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7 16:19:09
導語：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鄉村振興；土地利用
1 鄉村振興背景下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現有成績
1.1 以“小組微生”為特色的成都模式。
成都市結合當地美麗鄉村建設實際，提出了以“聚居適度、宜聚則聚、宜散則散”的新農村建設總體思路。在具體實施中，成都市探索出了“小組微生”土地整治新模式。這種模式充分考慮了鄉村居住空間、配套設施輻射半徑、鄉村景觀及生態要素重組等因素，使土地整治成為多要素、多目標、多方位的美麗鄉村建設載體。
1.2 以郊野公園建設為特色的上海模式。
早在2014 年，上海市就相繼確定建設浦江、嘉北、青西、松南、長興、廊下和廣富林等7 個試點郊野公園。這些郊野公園在規劃時堅持了農地農用，同時兼顧生態、生產和生活，實現空間農業地的復合利用。在進行鄉村景觀風貌專項調查基礎上，整合了鄉村資源要素，形成了“聚焦生態功能、優化空間結構、尊重自然本底、兼顧游憩需求”的郊野公園規劃理念。
1.3 以“千村示范萬村整治”為特色的浙江模式
浙江省率先在2003 年開啟“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在實施過程中，浙江省一是堅持規劃引領，城鄉一體編制村莊布局規劃，確立了重點建設中心村、全面整治保留村、科學保護特色村、控制搬遷小型村整治建設思路，充分挖掘鄉村人文特色，保護歷史文化遺跡，形成了中心城鎮為連接和輻射的村域布局體系。
2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總體策略
1 ）提升農用地利用效能，突出產業支撐優勢。作為鄉村空間重構的主要基礎，資源稟賦和產業機制將通過以土地為載體的空間重構支撐鄉村社會經濟的重構。一是實現產業轉型，使整治范圍拓展到全產業鏈條。進一步優化農用地種植結構，激勵農戶發展多元化的經營模式，發揮特色產業對上下游周邊產業鏈輻射帶動作用，促進鄉村經濟產業可持續發展。
2 ）優化居民點整體布局，構建宜居生活空間。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建設美麗宜居鄉村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項重要任務。同時，探索建立宅基地退出補償激勵機制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指標儲備制度，盤活農村建設用地，為美麗鄉村建設暢通用地渠道；
3 ）改善跨區域生態環境，促成生態要素重組。土地綜合整治是人地關系的再調適，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再組織和再優化過程，需要從跨區域層面樹立正確的生態觀，綜合權衡和提升區域生態服務功能一方面，構建基礎生態網絡和綠色發展體系，構建合理的區域生態空間布局，增強區域生態環境承載能力。
3 以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助推鄉村振興的實施路徑
3.1 規劃引領，注重頂層設計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應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全力維護農民權益、盤活集體土地資產價值，統籌全域資源的整合利用，科學擬定整治的目標和方案，確保整治項目產生較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這就要求在整治任務實施前，做好區域性空間規劃和村莊規劃的銜接和編制工作。土地整治項目規劃選址應以問題為導向，切實從耕地破碎化、土地利用效能低下、相關配套設施缺乏、鄉村風貌退化等問題中尋找突破點，科學安排整治項目和時序。同時，也應該認識到，全域土地整治是對原有利益格局的調整，需要從整體上統籌協調，落實和保障好利益相關者的知情權、決策權和參與權。
3.2 精準施策，提供制度保障
在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實施過程中，各級政府應堅持問題和需求導向，在充分調研基礎上積極探索，不斷實踐，強化政策供給，有效激活農村沉睡的土地資產。
一是探索構建土地綜合整治項目從總體規劃、立項、設計、實施、驗收等政策體系出發，加強過程監督和資金管理，為土地綜合整治的實施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拓寬公眾參與土地綜合整治的渠道，創新土地整治收益分配機制。社會資金的引入不僅可以減輕土地整治項目的籌資壓力，還能使群眾真正成為土地整治項目的實施者、監督者、獲益者。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決定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和最終成效，因此，應明確土地整治收益分配方式；
三是創新規劃用地指標使用制度，進一步挖掘存量指標，實行宅基地退出獎勵機制。對零散耕地、零星建設用地進行及時整治后納入后備資源庫，通過提升質量和完善基礎設施，形成與周邊耕地或建設用地連片使用。
3.3 資源整合，實現多元目標
一是針對土地破碎化問題，做好通盤謀劃，建立農村土地流轉市場，以政策干預促進農用地規模經營。建立政府、企業、群眾等多來源投資體系，實現統收統支，破除限制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政策壁壘，打造現代農業產業園區，使土地流轉真正成為農民長效增收的新動能；
二是結合新型城鎮化和美麗鄉村建設，大力做好村莊整治工作。村莊整治是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關鍵，也是城鄉增減掛鉤項目實施的重點。通過撤并、保留、更新等手段，堅持有序推進農村居民點改造，消除臟亂差等現象，引導農村聚落形成和規模結構合理化，開辟鄉村發展空間，對實現鄉村振興意義重大。同時，通過改造節點中心城鎮，發揮輻射帶動作用，真正實現以城帶鄉、城鄉共榮的新局面；
三是按照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將生態修復工作納入全域土地整治范圍，使生態型土地還原其自然屬性，有序推進鹽堿化、荒漠化、水土流失等治理工作。同時，著力打造清潔田園，發展鄉村旅游，使生態修復工作成為踐行鄉村綠色發展的重要載體和促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
3.4 精心設計，創新整治體系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工程體系有別于傳統土地整治模式，通過打破單一目標的局限，加強鄉村生態治理和鄉土文化培育，實現土地整治工程目標多元化、環境友好化和景觀生態化。在土地平整工程設計中，需要考慮項目區地形、土壤等要素，避免干擾原生土壤理化性質而導致的土地退化及鄉村景觀風貌的破壞。土壤修復需要在土壤專業調查基礎上進行，對土壤回填時機和客土的特性進行充分的研判，避免土壤養分二次流失導致的改良效果不佳問題；在農田水利工程設計中，應本著系統規劃、連片治理原則，結合各地區水資源供水能力、作物需水特性等確定輸水、排水方式，積極推進老田向標準化條田轉變，切實提高用水效率，增強滯蓄能力，使整治區域保持暢通且連續生產生活空間，提升土地的利用價值；在田間道路工程設計中，考慮方便鄉村生產生活需要，注意生境避讓，并做好道路防護，避免對鄉村景觀產生影響；在生態防護設計中，農田林網應注重樹種搭配和季相變化，以及林帶方向、寬度、間距等方面設置。同時做好污染處理工程，對鄉村垃圾、污水、廢氣等進行有效及時治理，提高農田景觀異質性，促進區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多尺度效應。
4 結束語
本文闡述了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內涵，從功能實現、實施內容、作用機制等方面與傳統土地整治進行比較，并總結了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在成都、上海和浙江的具體實踐。基于此，提出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應堅持突出產業支撐優勢、構建宜居生活空間、優化生態網絡體系的總體策略，并從規劃引領、制度供給、資源整合、工程設計等方面予以保障實施，以期為構建建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理論和實踐體系提供有益參考。
參考文獻
［1 ］賀涌源.對實施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思考［J］.浙江國土資源，2018 （4 ）：37-38.
關鍵詞：經濟法；農村發展；基礎設施建設
農村基礎設施是為農村地區的生產生活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設施，包括農田水利、電力、通訊、醫療衛生服務等，是國家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基礎設施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和自然壟斷屬性，這意味著農村基礎建設面臨比較復雜的經濟關系。經濟法是國家經濟管理過程調整各類主體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協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各方參與主體關系的重要指導。因此，有必要在經濟法視野下對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問題和路徑等進行探討，這既是持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要求，同時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現狀
農村地區發展事關社會大局穩定，對實現美麗中國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對此，中央歷來高度重視農村地區發展，并出臺各類措施改善農村基礎設施。但由于農村地區經濟發展落后，人口長期流出，歷史欠賬導致當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仍然存在較多問題。因此，當前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總體上呈現發展迅速但結構不合理的局面。“十三五”期間，在中央實施的多項農村重大建設項目帶動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在農田水利建設方面，截至2019年，全國耕地等級相比2014年提升7.94%，農業抗災能力明顯增強。在農村道路交通方面，“十三五”期間，全國累計新改建農村供給超過140萬公里。在農村電力建設方面，2020年農村地區供電能力和服務顯著提升，農村電網可靠率超過99%。在農村信息化建設方面，鄉村光纖網絡覆蓋率達到97%以上，電話普及率接近100%。在農村人居環境方面，超過90%的鄉村實現生活垃圾收運處理，農村衛生廁所覆蓋率接近70%。雖然當前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總量上顯著提升，但仍然存在諸多問題。首先，農村道路建設質量相對較差。一方面農村公路建等級不高，抗災能力弱，另一方面由于部分農村地區地形復雜，道路建設難度大，道路養護成本高，后期管理任務較大。其次，部分農村電力設備老化嚴重，能耗高且性能差，抗災能力弱，這也是導致農村電網不穩定的重要的原因。再者，在生活用水方面，農村地區自來水覆蓋率較低，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生活飲用水的水質仍然存在隱患。此外，截至2020年底，農村互聯網普及率不足60%，相較于城鎮接近80%的水平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尤其是老年人占比較高的農村地區非網民比例超過六成。
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的經濟法問題
1.市場有效供給不足，政府職能缺位。基礎設施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僅依賴市場難以自發形成有效供給，因此政府通常承擔保障公共物品供給的責任。然而，實踐中政府在承擔農村基礎設施供給時常面臨各種問題。一方面，農村地區地理環境、產業發展等客觀因素是導致農村基礎設施供給難的重要原因。相較于城市區域較為集中且集聚了工業、服務業等高附加值產業，在中央支持和經濟內生動力下城市基礎設施發展迅速，而農村地區廣闊分散，中央通過轉移支付支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資源相對有限，同時農村農業產業附加值相對較低，難以通過產業發展來吸引人口流推動公共基礎設施發展。另一方面，實踐中各級政府的責權規定并不明晰。在中央-省-市-縣-鄉鎮-村的多層級治理體制下，缺少法律法規對各級政府組織所應承擔的農村基礎設施供給職責作出具體明確規定，這意味著某一環節責權不清就會造成建設項目難以進行。尤其是跨區域的大型農村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需要各地方政府聯合規劃推進，如何協調各地方利益更需要明確的法律法規來統籌協調。2.城鄉發展不均衡，市場扭曲難以規制。我國的城鄉關系呈現出明顯的二元結構，主要表現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在戶籍、資源配置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壁壘和差異，農村往往附屬于城市。這種城鄉二元結構帶來體制、政策等方面的區別，并造成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市場扭曲。一方面，在城鄉分割的市場體制下，以農業產業為主的農村地區市場收益普遍偏低，這導致資本等要素進入農村地區十分有限，難以帶動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與此同時，由于產權等問題，農村土地要素流轉受到政府嚴格管制，農村土地用途轉變必須經由國家征用后才能實施，使得農村土地要素市場發展嚴重受限。另一方面，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國家以城市經濟發展為重心，通過政策傾斜大力扶持城市的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并引導各類社會資源參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在此過程中形成豐富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相關法律問題實踐，并出臺了一系列比較完善的法律法規指導。相比之下，農村地區享受的政策力度有限，這使得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活動相對較少，并未形成比較豐富的相關法律實踐，這導致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法律問題難以及時有效得到解決。3.農村糾紛復雜多變，法律政策不足。面對農村地區復雜的利益關系，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要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予以指導，但目前這方面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一方面，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不可避免面臨諸如農地或宅基地占用等一系列問題，不同于城市動遷中的貨幣化補償，農民的耕地和宅地往往是其生產生活重要來源，對此如何在法律層面設置合理的土地補償、安置補償等標準來切實保障農民利益還有待解決。目前這方面的立法尚未完善，各地區的標準存在較大差異，實踐中往往出現各種糾紛。另一方面，市場化運作是推進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舉措，但由于投資大、建設和回報周期長、收益率低等問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普遍存在困難。雖然國務院在2017年出臺了《關于創新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機制的指導意見》，但目前還缺乏相關具體實施細則。在市場化運作過程中，如何管理社會資本和保障社會資本合理投資回報仍然缺乏法律法規指導。
三、經濟法視角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路徑選擇
1.強化政府調控，合理保障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當前我國農村地區基礎設施供給滯后不僅有公共物品屬性下政府職能缺位的原因，也有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市場失靈原因，這些原因歸結起來則需要政府依法強化宏觀調控職責，合理保障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首先，政府在宏觀調控中應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通過完善市場功能建設，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其次，要明確各級政府職責。對于全國性的大型基礎設施工程項目應當由中央部門主導，同時規定各地區所應承擔的職責；對于跨省市的水利、電力和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應當有中央部門牽頭，各省市協調共同負責；對于縣鄉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應當與縣級主導部門負責，考慮縣鄉經濟發展和財政收支狀況由省級部門適度進行補貼扶持。再者，建立科學合理的規劃制度。合理的規制是提高農村基礎設施成效的關鍵。政府應當科學評估農村基礎設施項目服務的人口數量、空間布局、土地占用、環境影響等，避免盲目建設和重復建設，同時明確項目建設中主體責任范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應當嚴格按照項目規劃實施。2.健全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法律制度，緩解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問題。由于投資大且回報率不高，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往往會面臨融資難問題，這是阻礙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建立健全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法律制度，緩解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問題。具體而言，一方面，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能脫離政府扶持，政府部門應當建立健全農村基礎設施政府預算和支出制度，通過完善國家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和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預算編制，使得各項資金收支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企業是市場中最具效率的主體，各級政府應當將民間資本納入政府規劃，制定和完善民間投資政策，積極引入民間資本參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完善資本市場法律法規，為企業投資農村基礎設施提供資本市場融資渠道。政府部門可以為民間投資者提供相關政策法規和農村農業信息咨詢服務，同時也要加強對民間投資的管理，在合理確定其投資回報的同時，正確處理好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的農民補償問題。此外，農村集體也是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參與方和受益者。對于農村集體籌資建設基礎設施的，應當合理引導和幫扶，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充分保障群眾利益，并依法監督資金合理利用。3.完善農村經濟法治建設，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化改革有序穩定。要素市場化程度較低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重要原因，而造成農村地區要素市場化程度不低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農村經濟法治建設落后，難以促進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因此，有必要完善農村經濟法治建設，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化改革。具體而言，一方面，當前農村地區的法律大多于20世紀末制定，其間雖然經過一些修訂，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農村地區的要素供給和需求發生重要變化，因此應當根據當前農村地區形勢變化適時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同時促使農村法律、農業法規、地方行政規定等相統一。另一方面，法律普遍是原則性的條款，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導致實踐中往往出現糾紛。這不僅浪費國家公共資源，同時極大地抬高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對此應當出臺法律實施細則和法律解釋，提高法律條款的實踐可操作性。此外，政府部門應當加快推進對農村集體資產、農戶承包經營土地以及農村宅基地的法律確權，界定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之間的權利關系，在法律層面切實保障農民的權利。
參考文獻
［1］孫玉環.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經濟法思考［J］.農家參謀，2020（3）：44.
［2］李茜.對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經濟法的探討［J］.農村經濟與科技，2020，31（16）：227-228.
[關鍵詞]遼寧省；海洋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3 ― 0113 ― 02
未來10到20年，是我國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的重要時期。充分發揮資源優勢，進一步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上遼寧”，對拉動遼寧省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一、遼寧省發展海洋經濟的基礎條件
（一）具有豐富的海洋自然資源。遼寧省海岸線長2178（2920）公里，占我國大陸海岸線總長的12%，管轄海域面積15萬平方公里，其中近海面積6.8萬平方公里。海洋資源豐富，近海水域和海岸帶海洋生物有520多種，現已為漁業開發利用的經濟種類80余種，有遠洋水域640萬公頃，其中10米之內的淺海面積77.3萬公頃，可供海水養殖業發展。現探明和發現的海洋礦產資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氣、鐵、煤、硫、巖鹽、重砂礦、多金屬軟泥等。擁有海蝕景觀、濱海濕地景觀、天然海水浴場等濱海自然旅游資源。
（二）優越的區位優勢和港口牽動力。遼寧省地處東北亞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的結合部，北靠以沈陽為中心的沈陽經濟區和東北腹地，南依東北亞航運中心大連市，是東北內陸的出海通道，擁有廣闊的東北三省和內蒙古經濟腹地。大連、營口、錦州、丹東、盤錦、葫蘆島6個臨海城市的綜合性港口，與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0多個港口有貿易往來，其中大連港、營口港港口吞吐量在全國十大港口中分別位列第 和第 名，集裝箱吞吐量分別位于第 和第 。臨海與港口是我省海洋經濟發展最具有潛力的標志性資源，也是海洋產業開發建設的最大依托點。
（三）具備良好的海洋產業發展基礎。近年來，遼寧省加大海洋開發力度，海洋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海洋經濟呈持續快速健康增長態勢，2014年海洋經濟生產總值近4219億元，占全省GDP的14.74%，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成為全省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形成了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油氣、海洋造船、海洋鹽化工業、海洋旅游六大支柱產業。
（四）具有多項國家發展戰略支持。2003年，國家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遼寧省率先成為國家開發銀行政策性支持對象。2008年，國務院批復《天津濱海新區發展規劃方案》，遼寧憑借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總體融入以天津為龍頭的環渤海經濟圈大環境。2009年國務院批復《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2010年沈陽經濟區被國務院列入國家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這是國家單獨針對遼寧實施的發展戰略。2013年，國家提出“一帶一路”戰略，遼寧成為其中的重要節點。2015年，中韓自貿協定的簽署和正式生效，遼寧作為環渤海地區的一員直接受益。上述國家發展戰略的支持，使遼寧海洋經濟的快速發展獲得了重要先機。
二、遼寧省海洋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海洋經濟總量偏小缺乏規模效應。雖然遼寧省海洋經濟在全省GDP中的比重增長很快，但與廣東、浙江、福建、山東、上海等沿海省、直轄市相比，總量依然偏低。2013年，我省海洋生產總值5263億元，在全國海洋生產總值的9.69%。全省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不平衡，大連市海洋經濟總產值占全省的2/3，其他沿海5個城市的海洋經濟規模小，發展不夠充分。涉海企業數量不少，但多數處于單打獨斗狀態，產業同構系數高，同類產品競爭內耗大，相互之間缺少足夠的互補與協作，沿海地區整體優勢沒得到充分凸顯，區域海洋經濟的規模效應和比較優勢有待于進一步發揮。
（二）海洋經濟發展方式相對粗放。從遼寧省海洋產業結構看，海洋經濟現代產業體系尚未形成，海洋捕撈業、海上交通運輸業等傳統產業占全省海洋經濟總量的60%左右，產業鏈條沒能有效延伸，產業集群豐厚度不夠。海洋醫藥、海洋生物工程、海洋能源開發和海水綜合利用等新興海洋產業尚未形成規模，海洋高科技產業在海洋經濟中所占比重很低。從海洋資源環境看，近海資源開發不夠，利用效能不高，一些地方海岸線使用管理比較粗放，項目開發層次偏低，海岸線空間利用壓力大。不科學的開發行為導致某些濕地、灘涂和海灣由海變陸，海域的性質被根本改變，近岸海域水質污染比較嚴重，海域功能受損，海洋生物資源量銳減，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
（三）海洋科技創新能力和海洋經濟人才不足。遼寧省有14家海洋科研機構，參與從事海洋科研的機構有30多個，擁有一批國家與行業重點實驗室及國內有影響的涉海高校――大連理工學院、大連海事大學、大連水產學院等，海洋生物開發利用、海事養殖、海水綜合利用、遠洋漁業、海洋環境保護、海洋鹽業化工等領域的研究，處于國內領先水平。但在我國沿海11個省份中，海洋科技創新能力處于中游，位于山東、廣東、上海、江蘇、天津之后。除大連外，全省其他沿海城市海洋科研力量薄弱，海洋科技與經濟發展結合的廣度和深度不夠，缺乏對海洋新興產業培育和傳統產業提升的有效支撐。海洋產業人才總體不足，面向海洋高技術產業的專業人才、實用型人才以及技能型人才緊缺，特別是掌握核心技術人才、高新技術領軍人才極度匱乏。
（四）海洋旅游資源開發不夠。遼寧省海洋旅游資源豐富多樣，但由于分布比較分散、缺乏核心，沒能得到充分發揮，加之受季節性的影響，海洋旅游形式、產品相對單一，基礎設施建設標準較低，旅游服務團隊綜合素質不高，沒能開發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產品和紀念品，旅游與文化、歷史的聯系不夠緊密，旅游吸引能力不足。
三、加快遼寧省海洋經濟發展的路徑思考
（一）科學規劃海洋經濟發展。結合我省現實基礎和發展潛力，結合國家海洋經濟發展規劃，按照以陸促海、以海帶陸、陸海統籌的原則，高起點科學編制《遼寧省陸海一體化經濟發展規劃》，不斷完善《遼寧省海洋功能區劃》、《遼寧海岸帶保護和利用規劃》和《遼寧省海洋產業發展指導目錄》，明確我省發展海洋經濟的戰略思想、指導方針、主要目標和重點任務，優化陸海空間布局，突出重點發展領域，搭建海洋經濟聯動發展平臺，全面確立和實施陸海一體化發展戰略。注重與沿海區域規劃、產業規劃、土地規劃、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等相關陸域規劃的銜接和配合，實現陸海空間的合理布局。
（二）構筑具有地方特色的海洋產業體系。要調整與完善產業布局，堅持高端、高質、高效的產業發展戰略，通過做強優勢產業，大力發展制造工業和新興產業，提升海洋傳統產業，建成以現代港口物流和濱海旅游為龍頭產業，以船舶修造和海洋裝備制造業、新興產業為中堅和潛力產業，以海洋漁業和海洋鹽業為基礎產業的海洋產業體系。全力打造港口物流與港航服務產業基地、船舶與臨港裝備產業基地、臨港精細化工產業基地、海洋旅游產業基地、現代漁業產業基地和海洋清潔能源產業基地，實現傳統海洋產業高端化、新興海洋產業規劃化、民生消費海洋產業特色化，形成戰略優勢產業、骨干支柱產業、新興高端產業鼎足發展的新格局。要轉變產業發展方式，提高產業集中度，拉長上下游產業鏈，打造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建設高端海洋產業集聚區，強化產業支撐功能。
（三）深入開發海洋旅游資源。以海洋旅游資源為核心，提升文化內涵，發展海洋景觀、海洋漁業、海洋風俗、海洋休閑游精品旅游線路，以高端海濱旅游項目拉動遼寧海洋旅游實現脫胎換骨的轉變。實施“海濱+X”發展戰略。讓海洋與遼寧的溫泉、冰雪、重大節慶、生態鄉村、溝域旅游、遼菜、戶外運動等豐富的旅游資源有機組合，構建海岸―溫泉―冰雪―古跡（歷史）―美食旅游模式，形成發展合力，凸顯地方特色。特別是在冬季，要適時推出冰雪特色游項目，解決海洋旅游的季節差問題。開發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產品和紀念品，切實完善海濱旅游的服務水平和管理品質。繼續舉辦大型旅游性節慶活動，廣泛利用各種媒體加大對遼寧海洋旅游形象的宣傳力度。
（四）推進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切實貫徹落實省政府《關于在渤海實施海洋生態紅線制度的意見》，劃定海洋生態保護紅線區，從根本上防止無度填海用海。嚴禁開發影響海岸帶穩定和破壞生態環境的項目、超過資源環境承受力的項目、容易導致岸灘侵蝕和危害海堤安全的項目。在涉海用地安排上“有保有壓”，“控制增量、盤活存量、管住總量”，引導建設項目向開發區和工業園區集中，大力推進園區標準化廠房建設，實現海洋高效利用和土地集約使用。加大海洋環境污染防治力度，構建近海污染防控體系，強化入海污染物排放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加強港口、航運污染治理，建立重大事故防治及應急機制防控海域污染的突發事件發生，科學規劃海水養殖區域，有效控制漁業養殖的自身污染，提高環境監視監測能力，打造全省統一的海洋環境監測網，注重海洋生態系統的保護與修復，實現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五）強化海洋科技創新體系與人才隊伍建設。加大海洋科技投入與支持力度，優化海洋科技資源配置，提升海洋科技機構的研發能力，加大海洋領域關鍵技術攻關力度。加強涉海企業與海洋經濟相關的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合作共建，結成海洋經濟技術創新戰略聯盟，采取多種形式開展海洋科技交流和聯合攻關。努力打造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創新平臺和風險投資、科技孵化、技術推廣等配套科研服務體系。制定海洋經濟高素質人才中長期規劃，推進高等教育涉海學科建設，培養本地高層次涉海專業人才，研究制定并真正落實優惠政策，加快引進海洋經濟科技創新領軍人物和科技創新團隊，為海洋經濟發展提供高層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和緊缺型人才，建立海洋經濟研發資源和人力資源共享共育機制，逐步形成質量高、結構優的海洋經濟人才庫，為海洋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參 考 文 獻〕
〔1〕尹夢寒，董昕，林煦昊.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J〕.資源節約與環保，2013，（10）.
【關鍵詞】培訓課堂外學員管理
在深入貫徹鄉村振興戰略的新形勢下，基層干部隊伍的素質水平對各項任務的落實具有重要意義。干部培訓機構通過集中化的學習培訓，提升基層干部對新時代城鄉關系發展的思想認識和實施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工作能力。為使培訓卓有成效，對培訓內容精心研究的同時，更需要不斷創新學員管理的方法，確保培訓效果。
一、明確管理對象和主要任務
干部培訓的工作主要包括教學安排、學員管理、和后勤服務等方面。這些工作有其相對獨立的任務，同時也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缺一不可的。培訓班的學員來自不同省市、不同單位，且都是基層領導干部或業務骨干，管理人員要充分考慮面對不同地域、不同年齡段學員的需求差異，遵循“科學管理、以人為本”的要求，為學員做好各項服務。
二、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管理原則
干部培訓機構在教學班次設置上雖然遵循“分類別、分層次”的原則，但培訓對象的特殊性也決定了學員管理的特殊性。這些基層干部眼界較開闊、思維較活躍，也具有相對豐富的實踐經驗，因此對管理的要求高；另一方面，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發展現狀有差異，不同層次、不同崗位、不同年齡的基層干部所關注的問題也不一致，因此必須按照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原則開展學員管理工作。既遵循一般的管理制度，又根據不同班次學員的特點，制定不同的管理辦法。
三、圍繞培訓目標，發揮班主任的作用
要做好培訓學員管理工作，必須充分發揮班主任的作用。1.強化全心全意地為學員服務的意識。班主任要具備黨性強、業務精、修養好、對工作高度負責的素質，要嚴于律己，能夠為學員全心全意地服務。傾聽學員的意見，做學員學習上的引導者、活動中的協調者、生活上的保障者。
2.從嚴管理、從嚴要求。在培訓教學過程中，班主任是各項活動的組織者。班主任對學員要做到從嚴管理、從嚴要求，保證各項紀律準則的貫徹執行，這是搞好學員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教學計劃順利進行的基礎。
3.善于觀察、勤于思考。班主任是教與學的紐帶，因此班主任在工作中要善于觀察、勤于思考，隨時了解和掌握學員的學習情況，并將教學效果及時反饋給相關部門或教師，促使培訓目標的順利實現。
4.關心學員的生活。班主任除了要關心學員的學習，也要關心學員的生活，要主動了解學員的生活需求并及時向有關部門反映，使學員切身感到培訓機構如家一般的親切和溫暖。
四、遵循管理規律，創新學員管理方法
〔摘要〕我國經濟社會環境以及農業、農民的固有特性決定了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的發展亟需市場推動和政府引導雙重引擎。20世紀中期以來，政府權力的過度介入以及市場化力量的嚴重缺位必然造成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雙重引擎嚴重失衡，從而導致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的畸變發展。從“卷入式參與”向“權利型合作”轉變是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走出困境的突破進路，這一轉變要求雙重引擎的均衡運作并進行新的策略安排。
〔關鍵詞〕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市場推動；政府引導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6-0108-0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2YJA84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2009B23914）
〔作者簡介〕曹海林，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江蘇南京210098。
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實踐是西方合作經濟形式的“嫁接”或“移植”，但因其“嵌入”于中國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經濟合作組織實踐。上世紀80年代以來，農民合作組織雖然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但事實上卻陷入了農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渙散、合作關系疏遠、合作信用欠佳等困境。本文著重剖析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運行環境的特殊性，力求揭示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政府與市場：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雙重引擎
合作行動（cooperative action）作為構成合作組織經濟生活的基本單元與微觀基礎，一直是經濟學和社會學最具爭議的研究焦點。經濟學基于完全理性（entirely rational）前提假設，通常采用大量數據圖表對合作行動進行定量分析，并建構出交易模型（Staatz，1983）、投資模型（Alback，1997）、博弈模型（Fulton，2000）、尋租模型（Banerjee，2001）等。但在社會學看來，以上理論模型的最大缺陷即假設合作行動者能準確決定其行動后果和潛在效用。經濟學假設顯然不符事實，合作行動嵌入于復雜的社會制度運行環境，非經濟因素對合作行動的影響不容忽視。早在社會學經典時期，馬克思（1867）、涂爾干（1893）、韋伯（1921）等對合作行動進行過不同程度的社會學基本范疇分析，強調制度建構及其有效實施的非理性基礎（包括風俗習慣、社會規范和文化觀念等）同樣對合作行動者的理性選擇產生影響。在經濟學視野中，經濟合作組織是處于市場競爭不利地位的弱小生產者按照平等原則在自愿互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通過共同經營實現改善自身經濟利益或經濟地位的組織，現代農民合作組織應是市場經濟的產兒。
事實上，世界合作運動的實踐經驗表明，現代農民合作組織是分散的小規模經營的農戶進入市場、改善自身經濟地位的理性選擇。農民合作組織不僅僅是當今世界最為成功的合作組織類型，而且還是當今世界合作運動的主體。鑒于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以及資源稟賦存在明顯差異，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社會根基及其發育成長動因也互不相同。從發生機理上看，現代農民合作組織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競爭性的市場，因為“競爭性的市場是人類迄今為止發展的有效的生產和分配貨物與勞務的最佳方式。國內與國際競爭帶來了刺激因素，掙脫了束縛企業家和技術進步的羈絆”1。毋庸置疑，在市場經濟語境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需要“市場化力量”的推動，而“市場化力量”指特定市民社會（以市場經濟為軸心的經濟社會共同體）條件下經濟活動主體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權和非壟斷資源占有方式中的體現，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價值追求的社會主體及其功能組織，獲得了按等價交換原則來實現自身價值與發展目標的行動自由及其保障條件，2亦即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根據市場需求，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進行各類活動，以提高組織效率和效益。
農業作為分散產業、農民作為技術弱勢群體所具有的天生弱性同樣亟需市場化力量的介入與推動。農業的自然生產與分散經營的特點，農業生產作為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的統一過程，經常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以及違約風險，同時由于農產品的需求彈性相對較低，是一個弱質產業。市場化改革與小農經濟的矛盾不可忽視，這種矛盾很容易被視為市場化推動的負面影響或副產品。這就需要設立專業性的經濟機構，為分散的小農經濟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擴大產銷信息和功能的可能。另外，政府在農民權益保護方面也存在著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和服務缺位的問題，農業市場競爭急劇性和農業產業弱質性之間的矛盾，是制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市場競爭具有自主性、效率性和風險性的優勢特點，同時市場化競爭的推動又具有分散性、小規模性、非均衡性的明顯缺點。這一事實必然要求在市場推動農民合作組織發展之外還應有政府引導力量的介入，政府引導也成為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又一引擎。
正是基于市場化競爭存在的諸多不足，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還需要政府引導，即通過一系列政策過程來實現市場化力量推動難以完成的任務，體現政府引導所具有的公益性、反應速度快和規模影響大的優勢。更何況，“市場不能在真空中運轉——他們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與規章體系。就其他許多任務而言，市場有時不能完全解決問題。”3這種市場和政府作用的互補性，要求農民合作組織實現市場推動與政府引導的良性互動。合作社誕生之初的價值目標及其行為取向表明，合作經濟組織本身作為一種介于市場與政府管理之間的組織制度安排，客觀上要求市場與政府的共同參與和有效配合，這種內在需要決定了農民合作組織本身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決定了其實現市場推動和政府引導的良性互動首先是農民合作組織本身的迫切需要及其行為保證。
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現階段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不均衡，基礎薄弱，綜合生產能力提高不快，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還很薄弱，對市場信號反應不夠靈敏，經營管理素質基礎較差。農業生產工具由于受到土地自然條件和規模經營不夠的限制，機械化、自動化、現代化的程度還不高。由于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不平衡，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現實地要求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迫切需要構架以家庭承包經營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相結合為基本框架的市場農業組織結構，提高農業市場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水平，促進小規模的農戶分散經營與社會化的統一大市場對接，實現農民合作組織市場推動與政府引導的良性互動。
二、引擎失衡：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畸變境遇
基于中國社會事實，對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為何會陷入更為艱難困境的疑慮與反思在學術界早就醞釀成強烈的問題意識。果真如有學者質疑的，市場經濟導致了農民合作能力低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強烈的利益驅動致使農民間的合作關系必然會迅速減少？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必然會促使農民行為的原子化和農村傳統組織的衰落進而造成農民合作變得更為艱難？毫無疑問，對這樣的質疑回答“是”或“否”都顯得極為草率。因為對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困境特別是對轉型期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困境的剖析離不開我國特定的制度運行環境，不僅要重新審視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而且更要認真思考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建立在什么樣的社會基礎之上。因為經濟行動不僅僅是滿足個人自然物質需要的工具，而且還是自我實現的工具，所有這些只有在社會背景下才能實現。4
回顧世界合作組織發展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在合作組織發展的初期，合作組織是作為民間產生的自下而上的經濟互助自救組織而存在的。作為一個自下而上的自救組織，合作組織從一開始就將“無涉政治性”視為重要的組織原則或組織行為準則。不過，合作組織的最初設想未必就會形成合作組織后來實踐的現實軌跡。進入20世紀以后，合作事業從西方發達國家傳播到發展中國家的時候，農民合作組織逐漸得到普及，合作組織發展賴以生長的經濟環境和政治體制均發生了極大的變化。20世紀30年代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在西方經濟學中占據了統治地位，強調政府干預經濟、認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預工具成為西方經濟學關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觀點，同時也成為戰后西方各國制定經濟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開始普遍推行強制性色彩極濃的經濟運行體制，將政府的指令性計劃視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惟一動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合作組織發展的價值指向及其運作軌跡開始發生偏移，原先作為自下而上的自救組織開始為外在力量所利用并加以牽制，經濟合作組織不再完全是互助自救的經濟組織，合作組織制度及其運作形式開始被政府力量改造重新組裝并成為政府振興農業、發展農村經濟的理想路徑選擇。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合作組織發展的意圖就更為明顯，即政府欲將合作組織作為推行其特定經濟或社會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開始套上國家行政化運作的外衣，而其發展自然也越來越背離“無涉政治性”原則。國家的行政意圖明顯左右著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方向，若將其置于法治化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由于其產權模糊，內部交易成本過高，合作組織的技術效率與企業組織相比有明顯的差距（Alchian & Demsetz，1972；Poter & Scully，1987），所以，合作組織的持續存在和發展總是與國家對它的各種扶持聯系在一起。5如此情境，國家行政化驅動力壓市場化推動而成為合作組織發展的重要影響力，合作組織的“畸變”發展自然也就難以避免。
毋庸置疑，農民合作組織發育成長的根源基于“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農民合作組織源于市場化，又能推動市場化。畢竟“在私人物品的交換過程中，理性行動者最大限度獲取效益的途徑就是放棄原有物品，以獲取使自己受益的更多的其他物品”6。所以，農民在面對大市場時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規避市場風險的需要，聯合起來集體行動，放棄原有物品建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來獲取最大效益。而在政府行政化推動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既非源于市場化，更不能推動市場化，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越來越捆綁于國家的行政設計及其意圖而陷入極其被動的尷尬境地。
非常明顯，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自1950年代以后的“畸變”發展與國家政權的強力推進密切相關。如果說50年代初運動中國家行政力量對鄉村社會的主導作用還僅僅停留在法律制度規定層面的話，那么，隨后的合作化運動、化運動則是國家在自己名義下，構造了體現國家意志的鄉村集體組織并賦予其特定的經濟和法律權利，進而實現國家行政力量對鄉村社會的實質性主導。7重新審視我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在1950年代開始合作化之時，我國農村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而隨后長達20余年之久的體制不僅使中國的農民合作組織變了質，沒有了“合作”的實質內容，而且更使絕大多數農民喪失了對合作組織的興趣及其參與的主動性，以至于對1980年代后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造成無形的傷害。在行政力量推動下，農民對于合作組織的參與僅僅是“被動式市場化”卷入，國家的行政意圖及其指令毫無商量地將農民全部卷入合作化運動。如此規模宏大的國家行政化合作運動注定造成兩大后果，一是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不再按市場化規則運行（事實上也無法按市場化規則運行），必然陷入實踐困境；二是農民參加合作組織也不再是權利型的理性參與，實為農民的無奈選擇。雙重引擎的嚴重偏頗失衡必然導致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的畸變發展。
三、從“卷入式參與”向“權利型合作”轉變：農民合作困境的突破進路
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國農民的合作化參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動員的性質，特別是在國家主導鄉村的社會背景下，國家憑借高度集權的行政權力將農民卷入各項政治運動，這種“政治卷入”式的政治參與實質上是國家通過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而實現的對鄉村社會的政治控制。8毫無疑問，卷入式的合作化參與顯然扼殺了合作農民參與合作化運動的主動性與創造性。高度集權的國家行政控制使得農民擁有的公共參與權利還僅僅停留在形式上，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一切權利因國家對鄉村社會的層層控制而根本無法兌現。農民對合作化運動的參與只是國家行政力量動員農民實現其特定目標的手段，而并非要真正體現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權利及其在合作組織中的主體性地位。
事實上，在集體化時代的“集權式鄉村動員體制”下，農民合作組織的生成機制及其運作模式完全格式化于國家行政體系，農民作為“合作主體”參與自上而下的合作化運動并不是基于自身經濟利益要求以及政治權利主張的積極行動，而是迫于國家行政壓力的無奈選擇。建國后國家行政力量正是通過發動合作化等運動將農民成功卷入其中，這種“政治卷入”式的合作化參與實質上就是以國家意志為主導的缺乏主體選擇權利的被動行為，農民必然淪為缺乏自主意識與選擇權利的一群“合作化盲從”者。如此合作化只能是國家行政權力對農民合作行動的單向控制，顯然無法激發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主動性。
毫無疑問，1980年代后，國家引導與市場推動的均衡運作初現端倪。鄉村改革使農民真正獲得了主動性參與的權利資格，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農民在身份上不再是隸屬于公社體制的“社員”，擁有了生產經營上的自，確立了獨立的經濟自主地位，特別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明確規定合作組織必須遵循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原則才能獲得一定的合法性。因此，農民自愿合作也就會成為農民在事實上可能實現的一項法定權利。9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不僅使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權利有了特定的經濟利益基礎，而且，也改變了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性質，即由集體化時代的“政治卷入”式參與向新時期的“權利合作型”轉變，農民合作參與的權利性日益突出。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后，國家引導與市場推動均衡運作的社會基礎逐漸形成。然而，農民合作組織參與性質與方式的轉型并不就意味著農民在合作組織中的主體性能得到充分體現，由于農村改革后農民的合作參與成為一種非強制，這就使得農民合作組織發展很難避免“多數人參與”的困境。1980年代以后，農民合作組織雖然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但事實上卻出現了農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渙散、合作關系疏遠、合作信用欠佳等現象。這些現象雖然不能讓我們輕率地對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績效與前景下結論，但至少促使我們思考在市場化主體力量嚴重缺失的情況下農民合作組織如何培育和發展的問題。農民參與合作組織從“卷入式”向“權利型”的轉變，不應僅僅是形式上的變化，而且更應有實質性內容的切換，這一轉變要求國家引導與市場推動雙重引擎的均衡運作并進行新的策略安排。
其一，培育村民權利意識與公共精神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先決條件。從較大范圍來看，權利意識與公共精神是權利型合作中參與主體的文化因素，也即政治文化中的一種。一般來說，合作主體的合作文化主要體現在合作主體在合作問題上對合作過程的行為和心理取向。合作文化的類型對合作主體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合作的價值評價、合作的態度和情感表現、合作的方式選擇、合作規則的認同情況、合作的行為向度、合作的效果認識等等方面，文化因素常常會潛在地發揮著制約作用。權利型合作不僅要求農民要有較強的權利觀念，而且要求農民具備現代公共精神。
其二，提升農村市場化程度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重要根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產生的重要條件，健全市場體制能使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推進農業市場化的直接體現是農產品商品率的不斷提高和生產要素配置的市場化，農民才有可能選擇合作組織這種生產要素的組織形式。提升農村市場化程度既要求政府為農民合作組織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又要求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各種批發市場和大型超市等硬件設施的建設以及農村市場流通體系、生產資料市場體系和農村消費品市場體系的建設，從而為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奠定重要根基。
其三，突出農民合作主體地位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關鍵因素。農民權利型合作的過程其實質就是農民以合作主體身份對合作事務實施民主管理的過程，在合作過程中，農民作為合作主體不僅要積極參與合作規則的制定，而且更應成為農民合作規則的實踐者與創新主體。農民合作規則的內容應以文本的形式而存在，這既包括確立合作主體權益的合作社法，也包括著眼于地方特色的農民合作章程（條例）。雖然兩種合作規則在性質和功能上具有一定差異，但參與制定的主體理應都是農民，農民合作主體地位的確立必然能確保農民權利型合作的真正實現。
其四，提高鄉村組織化程度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基本保證。農民權利型合作必須要依賴于制度化的組織通道，農民合作參與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村莊組織化程度的高低。鄉村改革以來，農民在空間地域上彼此相互割斷，橫向聯系也相對缺乏，這種低度組織化的鄉村社會結構，必然使農民的合作參與因缺乏凝聚載體而出現彌散化和相對弱化，從而導致農民的權利表達和政策要求難以集中，農民權利型合作必須要求切實提高鄉村組織化程度。
其五，創新農民合作形態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農民合作形態的現實狀況意味著農民合作權利實現的可能性大小，農民合作水平的提高取決于農民參與形態的多元化程度。由于受到“卷入式”合作形態的長期影響，我國農民合作的方式和途徑表現出單一、空乏的總體性趨勢，農民的合作行為是以國家意志為主導的缺乏主體性的被動行為，農民的文化特質、價值觀念、社會行為慣性都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農民權利型合作多元形態的選擇。創新農民合作形態激發農民合作的主體性則是確保農民權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
〔參考文獻〕
〔1〕〔3〕世界銀行.發展面臨的挑戰〔R〕.年度報告，1991.
〔2〕趙泉民.對20世紀中國合作經濟困境的比較經濟社會學分析〔J〕.學術研究，2005，（8）.
〔4〕張其仔.新經濟社會學〔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24.
〔5〕熊萬勝.合作社：制度化進程中的意外后果〔J〕.社會學研究，2009，（5）.
〔6〕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237.
〔7〕曹海林.從“行政性整合”到“契約性整合”：農村基層社會管理戰略的演進路徑〔J〕.江蘇社會科學，2008，（5）.
【關鍵詞】 兩型社會 武漢城市圈 旅游業 發展路徑
一、武漢城市圈與兩型社會的構建
20世紀80年代以來，湖北經濟總體發展呈現相對滯后的局面，與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中國腹地中心身份不符。為了振興湖北經濟，使湖北率先在中部崛起，并為我國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探索出一條有特色的發展道路，2003年11月，湖北省政府提出了“武漢城市圈”發展戰略。武漢“1+8”城市圈是指以武漢為中心，以100km為半徑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漢以及黃石、鄂州、孝感、黃岡、咸寧、仙桃、潛江、天門等8個周邊城市。2007年12月7日，國務院批準武漢城市圈為“資源綜合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配套改革試驗區。“兩型社會”的申報獲批，武漢將被推向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最前端，既要有效節約資源、保護好環境，又要做到經濟可持續發展。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節約、環保、文明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讓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成為每個企業、村莊、單位和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這就是說，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必須建立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護環境的基礎之上。正因為如此，武漢城市圈“綜合改革試驗區”，也就是以節能降耗、保護環境為核心要素的改革試驗區。中部地區作為國家重要的能源產出地區，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在全國來說顯得更加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在中部的改革試驗區提出“兩型社會”建設目標，是一種具有全局意義的戰略考慮。武漢“兩型社會”試驗區的獲批，將成為“兩型社會”的重要示范基地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的突破口。
二、“兩型社會”與旅游業發展的關系
1、旅游業發展與資源節約型社會的關系
（1）合理開發旅游資源，有利于形成節約型社會風氣。資源的稀缺性，不僅是經濟發展長期面對的問題，而且是社會發展過程中需要突破的瓶頸。因而，平衡供求矛盾的必然選擇是合理開發，而合理開發不是縮小開發的規模，而是在堅持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下，對旅游資源進行統籌規劃，結合特定的生態、地質、技術、文化與經濟條件進行合理、有序、適度的開發。建立在科學基礎上合理開發旅游資源，有助于促進市場秩序走向良性運行，對于解決當前武漢城市圈旅游市場混亂局面有較好的治理作用，同時也有利于形成節約型社會風氣。
（2）建立節約型社會有利于促進旅游資源的優化配置。旅游資源是在一定自然和文化積累基礎上的稀缺資源，只有進行有效利用，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而節約型社會恰恰是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它提倡整個社會經濟建立在節約資源的基礎上，其核心是節約資源。旅游業發展只有在節約的基礎上，才能將有限的資源用于其他方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
2、旅游業發展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關系
（1）旅游業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形成。“兩型社會”的建成，將使一個城市變成天堂般的“宜居城市”、“和諧城市”，它將擁有無限的發展潛力，它時時給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帶來盡可能多的歡樂、祥和、幸福。旅游業的發展，依托于良好的旅游資源與怡人、怡景、怡情的旅游環境。旅游業發展的過程，就是人類不斷完善自身生活環境的過程，體現了人類對美的闡釋和對和諧生活的追求。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發展的終極目標――宜居旅游目的地的建設，是人類不斷完善自身生活環境的結果，旅游業的發展將會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形成。
（2）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有利于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形態，其核心內涵是人類的生產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協調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從人本身出發，不是把人與自然絕對對立起來，而是將二者統一起來，通過生產和過程達到人類和生態系統的協調。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在對資源合理利用的基礎上，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立就是注重合理開發的一種發展理念，其本質是人與自然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因此，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有利于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發展現狀與問題分析
1、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發展現狀
武漢城市圈包括武漢市和黃石、鄂州、孝感、黃岡、咸寧、仙桃、潛江、天門等城市，土地總面積為5.81萬平方公里。武漢城市圈內旅游資源豐富、門類齊全，自然資源和人文景觀交相輝映，旅游資源總量占踞湖北省半壁江山。從自然資源來看，圈內現有3個山地森林生態自然保護區，11個濕地生態自然保護區和3個國家級森林公園；從人文資源來看，擁有1個世界文化遺產，1個歷史文化名城和25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此同時，圈內有3個全國優秀旅游城市，3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和1個5A級旅游景區。豐富的旅游資源對武漢城市圈發展一體化旅游市場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由于旅游資源擁有地緣優勢和良好的互補性，武漢城市圈在旅游資源整合和區域合作取得了明顯進展。2007年城市圈共接待國內旅游者5773萬人次，同比增長23%，占湖北省的57%；接待入境旅游者57萬人次，同比增長17%，占湖北省的43%，武漢城市圈為全省旅游業的快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2008年初，武漢城市圈開始推行旅游對接營銷方案，在旅游規劃、旅游品牌、旅游開發、旅游促銷、旅游線路、旅游市場等方面實現一體化。由湖北省旅游局牽頭，武漢城市圈9個城市建立了旅游局長聯席會議制度，確立了“聯手結對、聯媒宣傳、聯合促銷、聯企開發”的思路，定期召開會議研究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武漢市發揮龍頭作用，先后與孝感、咸寧等地簽訂了合作協議；城市圈內各城市開展了宣傳推介、招商引資和旅游資源調查等活動；一批重大旅游項目正在建設中，成為城市圈的新亮點；以科教旅游、工業旅游、紅色旅游、三國文化旅游、溫泉度假旅游為特色的城市圈旅游產品體系初步形成。目前，湖北省旅游局已安排專項經費，由武漢市旅游局組織各城市共同編制城市圈旅游實施規劃和行動計劃，確定建設重點與建設時序。
2、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旅游資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影響。如東湖水質監測數據表明水中氮、磷、COD、BOD5等含量顯著超標。二是基礎設施建設與先進地區相比明顯滯后，“食、住、行、游、購、娛”配套不夠完善，尤其是城市至旅游景區之間道路等級較低，城市中的旅游設施建設滯后，景區環保設施和標識系統不完善。三是各城市的旅游資源開發總體上處于單打獨斗的狀態，缺乏對城市圈旅游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如缺乏統一規劃和統籌，圈內出現了部分低檔次、低水平、近距離重復建設和項目同質化的現象。四是各城市對旅游營銷沒有形成合力和聯動機制，因而缺乏整體推進氛圍和武漢城市圈整體形象。五是各城市之間的合作機制不健全，區域界限、體制障礙、利益分割等突出問題，目前還沒有明確具體的解決方案。六是旅游市場秩序混亂，商業網點建設未與旅游業發展相結合，景點建設項目規劃混亂，景點重復建設嚴重，景區內部管理無序，城市圈旅游發展大環境尚未形成。綜上所述，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嚴重影響武漢城市旅游圈的形成與發展，而且使各個城市之間的旅游資源難以整合，因此，必須采取相應的政策舉措，使武漢城市圈旅游業得到協調、有序的持續發展。
四、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發展的對策研究
1、加強政府主導作用，優化旅游資源配置
在“兩型社會”的建設離不開政府的主導作用。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它只能通過供求矛盾互動在事后，因此這種調節是以資源浪費為代價的。資源環境問題存在外部性，完全依靠市場無法達到資源配置最優狀態，要將負外部性的社會成本和正外部性的社會收益內部化，降低污染排放和資源濫用，需要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將旅游開發中的外部性內部化。圍繞“兩型社會”建設的要求，對武漢城市圈旅游資源進行普查和統一規劃，確立城市圈旅游總體布局與資源整合方案，確定建設重點與建設時序，并按總體規劃計劃安排優先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的項目與區域。在統一規劃的指導下，加強項目招商與精品旅游景區建設，避免重復建設和不合理開發。
2、加強生態資源保護，強化旅游環境保護執法力度
在旅游企業經營過程中，應以“兩型社會”建設的內在要求為指導，向游客廣泛宣傳生態旅游知識，提高保護生態資源的意識，倡導文明、和諧的旅游消費模式。建設“兩型社會”，必須強化環境保護執法力度，建立以法律為主導的環境保護體制為。制度是推行資源和環境保護政策的保障，資源環境保護錯綜復雜，單純依靠政府，難以應付眾多分散、流動的管制對象。因此，要進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將環境保護工作納入法制管理的軌道。
3、擴展與延伸旅游產業鏈，構建旅游循環經濟系統
在旅游業發展中，促進城市圈二元經濟結構（從傳統生產部門向現代生產部門）的轉化，如綠色食品生產和加工；推進產業轉型，如觀光農場、休閑牧場的出現以及鄉村休閑游、工業旅游的開展；在傳統第三產業中積極進行經營方式的創新，如產權酒店和分時度假型酒店，對房地產業銷售方式的創新，提高土地資源使用效率；帶動一系列相關產業的發展，改善原有產業結構狀態，促進新的產業生長，如會展業、休閑娛樂業、旅游房產業、旅游餐飲業、旅游住宿業等。推動對武漢城市圈生態文化、歷史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商貿文化的挖掘，通過對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式創新，促進第三產業中文化產業的發展。通過不斷擴展與延伸產業鏈條，創新傳統生產方式，構建循環旅游經濟系統，推動節約型社會的形成。
4、完善旅游集散功能，為旅游業良性運行奠定基礎
武漢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稱，但武漢市及城市圈中各城市的交通建設仍滯后于旅游業發展。因此，應完善水、陸、空等現代旅游交通體系，開通水上旅游運輸專線、增設旅游專列、開展旅游包機業務，實現快捷集散的目標；充分利用城市圈內現有交通設施，完善旅游城市之間以及旅游景區之間的交通路網系統，使游客能方便迅捷到達旅游目的地，提高景區的可進入性，為旅游業的健康、持續和快速發展奠定基礎。
五、結論
旅游業的健康發展對于產業結構調整，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社會文明，都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建設“兩型社會”涉及到生產、消費、流通等領域，涉及發展戰略選擇、觀念更新、制度變革等因素。它要求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并遵循“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戰略，形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式，引導可持續消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因而，建設“兩型社會”，是解決當前武漢城市圈旅游業問題的有效理念，在這一科學發展戰略的指導下將會帶來旅游業發展上的變革，促進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林鴻、張忠美：經濟法視野下“兩型社會”與武漢城市圈的構建[J].長江論壇，2008（2）.
[2] 朱俊成：武漢城市圈經濟發展與戰略分析[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2004（9）.
[3] 賈曉娟：資源環境約束下的“兩型社會”產業結構調整[J].理論與實踐，2008（3）.
[4] 李勤：關于武漢城市圈旅游發展問題的思考[J].武漢交通職業學院學報，2008（6）.
[5] 徐鈺：武漢城市圈領跑湖北旅游[N].中國旅游報，2008-3-21.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模式；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鎮體系；城鎮輻射作用；產業結構升級；特色產業；生態環境建設；生態移民；農村勞動力轉移
中圖分類號：F291.3；F127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4）01000108
一、引言
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對由于失衡發展而產生隔離的工業和農業、城鎮和農村、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逐步進行相互融合、相互補充，從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縮小直至消滅城鄉之間的基本差別。“十”報告提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城鄉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并指出“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各地區之間社會經濟發展基礎和現狀存在很大差異，有序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關鍵在于要根據各地區的區域特點、空間布局，因地制宜地選擇相應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目前，國內外已有很多值得借鑒的經典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由于工業革命極大地推進了西方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19世紀末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基本實現城市化的國家。英國為了解決因大城市過度膨脹使得城鄉發展差距過大而產生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采用“逆城市化”模式大力發展中小城市，通過轉移政府部門、完善中小城鎮基礎設施，帶動各公共事業單位、企業和人口向中小城市遷移，進而縮小城鄉差距，加快英國城鄉之間融合（張計成，2007）。在英國的帶動下，法、德、英、美、日也加快了城市化進程。法國的“分散平衡發展模式”處理了人口、資源集中和分散的關系，克服了工業、人口過度集中于少數大城市帶來的城市生活環境惡化和城鄉及區域發展極不平衡的問題（白永秀 等，2013）3842；德國“小城鎮模式”（白永秀 等，2013）4347和美國“郊區模式”（孔祥智，1997）都是在已有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基礎上，以大城市為依托，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和城郊小城鎮，使城鄉迅速連為一體；同時加強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和社保體系，建立完整的農業產業鏈。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主要采用了“以工帶農”的工業反哺農業模式，通過對農業發展實施金融支持，保護和扶持農業發展，組織和引導農戶發展，從而增加農民非農收入，提高其消費水平（于培偉，2007）。
郭俊華，劉奕瑋：西部地區省域內城鄉一體化多元模式探析
從我國各地區的發展實踐來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采取了不同的城鄉一體化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是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發展商品農業，為農村轉移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以農村工業化帶動農村城市化（黃偉雄，2002）；長江三角洲的蘇州、無錫、常州地區的蘇南模式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施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的措施，進而以小城鎮為樞紐帶動城市化發展（夏永祥，2011）；上海模式以城市郊區化發展作為起點，逐步縮小工農間、城鄉經濟間、城鄉基礎設施間、城鄉社會保障間的差距（安中軒，2007）；青島模式通過把城市工業向農村擴散、滲透與融合，發展新型工業并改造農村傳統工業，工業支持與農業自身發展互動，大大加快了農村城市化進程（孫兆明 等，2012）。以上這些成功經驗大都是結合某一地區的地理、歷史優勢或經濟發展特點，通過農業與工業相結合、農村與城市相結合，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村居民向城市轉移，實現以小城鎮帶動農村、工業帶動農業的城鄉一體化發展。
然而，上述研究均是針對東部發達地區的，而在我國廣大中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滯后，城鄉一體化的實踐和理論研究也相對滯后。雖然也有學者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如張葆等（2010）以武漢城市圈為研究對象，分析了阻礙其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障礙，從政策、制度、產業三方面提出了適合當地的發展模式，但也是針對中西部相對發達的地區，缺乏專門針對西部落后地區城鄉一體化模式的研究。由于城鄉一體化模式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西部落后地區既不能完全照搬發達地區已有的成功經驗，也不能予以完全否定。同時，西部各省域內部的地區差異也十分顯著，在一個省區內也不可能采取統一的城鄉一體化模式，而應因地制宜地采取多元城鄉一體化模式。因此，本文在吸取已有經驗的基礎上對寧夏全區城鄉一體化的兩種模式展開進一步研究，以豐富和拓展相關研究，并為西部地區的城鄉一體化發展實踐提供參考和借鑒。
二、寧夏城鄉一體化發展現狀
寧夏回族自治區位于我國西北地區東部，地處黃土高原與內蒙古高原的過渡地帶，地表形態復雜多樣，氣候具有干旱少雨、風大沙多、日照充足等特點。寧夏全區現有銀川、石嘴山、吳忠、固原、中衛5個地級市，下設15個縣、2個縣級市、8個市轄區。
1.城鄉差距
由于地形和氣候的多樣性，習慣將寧夏分為三個區域類型：川區（即引黃灌區）、中部干旱帶（包括海原、同心、鹽池）和山區（即寧南山區）。三大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很大，2010年川區、中部干旱帶、山區的人均GDP分別為36 781.12元、8 379.53元、8 187.07元。
目前寧夏的總體經濟發展態勢較好，有一定的城鎮化基礎，有利于推動城鄉一體化和良性互動共同發展。但是從已有的經驗來看寧夏城鎮化發展仍存在不足：城鎮拉動能力不足，城鎮規模普遍偏小；局限于傳統農業和工業發展，產業發展潛力有待進一步開發；城鄉經濟發展并不十分均衡，存在較大差距。
寧夏全區第一產業和第二、第三產業人均創造的GDP差距較大，并表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見圖1）。寧夏全區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也十分顯著，并不斷拉大，在20年間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增長了9.35倍，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增長了8.25倍，到2010年城鎮消費水平已是農村消費水平的2.82倍（見圖2）。按照恩格爾系數的國際標準，寧夏城鎮居民在1995年時就已進入了小康社會，而農村居民在2000年時才勉強進入小康社會（見圖3）。
2.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評價
為了對寧夏全區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做出準確評價，本文將寧夏分為三個區域（川區、中部干旱區和山區），選取相關的評價指標，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其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進行測試和評價。城鄉一體化是一個綜合性概念，為了對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進行全面評價，選取的指標應包括經濟和社會兩方面，結合寧夏的實際情況，選擇以下九項反映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人均GDP、非農業產值比重、非農業就業比重、城鎮化率、農村與城鎮居民收入比、城鎮與農村恩格爾系數比、農村與城鎮每百戶擁有的耐用消費品數量比（選取洗衣機、冰箱、彩電數量之和）、農村與城鎮衛生技術員人數比、新農合參合率。以上指標的數值越大說明城鄉差距越小，城鄉一體化水平越高。根據表1數據，采用SPSS 16.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寧夏川區、中部干旱區、山區三個區域城鄉一體發展化水平最終分值分別為3.53、1.36和1.43。
表1 寧夏城鄉一體化分區域指標值
三、寧夏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兩個模式
為了實現城鎮建設與農業、農村協調統一發展，自2001年以來，寧夏先后提出“大銀川區域中心城市帶動戰略”“沿黃城市帶和黃河金岸建設”“寧夏沿黃經濟區戰略”“寧南區域中心城市及大縣城建設戰略”以及“把寧夏作為一個大城市規劃”等發展思路（楊巧紅 等，2012）。但是，寧夏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區域差異明顯，川區比山區和中部干旱區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高出很多。川區經濟發展相對發達，且自然環境占優勢，城鄉一體化水平最高；山區和中部干旱區由于生態環境發展受局限，經濟水平相對落后。特定的區位和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寧夏不可能采取統一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應根據不同區域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發展模式。由于中部干旱區和山區的氣候地理環境相似，社會經濟不發達，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都遠遠落后于北部川區，因此，本文結合已有的成功經驗，總結出寧夏城鄉一體化發展兩個相應的模式。
1.北部川區模式：以城鎮體系建設帶動產業結構升級
寧夏北部川區即引黃灌區，是我國古老的四大灌區之一，讓寧夏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譽。“天下黃河富寧夏”說的正是靠近引黃灌區的川區農業經濟發展很好，堅實良好的農業基礎同時也為該區城市和工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大銀川”戰略的推行，一方面，以銀川為中心利用本區的農業、農村優勢，依托大城市發展農產品市場，逐漸形成了完整的農產品銷售網絡。另一方面，對于城鎮建設，銀川市提出打造“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旅游觀光城市發展目標；同時以以石嘴山為代表的工業城市及周邊小城鎮為點，連點成線，利用“中心城市―小城鎮”的輻射作用將城市與鄉村緊密連接起來。這種“中心城市―小城鎮”帶動模式使寧夏川區逐漸形成一批工業拉動型、農產品貿易型和特色旅游帶動型城鎮，從而有助于城鄉間商品、勞動力、信息等資源流動，有效地帶動了農村經濟發展，也發展了特色工業和文化旅游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
（1）以首府城市為依托，以小城鎮為帶動，發展城鄉經濟。銀川市地處黃河沿岸，有包蘭鐵路的便利，既是華北與河西走廊的商貿要道，又是全區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作為引領寧夏經濟發展的首府城市，銀川是培育和提升全區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競爭力的主要載體，是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突破口。不但要發揮銀川中心城市城區100～300公里內的“內經濟圈”以及周邊的“外經濟圈”的集聚力、輻射力和帶動力作用，帶動全區社會經濟以及周邊地區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與繁榮，發揮“大銀川”的城市綜合優勢；還要努力建設現代化區域中心城市，構建符合寧夏未來經濟發展需要的大、中、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結構體系，形成重點產業的合理布局與超前發展，實現社會經濟的跨越式發展。目前，應以首府城市作為依托調整城市規劃，改變城鄉分割的局面，逐漸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寧夏川區的農村大部分遠離大中城市，因此要將傳統的城市與農村分割規劃管理變為把城市與近郊農村相結合，設立一個城鄉并存的區域；對于離城市較遠的農村，則充分發揮農業、工業發展已相對成熟的小城鎮的帶動作用，重點發展當地的特色產業，建立優勢產業體系以及農業科技示范園區，加強企業、生產基地和農戶的組織協調，使得城鎮和農村進行良性互動，金融、科技、信息、勞動力等資源雙向交流，帶動城鄉第一、二、三產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
（2）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特色化。川區是寧夏的綠洲農區，農業優勢明顯，但是傳統的農業結構和耕種方式已經阻礙了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寧夏對農業種植結構做出調整，適當壓縮傳統糧食作物在農業種植中所占的比重，加大經濟作物、節水型作物、耐旱抗旱型作物和人工飼料的種植面積；在保證糧食作物充足的前提下延長農業產業鏈，大力發展畜牧業，以農促牧、以牧養農，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產量，緩解了糧食與飼料間的矛盾，從而提高了農民收入水平。由于川區的地理和經濟優勢，農業現代化水平明顯高于中部干旱區和寧南山區，廣建農業科技園區，集中現代化管理，提高農業生產率；發展節水農業，農田普及滴灌器械。寧夏川區依托獨特的地域資源優勢發展特色農業，已涌現出一系列的精品農業品牌，如枸杞、葡萄、西瓜、紅棗、清真牛羊肉羊絨制品、乳制品、中藥材等特色產品，同時也培育出一批技術裝備先進、核心競爭力強的企業集團，形成12個具有地方特色和資源優勢的產業集群，成為帶動寧夏農業經濟發展并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的重要支柱產業。特色農業占寧夏農業總產值的80%，農業家庭經濟收入有一半來自特色農業。在發展農業本身的同時，加快建立農產品市場和農業生產資料市場，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王瑜，2005），促進農業產前、產中、產后一體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實施“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振興”工程，按照“小農戶、大基地”“小規模、大產業”的模式，依靠龍頭企業發展優勢農產品、優勢產區，延長農業產業鏈，打造品牌農業，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
（3）積極發展特色工業和文化旅游產業。近年來，寧夏大力發展能源、煤炭化工、新材料、裝備制造等優勢產業，形成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優勢產業集群。寧夏憑借豐富的資源優勢實施“工業強區”戰略，迅速形成了以煤炭、電力為基礎，石化、機械、冶金、輕紡、醫藥為支柱的工業體系。本著“重點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則，根據地區資源和環境條件確立了各具特色的產業園，其中以銀川市、石嘴山市為中心的工業園區所占比重較高。寧夏共有21工業園區，其中國務院批準的1個，自治區政府批準的9個，各市縣區政府批準的11個。2012年工業園入園工業企業的主要經濟指標均實現了30%以上的增長，工業總產值和工業銷售產值分別比5年前的2007年增長3.2倍和4.1倍。寧夏旅游資源豐富，特色鮮明，優勢獨特，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據2012年數據顯示，寧夏接待國內外游客達1 341萬人次，同比增長14.6%；旅游總收入103.4億元，比上年增長22.8%。近年來，寧夏立足當地實情，不斷挖掘黃河文化、回鄉文化、西夏文化等歷史底蘊，加快了文化旅游產業發展；開發特色旅游產品，開展有寧夏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旅游，如陽光沙遼、葡萄酒莊體驗、穆斯林社區參觀體驗等，讓西北廣袤土地的遼闊、壯美、深邃與厚重走進了更多人的視野。
2.寧南山區模式：以生態環境建設為前提發展特色主導產業
從廣義上看，寧夏中部干旱區和山區都屬于南部山區，與北部川區相對應。該地區包括原州區、隆德縣、涇源縣、西吉縣、彭陽縣，吳忠市的鹽池縣、同心縣和中衛市的海原縣7縣1區，自然資源匱乏，生態惡化，經濟發展滯后，科技文化落后，人們生活貧困，均屬于國家級貧困縣。對于該地區的城鄉一體化，應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以改善生態環境為前提，結合退耕還林還草推動扶貧開發，加快特色優勢產業發展，從而推進市場化、城鎮化和信息化進程。
對于寧夏中南部遠離中心城市、地理生態環境較為惡劣的地區，自治區政府實施了“揚黃灌溉”扶貧工程，使昔日貧瘠干旱、人煙稀少的中南部地區逐漸出現綠洲和一座座小城鎮。以紅寺堡發展為例，1998年揚黃灌溉工程按照“一年搬遷、兩年定居、三年脫貧、五年致富”的目標在紅寺堡開始試點工作，通過水利、供電、通信、農田開放和生態移民，建成兩鎮兩鄉42個行政村，形成了2.4萬平方公里的城市規模（強毅，2008）。“紅寺堡”模式是傳統移民模式與城市建設新機制的有機結合，從根本上改變了惡劣的人類生存條件，使生態環境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經濟收入逐年提高，促進了貧困地區城鎮化發展。
（1）因地制宜進行生態環境建設。寧南山區地形復雜，土壤貧瘠、保水能力差，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人民生活困難，大量開墾荒地。由于長期無節制、大規模、掠奪性的開發利用，使其生態環境變得十分脆弱，土壤侵蝕面積達29 575 km2，年均土壤侵蝕模數1 000～10 000 T/km2。日益嚴重的水土流失使得土壤貧瘠，土地荒漠化，農業生產率低，農民生活貧困。1999年寧夏開始實施退耕還林還草的生態工程，逐漸抑制生態系統的不斷惡化，以最終實現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實施生態移民，轉移出大量的寧南山區剩余勞動力（王婷，2007）；同時，調整農業結構，重點發展馬鈴薯產業、草畜產業、勞務產業，有計劃有組織地做好勞務輸轉，通過非農就業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民過分依賴耕地的局面，從根本上解決“退耕又復耕”的惡性循環。
（2）大力發展特色主導產業。寧夏三面毗鄰沙漠，是我國荒漠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需要實施“封山禁牧”“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等生態環境建設工程。寧南山區荒漠化嚴重，于是將“治沙”做成特色產業，實現“人進沙退”。寧南山區氣候干旱、土壤貧瘠，為了發揮資源優勢、提高附加值，必須發展適應當地特點的特色農業。寧南山區屬于黃土高原春作小雜糧區，小雜糧具有抗旱、耐貧瘠、穩產特點，發展優質小雜糧產業具有明顯的區域優勢；從氣候條件看，則適宜種植亞麻，當地農民采取廣種薄收、不施化肥的純綠色種植方式，對亞麻油的壓榨提純也確保營養物質不流失，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也保障了產品的原生態價值。亞麻的種植和開發充分體現了寧南山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發揮優勢”的發展原則。寧南山區還建立了“鹽池―同心―靈武”等代表寧夏清真品牌的牛羊肉產業帶，以西吉為核心的400萬畝馬鈴薯產業帶，“同心―靈武”絨毛產業帶，“靈武―同心―中寧―海原”45萬畝紅棗產業帶，以及利用天然優勢在南部山區、中部干旱帶、北部部分地區形成的35萬畝農作物制種、600萬畝優質牧草產業帶等。總之，“沙區產業”促進了寧南山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其生態效益也明顯改善了生產條件和人居環境。
四、對西部地區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啟示
寧夏川區和山區兩個區域的差異明顯：川區地處黃河沖積平原，地勢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農業機械化程度高，是寧夏農業的精華地段；而山區地處干旱地帶，土地貧瘠，連年干旱，生態環境惡劣，農民收入低。川區依托首府銀川、石嘴山等發達工業城市，工業基礎雄厚，同時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交通便利，科技信息較為發達；而山區遠離川區工業區，工業發展薄弱，交通條件差、信息相對閉塞（馬步虎，2011）。因此，北部川區模式利用了該區的政治、農業、工業、生態環境優勢，以合理的大、中、小城鎮體系建設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并進一步開發其內在潛力促進城鄉發展融合；南部山區模式則從改善生態環境入手，在退耕還林還草、治沙的同時，推行生態移民，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特色農牧業，從根本上改變山區的貧困局面。
目前，寧夏城鄉一體化水平仍然較低，處于城鄉統籌的初級階段。城鄉一體化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寧夏的“北部川區模式”和“南部山區模式”堅持因地制宜地推動城鄉協調發展，以提高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數為目的。按照以上經驗，對于西部地區的城鄉一體化發展可以得到以下幾方面啟示：
1.充分發揮大城市在城鄉一體化中的先鋒作用
一線城市作為發展的龍頭，生產基礎條件較好，經濟和科學技術發達，應利用大城市的區位優勢、城市經濟、科技要素帶動農產品加工業發展，充分發揮大城市對農村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寧夏正是通過首府銀川市和石嘴山市、吳忠市等次級城市的拉動作用，實施產業集群戰略，優先在城市聚集資源，推動核心城市的經濟迅速發展，形成強有力的產業支撐，優先發展大城市的主導產業和大企業，形成有競爭力的企業集團，中心城市因而成為地區經濟的“增長極”。當中心城市的經濟增長到達一定的程度以后，由于環境和成本等問題加劇，經濟增長的外部負效應開始顯現，這時候就可以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將資金、勞動力等發展經濟所必需的各種要素向周邊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反向轉移，促進農村和小城鎮的工業化，城鄉一體化水平隨之提高。
2.加快小城鎮建設以帶動城鄉一體化發展
小城鎮介于城市與農村之間，是連接城市與農村的重要紐帶，是一定區域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具有一定的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是農村發展農產品加工、銷售、科技、信息咨詢、服務等二、三產業和勞動力轉移的理想場所。從傳統農村向現代化城鎮過渡的過程中小城鎮應運而生，并且呈現出發展迅速的態勢，對促進城鄉社會經濟一體化發展起到關鍵作用。在小城鎮帶動下，寧夏的城鎮總體規模逐步擴大，城鎮人口增多，加快了周邊農村居民城鎮化的速度。截至2011年底，寧夏全區共有建制鎮101個，占鄉鎮總數的52.3%，同時小城鎮作為城鄉經濟的結合點和新的增長點，為城鄉經濟更順暢地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有力地帶動了農村經濟發展。
3.城鎮體系建設必須帶動產業結構升級才能實現城鄉一體化
建設合理的大、中、小城鎮體系，并不是以“城市建設”為中心，而應著眼于產業結構升級。如果不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農業勞動生產率得不到提高；如果不進行工業和服務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不能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那么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就得不到有效解決，農民居住環境就得不到改善，城市建設得再好，也不能實現城鄉一體化。只有以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為紐帶，城鎮體系建設才能徹底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才能實現真正的農民市民化，才能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進而實現城鄉一體化。寧夏北部川區在以首府城市為依托，以小城鎮為帶動，發展城鄉經濟中，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現代化和特色化，大力發展特色工業和文化旅游產業，取得了顯著成效。
4.在生態脆弱地區，城鄉一體化應以生態環境建設為前提
西部地區生態環境普遍存在土地荒漠化、草場退化、水土流失等嚴重問題，并且自我調節恢復能力弱，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是其發展的關鍵和切入點，使得經濟、生態、社會效益都得以實現才能達到城鄉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對于生態環境脆弱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嚴重地區，要防止以工業發展為主的城市建設再次造成的生態破壞或生態災害。對于生活在自然條件惡化、資源貧乏、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的貧困人口，應鼓勵生態移民，以降低生態環境的人口壓力，減緩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干擾，使原本脆弱并已失衡的生態系統逐步得以恢復與重建。寧夏政府通過揚黃灌溉工程、生態移民、綠化治沙對山區地區進行治理，許多小城鎮在昔日的荒漠拔地而起。2011年，寧夏實施中南部生態移民，投資26.7億多元，3萬多移民入住新家，調整開發土地8.9萬畝，實現移民勞務就業6 500人。使貧困農民從自然條件惡劣的地區遷往生存條件較好的地區，從農牧業轉向加工、銷售等二、三產業，從而促進小城鎮的發展，這是生態脆弱地區可持續的城鄉一體化道路。當然，這需要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與合作，通過農牧民自發移民、企業參與移民、政府資助移民等多種模式和途徑，并積極發展特色產業，實現人口向城鎮的有序流動與合理布局。
參考文獻：
安中軒.2007.城鄉一體化典型實踐模式的比較分析及啟示[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西部論壇）（12）：8285.
白永秀，王頌吉，魯能.2013.國際視野下中國城鄉發展一體化模式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黃偉雄.2002.珠江三角洲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與格局的探討[J].經濟地理（3）：335338.
孔祥智.1999.美國農村小城鎮的發展[J].中國改革（7）：6263.
馬步虎.2011.寧夏川區、山區農民收入差異分析[D].西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1011.
強毅.2008.西部貧困地區小城鎮發展模式探析――以寧夏紅寺堡扶貧揚黃生態移民開發為例[J].前沿（1）：6267.
孫兆明，王寶海.2012.青島市小城鎮建設與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策略研究[J].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4（1）：3135.
王瑜.2005.寧夏城鄉一體化發展研究[D].西寧：寧夏大學：1825.
王婷.2007.貧困山區勞務經濟發展模式探索――以寧夏南部山區為例[J].農業經濟問題（S1）：170175.
夏永祥.2011.“蘇南模式”的演進軌跡與城鄉關系轉型思考[J].蘇州大學學報（4）：169172.
楊巧紅，王林伶.2012.城鄉統籌發展指標體系構建及應用研究――以寧夏為例[J].開發研究（4）：1922.
于培偉.2007.日本的城鄉統籌共同發展[J].宏觀經濟管理（9）：7274.
[關鍵詞]市場細分；冒險傾向；活動參與；近冒險者；多階段細分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1-0022-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08
引言
隨著游客消費心理的日趨復雜和分化，目的地營銷工作對市場細分“精準性”的要求進一步提高。“市場細分”即根據游客的特征將整體市場劃分為若干個內部同質、外部異質的細分市場的過程[1]。這意味著需運用創意性的細分基礎和方法為目的地尋找到運營上最具“成本-效益”的吸引對象。
當前我國入境旅游就亟待精準化市場細分的指導。近年來，在出境旅游持續升溫的映襯下，我國入境旅游則表現平平。2010―2015年的年均入境游客增長率僅為0.8%，且有3年連續出現了負增長，造成巨額的旅游服務貿易逆差（2014年已超過1000億美元）[2]。入境旅游是我國旅游業融入國家戰略的基石和締造旅游強國的基礎性指標。盡管再現游客年均增長率近20%的往昔輝煌不太現實，但旨在超越全球國際旅游的平均增長水平（目前為4%）應是我們必要的奮斗目標。“十二五”期間游客量的反復“下降”或“停滯”透露出衰退走向，入境旅游的振興勢在必行。鑒于當前我國對國內旅游的“井噴式”增長已然應接不暇，集中有限資源瞄準一個小的市場切入點應是最佳振興途徑。本文即以美國消遣游客市場為例，探尋我國入境旅游市場振興上的精準目標市場識別問題。
美國游客被選作案例人群，原因如下：首先，作為經濟最發達和出境游歷史悠久的國度，美國公民的價值取向和需求態勢對我國主要客源國（如韓國、日本）具有顯著示范效應，可充當我國整體入境旅游發展的預測符。事實上，近10年來美國游客的訪華狀況與我國亞洲客源在變化趨勢上非常接近（如圖1所示，亞洲市場因為規模更大，反應更顯靈敏一些）。其次，美國本身也是我國的第3大客源國和遠程旅游市場開拓的重心，其當前訪華市場遭遇的發展瓶頸恰似我國整體入境市場的一個微縮寫照：如年均訪華美國游客增長率同樣從早先的10%以上下降到0.8%（2011―2015年）[3]。因此，針對美國游客所思考和開發的營銷舉措預期將具有全局性指導意義。
1 相關文獻綜述
1.1 促成最大化訪問增長的Plog心理類型理論
心理類型不同的游客對目的地代表具有不同含金量的市場，這一共識反映在國內外諸多關注游客心理特征的研究中[4-7]，但唯有Plog心理類型理論最為全面、系統地闡釋了“游客心理特征?目的地興衰變遷”的內在聯動機制。該理論的提出源于1967年Plog市場調查公司對美國航空業開展的國家范圍樣本調查，發現了決定顧客行為差異的“冒險傾向（venturesomeness）”概念。應用此概念，Plog將每個美國顧客劃入反應不同冒險傾向程度連續鏈的一個特定位置，形成了冒險型（venturer）、近冒險型（near venturer）、中間型（mid-centric）、近依賴型（near dependable）和依賴型（dependable）5個心理細分市場，以中間型的規模最大（近60%）。其中，冒險者（4%）綜合展現出所有積極方面的心理特質，依賴者（2.5%）則與消極特質緊密相聯[8]，其他細分市場的心理特性由其命名與這兩個極端人群的關聯度所鮮明詮釋。
Plog認為，目的地興衰變遷的奧妙就在于伴隨旅游設施開發不斷升級，其產品的獨特性和冒險價值發生了轉變，進而使吸引人群從冒險型悄然轉變為近冒險型、中間型……直至最終轉變為依賴型。當越過心理曲線中點，目的地的客源基礎徹底轉變成依賴型一方時，衰退便出現了[8]。這是由各心理細分市場的規模大小和心理曲線的影響方向無從更改所致。
該理論的核心在于其強調基于選擇性吸引的系統規劃是決定目的地走向衰敗/多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Plog公司的大量調查顯示，與其他人群相比，冒險類游客具有一些特別積極的消費特征，如出游頻率高、參加活動多、人均花費多[8]。近年的一項研究甚至發現，冒險者在一系列忠誠維度上的得分不低于（甚至超過）依賴者[9]，打破了認為其缺乏忠誠的傳統假設。鑒于客源基礎變化是目的地興衰的根本原因，Plog明確指出，對于游客來源轉向依賴型一方的目的地，若要延緩其日益衰退的發展趨勢，就應瞄準吸引近冒險型游客中的某一核心人群。因為這種定位具有最廣闊的吸引面，能擴及影響曲線中規模最大的一批人群（近40%，即近冒險型?中間冒險型）[10]，實現游客來訪量的逆轉性增長，即“最大化訪問增長”。借鑒該理論，通過識別、接觸和說服這一核心人群產生訪問行為，目的地便能借助一個小的支點撬動規模龐大的大眾市場跟隨來訪，即在拓展游客規模上實現事半功倍的“杠桿效應”。
1.2 目的地市場細分
當前對目的地市場細分方法的分類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按細分結果的來源分為前驗法（priori approach）和后驗法（posterior approach）[11]。前者根據研究者的常識性推斷主觀地分割市場，而后者的細分結果源于數理統計分析。二者亦可聯合使用，以前驗法作為更深入的后驗法的應用基礎。另一種是按使用細分變量的數目及涉及階段劃分為“單階段”、“二階段”和“多階段”方法，分別對應使用1個、2個和3個以上的細分變量[1]。為獲得更精準的細分效果，本文的細分設計綜合包含了這兩種分類方法的元素，即在整體的多階段細分框架下涵蓋對“前驗法”和“后驗法”的次序性運用（圖2）。
在細分變量的選擇上，旅游學者經歷了從早期集中使用社會人口統計變量、到轉而強調心理特征（psychographics），再到現今注重聯合使用多細分變量來實現多重目標[12]。新的細分趨勢是先以某“高預測力”變量為核心細分基礎，再對其細分結果應用若干次級重要的變量輔助勾勒群體特征。本文也遵循這種前沿的綜合性理念，且在細分市場生成上應用“雙核心變量”做了更精細的二次細分。首先，Plog的“冒險傾向”概念被選作第1個核心細分變量。盡管“動機”（或稱“尋求利益”）是被學者們使用最多的心里細分變量[13]，但它對特定人群的劃分結果易隨目的地、決策情境和時尚潮流等因素的改變而改變，缺乏穩定性。相反，“冒險傾向”的分類結果則有跨地域、跨文化和跨情境的穩定性，因為人的個性極少或僅微妙地發生變化[14]。此外，該變量還有一個獨特功效。因各利益相關者對吸引游客的主張不同，目的地官方在組織聯合營銷時始終面臨目標市場應如何取舍的難題[15]。繞開這一固有爭議，Plog強調吸引有最大化訪問增長潛力的冒險類人群，則便于以“把整體蛋糕做大”的思維惠及所有利益實體。
然而僅依據Plog理論作細分也存在不足。如有學者指出，這種傳統的理論推斷分類法并非真正調研意義上的市場細分，因為其結果不是數據驅動的[16]。盡管本文采取基于數據的“前驗分類”[17]來盡量彌補此缺陷，但僅根據整體心理特質的市場細分無法啟發精細化營銷和管理工作的開展。本研究的一個重要目標和特色就是要以更流動和分化的視野厘清特定心理細分市場（即近冒險型群體）內部的深層需求差異，基于細微但有顯著營銷價值的差異點精準識別目標吸引對象。目標市場挖掘得越深入，越利于目的地全面發揮自身的資源和管理優勢、提高營銷預算利用效率、與競爭者形成深度區分。這就需要應用更具體的需求特點做二次細分。如果此細分變量恰恰是“現實行為”本身，則不僅有利于提高研究效度，更能為目的地產品開發和服務傳遞提供切實有效的指導。基于這種考慮，“活動參與（activity participation）”被選作本研究的第2個核心細分變量。作為一個行為導向的細分基礎，它已在大量情境下被應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18]。應用該變量產生的細分結果可揭示抽象動機下的現實行為組合模式，為模糊心理傾向的有形化分解提供了指向。此外，由于該變量是個體利益相關者偏愛的細分基礎[12]，將其納入還有利于使目的地官方的宏觀策略制定最大限度地與利益相關者觀點相契合，打造精誠團結的聯合營銷。最后，為促成有效營銷接觸，按照旅游市場細分研究的慣常做法，在第3個細分階段更多變量被用來輔助勾勒群體特征。
2 研究方法
2.1 抽樣和數據收集
本研究是關于中國國際旅游定位整體研究的一部分，其具體目標為通過多階段細分識別對未來瞄準美國近冒險型消遣游客市場最有價值的人群。這里的“消遣游客”是對國際旅游研究專業術語“leisure traveler”的中文翻譯。國際研究中對“消遣游客”的理解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將旅游者分為3類：消遣游客、商務游客和探親訪友游客；廣義上，則將旅游者總體上分為兩大類：消遣游客和商務游客，其中，消遣游客已包含了以探親訪友為目的的群體。這兩種分類法在大多數英語國家（如美國）的旅游官方統計報告中清晰可見。本文采取廣義的理解法，將 “消遣游客”操作化為：除了因公出差的商務目的外，基于任何旅游動機在我國大陸目的地停留2日以上（含2日）、年齡超過18周歲的美國公民。
調研于2015年3月至4月在中國內陸7個海外游客吞吐量最大的國際機場開展。樣本規模由“置信區間法（confidence interval approach）”確定[19]，即總體變異率設為50%，在95%的置信區間和1.96的標準誤下所需樣本規模為385人。假設問卷反饋率為75%，不可用率為10%，共需招募593名（385/0.65）游客。因本文涉及對近冒險型游客再做第2次細分，為保障所得細分市場的規模，實際共發放問卷2400份（≈593/0.4，保守估計1/4的樣本為近冒險者）。
抽樣過程分為兩階段。首先，為消除游客及資源類別的地域偏差，開展涵蓋中國內陸國土7大區域（即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西北、西南）的全范圍比例分層抽樣（proportionate stratified sampling）。各區域內最重要的一個國際機場被繼而選作具體抽樣點。“層次子樣本規模”由各區域的美國游客接待量占全國總量比例來確定。接下來是通過系統性隨機抽樣（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來選擇個體樣本，采樣間隔由飛往美國航班的平均容客量和登機率計算得出。由受雇大學生在候機室對接觸到的每個第5名待返回本土的美國游客進行招募，向其陳述調研目的、方式等信息，發放自填式問卷。首先考查年齡、訪華目的和停留時間3個篩選性問題，遇到不符合條件者跳過，從下一名合適游客起繼續實施5間隔的隨機抽樣。一套中國的風景明信片被贈送來激勵游客參與。
2.2 問卷
整體問卷包含涉及目的地競爭性定位的諸多問題，其中3部分與本研究具體相關。（1）“冒險傾向”測量。本文采用直接描述旅游情境下具體冒險行為的此類量表，融合了Weaver開發的10題項[9]和筆者補充的2個描述紀念品偏好和支出心態的題項，共12個題項。被訪者需在5點李克特量表上圈出他們對各題項陳述的同意程度，其中1=強烈不同意，5=強烈同意。（2）“活動參與”測量。探尋被訪者在此次訪華期間是否參加過以下28種消遣活動中的每一種。活動列表來源于對先前活動細分文獻的回顧和對主營入境游業務旅行社員工的深入訪談。（3）社會人口統計特征和旅游特征測量。其中的“訪問動機”量表包含提煉的7個最適合當前情境的推力因素。為更清晰地展示動機的不同重要性，要求被訪者只從中選出他們最關鍵的3個訪華原因。美國游客在華的總體支出費用和停留天數分別由開放式問題來請求游客填寫。為確保獲得真實和足夠多的反饋，培訓調查員在介紹研究時要特別強調其保密性和僅用于學術目的，并坦言這兩個問題對研究的重要性。預測試于2015年2月對180名到訪上海的美國消遣游客開展。問卷初稿據此作了微小的措辭和發放程序修改，并證實了各量表均具有良好信度（Cronbach’s alpha值均超過0.70）[20]。主要變量的具體問卷題目見表1所示。
2.3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包括4個步驟。第一，計算被訪者對12個冒險傾向題目的評分總數，以人為設定數值距離將全部樣本劃分為Plog描述的5種心理類型。第二，聚類分析，根據游客參與活動的相似和差異性將近冒險型群體進一步劃分為若干個子細分市場。采用經典的二階段聚類法，即：首先通過將個體兩兩合并成單一集群的層次聚類法（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識別恰當的細分市場數目，再以指定的聚類數實施快速聚類法（K-means cluster analysis）重新調整個體歸屬。第三，應用一系列χ2檢驗對各子細分市場的社會人口統計特征和旅游特征進行描繪并比較。第四，對識別出的每個子細分市場應用經濟價值組合矩陣（economic value portfolio matrix）[21]分析其可盈利性，指導目標市場的選擇。
3 研究發現
3.1 基于數據的前驗細分結果
因樣本中冒險傾向量表的實際取值范圍為14～58點，設組間距為8，則可分別用14～22點（依賴型）、23～31點（近依賴型）、32～40點（中間型）、41～49點（近冒險型）和50～58點（近冒險型）的得分者來分別表征Plog的5種心里類型群體。實際回收可用問卷1680份，其中，近冒險者為507人，占30.2%。樣本呈現出中間型游客數目占比最大（34.5%）的偏態分布模式，說明中國作為一個目的地當前最主要是被中等冒險程度的美國游客所青睞，已成為成熟的旅游熱點地域。盡管具體數據無從比對，但可以確定這與Plog早年對中國作目的地心理類型定位的結果[8， 22]已發生根本改變。因為前兩次研究都是鮮明地將中國界定為美國近冒險型游客的天堂。不過從全球范圍看中國并非轉變迅速的國度，因為非洲和一些南太平洋國家（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在2001年研究時就已從1974年的冒險型目的地變成了近冒險型（中國在兩種心理類型間的轉變則經歷了約40年）[22]。需指明的一點是：目的地的心理類型定位是因客源市場而定的，即當前研究對中國成為中間型目的地的判定是特指美國市場的情況。事實上，如果參照對象變成了亞洲近程市場，中國可能已進入近依賴型、甚至依賴型階段，而對于南美洲國家則可能尚處冒險型。
整體上看，本文關注的近冒險型游客表現出此類人群的典型特征，即：女性略多（56.8%），多為年齡、學歷和收入均偏高的人士（45歲以上者占54%，本科以上學歷者占71.2%，60.2%的人年收入超過6萬美元），旅行經驗豐富（44.4%的人在過去2年內旅行5次以上），更偏好以散客方式自由出行（66.5%），在目的地停留時間較長（平均13.8天）。
3.2 基于活動參與的子細分市場識別
對近冒險型游客的聚類分析識別出4個基于活動參與的子細分市場。刺激性戶外活動最適合用來界定“聚類（cluster）1”（63人，12.4%）的活動域，因為其在該市場中的平均參與率顯著較高，如水肺潛水、皮艇等水上冒險活動（73%）、攀巖（57.1%）、蹦極（52.4%）、滑雪（42.9%）、溪流下降（39.7%）等。該市場同樣對騎馬、騎自行車/遠足、打高爾夫/網球等普通康體活動有較高參與熱情，最排斥文化類活動，故被命名為“戶外刺激體驗者”。 “聚類2”（205人，40.5%）是規模最大的市場，他們主要對大眾休閑娛樂活動感興趣，如訪問風景地標（100.0%）、觀光（93.2%）、購物（91.2%）、訪問游樂場/主題公園（89.8%）、鄉村度假（85.4%）等。對文化類活動也有一定參與率，但刺激性戶外活動則明顯與其悠閑輕松的心理訴求不相符，故“休閑娛樂追求者”是對他們的貼切詮釋。“聚類3”（143人，28.2%）是顯然的“文化探求者”，因為他們對典型文化活動有極高參與率，如民俗表演（100%）、訪問博物館/畫廊（100%）、參加節事活動（98.6%）、游覽名勝古跡（97.9%）、古鎮/古村落旅游（96.5%）等。其他參與率高的活動也都具有文化反映性，如品嘗當地美食。“聚類4”（96人，18.9%）除了在訪問風景地標上的參與率達到了100%外，其他活動基本上都是中等程度的參與率。他們的平均活動參與數目最多，不特別熱衷、也不特別抵觸哪類活動，故“興趣廣泛者”應是對他們的一個適當界定。
3.3 基于多變量的子細分市場特征描繪
χ2檢驗發現了聚類成員在社會人口統計特征和旅游特征變量上的一系列顯著差異。社會人口統計特征中，年齡、雇傭程度和年收入充當了顯著的差異符。旅游特征上，聚類成員在除“出游模式”外的所有變量上都表現出顯著差異。此外，一個出乎意料的發現是在訪問動機方面，“文化探尋者”對“文化學習/開闊視野”題項并沒有表現出相對于其他市場的絕對性重視，而且，就該游客群體匯報的訪問動機而言，消遣和康體才是他們的核心述求。表2對各子細分市場的綜合特征進行了匯總。
3.4 目標市場識別
本文基于最大化游客訪問增長的目的進行細分方法和吸引方案的選擇。在確定目標市場上，因近冒險者杠桿效應的發揮需經歷一段時間，保障目的地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盈利性至關重要。因此，通盤考慮目的地的發展局勢，“經濟吸引力”在此應是一個合適的選擇基礎。這里采用Lee等的“經濟價值組合矩陣”[21]。其優勢在于通過整合“經濟產出（economic yield）”和“獲利效率（the efficiency of generating profit）”兩個維度從利潤結構的角度揭示各細分市場的真實經濟潛力。“經濟產出”即一個市場所能為目的地帶來的經濟收入總和；“獲利效率”則是在參照了一個市場在目的地停留時間因素后衡量其相對獲利能力，即停留時間越短、經濟產出越高的市場獲利效率就越高。
本文根據全部美國游客“每人每天平均支出”和“平均停留天數”數據的交叉點構建包含4個象限的經濟價值矩陣，將每位游客歸置在1個特定象限之內，為其分配1個“SSI指數（stay-spend index）”。SSI-1代表“首選市場（priority market）”：即總體經濟產出最大，獲利效率也相對較高。因冒險類別游客具有較強的資源保護與管理合作意識[9]，延長其停留時間預期將為目的地帶來更大的綜合效益，故筆者認為具有如上屬性的市場在本情境下應屬“首選市場”。SSI-2代表“有利市場（favorable market）”，即總體經濟產出較大，同時獲利效率最高，表現為在短期內集中消費目的地資源。SSI-3代表“低價值市場（low value market）”，因為盡管其獲利效益較好，但總體經濟產出量最低。SSI-4代表“后備市場（back-ups）”，其獲利效益雖然偏低，但因為停留時間較長，總體經濟產出還是可觀的。
各子細分市場的經濟潛力由其SSI指數構成和整體市場規模所決定（表3）：興趣廣泛者的SSI組合尤其引人注目，來自首選市場和有利市場的游客分別占52.1%和29.2%。但該群組的規模較小（18.9%），預期整體經濟價值并不顯著。休閑娛樂追求者規模最大，但該群組中有數目較多的游客被歸入低價值市場（24.4%），且其所占首選市場者的比例是最小的（僅為18%）。戶外刺激體驗者在各SSI指數分配上沒有顯著差別（都在20%左右），且規模最小（12.4%），亦不具有可塑性。作為目標市場的機遇落在了規模第二大的文化探求者身上，它同樣擁有較良好的盈利組合，因為屬于首選市場和有利市場的游客合計占到84.7%。盡管其后備市場的比例最小，但以上特點足以支撐它作為瞄準對象在未來較長時間內所能帶來的龐大價值回報。
4 探討
4.1 管理啟示
本文基于Plog的心理類型理論，為識別美國近冒險型消遣游客市場上對訪問增長具有杠桿功效的核心人群提供分析指導。文化探求者這一子細分市場被發現最具未來精準性營銷潛力。需注意，該市場是本研究中唯一一個在參與活動與實際動機上發生錯位的，其要求更加獨特和定制化的吸引方案。典型文化游客的動機被認為是豐富知識，或基于遺產個人關聯性和思鄉情結的情感介入[23-24]。但在本研究中這只是被排位第3的動機，遜于放松/舒適和身體康健，同時自尊/社會地位提升也發揮較大作用。這是否意味著近冒險型文化游客屬于一些學者所界定的“非驅動型（unmotivated）”文化旅游參與者[24]？當前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游客最關注的并非文化活動的質量和深度，而是與此相伴的輕松歡愉和體力鍛煉。對他們而言文化或許是一種“軟冒險”，是其探索多樣化世界和異域差異性的有機組成部分。可能因為他們年事已高，又具有鮮明的社會動機，才選擇了這種內涵較強的替代性冒險活動。就吸引這類人群而言，首先要維護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因為這就意味著神秘和陌生感，也是促發他們以此作為冒險元素的根由。其次，文化景點的常規項目設計必須通過“活動編排（programming）”注入一些新亮點[1]，提供其所需要的趣味性、參與性、能動性和挑戰性。另因該市場并非堅定的文化熱衷者，嫁接一定知識/社會地位符號的大眾休閑康體活動亦可能對其產生吸引力。
4.2 理論啟示
本文對當前目的地市場細分文獻有如下兩個方面理論啟示。第一，文章證實了“冒險傾向”和“活動參與”是兩個可被次序使用的有效細分變量組合。長久以來在目的地細分變量的選擇上，Kotler提倡的“綜合法”[25]，即以多個補充變量驗證基于1個核心變量的細分結果被廣泛采用。Morrison的“階段法”[1]卻極少被實際應用，盡管普遍的研究邏輯暗示著多核心變量的細分效度會優于前者。在當前研究設計下，兩個核心變量的各自優勢都得以發揮。僅著眼微觀舉措的市場細分無法回答“目的地最可能和最應該吸引何種類型的游客”這一根本問題，故“冒險傾向”被運用來通過“游客選擇”操控目的地生命周期演變。“活動參與”是對心智模式的外在反映，可幫助厘清深層需求差異驅動下各子細分市場的產品消費取向。它最利于識別當前產品的市場占有率、需求匹配度、競爭性定位、譜系完善性及未來開發著眼點。對兩個變量的整合實質上是需求方消費者內心世界和供給方產品特點的有機鏈接，為“需求-產品”對應關系提供了更細致、清晰的解讀。
第二，通過多階段細分，本文揭示了對近冒險型游客市場進行深入探究的必要性。以往學界僅關注純粹意義上的冒險類游客，即那些熱衷于高體能消耗的身體冒險性戶外活動、排斥常規旅游項目的游客群體。但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狹窄的需求層面。規模更大、更具吸引價值、與大眾市場關系更緊密的近冒險型群體被普遍忽視。與習慣性認識不同（即認為近冒險者會表現出與冒險者相似的行為特點），本研究發現參加“硬冒險活動”的個體在近冒險者中的實際占比非常小（12.4%）。絕大多數近冒險者都是在類似大眾旅游取向的休閑、游覽活動中調節身心、與親友歡度時光。這支持了Weber對冒險旅游與特定情境和風險維度相關性的剔除，即需要更加綜合和多維的冒險旅游概念界定[26]。
近冒險型游客在很多消遣活動的選擇上已近似大眾市場，但在實質動機、所需的活動組合與提供方式上又有其特性，且其內部又可分化出具體需求指向和活動程度各異的若干子細分市場。這支撐了它作為一個要求獨特關注、研究的新需求層面。而且，鑒于近冒險者的較強環境意識及對大眾市場訪問的杠桿作用，深化對其的研究有可能成為目的地有效鏈接冒險市場與大眾市場、實現可持續發展與業務量增加共生、并存的突破口。
4.3 局限和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第一個局限是在“冒險傾向”測量上主要采用了Weaver量表，因為這是當前可接觸到的、最全面的非抽象量表。然而，該量表的“心理質量（psychometrical quality）”很大程度上未被檢測。故未來學者應致力于開發更加有效、可信和具有可推廣意義的冒險傾向量表。第二，本文使用的是將個體分配到固定組群的傳統細分方法。一些學者認為這種做法掩蓋了多重動機和活動偏好的真實消費環境，細分市場間可能并無互斥性[27-28]。因此，未來研究可將“重合性細分（overlapped segmentation）”方法和本文的細分變量組合設計相融合，更貼切地描述游客消費圖景。第三，本文的活動細分基于的是當前我國所實際提供的各種活動。但事實上，若通過先期定性研究增添一些游客感興趣、但尚未開發的新活動項目，將更利于發掘未來市場開拓或競爭致勝的立足點。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Morrison A M. Hospitality and Travel Marketing （the 4th Edition） [M]. Albany， NY： Delmar Publishers Inc， 1996： 207； 392； 396.
[2] 2010-2015 inbound tourism statistics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China’s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EB/OL]. http：///zwgk/lysj， 2016-03-28. [國家旅游局官方網站2010年―2015年入境旅游統計信息[EB/OL]. http：///zwgk/lysj， 2016-03-28.]
[3] 2010-2015 inbound US tourists statistics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China’s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EB/OL]. http：///zwgk/lysj， 2016-03-28. [國家旅游局官方網站2010年―2015年美國入境游客統計信息[EB/OL]. http：///zwgk/lysj， 2016-03-28.]
[4] Jamal S A， Othman N A， Muhammad N M N.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Psychographics in homestay tourism in Malaysia [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1， 28（1）： 48-61.
[5] Veisten K， ViderHaukeland J， Baardsen S， et al. Tourist segments for new facilities in National Park areas： Profiling tourists in Norway based on psychographics and demographics [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5， 24（5）： 486-510.
[6] Yu Yong. Probe into the features of the tourists’ consumption psychology to forest park under the age of the experiential economy [J]. Journal of Shaanxi Administration School， 2008， 22（1）： 68-70. [余勇. 體驗經濟時代森林公園游客消費心理特征探討 [J]. 陜西行政學院學報， 2008， 22（1）： 68-70. ]
[7] Liang Zengxian， Dong Guanzhi. A study on tourism psychological capacity of theme park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J]. Human Geography， 2011， （2）： 139-143. [梁增賢，董觀志. 主題公園游客心理容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1， （2）： 139-143.]
[8] Plog S C. Why destination areas rise and fall in popularity： An update of a Cornell Quarterly classic [J].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1， 42（3）： 13-24.
[9] Weaver D B. Psychographic insights from a South Carolina protected are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2）： 371-379.
[10] Plog S C. Leisure Travel： A Marketing Handbook[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Hall， 2004： 87.
[11] Dolnicar S. Beyond “commonsense segmentation”： A systematics of segmentation approaches in tourism[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4， 42（3）： 244-250.
[12] Tkaczynski A， Rundle-Thiele S R， Beaumont M. Segmentation： A tourism stakeholder view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2）： 169-175.
[13] Frochot I， Morrison A M. Benefit segmentation： A review of its applications to 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00， 9（4）： 21-45.
[14] Griffith D A， Albanese P J. An examination of Plog’s psychographic travel model within a student population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6， 34（4）： 47-51.
[15] Pike S. Tourism destination branding complexity [J]. 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 2005， 14（4）： 258-259.
[16] Johns M， Gyimóthy S.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prediction of tourist behavior： The case of Bornholm， Denmark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2， 40（3）： 316-327.
[17] Dolnicar S. Insights into sustainable tourists in Austria： A data based a priori segmentat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4， 12（3）： 209-218.
[18] Mumuni A G， Mansour M. Activity-based segmentation of the outbound leisure tourism market of Saudi Arabia [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14， 20（3）： 239-252.
[19] Burns A C， Bush R F. Marketing Research [M]. Englewood Cliff， NJ： Prentice Hall， 1995： 68.
[20] Hair J F，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et al.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with Readings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1998： 202.
[21] Lee G， Morrison A M， O’Leary J T. The economic value portfolio matrix： A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tool for destination marketing organization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4）： 576-588.
[22] Plog S C. Why destination areas rise and fall in popularity [J]. Cornell Hotel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974， 14（4）： 55-58.
[23] Poria Y， Butler R， Airey D. Clarifying heritage tourism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4）： 1047-1049.
[24] Yan G， So S-I， Morrison A M， et al. Activity seg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ritage tourism market to Taiwan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12（4）： 333-347.
[25] Kotler P， Bowen J， Makens J. Marketing for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he 2nd Edition） [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8： 332.
[26] Weber W. Outdoor adventure tourism： A review of research approache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2）： 360-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