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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治理理念；背景；內涵
一、治理理論提出的背景
治理（governance）一詞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它始終都是與統治（government）一詞交叉使用，并主要用于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1989年，世界銀行在描述當時非洲的情形時，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一詞，此后“治理”便被廣泛地用于政治發展的研究中。20世紀9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賦予“治理”新的內涵。在有關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最具權威性。1995年，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了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報告，報告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公共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這既包括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基本特征可概括為：治理不是規則體系，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單向的，而是持續的互動。治理的這些特征使治理與傳統的政府統治或管理存在本質的不同。
隨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尤其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國家公共管理的范圍日趨擴展，規模不斷擴大，大量社會事務被納入政府議程。公共管理逐漸淡化了階級統治色彩，進而獲得了相對政治統治的獨立性。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行政權力迅速擴張，出現了“行政國家”現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礎上的官僚行政成為這一時期管理公共事物的組織工具。二十世紀70年代末，一場質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運動在西方各國蔓延開來，結果開始重新調整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開始，人們提出民營化，主張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重塑政府。但他們在資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場的失靈，同時也看到了政府的失靈。進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權化的社會趨勢極大的改變了公共管理的環境，社會關系日益復雜，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大，“政府、市場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正式成為民族國家競爭力和國家繁榮的基本構成要素。”在這種背景下，非政府組織與政府通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化和分權化提出的挑戰，使公共管理真正成為社會的聯合行動。
治理理論主導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主體應是多元化，政府從集權走向分權是必然的。通過行政分權將權力下放給非政府組織，讓非政府組織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決策和管理中來，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服務質量。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壯大，使得它們在社會管理中作用也日益重要。它們或是獨自承擔起社會的某些管理職能，或是與政府機構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會管理職能。由非政府組織獨立行使或它們與政府一道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過程，便不再是統治，而是治理。
二、治理理論的內涵闡述
“治理”的概念最早出現于1989年世界銀行報告中。1989年世界銀行在概括當時非洲的情形時，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一詞，此后，“治理”便廣泛地被用于政治發展研究中，現在逐漸發展為一個內涵豐富、適用廣泛的理論。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概念日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全球治理委員會于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對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
各方面對于治理不同的解讀都是希望政府要積極轉變治理公共事務的方式，通過授權和分權的形式，鼓勵公民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形成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筆者認為治理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合作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合作管理。其內涵主要包括三方面：（1）多元化治理。治理理論強調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它認為管理社會需要權威，但這個權威不一定是政府，社會上還有些志愿性的或屬于第三部門的機構，如志愿團體、非政府機構、社會企業、社區互助組織，它們運動在負責維持秩序、參與社會事物的管理與調節，形成社會各種力量共同治理的局面的領域內。（2）互動性治理。傳統政府對社會管理的統治以行政命令為核心機制，權力運行以政府為中心，是自上而下的。在這種運行模式下，社會是權力受侵者，永遠處于被動的地位。而治理的互動性，主要指的是權力運行的方向是雙向互動的，是基于共同目標的各行為主體互動的過程。（3）網絡化治理。治理的核心是信任合作，以此為基礎形成合作網絡。這個網絡以多中心為特征，網絡的各個結點就是組織之間的共同的目標。在共同目標的指導下，各個對象參與管理，實行自我管理，形成了一個自組織的管理網絡。
以治理理念為指導的當代西方管理改革，既彌補了政府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也反映出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對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們同西方國家共處于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之中，同樣要應對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的挑戰。對于治理這一公共行政新理念，我們不能漠然視之，應認真研究，積極借鑒，以改進我們的行政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同時，又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切不能照搬照套，操之過急，要研究其應用于我國行政管理的適切性。
參考文獻：
[1]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5.
[2]楊雪冬.要注意治理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問題[J].中國行政管理，2001（9）.
關鍵詞：王弼；老子注；崇本息末；社會治理
王弼作為一名哲學家，在《老子注》中不僅體現了他的哲學思想，更加表達了他個人對于社會治理的一種看法，而這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崇本息末”思想。“本”、“末”的概念并不是由王弼所提出的，早在中國秦漢兩朝的典籍中就已經有記載，王弼在《老子注》中將其進行了演繹和提升，將其上升到一個新的哲學高度。本文將從王弼老子注中“本”、“末”的含義出發，探討王弼老子注中“崇本息末”、“崇本舉末”的思想內容。
1 王弼老子注中的“本”與“末”
在王弼之前已經有學者試圖通過“本”、“末”之間的討論來需找一條適合社會發展的治國道路，這一點在漢代古籍中已有記載。例如《潛夫論.務本》中王符提到的“凡為治之大體，莫善于抑末而務本，莫不善于離本而飾末”[1]。在《呂氏春秋》和《淮南子》中也都是將“本”定義為“自然不求”，將“末”定義為“有意為之”，認為要“務本”而“后末”。綜上所說可以看出，以上的觀點都是將“本”和“末”兩者區別來看的，但是王弼是將“本”、“末”結合來看，并提出“由本其末”的政治哲學觀點。在王弼的觀點中“本”是指宇宙自然的本體，是“以無為本”，這里的“無”并不是說什么都沒有，而是指本來就存在的宇宙萬物。在《老子注》第一章中就有“凡有皆始于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2]。而“末”是指法律、教化等人為現象。在《老子注》第五十二章中，他還用母子關系來形容“本”和“末”的關系，“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3]也就說“本”是母親，而“末”是由“本”所孕育的，通過這種母子關系這種形象的比喻，很好的說明了“由本生末”的這種思想內涵，同時也說明了“本”的重要性。
2 王弼老子注中的崇本息末思想
在上文中我們明確了王弼老子注中有關“本”和“末”的概念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從哲學角度來說，王弼認為“無”就是“本”，世界萬物之所以能夠存在，事情之所以能夠發生都是因為有“無”這個“本”存在，因此簡單來說，我們可以將“本”認為是無形的宇宙。而“末”就是因為“本”的存在而所發生的一些世界萬象。而“崇本息末”中的“崇”是指重視、崇尚，因此“崇本”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是要人們重視和崇尚宇宙、自然，而“息”的意思不是說要去除“末”而是指在“崇本”的基本上讓“末”得以生息。按照王弼對“本”、“末”之間母子關系的比喻來看，“本”是“末”的原體，通過“本”可以統馭“末”。而在《老子注》的第三十八章王弼提到“守母以存子，崇本以舉其末”[4]。“母”與“子”，“本”與“末”都是非常重要的。從這角度看，王弼提出的“崇本息末”和“崇本舉末”之間并不矛盾，而是一個連貫的過程，通過“息末”來達到“崇本”，而達到“崇本”時候就可以起到“舉末”的效果。簡單來說，“崇本息末”是一種哲學思想，而“崇本舉末”是這種哲學思想在社會治理中的具體運用，通過“崇本息末”這種哲學思想的指導來最終達到“崇本舉末”的社會治理效果。
3 從“崇本息末”到“崇本舉末”的政治哲學
在王弼《老子注》的第57章中提到“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以“道”來治國的話，是一種“崇本息末”的方法以刑法來治國的話，就是失去了“本”而專注與“末”了。王弼認為統治者在治理國家的時候應該“以道治國”，而“以道治國”的具體方法是“崇本息末”，統治者自身要首先自己做到無為、好靜、無事、無欲。這樣通過自己的表率作用引導萬物萬民，讓萬物萬民恢復本真，這樣就會天下無事。統治者要想讓社會穩定不能只是簡單的出臺一些法律政策來杜絕犯罪的發生，而是應該自己首先應該做到簡樸歸真，心懷善念，起到表率的作用。進而通過“舉末”來去除人們心中的邪念，從而最終讓社會達到一個高度文明、自治的境界。而在上文中提到在王弼的“崇本息末”中“末”是指由宇宙自然的“本”而產生的萬物現象。而他提出的“崇本舉末”中的“末”具體的是指社會統治秩序和倫理道德以及統治者采取的有益于社會的必要措施。[5]因此，在“崇本舉末”是指統治者自身應“崇本”要做到“簡樸”，然后遵循社會倫理道德，心存善念的去治理國家，是“以德治國”的一種的體現。而在《老子注》第三十章中提到“言用兵雖趣功濟難，然時故不得已后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為強。”[6]由此可見，王弼同樣認為當面對一些暴行時，統治者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和行為的。綜合以上觀點來看，本文認為“崇本息末”這種哲學思想是在國家治理中的具體應用，是要求統治者要“崇本”，自身要簡樸，要心存善念，成為萬民表率，是社會治理中“以德治國”的一種體現。而在其“崇本舉末”的思想中可以看出，王弼并不反對統治者的“有為”的治理國家，而這里“末”即包含了“德治”的內容，通過也包括了“法治”的內容，但是因為有“崇本”作為前提，因此這里的“法治”是在“德治”的基礎上成立的，它是要求統治者做好自身的“德”，心焉埔獾娜ブ衛砉家，維護社會統治秩序、倫理道德、采取有益于社會的相關措施。而不是監視百姓、不相信百姓，通過嚴峻的法律制度來約束百姓的行為。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弼所提出的“崇本息末”哲學在具體社會治理中要求統治者“以道治國”，因此“以道治國”是“崇本息末”哲學在社會理念中的一種運用，而王弼所認為的“道”即繼承了老子有關“道”的“無為”思想，同時有將其進行了升華，將“道”擴大到“德”的層面，而這種“德”是通過“崇本”來實現的，可以說王弼所提出的“崇本息末”和“崇本舉末”思想是中國社會治理中“以德治國”的一種體現，為中國社會治理具有一定的指導性意義。
4 結論
關于王弼老子注中的“崇本息末”和“崇本舉末”思想，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對于兩者之間“本”、“末”的異同學者們也都有著自己的解釋。本文是基于前人對“崇本息末”中“本”、“末”的概念定義，來闡述“崇本息末”思想的哲學內涵，進而通過這一哲學內涵來分析王弼所提出的“崇本舉末”社會治理理念的真正的含義。在本文看來，“崇本舉末”其真實內涵所體現的是一種“以德治國”的理念，是中國古代在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理論中“德治”的一種體現。“崇本息末”思想中關于“本”、“末”的概念是從哲學角度來提出的，而“崇本舉末”思想是其哲學概念在現實社會中的具體體現，兩者之間不僅并不矛盾，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一種哲學思想指導，而后者是前者具體應用的實際體現。
注釋
[1]王符《潛夫論》電子書 公共版權 務本第二。
[2]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
[3]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
[4]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
[5]劉季冬《王弼“崇本息末”與“崇本舉末”的思想探微》，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6]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
參考文獻
[1]王符《潛夫論》 電子書 公共版權。
創新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理念文化素質教育強調教育的文化性，其實質就是強調教育的根本任務是“育人”。所謂“育人”，就是對人進行教化、教育，必須在充分尊重人的內在因素，調動人的內在主動性、創造性的基礎上進行教育。因而，育人之根本就是“以人為本”，真正關注學生的成才需要，以學生為中心組織教學。思想政治理論課也應該樹立“以生為本”的教學理念，打破以教師為中心的觀念，真正關注學生的發展，以學生為中心進行教學。具體而言:第一，要確立學生的主體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既是教育者根據社會的需求進行教育的過程，也是受教育者根據自身內在的需求，通過自己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去接受教育的過程。兩者必須同時兼顧，因而，教師在備課時除了“備教材”，還應該“備學生”，即充分把握學生的知識、能力水平以及專業特點，了解學生的心理需求和興趣喜好。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要能真正解決學生在成長成才中的困惑，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職業道德素質，使其成為優秀的職業勞動人才。第二，要更新傳統的教育價值觀。教育要充分尊重人的權利和尊嚴，不能把社會價值與個人價值對立起來，不能只強調社會價值，卻忽視了個人價值的存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尤其要把握好兩者的平衡關系，不能只喊“高大上”的口號，要將兩者有機地結合，使教育既能夠滿足社會的需要，又能夠滿足個人的需要。
二、借鑒文化素質教育之豐富內涵，拓寬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視野
(一)增加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人文內涵
思想政治理論課本身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知識、人文思想、人文方法和人文精神等人文文化因素，要增加課程的人文內涵，首先就要充分拓展課程所包含的人文知識，在教學過程中有意識地進行滲透。在課程的每一個專題中都可以恰如其分地滲透人文科學知識，既可以讓課程體現人文性，又豐富了課程的內容，為學生提供豐厚的精神滋養。思想政治理論課要著重培育學生積極的人生態度、忠貞的愛國熱情、高尚的道德情操、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等人文精神的核心內涵，提高學生的人文修養，引導學生自覺地追求生命中的真、善、美。
(二)拓展實踐教學活動的人文意蘊
開展豐富多彩的實踐教學活動也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一大特色和重要任務。這些實踐項目多以演講、辯論以及表演的方式進行，要完成這些項目，學生就必須學習和運用歷史、文學、音樂等文化知識，還要掌握演講、辯論等技巧，可以說這既是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對學生進行文化素質教育的良好契機。
三、借鑒文化素質教育之多元教學法
[關鍵詞]治理;現代化;內涵;時代背景
國家治理現代化包含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兩個內容，這個概念的基礎與核心是“現代化”概念與常識，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指導與概括意義。
一、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運動
現代化運動發源于1500年前后的西歐，歷史上的這個時期發生了許多意義重大事件：東羅馬帝國滅亡、地理大發現以及宗教改革等等，這些事件也改變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及一定歷史過程中的事物，現代化表明了社會發展的轉變過程，它本身具有三個維度：時間維度、空間維度以及價值維度，三個維度分別表明了現代化的三層含義：從中世紀結束到今天一直都是現代化，經歷著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現代化發展的范疇與領域是非常廣泛的，既有經濟、政治、文化，也有生活方式、教育等各領域的內容，關系著社會發展中的工業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等等。現代化社會對傳統性與現代性做了一個基本的分野，經濟上表現為：從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工業社會，經濟發展日益發達，居民消費水平也日益提高;政治上表現為：國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轉變、政治由專治向民主轉變;社會層面表現為：社會由原來的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化社會結構轉變;文化上表現為：從原來的迷信愚昧向科學理性轉化發展。
二、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
“治理”這個詞匯本身就具有現代化特征，這是產生在一個比較現代化的歷史時期，與“統治”、“管理”等詞匯在含義上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別，“統治”含義描述為“像君主那樣控制、管理國家”。這個詞語的解釋暗含著權力主體的單一性，人民對其發號施令只有服從與執行的義務，“管理”重點強調政府管控的強制性;而“治理”這個詞匯具有非常鮮明的現代化特征：權力主體的多方化、治理主體間權力平等，治理過程就是政府、社會組織以及人民間的利益博弈;治理這個過程不是由某個人單獨說了算，而是需要各方協商達成共識，從而建構其符合多方利益，多數人認同的制度政策等，由此看來，“國家治理”是治理概念的擴充與延伸，“國家治理”的內涵也就相對豐富與開放。從全球歷史發展與背景來看，一個國家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了反映了國家治理體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發展演變進程。怎樣更好地治理國家也是許多有識之士共同思考與探尋的問題。國家治理體系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隨著各種沖突與矛盾的出現與解決，人們已經將人民、法治精神以及自由等理想作為現代性國家的必要屬性與存在的理由。體系與能力是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與組成內容，兩者也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國家治理近代以來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發展圖景，其內涵也變得豐富多彩。從根本上來說，國家的貧窮與富裕、先進與落后程度等等，與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世界上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在積極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增強治理能力，這些都是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標。
三、全球性治理危機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及全球范圍內出現了一些重大變化，從而引發了一些治理危機，其中與人們日常生活、生產關系最為密切的是治理問題更加復雜化及風險化，全球出現了許多新型治理問題，單一治理主體已經無法應對，全球出現了多種新問題如金融動蕩、糧食短缺、環境生態破壞、氣候變暖及食品安全等等，這些問題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具有跨國性、動態性及不確定性，傳統的某個國家或國際組織已經無法獨立應對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危機更多依賴于各國之間的合作及國家治理現代化手段。各國因為國情遭遇不同的危機種類，危機的“蝴蝶效應”也逐漸明顯，全球多個國家都會遭受危機影響，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被認為是制度完善的美國首先爆發，之后蔓延到歐洲，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都卷入了其中，我國也沒有幸免。這些事實側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都要改革制度及治理體系，解決國家治理能力有限性的問題。
我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大目標是改進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促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我黨第一次在其文獻中正式提出了“治理”理念，并且將治理與現代化相結合，讓人們對現代化又有了一個新的認識與理解。國家治理現代化理念的提出有其環境背景與內在需要，這個治理理念在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具有多重解讀維度，也是一種全新的發展維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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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的財務學者們從不同的研究目的出發，對財務治理的內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程宏偉（2002）認為，財務治理是財務治理主體對企業財力的統治和支配，即關于企業財權的安排，它決定財務運營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所采取的財務政策；楊淑娥（2002）則把財務治理理解為通過財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饒曉秋（2003）提出，財務治理的實質是一種財務權限劃分，從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林鐘高（2003）指出，財務治理是一組聯系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關系網絡，其根本目的在于試圖通過這種制度安排，以達到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以上這些有關財務治理的定義，雖然都從不同角度對財務治理的內涵進行了闡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認識偏差。他們要么從制度安排的角度將“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將“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混為一談，或者只強調財權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視其他方面，因而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財務治理的內涵。
綜上所述，對于財務治理內涵的理解，筆者比較傾向于衣龍新（2005）的概括，即財務治理就是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以股東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的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財務治理是一種制度安排，又強調了財務治理是對財權的合理配置，同時還突出了財務治理是為了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機制。
我國絕大多數財務管理學教材都認為，財務管理是利用價值形式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管理，是企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與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一項綜合性管理工作。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財務管理是一項管理活動，其直接對象是企業的資金運動和企業的價值。
從以上對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可以看出，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區別主要在于，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其目標是協調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財務管理則是一種運行機制，其目標在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也就是說，財務治理規定了整個企業財務運作的基本網絡框架，財務管理則是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駕馭企業財務奔向目標。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同時也存在許多共同點，那就是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理論基礎具有同源性（都以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為基礎）；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對象具有同質性（都涉及到財權問題）；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具有體系上的統一性（同屬財務范疇且都是企業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財務治理決定了財務管理的框架和軌道，財務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務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財務管理學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財務治理的考量
“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這一概念特征決定了財務管理學的研究應從財務的二重性：經濟屬性（財務活動）與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相結合來進行考察。但現實情況是，傳統財務管理學僅從數量層面來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分析和論述，而對財務的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的處理這一財務管理的本質問題卻一帶而過。而財務管理作為一種綜合管理，企業內部各種權利的制衡、責任的分擔以及利益的劃分，最終將以財務的形式體現。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光靠加強日常財務管理是不夠的，應注重公司各利益相關者財務權利和責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財務行為規范等財務治理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當人們過于注重研究財務管理學的具體內容時，卻忽視了一個對推進公司財務理論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從財務治理的角度把握財務管理學的特征。
從財務治理的角度來觀察，筆者認為，傳統財務管理學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業財務行為視為一種把非經濟動機排除在外的純經濟行為，較少關注制度與財務文化等社會因素對財務行為和財務效率的影響，而是把影響財務行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認同，致使制度無法納入財務行為的解析框架，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從而使財務管理學的構建日趨保守乃至封閉。第二，沒有進行相關財務治理影響分析，因而產生對“財權配置”問題的輕視及與此相關的“內部人控制財務”，導致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財務監控的弱化及其財務利益的受損，致使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第三，以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理論前提，必然形成對經濟屬性（財務活動）的過度關注而輕視其社會屬性（財務關系），從而加劇財務沖突和財務道德的失落。
三、財務管理學再造：基于財務治理的創新
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特定的企業假設基礎之上，企業的不同界定和企業特征的現實變遷都會對公司財務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現有的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傳統的企業特性之上，從總體上屬于價值管理理論。誠然，企業作為系列契約的聯結現象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即企業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這種聯結以及實現這種聯結的契約本身，而是在于形成這種聯結之后的企業財務活動以及在活動中產生的財務關系。隨著公司制企業的出現和現代企業理論對成本、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研究，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帶來的公司治理問題便成為當前公司財務理論的主要議題。現實表明，單純從各自的學科出發獨立研究財務管理或財務治理問題，已經不能滿足學科發展和現實經濟的需要。因此，財務管理學需要拓寬研究視野和豐富理論內涵，就必須與財務治理進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財務管理目標的重新界定與企業財權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選擇財務目標，建立和完善財務的導向機制，是保證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高效運行并實施有效對接的前提。近年來，財務管理目標的定位經過了企業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等發展階段。但就我國目前的企業組織形式主流為非上市公司、資本市場的弱勢有效、法治建設處于起步期、商業倫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結構不太完善等現實背景下，新《企業財務通則》將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界定為“企業價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其資源供給者創造財富的受托經濟責任，也是當代財務管理學教材普遍接受的觀點，具有較強的理論邏輯性和實踐有用性。但也應清醒地看到，這些過分強調股東或企業價值的財務管理目標，勢必會將非價值性的社會責任排除在財務管理目標之外。結合我國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東至上”的邏輯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權被弱化的現狀，以及企業是在復雜的、充滿競爭的關系網絡中開展經營活動的現實，筆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均衡”應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終極目標。這一目標不僅有利于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而且還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和社會性目標得以有機結合，保證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就是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由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因此，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并不總是與宏觀社會的要求保持絕對的一致性。于是，國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來強制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在許多場合無法完
全進行硬性規定。
這就需要企業的社會性目標，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優化，這是由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的。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獨立于社會而存在，若過分強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而忽視社會性目標，將會失去社會的支持，從而使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舉步維艱。特別是隨著SA8000在全球范圍的推廣和實施，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推動社會責任以及落實社會責任便有了最佳保證。這一堅持多邊主義的理財目標，是與公司財務治理的思想和目標相適應的。按照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企業財權配置不能只考慮股東和經理層的利益，每個利益相關者在企業財權配置中都有權享有相應的財務權利，有不同的財務利益訴求。此外，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相機財務治理，也應在財務管理學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視制度因素在財務管理學中的地位
內生于公司財務行為的制度因素可按財務活動的關系分為財務本體性制度和財務關聯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國的財務管理學中，只是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稅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散見于籌資、投資、收益分配和資產重組及清算等財務活動中，而對在性質上并不是財務性的卻會對公司財務行為及利益相關者的財務網絡起約束和限制作用的財務關聯性制度（如產權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倫理道德等）閉口不談，這不僅背離現實而且還會把財務管理學引入歧途。財務管理學的再造，除繼續重視和完善財務本體性制度對公司財務行為的規范約束，還應當重視財務關聯性制度與企業財務行為之間關聯性研究，這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引入財務關聯性制度的研究，將有利于擺脫現有財務管理學“就財務論財務”的思維偏差，使財務管理學再造更具動態調整性和環境適應性。
（三）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
財務管理學如果只關注具體的資金運動而忽視在這一過程中的激勵與監督問題，勢必會導致資本運營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損。因此，財務管理學再造就必須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目前的財務管理學中在闡述企業財務活動時，本能地運用了諸如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會計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來約束與制衡管理者，而對于內部控制這一影響企業命運的制度安排卻沒有片言只語，這與企業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本質要求極不相稱。2008年6月28日，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這為企業內部控制的內容融入財務管理學再造提供了絕好的契機。公司的成本問題，僅僅靠制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恰當的激勵機制能夠通過委托人設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適當的行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來，以財務治理的觀點考察薪酬對公司財務業績的敏感性漸成潮流。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應采用股票期權激勵制度。但股票期權的應用是有條件的，需要有比較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比較健全的資本市場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的法律框架等，而這些條件我國目前并不完全具備。我們在財務管理學的再造中，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必須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關注中國特殊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不能掉進“國際大廚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關注財務文化對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的作用
目前的財務管理學較為強調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會責任和道德品質等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在現代企業理財中倍受蹂躪而變得支離破碎，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關系也日趨惡化，使企業無法實現全面、健康的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學關注資本、成本、利潤等本是應有之義，但影響和決定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為也不應該忽視，因為這有利于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企業財務文化是一種“內隱文化”，是企業為了實現財務目標而一貫倡導、逐步形成、不斷充實并為全體成員所自覺遵循的理財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工作態度、行為取向和生活觀念，以及由這些因素融會、凝聚而形成的整體財務管理精神風貌。財務準則有形而財務文化無形，但財務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卻無處不在。鑒于財務文化對企業競爭力所具有的原生性決定作用以及它所蘊涵的更為深刻的企業本質特征，要求人們在財務管理學再造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這一問題。財務管理學再造關于企業財務文化研究，其最終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國企業特色、與中國企業協調發展的財務文化發展戰略模式，從而更好地指導企業財務管理實踐。
【主要參考文獻】
[1]申書海，李連清.試論公司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的關系與對接.會計研究，2006，（10）.
【關鍵詞】 公司治理； 財務治理； 財務管理
引 言
目前，學術界對公司治理、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關系的研究散見于有關公司治理與財務治理的論著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蔣穎在《構建我國公司治理與財務治理的現實思考》一文中提到“公司治理和財務治理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是相互關聯的兩個概念，但財務治理是制衡機制，財務管理是運行機制”；楊淑娥和金帆在《關于公司財務治理問題的思考》中提到公司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都是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但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財務管理是一種運行機制，財務治理的根本目標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此外，申書海和李連清在《試論公司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的關系與對接》一文中較為系統地對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關系作了詳細論述，并提出了兩者對接的途徑；衣龍新和何武強在《財務治理、公司治理與財務管理辨析》中分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兩部分對財務治理、公司治理和財務管理三者的關系作了論述。根據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蔣穎、楊淑娥和金帆、衣龍新和何武強對三者關系的闡述缺乏較強的系統性，申書海和李連清對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關系的論述雖較為系統，但沒有從公司治理的高度來對其進行研究。本文擬在界定公司治理、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三者內涵的基礎上，從具體目標、主體、對象方面討論三者的區別，并闡述三者的聯系。
一、三者內涵的界定
（一）公司治理的內涵
經濟學家科克倫（Phlip L.Cochran）和沃特克（Steven L.Wartick）提出：公司治理問題包括在高級管理階層、股東、董事會和公司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具體問題。構成公司治理問題的核心是：1.誰從公司決策/高級管理階層的行動中收益；2.誰應該從公司決策/高級管理階層的行動中收益。當在“是什么”和“應該是什么”之間存在不一致時，公司治理的問題就會出現。葛家澍教授認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就是要建立一種合理的組織架構和相關的法律、法規、準則與制度，正確處理好股東、董事和經理層之間的委托關系，使所有者既能有效地監督經營者，而又不干預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同時使公司經營者（經理層）的個人利益同公司的利益緊密地聯系起來，能主動維護股東利益，以公司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閻達五和楊有紅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一組規范與法人財產相關各方的責、權、利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股東、董事會、管理者和工人），或者說它是法人財產制度的組織結構形態。這一制度安排或組織結構形態的內在邏輯是通過制衡來實現對管理者的約束與激勵，以最大限度地滿足股東和相關利益者（stock holders and stake holders）的權益。楊淑娥和金帆認為公司治理是規范和處理公司各種契約關系的制度安排，稱為公司治理。張先治和袁克利對公司治理的解釋是：外部索取權人為了保障他們在公司的索取權不受侵犯而以契約關系為基礎對整個公司進行的控制。
由學者們對公司治理所下的定義中可以看出定義中都涉及了股東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但在享有利益的同時，也必須承擔與權力相一致的責任。因此本文認為：公司治理是為規范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責、權、利而制定的一系列具有制衡與激勵的法律、法規、準則和制度安排。
（二）財務治理的內涵
楊淑娥和金帆對財務治理的理解是通過財權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蔣茵認為財務治理是指通過財權在公司內部的合理配置，從而確保財務目標的實現，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財務制衡制度安排。申書海和李連清提出：財務治理是指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公司長遠目標，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用以平衡各方財務權、責、利關系，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和約束機制等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機制。袁銀輝和曹立星的看法是：所謂財務治理，是指通過財權在公司內部的合理配置，從而確保財務目標的實現，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制度安排。財務治理就是指公司的各種索取權人為了保障他們在公司的索取權不受侵犯，利用經濟激勵與約束機制對公司實施的控制。公司治理的最重要功能，應是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建立起最佳的相互制衡關系，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
由學者們對財務治理的理解可以看出其共鳴之處在于都認為財務治理是通過合理配置企業財權，提高公司治理模式的一種制度安排。楊淑娥和金帆強調了這種制度安排應該是動態的，申書海和李連清則認為這種制度安排不僅包括正式的，而且包括非正式的。本文認為，財務治理是指為了保證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通過財權在各財務利益主體間的合理配置，從而實現財務目標，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財務制衡制度安排。
（三）財務管理的內涵
學術界對財務管理的理解相對一致，如荊新、王化成和劉俊彥認為財務管理是組織企業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的一項經濟管理工作。申書海和李連清認為企業財務管理是對企業財務活動的管理，而企業財務活動就是企業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以及其所體現的企業同各方面的經濟關系。
本文認為，財務管理簡單地講就是對“財”和“務”的管理。“財”可以理解為企業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而“務”的本義有“事務”的意思，在此可理解為圍繞資金運動而開展的一系列經營活動，主要包含三大類：投資活動、籌資活動和營運資本管理。
二、三者之間的區別
公司治理、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在具體目標、主體和對象三方面具有差異性（見表1），具體說明如下。
（一）三者具體目標的差異性
企業是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一組契約，管理者除對股東負責，還需對其他利益相關者負責。在利益相關者理論下的公司治理具體目標為處理利益相關者與管理者的委托關系問題。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夠將問題控制在較低的水平，進而使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更為科學。公司財務治理從財務的社會屬性（產權契約關系）出發，通過在各財務利益主體之間的財權配置，實現各財務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制衡，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財務管理從財務的數量層面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分析，其目標在于在數量上增加股東財富，并使股東財富的增加達到最大化。股東創辦企業的目的在于獲取企業經營活動的收益，在扣除投資資本后，剩余部分即股東財富的增加值能達到最大。
（二）三者主體的差異性
公司治理主體有股東、債權人、員工、社區及政府。從法律角度講，股東是公司的所有者，股東有權對公司資產進行支配和處置，對重大事項進行決策并從中獲取收益。債權人與企業之間屬于一種契約關系，債權人通過出借資金，按期收取利息、到期收取本金，企業管理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債權人能否按期受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債權人作為委托人有必要參與公司治理。與股東和債權人投入資金或物質成本不同，員工投入的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企業的一種無形資產，預期將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從企業角度而言，員工參與公司治理有利于提高員工滿意度和忠誠度，從而實現企業、員工利益雙贏。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其生產經營活動與企業所在社區和當地政府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財務治理的主體包括股東、董事會、經理層、財務管理層和監事會。財務治理的主要內容是財權的配置問題，在公司內部，財權在所有者即股東、董事會、經理層和財務管理層之間進行配置。由股東代表組成的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在所有者財權方面，享有出資權、剩余索取權、剩余控制權和重大決策權。董事會享有的財權為所有者財權和經營者財權的交集。因為在股東大會閉幕期間，由董事會代為行使所有者財權，包括預決算方案、利潤分配方案、重大財務決策方案等。經理層享有經營者財權，具體表現為由董事會授權進行財務決策、為董事會制定財務策略決策擬訂方案等。財務管理層包括財務經理和財務管理人員，由經營者授權，具體行使日常財務活動的執行權和控制權。監事會負責檢查公司財務狀況，對董事、經理人員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財務管理是從財務的經濟屬性，即從價值角度出發對企業的資金運動進行管理的一項活動。財務管理的主體就是財務活動的參與者和執行者。在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下，企業的股東、董事會、經理層和財務管理層都是財務管理的主體。這與財務治理的主體有相同之處，看似矛盾，其實不然。財務治理是以財務的社會屬性為出發點，而財務管理的視角是財務的經濟屬性。監事會不參與實際的財務管理活動，只負責監督股東、董事會、經理層的日常經營活動，因此，監事會不是財務管理的主體。
（三）三者對象的差異性
公司治理關注的是企業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激勵約束的制度安排，并且擴展到企業外部制度安排，因此，公司治理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公司的內外部利益相關者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公司治理包括公司內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內部治理包括股東對董事會、監事會的治理及董事會對經理層的治理。股東通過選舉公司董事會代其對公司進行經營管理，董事會執行股東決策，監事會獨立地行使對董事會、經理層的監督。外部治理是指公司外部環境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外部治理包括政府監管、資本市場監管、產品市場監管、經理人市場監管。財務治理的主要內容是對財權的配置，因此，財務治理的對象就是財權。所謂財權，是一種“財力”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權力”的結合，即“財權”＝“財力”＋（相應的）“權力”。這里的“財力”表現為一種價值，是企業的財務資金或本金。而相應的權力便是支配這一“財力”所具有的權能。財務管理是對企業財務活動中的資金運動進行的管理，因此，財務管理的客體可以認為是資金運動。通過將資金進行籌資、投資、資本運作等方式，實現資金的價值增值，最終實現股東財富增加值最大化。
三、三者之間的聯系
（一）財務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公司治理通過在股東和利益相關者之間合理分配權、責、利來處理股東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權利的配置是前提，而財權是最基本的權利。因為公司的各項經營活動最終都會通過資金和資產的相互交換或轉移而完成并在財權上有所體現。而財務治理正是處理股東和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權分配問題。通過對財權的分配，更好地處理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系問題，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二）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共同構成財務二重性
從財務二重性角度來看，財務具有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財務治理從關系層面對財務的社會屬性進行分析，而財務管理則從數量層面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研究。財務治理是從財務的社會屬性來研究財權的配置問題，而財務管理是從財務的經濟屬性來對企業經營活動中的資金運動進行管理。二者完整地構成了財務的二重性。
（三）三者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
三者終極目標都是實現公司價值的持續創造和企業的可持續穩定發展。公司治理從公司宏觀發展大局出發，通過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責、權、利的配置，解決各利益相關者與管理者之間的委托關系問題，是公司價值創造和企業可持續穩定發展的動力；在公司治理的宏觀指導作用下，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分別通過在各財務利益主體之間的財權配置及對企業經營活動中的資金運動進行管理，實現各財務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制衡及股東財富增加值最大化，是公司價值創造和企業可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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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關鍵詞： 國內外；生態政治理論；研究述評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圖分類號：G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隨著全球生態危機的日益嚴重，對生態政治理論的研究已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國內外學者對什么是生態政治、生態政治包含哪些內容、生態政治具有怎樣的價值以及如何建設生態政治，從各自不同的研究視角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觀點。
1國內外關于生態政治的內涵研究
生態政治作為目前比較熱門的一個話題,國內外對其有不少定義。由于側重點不同以及生態政治本身的復雜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國外代表性的觀點主要包括：其一，羅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態政治解讀為生態（綠色）思潮、生態（綠色）運動和綠黨三個層面。其二，美國學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納克（Spretnak）把生態政治一方面理解為一種生態運動，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綠色政治學。其三，丹尼爾?A?科爾曼將生態政治解釋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通過重溫公民權利和社群合作，通過把地球理解為我們的家園而實現的生態化生活方式。
國內對生態政治內涵研究的代表性觀點主要包括：其一，《中國大百科全書》（1992）將生態政治擴展為政治生態，認為生態政治學是運用生態學的觀點研究社會政治現象的一種理論和方法。其二，劉京希（1998）把生態政治理論解釋為是研究政治體系及其機制的“內生態”以及政治體系在動作過程中與社會及自然環境間生態關系的理論。在內涵上他把生態政治理論從以對自然生態的維護為中心轉變為以政治的生態化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態政治理論的研究從政治自然生態層次推進到政治社會生態層次及政治體系內生態層次。其三，吳海晶（2003）從綜合角度指出生態政治既是觀念、運動,又是力量和理想。作為觀念,它反映了人類對其生存狀況的關注和思考；作為運動,它表明了人們對無度生產、無度消費所造成的環境破壞的抗議和反對；作為力量,它顯示了政府、公眾、環保組織、國際社會保護生態環境、維護生態安全的信心和勇氣；作為理想,它寄托了人類對生態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國內外關于生態政治的內容研究
西方生態政治理論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影響較大的理論主要有三種：綠黨政治理論、環境安全理論和生態學理論。綠黨政治理論是西方生態政治理論中主題最為鮮明、結構最為系統的理論。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態學理念。綠黨以生態學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為基礎，探討自然、技術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倡導生態優先原則。二是社會責任理念。綠黨政治理論認為，社會責任感等同于社會正義。一個社會或社群不能以損害他人利益來謀求自身的環境安全，要堅持環境正義，實現社會正義。三是基層民主理念。綠黨的民主目標是國家與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們有權決定政治、經濟、文化影響他們生活條件的方式和選擇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綠黨的政治目標是把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粗暴關系變成一種平衡和尊重的關系。五是女權主義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來”是綠黨政治理論的重要理念。它強調男女平等，反對壓迫和剝削婦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綠黨強調全球責任，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堅持“胸懷全球,行于當地”。
環境安全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它是從安全的視角來認識和思考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問題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影響。1977年美國環境專家萊斯?R?布朗在《建設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中從理論上首次將生態環境因素納入安全概念和國際政治范疇，提出應重新界定國家安全的范圍。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首次提出“環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21世紀議程》，將環境保護與“一個更安全更繁榮的未來”以及“人類對安全穩定的自然環境的需求”聯系起來。
生態學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綠色運動”中，認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根本路徑在于變資本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制度。它的基本理論觀點包括：其一，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危機都根源于生態危機，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價值取向；其二，生態危機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為突出的問題，并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其三，主張立足當代現實,“超越”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用“異化消費”論去“補充”；其四，要求重新評價工業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張建立一種“無增長的”經濟模式；其五，主張用小規模的技術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規模的技術，使生產過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認為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在于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從國內對生態政治理論內容的研究來看，由于我國學術界研究生態政治理論較晚，目前并沒有形成一個較完整的、統一的理論體系。陳清碩（1995）認為生態政治學以社會生態的政治問題及其影響為研究對象,其主要的研究內容是探求社會生態系統與社會政治系統的相互關系及其規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會生態與社會政治能夠相互適應與協調發展。肖顯靜（2000）認為生態政治研究的主要內容，首先是選擇正確的人類社會發展道路以擺脫環境危機，其次是對市場體制的政府干預進行政治經濟分析，第三是建立當代國際政治新秩序，解決全球生態環境問題。張連國（2006）在系統介紹國內外生態政治學研究的現狀的基礎上指出生態政治的基本內容是“政治生態體系”觀，它是以人為主體的生命與其環境之間，以及人所組成的“政治體系”與“社會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之間的協調關系模式。
3國內外關于生態政治的價值研究
綠黨政治是以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以反對傳統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為內容,突出強調人類整體利益和未來人類利益的新的政治運動。環境安全是環境問題與安全問題結合形成的一種新概念，它不同于傳統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安全問題。環境問題日益惡化所引起的環境安全問題構成了人類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挑戰，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盡管目前對與環境安全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但它喚醒了人們的環境安全意識，并已為全世界各國所廣泛接受。生態學是西方學者在危機理論的基礎上，運用生態學與相結合的觀點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成因及解決生態危機的路徑進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態政治理論的獨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蔡先鳳（2003）認為生態政治的興起堪稱20世紀中后期人類歷史發展的重大事件,它對西方國家的政治力量對比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都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王治軍（2008）指出生態政治理論在對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將生態問題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將政治問題從人類社會擴展到自然環境。
4國內外關于生態政治的建設研究
西方生態政治理論研究基本沿著“深綠”與“淺綠”兩個方向展開。“深綠”的生態政治理論認為只有用生態思維、生態智慧重新建構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從根本上改變對政治的理解和建設才能徹底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淺綠”的生態政治理論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態環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只有徹底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生態社會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
包心鑒（2001）認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政治與政策出路在于加強政府在環保方面的意識與責任：一是加強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實行一種后現代化的社會發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視政治家在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中的作用。賽明明、孫發峰（2006）認為應該從政治和社會的深層角度、特別是從政府的權力和責任出發,從制度和機制層面,從公眾廣泛的參與權力和途徑等視角來思考和進行我國的生態政治建設。
5生態政治理論研究現狀述評
國內外學者面對日益凸顯的生態環境問題，從各自不同的研究領域對生態政治理論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提出了許多關于生態政治理論的有益成果，對我們在新形勢下有效應對與化解生態危機提供了重要的借鑒。但從根本上說，國內外學術界對生態政治理論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許多學者偏重于宏觀層面的研究，學理意味濃厚，缺乏具體的實證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實際應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對生態政治理論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單一學科，缺乏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對生態政治理論從心理學、倫理學、歷史學等視角進行探討的成果較少；三是專門從原著研究生態政治思想的成果還比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態政治理論過程中，既要注重從宏觀的整體層次上進行探討，又要善于對微觀層次加以分析和探討，并注重研究視角的多元化。與此同時，要在深入閱讀原著的基礎上進一步梳理和挖掘的生態政治思想，并結合我國生態政治的現狀和借鑒國外生態政治理論的有益成果進行生態經濟、生態政治、生態文化和生態社會的綜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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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理理論的內涵及特點
1.1治理理論的內涵
“治理”一詞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文，最早的含義可追溯到“掌舵、操舵”，意思是控制、領導和操縱，我國學者則在《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中將其解釋為統治、管理、使安定有序、使不危害并起作用。然而，隨著世界經濟發展以及政治制度的不斷完善，治理一詞已被賦予更為豐富的內涵。
治理一詞是一個廣泛的概念，產生初期是應用于與政治相關的管理活動中，后來世界銀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的《南撒哈拉非洲：從危機走向可持續增長》報告則將治理一詞延伸至經濟學領域和政治學領域，該篇報告認為當時非洲之所以能夠擺脫危機，就在于“治理”的提出，是治理政策實現了該地區的可持續增長。
每一種理論為了適應其不同的運用環境，就會有其不同的含義。而學者們也根據各個理論的普遍適用性和特殊運用性對理論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治理一詞從產生就有多種不同角度的解讀。全球治理委員會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了《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一文，在當時較為全面地解釋了治理理論：治理理論是公共機構及私人機構共同管理社會事務的方式的總和。我國學者俞可平認為：治理是為了滿足既定范圍內廣大公眾的需求而產生的一種具有權威的管理手段。[1]
1.2治理理論的特點
治理理論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一是治理目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增進即為治理的目的，就這一目的而言有5個特點：網絡化的組織，多元化的主體，權力的依賴，分散化的責任，政府主導責任。二是治理形式。多元治理、多中心共同治理形式，權威源頭不再僅僅是政府，還有各非政府的組織結構，在這一模式下，各部門、各組織結構之間的職責和權限不再涇渭分明，多中心治理一詞便是由此而來。三是治理方式。治理模式采用的是多元合作、共同協商的方式。這一方式的產生并能夠實現的基礎是各大治理主體之間存在平等的地位，并且相互之間達成共識，形成共同的目標認知。從治理的特征來看，治理理論對于高校正確定位院校與學生雙方角色，培養高校學生的自我管理意識，形成高校內部的多邊治理秩序，建立有效的高校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義。
2治理理論與傳統管理理論的不同及優勢
2.1治理與傳統管理比較
我國高度重視治理理論源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會上多次提到治理一詞，將中國管理者的目光吸引到這一更為民主科學的管理方式上。從“統治”到“管理”，從“管理”發展到“治理”，雖然只是語言上細微變化，但反映出來的卻是整個國家和廣大人民思想層次的上升。如果說管理理論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一種組合與單項互動，那么治理則是多元主體之間的聯合共治與雙向合作；如果說管理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社會正常秩序和運作，那么治理則是以善治為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全社會的共贏。
治理與管理雖然不是截然對立的概念，但兩者之間仍然存在顯著區別：第一，兩者活動主體不同。在傳統的管理方式中，政府是唯一的管理實施者，其他的組織及主體在這一體系中都處于被動地位，即被管理者，因此傳統的管理方式即為一元主體；而治理的主體則是政府與其他各大非政府組織，社會也從最初的被治理者演變為治理的主體。第二，兩者的權威基礎不同。傳統的管理理論中，管理者權威經過法律授權，具有強制實施效力；而治理理論中，各治理主體的權威則是基于社會公眾的自愿意識和共同意識。第三，兩者的運作機制不同。管理活動的運行機制包括控制、規制及法制，是一種單向強制且剛性的運作模式，而治理活動的運行機制則包括服務、協調及回應，是一種復合雙向并具柔性的運作模式。[2]
從一元單向強制管理向多中心交互式共贏治理的結構性轉變，不但是針對經濟發展變化而做出的管理模式轉變，而且體現了合作共贏的社會意識的凝聚。
2.2治理理論的目的是達到“善治”
治理理論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同時它又反作用于原來的政治管理方式及經濟管理手段。與社會所熟悉的傳統管理方式相比，這一新興管理方式的理論與實踐都是對社會各方面發展的挑戰。為了將此挑戰轉化為社會發展的機遇，現將治理理論與傳統的管理理論進行比較，總結出治理具備以下優勢：
第一，治理理論認為，現代社會，政府的職能和精力應集中于提供只能并且必須由政府供應的公共物品和服務，政府應該向其他社會主體下放權力，調動其他主體實質性參與政治活動和社會事務的積極性。社會發展需要的是“有限政府”，而不是一個“全能政府”。[3]
第二，治理理論強調政府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和諧合作。在傳統的管理理論中，存在一個與公民社會有明顯的區別，并且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強大的權力的國家和以這個國家為中心是有效管理得以達成的兩個必要前提，缺一不可。而治理理論下，有效的管理必定是民主色彩濃厚的管理模式，社會事務由各主體共同管理，各主體之間也相互溝通交流，形成社會管理的各項決定，治理模式重視普遍群眾的想法，充分體現著現代政治文明的價值理念，與我國的“人本和諧”理念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類政治文明的內涵。
第三，治理理論的出現起到一種破冰作用，如果說管理理論下市場與計劃、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是一種兩分關系，那治理理論便改變了以上主體之間存在的零和、博弈局面。在治理模式下，服務代替了控制，從組織內部解決了控制與反控制，爭奪與反爭奪的問題，即打破了強制、支配的一元主導局面，多元價值追求、合作共贏的特點在實現公共利益的過程中的以體現。
第四，治理理論彰顯了社會多元主體的地位，號召各主體的能量釋放。在全球化、現代化與社會化的今天，世界環境的復雜化與社會環境的日益變化衍生出了多樣的利益及需求，治理模式下，各主體之間通過反復磋商來增進理解，達成共識，這能夠加強決策的科學性和實施的有效性，有利于凝聚國家的力量，集中舉辦一些有全局影響的重大事項，打造“有效政府”。
治理理論的實踐目的是達到“善治”，即整個社會都達到利益最大化的狀態。善治達成的現實基礎是公民社會的存在，公民社會的構成要素有六點：一是響應，公共管理機構必須就公民的要求和建議等做出及時、負責的響應，管理機關的響應性越大，善治社會達到的程度也就越高；二是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行為準則是國家法律，法律是善治的基本要求與強制保證。三是透明性，即各項政治政策信息的公開性，透明性越高，善治的程度就越高；四是有效，主要指管理的效率，一體現在管理機構設置合理，二體現在管理成本最低化，因此善治的程度越高，管理的有效性就越強；五是合法性，這里的“法”并非傳統意義上法律的“法”，而是指社會公眾自覺認可和服從社會秩序的狀態，而非法律意義上的“法”，合法性越大，善治程度便越高；六是責任性，指的是善治社會中的公眾應當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社會公眾的責任性越強，善治的實踐程度就越高。[4]
2.3治理理論對優化大學生創業教育管理模式的優勢
首先，治理理論產生的社會環境與大學創業教育管理所處的社會環境是相同的。治理理論是將政府以外的政治主體引入政治社會事務的管理活動中，其出現是由于政府管理和市場管理兩種管理模式都出現了明顯的缺陷，社會環境中的許多問題亟需解決。另一方面，我國的大學創業教育管理是在全球化以及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產生及發展的。目前我國在大學生的教育管理方式上面臨著越來越多、各式各樣的挑戰，就創業教育這一部分看來，大學生創業的初衷不同，大學生自身有著不同的經歷背景等原因都造成大學生創業水平以及創業積極性方面的差異，此時將治理理論引入大學創業教育管理很有必要。
其次，從大學生創業的性質看。大學生創業不僅是大學生自己的一項經濟活動，更是學校教育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領導式的管理方式難以與大學生創業的這一獨特性質相融合，創業教育也不適合盈利性組織的市場化管理模式，需要對其進行規范的引導和訓練。
再次，從創業大學生自身具備的素質看。當前高校“事無巨細親自抓”的管理模式使得大學生在思想觀念上無法擺脫被管理者的角色，思想和行動均依賴高校規章制度，在此背景下，高校學生的自我管理及自我提高的意識得不到加強，學生無法意識到自身的優勢，自然無法發揮優勢，長期下來，積極性與創造性也就得不到發展，這對于大學生創業教育而言是很大的阻礙，就這一點而言，運用治理理論，將大學生創業活動的發展與大學生自身的發展相結合，實現個人價值和組織目標，提高大學生自身的責任意識很有必要。[5]
最后，目前我國的高校教育過程中存在嚴重的角色錯位。主要體現在高校與學生的關系方面，學生付費接受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務，兩者之間存在的這種供需關系在高校的過度管理下演變為控制關系，這將直接導致：一、高校管理層的精力嚴重分散，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教育決策失誤、教育管理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二、這種控制關系遏制了大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阻礙了學生參與高校管理的積極性，進一步阻礙了高校各項政策的有效實施。而治理理論則有助于高校由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緩解角色錯位帶來的負面影響。[6]
當前，在部分高校，對大學生創業組織的管理存在很強的行政性色彩，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大學生發揮其自身的積極性。善治理念對推動大學創業教育管理的改進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在善治理論指導下，大學生創業將實現提升績效，高校將培育出更有素質的公民，這些公民又會促進治理的效率。因此，大學創業教育管理應該進行改革，以引導代替控制，以公共治理代替層級管理。
3治理理論為高校優化創業教育管理模式提供新視野
縱觀我國的實踐歷程，我們已經在不自知的情況下運用了治理理論，不論是在建立公民社會方面還是具體的社會組織對于自身的管理方面，都出現了治理理論的廣泛滲透，這一些實踐說明，治理理論在我國還是很有適切性的，這對大學創業教育管理同樣適用。當前我們的著眼點是，治理理論起源于國外的理論，我們要實現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進行分析、吸收和運用。深究大學創業教育管理從傳統的管理模式轉變為治理理論指導的下的管理模式的動力，不僅僅是教育從業者思想精神層面的改變和進步，更是現有大學創業教育管理的模式和方法等實踐方面的內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據此，就大學創業教育管理的這一課題的研究，不能只局限在理論方面是否適用，同時也需要對具體實踐方面進行相關可行性研究。
第一，合適選取適當的治理工具。凡是有助于大學生創業教育的更有效運行，有助于大學生創業目的達成更順暢的方法方式都可以稱作治理工具。一方面，高校可利用新興媒體具有海量信息的優勢，構建大學生治理平臺，為建設服務型高校，推進大學生自治建立基礎；另一方面，新興媒體的互動性與治理模式下各主體間交互作用的特點不謀而合，運用這點，可以實現高校與學生間的交流與溝通，及時為創業學生提供所需要的支持與幫助。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dopt PPP mode， many of them belong to quasi-infrastructures. Some of the quasi-infrastructures in PPP projects reflect the low efficiency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hich reason is the level of project governance.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quasi-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PPP. Then it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for index optimization， finally determin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quasi-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PPP.
關鍵詞：準經營性；PPP目；項目治理水平
Key words： quasi-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PPP project；project governance level
中圖分類號：F2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7）22-0029-05
0 引言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政府和社會資本進行工程建設的一種模式，以特許權為基礎，由政府與社會資本之間達成的一種伙伴關系，從而達到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雙贏模式[1]。PPP項目的成功離不開其利益相關者利益關系的協調，而利益相關者動態平衡雙贏卻難以維持，據統計，從1990年至2013年，PPP項目建設和運營的收益和成效甚微，有些甚至被暫停或取消[2]，如何在制度層面和頂層設計層面促進利益相關者關系和諧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目前關于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研究較少，特別是缺乏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的研究。本文旨在尋求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為準經營PPP項目治理水平的提高提高依據，優化準經營性PPP項目發展進程。
1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只指標體系概述
1.1 項目治理水平內涵界定
“治理”這一理念在政府、公司等領域都得到了很好的應用與發展，并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等理論體系。但是，項目治理這一概念在20世紀90年代才被提出來，目前為止對其理解仍然存在分歧，也沒有形成比較系統化的理論體系。對于項目治理的定義，國外具有代表性的是Turner、Renz、Bekker等學者的界定，Turner認為項目治理是利益相關者之間設定一整套關系，并提供一種結構，通過這種結構，設定項目目標，確定實現該目標以及績效實現的方式[3]。Renz認為項目治理是一種反映企業倫理的方式，針對復雜的環境下的項目，進行戰略性指導、綜合管理以及整體控制的一個系統過程[4]。Weaver認為項目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子集，從公司治理的領域關注項目活動，包括項目組合的指導、項目發起人地位和項目管理的效率等方面[5]。國內以嚴玲對項目治理的定義最具代表性，定義項目治理是一種制度框架，在這種框架下，體現了項目各利益相關者之間權、責、利關系制度的安排[6]。從上述學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項目治理的思想主要是從公司治理演化而來的。結合不同學者之間的定義，本論文給出的項目治理定義：為了實現項目目標，構建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的體系，它規定了項目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責、利關系，從而在項目交易中建立一種秩序，并通過這種制度來維持這種秩序，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得以協調，并維持項目交易中一種良好秩序的過程。定義中不僅包括項目在項目契約組織形成時建立秩序的過程，更包括在項目建設管理全過程來維持秩序的過程。
根據上述項目治理的概念，本論文認為項目治理水平是過程行為，規定了政府部門、社會資本、公眾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責、利的劃分，使利益相關者關系得到協調度與預期相比的有效性，并通過一系列措施來維持這種良好的秩序的效果。
1.2 建立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必要性
現如今，許多的PPP項目未能正常進行，例如杭州灣跨海大橋PPP項目，社會資本陸陸續續出讓股份或者撤資，截止目前國有資產占到總資產的80%。這都涉及到項目前期制度設計是否合理，合作效率高低的問題。PPP項目中，政府與社會資本直接的合作機制如何建立、融資結構如何安排、控制權如何配置、收益如何分享、對項目的管理者如何激勵和監督，這些都影響到PPP項目是否成功。需要我們從項目治理的角度來對項目進行分析，從制度層面來解析項目成敗的原因。
當前關于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的研究有限，特別是評價機制的缺失，隨著越來越多的項目進入運營期，以及大量的PPP項目均是準經營類，如何以項目治理為立足點，以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為出發點，提高準經營性PPP項目的運營效率成為關鍵。
1.3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特殊性
與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相比，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殊性：
①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的收益已大于或者等于市場平均水平，政府不需要對項目進行補貼，但是準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的收益不足以彌補成本或者低于市場的收益均值。為了激勵社會資本參與進來，保證社會資本的的合理收益，政府應對項目進行補貼。因此，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評價的需要對政府補貼機制、政府對社會資本的激勵程度等進行評價。
②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政府為了滿足公眾的需求，保證公眾的利益，控制項目的收費價格，以致于項目的收益不高。因此，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會體現出較強的公益性，比如價格監管機制等。
2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理論分析
2.1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目標
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涉及的利益相關者關系更加復雜，利益糾紛瓜葛更多，此時的“利益”包含多方面的內容，是個復雜的多指標體系。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評價的目標應定位于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這些都強調效用、利益和價值的實現，它們本質上是相通的。價值創造是一切組織的和核心目標，而項目本身沒有價值，其價值來源于項目目標的完成，當然這里所謂的項目目標包括各利益相關者的目標，各利益相關者目標的實現也就等同于其利益的實現，由此可見。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評價的目標就是達到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的協調和利益的趨同，從而最終實現項目價值。
2.2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主體
如果由政府主導進行準經營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重點會放在社會資本滿意度上，而忽略了政府本身項目治理水平高低，也不能完全反應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的真實水平。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應引入獨立的第三方，這樣才能平衡PPP項目眾多的參與方和利益相關者訴求。國外，如英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通過成立專門的PPP管理咨詢單位對PPP項目進行監管。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引入第三方進行項目治理評價，并保證評價結果的真實性、公平性和準確性，設置獨立的PPP項目監管部門，細化到每個行業，每個項目均設置監管部門。因此，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的實施機構安排第三方機構進行是最適宜的。
2.3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時點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的時點的設置會影響到指標的建立。PPP項目有六個階段，分別是識別階段、準備階段、采購階段、建設階段、運營階段和移交階段。由于轉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特許經營期較長、一般是為20年-30年。因此本論文的評價客體是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時點是從項目識別到項目運營階段，即是項目的后評價。因此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指標設置要考慮性項目識別到項目運營結束的所有階段。
3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設計
3.1 治理水平指標體系構建思路
本文沿襲了國內項目治理研究思路，借鑒公司治理評價的內涵，公司治理評價的內涵是以公司治理內涵為核心，以公司治理原則為評價指引，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合理性、公司運營的合規性、各層級利益相關者責任的履行情況、主要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保障、信息披露及時性與完整性以及公司治理目標的實現情況作出評價。在這種評價邏輯中，治理結構、治理機制是相互聯系的，缺一不可的。因此，對于PPP項目治理的評價應包含治理結構的安排狀態以及治理機制的實施狀態，其治理目標是PPP項目利益相關者權、責、利的分配情況。
項目治理評價就應該將項目利益相關者納入到統一平臺，而不是將利益相關者單獨切割開。這一點與公司治理的內涵是一致的。但是，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的指標體系相比于公司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更為復雜。其一，由于“項目”比“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更加的多，評價的橫向展開范圍更加廣。其二，PPP項目注重的是交易秩序的安排，比公司治理“獨善其身”的目標更加全面。PPP項目治理的指標相比于公司治理評價指標更加的復雜。PPP項目治理評價的指標的選取，需要借鑒公司治理評價的指標體系選擇，選擇PPP項目治理結構、PPP項目治理機制（契約治理層面、關系規范層面）。
3.2 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本文從項目治理結構、契約治理和關系治理三大視角來得出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首先本文是根據文獻綜述得出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再根據準經營性項目特點，綜合得出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PPP項目治理結構主要是以項目權利分配為核心的內容，項目權利分配主要是PPP項目各參與方股權分配情況。具體的指標體系見表1。
項目治理機制成為一種固化的契約關系，需要與之匹配的契約治理機制。通過文獻分析可以看出契約治理分為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兩大方面，內部治理著力于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責權利之間的制度安排，外部治理則是外在制度的安排。基于契約治理視角的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按照問下文獻檢索分為四個維度，分別是利益分配、風險分擔、激勵水平和政府監管，具體指標見表2。
對于關系治理角度，嚴玲首先提出將關系治理納入到項目治理體系內，認為項目的關系治理主要在信任、承諾、溝通和合作四個方面體現出來。具體的結合準經營性PPP項目，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見表3所示。
3.3 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最終構建
對于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構建的指標，由于個人主觀選取的因素，它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有待考量，需通過問卷調查，對指標進行優化處理。本問卷涉及的調查對象是從事PPP工作的專家學者或者具有PPP工作經驗的人群，因此本問卷是是網絡發放問卷和線下發放兩種同時進行。本問卷了200份卷，回收了178份問卷，去掉不合格的17份，剩余161份問卷，問卷回收率161/200=80.5%，符合要求。
本文運用SPSS20.0對問卷信度進行檢驗，問卷整體和各維度的信度均在0.7以上，表明問卷信度是處于可信區間。
將指標X7、X17、X21、X28、X38刪除后，信度得到明顯的提升，具體對比結果如表5，因此刪除這五項指標。
本文運用SPSS20.0對問卷進行KMO和Bartlett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
由表6所示，巴特利特球體檢驗統計量的觀測值為2969.291，伴隨概率值0.000
在前置條件符合的情況下，對所有指標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定義了特征根大于1為標準，通過最大方差旋轉以后，結論見表7，根據計算結果顯示，所有36個指標總共抽取了6個公共因子因子，符合了特征根大于1的標準，解釋總方差的貢獻率累積達到64.276%，說明眾多指標的6個公共因子能夠較大程度綜合反映評價指標的總信息量，與上述將研究將準經營性治理水平分為6個維度符合。
由于原成分矩陣中載荷系數差異較小，不能清晰的反映出公共因子所包含的變量信息，為使公共因子在不同變量上的載荷系數呈現出顯著性差異，需對原成分矩陣正交最大化旋轉。旋轉后的成分矩陣中，載荷系數趨向于兩極化，以便于對各因子作出合理的解釋。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經旋轉后的因子負荷矩陣如表8所示，本因子負荷表中可以發現，指標X36對本因子的的負荷量為0.477，說明對本因子的解釋程度不高，故刪除該指標。指標X39對本因子的負荷量為0.477，對因子4的負荷量為0.412，說明該指標對本因子解釋不足且存在交叉解釋的情況，故應刪除該指標。
根據上述研究成果，筆者對準經營性PPP治理水平的指標進行了修正：
①根據問卷信度檢驗與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分析，將指標X7、X17、X21、X28、X38、X36、X39刪除。指標刪除后指標體系更能精確地反映治理水平。
②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分為6個維度，分別是權利配置、利益分配、風險分擔、政府監管、利益相關者參與。
經過修正，得出準經營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的最終指標體系如表9所示。
4 結論
本文借鑒了公司治理評價的邏輯，構建了準經營性PPP項目全過程的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首先采用文獻查閱法初步構建了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的初步指標，再通過問卷調查和因子分析得出了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的最終指標體系，分為權利配置、利益分配、風險分擔、激勵水平、政府監管和利益相關者參與6個維度33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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