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7 16:38:24
導語：在語言與文化關系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文化；國際貿易；比較優勢；差異性；互補性
1文化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類在改造自然，社會和人本身的歷史過程中，賦予物質和精神產品的全部總和。文化體現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人類所生產的物質產品上；人類與其他個體或群體的關系上，包括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經濟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為方式等；文化還體現在意識形態上，通過宗教，哲學，道德，藝術等來表現，體現出不同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是文化的兩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產生與發展，都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環境，經濟條件和社會結構。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生成并發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異文化。②文化的時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時代的精神，時代的內容，時代的審美要求和審美情趣，都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創造的文化差異為文化和國際貿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2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比較優勢
自從國與國開展貿易以來，通過深入的研究，經濟學家們提出了許多貿易理論。其中，比較優勢論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建立在亞當斯密“絕對利益”學說的基礎上，大衛•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利益”學說。自從誕生之日起，“比較優勢”始終是理論發展的線索。究其原因，“比較優勢”，這四個字本身就蘊涵了深刻的理論內核，它包含兩個內容：一是“比較”，比較就是差異性，是獨特性，是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客體在某一層面進行的對比。有了差異性或獨特性，客體之間才有可比之處。二是“優勢”，其核心在于“優”字。它說明比較客體在該對比層面上的強勢地位。正是因為國與國之間（比較主體）在可比內容（比較客體）上存在的我有你無，你有我優的差異，才使得交換成為必然，對外貿易得以產生。
3文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
從國際貿易理論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推導出的文化差異性恰好在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間。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文化較為普遍地存在于傳統的貨物貿易領域和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
（1）在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領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貿易的主要內容之一。眾所周知，早在西漢時期，大量的絲綢，瓷器和茶葉從中國被運往地中海沿岸的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產業的興起和蓬勃發展，文化產品更是鋪天蓋地。在追逐降低產品成本的競賽已經窮途末路的情況下，人們開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獲取新的超值。
（2）在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傳統文化之上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以及收藏和展覽等，其貿易的主要內容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精神文化和行為文化。還有旅游服務，作為一項集觀光、餐飲、住宿以及游樂為一體的綜合項目，其獨具特色的文化內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國際消費者的重要條件。
4國際貿易中文化差異的思考及啟示
每一種文化都會產生自己的價值體系，只有尊重并深入研究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開拓國際貿易市場。
關鍵詞：標記理論語言意義文化意義詞匯教學
一、標記理論與詞語的意義
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的部分，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文化信息，都會在詞匯系統中得到反映。詞語的意義包括了語言概念意義（即語言意義）和文化內涵意義（即文化意義）。詞匯的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的對應和不對應關系，會在母語和目的語之間產生標記度的差異。
如果母語和目的語之間，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的對應相同，那么標記度的差異小，習得就會變得相當容易；如果出現了對應上的偏差，目的語的標記小于母語，相對容易習得，如果目標語的標記多于母語的則會相對較難習得。
二、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的關系
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的對應關系，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幫助學生克服跨文化交際障礙的意義。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的對應情況為以下幾種：
1、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都不對應
這類主要是“國俗詞語”或者“文化詞語”。例如漢語中有相當一部分詞語，沒有辦法用英文對應翻譯過來，就算直譯，其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都是截然不同的。“江湖、游俠、走紅、走后門”等詞語就屬于這一類型。
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都不對應的時候，兩種語言中的標記度，無法直接判斷出來。要看目的語在自身的語境中的使用頻率，頻率高，標記性弱。
2、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都對應
這類詞一般出現在語匯中的基本詞匯中。
例如：自然界事物名詞：“太陽、月亮、星球、空氣”——“sun，moon，star，air”；科學名詞：“計算機、電視機、科學”——“computer，television，science”
語言意義和文化意義都對應的詞，它們在母語和目的語中的標記難度是一樣的，它們的習得難度最小。
3、語言意義不對應，文化意義對應
有的詞語，中英翻譯完全不同，但是其文化內涵卻是一樣的，這樣的詞語，我們說它的語言意義不對應，文化意義對應。
例如：“菜鳥”——“greenhand”；“幸運草”——“fourleaf”
這類型的詞語，要從語言意義上看其標記度。如果語言意義非常簡單，并且常用，那么其標記性弱，反之則強。
4、語言意義對應，文化意義目標語小母語大
有的詞語，語言意義上對應，但是從文化意義角度看，對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來說，英文的詞語的含義大于漢語詞語的含義。
例如：“old”——“舊”、“老”、“大（年齡）”等；“ambition”——“野心、雄心”，
這樣的詞語，母語的義項更復雜，母語的標記度更強一些，所以習得起來并不算難。
5、語言意義對應，文化意義目的語大母語小
例如：“去”對應英文中的
——“went”：他去了中國。（HewenttoChina.）
——“go”：我們去看電影吧。（Letsgotoseeamovie.）
——“sent”：我給他去過幾封信。（Isenthimseveralletters.）
——“away”：他把那本書拿去了。（Hetookawaythatbook.）
6、語言意義對應，文化含義目的語有母語無
這一類的詞語，從直譯來看，語言意義完全對應，文化含義則目的語有而母語沒有。這類詞語在使用翻譯教學法的過程中最容易出現問題。
例如：單位。在中文中，除了有每一個單位的意思之外，還有一個人的工作機構的意思。而英文中則語言意義相對應的“unit”并不具有這樣的文化意義。
這類詞語，目的語中的使用情況復雜，除了語言意義的標記，還有文化意義的標記，而母語則只有語言意義的標記。目的語的標記明顯高于母語，這樣的成分習得的難度相對來說要高一些，至于高多少，取決于標記的差異度。
7、語言意義相對應，感情意義不同
兩種語言的語言意義相同的情況下，可能出現感彩和褒貶意義完全相反的情況。
例如：在漢語中，龍是褒義詞，是中華圖騰，民族的象征。但在英語國家，龍是兇殘、殘暴的代名詞。翻譯“亞洲四小龍”應該是“fourtigers”，而不能翻譯成“fourdragons”。“海貍”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種略顯陌生的動物，沒有什么文化意義和感彩。而對于英美人來說，“beaver”這種有獨有技藝和富于創造性的動物卻常用來比喻工作十分勤奮和認真的人。
8、語言意義貌合神離，文化含義差別懸殊
例如：“motel”和“汽車旅館”。在中文中，可能有人理解為汽車做的旅館，這樣的理解，就和原義大相徑庭了。“你好”和“hello”，如果將“你好”翻譯成“yougood”，就完全理解錯了這個詞的文化含義。
三、詞語的文化意義對詞語教學的影響
詞匯是語言的組織材料，也體現了不同文化的特點。在日常會話中，如果指看重詞語的語言意義，而忽視詞語的文化意義，就可能出現交流不暢，產生交際沖突，對跨文化交際產生消極影響。
因此，隨著外國學習者語言學習的不斷深入，語言應該與文化并重，在學習詞匯時，除了掌握詞匯的語言意義，還應該掌握詞匯相應的常用的文化意義，防止產生交際誤解，避免交際沖突。（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參考文獻：
[1]袁嘉，《對外漢語教學的漢語本體研究》，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10年8月第1版
關鍵詞： 廣播 語言要素應用 民族文化 傳承與制約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交際工具，也是人類文明得以薪火相傳的重要載體。文化被認為是“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結果”[1]P3。廣播語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傳承民族文化是廣播語言要素應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與發展狀況必然制約廣播語言要素的應用。本文論析漢語廣播語言要素應用與以漢民族為主的中華民族文化之傳承與制約關系。
一、廣播語言借助語言要素應用傳承民族文化
“在弘揚優秀民族文化中，廣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發揮它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廣播語言總要借助一定的語言要素應用傳承民族文化的。在漢語廣播中，中華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規范要求的語音、詞匯和語法要素傳承。
（一）借助恰當的語音要素傳承文化
總面積13000平方米，雖不像北京故宮中軸線和對稱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紅宮，色彩上強調前后對比，使整座建筑重點突出，主次分明，雄偉壯觀。（中央臺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達拉宮實錄》）
例中引文雙音節詞語占多數，朗朗上口，節律感較強，易于播讀，如“重點”、“突出”、“主次”、“分明”、“雄偉”、“壯觀”。
除正常播x音節外，播音員還要正確發好引文中的語流音變，如“Zǒng（總）”當由“214”讀如“21”，“yīwà（一萬）”的“yī（一）”當由“55”讀如“35”等。需要處理好句中的停頓、重音和句調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單畫線表示時間較短的停頓，雙畫線表示時間較長的停頓，加粗者宜重讀而經由重讀處理等手段，“13000”、“紅宮”、“主次分明”、“雄偉壯觀”等很容易入耳、入腦。引文句調就總體而言，先平緩后上揚。
正確處理廣播語音要素，才能正確傳遞廣播語言信息，達到傳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當的詞匯要素傳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長，但其中詞匯類聚、詞形類聚和詞義類聚應用形式仍然較豐富。基本詞和一般詞都有較多的使用;使用成對詞“前”與“后”、“主”與“次”;使用熟語――成語“主次分明”。因為廣播語言表意要簡明，所以引文多用單義詞。這些詞語，首先是規范的，其次是根據廣播語意表達需要而選用的，有助于體現民族文化傳承的實效。
前來學習抽紗刺繡技術、領取刺繡原料和回繳刺繡產品的本鄉青年婦女絡繹不絕。（商丘臺2006年5月9日《虞城縣積極向農家婦女傳授農科技術》）
“婦”的義項有三：“婦女”“已婚的女子”“妻”;“婦女”義為“成年女子的通稱”。漢民族文化語境中，“婦女”更多凸顯“已婚”的義素。因此，稱呼青年女性時，要慎用“婦女”一詞。例中前來學習的“青年婦女”未必是“已婚”者，則“青年婦女”可改為“女青年”。
（三）借助恰當的語法要素傳承文化
前述布達拉宮引文根據廣播媒體特征及其語意表達的需要使用漢語詞類和句類。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詞（如“北京”）、動詞（如“修造”）、形容詞（如“巧妙”）、“數詞”（如“13000”）等實詞;多使用易入耳、入腦的介詞（如“利用”）、連詞（如“但是”）、助詞（如“地”）等虛詞。引文雖然使用了轉折復句“雖然……但……”，但復句內部的分句及其他單句都較短，聽眾仍較易知悉已廣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紅宮”與“色彩上強調前后對比”結構上較為對稱。
借由語音、詞匯、語法要素的恰當使用，引文將布達拉宮雄偉壯麗的景象形象地展現在聽眾的腦海里，卓有成效地傳承了藏民族物態文化。
（四）反映語言要素自身發展脈絡
語言是心態文化構成要素之一，漢語言廣播同樣反映語言要素自身發展的脈絡。
1.較多留存方音
戲曲類及方言廣播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劇種，最初都起源于民間，都以當地方音為基本語音，再加以藝術的表現。只有當某一劇種在一定條件下成為全國性劇種的時候，才與民族共同語語音發生直接的關系”[3]。早期京劇著名藝人譚鑫培等把湖廣音融入京劇，成為京劇語音系統內影響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慶班”等“四大徽班”先后進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劇中。
2.較多留存歷史名詞
講述史實的廣播語言較多留存歷史名詞。據節目制作、播音時間或相關史料，可大致推演某歷史名詞發展的脈絡。
牛首、虎首、猴首、豬首等4件銅獸首18日在北京圓明園公園免費向公眾展出。（中央臺2003年10月20日《圓明園失散國寶免費向公眾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別是“牛首銅像”“虎首銅像”等的簡稱，它們都是歷史名詞，出現于清朝乾隆年間。
3.反映漢語語法發展的脈絡
廣播電臺播報或誦讀各個歷史時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漢語語法發展的脈絡。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時語含假設，這種用法自先秦時期留存至今。
“夫gR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子?秋水》）《莊子》為先秦（上古漢語）時期作品。
我們非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水滸傳》）“非這條苦計”意為“如果不是采用了這條苦計”。《水滸》為元末明初（近代漢語）時期作品。
貨車超載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臺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載貨車是“罪魁禍首”》）
引文中，“非”意為“如果不……”，例出現代漢語語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與發展狀況影響廣播語言要素的選用
民族文化存在與發展狀況對廣播語言要素的選用具有逆向制約作用。“從文化的角度說，不同的文化因素會影響到語言的表達”[4]。
（一）語音要素應用表現不一
1.漢民族語言更注重平仄和對仗
（1）中華各民族廣播語言都注重韻律。
韻律包括押韻、平仄和對仗等。
生死不離，你的夢落在哪里？想著生活繼續，天空失去美麗，你卻等待明天站起。（中央臺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離》）
詩歌表達了全國各族人民對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地震遇難同胞的深切哀悼。節選部分“離”、“里”、“麗”、“起”押“i”韻。
少數民族文藝廣播節目也有自身的韻律，用漢語創作或譯為漢語后的歌詞等往往是押韻的。
如果沒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兒不會自己開。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喲，我心上的人兒就會跑過來喲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會》）
歌曲選段“開”、“待”等押“ai”韻。
（2）漢民族語言更注重平仄和對仗。
相對于少數民族語言廣播，漢語廣播更講究平仄和對仗。
大車切軸，三輪放炮。（中央臺2012年7月14日相聲《口吐蓮花》）
參照現代漢語平仄歸類，例中，平仄對應為“|― ― ―，― ―||”。除“車”和“輪”的平仄不對應（按江淮方言發音，“車”為去聲，則為仄聲），其余大體平仄相稱。從對仗角度看，“大車”對“三輪”，“切軸”對“放炮”，相對工整。
一般性V播節目也會出現平仄和對仗。
風雨滄桑中如何追尋夢想，波瀾壯闊里如何見證傳奇。（中央臺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尋夢想”（― ―||）和“見證傳奇”（||― ―）平仄相稱。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為重復者，其余實詞和虛詞大體對仗，如“追尋”對“見證”。
2.民族語言特點影響漢語聲調的發音
某些少數民族成員說漢語時，經常發錯聲調，因為他們的民族語言有的原本沒有聲調。這種現象，在說漢語的少數民族廣播節目受訪人口語中尤其明顯。新疆臺2013年9月19日報道《新疆各地中秋節前情意濃》中，一位少數民族農民工回答記者詢問時，把原本為上聲的“好”（hǎo）和“很”（hěn）都讀若陽平，即分別讀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響姓氏用字的發音
姓氏漢字發音“異常”者，該姓氏往往源于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萬俟”為復姓，讀若“Mòqí”，源出鮮卑族部落名稱。東晉時萬俟部落隨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稱為姓氏。
出現的二字姓如：歐陽、司馬、諸葛、上官、司徒、慕容、閭丘、皇甫、西門、尉遲、公孫、東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東郭、呼延、拓跋、萬俟、長孫、澹臺、鮮于。（中央臺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漢字的發音有時不一樣，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發音更具“隱蔽性”。
據漢民族姓氏習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隨父姓。有時為了表明對孩子母親姓氏的敬重，家長往往會將母姓用字作為孩子全名的第二個字。播音員如果不知這些“第二字”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會發“錯”音。如廣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應注明該“仇”字是否為母姓用字。如是，則播音員得播讀為“某qiú某”，而不能讀若“某chóu某”。
（二）詞匯要素應用表現不一
1.介紹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該民族特有的詞語。
薩迦寺……寺內藏有8.4萬余卷元代手抄佛經、貝葉經等，集成60米長、10米高的著名的經書墻。（中央臺2003年11月12日《薩迦寺文物保護維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紹薩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時，使用“貝葉經”、“經書墻”等藏語詞。
2.廣播語言中漢譯少數民族詞匯多為多音節單純詞。
廣播語言中，少數民族人名、地名等漢譯后，多為多音節單純詞。中國國際廣播電臺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舉辦系列活動紀念西遷247周年》中出現的“察布查爾”、“愛新舍里”、“納旦木”等，均為地名，都是多音節單純詞。
（三）語法要素應用表現不一
廣播語言中有時會有與現代漢語語法不一致的民族語言語法用例。
漢語和哈薩克等少數民族語言中，都有不及物動詞直接帶賓語的用例。漢語中有“飛北京”、“睡沙發”等用例。
最近這幾天，由貴陽飛北京、深圳、廣州、成都的航班爆滿。（中央臺2004年7月14日《貴州：民航暑運高峰出現航線班班爆滿》）
如果朋友感覺睡沙發翻不開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夠的話，那就干脆讓他睡“地上”吧。（中央臺2009年1月16日《春節“靚”家有招》）
哈薩克等少數民族廣播節目受訪人會說出“出發北京”等結構搭配。
傳承民族文化是廣播語言使命之一，廣播語言對語言要素自身發展脈絡的反映散見于豐富的廣播內容中。更多廣播節目借由語言要素傳承民族文化的途徑，以及民族文化制約廣播語言要素應用的表現，有待更廣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釋：
①“中央臺”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簡稱，以下地方臺簡稱為“省/市名+臺”，如“新疆臺”。
參考文獻：
[1]張岱年，方克立.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2]季世昌.弘揚民族文化――廣播工作者的責任[J].視聽界，1990（4）.
“六五”普法規劃理論與實踐研究征文: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環節是法治的宣傳教育，法治的宣傳教育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是否存在著一個關聯關系呢？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產生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呢？找出它們之間的關系，找出它們之間的影響，對我們科學地制定“六五”普法規劃具有積極的作用，所以我們有必要對之進行研究，這一點正是本文的指導思想。
首先，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的法律制度是該社會的上層建筑，是其經濟等的集中反映，并為其服務；那么該社會的經濟等是其經濟基礎，是決定該社會上層建筑的基礎；這是經典作家的經典理論，根據這一經典理論，社會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是一對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法治的宣傳教育是為法律制度服務的，所以這種行為也是社會的上層建筑的范圍；社會的經濟發展，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是社會的實體內容，是經濟基礎的范圍；所以我們可以根據經典作家的理論知道，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但是在我們國家，由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制度和產生它的經濟基礎雖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作為它們的主體都是人民，所以兩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兩者的價值取向是同構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對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越是發展的好對我們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當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傳教育也就會更有物質基礎，也就會做得更好；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一種矛盾統一關系，它們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所以我們應當明白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雖然相對于經濟發展來說是一種務虛性的工作，但它同樣重要，也是對社會的經濟發展的一種促進；同樣道理，做好社會的經濟發展是我們的現實需要，對不斷地完善社會的上層建筑是一種物質前提，兩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們認為，法制的宣傳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實執行的觀念實現途徑。也就是說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內容，只有向全社會廣泛地宣傳和教育，才會在全社會中產生對該法的了解，知曉，才會在人們的觀念中樹立起該法的觀念，才會在人們的意識中以之為規范，從而去自覺自為的規范自己的行為。這個過程我們看到它其實就是法的執行和落實的一個觀念上的實現過程。當然法律一旦經過合法程序產生，并不以社會某些成員是否了解其內容為其生效的前提條件；也不以某些成員不了解該法的內容而對該成員不產生拘束力；但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來維護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們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懲罰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觀念實現顯得尤為重要，這就是我們普法的目的所在；我們的法律以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觀念上實現為最高境界。法律在觀念上的實現，是在社會成員中形成自覺自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會秩序規范成員的行為。所以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實現法制觀念實現的有效途徑和手段；社會更多成員自覺自為的守法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內在積極因素；社會更多成員的自覺自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保障性條件；所以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是構成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環境動力，具有積極的意義。比如，我們的行政執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種被動性的執法，也就是當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產生以后才去給與懲罰的，但是這種懲罰(來源：文秘站 ）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同類違法現象，為什么呢？就是這些行政相對人并不是人人都從觀念上形成了一種自覺自為的守法意識，從而沒有內在的拘束力，當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對人根本就不知道相關法律的內容，當然也就不知道他們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所以被動執法的結果是：同樣的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執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顯。我們的行政執法體系，對象多，領域廣，具有源頭性，如果在這里使我們的對象能夠自覺自為的去守法，那么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會大有改觀的。
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強化社會法制環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國不僅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執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形成濃厚的法制環境；因為不管是執法，還是司法，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從而使之具有被動性；但是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后，這種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對社會成員具有矯正力。我們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工作的同時，不僅使社會成員樹立起法制意識，還會在這種宣傳教育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人們的法制意識，就會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人們的言行就會受到環境的制約，同時這種環境的強化還會推動社會的法治進程，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無疑是一種推動力量。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沒有一個很好的法制環境，沒有一個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場經濟高效有序地運行就是一種不可能，所以我們做好法制宣傳教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
論文關鍵詞：關聯理論閱讀理解，教學策略
引言
閱讀教學是英語學習過程中極為重要的部分。綜合英語作為高職高專英語專業學生的核心課程，對于提高學生的閱讀技能和水平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不少閱讀教學的理論，如Gough 的信息加工模式，Adams 的圖式理論等等，但作者看來這些模式關注對閱讀材料中單詞和語句的解碼，而忽略了對于讀者整體認知環境的構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閱讀理解應該是讀者運用已有的語言知識和背景知識對閱讀材料進行的認知過程，是一個積極思考和推理的心理過程。因此，近年來不少研究者傾向于從認知角度的關聯理論來探討英語閱讀，也為英語的閱讀教學開辟了一個新的視野。
一． 關聯理論概述
關聯理論是Sperber和Wilson在其專著《關聯性：交際與認知》(1986／1995)中首先提出來的，是一種影響深遠的有關語言交際與話語理解的認知語用學理論。兩位學者提出了兩條關聯原則，一是認知原則，即人類的認知常常與最大關聯為準則，二是交際原則，即人們的明示交際行為都以建立最佳關聯為導向。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話語都是有關聯的，聽者或讀者對話語的推理理解過程就是尋找最佳關聯的過程。
最大關聯是指交際中聽話人在理解話語時付出盡可能小的努力而獲得最大的語境效果(the greatest possible effectsfor the smallest possible effort)：而最佳關聯則是指聽話人在理解話語時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獲得的足夠的語境效果(adequate effects for no unjustifiableeffort)論文格式模板。為了確定說話者的真實意圖，聽話者需要尋找話語和語境之間的最佳關聯，通過推理推斷出語境暗含，最終取得語境效果，達到交際成功。這就是語境假設或認知假設。語言交際中聽話人在說話人話語明說(explicature)的基礎上，憑借認知語境的三種信息：即邏輯信息(logical information)、百科信息(encyclopedic information)和詞語信息(lexical information)做出語境假設。
二． 關聯理論對閱讀理解過程的解釋
在實際的英語閱讀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有這樣的困惑：學生根據已有的詞匯和語法知識能讀懂閱讀材料的字面意思，即明示信息，但對于暗含話語信息的理解一無所知，或者根本想不到，這樣的理解其實不能叫真正的理解。要解決這個問題，關聯理論的視角能給我們重要的啟示。根據關聯理論，任何話語都包含明說(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信息接受者不但要理解信息發出者的明說，更重要的是理解他的暗含，即語境暗示或意義的間接表達。在明說的基礎上，通過語境假設和暗含前提進行推理，最終得到暗含結論。因此，閱讀理解就是一個從作者的明示信息推導信息意圖和交際意圖的過程，這個過程又以關聯性為指導(何自然、陳新仁，2004)。 如前所述，話語的關聯分為最大關聯和最佳關聯。在實際的語言交際中，信息接受者根據話語信息，結合當時的語境假設，花費一定的努力去尋找關聯，但他不是去尋找話語的最大關聯，而是尋找最佳關聯。根據最佳關聯原則，如果話語能夠產生足夠的語境效果，而信息接受者只需付出有效的努力去理解話語，那么該話語就具有最佳關聯性。 既然閱讀理解是對讀者對作者話語進行推理的過程，那么它也是一個尋找關聯、確定關聯的過程，應該遵循關聯性的認知原則。按照這個原則，閱讀理解過程可分為三個層次：字面理解層，讀者理解文章大意、細節、事件發生順序、地點和時間、人物特征和因果關系等；推論理解層，讀者推測詞義、文章目的、作者意圖等；評價理解層，讀者分析評價文章信息的確切性、事件發生發展的可能性、事實的可信性和斷言的正確性等(何自然、陳新仁，2004)。 由此可見，關聯理論對于閱讀理解有很強的解釋力，可以在閱讀教學中發揮其優越的指導作用。
三． 關聯理論視角下的綜合英語閱讀教學策略
我校英語專業的“綜合英語”使用的是《新視野大學英語》讀寫教程。該教材每個單元都有三篇題材接近的課文組成，教師授課中通常先精讀Section A，再泛讀Section B，最后把Section C作為快速閱讀或自學材料。這種授課安排看似非常科學合理, 能夠兼顧學生整體閱讀技能的訓練和提高。但是, 在作者看來這樣的設計忽略了三篇課文內在的關聯性, 也違反了學生認知環境的構建規律。從內容和難度上講, Section C是三篇中最簡單易懂的, Section B次之, 而Section A 的寫作水平最高論文格式模板。根據關聯理論, 我們不妨順應學生的認知規律, 先拿Section C做快速閱讀, 使學生對本單元的關鍵詞匯和背景知識也有了一定的積累, 最后在教師的指導下對Section A進行精讀, 學生在閱讀過程中就能順理成章的根據篇章的字面信息, 結合語境假設, 尋求最佳關聯, 推斷含意, 從而獲得對語篇的正確和連貫理解, 乃至對語篇作者的寫作目的和態度做出自己的評價, 達到更高層次的理解。
以上的授課安排也是基于關聯理論的內涵, 在宏觀上幫助學生構建關聯的認知環境。具體到每篇課文的閱讀教學, 因篇幅關系作者將以Section A精讀為例, 闡述關聯理論指導下的語用認知閱讀教學策略。
1. 閱讀前的教學策略
作者通過實踐證明, 在閱讀前通過問題導入, 激發學生結合已知信息和背景知識, 在頭腦中建立篇章整體結構, 是有效的閱讀前教學策略。教師導入的問題很關鍵, 它們可以讓學生對語篇的宏觀結構和閱讀任務做到心中有數, 這樣在閱讀的過程中就有了明確具體的目標, 能夠有的放矢的尋找與問題最相關的信息。例如, 在講到《新視野大學英語》第三冊Unit9 Section A “PremaritalAgreement”時, 課文講解前我先提出了三個問題讓學生思考: 1) What is a “PremaritalAgreement”? 2) Who want to sign a “Premarital Agreement” and why? 3) Will suchan agreement affect romantic love of the prospective couple? 憑借自己的邏輯信息和百科知識, 學生思考并回答這三個問題, 也就是用“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預測了文章內容, 有時還可以根據問題句的邏輯隱含, 直接推導出相關信息, 從而減少閱讀中需要處理的信息量, 能夠提高閱讀的速度和質量。此外, 閱讀前補充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也是有效的關聯閱讀策略, 可以幫助學生構建與語篇作者之間“共知”的語境假設, 而且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 這里不再贅述。
2. 閱讀中的教學策略
如前文所述, 閱讀理解是讀者根據認知原則運用自己的語言知識和背景知識對材料進行的一個積極理解分析和推理過程, 而不是單純地被動接受的過程。 因此閱讀中的教學應該多創造條件讓學生積極的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鑒于此, 作者認為關聯理論指導下的閱讀中教學可以運用以下策略。
首先, 運用關聯理論推測詞義。
影響閱讀理解重要的原因是對一些生詞的詞義的選擇, 除了新單詞和隱喻修辭需要憑借上下文語境, 充分利用句子之間的關聯性進行猜測, 還有一些老詞新用的情況更需要讀者結合自己的背景知識和語境來建立關聯語境確定詞義。例如, 《新視野大學英語》讀寫教程第三冊 Unit9 Section A “PremaritalAgreement” Paragraph13: That can lead to “court-shopping”, since what mattersis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couple is getting divorced. He gave thefollowing example…… 該段落中基本沒有影響閱讀的新詞, 但“court-shopping” 把很多學生難住了。課堂上作者并沒有向學生講解這個詞, 而是給出一個他們都很熟悉的詞“window-shopping”, 并讓女生解釋它與“shopping” 的不同。這樣一來, 學生就把“court-shopping” 與“window-shopping” 建立了關聯, 再結合下文的例子, 便很容易理解它的含義, “離婚當事人會像逛商店一樣在幾家法院之間選擇一家來進行他們離婚的訴訟” 。
其次, 運用關聯理論推導話語的言外之意。
理解語篇是一個很復雜的語用推理過程, 語篇作者有時出于語篇簡潔性的考慮和受其寫作意意圖的支配, 往往 “明示”的部分出現信息空缺。讀者要想推導出話語的真正含意，需要激活記憶中的相關圖式， 做出適當的語境假設， 從而通過關聯填補信息的空缺。還拿上面這篇課文為例，Paragraph14: Romantic lovehas no bearing on this process, say these lawyers, who consider prenups to bebusiness agreements. Their justification: some 50 percent of all marriages in theUnited States end up on the trash heap. 僅僅從句面不好解釋話語的關聯性，即使兩句話在邏輯上是因果關系論文格式模板。如果學生聯系文章的前面部分所講，只有四類特殊人群真正需要簽訂“婚前協議”， 而美國每年有一半的婚姻都以失敗告終，言外之意即美國每年50%的離婚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就不可能都是“婚前協議”所導致的， 這樣再來看律師的斷言，“婚前協議不會對夫妻間的浪漫愛情產生影響”就能站得住腳了。
最后, 運用關聯理論理解語篇連貫。
語篇理解過程中，只要某一語段能提供解讀后述語段的語境假設，這兩個語段之間就存在關聯性。從語篇連貫的角度來說，如果兩個語段之間存在關聯性，那么語篇就是連貫的，因為關聯性是連貫性的內在本質。再看該文章的一個例子：
Paragraph11: (1) But not everyonetakes this advice. (2) A classic example is cited by lawyers: “An agreement isstuck under somebody’s nose on the day of the wedding---- and it’s usually a‘she’—and she signs, but doesn’t even read it”.對于這個語篇的連貫性的解釋需要明確兩個‘she’的指稱。根據(2)前半句“婚禮那天，一份協議擺在（當事人）面前”，讀者很容易在自己的認知語境中把a ‘she’理解為a ‘bride’ ，而第二個she 的指稱則需要引導學生聯系(1)“并不是每個人都會聽取這個建議”(為什么呢？) 和 (2)“律師引用一個經典的案例…”，如果作者的明示意義是兩句間的關聯，那么第二個she就是經典案例中的bride，這樣(2)作為(1)的補充說明，上下文構成了連貫性。
3. 閱讀后的教學策略
傳統的綜合英語閱讀教學往往把課文的主要語言點和復雜句子結構講解的非常細致，這樣講解結束會把課文切割得支離破碎，導致學生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象，這樣他們一旦遇到較高層次的理解題，如推理，結論和評價等就顯得不知所措。在閱讀后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幫助學生對語篇的整體信息進行歸納和概括，使他們形成整體的認知環境, 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展開討論，拓展思維空間。作者通過實踐發現, 課文分析講解結束, 教師啟發學生回顧并概括課文的語篇結構, 作者的行文思路, 以流程圖的形式呈現語篇推進過程, 最后留作口語演講作業, 讓學生在下次課開始前用英語進行復述講解。這樣的活動很受學生喜歡, 鍛煉口語表達的同時積累了邏輯知識, 對今后的寫作也很有好處。
四．結論
以上就關聯理論對綜合英語閱讀教學的前中后三個階段的指導策略作了較為詳細的解釋， 從而希望對今后的閱讀教學有所啟示。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關聯理論對閱讀理解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在綜合英語的教學過程中， 教師應結合關聯理論的知識指導學生進行閱讀，這樣有助于解決學生閱讀理解面臨的瓶頸難題，從而找到進一步提高他們閱讀理解能力的好方法。
參考文獻：
［1］Sperber, D. an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Cogni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 苗興偉. 關聯理論與認知語境[J]. 外語學刊，1997, (4). ［3］ 程蘭芝. 關聯理論框架下的語境解讀[J].. 考試周刊，2007, (17).
［4］何自然，陳新仁.當代語用學[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
［5］鄭樹棠.《新視野大學英語讀寫教程》[M]. 第三冊.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
關鍵詞：城市文化；城市發展；重要性
一、“城市文化”的內涵
“文化”是人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總和。文化一詞的內涵豐富、外延寬廣，包含多個闡釋維度。文化既是凈化心靈和思想啟蒙的方式，也是歷史傳統的綜合載體，還是特定時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的集中體現。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從人類學角度對文化做出界定：“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人類社會中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只要能夠用普遍適用的原理來研究，就都可成為適合于研究人類思想和活動規律的對象。”[1]在泰勒看來，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人類活動的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屬于更為普遍的大眾和更廣泛的領域，文化滲透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城市文化是城市文化精神、市民文化素質和城市文化氛圍等多個層面的綜合體現。城市文化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具體來說包括文化機構（團體）、文化設施和市民文化素質三個重要部分。文化機構是指舉辦文化活動，引領文化風尚的部門，如教育機構、文藝組織、廣電集團、出版社等。文化設施是舉辦文化活動的物質載體，包括博物館、體育館、圖書館、影劇院、公園、帶有歷史文化底蘊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等。通過文化機構的組織和文化設施的承載，城市就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文化氛圍，受到這種氛圍的熏陶，市民的文化素質會得到大幅度提升，一座城的文化最終會通過市民素質得到集中體現。
二、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體現了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通過各種文化樣式表現出來。城市文化在形成和發展中逐漸凸顯出以下幾種顯著特征。
（一）城市文化具有積淀性和整體性
城市文化的形成不在一朝一夕，而是慢慢累積的過程。經過實踐檢驗和時間證明了的、最終被保留并被傳承下來的就成為了這個城市的文化。城市文化的培育、被認可和發揚都是一個需要時間的浩大工程。張勝冰認為：“城市精神的特質隱含在她源遠流長的歷史文脈和地域性文化底蘊中，凝聚著一座城市的歷史、文化與民風民俗，體現著市民對城市生活價值的內在認同感和趨同意識，因而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影響著城市的發展方向和路徑。城市精神展現的不僅僅是現在的文化風貌，還將充分呈現出城市的歷史底蘊和未來圖景。”[2]城市文化的整體性是由具有影響力的眾多文化因子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機體。
（二）城市文化具有獨特性和包容性
每座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會積淀出一定的城市文化，這是城市發展的共性。但是每個城市的傳統歷史、發展模式、發展優勢等又不盡相同，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城市文化。比如巴黎這座城市的文化代名詞是時尚、浪漫；柏林是嚴謹、精致。所有這些關鍵詞構成了城市獨特的文化氣質，這種城市文化慢慢會影響這個城市市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語言風格等，一方面人們的日常生活凝聚成了城市的文化，另一方面城市的文化也熏陶感染著生活于其中的每個人的氣質，在這種相互影響下，城市文化的特色便彰顯出來。城市文化的獨特性必然導致文化的多樣性。如果每個城市的文化都雷同單一，也就意味著城市文化生命力的衰退。
（三）城市文化具有穩定性和變易性
不僅不同城市的文化風格不同，就連同一個城市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文化也存在差異。因為城市文化本身就是動態的發展過程，時間、空間、自然、社會、變革等因素都會帶來文化上的改變。盡管變化是常態，但文化傳統也具有傳承性，城市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積淀成市民的集體意識，內化為先在性的意向結構，在深層影響著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心理結構。
（四）城市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地域、自然條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使不同的城市呈現出不同的風土人情。比如，中國的南方和北方，不僅僅是地理的分界，也是人文的分界、不同的文化風格的分界。南方自然條件溫和濕潤，形成了水鄉田園生活，養成了南方人細膩平和的性格，影響了南方溫和、感性等城市文化特征。北方氣候寒冷干燥，土地廣袤，生活環境嚴酷，養成人的粗獷豪邁的性格，也影響北方實際、保守等城市文化特征。歐洲文化也有南北之分。斯達爾夫人在1800年發表的《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論文學》的序中對南方文化特征和北方文化特征做了有趣的比較：以德國為代表的北方文化帶有憂郁和沉思的氣質，這種氣質是北方陰沉多霧的氣候和貧瘠的土壤的產品；而以法國為代表的南方文化則耽樂少思并追求與自然的和諧一致，這也與南方的氣候和風光密切相關，這里有著太多新鮮的意象、明澈的小溪和茂盛的樹林。自然的美麗使得南方人有更多的生活樂趣和較少的思想深度。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出影響文化發展的社會因素是種族、環境和時代。種族指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的先天、遺傳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文化生產的原動力。環境包括地理和氣候條件，是影響文化的外部壓力。[3]而時代則是影響文學的后天動量，它是一種既定的推動力。需要強調的是，文化畢竟不是植物，不能完全用泰納所謂的植物學的方法來研究。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過與人的實踐活動結合而作用于文化，自然透過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氣質性情的塑造作用影響了地緣文化的形成。
三、提升城市文化品質的重要性
城市文化品質是考察城市精神品位和城市現代化水平的重要維度。城市文化品質的高低，直接關系著改革開放的程度、城市現代化發展水平和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提高。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既是加快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著力解決的重要課題，也是拓展城市發展空間、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建設生態宜居環境、提高市民幸福感指數、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之舉。
（一）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是堅持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城市為我們每個人提供了生活居住的空間，也是我們的精神和心靈棲居之所。縱觀城市的發展歷史，城市要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從未改變過。關于城市的論述，我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認為，“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設計的初衷就是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到21世紀，聯合國人居組織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強調，“我們的城市必須成為人類能夠過上有尊嚴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滿希望的美好生活的地方。”城市要給予人們幸福感的使命又被再次強調。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4]。縱觀城市的發展歷史，城市要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從未改變過。美國城市學家喬爾·科特金也說道：“早在發軔之初，城市區域就已扮演三種不同的重要功能：構建神圣的空間；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擁有一個商業市場。”[5]所謂的構建神圣的空間，在古代指的是城市的宗教設施，這反映了當時宗教生活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對人類社會早期城市精神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到了現代社會，城市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城市的功能也逐漸走向實用和功利。從這個角度來看城市的功能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以高墻壁壘為基本形式，主要發揮安全防衛的功能。其次，隨著商業往來的密集，城市又成了商業貿易、工業生產的中心，城市又具有了創造經濟價值的功能。最后，發展到現階段，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區域，城市在規劃建設方面逐漸注重以人為本，把人的感受、需要放在最核心的地位，所以城市的功能又增加了文化、舒適、休閑、宜居等內涵，總體來說就是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能夠過上有文化品位的高品質生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質，是堅持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以人為本就要既提高人們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水平，又要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質就是為人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糧，用文化刺激拉動經濟的增長，形成供給側，從而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全面需求。
（二）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是城市經濟發展新形勢的必然要求
隨著物質財富逐漸增多，市民對城市發展也有著更多的期待。人的需要是一個由低到高的復雜結構。在金字塔形的需要層次結構中，處于最底層的是生存需要，這個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雖然處于最底層，但是對人的生存來說卻是最迫切的，尤其是生產力不發達階段人們的這種生存需要最強烈。比如，當市民的普遍收入都較低時，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就較為迫切，家庭的支出用于購買基本的生活用品，很難產生文化和審美的需要。隨著經濟發展，人均收入越來越多，人們便會產生更高級的認識需要、審美需要等。這類高級需要會促使人們的消費觀念和整個城市的消費結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即逐漸由溫飽型向享受型消費轉變，市民開始注重生活環境的改善、生活品質的提升、功能設施的完善、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等。并且這種文化精神需求隨著經濟的發達程度會更加迫切，城市的功能不再僅僅是生產功能，更多地體現在要滿足市民日益增長的文化消費需求，所以提高城市的文化品質是順應城市經濟發展規律、推動城市轉型升級、滿足人們高品質生活需要的必然選擇。
（三）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是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的迫切需要
城市的靈魂是城市文化，一座城就是一種特色文化的積淀，這種文化積淀是城市發展的動力源泉。每一座城市都有著不平凡的奮斗歷史，在城市建設初期亦或是轉型升級的關鍵期，都需要文化的支撐。這種文化或是讓城市發展的成果及時轉化惠及民生，或是提升城市的生態文化和人文環境。總之，城市建設要以提升城市文化品質為目標，科學定位，全面謀劃，整合資源，重點推進，打造閃光的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增強城市的競爭力。綜上所述，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是加快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著力解決的重要課題，是拓展城市發展空間、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建設生態宜居環境、提高市民幸福感指數、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之舉。
參考文獻
[1][英]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M].連樹聲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
[2]張勝冰,馬樹華.青島文化的歷史文脈對城市文化精神的影響[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35.
[3]伍蠡甫.西方文論選(下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238.
[4]好的城市更新:要和更多的普通人發生關系.[2019-08-29].
傳統主流社會學理論更多關注的是社會結構的宏大問題，而將文化邊緣化，社會結構對于文化具有霸權。一些人類學研究范式強調，文化就是錯綜復雜的綜合體，文化就是一切，有泛化、模糊文化與社會關系的傾向。文化和社會概念及其關系在不同的學科范式中表現出較大差異。隨著文化因素對社會研究的沖擊，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家亞歷山大提出了文化社會學研究的強文化范式，強文化范式注重文化的自主性。分析強文化范式在社會學理論中的發展歷程，綜合思考、梳理文化與社會關系在社會學理論流派中的表現，進而反思文化在社會理論中的地位，最后論述文化研究的分析性二元論及文化與社會的互構關系。
關鍵詞:
文化;社會結構;分析范式;超越
一、引論
現階段文化因素對社會造成了一種新的沖擊，隨著當代文化的深入發展，人的智力活動的進一步發揮，社會結構和文化以及個體行動者的行動過程都進一步復雜地交織在一起。而在這種交錯過程中，人的創造性活動和各種精神心態因素，不論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都以空前的影響力占據了主導地位。文化已經成為經濟活動的重要產品和工作機會的重要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社會學那種把社會結構和文化當作兩類不同的體系，或者把人的行動同文化的因素區分開來加以研究的做法，顯然已經不能有效地貫徹到當代社會的研究中去。社會學在不斷成熟的過程中，面對自身無法用結構解釋的諸多難題，轉而向文化解釋尋求智慧和靈感，稱作“文化轉向”［1］340。文化在社會理論中的爭論一直不斷，只是有些理論避而不談。文化始終是社會學最基本的學術組成要素，是研究人與自然關系、人與社會關系以及理解人類自身的基本視角和路徑。“‘文化研究’也越來越被視為能夠連接我們對歷史、文本和社會生活的理解的重要途徑。”［2］“但遺憾的是，在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史中，學科的慣例讓社會學理論家們更多的關注是‘社會’、‘結構’、‘群體’之類的宏大問題。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文化’才逐步成為新一輪學術研究的焦點，社會學理論才重新審視和考量‘文化’這一概念的含義，以及它在整個社會學學科中的地位和價值。”［3］307
二、社會學視野中的文化
盡管“文化”一詞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科學中被廣泛使用，但各學科對文化的定義仍眾說紛紜，至今內涵一直難以統一，甚至是相當混亂和模糊不清。同時，在一般的研究中，文化和社會的概念很容易混淆，甚至相互通用，造成曲解。社會學關于文化的定義主要是從文化本身的內在結構和外在關系尤其是與社會的關系兩個層面來論述的，這樣文化就成為研究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摒棄將文化具體成事物的做法，根據文化自身內在的結構來談論文化的不同類型。例如，通過一種寬泛的操作定義將文化分為:“主文化與反文化、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批評性文化與非批評性文化。”［4］接著論述文化的特性、結構和功能。有些學者則從四個方面論述社會學視野中的文化構成，分別是:符號、價值觀、規范、物質文化［5］。與人類學強調文化是“錯綜復雜的總體”不同，社會學的文化概念將重心更多轉移到社會共享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特征等方面［6］8。其次，將文化同其他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區別開來，特別是談到了文化與社會之間的區別。社會的概念是指:“社會作為一個體系是各種人際關系的總和，作為一種完整的社會體系，無論是大社會還是小社會，都表現為各種人和人、群體和群體關系的集合，表現為一定的社會結構體系。”［7］帕森斯則論述了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認為文化為社會系統提供了一種共享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的共享是通過整合社會體系中的社會角色扮演的統一性和規范性，進而讓行動者將其內化而實現的，因此，價值和規范在帕森斯理論中尤其重要，但是文化缺乏強有力的解釋性的維度。格爾茲指出，區別文化體系與社會體系的有效方式，是將前者視為社會互動賴以發生的有序的意義體系和象征體系，而將后者視為社會互動模式本身［8］335。“在一個層面上，是信仰的結構，表現為象征和價值標準，個體根據它解釋他們的世界，表達他們的情感，做出他們的判斷;在另一個層面上，是正在進行的互動行為過程，它的持續形式我們稱為社會結構。文化是意義的結構，人類用以解釋他們的經驗并指導他們的行為;社會結構則是行為所取的方式，是實際存在的關系網絡。”［9］“因而文化結構與社會結構是從相同現象中得到的不同抽象，前者是按照行動者的意義來考慮社會行為，后者是按照社會系統的功能來考慮社會行為。文化體系與社會體系的對立就相當于索羅金所謂的‘邏輯—意義的整合’與‘因果—功能的整合’的對立。”［8］335邏輯上的一致性強調的是認識觀念的一致性，行動的主體不需要認識，而行動的一致性則是人和觀念互動的產物，無論從經驗世界還是分析方式來講，二者都具有其自身的特點，可以分別予以關注和分析。本文論述文化與社會的關系即從格爾茲區分文化和社會的取向入手。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社會學對于文化研究更多的是從共享的價值和共同遵守的制度層面來展開的，特別是整體性、功能化地使用文化概念往往會帶有社會中心論的色彩。社會中心論把文化放置在社會運行中分析，強調社會優先于文化。文化是一種復雜的意義系統，只要行動者從支配性的文化中獲得行動的指導，社會結構與秩序就得到基本的保障。進而將文化理解成一種社會實踐的過程，“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只可以被理解為社會實踐的模式”［10］，文化具有了固化社會結構的性質，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化作為主體意義的層面，忽略了文化的能動性，限制了理解文化的多樣性的途徑。在現代性的背景下，社會學研究中追求現代的宏觀穩定的社會秩序成為社會運行的目標，堅實的秩序變成最主要的內容和不可動搖的基石，高度理性成為文化的核心觀念，這就要求文化與社會結構等其他變量高度統一，研究者努力抹去與現代性的穩定秩序相背離的文化元素。文化研究變成了現代性合法化的一種意識形態，調和了那些表面上不相容的觀念和對立的事物，刪減了行動的多重選擇性，努力控制那些隱秘的隨機事件發生的概率，維持和創造了現代社會的秩序。同時，對于有些社會學家來說，文化研究在學術上幾乎就是學的，實證主義社會學注重反應客觀事實，只研究可測的、可控制的、可見的那部分社會事實，使文化在社會學研究中失去了應有的重要性，擴大了文化研究與社會學之間的張力。
三、強文化分析范式出現的思想脈絡
幾乎從社會學創建伊始，各個美學的、文化的領域就已經不僅僅表現為一種穩定的、自明的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而且也表現為社會學理論中一種更具實質性的問題［11］。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在不同時期的西方社會理論中出現了不同的表現形式，換而言之，“在社會理論中，文化這一動因的地位卻起伏不定，有時它被看作是首要的原動力(認為它涵蓋并調節著整個社會結構)，有時則截然相反，被當作僅僅是一種附帶現象(認為它只是對結構的理論表征)”［12］。這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決定了文化自主性的發展趨勢，而文化自主性的發展過程體現了強文化分析范式出現的思想脈絡。
(一)文化是社會結構的配角，是社會運行的輔助系統
幾乎從社會學創立之初，文化就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以結構為主體的古典社會學那里，文化幾乎成了社會結構的配角，就像英國社會學家阿切爾所說:“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文化’都只是‘結構’的一個不起眼的配角。”［3］309在古典社會學理論中，文化宏觀上對于社會而言，僅僅是一種規范秩序的規則;微觀上對于個體而言，僅僅是指導個體完成社會化的觀念，這體現出了亞歷山大所說的弱文化范式，即將文化視為一種外在的分析過程，狹義化了文化的意義范疇。例如，韋伯以一種建構主義的立場來理解文化與結構、文化與行動者的互動，看似給文化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新教倫理也只不過是簡化成了促進資本主義成長的文化要素。涂爾干則注意到了宗教對于理解政治過程的重要性，但這些觀點一直被后世的社會學理論所忽視。齊美爾則從現代性的碎片中尋找社會生活轉型的文化意味。以上理論家們所用的文化和社會這兩個概念并不具有等同的地位并且這二者之間的關聯是非常脆弱的。這時的文化研究犯了兩種錯誤，一種是簡單的還原論，即把文化當作一種非獨立的變量來看待，文化被還原成了一種需要，文化的意義被簡化了。另一種是單向的因果論，認為文化是一種固定化的形式，將文化看作一種固定的產品。
(二)文化是結構的隱形表述，是社會結構的象征性表達
文化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者則在一般意義上將文化界定為象征符號。索緒爾也將語言符號化，認為一個符號可以區分為“符具”和“符指”。“他相信一切文化系統可以用‘語言系統’來指示，語言系統是一個相互聯系的各種符號的一個系統，而‘語言系統’在性質上是社會的，因為語言符號的意義只可能來自各種規則的總體性的客觀結構，來自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結構。”［1］55類似的還有列維•施特勞斯用圖騰研究來說明，群體和圖騰之間的關系，即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上述論者從作為文化現象的某一特定符號———儀式、語言和圖騰，談文化與結構之間的象征關系，認為符號象征意義的文化反應各種深層結構和結構變化的特征。然而，文化作為一般象征社會結構的意義上來講，或多或少的被限定在只參與社會關系的生產，作為社會結構的表述由一系列象征符號構成，象征著結構的特征。此時，文化則指的是在社會結構中意義被生產、流通、交換的具有物質性的價值網絡。這種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涂爾干對原始宗教儀式的研究，他將儀式作為符號來處理，這種儀式符號象征著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所謂社會結構的象征，這里指的就是強調諸如儀式和其他文化要素，反應社會關系本質的象征行動往往都具有社會性。當文化作為一種符號的意義來解讀的時候，學者就在這個范圍內討論了象征性互動。“對于布魯默、戈夫曼、加芬克爾等作者來說，文化構成了一個外部環境，行動者根據這個外部環境，做出一系列‘可以解釋的’，或者可以產生好的‘印象’的行動，在這個微觀社會學傳統中，極少提及符號作為準則性的戒律或敘事通過內化了的道德約束力由內而外塑造人際互動的力量。”［13］13即都從微觀的互動、符號功能角度，論述了符號在不同社會結構中的意義，包括行動者不同行為意義闡釋及其社會關系的闡釋。不論微觀性的文化具有怎樣的功能，它都是一些文化要素構成的符號系統，這些符號系統是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深層要素并且文化具有社會性。“由于符號的功能在于表達社會結構特征，在于解釋結構意義或作為解釋結構的背景，所以這類文化概念的研究，多半強調文化與社會結構的互融性。”［1］57
(三)文化作為主體性意義闡釋的浮現
當代社會高度發展的結果，使社會與自然的對立發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機程度，人文因素不斷向社會領域滲透。為此當代社會理論提出了古典社會理論從未提出過的問題，“文化”成為當代社會理論研究行動與結構等重大問題的一個基本參照點。“在布迪厄的概念框架中，文化起著保證社會不平等的復制，而不是創造著變革的可能性作用，于是，文化通過慣習的作用，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因變量，而不是自變量進行操作，它是一個工具箱，而不是發動機。”［13］15－16他認為基本的階級結構只能在經濟領域中被形塑，而文化資本的掌握則是對這種基本社會結構的協調，盡管文化資本的再生產極為重要，但無論如何都不至于改變經濟形塑的結構，更談不上創造新的社會關系。但是他“將文化研究帶回到社會學研究之中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14］，歸根結底，布迪厄的文化概念是行動的外在資源，而不是內在文本。亞歷山大認為:“總的來說，社會學對于文化的研究仍然主要屬于弱文化范式，解釋力度不夠、對文化自主性含糊不清、并且只用抽象而不是具體的機制來把文化置入具體的社會過程中。”［13］19格爾茲的“深描”揭示行動與文化之間的關系，由此來闡釋行動意義，在他看來，文化是當地人背后由人類學家閱讀的意義文本，它是一個豐富而復雜的象征體系，是指導行動的意義之網，對社會生活產生著重要的形塑作用，通過它我們可以揭示文化諸要素之間的內在關系，闡釋文化作為主體的意義。他認為文化體系是與社會系統平行的一種機制，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其內在意義。而文化社會學理論的強文化范式，就是要闡釋文化作為一種獨立變量的本身意義。同時，文化體系對于社會結構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當文化體系與社會結構不相適應時，也表現出了社會結構的滯后性。方法論上從“解釋”到“闡釋”再到“深描”，文化的主體意義得到了呈現。
四、邁向強文化分析范式
現代社會文化自身的發展展現出了新的特點，突出了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這就要求社會學研究文化范式的轉變，這種新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文化整體性迷思的破滅，即從整體性走向異質性，文化的差異性凸顯，多元文化興起，大眾文化進入研究領域;文化的邊界被打破，現代社會流動性使得文化的交融空前繁榮;個體與族群文化的脫離，族群文化不再是維持個體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文化象征的符號具有了一定的隨意性，意義表達變地重要。同時，現代社會統治文化秩序的制度變得多元，大量的制度根據不同的文化價值形式規范著人們的行動領域，人們不再是習慣的奴隸，也不再依據事物的過去和現在的階段來推斷未來的狀態，世界不再是一種外在的、永恒的、單一的強制的力量在控制，“‘文化’不再需要掩蓋人類自身的脆弱性，不再需要向其選擇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致歉”［15］。同時，在全世界，從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乃至整個人文科學，文化一直都在執著地為自己尋找一條通往學術中心位置的道路。社會學家長期以來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一種理論范式來認真地對待社會關系中的文化現象，在涉及文化與社會的因果關系時，人們在關注結構對能動性發揮影響的同時，開始告別結構決定論，關注文化自主性及其實現路徑。假如布迪厄將文化帶回社會理論研究的中心地位的話，格爾茲通過對帕森斯社會、文化、人格相互整合觀點的批評，他致力于更加緊密的把行動和行動者本人的經歷的意義聯系起來并且將其與文化形式聯系起來，進而發展出文化系統與社會系統相互獨立的思想，分析了文化作為文本的內在意義，則浮現了文化的自主性。亞歷山大在論述文化社會學的研究范式時，提出了文化弱范式向強范式的轉換，強文化范式是文化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的研究范式，運用強文化范式才能分析出文化對于社會形塑所起的強大作用，進而將文化的自主性提高到了另一個高度。他所提出的文化社會學的強文化分析范式是:“格爾茲式的‘深描’、文化的獨立性理論、文化的一般理論。”［3］320亞歷山大的強文化分析范式是用結構主義詮釋學和人類學的象征理論模型來展開討論的，他認為建構強文化分析范式應該遵從以下三個標準。第一是認可文化的自主性，文化作為一個系統，其生產和發展都具有獨立性，文化的自主性來自于文化與社會結構的脫離，因而“‘文化社會學’中的文化在塑造人的行為和制度建構時，是一種擁有自主性的‘獨立變量’，能夠對人的行為輸入如物質、制度力量一樣的勃勃生機”［16］195。第二是明確的方法論。亞歷山大認為格爾茲提出的深描的概念有點含糊不清，晚期的格爾茲拒絕將他的解讀性分析和任何一種一般理論相聯系，描寫具體的事物代替了理論建構和理論闡釋，文化的研究偏離了狄爾泰設想的解釋性學科，這種思潮影響了人類學民族志的寫作風格和民族志權威的確立，人類學對于文化的轉譯的真實性在哪，人類學家在書寫異文化的闡釋還是在寫傳記?因此，以亞歷山大為代表提出的結構主義解釋學意義上的深描不是要將文化只停留在描述文本的層面，而是要注重各個文化要素相聯系的象征符號的社會事實文本，文化的深描要注意廣義的社會情景和結構性因素，即用文化的視角來研究社會結構，從而尋求一般性解釋的可能性。此時“文化就是意義的生產、流通的社會過程和集合總體”［6］4。第三是明確的因果關系，指明研究文化如何發生作用的具體機制，“即文化社會學的解釋不是用抽象去解釋具體，而是以具體來解釋具體，這里的焦點是通過深描對細節加以重新敘述，目的是積累敘述并在具體情境中構建一個文本，它是一個由具體事物支撐的、由有規律地互相聯系的符號象征所支撐的文本，試圖直接在行動者與機構之間建立因果關系，并闡明文化如何介入乃至引導實際發生的事和人”［16］196。自此，文化在社會學理論中的地位完全從邊緣走向了主流，從依附走向了獨立自主，文化的主體性在社會學理論中得到了明確表達，文化具有了獨立的空間。因此，文化不再僅僅是社會結構的配角、自然生態環境的簡單反應和人類深層思維的外顯特征;也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秩序的黏合劑和社會良性運作的劑。
五、強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與啟示
(一)強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
“‘強調文化的自主性’，這一事實表明，不能簡單地把文化解釋為對深層經濟力量、權力分配或社會結構需求的反應。”［17］而是，通過使文化更多的擁有一種能動的塑造和組織———從內部建構一系列經濟、社會和政治關系和實踐能力，這種局勢得以實現［18］。文化就變成了對社會生活領域的建構，而不是一個簡單的依附的變量，文化像社會事實一樣具有客觀存在的結構，今天的文化研究已經不再是關于文化形式或文化現象的單一研究，而是一個關于整體社會生活、社會想象的全面研究，不能再用抽象來解釋文化，而是用具體機制來解釋具體文化事項，文化中的人文因素和物質因素、符號與結構精密地相互交錯在一起，致使人類創造的現代文化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中心地位。傳統主流社會學理論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文化領域，只關注被理解為與文化相脫鉤的宏觀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因此，社會學理論中文化的轉向，亞歷山大文化社會學中強文化范式的提出，將文化在社會學理論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給眾多學科帶來了生機，拓展了社會學理論的視野并且有助于人們深刻地認識人類社會正在經歷的各種變遷。
(二)強文化分析范式的思考
亞歷山大的強文化分析范式也有一定不足，這種不足體現在對于文化自主性概念的界定與使用的模糊。同時，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論述有待商榷，如果過分地夸大文化的自主性，過分強調文化與社會研究范式的差異，將會使文化與社會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也將使強文化分析范式最終會接近文化決定論的范疇。文化范式與社會范式不是相互對抗，有明顯鴻溝，沒有整合可能性的。在現實的研究中，我們不能犯簡化論的錯誤，用一種徹頭徹尾的范式去代替另一種范式，即我們不能用完全的社會范式去取代文化研究的范式，也不可能用完全的文化范式取代社會范式。我們重新審視一些社會學、人類學理論對社會與文化關系的研究，也明顯地表現出了兩種分析范式的分離與替代，社會學傳統理論強調了宏觀社會系統的重要性，而文化的解釋很弱，對文化獨立性的定位含糊不清，甚至試圖用社會研究范式來涵蓋文化研究范式，忽略了文化建構社會過程的機制。相反，人類學一些文化研究則強調了文化的重要性，“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落入文化研究的問題之下，因為文化在其概念中扮演著一種無處不在的角色，幾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個方面屬于文化范疇，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19］，這在現實的研究中是很難把握和操作的，有泛文化之嫌。在文化與社會關系的研究中，我們絕不能贊成極端的決定論。首先，不能讓社會結構對文化進行霸權，淹沒了文化的意義，讓文化完全變成了沒有能動性的社會結構的配角，結構決定和操縱了文化的一切，文化研究要避免這種結構決定論。因為，經濟、政治、社會實踐雖然都有其自己獨特的狀況和影響，但是它們也都在文化與意義系統中得到構建，通過這個過程，社會行動者才能占據某個關鍵位置并相應地發揮作用。通過研究發揮文化作用于社會行動者的行動邏輯，分析文化起作用的內在機制，這樣就可以把文化作為其他系統存在的外在性條件轉化為主體意義的內在深描。其次，文化不能淹沒社會性范疇，在理解和分析社會關系時不能過分泛化理解文化及其作用，即文化不能通過調控社會化被無限地上升到涵蓋一切。文化研究也不能脫離社會性范疇，文化控制社會秩序的作用不能無限放大。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些思想的不合理性，即以這種方式擴大文化的作用會偏向文化泛化論，導致出現分析的誤區:一切都是文化，文化就是一切。最后，避免反二元論和實體二元論。反二元論者不認為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二分式的區別，他們認為文化與社會是緊密相連的、相互促進，不能強行加以區分。因此，反二元論者并沒有對二者的關系進行詳細的分析，而是主張解構二者所有的區別，這就使二者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相反，實體二元論者認為文化與社會界限分明，是互不滲透的領域。即它把社會與文化看作兩個獨立的領域來分別處理，卻忽視了彼此的滲透。例如，在貧困問題的研究中，將文化不公正與社會的不平等割裂開來。兩種思想都反映了學術研究中處理文化領域與社會現實之間簡單化的傾向。以上有關文化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思考，把分析的某一個層面當作實在的，另一個層面當作附屬現象，即沒有自我的存在，這使我們往往面臨著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今天我們最主要的是要克服文化范式與社會范式之間的分離和克服二元決定論。文化與社會這兩種研究范式要求能夠，也應該形成彼此協同、相互促進的力量。其實，這兩種研究范式是一種虛假的對立，今天的研究既需要對文化研究的承認，又需要對社會研究范式的承認，單有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夠。實際上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是相互交錯在一起的，社會學在不斷注重宏大社會結構分析的過程中，邊緣化了文化的作用，或者在實際的研究中為了便于邏輯分析，在方法論上區分為不同的概念體系，在結論部分卻忽略了二者的內在深度關聯，從而導致曲解社會事實，限制了社會學的想象力。同時，人類學研究在強調文化多樣性的同時，也不能走向文化決定論，狹義了社會性因素解釋和深描社會的作用，忽略現實利益對于社會生活的形塑，忽略權力、制度與文化之間的不同張力。總之，強文化研究范式最主要的貢獻是，讓我們重新審視社會學研究中文化的地位以及研究中如何處理社會與文化的關系，如何避免二元決定論。這就需要一個研究框架來整合社會范式與文化研究范式，尋找一種能夠承認文化范式精華與社會范式精華結合在一起的方法，把兩種所具有的解釋力放到單一的綜合性框架中。文化研究應該是超越學科舊的邊界限制，重新整合文化與社會關系的研究范式。下面我們就談一下兩種范式的整合。
(三)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決定論
鑒于現代社會復雜的關系，我們需要一個恰當的方法，既能夠闡釋社會與文化現象之間的差異，又能夠解釋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既能夠包納文化與社會相互不可化約性，又能夠包納它們實際上的不可分離性。其實，文化常常暗含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經驗世界中，文化與社會在一般情況下是描述同一事物的兩種鏡像，換而言之，如果說文化構成以群體的信仰、儀式體系，形成一套規范行為方式的宇宙觀或生活方式的話，社會結構則強調群體的構成要素，人群的集合和彼此之間的關系，為群體提供了分類的模型。”［1］134社會和文化是行動的兩個不同層面，這兩個層面相互滲透。我們可以用分析性二元論來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決定論。分析性二元論更加關注文化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共生與交互作用、相互影響，把二者都看作分析行動的面向。文化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在動態互動中存在著邏輯關系并且這兩個層面都是活躍的、實在的，有可能相互矛盾或者相互補充。在行動的過程中，行動者必須面對這些問題并且在解決的過程中二者勢必會相互制約，這就促成了行動的自由。顯然，社會結構、行動和文化，作為社會事實，作為客觀存在的一部分，它們三者并不可能作為相互獨立的實體或系統而存在。這就是說，從本體論的角度，社會結構、行動和文化，從來都是相互交錯在一起［20］34。人作為行動的主體，同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因素緊密相連，無論社會結構、文化和社會行動都離不開對人的研究，而人具有能動性，社會結構和文化既是行動的條件，同時又是行動的結果，這就打破了線性思維，避免了社會結構與文化地位的二元爭論。加之現代社會中人類創造了無比豐富的文化，現今的文化與以往相比具有明顯的特征，人為創造性因素占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當代社會的理論研究由于上述重要原因，就更不能也不應該機械地分開“社會結構”“行動”和“文化”的因素［20］34。首先，文化與社會結構是行動的一體兩面，文化與社會相互影響，社會和文化不能相互獨立存在。“沒有社會，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沒有文化，社會也就不可能存在，人們經常脫離社會來討論文化，好像兩者毫不相干，事實上他們是緊密嗤合的”［21］，并且形成了雙向交織與互動，這就避免了任何的還原主義或者單項的決定論。文化具有獨立性，但文化是社會的文化，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任何文化的獨立性都不能脫離社會和社會中的人而存在，社會也離不開文化，社會因文化的發展而不斷地進步。當代社會理論家試圖超越傳統社會學的上述研究途徑，再也不愿把社會和文化分割開來，同時也充分考慮到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和文化，同實際存在的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差異性，回避方法論的理想主義。這就避免了傳統社會學理論中文化研究的弊端，不僅使文化具有了自己的空間和話語權，同時重新建構了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其次，就是將文化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的內在意義來分析，分析文化自身意義，分析文化的內在價值。即在注重文化自主性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分析其對社會結構產生內在作用的機制，此時的文化領域和社會結構就具有了某種內在的深度關聯，而這種內在的深度關聯方式呈現出一定的多樣性和場域性。這就要求研究者要在具體文化研究以及文化與社會關系研究中歸納與區分，將文化放置在具體的社會結構中，不同的文化對應不同的社會結構。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避免帕森斯試圖從符號和象征的觀點出發，只是將文化看作一套具有功能性的價值系統，強調其功能的意義，而不闡釋創造整體生命的文化意義的上述做法，造成了文化作為一種自主性意義的缺失。最后，將文化與能動性結合起來研究各種現象，這樣就可以避免文化與社會的爭論。作為社會的能動者我們并不僅僅靠著既定的命題在生活，同時我們也發揮著自己的創造性，創造著現代的神話。人類學理論中論述文化與社會區分的因果一致性和邏輯一致性都是建立在宏觀的整體文化觀和文化對社會整合功能一致性假設的基礎之上的，“20世紀70年代，人類學領域中浮現了大量的理論分裂，逐漸拋棄了和諧一致的文化觀念和日漸關注人類學范式和框架如何形塑和歪曲了他者的經驗”［22］。也就是說將文化視為高度統一和諧的靜態的人類學觀點得到了挑戰，因社會的不斷轉型和個體主觀能動性的參與而使得文化作為整體的整合得到了質疑，從人類學理論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感覺到，文化概念的演變從一種整體的文化觀發展到一種注重個體能動性的非整體的文化觀，文化內部的不同位置的群體對文化有不同的需求，文化研究與社會群體分層密切地聯系起來。文化對社會除了起著整合作用之外，有時候也對社會團結起著破壞作用。在現代性高度發展的當代世界中，社會變得更加碎片化和相互依賴，整體的文化觀的權威逐漸地在下降。假如脫離了個體的主觀能動性而僅從宏觀的層面來談論文化的意義、文化的整合功能的話，就會對文化的作用造成曲解。現代社會中的文化具有多層次性和有條件的差異性，不能因其典型性的分析而遮蔽了文化的真實面貌，自此，文化社會學中的文化研究不但走向了分析其具體的美學意義和內在價值，同時，在承認個體差異性和能動性之后，走向了文化概念的不同層次與社會群體不同階層的聯合，從而使文化闡釋具體化，文化研究微觀化。因此，文化因素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發生了根本的轉向，社會學學科對于文化在社會研究中的地位應該重新審視，文化不僅僅是整體的或者是結構的，不再是隱性的或是顯性的，不再是霸權的或是反霸權的。再不能僅僅將文化視為功能維護的一種輔助現象，而要注重其本身的特征，分析文化本身的內容和意義，注重文化的易變性和流動性，同時把觀察文化的共享模式與個體實踐相結合。同時，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如果主流社會學還是把文化作為一個相對獨立于社會的次級系統而加以分析的話，那么，在人類文化高度發達并不斷地深入影響社會整體生活的時代，社會學理論家已經完全不可能再沿用傳統社會學在本體論上關于文化與社會機械分割的研究范式。
六、結語
新形勢下文化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對現有學術研究造成了新的沖擊，對社會學傳統的文化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戰，面對這種新的挑戰，亞歷山大提出了強文化分析范式。雖然強文化分析范式將文化的自主性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給文化研究帶來生機和活力，但是強文化分析范式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我們通過重新審視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而對社會學文化研究的范式進行了反思。我們既不同意弱文化分析范式，也不同意強文化分析范式與文化就是一切的泛文化論。而是從文化、行動、社會結構三者相互連接的鏈條上對文化進行整體上的理解，對多元文化研究范式進行整合性思考。社會和文化作為一體兩面，二者呈現互構與共變的關系，即文化與社會是一種“‘雙向的結構’，每一方既結構化對方又為對方所結構化”［23］。在這種動態的雙向結構化中，文化研究與社會研究具有同等重要價值，而不是決定與被決定，我們必須超越傳統的二元決定論。文化與社會既相對分立，又相互聯系與補充，二者不可分割、互為前提與條件，在差異、對立、沖突中實現協調與整合。社會行動作為一種中介，促成了二者深度關聯與內在統一。社會結構是人存在的物質實體，而文化結構則是人存在的意義體系，兩者是人類存在的實質與表征。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的再生產，既有一一對應的關系，也包含著差異與沖突的過程。我們將在文化與社會的互構中建設“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
作者：趙利生 袁寶明 單位：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1］周怡．解讀社會:文化與結構的路徑［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2］(美)霍爾，等．文化:社會學的視野［M］．周曉紅，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
［3］文軍．西方社會學理論:經典傳統與當代轉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70．
［5］王春林，等．文化的社會學論析［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8－13．
［6］陸揚，等．文化研究導論［M］．修訂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7］司馬云杰．文化社會學［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14－15．
［8］夏建中．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文化研究的歷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9］格爾茲．儀式的變化與社會的變遷:一個爪哇的實例［J］．國外社會科學，1991(4):52．
［10］(英)戴維•錢尼．文化轉向:當代文化史概覽［M］．戴從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5．
［11］(英)布賴恩•特納．Blackwell社會理論指南［M］．李康，譯．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31．
［12］(美)馬克•D．雅各布斯，等．文化社會學指南［M］．劉桂林，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15．
［13］(美)杰弗里•亞歷山大．社會生活的意義:一種文化社會學的視角［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5］(英)齊格蒙特•鮑曼．作為實踐的文化［M］．鄭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6．
［16］周怡．強范式與弱范式:文化社會學的雙視角:解讀J．C．亞歷山大的文化觀［J］．社會學研究，2008．
［17］(英)菲利普•史密斯．文化理論:導論［M］．張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11．
［18］(英)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與社會［M］．王杰，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02．
［19］(美)理查德•比爾納其，等．超越文化轉向［M］．方杰，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9．
［20］高宣揚．當代社會理論(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1］(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M］．趙旭東，等，譯．第4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
［22］(美)繆爾．人類學家的文化見解［M］．歐陽敏，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38．
［23］(英)克蘭．文化社會學:浮現中的理論視野［M］．王小章，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68．
【關鍵詞】《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大學評價，高等教育，學生滿意度，大學同質化
大學排名雖然面臨著各種爭論，但世界范圍內的各地區和各類別的大學排名的廣泛存在和深入發展依然是不爭的事實。從中國大學排名和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角度，研究世界范圍內的主流大學排名的特點、價值取向以及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啟示，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是必要的。本文選擇美國大學新生中一半以上的學生入學參考的《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作為研究對象（王彬和艾南山，2006），在對《普林斯頓評論（The Princeton Review）》大學排名的數據來源、構成以及指標體系等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詳細分析《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價值取向，并結合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分析《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些政策性啟示。
1、《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數據來源
《普林斯頓評論》是一家主要從事美國大學入學考試輔導、大學課程評估和教育書籍出版等業務的美國商業公司，創立于1981年。1992年，《普林斯頓評論》開始介入大學排名，主要對美國的大學進行排名，并于當年出版了基于大學在校學生的紙質問卷調查的《最好大學（Best College）》一書。此后，《普林斯頓評論》通過改善調查問卷、調查形式和調查對象等內容，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大學排名；同時，2013年，《普林斯頓評論》出版了《最好的377所大學（The Best 377 Colleges）》一書，并通過其主頁公布了全美大學排名結果以及上榜高校的相關信息。
根據《普林斯頓評論》公開的網站資料（Franek，2013a），《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評價數據主要來自于對美國大學的在校學生的調查問卷及其統計結果，并在等級排名中部分參考了相關高校報送的客觀數據；統計結果的計算方法是類似于學生成績的平均節點分的計算方法，《普林斯頓評論》根據最終的計算結果對相關高校進行相應的排序，具體排序取決于具體的排名類別，而具體《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類別或組成見下文。
《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調查問卷的組成主要包括被調查者自身情況、在校學生情況、學校學術及管理水平、校園生活以及額外課程等類別的80多項具體問題。在上述具體問題中的少量問題是開放式的，絕大多數是封閉式的問題，而這些封閉式問題的備選項是根據利克特（Likert）5分量表的設計方法設計了5個備選項，被調查學生只要根據自身的判讀進行選擇即可。為便于統計問卷的具體數值，對5個選項進行不同的賦值后，然后根據類似于學生成績的評價節點分的統計方法統計不同學校的最終得分，再根據每個高校的最終得分進行排序。具體調查問卷的設計方法可參見表1的示范。《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詳細的調查問卷，由于篇幅的原因，在此略，如有讀者需要，可通過有關方式向作者索取。
《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調查對象包括從只有26個男生的深泉大學（Deep Springs College）到超過1000名學生的密西西比大學（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等美國所有高校的部分在校學生。為了提高調查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調查學生數從平均每所高校的125名增加到現在的325名，其中2013年的大學排名的調查學生總數達到了12.2萬名學生。在調查過程中綜合利用網絡在線問卷調查、紙質問卷調查和E-mail邀請式調查等形式。同時，《普林斯頓評論》也會不斷對已經調查統計的結果進行回訪，并根據被評價的高校和研究的需要，對調查問卷不斷進行修訂和完善。
同時，高校的師生比、入學成績、獎學金數額以及獲得資助的學生比例等少量客觀性數據主要來自于相關高校的提供，但這些客觀性數據一部分作為《普林斯頓評論》相關類別排名的依據，但大多數數據一般不作為排序的標準，只是作為上榜高校的一些信息，通過網站等形式進行公布。
2、《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組成及其評價標準
通過20多年的發展，《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2013版）主要內容包括基于所有美國本土大學的大學排行（college ranking）、最好的地區性大學排名（best regional ranking）、大學等級排名（college rating）和專業學院排名等。通過以上排行榜的，可以為學生選校和學校治校等提供參考。
全美大學排行是根據在校學生調查問卷的統計結果和高校的報送的相關數據，然后根據調查數據對全美大學進行排行，而關于《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上榜高校信息可參見Franek和Braswell等（2013b）的詳細描述。
最好的地區性大學排名是《普林斯頓評論》為了給學生選擇區域性學水平和學術聲譽較好的高校提供幫助，而從區域的角度對美國高校進行了分類，但沒有對區域入圍高校進行排序，所以，這種排名與其說是排名，不如說是分類信息。
大學等級排名是《普林斯頓評論》是從學生入學和成長的角度，從入學難易程度、學生在校學習的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學校經濟資助、學校消防安全、學校綠色教育以及校園生活質量等類別，根據學生調查問卷和相關機構提供的數據，對能夠計算得分的大學進行評分，并根據得分情況，選出上述類別中的較好大學；所以，《普林斯頓評論》大學等級排名是一種分類選優的排名，每類選優的標準不同，同時，對選出的相關類別的優秀大學并不進行嚴格的排名。
專業學院排名是《普林斯頓評論》從社會需求和學生需求的角度，選擇的美國社會比較熱門的商學院和法學院等專業學院，主要根據學生調查，并結合相關機構提供的具體數據，對能夠計算得分的大學進行評價，并分門別類的選擇得分較高的學校進行分類集中排名。
3、《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價值取向
通過以上《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數據來源及其計算方法以及排行榜的類別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體現了“學生導向、可持續發展、差異化競爭、全面績效管理和供需均衡”等的高等教育教學理念。
3.1體現了學生全面成長導向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不管是從排名的初始目的，還是從調查對象的選擇、調查問卷的設計以及信息的內容等角度，《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首要理念就是體現了學生全面成長的高等學校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這種理念也充分表明了美國高校在學生管理中的“學生事務和學術教育”相統一的現實（張勤，2010）。
學生全面成長導向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在《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中的表現主要包括：
①評價標準來自于高校在校學生的評價，《普林斯頓評論》排名中的100多個類別的排名或排行，除了極個別的排名來自于學校提供的客觀數據以外，幾乎所有的排名標準都來自于對在校學生的問卷調查及其統計結果；同時，這些評價不僅來自于置身其中的在校學生的自我評價，也來自于學生相互之間以及學生對教學資源和教學環境等的全面評價；
②作為排名依據的調查問卷中問題和學生入學需求、在校學習和全面成長等學生生活和學習高度相關；
③校園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有機結合，主要表現為：第一，從排行榜的類別來說，不僅有與學生在校學習高度相關的最佳教授排名等排名類別，而且有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高度相關的綠色水平最高的大學排名等類別；第二，從評價標準和調查問卷的內容來看，不僅有與學生學習高度相關的課堂互動教學、課外教授交流的難易以及教學資源的好壞等內容，而且包含了校園婚姻、少數民族裔和女性師生關懷等弱勢群體以及同性戀和酗酒吸毒等完全社會化的問題的調查。
3.2體現了多樣化和差異化的大學競爭性發展理念
不可否認，在大學發展過程中，不僅從教書育人和科學研究以及服務社會等功能的角度來看，而且從大學組織和資源配置等實現大學功能的角度來看，每所大學都應遵循一些共同的辦學理念和行為，但從競爭帶來效率的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高校自身的發展也需要追求約束條件下的自身收益最大化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種理念也符合大多數美國大學的戰略定位，因為從戰略思維角度看，美國高校戰略定位是為了使自身具有更強的生命力，是為了在現有資源約束條件下讓自身的組織活力更強、耐力更強、創新力更強（王淑濱和田也壯，2008）。
多樣化和差異化的大學競爭性發展理念在在《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中的表現主要包括：
①《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沒有綜合性排名，而是從學校某一個方面并根據少量的關鍵指標給出前10名或前20名的分類排序，這充分體現了高校發展中的多樣化和特色化的發展理念；
②排名類別多樣化，這種多樣化主要變現為：第一，從學生成長的生命周期的角度，將教學過程細分為62個小類，每個小類根據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少量關鍵問題的調查結果進行分門別類的排序，不僅使排名具有可比性，而且也能充分展示相關高校的特長和特色；第二，從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需求的角度，從區域和專業的角度，對大學進行分類排名；
③本科教學過程評價的多樣化：《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不僅關注了教學過程中各類教學設施、學生生活設施、課堂教學以及課外學習等一般性大學排名，而且關注了學生、學生自治組織的影響力、少數民族裔和女同學的構成及其關心程度、已結婚學生家庭生活及其關心程度以及酗酒吸毒等方面的排名，這不僅反映出美國社會多元化的特點，也反映出美國大學內部教學過程的多樣化和特色化的特點。
3.3體現激勵先進和鞭策落實的大學評價機構的生存理念
相對于世界范圍內的大多數大學排行榜，《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并沒有按照統一的評價指標對所有參評大學進行了嚴格的綜合性的順序排名，也沒有只有僅僅對某項排名從一個方向對參評大學進行排名，這不僅反映出《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對大學多樣化和差異化發展策略的一種追求，同時也反映了《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激勵先進和鞭策落后的大學評價機構的生存理念。因為作為市場化的大學排名機構來說，總是要根據現實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生存目標（楊曉和胡波，2013），《普林斯頓評論》為了求生存，有了以上的市場生存理念是無可厚非的。
《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激勵先進和鞭策落后的理念主要表現為：①對偶評價現象的廣泛存在，在《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62個小類的主體排名中有46個對偶排名，也就是說，在23個具體某類指標的計算中，不僅根據得分公布了得分最高的20所高校，而且公布了得分最低的20所高校，比如，《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公布了學生學習最努力的高校和學生學習最不努力的高校等；這種排名不僅具有褒揚先進的作用，更具有鞭策落后的效果；②不利于高校發展的現象的評價，一般來說，大學排名總是對促進學校發展的一些要素進行評價，但很少有對阻礙學習發展的負面信息進行評價，但《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中不僅和其他大學排名一樣對促進高校發展的教師、教學設施和生活設施等進行評價，而且對不利于學校發展尤其不利于學生全面成長的酗酒、吸毒、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等學校乃至社會負面要素進行了評價，并對負面程度最高和最低等兩類高校進行了公布，這樣的負面信息的評級和公布，就不僅僅對高校全面發展具有鞭策的作用，對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作用也不可小覷；③前瞻性排名的嘗試，一般的大學排名總是從大學發展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共性的角度，通過自認為是關鍵指標的幾項數據的計算給出大學排名，而《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不僅僅集中于學生全面成長的全過程要素進行調查評價，而且從學校的環保食品支出、環保出行、節能建筑和設施以及溫室氣體排放政策等方面，進行了綠色水平最高的大學的排名，雖然，Chairy（2012）、韓延倫（2011）、王蕾（2011）以及樊穎穎和梁立軍（2012）等學者對綠色大學的概念、特征及其評價指標等內容已經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但在對大學的綠色水平在一個國家范圍內進行評價并進行廣泛，這種前瞻性的大學評價行為，顯然對引領大學發展具有積極的鼓勵作用。
3.4體現社會導向的需求和供給平衡辦學的市場化理念
應該說，大學排名對高校招生產生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對一個理性的大學舉辦者和管理者來說，也應該充分認識到大學排名對高校發展的重要作用（Amanda和Kevin，2007），而《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不僅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而選擇了學生需求作為自己的核心目標之一，也從大學發展的角度，從教育供給和教育需求平衡發展的角度，設計調查問卷確定評價指標。
《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體現社會導向的需求和供給平衡的市場化理念主要表現為：
①充分體現了大學為社會提供合格人才的社會需求和大學供給平衡的市場化理念，從《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評價指標的角度來看，不僅有大學共同具有的人才培養的各類資源配置及資源管理等方面的評價指標，而且從環保課程設置和環境保護政策制定等角度，設計了社會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全面人才的指標；
②充分體現了大學對優質生源的需求和中學及社會對大學優質生源供給的市場化理念，比如在《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評價指標設計以及排名類別的設計方面，不僅有細分的大學人才培養的全過程的相關指標的設計和相應大學排行榜的，而且有高中階段的入學成績以及本科生以進一步深造的入學成績及商學院和法學院等社會大量需要的專業學院等方面的評價指標及排行榜的。
4、《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啟示
4.1進一步完善以學生快樂成長為核心目標的教學管理體系。這方面的主要政策啟示包括：①改革大學生成長目標，充分考慮大學生學習過程和走上社會的快樂感受。《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調查問卷內容設計和調查對象的選擇，給中國高等教育最大的啟示就是要改革國內高校當前普遍欠缺的學生快樂學習環境和路徑設計等教學管理體系，為學生在快樂中學習和在學習中體驗快樂而提供服務。雖然，李宗建（2012）、孔國慶（2012）和孫穎等學者們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道德和社會需求的專業素養等角度對中國大學生成長的有關指標進行了研究，但并沒有考慮學生學習過程和學習之后的快樂感受，這也從大量存在的大學校園暴力事件頻發的一些極端事件中得到說明。所以，如何讓大學生在校學習和畢業后的快樂感受充分融合到大學教育教學的全過程中，是需要深入研究和盡快付諸實踐的。②樹立全面服務的理念，完善大學生的管理體制，從《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評價指標的啟示來說，中國的大部分大學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完善：第一，課堂教學的互動啟發式理念和方法的完善，而不僅僅滿足于知識灌輸性質的傳統理念和方法；第二，學生課外和本校教授交流的機會的擴大，而不僅僅滿足于年輕輔導員的工作的加強；第三，學生自治組織的科學合理引導和培育，而不僅僅滿足于一般社團的發展以及學生參與學校管理的一般性呼吁。
4.2進一步完善基于學生基本素質和創新能力提升的通識教育和個性化教學相結合的管理體制和文化氛圍。這方面的主要政策啟示包括：
①進一步完善面向專業的通識教育和面向社會的通識教育的大學通識教育機制，關于通識教育，袁川（2013）、高黎（2012）、易紅郡（2012）以及陸勇和高田欽（2012）等學者已經從通識教育和人的和諧發展、國外大學通識教育理念及其對中國的啟示等方面做了廣泛的研究，而根據《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評價指標等來看，對中國高等教育的通識教育可以有以下幾點具體啟示：第一，進一步完善基于學生全面素質培養的通識教育體制，而不僅僅局限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語言能力和就業培訓等傳統的通識教育體制，可以從學生全面快樂成長以及畢業后的社會交流能力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改革現有通識教育體制；第二，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通知教育理念和實施路徑，并結合中國國情，從跨專業課程設置和畢業生終身服務課程設置等方面，為學生提供全面發展和成長服務。
②進一步完善個性化教學管理制度，創新能力的培養一定在充分尊重學生個性和個體創造潛力的前提下實現的，所以，根據《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評價指標等來看，中國高等學校可以結合中國實際，從專業課程、班級規模、教學團隊、師生互動以及評價機制等方面，進行改革，以便培養適應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各種類別的創新性人才。
4.3改革導致大學同質化的高等學校績效評價機制。這方面的主要政策啟示包括：①改革高等教育績效評價機制，避免大學過分同質化，雖然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競爭有利于有社會福利的增進，但對中國很多高校來說，通過專業管制和招生計劃的強制性分配等同質化理念和思維，導致了很多不具備條件的高等學校大量舉辦了英語和法律等過度競爭性專業，顯然是資源的浪費（朱清時，2009），而《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類別及其細分的評價指標，可以給中國高等教育管理部門一些政策性啟示：第一，實施差異化資源分配機制，并擴大市場化的資源配置范圍；第二，實施差異化的高校績效評價機制，鼓勵高校基于本身條件的特色發展路徑。②改革高等學校內部的績效評價機制，從英國的劍橋大學、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和中國的清華大學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等國內外著名大學的發展實際來看，每一所成功的大學都在堅守著個性化和特色化的發展路徑（李家福和劉生，2008），同時，夏清華和徐丹等（2010）等學者也研究了大學及其衍生企業的績效評價問題，但從根據《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中對學生學習和生活的眾多指標體系以及眾多類別的大學排名來看，鼓勵高校從自身條件出發、走特色發展之路，是《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5、結論性評述
《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作為一個持續時間較長、特色鮮明的大學排行榜，其內在的特點非常豐富，論文以上的分析，是從《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數據來源、排名類比以及評價指標、體現的大學辦學理念以及對中國的政策性啟示等方面，對《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主要特點及其積極的作用進行的簡要分析。
同時，《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作為大學評價的一個類別，不管是從《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自身發展的角度，還是從《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對社會影響的角度，依然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討論和研究的方向：
①從調查問卷的調查對象的科學性來看，調查樣本的性質及其數量等依然需要進一步完善；
②從排名的評價指標的構成來看，雖然《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強調大學各項活動的在校學生的感受，但對提高大學質量密切相關的教職員工以及大學管理機構等相關主體，幾乎沒有給予關注；
③從《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推廣的角度來看，《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在中國適用性依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④從《普林斯頓評論》排名的政策性啟示及其實施的角度來看，如果進一步結合中國國旗，更深入更具體的分析《普林斯頓評論》大學排名的政策性啟示及其在中國大學的實施，顯然需要進一步細化。
參考文獻：
[1]Amanda G.， Kevin R.，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collegiate rankings on the matriculation decision of high-ability students： 1995–2004[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7（26.2）：244-255.
[2]Chairy， Spirituality， Self Transcendence， and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in College Students[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2（57.9）：243-246.
[3]Franek， R.， Surveying students： how we do it[DB]， http：///how-we-do-it.aspx， 2013a，2013-5-2 訪問。
[4]Franek， R.， Braswell， L.， etc. The best college[M]， Random House， 2013a：57-813.
[5]Franek， R.， Braswell， L.， etc. The best college[M]， Random House， 2013b：1-16.
[6]樊穎穎、梁立軍，中國“綠色大學”研究進展及其分析[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6）：56-60。
[7]高黎，耶魯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改革與發展[J]，教育評論，2012（6）：153-155。
[8]韓延倫，美國高校建設“綠色大學”的經驗及啟示[J]，大學（學術版），2011（3）：67-72。
[9]孔國慶，大學生成長評價與傳統評價要義之辯[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7）：86-88。
[10]李家福、劉生，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大學差異化發展[J]，中國高教研究，2008（5）：64-65。
[11]李宗建，大學生成長成才與推動高校大眾化關系論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12）：34-36。
[12]陸勇、高田欽，美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經驗與啟示[J]，繼續教育研究，2012（10）：189-190。
[13]孫穎，新時期大學生成長指標體系研究[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12（6）：117-119。
[14]王彬、艾南山，《普林斯頓評論》之大學指南[J]，資源與人居環境，2006（10）68-70。
[15]王蕾，我國綠色大學的內涵及評價指標體系研究述評[J]，金陵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5-9。
[16]王淑濱、田也壯，基于核心競爭力理念的高校差異化戰略定位及路徑選擇[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7）：602-607。
[17]夏清華、徐丹、李雯，中國大學衍生企業績效的關鍵影響因素分析[J]，技術經濟，2010（12）：28-31，84。
[18]易紅郡，英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及路徑[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教育科學版），2012（12）：89-95。
[19]楊曉、胡波，我國當前大學評價合理性質疑與評價目標調適[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3（3）：1-4。
[20]袁川，大學通識教育與人的和諧發展[J]，現代教育管理，2013（3）：7-11。
[21]張勤，以學生需要為向度 服務學生全面成長：美國高校學生事務對我國高校學生管理的啟示[J]，江蘇高教，2010（3）：14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