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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在隋唐時期就已經展開，但是這個時期主要是中華文明影響日本，而到了近代以后中日的文化交流呈現除了相互學習和影響的局面。兩國在打破閉關鎖國的政策以后相互之間的政治和經濟交流不斷加深，特別是中日建交以后首屆駐日公使對于兩國的文化交流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但是在駐日公使到達日本之前中國就已經有一大批文人達到日本，和日本的文人及貴族建立了友誼，在日本傳播中國的古典文學和詩詞，同時將日本的一些文化傳播到中國來。其中王治本對當時的日本文化界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成為日本文化界一個舉足輕重的人。
王治本（1835―1908）浙江慈溪黃山村（今寧波江北區慈城黃山村）人。家譜記載“：黃山庸德三子。諱仁成，改名治本，字維能，號園，晚號改園。郡增貢生，候選庫大使調充出使日本翻譯生。知詩能文，伉爽不羈，往來日本三十余年，國人多與酬謝唱，或以兼金購其詩文。所著有《棲棲行館詩稿》、《食硯齋文稿》等書凡四種。配陸氏，副室：日本風間氏、橫井氏。公與陸氏合葬潭肚河之原。副室二氏俱出姓。子四：義巢、義明、義海、義江（義海、義江日本妾風間氏所出）。”
王治本是清朝末期東渡日本文人的一個重要代表，在留日30年期間留下了許多作品和足跡，成為現在人們研究王治本的一個重要依據。王治本到達日本不久晚清政府就和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由于與副使張斯桂是同鄉所以同使館的官員有一定的往來，當時東渡日本謀生和交流的文人也較多，王治本和這些人都有一定的交往，雙方都留下了一些文學作品及日記來記敘這些事情。王治本本人的作品由于受到的影響現存世的只有《舟江雜詩》一卷、《食硯齋文稿》二卷、《棲棲行館詩稿》八卷、《新瀉新繁昌記》《箋注歐蘇手簡》四卷。其中《舟江雜詩》被王寶平教授收錄在《中日詩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棲棲行館詩稿》原始詩稿有兩卷藏于寧波天一閣，而《新瀉新繁昌記》《箋注歐蘇手簡》四卷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這些文章當中現今面世的只有《舟江雜詩》，并且沒有任何的相關研究，而其他的文章的研究更是沒有展開。
同時和王治本同時代到達日本的文人對于王治本也有一些記載，1880年暢游日本的李筱圃在他的游記《日本紀游》當中有這樣的記載；“王惕齋來，言伊有族兄王園，現館廢藩源輝聲家，專論詩文”，對于王治本有了第一的認識和介紹，在其日記當中對于王治本還有其他的記載。王韜在自己的《扶桑日記》當中也有多處記載王治本，但王文中將王治本記為漆園。現有的王治本和文人的交流都集中在王治本和日本文人和貴族的交流而忽略了王治本和同時期去日本的中國文人之間交流的研究。王治本和本國文人之間的交流也應成為研究的一個重點，這樣可大大的豐富對于王治本思想的研究。
實藤惠秀是最早對王治本進行研究的日本學者，在其研究大河內輝聲的時候匯編了一本大河內輝聲和駐日公使館官員和文人的筆談資料之時整理出了《園筆話》。并且整理和寫有《明治日中文人的交游》，（《文學》34卷2號）、《王治本在金澤的筆談》《近代日中交涉史話》，對于王治本在日本時期和日本的文人貴族之間的交往做了一個大致的介紹。并且實藤惠秀還指出王治本在日期間進行了幾次漫游，在日本各地都得到了當地文人的接待，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詩歌和序跋。實藤惠秀先生在1965年3月在《朝日新聞》發表文章介紹王治本漫游日本的情況并希望進一步收集王治本在日本各地活動的資料，在之后收集到一些關于王治本的資料和遺墨照片。利用這些資料實藤惠秀先生整理出王治本在日本活動的年表和幾次旅行的大體路線如下。
但是在國內學者王曉秋認為實藤惠秀的研究當中遺漏了王治本在北海道的活動，在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當中指出王治本曾經于1883年和1884年兩度到過北海道的函館。《函館新聞》1883年（明治十六年，癸未）7月15日報道：“在東京以詩文書畫聞名的清客王園、王侯、王琴仙三氏昨日從新瀉地方乘船來函。三氏在東京與文墨諸大家共游，詩書畫均妙，是清客中屈指可數之人。本地文雅之士求其揮毫者一定很多。”
國內學者劉雨珍利用《大河內文書》和其他的一些筆談資料匯編成了《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匯編》，里面收錄了大量王治本和大河內輝聲、宮島誠一郎、芝山一笑、增田貢等的筆談資料。這些珍貴的資料為王治本和日本友人之間的交流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目前對于這些筆談資料的研究還只是停留在筆談資料的意義，以及黃遵憲和日本友人的筆談資料研究，王治本的研究還未展開。本文將大量的利用這些資料來研究王治本在日本時期的生活和思想。
北京大學王曉秋教授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2年第一版）中的第七章民間往來第三節“漫步覽勝蓬萊島”當中對王治本進行了一些簡單的介紹，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歷史卷》當中也有提及王治本，但是內容基本上和作者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相同。王曉秋教授的研究主要還是以介紹為主，深入的研究還未展開。
鄭海麟教授在《清季名流學士遺墨》（《近代中國》第11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當中輯錄了王治本致岡鹿門的四通信函，兩首贈詩以及《贈言》題詞。但在這本書里只是簡單的收錄王治本的一些遺墨，對于這些詩詞和信函沒有進行任何的研究，也沒有對岡鹿門是為何人做任何的介紹。
浙江工商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院教授王寶平則對王治本也進行了一些研究，而由于作者是做日語方面研究開始的，所以作者在自己的《甲午戰前中國駐日翻譯官考》當中對身為首屆駐日公使館的“學習翻譯生”進行了介紹，其中對于王治本在日本時期的活動也做了一些介紹。作者提出王治本對于日本較為熟悉而被公使館聘為使館隨員，向使館的官員介紹了許多日本貴族和文人，并且為日本人題寫了大量的序跋和評語。并且校訂出版了一些介紹日本的漢文書籍。在王寶平的研究當中認為王治本是于1907年客死于日本，但是據王氏后人的回憶王治本是1908年死于家鄉慈城黃山村。在對于王治本著作敘述中只提及了《舟江雜詩》而未提到將王氏族譜中提及的《食硯齋文稿》和《棲棲行館詩稿》。
王寶平教授在《清季東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輯存》（《文獻》季刊，2009年10月第4期）當中收錄了大量王治本為日本人所做的序跋。作者收錄的上起光緒三年（1877年），下迄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橫跨進30年，內容涉及語言、文學、歷史、書法等領域，全文以序跋時間排序。限于篇幅，王治本為《附評維新大家文抄》（松本萬年，明治十年，1877）和《眾教論略》（加藤熙，明治十年至十一年）所撰之序省略。
寧波江北區人大常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王玉祥先生在《晚清王治本與中日文化交流》（《寧波通訊》2010年第10期）當中也對王治本做了一個大致的介紹，并且明確羅列出王治本現存世的作品以及這些作品所存的地方。在王玉祥的文中提到了王治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并且簡單介紹了兩次日本友人來訪王治本家鄉黃山村的事情。但是和王曉秋教授的研究有很大的重合性，沒有太多的突破，作者在文章的結束之時也希望王治本的研究能有更多新的發現。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張如安在《天涯隨處著游鞭――寧波海外旅行家王治本事跡初探》當中對王治本也是做了一些介紹，和其他文章不同的而是這里開始關注王治本在去日本之前的一些人生經歷。文中提到王治本原先家道殷實，擁有田百余畝、錢莊等店數家，在咸豐年間由于受到太平天戰爭的影響和家道中落。王治本的一等增廣生，為了生計長期在杭州教授生徒。并且王治本生性好漫游，自稱“天涯隨處著游鞭”，且由于生計的原因最終選擇東渡謀生。張文中對于王治本的介紹是按照時間的順序來展開，并且涵蓋了王治本在去日前后的事情，是目前介紹王治本較為詳細的文章，但是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還只是簡單介紹了王治本的人生經歷，對于王治本的思想等方面的介紹還十分缺乏。
關鍵詞：中西文化；定義；交流；沖突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漸成熟與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中國進一步融入了世界這個大家庭。再加上網絡通信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革命性發展，交通和通訊的無比便利，全球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期。自然而然，中西方的文化之間不可避免的有了各種接觸，這中間有沖突碰撞也有交流融合。事實上，自從人類社會產生了文化，不同的民族、國家之間就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西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它最早可追溯到中國漢代的張騫通西域，自那以后，兩千多年來中西文化之間的交流便再無中斷，即使是戰爭期間，民間的文化交流也是如火如荼。
一、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定義
對于文化的定義，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意見認為，被稱為人類學之父的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對文化所下的定義是經典且具有權威的。泰勒被公認為是第一個在文化定義上具有重大影響的人。他認為“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則、法律、風俗以及其他能力和習慣的復雜整體。”顯然，這個定義將文化解釋為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創造物的總稱，包括物質技術、社會規范和觀念精神。從此，泰勒的文化定義成為文化定義現象的起源，盡管后人對這個定義褒貶不一，同時亦不斷地提出新的觀點，但目前最常用的文化定義就是這個。
具體來說，我們的中國文化一般指的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它是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是中國各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干民族，對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數民族也對中國文化做出過不可抹殺的貢獻，所以中國文化就是包含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并以漢民族文化為主，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統領的主流文化。
同樣，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一樣都是氣象萬千，源遠流長。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曾經指出，“從歷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歐洲文明；在現代時期，西方文明是歐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所以，我們認為所謂的西方文化就是指發源于古希臘、羅馬時期，浸染了中世紀的基督教傳統，興盛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經啟蒙運動而最終確立，并且近幾百年來大盛于西歐北美的文化系統。具體地域上，就是指在歐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文化系統中占有統治地位、被普遍認同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各種亞文化不包含在內。
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沖突
近現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應該從開始。清代后期，中國古老的國門被迫打開，自此之后，西方文化元素就爭先恐后地，源源不斷地進入到中國。西方文化來到中國后，迅速與中國本土的文化融合，如“洋涇浜”這樣的例子到處都是，它們對中國社會的諸多方面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當然，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各項事業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也正在不斷走向世界。
近些年，從各種媒體上，我們也看到世界各地華人組織慶祝節日活動，越來越受到當地人民的關注、歡迎。所以當代社會下，中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沖突，逐漸顯得多元化。不僅有西方對中國的，我國的傳統文化也逐漸影響到西方一些國家。事實上，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中西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自上而下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地域都參與和感受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沖突，無論是在物質文化層面，還是在制度抑或精神文化層面都是如此。
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娛樂文化深深的影響到中國人的傳統娛樂觀念。比如說作為西方文化元素代表的美國好萊塢電影，它如潮水般涌入中國，日益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態勢。好萊塢電影不僅打開了中國龐大的娛樂市場，這只是表面現象，本質上是這種娛樂文化得到了中國人的認同，而且使當代中國人更傾向于這種文化娛樂方式。還有就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如餐飲文化、著裝文化等都已然在中國落地生根。現在西裝已經成為中國普遍的服裝，當然在全世界這都是基本慣例；快餐上兩大巨頭肯德基和麥當勞毫無疑問，早已出現在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人們逐漸接受西方的這些生活習慣，比如說住建歐式別墅，去西餐廳吃各種西餐，去高爾夫球場打高爾夫球，喝咖啡、講英語成為很多人理想的有品位的生活的象征；尤為甚者，在西方的節日面前，中國的傳統節日不堪一擊，現在我們過的是圣誕節、情人節甚至愚人節，而我國本土的端午節，中秋節等節俗，逐漸被人忘記。另一方面，在價值觀念方面，西方人重利，這種觀念無疑改變了中國人關于利和求利、錢和賺錢的傳統看法。個人用正當手段去追求利益、追求合法的利潤，不再被看作不道德、丑惡的事情，而逐漸變得正當合理，相對應的金錢也不再被人們看作是萬惡之源。在當代社會，大多數中國人都取得了這樣的共識：金錢是實現個人幸福和全面發展的重要且必要因素。
交流都是相互的，西方文化在影響到中國的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在積極走向世界。近些年來興起的漢語熱，便是其中一個典型的現象。毫無疑問，漢語的對外輸出是國人在對外文化交流中做得較為成功的一個案例。放眼世界，一股漢語熱早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悄然興起。一批又一批的中國漢語志愿者走出國門，一座又一座的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建立，無數的外國人開始學漢語。據報道孔子學院如今已經遍布在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更令人自豪的是其中海外學院和教學點總數已達 140 多所。還有一個特殊的例子，就是中國的武術。它是中國的國粹，融合了中華精神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最開始的時候，武術為國外所認知與了解，是通過那時候的中國武俠電影的風靡而走向世界的。現如今，在國外到處都可以見到中國武術，在西方人看來，中華武術是神秘而又極其具有魅力的，也有很多外國人迷上了武術，或者在當地學藝或者直接來到中國學習。此外，還有中餐也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生根發芽，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中國餐館，很多西方國家的客人逐漸能夠接受中餐，學會了使用筷子，夸贊并喜歡上了中國美食。
但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從內心深處我們都知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國其實是輸給了西方國家。西方的文化已經逐漸開始深入中國并影響到大多數國人，而中國的文化，在對世界的影響力方面微乎其微，中國在文化上的話語權還是非常有限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一方面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另一方面困難與希望同在。在當代中西文化的交流過程中，我們應當如何在引進西方優秀文化的同時，抵擋住腐朽沒落文化的侵襲；應當如何借助高科技傳媒技術將中華民族文化進一步傳播到全世界，從而擴大我國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這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都認真思考的重大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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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典籍文學作品 英譯研究 跨文化交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43
跨文化研究跨越社會、政治、心理學、文學等諸領域。文學領域的跨文化研究成為新興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之一。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比較文學的復興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跨文化交流由最初的“西學中心論”拓展到中國文化在全球的多元文化中的影響力逐漸增強。了解中國典籍作品英譯研究現狀，采用有效途徑英譯并輸出中國典籍作品成為增強中國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
1.中國典籍文學作品英譯研究對促進跨文化交流的意義
“典籍”，據《辭海》和《孟子?告子下》以及《尚書》等書目的闡釋具有兩個涵義：一是古代重要文獻和書籍，二是法典、制度。以《論語》這一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為代表的中國典籍作品已引起了致力于弘揚中國文化的國內外語工作者和國外知名漢學家的廣泛關注。世界各國孔子學院正在致力于宣傳中國傳統文化。而遵循什么原則、輸出什么樣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典籍作品的翻譯有著密切關系。因為譯者主體性的差別會導致譯本的多樣性，而譯本的多樣性對文化輸出目標群體意識的影響必然不同。典籍“翻譯絕不僅僅是譯者譯得好與不好的個人的小事，它是關乎到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承、交流與發展的大事”（許鈞）。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中國翻譯詞典》序言中指出：翻譯是“中華文明永葆青春的萬應靈藥”。把中華民族富有傳統特色的文化精髓譯成英語，是讓世界了解中國、并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徑。中國要取得長遠發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須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因此典籍英譯有著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國政府一直十分重視典籍英譯，建國以來已出版多套相關叢書，如由新聞出版署直接領導的《大中華文庫》等。
2.中國典籍文學作品英譯研究現狀
國內關于典籍作品的英譯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譯學界，關注焦點主要集中在：（1）譯本研究（包括單個譯本研究和多個譯本的對比分析，文體分析等）；（2）譯校出版感言研究；（3）典籍作品中關鍵詞翻譯的研究；（4）典籍作品跨文化研究。就研究視角而言，國內研究許多屬于語言層面的研究，主要關注翻譯中對等的實現。隨著近年翻譯研究出現文化轉向，人們的研究視角突破了語言層面，一些研究者也開始從外部因素來審視典籍作品英譯闡釋的多元性。然而，總體來講，國內關于典籍作品的英譯研究仍處于探索階段，多從某一具體角度，如語言層面或文化層面來審視譯本，存在研究角度趨同，研究視野偏窄的現象。
國外對以《論語》為代表的典籍作品英譯研究的歷史較長，主要集中在漢學界，以譯本序言中的評述、書評和學術論文的形式出現，研究者多采用跨學科的方法，從語言、哲學、歷史、文化等多個角度對譯本進行研究。因此，國外研究大都帶有濃厚的思辨色彩，分析也較為深入。例如，Ames，Roger T . & Henry Rosemont， Jr. （1998）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等。《論語》的重要性使其在中西交流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中西文化交流開始以來，《論語》便成為了西方世界最為關注的中國經典之一。第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論語》英譯本是英國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Confucian Analects。此后，翻譯過《論語》的中西學者先后有Wliam Jennings（1895）、辜鴻銘（1898）、Arthur Waley（1938）、Ezra Pound（1951）、李天辰（1991）、Simon Leys（1997）、Edwa Slingerland（2003）等人。節譯過《論語》的有林語堂（1938）、Lionel Giles（1943）、Thomas Cleary（1992）、丁往道（1999）、馬德五（2004）、Brain Bruya（2005）等。
3.中國典籍文學作品英譯研究途徑
翻譯活動本身是譯者在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基礎之上，結合自身在語言層面和文化層面的修養以及受到當時社會歷史因素等大環境影響之下，對原文的主觀上的解讀和再創造，從中體現出一種藝術人格自覺和文化、審美的創造力。因此，譯者在翻譯活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譯者的主體性差異也因此強烈地影響著譯作所體現的風格特征，譯者主體性的差異是導致譯本多樣性的重要原因。利用闡釋學和目的論，探討微觀和宏觀層面上不同譯者的不同英譯本中體現的譯者主體性差別，探討譯者主體性在導致譯本多樣性方面所起到的主導及影響作用，是目前中國典籍作品英譯研究的主要途徑。
譯者的主體性指譯者在受到邊緣主體或外部環境及自身視域的影響制約下為滿足譯入語文化需要，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一種主觀能動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動性、目的性、創造性等特點，從中體現出一種藝術人格自覺和文化、審美的創造力。
伽達默爾提出的闡釋學（Hermeneutics）和由德國功能派翻譯學家，凱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漢斯?威密爾（Hans.Vermeer）提出的目的論可以用來研究譯者的主體性。
闡釋學作為文本分析的方法，其意是解釋、闡釋，同時也是一種理解的藝術形式和揭示隱含意義的過程。翻譯時，因翻譯的前提是譯者積極地、準確地去理解原文，即首先進行語內翻譯（由古代漢語向漢代漢語的轉換）然后才能進行語際翻譯（由古代漢語向現代英語的轉換），因此，譯者作為闡釋者或第一讀者去解讀原文，經過譯者的再創造，把原文中的意義和信息傳達給讀者，并讓讀者接受。理論上，闡釋學肯定譯者對原文的積極解讀。作為認知主體，譯者不是意義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意義的主動創造者。譯者在對原文闡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帶有自己的審美價值觀、信仰、人生經驗、文化特征和態度。在某種程度上，譯文也會反映出譯者的思想觀念和個人特點。
翻譯目的論是德國功能派翻譯學家，凱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和漢斯?威密爾（Hans.Vermeer）等從翻譯行為的目的性出發提出的一種翻譯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原則是“目的準則”，即任何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整個翻譯行為的過程。簡而言之，就是“翻譯的目的決定翻譯的手段”。
在闡釋學和目的論的框架下，選擇不同譯本進行對比研究，通過對譯本在微觀和宏觀層面的分析，發現譯者的主體性特征。微觀層面從詞、句、篇章特點著手，考察其在語篇連貫、敘事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并考察反映不同譯者個人修養、翻譯觀念、翻譯策略的語言要素，如主題詞、高頻詞、特色詞、獨特詞，譯者所添加的副文本（如注釋、序、跋等），以及譯文中的核心文化詞、習語、特殊句式、修辭格等的處理模式等。宏觀層面主要從原語文化語境和譯入語文化語境出發，探討歷史背景、社會規范、文學觀念以及讀者期待等因素在譯者文體中的反映。目的不在于評價孰優孰劣，而著重觀察不同譯本所體現的譯者主體性差異，并領略不同譯本的優秀之處。
例如，為了探討不同典籍英譯本中體現的譯者主體性特征，可以選擇《論語》作為研究對象。其既是中國典籍作品的巔峰水平的代表，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又是典籍英譯作品中的經典代表。自1809年至今，《論語》的英文翻譯已經走過了近200年的歷程，產生了近百個英語譯本（包括全譯本和節譯本），《論語》貫穿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全部歷史進程，成為了最受西方關注的中國作品之一。第二，在眾多的《論語》英譯本中，筆者選擇了理雅各與辜鴻銘的兩譯本進行對比研究，原因在于：理雅各是近代英國第一位著名漢學家，他是第一個系統研究、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人，他翻譯的《論語》至今雖逾百年，但仍被認為是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他結束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獻業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辜鴻銘是中國近代名噪一時的國學家和翻譯家，以其軼事之怪異、著譯之獨特、思想之極端成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保守知識分子的標志性人物之一，他倡導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傳播到西方世界，對歐洲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他的譯著《論語》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極具影響力。因此，關于二者的譯者主體性分析不僅有助于中國典籍英譯的研究走向深入，同時能極大地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使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最終達到中西合璧。
為了在闡釋學和目的論的框架下，發現譯者主體性，可從微觀和宏觀層面對理雅各與辜鴻銘的《論語》兩譯本進行對比分析，包括（1）在微觀層面，理雅各與辜鴻銘在詞、句、篇章等方面的選擇和處理的特征并考察理雅各和辜鴻銘在譯本中體現的個人修養、翻譯觀念、翻譯策略的語言要素；（2） 在宏觀層面，研究促使產生兩英譯本差異性的譯者所處歷史背景、社會規范、文學觀念以及讀者期待；（3）《論語》兩英譯本，在譯者不同主體性的影響下，分別塑造了什么樣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樣的《論語》形象，這些形象對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義，結合對比研究方法可以全面客觀地闡述研究結果。
綜上所述，在中國典籍作品英譯研究對促進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具有重大意義，目前的典籍作品英譯研究有待進一步加強，解釋學、接受美學、解構主義等后現代思潮的發展進一步揭示了譯者翻譯活動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在典籍作品英譯研究的過程中可以采用在闡釋學和目的論框架下進行譯者主體性微觀和宏觀的研究，使得典籍作品的英譯和輸出更加有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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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翻譯理論；文化交流；發展歷史
翻譯理論是一個世界范疇的研究概念，不是簡單的英語對中文翻譯，它是一個世界范疇中文化交流、社會經濟分工的重要工具。當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參與全球化的分工與協作，都需要進行文化等的交流。這種交流的加深讓翻譯成為必要的工具，也推動了翻譯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古羅馬文學翻譯、翻譯的人文主義思潮、改變觀念的反叛者、翻譯詩學、霍姆斯譯學的基本構思、雅各布遜與等值翻譯、卡特福德的等值轉換理論、奈達：翻譯科學的構筑、紐馬克：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穆南倡導的翻譯的語言學轉向，這些翻譯界的學派和理論是世界翻譯理論發展的見證，這些理論無疑充實了翻譯界。
中國翻譯理論的發展起步很早，中國最早的翻譯可以追溯到漢唐時期。三國時期，支謙的《法句經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飾”的譯經原則，這個原則被認為是最初的直譯說。晉、前秦時道安即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謙更為明確的主張，即
“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時改倒句，余盡實錄。”在道家所處的時代，佛經的翻譯成為翻譯理論建構的主要依托，當時涉及譯論的佛經序文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三不易”“五失本”之說。其意思是，有三件事決定了譯事是很不容易的，翻譯佛經在五種情況下會失去本來面目，因此必須慎之又慎。隨后，隨著唐朝、宋朝、明朝等朝代經濟社會文化的大發展，與國外的文化交流越來越
多，勢必會推動翻譯理論的發展。
中國近代翻譯理論的誕生主要是在五四前后，這個時期伴隨文學革命運動，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國外新思想、新作品如雨后春筍般興起。五四前后最有名的多產翻譯家林紓，林紓譯外國文學著作達一百七十余種，如：《黑奴吁天錄》后譯為《湯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
《王子復仇記》（Hamlet）等，這些作品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繁榮，也讓國人開眼看世界，了解更多外國的事情，這為發展以及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礎。林紓強調在翻譯時譯者應該投入自己的主觀感情，認為譯者是第一讀者，要
讓自己的主觀體驗作為翻譯的重要前提，譯者須與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靈相交流，這種交流是真實的感受。周桂笙是更早于林紓的重要翻譯理論家，他的譯作所采用的并不是古文，而是一種平易的報章體的文字，這種文字讀起來并不晦澀，普通民眾都可以閱讀。
廖七一教授在《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中指出，傳統翻譯理論時期的中國對于幾本沒有對外國翻譯理論著作的譯介，國外翻譯理論要比中國的發展體系完善，這套理論對于促進文化交流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翻譯作為人類帶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動，其
中必然有許多共性或規律，各民族必然積累了可以相互啟發和借鑒的經驗，無視或鄙視國外譯論并不符合吸收人類一切有用文化成果的精神。如：解構主義及解構主義者就是打破現有的單元化的秩序，解構一切規則和理論，當然這一秩序并不僅僅指社會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會道德秩序、婚姻秩序、倫理道德規范之外，還包括個人意識上的秩序，比如，接受習慣、創作習慣、思維習慣和人的內心較抽象的文化底蘊積淀形成的具有地域地理顯著特征的民族性，解構主義的誕生對學術界整個學術倫理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同時，也影響到翻譯界，到底何種翻譯才是好的，翻譯的本質是否推動了世界交流，這些看似合理的理論基礎都在接受挑戰。解構主義對翻譯理論是顛覆性的創新，傳統的翻譯理論強調的是翻譯本體的唯一性。功能翻譯理論強調的是一種特殊的交際形式，這種交際形式涉及三種文本：原語文本、譯者的圖式文本和譯語文本，這三個文本相互影響和制約。
對于原語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辭功能正確理解原語的修辭功能，是產生理想圖式文本的關鍵。而正確把握原文的認知圖式又是正確理解原文修辭功能的基礎。理想的圖式文本來自原文的認知圖式，來自于對原文作者修辭意圖的準確把握。在這個圖式文本的基礎上，產生怎樣的譯語文本，除了修辭功能等之外，還應該考慮翻譯的目的和讀者對象。
參考文獻：
[1]楊曉榮.翻譯標準制約因素分析[J].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04（6）.
本課題的相關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一些文學史涉及到以韓國人為題材的中國現代小說。80年代以后，尤其是中韓建交后，中韓近現代作家的跨界交流與敘事越發受到學界關注，交流文獻資料整理、文人的交往與思想傳播、雙向譯介與跨界敘事等也逐漸成為研究焦點，國內外已有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術成果。但是，由于多種原因，近現代中韓文學交流的文獻整理和研究尚缺乏系統性、前沿性和科學性。
一、課題的學術價值
第一、通過重新審視近代以來中韓文學與文化交流的歷史經驗，為構建東亞文化新秩序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中韓近現代文學的交流經過從傳統的文化認同到“尊重他者、互為主體”的文化自覺的歷史進程。該選題的研究能夠發現近代化過程中的東亞精神和價值，為21世紀的中韓人文交流乃至建構東亞新秩序提供重要的歷史經驗和啟迪。
第二、通過對重要文學史實的全面梳理，拓展多學科文學研究的新領域。近現代中韓文學交流主要體現在跨界交流與敘事作品，系統的文獻整理工作將為國內外中國文學研究、世界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間。
第三、通過跨文化、跨學科的比較研究，深刻闡明跨界敘事的發展規律和特點。進一步探討跨文化、跨學科比較文學領域的新理論、新方法，為解決中國比較文學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供新的依據。
第四、通過近現代中韓文學交流的典型個案研究，全面帶動中國與周邊文學交流史的研究。中韓近現代文學交流是東亞格局發生劇變之后建立的新的互動與認知，闡發其新的特點和規律、價值和意義，將有助于推動中國文學與周邊文學交流研究。
二、本課題內涵的總體問題、研究對象、研究內容
1.總體問題：本課題內涵的的總體問題是：近現代（1840年～1949年）中韓兩國文學交流的歷史發展和基本的特征、發展規律、歷史經驗、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等。
2. 本課題的研究對象是中韓近現代文學交流的文獻整理和數據庫建設、文人的人際交流與思想傳播、作品的互譯與影響、文學創作中的雙向跨界敘事等幾大方面。
3.主要研究內容
（1） 發掘和整理文獻
調查和整理記載兩國文人交流的信函和日記、兩國文學的相互翻譯和介紹、文本的傳播、兩國文學中相互以對方的國家或國民作為題材的作品、兩國文學評論家或研究者相互之間的評論或批評等文本。
（2） 建構“中韓近現代文學交流文獻數據庫”
將建構包括作品原文、作者生平、研究論文、年表等數據材料，并具備作者、關鍵詞、年代等多途徑檢索功能的文獻數據庫。
（3） 中韓近現代文人的人際交流與思想的傳播研究
通過查閱文獻資料，追蹤和還原申緯、李尚迪、吳慶錫、李建昌、姜瑋、金澤榮、申奎植、樸殷植、申采浩、柳子明、李陸史、李范]等韓國近現代文人與王錫祺、董文煥、康有為、嚴復、梁啟超、黃遵憲、孫文、柳亞子、、、魯迅、郭沫若、巴金等中國近現代文人的人際交流的過程和特征。同時，全面系統分析來華韓國人的文壇活動與中國文學的交流及其文學成就。通過對兩國文人的人際交流與思想傳播的分析，探究相互之間的知識、學術、思想等方面的傳播，進而闡明交流與思想傳播給文學創作帶來的影響。
（4） 中韓近現代文學作品的雙向譯介研究
通過廣泛、全面的文獻調查，搜集梁啟超、魯迅、、郭沫若、巴金等中國作家的作品及金東仁、李泰俊、李北鳴等韓國作家的作品在中韓兩國的譯介文本，探究譯介者的身份、譯介文本所處的語境、譯介的目的等，并在此基礎上挖掘譯介文本作為知識話語、文學話語、意識形態話語的影響和意義。
借“江蘇杯”擴大江蘇影響
繼2010年成功在日本東洋學園大學和北陸大學舉辦“鑒真杯”漢語演講比賽之后，2011年的漢語演講比賽升格為“江蘇杯”漢語演講比賽，演講和提問內容都更加注重圍繞江蘇知識展開，并經過充分溝通聯絡后在日本知名高校舉辦，進一步擴大比賽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經過名古屋大學和京都大學各自組織的初賽選拔，共有60多位選手參加決賽。他們來自文學、理學、化學、醫學、農學等學院，都把漢語當作第二外語學習。由不是中文專業的日本大學生參加漢語演講比賽，在日本尚屬首次。
根據參賽學生掌握漢語的不同程度，決賽分為初級和中級兩部分。初級比賽內容為朗誦中國古代詩句和近代散文。在自我介紹里，學生們用不太嫻熟的漢語，表達著對漢語的喜愛。名字叫“優士”學生的自稱為“優秀的紳士”，叫“正賢”的自稱為“正宗的賢者”，言語中充滿自豪感，引起師生和評委的陣陣笑聲。選手們都是初學漢語，時間最短的才學了半年，但他們態度認真，努力做到字正音準。他們或背誦白居易的《憶江南》、張繼的《楓橋夜泊》、劉禹錫的《烏衣巷》，或朗誦郁達夫的《江南冬景》、陸文夫的《蘇州深巷里的琵琶聲》和朱自清的《南京》等描寫江南風景民情的散文。中方代表團一遍遍聽著日本選手朗誦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家名作，倍感親切。
中級比賽內容為演講和回答提問。首先播放了由江蘇省委外宣辦組織拍攝的最新外宣片《美好江蘇》DVD，請選手們為回答評委提問環節做好準備。在自我介紹時，選手們紛紛介紹學漢語的原因，有的是為了將來工作后，能在與中國以及江蘇的經濟文化交流中發揮語言優勢；有的是到中國旅游和短期修學后，對漢語產生了濃厚興趣；有的為了兩年后參加在臺灣舉辦的國際物理研討會時，能用漢語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的是曾經受到中國留學生的幫助后，對中國非常向往；有的是喜歡中國的電影、武術、音樂文化；有的是因為大學里教漢語的老師非常和藹可親。
講述“我與中國、江蘇”的故事
在以“我與漢語”為主題的演講中，選手們娓娓道來，訴說著和中國、江蘇的情緣，每人的演講都情真意切，有的甚至讓評委們感動得熱淚盈眶。以《在中國邂逅另一個我》、《學中文使我的世界更精彩》、《中國食物的魔力》、《無法切斷的中國結》、《我的中國緣》等為題的演講，樸實無華，以小見大，表達著日本年輕一代對漢語以及中國、江蘇的喜愛。一名韓國在日留學生也前來參賽，她認為漢語今后會成為世界語言，相信學漢語會對人生有很大幫助，希望今后能作為使者，更好地促進中日韓文化交流。
在回答問題環節中，選手們根據《美好江蘇》DVD中介紹的內容，一一回答評委提問。江蘇給他們留下的深刻印象有：通江達海、美麗富饒的魚米之鄉；經濟發展飛速，教育資源發達；古代文明和現展相融合，是個令人向往的地方。有選手事先做了充分準備，自信地表達著對蜿蜒萬里的長城、一望無垠的內蒙古大草原、魚米之鄉江蘇和溫婉江南小鎮的向往，贏得師生和評委的贊譽。還有選手是日本自行車俱樂部會員，已經騎車游遍了日本各地，他說今后最大愿望就 是騎自行車游遍江蘇，然后再游遍全中國。
為中日民間友好交流架橋鋪路
兩所大學的校領導和國際交流部的領導職員都非常重視此次比賽。由中方提供的《美好江蘇》DVD原版配音是英語，京都大學老師特地找了一位天津留日研究生用緩慢的語速進行了中文配音，非常適合選手們聽學。教漢語的日本老師非常敬業，從動員報名到組織初賽，從輔導學生到籌備決賽，都傾入了大量心血。曾經在南京大學留學五年的綠川老師用流利的漢語表示，自己在京都大學教授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希望能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培養出更多熱愛中國的日本學生，為中日世代友好貢獻力量。
例：宋元時期的文化特征如何？其形成這一特征的原因是什么？
（1）特征：高度繁榮、領先世界、人才輩出、成就輝煌”。
（2）原因：①兩宋時期局部統一和元朝大統一的實現，社會相對安定。②封建經濟的繼續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與海外貿易的極大發展。③民族交往頻繁，民族融合出現中國歷史上第二個高峰。④對外關系空前活躍。⑤隋唐時期文化發展的基礎。
我們知道，一定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歷史時期政治經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而一定時期的文化反過來又反映一定時期的社會特點。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一般規律。
一、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般原因
①國家統一、社會相對安定。②統治開明、兼容的文化政策。③經濟發展或繁榮為文化的繁榮奠定物質基礎。④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相互交流、融合。⑤對外交流頻繁，吸收了外來文化成就。⑥繼承了前代文化的成就。⑦古代學者的艱辛努力。
二、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般表現
①科學技術。②哲學與宗教。③文學。④藝術。
三、中國古代科技的一般規律
⒈中國古代科技領先世界的一般原因
（1）經濟發展為科技文化的進步提供了物質基礎。
（2）國家統一、社會相對安定，提供了較好的社會環境。
（3）統治階級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了從事科技文化事業的人才。
（4）統治者實行開明的對外政策，有利于科技文化的正常交流與發展。
（5）民族融合，加強了各民族、各地區的文化交流與發展。
（6）前代科技文化成就的基礎。
（7）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支持和組織。
⒉明清時期中西方科技的一般差別
（1）內容上，中國在科學上的主要成就屬于應用科學，西方科學家研究的重點是對事物及其規律的探索。
（2）研究方法上：中國主要采取傳統的整理典籍和總結經驗的方法；西方科學家則注重實驗方法。
⒊明清時期中國科技文化落后的一般原因
（1）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科學技術的發展，缺乏物質基礎和動力。
（2）封建閉關政策既使中國失去了外貿主動權，更隔絕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3）明清教育的落后
（4）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與清代的“文字獄”禁錮了知識分子的思想，使中國科技文化的發展和創新失去了政策支持。
⒋西方科技在近代領先的原因
（1）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科學技術的發展積累了物質基礎，提供了動力。
（2）文藝復興運動和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傳播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3）資產階級革命浪潮不僅鞏固和發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了資產階級文化，并且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4）工業革命使科學技術得到了迅速發展。
⒌中國古代科技成就與局限給我們的一般啟示
（1）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經濟搞上去，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
（2）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事業，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
（3）要重視人才，尊重人才，鼓勵知識創新。
（4）要堅持對外開放，加強對外經濟文化交流。
中日韓近代翻譯詞匯形成傳播中日韓三國的很多漢字具有相同的形態和使用方法。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學、哲學等方面的用語是最典型的例子，即漢字的寫法相同發音則是各個國家語言的發音。
中日韓漢字以同一種形態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是三國同屬于漢字文化圈。中日韓三國語音雖然各不相同，但由于同屬于漢字文化圈，通過漢字這個媒介，很容易實現詞匯的交流。直到近代以前，詞匯的傳播方向是從中國向韓日方向傳播。到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的開始，西風東漸，詞匯傳播方向發生了改變。
近代的概念，筆者認為可以認為從對西方門戶開放到20世紀50年代。這個時期，為了翻譯傳播西方的技術思想而創造的詞匯，可稱為近代翻譯詞匯。
一、中日韓三國近代翻譯詞匯的形成
近代，伴隨著門戶開放，從西方涌進來大量技術、思想和文化，為了理解和學習它們，近代翻譯詞匯應運而生。翻譯也被稱為是第二次創作，因為在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接受翻譯者本人固有的概念體系的影響。翻譯不可能是把一種概念體系一對一翻譯成另一種體系，所以，翻譯不是單純的技術層面的問題，也需要從歷史、社會、文化、政治各個方面進行探討。
1.中國
中國較早地意識到了翻譯的重要性，在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設立譯書局，進行翻譯工作。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接受西方文化，充分地意識到了翻譯的重要性。“要實現改革，必須使國內具有健壯體魄和遠大理想的人多讀西洋書籍，理解西洋文化之后，才有可能實現改革。因此，翻譯書籍是使改革變成現實的最緊迫的意見事情”（梁啟超，1898）。以后，香港、上海、寧波等地成為西方傳教士活動中心地，他們創辦報刊雜志，編輯介紹基督教教理、西方文明的書籍，涌現出大量翻譯詞匯，如“權利”“意味”，等等。同時，不少雜志流傳到日本，漢語的翻譯詞匯也流傳到了日本。
2.日本
日本通過翻譯實現了國家主導的近代化。日本的明治維新設立了翻譯局，由國家推進翻譯事業。為了實現近代化，日本政府最先在軍隊里設置了外籍教師，隨后邀請外國教師到日本大學任教，積極地吸收西方文化。作為探索獨立自主之路、了解西歐的一環，德川幕府開始推進翻譯事業，醫學、工學、哲學等翻譯專門術語，最遲在1890年前后已經固定下來。日本學者創造的翻譯詞匯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一是重新組合漢字，對其進行創新。如“哲學”（丁巍/付元清，1999）“定義”“抽象”等；二是借用科學家使用的詞匯。如“神經”“水素”“炭素”等；三是參考中國古漢語，并賦予新意。如“經濟”“理性”，等等。
3.韓國
1870年前后，從中國傳入的近代漢字和韓國自創的翻譯詞匯是通用的。中國的開化論書《易言》（1875）的漢字本-《讀解本易言》（1883年）傳到韓國并為韓國所接受。除此之外，西方的有關哲學、科學、天文、地理、宗教知識的中文譯本也傳入了韓國。并且很早就傳入中國的天主教按照西語-漢語-韓語的順序，以漢語作為中介語言傳入韓國，并在民間廣泛擴散。自19世紀末期開始，韓語翻譯開始起步，漸漸地變成了西語-韓國語的直譯（Kim，2004）。
此外，受日本侵略影響，從1910年到1945年，韓國的翻譯詞匯日本式色彩鮮明。在近代韓語翻譯詞匯中除了原有的中國式漢字詞的詞語之外，出現了大量的日本式漢字詞。例如，韓國學者俞吉睿的《西游見聞》，就是受日本開化啟蒙的影響，書中大量采用日本式翻譯詞匯。因此說，韓國語中的翻譯詞匯受中國和日本影響很大，大量采用了中、日兩國的翻譯詞匯和語言習慣。
二、中韓兩國近代翻譯詞匯的傳播情況
新的翻譯詞匯以它的生成地為中心，逐漸向周圍擴散，使用領域也隨之變寬，頻率也會增高。翻譯詞匯通過書籍、電話、廣博、電影等媒介，實現空間的轉移，由一個中心點移至另一個中心點，并由新的中心點向周圍擴散。這種翻譯詞匯的傳播不僅僅是在一個國家發生，而是同屬于漢字文化圈的中日韓三國都通過漢字這個媒介，積極地進行詞匯交流。在各個國家間的詞匯傳播過程中，如留學生交流、翻譯書籍等發揮了很大作用。
三、近代翻譯詞匯存在的問題
為了將西方語言文字系統轉換成漢字文化圈的文字，以使兩者的溝通交流成為可能，近代翻譯詞匯在這種形勢下應運而生。但是為將思想概念不同的文化圈間的詞匯準確表述明白并為易事。在漢字翻譯詞匯中，由于當時對西方思想理解不夠充分，譯者在接受外來思想時，往往夾雜著個人的先入為主的印象或偏見，從而導致翻譯錯誤。
對于儒教文化圈的中日韓三國來說，理解并接受屬于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思想觀念是比較困難的。“society”這個詞剛傳入東方的時候，中日韓三國根本沒有這樣的概念，因此，最初這個詞被翻譯為“同事”“交際”“世界”等，包含的意思很多。后來，產生了“社會”的翻譯詞匯，譯者一看到“society”這個詞，就會機械地將其替換為“社會”，缺乏深入的體會。“社會”這個詞語的意思與“society”基本上沒有什么違背的地方，但同時基本上也沒有共同的部分（石冢正英，2002）。類似這種情況，即由于在當放的原有概念里，缺乏切合西方詞語本意的表達，因此譯者創作此類詞匯。而且，當此類詞匯一旦用法固定，該詞匯就不能在認為是還缺乏喬當意思的用語了。因為使用該詞匯的當事者即使不知道，但詞匯本身已被看作是原本就具有它現在所表達的深遠的意思的用語了。還有一些詞匯，因為譯者不清楚其意思，詞匯本身跟別的詞匯有沒有直接的關系而被濫用（Yanabu，2003）。
一般來說，翻譯詞匯多為專門學術用語，但在西方，這些詞匯原是日常生活中的慣用語，在被翻譯成漢字并為人們所接收到過程中，生活用語和學術用語之間產生了距離，對我們來說就有了距離感。
四、結論
中日韓近代翻譯詞匯是在東西方文明交匯沖突的過程中適應時代潮流而產生的。當時，三國國內自創了不少與西方文明概念相關的詞匯，同時也吸收了同屬漢字文化圈的鄰國的翻譯詞匯。宏觀探討近代翻譯詞匯在中日韓三國的傳播狀況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近代翻譯詞匯。近代翻譯詞匯盡管在翻譯過程中經過不少推敲，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缺陷性。即由于對西方文化理解的不夠充分，導致翻譯詞匯表述不夠準備、形象。
參考文獻：
[1]梁啟超.戊戌記.中華書局.
[2]丁巍，付元清.中國文化小百科全書.中國物資出版社，1999.
[3]Kim Insu.韓國基督教會的歷史（上）.長老會神學大學出版社，2004.
物質生存方式的改變浸染到人們的精神領域。此前作為支配社會精神生活主要內容的傳統觀念和古典情懷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當下時代這種新的物質與精神的現實改變了藝術與生活的關系。昔日遠離人們生活進行訓誡式的貴族藝術形態已逐漸被人們放棄。比如,大眾化美術形態是今日美術生存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當下時代社會文化現實對美術的首要要求。這一要求影響了美術的題材選擇、語言行式及精神訴求:日常瑣屑生活場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畫,乃至某種程度的媚俗傾向的出現,都是現實文化邏輯使然。
當下時代這種新的物質與精神的現實是藝術題材變化的現實文化根據。物質現實的變化促使藝術創作者以多方面的準備,使大量新材料進入美術界語言范圍。非架上美術形態的發展才真正獲得了自己的實現根據與可能。裝置藝術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漸成主流、影像藝術的被大眾接受,都與當下時代現實中新的物質生存方式的變化密切關聯。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展開,西方各種信息的涌入,對中國舊有的藝術形態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從多方面影響著當代的美術面貌,使當代美術開始擺脫工具主義命運,遠離功利主義而回歸本體,這是當代美術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
在逐漸寬松的文化生存環境中,當代藝術家能夠以更健康的心態對待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影響,對本土藝術精神和西方藝術觀念的繼承、吸收、借鑒、取用甚至拿來都逐漸正常。而近10年的美術實踐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僅不會使我們與傳統割斷聯系、成為西方的翻版;反而,自由的選擇、對比還會更快地促使我們走出古老禁閉的神話,尋找到屬于現代也屬于自己的言說方式。文化環境的多樣性意味著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方式的共存,這使當代成為一個充滿疑惑、期待的年代。當代美術作為時代精神的重要力量,怎樣以自己特有的面貌為當代文化提供責任和力量,是時代的期待。隨著經濟開放政策的實施,當代的中國終于開始逐級地融入到這個世界。經濟交流的頻繁架起了通向世界的橋梁,也為文化交流帶來了便利。更多的西方美術家和他們的作品有機會進入中國;更多的國內美術家有機會走出國門,去世界各地的美術館研究西方美術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國際藝展和拍賣行中開始出現中國藝術家的身影和聲音……當然,這種交流的暢通也給當代美術帶來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
文化交流渠道的暢通為當代藝術家全面及時地了解世界美術的發展狀況提供了條件。在對西方美術觀念、技法的借鑒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選擇地取用的必要前提。藝術家們在對當下現實的關注表現中運用的西方藝術手段與自己的現實情境間已有了更為恰當的融合;觀念與技法的學習借鑒更為積極有效地表現了作品的內涵。這種藝術創作中學習、借鑒的自由境界的獲得,的確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暢通給藝術家帶來的更為開闊的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