動機、（預期的）文本功能、譯文接受者以及（預計的）文本接受時間和地點。（王韶嵐2009∶22）結合中德文化網站來看，其文本傳播媒介是網絡，它是一種在線雜志。網站主辦方邀請中德兩國知名專家學者就雙方共同關注的文化和社會問題發表看法，力圖通過對不同視角與文化立場的展示，消除誤會、促進兩國跨文化理解與交流（王穎頻/滕碩 2013∶163），這是文本制作或接受的動機。根據賴斯的語篇類型理論（信息型、使役型、表達型），中德文化網的語篇類型主要是信息型和表達型，由此可推斷出中德文化網站預期的文本功能在于展示兩國的文化。中德文化網站上德文版網頁的接受者既可能是學中文的德國人，例如德國的漢學研究者，也可能是完全不會中文的人；既可能是對德語和德國文化感興趣的中國人，也可能是完全不了解歌德學院，誤打誤撞點擊到該網頁的人。中德文化網站文本接受時間是異步傳播的方式，即發送者發出的信息一直存在，而接收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合適的時間、場所獲取信息。（王韶嵐2009∶23-24）。此外，筆者還發現，中德文化網站上中譯德的譯者往往是德國人，而德譯中的譯者往往是中國人，這種安排符合了譯者通常較擅長將原文譯為母語的規律。
五、實例分析――以中德文化網站為例
王穎頻/滕碩（2013）在他們的論文中總結出了10種文化特色詞的翻譯方法，筆者通過對比發現，他們總結出的這10中翻譯策略是到目前為止最為系統和詳盡的有關文化專有項的翻譯策略，不僅在指導翻譯實踐方面而且在指導翻譯評價方面都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為此，筆者在下文中擬從順應論視角下借用這十種翻譯方法指導我后文的翻譯評價，并結合中德文化網站上的實例，來具體探討文化專有項翻譯策略的問題，并評析每種翻譯方法的優劣。
筆者將這十種方法劃分成了三組：第一組：音譯；直譯；音譯+直譯。第二組：近義替代；擴充式解釋性翻譯；縮減式概括性翻譯。第三組：音譯/直譯+文內嵌入式解+音譯/直譯+文外補充式解釋+音譯/直譯+文內嵌入式解釋+文外補充式解釋+近義替代+文外補充式解釋。筆者將第二組近似看成是“意譯”，因為按照范仲英（1997∶90）的說法，意義就是一門“鉆進去”、“跳出來”的藝術，“鉆進去”是指鉆研原作，吃透原作；“跳出來”就是要擺脫原文語言的影響和束縛，設法按照譯語的表達習慣把原作重新表達出來。由此可見，意譯是一種不注重原作語言形式的翻譯方法，而第二組中的三種翻譯方法就是力圖擺脫源文語言形式的束縛，將原文大意表達出來。第三組則是在直譯、意譯和近義替代的基礎之上加上了文內文外的補充式翻譯，為此筆者把第三組理解為補譯。接下來，筆者將結合中德文化網上的實例對這三組翻譯方法逐一進行分析。
第一組：
1. 音譯
音譯即將原文中的漢語以拼音的形式直接引入德語譯文中，例如將武術中的“文場”、“武場”＼+①分別音譯為“wenchang”、“wuchang”。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中國文化越來越被其他國家所了解，很多中國元素在德譯時并不需要在目的語中尋找替代詞，用于那些為外國人所熟知的中國文化專有項中，如：“qipao”， “Kongfu”，“Mahjong”等。此外，隨著科技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和交流的日趨廣泛，新事物、新生活方式、新的社會結構和習俗的變化，都會刺激新詞語的產生。因為方便快捷，未來音譯詞數量增大是必然的趨勢，也必將極大豐富德漢語言。（卓新光、王晶2007∶109）
2. 直譯
直譯是指在譯文語言條件許可時，在譯文中盡量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別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卓新光、王晶2007∶110）直譯包括兩種變體，一是逐字翻譯；二是根據字面意思直譯。（王穎頻/滕碩2013∶165）例如，將“紙錢”＼+②翻譯成“Papiergeld”就是逐字翻譯。逐字翻譯往往只適用于翻譯較小的語言單位，而根據字面意思直譯則使翻譯具有較大的靈活度，譯者可以順應目的語的語序和語法表達習慣做出調整。（王穎頻/滕碩2013∶165）例如，將西游記里的“花果山”＼+③根據字面意思直譯成“Der，Berg der Blumen und Früchte”。
3. 音譯+直譯
有時也可以將音譯和直譯結合起來使用，如譯者將“風水學”＼+④翻譯成“Die Theorien des Feng Shui”，“fengshui”是音譯，而“die Theorien”則為直譯，二者結合使用，形象地體現了“風水學”的語言形式和意義內涵。
第一組的這三種翻譯方法從總體上看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和文化色彩，豐富了目的語，但卻無法表達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只傳其形，不傳其意。例如：
例句1：我就認識這樣一位高中老同學，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文化搭臺， 經濟唱戲”。＼+⑤
德譯： “Die Kultur bereitet die Bühne， damit die Wirtschaft ihre Show abzieht”， lautet einer der Lieblingssprüche eines ehemaligen Klassenkameraden von mir.
此處譯者直譯了“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但并沒有進一步解釋其文化背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是改革開放以來各地以辦“節”的形式招商、推介具有地方特色的產品、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宣傳和打造整體形象的活動。搭的是文化臺，唱的是經濟戲。這種模式有其好處，但也存在著“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的問題，已經是過時的一個口號，現在提倡的是“經濟搭臺，文化唱戲”。然而，對中國社會政治背景不了解的德國人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可能會不解其意。
第二組：
1. 近義替代
在表述同一情景時，由于習慣的不同，會用到不同的意象。有些對于中國人來說耳熟能詳的事件或人物，到了沒有接觸過中國文化的外國人那里會顯得陌生。因此，在翻譯此類文本時，譯者就可以采用替換法，用西方文化中人們熟悉的形象相似的人物來替代表達。（馮素芳2010∶94）近義替代的優點是譯文讀者能夠快速感知源文所要表達的意思，但其缺點也是很明顯的，即這種近義替代的翻譯方法有時候不一定能準確或全面地表達出源文含義，例如：
例句2：每次習武前，學員們跪拜祖師，誦讀梅花拳教理。＼+⑥
德譯：Vor jederü bungsstunde knien die Schüler vor den Meihuaquan-Gottheiten nieder und rezitieren den Moralkodex der Glaubensgemeinschaft.
譯者將“祖師”替換成了“Gottheit”，并補充上了“梅花拳”這一原文中缺失但隱含的信息。漢語中的祖師原指佛教、道教中創立宗派的人，又指創立某種學說或創造某種技藝而為眾師法的人，同時也用于幫會的創始人。Gottheit則是對多數神的總稱，包括希臘神祗、人物神（被視為神崇拜的現實人物）。由此可見Gottheit的意義范圍與“祖師”的涵義并不完全重疊，此處取其“人物神”的含義。但二者間存在區別，中國的祖師指的是“創始人”，而“人物神”指的是因為崇拜而被神化的現實人物，因此筆者建議翻譯成Zushi （Begründer des Meihuaquan）。
2. 縮減式概括性翻譯
源語文化專有項在目的語中有時很難找到十分準確的近義表達，退而求其次，譯者可以轉而用一般概括性詞語進行表述。這種翻譯方法的優點在于可以降低譯者的翻譯難度以及譯文讀者對原文的理解難度。概括性翻譯舍棄了原文化形象，會導致原文的美學價值喪失、感染力削弱，但為了保證譯文信息的有效傳遞和語體風格的簡練，這是不可避免的。（張麗紅、陳友良2012∶162）例如：
例句3：當“留德華”登上《非誠勿擾》＼+⑦
文化論壇
順應論視角下中國文化專有項翻譯策略探析
Chinas beliebteste Dating-Show nimmt sich in Deutschland vor
“留德華”指的是“留德華人”，其諧音跟中國著名的演員和歌手“劉德華”相同。譯文直接跳過了這個詞的翻譯，而概括為“德國”，這種做法降低了翻譯和理解的難度，但卻失去了源文詼諧幽默的表達效果。用“Chinas beliebteste Dating-Show”代替了《非誠勿擾》是可取的，因為如果直接翻譯《非常勿擾》則譯文讀者可能會不知所云，但翻譯成“中國最受歡迎的相親節目”，讀者便對源文的含義一目了然，此法更注重喻義的轉達和交際的效果的出現，為保證表達和理解的暢通，并沒有過多強調原文色彩。
但概括性翻譯所帶來的“文化過濾”現象也是不容忽視的，源語詞匯的具體文化特殊內涵被譯者過濾，不利于目的語讀者了解源語文化。例如：
例句4：“養兒防老”：“Kinder sind die beste Altersversorge”＼+⑧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續，而在西方社會的基督教的文化中，子女所代表的生命，更多的不是作為父母的“骨肉”，而是上帝賜予的“個體”。中國的傳統文化講求孝道，即孩子獨立后要自覺承擔起對父母精神和物質上的贍養義務。為此，中國在以前社會養老保險還沒有或者不健全的時候，大部分中國家庭的老人都是依靠自己的子女來養老。作者沒有深層次地去解釋中國“養兒防老”的具體社會原因，而是概括性地翻譯成“孩子就是最好的養老保障”，過濾了“養兒防老”這個詞具體的文化特殊內涵。
2. 擴充式解釋性翻譯
擴充式解釋性翻譯恰與縮減式概括性翻譯相反，譯者對源語文化信息不再進行過濾，而是在譯文中進行詳細解釋，以補足目的語讀者的源語文化背景缺失。（王穎頻/滕碩 2013∶166）例如：
例句5：德國專場共有15位男嘉賓，爆燈8次，成功牽手了9位女嘉賓，成功率高達60%，擊敗新西蘭，成為“史上牽手成功率最高海外專場”。＼+⑨
德譯：Bei den Deutschlandfolgen traten insgesamt 15 mnnliche Kandidaten an. Acht Mal drückte eine Kandidatin den Buzzer， um ohne Umschweife ihr Interesse an dem Kandidaten zu bekunden und neun Damen konnten schlielich verkuppelt werden.
譯文對“爆燈”進行了擴充式的解釋，指明了“爆燈”的具體內涵，即《非誠勿擾》節目上的女嘉賓對某個男嘉賓非常有好感，愿意為他一直留燈到最后。這種內嵌式的解釋既順應了目語的語言結構，也順應了譯文讀者的文化背景，并通過這種方法巧妙地擴大了譯文讀者的文化認知語境。但此種翻譯方法存在的缺點是對源語文化專有項進行了篇幅較長的改寫，使譯文沒有原文言簡意賅，同時源語文化特色詞匯的語言形式也得不到再現。
第三組：
1. 音譯/直譯+文內嵌入式解釋。下文分別對“音譯+文內嵌入式解釋”和“直譯+文內嵌入式解釋”進行舉例說明：
A. 音譯+文內嵌入式解釋
例句6：“寫意”應該是凝聚藝術家修養和才氣的一種內在靈魂的載體。＼+⑩
德譯：Die freie Pinselführung des Xieyi-Stils müsse als innerseelisches Medium fungieren， in dem sich die charakterliche Bildung und das Talent des Künstlers verdichten.
“寫意”是一種中國畫的技法，要求通過簡練概括的筆墨，著重描繪物象的意態神韻。譯文將“寫意”音譯成“Xieyi”，并補充說明了她的內涵，即“die freie Pinselführung”，并指明它是一種“Stil”。譯文沒有單純地翻譯字面意思，而是在譯文中巧妙地融入了文化形象，增加了對讀者的信息輸入，迅速建立了語義連貫。
B. 直譯+文內嵌入式解釋
例句7：面對西方人以獵奇的目光將中國藝術同中國符號相提并論，出現了中國藝術在國際藝壇上的“春卷論”，……＼+⑥
如何提高動畫劇本的質量，從而提高動畫電影的質量呢?首先在題材的選取上要具備一定的時代感。電影是一門貼近生活、反映現實的藝術，因此，題材的時代感便成了劇作者必須考慮的問題。一部有時代感的動畫電影，觀眾通過影片能感受到時代的脈搏，引起發自內心的共鳴。如日本的《灌籃高手》，它是一部以校園故事為背景，以體育運動為表現題材的動畫片。影片成功展現了一個活躍在觀眾眼前的熱氣騰騰的賽場，一群追逐理想、充滿熱情的青春少年，同時還穿插著少年們朦朧羞澀的愛戀，散發著活躍、輕松、健康的青春氣息。這類題材的影片無論從生活方式和心理狀態都貼近同齡人，因此受到青少年觀眾的歡迎。
反映現實是劇本時代感的一種層次，而劇作者本身的時代意識或超時代意識則更能使動畫電影深入到哲學層面，展開對過去的反思和對未來的憧憬。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系列作品，如《風之谷》、《幽靈公主》等影片，改變了長久以來形成的動畫片以兒童為主要受眾的觀念，跨越了觀眾的知識結構和年齡層次，獲得了成人世界的認可。他充分發揮動畫電影獨特表現形式的優勢，創造出神奇的魔幻世界，賦予作品深刻的思想內涵。他的作品對人類、自然、文明、沖突、生命及其存續等主題進行了極為深刻的探討，不僅具有實拍電影無法比擬的觀賞性，還展示了創作者契合時代脈搏的對各種社會問題的思考。
在具備時代感的同時，動畫劇本的創作者還應該具備市場意識，使影片具有商業娛樂效果。優秀的劇作者會將觀眾的審美特點和觀賞習慣作為創作劇本的參考要素，并對不同年齡層次的觀眾進行針對性的側重。日本動畫系列片《蠟筆小新》運用了觀眾喜愛的現代動畫語匯，將日常生活用夸張、獨特的搞笑手法展現出來，主角小新與同齡孩子格格不入的大人口吻和成人笑料使全片充滿了喜劇色彩。這使得該片在推出后受到不同國家各個年齡層次觀眾的喜愛，蠟筆小新的形象也由此深入人心。
主題的表達
主題在電影劇本中占有主宰地位，它將未來電影劇本中的人物、故事情節、細節、對話、結構乃至電影中的各種表現手段都統帥起來，使之服從于主題的體現，并以電影劇作藝術上的完整和諧和統一，呈現給讀者和觀眾。因此，動畫劇本的創作，必須始終圍繞表達主題這一重要目標。
表達主題首先必須突出主題。由于動畫電影具有獨特的表現形式，取材范圍相當廣泛，因此動畫電影所能表達的主題也空前豐富。如《攻殼機動隊》中人類對自身的質疑和反思，《幽靈公主》中自然與人類的對立和融合，又如《千與千尋》中人對自我本性的追溯和《最臭武器》中對殘酷戰爭的控訴。雖然動畫電影所表達的主題是如此的多樣化，但在一部動畫片中，劇本的主題必須突出。多個主題的并行闡述最終會使一部動畫片失去主題。當然，突出主題并不是說要反復強調主題，對有些動畫電影來說，主題的表達可能僅僅是提供了某種情調。動畫片《小蝌蚪找媽媽》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影片在表現小蝌蚪找媽媽的過程中所反映出來的天姿韻趣，把觀眾帶進一個美麗而溫馨的童話世界，人們可以從這個情境中感受到深刻的生活哲理和創作者的審美情趣。
其次，在主題的表達技巧上應講究含而不露。主題必須鮮明，但是鮮明不等于直露。優秀的藝術作品都會留給欣賞者想象的空間，而這些空間往往是表達作品主題的最佳之處。日本動畫《螢火蟲之墓》就是一部以寫實手法和旁觀者的視角鋪陳而出的戰爭悲劇，除去開頭真實地展現空襲后的慘狀外，片中并沒有過多地描繪戰爭場景，而是通過單純柔弱的孩子們的視角，使戰爭的殘酷性深刻地展現在觀眾眼前，在糖果罐、螢火蟲等感性道具的運用下，全劇彌漫著震撼人心的悲劇氛圍。
劇本的主題在表達時還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響。民族文化中的哲學觀、道德觀、美學觀深深影響著動畫電影的創作者們，進而影響到動畫劇本的主題上。我國早期優秀動畫電影《大鬧天宮》就是這樣的一部杰作。影片從中國古代銅漆器文物、敦煌壁畫、民間年畫、廟堂藝術等方面汲取了豐富養料，具有中華民族濃重華美的藝術風格。同樣，在宮崎駿的動畫作品中，觀眾可以看到文明的毀滅和重建以及人與自然如何和諧共存等深刻話題，大友克洋的作品表露出創作者對科技既崇拜又恐懼的矛盾心理，對信仰文化的隱約幻滅感，和月伸宏的作品揭示了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這些動畫作品深刻反映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危機意識和對人文自然的關懷，同時也反映了島國文化的擴張意識和擺脫渺小的渴望。相比之下，美國文化沒有厚重的歷史積淀，也沒有濃重的悲劇情結，在它影響下的動畫作品，具有戲劇化的樂觀主義、浪漫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表現出輕松幽默的特點，如迪斯尼出品的《阿拉丁》、《花木蘭》等影片就具有鮮明的美國風格。人物形象的塑造
人物是動畫片最耀眼的商標，塑造人物形象是動畫劇本的第一任務。在動畫片中，動物植物、神怪妖魔、甚至瓶瓶罐罐都可以作為人物進行塑造，都具有人的思想和性格。好的劇本要想超脫平庸而獲得非凡的藝術價值和商業效果，必須把人物性格的刻畫放在藝術描繪的核心位置上。性格鮮明的人物會對故事起著非同一般的推動作用，而真摯感人的故事對于樹立人物的形象，展現人物的個性，也是非常必要的。人物是故事的人物，故事是人物的故事，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在劇本創作中，為了塑造人物鮮明的性格特征，就要考慮人物符合其性格特征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就是獨特的語言行動、風度氣質、愛好習慣以及外貌神情等。通過對人物行為動作、心理動作、語言動作等刻畫性格的藝術方法和手段的運用，展現人物性格的真正魅力，挖掘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度。動畫劇本中的人物性格塑造是豐富多彩、手法多樣的。有的一出場就輪廓分明、特征畢露，如《貓和老鼠》中聰明又愛惡作劇的杰瑞；有的深藏不露、古怪偏狹，如《灌籃高手》中性格陰郁卻球技高超的流川楓。不僅如此，劇作者還應該把自身對生活的審美思索和熾熱深情滲透于人物性格的藝術創造中，賦予人物獨特的存在價值和生命意義，讓觀眾看到一個個栩栩如生、活靈活現、有血有肉的動畫角色。
敘事結構的設置
動畫劇作的內容固然是首要的、決定性的，但它必須依附于某種特定的形式才能得到最好的表現。因此與題材、主題、人物等內容要素一樣，結構也是動畫劇作極為重要的構成因素。為了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為了體現深刻的主題思想，劇作者必須對所掌握的創作素材進行精細的組織和安排。
動畫劇作的結構形式多種多樣，但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類：傳統的劇作結構和非傳統的劇作結構。
傳統的劇作結構如《哪咤鬧海》、《美女與野獸》《埃及王子》等。這一類型的動畫電影主要以矛盾沖突為劇作基礎，以戲劇沖突的規律為結構的原則，由此導致其展開沖突的必然動作歷程。即按開端、發展、、結局的進程，依次而又有因果邏輯地展現完整的沖突。它不僅要求人物關系和思想感情的描寫緊緊扣住中心沖突的動作線，還要求造成緊張的聲勢，以步步相逼、場場推進的形式去發展劇情，使沖突逐場逐段遞進加劇，愈演愈烈。因此，這一結構的影片富有戲劇性、緊張感、懸念感，容易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非傳統的劇作結構包括散文式結構、心理結構、時空交錯式結構等。散文式結構的影片如《山水情》、《夢幻街少女》、《龍貓》等。這一類型的影片不注重情節的完整性和因果關系，沒有明顯的開端、發展、、結局等結構要素，也沒有顯露完整的矛盾沖突線索。它比較強調細節的運用和對日常生活圖景的自然展示，靈活多變，取材自由，在近似散亂之中蘊含著真摯深沉的情感，具有一種特殊的藝術魅力。心理式結構的影片如《回憶三部曲》。它主要以影片中人物的思想情況、心理狀態進行敘事，不太注重故事的結果，主要反映的是創作者的心理過程。時空交錯式結構如《螢火蟲之墓》。這一類型的影片主要是打破現實時空的自然順序，將不同時空的場面，按照一定藝術構思的邏輯交叉銜接組合，以此組織情節，推動劇情的發展。它在時空程序上將過去、未來，將回憶、聯想、夢境、幻覺等和現實組接在一起，形成獨特的敘述格式，獲得藝術效果。由于這種方式一般采取主觀形式的敘述格局，用視覺形象直接描繪人物或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內心世界，因而使劇作整體呈現出主觀的心理色彩，具有情緒感染力。
不管采用哪種形式，劇作結構始終是一個完整統一的有機整體。只有這樣，劇作的內容才可能得到充分、恰當而又充滿內在聯系的展示，劇作的思想意義才可能得到準確而又深刻的表達，觀眾的審美心理才可能得到最大的滿足。
關鍵詞：行政規劃；行政行為；程序控制；法律救濟
常言道“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即凡事必須有個規劃或計劃。個人如此，行政主體亦是如此。在現代社會，國家活動范圍的擴張、可供使用的資源和資金的短缺、以及多元社會中不同利益的發展，客觀上要求行政主體采取措施以統一步調、有的放矢。行政規劃正是這樣一種重要的行政手段，它不僅可以確定各行政主體的共同目標，使行政資源作最有效的利用，而且可以在其擬定過程中廣納各方意見，集思廣益，從而有利于現存問題的解決。但目前我國法學界對行政規劃的研究尚十分薄弱，亟待加以認真對待和深入研究。
一、行政規劃的界定
對于何為行政規劃，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并形成了以下幾種主要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規劃與行政計劃相同，并在借鑒日本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對行政規劃作了如下界定：“行政規劃，也稱行政計劃，是指行政主體在實施公共事業及其他活動之前，首先綜合地提出有關行政目標，事先制定出規劃藍圖，以作為具體的行政目標，并進一步制定為實現該綜合性目標所必需的各種政策性大綱的活動”。[1]（P208）
第二觀點重點強調了行政規劃的目的，認為行政規劃“系指行政機關為將來一定期限內達成特定之目的或實現一定之構想，事前就達成該目的或實現該構想有關之方法，步驟或措施等所為之設計與規劃”。[2]（P800）
第三種觀點則在考察行政規劃過程的基礎上，認為“行政規劃行為”是指“為了以最好的方式實現根據現有條件確定的目標而進行系統準備和理性設計的過程，是為了實現特定的制度設計而協調各種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利益的過程。”[3]（P180）
以上幾種界說雖然都有其合理成分，有助于人們認識行政規劃的一些特征，但由于它們并沒有明確地揭示出行政規劃的本質屬性及其相關界限，因而存在著明顯的缺陷。我們認為，在對界定行政規劃時，需要遵循科學界定的一般規律，應該考慮這如下幾個方面的客觀因素：
1.規劃作為日常用語的涵義。就日常用語而言，計劃與規劃是近義詞，人們甚至常常在同等意義上使用它們。計劃，是指“人們為了達到一定目的，對未來時期的活動所作的部署和安排，可分為各種類型，如經濟計劃、軍事計劃、各部門計劃、地方計劃和企業計劃等。”[4]（P1089）規劃，“亦作‘規畫''''，謀劃；籌劃。《宋史亞·張泊傳》：”泊捷給善持論，多為準（寇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淡泊于上''''，后亦指較全面或長遠的計劃，如科研規劃、十年發展規劃。“[4]（P4089）可見，規劃與計劃相比，更強調部署與安排的全面性和長期性。我們在法律術語中應用這兩個概念，不能脫離這兩個詞的基本涵義。
2.專業術語與日常用語之間的區別。作為法律術語的“行政規劃”與日常用語意義上的“計劃”或“規劃”也可以有所不同，沒有必要將日常用語意義上的全部“計劃”或“規劃”都納入“行政規劃”的范疇，而可以只選擇其中需要法律予以控制的那一部分作為“行政規劃”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行政規劃”的范圍可以有其特指的部分，其范圍可以小于日常用語中的“計劃”的范圍。因此，筆者認為“行政規劃”不應包括那些沒有必要通過法律予以規范的“計劃”或“規劃”。
3.行政規劃作為一種規范的法律術語，還應該同其他相關的一些法律術語區分開來。如在實踐中，有些指導性的計劃，目的在于起指導作用，僅僅是規定人們努力的一種方向。雖然在日常用語上是“計劃”或“規劃”，但實質上是“行政指導”。因此，我們界定“行政規劃”時，有必要將這類“指導性的規劃”排除在行政規劃的內涵之外，否則容易導致“行政規劃”與“行政指導”這兩個概念的部分重合。還有就是，許多抽象行政行為也是關于“對未來時期的活動所作的部署和安排”，如某城市為了保證城市的良性發展，規定新建的樓房不得高于18層等。我們在界定行政規劃時，也沒有必要將以抽象行政行為方式制定的規劃納入其中，以免概念的混淆。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行政規劃是指行政主體為了實現特定的行政目標，而作出的對行政主體具有約束力、必須采取具體措施在未來一定期限內予以實現的、關于某一地區或某一行業之事務的部署與安排。按照這個定義，行政規劃具有如下幾層涵義：第一，行政規劃的主體是行政主體。立法機關以立法的形式所通過的關于某一領域事務的“計劃”或“規劃”不是行政規劃。第二，行政規劃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特定的行政目標。如加快城市的公共實施建設、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使城市的布局更加合理等。第三，行政規劃對行政主體具有約束力。任何行政規劃一經確定，就對行政主體具有約束力，非因法定理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違反和變更。第四，行政規劃的對象具有執行性和總體性。行政規劃作為一種部署與安排，不同于一般的計劃和安排，它不僅必須采取具體措施在未來一定期限內予以實現即具有執行力，而且還是關于某一地區或某一行業之事務的總體規劃。
在日常生活中，行政主體可以作出很多種類的規劃，但這些規劃并非都有通過法律予以規制的必要。從性質上，行政規劃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具有外部約束力的行政規劃。此類行政規劃對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產生直接的影響，具有要求行政相對人必須遵守的效力，且往往是行政主體采取其他行為的依據和前提條件，如根據城區改造規劃而作出對某居民小區予以拆遷的決定等。對于此類行政規劃，從性質上分析，一般并不直接針對行政相對人，而是針對規劃對象作出一種部署與安排，因此，應屬于“對物行政行為”的范疇。另一種是不具有外部約束力的行政規劃。這種類型的行政規劃主要是各種關于公共設施建設、公有投資方面的行政規劃，如關于三峽工程的行政規劃、某市投資開發旅游區的行政規劃等。此類行政規劃并不直接對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產生影響，對行政相對人也沒有直接的約束力，但對行政主體還是具有拘束力，此類行政規劃一經確定，就要求行政主體采取積極的措施予以實施。由于這類行政規劃不具有外部約束力，而是通過行政主體自己實施該行政規劃而對行政相對人產生事實上的影響，因此應屬于行政事實行為。
無論是對外具有約束力的行政規劃還是對外不具有約束力的行政規劃，事實上都會對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產生影響，如果運用不當，則勢必對相對人的權益造成侵害。因此，行政規劃作為現代行政一種重要手段，既可以成為造福人民的工具，同樣也可以成為侵害人民權利的利器。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受非法、不合理的行政規劃的侵害，有必要對其予以法律控制，使其再法治的軌道上運行。同時，行政規劃必然涉及到公共資源的利用，合理、科學的行政規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發揮公共資源的效用，而不合理的行政規劃只能造成公共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因此，通過對行政規劃予以法律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科學、不合理的行政規劃的出現，從而達到合理利用公共資源的目的。而對于行政規劃的法律控制，可以有實體控制和程序控制兩種方式。但由于行政規劃是根據具體情況架構和作為行政目標的發展藍圖，要想事前用法律條文對規劃內容加以實體法上的制約，也只不過是提示抽象的方向性或判斷要素等，對行政提示裁量準則而已，所以，對規劃制定權加以實體法的制約有一定的限度。[5]（P564）基于實體法控制的局限性，在現代各國，一般主要通過法律、法規制定行政規劃所必經的程序來對行政規劃予以法律控制。如德國、韓國和我國的臺灣地區都在《行政程序法》中就行政規劃應該遵守的程序作出了詳細的規定。行政程序在控制權力的濫用、增強規劃的科學性方面有著實體控制無可比擬的優勢，因此對行政規劃予以程序控制更具有可行性。
二、行政規劃的擬定
對行政規劃的程序控制主要是通過制定一系列行政規劃在實施前必經的程序規則來進行的，即要求行政規劃必須嚴格遵守其擬定程序和確定程序。行政規劃的擬定程序具體包括如下內容：
1.行政規劃目標的確定。行政規劃是為了實現一定的行政目標而作的一種部署和安排。無目標即無規劃，因此，確定目標是行政規劃的第一個步驟，也是比較關鍵的一步。在確定行政規劃的具體目標時，必須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本地區或本部門的實際情況，確定一個合理的目標。行政規劃的目標最終需要由行政主體來確定，但行政目標的提出卻可以有多種途徑。在我國，既可以人大代表提出，也可以由行政主體的內部人員提出，還可由社會公眾提出。
2.行政規劃方案的草擬。在明確了行政規劃的目標以后，即進入行政規劃方案的草擬階段。草擬方案質量的好壞，直接決定了行政規劃最后是否成功。為了保證行政規劃方案的質量，必須對行政規劃方案草擬者的素質提出嚴格的要求。這除了可以通過提高行政主體內部規劃擬定機構的人員素質來實現外，還有一個途徑就是實現行政事務的社會化，通過“課題委托”的方式由非行政機構來擬定行政規劃方案。雖然我國行政機構的人員素質在逐步提高，但很難在短時間內將行政機構的人員素質提高到相當的高度，很難保證行政規劃方案的質量，更妄談使其擬定的方案成為最好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行政規劃方案的質量，筆者建議可以通過招標的方式而由具備條件的非行政機構來擬定行政規劃方案。對于許多非官方的研究機構以及大專院校而言，與行政主體內部的規劃擬定機構相比，它們人才儲備充足、素質較高，并在不同程度上具備了擬定科學、合理的行政規劃的能力。因此，行政主體通過招標、競標的方式將行政規劃擬定方案的任務交給它們，可以充分發揮這些機構在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只要明確各自的權責利關系，完全可以制定出理想的行政規劃方案。此外，與行政主體的內部機構擬定行政規劃方案相比，由非行政機構擬定行政規劃方案所需的成本更低。由非行政機構擬定行政規劃方案，可以減少行政人員的編制、節約更多的財政資金。因此，這種作法是值得借鑒與提倡的。而且我國的上海與深圳等地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這種作法，并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3.行政規劃方案的論證。行政規劃是一項重大、復雜的行政事務，因此，為了使行政規劃更科學、更合理，有必要在保留我國現行的“個人負責制”的基礎上，更多地引入集團決策的思想。而充分考慮、吸收各方面的意見，是應用集團決策思想、增強行政規劃的科學性與民主性的重要手段。行政規劃的論證可分為兩種，一是行政規劃方案的非正式論證。作為社會參與管理行政事務的一種方式，各種非正式論證在我國得到了廣泛應用。這些種類的論證在集思廣益、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贏得公眾的支持等方面都有著非同尋常的作用。因此，作為我國的一種優良傳統，應該通過程序法的規定而將其作為一種法律制度保留下來，以充分的發揮其作用。其中，各派的民主協商和各方面專家的論證是非正式論證的兩種最主要的方式。二是行政規劃方案的正式論證，即由獨立的機構進行可行性評估。擬定行政規劃方案的目的是為了實施該方案，因此，可行性應是行政主體在選擇行政規劃方案時一個十分重要的標準。而保證行政規劃方案可行性的有效途徑之一就是對其進行可行性評估。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總結多年管理的經驗，充分認識到可行性問題的重要性，并制定了比較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措施。[6]（P174）。因此，為了保證行政規劃方案的可行性，筆者認為，應在我國建立由獨立的第三機構進行可行性評估的制度，而評估的內容應包括行政規劃方案是否具備政治上的可行性、經濟上的可行性、技術上的可行性、行政上的可行性、法律上的可行性等。
三、行政規劃的確定
行政規劃的確定程序是當代各國行政程序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籍程序之參與及進行，使計劃能集思廣益，考慮更為周詳，而使最終確定之計劃內容合理妥善，俾于具體實施計劃內容時順利進行，而達預定之目標。”[2]（P805）德國、我國臺灣地區的行政程序法都規定了行政規劃的確定程序。我國未來的行政程序法也應當將這一內容納入其中，并在借鑒西方各國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構建我國的行政規劃確定程序。筆者認為，我國的行政規劃確定程序應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
1.行政規劃確定的申請。行政規劃的方案擬定后，需由方案的擬定主體交給其直接的上級機關，從而啟動行政規劃的確定程序。為了保證程序的公正性和所確定的行政規劃的合理性，行政規劃的確定不應由規劃的擬定主體自己進行，而應由其上級機關來作出確定裁決。若行政規劃的擬定涉及其他行政主體職權的，則擬定方案應交由他們的共同上級機關，由其進行確定裁決。
2.行政規劃的公告。公布行政規劃方案，是為了讓公眾在聽證會舉行前對行政規劃方案有足夠的了解，是保證行政相對人參與權的需要。因此，應該在聽證會舉行前的一定時間內將行政規劃的初步方案登載于政府公報或其他的媒介上，并應當允許公眾查詢，從而保證公眾能夠通過正常的途徑獲悉行政規劃方案的具體內容。如《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1997）第73條第2款規定：“聽證機關可以決定將規劃展示于預計受規劃影響的鄉鎮1個月，以供人查閱。如當事人的范圍明確，且在一適當期限內已將規劃供其查閱的，可拒絕展示規劃。”[7]（P192）對規劃方案的公布，還應同時公布以下內容：第一，需要展示行政規劃方案的，告知展示行政規劃方案的時間和地點。第二，告知利益受影響的行政相對人在一定的時間內提出書面異議，并提交給聽證機關。此措施是為了便于行政聽證機關掌握爭議的焦點，從而使行政聽證能夠有的放矢，節約時間與金錢。第三，告知愿意參加行政規劃聽證的公眾應在一定的時間內到聽證部門進行登記。但行政聽證機關也可依職權主動通知行政相對人參加聽證會。
3.行政規劃的聽證。行政聽證是現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是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程序的重要形式。通過向行政機關陳述意見，并將之體現在行政決定中，行政相對人能動參與了行政程序，進而參與了影響自己權利義務的決定的作出，體現了行政的公正和民主。行政規劃確定前的聽證對于保證行政規劃的合理性、公正性、避免其侵害行政相對人的權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國，行政規劃聽證應由行政規劃的確定主體主持，即其擬定規劃主體的直接上級行政機關主持。從各國的規定來看，行政主持人的選任主要有兩種做法，一種是美國的行政法官制，另一種是由行政機關的首長或指定的人員擔任，而采用后一種做法的國家和地區占絕大多數。[8]（P217）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我國應采用由行政主體的首長或指定的人員擔任的做法。但為了使行政相對人在聽證會中的意見能被行政規劃的確定主體真正的聽取，應對聽證主持人的資格作出一定的限制：第一，主持人必須能夠參與行政規劃方案的最終確定，最好是由行政規劃確定機關的首長擔任。這樣可以使行政相對人的意見能夠直接傳遞給行政規劃方案的最終確定者，使行政相對人的意見被充分聽取，也更能調動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規劃聽證的積極性。第二，行政規劃聽證的主持人沒有參與行政規劃方案的擬定。這項限制主要是為了避免聽證主持人“先入為主”、不能充分聽取行政相對人的意見，從而使行政聽證流于形式。
此外，為了擴大公民對行政程序的參與，行政規劃的聽證應允許盡可能多的利害關系人參加，即凡在行政規劃影響范圍內的個人和組織均應有資格參加行政規劃的聽證。當然，由于行政規劃涉及的范圍較廣，符合聽證條件的參與人的人數一般而言也較多，所以，對聽證參與人的數目也有必要予以合理的控制。筆者認為，在人數眾多的情況下，對于利益受到行政規劃直接影響的人，應盡可能地優先安排其參加聽證。而在因條件所限，確實不能使利益直接受到規劃影響的所有行政相對人參加聽證、需要由他人代表時，聽證主持人應合理安排代表各種不同利益、不同意見的代表，避免出現部分行政相對人利益受到直接影響、不能參加聽證而意見又無人代為表達的情況。
4.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是行政規劃的確定機關在進行聽證后針對行政規劃方案所進行的裁決。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是行政規劃產生法律效果的前提條件，沒有經過確定程序的行政規劃不具有法律效果，不能被實施，否則就構成違法。為使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在聽證的基礎上作出，應規定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必須遵守“案卷排他性原則”。[9]行政規劃方案合法、合理，且行政規劃方案的擬定主體對行政相對人提出的異議進行了合理的解釋或采取了相應的措施的，行政規劃的確定機關應裁決該行政規劃方案合法有效，否則應裁決不予通過該行政規劃方案。
行政規劃除必須按以上的程序進行外，其變更、廢止等也必須按照相應的程序進行，以最大限度的從程序上保證行政規劃的合法、合理。
四、行政規劃的救濟
通過程序限制行政規劃權的濫用無疑是有效的，但僅僅依靠程序控制是不夠的，還必須建立有效的法律救濟機制。因為行政規劃在法律性質上并不能單純的歸入某一類傳統的行政領域，因此，必須根據行政規劃的自身特點建立相應的法律救濟機制。筆者認為，對行政規劃的法律救濟，應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進行：
1.針對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的訴訟救濟。行政規劃在確定裁決前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不會對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產生影響，因此，在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前不能對其進行法律救濟。而在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作出后，可對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提訟。這是因為行政相對人與行政主體的法律關系因該確定裁決而確定，且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一般被認為是由裁決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確定計劃裁決在法律性質上為行政機關就特定具體事件（即具體行政計劃）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即核準之決定），其行政相對人為特定人或可得特定之多數人，且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之效果，因此，屬于一種具有設定法律關系為內容的形成性質之行政處分。”[2]（P809）而對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能夠提訟也是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通行做法。因此，我國也應該規定對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2.針對行政規劃的變更或中止而提起的信賴保護救濟。行政規劃是對未來的預期行為，雖然行政規劃應當盡量避免變更或中止，但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形式的變化，在某些情況下變更甚至中止某些行政規劃是不可避免的。這些變更或者中止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產生違法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對于根據相應的行政規劃所提出的內容而行動的私人來說，有時會由于變更、中止造成其到目前為止的投資都是徒勞的，導致對私人不利的現狀。[10]（P156）根據信賴保護原則，行政主體中止、變更行政規劃的行為導致了行政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失，因此，行政主體應當承擔補償責任，如果行政主體沒有給予相應的補償，那么行政相對人可以針對該不予補償的行為申請法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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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講，動畫的敘事結構的劃分，即可以用開端、發展、、結局四段式，也可以用“頭、身、尾”三段式，這也正好體現了敘事結構的節奏。所有附屬于故事整體敘事結構的小“波浪”都緊緊環繞著主線，根據事情和人物情節變化的進程而設置。它們不僅符合事情發展的節奏邏輯，也符合人物感情發展的節奏邏輯。同時連貫有序，一個比一個強烈，對抗的力度不斷加大。這樣劇情便很自然地、令人信服地進入。就是全片劇情中矛盾沖突發展到最高峰的部分，當然也是全片劇情最緊張、最激烈，觀眾最振奮的時刻。真正的是指節奏的、感情的，感情沖突最尖銳的地方，才是節奏的。節奏部分一定要做到精煉、集中，一拖拉，就平淡了，掀不起“潮”來。動畫敘事結構節奏復雜，有序幕引子、伏筆鋪墊、矛盾沖突，又有起伏跌宕、尾聲等。德裔美國符號學美學家蘇珊·朗格（SusanneK.Langer）告訴我們：“節奏的本質是緊隨著前一事件完成的新事件的準備。……節奏是在舊緊張解除之際新緊張的建立。”①結合動畫的敘事結構的節奏來看，更有啟迪意義。
敘事結構的節奏的把握是動畫片分鏡頭節奏表現的前提，由于動畫片制作過程的復雜性，因此在前期必須把握好吸引觀眾的有利武器——敘事結構的節奏。動畫的制作不允許大量的刪減修改過程，只有前期敘事結構節奏抓住重點刻畫的部分，做到詳略得當，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動畫敘事結構的節奏與其它敘事結構元素一同達成了觀眾對動畫片主題的理解，并在這種理解中獲得藝術的享受，這就決定了控制動畫片分鏡頭節奏的前提條件就是對動畫片敘事結構的節奏的合理把握。
二、分鏡頭節奏是敘事節奏的發展
用分鏡頭講故事這是一個復雜的綜合性問題，用分鏡頭來敘述動畫故事晚于動畫的文學劇本創作，等文學劇本創作和動畫片的整體節奏確定以后，就要考慮每一段落、場景、鏡頭的具體節奏的處理。分鏡頭的過程實際上是整理劇本的過程，把文字劇本改成電影化的劇本。分鏡頭節奏是動畫節奏設計的重要環節。它既不是靠單張的畫面構成來體現，也不是單獨依靠鏡頭的切換來達到某種效果。分鏡頭節奏是由故事情節、音樂、臺詞、動作等許多因素綜合而成的。在分鏡頭畫面設計中，作為講述其中的故事情節，必然要涉及到節奏的問題。在鏡頭的安排上要有一定的講究，鏡頭的節奏安排的好壞對動畫片的成功與否有著極其重要的關系。
動畫藝術作品中的節奏與人類的心理、生理節奏密切相關。要做出好的動畫作品，就要準確的把握觀賞者的心理、生理節奏。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注意力因被周圍的活動經常地、本能地吸引著而不斷自然轉移。但這種轉移，并不是經常以同等速度進行的。當一個懷著平靜的心境觀察周圍活動時，注意力的轉移，是以十分悠閑緩慢的速度進行的。但如果他在觀察或親自參與某件非常激動人心和變動極快的活動時，他的反應的節奏，就會大大加速。這就是分鏡頭節奏的心理學的依據。一般來說，用快切的手法表現一個安靜的場面，會造成突兀的效果，使觀眾覺得跳動太快；但在使觀眾激動的場面中，把切的速度加快，便能適應觀眾要求快節奏的心理，從而加強動畫片對觀眾的感染力。節奏活動的形式跟各種生理過程——心臟的跳動、呼吸等等都有關系，而構成動畫分鏡頭節奏的基礎是情節發展的強度和速度，特別是人物內心動作的強度和速度。分鏡頭節奏，就是鏡頭組接的節奏。前蘇聯電影導演和理論家普多夫金（VsevolodIllarionovichPudovkin）曾指出：“節奏則取決于各個鏡頭的相對長度，而每個鏡頭的長度又有機地取決于該鏡頭的內容。”控制分鏡頭節奏的速度是由場面的情緒和內容決定的。動畫藝術家只有使剪輯的速度同內容相適應。才能使速度的變換流暢，動畫片的節奏鮮明。
根據劇情發展，在一段戲或一組鏡頭中，如何選擇運用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寫等不同視距，并且能夠用得十分貼切，做到合理搭配，使觀者感到非常自然，是導演進行畫面分鏡頭節奏設計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當觀眾在看到一個鏡頭的時候，首先感知的就是分鏡頭畫面的景別形式。當景別按一定的規律排列組合起來時，便會產生畫面視覺節奏變化規律。全景系列景別（大遠景、遠景、大全景、全景）強調抒情寫意，畫面重“勢”的表達，也就是畫面的氣氛，并以環境為主，人物為輔，構圖上注重繪畫性。具有民族傳統意味的動畫《山水情》和《牧笛》都是以景為主、以景抒情、以景表意的水墨動畫片，片中全景系列景別占到整個畫面景別數量的四分之三以上，成為主導的景別，讓我們體會到畫面空間的寬廣、空曠，形成整個動畫片節奏緩慢，抒情性強，敘事性弱的動畫節奏風格。近景系列景別（中近景、近景、特寫、大特寫）強調敘事性和紀實性、畫面重人物行為動作的表達，人物為主、背景為輔，重角度變化。迪斯尼動畫景別運用通常是遠景和近景交叉使用，大遠景鏡頭幫助觀眾了解環境，或者感受某種感情的升華，近景鏡頭用來交待角色行動的過程。如果是一部敘事性強的動畫，全景系列景別很多，全景和近景關系沒有拉開，缺乏大的起伏和跳躍，觀眾的心理反應必然是敘事性弱，節奏緩慢。眾所周知，觀看遠處的人和景物的時間要比觀看近處的人和景物的時間長些。一個遠景鏡頭上的行動需要的時間可能長些，一個近景由于易被人領會它的內容，因此，近景比遠景的長度可以短一些。由此可見，景別會直接影響畫面延續的長度，如果在視覺上把特寫當成是突出動畫片感受重點的振動，那么全景和遠景就不僅僅只是認為在描寫環境和氣氛，還應該把它們視為是視覺節奏感受中的頓歇。不同景別的分鏡頭在動畫片的時間結構中也可以成為一種節奏形態。
分鏡頭節奏是從鏡頭按不同的長度和幅度關系將鏡頭連接起來中產生的。它是一項涉及尺度和造型的分配工作，一部以短鏡頭為主的動畫片同以長鏡頭為主的動畫片，兩者的節奏是迥然不同的，從異常快速的搖鏡頭轉到一個固定的特寫鏡頭能產生一種富有特色的激動人心的節奏效果。我們并不是以同樣的方式從頭到尾去看一個鏡頭的。對于動畫銀幕影像的感知，不是憑空而來的。影像運動的一切構成因素，產生出或快或慢，或重或輕，或急或緩，或近或遠，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或虛或實的節奏變化，是視覺器官做出反應的前提。視覺運動的變化節奏，相應地呈凝視，尋視，探視，巡視，跟蹤追視，忽視，漠視等等的變化。由于觀眾觀看活動的位置是固定的，它的視線方向與攝影角度的方向實際上不一致，但視覺經驗補償了這種差異。這種補償的代價，便是加快視覺運動的節奏。以正常速度拍攝的分鏡頭大多視角不同，經組接之后的動畫片，就成了各種視角變化的分鏡頭運動，觀眾必須立即對此做出反應，即調動以往的經驗，在不移動自己觀看位置的情況下，接受對物象不同視角方位和距離呈現的分鏡頭變化。所以，一般地說，將不同角度，如俯拍、仰拍、搖拍、移動拍攝而成的鏡頭較快的組接起來的動畫片片段，和把遠景、近景、大全景和特寫，包括快速變焦推遠或拉近的鏡頭組接在一起的片段，對觀眾的視覺沖擊力較強，觀看活動的視覺節奏也就加快。相反，長鏡頭或以相似鏡別組接起來的片段，觀看活動的視覺節奏相對減緩。前者呈尋視、跟蹤追視的活動形態，后者呈凝視或巡視的形態比較多。我們對遠景的觀看比較松弛和舒緩，對近景和特寫的觀看就容易緊張起來。在一般情況下如此，特殊情況，如近景的方位久久不變或沒有動作，緊張狀態也會削減，節奏變慢；遠景鏡頭切換較快或影像變換突兀，也可能使觀看活動變得緊張起來，節奏加快。不同構圖方式的結合在時間結構中可以成為一種節奏形態。一部動畫片中非中立態度的視覺角度的比重大必然在形式上、畫面節奏上形成比較強烈的韻味。許多角度相似的鏡頭連接在一起，畫面感受容易產生平衡、平穩、流暢的節奏。
鏡頭的不斷重復也能形成節奏。重復分鏡頭就是將某些重要鏡頭，如動畫人物的特定動作、場景、道具、乃至某句對白等，在全片中反復多次出現，以加深觀眾印象，或使人產生新的認識，這對動畫片節奏的塑造是非常有利的。還有一種重復分鏡頭的手法是為了加深觀眾對某個動畫人物的感受，或渲染某種氣氛，有意用一連串同類鏡頭，從不同角度、景別、鏡頭運動方式，反復拍攝同一個人或同一事物、同一場面。節奏需要一個連續、或者說需要某個或某些單位的重復或屢現。這個屢現的單位的連續又分成了好些組或節——如樂譜中的拍子。節奏的變化可以是緣于每拍的長短，也可以是緣于各拍間的距離的長短。拍子愈長、各拍間距愈大，愈顯舒緩、鎮定或平和，拍子愈短，各拍間距離愈小，則愈顯緊張、焦急或慌亂。
借用音樂術語打個比方，整體節奏可說是全片節奏的總譜或主旋律，各單元的具體節奏則是某一樂章或某一聲部。整體節奏統率著各式各樣的具體節奏，而各式各樣的具體節奏又匯合成整體節奏。具體節奏處理得愈加精細巧妙，整體節奏則愈益精彩豐富。如果具體節奏處理失誤，則會破壞整體節奏的完整性和韻律感。整體節奏的把握是動畫節奏處理成敗的關鍵。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導演。導演對總體節奏的把握，體現在分鏡頭劇本之中。
動畫片的節奏是動畫研究與實踐中的一個新課題。節奏對于動畫片的整體節奏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動畫敘事結構和分鏡頭節奏的掌握在動畫創作中是必須重視強調的，兩者與動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結合，結合的基礎是它們的內容、感情和運動性。動畫作品中的敘事結構節奏、分鏡頭節奏等等的具體節奏不是單一地局部體現，必須統一于整部動畫作品的整體節奏基調中，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整體節奏格局。藝術家在創作動畫作品的過程中，如果不注重節奏的把握，不考慮觀眾的心理和生理的欣賞規律，就不能成功地表現動畫片的主題。節奏的把握對動畫片的主題表現發揮其不可代替的能動作用。
注釋
①[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46頁。
關鍵詞：城市園林；綠化；問題；對策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園林綠化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由于城市經濟總量和決策者重視程度的不同，各地城市園林綠化的發展極不平衡，特別是多數中小城市經濟相對欠發達和環境意識不強，城市園林綠化投入不足，致使城市園林綠化中出現不少問題。筆者通過觀察分析，總結出普遍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發展對策。
1存在的問題
（1）城市園林綠化與城市建設規模發展不同步，無長遠規劃，侵占綠地、濫伐林木的現象時有發生，還有些城市的規劃綠地被挪作他用。近年來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工程，使得成年樹木被大量砍伐，砍了栽、栽了砍，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
（2）綠地結構單純，生物多樣性體現不充分。一些城市綠化樹種雖然較多，但植物景觀單調，在色彩、季相上無多大變化，缺乏生機活力，難以體現其園林藝術風貌。如常綠喬木和常綠灌木，僅占全樹種的15%，不能實現季季有花、四季常綠的目標。另外，綠地結構層次不豐富，綠量不足，人工植物群落景觀單調，如樹種單一，喬木、灌木、草坪的比例搭配不恰當等。樹木多以單種成片的形式出現，缺乏運用多種植物來造景，如大片的牡丹、桃林、國槐林、楊樹林等，色彩單一，給人枯寂無味的感覺，綠化美化效果不盡人意。園林樹種配置形式上，所采用的植物模式以叢植、片植、孤植為主，而列植、垂直綠化等其他植物應用模式少。
（3）存在一些不科學的傾向性。不考慮當地的實際、當地地理環境特點和樹木生物學特性，盲目引進外地樹種和重名貴品種輕鄉土品種，重人工造景輕自然景觀，重草輕樹，造成引種失敗和病蟲害大發生。
（4）管理水平低。忽視了“三分建，七分管”的園林綠化建設原則，無統一規范的經營管理措施，粗放養護管理，技術含量低。該修剪而長期無人修剪、該除草而長期無人除草，致使花園、綠地雜亂無章，病蟲害無人防治，并且許多該間苗的苗木因沒有及時間苗，導致種植密度過大，樹木嚴重生長不良。單位、居民法制觀念淡薄，城市公用綠地被侵占、花草樹木被攀折、草坪被踩壓、景觀遭毀壞的現象時有發生。此外，還存在著如城市園林執法隊伍不健全，管理技術力量薄弱，缺乏景觀造景技術，管理手段滯后，賞罰不明等問題，這些都是造成我國城市園林綠化事業目前落后于城市發展、落后于世界先進國家水平的主要原因。
（5）綠化格局的調整改變了原有有害生物的結構。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園林風格不斷傳入我國，植物配置和種植方式更加多變，如疏林草地、規則綠化等，打破了我國傳統園林格局。園林植物種類、數量經過引種，外來物種綠化面積大幅度增加，改變了城市中原有有害生物的種類、結構和危害程度。如今，蛀干害蟲、食葉害蟲（如蚜、螨、蚧、粉虱、薊馬）和生態性植干病害已成為城市園林植物的主要病蟲害。另外，綠化植物的不合理配置為病蟲害的發生提供了先決條件，害蟲與寄主、天敵在長期進化中，有一定的比例關系，不合理的種植結構打破了這一比例關系，破壞了生態平衡，外來生物無天敵，致使病蟲害嚴重發生和蔓延。
（6）城市環境污染、生態惡化、氣候異常等促進了病蟲害的發生。城市環境是由人工建造起來的特殊生態系統，而地上部分城市空氣和生活污水污染嚴重、光照條件不足以及人為破壞嚴重；地下部分往往是填埋的建筑垃圾，土壤堅實、透氣性差、土質低劣、缺肥少水、生長空間狹窄，這些直接導致樹木生長勢減弱、抗逆性降低，為有害生物的大發生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且養護管理又長期跟不上，園林植物病蟲害容易暴發成災。此外，氣候異常導致的凍害、抽條、旱災、澇災、煙塵、酸雨等自然災害，會使林木生長勢減弱，導致病蟲害暴發成災。據國家林業局報道，1999年柳樹爛皮病大發生，2003長春大面積樹木死亡以及2008年發生在云南省、貴州省等地的凍害，都是由災變性氣候引起的。
（7）園林植物檢疫環節薄弱，外來病蟲害猖獗。隨著國際、國內植物的頻繁交流，由于進貨方式不同，園林植物檢疫不能照顧到方方面面，致使侵入型病蟲害不斷傳入我國的不同地區。這些侵入型害蟲比我國本地害蟲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如近年從國外傳入的毀滅性食葉害蟲美洲斑潛蠅，嚴重危害我國100余種花卉植物，并在短短幾年時間就遍及我國22個省區。黃斑星天牛原先發生在華中地區，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蔓延到我國十幾個省份，對我國楊樹類植物造成嚴重危害。這些都是由植物檢疫環節薄弱和引種不當引起的。
2發展對策
（1）城市園林是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不同城市因氣候、立地條件不同，生長植物種類也不同。因此，依據城市類型，對各城市植物群落進行詳細調查研究，探索樹木、花草、野生動物、微生物與環境的關系、適應性、生存、生長發育規律，提出科學決策，選用合適樹種。
（2）規劃設計應做到“因地制宜，突出特點，風格多樣，量力而行”，尊重當地原有的地形、地貌、水體和生態群落，盡量采用和保留原有的動植物和微生物，引入植物要與當地特定的生態條件和景觀環境相適應。
（3）在城市建設設計上采用多種類型，不僅可以植樹、種草、種花、種果、種藥，還可利用江、河、湖、海等水面養魚、養鴨，在林中養鳥，并引進天敵，使人、動物、植物、鳥類、魚類、微生物和諧相處，形成良性循環的能量、物質的轉換。園林規劃設計不僅限于觀賞為主，不能只顧眼前的效果，還要有長遠發展目標，要從城市長期發展考慮，留出基礎設施用地，避免栽了砍、砍了栽而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實現城市生態系統穩定。因此，園林綠化規劃設計要有所轉變，要以建筑為主轉變為以防護功能和觀賞并重、植物造景為主的新的觀念上來。
（4）我國植物資源十分豐富，可供選擇的耐污染、改善生態環境的植物種類，包括有花植物近30000種、樹木近8000種，可擴充造景材料。樹種配置時要采取以喬木為主，喬灌藤、花草相結合的復層混合配置綠化模式。還要通過垂直綠化實現陽臺、屋頂、院墻、圍欄的全面綠化，并鼓勵巿民養花、植樹。為增加“綠量”，應多種葉大濃蔭的大喬木，增加喬木比例，喬木下面種草皮，并適當點綴灌木，搞復層立體綠化。此外，要以“林蔭型”綠化為主導，加大道路、小區、游園及廣場的遮蔭效果，增加綠化地的色彩，為市民提供距離合適、景觀優美、綠化充分、環境宜人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5）加強宣傳教育和園林綠化法制建設，提高全民綠化意識和創建意識。創建園林城市需要領導重視，加強領導是園林工作的保證，特別在目前市場機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要開展廣泛的領導任期綠化目標責任制，實行單位評比和考核一票否決制，加大投入，加快建設。同時，建立健全園林綠化的執法隊伍，依據《城市園林管理條例》，加大執法檢查力度，嚴懲侵占綠地、亂砍濫伐等破壞綠地的行為，依法維護和鞏固城市綠化成果。此外，還需要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全民的綠化意識和創建意識，爭取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培養全社會愛護共同生存環境的自覺意識，樹立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可持續發展觀念，形成全社會自覺愛護環境的良好氛圍。
（6）抓好園林隊伍建設，提高園林隊伍素質，推動全民養護管理水平。為把綠化工作抓到實處，真正實現綠化目標要求，一是配備高素質綠化專業隊伍。按城市園林綠化三級管理辦法規定，市、區、街道等三級都應配備、完善綠化設計、管理人員。對現有的人員，要與高等院校和職業技校聯系，抓緊對城市園林綠化專業人才培訓，特別是既懂園林設計又懂建筑設計的復合型人才培養。二是各街道組建護綠小組，督促行人愛護綠草、樹木。三是加強養護工培訓。要與高等院校和職業技校聯系，抓緊對城市園林護綠人才培訓，特別是既能修剪又能造景的復合型人才培養，以適應養護的需要。四是推動全民養護管理。實行包干分區，把綠地管護落實到單位和個人，實行獎罰制度，每年拿出一定資金獎勵在養護管理工作中做得好的部門、單位和個人；而對在養護管理工作中不問不管的部門、單位和個人要進行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