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5:40:26
導語：在現代法治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作者：張旗 單位：遼寧工程技術大學
大學生沒有將學習到的法律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的機會，了解到的法律知識非常有限，很難將其運用到實踐中，無法樹立基本的法律意識，法制觀念淡薄。師資力量薄弱，缺少心理健康教育輔助大多數高校的法律基礎課程教師是由德育教育人員，甚至高校行政人員擔任或兼任的。他們大部分并未受過系統化的專業理論訓練，也沒有解決法律問題的實踐，這些都直接導致了法律基礎課程的教學效果不能達到教學要求。大學生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的確立時期，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和自主。普及法律基礎課程，雖然能使大學生短時間內具備一定的法律基礎知識，但這種淺層次的法律知識的灌輸并沒有真正內化為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法的精神和價值并沒有被學生完全理解，其思想意識中缺少公平、正義等基本法律理念，更談不上對法律的信仰。當這些問題與社會化的協調發展發生矛盾沖突后，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調和排解，就會影響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所以法制教育尚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輔助，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但目前很少有高校開展專門的心理健康輔導。近年來，大學生因心理問題導致的違法犯罪行為不斷增多，惡性極端事件不時見諸報端，引發了社會對高校法制教育的思考和質疑，沒有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應該是原因之一。
大學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知識的傳承，而是對于大學生求知、做人、做事等綜合素質和人文精神的培養，因此在專業教育的同時，必須重視加強法制教育，實現精神道德和科學知識的均衡發展。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對于大學生法律素養和法律意識的培養，應該注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法律基礎課程包含法律知識和法律知識的運用兩部分。根據法律基礎課實踐性強這一特點，必須加強并且重點突出法律基礎課程的實踐性教學，采用啟發式、討論式、案例教學法，突出學生在該課程中的主體地位，還可以通過模擬法庭式教學，開展法制講座、法律咨詢等社會活動，培養學生的法律意識，養成追求真理和善良的品格。加強校園文化建設大學生學習和生活的主要場所是大學校園，而經過長期沉淀的校園精神和校園文化氛圍具有潛在的滲透性和濃厚的感染性，直接影響著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應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弘揚民主和法治精神，建立完善的校園管理制度，使大學生在校園內的學習生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錯必究。應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保證學生在校園建設和問題處理時的發言權和參與決策權。同時，應加強校風和學風建設，可以與司法部門配合，請法官、檢察官或律師等法律專業人士針對大學生的特點開展專門的法制講座或專題討論，營造出濃厚的校園法律文化氛圍。加強法律課教師的培養法制教育是一項對政治性、理論性、知識性、實踐性要求很高的綜合性教育，具有一定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的法律基礎課程教師隊伍水平的提高，是開展法制教育的關鍵。法律基礎課程教師不僅要具備比較系統的法律學科知識和較高的法律素養，還要深諳學校教育規律和青年學生的成長規律。高校可根據實際情況，通過專、兼、聘等多種形式，建立適合本校教學發展實情的教師隊伍，以保證法制教育師資隊伍的教學水準。
開展心理咨詢和輔導當今國際國內社會形勢復雜多變，人們受到多元化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念和思想倫理觀念的沖擊。由于大學生活而導致的學習環境、學習方式、人際交往、自我評價等方面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大學生的心理健康，這又更直接影響了大學生學習知識和適應社會的能力。法制教育作為人文教育的一方面，與心理健康輔導相結合，會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高校能廣泛開展心理咨詢和輔導，在大學生出現不良情緒時，可以通過心理輔導的方式來疏導和排解，就能預防和避免大學生因心理問題等而導致的違法犯罪行為，從而有效鞏固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成果。當然法律意識和法律素養的培養，不能單單靠幾堂法律基礎課程實現，專業教育與法制教育的有機結合，更有利于增加學生學法的實效性。高校學生法制教育任重而道遠，需要高校教育人員和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和共同努力。
隨著時代的發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也應該不斷進行自我創新，以不斷適應新時期社會發展的需要，這不僅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規律所決定的，也是現代社會的發展需求所要求的。
1.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是思想政治教育規律的內在要求。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必須遵循自身的發展規律，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決定于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規律，是由其所處的時代條件下的教育環境、教育者和受教者等多方情況的綜合因素作用下形成的。”隨著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現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所依存的教育環境，包括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等因素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等也相應地產生了深刻的變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規律亦要求必須根據新時期社會發展的需求、相應的教育環境以及教育主體的思想實際，堅持探索和創新相適應的教育方法，以提高教育過程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確保最大化地實現既定的教育目標。
2.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改善教育效果的有利契機。
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國際交往的持續深入為我們吸收、借鑒西方先進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開辟了廣闊的渠道。同時西方極力通過各種手段向我們滲透其價值理念、意識形態，也使我國當前思想政治教育面臨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以互聯網和手機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逐漸成為人們新的認知方式和行為方式。由此，新媒體應成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努力開辟和占領的新領域。同時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也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平臺和可供利用的豐富資源。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批判吸收、運用先進的經驗和技術來實現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是時代的要求。
二、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的原則
思想教育方法的改革與創新并不是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現代思想教育方法的改革也必須遵循一些現代社會的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以人為本的主體性原則。
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改革與創新以人為本的主體性原則，最根本的要求是要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要義，同時要樹立做法人性化、過程主體化、目標為人化的教育理念，從而增強方法的親和力、過程的凝聚力以及結果的影響力，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教育目標。
2.互動共進的平等性原則。
“平等性原則的互動共進就是教育主體雙方具有獨立的人格、地位，以平等的身份進行多方位、多維度的交流與對話，并努力形成思想和情感的共鳴。”要實現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革，就必須尊重和利用主客體平等互動的原則，促進教育主客體的角色交互，扎實地推動互動交流的實際進程，以形成在平等互動基礎上的有效疏導和監管，形成教育的強大合力。
3.“灌”“滲”并舉的有效性原則。
有效性是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有效性原則要求擺脫傳統的流于形式空泛的灌輸式教育，轉而將有效灌輸和全方位的隱性滲透結合在一起。在教育過程中，既要進行理論上的灌輸，同時也要進行思想上的滲透，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滲透到受教育者生活的各個方面，弱化或消除教育對象的抵觸、反感情緒，充分調動受教育者的主動性與內在因素，充分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促進教育成效的最大化。
4.技術先行的優化性原則。
互聯網、手機媒體等新媒體“對于思想政治教育來說，既是技術載體，又是存在空間，還是服務對象。”因此，堅持技術先行的優化性原則是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的時代要求。堅持這一原則，就是要積極有效地利用新媒體技術來開拓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平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三、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的具體路徑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教育者為了實現既定的教育目標和教育任務所采取的方式與手段，它包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此，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革應該從改革教育者的思維方式、教育者與教育對象的關系、教育活動的形式與手段這三個方面展開。
1.強化教育者的系統性思維，營造濃郁的人文關懷的教育氛圍。
“思維模式決定行為模式，觀念決定方式，所以只有樹立正確的現代思維方式，更新教育理念，才能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革指明方向。”所謂的正確的現代思維方式應是有別于傳統單一、被動思維方式的，是一種兼具人本、發展、超前意識的系統性思維。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統性思維，首先要求教育者堅持人本教育觀，轉變教育主導的地位，放眼受教育者的發展需要，樹立教育主體雙方的平等性，尊重受教育者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倡導發揮其能動性與創造性。其次，要根據他們所處的教育階段和教育環境所特有的身心特征、社會地位、生活狀況等情況，并留心和關注他們思想、行為的新特點，用發展和超前的眼光，預測和關注其動態發展，及時有效地采取突發性、群體性的危機干預的方法，在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社會目標有效實現的同時，也為個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教育環境和人文關懷。
2.建立教育主體間的多邊互動，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親和力。
思想政治教育離不開口頭宣傳，但長期以來這種口頭宣傳大多僅停留在教育者對教育對象的單向灌輸，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流于“我說你聽”的模式。而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應該尊重受教育者的獨立性特征，賦予參與教育過程的施(教)受(生)雙方以同樣的主體地位，以多邊互動的活動方式共同推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進程。因此，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革應致力于提倡“教育者之間的互動、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互動、受教育者之間的互動”。在教育者之間的互動中，思想政治教育者應注重與本學科以及其他學科的同行進行互動、交流，不斷提高自己的綜合素養，并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增強自己運用新媒體的能力，更好地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務。而在加強與受教育者的互動中，教育者應該以平等的身份融入受教育者，適時運用多樣化的溝通方式對其進行正面引導并鼓勵受教育者積極地進行反饋和建議；同時也要注重“身教”，發揮教育者的人格魅力和示范力量，用實際行動來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鳴。此外，還應努力建設各種渠道或以不同的教育載體，打造教育者之間相互交流的平臺，并有針對性地進行引導，讓教育者在平等的互動、切磋中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并逐步實現內化。
3.堅持教育活動的“灌”“滲”結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持久性。
關鍵詞：傳統法律文化； 現代價值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在今后幾千年的發展中，又融合了法家、道家以及佛家的思想，最K形成了以“禮制”為核心的、獨特的法律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家族本位、倫理中心
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 人們的行為必須維護家族的利益，符合倫理的要求。家族主義是指個人的行為必須以家族和家族利益為目的，個人必須服從于家族。張晉藩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沿著由家而國的途徑進入階級社會的，因而宗法血緣關系對于社會的許多方面都有著強烈的影響，尤其是宗法與政治的高度結合，造成家國一體、親貴合一的特有體制。”家法與國法不僅在本質上一到致，而且適用時想通，凡屬違犯國法的行為定為家法所嚴禁，反之，違反家法的行為也必定為國法所不容，由家法與國法共同組成的傳統法律，是中國所獨有的。倫理中心是對人們在血緣、輩份方面作出的規定， 也是評價人們行為是否得體的標準。人一出生， 就陷入一個由血緣和地緣共同編織的人際關系的網絡中， 這個網絡構成了人們生活、勞動、交往的大致范圍， 親屬關系成為人們主要的社會關系，親情義務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方面，作為家庭成員，他們在嚴密的倫理關系的束縛下，幾乎是做為家長的附屬物而存在，年長的對年幼的具有強制的權力， 這是血緣社會的基礎。
（二）禮法互補，差序格局
中國古代最早的“禮”是原始社會祭祀的一種宗教儀式，隨著社會的發展，“禮”包含的內容越來越多，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禮”的主要功能在于“別貴賤”、“序尊卑，確定了“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的宗法等級秩序。這樣就有了一定的約束功能，因此受到統治者的青睞。經過長期的演變，“禮”就由原來單純的風俗習慣演變成了規范人與人之間行為規范，人人必須遵循，“禮”就逐漸有了法律的作用，后來就以國家制度的形式規定下來便有了強制性。可以這樣說，“禮”是法的核心內容，法只是“禮”的外在表現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傳統社會中的“禮”并不是一視同仁的，因血緣和地緣的不同，“禮”本身也呈現出一定的層次性。“它是以因人而異的等差性為特征的，它的作用就是論證等差的秩序和結構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禮的等差性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人際關系中的等差性，人和人的血緣不同，親疏關系也就不同。這種以自己為中心所形成的有遠有近的關系，就形成了所謂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具有極強的伸縮性，會隨著位于中心的人的地位而有所變化，但無論怎么變化，以自己為中心的格局卻始終不會改變。
（三）無訟是求， 道德教化
無訟”理念提倡謙和、無爭、互讓互愛、道德教化，包含了適應當時社會的和諧價值。首先，和諧是“無訟”理念追求的最高價值理想，也是調解最終的追求目標。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在社會關系中協調與和睦是第一位的。民眾往往以爭訟為道德敗壞的標志，以無訟為教化有道的標志。其次，古代中國人以訟為兇，以和為貴。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以鄉土社會為主的熟人社會。民眾消極的訴訟觀念使人們不愿用國家公權力來解決各種糾紛。在熟人社會中，民眾處于相互依存的社會關系中，而法律所能處理的法律關系只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或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社會關系則往往被排除在外。因此，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會是人們各守本分、和睦相處，不為私利而爭斗，每個社會成員都能享受良好的社會秩序所帶來的實惠和福利，這種和諧、安定、平靜、有序的社會狀態一直是中國人所崇尚和追求的。“無訟”作為和諧的表象和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自然也為人們所想往。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價值
通過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習，我們不僅可以從中找出其在歷史發展中出現的合理性和曾具有的積極作用，而且也可以從中領會到許多值得現在及將來借鑒的東西。
（一）“重義輕利”與現代社會的義利取向
儒家的義利觀集中體現在“見利思義”和“義以生利”這兩個觀點上。“見利思義”，即是當一個君子面臨利益關系時，要以是否合乎“義”為標準，來判斷是否獲得或占有這些“利”。這是一個基本的道德自律原則。這就是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否則就是“見利忘義”。對于那些損害他人和社會道德準則的獲利機會，則一個正直的君子應摒棄的。
目前，我國已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給人們的物質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的同時，也給人們的思想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它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人們可以充分的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盡可能地創造更多的財富和更大的價值。另一方面，也由于經濟的發展和制度的不協調性，市場經濟在發展初期還具有盲目性。市場經濟提供的寬松的環境容易導致人們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甚至等腐敗現象的出現。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們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中需要重視的。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的同時，必須遵循一定的“義”的規范，達到了這個標準的經濟行為就是將“義”與“利”統一的行為，就是合乎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的行為。
（二）“無訟息爭”與現代社會的調解機制
應當承認的是，誕生于儒家背景下的“無訟”思想有它的歷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古代法學的不發達等等。這些缺陷無疑對當代的法制現代化是不利的，但是其中所蘊含的追求和諧的精神仍具有現代價值。“無訟”就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們對于秩序和穩定追求的集中體現。當前的中國社會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時期，原有的經濟政治體制正在慢慢的瓦解，但是新的體制還沒有完全的建立起來，調節人們之間利益的標準并沒有完全的形成，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叢生的時期，因此，穩定就成為了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文化中所追求的秩序價值就有了現實的意義。
我國現行的人民調解制度是人民群眾的創舉，也是我國古代的調解制度的一種繼承和發揚。通過一些社會組織或是有資歷的人充當“法院”的角色，進行調解解決一些社會糾紛，不僅可以維護當事人原本良好的人際關系，更重要的可以防止矛盾的進一步激化，達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減輕了司法機關的壓力，節省了司法資源。
（三）“民本思想”與現代社會的以人為本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民本思想主要體現在重民、貴民、安民、恤民、憂民、親民、愛民等方面。告誡統治者只有以民為本，做一個賢明的君主，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愛戴和尊重，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一旦統治者“失德”，就沒有資格也不符合“天意'來完成統治，新的、道德高尚的統治者也必然會取而代之。
如今我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因此，我們在踐行群眾路線中要重視發揮傳統民本文化的作用，借鑒弘揚傳統的民本思想，古為今用，得出有益的啟示，用新時代君子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對待群眾，樹立在群眾中的良好形象和威信，用真情實感去愛民，啟發我們一切為群眾著想，重視民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狠剎“”，防患于未然，做到為民務實清廉，不斷提高執政能力，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參考文獻：
近年來，隨著銀行個人消費信貸業務的興起，消費信貸保證保險在我國獲得快速發展。各保險公司紛紛開辦住房和汽車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一時間消費信貸保證保險市場熱鬧紛繁。但是，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形勢急轉直下。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開始暴露，保險公司面臨的業務風險開始顯現。如某財產保險公司從2001年開始經營汽車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截止2003年5月底，累計保費收入1872萬元，累計賠款459萬元，賠付率24.5％。逾期貸款3296萬元，占保費收入的176.1％，其中逾期3個月以上的貸款達2515萬元。消費信貸保證保險市場存在的問題嚴重影響到保險公司的持續經營和健康發展，一些公司被迫全面收縮相關業務。人保、天安公司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清理整頓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平安產險公司也在近日對部分地區的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亮起黃牌。
一、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發展面臨的障礙
幾年前還是人人爭搶的“香餑餑”怎么忽然就變成了“雞肋”呢？問題是多方面的：社會信用基礎薄弱，企業和個人信用體系不健全；銀行盲目競爭，違規發放個人消費貸款，放松對房地產公司和車行的資信調查；產品設計存在缺陷，風險責任不對稱等。但筆者認為，真正的問題卻是來自保險公司自身，就是對消費信貸保證保險的風險認識不足，業務管理不嚴格，市場運作不規范，依法合規經營意識淡薄。由于管理缺失產生的風險才是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面臨的最主要的風險。
（一）保險公司對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的風險認識不足，風險管理缺乏長期觀念。消費信貸保證保險屬于高風險業務，而且業務周期長，短則2、3年，最長可達30年，期間的不確定性因素較多，風險具有巨大性和滯后性特征。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風險的特殊性，要求保險公司對業務管理和風險安排要有長期思想，業務經營要立足長遠，要正確把握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和周期性特點，要妥善處理短期利益和長期目標之間的關系。
目前，保險公司在經營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過程中，普遍存在重短期利益（即保費收入）、重市場拓展，輕業務管理、輕市場研究的現象，缺乏嚴謹、科學的經營理念，不能全面地認識和分析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的經營環境，為公司的穩健經營和長遠發展帶來潛在隱患。如一些基層公司只看到目前房地產業形勢一片大好，居民購房踴躍，房價節節攀升的表面現象，而沒有把房地產業納入到整個經濟發展的全局中來分析，也沒有和當地的經濟發展形勢結合起來分析，更沒有意識到房地產業出現的投資增幅過高、商品房空置面積增加、房價上漲過快以及低價位住房供不應求和高檔住宅空置較多等結構性問題，對房地產項目不做分析、不加區分，眉毛胡子一把抓，盲目擴大住房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最近，人民銀行發出通知，要求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國務院也于近日提出要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就是對房地產業投資過熱、出現泡沫現象的一種警示，應當引起保險公司的高度重視。
（二）保險公司依法合規經營意識淡薄，不正當競爭現象嚴重，市場秩序混亂。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主要依靠銀行開展，業務一般占業務總量的90％以上。因此，與銀行的合作就成為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拓展的主要環節。目前，各保險公司與銀行的合作基本上都是采取“協議+條款”的方式進行。
由于保險公司依法合規經營意識不強以及對渠道的過度依賴，在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經營過程中違規現象嚴重。保險公司普遍存在不嚴格執行標準條款費率的情況，違規與銀行簽定“不平等”協議，將本應由銀行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部分或全部轉移給保險公司自己承擔，由此產生了巨大的風險。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
1.擴大保險責任范圍，將意外傷害和疾病責任擴展為履約責任。如某保險公司條款本來只將投保人因意外事故或因疾病死亡或永久喪失勞動能力，無法繼續履行還款義務作為保險責任，擴展后變為只要投保人連續三個月末履行或未完全履行還款義務即為保險責任。
2.縮減責任免除，取消免賠額。在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條款中，責任免除條款是保護保險人利益、防止投保人和被保險人道德風險的重要內容。縮減責任免除就是變相擴大保險人的保險責任，減輕或降低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道德約束，增加了保險人面臨的道德風險。同時，取消免賠額弱化了被保險人的風險責任意識，造成被保險人的風險責任缺位。
3.降低費率，一般在標準費率基礎上下浮30％左右。
4.降低首付款比例甚至零首付。設定一定比例的首付款是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風險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風險控制的一種有效手段。對不同信用度的人群和不同風險度的業務，保險公司通過提高或降低首付款比例進行調節，可以有效地控制風險。降低首付款比例甚至取消首付款要求，直接增加了保險公司的業務風險、加大了風險管理難度。
5.高額手續費，以及由此產生的退保風險。保險公司在辦理住房和汽車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時，一般一并承保房屋保險和機動車輛保險且一次性收取保費，按協議支付商手續費。據了解，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手續費為10％—15％左右，房屋保險和機動車輛保險業務手續費為20％～30％，一般以現金形式坐扣。如果投保人提前償還銀行貸款后提前辦理相關保證保險的退保，或者投保人在獲得銀行貸款后提前辦理房屋保險或機動車輛保險的退保，保險公司將面臨直接的經濟損失。如果這種情況集中發生，保險公司該業務項下當期的保費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退保費，出現“紅字”保費。巨大的支付壓力將給公司的正常經營帶來困難，并可能由此造成巨額虧損。
（三）保險公司對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管理不嚴格、控制能力不強、措施落實不到位。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風險的產生是多方面的，要求保險公司必須具備較強的風險管理能力。目前，各公司對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均建立了相應的管理制度，規范了業務操作流程，加大了業務培訓力度，采取授權經營、集中管理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從掌握的情況看，一些基層公司風險意識不強、管理粗放，沒有把風險管理容人業務管理的各個環節，有關規章制度不健全且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實。
如對商的管理，遷就的多、制約的少，沒有建立起相應的管理制度。不僅沒有很好地研究環節的風險控制，反而通過協議將銀行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轉移給保險公司自己承擔，造成在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經營過程中銀行的風險責任缺位，從而進一步弱化了銀行的責任意識。對投保人的資信調查是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風險控制的重要環節。一方面，目前我國社會信用的基礎十分薄弱，經濟活動中信用缺失現象嚴重，企業和個人的信用體系尚未建立，為保險公司開展信用資信調查工作帶來很多困難；另一方面，一些公司有制度不執行或執行不堅決，工作不夠扎實、細致，相關制度不能得到很好地落實，調查程序流于形式。如一些房地產開發公司通過員工、親屬以個人購房名義或通過虛增樓房面積、虛增樓層騙取銀行個人住房消費貸款用于房地產項目開發。一些犯罪分子勾結不法車行，利用假身份證騙取銀行個人汽車消費貸款等。這些情況時有發生，說明保險公司在資信調查環節仍然存在較大漏洞。
二、加強管理，促進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發展
（一）要提高對消費信貸保證保險重要性的認識。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在業務總量中占的比例較低，未引起有關方面足夠的關注；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所具有的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的發揮；消費信貸保證保險風險的巨大性和滯后性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保險界應加強對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的研究和分析，要站在經濟全局的高度，認識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在促進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等方面發揮的作用；要站在保險業發展的高度，分析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自身的發展前景以及對保險業發展的帶動作用；要站在防范保險業風險、促進保險業健康發展的高度，提高依法合規經營意識，加強和改善業務管理，規范市場經營行為，增強做好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的責任感。
（二）要強化保險公司的內部管理。目前，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在管理環節產生的，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的主要風險是管理風險。因此，加強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的管理，是防范和化解風險的重要環節和有效手段。
1.健全管理制度，規范操作流程。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的風險點多，業務環節多，操作程序復雜。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規范的操作流程是業務健康發展的基礎和保證。保險公司要充分認識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風險的多樣性，在商的選擇、投保人的資信調查、逾期貸款的跟蹤管理和追償等各個環節都要健全管理制度，加強業務人員的培訓，落實責任制，徹底改變制度不健全、管理粗放、責任不到位的狀況。
2.授權經營、集中管理。消費信貸保證保險屬于高風險業務，要求具備較高的風險管理能力。授權經營、集中管理是一種有效控制風險的經營模式選擇。分級授權經營，由上級公司按照統一標準對下級公司經營該業務的資質情況進行考核驗收，允許具備條件的公司開辦此業務；業務管理則集中到省級分公司，應開發專門的業務管理系統、設立專門的業務部門負責核保、核賠、債權追償等具體管理工作。
3.加強對商和銷售商的管理，認真做好資信調查工作。要加強對商和銷售商的業務宣導，提高其對消費信貸保證保險作用的認識，端正經營思想和行為。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是商、銷售商擴大經營規模，增加銷售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商、銷售商防范經營風險的重要措施。保險公司和商、銷售商之間是平等互利的合作伙伴關系，應相互尊重共同發展。資信調查工作是消費信貸保證保險業務管理的重要環節，也是風險控制的重要節點。要充分利用社會上公開的企業和個人信用資信平臺開展資信調查，盡可能地擴大對投保人信息的采集范圍，確保信用評級的科學性、客觀性。同時，應加強各保險公司之間的信息交流與合作，實現信息資源共享。
4.加強市場研究，及時總結經驗，調整經營策略。消費信貸保證保險屬于新興業務，保險公司業務數據積累不夠充分、管理經驗不足。加強對銀行消費信貸業務和消費信貸保證保險市場的研究，及時發現和總結業務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調整公司經營理念和經營行為，可以有效地防止風險的擴大。例如通過對發生賠案的業務進行分析發現，法人類、營運類、工程機械類業務的出險率高，保險公司可以采取細分客戶群、提高首付款比例和擔保條件、限制抵押物用途等方式來預防和降低可能由此產生的風險。
最近，她在美國一個大城市的“唐人街”實地調查，發現在唐人街生活的中國人，并沒有因為來到美國這個法治國家后有所改變，暫且不論黑幫、人蛇、販毒和謀殺這類惡性事件，日常生活里的偷稅漏稅、拒簽勞動合同、損害公共衛生、違章房屋建筑等比比皆是。由此，她進一步證實了自己的“遠見”。她這篇即將出爐的論文的結論是：中國人無論生活在哪里，血液里都沒有自覺守法的基因。法治社會可能與中國人無緣。
我非常認真地告訴她，這個結論有點兒幼稚，甚至有些荒謬。
眾所周知，唐人街最初由清末眾多廉價勞工背井離鄉聚居而成。唐人街上的“唐人”雖然居住地是美國，但長期以來主要的生活語言既不是英語，也不是國語，而是帶有廣東臺山口音的方言。盡管唐人街的經濟、文化狀況近年來已有很多改觀，但仍然如同一個個嚴重先天不足的“飛地”，成為現代社會中的“孤島”。
今天的唐人街，已經成為一個“景點”，西方國家的很多人至今都還將唐人街視為現代中國的模板。多年來，不少中國留學生都曾有過被西方人誤認為是日本人的經歷。原因就是，西方人認為：“Youdon’tlooklikepeople，mChinatown(因為你和唐人街的人不一樣)”。
其實，早年第一代華人移民的后代，大多已經離開了唐人街，有些人甚至深深地融入了當地的主流社會。比如，剛剛攜帶家眷抵達北京履任的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就是早年唐人街上廣東人的第三代華裔。100年前，他的祖父漂洋過海從廣東臺山來到美國的華盛頓州。100年后，這位早年華僑的孫子成了這個州的州長。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駱家輝盡管長著一張中國人面孔，血管里也流淌著中國祖先的血液，但他的思維方式早已經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期待他格外“偏愛”中國的想法千萬不要太多。
多少年來，全球華人心底苦悶的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集權官僚、血緣宗法、人情世故以及凌駕法治的泛道德思維方式等等，與講究社會契約、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法治究竟能否接軌?或者，以華人的公民素質，有沒有資格實行成熟的法治?
顯然，海外的唐人街并不是最理想的試驗場。我建議這位年輕的女留學生，是否可將目光看得更寬遠些――超越“唐人街”的視角，看看美國硅谷地區的中國新移民聚集的小城鎮；看看已經成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看看我們從小跟大人一起唱著歌“一定要去解放”的臺灣；看看東南亞那個以華人為主要居民的新加坡。
有一位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畢業后去了香港工作。她在自己的博客里真誠地告訴人們：“每次當我過了羅湖橋踏上香港土地，就發現人們自然不會隨地拋垃圾、不亂穿馬路，人們走在路上，總會依照道路規則，極少看到隨地吐痰的人。”她最后寫道：“守法，是香港社會的最高道德觀。”
這位女生的話，正道出香港不變的核心價值。香港最重要的資產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法治。這里也曾經是一個荒蕪的難民聚集地，但是法治的種子已經在這個終年悶熱潮濕的城市里生根、發芽和結果。在苦澀和曲折的歷史進程里，我們可以看見香港華人對理性和文明付出的深沉努力。
其實，所謂法治并不只是法官、檢察官、警察還有廉政公署，也并不只是填寫好選票然后將其投入票箱，法治是一種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法治像是人們每天呼吸的空氣，像是常人舉手投足的教養，像是無處不在的空間，常常無形地融化在生活點滴里。
論文關鍵詞 法治社會 民間規范 呼吸空間
歷經數十年，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體系逐漸健全，但是在這個大變革時代，我國法治建設一味高歌猛進的弊端也逐漸顯現出來，民眾集體對抗司法，厭訟不信任司法及法律規避現象層出不窮。我國法治的發展離不開正視中國民間社會上千年傳統規范的地位，中國特色的法治之路任重而道遠。
一、本土屬性角度下法治的內涵
“中國現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細密的文字法規加一套嚴格的司法體系，而是與億萬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心態以及行為相聯系的；要建立法治，在一個維度上看，就是要重新建立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他人行為的確定預期”。 法治強調的就是預期的穩定，及秩序的建立，法治不是簡單的法律規則的制定，也不是已制定的法律規則得到了沒有偏廢的一體遵行，法治強調的是一種規范有序的良性的社會運行狀態，在這里人們的自由、尊嚴等權利能得到保障，法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其是一種社會有序的存續狀態，不能僅從工具性價值方面考慮。“而社會生活的秩序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而且也不應當僅僅由國家制定的法律構成的。”所以不要“誤以為現代法治必定要或總是要以制定法為中心。社會中的習慣、道德、慣例、風俗等從來都是一個社會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構成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法治建設并不能完全寄托于立法，不能將法治建設簡單的搞成一種造法運動，法治作為國家進入社會的一種方式，在強調國家通過立法進入社會，重構秩序的同時，也要考慮社會對立法的內在親和力，否則法也就是一紙空文。所以中國法治就應當具有中國本土屬性，要接地氣，不能繼續持制定法對民間規范傲慢與偏見的態度。而國家制定法以外的對社會糾紛解決、人們行為模式預設和社會有序秩序塑造和維護方面有利的相關規則可統稱為民間法，具體包括民間傳統，習俗，規矩等。所以中國法治內涵中應當有民間法的一席之地。
二、民間法的存續狀態
既然民間法是我國法治內涵中的應有之義，那么首先有必要了解民間法在社會中的具體存續狀態。
我國古代社會是一種國家，社會兩分的社會。謝暉教授說：國家和社會兩分：人類社會進化的一個基本事實，由此看出似乎不同地域的社會都有這種現象。“最早提出這個理論的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他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提出了兩個不同概念：一個是政治國家，一個是市民社會。他認為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是兩個不同的領域。政治國家代表的是國家政權機器，市民社會代表的是市民的經濟生活領域”。在中國那么就是政治國家和鄉土社會的兩分。這個想法在史學領域也有相似的聲音，黃仁宇先生在其《現代中國的歷程》中提及近代中國社會呈現“三明治”狀態，實際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社會兩分狀態。這倒不是人為為之，由于我國古代社會早熟，在相對治理手段落后的情況下統治著極為廣大的區域，國家頒布法并不能完全觸及社會最底層，這是由于國家政權觸角有限所致，這樣不同的等級適用不同的行為規范和不同的約束機制使得中國社會當然的兩分，出現兩種社會存在形式。
我國社會的長期兩分狀態，和儒家思想上千年的絕對統治，使得我國鄉土社會能夠平靜的持續發展，存在于其中的民間規范也日積月累形成力量非常強大的傳統或者習俗，規范著民間的所有活動，鄉土社會的運行模式也由這些傳統和習俗來塑造。鄉土社會也就是個熟人社會“在一個熟人社會中，我們會得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規矩的自由。規矩不是法律，規矩是‘習’出來的禮俗”。民間經驗的代代傳承使得這些禮俗至今仍舊在我國農村地區有極深厚的影響，甚至在那些城鎮化擴張地區的“城鎮居民”，他們實際就是住在城鎮中的農民，保持了其固有的生活模式和觀念。老百姓只知道這么做，而不懂為何這么做，當依現代法換個做法時，他們便出現困惑，甚至抵觸。從很多現實案例中可以看出來，禮俗或者傳統，或者所謂的民間法在中國當前社會特別是社會基層仍大有市場，其影響力并不是曾近的一句革命口號就能打破和現在大力推崇的法治標語能代替的。
所以法治內涵吸納民間法是有現實價值的，這并不是現代法治對民間法的妥協，而是一種尊重和對中國基層社會深度審視的選擇。
三、法治內涵吸納民間法的價值權衡
法治內涵吸納民間法有利有弊，也具有操作的困難性，可綜合分析可知，法治對民間法的吸納是必須和可行的。首先，從我國社會這個變革時代在這個破立過渡時期是需要民間法來支持的；其次，民間法作為傳統智慧的結晶是具有比制定法獨特的社會功能的；再次，在穩定大于一切的前提下，對民間法的吸納更有利于社會的變革，阻力會變小，這也是對國際競爭的內部力量支持。
1.從大清律的廢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頒布，再到法治目標的提出，中國社會，中國法制無時不刻地處于變革當中，廢除舊法統，出臺新法律。而法律是用來規范社會運行模式的工具，法律變，社會基本形態也隨之而變，要革命，進步，去舊出新是必須的，但是“現行的司法制度在鄉間發生了很多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或建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應用這些設備。更進一步，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有一番改革。
中國民間舊的鄉土秩序歷經上千年，其教化影響已然深入人心，已然變成人們不加思考而照舊的思維習慣，它的打破和根除并不容易。從的“反傳統”，到的“破四舊”，都是處于對社會舊秩序的“破”的階段，“它的實際效果，只是在文化上破壞了一個舊世界，但并沒有幫助建立起那個雄心勃勃的新世界”，真正進入“立”的階段應該是改革開放經濟騰飛后的事。我國當前社會形態還處于這個“破”、“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社會運行模式大變革時代，民眾面臨何去何從的兩難抉擇，一邊是上千年的眾人從內心認可，大家一致遵守的規矩，一邊是國家頒布的法令，選擇前者，于法不合，選擇后者于理不合，心中難服。而若強行推行制定法令，完全取締舊的民間規范也就是習俗規矩，那么民眾勢必心中不服，其結果是要么規避，要么集體抵制，這樣的結果非但沒有達到解決糾紛維護權利，塑造社會新運行秩序的目的，反而出現民心無所依的迷茫和混亂，進而致使法律威嚴下降，于法治建設不利。更何況在有的方面法律并不宜過多介入，應該留給人們理性選擇的“傳統”去處理。
2.傳統、習俗或規矩是人們理性選擇的結果，是理性的積累，是中國人實踐智慧的積淀。也就是這些個傳統、習俗、規矩維持了中國基層社會上千年的運行和有序，上千年存續歷史就說明了它們是有價值的事物，是值得重視的事物。在這個社會矛盾紛繁復雜，法治成本越來越高的時代，我們應該重新審視這些民間規范，它們對于我國法治的建設是可利用的，并不是唯有鏟除這一條路。
有的社會事務也并不是司法必須干涉的，有時甚至出現過猶不及的現象。司法專門化并不是要求事無巨細都有法律過問，實際它要求的是司法機關在社會中要有所為，還有有所不為。“當司法機構以積極的態度參與社會活動時并過度深入，它所代表的法律力量與社會中的其他力量必然發生沖突。因為社會生活本身并不存在明確實在的區分法律與政治、法律與道德、法律與經濟的界限；至少在許多方面這些社會生活領域是交叉、重疊、互相嵌合的”。而“法律的基本要求是權威性。而在相當領域的某些案件里，社會不允許法律獨享這種權威。在這種情況下民間規范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單純追求紙面上的法治，而硬性用法律代替有價值的民間規范，致使糾紛解決了，而事實上事情卻沒有解決，更而造成秩序的不可預期，法律權威也因之下降，這顯然不是人們心目中追求的法治。
有法無德，易使人之大部心智游離；有德無法，放縱至惡之徒為非作歹，唯德法兼備，正社會之風，助國之昌榮。
[-找文章到網]古往今來，法與德相容相生，相較相長。當歷史的車輪駛入現代文明熠熠生輝、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二十一世紀，綿長的車轍印證了這樣一個定論——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特別是在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彰顯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法律制度還有諸多不完備之處，單純依靠這樣的法律來調整十三億泱泱大國顯然力不從心，而借助傳頌千年的中華美德正是我們治國興邦的又一法寶。
“以遵紀守法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是總書記關于社會主義榮辱觀重要論述中概括法德關系的最精妙之語。它既從正面肯定了法的強制性，又從反面強調了德的規制力。正反比對，法德互補，“一榮一恥”充分地詮釋了法治與德治的相輔相成、和諧統一。
以遵紀守法為本文來自榮，既強調了法律作為調控社會的主要手段不容踐踏，又教育了全社會牢固樹立遵紀守法的道德標尺。將法治寓于德治，以德治推動法治。
以見利忘義為恥，既蘊含著“勿以惡小而為之”的道德警戒線，又隱藏著懲治危害國家、集體、他人利益的法律制裁鞭。德治與法治并重，教育與懲罰結合。
當今的中國是加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物質文明的進步確實是中國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硬件條件。但相對薄弱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不容忽視。我們不得不承認，如今的社會，“見利忘義”之為比比皆是，且有愈演愈烈之風。如果說集貿市場的缺斤短兩可以用“見利忘義”草草代過，那么英語四六級泄題、制賣假文憑、抄襲研究論文等行為就是對科學知識的踐踏，假化肥、假農藥就是對衣服父母的毒殺，假煙酒、假奶粉就是對人類生命的漠視，販賣假鈔、假證件就是對國家利益的侵蝕。所有這些“見利忘義”都起源于道德的缺失，歸結為對國法的蔑視。因此我們說，“見利忘義”既是違反道德倫理和道德規范的行為，也是違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法律規范的行為。正如馬克思說過，“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絞首的危險。”
關鍵詞 教師 法治觀念 法律意識 研究綜述
作者簡介：董云，華中師范大學學院。
教師法治觀念，即教師對法治的認知、評價和情感體驗。在中國知網中輸入“教師法治（制）觀念或教師法律意識（素養）”，針對該主題的文獻共計85篇。統計得出，96.7%的于21世紀，發表在近五年的論文占54.1%。由此可見，隨著依法治國的不斷深入，關于教師法治觀念方面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尤其是在近幾年達到頂峰。但所得文獻總計十分有限，這也說明關于教師法治觀念方面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廣泛的重視。筆者通過認真研讀以上文獻后，做出綜述如下：
一、教師法治觀念研究的重要意義
（一）教師法治觀念是教師全面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教師法治觀念是培養法治觀念公民的需要
（三）教師法治觀念是依法治國、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
二、教師法治觀念基本現狀及問題研究
由于不同等級的教師的法治觀念也存在著很大差別，因此，為了確保分析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筆者將從農村教師或中小學教師和高校教師兩個方面，分別進行論述。
（一）農村教師或中小學教師法治觀念基本現狀及問題研究
（二）高校教師法治觀念基本現狀及問題研究
三、教師法治觀念缺失的原因研究
（一）社會因素
2.法律法規不完善和宣傳不力。王虹（2009）等認為，我國制定的教育法律法規不完善、不系統，在法律責任方面劃分模糊，導致難以切實執行。另外，相關部門對教育法律的宣傳不力，從而導致廣大教師出現認識問題。
3.經濟利益的驅使。董愛玲（2008），張玉格（2008）等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經濟利益的驅使，部分教師沒有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把金錢、名譽和地位看成了自己工作的出發點，沒有切實履行教師義務，產生了拜金主義思想。
（二）自身因素
2.世界觀、價值觀偏差。朱紅麗（2009）等認為一些教師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功利觀出現了偏差，滋生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急功近利思想，忘記了自身的良好形象，放松了對自己的監督。
四、增強教師法治觀念解決的對策研究
（一）從國家角度來看，要加強教育立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三）學校角度，要加強學習教育，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
（四）從教師自身角度來看，要更新觀念，樹立現代教育思想
五、研究評述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對教師法治觀念的研究基本是從意義、現狀、原因及對策這四個方面進行論述的。其中，教師法治觀念研究的意義是從學生、社會和自身三個方面進行闡述的;教師法治觀念的現狀主要從農村中小學教師和高校教師兩部分分開進行說明的，并對導致問題的原因作了進一步的分析;最后提出了各自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即從國家、社會、學校、自身四個方面尋找解決途徑。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以上研究也存在著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研究文獻總數偏少，對問題重視不夠
相對于對其他社會群體法治觀念的研究，如農民、大學生等，教師法治觀念方面的研究文獻總數偏少篇。這也說明目前教師法治觀念這一專題還沒有引起社會各界學者的廣泛關注，其中存在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二）研究方法單一，結論的適用性不強
大多數學者在研究教師法治觀念這一專題時，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雖然可以對調查結果進行定量研究，同時也節省了人力、時間和財力。但是，該方法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它只能獲取書面的社會信息，而不能了解到生動、具體的社會情況，很難作深入的定性研究。
這本書于2004年5月由中國法律出版社出版，洋洋灑灑寫了30萬字左右，除去引論以外，大部分是作者近幾年來已發表的學術論文或者講演稿的匯集。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盡管這些論文是分別撰寫和發表的，卻大致是按照我的統一規劃進行的，并且在最后編輯本書的時候，為了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我也對許多論了文字修改，增補了部分文獻。”①這表明了作者的一種負責的學術態度以及該著作學術思想的形成與集中過程——所謂“統一規劃”也罷“統一整體”也罷，都是作者對中國法治進路和法社會學問題的以往思維瓷片的一種“考古式”粘合。
首先引起我特別注意的是該書的書名，很有意思地與蘇力過去的一部作品《送法下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的書名形成了高調的反差。關于這個書名，作者解釋說它是來自凡爾哈倫②的一句詩，是一個關于中國當代社會轉型的隱喻，同時也作為當代中國法治實踐的背景和基本制約。我倒是從中看到了隱喻中的隱喻，表明作者對中國法治實踐所進行的考慮已經從農村折返到了城市，也許還意味著蘇力本人學術思想和立場的折返與轉型。因為在前一個書名中，比較明顯地反映出蘇力把中國法治實踐的主要戰場設想到了農村，而現在則設想到了城市。這種設想的轉移，我認為是科學的與合理的，理由在于，傳統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正在發生變革和解構。在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的青壯年農民被先進的農業生產力所解放成為了新興的和現代的中國體力工人階級，并逐步在數量上和法律權利需求的不滿程度上呈正比例地增長著，相對于原來的市民階級而言，他們對于法治產品的供給有更多的訴求和渴望，他們將成為中國法治進程的戰略性推進力量或者成為戰術性破壞力量。中國的鄉村被從城市中發射過來的無線電波所包裹和誘惑，也被章魚般的城市日益吞噬或者壓迫，從而對二元中國發出了要求社會平等的城市化或者城鎮化訴求，這將導致法律上的地方自治權利要求的增大乃至于聯邦主義法律思想的萌芽。中國的農業已經從自給自足型經濟轉向對城市的資源供給型經濟，使得中國遼闊鄉土社會中的田園牧歌被契約和貨幣的嘈雜所哽咽或者替代，這也在不斷地提醒著立法者、執法者、司法者和蘇力等法學家們：大家族式的宗法社會已經徹底雪融，城鄉一體化趨勢導致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正在占四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商土中國開始進行，這將使中國的城市（鎮）化的鄉村和“鄉村化的城市”③產生大致相同的法律供給需要。如此，便是城鄉二元中國法治實踐的切實背景，起碼現在越來越清晰和明朗。這樣一來，如果蘇力的學術視場不及時伴隨社會的轉型而轉型，就要落后于時代了。
而后引起我注意和閱讀的，是該書的目錄。如果說一本書的名字是“龍的眼睛“，那么書的目錄一般就是“龍的骨架”了。分析龍睛看到的是作品的重心所在，而領略目錄則可以窺探作者學術思想的脈絡和間架結構。該書從目錄上看，主要由四個板塊組成，第一板塊由《你看到了什么？（代序）》、《致謝》和《引論——現代化視野中的中國法治》三篇文章組成，其中《你看到了什么？》是作者以第二人稱方式為自己這本書所寫的一個“段落大意”，也是一個“他我批判自我”式樣的書評，比較中肯和客觀，尤其是對于喜歡文學的法律學術人而言，看完了這個代序，除非你繼續對蘇力觀點后面的論據和語言過程依然很感興趣，否則，該書其余的文字基本上就用不著看了。當然，法律職業人和非法律專業的普通讀者可以在好奇心或者求知欲的驅動下，到后面那些具體的書頁里去瀏覽瀏覽作者的論據和行云流水般的法（文）學筆觸。至于《引論——現代化視野中的中國法治》是作者已出版過的作品的再次復寫，這篇文章也許是作者終生學術思想的靈感之源，它主要探討了中國社會變遷與中國法治實踐的互動和交叉，建立了作者“任何法律的合法性都要從社會中取得”的法治理念。這種理念被作者一再聲張與喧嘩的目的，是要對中國現在的法治實踐進行不斷地提醒，讓法治回應或者滿足社會生活的種種需求；另外一個重要的目的，蘇力一直想對主流法學派別也就是規范性法學研究進行“糾偏”，或者是爭奪中國當代法學的話語權與公共傳播的制高點。第二板塊，是該書的第一編，被作者命題為《與立法》，其中第一章的標題是《中央與地方的分權》，第二章的標題是《當代中國立法中的習慣》，第三章的標題是《最高法院、公共政策和知識需求》。第三板塊被命名為《司法制度》則是第二板塊中第三章的自然延續或者說深入細致論證，作者用長達四章文字的篇幅談論了中國的法院、法官、司法考試等似乎是瑣碎和細小的問題，企圖“揭示這些細小問題中隱含的當代中國司法改革的制度性問題”并完善中國的憲法政治。我認為，該書的第一章是最精彩的，它將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關系作為在中國實現的“一種更為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進路和言說方式”進行切入，這是符合中國歷史特色和國情的，就中國當代歷史的和社會的法治發展邏輯而言，作者也確乎是抓住了中國法治實踐進路的“七寸”。④首先，就憲法政治而言，實行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當然邏輯基礎，如果我們不利用憲法的力量根除“法作為人治的兇器”這一歷史病灶，我們中國的法治實踐將永無滿足大多數人對法治的希望與期盼的可能，這幾乎是所有法律人的常識性學術認同了。但是，以往的和現在的法律學術人，多只看到了憲法是一種民主性的反叛和革命成果，而少看到憲法的實質是制約。或者有水平高些的法律學術人，看到了憲法的制約，卻只看到“三權分立”的中央權力的橫向切分，卻難以看到憲法精髓中的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二權分立”的縱向切分。⑤這樣一來，那些蘇力以外的法律學術人，或者因堅持“三權分立”而可能遭致政治威權的無情棒喝，⑥或者為避禍而鉆進了故紙堆里“從本本到本本，從概念到概念”和擔任西方法學的搬運工去了。而蘇力的聰明和可貴，是既看破了中國的“德先生”之先天性荷爾蒙匱乏的難以治愈或者反向暴勃，也看破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幻想在中國現時與未來的無法實現，轉而尋求了《論十大關系》的第五節做實現的藥方了。其次，就中國法治實踐的資源挖掘而言，蘇力極力提倡尋求和利用中國的本土資源，企圖在中國傳統倫理的溫床上培養出“牛肉西紅柿”⑦式的法治產品來，所以才有該書的第二章《當代中國立法中的習慣》，希望中國的實然法更多地包納和整合“習慣”這樣一種持久和穩定的地方性或者民間力量，就好象希望西紅柿的堿基對能歡天喜地地接受牛肉的堿基對⑧一樣。這樣的學術思想，固然在方法上是科學的與合理的，但是，我個人認為，他所使用的學術建構材料也就是概念卻是錯誤的，容后再論。最后，蘇力“看到了”賀衛方教授法學思想的巨大法治實踐價值前景，企圖與賀衛方等法學家以及“法院的力量”配合起來，用“法院的力量”去推開中國法治實踐的光明未來，塑造一個以法院為最后領地的法律人職業集團，使得法治的理性在法院裁判的權威下得以充分的施展和生長壯大，所以，作者用大量的文字（共占全書主體七章中的四章，自第109頁到第285頁，大約15萬到16萬字）書寫了他對法院的失望和希望，如同當年康有為對光緒皇帝的失望和希望一般。
第四板塊是結語，也是作者對另一本著作《也許正在發生》的一個過渡。該板塊以《面對中國的法學》為標題，論述的是中國法學的宏觀問題，切入點卻在實證和微觀層面，簡要分析了2003年兩件轟動全國的法律事件：孫志剛案件和劉涌案件，從另一個側面提出了轉型中國的法治問題，也是全書的另一個主題：中國的社會轉型要求法學的回應，中國法學必須回應中國的問題。
上面是我對該書的學術思想上的主要感覺，但是并不是我所要告訴其他讀者的主要方面。我想說明的主要方面是，該書的語言風格和特色才是其最大的成功之處。其實不僅僅是蘇力，賀衛方、陳瑞華等一干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和其他身居首都的“真正的”中國法學家都具有這種獨特的學術語言特點，只不過蘇力表現得更明顯和更淋漓盡致罷了。那么，這是一種什么特點呢？簡單地說，就是話語霸權。他很巧妙地秉承了首都人的能言善辯和“北京人什么都敢說”的民風，找準了所有法律人的“共同經驗范圍”，⑨將朗朗的口語夾雜在書面的文字和大家公認的乃至時髦學術詞匯和網絡語法中，抒發他的法學思想和法學體系，往往在法律人當中產生強烈的共鳴，甚至在非法律專業的學者中也能產生共鳴。這種“話語霸權”的威力，就請你自己去蘇力的這本書中去感覺吧。么，這書有哪些不足和問題呢？仁智互見，我也不敢說我代表了誰，只能說說我自己的看法，大體有下列二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