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4 17: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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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格一詞最初只是作為一種技術載體，將高速互聯網、高性能計算機、大型數據庫、傳感器、遠程設備等融為一體，為科技人員和普通百姓提供更多的資源、功能和交互性。而網格化社會管理則是將這種網格的理念延伸社會管理領域中。所謂網格化社會管理，意指通過地理編碼技術、網格地圖技術以及信息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將不同街道、社區劃分成若干網格，同時將網格單元內的人、事、資源、組織等要素形成多維的信息體系，通過網格單元進行對接，借助一定的反饋系統，一旦發現問題，都能及時傳遞至指揮平臺，通知相應職能部門解決問題，實現城鄉社區的全方位和高效管理。從這可以看出，網格化社會管理顯然不僅僅是信息技術的運用，而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通過資源共享、快捷的反饋和高效的服務來應對傳統管理模式的僵化和低效問題。有媒體報道顯示，近年來，全國有眾多省份的基層單位都嘗試了網格化管理創新，例如北京、浙江舟山、上海、鎮江、四川成都以及南京的仙林等地先后都推行了網格化社會管理，也成為基層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領域的積極嘗試。網格化管理一出現就受到學者的關注，如童星以南京仙林街道為例，提出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重點在于組織創新，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過網格化組織創新的手段來增強基層社會管理的動力和活力，提升社區服務的水平[1]；而文軍則提出網格化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城市社會管理模式，具有規范、清晰、高效、創新、綜合、統一等優點和特征[2]；楊宏山、皮定均則提出網格化管理在提升政府回應性、拓展社會協作、改進管理效能方面取得了顯著效果[3]。竺乾威借助于公共管理的無縫隙管理理論，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意義在于打破了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提供一種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的、精細的、個性化的全方位覆蓋的公共服務，重塑了公共服務的流程[4]。上述探討無疑是對現實社會管理創新實踐的及時回應，也具有一定的啟示，但卻都偏重案例研究，而對網格化社會管理的歷史背景、運作邏輯以及中國情境下其功能如何演繹加以分析，故本文將在梳理網格化社會管理這種新模式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需求的基礎上，重點分析網格化社會管理何以發生、應具備哪些功能等議題。
二、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歷史背景
應該說，網格化管理創新是在我國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嚴重滯后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改革開放30年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統領下，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觀上選擇了正確的制度路徑之外，還得益于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的創新。在一些城鄉基層單元，在經濟管理層面都嘗試了不同程度的創新，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導致我國的單位制趨于松解，以前由單位承擔的諸多職能逐步社會化、市場化；而隨著我國市場化、城市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城鄉社區格局驟變。然而相比于經濟領域，社會管理層面的變革顯然是滯后和不足的，已遠遠不能適應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也讓傳統的社會管理陷入困境。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市場經濟對傳統社會管理體制的沖擊。戴維•米勒曾指出，市場領域和社會領域遵循不同的場域規則，市場資源配置和機會的公平原則是“應得”。在市場領域，每個人獲得的資源和機會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貢獻而確定的，而在社會領域，資源和機會是按照需求原則來配置[5]。顯然市場的場域規則不能替代社會場域的規則。只有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和社會管理可以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系，甚至能達成一種共贏局面：因為“好的市場經濟”鼓勵公平競爭，社會資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會管理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但我們發現在中國改革以來的轉型階段，兩者并沒有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社會管理的滯后和無序增加了市場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并沒有能通過市場化自動調節的方式來解決，并且很多社會問題恰恰可視為是市場外部性所帶來的；顯然，市場化也并沒有通過“看不見的手”自動破解社會事務的困境問題，除了市場機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帶來市場失靈現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規制包括倫理制約的現行市場體制所遵循的單一經濟理性往往帶來贏家通吃和精英結盟，并不會自發關注弱勢群體；不僅如此，缺少監管機制和價值關懷的市場化邏輯已被貫徹到社會場域中，滋生更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尤其容易在城鄉基層的社區結構中顯現，也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挑戰。
其次，人口流動對社會管理的沖擊。隨著單位制的松解，個體的流動性日益增強，包括區域意義上的橫向社會流動和職業意義上的縱向流動開始出現，這些都給基層社會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垂直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原本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在我國轉型期，卻帶來了貧富分化、社會不公、階層固化等癥狀，這是很多社會問題發生的背景因素。同時，由于我們正處在信息化時代，因此，這種影響因素也在不斷放大，從而引起民眾的怨恨與不滿；橫向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則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過一億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進行往返的鐘擺式流動，這不僅給城市的管理和服務帶來挑戰，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一些社會后果，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問題。這就給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挑戰。
另外，行政管控對社會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來，我們一直提倡把社會領域的事務回歸給社會，讓社會組織自我管理，這樣才能讓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務，但事實上在我國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邊界有時很難分清，正如，還有兩個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會事務，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預或影響社會事務。一是對社會組織不放心，認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成長會危及社會的穩定性，或假設社會組織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礎；二是和利益有關。對于政府部門而言，管理社會事務也意味著能掌控一定的權力，掌握一定的資源，這也是一些部門不愿放棄手中權力和資源的原因。這不僅和我國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響到基層社會管理的自主性：因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區在資源和服務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區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能力，相應的社區資源也很難得到有效的動員和整合。顯然，這種行政社會下的管理忽視了“社會”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會自身應該做的事情，將社會納入行政的控制范圍，并不利于社會的成長[1]。行政管控下的基層社會不僅很難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協調，以及自我服務”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國執政黨多年前提倡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理念。
總之，隨著市場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社會結構的轉型，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已經嚴重滯后，也無法滿足基層社會的需求，更無法應對一些過渡性和增發性的社會問題，因而網格化管理顯然就是對傳統社會基層管理現實困境下的一種回應和創新，那么這種社會創新遵循何種邏輯？
三、何以可能：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
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各地推行的網格化社會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數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組團式服務模式”、上海、鎮江、四川以及南京棲霞等地嘗試的“城鄉一體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進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務把空間或地理意義上的網格進行劃分，運用網格地圖技術將某一轄區劃分為若干網格單元，作為最小的管理和服務單位，這些網格既不同于基層的行政劃分區域，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區”單位。網格化管理改變以往的“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實現對管理對象的全面化、無縫化、高效化、節約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種思路下，網格需要對空間范疇再確認。
值得關注的是：網格不同于社區，我國目前社區不僅存在行政化傾向，而且社區之間的異質性大，不少社區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資源共享的層次太低，即社區服務貧乏，居民參與度低，因而社區無法滿足共同體的需求，這也是各社區通過網格劃分實現空間關系重組，應對上述困境的一種嘗試。
下面我們以南京市棲霞區仙林街道為例看看網格是如何劃分的。南京棲霞區仙林街道的行政區域面積23.17平方公里，下轄3個社區居委會，11家商品房小區，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學5所，常住人口2.2萬余人，在校生約12.8萬人。盡管仙林街道下轄三個社區居委會，但由于近年來多所高校的入駐，失地農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開發，入駐人口和流動人口的驟增，三個社區居委會根本無法提供相應的管理和服務。為了應對轄區所發生的變化，在原有區域內進行網格劃分是仙林街道網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圖1展示了整個仙林街道劃分的6個一級網格，46個二級網格，以社區為基本單位設置了1156個三級網格[1]。
網格劃分遵循了“橫向到邊”和“縱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則。所謂“橫向到邊”，是指管理和服務上要將原有科層管理所疏離的地帶納入管轄范圍，做到無遺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帶，這些空間往往既是滋生社會問題的場所；而“縱向到底”，是指網格在層級結構上，“通過網格直接聯結服務對象，使它的觸角延伸到了最底層”。橫向到邊以及縱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條塊分割、政出多門現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網格將資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網格化理論的最初理念，“網格化管理對終端用戶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過多層多渠道協議體系實現網格資源有效利用和業務協同，在動態復雜背景下實現多組織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降低終端用戶使用和組織管理復雜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網格化管理為現代復雜社會經濟管理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方案。”[2]在這個意義上，網格劃分是嘗試化解復雜情境、以更好資源服務群眾的一種策略。現實中的網格劃分往往會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務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眾、易于管理”的劃分原則，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異性”的原則，將全區187個社區劃分為589個網絡，根據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況，將網絡劃分為住宅、商務商業、企事業單位、人員密集場所四種類型；在城鄉結合帶，根據農村、城市、工業園區的不同特點，將全區劃分為605個單元網絡，其中社區網絡143個、村莊網絡440個（364個規劃保留村、計劃拆遷村76個）、園區網絡22個；在農村地區，房山區將農村網絡分為“村民住宅區、農業生產區、林地區、坑塘水面區、荒山區、灘涂區“六種類型，密云縣也出現了”社區網絡、村莊網絡、農地網絡、山場網絡、景區網絡、工業區網絡”等[3]。
網格劃分并不止于一種空間關系的重置，而是責權利的再落實。例如北京東城區一共約有1萬平方米，將其化為1539個互相聯接的網格單元，配備350名城市管理監督管理員，這些監督管理員的職能就是對其管轄網格內的城市部件進行監控，所謂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環保、園林綠化、房屋土地等相關設施，這些設置被逐一登記編碼，每一部件按“市轄區代碼-大類代碼-小類代碼-部件名稱-歸屬部門-問題位置-所在網格號“編碼，并納入地理空間數據庫，”從而在21個行政執法部門，6個政府職能部門和10個街道的保潔隊、綠化隊之間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說，網格化管理實際上是一種“無縫隙管理”，即為了解決打破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解決好部門機構的協調和整合問題，針對官僚體制所帶來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種整體性治理，“無縫隙組織以一種整體的而不是各自為政的方式提供服務。”[4]網格化管理通過網格劃分、責權利的重置，同樣也希望能破解科層固化、部門推諉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網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靜態地將網格劃分，在圖2的簡單網絡示意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網格包括一定的動態結構，這種結構不同于傳統的科層結構，它包含了四個組成部分，即網格化服務對象、網格巡邏人員、指揮中心、服務職能部門，形成了五個渠道，即對象采集渠道(1)巡邏監督信息上報渠道(2)資源調度渠道(3)服務渠道(4)對象主動觸發渠道(5)兩種內部監督機制（職能部門服務質量監督機制、巡邏監督人員監督機制）和一個外部監督機制[5]。通過網格化管理操作層面的流程我們能看出在網格劃分之后，還具備一定的責任落實機制（參圖2）。值得關注的是，網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國基層組織執行過的目標責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標責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稱為是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其顯著的差別是：以前的目標責任制主要是針對經濟、計生工作等硬指標，而網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蓋了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是一種“結果取向”（包括硬指標以及彈性任務），并且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滿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軟指標”，作為考核的依據；而傳統的目標責任制是將上級黨政組織所確立的行政總目標逐次進行分解和細化，形成一套目標和指標體系，以此作為各級組織進行“管理”（如考評、獎懲等）的依據，并以書面形式的責任狀/書在上下級黨政部門之間進行層層簽訂，以期獲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綜合管理方法，因而這種目標責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級之間形成一定的契約關系，有學者稱之為“壓力型體制”[1]。但是在上述的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中我們能看出這種目標責任是基層政府推動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訴求和民意評判，因而網格化管理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契約，也是在政府推動下吸納社區基層民眾積極參與的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
四、何以可為：從管控到服務的功能演繹
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推進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體的日益分化，社會生活的風險明顯增加。為了應對這些風險，近年來，一些基層組織在社會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種“消極的社會管理”，即認為社會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會，“不出事”、“擺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為邏輯，這種管控思維體現的是壓力型體制下政府的政績取向，象北京市東城區初期的網格化管理中曾經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則，即網格助理員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網格，網格管理員定期匯總，一般糾紛不出社區，街道指揮中心定期分析，負責糾紛不出街道。”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盡管網格嵌入了社區，但是網格在扮演具體功能時還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維穩思路，這顯然是壓力型體制的一種延續，只不過將以前的GDP的經濟指標壓力轉化成發生率、上訪率等指標壓力。在這種思路下，人們往往會把社會管理的任務簡約為維護地方社會的“底線”穩定，使網格化管理成為維穩過程中的一種“創新”方式。
這種模式在歷史的特殊階段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新時期的社會管理創新中，如果我們把“維穩”視為“唯穩”，這實際上是一種機械的、片面的維穩觀[2]。有學者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會矛盾的增加，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現象。然而，面對利益關系復雜化和社會矛盾增加的趨勢，關鍵在于正確定位和判斷矛盾與沖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決。如果沒有一套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規則和程序，矛盾積累起來，得不到及時化解，就會導致嚴重后果，整個社會也必將付出巨大代價[3]。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解釋，沒有基層民眾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并不會自動實現社會公益目標，即管控和維穩思維下的這種網格化管理往往會掩蓋一些真實問題，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源，也沒有帶來制度化的利益協商機制，正如下圖中我們例出的網格化兩種功能的差異。
盡管管控和維穩思路下的網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網格，通過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來及時發現問題、協調問題，也有利于快速處置問題，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歷史時刻，這種網格化管理確實能發揮積極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國家和社會正常轉型期，仍然一味強調這種網格化管理的這種單一功能是有悖于網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網格理論最初提倡的是一種需求導向的“服務、效率以及資源共享”，通過網格化提供積極的服務，除了網格中的資源共享之外，還要借助網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協調機制，網格化管理的最終目的可以通過民意表達機制自下而上地理順地方政府、利益集團和基層群眾的紐帶關系，即走向積極的服務型的網格化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盡管目前的網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網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績約束。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關注“上訪率”和的“不出事”邏輯。因為“地方社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組織網絡，正式的政治領導角色應該是去識別這些網絡，協同處理地方政策問題或者建設新的網絡，以解決特定政策問題的意愿和能力。他們的政治角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引導和控制，而是通過協調和建立合作去保證他們應該負責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說，如果從管控型網格化管理能演繹至服務型網格化管理，勢必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地方政府從壓力型政府真正過渡至服務型政府。
我們認為，網格化管理從管控到服務功能的轉變能帶來一些“意外后果”：即通過“服務”化解管理甚至管控中的一些疑難雜癥。上述的南京棲霞仙林街道就是個例證。網格化管理推行后，仙林街道機關除保留少量機動人員外，其余人員全部下沉到一級二級網格，形成了一種“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的機制。街道將安全生產、公共衛生、穩定、社區管理等社會管理內容納入網格化城市管理平臺，網格化管理實施短短的一年多后，街道社會管理與服務水平顯著提升，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評中由過去的20多位一躍成為排頭兵，被列入2010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創新項目。走訪中我們看到：隨著網格化的實踐，黨群干群關系日益融洽，一些“釘子、上訪戶”也不再是“刁民”了。第三方的民調顯示：群眾滿意度達到95%以上，幸福感持續提升。這是提升服務解決難題的一個例證。
關鍵詞：現狀與問題；觀念轉變；制度建議
17世紀英國普通法院上訴法院首法官愛德華?柯可在抨擊教會關于國王可以親審案件的觀點時說過一段驚世名言："法律是一門藝術，它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在未達到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從事案件的審理。"在司法制度中，法官之所以能作為法律的守護者，擔當起維護社會良知和正義的角色，是在于法官所具備的極高的道德素質和業務素質。法官職業的特殊性，要求其對法律有著超強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然而這種感受力和理解力卻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只有通過專門的培訓才可以獲得。為了讓法律的正義得以彰顯，初入法院系統的預備法官，無疑應該成為重點培訓的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培訓條例》已將預備法官培訓作為法官培訓的重要內容加以規定，預備法官培訓重點不僅包括提高法律適用能力，還包括提高庭審駕馭能力、訴訟調解能力和裁判文書制作能力。
一、預備法官培訓的現狀與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3月30日下發的《法官培訓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擬任法官的人員，應接受預備法官培訓。"第十五條規定："預備法官培訓應注重崗位規范、職業道德和審判實務的培訓。培訓時間不少于一年。"2006年，國家法官學院結合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以來全國法院擬任法官人員的實際，先后分專業舉辦了三期預備法官培訓班，一些法官學院分院也經授權和委托開展了預備法官培訓工作。經過近一年的教學實踐，已積累了一些基本的經驗。為認真貫徹落實《法官培訓條例》，提出了"2007年--2010年全國預備法官培訓實施方案"。該方案明確規定了培訓期限和培訓方式：預備法官培訓的期限為一年，包括在校集中授課和校外實習兩個階段，具體時間分配原則要求是：一是在校集中授課時間三個月；二是校外實習時間八個月。 在校集中授課和校外實習原則上分兩個階段分別進行，但開展培訓的機構也可根據本地實際情況予以調整，分段穿行。培訓內容包括：在預備法官在校集中培訓中，應突出培養學員的法官職業素養和審判技能。在校集中培訓的教學內容應包括法官職業素養、審判理念和審理思路、審判技能（庭審駕馭能力、法律適用能力、裁判文書制作能力，其他實務技能）。 法官職業素養的教學內容應包括：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諧社會的構建、法官職業道德、法律思維等內容。實習方面的規定：在法院的實習主要應在中級法院、基層法院進行，除應集中對法院各審判業務進行全面涉獵外，還可根據學員意愿及其今后擬從事的審判崗位在實習階段予以重點考慮和保證，但學員實習的部門不得少于2個。條件允許的地方可組織學員到檢察院、律師事務所、政府相關部門和其他社會機構進行實習。使學員通過培訓，達到初任法官的任職要求。在實踐中，全國法院系統的預備法官培訓并沒有原原本本按照上述規范性文件的要求開展，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對預備法官培訓的價值定位不準確
對預備法官進行培訓，最終目的是為了讓其成為一名優秀并合格的法官。然而，我國目前對于法官的遴選和提拔晉升，都還存在相當大的爭議。還未明確法官的遴選是要追求精英化還是大眾化，是從律師中選還是從下級法院中選任法官；也不明確法官的提升是根據資歷、年齡還是知識能力進行。這些問題認識不清楚，導致對預備法官培訓工作的價值定位一直不明確，使司法實踐不易操作。對于預備法官培訓工作價值定位的不準確，導致了預備法官培訓工作低水平、低層次。
（二）預備法官培訓具體配套制度不完善
1、零散的師資，拼湊的教材。目前預備法官的培訓基本上以兼職教師為主，而兼職教師隊伍又明顯不符合預備法官培訓講師的條件。當前，在各省開展的預備法官培訓中，師資配備主要傾向于選擇來自高等學府的教授或法理理論家，或是來自最高法院、高級法院的學者型法官，極少是-選擇來自基層法院的法官。這些授課老師具有豐富的理論功底，能夠充分闡釋司法哲學，并對某一問題進行深入剖析。然而，關于預備法官所需要的社會閱歷、生活經驗、地方民俗及鄉俗、司法心理、理性以及說服、調解的技巧等知識，上述的學者們不可能深入了解，甚至也沒有經歷過。這是目前預備法官培訓知識過于"專業化"而忽視適用價值的主要原因。另外，預備法官培訓工作雖已開展，但符合預備法官培訓實際需要的教材至今還很少，即使編寫了一些，也落后于人民法院工作發展的要求，沒有形成體系，教材內容東拼西湊。
2、培訓課程與培訓目的存在差距。審判技能是作為法官需要具備一項基本能力。實踐中，各省級法官培訓學員在開展預備法官培訓均把傳授審判技能作為一項重要課程。然而，參加培訓的預備法官卻認為，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的心理問題、做好群眾工作、借助社會其他組織力量和鄉規民俗等法律之外的條件和因素解決糾紛、應對突發事件等技能這些才是真正需要進行培訓學習的。而現在的預備法官培訓對審判技能的總結仍停留在了對靜態法律適用技能、證據判斷及運用技巧等方面，與實踐相差甚遠，這樣的培訓無疑不能達到培訓的目的。
3、培訓方式不適應。各省法院仍將專題講座作為預備法官培訓中一種主要的授課方式，教學方法也使用了案例教學法、專題討論、實習等等方式，但是概念化、教條化和形式化的模式仍然沒有得以改變。預備法官所接收的這種培訓模式，在將來的職業生涯中就無法激勵其充分發揮處理具體問題的主管能動性以及創造性地運用法律的能力。
4、管理制度制約培訓效果。許多參加預備法官培訓的法官認為，集中學習階段并未實現預期的目的，培訓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預備法官培訓管理制度并不健全，多數法院培訓管理的重點放在了學籍管理和學業成績管理，而對于教學管理和學院日常管理制度就相對薄弱了。這些因素也會制約培訓效果。
（三）法學教育面臨的問題影響預備法官培訓目的
有學者在預備法官的培訓中，常常有這么一種感受，即不少高校畢業的法科學生由于欠缺起碼的法律思維，以致即使在通過司法考試取得法律任職資格乃至任職多年后，依然無法適應審判工作的需要。該學者指出他不止一次在課堂上拿出一些較為疑難的民事案件讓學員們進行分析，不少學院竟然不知從哪里入手，最后不得不僅憑自己的感覺（正義感）對案件發表意見，還有不少學院雖然也找出一些已經學過的理論知識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但常常是各抒己見，甚至相互間常常無法進行有效的交流（無怪乎不少人要質疑法學的科學性）僅有極少數學員從請求權基礎的角度對案件進行有步驟的分析，但也很不規范，常常是顧此失彼，漏洞百出。①出現以上情形，高校的法學教育難辭其咎。近年來法學院校擴大招生導致入學門檻低，學生資源的急劇增漲導致合格教師資源匱乏等問題，引起社會對法學本身價值的質疑，甚至出現一種"人人可以學法律"、"人人可以教法律"的怪現象。法學教學的課堂上，教授講授的是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一個學期結束時，學生對這些基礎知識也許耳熟能詳，有的甚至能夠倒背如流，但是，當他們遇到實際的案件時，就可能不知道從何處下手了。在筆者看來其根源就是欠缺成熟的法律思維。王澤鑒教授在《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一書中，開篇就談到學習法律不僅僅是要獲取相關的法律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自己的法律思維和解決爭議的能力。②可見，除了法律知識的傳授外，法律思維的培養也應是高校法學教育的主要內容。
二、轉變預備法官培訓觀念
（一）培訓方向的轉變
根據法官職業化的要求， 預備法官培訓至少有以下四個層次的內涵：一是指培訓基本法律知識，主要使預備法官掌握法律基本理論，構建法律信仰和樹立司法精神，掌握和認識基本的審判程序、訴訟知識和規則等；二是指培訓法律條文，主要是幫助預備法官掌握實體法律，加深條文理解，增強法律適用能力；三是指培訓審判技能，主要培養法官的理性思維，增強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如庭審駕馭能力、辨別認證能力、論證說理能力、表達能力等；四層是培訓職業精神，主要使法官從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等高度，增進對現代司法價值和理念的認識，提升對職業內涵、職業道德、職業紀律、職業精神的理解。我國目前的預備法官培訓主要體現了前兩個層次的內涵，即重視法律基本知識和法律條文的培訓，而審判技能和職業精神的培訓則比較薄弱。符合司法實踐的法官培訓，必須在培訓取向上提升層次，既要重視強化法律知識和法律條文培訓，也要重點突出審判技能和職業精神的培訓，實現從知識型培訓向能力型培訓、從普及性培訓向專業化培訓轉變。司法審判是一項高度專門化和技術性的工作，不僅是簡單地適用法律條文，而是要在審判中融入法官的法律思想、司法理念和審判經驗，實現法的終極關懷和內在價值。一方面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職業道德、強烈的人文情感、文明的司法禮儀、自覺的廉潔意識；另一方面，還要具有深厚法學理論功底、過硬的專業知識、豐厚的文化底蘊、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良好職業思維、豐富的社會經驗和審判經驗。
（二）教學模式的轉變
我國《法官法》規定：法官的培訓，貫徹理論聯系實際、按需施教、講求實效的原則。預備法官培訓作為一種專業性、技術性極強的成人培訓，其在培訓對象、目標以及培訓內容上都應有著鮮明的特點，必須采取符合法官培訓規律的教學模式。在教學模式上，可采取以下四種方法，逐步實現填鴨教學向互動式教學、經院式教學向實踐式教學轉變。1、提問互動式。教師與學生通過相互提問、辯論來推進教學過程，在研究討論中互相啟發、加深理解， 充分發揮學員的主觀能動性，使預備法官快捷而全面掌握所教學的內容，深刻理解法律原理。同時，學員通過反饋意見的方式，使教師掌握學員的知識需求，從而改進教學內容和方法，以達到事半功倍的培訓效果。2、指導性案例教學。圍繞典型案例，追溯法學理論所產生的根源、價值和走向，通過分析實際個案來發掘、了解法律的基本原則、具體規定、立法精神和適用體會，在分析和解決問題中加深對法律的理解，促進知識向能力的轉化。3、庭審觀摩式。通過觀摩庭審、庭審示范、交流切磋，以此來豐富學員審判經驗，提高駕馭庭審能力，使法學理論與審判技能融會貫通。4、實踐鍛煉式。一是對培訓學員采取集中培訓，并要求學員定期回所在法院辦案相結合的辦法，使學以致用。另一方面，通過上下級法院之間、同一級別法院之間相互掛職鍛煉的辦法，實現法官業務水平的提高。
三、預備法官培訓制度完善的建議
（一）準確把握預備法官培訓的價值定位
我國法院一共分為四級，對于每一級的預備法官培訓應當采取不同的培訓方法。例如，基層法院的預備法官培訓，首先是司法理念的灌輸。基層法院所處的廣泛的基層社會并非已然是"陌生人社會"，而仍是一個意義上的鄉土社會。在這里，生活的傳統規則，以及"人情正義"，事實上成為鄉土社會平時更為常用、更容易接受的法律樣式。當傳統文化的某些特征還深深烙印在社會的肌理中時，以現代司法理念解決鄉土社會糾紛這一理論上成立的命題在實際生活中的推演是極其緩慢的，甚至會帶來打破生活和諧、糾紛解決不徹底或低效率的弊端。從這個角度而言，當前我國基層法院的最主要的功能是解決糾紛而非落實規則。因此，處于基層社會的基層法官處理案件的司法理念，應與上級法院有所區別。
（二）完善預備法官培訓的具體配套制度
1、建立與預備法官培養目標相適應的培訓模式。一是課程設計應具有針對性和實效性。在進行預備法官培訓前應廣泛征求預備法官意見，及時了解培訓需求。在此基礎上，合理確定培訓內容和方式。二是擴大啟發式互動式培訓方式的比例。減少傳統的課堂專題講座方式的上課時間，啟發式互動式培訓則進一步予以突破，逐步形成以案例教學為主線，以專題講座、法官論壇、案例討論、觀摩庭審等為主要形式的集講授式、案例式、模擬式和體驗式為一體的教學模式，并突出教學手段的互動式。三是模擬法庭實戰演練，以此培養法官擔任者的臨場處置能力，促進學員獨立思考，鍛煉法律思維。
2、建立"以法官教法官為主，教授教法官為輔"的培訓師資隊伍，實習培訓師資動態管理機制。在培訓中主要課程的教學任務均聘請審判一線的優秀法官來承擔，充分發揮基層法院辦案能手在教育培訓中的作用。同時，也要重視高校教授的理論水平的傳授，辦理案件不僅僅是對法律條文的應用，也應理解其內涵的法學理論，這樣處理的案件才能更加讓人信服，尤其是在民事案件中，要貫徹自愿、公平、正義等原則。根據兼職教師的工作特點，每一個培訓專題均選聘三名兼職教師，以確保培訓計劃的順利完成，并對兼職教師師資庫實行動態管理，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質、經驗豐富、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預備法官培訓師資隊伍。
3、建立完善各種教學管理制度，提高培訓質量。一是教師備課檢查制度，確保授課內容具有實用性，實效性強；二是隨堂聽課及教學測評制度，隨時掌握授課教師的教學態度和教學效果，及時發現和糾正教學中出現的相關問題；二是嚴格考核制度，實行懲罰制度。對集中培訓學習考核和實習考核都合格的，頒發國家法官學院驗證的合格證書。考核綜合成績不合格或中途退學的學員，不予頒發證書。
4、建立長效經費保障機制。提升預備法官素質、加強審判技能和司法能力、優化審判資源配置是一項長期戰略任務，預備法官培訓工作關涉法官職業化建設的基礎，要取得培訓成績，就要確保培訓的生命力，必須建立一套良好的長效經費保障運行機制。
（三）采用指導性案例教學進行預備法官培訓
問題是， 法學教育應如何培養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呢？ 有學者認為， 法律思維的培養離不開案例教學， 因為案例教學的實質就是通過實例演習以使學生掌握相應的案例分析方法， 進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長期以來， 我國的法學教育過分重視法律知識的傳授而忽視方法的訓練， 這是造成法律思維欠缺的根源， 而案例教學則正是克服這一缺陷的手段和方式。③因此， 就法學教育而言， 案例教學的重點首先是訓練學生分析案例的方法， 其次才是通過案例分析讓學生進一步理解并消化相關法律知識。這就不難理解案例教學與課堂舉例之間的區別：課堂舉例的目的大多是為了對個別知識點進行解釋說明， 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相關制度和理論， 但案例教學則重在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 以幫助學生掌握分析案例的技巧和方法。
高校法學教育采用案例教學的方式來提高其法律思維，是否預備法官培訓也可如此呢？但應該注意的是，法官培訓和高校法學教育的目標畢竟是不一樣的，因此，預備法官的培訓應當區別于法學教育。預備法官在培訓之初即使掌握了法律基礎知識和統一的法律適用方法，法官適用法律裁決實際案件，仍然會面臨不少難點，例如法官在抽象的法律適用于具體的案件時，需要對抽象的法律進行解釋（狹義上的解釋）；甚至，在作為私法的制定法存在漏洞的情況下，還需要法官填補私法上的漏洞（廣義上的解釋）。為此，法官必須掌握并熟練運用法律解釋的方法和法律漏洞的填補方法，以使用法律并解決個案糾紛。④此外，雖然通過立法發展法律的情況是常態，但也應該看到，無論是法官對法律進行狹義上的解釋，還是對作為司法的制定法的漏洞進行補充，也都是在通過對個案的裁判，對法律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尤其是那些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案的裁決，對相關案件的審理將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審理該案的法院的層級越高，其裁判的指導性就越強，對法律發展的意義也越大。我國雖然沒有判例，但是指導性案例的作用在實踐中也在慢慢的凸顯。由于法官解釋法律或填補法律漏洞都是通過個案來實現的，因此，對這些具有指導性的案例進行解讀也就必然成為法官培訓的重要內容。由此可見，通過案例教學，不僅有利于法官掌握法律解釋方法和漏洞填補方法，而且也有利于法官熟悉相關法律的發展。
預備法官培訓是將以往需要在實際工作中才能完成的從院校畢業生到法官適應過程的轉變，使學員在合格完成這項培訓后達到初任法官的任職標準。預備法官培訓的目的是使學員能掌握審判工作所需要的各項職業要求和職業技能，因此，預備法官培訓既不與一般大學法律院校法學教育相同，也有異于在職法官培訓，其中心任務是教會學員初任法官應具備的各項職業技能，使之符合法官的基本職業要求。因此，預備法官培訓應注重實際操作能力的教學培訓方案體系，包括培訓內容、教學方法、師資配備和管理考核制度，應擁有一套不同于其他相關法律培訓的方案體系。另外，由于各地司法實踐中差異很大，培訓計劃應當有所變通。
注釋：
①吳光榮：《案例教學在法學教育和法官培訓中的作用》，載《法律方法與法律思維》（第七輯）。
②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③吳光榮：《案例教學在法學教育和法官培訓中的作用》，載《法律方法與法律思維》（第七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