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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鄉村治理路徑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 就業質量 城市化
一、河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后就業質量狀況
（一）收入水平相對較低
據資料顯示，截至2011年末，河北省農村轉移勞動力月收入突破兩千元，達到2122元，同比增加523元，增幅32.7%。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則為18292元，同比增長12.5%，這種明顯的收入差距將更刺激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非農部門的轉移。
（二）從事職業社會地位較低
目前，河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不斷下降，據相關數據顯示，1990年河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第一產業從業率為75.5%，而2010年則下降到49.1%。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部門，但卻從事著較為單一，并且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體力勞動行業。
（三）工作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相對較差
由于知識水平和技術水平的限制，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難以適應非農部門技術技能性要求較高的崗位，從而主要從事建筑、服務等體力勞動為主的行業，由于此類行業一般就業周期較短，難以提供長久的工作崗位，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工作多具有臨時性，體現為階段性就業和兼業轉移等形式，這樣的就業形式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在擇業的時候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同時雇主對其雇傭也存在較大的隨意性，致使農村剩余勞動力難以保證他們在城市長期、穩定的生活。
（四）勞動權益及社會保障相關制度不夠完善
農村剩余勞動力游離在現有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在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層次更是基本未涉及到。一部分企業或雇主不為進城務工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繳納社會保險費，務工人員或者面臨沒有保障的工作環境，合法的勞動權益得不到相應的保障，或者只得自行參加社會保險，而企業或雇主則將社會保險費負擔轉嫁給勞動者個人，形成了超額利潤，加大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勞動者更為貧困，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難以從城鄉不平等制度和現實中脫離出來。
二、河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后就業質量低水平的影響因素
（一）受教育程度
據河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文化水平調查數據顯示，河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小學文化及未上學人口比重約占22.3%，初中水平的約占61.3%，高中及以上的約占16.4%，調查顯示河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這也導致務工者對城市技能性要求較高的行業的接受和學習能力都相對較差，就業渠道相對狹窄，只能從事一些勞動強度大且危險性相對較高的工作，更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后工作形式單一，加劇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部門轉移就業形勢的惡化。
（二）職業技能培訓狀況
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專業技能性較差，對城鎮技術性強的工作崗位難以勝任，難以滿足用人單位的技術性需求，從而導致雖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卻仍存在“用工荒”的現象。
（三）政府職能的缺失與錯位
首先，政府部門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長效管理機制還尚未建立起來，相應的服務體系和保障機制都不夠健全，農村剩余轉移勞動力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其次，政府對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的宣傳和扶持力度仍需加強，為轉移勞動者提供更多的專業性、技術性的培訓機會；另外，政府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經濟保障政策仍較為欠缺，職業病危害和拖欠農村轉移勞動力工資事件屢有發生。
三、提升河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質量的路徑選擇
（一）加大技能性專業培訓力度
首先，建立農村職業培訓與勞動力轉移的銜接機制，實行技能培訓、就業介紹、就業后管理為一體的一條龍全程服務；其次，加強培訓的針對性和適用性，擴大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渠道；再次，應加強對成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繼續教育，通過發揮政府職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穩定、長期的技能培訓機會；另外，應加強對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教育，提高農村人口整體文化素質，為農村人口就業做好鋪墊。
（二）提升農村剩余勞動力社會融合度
首先，應深化傳統戶籍制度改革，政府放寬并支持農村人口進城落戶安家，實現城鄉一體化建設；其次，完善并加強農村轉移人口相關權益和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切實保障農村轉移人口相關權益的實現，提升轉移人口“主人”的心理狀態和實際地位；再次，加快河北省農村的城鎮化建設，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將第一產業與第二、三產業有機結合，推進農業產業化，以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拓寬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渠道，創造更多適合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工作崗位。
（三）完善農村剩余勞動力社會保障制度等相關配套機制
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和生活保障是提升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質量的一個重要舉措。首先，應加強法制建設，為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合法勞動權益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用法律手段來規范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再轉移，以及相應的報酬、保障及轉移接續等問題，并加強宣傳，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自身的維權意識；其次，健全并完善農村轉移勞動力社會保障體系，落實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基本保障問題，尤其是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把農村剩余轉移勞動力在非農部門的成本和風險降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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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美麗中國；生態文明；農村社區治理
黨的十報告中明確提出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強調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重點突出生態文明理念，美麗中國觀念逐漸深入每一位中國人心中。而農村社區治理是建設美麗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全面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才是真正推動美麗鄉村建設、美麗中國建設的深刻內涵。
一、美麗中國與農村社區治理的關系
美麗中國是黨的十報告首次提出的一個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向全世界正式表明了中國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立場。黨的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做好生態環境建設工作，同時也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中國社會發展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在中國面臨生態環境嚴重破壞、自然環境嚴重污染的情況下，美麗中國概念的提出意味著中國在未來發展過程中需要建設出一個“天藍、地綠、水凈”的良好生態發展環境。美麗中國指的是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人與社會的協調，需要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以及社會建設等各個方面中充分融入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在我國城市化建設進程不斷加速的過程中，農村社區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必須從理念和發展模式上來推動鄉村治理的改變，在此過程中產生了協同治理、簡約治理、為民服務的合作治理等多種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這些理念為新時代下我國農村社區治理提供了新的啟發。而農村社區治理并不是僅僅將關注的重點放在生態保護方面，農村社區治理不能犧牲農村經濟發展機遇，而是要從根本上推動農村經濟、文化、基礎設施等建設的全面發展，以此來確保實現美麗鄉村建設任務，真正有效兼顧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發展。
二、基于美麗中國視域下農村治理面臨的問題
（一）生態環境嚴重破壞。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農村人口規模的擴大，農村經濟、鄉鎮工業也隨之興起，導致資源出現過度利用。而農村地區生態環境本身比較脆弱，資源相對比較緊缺，在這種形勢下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而極低的資源利用率也加劇了環境污染。例如土地過度利用使得農業用地急劇縮減，土質變差，農村用地出現了嚴重退化。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使得工業化逐漸轉移向農村地區，農村用地被大量占用，耕地面積急劇減少，各種森林資源的亂砍濫伐使得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另外，我國農村地區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工業化程度在不斷提高，環境污染程度也日益嚴峻；而農業經濟本身發展也會因為農藥、化肥、地膜等的大量使用造成自然環境污染。廣大農民生活質量和幸福感都處在低點，這也是美麗鄉村建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二）村民參與程度低。基于美麗中國視域下的農村社區治理需要農民能夠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能夠發揮出自身的力量為農村社區建設提出更加有意義的建議，同時還要對農村社區建設提供監督，這樣才能推動農村社區34農村?農業?農民2021.4BShehuizhili社會治理治理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從當前農村社區治理的現狀來看，村民在參與深度和廣度方面都相對較低，這直接會影響農村社區治理成效。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制度層面的缺失，農村社區治理過程中對于村民參與制度、民主監督制度、利益表達制度等方面的建設比較落后，直接影響了農村的參與；二是作為農村治理主體的農民，本身文化素質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限制其參與到農村治理中。（三）專業治理人才缺乏。基于美麗中國視域下的農村社會治理需要各專業領域專業人才發揮出帶頭作用，但農村社區相對比較復雜。近年來，我國大力鼓勵畢業大學生參與到農村建設中，可新畢業大學生由于缺乏社會經驗，且很多大學生將農村工作作為日后發展跳板，并不能真正扎根農村來作出貢獻。這就導致了農村社區治理缺乏人才的支撐。
三、基于美麗中國視域下的農村社區治理路徑
（一）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對于農村社區治理來說全面推動經濟發展、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提升農民收入是其核心問題所在。首先，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應該因地制宜，全面推動符合市場需求發展的經濟作物。充分發揮出資源優勢以及農業技術優勢，強化農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科技投入，讓農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科學技術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其次，農村各地全面推出特色農業經濟產業，以當地特色農產品為主，推出農產品深加工、旅游農業、綠色餐飲等產業發展模式。最后，要徹底扭轉農村傳統模式下粗放式的生產方式，逐步向著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產業鏈方向發展。（二）健全法律法規。農村社區治理必須不斷健全法律法規。首先，需要結合農村治理中凸顯出的關鍵問題針對農村社區治理中所需的各項法律法規制度進行逐步完善。其次，要保障法律法規建設的有效性以及法律法規的執行。最后，政府職能部門要依據法律法規不斷強化農村建設治理監管，將相關法律法規制度進行嚴格落實，對村民的環保行為進行積極引導，最大限度避免工業生產對農業用地以及農村水資源造成污染，徹底扭轉傳統農村發展過程中所造成的臟亂差現象，同時也要對工業化城鎮污染向農村地區轉移進行嚴格控制。另外，相關法律法規在保障農村發展的同時也要具有一定的預見性。（三）強化農民主體意識。農村社區建設的主體仍然是農民，在農村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需要充分調動起農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真正將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作為農村生活和農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政府部門應該將農村建設過程中的主導角色逐步轉變為引導，通過不斷強化農村日常管理工作來為村民創造更多的參與機會，并通過強化宣傳來積極培育農民的參與主體意識；同時還要通過充分確保農民的參與權、監督權以及表達權來進一步拓展村民的民主參與渠道。（四）強化人才隊伍建設。人才隊伍建設是農村社區建設面臨的一個重點和難點，在當前的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仍然存在難留住人才的問題。因此，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逐步強化農村地區的人才隊伍建設。一是逐步強化高效培養，可以在各大高校設置相關專業，有針對性地為農村地區輸送高素質專業化人才。二是針對農村地區加強實踐性人才培養。在農村地區除設置村干部和基層管理人員選拔制度外，還應該進一步增設相關管理服務崗位，全面提升農村地區的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水平。政府部門也應該逐步加大財政方面補貼，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為農村地區人才發展建立起更加公平的發展機制，這樣才能為農村吸引更多人才。
四、結語
綜上所述，基于美麗中國視域下的農村社區治理要從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健全法律法規、強化農民主體意識、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等幾個方面進行逐步強化，以此來促進農村社區治理實現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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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治效能感 政治參與 鄉村治理 村民自治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9-042-03
我國的鄉村治理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領域，學者鄧大才認為，研究中國鄉村治理的范式主要有三種：結構主義、理性主義和文化理論。這些研究成果紛繁，但并沒有重視農民個人及其心理的作用。本文認為從政治效能感的角度看鄉村治理，從農民視角出發，沿著“文化――心理”這個研究路線，將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相結合，并探討二者的關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內涵
1.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內涵。最早對政治效能感進行界定的學者是坎貝爾，他認為，“所謂政治功效感，意指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于政治過程必定有或者能夠有所影響的感覺，亦即個人認為履行公民責任是值得的。”繼坎貝爾之后，學者們的研究使得政治效能感的內涵逐漸豐富與完整：政治效能感是一般民眾對自我政治能力和對政治客體回應自身需求的主觀感知。
將這一概念置于鄉村治理中，即得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內涵：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村民相信自己能夠作用于鄉村公共事務，會對治理過程產生影響，并且認為村民委員會、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會對村民的訴求有所回應的一種主觀感受和能力判斷。
村民政治效能感可分為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指村民認為自己能夠參與到鄉村治理的過程中，相信自己能夠對村委會、政府官員、鄉村政治事務及政府行為施加影響。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則是指村民對村委會、政府部門以及相應的政治活動對村民的利益、訴求予以重視并有所回應的主觀感知。
2.鄉村治理的內涵。本文將鄉村治理定義為黨和政府、村民自治組織、廣大村民、其他社會組織或社會力量在平等參與、協商合作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多種形式，對鄉村公共事務進行協商管理的過程，最終保障村民合法權益，提高村民生活質量。
這一概念是對鄉村治理的理論詮釋，是一種理想狀態，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權力配置的多元性、過程的自主化均為治理的核心要義，多元主體的平等參與、談判、協商與合作管理是理想狀態的鄉村治理的關鍵詞。
（二）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治理，必需最重要、最廣泛的主體――村民的積極參與，這就需要、也必將導致村民政治效能及其各維度感呈現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村民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態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村民對政府、村委會以及政治事務的認知和情感，因此運用村民政治效能感這一面向來審視我國幾十年來鄉村治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二者的關系具體表現在：
1.鄉村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要求廣大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這就需要、也必將導致作為村民參與基礎的內在政治效能感呈現較高水平。
治理主體多元化是治理理論的首要內容，在鄉村治理中，村民作為最廣泛、最重要的主體，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是鄉村治理的首要要求。
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村民主動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基礎，同時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會在正常的參與過程中得到明顯提升。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的這一改變過程與強化理論非常相似。根據強化理論的作用機制，如果村民在協商過程中，能夠參與到對公共事物的治理中，并且能夠影響決策結果，那他們便增強了自身參與到農村公共事務的信心，這種正強化過程使得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提升;相反，在協商過程中他們的想法和建議得不到重視，那他們的挫敗感就會增強。所以，通過對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即可折射出我國這么多年鄉村治理的狀態。
2.鄉村治理權力配置的多元化要求外在政治體系必須對村民的訴求予以回應，這將導致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呈現較高水平，終至內、外在政治效能感達到均衡狀態。
治理理論提出了權力的多元化配置。鄉村治理理論的權力配置多元化承認了鄉村社會的私權力在公共事務的治理過程中發揮著國家權力不可取代的作用。公共權力的運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呈現出上下互動的雙向運行過程：既有村民自下而上的參與，以影響村委會和政府的決策進程，又有自上而下的重視與回應，村委會和政府對于村民的利益訴求予以回應，在互動中協調各方利益，實現對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這些反映在村民政治效能感上，均表現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偏高。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強調外在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結構方能完善。
3.鄉村治理過程的自主化要求、也必將導致村民更為熟悉村級地方政治環境，因而村民村級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政府級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才是鄉村治理的正常體現。
根據阿爾蒙德的理論，不同政治層級的公民政治能力感（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即相對于接觸較少或比較陌生的國家層次環境，在地方層次的政治環境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更高。因此，本文對政治效能感進行了層次劃分，根據我國村民政治環境背景，分為“村級”政治層級和“政府級”政治層級（村級以上的政治環境層次均認為是“政府級”）。同時，在更為熟悉的村級地方環境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應表現得更高。
二、村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
為了全面反映農村鄉村治理的基本狀況，文章從山西省北、中、南部選擇了7個村莊進行實地調研。這7個村莊有些是傳統型農村，有些是現代化新農村，有些處于過渡時期，經濟發展水平各異，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均不同，村莊的選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隨后，通過隨機選擇，在保證男女比例相當、家庭收入與教育水平等分布均勻的前提下，進入村民家中進行調查和訪談，最后共獲得802份有效問卷。基于已獲得的調查數據，通過運用spss軟件，分析村民政治效能的特征。
（一）村民總體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村民整體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4589（<2.5），處于中等偏低水平。
根據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相關理論，中等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最為合適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水平。然而我國村民政治效能感較低。而政治效能感作為剖析鄉村治理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鄉村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二）村民內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2中可以看出，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3955，處于中等偏低水平，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5108（>2.5），處于中等偏高水平，呈現“內低外高”特征。
這說明村民對政治系統的了解不多，認為自己對政治系統影響力不足，但同時又表現出對政府、村委會極高的信任和極強的依賴，期望他們重視并回應自身的需求。
從表3中可以發現，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較低，村民“影響型”政治效能感（2.3974）與“了解型”政治效能感（2.3940）基本持平，都處于較低的水平。
通常情況下，“了解型”的政治效能感是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知識儲備庫，是村民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動力基礎，數據調查的結果說明村民認為自己對規章制度、選舉程序、村委會運作方式不甚了解，對鄉村公共事務不甚關注。
“影響型”的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較高層次的政治效能感，體現行為意向的特征，會直接導致村民政治行為的發生。而表中數據表明村民對影響政府、村委會干部的主觀感知也不甚強烈，由此可推出村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不是很高。
從表4中可以看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較高。村民“重視型”（2.5787）明顯高于“回應型”（2.3918）。
這說明村民認為政府及村委會比較重視自身的利益訴求，而對于有事去找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方式往往是不能讓人接受的。在訪談中就會發現，很多村民認為政府出臺各項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而當具體到政府或者村委會的工作人員時，很多村民對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精神表示質疑。
（三）村民政府級、村級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5中可以看出，村級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3591，處于中等偏低水平;政府級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5406，政府級的明顯高于村級政治效能感水平。
這說明村民對于政府級的環境層次的主觀感知更為強烈一些，而對與自身關系更為密切的村級組織則感覺一般，這說明以“鄉政”為代表的國家政權已經深入農村，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農村社會的穩定，但是不利于農村農民社會的發育和鄉村治理的真正實現。
在表6中，從內、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進行比較，仍然是政府級高于村級。之所以會呈現這種特征，與我國目前“行政化”和“空殼化”的村委會密不可分。這些在社會流動很弱的鄉村中，都沉淀在村民的內心世界中，使得村民對政府級更為熟悉，更易感知，而對與自身關系更為密切的村級組織則感覺一般。
三、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所形成的“鄉政村治”模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鄉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鄉村政治發展的進程。但是我國鄉村治理畢竟還處在發展階段，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本文從村民政治效能感這個角度出發，審視鄉村治理在主體、內容、性質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主體：主體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限
我國鄉村治理目前仍是以村民自治為基礎的“鄉政村治”的主要特征。首先，廣大村民作為村民自治的主體，其政治效能感整體處于中等偏低水平，即他們認為無力作用于治理過程，自己的利益訴求也不會得到重視與回應，那村民自治制度對于村民來說，只是個與自己無關的、形同虛設的制度。其次，“鄉政村治”模式中，“鄉政”與“村治”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政府行政權力與村民自治權力的終極目標應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權力運行方向不一致，在鄉政村治的具體運行中，需要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不斷博弈，以期達到協商合作，合力共贏的狀態，最終實現鄉村的良善治理。然而，實際生活中，由于各種原因，“村治”本身處于弱勢地位，二者已是非均衡博弈，再加上，村民效能感水平整體偏低，認為參與“鄉政”的博弈是不值得的，面對一大主體的缺失，那鄉村要實現真正的治理，真是任重而道遠。
（二）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內容：內容失衡
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強調外在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結構方能完善。通過之前的數據分析，得出村民政治效能感呈現“內低外高”的特征。較低的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說明村民認為自己對政治的認知能力和影響能力不足，那么，他們就無法很好地參與到村民自治中，必將影響村民自治的強度和持久性;較高的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反映出村民對政府以及村委會干部的信任和依賴，這雖然構成了鄉村治理的社會資本，但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村莊的自治性。
（三）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性質：偏離治理性質
鄉村治理強調的是治理，而非管理、管制，村民自治強調的是自治，而非“他治”。我國的鄉村治理以“鄉政村治”為典型特征，融合“他治”與自治，集行政功能和自治功能于一身。根據阿爾蒙德的研究表示，村民在熟悉的村級地方政治環境中，政治效能感的水平應該更高。在農村，無論是作為自然村的熟人社會還是行政村的半數人社會，村民對于村委會和村干部還是比較熟悉的，再加上村民自治制度，本文認為，相比于包括“鄉政”在內的政府級的政治環境，村民對于“村治”更為熟悉，更易作用。然而通過之前的數據分析，村民在村級政治效能感的均值以及各維度的得分均低于政府級的。那么，數據統計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目前的鄉村治理，行政色彩過于濃厚，有違治理的本質。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已獲得的802份有效問卷的量化分析，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的角度審視鄉村治理，發現目前鄉村治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從村民政治效能感整體水平偏低可以看出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限;村民政治效能感“內低外高”的特征表明鄉村治理內容失衡;村民在政府級的政治效能感水平均要高于在村級上的表現，表明目前的治理行政色彩濃厚，偏離治理性質。總之，村民政治效能感以其復雜的內在結構和不同的測試維度為我們展現出目前鄉村治理的全貌，從中折射出我國30多年實踐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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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畢節試驗區；精準扶貧；“創新扶貧示范區”
[中圖分類號] F30 [文獻標識碼] 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anti poverty is also the process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Bijie pilot area is committed to reform experiments and scientific practice development of three major themes， poverty alleviati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opulation control for 27 years. It launched a general offensive to poverty and explored innovative ways to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mall test， big direction" and "making a demonstration and exploring the way"， Bijie explored six models for acceler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created a new mechanism for the innov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extending and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practice model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Bijie Pilot Area，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innov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一、畢節試驗區精準扶貧的初步探索及難點
以政府主導的扶貧進入扶貧新階段，農村貧困的發生形態與扶貧戰略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扶貧進入新常態。貧困結構復雜，致貧原因多樣，扶貧成本提高，扶貧新常態呈現出從絕對貧困到相對貧困、單維貧困到多維貧困、靜態貧困到動態貧困、短期貧困到長期貧困的新特征。當前農村扶貧開發已進入唯“硬骨頭”的攻堅克難的新階段，靠常規手段已難以奏效，必須在工作機制和政策措施上創新突破，總體思路和制度框架亟待調整，建立更加協調、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扶貧新體制、新機制，必須從以往存在的“大水漫灌”轉變到“精準滴灌”，實施“靶心療法”，找準扶貧的“命脈”綜合施策，點中薄弱“穴位”精準發力，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體人口，實現精準脫貧，防止平均數掩蓋大多數，真正做到“扶貧到戶、扶貧到人”，確保扶貧工作更加精準有效。
畢節試驗區以赫章縣海雀村為樣本解剖“麻雀”，以“六個到村到戶”為抓手，創新精準扶貧工作機制。探索建立了畢節試驗區精準扶貧“十子”機制（即瞄靶子，建識別機制；梳辮子，建分類機制；結對子，建駐村機制；理路子，建規劃機制；想法子，建幫扶機制；找票子，建配置機制；甩膀子，建動力機制；強班子，建引領機制；湊份子，建聯動機制；造冊子，建管理機制），在全市推進精準扶貧“四法”（即明晰“一條路徑”，即力量法；構建“一套機制”，即十子法；突出“一個抓手”，即抓手法；實現“一個突破”，即產業鏈法），切實推動各類幫扶資源到村到戶，實現扶貧方式由“大水漫灌”向“滴灌”轉變，做到扶真貧、真扶貧。對精準扶貧進行有益的探索。
畢節試驗區精準扶貧工作雖然取得了階段性初步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扶貧任務重、壓力大。目前全市有貧困人口166.97萬，占農村人口23.86%。到2020年與全國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扶貧任務十分繁重，壓力非常大。二是扶貧產業發展仍然落后，帶動能力弱小。目前全市產業發展仍以能礦產業為主，新興產業發展不足，旅游服務業處于初級階段，對貧困對象帶動較小，甚至惠及不到貧困人群。農業產業規模小，未形成鏈接農戶產業鏈條，沒有形成貧困農戶參與大產業發展和自主發展小產業局面，產業帶動能力不強。三是扶貧資金缺口大，扶貧項目融資難。由于貧困地區大部分都在山區，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落后，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量小，市、縣財政資金很難承載貧困地區扶貧攻堅成本。扶貧融資準，縣區風險補償基金較少，小額貸款貼息仍沒有一個明確的操作規程，扶貧企業和建檔立卡貧困對象貸款貼息仍未到位。四是機制體制障礙亟待破除。由干受機制體制障礙制約，導致部門聯動不緊密、職責分工有交叉，影響扶貧措施與建檔立卡貧困對象的有效銜接。另外，配套支持或考核措施還不完善，沒有針對貧困人口個體的進退和考核措施，管理方式仍沿用統計局的調查數據，削弱了精準扶貧的效果。五是基層扶貧隊伍建設有待加強。隨著扶貧機制改革和創新，扶貧工作重心開始向縣和鄉村下移，這就要求縣鄉扶貧隊伍更加穩定、業務素質更加過硬，才能適應精準扶貧工作需求。目前，全市所有鄉鎮均沒有單獨設置扶貧機構，也沒有穩定的扶貧隊伍和專職人員，一定程度上影響工作推進。六是扶貧的精準度有待提高。識別還不夠精準：對每一戶貧困戶的致貧原因、貧困程度和脫貧需求等方面的統計分析，仍然存在簡單化、模糊化的問題，還沒有做到完全精準。分類還不夠精準：貧困戶致貧原因較多甚至于多種致貧原因相互交織，存在貧困人口致貧原因和脫貧需求簡單歸為某一類別或某幾種類別，沒有做到個案“診斷”，造成對象分類不夠精準。措施還不夠精準：制定幫扶措施和工作計劃時，對不同的扶貧對象，針對不同的致貧原因和脫貧需求，在措施上還存在趨同化的問題，難免“打偏跑漏”。七是脫貧的形象標準和成效管理還不夠精準。按照國家劃定的貧困線，貧困戶脫貧標準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2300元（2010年不變價為2300元，2014年現價為2884元）。從統計的角度，有其符合我國國情的客觀標準，但這個標準在實踐操作中不夠形象、不夠直觀，很難客觀界定貧困戶收入，有可能導致“被脫貧”、“被貧困”的問題。八是成效管理特別是退出機制還不完善。有的貧困戶按目前的標準口徑可以實現脫貧，但國家貧困線標準一旦提高，或貧困戶自身生產生活稍有差池，就可能又會返貧。脫貧農戶收入如何可持續穩定地增長，推進跟蹤鞏固和后續扶持，還缺乏有效機制，確保扶貧成果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二、畢節試驗區建設“創新扶貧示范區”新機制
新時期扶貧開發必須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精準有效的政策體系和制度機制體系，使精準扶貧成為一種新常態。畢節試驗區使命價值在于試驗與示范。在精準扶貧的新階段，經濟發展和貧困減緩面臨的問題是更為精準的定位貧困，并將精準扶貧納入增長框架，實現“區域發展帶動扶貧開發，扶貧開發促進區域發展”。畢節反貧困的問題首要的是如何按照“區域發展帶動扶貧開發、扶貧開發促進區域發展”的基本思路，圍繞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目標，突出抓好“六個到村到戶”精準扶貧，以政府、市場和社會“三位一體”的大扶貧為支撐，加快扶貧開發體制、機制和模式創新，進一步深化改革、銳意創新、埋頭苦干、同心攻堅，著力推動人口、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為全國貧困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闖新路作示范。
畢節試驗區在中央的頂層設計下，結合貴州省部署，應用“自選動作”和“施工圖”，勾勒精準扶貧的“畢節試驗區版本”，確保中央精準扶貧精神在畢節具體化、特色化、實踐化。著眼點是為“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農村扶貧開發工作提供政策借鑒。為制訂關于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意見提供范本；目的是進一步完善農村減貧治理體系，進一步提高農村減貧治理能力，增強農村扶貧政策的針對性、可操作性、協同性、可復制性；核心是瞄準扶貧開發工作中扶貧對象識別不準、底子不清和扶貧措施針對性不強、扶貧資金與項目指向不準等問題，面向特定人口、具體人口，防止平均數掩蓋大多數，奠定精確識別、精準規劃、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精準考核五大基石，構筑新機制，探索生態文明與扶貧相結合的綠色減貧脫貧新路，深化改革、推進創新扶貧示范區建設，為貧困落后山區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闖新路、作示范。
（一）著眼可持續生計，精準創新機制體制改革
以精準扶貧促區域發展，著眼可持續生計創新扶貧示范區建設，必須破除機制體制障礙，以改革為動力，聚合各方力量，構建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大扶貧”格局。改進貧困縣鄉考核機制，改革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分配、使用、監管等方面機制體制，改革財政專項扶貧項目管理機制，完善精準扶貧“十子”工作機制，創新金融扶貧機制，健全同步小康駐村工作幫扶機制，等等。
（二）堅持問題導向，精準突破重點、抓好突出問題解決
打造高質量的扶貧攻堅示范區，解決好突出問題是保障。不斷加強產業扶貧力度，夯實貧困群眾脫貧增收基礎。有效推進“四在農家?美麗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六項行動計劃和鄉村農家靚麗行動，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全面提升素質教育，提高貧困群眾轉移就業能力，實施人口控量提質行動。全力推進社會事業發展，改善民生和提高保障水平。著力凝聚社會扶貧力量，提高“參與式”扶貧能力和水平，等等。
（三）緊盯目標任務，精準抓好改革試驗課題落實
建立精準扶貧核心工作機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應抓好精準扶貧“十子法”“四看法”落實，著力建立扶貧對象識別機制、規劃機制、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進退機制，重點抓好貧困人口準確識別、建檔立卡、“六個到村到戶”和動態管理等工作。注重精準扶貧和片區攻堅有機結合，把精準扶貧到村到戶和實施片區規劃、縣級實施規劃的片區攻堅高度融合，切實做到因地制宜、分類施策，等等。
（四）圍繞示范帶動，精準創新試驗示范價值點
貫徹落實好以及中央、省等有關領導的批示精神，在堅持持之以恒、扎實推進精準扶貧上闖新路作示范。繼續深化“三大主題”，以打造精準扶貧“四法”等先進、樣板為引領，力爭在綠色減貧模式上出理念、在推進措施上出經驗、在過程管理上出路子、在扶貧成果上出典型，探索出試驗區試驗示范的價值亮點，真正將畢節建設成為新時期全國其他貧困落后地區脫貧致富、同步小康的扶貧開發示范區，等等。
[參 考 文 獻]
[1]汪三貴.論中國的精準扶貧[J].貴州社會科學，2015（5）
關鍵詞：農村；剩存貧困；現狀；治理
黨的十七大提出了新時期的扶貧開發工作要通過“一個加大、兩個提高”，到2020年我國“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的要求和目標。這對進一步開展新時期的扶貧開發，消除“剩存貧困”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村剩存貧困的特征
貧困是世界經濟發展中不可回避的問題，即使到2015年，全世界也還有9億人處于嚴重的貧困狀態[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扶貧開發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就，但依然面臨嚴重的“剩存貧困”難題。
這種“剩存貧困”在我國農村尤為突出。國務院扶貧辦新聞發言人劉福合表示:2007年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低于785元的絕對貧困人口從2148萬減少到1479萬；人均純收入在789元~1067元的低收入貧困人口從3550萬減少到2841萬。且減少貧困人口的壓力越來越重，貧困群體的弱勢地位更加突出。我國農村的“剩存貧困”現象主要表現為以下特征：
第一，貧困分布廣。我國“剩存貧困”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山區的26個省（區、市）。其中，國家扶貧重點縣地域就占國土總面積的25.3%，總人口2.23億，占全國農村總人口近1/4。在592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以下簡稱扶貧重點縣）中，有49個縣在東部地區，占8.28%；有150個縣在中部地區，占25.34%；有393個在西部大開發地區，占66.38%[2]。
第二，貧困程度深。2004年末，我國農村尚未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人口有2600萬（以人均年純收入637元以下標準），初步解決溫飽但尚不穩定的農村貧困人口有5000萬（以人均年純收入924元以下標準），也即尚未解決和尚末穩定解決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共有7600萬。
第三，返貧現象突出。“返貧”是指貧困人口和地區在脫貧之后又重新陷入了貧困的現象。
在我國農村，“返貧”現象十分突出，許多地方在扶貧脫貧過程中都出現過“返貧”現象，有的還非常嚴重。據《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介紹，三峽某庫區縣（一些簡稱“庫區縣”）返貧率曾經高達51.9%。而地處秦巴山區某縣的筆山鎮返貧率競達95%。世行“秦巴”扶貧項目中，1998—1999年的脫貧農戶比重為8％，返貧農戶卻高達11.5％[3]。
第四，脫貧難度大。經過幾十年的扶貧攻堅，比較優勢明顯的地區和人群都已經脫貧致富了，多數“剩存貧困”地區的自然環境都比較差，有的甚至非常惡劣不適合人居住，再加上自然災害頻發，“剩存貧困”地區的脫貧難度日益增大。而“剩存貧困”人群的抗貧能力又呈遞減趨勢，使脫貧難度日益加大。
第五，個體貧困突出。當前，農村貧困由“整體貧困”向“局部貧困”或“個體貧困”轉變，原來單一的“貧困區”逐步向“貧、富區”交織化發展。從“庫區縣”看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扶貧攻堅工作的不斷深入，到2004年，該縣的市定特困村僅有141個，比2002年減少了149個，比2001年減少了260個。與此同時，貧困地區致富能人的不斷崛起，他們用適量的資金和較大的技術支持當地農戶的發展，實現了“大戶幫扶貧困戶”，并帶動了一批農戶逐步富裕起來，使“貧困區”逐步消失，而個體貧困隨之凸現，“有的落后地區的農民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4]。
第六，持續貧困增多。持續貧困或“長期貧困”是指一個貧困個體經歷了五年或五年以上的確切的能力剝奪。個體可以指個人，也可以指一個家庭或家族。也有研究認為，90％的長期貧困者都經歷了四年貧困時期[5]。據統計，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已從改革開放之初的2.5億減少到2002年的2820萬。但2003年由于受災等原因，貧困人口反而又增加了80萬，即達2900萬。2004年底，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為2610萬，比上年減少290萬，占農村人口的比重為2.8%，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初步解決溫飽但還未穩定的農村低收入人口為4977萬，減少640萬，占農村人口的比重為5.3%，下降0.7個百分點。到2005年底，中國還有2365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及4067萬相對貧困人口，兩者共計6432萬。此后，即使在新農村建設步伐加快，高度關注民生，美元貶值的背景下2006年仍然有2148萬，2007年也有1479萬；人均純收入在786元~1067元的低收入貧困人口也分別為3550萬和2841萬。這些數據在扣除“脫貧后返貧”人口以外均為持續貧困者，隨著持續的時間越長剩存貧困的累積越多，甚而出現貧困的代際傳遞。
二、農村剩存貧困的治理路徑
1.強化政府責任
加強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強化政府在農村剩存貧困治理中的責任。首先要形成“必須在全社會確立起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其次要重視加強對中國返貧問題的理論研究及政策指導。同時，要加大扶貧經費投入、管理和使用。中國目前的反貧困資金不足GDP的0.5%，與國際上至少應占GDP的1.5%的標準還相差甚遠。《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中明確提出：中央財政逐步加大對貧困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各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二級轉移支付制度，為貧困地區提供財力支持。當前要加快公共財政供給制度改革，調整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預算支出結構，加大對農村扶貧的支持力度。
2.壯大經濟基礎
消除農村剩存貧困必須建立在縣域經濟和鄉村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樹立全新的科學發展理念，用發展的眼光審視貧困，把扶貧納入發展之中統籌謀劃，在發展破解剩存貧困難題。對此，一要加強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要根據自然環境條件和資源優勢，按照產業化經營的要求，優化區域布局，優化農產品品質，選好產業項目，采取扶持龍頭企業、加大金融支持、發展專業合作組織，發展特色經濟、生態產業、綠色產品。二要加快工業化進程。工業化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必經階段，也是剩存貧困地區脫貧發展的必經之路。牢固樹立以工興農、以工脫貧的思想，大力發展鄉鎮工業和鄉村工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鼓勵適宜小項目進鄉村，鼓勵外來資金項目入農村，為貧困戶就業、增收、脫貧拓寬渠道。三要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不斷增強貧困農戶的組織化程度和市場競爭的能力。四要引導農民就地就近創業就業。形成“縣有開發區、鄉有集中區、村有創業點”，為廣大農民提供就業崗位。
3.提高抗貧能力
人力資本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是解決返貧問題的決定性因素。西奧多·舒爾茨指出：“土地本身不是造成貧窮的關鍵因素，人力才是：在提高人口素質上所進行的投資會極大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提高窮人的福利水平。”[6]
農村剩存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素質較低，抗貧能力弱，脫貧難度大，應著力提高貧困群體自身素質，增強勞動本領和致富能力。必須堅持扶持、扶技、扶智相結合；高度重視農村教育，落實“兩免一補”政策；加大農民繼續教育力度，加強剩存貧困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技能培訓；擴大對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開發投入；扶抑并重著力提高剩存貧困農民人力資本的積累水平。當前，應著重實行訂單培訓、定向培訓、免費培訓，使有培訓需求和創業就業欲望的剩存貧困農民尤其是特困、殘疾和大齡貧困勞動力都能接受免費培訓；大力弘揚新時期的創業文化，努力形成“人人想做事、家家忙致富”和自主創業、艱苦創業、全民創業的社會風尚。
4.創新扶貧機制
要以改革創新精神開展新時期的扶貧工作，一要整合扶貧資源。以扶貧開發規劃為統攬整合各方資源，建立行業規劃與扶貧規劃相銜接的機制，把部門職責與扶貧開發工作有機結合；逐步形成“政府引導、農民主體、部門聯動、社會參與、多元投入、統籌發展”的扶貧工作新機制、新格局。二要完善對口幫扶。加強社會扶貧工作，加強和完善“集團式”扶貧工作；要加大宣傳力度，大力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扶貧捐助活動，為全社會參與扶貧營造氛圍；建立黨員干部、富裕農民結對幫扶剩存貧困農民機制。三要多元扶貧開發。拓寬扶貧途徑，在發展思路、物質財力、科技文化、社會事業等方面給予幫扶；鼓勵多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包括民營企業以各種方式予以幫扶；廣泛地動員和組織社會力量參與扶貧，支持社會組織、民間團體積極開展“脫貧工程”、“光彩事業”等幫扶活動。四要重視對貧困地區的小額信貸進行積極引導、規范運作。規范小額信貸運作，積極引導國際有償援資金、國內政策性銀行、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資金參與小額信貸，支持扶貧開發項目。五要轉變扶貧思路。《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第19條指出，穩步推進自愿移民搬遷。對居住生存條件惡劣、自然資源貧乏地區的特困人口，要結合退耕還林還草實行搬遷扶貧，使農村剩存貧困農民遠離惡劣自然環境的居住地。當前，應結合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建設，在輸血式扶貧和造血式扶貧的基礎上，大力實施移民式、遷徙式扶貧，切實改善其生存和發展的環境，以降低反貧困的成本。
5.完善保障體系
由于社會保障具有防止非貧困的社會成員淪為貧困階層及幫助貧困的社會成員擺脫生活困境的雙重功能，發達國家均建立了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站在共享改革成果，實現科學發展的高度，建立傾斜農村、關照貧困、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免除建卡貧困戶的自籌參合費用，將經濟扶貧與衛生扶貧有機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建立農村特困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低保標準。同時，加快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使剩存貧困農民“老有所養”。而且，還要完善和發展傾斜農村的社會救濟和慈善事業。
參考文獻：
[1]Hulme,D.,（2003）.ChronicPovertyandDevelopmentPolicy：AnIntroduction.WorldDevelopment.31（3）：399.
[2]李其道.在“十一五”水電農村電氣化縣建設中結合實施農村水電增收解困工程論證分析[EB/OL].中國能源網,2006-10-30.
[3]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R].書號：ISBN978-7-5037-4160-9/F.1674.
[4]金鑫.中國問題報告:第4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關鍵詞：陜北農村；“空心村”；出路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33-0103-02
當前，我國正處于一條城市化的“高速路”上：1999年，我國城市化水平為30.9%，2008年為45.68%，2011年，首次超過50%。城市化的迅猛發展，帶來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浪潮。據統計，2009年我國農村外出的勞動力約為1.49億，2011年約為1.84億。而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仍將保持高漲勢頭。專家預計，到2030年，我國城市化率將達到70%，未來20年新增城鎮人口總量將超過3億。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為城市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和智力支持，但是為農村卻帶來了抹不去的“傷痕”――“空心村”。農村人口進城，村莊空心化，支持農村發展的勞動力、生產資料、資金、智力等要素的作用正在弱化。農村的發展顯得步履艱難。為了促進陜北農村的發展，加快這一地區的城鄉統籌步伐，“空心村”問題亟待解決。
一、陜北農村的現狀：“空心村”多發
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社會經濟越是落后的地方，人口轉移的力度越大。陜北地區地處黃土高原，自然環境惡劣。陜北大部分農村均存在山大水少，高效農業用地面積少，交通不便等現象。這一地區仍以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為主，土地產出少、效益差。使得該地區成為貧困的代名詞。近年來，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當地農村社會經濟狀況有所好轉。但由于在資源分布、開采、分配等方面條件的限制，大部分農村仍然落后貧困。“窮則思變”，農村人口將眼光投向城市，希望通過進城來改善落后狀況。
陜北農村人口在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其流動的主體是青壯年。他們多為家中的主要勞動力，憑借著體力和智力方面的優勢，農村的青壯年容易在城市謀得職業。他們往往“率一家之先”進入城市。以外出時間為標準，農村勞動力進城可以劃分為季節性外出和永久性外出（定居城市）。季節性外出的優點在于既能打工賺錢，又能務農。但是他們的工作多為臨時性的；永久性外出則是農村人口在城市立足后，一直留在城里發展。陜北農村人口在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出現城市定居人數增加的特點。并且這種流動又出現整個家庭外出定居增多的趨勢，即家庭化遷移增多。
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從根本上說是由城鄉經濟發展不均衡引起的。一方面，代表著現代文明的城市以其繁榮、新穎地發展因素吸引著農村人口；另一方面，農村自身的落后封閉性推動著人口走入城市，在這種強大的“推―拉”作用下，陜北農村人口紛紛涌入城市。從而直接造成了農村“產業空、青年人空、住房空、鄉村干部空”的現狀，“四大皆空”導致越來越多“空心村”出現。鄉村走向凋敝和衰敗。然而，這種“空心村”現象不僅在陜北常見，在全國也有普遍性。來自2012年10月29日都市快報的消息：中國文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馮驥才10月20日透露，相關部門最新統計數字顯示，我國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萬個，現在則只剩270萬個，“比較妥當的說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個村落”。
二、“空心村”使陜北農村發展出現的問題
農業是一國之本。在古代，“社稷”是國家的代名詞，“社”指的是土地之神。“稷”指的是五谷之神。這種理解突出了農業的重要性。然而，農村現實發展的衰落及大量“空心村”的出現，令陜北農業、農村的地位受到削弱。
首先，“空心村”直接影響陜北農村的農業發展。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相比較而言，進城的農村人口一般為農村的精壯勞動力，他們或是具有體力方面的優勢，或具有智力方面的優勢。這部分農村人口的流失，為陜北農村農業的發展帶來了致命的傷害：陜北傳統的農業要獲得發展，必須具有充足的勞動力。但是，現在留在農村的是“386199”部隊，他們在體力、智力等方面達不到農村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農業的要求，必然導致當地農業的落后。無形之中拉大了城鄉差距，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
其次，“空心村”沖擊著陜北農村的教育。農村人口大量外流，只是從“量”的方面進行考察的；從“質”的層面進行研究，則可以發現，進城的農村人口還具有智力方面的優勢，即農村精英外流嚴重。一個地區要獲得長足的發展，必須有足夠的智力支持。長期以來，農村在人口素質、人才培養上就存在劣勢，而農村精英的流失使農村的教育受到嚴重沖擊，其發展更加困難重重。對很多農村人口來說，受教育是其向上一層社會流動的唯一渠道。然而人口的流失，使農村出現了“無人辦教育、無力辦教育、無心辦教育”的狀況，很多農村因之出現“空殼校”。在“空心村”和“空殼校”的雙重作用下，農村教師外流嚴重。而當地農村落后的經濟社會狀況，吸引不到更多優秀教師的加入，造成農村教師隊伍“沒補充又流失”的窘狀。這種情況下，城鄉教育差距拉大。
最后，“空心村”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浪費。土地是農村人口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也是農村人口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保障。保護和合理利用土地資源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陜北地區整體環境惡劣，土地開發難度大，不合理的土地開發還可能破壞生態環境。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加速發展，當地的生態環境呈日益惡化的趨勢，土地污染、水土流失等加劇。原本就十分有限的耕地面積不斷被蠶食。而農村人口進城，大量土地又被閑置或拋荒，加劇了土地資源的浪費。
三、陜北“空心村”的出路探索
陜北地區的城鄉統籌發展，離不開農村的發展。但是“空心村”使得原來就分散的村莊越來越顯得沒有人氣，越來越顯得七零八落。“空心村”的治理路徑，主要在于建設新型農村社區。而農民轉身“重點應該放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及居村農民就地市民化上”[1]。以陜北及全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實踐來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來化解“空心村”難題的：
第一，建設新型農村社區，能改變農村的外在面貌。在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陜北農村人口紛紛選擇進城。經常出現這種狀況：只有幾人、十幾人的村莊還相距甚遠，大片的房屋或耕地被閑置，以前活力十足的農村變得死氣沉沉。一定程度上，建設新型農村社區能改善這種狀況。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可以加強人際交流、密切人際關系，為農村在交流中制造人氣。并且在新型農村社區內，其能源供應、道路交通、水電供應等都是統一設置的，不但能方便居民的生活，還能美化農村面貌。此外，建設新型農村社區還能改變農村以往的居住狀況。在陜北農村，屋舍多是平房，或傳統的磚木結構房，有的地方住的仍是窯洞。這種居住狀況，一方面存在安全隱患和維修難問題，另一方面存在房屋使用年限短的問題，并且影響農村的整體規劃。新型農社區本改變“犬牙參差”的農村屋舍布局狀況，集中統一，農村人口也可以像城市人口一樣住進環境優美、配套齊全的樓房。
第二，建設新型農村社區，能提高農村公共產品的利用率。公共產品包含多方面內容：資金、教育、醫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治安等。公共產品除了具有公共性，還有有限性。如何合理分配和充分利用公共產品，是公共產品效益突顯的關鍵。由于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在獲取公共產品能力上遠不如城市，城鄉公共產品分配不均衡。并且由于陜北農村地區的村莊小而分散，人口不集中，道路交通狀況落后，所以，當地基礎設施建設難度大、成本高。有時為了給只有幾人居住的村子通電，不得不架設幾千米的電線。加之近年來農村人口不斷進城，“人去村空”多發，已經建設成的基礎設施也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了公共產品的浪費。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統一提供各種公共產品，大大降低了供應成本，同時能滿足村民對公共產品的多樣性需求。比如，當前散落在村莊的衛生室仍在“堅守陣地”，其規模小，維持成本高，醫療水平難以保證。而在新型農村社區，有條件較好、設備較全、醫療水平較高的衛生室、醫院等，能滿足大多數人醫療保健需求。
第三，建設新型農村社區，能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陜北農村地區自然環境惡劣，人口居住分散，經濟增長點分散。當地產業中傳統農業的比重大，工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雖然近年來基于陜北資源豐富的優勢，一些農村的經濟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并且也發展了一定的第二、三產業。但由于發展底子薄，發展條件有限及農民思想觀念等的制約，陜北農村從整體上看仍發展落后，貧困區、生態環境脆弱區和資源富集區三區交疊的現狀仍沒有得到改變。而“農村社區中公共空間的專有化程度較低，同一空間往往復合了多種社會生活功能。”[2]走集中化路子，既可以在人口集中地發展手工加工業、零售業、運輸業和餐飲業等第二、三產業，“促進農民就地就近轉移就業，實現農村‘就地城鎮化’”[3]。又可以擴大土地面積進行較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如發展特色種植業、養殖業等。有利于擴大農民增收的途徑。
第四，建設新型農村社區，能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民素質。陜北農村的客觀環境及通訊落后狀況制約著當地的對外交流。這不僅表現在農村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與城市交流不暢上，還表現在村民的思想觀念上。長期農村落后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造成了農村的相對封閉性和守舊性，加之農村落后的教育水平，加劇了農村人口的思想觀念落后。而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又呈正相關因果關系，陜北農村的落后狀況使二者形成了惡性循環，農村整體問花花素質偏低。建設新型農村社區，能為農村教育、文化娛樂提供新的方式和載體。一方面，新型農村社區帶來了村民交流方式的變革：信息技術為農村居民打開了一扇接觸外面世界的窗戶；相對密集的居住環境有利于人們進行交流，促使農民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提升自身素質和修養。良好的文化環境有利于和諧農村和文明農村的形成；另一方面，新型農村社區能提供多種形式的教育和監督環境，于無形之中讓村民原來的陋習得以退化，逐漸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農民素質提高反過來促進農村社區建設成一個“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體”。
參考文獻：
[1]吳業苗.農民轉身：新型農村社區的適應處境與公共服務建設[J].浙江社會科學，2013，（1）.
關鍵詞：界畔糾紛；機會主義；合法權威；制度經濟學；法律社會學；土地征用；土地價值顯性化；土地產權劃分；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法律秩序的經驗效力
中圖分類號：F301.1；F069.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2）06000109
一、問題的提出與概念的界定
近年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以及高鐵、高速公路等大型項目的實施，對農村土地的征用迅速增加，圍繞土地征用而產生的“界畔糾紛”也呈井噴式的增長。“界畔糾紛”是一個比其它類型土地糾紛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界畔糾紛”的負面效果往往并不僅限于直接糾紛的土地權益本身，更可能引致傳統農村社區的原始性社會資本（primordial social capital）“原始性社會資本”是與“現代制度性社會資本”相對應的概念，由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S·科爾曼（James Coleman）提出，他認為之所以要創建新的社會科學，原因之一就是“原始性社會組織的衰落造成一種真空狀態……為了重建社會，填補因社會資本以及社會組織遭到侵蝕而留下的真空”。我國農村社區作為一種傳統社區，家庭、家族、宗族、鄰里和村落等初級群體提供了原始性的社會資本：各個行動者之間的社會互動富于情感化，鄰里之間互借有無、守望相助，正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每逢婚喪嫁娶，鄰里之間都會通過“隨禮”和“換工”等方式相互提供物質和人力方面的支持，以解決物質性資本和人力資本不足的缺陷。 遭到破壞，進而不利于和諧社會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鑒于此，本文將集中關注土地糾紛的特殊類別——“界畔糾紛”。
謝秋山，馬潤生：機會主義、土地產權、合法權威與農村“界畔糾紛”檢諸以往，卻未能發現有學者直接關注過處于發展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界畔糾紛”問題。已有的研究文獻（張靜，2003；李紅波 等，2006；周艷波，2008；譚術魁，2009；胡勇 等，2009；孟宏斌 等，2010）大多是在土地糾紛的寬泛概念框架下隱含地涉及這一主題，認為農村土地所有權不明確，即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缺陷是土地糾紛和土地沖突爆發的重要原因。此外，張靜（2003）意識到法律經驗效力的重要性，認為法律經驗效力的缺乏是中國土地使用規則不確定和鄉村社會土地糾紛的重要原因。只有少數經濟史學者（步德茂，2000；孫守朋，2007；把增強，2011）關注了中國古代的“界畔糾紛”問題，其中尤以步德茂（2000）的研究最為出色，他認為農村社會經濟自利與社會正義的競爭性在步德茂看來，所謂社會正義的競爭性指當糾紛各方認為制度變遷不公正時，爭議者很少尋求調節；直到制度變遷被調試以反映變遷中的現實，直到被廣為接受為公平的制度，糾紛、爭端才會避免。 乃是包括“界畔糾紛”在內的諸多糾紛的核心所在，即經濟和社會變遷引起的不適應，進而帶來的挫折感和憤怒感是農村“界畔糾紛”產生的深層社會背景，農民追求私利的耕地收益最大化行為則是農村“界畔糾紛”的直接原因。步德茂的研究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我們理清處于社會發展轉型期的中國農村社會“界畔糾紛”的性質和爆發的機制。
由于少有文獻專門關注本文的研究主題，所以在展開分析之前，筆者首先對“界畔糾紛”也有文獻稱之為“田界糾紛”。 的概念予以界定。“界畔糾紛”是與“土地糾紛”相關聯的一個概念，土地糾紛是包含“界畔糾紛”的更寬泛的概念。本文將“界畔糾紛”界定為：兩個或兩方土地權利要求者，為爭奪相鄰土地的產權歸屬和附加利益而發生的糾紛。“界畔糾紛”與其它類型土地糾紛的最大區別在于權利主張的焦點在于相鄰田界的歸屬，一般不涉及第三方。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嘗試辨識這類糾紛，并就當前中國農村“界畔糾紛”爆發的原因提出一個清晰、簡明的解釋框架。
二、農村“界畔糾紛”的解釋框架：制度經濟學與法律社會學
面對人類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制度規則是最重要的，主張通過制度的事前設計和事后獎懲來約束人們的機會主義動機和行為，認為人類的相互交往需要以秩序為基礎的信任作為前提，而要維持這種秩序，就要依靠禁止不可預見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的規則（科武鋼 等，2000）。有些學者（Barnard，1938；Galanter，1981；Williamson，1996）則主張重“私人合約安排”（private ordering）而輕“法律中心主義”（legal centralism），他們在研究組織（organizations）行為的過程中輕率地得出結論，認為私人合約安排比法律中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更為有效。實際上，對于“法人”之間的交易而言，由于法律的經驗效力深入（法人組織）人心，私人合約安排是比強調“法庭強制貫徹法律規則”的法律中心主義更為有效的糾紛解決機制，合約法往往只是當事人最后的訴求（ultimate appeal）；但對于有“自然人”，特別是“自然人”之間的“交易”而言，私人合約安排往往難以解決問題，因為對于自然人而言，法律只存在于立法者“應然”的世界，而不存在于他們內心的“實然”世界。同時，法律也是私人合約安排得以順利實現的最終保障。所以，私人合約安排的有效性是有前提、有條件的，法律才是“交易”順利展開的最關鍵因素。
因此，僅僅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去理解中國農村的“界畔糾紛”是不夠的，還要從法律社會學的立場來看待農村社會的“界畔糾紛”。制度主義經濟學也注意到社會習俗、習慣、風俗等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如果非正式制度與正式產權制度發生沖突，正式制度的效力將大打折扣，因為代表統治階級的意志的正式制度是外在強加給個體的，但社會習俗、風俗卻是個體內心認可的價值規范，二者之間往往是不一致的。馬克思·韋伯則更為明確地認識到：正當的合法性不僅來自于權威，也需要行動各方的自愿合同作保障。為此，韋伯式的法律社會學立場注意區分法學意義上的法律秩序和社會學意義上的法律秩序，法學強調法律秩序所適用的事實以及這些事實發生關系的方式，即關注法律的內在效力，視法律命題的經驗效力為當然；而社會學則不然，它強調法律秩序的實際承認（Einverstandnis），即關注于法律的經驗效力。用韋伯自己的話說就是“一個存在于‘應然’的王國里，另一個則存在于‘實然’的世界。”（Weber，1978）韋伯的法律社會學立場對于研究我國農民問題尤為重要，對于處于從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農業人口而言，傳統社會習俗比正式制度規則更“深入人心”，法律的內在效力和經驗效力存在更大的背離。
三、農村“界畔糾紛”的發生機制
1.案例陳述
本文接下來所陳述的四個案例都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即土地征用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案例的收集地位于內蒙古X市的一個小鎮，該鎮處于遠郊區。根據《X市2002—2020城市總體規劃》，該鎮的大部分地區將納入未來新城區建設規劃和新農村重點建設范圍之內，同時，正在規劃中的大（慶）廣（州）高速公路、國道306線一級公路以及赤凌高鐵（赤峰到凌源）都將經過該鎮。
（1）模糊的農村土地承包合同
案例一：內蒙古DYZ村的村民肖某，幾十年來一直在自己住宅旁邊的一塊土地上打曬糧食（當地叫“打場”），雖然沒有正式頒發的土地產權證書，但是祖祖輩輩就是這樣沿襲下來的。在肖某“場院”（就是農村居民打曬糧食的地方）下方是該村郭某的林地，兩家人向來和睦相處。但是隨著征地測量人員的到來，整個村子沸騰起來，他們得知赤凌高鐵的規劃建設經過該“場院”所屬土地，每畝補償標準為42 000元。郭某找到肖某，并聲稱“場院”是郭家所有，已經給肖某免費使用了幾十年了，現在要求肖某歸還，并拿出原始的《農村林地承包權證書》作為證據。證明書內容如下：“甲方（內蒙古XX村委會）將X平方米的林地發包給乙方（郭某），東至墻，西至大路，南至大路，北至大路。”肖某則堅持認為郭某的《農村林地承包權證書》是自己私下修改的，不予承認。為此兩家人經常相互吵罵，爭執不下，甚至大打出手。
在這個案例中，按照農村傳統“打場”的土地是歸屬打場人的，但是郭某出示的《農村林地承包權證書》卻顯示“場院”土地屬于他家所有；而肖某則認為原始的農村產權證書是手寫的，可以隨意修改，郭某的《農村林地承包權證書》也是私自修改的，不予承認。事實上，該案例中兩位村民之間的“界畔糾紛”暴露了農村土地產權界定不清的制度性缺陷：一方面，土地承包合同對土地歸屬登記含糊不清，邊界沒有明確地界定；另一方面，農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手寫體，加之行政村管理松散，有些承包書上的內容是農民自己填寫的，然后到行政村去蓋章，這就為農民私下修改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留下了可乘之機。對于土地產權的明確界定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前提和必然要求，如果沒有產權的明確界定，糾紛和沖突就不可避免。正如Ensminger（1997）在肯尼亞所看到的困境：“正式土地產權制度變遷失敗的原因在于登記過程的交易成本、互補性要素市場的缺陷，特別是重要的社會規范和制度之間的矛盾，沒有它們人們無法創造和實施任何事情”。
更為有趣的是，一年以后，原本規劃測量過的施工路線卻由于某些原因予以修改，赤凌高鐵不再經過該爭執的“場院”地塊，兩家人暫時緩和了下來。但郭某聲明，若是再次征地拆遷，這塊“場院”仍然歸他所有，肖某則繼續予以否認……在案例中我們看到，伴隨著“未征地—可能征地—暫時不再征地”的情境變化，兩戶村民之間的關系也經歷了“和諧—沖突—沖突緩和”的變化。這兩條線索展示了土地價值顯性化和農村“界畔糾紛”之間的正向關聯。
（2）農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
案例二：單某和姜某是同村村民，兩家宅院本不相鄰，其間還有楊某的宅院。在單某和楊某兩家宅院之間有一塊長約40米、寬約20米的“空地”，單某多年來一直在該空地上曬晾糧食。但2009年姜某要建設一個小型養牛場，購買了楊某的宅院，如此，單某和姜某就成了鄰居。為了盡可能地擴大自己養牛場的范圍，姜某要把“空地”納入他家養牛場的范圍，單某作為“空地”的實際使用人，當然不會做出讓步。為爭奪此“空地”的歸屬權，兩家人經常吵架，爭執不下，村干部、鎮政府干部都曾試圖調解兩家糾紛，均未成功。2011年當得知規劃修建的國道306線經過該地，此塊“空地”可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兩家更是都不肯讓步，最后，單某和姜某相互到法院對方。
該糾紛案例最后以法庭外調解結束，姜某補償單某人民幣1 000元，“空地”由姜某使用。實際上，“空地”產權并不歸屬于二者中的任何一方，從法律上看，“空地”的產權應屬于村集體，而從農村社會習俗來看屬于單某。但姜某為了使自己“養牛場”面積最大化卻想“強占”此塊空地。我們看到姜某的機會主義行為在兩家的糾紛中起著關鍵的催化作用。
（3）農村社會“權威”的真空
案例三：DYZ村的謝某和王某有一塊耕地是相鄰的。在20個世紀90年代初，當地啟動坡地改梯田工程，將原有的土地劃分打亂。村小組組長（謝某的親屬）做出判斷，以田埂為界，對兩家的土地進行劃分，王某家的耕地比謝某家的耕地在寬度上少了15公分（長度為210米）。王家當時出于各方面的原因（特別是王家的戶主當時是市糧食局的職工，家庭相對富裕，而當時土地產出和產值有限）也放棄了缺少的15公分耕地的要求權。但是由于大廣高速公路經過兩家承包的耕地，涉及拆遷補償款，王某在2010年再次提出對那15公分土地的要求權，遭到謝某的拒絕。謝某的根據是兩家土地的劃分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由村小組組長確定；而王某則認為兩家人口相同，應該均分耕地。兩家各執一詞，為此還找村小組組長和村委會干部進行協調，村小組組長和村干部都互相推脫，不愿意處理此類糾紛。經過王某的多次要求，村干部最后才勉強出面來協調，但協調并未見效。謝某還覺得村干部偏向王某，辱罵了村干部。
在上面的案例中，面對土地“界畔糾紛”，當地村民分別引用不同的“權威”作為自己的證據。十幾年前，當時的村小組組長以“權威”身份出面，單方面界定了兩家土地的界限劃分；王某則不承認村小組組長的權威，要求按照土地承包有關法律規定來平分土地；現在，謝某則不承認村干部的“權威”。同時，從村小組組長到村委會干部，面對村民因土地歸屬權界定而產生的糾紛，往往是采取回避的態度，不作為；村小組組長和村干部即使出面干預，其“權威”也難以得到認可，這既是農村土地沖突難以調解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國農村原始性社會資本喪失的重要表現。張靜（2003）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村干部的處理原則是兩邊做說服工作，‘哪邊好做做那邊’，這等于哪邊堅持且力量大就聽哪邊的。”根據該村的村委會主任敘述，村委會即使公正地作出判斷，沒有達到自己期望的村民往往也不會聽取村干部的意見，甚至對村干部打罵，村干部往往也很無奈。下面的案例則更好地體現了農村社會“權威”真空現狀。
在本案例中江某用村民、媒體和法律界人士為其“作證”，劉某則請村小組組長作為“證人”，但實際上，二者的“作證”都是難以辨識的，二者所引用的“權威”也是與“合法權威”相悖的。韋伯區分了三類權威的理想類型，即基于規則合法性信仰的“合法權威”（legal authority）、基于傳統神圣性信仰的“傳統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和基于“個人的罕見神性、英雄品質或典范特性以及為他所啟示或創立的規范模式或秩序”（Weber，1978）的“超凡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在案例四中也存在三類力量：村委會、鎮政府和區政府干部代表合法權威系統；媒體和律師代表非政府組織力量，近似于超凡魅力型權威；村民和村小組組長代表傳統民間力量，近似于韋伯的傳統權威。在案例三中，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合法權威”得不到謝某的認可；在案例四中，政府的合法權威甚至未進入姜某和劉某糾紛調解的“權威”系統之內。同時，相對于政府和法律的權威，江某更愿意借助于私人網絡求助于媒體和律師，乃至村民作證，這說明了代表合法權威的政府部門和正規產權制度在農村社會是缺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案例四中，江某和劉某都未想找鎮政府和區政府的干部作為調解人，后來經筆者詢問，江某曾因其房屋拆遷補償標準問題與鎮政府和區政府的干部有過爭吵其實，江某的房屋拆遷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行為。當得知拆遷路線經過該鎮水泥廠以后，江某伙同該村村委會干部一起出資在水泥廠院墻外搭建了17間簡易的門面房，想套取拆遷補償款。在村委會干部的推波助瀾下，這類套取拆遷補償款的行為在當地十分盛行，比如還有村民得知拆遷可能經過其耕地時就連夜加班，在耕地上鉆水井或搭建簡易蔬菜大棚。 ，江某也辱罵過鎮政府和區政府工作人員。通過這個案例，我們看到，在傳統道德約束力下降的情況下， 法律制度沒有很好地起到約束村民機會主義行為的作用。現實中鄉鎮政府、村民委員會等基層政府及其派出機構不作為、亂作為、無能力作為嚴重損害了合法權威在農村居民中的信任度，使得包括土地產權制度在內的諸多法律制度停留在“應然”的世界里，法律的經驗效力甚微，出現權威真空狀態。
2.農村“界畔糾紛”的發生機制
根據以上案例，至少有三種因素有助于我們清晰地認識當前中國農村“界畔糾紛”的爆發：一是人類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這也是農民內部的主要因素；二是農村土地產權，特別是土地承包歸屬權劃分不明確，產權證書語言表述模糊，難以在實踐中得到準確執行；三是農村社會“權威”喪失，無論是傳統的道德規范、社會習俗，還是村干部，乃至國家的法律法法規，在今天的農村都難以成為村民心中的絕對“權威”，農民的機會主義行為未能得到有效地約束，即韋伯所說的法律經驗效力的缺乏。后兩者是農村“界畔糾紛”爆發的外部影響因素。
當然，在這四個“界畔糾紛”的案例中，最重要的還在于農村土地承包歸屬權劃分相對不清“農村土地承包歸屬權劃分相對不清”是農村土地產權不清的一種表現，它指稱的是農民個體層次上，同一行政村或村小組內，不同農戶之間，特別是所承包土地相鄰的農戶之間，因為歷史遺留因素和農村承包合同設計的失誤，缺乏準確和一致的標準度量所致的土地在不同農戶之間的劃分界限不明，某一小面積土地在相鄰的兩個農戶之間歸屬劃分上的不清晰。同時，對農村土地的承包權明確后，政府相關部門還需要頒發證明或證書。但據了解，目前全國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沒有取得這類法律依據；已辦理的土地承包手續的也是五花八門，有合同、證明、經營權證書等等，而且缺乏統一規范，發證機構也不統一，這就造成了一定的潛在產權爭議隱患。 。一方面，相鄰地塊之間沒有固定的界址，只選擇其中某一點作參照物，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或人為等因素，參照物很容易自然遺失或被毀（把增強，2011）。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傳統的農村土地承包合同只有一個總體的概述，并沒有每塊土地的詳細度量劃分，也就是說沒有像城市房屋產權證書那樣有一個精確的面積界定，其一般形式如下“甲方將XX畝土地（田）發包給乙方，該地位于XX，東至XX西至XX，南至XX，北至XX。其中一等地XX畝，二等地XX畝，三等地XX畝，四等地XX畝……”。我們看到，四邊的界限都是用本身易變和非固定標記作為分界的，如東至大路、西至荒地、北至耕地、南至大路等。這里有一點需要明確指出的是：在農村，林地、耕地、荒地和路的寬度和界限本身缺乏嚴格的度量規定。一條三米寬的土路，如果平時人流量較大，路面很可能逐漸變寬，比如說擴展到6米寬；反之，如果出于某種原因，車流量和人流量比較少，乃至廢棄，3米寬的田間小路可能會縮小為1米寬；同樣，如果路邊耕地和林地所有者逐漸擴張，原本屬于公用的土路還可能被完全侵占。這種非嚴格度量就成為農民之間爭議的起點。還有一些農民通過開荒和植樹等方式把屬于國家或集體的土地（原來本是過路或者荒草地等）也化為己有，這些原本屬于國家或者集體所有的土地也成另外一個利益爭奪的焦點。
此外，征用土地時，政府往往采用一次性經濟補償的辦法，這就使得原本每年收益甚微的土地價值集中化為一筆農民心目中的“巨款”。面對驟然而至的幾萬乃至幾十萬、上百萬的金錢誘惑，向來手頭拮據的農民往往震動較大，為了爭奪土地資源可能帶來的價值，村民往往完全以經濟利益為取向，從吵架到大打出手，全然不顧鄰里之情，乃至血緣之親情。換而言之，城市化進程，特別是征地補償所帶來的農村土地資源價值顯性化激發了農民的機會主義行為。當然，也要看到，當前農村“界畔糾紛”的爆發還存在其它影響因素，特別是我國“耕地細碎化”的因素。耕地細碎化增加了農村土地界畔的數量，自然也就增大了農村“界畔糾紛”爆發的可能性。但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此不再贅述。
四、農村“界畔糾紛”的治理路徑
對于當前中國農村“界畔糾紛”的解讀，必須從人類機會主義行為動機的本性出發。人類的機會主義行為取向是與物質價值貨幣化和資本化相關聯的，Simmel（2004）稱之為“貨幣宗教”即貨幣成了現代社會的宗教。 或“貨幣功能化”，馬克思則稱之為“貨幣資本化”。事實上，在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的階段，機會主義行為往往是得不償失的。廣為引用的Malinowski（1922）在原始部落觀察到的“庫拉圈”儀式，只是物化世界沒有轉化為貨幣化世界，傳統權威和超凡魅力型權威充斥社會的特殊產物；同時，庫拉儀式近似巫術或者一種象征性儀式，只是傳統權威和超凡魅力型權威的表現形式，并非社會交換。換而言之，機會主義行為動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當社會生產出現剩余，為競爭“剩余”的所有權，人類的機會主義行為動機就開始出現了；而當進入貨幣符號化的市場經濟以后，“剩余”成為普遍存在的事實，人類的機會主義行為也隨之更普遍。就農民而言，城市化的推進，特別是“土地征用”使得土地資源從實物形態轉化為土地資產的價值形態成為可預期的事件（即顯化土地資產，或土地資產顯化），土地資源價值顯性化激發和刺激了農民內心的機會主義行為動機，爭奪土地資源價值而爆發“界畔糾紛”就不難理解了。
在認清農民機會主義行為動機之后，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如何約束農民追逐私利的機會主義行為。Hart（1961）的評述也許有助于我們對機會主義動機和行為的理解和控制：“對長期利益和善意力量（the strength of goodness of will）的理解都并非是被所有人所認同的。有時，所有人都偏好的是他們自己眼前的利益……制裁并非需要一般的服從動機（the normal motive for obedience），而是保證那些自愿服從者不因違規者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受到傷害”。Williamson（1996）認為“可能遭受到事后機會主義行為（expost opportunism）的交易（transactions）將能夠從事前（ex ante）恰當防護設計中受益”。這也就是說需要通過多維度的制度設計和社會治理來建立對機會主義行為的懲罰機制和對“服從者”的獎勵機制。具體而言，建立一個有效地約束農民機會主義行為的規則連續統，關鍵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出改進：
1.建立劃分明確、易于執行的產權制度
張五常（2009）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決定土地使用的權力最重要”，步德茂（2008）指出“就土地而言，這包括劃定出一塊土地的物理邊界線”。但是我們看到在中國農村土地承包權歸屬問題上，最缺乏的就是這種明確的土地使用權邊界，一紙土地承包合同的小失誤，在機會主義行為動機下可能導致大問題。產權界定不清，個體行動者行動的后果就充滿了不確定性風險，成本與收益就不能理性計算，當事人之間的相互侵權行為也就不可避免。為了抑制機會主義行為傾向，產權必須是排他的或專一的。產權的排他性所謂產權的排他性即對特定財產的特定權利只有一個行為主體，從而使他能阻止其他行動者進入特定財產權利的領域。 是現代產權制度的基礎，如果農村土地承包權不具有排他性，也就難以解決“搭便車”問題和杜絕農民的機會主義行為。所以，當前要繼續做好農村土地的確權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對農村耕地、林地和宅基地界限做明確劃分，以有效防止農民在土地歸屬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行為。
2.建立產權制度的經驗效力，樹立農村社會“權威”
這一點也是最重要的，在產權劃分明確的基礎上，還需要將產權制度規則在行為人內心進行內化，即實現法律秩序的經驗效力。從韋伯的法律社會學立場來看，明晰的產權制度加上法制權威的社會承認才是一個有效地約束機會主義行為的規則系統。步德茂（2008）通過對中國清代史料的研究也發現：當倫理規范面臨壓力，或者說道德經濟逐漸喪失約束力的時候，法律體系很難再對農民構成嚇阻，“無論官府對土地爭訴的判決再怎么公平公正或是符合經濟效率，這些弱勢的農民也已無暇冷靜思考”，土地暴力沖突隨之失控；但隨著產權契約的革新被民眾廣為接受，暴力糾紛就會逐漸減少。實際上，無論是正規法律規范還是傳統社會習俗都需要個人的“服從”（obedience），“‘服從’應該被理解為服從者的行動要遵循這樣的路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把命令的內容當作行動的依據”（Weber，1978），即服從法律規定是符合行動者自身利益的。相反，如果對法律規定的遵守不符合行動者的自身利益，那么，“服從”必然成為問題，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就會甚囂塵上。正如美國學者Scott（1985）在東南亞農村所觀察到的那樣，農民會把作為弱者武器式的“行動拖沓，假裝糊涂，虛假順從，小偷小摸，裝傻賣呆，誹謗，縱火，破壞，等等”發揮到極致，采取表面服從、背地反抗的雙重文本Scott（1990）在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 Hidden Transcripts一書中區分了雙重文本，即“公開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公開的文本是農民的一種表演策略，表面的附和，隱藏的文本則是農民意愿的真實表達。 。當然機會主義者不僅僅是采取“表面服從、背地反抗的雙重文本”，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也會采取公開的反抗形式。如何讓農民服從“合法權威”，貫徹具有經驗效力的產權制度，是約束其機會主義行為的關鍵，機制設計理論稱之為具備激勵相容和自我實施特征的規則。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權威”缺位，法規也并非是指導人們行為的唯一準則。要有效約束農民機會主義行為，控制“界畔糾紛”的發生，需要在制度設計，特別是農村土地確權上下工夫；更需要在農村社會法制權威和政府信任的樹立上下工夫，讓土地產權規則從立法者“應然”（ought）世界走入農民“實然”（is）的世界。具體而言，有以下幾方面的工作需要展開：（1）考慮到人們敢于違反法律和政府的公正裁決的可能原因之一就是農民處于“裸資狀態”，即他們覺得自己沒什么可怕的，沒有什么資源、資本會失去，法律也不會因為自己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制裁自己。因此，政府需要加快建立和健全農村土地產權相關規則，特別是要建立懲罰和約束農民機會主義行為的法律法規，比如采取“通報”的形式對機會主義行為人進行道德譴責。雖然采取過分的民事懲罰措施是不當的，但作為生活在現實社會的個人，個人尊嚴的污名化、村民間相互評議等道德譴責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能起到約束人們違規行為的作用。（2）要加大各級政府廉政建設力度，樹立政府管理部門的廉政形象，贏得人民群眾的政治信任；同時，加大國家關于農村土地管理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在農村社會樹立法律的權威地位。（3）還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提高農村居民的法律文化素質，特別是要學法、懂法，樹立法律權威不可侵犯的信念。
總之，土地資源價值顯性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市場化趨勢，我們應當把它作為一個“常量”；我們可以把歸屬劃分明確的“正式產權制度”和法律規則的“合法權威”地位作為兩個可變的變量來處理。此外，要認識到僅有現代產權制度是難以有效約束人類的機會主義行為的，還需要社會“權威”。因為貨幣功能化以后，傳統權威和超凡魅力型權威與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內在需求是相互沖突的，需要“合法權威”來對機會主義行為進行約束。在市場化社會，建立明確清晰的產權制度，并樹立“合法權威”的威信，實現法律的經驗效力，才是約束人類機會主義行為的最優路徑選擇，這也是控制當前我國農村“界畔糾紛”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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