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5 10:42:59
導語：在哲學思維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英文摘要】PhilosophicalmaterialismbyMarxisnotonlyscientificanalysisofsocialhistoricallife,butalsocriticismofthecourseofsociallife.Asamatteroffact,Marx''''criticismofoldmaterialismhasmadehistheoryofmaterialismconformtodialectics,addingcriticalimplicationstomaterialism,andthusdistinguishinghistheoryofcriticismfromthatofethicalcriticism.Inthissense,theauthorconcludes,regardingMarxistphilosophyasmetaphysicinordertogainnewintensityofcriticismhasbeentheresultofmisinterpretationofMarxistphilosophicalmaterialism.
【關鍵詞】唯物主義/辯證法/批判理論/materialism/dialectic/criticaltheory
【正文】
如何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規定，這一直是馬克思哲學研究中的難題。在傳統的研究中，雖然非常強調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本質，但更多是從前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水平上來理解馬克思的，這使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變成了一種具有機械論意味的實證性描述理論，無疑降低了馬克思哲學的理論水準，以致將馬克思哲學變成了實證性的社會學。正是對此的反思，在實踐唯物主義之后的馬克思哲學研究中，如何提升馬克思思想的哲學意蘊，成為一些學者的中心話題。在這樣的思路中，隨著海德格爾存在論的介入，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層面在哲學思考中漸漸消失了應有的身影，可以說，如何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規定，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思的問題。在這樣的理論研究思路中，實際上預設了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將馬克思的哲學唯物主義等同于機械論唯物主義，而實際上馬克思哲學唯物主義不僅是對社會歷史過程的科學描述，更重要的是這種唯物主義具有一種批判的意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才能真實地統一起來。因此，對馬克思哲學唯物主義需要進行新的理解。
一、兩種唯物主義的內在關聯及其超越
從思想史上來看，在馬克思哲學變革之前，存在著兩種與馬克思哲學直接相關的唯物主義：一是法國的唯物主義，一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馬克思哲學變革，從唯物主義的規定性來看，就是如何超越這兩種唯物主義的問題。
對于法國唯物主義，過去關注較多的是其物質本體論層面，即世界的物質規定性以及這種規定性對意識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對于這種唯物主義，黑格爾曾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從感性確定性的層面來看，這種起源論式的唯物主義是一種直觀的認識，而這種直觀認識的本質規定恰恰不是其直觀性，而是共相。因此，當我們認為對一棵樹的認識來自于這棵樹對我們的刺激時，我們并不能真正地獲得對外部存在物的知識，因為如果沒有樹的概念，對于我們來說無法將樹與其他的東西區別開來。其次從知覺思維來看，這種唯物主義恰恰也是需要揚棄的，因為知覺的本質規定性并不在于人對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規定，或者說理性構成了反映的本質規定。黑格爾通過從感性到知覺、知性再到自我意識，在我看來，倒是揭示出這樣的問題：即傳統的唯心主義(前黑格爾式唯心主義)構成了傳統唯物主義的對立面，而且這種唯心主義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傳統唯物主義的“真理”。“如果無思想的意識表示觀察和經驗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這種說法很可能造成一種印象，仿佛這是說只有視聽味嗅觸是真理的源泉；其實在它匆忙地推崇視聽味嗅的時候，忘記了說明同樣本質的一件事實，即當它感覺的時候，它已經在為它自己而規定這個感覺對象了。”(P163)在傳統研究中認為是對立的地方，黑格爾看到的恰恰是統一，這個統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絕對觀念。這才是黑格爾哲學從自我意識之后才進行長篇論述的意圖所在。在這個意義上，僅僅恢復法國機械唯物主義的物質起源本體論來反對黑格爾式的唯心主義，我認為是行不通的。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爾哲學，就必須超越機械唯物主義問題域。
從馬克思早期思想發展的過程來看，馬克思對法國唯物主義的關注也并不在于其本體論層面。馬克思對唯物主義的接受，源自于《萊茵報》時期的理論與實踐，以及同時期對歷史學的研究。《萊茵報》時期遇到的理性與利益、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使他腦海中的青年黑格爾思想受到沖擊，而這時對歷史學的研究使馬克思堅信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顛倒原則，肯定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一思想。這是馬克思轉向唯物主義的起點。但緊接著的問題是，如果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那么怎樣批判市民社會，就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問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必須在這一點能夠發揮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馬克思的認可。可見，馬克思關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義上的唯物主義問題，而是如何面對社會歷史生活進行唯物主義批判的問題。
從這個線索中我們才能看到馬克思為什么從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鏈接到了法國唯物主義。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批判，通過一種顛倒原則將理論的原點定位在“人”上，這種“人”是超越了“精神”與“肉體”的二元對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費爾巴哈則是從人本學的類本質及其異化邏輯來建構自己理論的批判意味，即現實的市民社會是人的類本質的異化，對這種異化的揚棄才能真實地回到人本身。這種唯物主義，從邏輯思路上來看，與黑格爾是一致的，人的類本質異化及其復歸與絕對精神的異化與復歸是同一個過程，不同的是，費爾巴哈的“人”只是黑格爾哲學中一個重要環節的中斷，并將這個環節獨立出來加以放大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費爾巴哈是無法駁倒黑格爾的。正是在這里，法國機械唯物主義從反映而來的理論，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現實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援引了愛爾維修的理論，其實這也是法國唯物主義在面對社會歷史時較為普遍的想法。按照愛爾維修的唯物主義觀點，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善惡來自于社會環境的影響，人之所以犯罪是因為社會環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這個社會。回到馬克思的語境中就是，國家理性之所以成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問題，而是當下現實的結果。這與他批判市民社會是一致的。在這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人本學與法國的唯物主義都可以批判市民社會，但兩者的指向存在著很大的區別：費爾巴哈的人本學更強調于人性的回歸與獲得，而法國的唯物主義更強調對現實世界的革命。但從法國唯物主義來看，批判現實的前提何以獲得?這與費爾巴哈批判市民社會的抽象的“人”何以獲得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對費爾巴哈的批判與對法國機械唯物主義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蘊，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在第一條批判了費爾巴哈之后，第二條批判了認識論意義上的直觀原則，在第三條中接著揭示了法國機械唯物主義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惡是由環境造成的，那么改變人的惡性首先在于改變環境，“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會環境的理性何以獲得就成為一個問題，這是一種邏輯的循環。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國唯物主義與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在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質性，就在于兩者在面對社會歷史時，具有相同的理論視域。而這樣一種理論視域與黑格爾式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并沒有什么區別。這才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需要解決的深層問題。馬克思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真正解決黑格爾的問題。可以說，馬克思對傳統唯物主義的超越，與他對黑格爾哲學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過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傳統唯物主義的物質本體論來嫁接黑格爾的辯證法，是理論上的誤解。
這實際上告訴我們，馬克思對傳統唯物主義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種物質本體論層面的重新強調，而首要在于對社會歷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質本體論的層面，傳統唯物主義已經具有了辯證法的內容，如在費爾巴哈的著作中我們就可以讀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須是社會歷史觀領域的超越。在歷史觀層面，舊唯物主義與黑格爾唯心主義具有同質性，他們都從抽象的原則來理解歷史，將鮮活的歷史過程變成了歷史編纂學的材料。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的超越，同時也就是對舊唯心主義的超越，指向了對社會歷史的理解。
二、回到歷史本身
從任何一種理論出發來面對社會歷史生活時，社會歷史生活總是處于特定理論視域中，因此“前見”總是難以避免的。當舊的唯物主義強調認識總是對外部對象的直觀反映時，這種唯物主義就處于矛盾著的二重性之中。首先從直觀反映的層面來看，外部對象總是作為現成性的事實而存在，對這種現成性事實的認識，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說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個人的“前見”，力圖達到對事實的純客觀反映，這種現成性的思維與自然科學中的實證性思維遙相呼應。在這種思維中，自然與歷史都是現成存在的事實。雖然與以前的唯物主義相比，費爾巴哈不僅把對象看作是現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這種感性是直觀的感性.在直觀中，現成的存在是永遠不變的，當費爾巴哈把人看作是以“愛”為價值取向的人時，這種感性的存在就是現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與“歷史”的對立，“自然”是現成存在的東西，而“歷史”則是奠基于人性的東西，它與現成性的實在自然界沒有任何關系，這構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個方面。正是這第二個方面，形成了面對歷史的歷史哲學，這種歷史哲學在黑格爾之后成為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批判的“歷史編纂學”。
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的歷史直觀性，受到了馬克思的批判：“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那個自然界，不是費爾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現的一些珊瑚島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對于費爾巴哈來說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P76、77)因此，任何“自然”與“歷史”的對立，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特別是在工業化進程中，根本就是一個虛假的問題。馬克思對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批評涉及以下問題：第一，舊唯物主義的根本問題并不在于純本體論或認識論層面，而主要存在于社會歷史觀，他們的直觀性錯誤在于對社會歷史生活過程的無視或誤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里，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P78)第二，要真實地透視舊唯物主義的問題，首先就在揭示理論與社會歷史生活之間的關系問題，就是要回到歷史本身來對理論進行定位。在這個意義上，有沒有“前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會歷史生活中透視這種“前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既回到歷史本身，又回到理論本身。這構成了馬克思破除歷史編纂學，回到歷史本身的方法論前提。面對這種歷史編纂學，馬克思指出真實的歷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維的結果，而是由現實的人的現實活動建構起來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P73)從馬克思的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為能動的生活過程的歷史：首先是現實的人在實踐活動中建構的結果，對歷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這種建構性的過程，而不是對現成物進行事實的匯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實的唯物主義必須是對真實生活過程的描述與說明，“只要這樣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產生情況來理解事物，任何深奧的哲學問題……都可以十分簡單地歸結為某種經驗的事實”。(P76)其次，現實的個人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創造著歷史的。費爾巴哈也將“現實的個人”作為面對歷史的起點，但“現實的個人”在他那里變成了一種形而上的規定，缺失的正是現實的社會關系。實踐也不是康德、費希特意義上的道德實踐，而是現實社會關系下的物質實踐，并總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條件，而這種特定的條件又是前人實踐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是在時間傳承關系中建構出來的。人們創造歷史又處于結構性的關系中，這種結構性的關系不僅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實踐是一定社會關系條件下的實踐，是特定歷史時空中的動態性過程，是現實的人進行具體而現實的活動。這種意義上的實踐不再是傳統本體論意義上的實踐，從本體論意義上對實踐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將歷史凝固化了。因此，社會存在這個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體，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結果，社會存在是一種歷史關系的建構，這與海德格爾對存在的思考有著根本的區別。只是在這個基礎上，馬克思指出，我們才遇到意識問題。這里，我們需要做一個區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識，然后才有對世界的認識，在這里似乎是先驗的理性規劃著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但馬克思要追問的是，這種先驗的理性何以產生?當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是從感性確定性直接推論到共相優先性時，黑格爾實際上就承認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當他把這一點當作自然的事實來接受時，黑格爾就直接站到了現代社會的立場上。而在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這種理性何以在社會實踐中產生出來。由此，馬克思對哲學理論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馬克思那里，哲學就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純理性批判，在這種界定中，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學是超歷史的、能夠評判一切的尺度，這正是黑格爾對哲學的解釋。而在馬克思的新視域中，哲學的超歷史性被解構了，我們需要做的正是對哲學的透視，在哲學與現實生活之間實現互文性解釋，這是超越歷史編纂學的重要前提。因此對歷史過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對過去的理性意識的懸置。只有通過這種懸置，我們才能真實地理解意識在現實歷史中的定位。因此歷史的真實過程與意識內的歷史過程存在著差別，但意識又總是歷史活動中的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實踐活動又可以轉換為意識活動的對象，使意識成為對人與歷史活動之間關系的思考，使客觀的歷史過程變成自覺的歷史活動過程，使客觀的關系變成“為我關系”。從這里，才能生發出批判歷史的張力。
因此，唯物主義在馬克思這里具有了新的含義：唯物主義不是對歷史加以現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對歷史進行實證性的分解，更不是對歷史進行主觀的抽象，而是真實地回到歷史本身。在這個回歸過程中，唯物主義抓住的不再是現成性的事實，而是歷史的流動性過程，唯物主義也就從抽象的、對面式的“看”變成了具體而歷史的“思”，是卷入到歷史過程中但又從這種卷入中的抽身變成了分析問題的方法。在這里，不再有任何教義性的唯物主義，有的是對自身進行反思并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唯物主義，這種理論的發展才不會陷入到相對主義的泥淖之中。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歷史本身成為辯證的，唯物主義也就是辯證法，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才能是同一個東西。可以說，只有當馬克思同時超越了黑格爾與費爾巴哈時，馬克思才能真實地獲得自己的唯物主義。
三、批判的唯物主義
從社會批判的理論來看，存在著兩種批判模式：一種是倫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種是來自于社會歷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種批判模式中，有著其自身的演變邏輯。它先設定一個絕對的前提，將全部社會生活置于這個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論譜系上，這種批判是啟蒙理論的產物，啟蒙理論將理性作為一切審判的原則。但絕對的原則總是要通過具體的個人才能體現出來，如是在面對社會生活時，或者是絕對原則對現實生活進行一種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個人倫理批判之中，而當陷入到個人倫理批判時，原來那個絕對原則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準，個體自身的倫理判斷變成了一切的效準，最后的結果是走向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對主義。因此，絕對主義與虛無主義構成了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種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論與馬克思哲學中真實的批判意蘊完全不同。形而上學的批判總是要尋求一個最終的本質，不管這種本質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還是以存在的方式，這種本質總是無處不在而又發揮著終極作用的。當用這種本質來批判歷史生活時，馬克思哲學的批判就變成了一種倫理道德式的批判，當這種倫理道德式的批判變成一種固定的模式時，任何批判就變成了一種固定模式的重演，激進的批判都變成了現存意識形態的共謀。巴特關于語言的一段論述深刻地揭示了這一點：“處于權勢狀態的語言(在權力的庇護之下被生產和傳播的語言)，順理成章地成為一種重復的語言；語言的一切社會公共機構均是重復的機器：學校，體育運動，廣告，大眾作品，歌曲，新聞，都不止地重復著同樣的結構，同樣的意義，且通常是同樣的辭語：陳規舊套是一政治事實，是意識形態的主要形象”。(P51-52)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理解，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什么每一次激進的批判，都變成了強化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契機。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張力來自于社會生活本身。對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馬克思曾這樣描述：“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和革命的”。(P24)從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哲學唯物主義的批判意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首先，批判理論要從社會歷史生活出發。針對舊的倫理道德批判，馬克思指出：“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是他們神化了的并與之斗爭的東西的現實基礎，這種基礎盡管遭到以‘自我意識’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現的哲學家們的反抗，但它對人們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卻絲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擾。”(P93)一旦回到社會歷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學的本質、任何不變的本體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因此，首先需要對社會歷史生活進行科學的描述，這正是唯物主義的第一層內涵。在這個意義上，唯物主義是對任何理論抽象的解毒劑。
關鍵詞：生態哲學；環境倫理學；自然價值；過程哲學；生態紀
中國的生態哲學從環境倫理學研究開始。環境倫理學概念首次出現在1980年《現代生態學中的方法論問題》譯文中。2 譯者余謀昌作為中國環境倫理學的首創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態哲學》一書，提出了生態哲學的理念，填補了我國生態哲學研究的空白。生態哲學作為一種新的哲學轉向，讓人類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動。中國的生態哲學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正在走向成熟。它從生態倫理學的發展階段展開，歷經自然觀入手的自然哲學研究以及對技術異化的批判、在人類思維的歷史進程中的生態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態哲學正在走向全面發展。
一、生態倫理發展階段
西方發起的環境保護運動和“”結束后，一些學者很快從“”中走出來，此時，中國的生態哲學研究也開始從環境倫理學涉及。在研究過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環境倫理學理論及思想，闡釋了生態倫理內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礎，產生很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從而形成了中國環境倫理學重要的認識內容。
中國的生態哲學與自然辯證法有著深刻的淵源，或者說中國的生態哲學就是從自然辯證法中發展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觀就是它的根。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奠基人于光遠于1958年《人在變革自然界中的能動作用》（《自然辯證法通訊》3期），這是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辯證法通訊》還在1964年第1期發表了惠伯納?魏漢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學？人們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發表了唐以劍的論文《人類生態學――環境科學研究的核心》。于光遠在1991年7月發表的《自然》（《自然辯證法研究》）一文對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這既是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的研究，也屬于哲學上的自然觀的研究，更是生態哲學的基礎，是關于自然的哲學。今天幾乎絕大多數研究生態哲學的學者都出身于自然辯證法。生態哲學的研究成果有相當多的在《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即原來的《科學技術辯證法》）這三大雜志。
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屬于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也是生態哲學貫穿始終的基本問題，中國的生態哲學也從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1980年，余謀昌把環境倫理概念介紹到國內， 1986年發表了《關于人地關系的討論》，認為遠古時代人類社會生產水平很低，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對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術革命以后，機器技術體系裝備的生產力高速發展，人類憑借著這種力量控制一個又一個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凱歌中開辟人類的新天地。1人類產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戰勝自然的觀念。1988年2月其發表的《生態學中的主體與客體》一文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生態哲學中的主客體來研究，這是當代重要的全球性問題。2一方面人作用于環境，另一方面環境也作用與人，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辯證的關系。此時的學者們已經將目光集中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討論中，這是評判問題的依據所在。正如余謀昌在《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一文中所說，生態哲學以人與自然關系為基本問題，它區別于人與自然二元分離和對立的傳統哲學，是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哲學。3
人與自然的關系延伸進入倫理學研究領域，生態哲學就從環境倫理學發展起來。源于20世紀末西方的環境保護運動使得環境倫理學很快成為一種世界潮流，這影響著中國的生態哲學，其發展主要集中在對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學習和跟蹤。中國生態哲學開始研究西方環境倫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倫理道德的層面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生態倫理學問題。1991年葉平發表了《人與自然：西方生態倫理研究評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態倫理學創立經過了孕育、創立和發展三個階段。41992年余謀昌撰文闡述了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他認為生態倫理學把倫理學知識領域從人與人的關系擴大到人與自然的關系，道德對象的范圍從人類共同體擴大到“人―自然”共同體。5
在中國的生態哲學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在環境倫理上的激烈爭論。孫道進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對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為了人類的利益、為了經濟目的，人類掠奪自然從而產生環境問題，這促使環境倫理學重新思考自然的價值、自然權利等問題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真正本質。楊克儉在《生態環境危機與人類角色轉換》一文中指出，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危及人類生命安全的全球性問題，要想消除危機，必須改變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觀念，重新認識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實現人與自然共同體的和諧共存、共同發展。2隨后余謀昌于1994年發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一文，引發了“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提出人類應該走出人類中心主義。這是現實對我們提出的迫切需求。因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貶低自然，雖然獲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體，也危及人類的根本利益，使得我們陷入困境。3因此，人類所面臨的抉擇是從舊意識向新意識過渡的過程。人不應該是世界的統治者，而應該是看護者。
對于這樣的批判和反駁，人類中心主義也在不斷擴展自己的理論內涵并為其尋求辯解。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發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辯證法研究》發表了《天人和諧之道――兼評“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和《走進人類中心主義 ――兼向余謀昌先生請教》兩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與自然的利益相統一，自然的利益體現為人的利益時才有意義。要解決目前的環境危機問題，人類必須盡快超越目前的發展階段，使人類文明持續不斷地提高。4與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相反，潘玉君等認為人類中心主義非但不應該走出，而且應當走進和重建。困擾人類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人類中心主義是人類主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使人類體現或實現了價值。51996年張理海《人類中心主義：一種哲學觀念還是一種傳統文化精神？》并明確提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應該能夠緩解人類與自然的沖突，可以建立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關系，除了走進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別無選擇。6
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基于價值觀的不同所導致的爭論，使得自然價值問題成為環境倫理學的一個焦點。自然價值不僅關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權利，與人的行動相關。自然價值、自然權利是生態哲學在環境倫理上不或可缺的內容。
首先討論的焦點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內在價值。環境倫理揭示，自然不僅能滿足人類的需要，自然對人有價值，更能滿足每一生命個體的需要，這是自然的生態價值。1995年葉平的《人與自然：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一文首次將自然的價值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說明。他認為自然界的價值具有多樣性，除了有工具價值以外還包含著內在價值、固有價值和生態系統的價值。人類應該針對自然事物本身去評價其價值，而不僅僅是從它的用途、功用來評價，自然事物有不依賴于人類評價和存在的價值。11996年佘正榮發表了論文《自然的自身價值及其對人類價值的承載》，他認為自然不僅有內在價值還具有創造性和維持性，不斷建造和優化自己生存及發展的條件，并維持著穩定的生態系統。2自然的內在價值不是人類賦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內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萬年發生、發展、進化的產物，人類的價值也只是自然所產生的千百萬種價值之一，服從于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自然是內在價值、工具價值、系統價值的統一。3
其次，自然的內在價值是不依賴于人的評價而存在的，在億萬年前沒有人類的自然界就已經存在其自身的價值。《自然的價值與自然的本質》一文提出，將自然的價值成立條件歸于人的評價是有偏見的。在千百萬年的自然史中都有價值的產生，這并非什么人類心智中的、主觀的過程。4但是《論自然的價值及其主體》一文卻認為，所謂“價值”，實質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滿足人類的所需，即對人是有用的。這里的自然價值是對人類需要的滿足，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意義。5這與自然主義不同的是明確否定了自然的內在價值，認為自然主義對于自然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解釋是矛盾的。而《自然價值的倫理精神》一文認為，自然不僅具有外在價值還具有內在價值。這種價值不必以人類作參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都共處于地球生態系統之中，體現了它們的統一性。6自然擁有內在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沒有評價者就沒有價值的問題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麗畫卷，即使沒有欣賞他的人，也不影響它的客觀存在。就是說，沒有評價者當然也能有價值。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并不否認人的內在價值，在生態系統共同體內，人與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價值，又具有各自獨立的內在價值。7
然后，就是對于自然權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價值的基礎上提出了自然權利。1999年納什的《大自然的權利》由青島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觀點認為自然是有權利的，并且作為生物鏈最頂端的人類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權利，并且對它賦予道德關懷。大自然也必須擁有其自身的天賦權利。12001年《自然權利論――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基礎》發表，文章闡明自然的權利是將權利擴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僅包括動物、所有的有生命體還包括無生命的自然在內的整個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內在價值賦予人權利，同理，自然龐大內在價值也賦予自然相應的權利。2鄭慧子在1999年發表的《人對自然有必然的倫理關系》一文中認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統內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兩者構成的區域當中，人類應該承擔起責任和義務去維護共同體的秩序與和諧。3因此人對自然有必然的倫理關系是個不爭的事實。
二、從自然觀入手的自然哲學研究以及對技術異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國的生態哲學主要從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研究自然觀，2000年之后轉向從技術異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自然觀。人與自然的關系貫穿于生態哲學研究始終，人通過技術與自然建立聯系，技術的不斷發展引起學者對人工自然的哲學研究。1993年發表的《由自然哲學到人工自然哲學》認為，自然哲學的研究需要從自然擴展到人，人的活動所產生的產品及其過程、人對自然的能動作用、人的活動及其產品對人類的反作用等等都應該擴展為研究內容，也就是說人工自然必須走入研究視野，自然哲學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觀研究的新階段》，提出系統地開展人工自然觀的研究是自然觀研究的新階段。人工自然是人類行動產生的，人的行動溝通人類和社會并以人工自然呈現。對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進一步揭示自然與社會的本質聯系，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實現生產模式的轉軌。51999年陳洪良《人工自然觀與現代社會發展》指出，人類社會在自然之中發展，自然的發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觀首先必須體現生態文明，這是人類的精神對自然的生態把握，把人類意識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態系統中。6
從自然哲學維度入手研究生態哲學，是從生態自然觀研究開始的。生態自然觀更是中國生態哲學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發表的《從人工自然觀到生態自然觀》一文中指出，自然觀既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類自身成熟狀態的重要標志。自然發展過程與自然觀演變進程（天然自然觀――人工自然觀――生態自然觀）相吻合，生態自然觀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7自然觀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現代自然觀與可持續發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無所謂善惡，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應該自認為是大自然的統治者。作為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員，為了生存人類需要利用自然。人類通過發展科學技術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應該因為科學技術的局限性對發展科學技術沒有信心，也不應該弱化甚至放棄科學技術，只靠倫理信念規范人的行為，利用自然、改變自然依靠科學技術，人與自然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也需要科學技術。1
科學技術是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針對科學技術所產生的問題，分析人類利用技術對自然產生的影響，是從技術哲學維度入手研究生態哲學中的自然觀問題。2001年發表的論文《自然中的技術異化》是從批判的角度分析技術對自然產生的危害。這篇論文是人工自然與天然自然研究的繼續。自然中的技術異化將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離，可是，自然界作為整體的生態系統，由于技術進步的控制和干預，其整體平衡受到干擾，阻斷了天然自然的自然進程。技術的進步在不斷地削弱自己和人類的存在基礎。技術越發展越顯現出技術異化現象。2《從哲學視角審視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術的進步促進人工自然的產生和發展，對人類的進步有積極意義。然而，人工自然作為人勞動的產物，從天然自然中分離出來，在與天然自然的對立中成為導致異化的因素。3
對技術異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術放置于生態之中，并以生態的形式展現出來，那么技術就可以是天使。論文《生態技術――技術可以是天使》（2005年）認為，生態紀的技術就意味著那些增強“生命之家”的創新。技術是天使，使人類的故事演繹出輝煌。技術也帶來危機，它產生了環境污染、生態災難、物種滅絕，以至于我們現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終結。然而，終結也是新生的契機，新生代的終結意味著生態紀元的開始。4也就是說先進技術必須與生態的技術相一致，這也是技術的天使本性決定的，技術可以是天使。
把技術放到生態之中克服技術異化，是建立在生態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的現實行動，隨著生態哲學的發展，中國學者把世界觀和價值觀聯系在一起。世界觀決定價值觀，決定我們的行為。郁樂和孫道進在《試論自然觀與自然的價值問題》中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他們認為回答自然價值問題的理論根據是自然觀。關于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道德爭論的背后隱藏著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不同自然觀。無論是何種對自然權利的理解都取決于他們偏向于何種自然觀。要么將人融化于自然，要么從自然的利益出發批判人的所作所為。5薛勇民和路強在《自然價值論與生態整體主義》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將自然價值論放置在生態整體主義的視野中，自然價值論的確立才能成立，才能以豐富多彩的自然價值批判只有人類才有價值的錯誤觀念，自然價值論本身蘊于生態整體思想之中。1可見，中國學者們不再糾結于人與自然的抽象對立，而是將視野擴大到更全面更廣泛的生態整體主義的視野下去理解自然的價值問題。
三、人類歷史思維進程中的生態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國學者開始研究西方哲學歷史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再加上對中國傳統哲學生態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國的生態哲學在哲學的歷史思維中研究生態思想的歷程，從思維的層面豐富了生態哲學的研究。在人類的思維歷史中，生態思想的發展是持續的，期間有過反復、曲折。生態哲學有價值觀維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態倫理學或環境倫理學；有本體論維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態自然觀；在哲學思維歷史進程中研究生態思想，就是思維層面的生態哲學研究，這相當于認識論維度的生態哲學研究。
中國傳統哲學中所蘊含的生態思想一直都是中國學者的研究內容。《自然辯證法通訊》在1989年第4期發表了李志超的《抱樸子的自然觀》一文，1993年第6期發表了周昌忠的論文《中國傳統哲學天人關系理論的環境哲學意義》，1997年第4期發表了胡化凱的論文《感應論──中國古代樸素的自然觀》。這些研究都闡述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自然觀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了徐剛的《萊布尼茨與朱熹自然哲學》，把東西方思想家的觀點做了比較研究。
生態思想在西方哲學思維的歷史進程中有著曲折的道路。2010年發表的論文《哲學歷程中的生態思想軌跡――從古希臘到科學革命》，這是生態哲學研究深入人類思維領域，在哲學的歷史進程中研究生態思想。論文聚焦于每一時代哲學所關注的主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題，這體現為哲學的外在轉向。文章指出，哲學史是人類思維的代表，自古希臘以來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態性思想，但是對思維的抽象強調切斷人和自然的有機聯系，將哲學引向了中世紀的宗教。哲學背離自然、背離人，以神的唯一創造性代替自然的內在創造力，以上帝扼殺人性，割斷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科學革命之后，伴隨著牛頓力學而強大起來的科學，以機械自然觀解構了自然生態，終結了生態思想。文藝復興對人的理性與思維的張揚片面強調意識、思維、理性，徹底終結了哲學中生態思想發展之路。2
被機械自然觀終結的生態思想如何回歸人類思維歷程，中國學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學歷程中的生態思想軌跡――從笛卡兒到懷特海》一文就是對生態思想重回人類思維的歷史過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兒提出的心物兩分的二元論把生態性只給了人，人類思維從此空前提升，忽視了自然和世界；休謨和洛克對二元論的質疑和反思，使生態思想得以呈現，但又因社會與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顯；到了康德的心靈體驗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再也看不到對自然的生態闡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觀存在，生態性的思想只屬于那個客觀的精神，一個完全沒有物質基礎的存在。 12012年羅久發表了論文《自然中的精神――謝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觀念探析》，他指出，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與物質的二元論，謝林發展了一種有機自然的理論，認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規律的客觀對象，其本質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識的純粹客觀對象的總和，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2
哲學所關注的主題體現為哲學的外在展現，哲學的發展還有其內在的邏輯，從哲學的內在邏輯入手研究生態哲學是純粹的思維向度的研究。2012年發表的《從達爾文到懷特海的本體論邏輯進程》一文，詳盡闡釋了生態思想如何從達爾文開始一直到懷特海，更徹底的生態哲學思想如何從達爾文的進化論經過創造進化論、突創進化論，最終到懷特海的有機體哲學這一發生、發展并形成的過程。32012年發表的論文《關系性―過程性原則的邏輯必然性》則闡述了在人類哲學思維的歷史中，從哲學的內在邏輯發展中揭示生態哲學的出現是哲學發展的歷史必然。探討哲學內在邏輯的演變歷程也是生態哲學的研究任務。古希臘哲學是哲學的邏輯起點，對物質世界的認識同時肯定了“世界是真實存在的”的本體論原則以及“認識必然可能”認識論原則。從這兩個可以推出“關系是普遍存在的”關系原則和“世界是過程的”過程原則。本體論原則、認識論原則、理性原則可以推出關系性、過程性、有機性邏輯必然性。生態哲學提倡關系、過程，強調整體和有機。這是從哲學的內在邏輯來解析哲學的發展歷程，分析思維整體中的生態哲學思想，更是生態哲學得以完善的標志。4
四、生態共同體：生態哲學對走向生態紀元的追求
從中國學者對生態哲學在不同時代不同看法可以體會出生態哲學本身的發展。《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年第6期發表了《中國環境倫理學研究進展》一文，從論文的題目可以看出，當時的生態哲學就被看作是環境倫理學。作者李壽德肯定了中國學者在環境倫理學領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榮2006年認為，在生態倫理學這門重大新興學科的開創過程中，存在著多元競爭的理論是非常合理的5，這肯定了生態哲學發展的多元性。2007年張豈之《關于環境哲學的幾點思考》，他指出，環境哲學的目的是要探討伴隨環境危機而產生的哲學問題，它們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間關系的各類問題。環境哲學必定需要研究環境倫理問題。當前最緊迫的是要解決人們該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問題。6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已經意識到生態哲學面對的問題就是哲學本身面對的問題，哲學的主題要轉向關注“如何做”。2012年劉福森發表的論文《生態哲學研究必須超越的幾個基本哲學觀念》指出，任何哲學都只屬于自己時代的“特殊哲學”，生態哲學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態文明，是按照生態文明的價值與邏輯所構思起來的新時代的哲學。12015年發表了論文《生態哲學之解讀》，作者直接闡明生態哲學就是哲學本身，是今天的時代哲學。如何行動成為哲學關注的主題。生態哲學就是哲學轉向行動，是行動的哲學。生態哲學就是哲學本身的發展，那么生態哲學的構成就要有生態本體論、生態認識論以及生態倫理學。2
由于全球生態危機的現實，生態哲學揭示其深層根源并批判現代性所存在的問題也是中國學者所研究的內容。2008年發表的論文《生態學批評中的理想人格――“生態人”之分析》指出，生態學的批評使人類中心主義思維破產，以具有關系性思維和博愛情懷的“生態人”批判獨斷的理性人。3盧風在《整體主義環境哲學對現代性的挑戰》一文中，以生態哲學的關系及整體理論分析批判了現代性哲學所存在的問題。他的研究解構了現代性的物理主義，消解了主客體的絕對二分，挑戰獨斷的理性主義。他提出，唯當徹底擯棄了獨斷理性主義的完全可知論和知識統一論時，我們才會敬畏自然、保護地球。4解決當前嚴重的環境危機要求的不只是改革個人和社會的行為，更要挑戰現代性哲學所存在的問題，研究人類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義倫理，研究生態文化，研究關愛生命、保護環境，研究生態智慧。
針對全球生態危機，尋求后現代的思想去解決，運用具有更徹底生態性的過程哲學去分析也是中國學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發表的《過程哲學與生態危機》一文明確指出，過程哲學被譽為當代新思想的來源，并用以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全球危機。過程哲學的空間不受限制，它涉及現實中的所有層次。不同層次的相互依賴，不同個體的相互依賴，特別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依賴。5《過程析學與時代的急難》一文中作者指出，過程哲學的精髓就在于使人們意識到“我們在世界中，世界在我們中”6。這是過程哲學有關現實的研究。過程哲學的產生與發展也伴隨著現代西方哲學的終結過程。7過程哲學由于對相互聯系的推崇，懷特海稱其為“有機體哲學”，以表明他對世界組成的理解。它是生態的，以生態學為基礎。《生態學：過程哲學的科學基礎》一文這樣闡述：生態學揭示了每一個體都體現了創造性的能量流動，支持了過程哲學所倡導的創造性、個體以生物多樣性、生態位創造構成了生態系統的有序結構，肯定了自然的內在價值由此支持了過程哲學的多元價值觀。1這是關于過程哲學本體論的研究。
關鍵詞：英漢思維對比，思維模式，負遷移，中國式英語
一、學習遷移的本質及其理論基礎
學習遷移是教育心理學研究的一個傳統話題，許多心理學家對此做過大量研究。早期的遷移研究是形式訓練說，它認為心理官能的訓練是遷移發生的根本條件，比如拉丁語的訓練，言語能力可以自動地遷移到其它語言的學習，如英語的學習中去。
共同要素學說認為客觀成分是語言遷移的重要因素，學習者原有的學習內容或學習材料與以后的遷移內容或遷移材料之間共同成分越多，相似性越大，則越容易產生遷移。這種共同成分取決于母語的特征，也取決于外語的特征。
認知理論則認為遷移的知識經驗是儲存于學習者腦海中的抽象的主觀認知結構或圖式，遷移則是該認知結構或圖式在不同情況中的應用。英語學習過程中所形成的新的言語和心理結構，主要是通過漢語于英語兩種語言的雙向遷移和相互作用，使得學習者的言語心理結構不斷改造、更新，從而形成了既不同于漢語的心理結構又不同于英語的心理結構的新的言語心理結構，即中介語結構。該結構既包括與漢語有關也包括了與英語有關的認知和操作經驗并且相互聯系。
以刺激和反應為特征的行為主義理論則通過對比分析，將母語和外語進行比較，發現兩種語言的差異來預測學習中可能出現的負遷移，由此來預測學習的困難程度。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認為語言學習具有天賦基礎，人生下來就存在普遍語法，具有自然學會語言的能力。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行為主義理論研究者認為語言的遷移不是一種“全或無”的現象，而是一個主動選擇的過程。研究者開始關注遷移發生的條件、遷移的程度、遷移的內容和內在機制等，也就是試圖探討原有語言經驗，如母語向外語或第二語言遷移的條件及決定母語遷移性的基本原則。
符號性圖論式理論、產生式理論、結構匹配理論與情境理論等也對語言學習遷移作出了解釋和定義。這些解釋和定義雖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遷移是一種認知活動，體現了學習者個體主動的心理加工過程。遷移是新舊經驗整合的過程，可以通過同化、順化和重組三種方式實現。
二、 負遷移和中國式英語
遷移(transfer)是不同學習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存在于各種內容、各種形式的學習中，同樣也存在于語言學習中。任何有意義的學習都是在原有學習基礎上進行的，有意義的學習中一定有遷移。正如奧蘇伯爾指出的：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中竭力避免母語中介作用或遷移作用是不現實也是無效的。也就是說中國學生學習英語，不能不受來自母語的語言習慣的影響，因為母語作為原有的經驗，是新的語言學習的一種認知準備，不可避免的參與到新的語言學習中去。就語言遷移而言，既包括不同語言之間的遷移，即語間遷移，如漢語和英語之間的遷移；也包含同一語言內部的遷移，如英語詞匯學習對閱讀理解和聽力的遷移等。
無論語間遷移還是語內遷移，都存在正負兩種同化性遷移。如果母語的語言規則和目的語是一致的，有助于目的語(target language)的學習，即為正遷移（positive transfer），反之，如果母語的語言規則和目的語相去甚遠，母語則會干擾或阻礙目的語的學習，產生消極影響，稱為負遷移（negative transfer）。
中國式英語（Chinglish）是指中國的英語學習者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語文化背景和思維方式等的影響和干擾，硬套漢語規則和習慣，在英語交際中出現的不規范或不符合英語表達習慣的畸形英語。這種英語屬于語言的負遷移。免費論文，中國式英語。以教授英美規范英語為既定目標的英語教學實踐對將兩種語言雜糅拼湊的中國式英語持排斥態度。免費論文，中國式英語。而大學生已達到或接近成人年齡，其根深蒂固的漢語思維模式是難以規避的。因此，英語學習中他們雖大量的背記單詞、句子，學習語法，但由于受到“母語的負干擾”，不能擺脫漢語思維的束縛，英語學習的瓶頸無法突破，就只能套用母語的語言模式造出錯誤百出的中國式英語。在此，筆者認為極有必要通過對英漢兩種語言不同的思維方式進行對比分析，使學生了解兩種語言的異同處，使英語學習從語用層面提升到思維層面上來。由此，大學生能自覺的預防和排除母語的負面影響，真正的做到用英語思考和表達。
三、 英漢思維對比
1.造字構詞中的英漢思維對比
中國傳統哲學強調思維上的整體觀，對語言中的表現法有很深遠的影響。我國古代哲學家倡導一體思想，認為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莫不存在于一體之中。從《易經》的“ 觀其會通”，最早提出了以“統一”觀察事物的思想方法論，到“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莊子.天下》），這種整體思維觀歷經千百年形成了一種思維形態。而西方哲學則崇尚個體思維。從辯證法提出“整體只有在與個體的對立中才能存在”時起，到Sophocles（490BC-406BC）提出“每個人都應有自在的個性”再至英國哲學唯理論，不斷有哲人提倡個體思維的價值，這些哲學理論的提出無不對英語的理性素質產生影響，并對英語的理性規范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東西方各自不同的哲學理論和背景，造成了漢民族思維重整體而西方人思維重個體的特點。中國人似乎更長于總體把握，而西方人則長于條分縷析；中國人強調群體，西方人強調個體，這兩種思維不同的性質可謂涇渭分明。而思維模式的差異必然影響到各自的語言表現形式。也是英漢造字構詞存在差異的一種解釋。
英語的造字構詞方式正是西方人強調個體性思維模式的反應。這種注重個體的特點被比喻為“原子生義”，即對現實世界中事物的指稱命名是從個體（原子）出發，不特別注重整體或依據個體之間的聯系。免費論文，中國式英語。漢語命名重統一觀，具體表現為對事物的類屬概念必須給以描述，如“汽車、卡車、公交車、出租車”等等，而英語則并不給以任何統稱，分別命名為 car ,truck, bus , taxi了。當對這一思維差異有了一定了解，學生才能有意識的跳出母語的構詞思維，排除漢語的語際負遷移。“牙醫”(dentist)不會拆分成“牙齒”“醫生”(teeth doctor)，“錢包”(purse)不會被拆成“錢”“包”(moneybag) 。當然也能理解為什么“樹皮、獸皮、羊皮” 是 bark, hide ,cover的緣由。
2.詞語用法中的英漢思維對比
英漢民族思維的另一明顯差異是：英語民族的思維注重科學、理性，強調借助形式邏輯和推理論證去認識世間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并習慣用理性去規范世界。因此英語民族善于透過表象深入本質，形成其探究性的抽象思維特點，這也正是西方注重判斷推理的哲學理念的體現。而中國傳統哲學在倡導超越理性思維的感覺經驗，既強調悟性又崇尚具體思維，特別重視以具象來體現和比喻抽象。句子：這是我最喜歡的東西。(It’s my favorite.) 成了It’s my favorite thing. 正是這種抽象和具體的思維差異的結果。
不同的思維模式造就了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英語民族的思維抽象性決定了其用語總體來說比漢語抽象。在英語中大量使用抽象名詞，尤其常見于社會科學論著、法律文書、報刊評論、商業信函等文體。而英語中有豐富的虛詞及詞義虛化手段大大的方便了抽象表達法。比如大量的前綴、后綴表性質、狀態、動作、結果、主義、學說、信仰等甚至改變詞義和詞性，例如：減少分散注意力的事物。Cut out distractions.由于漢語思維這種具體化的特點影響，學生們譯出的句子就顯得十分臃腫：Cut out the things that distract us.又如構詞法的一個專項練習It was clear that the minister was the right man tospeak at the dinner: his delivery was faultless. 受漢語負遷移的影響學生是沒有意識使用delivery 一詞的，他們最可能產生的句子是The speech he delivered was faultless. 由此可見在詞匯層面，由于漢語思維模式造成的母語負遷移是很普遍而且不容易被察覺。而有意識的進行英漢思維的對比，有助于學生減少這方面的失誤。
3. 句式上的英漢思維對比
人的主體意識，屬于一種意識傾向，即在思維中把自己（主體）從環境（客體）中區分出來。免費論文，中國式英語。主體意識往往從這個自我出發來理解、解釋、描述客觀環境這個外在世界中的事物，因而使語言表述帶有主體性。西方哲學思想強調理性，主張理性的結果是主客分明，需要強調主體時強調主體，需要強調客體時強調客體。而漢語思維方式則多強調主體的參與，從人出發的主體意識。這一差異在英漢句式上表現的尤為突出。
3.1行為動詞主語的物稱和人稱
由于英語的理性思維導致了英語的客體性敘述，而漢語則注重主體性表達。免費論文，中國式英語。英語常常用物稱表達法，即用抽象概念、心理感覺、事物名稱或時間地點等“無靈主語”或形式主語，漢語則常用人稱主語。
我的后脖子根冒出了冷汗。A cold sweat broke out on the back of my neck..
學生的句子則是：Myneck broke out a cold sweat.
3.2漢語的主動語態和英語的被動語態
受到“客體意識”思維方式的影響，英語中廣泛使用被動語態，尤其是在科技報刊中，而漢語受主體思維影響多用主動語態。比如： History is made by people 人民創造歷史。于是It’s well known that （眾所周知）這樣的句式，學生的句式則是：we allknow that， 于是：It’s well known thathistory is made by people.（眾所周知是人民創造了歷史）在學生的習作中便成為We all know that people made the history.這樣看似正確，卻實際很別扭的中式英語句子
四、 教學中母語負遷移的克服
怎樣排除漢語的負遷移，引導學生正確的利用母語而不是完全排斥母語，將其負遷移的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這是英語教學面臨的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我們提倡學生用英文思維，但實踐起來談何容易。因為要擺脫母語的負干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免費論文，中國式英語。而教師迫切要做的是多收集有關母語思維模式負遷移的范例和材料，在教學中適當的作漢英對比分析，使學生明白造成負遷移的原因，而不是讓學生機械地記憶一些連接詞和表達方式。同時在閱讀、翻譯、寫作中引導學生注意英語遣詞造句的模式和漢語思維方式的不同，逐步的克服漢語思維的負面影響，從而真正用英語去思維。
參考文獻：
1.李繼宏.母語負遷移與英語教學[J ] 外語研究，2006,(5):136-137
2.冒國安.實用英漢對比教程[M ] 重慶大學出版社，2004
3.魏云.語言遷移與二語習得[J ] 長熟高專學報,2004,(6):31-33.
4.喻云根.英漢對比語言學[M ] 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
一、中國哲學史教學基本現狀
目前，中國哲學史課程在非哲學專業的本科教學形勢不容樂觀，雖然很多高等院校都開設有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但其教學成果遠遠沒有達到老師的期望值和學科建設本身應該達到的高度。中國哲學史課程教學所遇到的這種困窘與處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沒有受到足夠重視。作為非哲學專業的本科院校，中國哲學史課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選修課的形式開設，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一些辦學資歷不是很深，同時又相對缺乏哲學社會科學傳統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現按照自己的師資力量及現有教師專業特點隨意調整教學計劃，任意安排哲學課程，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就哲學課程的開設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設課的情況。其他專業要么只開設西方哲學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學等同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不包括儒道禪等中國的智慧[1]。這導致了人們將哲學看做為政治，有時甚至是時事政治。所以哲學在很多大學只是作為一個學科存在著，教師的教學是為了維持這個學科延續而不至于衰亡、絕種而為之，或者是為了保持學科體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罷了。
2.學生學習興趣不濃。中國大學的哲學專業設置過少，并非每個大學都設有哲學系，就是在僅有的幾個哲學系里，幾乎沒有多少學生將哲學作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學專業的學生也沒有人將哲學作為第二專業選修[1]。大多數學生基本上都認為，哲學史的學習不但抽象乏味，晦澀難懂，而且都是幾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難免與現實社會脫節。從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學生的選課現實中不難發現，選修中國哲學史的學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學生，但總體上課的積極性不高，在課堂上看其他書籍，背外語的較多，很難展開教學互動，收效較微。通過調查問卷顯示，對中國哲學史學習興趣不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了無用，二是上課聽不懂，主要是為了修夠學校指定學分才不得已選之。
3.課程自身建設不足。由于課程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導致中國哲學史課程建設相應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哲學師資隊伍建設不足。師資隊伍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師資是立教之基、興教之本、強教之源。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是推動課程教育改革發展、提高課程教育質量水平的關鍵。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國哲學課程的師資嚴重不足，在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專業中，也是一個人同時上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等多門課程，或者直接讓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同時教授中國哲學史，這樣往往造成課程教學與課程建設之間的惡性循環。其次，相關配套課程開設不足。如果單是開設一門中國哲學史或單是一門西方哲學史課程，很難形成學生學習的哲學氛圍，也容易造成同學對哲學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選修課時限制下，大多數專業開設的中國哲學史很難系統地讓同學窺其全貌，教師在上課的時候只能有選擇性地講解，容易造成知識鏈條的脫節。
二、中國哲學教學現狀的原因剖析
從以上三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目前在非哲學專業高等院校，中國哲學史本科教學存在諸多不理想情況，其建設與發展受到多方掣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國哲學史目前的困境呢？筆者認為至少存在以下幾個因素。
1.教學理念的世俗化。在傳統的眼里，哲學給人們的一般印象是時代的精華和民族的靈魂，從而受到“禮遇”。然而在這種崇尚的“禮遇”之后卻迎來了人們對哲學的“敬而遠之”，因為在市場經濟的價值原則沖擊下，哲學已經被人們在心靈上束之高閣了，此緣于這個大而無用的東西確實不能解決我們現實的冷暖與饑餓。這在近年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從學校專業設置上看，絕大部分高校的新增專業及舊有專業的改革都朝著實用性、功利性、快速性方向發展，在此理念下催生出來的是專業越分越細、領域越分越小，越來越接近與與現代市場經濟對接的專業培訓，造成傳統的哲學無人問津，而有了諸如法哲學、經濟哲學、管理哲學等邊緣學科的熱門。從學生對專業的選擇上和用人單位看，大部分學生都希望自己能學習目前的“熱門”專業，他們給自己預設的目標就是通過大學四年的集中培訓與學習，畢業就能“學以致用”，派上大用場，而用人單位也傾向于專業人才，看重專業對口，學法學的就到公、檢、法等部門就業，學管理的就到企業單位、管理部門就業，這使得哲學專業就無對口的就業單位，面臨著嚴峻的就業挑戰。
2.課程設置的程式化。教學理念可以通過課程設置來體現。當前中國高校哲學課程設置基本上是按照哲學一級學科下屬的八個二級學科及其三級學科開設的。在哲學專業，設有哲學、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邏輯學、倫理學、美學、科技哲學等。但這些課程，不論是概論、原理，還是通史、選讀，大多只能給同學們提供一個大概的知識，不能讓學生真正明白哲學自身。換句話說，哲學課程的設置最多就讓同學們記住了一些觀點、原理、流派，而沒有達到哲學成智成人之終極關懷功能。在非哲學專業開設的哲學課程，這種“形而上學式”的課程設置更為突出，往往把哲學課程簡單地等同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或西方哲學，且大多缺乏如原著選讀相關課程設置和哲學素質訓練。
3.教學內容的古老化。現在很多高校使用的中國哲學教材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編寫的，這些教材的編寫大多明顯地帶有時代的痕跡，難免和現在的時代內容和新的考古發現不符。中山大學哲學系馮達文老師在談到中國哲學史課程內容改革目標時就指出，近幾十年，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中國哲學史研究受前蘇聯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影響甚深，許多研究著作與教材搬用近代西方哲學四大塊（自然觀、發展觀、認識論、社會歷史觀）的模式解析中國哲學，以為這樣可以使中國哲學科學化，其結果是不僅沒有能夠把中國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還原出來，而且使中國哲學更支離破碎，更不成體系了[2]。這種古老化的教材編寫模式，雖然在近年來有所改觀，但也存在諸多不足，如一些教材只是過去教材內容改良，以為刪減了馬克思的觀點就還中國哲學本原。再如一些教材的編寫是“集體智慧”，即把整個中國哲學體系劃分為若干部分，然后分工撰寫，結果大多知識材料的集合和觀點的匯攏，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體感和個性化。
4.教學形式的單一化。課堂講授是教學過程中向學生傳授知識的重要環節。哲學課程的教學過程有其自身特點，它不可能像上計算機或法律課程那樣具體，也不可能像上外語課那樣淺顯，哲學的形而上性質決定了教學課程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對深度的要求。所以如何在自己的口頭講解和書面教材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給學生留出恰當的獨立思考空間，帶學生走進智慧殿堂本身就是一項非常具有挑戰性和藝術性的工作。當前的哲學教學由于制度、教材等的限制，教師很難在課堂上發揮自己的創造性，表達自己的思想，其授課方式也大多還是填鴨式教學，老師在上面講，學生在下面記，不能有效地形成教學相長，這恰恰磨滅了哲學教學師生間討論、思辨的本質。
5.教學考核的死板化。教學考核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教師的考核，二是對學生的考核。對教師的考核而言，評價一個哲學教師教學的優秀與否主要就看學校發放的調查問卷和督學的一次聽課打分，姑且不去評論這種評估是否全面，就其合理性與規范性也存在很大問題。因為其調查問卷過于表面和簡單，所有學科的問卷內容整齊劃一，不能反映學科之間的不同性質和特點，更不能體現教師之間的不同風格。進而言之，學生在評價的時候，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往往注重感性的教學過程，特別是本科學生，很難以理性的思維去評價一門課程教學的好壞。至于督學的一次甚至兩次評課打分帶有的偶然性和形而上學性就毋庸置疑了。對學生的考核而言，大部分學校的對學生的中國哲學課程考核方式都是以閉卷或開卷形式進行，或以論文形式通過，相比較而言，閉卷考試是其間最無價值的一種形式，它不能有效評估學生的理解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及思考和研究問題的能力。這導致學生間高分低能現象的普遍存在，與哲學學習的本性完全相悖。
三、中國哲學教學改革的對策
基于目前在非哲學專業中的中國哲學教學存在的問題及現狀，筆者認為其教學改革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扭轉教學理念。從思想上加強對中國哲學課程教學改革的認識是有效進行課程改革及建設的前提與保證，在這個意義上，扭轉世俗的哲學教學理念，是解決好哲學教學問題及尋找其出路的關鍵。我們只有突破庸俗的實用觀點和狹隘的市場經濟價值原則，才能自覺把中國哲學教學真正納入素質教育體系，才能真正發揮哲學在增強民族和文化的認同感、鍛造強烈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感、培養良好的個人品格和道德意識等方面的功能，這種成智成人的哲學素養應該成為現代大學基礎教育的一個基本內容，學校應該在其大學專業中學習的范圍，提高其在大學教育中的地位。要在教育中讓不論是學生、學校還是社會都感到，在哲學學習中學到的為人之道，所訓練出來的研讀原著的能力、批判分析的能力、揭示觀點中公認的預設能力、建構關于自己觀點的具有說服力的論證能力以及論證中的文字表達能力，是普遍實用于其他學科和其他職業領域的[3]。
2.合理課程設置。作為非哲學專業開設的哲學課程，不宜設置太多必修課，但作為對哲學的一般理解的哲學概論或導論，應該規定學生必須修夠足夠學分，讓學生能夠了解哲學領域的重大問題，主要針對哲學史上產生的不同觀點、重要問題的歷史發展線索等，從而使學生對哲學所思考的問題及哲學的致思方式有基本的理解和掌握。哲學概論或導論是哲學思維的入門課程，之后學校應該以二級學科為范圍，開設一系列選修課菜單。作為選修的哲學課，可以具有較強的專業性質，可以根據教師的專業優勢設不同的專題，可以定時聘請知名專家以講座形式進行教學和交流。這樣既把基礎的哲學素養訓練和學生的興趣愛好結合起來，有利于入門后的學生及對哲學感興趣的學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哲學問題。
3.更新教學內容。目前慣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主要有丁禎彥的《中國哲學史教程》、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蕭萐父的《中國哲學史》等，雖然這些教材的編寫水平均較高，但都是以時間為順序，以人物為主線，闡述每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這種體例的優點是內容詳盡，便于講授，其缺點是詳略不分，支離破碎[4]。在內容的設置上，作為非哲學專業的學生，不宜對每個思想家具體觀點的學習和研究，要拋開以往的以時間為順序，以人物為基本線索的板式化、程式化的內容設置，而應該更注重對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如以每一個歷史時期的哲學思維（認知）方式，分析哲學家們對某一重要問題的討論與思考，以此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這樣學生就不是僵硬地去接受某種哲學體系框架，而是帶著問題去思考、去創新。
4.多樣教學形式。哲學課程教學應該也必須采取多樣的教學形式，哲學教學是真正能夠體現“教學相長”的舞臺，師生雙方應該改變以往傳統的角色定位和思維模式，把教學過程從“滿堂灌”、“填鴨式”的單向教學轉變為雙向互動。相對于其他課程，中國哲學史在教學內容上略顯龐雜，我們只有找出一條貫通始終的線索，才能將之條分縷析。所有這些，一方面取決于學生的基礎，學生只有擁有一定哲學基礎和相關知識背景，才能跟上老師的思維與節奏；另一方面取決于教師，教師必須切實對中國哲學史體系有整體把握，才能有的放矢、游刃有余，所以教師要把教學和科研有機結合。
關鍵詞： 議論文教學 思辨思想 聯系 發展 全面
《高中語文新課程標準》提出：“應重視發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鼓勵學生自由地表達、有個性地表達、有創意地表達，盡可能減少對寫作的束縛，為學生提供廣闊的寫作空間。”然而，當前高中生普遍存在思辨意識薄弱的問題，導致議論文僅停留在感性層面，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因此，培養學生的辯證思維成為寫作教學的當務之急，應培養學生“就公共事務理性表達”，鼓勵學生在議論文中創新表達、個性化表達。本文嘗試從教學實踐出發，以哲學辯證觀點中的聯系、發展、全面觀點為基礎，提出一些培養學生辯證思維的具體方法，以期增強議論文教學效果。
一、退一步，海闊天空――聯系觀點的運用
以退為進，兵法古已有之。捉住事物之間及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的關系。對司空見慣的似乎已成定論的事物或觀點反過來思考；對于某些問題，尤其是一些特殊問題，從結論往回推，退回去思考，或許會使問題簡單化。運用“即使”、“如果”等假設形式，采用“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迂回”戰術，可能會使文章進入嶄新的天地。
如一次作文訓練：“面對大海”的觀點與“老子騎青牛，出函谷，西渡流沙”的材料如何聯系呢？是啊，一個是朝東面對大海，一個是向西走向沙漠，仿佛八竿子打不著。這時候，引導學生只需附加一個條件：假如老子有朝一日面對大海，老子會怎樣呢？他或許從此改變哲學思想，重寫一部《道德經》。因為大海容納污溪濁流的寬廣胸襟點化了老子，他覺得自己為了個體生命的愉悅而棄世，為世間有齷齪的不平事而出關，實在是一種悲觀的人生、一種狹隘的人生。從此，老子策回牛首，回到人間，以大海般的胸襟包容世間的一切。你看，這樣一“假如”，這樣一聯系，思路不就拓展開了嗎？如此思考問題，什么樣的辯證文章寫不出來呢？
二、進一層，山高水長――發展觀點的運用
進一層就是運用辯證思維的發展觀考察思維對象，從時間考察思維對象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縱向發展過程，從而揭示事物的本質、前瞻事物的發展。
說理分析時泛泛而談、浮于表面，只會羅列不會分析，只會使文章流于淺薄；而由表及里、透過事物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并恰當揭示，或由此及彼、由點及面，通過這樣的方式分析論證，會使文章高屋建瓴且富有理性。如2015年山東高考優秀作文《功利主義可以休矣》節選：
“孩子想把自家庭院里的絲瓜和肉豆的那些糾結錯綜的莖葉分辨開來，可是卻把它們的莖葉都扯斷了，父親認為好笑并且告訴孩子種它們是用來吃的，無需分辨，只要照顧它們長大，摘下瓜和豆來吃就好了。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功利主義思想在作祟，孩子本想將它們的莖葉分辨開來，可是由于不得要領，事與愿違，弄斷了它們的莖葉。此時作為家長的父親，不是教給孩子分辨的方法，而是認為好笑，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孩子。‘種它們是用來吃的，不是用來分辨的’，這是多么荒唐的教子方法。”
作者透過父親與孩子爭辯這一表象，看到了事情的本質――功利主義思想在作祟，進而提出自己的見解，指出了功利主義的危害。所以這篇文章“進一層，山高水長”，著重突出一個“深”字，是本文能夠脫穎而出的根本原因。
三、換一面，柳暗花明――全面觀點的運用
面對“對與錯”、“好與壞”、“善與惡”、“正義與邪惡”、“進步與落后”等話題時，要避免“二元對立”的絕對化思維，而要一分為二，即從正面分析之后，還要從反面分析其合理性，反之亦然。
1.關注己方漏洞，走出“選擇性失明”的誤區。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故意對一些事情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有選擇性地挑選某種利于自己的觀點，把不利自己的觀點遮蔽，稱它為“選擇性失明”。
如“我不吃狗肉，但是我不反對別人吃狗肉”。這個完整的信息表達，可能會被別有用心的人通過“選擇性失明”的方式，進行曲線傳播，混淆視聽。
他們可以說“他不吃狗肉”，表明陳述者反對吃狗肉；
也可以這樣傳播，“他不反對吃狗肉”，表明陳述者支持吃狗肉。
2.關注他方角度，培養兼容意識。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價值判斷，當人們持有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念發生對抗和沖突的時候，如果有一方試圖用己方的態度和觀念壓制或者取代對方的態度、觀念，溝通與對話就會發生短路。
允許相反觀點的存在，并試圖充分地理解這種已經存在的態度和觀念，否則，溝通與對話就不能進行。所以，我們提倡以兼容性的態度和觀念展開溝通和對話。
他極少就自身而接受媒體的采訪,半個多世紀以來卻一直執著、敬業,全身心的投入科學與教育事業。他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但這遠遠沒有達到他預期的科學目標。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滿懷信心地把一生科學創新思維的積累,繼續為祖國的科學教育事業去做貢獻,實現他對“科學人生”的感悟與理想。他就是一個情操高尚、淡泊名利的科學人,一個勤勤懇懇為祖國科教事業竭盡全力踏踏實實培養碩士、博士與博士后的導師,我國著名水文水資源學家、工程模糊數學家陳守煜教授。
縱橫歲月五十八載
演繹水文與水資源
20世紀50年代,不滿而立之年的他已在水利學報等權威刊物發表“水庫調洪”學術論文。70年代,知天命之年的他參加長江水利規劃委員會主持的水能利用計算機應用研究,建立了水能水利計算數值解法新途徑。1980年發表在水利學報上的后續論文《水庫調洪數值解法及其程序》,與國際上同類成果相比,比其早發表了12年,這一成果如今已廣泛地用于水庫防洪調度生產實踐,并取得重大的防洪效益。在1995年的《光明日報》上這樣記載:陳守煜一科研成果獲防洪減災效益4.7億元。80年代,不惑之年的他從唯物辯證法哲學的高度和我國幾千年來國學《易學》中的辯證思維出發,率先認識到水文水資源學科中現象及概念中存在的模糊性。1987年在我國西安、1990年在波蘭華沙的學術會議上,他提出創建新的水文分支學科――模糊水文學,后拓展為模糊水文水資源學科,該項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創造性成果:水資源與防洪系統多目標模糊優化(優選)理論與模型,模糊模式識別理論與模型,半結構決策理論與模型,模糊聚類、識別、決策、評價統一的理論與模型,模糊優選動態規劃理論與模型等。他的這些理論、模型與方法,已成功地應用于1998年由國家防洪抗旱總指揮部組織的大連理工大學水資源與防洪研究所負責完成的我國72座大中型水庫防洪調度決策支持系統,取得了重大防洪減災效益。這些成果得到了同行專家的普遍認可與高度評價。2002年權威雜志“水科學進展”在《水文科學研究的世紀回眸與展望》一文中評價:“水文現象的模糊性一般不易被人們所認識……中國大連理工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首次提出綜合運用系統的成因分析,逐步形成了模糊水文水資源學這一新興的分支,目前還在發展。”
創建可變模糊集理論
推導出質量互變定理
20世紀90年代,花甲之年的他創造性地提出“相對隸屬函數”的動態模糊集概念。1994、1998年的專著《系統模糊決策理論與應用》,《工程模糊集理論與應用》是突破傳統靜態模糊集概念與理論的經典之作。前者獲1995年中國第九屆圖書獎,后者被權威信息文獻《2009年版中國期刊高被引指數》一書統計排序為全國2008年水利工程高被引圖書第3位。該文獻同時列出全國2008年數學學科、水利工程學科高被引論文排序前20的作者名錄,他均榜上有名。
21世紀伊始,古稀之年的他在工程模糊集理論基礎上創建可變模糊集理論,第一次推導出數學定理――質量互變定理,用嚴密的數學方法表達了唯物辯證法三大規律之一的質量互變規律。這一成果不僅對靜態、經典模糊集概念的重要突破,更對數學思維辯證化與哲學規律數學化的重要突破,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2009年他發表的專著《可變模糊集理論與模型及其應用》對溝通數學與哲學兩大學科的聯系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與實用意義。書中他用客觀事物變化前后相對差異函數的乘積:
D(u)?D(C(u))
表示事物的漸變式質變、突變式質變,
D(u)?D(C(u))>0
表示事物的量變,
D(u)?D(C(u))=0
表示事物的動態平衡或質變臨界點。他用最簡潔的數學語言,表達了客觀世界最復雜的哲學規律:質量互變規律。他用數學美詮釋了哲學美。數學美,美在簡,哲學美,美在變。他的這一原創性研究成果,將銘刻在科學歷史上。
畢生科研教育
滿園春色桃李
作為一名知名學者,耄耋之年的他可稱桃李滿天下,在學術上具有一絲不茍的風格和求實索源的創新精神。他思維敏捷,善于發現問題,堅持、維護科學的真理性,十分重視學風建設與學術道德品質教育,在嚴格要求學生的同時,他自己以身作則,為了讓博士生們能夠理解并掌握系統的理論知識,他每周一至兩次面對面的來指導學生,嚴密的邏輯思維,詳細的數學推理,風趣的言談,淺顯易懂的比喻,使學生們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學術風格上都能受到良好的熏陶。作為一名導師,他謙遜隨和、深具長者之風,在將自己的知識傾囊相授的同時,還時常與學生們共同探討前沿的理論與科研成果。他淵博的學識、高尚的品德以及求實創新的作風,為年輕一代樹立了學習的楷模。
2009年9月,陳守煜教授在為他八十歲生日舉辦學術報告會而撰寫的專著《可變模糊集理論與模型及其應用》中,賦“科學人生”詩一首:
科技創新路無盡
學崖高峻破云天
人杰志壯勇攀頂
生命真諦蘊含中
莫道七十古來稀
而今八十不算奇
耕耘九十桃李滿
常樂百歲又迎春
【摘 要】教師不大愛教說明文，學生也不大喜歡學說明文，覺得它枯燥而乏味。這一認識，使說明文成了語文教學中的一個薄弱環節。而事實上，讓學生學好說明文體，不僅是學生今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而且它對學生整個思維的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高中；作文教學；重視；說明文體
說明文體平時練得少，然而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用處卻不少。練好說明文體的寫作，不僅有利于工作、生活，還能激發學生思維能力。
1. 說明文與其它文體思維的區別 說明文是說明事物的。所謂說明，就是要客觀地對某種事物或某一事理作解說，使人能夠明白這一事物或事理。這就決定了無論在表達方式上或是在思維形式上，說明文都不同于記敘文、文學作品和議論文。 與記敘文、文學作品相比，記敘文和文學作品主要是通過回想、聯想和想象進行形象思維，而說明文則主要是通過分析和綜合進行抽象思維。可見，二者所運用的不是同一類思維。 與議論文相比，二者同屬于抽象思維。無論議論或說明，都要運用抽象的分析和綜合的方法，說明文甚至像議論文那樣也要運用概念、判斷和推理。但是，二者的抽象思維又有所不同。議論文的思維，主要在于通過邏輯推理能夠一步步地推出結論（觀點或論點），從而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而說明文的思維，則主要是通過分析和綜合（以及比較、分類、抽象和概括）的方法來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議論文和說明文雖然都用分析和綜合的方法，但議論文更多地是對抽象道理的分析和綜合，而說明文中對實體事物的說明則更多地對事物的實體進行分析和綜合。說明文雖然往往也要用到推理，但說明文的推理在于說明客觀性的事理，而議論文的推理則在于論證自己的觀點。
2. 說明文的在思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為了引起大家對說明文教學的重視，在這里有必要談談說明文對學生思維發展的重要作用。從初中到高中，是學生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迅速發展并不斷走向基本成熟的重要時期。學生要由記敘文的比較初級的形象思維發展到議論文的比較高級的抽象思維，其間起著過渡性重要作用的便是說明文的比較初級的抽象思維。 我們知道，說明文一般可分為實體事物的說明文和抽象事理的說明文。實體事物的說明文（如《松鼠》、《中國石拱橋》），為了說明事物的形狀、質料、特征、成因、類別、構造、功能等，雖然需要抽象的分析和綜合，但它畢竟還有著眼前的具體實物的形象或其表象的依托。在這一點上，實體事物說明文和記敘文思維憑借的材料或思維的對象都是實際事物的形象或表象，只是在思維加工的方式上一個采用了一形象加工的方式，一個采用了抽象加工的方式。所以，學生在由形象思維向抽象思維發展的過程中，第一步首先應該由記敘文過渡到實體事物的說明文，即由再現性的形象思維過渡到實物概念的抽象思維。實物概念是對實體事物分析、綜合、抽象、概括的結果，它已從具體形象或表象上升到了概念，但又比社會概念、科學概念、哲學概念等的抽象度低。因而可以說，實體說明文是由記敘文的比較初級的形象思維向著初級的抽象思維過渡的最佳轉換點。在此基礎上，第二步再由實體事物的說明文過渡到抽象事理的說明文，這樣，思維的抽象度就又提高了一步。抽象事理的說明文（如《人類的語言》、《食物從何處來》），為了闡明事理的概念、內容、規律、性質、關系、作用等，不僅要用分析和綜合的方法，而且要用概念、判斷和推理，它的要求比實體事物說明文高。但與議論文相比，因為抽象事理的說明文只是客觀地解說，主要不在于通過推理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所以它的思維難度又比議論文要小一些。在學好抽象事理說明文的基礎上，第三步再過渡到議論文的抽象思維就比較容易些。由此可見，要學生由記敘文的形象思維一下子跳躍到議論文的抽象思維是比較困難的，說明文正好在二者之間起著一個中間環節的過渡作用。
論文摘要：本文從湖北某高校2010屆266名英專本科畢業生的畢業論文選題情況的調查發現，25％的論文選題是語言學和關于語言學方向。該結果又一次證實了近些年對“英語語言學”教學效果不佳現狀的描述。本文從學科定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三方面討論了如何通過撰寫語言學方面畢業論文的角度討論了改善該課程教學的具體措施。
1 引言
根據教育部普通高校專業目錄(1998版)和(2003版)，“英語語言學”屬外國語言文學類下英專本科高年級主要課程之一。但自1980年高校英專陸續開設該課程至今已有30余年，卻仍存在教與學效果不甚理想等問題。如潘之欣(2002)選取部分南開大學和上海交大在讀英專碩士研究生，采用問卷形式，對該課程開設情況的調查表明：該課程依然停留在以英語語言為主的語言理論知識的傳授，忽視實際運用理論知識能力的培養，因此教學效果不佳；且學生普遍體會不到學習該課程所帶來的樂趣，主要原因有理論性太強、內容枯燥、教學方法不當等。吳格奇(2005)反思該課程時也提到，“教師不滿意教學效果學生學習目的很茫然”是主要問題。本文則從英專學生本科畢業論文的選題角度出發，試圖探討該課程較為有效的教學方法，從而緩解“教師不愿教，學生不愿學”的尷尬狀況。
2 調查研究
266位2010屆英專本科畢業論文是從湖北某高校外院教學科的電子數據庫中拷貝的。該調查屬于二手資料研究。筆者根據論文題目、摘要、提綱、主要內容按語言學方向、文學方向和翻譯方向進行歸類，其中運用語言學理論分析文學作品，如“The Feminist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Scarlet Letter”，分析文學文體語言特色，如“Textual Features of English Advertisements”、“An Analysis of Vagueness in EnglishAdvertisement”等都被歸納為語言學方向。結論是：58％的論文屬于英語文學方向，25％為語言學方向，17％為翻譯方向。
究其因，首先是作為基礎學科的“英語語言學”未能引起學生太多的關注和興趣；其次，語言學研究方法和內容未能引起師生足夠地注意；再次，教師在課程內容處理和安排中未能很好地將課程學習與畢業論文聯系起來。總之這個數據也從另一方面驗證了該課程教學效果不佳的描述。這與教學、引導不無關系。
3 對策分析
根據《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2000)：“畢業論文是考查學生綜合能力，評估學業成績的一個重要方式。”學生通過撰寫畢業論文，對所學知識進行歸納、整理、分析，試圖在前人創造的知識的基礎上有自己新的認識與發現，并將這種認識與發現以一種可易時易地的方式與人進行交流。因而撰寫論文是學用結合的大好時機，從英專學生畢業論文的選題來看課程教學具有一定說服力。
3.1課程定位
語言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短短二三十年時間，其研究分類越來越細、分工越來越明確，正如王宗炎(1988：151形象地比喻：過去的語言學只是一家小商店，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家百貨公司。對于林林總總的學科分類和研究流派，結合教學大綱和英專學生本科階段知識體系的形成，對該課程定位是必要的。
白郁(2007)認為語言學目標是寬泛的而非具體的，即培養學生的理論修養和對語言的熱愛。而本文則認為既應有寬泛目標，也應有具體目標。“語言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語言及其相關對象的人文科學。它的研究領域分為共時的和歷時的，理論的和應用的，微觀的和宏觀的3個對立方面，其任務是描述語言事實，尋找并解釋語言發展的規律，發掘語言學理論，總結語言研究方法，并將其研究成果應用于語言研究和其他領域(楊自儉，2002)。”因此寬泛目標是培養理性思維，即對理論的理解、背景、歷史貢獻與發展不足及實踐運用。具體目標是提高學生對語言學理論的應用能力，掌握研究方法，并能提升語言技能。楊教授定義也明確了語言學研究方法和內容。學習理論知識時，學習和應用研究方法也是很重要的。語言學基礎理論，尤其是微觀方面的理論成果，對英專學生語言技能的提高有檢驗作用；在跨學科或橫向方面，將語言學相關理論用到英美文學和英漢翻譯中，提高文學作品鑒賞能力，提升英漢對譯技巧，形成論文即為具體目標。誠然，理論與實踐結合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撰寫論文乃一種嘗試。故在介紹理論時，必要補充對理論的應用與研究，適當拋磚引玉，可有效激發學生探索興趣。故，具體目標使學生看到學習成效，寬泛目標鍛煉了學生理性思維，既調動心靈又提高素質，教學效果也就不同了。
3.2教學內容
傳統課本基本上以微觀語言學為主，按結構語言學思路編排內容，從語音學、音系學、形式學、句法、語義學，一直到語用學和語篇分析。教學內容的改革是大多數學者的主張，如白郁(2007)認為應以語言哲學意義、語言與大腦及認知關系、語言學發展簡史、宏觀把握語言學真正意義等四方面為重。還有學者認為增加課外閱讀材料以改進教學內容，如王揚(2004)和吳格奇(2005)主張選用有助于學生理解基本理論、概念的材料、輔之以拓寬視野的補充材料。還有以宏觀還是微觀語言學內容作為教學重點的爭論：“微觀”派認為語言內部分支是語言學的基礎內容，課時分配比重要大；“宏觀”派認為基礎部分簡單，學生可自學，重點應是宏觀介紹；“中間”派是既注重基礎又考慮涉獵面。
但筆者認為，各高校層次不一，地理位置不同，統一規定教學內容不足取。近5年教學實踐告知以微觀語言學為主，即語言學內部分支的理論、研究、及應用。如在處理詞形學時，適當介紹詞的研究現狀，對象我校這種以師范專業為主的二本院校的英專學生而言，無論是提高職業技能還是英語水平都相當重要。我校地處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適當添加西部少數民族語言的相關研究，如方言特點、語言遷移現象、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也應在緒論部分增加語言學史和語言哲學等內容，讓學生了解語言學理論和研究的發展趨勢及語言與哲學的密切關系。此外適當介紹結構、認知和功能語言學這三大學派的相關內容也有必要。總之，就像百貨商場的陳列員，教師將所有商品分門別類、有條有理地展示，學生自然會依據具體情況取舍。教師侍機提供論文命題，使學生的探索與發現隨著課堂內容的進行而深化。著名學者趙鑫珊(2004)在其新作《我是北大留級生》就曾列出了20個作為語言哲學研究對象的話題，且認為是“震撼靈魂”，不可能不為之心動的命題。 轉貼于
3.3教學方法
該課程多采用以教師為中心的填鴨式教學。有關研究一致認為必須改進該教學模式。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激發學習興趣，最大限度地讓學生參與教學全過程，變被動為主動，從而建構語言及語言學知識。如潘之欣(2002)用大量生動典型例子，結合歸納法和演繹法講解理論要點和難點；王揚(2004)主張采用傳授型和討論型相結合的方法；鞠玉梅(2007)主張研究型教學模式，“設境”以激發學生興趣和強烈求知欲。
總之，避免教學方法的單一，努力激發學習動力。啟發式和發現式方法講解基礎知識和理論要難點；研究型或探究型方法，布置任務(個人任務和小組任務)；大課堂講解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與步驟；小課堂任務分配型方法，使教學達到“魚”、“漁”兼授效果。如語言學緒論之后，成立“Study&Research Group”，提供6個topics：11LanguageChanges；2)Social Dialects；3)Communication Competence；4)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5)Error Analysis；6)PragmaticFailure，2周時間準備15分鐘ppt陳述，5分鐘小組同學共同回答相關問題，并建立QQ群，隨時聯系。教師僅為任務的布置者、監督者、幫助者和評定者，并鼓勵學生撰寫論文，或推薦給學術期刊，或為畢業論文的一部分。如一組學生在講“語用失誤”時，列舉了電影、小說、校園、網絡等許多有趣的例子，如分析不夠透徹，教師可適時適當加以補充、提示和參加討論，既融洽了氣氛和師生關系，又學到了知識掌握了方法。
讓學生隨時記錄和關注身邊的語言現象和語言事情，并聯系到語言學理論，如，“山寨”、“x客”、“剩女”、“宅男”等新詞新語收集，以討論詞的構詞理據。雖在探索中有難度，可介紹期刊網、萬方數據庫等資源；也可大膽與相關領域的教授或專家電郵尋找答案。為形成質量較高的論文打下了基礎。這些都說明：語言學課程的終極目的不是講授具體的理論知識，而是讓學生能意識到語言現象的存在，能對之產生興趣，并發表自己一定的見解，使自己作為一名普通人，也能融入到語言研究的大環境中去。
4 結束語
從學科定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三方面，適當有效地聯系到學士畢業論文的選題，既能改善單一知識傳授型教學模式，又能真正做到研究型或探究型學習，也達到了教學大綱能力培養的要求。畢業論文的撰寫就是提供一次培養創新意識、實踐“做學問”的機會。將課程教學與論文寫作聯系起來，使學生在課程學習中就找到了畢業論文的素材，這也是學習思辨、提高語言運用能力的具體實踐，相對于借助他人的文章獲得二手資料而完成的畢業論文來講，學生的獲益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更能體現學生真正的理論與實踐水平。另外，這種踏踏實實做學問的態度更會為學生走向社會，誠信做人打下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1 白郁，英語本科語言學教學的重新定位[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7，(1)：70—73
2 鞠玉梅，以多媒體網絡技術為基礎的語言學導論課程研究性教學模式的構建[J]，外語電化教學，2007，(8)：36
3 潘之欣，關于高校英語專業“語言學導論”類課程設置的調查[J]外語界，2002，(1)：47—55
4 王宗炎，語言學：它的歷史、現狀和研究領域[J]，外語教學與研究，1988，(4)：14-24
5 王揚，高校英語專業語言學課程教學初探[J]，外語研究，2004，(5)：57—60
6 吳格奇，“語言學導論”課程教學行動研究與教師知識體系的反思[J]，國外外語教學，2005，(2)：32—36
問：石老師，您好！很高興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采訪，您出生在20世紀60年代，現在已經成為國內教育理論研究界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學者之一。豐碩成果的取得必定有一個長期積累和探索的過程。您是什么時候開始關注教育問題并決定堅決走教育研究這條道路的？
答：謝謝你的褒獎，其實我對自己的評價沒有你的評價高。談到我對于教育問題的關注時間，大概是在1985年春天。在那個春天，作為師范生，我和我的同學們進入安徽省壽縣城北小學實習，每天有許多的工作，從聽課、備課、上課到組織學生活動、輔導學生學習、召開主題班會等。就是在這樣豐富而忙亂的實習活動中，我漸漸地對教育產生了興趣，發現一些有意思的問題，如有的學生學得快，有的學生學得慢；有的課學生喜歡，有的課學生則不喜歡。這些最初的也是最真實的教育問題引發了我濃厚的興趣，并促使我作為一個教育或學習的旁觀者開始最初的教育觀察與思考。也是這一年秋天，中國迎來第一個教師節，而我成為一名小學教師，走上講臺體味教書育人的艱辛與快樂、枯燥與精彩。實習階段碰到的那些困擾每時每刻都能碰到，并且作為一種緊迫的任務呈現在我的面前。我不得不思考，不得不解決，盡管很多時候思考得不深，解決起來也不那么容易。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教育研究”這個概念的，如果把“教育研究”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對于教育實踐中出現問題的自覺思考或理性反思的話，那么，我的教育研究生涯應該從1985年那個時候開始，至今已有近30年的歷史了吧！
不過，那個時候我在觀念上還不知道何謂“教育研究”，更談不上形成“堅決走教育研究這條道路”的志向。真正從內心里把從事教育研究作為自己畢生后的職業理想應該要從1990年開始算起。當時，我在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系讀本科三年級。這一年的春節期間，我讀了《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卷本，對我影響很大，可以說我的內心深受震動。陶先生對現代中國教育和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片癡情深深地、重重地觸動了我，沐浴著他高尚的人格光輝，當時我思想上的苦悶、浮躁、迷茫、自卑等不良現象一散而光。那個時候，我比較清晰地形成了一個觀念：教育在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文化建設以及科學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無可替代的。也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真正有了從事教育研究的志向，決心把自己有限的一生奉獻給教育學事業，以一名教育學人的身份服務于國家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問：有人認為您的成名不在于對某個熱點問題進行研究，而在于引領甚至制造了很多學術熱點問題，從教育學文化屬性的分析到知識轉型背景下教育改革的反思，從中國教育學研究中本質主義的審視到中小學校價值教育的大力提倡，從對教育實踐邏輯的重新闡釋到對“狼來了”道德故事型價值邏輯的深度批判等，引發了許多的討論甚至爭論。您如何敏感地抓住這些問題并決定對它們進行研究的？
答：我很熱衷于研究熱點的教育問題嗎？不是，我不是那樣的人。我是能夠引領甚至制造學術熱點問題的人嗎？恐怕也很難說是，我甚至對“制造”學術熱點問題有些反感（當然，我對“制造”這個詞的理解可能與你的理解不一樣）。至于說我的一些研究引發一些同行的興趣、討論乃至爭論，這倒部分是事實。你提到的那幾項研究，其核心觀點幾乎都有人引用、討論、爭論，至今未絕。可能由于這些原因，它們被你或其他人稱為“熱點問題”。其實，在我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它們根本算不上什么熱點問題，一點兒也不熱，甚至冷清得很。
要說清楚我是如何“抓住”這些問題的，還真不容易。可細細想來，卻又不復雜。其實，我就是在平常的閱讀、思考、觀察、學習以及與朋友們的交流過程中遇到它們、抓住它們或被它們抓住的。比如，有關教育學文化性格的研究，是在我閱讀了很多教育學教材和論文之后才想到的。通過這些教材和論文的閱讀，我一方面知道了歷代教育學者在為教育學的“科學化”而努力，另一方面教育學又總是逃脫不了學科內外“不科學”的責難。基于這樣的閱讀，我在想：自赫爾巴特時代以來的教育學科學化運動是否是走錯了路？也許教育學的研究從其性質上說根本就不會是一種純粹經驗的或理性的科學？正是帶著這些閱讀時產生的困惑，我逐漸地將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定為《教育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教育學的文化性格”是對于這個研究結果的一個表述。再舉一個例子，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關系的研究，竟然是肇始于1998年中國教育學會中青年教育理論工作者專業委員會（如今改稱為分會）一次會議期間與友人的交流。這個故事已經記錄在《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一書的后記中，詳細的情況你們可以去看。教育實踐領域中，教育問題很多，至于選擇哪些問題做研究，完全視研究者的個人興趣而定，沒有什么一般的規則。如果說有什么條件的話，那么我看就是對教育事業的熱愛、責任和擔當。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一個人就能隨時隨地發現有價值的教育問題。
問：我們知道您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的《教育學的文化性格》是在您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該論文獲得了首屆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該書時隔十幾年后讀起來還是讓我們感到其中思考的深度，這一研究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答：是有一些讀者和我這么說過，我也認為這本書值得教育學領域的同學們一讀。這并不是因為它獲得了什么全國百優論文獎，而是因為它所研究的問題以及所進行的系統思考值得關注。它所要分析的主要問題就是上面所說的教育學的學科性質。教育學作為人類一個獨立的知識領域，既具有人們一般性知識的特點，也具有教育知識自身的特點。那么這種屬于教育學自身的特點究竟是什么呢？論文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今天看來，這些分析有些粗糙了，但是在十多年前，其材料的豐富性、分析的系統性、結構的嚴謹性以及觀點的新穎性都是很強的。我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比較獨特的學術觀點：教育學是一類文化科學或價值科學，因而具有文化性或價值性；教育學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孕育了不同的教育學傳統；教育理論是一種文化理論，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系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21世紀教育學的文化轉向，等等。這些觀點的提出，有助于解釋教育學界很早以前就有的“教育學不科學”“教育學不嚴謹”以及“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脫離”等問題，并意在提出新型的教育學文化和教育學者生活方式。十多年過去了，這個研究所針對的問題依然存在，它所提出的理論主張盡管已經引起不少的討論和批評，但是我覺得它并未得到教育學術界足夠認真的對待。無論別人如何看，老實說，它是奠定我自己教育學觀和教育學信念的一項工作。
問：長期以來，您對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或教育學的學科立場有獨到的思考，想請您談談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答：是的，博士畢業以來，我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原因何在？你看，學界常說，沒有人隨便說自己懂數學，懂哲學，懂天文學，但是隨便一個人都可以說自己懂教育，都可以對教育事業評頭論足，發表高論。他們的這些意見甚至可以左右教育政策和實踐，比較起來，教育學者的聲音倒是變得無足輕重了。這真是中國教育學和中國教育的悲哀。發出這樣的感慨，不是主張教育學者壟斷教育的意見或知識，而是對整個社會輕視教育學研究的不滿。但是，反躬自問，相較于別的學科的人或大眾對于教育的意見來說，教育學者或教育學研究又能夠為教育實踐和決策提供什么樣獨到的、基于研究的見解呢？一個經年累月在某一領域開展教育研究的專家對某一問題的看法與一個社會學者、經濟學者對該問題的看法究竟有何不同呢？這就提出了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或學科立場問題。比如，對于目前比較突出的大中小學并校、擴招、辦分校等問題，如果從政治學角度來說，可能擴大優質教育的資源，讓更多的人享受優質教育的機會，應該是個好事情；如果從經濟學角度來說，有利于提高規模效益，也不錯。但是，若從教育學角度來說，伴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多校區辦學的出現、管理層級的增加，必然減少教師與學生之間、校長與教師之間、學校與社區之間交流和交往的機會，不利于建立良好的教育關系，對教育質量的保障和提升、對學生身心的健康發展以及對豐富的教育內在價值的實現都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教育學科的立場就是教育的立場，教育學科的獨特性就是由教育活動的獨特性所賦予的。我目前正在寫作有關的論文，期望能夠早日完成，請大家批評。
問：當下中國社會問題，尤其是人們普遍的道德感的缺失和價值失序是您近年來一直深入思考的問題，并從教育學立場做出了很多具有見地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價值教育。價值教育在國內是一個新鮮事物，在國外也是教育研究的前沿領域，想聽聽您對價值教育的理解、主張。
答：是的，當前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容忽視的道德滑坡與價值混亂問題，波及各個社會領域，也侵入到個人的生活當中。這個問題應該引發學界高度的重視，并加以系統研究。作為一個教育學者，四五年前我就將自己的研究目光投向價值教育領域，力圖從理論上清理和解釋價值概念的內涵，分析價值與行為的關系，并探討價值的來源、價值秩序、價值理性、共同價值建設以及與此相關的價值教育問題。我的思考得到了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資助項目的支持，已經開展了近5年的時間。四五年來，盡管我有非常繁重的教學、管理和人才培養的任務，但是我依然拿出了許多的時間閱讀文獻、深入學校、觀察社會，在價值教育研究方面積累了一些素材、思考和經驗。我發起成立了一個中國價值教育聯盟學校，是由一些對價值教育感興趣的中小學校自愿組成的，類似于價值教育的共同體，開展校長價值領導力提升、教師價值品質建設以及中小學生價值教育等工作。這個項目每年召開一次工作總結會，交流經驗，探討問題，分享收獲，還是得到了大家的認可。這兩年，又有一些對價值教育感興趣的觀察校進來，大家懷著共同的使命和責任開展工作，我從中也很受鼓舞。有關價值教育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今后幾年會陸續出來，到時候也請大家批評指正，希望能對我國基礎教育的變革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并成為一個國際中小學價值教育的窗口。
問：您的專著《教育哲學》（原為《教育哲學導論》）被認為是近年來對這一學科所做出的不同尋常的努力，從理論架構到觀點都體現出這種努力，想聽聽您對國內教育哲學研究現狀的看法，對未來教育哲學研究的愿景。
答：我的專業方向是教育哲學，畢業工作后一直在這個領域從事教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教育哲學導論》出版于2002年，2007年再版，增加“公正與教育”一章，改名為《教育哲學》。在我的寫作計劃中，該書還有幾章沒有完成，如“價值與教育”“幸福與教育”等，我希望剩下的工作能夠在最近兩三年內完成。這本書的體系和觀點確實比較新，更多地借鑒了國際上教育哲學的體例，當然在結構安排、主題闡述、學術觀點、分析材料等方面，也都有我基于中國社會和教育實踐的觀察與思考，希望能夠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性強的教育哲學入門讀物。
探討國內教育哲學研究的現狀，我總的評價還是不錯的。在老一輩教育哲學家如黃濟先生、陸有銓先生的指導下，中國教育哲學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成果，對于教育學術的繁榮和教育變革起到了應有的作用。教育哲學思考的領域非常寬廣，教育哲學的出版或發表也日益增多，國際教育哲學交流比較活躍，不斷深入，一些中青年教育哲學人才的成長也彌補了改革開放初期教育哲學隊伍規模偏小的問題。當然，教育哲學研究也存在許多問題，如哲學性和實踐性兩個方面都還亟須加強，國際化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教育哲學人才隊伍素質還不能很好地勝任研究的要求等。這些都是需要中國教育哲學界進一步努力的。我對未來中國教育哲學的前景充滿信心，我覺得基于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偉大實踐，沐浴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當中，借鑒國際上教育哲學豐富的思想資源，中國的教育哲學研究一定會越來越好，一定會與其他的教育學科一起，為教育科學的繁榮和教育實踐改革提供豐富的理論資源和思想啟迪。未來在于年輕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能夠不斷地加入到教育哲學的研究隊伍中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為中國和世界的教育哲學作出新的貢獻。
問：您治學非常嚴謹，思維的邏輯性和縝密性在學界是很有特色的，您能否談一下這種特色與所受的學術訓練有什么樣的關系？您知道，青年學生一般在為一個觀點作辯護或者回應一個觀點時，這一方面做得非常欠缺。
答：呵呵，我確實比較嚴謹，這導致我對學生特別是我自己的學生要求比較嚴格，可能給同學們帶來一些心理壓力，請大家理解或諒解。我比較重視思維的嚴謹性和表達的清晰性，我甚至說過，清晰的表達是學者的美德。這種思維品質和文字表述方式是如何形成的，我也不是很能說得清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與我的恩師黃濟先生的影響有直接關系。黃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不知道你們讀過沒有，非常清晰、樸素、通暢，沒有或很少用一些生僻的概念，更沒有拗口的句子，不夸張，不矯情，不危言聳聽。黃先生著作的這個特點，我在本科階段學習他的《教育哲學》時，就有深刻的印象。我說不上什么刻意地追求什么文風，但是確實喜歡那種清晰、簡單、樸素但又深刻雋永的思想和文字。現代年輕人在為一個觀點辯護時，會出現不夠清晰的問題，有的還喜歡用一些生僻的名詞或概念，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文字功底不好，有的是沒有想明白，有的則可能是想顯示自己的博學，不一而足。當然，每個人的思想和文字都有自己的特點，不能強求一律。說到學術訓練，我覺得多讀經典、多提問題、多寫論文、多參加會議（向高人學習）、多反思自己的學術立場等，可能都是學術訓練的不同形式。
問：您作為學者所具有的魅力，一方面來自學術，另一方面來自做人。無論做什么，您對自己都嚴格要求，對工作認真負責。從學生的視角看，您作為教師的魅力還來自于課堂教學，每堂課都那么有啟發性，那么有吸引力，這一點是如何做到的？
答：評價有點高了，因為教育學部比我上課上得好的老師大有人在。如果說我的課還能夠被同學們接納的話，我想有幾點原因：第一，我在自己所教授的主題上都有些研究，因而可能有點深度；第二，我認真備課，每次上課前一天都要備課，不然上課心里沒有底；第三，我還比較注重與學生的交流，愿意傾聽學生對于教學的意見和建議；第四，在教學中努力將理論主題的學習與現實教育問題的分析結合起來，引導學生對現實問題進行理性的思考，可能他們會覺得有啟發。教學是教師的基本工作，我從做小學教師時起，就不敢懈怠。博士畢業留校工作后，導師又教導我要好好教學、鉆研教學，把講臺站穩。
問：聽說近幾年中國教育學界很多同行表示，您擔任行政職務對教育學研究來說是一種損失，您怎么看待“學術”和“為官”之間的關系？作為新任的教育學部部長，想請您談談您的“學術”和“為官”理想？
答：呵呵，有朋友當面表達過這種擔憂和惋惜。怎么說呢，一般地說，大學教師確實應該以教學為本、以學術為基，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教學和研究中去。但是，大學里總得有人去做教學和學術管理，為老師們、同學們服務，否則大學就不成其為大學。這種教學和學術管理工作不是什么行政工作，因此從事這種教學和學術管理的人也很難說是“為官”。大學里的管理職位從性質上說都是這樣的，具有很強的教育性、專業性或學術性。我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社會上或大學內部將這種管理工作的性質看成是行政性的，并且將從事這種管理工作的老師稱為“官”。這真是混淆了大學管理與行政管理的性質！我不知道大學里的教學和學術管理者有誰將自己看作是“官”，反正我不這么看待自己，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管理崗位對我提出的要求是：我不僅要自己教學，還要研究如何整體地提高教育學部的教學質量；我不僅自己要搞研究，更要思考如何創造一種更加良好的科研環境，提高教育學科研究的水平和質量。這恐怕就是我與其他教師不同的地方吧！我在教育學系系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教育學院副院長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研究生院副院長的位置上工作上了5年，現在又回到學部工作，觀察了大學管理的不同層級，更深刻地理解了大學是如何運轉的。我的《論教育實踐的邏輯》一文就是對我所觀察到的教育實踐邏輯的理論表達。談到學術和管理的理想，學術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夠啟迪更多人的思考，管理的理想就是按照大學精神來建設教育學部，使得北師大教育學科能夠不斷地進步，為中國教育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問：謝謝石老師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采訪，對我們提出的問題耐心地作了回答。相信這些回答有助于年輕學子更進一步地了解您的學術思想、治學精神和管理理念，并激發他們奮勇向前，成為卓越的教育科學人才！
答：這正是我所希望的！也謝謝你的提問，給了我在忙碌之中反思自己的學術道路、管理實踐和人生道路的機會。希望我的回答不至于太讓讀者感到乏味，能夠引發大家的興趣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