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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體制機制;資產經營;自負盈虧;利潤;國民經濟核算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1-0015-06
我國當前經濟體制仍然處在不斷變化和改革的過程當中。整個經濟體制模式在發展中出現和形成了一些帶有階段性標志的特征。計劃與市場經過兼容、結合和過渡,形成了特定的經濟模態。分析計劃與市場的構成和結構,可以客觀認識當前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有利于確定未來經濟體制改革的走向和政策的制定。
一、計劃體制特點及其與市場體制的關系
當前對我國經濟體制在認識上的差別還是非常大的,這其中的原因是對計劃與市場觀念理解的差距。認為計劃經濟已經從當前經濟體制中消退的觀點的主要根據是指令性計劃的退出,這個觀點是不全面的,因為計劃經濟不等于一個單純的經濟計劃,計劃是一個體制概念。計劃體制包括四個構成方面:指令性計劃、經濟行政體制、公有制制度、地域管理[1]。因而,為了客觀分析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完全有必要對當前經濟體制類型的構成要素作出更為確切的分析,從而分清其體制要素的構成成份。
(一)作為指令的宏觀經濟計劃
從1980-1994年指令性生產計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4.5%[2],可見計劃指令性生產已經接近消失。有人據此認為我國當前經濟體制中計劃經濟已經退出,目前實行的基本是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認為計劃指令已經不存在的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觀念:計劃經濟體制對整個經濟的指導和管理包括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宏觀層次指的是整個國民經濟,微觀層次指的是經濟實體。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所謂指令性計劃已經不存在,實際上指的是對微觀企業實體的指令性控制已經不存在,而作為我國五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國民經濟宏觀指導和管理仍然存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率仍然是政府經濟管理能力和任務的主要指標,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按照一定速度增長仍然是各級政府的經濟責任。各級政府仍然按照國民經濟總體發展要求提出本地區符合總體增長要求的計劃速度,有的甚至在本地區行政區域內實行經濟增長末位淘汰制,凡是當年不能實現增長目標的,要追究行政責任。因而,政府部門為了實現經濟發展計劃目標,對國有經濟和投資進行過度干預,要求地區或行業性生產總值的增長達到指標要求,催促生產總值的擴大累計是不可避免的。
(二)計劃體制行政架構
計劃經濟不止是政府對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作出的計劃要求,它還擁有為貫徹這種要求所必備的經濟組織結構和運作方式。這種經濟組織模式特點與市場體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一切經濟單位必須附屬于政府的行政機構,或者說就是經濟機構的行政化隸屬關系,而不是像市場體制那樣經濟機構是無行政隸屬關系的獨立機構。雖然目前政府已經減少了相當一部分對口各個行業的行政管理部門,但經濟機構在名義上的隸屬關系仍然存在,基本的架構仍然是單位行政歸屬和行業歸口。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機構要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運作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作為組織機構的自是虛擲的。同時,經濟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實體經濟機構上面,事業單位體制改革還沒有作為正式的題目,因而目前的事業單位就是更典型的行政機構附屬物。由于計劃體制下事業單位性質的行業范圍歸屬得過大過寬,許多本來在市場體制下不屬于公益事業的行業也都劃分到了事業性質里面,造成許多行業至今實行事業單位的政府附屬體制,一直不能夠按照市場機制運作,致使整個行業發展緩慢。
(三)財產所有權制度仍然是公有制占據主導地位
所有制既是經濟體制的基礎構成,同時也反過來折射出經濟體制的構成模式。目前雖然實行多種經濟成份所有制同時并存,私有制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國有制經過了承包制特別是股份制改造之后,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有制。但是,這些變化并不能說明我國所有制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更不能說明公有制已經不是主導性所有制形式。
1. 主要自然資源仍然屬于國有制。按照我國《憲法》和《物權法》規定[3,4],包括土地、礦藏、海洋、森林等主要自然資源,都歸國家所有。同時,一些重要的能源開發領域只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私人資本原則是禁止進入的。一些自然資源如土地等,即使允許私人資本介入開發,國家也要收取高額使用費。一切生產都離不開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如果自然資源都歸國家所有,那么這種所有制體制就仍然是公有制體制。這與計劃經濟體制要求的在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必須實行公有制,雖然有一部分不相吻合,但是它把一切生產都必須依賴的自然資源實行了公有體制,所以,我個人認為整個社會經濟仍然是公有制占據主導地位。
2. 國有制經濟并沒有發生真正的產權變革。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對公有制的理論批評莫過于指出國有制產權主體缺位和所有者模糊不清,但這個批評并沒有導致國有制財產的變賣和有計劃的私有化過程,而是產生了一個改造國有制形式的所有權模式發明,就是將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允許把公有制財產交給私人去經營,進行所謂“虛擬私有制”運作。在吸收私有制運行效率的同時,又不改變公有制性質,而是將這兩者相互結合形成國有制經濟的改革模式,稱之為“公有制實現形式”[5]。目前國有制改造中實行最多的股份制就屬于公有制實現形式之一。但是,從所有權轉移規律來說,股份是將集團性資本變成個人資本的方式,任何實體或著國家不能繼續擁有已經出售資本的股份。同時,西方國家普遍把股份制和發行股票當作出售國有制企業實體從而實現國有經濟私有化的方式和手段。這一切說明,股份制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虛擬私有制”一樣,是脫不了私有化和私有制嫌疑的。但是我國一些人不承認已經出售給個人的股份屬于私人資本所有權,認為股份制公司仍然是國有企業而不是私有化企業。這種不符合產權轉移規律的含混股份所有權說明,把股份制當作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初衷,不僅是對股份制在概念上的誤解,而且說明不能放棄公有制才是所有制形式改革的最大前提。
(四)地域管理與國際市場
計劃體制的地域管理在國際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由于經濟行政體制的不同,計劃體制國家與國際市場經濟組織存在很大的溝通障礙。2001年我國以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身份加入世貿組織(WTO)[6]。這就很容易產生一個問題,這個時期我國已經進行了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并且已經有了足夠的廣度和深度,但在一些國際經濟組織中卻仍然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仍不能成為市場經濟國家間國際經濟組織的準會員國。筆者認為,確認一國經濟體制類型是否屬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標準,應當是國際公認的共同市場條約,單純國內自行理解的市場標準實際上帶有很大的片面性。
二、體制效率與體制機制和經濟規律
顯然,目前我國實行的仍然是計劃與市場各占一部分的混合經濟體制。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不僅構成要素不同,而且運作方式和運作效率也不相同。雖然至今實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已經有30年,但對于兩種體制效率不同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有必要通過對運作機制及其產生效率的方式分析來弄清這一點。
(一)計劃體制與經濟效率
計劃體制的主要優越性之一是能夠指導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實現良好的經濟效益[7],但計劃體制的運行結果卻與理論上的設想和要求有相當大的差距。
1. 投資效率低。投資失敗率高、資金浪費嚴重是體制效率低的第一表現。計劃體制時期投資虧損損失是長期的和巨大的(見表1)。
表1的統計數據說明,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六個五年計劃長達30年的時間里,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建設失敗率是非常高的。在建設投資總規模中交付使用的固定資產約在60%～80%,不能形成固定資產的失敗浪費投資占總投資額的20%～40%。也就是說,有相當一部分建設工程根本就沒有按照計劃形成生產能力就宣告失敗而“胎死腹中”,還有的長期滯留在建設過程中長達10多年形成“爛尾”工程,與建設失敗幾乎沒有區別。顯然,計劃體制并不能保證任何經濟投資能夠全部成功,政府投資同私人投資一樣具有盲目性和失算率,事實上甚至失敗率還要高于自由投資的體制。建設投資虧損巨大和失敗率高必然會導致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緩慢。
2. 經營效率低。經營業績不佳是效率低的又一表現。國有企業長期面臨經營虧損問題,說明了計劃體制的經營效率處于低下狀態。1961年國營工業企業虧損總額相當于全部工業利稅總額的1/3,到1976年國營工業虧損超過1/3的水平[8]。1978年實行放權讓利和市場化改革之后,在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的虧損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在一定時期內有所擴大,甚至相當嚴重(見表2)。
表2數據中虧損最嚴重的年份是1991年,虧損率為91.2%。如果虧損率為100%,也就是虧損總額=利潤總額,那么就是整個國有工業利潤與虧損相抵之后,利潤等于0。這種情況下,在上繳稅收之后,國有工業將是無利潤生產或經營。國有工業企業虧損問題說明,計劃體制或者國有化并不能避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是在任何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實體都有可能發生的結果。即使經濟部門或者生產經營機構在完全按照計劃指令生產和運作的情況下,也不能避免虧損的發生。因為,很多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偶然事件或者意外情況,是在制定計劃的時候所不能提前預料的。當開始執行計劃的時候,企業實體的經營環境和條件,產品供求狀況等各種因素,很可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而造成企業實體不能按期完成計劃任務,形成經營損失。
3. 產值產出效率相對低下。在國有與私營經濟在同一個體制內共同競爭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效率相對低下的情況表現得更加突出和明顯(見表3)。
表3數據顯示1978-1995年17年間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77.63%下降到的33.99%。產值比重下降說明即使在放權讓利和一定程度的自主經營的體制下,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和靈活性、適應性也明顯不如私營或者混合制企業,國有企業的價值產出效率不能避免逐漸下降,甚至在整個國民經濟價值產出當中退居次要地位。
(二)國民經濟核算和經濟規律
計劃體制下企業出現長期虧損從而造成效率低的原因應當有兩個:
1. 國民經濟的核算方法問題。計劃指導下的高速度增長經常是指社會總產品或者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這其中并沒有將投資虧損和經營虧損在社會總產品中加以扣除。這就造成了國有企業虧損的難以核銷和長期掛賬,致使虧損長期存在,甚至越拖越大。這種不計虧損的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在短時期內可能不影響產值的增長,但從長期來看對速度不產生影響是不可能的。
2. 對經濟規律的認識問題。計劃體制的經濟規律論認為,社會經濟體系由一系列的經濟規律構成,包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按勞分配規律、價值規律、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勞動生產率增長規律等各個規律。在這些經濟規律系統中,最重要的經濟規律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規律[9]。這樣,均衡發展就勢必放在經濟體制的第一位,而國民經濟全面及時的核算方式只能退居次要地位。這也是虧損不能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及時得以扣除的重要原因。
(三)經濟體制與經濟運作機制
顯然,虧損損失是造成整個國有經濟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非計劃體制的經濟制度下企業實體同樣發生虧損,經濟效率反而相對更高。這其中的原因不僅在于國民經濟的核算體制不同,更重要的在于不同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運作方式不同。
1. 處置損失的機制。經濟目標不同,處置虧損損失的方式也就不同。私有制實體的投資和經營目標是為了獲取利潤。如果投資或經營的結果不是利潤而是虧損,那么建設或經營活動會及時停止,虧損不會繼續擴大。公有財產的資產所有者是政府,而政府的經濟發展目的是如何擴大生產規模和實現計劃目標,如果企業破產將減少產值,進而影響到整個計劃目標的實現。因而,規模擴大的繼續生產從表面上看總量和規模得到了擴大和增長,但投資和經營虧損隨之也跟著擴大。
2. 盈虧自負機制。對經濟規律的不同認識,也同樣會形成不同體制的虧損處理機制。市場體制的第一規律就是投資者自負盈虧規律,而計劃體制遵循的第一規律是計劃目標的實現,并不是資產盈虧責任。私有制體制承擔經營后果的是投資人個人,如果發生虧損受到損失的同樣是具體的個人,不存在無人償付債務或承擔損失的問題,實體完全可以按照自負盈虧的機制運作,不涉及政府的責任。而公有制企業實體的投資人和資產所有者是政府,企業實體只有產品生產責任,并無資產經營責任,企業不需要按照自負盈虧的機制去運作,是否發生虧損與企業利益無關,完全是政府的責任。因而,國有實體經常出現無人愿意償付債務或制止虧損的問題。[10]
3. 宏觀國民經濟的運作機制。計劃體制在設計之初就不是制止虧損而是補貼虧損。政府彌補虧損的制度只能使得實體虧損持續下去,甚至越積越大。政府用以彌補虧損的資金,只能是其它實體上繳的利潤。這樣,就造成了國有經濟在一定時期里和一定范圍內低利潤甚至無利潤狀態下持續簡單循環生產。而私有制下的虧損實體由于及時進行破產處理,不會存在資產虧損越積越大的問題,因而具有更高的價值生產效率。宏觀經濟的投入資金,只能出自微觀經濟的積累。如果國民經濟的產值增長,并沒有帶來可利用利潤的增加,那么整個國民經濟的再投入資金就沒有來源,整個經濟就只能停留在原有規模水平上進行重復生產。這就是計劃體制效率低下和國民經濟處于停滯狀態的機制原因。
三、實現經濟體制和國民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變
不難看出,不同的經濟體制伴生不同的經濟運作機制,從而有不同的經濟效率。對效率而言,計劃體制的最終標準是產品和產值的總量增長,而對市場體制而言是有效利潤的產出。因而,要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高效發展,就必須把實現效益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目標,推動經濟體制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轉化。
(一)變單一制政府投資為多元化投資體制
1986年我國頒布《破產法》,標志著對國有企業資產進行清算和市場化改造的開始。從1994-2008年,部分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通過實施政策性破產,關閉項目6 000戶,核銷壞賬5 000億元人民幣,破產下崗人員超過1 000萬人[11]。目前,國有企業仍然占有約1/2工業資產,占用工業貸款的2/3,但創造的產值卻只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約1/3[12]。可見,破產只是減少了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并不能解決國有制經濟運作機制效率低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如果要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增加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有的比重,改變國有經濟已經不在國民經濟活躍因素當中占據主要地位的狀況,并不會取得好的效果。因而,單純依靠政府投資來帶動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經濟構成狀況。所以,要采取多元化投資體制來實現經濟增長,尤其是要放開目前仍然不允許私人和外資進入的自然資源、交通、金融、文化等產業領域,保證投資的增長而產生的持續帶動效應。
(二)改革國民經濟核算方式,實現科學計劃和科學發展
國民生產總值是國民經濟核算的基本范疇,又是制定經濟計劃的目標和基礎。因而,科學合理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是產生客觀國民生產總值的模式依據。市場體制與計劃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是不同的,產生的國民生產總值也不同。計劃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以產值為目標,其中并不包含資產核算的因素。因而,無利潤甚至虧損企業的產值是可以計入國民生產總值的。而在市場體制下,虧損企業會及時自動破產關閉,其產值幾乎沒有可能計入國民生產總值。這樣,由于體制不同,計入國民生產總值的內涵也不同,兩種產值沒有可比性。推行市場體制后,國有工業產值占整個工產值的比重逐漸縮小,與大量虧損國有企業破產關閉,產值不再計入總產值,使得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占有的比重大幅度縮水有直接關系,這是不同體制因素產生的結果,也是對國有經濟狀況更加真實的核算和反映。因而,要把經濟計劃建立在適應當前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要求上,更多地采用市場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客觀反映國民經濟的真實情況。尤其是應當采取消費法國民經濟核算方式,與國際國民生產總值核算方式接軌,才能使得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與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有更為客觀的可比性。在相同國民經濟核算方式產生的客觀國民生產總值下制定出來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增長速度,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才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從而避免過快的或盲目的引導。[13]
(三)建立符合多種所有制產權規則的財產所有權制度
目前我國所有制體制和財產所有權制度已經非常落后于當前的財產占有關系的實際情況。由于長期在公有制下生活,人們對不同所有制之間財產體制的規律缺乏基本的觀念化認識。在公有制體制下,全部財產轉移和使用權關系變動都在行政體制內部進行,不存在財產易主的改變,當然更不存在所有者之間的產權矛盾。而在多種所有制體制下,財產轉移必須通過易主的方式來進行,同一個財產實體在不同財產所有者之間是排斥關系,同一筆財產不可以同時有兩個主人。這一點是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之間財產權利規律的基本不同點。這個規律從改革之初就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和重視,房產市場多次發生一套房賣給兩個主人的產權矛盾直到2008年還在發生[14],足以說明對市場體制財產規律缺乏觀念化認識的狀況至今沒有太大的改善。個人消費品私有化是我國近年來國民生活發生的重要變化之一。從1998年全面房改到2008年,全國可售公房的80%已經出售給城市居民,城鎮居民住房自有率達到70%[15]。變賣公有房產給個人的住宅私有化,是啟動我國房地產業市場化進程的必經步驟,應當成為國有資產股份化等啟動市場化進程的經驗和典范。現在亟需解決的問題是,是否應當在法律上明確已經出售給個人的公產,不再歸政府所有,以避免政府與私人之間發生產權矛盾,致使市場化成為虛假的形式。2007年我國頒布的建國以來第一部《物權法》,雖然對私人財產的合法地位給予了強化,但作為體制化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單純的局部經驗,還有相當長的路程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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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ception of System, Structure Model and Operating Pattern
Wang Xiangcheng
(Periodical Office, Shandong Finance College, Jinan 250014, China)
第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經濟的需要。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我國的國情、最大的實際。它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和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主要指生產力整體水平低，發展不平衡，社會主義所必須的物質基礎還比較缺乏。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水平、特點，是我們考慮和構建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的基本出發點。這樣的生產力實際客觀要求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前提下，還需要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企業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補充。只有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才能適應多層次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才能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經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和我黨的不懈探索，1997年黨的15大第一次明確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是除了作為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以外，還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中外合資經濟和外資獨營經濟等等。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壯大的事實充分表明，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都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都必須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只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發生變化，我們就不能改變這個基本經濟制度。當前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必須在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同時，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第二、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它在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發展，提供了多種市場經濟主體，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開展提供了前提條件；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不同市場主體的良性競爭，能提高不同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外資經濟的存在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利用外資、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為我國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以及體制改革創新提供借鑒。因此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必須把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兩者統一起來。那種把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兩者對立起來的看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第三、非公有制經濟對我國經濟的促進、發展的積極作用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經濟發展就是充分調動和利用其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經濟活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積極性，其作用表現為：一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增加供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二是非公有制經濟具有相對分散、規模小、易吸納勞動力的特點，有利于增加社會就業。三是非公有制經濟有助于調動多種積極性。由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經營特點不同于傳統的經濟形式，所以能夠充分調動所有者、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四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培養和造就了能夠適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的經營、管理人才。五是非公有制經濟的運行機制最接近于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在中體現得最充分，因而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有經濟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據統計，2012年，非公有制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60%，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已超過60%，提供的稅收占全部稅收的73.1%，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大量創新型科技企業都是民營中小企業，涌現出華為、海爾等一批技術創新走在行業前列的民營企業，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提供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成為解決就業的重要渠道；在各種所有制經濟中，非公有制經濟的稅收增長是最快的，稅收貢獻超過50%。
二、應準確認識把握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內在聯系
第一、在我國當前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無論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只要是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滿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都應該提倡鼓勵。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只發展某一種所有制經濟，排斥另一種所有制經濟。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也不能否定公有制為主體，搞私有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
第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以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就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生、出現從根本上講是生產社會化的必然要求，與生產力的充分發展高度適應。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趨勢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區別。我們既然已經是社會主義，那就必須堅持公有制，決不能搞私有化。因為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在這方面必須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如果取消或動搖公有制主體地位、實行私有化，那就沒有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沒有了公有制這個根基，社會主義當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就必須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1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為我們堅持、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和充分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指明了方向。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的探索和改革，都是以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為前提的，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也是以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條件的。任何否定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觀點，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因此，在堅持公有制和公有制主體問題上我們必須做到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指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第三、必須充分估計和正確看待非公有制經濟的歷史地位。應該指出的是，從本質講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經濟，在現階段我們之所以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主要是因為我國生產力落后，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活躍市場和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要等方面的積極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最終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我們今天利用私有制，發展生產力，是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物質條件。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三、當前應如何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第一、正確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的兩重性，做到支持和引導相統一。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和引導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傾向，對非公有制經濟只講鼓勵、支持，而不講引導，這是不全面的。這是因為，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必須鼓勵和支持它們發展;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存在雇傭和剝削關系，這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因而必須加以引導，以便使它的發展能夠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如果只講鼓勵、支持，忽視引導，會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同社會主義的矛盾激化，從而不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第二、應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對于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支持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如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當前需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對非公有制企業鼓勵支持上，國家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二是經濟法律地位上，要廢除、消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等平等地位。三是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方面，國家在加強監管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四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無論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一視同仁，其財產權都不可侵犯。五是技術創新方面，國家要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激發中小企業創新活力。六是政策待遇上，對不同所有制經濟要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創造市場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七在文化發展上，國家鼓勵非公有制文化企業發展，允許參與對外出版、網絡出版，允許以控股形式參與國有影視制作機構、文藝院團改制經營。積極支持各種形式小微文化企業發展。八是在特許經營領域方面，國家要鼓勵并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比如對污水處理、垃圾處理、公共交通等城市公用事業的具體辦法。九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上，鼓勵社會力量、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十是權利義務上，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權益，同時國家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
一、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是從公有制一統天下、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起步的。因此，這種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結合進行的。即一方面著眼于如何搞好搞活國有企業，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試驗，直至目前的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另一方面則逐步放寬政策，發展多種形式的非國有制經濟，包括集體合作經濟、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等等。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整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國有資產總量迅速增長。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國國有資產總額（不含境外國有資產）1995年底已達47472億元。但是，應該看到，迄今為止改革的取向和措施還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還沒有真正擺脫傳統體制留下的烙印，從而使國有企業面臨不少問題和困難，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政企無法真正分開，國有企業產權主體未能真正實現多元化。市場經濟是和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即產權制度直接聯系的，而國有企業所有制的性質和比例結構往往從根本上決定它的表現形式（產權制度）。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一些企業通過股份制改造，將傳統的國有企業資產一次性轉為國有股。另一些在改制中雖然吸納了其他成份的股份，但均是在政府行政干預下，保持了國有股的絕對優勢地位。其結果使產權主體多元化變成一句空話。政府仍要代表國家，以＂唯一股＂、＂優勢股＂從根本上甚至是表現形式上干預控制企業，導致了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上不能放開手腳，同時也影響了政府管理國家和調控經濟的職能，致使企業產權主體與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相悖。
2、國有制與社會勞動者所有相分離、排斥，國有資產所有者處于＂虛置＂狀態。雖然國有企業或占絕對優勢的國有股名為國家或全民所有，但實際上作為真正的產權主體的社會勞動者誰都沒占有。產權關系的虛化造成了實際上的分離、轉移、排斥。即使是國有企業的職工，也把國有資產看成是異己的，將自己的勞動視為雇傭，從而在根本上抹消了社會勞動者對國有資產經營好壞、流失與否、效益分配等情況的關注和參與。致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力與傳統國有制的壟斷性、封閉性、壓抑性形成了嚴重的對立與沖突。
3、產權條塊分割，國有資產存量不活。時至今日，在傳統體制的影響下，仍有相當數量的政府和企業主管部門始終不能擺脫政資不分、政企不分的困擾，使國有資產所有權的統一性受到地區和部門分割。產權的分割封閉，必然是條塊內部搞自然經濟式的＂大而全＂和＂小而全＂，同時導致國有資產的＂沉淀＂和＂凝滯＂，造成國有資產低效甚至無效營運。據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統計，全國國有資產存量中，約有1520％處于閑置和半閑置狀態，若按1994年底統計的經營性國有資產22000億元計算，全國約有4000億元左右的國有資產閑置或半閑置。龐大的國有資產凝固不動，不僅不會使資產價值得以實現，反而還會因為社會生產技術進步導致資產原值的貶損。由于排斥了經濟的內在聯系，資源的流動和效益化配置成了一句空話。這顯然與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的統一性和開放性是格格不入的。
4、國有企業負債經營包袱沉重，資產負債率繼續攀升。長期以來，國有企業一直處于高負債經營狀態，企業負債額遠遠超過它所能承受的正常水平。據統計，截止1994年8月，全國已完成資產清查報表會審的12.4萬戶（占全國總數的60％）工商企業中的資產負債表顯示，帳面資產總額為41370億元（其中尚有未處理的損失4438億元，將其扣除則實有資產總額36932億元），負債總額為31047億元，負債率達75.10％，若以實際資產總額計，則負債率高達84％，其負債率之高是1979年我國工商企業負債率29.5％的2.52.85倍。資產負債率連年攀升、居高不下，還貸困難，企業為了維持經營不得不繼續負債，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
5、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不合理，企業效益不斷下降，虧損日益嚴重。當前，我國的經濟結構不盡合理，表現在國有企業中就是按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的原有工業布局不盡合理，老企業設備陳舊而無力改造，產品更新換代跟不上，品種單一，質量差，缺乏市場競爭力。再加之企業內部制度不嚴，基礎管理混亂，導致企業效益不斷下降，虧損日益嚴重。據統計，目前占企業總數60％以上的國有企業處于明虧或潛虧狀態，折舊提取嚴重不足，自有流動資金減少，工資性支出和其他非生產性支出卻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不斷上升，國有資產無疑處于空心化境地。
二、搞好國有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的上述一系列問題和矛盾，從深層次分析都屬于體制問題，并且與我國國有經濟的產權變革滯后有著深刻聯系。在這種新舊體制并存、兩種體制對峙時間較長的情況下，只有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才能理順產權關系，真正搞活企業，啟動和協調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而搞好國有企業的產權流動與重組，則是當前產權改革的關鍵環節和緊迫任務。
首先，推動國有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這種新體制客觀上要求運用供求、競爭和價格機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起基礎性配置作用，通過市場自發地調節社會資源在各個部門、各個企業間的分配。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在生產商品和勞務的同時，自身所擁有的產權必須以商品交易對象而存在，并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破產、拍賣、租賃、兼并等多種形式，促進產權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從而挖掘資產的生產潛能，促進資產的有效和合理地利用。
其次，有利于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為企業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企業通過入股、參股、出售、股權轉讓、收購、兼并等多種形式，形成多元化的投資主體，企業財產的組織形式亦日益多樣化，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共同投資設立的企業已成為國有經濟的一種新的實現形式，隨著產權的流動與重組，按股份共有的經濟單位越來越多，在這種條件下，依靠資產重組，構建和開通了企業間的資產再組合的機制，使重組的企業一誕生就能有效地改變原有的運行機制，按照產權清晰、政企分開、權責明確、管理科學的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使企業在不斷革故鼎新中保持旺盛的生機和活力。
第三，有利于盤活國有資產存量，優化產業結構。當前，國有資產在不同企業、不同行業中閑置浪費與嚴重短缺同時并存，通過產權的流動與重組，使人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由＂閑置＂向＂短缺"轉移，既可實現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合理布局，又可盤活國有存量資金，同時，還可使資金按照市場要求得以優化配置，推動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組織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第
四、有利于使優勢企業迅速擴張，形成規模經濟。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由于優勝劣汰機制的作用，必然會出現一批企業的衰退或者消亡，出現朝陽產業與夕陽產業的來去交錯。產權流動與重組，采取企業兼并與破產等方式優化配置資源，可以迅速推動資本的集中，把有限的資源轉化到優勢的企業、優勢的產業中去，使優勢企業得到擴張，形成一批以資產聯結為紐帶，跨地區、跨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
制，使重組的企業一誕生就能有效地改變原有的運行機制，按照產權清晰、政企分開、權責明確、管理科學的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使企業在不斷革故鼎新中保持旺盛的生機和活力總之，在推動國有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過程中，應從行業類型、企業規模、效益狀況、發展前途等實際情況出發，有的放矢，因企制宜。既要配合＂抓大＂，又要促進＂放小＂，允許并且鼓勵多種形式并存，不搞單一模式和＂一刀切＂。
㈠通過對行業內國有資產的戰略性轉移、系統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增強企業的自我積累，加快技術改造，鞏固和發展骨干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主導優勢。
我國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它們對增強我國經濟實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會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資產以平均每年18％的幅度持續穩定遞增，顯示了國有企業強大生命力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截至94年底，僅占全國國有企業戶數0.22％的5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其資產占全國國有企業的36.04％，實現利潤總額占全國國有企業的78.39％，這表明我國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堅強支柱。它們擔負著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各種最重要工業品生產和服務的任務，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大量的機器設備、原材料、燃料動力，以及人民生活所需的消費品。它們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金融、基礎材料、交通郵電等重要產業，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物質基礎。因此，在推動國有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的具體運作過程中，國家必須重點抓好一批在國民經濟中起骨干作用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以保持對國民經濟的調控。堅持資產存量和增量及各種資源向支柱產業、優勢企業、名牌產品流動的原則；堅持促進改制、改組、改造、強化企業管理的原則；堅持資產規模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原則。緊緊抓住＂關鍵的少數＂是保證對國民經濟調控、搞好國民經濟的關鍵。政府要通過調整企業結構，組建大型的企業集團，較快地使國有資產在不同行業之間轉移，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要通過組建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區的國有控股公司，打破原有部門、地方所有制和市場條塊分割的局面；要鼓勵同行業優勢骨干企業＂強強＂聯合，從而擴大經濟規模，走向集約經營，形成規模效益。
總之，抓好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就可以基本盤活全國國有資產存量，提高科技水平和經濟增長質量，帶動經濟的穩定增長。只要激發骨干企業的活力，靠它們支撐的其它企業將會隨之活起來。
㈡通過兼并、聯合、控股及嫁接合資等資產重組方式，加快國有中小型企業的改革，促使企業產權主體多元化，盤活國有資產存量，減少企業虧損，建立和形成為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配套服務、從事專業化生產經營的企業群體。國家在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產權流動和重組工作的同時，還要加快搞活國有中小型企業，通過靈活多樣的產權轉讓形式，使國有資產存量流向更有效益、更具影響的企業和領域，使生產要素得到優化配置，使整個國有經濟更富有活力，其主要措施是施行＂三個一批＂：
1、發展壯大一批。對領導班子強，內部管理好，具有名、優、特、新產品，有一定生產規模，資本金利潤率在10％以上，市場前景廣闊的企業，應采取措施幫助其發展壯大，以形成規模經濟，帶來規模效益，并力圖把其中的一些已具備相當規模、大有實力的企業并入國有大型企業，以增強國有經濟在關鍵行業和主導行業的實力。具體可采取以下若干措施：⑴實行公司制改造，進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⑵組建企業集團；⑶實行股份制改組；⑷組織企業進行橫向聯合。
2、重點扶持一批。對產品有市場、領導班子強、發展潛力大，但暫時有困難的企業，可以由政府在資金、政策等方面進行扶持，或者由銀行給予資金扶持，協助企業搞好內部經濟核算與資金運作，從而推動企業的發展，增強企業的生產能力、市場競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
3、放開搞活一批。對管理不善、經營困難、經濟效益差的企業，要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形式放開搞活：⑴兼并重組，產權轉讓。為盡快形成規模，走向集約經營，除了提倡優勢支柱企業間＂強強＂聯合以外，同時還要鼓勵優勢企業兼并劣勢企業，即＂以強帶弱＂，具體地說，對資不抵債的企業，采取承擔債務或兼并或先破產再兼并；對資債基本持平的企業，采取接收式兼并；對有一定數額資產的企業，采取控股式兼并。從而促使一些經營不景氣的企業盡快向具有產品優勢、經濟實力較強的企業流動，優化國有資產配置，提高國有資產利用率，同時減少或避免實施破產可能形成的巨大債務損失，減輕改革的社會震動。⑵職工持股，轉換機制。對于管理體制滯后，競爭能力不強，經濟效益低下的企業，可將其國有凈資產采取有償轉讓方式，出售給企業內部職工，職工以入股方式共同出資購買企業產權。國有企業變為職工共有的股份制企業，將徹底放開搞活企業，充分發揮職工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較好實現機制的轉換。⑶分塊經營，分塊搞活。對整體經營有嚴重困難，局部尚有一定優勢的企業，將存在生機的資產或產品從母體中分離出來，在合理承擔相應債務和義務的前提下，組建新的法人實體，獨立經營，老企業則尋求新的生長點或成為控股公司。⑷嫁接改造，合資經營。隨著多種經濟成份的發展和企業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對技術裝備基礎好，產品暢銷，市場需求量大，但發展資金緊缺的企業，可采取同其他經濟成分進行多層次、多形式的聯營聯合，實現不同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企業以其存量資產作價入股，向國內外企業集團靠攏，同時，將企業中的暢銷產品生產線及裝備、廠房、場地等生產要素裂變出來，與外部資本進行聯合重組。通過實行嫁接改造，可使企業吸納并支配更多的社會資本，擺脫資金緊張的困境，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
㈢通過承包、拍賣、出售、轉制等方式，加快資產重組，進一步搞活一般小型企業，對于一些扭虧無望，沒有發展前途的小型企業可依法破產。本著＂大改大進步，小改小進步，不改沒出路＂的思想，我們要采取有關的政策措施，進一步放活一般小型企業，以便加快產權改革的步伐。放活小的有利于集中精力搞好大的，也有利于搞活整個國民經濟。
1、租賃承包，國有民營。把企業的全部或部分資產交給社會法人或自然人（包括內部職工），按照簽約的資產經營責任租賃或承包經營，依法交納租賃費或承包費。
2、資產拍賣，競價出售。對長期經營不善、扭虧無望的企業，或有閑置廠房設備、急需發展資金的企業，可采取資產拍賣方式，競價出售。
3、轉產經營，委托管理。對具有地域優勢，適合發展第三產業的企業，可重點發展第三產業。同時，企業也可根據自身生產能力，選擇投靠大中型企業或企業集團，在政府部門的幫助下，實行委托管理。
4、破產重組。對長期虧損、資不抵債、無力償還到期債務的企業，應依照<<破產法>>的規定實施破產。在實施企業破產重組的操作過程中，要重點抓好三個環節的工作。首先，抓好宣告破產前的協調工作與重組方案的可行性論證，把可能阻礙破產工作進程的＂事件＂先協調解決好，沒有可行的重組方案的破產申請不予受理。其次，抓破產過程中的嚴格依法辦事，不把任何歷史經濟糾紛帶入重組企業。同時做好破產后的企業重組和職工安置工作。企業破產是一種不得以而為之的行為，不到萬不得已不破產。所以，推動一般小型企業的產權流動與重組，應將兼并、合并與破產拍賣結合起來或多兼并，少破產。就算對于已資不抵債、連續多年虧損的企業，只要仍有挽救希望，就應將其尚扭虧有望的部分帶債分離，其余的部分才依法破產，以避免企業的整體破產，減少因實施破產而可能造成的巨大債務損失。
四、建立相關配套措施，確保產權流動與重組順利進行
國有企業的產權流動與重組是一項涉及面很廣的社會系統工程，認識有待統一，操作有待完善，同時也離不開相關的配套措施。
㈠要更新觀念，營造有利于國有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的環境氛圍。產權流動與重組在全國雖已不同程度地得以展開，但目前仍存在思想上的混亂，操作上的失誤。不少人把產權流動與國有資產流失必然地聯系起來。其實，國有產權流動不等于國有資產流失。運用商品經濟的辦法管理產權，運用市場和競爭規則來實現產權的分享和流轉，不僅不削弱所有權，相反地恰恰是保障國家所有權、使國有資產富有生機活力的制度條件。
在國有產權轉讓的過程中，首先，我們必須在思想上明確企業產權要商品化。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實踐上看，企業產權都具有商品的一般屬性，它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既然生產資料、資金、場地、等可以是單個商品，那么，作為諸生產要素組合的企業產權無疑也應該是商品。產權轉讓過程實質上是一種特殊商品的交換過程。人們把承認企業產權是商品說成為思想認識的第三次飛躍（第一次飛躍是承認社會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第二次飛躍是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因此，要重視產權這個特殊商品。如果企業產權不形成商品就進不了市場。
其次，我們必須明確產權轉讓要市場化。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產權轉讓是一種市場行為，不同于過去企業的關、停、并、轉。建國以來，我國曾經幾次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或治理整頓，幾次對國有企業進行關、停、并、轉，這些與我們現在提出的產權轉讓有很大區別。一是關停并轉是無償性的，而產權轉讓是有償性的；二是關停并轉是采用指令性的行政命令的方法，產權轉讓是自愿性互利的經濟方法；三是關停并轉一般只限于企業整體的有形資產，產權轉讓不但包括有形資產，而且也包括無形的資產；四是關停并轉不改變所有制性質，而產權轉讓有的則要改變企業的所有制性質；五是關停并轉一般不改變企業法人實體，而產權轉讓則改變原有企業法人實體。
所以，在國有產權轉讓過程中，無論是出售實物資產、股權、債權換回貨幣，還是用貨幣購買實物或股票、債券，改變的只是國有資產的表現形式，只要堅持市場規則實行等價、有償轉讓，國有資產的價值量和所有者權益絕不會減少，更不會消失，根本不存在減少或流失國有資產權益的必然性。容易發生的國有資產流失是出讓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低于重置價格或市場評估水平；購買的企業或合資企業把資產接過去了，債務卻沒有接過去；資產以特殊的優惠性低價讓渡出去，而職工的就業問題留給了政府等等。可見，不規范的流動才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不過，比較而言，至今為止最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并不是發生在資產存量結構調整的活動中，而是發生在沒有進行這種調整的企業中，發生在存量資產不能流動的企業。所以，必須看到，合理、規范的流動不僅不會造成流失，而且可以促進結構優化，進而提高效益。國有資產流動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增值。資產不流動，就無法從經濟效益差的行業或企業撤出，并投入到效益好的企業或行業，反之會導致資產長期低效甚至負效運營，失去增值機會。
我們必須明確，國有產權的凝滯和不流動，才是國有資產的最大損失和流失，而產權的流動與重組，則是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基本方式。所以，要更新觀念，積極探索國有資產合理流動的途徑和方式，引導國有資產向高效益的領域轉移，以便有效地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二）加強國有資產基礎管理工作，為資產重組服務。推動國有資產存量的重組工作，必須建立健全的國有資產管理、監督和營運體系，加強國有資產基礎管理工作，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為此，國有資產管理部門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包括產權登記制度、國有資產統計報告制度、產權收益收繳管理制度、資產評估管理制度以及通過清產核資核實企業資本金的制度等一整套國有資產基礎工作管理體系，同時要充分利用國有資產清產核資、產權登記和資產統計所獲得的資料數據，從行業類型、企業規模、效益狀況等方面分析企業資產結構、分布狀況和企業發展前途，以研究制定產業、行業結構調整方案，并為減輕企業負債問題提供對策和建立重組企業的新增資本金制度。
其次，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要加強資產重組過程中的產權界定和資產評估兩項工作。產權界定是資產重組的前提，如果產權不明晰，就不可能做到資產合理流動，產權界定的實質就是界定不同產權主體的責任和權利。應該遵循＂誰投資，誰擁有產權，誰受益＂的原則做好產權界定，以維護國家國有資產所有者權益及經營使用者的合法權益，不侵犯其他財產所有者的合法權益，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資產重組必然會涉及到產權轉讓價格，而其確定又是以評估價值為基礎，按照<<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的規定，凡是發生國有資產產權轉讓的情況，必須對包括土地使用權在內的企業資產進行評估，評估工作要委托經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批準取得評估資格的機構確認，并據此作為出讓企業產權的底價。另外，應降低被兼并企業的評估費用。在資產重組評估過程中防止低價評估、漏估無形資產、多家介入資產評估工作等不良現象，堅持統一管理、規范運作原則，加強資產評估機構的管理。
㈢培育發展產權交易市場，規范產權轉讓行為，為國有產權轉讓提供媒體。在市場經濟范疇下的資產重組，必須要有相應的產權交易市場，通過規范化的產權交易活動，合理組織國有資產存量的流動和防止國有資產在交易過程中的流失。關鍵性的問題是要建立規范的產權交易市場體系和監管體系，使在資產重組過程中的產權轉讓管理法制化、規范化，提高資產重組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產權交易市場的建立，有助于經濟的發展，有助于資產存量跨地區、跨部門、跨所有制的流動，有助于資產重組工作。
然而，隨著國有企業資產重組工作的不斷深入，目前產權交易市場的培育和發展遠遠跟不上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的步伐，影響了國有資產存量的合理流動。具體表現為：⑴大中型國有企業迫切希望有效地利用產權交易市場，加快資本的積累和集中，形成具有規模經濟的企業集團或控股公司，但真正在交易機構內進行交易的很少，大量的產權交易活動是在場外或采取行政措施進行的。⑵小型國有企業為保障其權益，希望產權交易活動在公平、公正、公開的環境中進行，客觀上需要有一定數量規范化的產權交易場所。⑶產權交易的法規制度不健全，沒有統一的法規予以約束，影響產權交易市場的發展。⑷全國各地的產權交易機構很不成熟，發展很不平衡。據不完全統計，截止1994年末，全國只有產權交易中心或產權交易所174個，其中省一級14個，地市一級104個，縣一級56個。而且，嚴格地說，上述產權交易機構中的相當一部分，只能算作企業閑置設備處理機構，不能算產權市場。
由于我國產權交易機構管理體制不健全，實施國有產權交易管理的主管部門不明確，大量的國有產權交易在場外進行，產權交易成本過高，而且還存在行政干預等問題，因此，當前應抓緊培育發展產權交易市場，規范產權轉讓行為，以確保產權流動與重組工作的順利進行。首先，要盡快地制定全國統一的<<國有產權交易管理辦法>>、<<國有產權流動與重組管理辦法>>等健全產權交易的法規制度，對現有的產權交易所進行改組改建，確定產權交易機構的合理布局，保障產權交易規范進行，建立多層次、規范化的產權交易市場體系；其次，要由國資、財政、工商、體改委、計經委、監察、審計、稅收、銀行等部門加強對產權交易活動的管理，建立產權交易市場的監督管理體系，為資產重組提供一個法制化、規范化的產權交易市場和監督體系，確保國有產權堅持市場規則等價、有償轉讓，公平、公正、公開交易。新晨
參考資料：
1.汪海波、王東：＂關于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的若干問題＂
<<經濟體制改革>>1997年第1期
[作者簡介]寧素，女，山東平度人，山東財政學院財務處高級會計師，研究方向：會計理論與實踐、金融管理。
[摘要]目前山東省在金融資源的配置上仍然存在著一系列與經濟發展不協調或不完全協調的問題，有些問題這幾年還有進一步加重的跡象，主要表現在：直接融資比重偏低，金融體系結構性失衡；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仍占據壟斷地位；金融體系不適應多種所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迅速發展的需要；縣域金融配置功能弱化，有限的金融資源趨利外溢嚴重；農村信用社難以承擔農村金融主力軍的重任等方面。對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優化整合山東省金融資源：擴大企業直接融資渠道；提高現有金融資源的使用效率；加快發展地方性金融機構；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優化社會信用環境，為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條件。
[關鍵詞]金融資源；資本市場；金融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7)01―0031―04
一、當前山東省金融資源配置的現狀及存在的突出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省金融業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金融市場體系日趨完善，社會資金配置和使用效率穩步提高。目前山東省金融業務總量和金融機構的種類、數量均居全國前列。金融體系在實現和維護宏觀經濟穩定、支持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作為全國的經濟大省，同時也是金融大省，山東卻并不是金融強省，金融業的整體競爭力還沒有達到全國先進水平，特別是與北京、上海、廣東等省市相比，不論是金融業的整體水平與質量，還是金融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都還有一定差距。金融業的發展活力不足，總量偏小，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金融業的潛在風險較大。一方面突出表現為“一多兩少”，即不良貸款多，盈利少、創新的品種少，由于歷史包袱沉重，金融機構的風險狀況仍不容樂觀。而另一方面，有的上市公司則面臨退市的窘境，歷史上一直作為滬深市場績優板塊的山東上市公司，一度出現業績大幅下滑，甚至曾出現了引起全國關注的“ST濟南現象”。當前，優化和合理配置各種金融資源，提高金融運行的速度、效率和質量，在更大范圍內進行有限金融資源重新布局和整合，是山東省加快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直接融資比重偏低，金融體系結構性失衡
由于資本市場發展總體滯后且結構不合理，導致通過商業銀行的間接融資比重較大，銀行系統在整個金融體系中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全社會金融資源過度集中于銀行系統。而通過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比重還比較低，這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前幾年股票市場持續低迷，股市籌資額下降較多，直接融資難有進展，這種狀況進一步加劇了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程度。由于銀行系統在資金配置方面的低效率以及巨額不良貸款的存在，資金過度集中于商業銀行系統使之既承擔了自身的經營風險，又承擔了整體經濟改革的最終成本。
(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仍占據壟斷地位
在間接融資的市場體系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仍占據壟斷地位，金融活力不足。全省除濟南、青島、煙臺等幾個有限的大中城市外，其它地市仍由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高度壟斷，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市場集中度平均達60％以上。而地方性金融機構數量少、規模小、發展水平不高。金融壟斷的結果是金融活力不足和低效運營。金融活力不足及低效運營不僅會制約企業的發展，也降低了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不利于經濟的穩定健康運行。
這種狀況還導致金融創新能力不足。國有商業銀行仍然以傳統的信貸經營為主，缺乏金融產品創新能力，造成金融產品市場發育不平衡并相互分割，增加了金融交易成本，阻礙了金融資源的自由流動，使得金融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最終造成金融資源分配效率低下，金融運行質量在較低水平徘徊。
(三)金融體系不適應多種所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迅速發展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九五”時期以來，山東省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特別是近年來非國有經濟發展迅猛，高出同期全省總體經濟平均增長速度。非國有經濟已成為山東省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極具活力的經濟增長點，與之相對應的是其對金融資源的需求量已與日俱增。據測算，山東省非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度占GDP比例已達三分之一，但據粗略統計，山東省銀行類金融機構對非國有經濟的貸款只占全部貸款的大約20％，在一些地區這兩個比例相差更為懸殊。非國有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與民營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嚴重的融資障礙，存在著與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不相稱的金融體系信貸支持問題。在金融領域，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支配了絕大部分信貸資源供應，而這些金融機構將主要客戶對象確定為壟斷性行業、大型企事業單位等，目標客戶雷同，相互間替代性很強，尚未形成合理分工的商業銀行體系，金融體系在規模結構、所有制結構與實體經濟企業規模結構、所有制結構不相匹配。而新建立起來的主要為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體系，掌握的金融資源量極為有限。地方性金融機構，不僅數量少，市場份額低，而且內部運行機制不夠完善，尚未建立起健全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進一步發展的后勁不足。實體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的這種不對稱，使得全社會金融資源的供給與需求存在嚴重失衡。這種金融資源配置結構與經濟結構變化的不一致直接或間接造成金融資源的大量浪費，導致金融資源的低效率分配。一方面，國民經濟發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非國有經濟無法取得低成本的金融資源滿足其生產發展和貿易擴張的需要。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受制于國有經濟制度建設滯后、觀念轉變緩慢和運行機制僵化，大量金融資源處于閑置狀態和低效率甚至無效率分配狀態。
(四)縣域金融配置功能弱化，有限的金融資源趨利外溢嚴重
目前，山東省縣(市、區)和農村人口占60％以上的區共有121個，這些縣(市、區)的總人口占全省的90.4％，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省的75.5％。縣域經濟發展對全省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但是，近年來隨著銀行信貸管理體制的改革，各國有商業銀行為規避風險，出于資金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綜合考慮，普遍實行了集權式的信貸管理模式，貸款權和審批權逐步上收于總行和一、二級分行，總、分行直貸規模不斷擴大，一些貸款不良率高和經營虧損嚴重的縣級行的貸款權限被取消，而保留一定貸款審批權的基層行為數甚少且權限較小。多數基層行僅有少量小額質押貸款的權力，其余項目貸款僅有推薦權而沒有貸款權，資金營運的空間很小。經濟越是落后的農村地區，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的貸款權限就越小。同時，商業銀行硬化基層行的信貸管理，體現在信貸考核機制的設計上，輕獎重罰。激勵約束機制的非對稱性，使基層行貸款營銷的積極性大受
打擊，放款少則承擔風險少，放款多則承擔的責任大。這樣以來，縣級基層行便逐漸演變為只吸收存款不發放貸款的窗口，資金外流過快，大部分資金上存，由省行統一調撥使用，資金按照利益最大化的經營原則流向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及壟斷性大行業、大企業等。貸款業務銳減，基層行的業務更加單一，攬存演變為基層行的主要業務。信貸權限的集中和信貸考核機制的不合理，使得貸款資源愈來愈向中心城市集中。金融資源的趨利外溢，使本就貧血的縣域經濟“失血”嚴重。縣域經濟的信貸投入下降，金融對縣域經濟的支持力度減弱。
(五)農村信用社難以承擔農村金融主力軍的重任
山東省作為農業大省，農村人口比重大，解決好“三農”問題尤為迫切與必要。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然而，目前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現狀卻難以令人樂觀。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農村信用社完成脫離農業銀行的改革后，在理論上農村金融領域已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為基礎，商業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協作的格局，即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三者分工協作。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出現了和發展農村經濟相背離的狀況。農業銀行作為國有商業銀行，其市場定位發生了重大變化，業務范圍已與其他國有商業銀行無異，競爭的視角也從農村轉向城市，從農業轉向工商業，一些地方農業銀行基本已經卸掉了支農主力軍的重擔。而農業發展銀行的實際運作也不甚理想，遠未擔負起其應盡的責任。農村金融體系的三元格局實際已演變成農村信用社獨當一面的格局，農村信用社成為支持“三農”發展的金融主力軍。但令人遺憾的是，農村信用社難以承擔農村金融主力軍的重任。實際上，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狀況和金融服務功能一直不甚理想，不少農村信用社支付壓力和生存壓力過大，超負荷運行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與農村“金融主力軍”的地位不相稱。
二、優化整合山東省金融資源的思路與對策
(一)擴大企業直接融資渠道
要樹立大金融資源的觀念，在當前融資主體多元化的形勢下，不能把金融資源僅僅等同于銀行的信貸資金，而應既重視銀行的間接融資，又重視證券市場的直接融資。山東省企業資本金普遍不足，過分依賴銀行貸款。近年來，直接融資(不含國債)的比重連續下降，這不利于形成合理的企業資本結構，也不利于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為此，要繼續支持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擴大直接融資；支持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完善資本市場結構，豐富資本市場產品；積極推進債券市場發展。要充分運用證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大力推動企業上市融資，政府要提供各種條件和配套措施，指導和協助企業上市融資，擴大直接融資總量。要對一些有實力的企業進行改造重組，使之成為符合上市條件的公司；對投資風險較大、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術企業積極做好向“二板市場”推介的工作；對“二次創業”中的民營企業，可以通過吸收部分競爭性領域的國有控股企業的股份，進行擴張，改組為上市公司，或是從股票市場上買殼或借殼上市求得迅速的發展。與此同時，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我省上市公司的資產質量和規范運作水平。通過推進上市公司資產重組，支持、促進一批上市公司做大作強；對那些效益一般、主業不理想或業績不好的上市公司應加快重組步伐以求得新的發展。要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通過向民營企業、外商外資、社會法人機構轉讓，公司內部高管人員和員工購買等多種形式，實現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多元化。
(二)提高現有金融資源的使用效率
一是改革信貸管理體制。中央銀行應督促國有商業銀行改進現行的“一收到底”的信貸管理模式，使國有商業銀行適當下放信貸管理權限。商業銀行上級行在實行授權授信管理過程中，要區別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對商業銀行縣級支行的貸款授權授信權限適當予以下放，合理劃分信貸權限。為減緩資金外流，還應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金融機構設立適當的存貸比底限，增強金融機構參與縣域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滿足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合理融資需求。商業銀行應進一步完善信貸管理考核辦法，實行收放兩條線管理，制定與責、權、利對等的信貸獎勵和處罰方法，制定切合實際、責權明晰的信貸責任體系，充分調動各級商業銀行信貸營銷的積極性。
二是調整信貸投入結構。一方面要提高國有企業使用金融資源的效率。加大對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信貸傾斜，繼續增加有效信貸投入，對于國家重點企業、重點行業和有效益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正常周轉合理的流動資金需求，確定更為合理的授信額度，適時、均衡地投放；另一方面要擴大中小企業、個體私營企業金融資源的占有率。當前要加大對中小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的信貸投入，實行綜合授信。盡快完善對中小及民營企業的信貸評級和授權授信制度，對符合條件的抵押、擔保貸款實行“一站式”服務，并適當減免費用，提高貸款效率。同時積極拓寬金融資源的運用領域，加快金融產品創新，適應客戶的不同需求。
(三)加快發展地方性金融機構
一是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功能設計，促進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填補由于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大量撤并后對縣域經濟和農村經濟金融服務的空白，一方面加強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網點撤并后機構布局的合理安排，防止服務真空；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對縣域經濟和農村經濟的金融服務力度，大力發展地方性的中小金融機構。對省內城鄉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在有關政策法規允許下，允許民間資金進入，充實中小金融機構資本，增強抵御風險能力。鼓勵民營企業家以各種形式參與金融投資，發展民間金融資本；民間金融可以享受與國有金融機構同等的政府信用，以防止因信用不抵后者而吸收不到存款；同時實行利率市場化，給予一定利率浮動區間，從而保證民間金融機構的存款來源。
二是適度發展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已逐漸為國內金融界所接受。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國分業經營轉向混業經營的中間環節，有利于協調金融資源整合與現行監管制度的沖突，是地方整合金融資源的一種較佳選擇。目前，在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框架之下，實際上已經存在著模式不一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團、光大集團、魯能集團和平安保險等。盡管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制度基礎尚不鞏固，但其中還是有可資借鑒之處的。
(四)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一是要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真正建立起產權清晰、約束機制強、財務健康、監管到位、有可持續發展能力、主要為農村社區服務的地方性金融企業。要緊緊抓住農村信用社改革的機遇，積極改革山東省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按照國家宏觀調控、加強監管，省級政府依法管理、落實責任，農村信用社自我約束、自擔風險的監督管理體制建設要求，深化山東省農村信用社改革。要進一步改進農村信用社支農服務。農村信用社要堅持為農業、農
村和農民服務的宗旨，加大農業信貸投放，增加農戶貸款，及時、有效地為農民生產生活和農業、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服務。同時，要整頓農村信用秩序，實事求是地認識民間借貸的作用，引導和規范民間借貸。
二是繼續完善和發展農村政策性金融服務，形成農村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工明確、各負其責、共同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格局。要利用農業發展銀行本身政策性銀行和深入農村的優勢，賦予其新的職能，引導其進行農業產業化開發建設，承擔農業生產基本建設項目，用政策性金融彌補商業性金融對農村地區支持的不足。
(五)優化社會信用環境，為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條件
社會信用環境欠佳已經成為增強金融支持的一大障礙。因此，必須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努力創建“金融安全區和誠實守信區”，為金融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是政府部門、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個人的共同責任。在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過程中，應多方協作。目前，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已經在全省建立了企業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為正確授信提供依據。山東省工商局投資建立了“山東紅盾信息網”，實現了省、市、縣三級聯網，并且完成了與省財政、國稅、地稅、統計、審計、人行的聯網工作。特別是山東省開通的“誠信山東”信息網，發起建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和政府信息查詢系統。在“誠信山東”信息網的建設中，努力通過聯合共建，打破各部門信息孤島和信息壟斷。當前，一方面應不斷充實、深化和完善上述機構或部門自己的信用數據庫，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擴大“誠信山東”信息網的信用數據的征集范圍，逐步收集、處理分散在各相關機構或部門的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及其他經營行為紀錄，通過信息網絡技術將各自的數據庫連接起來，在共建單位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覆蓋全省的征信體系和網絡化的征信數據庫，構建一個能夠反映企業和個人全貌的信用檔案系統，實現信息資源共享。
摘要;財務會計框架最早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最早是由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提出的，是指由目標和相互聯系關系的基本概念組成的連貫的理論體系。我國對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較晚，進一步進步會計信息質量有著重要意義。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社會經濟運轉和其他國家存在著顯著區別，構建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邏輯出發點必定有其特殊性。有學者以為，我國應建立一套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以指導未來詳細會計準則的制訂，并彌補現行詳細會計準則的不足。筆者以為要想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使我國會計準則達到與國際趨同，必需從研究會計目標著手。什么;現行財務講演能提供哪些主要信息。會計目標是會計基本理論的中央，也是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的出發點。在財務會計概念框架體系中，會計目標起著指引方向的作用。按照系統論的觀點，會計是一個經濟信息系統，而經濟信息系統要運行，就必需要有一個明確的會計目標以指引其運行的方向。以會計目標為基礎，財務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財務報表的要素及其確認與計量就可以有機地建立并聯系起來。
二、對我國會計目標定位的思索
一、會計目標的基本內涵會計目標是指人們通過會計實踐預期所要達到的境地或尺度。它所要回答的題目主要是:會計信息使用者是誰;使用者對信息的主要用途是
(一)對我國相關經濟環境的考察。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會計環境，就有什么樣的會計信息使用者，從而就應該有什么樣的會計目標，研究會計目標應該從會計環境人手。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和教育等因素對會計目標都有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分層次和分程度的。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主要影響會計目標的存在，經濟因素則主要影響會計目標的定位。經濟環境因素的內容非常廣泛，但對會計目標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主要包括經濟治理體系體例、企業資金來源和市場等三個方面。
1.對我國經濟治理體系體例的考察。經濟治理體系體例的特征將從宏觀上影響commereialaecotlntin我國主要會計信息需求者及其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到目前為止，國有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仍舊占據著主導地位。在經濟治理體系體例上，我國一直奉行市場調節與國家宏觀治理相結合的體系體例，因為我國的市場經濟機制尚未發育成熟，所以，國家各職能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介入國民經濟的調控和發展。好比，目前在價格治理、證券市場、產權市場、外匯市場以及國民經濟中的一些重要工業部分等多方面，政府仍舊在進行著直接的干涉干與。從企業角度看，不論是上市公司仍長短上市公司，都需要按照國家劃定向政府有關監管部分提供相關的會計信息。在我國，因為國家仍舊是企業重要的投資者，相關的政府職能部分擔負著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保護國家相關稅費的不亂增長的重要任務，因此，政府相關職能部分仍舊是企業會計信息主要的和直接的需求者。
2.對我國證券市場的考察。證券市場的發達程度、證券市場上投資人構成及特征，也可以影響一個國家會計目標的導向，尤其是上市公司會計目標的導向。我國自1990年證券市場成立以來，每年上市公司的數目、股票市值和投資開戶的數目都在穩步增長。2007年年中我國上市公司原始證券投田luntan資額為log萬億元，與2(x)6年度1500億元的上市公司證券投資市值比擬，增長近7倍;與2006年年底海內非金融機構融資總額的比值達到了27.3%，與2006年年底的海內非金融機構股票融資額的比值達到了4.84%。也就是說，不僅相稱于2(x巧年的全部股票融資額的資金被上市公司又重新投人到股市當中，還有相稱于股票融資額三倍的其他渠道的融資也被上市公司用于進行證券資產的投資。或者可以粗略地以為，2006年近4萬億元的非金融機構融資額，有近1乃仍舊被留在金融系統當中，而沒有轉化為實業投資，這還不包括上市公司參股非上市金融機構的資金。從這些數據中可以看出，固然我國的證券市場發展較快，但與發達國家比擬還處于起步階段，主要表現在:證券市場的發育程度較低;股權集中程度較高，多數股份不能暢通流暢;機構投資者比例較小，個人投資者比例較大。由此可以看出，會計信息的重大需求者為非暢通流暢股的持有者，職業投資者比例較低且多為個人投資者，這直接影響了我國會計目標的導向。
3.對資金來源的考察。企業的資本主要來源于權益性資本和債權性資本，不論是資本所有者仍是債權人都是企業會計信息的直接需求者，研究會計目標的定位，不能忽視任何重要一方的利益。
(l)對權益性資本的考察。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已經被打破，形成了國家、集體、私家、股份制、外資等多種組織形式的企業。國有資本仍舊是國民經濟中權益資本的主要來源，除此之外，集體、私營、外資等非國有經濟顯然也已經成為支撐國民經濟的重要氣力，來自于證券市場上職業投資者的權益性資本比國有資本和其他非國有資本的國合計數小得多。應該說，從總體上看，我國的權益性資本主要來自于國家以及集體、私家、外商等職業投資人以外的治理型投資人。
(2)對債權性資本的考察。債券是資本市場最重要的融資工具之一。我國債券市場發展時間短，除國債以外，總體發育程度低，投資品種少，且結構失衡，債券市場尤其是企業債券市場規模小，暢通流暢性差，交易不活躍，與其他資本市場聯系關系度低。目前我國企業外部融資的90%以上屬于間接融資，而且主要來源于海內各大金融打j構的貸款。銀行是整個國民經濟外部融資的供應者。
(二)會計信息使用者及其信息需求。通過以上分析，筆者以為，我國會計信息使用者及其需求可以描述為:一是國家，主要包括國資委、證監會和稅務部分等。國家作為企業的治理型投資人和企業的治理者，將關心企業真實可靠的財務會計信息。二是貸款人，主要包括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作為企業外部融資的主要供應者，他們將關心那些保證自己的貸款和利息能夠收回的真實可靠的財務會計信息。三是職業投資人，主要包括國家、機構、個人等在證券市場上不斷地買進、賣出證券，以賺取投資收益為目的的投資者，他們更關心投資的風險和投資回報的信息。四是其他治理型投資人，指除國家之外的、以經營治理企業為目的的一類投資人，他們更關心企業真實可靠的財務會計信息。者作出經濟決議計劃。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該準則已明確地將考核受托責任履行情況作為了會計目標，同時也兼顧了對會計信息的決議計劃有用性的要求。根據我國會計信息使用者及其對會計信息的需求，筆者以為，目前我國的會計目標總體應該定位在為治理型投資人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但因為我國證券市場上還有一部門職業投資者，而且跟著上市公司投資者結構的不斷變化，這部門信息使用者比例會逐漸加大，因此，必需考慮未來潛伏的職業投資人對決議計劃有用會計信息的需求。對于會計目標，筆者以為，可以通過三個層次表述:一是會計應該提供有助于各類會計信息需求者進行各種決
--> 議計劃時所需要的會計信息，包括治理型投資人、職業投資人、企業經營者、貸款人、政府、公家等。二是根據我國目前的會計環境，企業應主要為治理型投資人提供真實可靠的財務會計信息。從相稱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來看，為治理型投資人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基本上可以知足我國各類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需求。三是跟著會計環境的變化，在軌制答應的范圍內，企業可以適當提供對職業投資者投資決議計劃有用的會計信息。
關鍵詞:金融危機;河北省;民營經濟;發展路徑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1978年到1987年的起步階段,民營企業開始茁壯成長;1988年到1991年,民營經濟的徘徊發展階段;1992年到2001年的快速發展階段;2002年以后,民營企業的全民發展階段。河北省民營企業的歷程也大致與上述階段同步。省統計局統計資料顯示:2008年末,全省民營經濟全年實現增加值8565.6億元,比上年增長12.1%,比全省生產總值增速快2.0個百分點;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2.9%,同比提高1.0個百分點。全省民營經濟出口總額145.8億美元,增長55.7%,增速同比加快8.3個百分點;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為60.7%,同比提高5.6個百分點。民營經濟實繳稅金997.9億元,增長33.4%,增速同比加快1.8個百分點;截至2008年末,全省民營經濟共吸納就業人員1327.7萬人,增長3.8%。民營經濟實現營業收入35727.9億元,增長22.0%;創造利潤4246.2億元,增長12.0%。但是,必須看到,在新形勢下,民營經濟發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暴露出了新的問題,如家族管理問題、企業文化欠缺問題、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的觀念問題、融資問題、國際化問題、政策限制問題等等。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制定河北省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策略。
一、創新觀念――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放手大膽地發展河北省民營經濟
加快河北省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必須大力推進多種經濟成分的企業長期并存,共同發展,平等競爭。長期以來,我國在資源分配上,一直遵循著所有制性質有別、區別對待的原則,為了維護國家的所有者權益,政府通過行政權力來限制稀缺資源流入非國有企業,這種傳統觀念,不僅限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且也違背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原則,使得稀缺資源不能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門和企業,最終降低了整體經濟運行的效率。如能否由民營企業將天然氣引入廊坊市居民戶,當初在這個問題上,全市各界爭論不休,全國也未曾有先例,廊坊市委、市政府認為,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誰做得更好就由誰辦,果斷采取措施由民營企業來辦,開全省乃至全國之先例。實踐證明,這一做法百姓滿意,地方受益,得到了廣泛贊譽,目前全國有50多個城市效法廊坊的做法。解放思想,要破除國有經濟比重必須占絕對優勢的舊觀念,民營經濟等企業的長期并存,共同發展,必將為社會主義經濟注入活力。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不斷創新,如在金融方面,要選擇那些新興的、成長性的民營企業發放貸款,服務方面要更新觀念,改變過去金融服務僅僅是發放貸款的服務范圍,金融部門要盡力利用信息優勢為民營企業提供銀企對賬、股市行情、國際金融信息等金融信息終端服務。解放思想,同等對待各種性質的資本,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城鄉道路、交通、水電、能源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建設,消除由于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對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的羈絆,最大限度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二、創新方式――促進民營資本與外資的結合,提升河北省民營經濟的整體水平
河北省處于中部地區,我國的中部地區應將以降低成本、優惠政策等吸引外資的競爭方式改為用低成本生產組織能力和先進的技術嫁接方式提高競爭能力。一個地區的民營經濟產業集群的形成將會有選擇地吸收相關外資企業進入,形成內外結合緊密的投入產出關系,這樣有利于加強民營企業對外資的吸收,較大程度地提升民營企業的整體水平,從而發揮河北省民營經濟的較強的競爭優勢。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國際化問題日益提上日程,從目前來看,政府的相關政策主要關注國有大企業的國際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國政府對中國國有企業的能源投資非常警惕,在這種背景下,由民營企業作先導可能是一條重要的戰略思路。因此,政府應給予民營經濟的國際化以支持,制定一系列支持政策,改革管理體制,把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外向型經濟納入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中。
三、創新模式――轉變家族管理的舊模式,探索河北省民營企業的經營管理新模式
家族管理是一種經驗式管理,決策不科學;企業的高、中層管理人員,經常是家庭內部人員或者親戚,這樣就容易產生矛盾,內部產權不清晰,使得整個企業的管理發生混亂,難以形成合理的權利運作機制,導致管理成本加大,企業利潤下滑;家族化管理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任人唯親,不能吸引優秀人才。由于成員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并不總是一致的,大權獨攬必然造成效率低下。河北省民營企業應該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逐漸改革家族式的管理體制,逐步實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突破業主制,建立規范的公司制,積聚生產要素,達到風險共擔的目的。
四、創新文化――加強民營企業文化建設,增強河北省民營企業的凝聚力
企業文化是凝聚人心以實現自身價值,提升企業競爭力的無形力量和資產。民營企業應在經營活動中把人看作是管理的中心和主導力量,要求在對“物”進行管理的同時,更加重視對人的管理。對于中小企業人員素質較差、流動性大等現實,企業應深謀遠慮,構架起具有本企業特色的企業文化,使企業員工始終處于這種企業文化的氛圍中。企業文化存在于不同規模、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中。民營企業之所以短命,同客觀環境有關系,例如有些短命的企業是因為鉆政府對新辦企業稅收優惠的空子故意改名換姓的,但從總體上看,企業文化不夠成熟及自身弱點是導致民營企業短命的主觀原因。民營企業不要只顧攢錢而忽視文化建設,要把文化智力投資作為推動民營企業發展的根本戰略,重視管理人員的學習、員工培訓、購買知識和開展企業文化活動等方面的投資,善于通過文化建設把企業的經營理念轉化為團隊精神,增強企業的凝聚力,營造和諧健康的企業氛圍。
五、創新意識――政府部門擺正位置,樹立服務意識,引導意識和監管意識,促進河北省民營經濟快速發展
政府部門對非公有制經濟多頭管理、各自為政,往往是涉及利益時大家都插手,遇到困難時大家都回避,承擔責任時大家都推諉。政府管理體制的真正轉變最關鍵的是,要擺正政府的位置,做好監管者,做好公共事業的管理者。河北省民營經濟發展應借鑒歐美發達國家的做法,制定相關政策,設置管理機構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在布局上,應有宏觀指導,在發展中,要給予支持和幫助。各級政府應將民營企業納入政府支持產業發展的各項資金扶助范圍,采取信息引導、技術引導與資金引導等一系列措施,運用各種政策組合與政策杠桿,幫助民營經濟逐步擺脫盲目投資的傾向,引導民營向專業化、規模化方向發展。各級部門要進一步轉變作風,積極為民營企業服好務,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及時發現民營企業中存在的問題與困難,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排憂解難。同時,應當積極探索為民營經濟提供規范化服務的新形式和新思路。
六、創新體制――保護私有產權,從政策支持轉向制度保障,為河北省民營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公平寬松的社會環境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金融業將逐步對外全面開放，面臨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沖擊將更加猛烈，發展民營銀行并非權宜之計，而是深化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戰略性步驟，從我國當前情況看，發展民營銀行的必要性體現在：
1.1構建現代金融組織體系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
現代金融組織系統應該是包括國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和民營機制在內的多層次、多元化的體系。市場經濟的深化發展，促使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客觀上要求發展民營銀行等非國有金融機構。當前個體、民營經濟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客觀上要求金融機構為個體和私營經濟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國家也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個體、私營經濟服務力度，但由于體制等方面原因，政策效果并不明顯，個體、私營經濟的融資環境并未得到改善，缺乏金融支持是制約個體、私營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突出問題。要想有效改變這一現狀，關鍵在于我國金融業要按照生產決定流通、經濟決定金融的規律調整經營戰略。
1.2提高我國銀行業的產業互補性優勢
金融市場中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使大企業容易得到低成本貸款，同時有利于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的進行。在信息處理固定成本的分攤方面，大銀行為大企業提供貸款是理性經濟人的行為。相對應的是在信息處理固定成本分攤原則下，中小企業難以得到低成本融資。發展民營銀行，可以在比較優勢分工原則下，與大銀行在產業分工上形成協作與補充。大銀行獲得中小企業的信息成本高，缺乏靈活性。而民營銀行分散在各地，對中小企業情況較熟悉，獲取信息的成本較低，運作靈活。這樣民營銀行的出現將彌補大銀行服務的遺漏，為中小企業開拓新的融資渠道。
1.3解決三農發展金融需求的問題
由于國有商業銀行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在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中，存在著角色轉換滯后的問題。在原有機制下形成的信用機制，非公有制經濟被排除在社會經濟制度之外，無法獲得國有經濟得到的信用安排。截止到目前的金融改革，并沒有突破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信用關系，國有商業銀行仍然很難向三農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發展民營銀行，可以優化現行金融體系下的信用機制，改變對三農發展金融服務短缺的現狀，促進三農的健康良性發展。
1.4發展民營銀行，是實現積極財政政策逐步退出的最優選擇
雖然我國目前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均在國家可控范圍內，但都達到歷史最高記錄，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相機退出。積極財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將使社會總投資減少，社會總收入也隨之減少。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這一背景下，發展民營銀行，以利潤最大化引導投資，可以彌補因投資減少所帶來的社會總收入減少。從這個角度看，發展民營銀行為當前緊縮性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2.發展民營銀行的制約因素
我國具有發展民營銀行的必要性和現實可行性，但現實中我國民營銀行發展緩慢，是因為諸多制約因素（如民營銀行設立方式的選擇，各階層利益關系的協調等）限制了民營銀行的發展，分析制約因素并以期為民營銀行發展政策制定者提供思路。
2.1設立形式的兩難選擇
發展民營銀行，基本途徑是新設和改組。新設優點在于沒有歷史遺留問題，有利于民營銀行輕裝上路；改組是通過對問題金融機構整合降低金融風險，并有效利用原金融機構的設備、客戶等資源。理論界常用以下模型對這兩種方式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Y1+Y2-C1+€1）/（Y3-C2+€2）
其中：Y1=通過改組方式化解金融風險帶來的收益；
Y2=利用被改組對象資源帶來的收益；
Y3=銀行沒有歷史遺留問題的負擔，輕裝上陣帶來的收益；
C1=處理被改組對象遺留問題產生的成本；
C2=開辦費等新增成本；
€1，€2=其它的一些對成本及收益產生影響的因素。
通常情況下若比值大于1，則選擇改組方式設立；當比值等于1時，改組和新建方式沒有區別；當比值小于1時，選擇新建方式設立。但是Y1（與當地信用社發展狀況相關性強）與C1（與當地政府態度相關性強）難以準確量化，使決策者在選擇設立形式時陷入兩難境地。
2.2各階層利益關系的協調
在發展民營銀行的理論觀點提出后，各地區不同程度上認識到發展民營銀行對本地經濟的推動作用，江浙地區、東北地區、環渤海地區紛紛要求發展區域性民營銀行。但如果沒有充分論證，盲目發展，將可能出現我國信托業過度發展的后果，危及金融體系安全。另一方面，發展民營銀行將對原有金融機構產生沖擊，以致對地方政府利益產生影響，可能導致地方政府保護主義，設置障礙，提高民營銀行的進入壁壘。
2.3規模經濟及風險防范
銀行業的突出特征是規模經濟。規模越大，銀行的單筆業務固定成本越低。歷次金融危機告訴我們，銀行自身抵抗風險的能力與銀行的規模成正比。結合民營資本的投資能力與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已形成的壟斷地位來看，新生民營銀行不可能組建成像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那樣的超級大銀行，其單位營業成本較高和自身抗風險能力較弱的特點將制約其發展。
2.4經營人才問題
銀行業以經營風險為業務特征，對從業者有較強的專業知識要求。加入WTO后，我國銀行業面臨全球競爭，而競爭的核心是人才的競爭，只有擁有高素質的人才和高水平的管理，才能充分利用和有效組合現有資源。但是優秀的企業家并不一定是合格的金融家，發展民營銀行客觀上要求外聘職業經理人，而我國民營經濟中的現代委托——關系落后，經營者和所有者信任成本不斷提高，加上長期以來民營企業家形成的“事必躬親”的習慣，發展民營銀行的人才制約問題將更加突出。
3.發展民營銀行的路徑選擇
3.1組建民營化的農村股份制商業銀行
農村經濟不單純由農業和農戶組成，還包括農村工商企業。伴隨著農業特別是部分地區農村工商企業的發展和經營規模的擴大，其對資金的需求日益增多，而日益增長的資金需求客觀上為商業化金融組織在廣大農村地區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組建農村股份制民營商業銀行，其入股的股東應該以農村信用社原有社員為主，重點吸收有資金實力的農戶、農村個體工商戶和農民開辦的中小企業，使其資本金全部由民間資本入股組成，在經營過程中逐步壯大。
3.2組建民營化的城市股份制商業銀行
城市商業銀行大多是由各地區的城市信用社改組而成，由于大量歷史遺留問題，使其風險集中，經營問題復雜，規模一般較小，且經營能力不足，所能經營的中間業務較少，幾乎未涉及到表外業務的經營。監管當局亦不允許其在異地設立分支機構，限制其擴張網點，這些均制約城市商業銀行的壯大。城市商業銀行可以引進優質的民營資本所有者加盟，促使國有背景股本的逐步稀釋，最終實現民營化。這些城市商業銀行在經過股權結構民營化后，有利于消除各種非市場因素的干擾，實現鄰近地區商業銀行的并購和營業網點的擴張，逐步發展擴大。
3.3民間資本擁有者申請新設社區銀行
目前我國金融資產超過30萬億元人民幣，30%左右城市居民占有近80%的居民金融資產，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少數高收入階層占有，這說明我國部分個人完全有能力申請新設民營銀行。而社區銀行是他們的最優選擇。社區銀行強調金融服務范圍和服務對象。社區銀行完全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利潤最大化的原則調整經營策略，突出自身的比較優勢。社區銀行一方面突出了其在中小城市提供金融服務的社區性質，和國有商業銀行在不同層次上運作，形成較強的互補性；另一方面改變了民營資本投資的隱性壁壘，激發了民間資本所有者的投資積極性，使資本這一稀缺資源得到優化配置，促進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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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股市運作的逐步規范，上證綜指必將反映國民經濟的總量變化，2001年下半年股市變化已經有了反映國民經濟變化的端倪，即國民經濟處于一個大的下降通道中。
國有股減持、違規資金的查處、股指期貨的推出以及機構投資者的發展，對股市的變化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作為一種政策或是一種工具，不可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根本在于國民經濟的好轉，上市公司投資價值的提高。
股市是反映國民經濟狀況的一個窗口，股市的興衰直接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好壞與快慢，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國民經濟的發展決定著股市的發展，而不是相反。因此，國家宏觀經濟狀況以及對國民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一些因素都將對股市及股市中存在著的各種股票發生顯著作用。
本報告從宏觀經濟的大背景出發，考察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化對股市的影響程度，分析GDP構成中投資、消費、外貿對股市的作用力，同時對股市波動中的貨幣政策的影響因素及傳導機制加以描述，以期能從宏觀經濟的大背景中揭示股票市場的周期變化規律。
一、宏觀經濟周期與股票市場變化
1.1宏觀經濟與股票市場
為了盡可能全面的反映宏觀經濟與股票市場的變化，我們截取了十年的GDP季度資料和股市的月度資料以觀察其相關的變化，這里股市的波動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上證綜指作為觀察樣本。
從觀察的情況看，自94年開始，國民經濟處于一個大的下降通道中。從經濟周期的角度出發，機關年紀處于衰退階段。一般說來，在經濟衰退時期，股票價格會逐漸下跌；到危機時期，股價跌至最低點；而經濟復蘇開始時，股價又會逐步上升；到繁榮時，股價則上漲至最高點。這種變動的具體原因是，當經濟開始衰退之后，企業的產品滯銷，利潤相應減少，促使企業減少產量，從而導致股息、紅利也隨之不斷減少，持股的股東因股票收益不佳而紛紛拋售，使股票價格下跌。當經濟衰退已經達到經濟危機時，整個經濟生活處于癱瘓狀況，大量的企業倒閉，股票持有者由于對形勢持悲觀態度而紛紛賣出手中的股票，從而使整個股市價格大跌，市場處于蕭條和混亂之中。經濟周期經過最低谷之后又出現緩慢復蘇的勢頭，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商品開始有一定的銷售量，企業又能開始給股東分發一些股息紅利，股東慢慢覺得持股有利可圖，于是紛紛購買，使股價緩緩回升；當經濟由復蘇達到繁榮階段時，企業的商品生產能力與產量大增，商品銷售狀況良好，企業開始大量盈利，股息、紅利相應增多，股票價格上漲至最高點。
從我國的情況看，93年實施宏觀調控政策以來，國民經濟的總量指標在11.2-7%之間波動，沒有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經過三次統計平滑處理的資料顯示，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處在一個緩慢下降的通道中。而同期上證綜合指數僅在92、93年同國民生產總值有趨同的趨勢外，其它年份與國民生產總值的趨勢完全背離，以月份考察的上證綜指常常出現大幅震蕩的現象。但總體而言，上證綜指處于于大的上升通道中。我們以十年的年動態數據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與上證指數的相關關系表明，其相關系數僅為0.08。以季度動態數據測算的相關系數竟然為-0.245。經濟周期理論所闡述的觀點與現實情況完全不同。
二、GDP相關指標與股市變化
2.1固定資產投資
固定資產投資一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六五”到“八五”時期，除1989、1990兩個特殊年份之外，其余年份投資和GDP均保持了高速增長態勢，而且投資增長速度在很多年份均高于甚至是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六五”時期，投資增幅高出GDP增幅8.7個百分點；“七五”時期為8.6個百分點;“八五”時期為24.9個百分點。進入“九五”以來，這種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相對應，同期GDP可比增長速度也呈逐年下滑趨勢；另外，投資高出GDP的幅度也明顯縮小，1996年為5.2個百分點,1997年二者持平,1998年為6.1個百分點,1999年則呈逆趨勢，GDP增幅高出投資增幅2個百分點,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繼1989、1990年之后的第三個投資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特殊年份。2000年，為刺激經濟，政府加大了固定資產投資力度，同年投資增幅達到9.26%。進一步對影響2000年GDP增長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可以發現，2000年投資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比較明顯，這與1999年的情況截然不同。據我們測算，2000年投資對經濟的貢獻與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基本持平達到40%左右。1999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7.5%,拉動經濟增長5.5個百分點,比1998年分別高出20.5和1.1個百分點;而199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5.1%,低于同期GDP增幅2個百分點，比1998年下降8.8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8.2%,比1998年下降10.9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為2個百分點,比1998年下降1.1個百分點。為擴大投資需求,政府連續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經濟政策,包括繼續增發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對企業技術改造進行財政貼息;繼續降低利率,活躍股票市場,開征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對投資方向調節稅實現減半征收；出臺《個人獨資企業法》等。尤其是1999年中央繼續發行國債用以擴大投資需求，其力度之大為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全年共發行1100億元),而同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仍然十分低迷,且低于同期GDP增長速度,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
從資本市場而言，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發育還很不成熟，政府、企業、居民各不同的投資主體之間的資金難以進行有效的調劑。政府、企業、居民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的主體，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其中企業投資是固定資產投資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其次是政府投資，最后是居民個人。與投資地位相對照，全社會資金在各投資主體之間的分配則完全呈相反的格局。改革開放以來，部門之間的資金余缺狀況為：政府由資金結余部門轉變為資金短缺部門，短缺資金占GDP的比重在1%以上；企業一直是資金短缺部門，且資金缺口不斷擴大；居民一直是資金結余部門，且結余份額越來越高。根據對2000年資金流量的測算，政府部門短缺資金為1000億元，非金融企業短缺資金為12100億元，居民個人結余資金為16000億元。不同投資主體之間的資金余缺狀況表明，要實現投資的快速增長，只有對不同投資主體間的資金進行合理調劑，也就是說，通過合理渠道，將相對次要投資主體居民的閑置資金轉化為主要投資主體企業和政府部門可使用的資金。而我國目前資本市場的格局顯然不能滿足有效調劑資金的需要，企業尤其是大量的中小企業很難從目前的資本市場上籌集到資金。首先是銀行貸款受到限制。銀行部門一般不愿意為民營企業或中小企業貸款，因為他們感到發放貸款的風險與收益不對稱。1998年以來,為擴大內需,刺激民間投資增長,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有關政策,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1998年中央政府首次要求銀行系統“增加向中小企業貸款”,各個國有銀行先后成立了中小企業部,同時為鼓勵銀行將信貸資金向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傾斜,政府還相應提高了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利息的浮動范圍。但由于經濟運行過程中的諸多矛盾以及民營企業本身一些固有的缺陷,使銀行對其貸款存在抵押擔保難、跟蹤監督難和債權維護難等問題，實施效果并不明顯。其次是直接融資渠道狹窄。我國的直接融資方式從一開始就主要面向國有大中型企業,目前為了解決國有企業的困難,促進其機制的轉換,要求股票市場要優先服務于國有大中型企業,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創造條件。而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相對十分狹小，且市場進入門檻高。《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上市必須已經連續三年盈利,上市公司所流通股本應在5000萬元以上。而大部分中小企業經營規模都較小,產業層次低,與國家對企業上市規模和優先產業的要求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客觀上加大了中小企業上市的難度。我國上市公司中非國有經濟控股企業所占比例不到10%。三是缺乏風險投資機制。風險投資是一種將資金投向風險較大,具有較高技術含量以謀求高收益的特殊商業性投資活動。美國IT產業的崛起與風險投資業和NASDAQ系統的發展關系密切，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風險投資業在美國興起，極大地支持了計算機等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我國的民營企業經過二十年的迅速發展,已經進入“二次創業”過程,一批高科技民營企業正處在起步和成長階段,需要相應的創業機制予以扶持,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建立風險投資機制。而目前我國對風險投資的扶持還基本處于起步階段。
投資的增加主要表現在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其傳導機制是投資增加經濟回升股票市場上漲。其對股票市場的直接影響在我國目前的市場狀況下可能的表現形式是部分以投資為理由的貸款違規進入股市，但由于資料的限制，我們無法對這部分資金的影響程度作出判斷。但就理論而言，固定資產投資不直接作用與股市。下表從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度和月度變化也反映了這種現實。
2.2消費
在我們前面的論述中，已經表明GDP處于下降通道中，GDP的下降除投資的影響外，消費需求不足是另一因素。我國GDP的增長率在1992年達到14.2%的罕見高度之后呈現逐年回落態勢，到2000年，回落了6.2個百分點。這一周期的回落與1992年以前的增長率波動有著根本的區別：一是三大產業的增長率同時出現了回落，其中工業增長率回落11.3個百分點是主要因素。二是回落持續的時間比以往任何一個周期都長，而且目前仍無明顯回升的跡象。從國內消費方面來看，1992年之前，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都在60%以上，但從1992年之后，消費貢獻率連續8年低于60%，平均貢獻率比前幾十年的年平均貢獻率低6個百分點左右。這一突出變化表明，需求不足是影響GDP回落的重要因素。對于消費需求不足，政府消費部分由于資料的限制，我們無法分析。這里僅就居民消費加以論述。影響居民消費不
足的因素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受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影響。根據歷年的調查資料：1985年，我國城市居民中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的人均生活費收入之比為2.9﹕1，1990年這個比例為3.9﹕1。2000年為5﹕1，農村居民的收入差別雖然沒有城市的大，但其發展趨勢是一樣的。在這里，我們并不打算就收入差距的擴大對消費需求的影響進行量化研究，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形成新的消費熱點，從而增加有效需求。二是傳統消費觀念和消費習慣的影響。人們的消費大都是量入為出，儲蓄增長率一直維持在30%以上，這在世界各國中是比較罕見的現象。三是經濟預期的不確定性。消費需求的形成不僅取決于即期收入，還取決于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而有關收入的預期又與人們對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形勢的預期密切相關。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
改革、機構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教育體制改革、醫療制度改革等等，都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收入和支出水平，而唯一沒有正式提到國家議事日程上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又無法使人們在收入和支出的增長之間劃上等號。人們可以預見的收入增長僅僅是工齡和職務工資等有限的幾項，面對人員的分流、下崗壓力以及日益與市場掛鉤的子女教育費用等等涉及切身利益的社會變化，都將加強居民儲蓄傾向。
為了刺激消費，目前我國的利率水平已經降到了歷史低點，低利率儲蓄政策在短期內對消費的影響并不是很顯著，但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其影響必然會逐漸增加。此外，實行低利率儲蓄對新增儲蓄的影響將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強，而且有利于一些儲蓄資金轉向股票、債券等投資領域，這些資金的流動將隨著金融市場的規范化和投機因素的減少，向消費領域回流。但是，就股票市場而言，低利率促使資金投向消費或股票市場的傾向并沒有顯現。從94年8月的325點到97年5月的1510點；97年9月的1025點到2001年6月的2245點；97年7月的2245點到目前的1680點，股票市場的變化獨立于消費和利率的變化。
2.3外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獲得了迅速的增長，明顯地改變了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出口年平均增長13.2%，進口年平均增長11.2%。由于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使得外貿依存度有了很大提高。在開放經濟中，凈出口是總需求的函數，以支出法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它直接構成對GDP的貢獻。實踐表明，貿易的高速增長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力量，而貿易的下降則是導致目前中國通貨緊縮的重要因素。
由于外貿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它的增長變化與國際形勢、匯率有直接的關系，不同于投資、國內消費。為此，我們將近年來我國進出口總額的絕對值與上證指數的變化加以對比，結果如下：
我們發現上證綜指的走勢竟然與外貿進出口總值的變化如此的趨同，（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為了視覺上的直觀，我們將上證綜指做了放大一倍的處理）。我們計算的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72。我們用滯后一年的進出口總額計算的相關系數為0.81。這說明股市提前一年反映進出口的變化的強度要大于當年。這一意外的發現我們試圖做以下解釋：一是外貿進出口總額的增加勢必使得我國外匯儲備增加，由于外幣的國內不可流通性，這必然要求增加等值人民幣的供應量。資金的增量供應必然對股市產生影響。二是隨著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和開放程度的明顯提高，對外貿易迅速增長是伴隨資本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而進行的。特別是1992年以來，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進程明顯加快,“八五”時期平均增速為36.1%，“九五”期間，累計利用外資2894億美元，大量資本的流入，彌補了國內資本的不足，這使得國內的部分資金有了相對寬松的騰挪空間投資于證券市場。外貿形勢不樂觀時，情況正好相反，所以其波動趨于一致。三是1995年以來，中國經濟處于周期運行的下行階段，通貨緊縮加劇，大量產能過剩，職工下崗失業日增，宏觀環境的惡化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和預期。1998年實施擴張政策，大力啟動經濟，但擴張政策收效不大，經濟仍在波動中繼續下滑，人們的預期尚未改變，投資者的信心也未恢復，因而，消費依然看淡，投資也只是政府投資擴張，而民間投資仍不活躍。但此時，即97-2000年外貿進出口總額為27299、29153、31135、34153億美元，絕對量處于升勢，同期外資的利用為644、586、527、590億美元。從外資的情況看98、99兩年利用外資的增幅回落，2000年大幅增長。上證指數提前一年發生變化。這源于資本本性的決定，國內沒有好的投資機會，進入股票市場逐利成為必然。四是中國國際收支統計中的投資收益以1995年為界，之前采取的是收付實現制，之后實行的是權責發生制。前者反映的是資本收益的實際流出額，后者記錄的是全部的資本收益額。于是資本收益有兩個流向：一個作為資本收益換成外匯流向國外，第二作為利潤再投資記在資本項目的直接投資項下，這種利潤的再投資在記入利用外資的同時，資本項目下的投資進入股票市場存在現實的可能。五是與國際市場的接軌，我們的進出口主要來自美日，美日經濟向好，其股票市場繁榮，促使我國的進出口增加，股票市場呈現牛市。
2.4貨幣供應與股票市場
收入型貨幣數量理論認為，貨幣供應量與名義收入成有規則的正比關系。隨收入的提高貨幣發行量以一定的比例增加，對經濟總量的提高有顯著效用。但是隨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金融市場自由化與國際化、電子信息技術發展，收入型貨幣數量論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日益下降，貨幣數量不再簡單地與物價和收入呈比例關系，而是與經濟體系中所有需貨幣媒介的交易（包括金融市場交易）有重要相關性。
證券市場交易包括發行新股交易，也包括市場主體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改變其持有的不同資產組合而導致的交易，但常見的大量交易，是源于二級市場上投資主體因信息不對稱、心理預期、新信息傳播及對其解釋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對市場的不同看法所導致的交易。與商品交易一樣，證券市場的資產交易也是通過貨幣媒介進行的，同樣不可避免要產生對貨幣的交易需求。這里我們通過對貨幣發行量的變化對我國股票市場與貨幣總需求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年份M0M2M1上證指數
1993年586434879.816280833.8
1994年7288.646923.520540647.9
1995年7885.360750.523987555.3
1996年880276094.928514917
1997年1017790995.3348261194.1
1998年11204104498.5389531146.7
1999年13455119897.9458371366.6
2000年14652134610.3531472073.5
股票市場變化引起總的貨幣需求變化的途徑或機制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股票市場價格的上漲意味著人們名義財富的增加，在收入比股價波動性更小的情況下，意味著財富/收入的比率上升。而貨幣需求函數認為，財富／收入比率越高，往往反映為貨幣/收入的比率越高，或者說收入流通速度越低。股票市場與貨幣需求的這種關系為財富效應。二是股價上漲反映了風險性資產的預期收益相對無風險性資產而言有所上升。在人們的風險偏好程度不變的情況下，這種相對價值的變化將導致風險性資產的風險程度增加，從而人們將會增加其資產組合中相對安全性資產的比重來抵消這種風險，比如說增大持有短期債券、貨幣等，從而引致貨幣需求增大。這種增大其實質是資產組合的貨幣表現。三是股價的上漲往往伴隨著股市交易量的擴張，這要求相應的貨幣供應來完成這些交易。四是股票市場價格上漲，交易量擴張，一般會使得股票吸引力增加，從而在人們的資產組合中比重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貨幣資產（主要是廣義貨幣，如居民儲蓄存款）有一種替代作用，從而降低貨幣需求。以上的股票與貨幣的傳導機制中，就理論而言，股票市場對貨幣需求的綜合作用有時是正向的，有時是反向的。我們用上表數據的回歸分析表明，股票市場與貨幣總需求具有統計顯著性，為正相關關系，股票市場價格上漲、交易量擴大，導致貨幣需求相應增加。
股票市場對貨幣的需求變化的同時，貨幣供應的變化又對股票市場產生作用。下圖直接反映了貨幣流通量與股市的變化。變化表明貨幣供應量的走勢完全同步于股市的變化，這里我們可以理解為股市的上漲與資金的推動是密切相連的。
三、關于股市背離宏觀經濟走勢相關問題的思考
在中國這個新興的證券市場中，證券融資的制度安排是在以政府為主導的情況下強制執行的，由于經驗的缺乏和中國國企的傳統背景的原因，這種制度不可避免的與完全市場下的融資行為產生摩擦。
3.1上市公司股權失衡
與發達國家成熟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最突出的問題是股票市場內部結構的非均衡性，股票市場被嚴重分割，市場結構不健全，缺乏有效、統一的市場體系。股票市場結構缺陷首先表現為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嚴重分割。國有股一股獨大，且這些代表國家所有的股權又不能上市流通，這種股權結構被嚴重分割的狀況，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也降低了證券市場的效率。占67％的國家股、法人股主體代表的缺位，使得公司治理結構存在根本的利益動力機制和監督約束機制。
3.2機構投資者發育不全
投資者結構以中小投資者為主，機構投資者比例過小,不但起不到穩定市場的作用，反而可能造成操縱市場等不規范現象的發生，使得市場大起大落、坐莊投機等現象時有發生。股價與企業效益已經沒有匹配的效應。股票價格并不能有效反映市場信息，而信息失真和市場參與各方信息之間的不對稱，使得投資者不得不為之付出額外成本，在理性預期條件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被演化為理性投機行為，從而使我國證券市場不但信息傳遞機制發生扭曲，而且價格形成機制也不可避免發生了扭曲。盡管國家的政策導向一直是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以戰略投資者、封閉式基金為主的機構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中得到了快速發展，但就股票市場本身的發展要求相比，但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
3.3上市公司缺乏投資價值
從縱向比較分析，我國上市公司歷年的業績呈整體劣化的趨勢，無論是每股收益還是凈資產收益率都呈下降態勢，通過對不同年度上市公司的考察，發現上市公司的上市時間越長，其效益越差。究其原因在于企業上市的目的不是促其建立適應市場運作機制要求的公司治理結構，而是樂于從二級市場圈錢，MM理論中的股權融資的成本高于債權融資的理論完全失效，關鍵在于董事會、經理層對股東的回報沒有制約，總認為二級市場圈的錢是沒有成本的美餐。不怕股東用腳投票。畢竟大股東代表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沒有直接關系。有的上市公司為了在現行的制度下保住其融資的資格，不惜弄虛作假，愚弄二級市場的投資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證券市場股份制改制的功能缺陷，致使公司的發展動力不足，缺乏應有的投資價值。
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指出：“政府對國家出資興辦和擁有股份的企業，通過出資人代表行使所有者職能，按出資額享有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經營管理者等權利。”“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管理的有效形式。要按照國家所有、分級管理、授權經營、分工監督的原則，逐步建立國有資產管理、監督、營運體系和機制，建立和健全嚴格的責任制度。國務院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級管理國有資產，授權大型企業、企業集團和控股公司經營國有資產。要確保出資人到位。”這一內容的核心就是要明確國有企業中的產權主體即出資人。這就從根本上為解決國有資產無人負責的難題指明了方向。
按照這一文件精神，國有資產出資人是國家授權的企業法人。我們認為，國有資產出資人是在經營活動的國有資產產權主體，是被授權代表國家履行國有資產所有權權能并且自己有獨立產權權能的市場行為主體，是與其它市場主體地位相同、權責對等的市場行為主體。從過去到現在，盡管政府也直接指定了一些經濟組織（如大公司）作為出資人，但我國國有資產出資人長期以來大多是政府機構擔任，主要有：財政部門、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經濟貿易委員會、專業經濟管理部門等，這僅僅從形式上解決了出資人是誰的問題，而實質上并不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的理論原則。我們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機構不能充當國有資產出資人。這是因為政府機構性質和職責決定了政府不能作為出資人。第一，政府的基本職能是以國家名義面向全社會進行日常管理和服務，其權力來自于人民，管理和服務對象是整個社會；而出資人的出資目的和行為動機是以投入到企業的全部資產追求最大的價值增值，其行為是“經濟人”行為，政府機構如果充當出資人，就要通過董事會等決策機構介入所投資企業的事務，如參與企業的重大經營決策等，政府如果仍然集這兩重身份于一身，喊了多年的“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就永遠也分不開。第二，政府作為出資人參與市場競爭，既不利于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也不利于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場秩序。由于政府出資人不僅掌握著雄厚的資產，而且掌握著權力，這是其它出資人所不具備的，在市場競爭中，其它出資人則處于劣勢地位，市場競爭就難以做到公平、有序。第三，政府作為出資人會與企業經營者產生一系列的矛盾。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出資人的產權是不能干預經營人的法人財產權的，出資人一旦投資到企業，就喪失了對財產的支配權。但政府由于是出資人，就可能越過產權的界限，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干預經營人的法人財產權。面對這樣的出資人，經營人簡直無所適從。總之，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出資人一定是具有獨立市場主體的身份，政府機構之所以不能作為國有資產出資人，是因為政府機構不具有這種獨立市場主體的性質。
那么，是不是任何市場主體都適宜作國有資產出資人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我們不主張，至少在目前不主張由自然人和私營或合伙企業充當國有資產出資人。雖然自然人和私營或合伙企業也是獨立的市場主體，但他們在財產、人員、經營水平方面沒有什么優勢，特別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剛剛建立的初期，國有資產管理的正常運行機制還有待培育，這些微觀單位很難擔任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責任。其次，我們主張原則上國有資產出資人應是具有“中國居民”身份的法人經濟組織，“非居民”組織不宜出任這一角色。這是因為，國有資產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對整個國民經濟具有控制力，將這一“控制力量”交給“非居民”顯然是不適合的。再次，由于國有資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資產，國有資產出資人應是一個特殊的法人組織，它在很多情況下要履行國家的宏觀調控職責，國家對它的干預肯定要比其它市場主體多，因此，國有資產出資人組織最好是國有獨資企業，至少也要是國有控股的公司企業，待將來條件成熟以后，再考慮是否讓私有（或私人控股）性質的企業成為國有資產出資人。除此之外，在選擇國有資產出資人時還應該考慮一定的資產條件、人員條件和經營管理經驗等。因此，目前較適合作為國有資產出資人的市場主體主要有大型企業集團、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經營公司、投資公司、信托公司等，也可以按照全新的三級管理體制專門設立新的國有資產投資公司來授權托管國有資產，或者是按照現在正在實施的辦法，將原來的專業經濟管理部門這一行政組織改造為企業法人，政府授權給這一法人組織，使之成為國有資產出資人，變原來專業經濟管理部門與下屬企業之間的行政隸屬關系為以資產為紐帶的出資人與所投資企業之間的關系，即股東與公司的關系。以上這類企業法人組織必須具有雄厚的資產實力、眾多的經營管理人才、豐富的管理經驗、廣泛的社會聯系，這樣才能用較短的改革時間、較少的改革成本、較高的改革效率，逐步引導我國國有資產的運行走上市場經濟的軌道。
二、按三級管理體制管理國有資產的關鍵問題在哪里
按照“授權經營”的要求，國有資產的運作涉及三類機構、兩個環節。
三類機構是：國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國有資產出資人和國家投資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如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是政府機構，代表全體人民管理國有資產，國有資產出資人和國資企業是微觀經濟組織。兩個環節是：授權和投資。授權是國有資產運作的第一個層次，它涉及到國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與出資人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其基本內容是：國家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在一定時期內，將一定數量的國有資產委托給選定的國有資產出資人經營；在經營期內，國家掌握授權資產的終極所有權，決定國有資產出資人的重大經營戰略和重要人事安排，國有資產出資人掌握授權資產的產權；在經營期內，國有資產出資人按協議承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依法經營的前提下，做到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真正做到“管營分開”和“政資分開”。投資是國有資產運作的第二個層層次，它涉及的是不同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是國資出資人企業為了一定的效益目標，將國有資產的使用支配權委托給所投資企業行使，出資人保留國有資產的產權，被投資企業享受法人財產權。這樣就形成了國有資產的三級管理體制。
按照三級管理體制管理國有資產，在投資經營和授權經營中，“授權經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體制設計，是建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核心，因此，我們認為，按照這一體制管理國有資產關鍵是第一個環節。在第二個環節中，授權經營機構即出資人作為市場競爭主體，在參與市場競爭中與其它的市場競爭主體沒有什么兩樣，國有資產出資人與所投資的全資、控股、參股企業之間是股東與公司的關系，按照現存的《公司法》進行管理。現在的重點和難點是第一個環節，也就是如何將國有資產出資人塑成為一個真正的內有動力、外有壓力，高度關切和維護國有資產，使之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的市場行為主體。有人說，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先放開市場，后培育市場主體，這里指的市場主體主要是指國有資產產權主體，這一個環節就是做培育工作，第一個環節和第二個環節之間是源和流的關系，第一個環節即授權經營解決不好，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就無法確立。面對數量如此龐大的國有資產授權給誰，如何授權，授權的期限如何確定，國有資產收益如何分配等問題，這就是目前攻而未破或者說正在摸索的問題。我們認為這需要專門的立法。在國家有關法規未完善之前，授權經營中最好采用簽訂協議的方式。即使將來法規比較健全了，由于國有資產分布于不同的行業，情況千差萬別，在一對一（國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與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談判和授權經營中，也還要有規范的協議，政府和出資人之間按經營協議來履行各自的權力和承擔相應的義務。
三、國有資產出資人怎樣產生和有序流動
我們認為，國有資產出資人的產生和流動只能通過公開的市場競爭，應盡可能做到“公開、平等、競爭上崗、擇優錄取”，“能者上，庸者下”。也就是說要盡量將國有資產委托給那些最能勝任它經營的市場行為主體，讓國有資產和其它非國有資產一起公開、平等到地參與市場競爭，使之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按公平競爭原則選擇國有資產出資人既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國有資產保值的需要。另外，按照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原則來對待國有資產還能為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正如“十五綱要”所指出的那樣，“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實行同等待遇”。如果不是采取公開、公平、擇優錄取的方式來選擇國有資產出資人，就難免存在“暗箱操作”，國有資產出資人就可能獲得某種特權，或者對國有資產的經營不負責任，國有資產和非國有資產就難以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其結果是要么國有資產出資人不盡責任心而導致國有資產流失，要么因為國有資產出資人存在特權，而這種特權是非國有資產出資人所沒有的，這就可能限制非國有經濟的發展。
按市場競爭原則選擇國有資產出資人大致要經過以下程序：向社會廣泛國有資產授權經營信息——初步確定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出資人“競爭上崗”演說——可行性研究——進行決斷——向社會公示——正式授權。
國有資產出資人的流動包括程序性變更和非程序性變更。
國有資產出資人的程序性變更包括以下四種情況：（1）原國有資產出資人自愿退出后的補缺；（2）原出資人破產后的資產轉體；（3）實行末位淘汰；（4）原出資人授權期滿后與具備條件的其它經營組織一起重新競爭上崗。
國有資產出資人的非程序性變更包括以下兩種情況：（1）從外部來講，由于國家調整方針政策，如調整產業結構、地區經濟結構等，國有資產從所在的產業或地區退出，如“國有股減持”，國有資產變現等；（2）從內部來說，由于出資人在經營過程中違法違規操作，主要負責人已構成經濟犯罪，或者經營決策中有重大失誤，給國有資產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或委托方都可能終止合同，將國有資產權收回，交由一定的機構臨時托管或重新確定出資人。
按市場競爭原則選擇國有資產出資人和實行國有資產出資人的有序流動應注意兩個問題：
一是按市場競爭原則選擇國有資產出資人只是一個總的原則和方向，就目前來講，必須從實際出發，不能一刀切，要堅持試點，逐步推開。這里所指的不能一刀切包括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不能一刀切；政策性經營領域和競爭性經營領域不能一刀切；還包括對國外的做法和經驗不能照抄照搬。我國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還很不完善，而這一體制改革又恰恰是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的關鍵環節，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對什么樣的設想和方案恐怕一下子還難以大刀闊斧地全面推開。另外，按照市場經濟運作的基本規律來管理數量如此龐大而又十分分散的國有資產是前無古人的事，國際上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據統計，我國有9萬多億國有資產，約占全社會資本總額的50％，其中競爭性資產在3萬億～5萬億之間（視劃分標準不同而有所差別），其絕對數和相對數都是全球絕無僅有的。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有經營性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但它們大多分布于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產業和壟斷性行業以及公共產品的生產經營領域，競爭性領域極少。除此，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政府行為的透明度還不高，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想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就使國有資產出資人的選擇完全做到“公開透明、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競爭上崗”顯然是不現實的，所以要充分考慮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
二是要求政府部門“從我做起”。我國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是政府推動型的，在某些領域，應該是政府退一步，市場才能進一步，政府不退，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就會受到限制。“政企分開”也好，“管營分開”也好，分不分得開，關鍵取決于政府。長期以來，我們對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存在著分權的格局。按照市場競爭原則選擇國有資產出資人，就要打破原來的格局，一些政府機關的既提利益就要喪失。1998年后，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局撤銷了，將國有資產的出資所有權分由不同的政府部門行使，由作為社會經濟管理部門的財政（廳、局）兼國有資本基礎管理職能；由同樣作為社會經濟管理部門的經貿委行使對國有企業的監督職能；由人事部和大型企業工委負責國有企業的監管和主要經營者任免考核等，這樣的改革有的說它是一種“摸索和嘗試”，有的說它是“換湯不換藥，是一種舊體制的復歸”，還有人說得比較尖刻，說它是一種各部門的“利益均沾”。無論怎么說，事實上這些部門都可以管國有企業，都對國有企業插手，如果通過競爭性原則確定國有資產出資人，就必須有一個統一的部門來對國有資產出資人授權，以上分權的格局就要被打破，有些“部門利益”就會損失。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卡爾·波拉尼就政府積極主動引導市場經濟，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說過：“通向自由市場的大道是由國家鋪就，并保持其暢通的。”我國一位經濟學家也說過：“我們可以要求國有企業實行‘政企業分開’，但有權作出‘政企分開’決定和行動的正是政府。”
四、如何分別對待不同性質的國有資產
為了研究的必要，我們將國有資產分為一般性國有資產和特殊性國有資產。這里所指的一般性國有資產主要是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產，而特殊性國有資產主要是指非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產或政策性經營領域的國有資產。基于這樣的劃分，是因為它們各有特點，在出資人選擇方面應有所區別。
我們認為，按競爭性原則選擇國有資產出資人主要是指一般性國有資產；對特殊性國有資產的管理需要制定特殊的規范，主要用行政指令或政府任命的辦法，確定其出資人。這主要有兩種做法：一是政府自己充當出資人，實行國有國營。但我們認為，這需要有專門的機構，這樣的機構只能作為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者，不能身兼其它的社會管理職能。例如，有些國家，設立了管理國有企業的專門部委，（如新西蘭的國有企業部、意大利的國家控股部），以法律形式規定這些專門機構的任務就是負責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其它政府部門不能干擾他們的工作，這種以機構分工和目標分解的方式來解決所謂的“雙重身份”問題的做法，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政資分開”，被一些國家的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二是專門成立政策性經營公司，指定其經營特殊領域的國有資產，對這樣的公司的經營活動進行政策性補貼，如政策性銀行等。我們認為，一般性國有資產出資人可以是國有獨資公司，也可以是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國有資產控股公司，盡管目前大多是國有獨資的，但今后發展的趨勢可能而且應該多元化。但政策性經營領域的國有資產出資人最好是國有獨資公司，因為這里允許有政策性虧損。
特殊性國有資產其出資人主要按行政原則確定，是不是說就不需要考慮這類資產經營中的成本與效益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特殊性國有資產畢竟不是非經營性國有資產，仍應算“經濟帳”，我們要由過去對國有資本的直接經營轉向財政補貼、稅收減免、信貸優惠等手段相結合的間接經營，就可以減少國有資本經營過程中由于“軟約束”而帶來的過多的“政策性虧損”，增強這一領域出資人的責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