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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節能減排,經濟評價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energy saving project economic evaluation of several major evaluation method, the conventional evaluation methods for doesn't take into account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project brings the pollutant emission reduction efficiency, reduce the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s the benefit. So i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project economic evaluation, should complement of emissions reduction benefits related variables.
Keyword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s, economic evaluation
中圖分類號： TE0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 、引言
據統計資料表明全世界1970年能源消費總量是83億噸標煤，到1995年是140億噸，增長68.7%，預計到2020年將達195億噸，50年增長了1.35倍。眾所周知，能源是不可再生資源，大量的能源的消費不僅帶來能源的日益短缺，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節能減排變得日益迫切。
2、節能項目經濟評價方法現狀
20世紀80年代早期，我國開始重視節能工作，1980年前后，中國能源研究會在國家科委的領導下,組織有關專家對當時中國的能源形勢進行了研究,并編寫了《中國能源政策研究報告》。這份報告作為我國最早的節能政策研究之一。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節能統計開始注意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量關于環保投資經濟效益評估的研究,采用了多種經濟技術評價方法,并且明確區分了財務評價和國民經濟評價兩套指標體系。1994年出版的《中國能源發展報告》,對節能項目的經濟評價即采用了財務評價和國民經濟評價兩套指標體系。
從企業效益的角度出發,節能項目財務評價的指標有:財務凈現值、財務內部收益率、靜態投資回收期、投資利稅率等指標。其主要計算思路是把未來的現金收益以一個合適的收益率折現,以考慮節能的收益與成本之間的關系.典型的就是對財務凈現值(FNPV)的計算
n
FNPV=∑ (CI-CO)i(1+ic)-i
i=1
其中:CI為現金流入量(主要是節能收入);CO為現金流出量;n為計算期;ic為設定的基準收益率。
當FNPV≥0時,表明項目的獲利能力達到了期望的收益率水平,項目可以接受;當FNPV
對國民經濟評價的指標主要有經濟凈現值和經濟內部收益率;經濟凈現值ENPV反映了項目對國民經濟貢獻的絕對指標,是項目在計算期內用社會折現率R把各年凈效益折算到建設起點的現值之和
n
ENPV=∑ (CI-CO)i(1+R)-i (1)
i=1
當ENPV≥0時,表明項目的獲利能力達到了期望的收益率水平,項目可以接受;當ENPV
由于能源的消耗導致的環境污染由整個社會所承擔,因此在目前提高能源效率的研究中,越來越多地考慮了減少能耗對環境的影響。
3、節能項目經濟評價方法修正
在預測各種環境政策帶來的環境效益的計算中,少繳的排污費用作為節能項目帶來的經濟效益的一部分，但是能否僅把這部分費用等同于減少排放大氣污染物所帶來的全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呢?換而言之,同等的大氣排放物是不是只造成了相當于少繳納的排污費用的社會損失呢?實際上，政府對大氣污染物收取的排放費用,并不能等同于污染物排放所導致的對社會經濟效益的損害,而是遠小于污染物排放所導致的社會損害。
許多環境問題專家已經在呼吁,應將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納入綜合決策過程,否則會導致一系列問題的產生,這主要包括:1)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經濟代價沒有納入國民經濟核算;2)在確定環境問題的優先次序方面也沒有發揮評價支持的作用;3)環境費用效益分析沒有在經濟決策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因此從政府角度對節能項目進行評估時,不僅要考慮到節能對國民經濟帶來的利益,而且需要考慮由減排產生的環境效益.在節能項目的國民經濟評價中,理論上應采用能反映資源真實價值的影子價格來計算節能項目產生的費用和效益,從而真實反映節能工作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但這樣評估節能減排項目存在兩個較為嚴重的缺陷:第一,無法確定資源的真實價值,實際中,也往往是用市場價格代替影子價格進行計算;第二,在國民經濟評價中,對環境污染而產生的GDP損失考慮不足.市場價格基本上可以體現資源的真實價值,影子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市場價格近似反映.這樣使得第一種缺陷對項目評估的影響較小,主要問題是沒有考慮減少環境污染帶來的收益情況。
因此,從國民經濟的角度出發,對式(1)進行修正,加入環境污染影響因素E1和E2得
n
ENPV=∑ (CI-CO+E1-E2)i(1+R)-i (2)
i=1
其中:E1是可以避免的各種排放物導致的GDP損失之和,E2是節能項目本身帶來的環境損失,即項目建設過程中所消耗的各種燃料、動力和鋼材、水泥等物質所帶來的間接排放所導致的GDP損失之和。
k
E1=∑QiPi (3)
i=1
l
E2=∑mjPj (4)
j=1
其中:Qi為第i種減排的污染物質量,mj為因節能項目建設增加的第j種排放污染物質量;Pi為每千克第i種大氣污染物對GDP影響的損失。
將式(3)和式(4)代入式(2)得到
n kl
ENPV=∑(CI-CO+∑QiPi-∑QjPj)t(1+R)-t （5）
t=1i=1 j=1
在目前關于大氣污染物對GDP造成的損失的測算還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可以暫時用各地的排放收費標準(fi)代替各種排放物導致的GDP損失。由于節能項目的生命周期通常較長(約3～10年),從全生命周期的觀點考慮,節能項目從開始建設到運營過程中,雖然消耗一定的燃料、動力和一些鋼材、水泥等建材,間接排放一定的污染物, 但這種排放量和燃煤發電(我國主要的二次能源來源)相比,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式(5)簡化為
n k
ENPV=∑ (CI-CO+∑fiQi)t(1+R)-t (6)
t=1 i=1
3、結束語
節能項目的國民經濟評價,是建設節能項目和可再生能源項目所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節能項目由于有利于優化大氣環境,具有明顯的公共產品特性,需要政府發揮對市場的調節作用.只有對節能項目進行充分的國民經濟評價,與財務評估進行對比,才能有利于發現政府在節能項目中發揮的調節作用。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完善對節能項目的經濟評估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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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嵩齡.中國環境破壞的經濟損失計量—實例與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8.
（4）郭元,周大地.中國能源可持續發展與溫室氣體減排[A].見:中國能源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2.
（5）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環境與發展評論[M].北京:文獻出版社,2004.
論文摘要：文章從國民經濟核算的公共產品屬性入手，認為國民經濟核算作為核算手段和結果都是一種公共產品，并以GDP數據為例分析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產品“缺陷”，即質量問題，最后討論了把產品質量控制(TQC)理念引入到中國的國民經濟核算中。
論文關鍵詞：國民經濟核算公共產品產品質量控制
從20世紀50年代到1981年，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采用蘇聯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1992年開始，中國實施了以GDP作為核心指標的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國際上通行的國民經濟賬戶體系(SNA)作為改革目標。針對中國的GDP統計數據，在國內外的研究機構和學者中，有些認為中國官方統計的GDP數據偏高，有些則認為偏低。
本文主要從國民經濟核算的公共產品屬性人手，以GDP數據為例分析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質量問題，最后討論把產品質量控制(TQC)的理念引入到國民經濟核算中。
一、國民經濟核算的公共產品屬性
相對于私人產品，公共產品是因私人不愿意生產或無法生產而由政府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包括國防、公務員、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有兩個顯著的特性：一是非競爭性，二是非排他性。前者是指一個人對某種產品的消費不減少或不影響其他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若增加一個人消費，該公共產品的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零。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即無法排除其他人從公共產品中獲得利益，意味著消費者可能做一個“免費乘車者”，免費享用公共產品。
國民經濟核算具有公共產品的兩大屬性，即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屬于公共產品。同時，從使用范圍上看，國民經濟核算是世界性的或國家級的；從形態上看，國民經濟核算又是一種非實物性的知識型、信息型的公共產品；從使用者數量上看，國民經濟核算對使用者數量沒有上限-1J。以上三點構成了國民經濟核算作為公共產品的特殊性。邱東(2004)提出SNA本質上屬于全球通用的制度性知識，屬于全球公共品。
總之，從核算的制度、方法上講，國民經濟核算是一種手段性的公共產品，它為一國或一個地區經濟的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核算類別、方法、規則等。從核算的結果上講，國民經濟核算向各級政府、社會公眾和研究機構提供了一系列的統計信息產品，如GDP及其增長率數據等。
就現狀而言，作為公共產品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供給屬于“政府生產”，即通過各級統計局來核算并提供國家和地方的核算數據；從公共產品的需求來看，一部分核算數據作為“最終產品”直接提供給社會公眾，以滿足社會公眾對于統計信息的需求，另一部分則提供給各級政府部門，服務于各級政府部門的各種決策需求；從統計信息產品的所有權上看，GDP核算數據是政府利用納稅人的錢生產(調查、收集、整理、計算、分析)出來的信息，屬于全體公民所有，除少數涉及國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政府有義務向全體公民提供；從外部性理論上分析，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具有外部經濟性或外部不經濟性，當核算數據被準確、及時地提供時，它能夠向各級政府和企業提供有效的決策支持，產生較大的社會收益；否則，會誤導各級政府和企業的決策，造成全社會的損失。
二、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質量問題——以GDP為例
從MPS到SNA，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無論是統計的口徑、方法，還是統計的質量都在不斷改進之中。而統計體制上的欠缺與方法上的不足是國民經濟核算質量問題的兩大原因l3_。以經濟核心指標GDP為例，其質量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GDP地區核算匯總數與國家核算數之間的統計誤差
1．“生產法”下國家核算GDP與地方核算GDP
匯總數之間的差異
(1)GDP總量上的差異
表1地區GDPr-總數與國家核算數的差異表
表1給出了生產法下1998～2002年地區GDP匯總數與國家核算數【J之間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在這5年中，GDP的地區匯總數都超過了國家核算數，無論是絕對差異還是相對差異，都有逐年擴大的趨勢，1998年的差率是5．66％，超過了一般統計上允許的5％的差異，到了2002年，差率已經擴大到12．63％，是1998年的兩倍多。
(2)GDP增長率上的差異
表2國家核算GDP增長率與地方
從表2可以發現，1999年生產法下國家核算的GDP增長率高于地區匯總的GDP增長率；在以后的連續三年中，國家核算的GDP增長率都低于地區匯總的GDP增長率兩個百分點左右。
(3)GDP三大產業構成上的差異
從表3中可以發現：第一、二、三產業占GDP比重在地區核算數與國家核算數之間的差異逐年擴大，地區核算的第一、二產業占GDP比重小于國家核算的第一、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且差異也是逐年擴大，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地區核算數一直都高于國家核算數，且差異也是逐年擴大。
2．“支出法”下國家核算GDP與地方核算GDP匯總數之間的差異
(1)GDP總量上的差異
表4給出了支出法下1998年到2002年地區GDP匯總數與國家核算數之間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在這5年中，GDP的地區匯總數都超過了國家核算數，且無論是絕對差異還是相對差異，都有逐年擴大的趨勢，1998年的差率是4．64％，到了2002年，絕對差異達到了10376．58億元，差率已經擴大到9．65％，是1998年的兩倍多。。
(2)GDP增長率上的差異
在1999-2002年中，2001年的GDP增長率國家核算數略大于地區匯總數，1999、2000、2002年都是國家核算的GDP增長率低于地區匯總的GDP增長率1～2個百分點(詳見表5)。
(3)GDP支出構成上的差異
表6列出了各項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地區核算數和國家核算數之間的差異。可以發現凈出口比重的差異并不大，但是最終消費比重的差異和資本形成總額比重的差異比較大，其中在最終消費比重上，地區核算數小于國家核算數，而在資本形成總額比重上，地區核算數大于國家核算數，其差異的程度從1998年以來有逐年減小的趨勢。
(二)國家核算GDP“生產法”與“支出法”之間的統計誤差
從表7中可以發現，在國家核算GDP的前提下，2000年用生產法核算的GDP高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而在其它年份則是用生產法核算的GDP低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從兩種方法的差異程度上看，其有逐年擴大的趨勢，從1998年的相差不到1個百分點擴大到了2002年的2．53個百分點。
(三)地方核算GDP“生產法”與“支出法”之間的統計誤差
從表8可以看出：將全國各省的GDP匯總的前提下，GDP數據無論是用生產法核算還是用支出法核算，兩者之間的差異并不大。
(四)對于我國GDP數據真實性的討論
國內外學者一直都關注于中國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真實性，作為反映一個國家經濟整體指標的GDP自然成了關注的焦點L5J。羅斯基認為：中國官方公布的1997～2001年的GDP增長率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2-3個百分點[6I。國內經濟學家從自己的切身感受出發，認為中國統計數字有一定的水分。例如，1998年中國遭遇了百年難遇的大洪水，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的破壞，但令人費解的是除了一個省以外，所有省份的農業產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再者，由于中國官員政績考核與激勵方面的原因，人為統計造假時有發生，也增加了人們對中國官方GDP的數字的懷疑。任若恩(2002)針對羅斯基關于中國官方GDP的置疑進行了分析與評論，認為“羅斯基采用了錯誤的方法，錯誤地推算了中國的GDP”。中國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明確指出：“中國經濟一枝獨秀靠的是經濟發展的支撐，而不是虛假數字。”吳敬璉在《人世后的中國經濟》演講時也明確表示：“海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這些質疑并無太大根據。”另一方面，有學者從電力消耗或投資的一致性計算，認為國家統計局的GDP數據存在低報的可能。且從我國服務業增加值的統計上看，絕對水平的低估是服務業增加值估計中的最大問題。
三、產品質量控制下的國民經濟核算
雖然國家統計部門為提高和改進核算質量，已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GDP為核心的國民經濟核算在我國仍存在著明顯的產品質量問題，在國外，產品質量控制(TQC)的理念早已從最初的工業產品、農業產品等有形產品擴展運用到包括統計數據在內的服務領域，瑞典、芬蘭、挪威等國家統計局開展了“全面質量管理(TQM)”項目，制定了相應的管理機制和機構，成為加強和改進數據質量的重要組織保障。國外統計數據質量管理工作方面的經驗有：
(一)建立完善的數據質量綜合管理體系
在統一的組織框架下，對整個統計機構的數據進行全面的質量評價，如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統計機構建立了比較健全的數據質量評價和管理機制。
(二)建立單項統計數據質量管理機制
對某一具體統計項目如國民核算、消費價格指數等數據的質量進行評價和管理，如，美國的波斯金(BOSKIN)學術委員會，專門對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數據質量進行評估，美國商務部分析局定期評估國民經濟核算數據質量。
(三)建立專門的統計數據質量管理機構，定期進行質量檢查
美國的BOSKIN委員會，專f-IxCN費者物價指數(CPI)的準確程度進行評價。英國皇家統計學會的統計數據質量評估工作組，每年對官方統計數據的質量情況進行獨立評估，并對外公布評估報告。加拿大是由國家審計總長負責統計局的數據質量評審工作。
(四)應用不同的方法開展質量評估和管理
關鍵詞:個人教育收益率;明瑟收入函數;教育社會收益;人均GDP
中圖分類號:F120.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1-0007-03
按照準公共產品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及成本分擔理論,教育及高等教育收益可以分為受教育者個人收益及社會收益。對受教育者個人收益進行研究,常用的方法有明瑟收益率法和內部收益率法。而對教育及高等教育社會收益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教育及高等教育對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程度,方法也主要有兩種,一是投入產出法;二是生產函數法。
本文與他文探討的不同之處在于:(1)歸納了各個層級的教育等級分別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不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教育的數量上,而更加關注教育層次。(2)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并非是經濟總量,而是對人均GDP 的影響,原因在于,對于不同人口基數的時期,若只比較國民經濟總量,則不能較全面的說明社會經濟進步。
一、 明瑟收入函數及個人教育收益率
(一)函數表達
明瑟收益率指的是利用明瑟收入函數計算出的教育邊際收益率,反映了受教育者多受一年教育收入的變化率。通常設定明瑟收入函數形式如下:
LnY=α+β*S+γ*X+γ*X
其中,Y是就業者的收入,S是就業者受教育年限,X是就業者的工作經驗(年限),按照勞動就業理論和國際上勞動力市場的實際經驗,工齡對收入呈現二次曲線關系。
公式中變量S的系數β滿足:
β==≈
稱β為明瑟收益率,其含義是:在相同工作年限條件下,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就業者收入比未接受該年教育的就業者的收入的變化率。
(二) 近期中國教育收益率變化及原因
陳曉宇、陳良等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鎮教育收益率的變化與啟示》中,通過實證研究表明:在20世紀后十年,短短的十年時間里,教育收益率嚴重低下的狀況得到了基本扭轉。中國教育收益率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3%左右,大大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到2000年的8.5%,雖然略低于,但已逐步接近了國際平均水平。
張俊森和趙耀輝的研究發現,1988―1999年間高等教育收益率依次為3.9%、3.4%、4.3%、4.0%、4.9%、5.2%、7.4%、6.3%、7.4%、6.7%、8.8%、10.0%。
上述調查研究雖然數字有細微的差異,但均有力地證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收益率確實呈逐年上升這一特點。
關于明瑟收益率快速增長的原因,已有如下分析:技術進步(勞動力需求)和教育擴展(勞動力供給)賽跑導致收益率的長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勞動力流動制度的市場化改革則導致收益率短期的增長。
(三)明瑟收益率的扭曲及收益函數的限制
明瑟收益函數從相當理論程度上可以解釋教育與收入的關系,個人可以設定預期收入,通過該函數計算自己最佳受教育年限。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尤其是在中國的特殊國情及制度下,尚存在一些影響因素,使受教育年限不能很好地反映出預期收入水平,在中國,工資收入的絕對并非完全取決于或者主要取決于受教育年限,還受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工齡、職稱等工資體制的影響及個人能力:
1.工資體制。在中國,工資中工齡、職稱等工資體制對收入的影響要比預期大得多,中國城鎮的企業工資體制是基本不反映勞動者教育程度的差別的。鄔劍軍和潘春燕在《個人教育投資回報率與企業工資體制》中計算出,每十年工齡的增長,工資都以超過20%的幅度增長,各組平均增長率為25.7%。而小學以下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含技工學校和中專)到大專,大專到本科以上,其增長率分別為1.7%、-0.9%、20.8%和18.8%,各組平均增長率為12.6%,低于按工齡分組的平均增長率約13個百分點。
2.個人能力。自從改革開放搞活了經濟,開始徹底拋棄了“大鍋飯”的思想,實現了按勞分配,個人能力也便成了決定自身價值及收入的主要因素。但是,教育程度并非與個人能力直接相關。從某種程度上,在不完全信息市場中,未避免逆向選擇,教育程度只是一個個人能力的信號發送過程,并非完全替代。高學歷低能力,低學歷高能力屢見不鮮。在市場化的今天,重視的是能力,而非教育程度本身,因此,收入的決定也不是完全與教育程度相關。
二、教育層次社會收益分析
以往學者關注比較多的是,各個層級的教育加權為一個量――即人力資本總量和社會物質資本對國民經濟總量GDP的影響分析。通常運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實證分析模型。模型表達為:
Y=F(A,K,L,H)=AKLHe;
其中,A表示技術參數,往往為便于分析,假定各期的技術水平保持不變,以Kt表示各期物質資本投入,Lt表示勞動力投入,Ht表示接受大專及上學歷教育的人力資本投入,代表當年高等教育系統輸送的較高層次的人力資本,e為隨機誤差項,Yt表示當期 GDP。αβγ分別表示物質資本、勞動力及高等次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系數。
模型采取對數形式:LnY=LnA+αLnK+βLnL+γLnHt+μ
本文與之不同之處在于:一是文章將各個層級的教育進行劃分,歸納了各個層級的教育等級分別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我們一提到教育就會將注意力集中在教育的數量上。但是,僅僅關注數量不能令人滿意”,“首先 ,沒有考慮到教育質量上的差異”;二是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并非分析的是,經濟總量即GDP的影響,而是,對人均GDP 的影響,我認為,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基數大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普及實施對人口影響力巨大,以往生育觀念導致多生,而使人口增量多,近來少生、優生的概念相對減少了人口數量,因此,對于不同人口基數的時期,若,只比較國民經濟總量,而不是人均經濟,則不能較全面的說明社會經濟進步。因此,基于以上觀點,鄙人認為,將人均量作為考察對象則更適宜。
教育(或高等教育)投資的社會收益,既是投資主體所關心的問題,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經濟所應當考慮的問題。以下將分析教育對宏觀的影響。將以各教育程度作為自變量,教育對經濟的貢獻額(表現為人均GDP)作為因變量,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進而得出結論:何種的教育程度對人均GDP貢獻最大。
(一)數據來源及模型建立
把觀測到的十二年的不同教育階段畢業生數量作為該教育水平的主要體現,同時把對應各時期的人均GDP作為社會進步,人民生活物質水平提高的主要考察指標。
將從1996―2007年的主要數據――人均gdp(pgdp)(單位:元)、該年畢業研究生數量(yjs)、實際普通大學畢業生(sjpt),普通大學畢業生數量(pt)、實際高中生畢業數量(sjgz)、實際初中畢業數量(sjcz),①研究生招生數量(yjszs)、普通高中招生(gzzs)和普通大學招生數量(ptzs)(單位:人)整合為下表:
按:普通大學畢業生數量=實際普通大學畢業生數量-研究生招生數量(即pt=sjpt-yjszs)
高中畢業生數量=實際高中畢業生數量-普通大學招生數量(即gz=sjgz-ptzs)
初中畢業生數量=實際初中畢業生數量-高中招生數量(即cz=sjcz-gzzs)
三個計算公式,合并按年份人均的GDP得出表2:
設定的線性回歸模型為:
pgdp=C+C*yjs+C*pt+C*gz+C*cz+u
(一) 計量分析及結論
由此,可初步寫出人均gdp決定式:
pgdp=-248.2921+0.033623*yjs+0.000568*pt+1.08E-5*gz
(-0.336)(9.95)(2.837)(0.2229)
+0.00027 *cz
(7.413)
R2=0.998178R2=0.997137 F=958.74 DW=2.106085
方程中回歸系數下方括號內的數值是其相對應的t檢驗值,根據統計經驗規則,若t檢驗值的絕對值大于2,則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通過 。(1)擬合優度檢驗:R2= 0.998178,R2=0.997137 ,說明人均GDP的變化有99.82%可以用各類教育畢業生數量來解釋,模型對樣本的擬合很好。(2)F檢驗: F=958.74,是一個很大的數值,說明回歸方程顯著。(3)t 檢驗:給定顯著性水平?琢=0.05,自由度為n-k-1=6臨界值t0.05(6)=1.9432。由上式t統計量,研究生和普通大學畢業生因素較顯著。(4)經濟學解釋:人均GDP的變化有99.82%可以用各類教育畢業生數量來解釋,模型對樣本的擬合很好。在教育層次對人均GDP的影響中,研究生和普通高校教育的畢業生數量對人均GDP影響最大:畢業研究生每增加10萬人,人均GDP增加為33 623元;普通高校畢業生每增加10萬人,人均GDP增加為568元。
二、 結果分析及政策建議
1.通過以上分析看到,教育對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正相關,且學歷越高對人均GDP的影響就越大。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中,高等教育為社會培養的各種高層次專門人才,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2.逐步瓦解在中國獨特的戶籍制度,實現人力資本的地理流動,促進和加強市場化改革,從而從短期實現收益率的提高。
3.建立能夠充分體現知識價值和受教育價值的收入分配企業工資體制。改革的方向應是逐漸加大教育程度差別對工資的影響,并配以相應的選拔和業績評估機制。只有這樣,才能體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
4.國家應繼續增加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關注度,多渠道增加對高等教育經費的投入。例如,國家助學貸款是一項有利于經濟困難學生完成大學學業的投資行為,在提高高等教育個人收益率方面有明顯的作用,因此,政府應積極推行此項政策的實施,擴大資助的覆蓋面,使得更多學生享受到資助。另外,推行高等教育大眾化,培養具有更高專業化程度、知識面廣的高精尖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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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房地產經濟；安全；調控；監管
一、引言
房地產市場已成為我國市場發展條件下的主要組成部分，同樣房地產經濟也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成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及房地產市場的快速成長壯大，房地產經濟由于發展過快及我國地區現狀的限制出現了不安全狀態，主要包括了經濟不穩定、不匹配市場需求規律、不符合國內人民生活結果層次等，進而房地產經濟安全直接影響了我國國民經濟安全及社會穩定發展。因此，對我國房地產經濟安全進行研究，政府調控監管其安全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房地產經濟安全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要對其安全性及確保其安全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方法進行研究就需要了解我國基本國情現狀，本文結合我國國情，主要從市場出發進行研究，對我國房地產經濟安全具有穩定作用。
二、房地產經濟安全分析
（一）相關概念
房地產經濟安全是從經濟安全引用而來，主要針對房地產市場發展而言，它是指一種狀態，在這個狀態下，國家或地區的房地產行業帶動的經濟能夠呈現平穩、持續增長的一種現狀。具體包括兩方面含義：一是房地產市場經濟能夠保持穩定和持續增長狀態，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二是房地產經濟不受一些局部或外在風險影響而出現較大的波動損失。
對我國房地產經濟安全的認識要深入，要結合我國基本國情。首先，房地產經濟安全實質上是處于的一種狀態，是相對社會發展和國民經濟而言，并非絕對的概念；其次，深入理解地方城市房地產經濟安全與國家整體發展的關系；再次，在研究房地產經濟安全時要針對當前調節當前階段進行分析；最后，房地產經濟安全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狀態，對波動、跳躍、增長、不變、倒退等界定不同。
（二）房地產經濟安全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從我國房地產經濟發展現狀和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對房地產經濟安全的影響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從房地產波動與周期循環、市場需求、投資投機三方面進行分析。
1.房地產波動與周期循環的影響。房地產經濟波動是指經濟上升與下降范圍大、階段式出現，從而導致房地產經濟不穩定發展的現象。主要由國民經濟波動、房地產市場供給與需求矛盾、政府關于房地產的各項政策出臺、房地產商經營策略等引起，這些原因出現就容易引起房地產經濟出現周期性波動，，也就是說房地產安全問題會不定期出現。房地產波動的出現及循環給我國房地產經濟安全造成直接的影響，由于房地產經濟占據整體經濟的重大部分，其經濟安全容易引起國民經濟安全、人民生活幸福度、社會穩定性等問題。因此，政府加強調控和監管有助于落實房地產經濟安全。
2.房地產市場供需的影響。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及經濟發展的加快，城市土地市場供需出現各種失控現象，城市房地產市場發展出現不平衡的特點，房地產供給與人們需求出現各種矛盾，這一矛盾給房地產經濟帶來了不安全影響。房地產市場供需的矛盾影響主要體現在：房產供給不斷增加，供大于求；房產價格過高，造成無效供給與有效供給的矛盾；房產占有在富人和窮人間出現兩極分化，供需不均衡。房地產供需不平衡就容易出現諸如房地產泡沫經濟、房地產價格大漲經濟總量激增、房產開法規模擴大，從而出現房產帶動的經濟財產被富有人群大肆占有，經濟出現分化，導致房地產經濟安全問題突出，甚至引起國民經濟安全問題。
3.房地產投資投機的影響。房地產投資投機是影響房地產經濟安全的一個最主要因素，它對房地產經濟增長、國民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房地產投資投機包括房地產商和業主兩類，房地產商根據市場、國家政策、自身財力、集團利益進行房地產經濟操控，以期獲取更大的利益，并沒有估計到社會發展穩定和大眾人民需求。同時，業主大肆囤房、購房、商鋪等，進行出租或擱置等待漲價。這種投資投機現象嚴重擾亂了房地產經濟穩定良好發展，投資投機行為完全導致了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及走向，從根本上影響了房地產經濟安全。
三、房地產經濟安全與調控監管的關系
在當今社會，房地產經濟是我國城市化發展下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房地產經濟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經濟安全，因此，政府主導對當地產市場進行調控和監管是保證房地產經濟安全的有效手段。
1.政府調控監管是促進房地產經濟安全的手段。房地產所依賴的土地屬于國家、房地產經濟所屬于的國民經濟屬于國家制定，因此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發展及其經濟發展進行調控和監管是必然趨勢和方法。政府可以從宏觀上出現，針對我國房地產整體，結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社會發展現狀制定各項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在落實措施過程中政府還要對房地產發展進行監督管理，保障各項工作能夠恰到好處的落實到位，符合國家經濟發展方向，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促進我國房地產經濟更加安全。
2.房地產市場的波動決定的政府調控監管的必要性。房地產市場周期性出現各種波動和變化是導致房地產經濟的一個主要因素，而國家作為經濟發展方向的主導者，有責任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監管。政府通過調控監管手段解決或降低房地產市場的波動造成的影響，或者提前預知和避免大的波動出現，以確保房地產經濟安全和穩定。因此，房地產經濟波動從其造成的影響上決定了政府調控監管的必要性。
3.調控監管是我國房地產現狀發展的需要。我國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國民經濟公有制，這就決定的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的獨有國情。國家的統一規劃、合理分配、有效利用等決定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國家主導型，同時房地產發展時間短、速度快等引起的問題和矛盾較為突出，就需要政府從大體上對其進行調控監管。
四、政府調控監管模式分析
（一）實施多方面全方位調控模式
我國房地產經濟及國情十分復雜，政府調控要從多方面進行全方位實施，才能保證取得較好的成效。本節針對前文的影響房地產安全的因素出發對調控監管模式進行分析。
1.對房地產經濟波動調控。由于我國房地產波動形成的原因、時期、造成的影響各不相同，因此對房地產經濟波動調控監管需要根據實際現狀進行。首先，政府要根據房地產經濟波動及周期循環的不同階段確定調控監管的方向；其次，根據房地產市場經濟的運行狀況和趨勢制定調控時間，調控時間要嚴格，要符合實際發展特征，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后；最后，根據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幅度情況，確切把握和落實調控監管的程度及力度。
2.對房地產市場需求規律調控。對房地產市場需求規律的調控監管主要以我國房地產的獨特性為原則依據，分三方面進行落實。一是完善房地產市場體制及工作機制，有效發揮機制的協調作用；二是對土地資源的調控監管，根據城市發展需求進行土地資源分配和利用；三是對物業管理市場的調控監管，嚴禁物業及業主擾亂房地產經濟安全。
3.對房地產投資行為調控。政府對房地產投資行為的調控主要以健康市場經濟為主，對投機行為以監管為主。對投資市場以投資規模、投資對策、投資結構等進行調控，保證其不偏離國家主體發展道路及經濟方向；對房地產投機行為進行強力監管，對違法違紀和不合市場的行為進行處罰，以確保房地產的最初目的和經濟安全。
（二）成立政府垂直監管工作方式
根據我國政府結構及房地產現狀，提出成立政府垂直監管機制模式。該垂直機制要求以國務院為主導，向下逐層逐級實施房地產經濟管控，各層級部門負責各自的職責任務，完成各自的工作內容，具體監管模式如圖1所示。
（三）落實各社會團體合作調控監管模式
我國地大物博，最主要的人多、房多、分布廣等，因此，要政府一律進行調控監管十分困難。以此，政府作為主導對房地產經濟進行調控，社會各團體機構協助政府進行監督，包括各企事業單位、公司、協會、公益組織、社會大眾等，可以更加突出成效，保證房地產經濟安全穩定發展。
五、結論
1.我國房地產經濟安全問題突出，主要受到房地產經濟波動與周期循環、房地產供需矛盾、房地產投資投機行為的影響。
2.明確房地產經濟安全與政府調控監管的關系，提出多方面調控、政府垂直監管機制、社會各界團體合作監管的調控監管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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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復興農村手工業；城市機制工業；農村經濟；國民經濟；新鄉村工業制度
中圖分類號：F09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573（2013）04-0101-03
20世紀30年代，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中國農村手工業產品滯銷，價格逐漸低落，農民收入減少，農村經濟衰退。在此背景下，各種振興農村經濟的主張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復興農村手工業”就是其中之一。近年來學界對這一主張缺乏一定研究。為此，本文擬對這一問題作一初步探索，以就教于各位專家。
一、“復興農村手工業”主張的緣起
所謂農村手工業，簡單說，就是指農村中的一切制造工業，例如紡紗、織布、繅絲、榨油、釀酒、制茶、制粉、造紙、織花邊……都是我國重要的農村手工業。[1]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小農經濟國家。農業與手工業緊密結合一直是小農經濟的特點。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我國生產落后，手工業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所占地位更重要。有人估計中國日常生活用品中，手工業產品占75%。在許多農村日用品中除煤油以外，100%是手工業品。如面粉需要12萬萬包，廠粉占7 600萬包，輸入400萬包，其余4 000萬包是磨的；全國植物油類年產2 830萬擔，其中80%是手工榨制的產品。[2]
農村手工業與城市機制工業比較。在我國各種制造工業中，農村手工業與城市工廠工業各占多少？以棉紡業為例，生產方法有機器和手工兩種，動力機多應用于城市紗廠、織布廠，手織機則散布于內地各鄉鎮，多為農民使用的舊式布機。國內布匹的生產中，據方顯庭先生統計，1930年我國棉紗消費總量為960 699 736磅，其中動力織機所消費的占21.54%，而手織機所消費的則占78.46%。[3]由此可見我國手工織布業的產量比機器織布業的產量多。正因為手工業有如此大的作用，以前被忽視的農村手工業，近年來已逐漸被人關注。在《中國經濟改造》一書中曾有提倡作為農業副業的小工業的主張，方顯庭在《南開政治經濟學報》發表過我國鄉村手工業調查與研究的論述，其他刊物也散見學人討論。而外國學者如唐烈教授（Prof. Tawney）、戴樂仁教授（Prof. Jaylor）、沙爾德爵士（Sir Artbur Salter）等也認為發展鄉村手工業適合中國經濟。
但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手工業逐漸趨向衰落。那么，手工業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從外部原因來講，一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中國自從后，門戶洞開，外國機制品源源流入，中國的手工業隨其侵入而逐漸崩潰。以后，各國資本的侵略更是變本加厲，日本有在中國境內從事制造業的權利，其他各國依照最惠國條款規定取得同樣權利，從此以后，手工業被摧殘無遺。二是社會需要改變。日用品款式日新月異，如以往婦女用的發網現因剪發而不用，又如湖南湘潭一帶最流行的木屐，因有廉價托鞋也少有人用。再從內部原因看，一是因為中國手工業品質劣而價高。因洋貨侵入，凡手工制品無不成本昂貴，品質不精，致使原有市場被洋貨所奪。二是技術不改進。中國手工業技術，僅憑經驗，不重科學，大多墨守成規而不精益求精，導致消費者失去信心，固有市場丟失。三是資金缺乏。各地手工業大多為農家副業，資金不充裕，業主平時需要現金購買原料，則向地主商人或典當得來，近年來資金集中都市，農村資金不足，手工業區大多數在農村，農民生計，困苦異常。因此農村手工業每況愈下，雪上加霜。中國多數手工業無不慘遭崩潰厄運。例如手工繅絲業，1895年，中國出口人工繅絲達83 565擔，占生絲全部出口量75%，爾后逐年下降，1900年為64%、1910年為54%、1920年為30%、1930年17%，到1931年降為17 300擔，僅占13%。又如高陽專織人造絲的提花機，1929年有4 324架，到1930年減為3 089架，1931年2 355架，1932年118架，1933年4月間僅剩209架而已。[4]
二、手工業與農村經濟、國民經濟的關系
一是手工業與農村經濟，手工業的作用不言而喻。中國農民僅靠種地吃飯，很辛苦，如不想辦法賺錢，生活是難以改善的，而手工業可彌補農民這一弱點。如云南易村因為人多地少，田地收獲不夠維持全村人口食用，故不能不在農業之外另謀生產。由于他們每年有四五個月在農業上是完全閑暇，使他們有時間可以從事別的工作。如造土紙和編篾器以維生計。因此時人評論農村手工業。一可利用農家的剩余勞動，二可以調節勞動力的供給及補救正業之損失，三可使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四可因農產物的加工而增大收益，五可免除農民沾染賭博及其他惡習。”[5]農民有了手工業品，可以把它委托合作社賣給國貨公司，國貨公司也可以把各種國貨委托合作社賣給農民，合作社輸出農村手工業品，同時收進各地的國貨，經濟流通，人民逐漸富裕，生活程度可逐漸提高。
二是手工業與國民經濟。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目前中國國民經濟建設之基本任務應為：（1）在抗敵之前提下完成適應于國防需要的經濟建設；（2）穩固并擴充獨立的民族經濟，建立國家資本主義；（3）改善人民生活。”[6]我們現在提倡手工業，期望它成為普通人的日用品來抵抗舶來商品，同時要使它成為一件大生產品，對于國民經濟大有幫助。手工業在以農立國的國家里占重要地位，在中國對外貿易中，能彌補巨額入超的大部分為手工業產品。如我國農村手工業品，其中絲茶二項為我國二大宗出口品。油類中桐油為近年來中國出口最旺盛的商品，1935年桐油占出口貨第一位，生絲占第二位，茶葉占第五位。除此之外，其他農村手工制品如抽紗品挑花品、草帽緶及草帽、綢緞及繭綢、地席等也是我國大宗出口貨，每年輸出價值自500萬元～2 000萬元不等。1934年各項農村手工業品出口價值1.495 5萬余元，占當年我國出口總值27.94%。1935年有1.613 1萬余元，占當年我國出口總值28.18%。換句話，即我國出口貨品中至少有1/4以上是農村手工業產品。
農村手工業品出口價值與我國機制工業品出口價值來比較。據統計，1934年我國主要機制品出口價值（包括絲茶、面粉、紙煙、味精粉、針織品、棉紗、棉布、絲織品、玻璃、化妝品、電泡等共26項）共計為6 818.9萬元，僅相當于同年農村手工業品出口值45%。1935年各項機制品出口價值為5 952.9萬元，僅及同年農村手工業品出口價值36%。由此可見農村手工業品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遠超過機制工業出品。不僅在我國出口價值總額中農村手工業品占重要地位，就是在我國對各國出口貿易額中農村手工業品也都占重要份額，通常在1/4、1/3或1/2。[7]我們甚至可以說農村手工業的興衰就可以決定我國對各國出口貿易的發展與衰落。
三、復興農村手工業的途徑
“復興手工業”主張論者剖析了手工業的現狀與農村經濟、國民經濟的關系，思考復興農村手工業的方法和途徑。
第一，應改變國人對手工業的觀念和態度。因為中國地大物博，以現有的人力財力興辦機械工業，范圍局限于都市，不能普及農村，手工業恰可補其不足；手工藝品為地方特色工藝，往往比機制品精巧，且就地取材，原料不需轉運，人工不需集中。
第二，發展中國手工業需做好調查、宣傳、技術指導、資金貸款、運輸銷售等方面工作。首先，要把我國的手工業全部、有計劃地加以建設，必須先做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其次，要把我國農村手工業發展起來，宣傳工作最重要。再次是技術指導，技術是促成事業成功的基本條件。最后是資金貸與，這是發展農村手工業的資金條件，只要把農民組織好，是不怕都市金融機關不肯投資的。
第三，要復興日漸衰落的農村手工業，需要建立一種能夠改善其組織與技術的新鄉村工業制度。合作制度便是各方所提倡的一種，也可以說是唯一適合的制度。建立合作社在組織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1）由各省農村合作委員會先調查本省各地鄉村工業種類、當地其他社會的需要程度和存在的必要。（2）在本省各地分別組織中心鄉村手工業合作社，因地制宜地開展鄉工合作。（3）組織系統以村為單位，進一步設立區、縣、省聯合會。此種組織系統重在業務聯絡，以同類自成系統。在行政方面：（1）各縣鄉村手工業合作組織可由現有縣農村合作委員兼辦，不必另設特種委員會。（2）在省農合會內附設全省鄉村手工業合作委員會，負責推進、設計、指導等工作。（3）實業部合作司附設鄉村手工業合作委員會。在技術改進方面，設立中央鄉村手工業研究所，研究全國各種手工業技術改進。在人才訓練方面，招收學員盡量容納農村學員在中央訓練。[8]當時人們已認識到組織合作社對復興農村手工業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合作社的建立已成為當時復興農村手工業的重要途徑之一。
四、結語
中國以農立國，手工業在農村經濟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經濟陷入衰退的背景下，復興農村手工業無疑成為當時拯救農村經濟、國民經濟的一劑良方。農村手工業種類多樣，許多已經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主業。如蠶絲業收入已經是江南地區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有些手工業具有所需資金少、技術含量低、易于推廣的特點，如草編、紡織等業。當然，農村經濟的復興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一個長期過程。“復興農村手工業”主張對解決當今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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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慕容.在非常時期中提倡手工業的檢討[J].時代動向，1937，（15）：14.
[關鍵詞]特定行業；競爭；管制
一、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以下簡稱《反壟斷法》)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并對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及其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依法實施監管和調控，維護消費者利益，促進技術進步。前款規定行業的經營者應當依法經營，誠實守信，嚴格自律，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專營專賣地位損害消費者利益。從字面上看，本條針對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規定一方面要對其合法經營進行保護，另一方面要對其控制。但是。有爭議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并對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及其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依法實施監管和調控”?進一步而言，本條是否排除了《反壟斷法》管轄?這些行業的主管機關是否完全排除了《反壟斷法》所確立的競爭主管機關對反競爭行為的管轄權?這是本條適用所面臨的核心問題。
首先，需要把握兩類特定行業的概念界定。關于“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這并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需要國家根據不同的情形作出認定和判斷：同時，二者存在一定的交叉關系。一般理解，廣義的國家安全，包括國家政治安全、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等，狹義的國家安全一般指政治安全和國防安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可以理解成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行業。因此，二者并列的情況下，關系國家安全的行業一般理解為軍工、能源等與國防相關的行業。我國關于國有經濟和國有資產的發展戰略的文件中對上述兩大行業有相關的規定可以供我們參考。國務院辦公廳2006年12月18日轉發了國資委《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表示，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進一步推進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以下簡稱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重大基礎設施和重要礦產資源，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
在《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的基礎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代表國資委提出對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的最新部署：國有經濟要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即在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里，國有資本要保持“絕對控制力”。這一領域目前有40多戶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占全部中央企業的75％，國有資產占82％，利潤占79％。國有經濟在這一領域要保持絕對控制力，國有資本要總量增加、結構優化。其中重要骨干企業發展成為世界一流企業，由國有資本保持獨資或絕對控股：而在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筑、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個行業。國有資本要保持“較強控制力”。這一領域目前有70戶左右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占全部中央企業的17％，國有資產占12％，利潤占15％。國有經濟要對這一領域的重要骨干企業保持較強控制力：其他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商貿流通、投資、醫藥、建材、農業、地質勘察等行業。這一領域目前有50多戶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占全部中央企業的8％。國有資產占6％，利潤占6％。國有經濟要在這一領域保持必要影響力，表現為國有資本對一些影響較大的行業排頭兵企業以及具有特殊功能的醫藥、農業、地質勘察企業保持控股。
具體到本條，“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是否可以理解為國資委所圈定的七大行業?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劃等號。首先，從法律效力上來說。國資委的工作部署以及規范性文件是服務于其特定目的的，不能凌駕于《反壟斷法》這一法律之上；其次，國資委文件的政策性描述更多的是從所有權的視角和行業重要性的角度出發。這種界定的科學性有待于進一步探討。一般而言，對于受管制行業更多的是以其產業性質以及國家干預形式為界定標準。
關于“依法實行國家專營的行業”，我國目前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草專賣法》、《食鹽專營辦法》等確立的煙草、食鹽等行業。關于這一行業的范圍，涉及到對“依法”的理解，即何種效力層次的法律規范所確立的專營行業才是《反壟斷法》所認可的“行業”。
二、第七條適用的法律解釋學分析
如前所示，對于本條所涉及的兩類行業，學術界以及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一般是以產業性質與國家干預方式為標準進行界定一般而言，這二類行業可以用自然壟斷行業和承擔政策性任務的行業來描述。如產業組織理論一般在分析其產業性質的基礎上，將其界定為自然壟斷行業、網絡產業等。管制經濟學、經濟法學等經濟學和法學學科則是從政府干預的形式的角度進行研究。認為對于上述產業，國家可以采取管制等干預手段。并且具體研究了管制與宏觀調控、反壟斷法執行等干預手段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從具體實踐上看，有的國家頒布了專門的法律來對該行業中的反壟斷問題進行規范，如俄羅斯《關于自然壟斷的俄羅斯聯邦第147號法》，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共和國自然壟斷法》。
就本條而言，《反壟斷法》出臺后有評論認為，其確立了壟斷行業的合法性，排除了《反壟斷法》的適用。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下面我們將從對本條的立法目的解釋、體系解釋、文義解釋以及立法過程解釋四個方面進行簡要分析。
第一，立法目的解釋。《反壟斷法》第一條規定：為了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本條也規定：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并對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及其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依法實施監管和調控，維護消費者利益，促進技術進步。前款規定行業的經營者應當依法經營。誠實守信，嚴格自律。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專營專賣地位損害消費者利益。可見，本條的國家干預目標和《反壟斷法》的立法目的存在相同之處。因此。從立法目的上。不能認為本條所規范的國家干預完全不屬于《反壟斷法》的范疇，也不能因此認為其從整體上排除了《反壟斷法》的適用。
第二，體系解釋。本條作為《反壟斷法》的總則性條款，無法解釋成為對《反壟斷法》適用的排除。如果是適用除外條款，首先應該有特定的語言說明，同時應與相關的適用除外內容處于相同的位置(從體系上看，適用除外條款獨立存在于第八章中)。
第三，文義解釋。在描述對特定行業的干預主體時，本條明確運用了“國家”一詞，而并沒有將“對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及其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依法實施監管和調控”的主體限定為某類管制機構，
第四，立法過程解釋。《反壟斷法》的制定過程是一個多方博弈的過程，其中的一方力量即是享有“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監管權力的政府機構。各方力量對于上述行業的《反壟斷法》適用的爭奪，使得《反壟斷法》立法經歷了一個一波三折的曲折過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國家統計數據質量管理研究”（09&ZD040）；國家社會科學重大招標項目“中國能源—環境—經濟綜合核算體系研究”（11&ZD045）；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CPI偏差理論、測度方法與中國應用研究”（12YJC910005）；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中國CPI數據質量與偏差測度研究”（NECT110029）
作者簡介：呂光明（1978-），男，河南洛陽人，副教授，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等方面的研究。Email：lgmdufe@163com
楊濱嘉（1988-），女，甘肅蘭州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應用統計研究。Email：benitayang9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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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價格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核心變量，其傳導機制是宏觀經濟運行監測和調控中需要密切關注的關鍵問題。本文選取4個價格指數RMPI、PPI、CGPI和CPI，借鑒使用Toda和Yamamoto以及Dolado和Lütkepohl提出的Granger檢驗改進方法，對中國價格傳導機制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除由生產鏈條向消費鏈條正向傳導存在阻塞外，中國市場價格傳導整體較為順暢；中國的價格變動較多地由需求因素驅動。這一結論對國民經濟運行的監測和調控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價格指數；傳導機制；Granger檢驗改進
中圖分類號：F22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3）01001205
一、引言
在成熟市場經濟中，價格是經濟運行的核心變量，是資源配置的指示燈，其變化直接關系著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近10年來，中國以CPI和PPI為代表的價格指數先后出現了3次較為明顯的起伏波動，給國民經濟的持續、平穩運行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和影響。在這一背景下，國家宏觀調控已經把保持物價水平的相對穩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然而，物價變化不僅是指CPI和PPI的變化，而且還涉及到生產—消費鏈條的采購、生產、流通和消費等環節上的諸多價格變化。按照所屬環節的關系，這些價格又可以勾勒出一定的上下鏈條關系。因此，實證研究這些價格指數間的鏈條關系及相應的作用機制，進而揭示通貨膨脹的性質和成因，是目前宏觀經濟運行的監測和調控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早期的實證研究多以CPI與PPI兩大價格指數為研究對象，借助于時差相關或分布滯后回歸分析技術進行，發現PPI相對CPI有3—6個月的滯后期。后來的一些研究開始借助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這其中以賀力平等 [1]的研究最為典型。賀力平等采集2001—2008年的月度數據，借助于水平型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后發現，處于下游的CPI是上游PPI變動的單向Granger原因，且后者經過1—3個月的時滯會對前者的變動做出反應。這一結果不僅是對以前研究結論的顛覆，同時也意味著需求面沖擊比供給面沖擊對國內價格走勢影響更大。
賀力平等的研究引發了更多學者加入到中國價格傳導關系與機制的激烈爭論中。宋金奇和舒曉惠[2]認為，PPI與CPI同比增長率存在協整關系，然后借助于VEC模型研究發現，長期內兩者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而短期內只存在CPI對PPI的單向因果關系。白雪梅和燚[3]考慮到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對PPI和CPI的變化影響，構建四變量水平型VAR模型，研究發現PPI是CPI的單向Granger原因。張同龍[4]認為，水平型VAR模型有利于觀察長期因果關系，但不能分析短期因果關系；差分型VAR模型有利于觀察短期因果關系，但不能分析長期因果關系；而VECM模型則能夠同時觀察長短期因果關系，通過構建PPI和CPI的二元VEC模型檢驗發現，兩者的因果關系走勢是CPI影響PPI，而不是相反。徐偉康[5]構造定基數據序列，建立二元VECM模型后發現，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CPI和PPI都互為Granger原因。張成思[6]認為，只分析PPI和CPI可能無法反映價格指數間的動態效果，從而削弱分析結果的穩健性，為此進一步引入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和企業商品價格指數構建VEC模型分析后發現，上中游價格對下游價格具有顯著動態傳遞效應，而下游價格對中游價格以及中游價格對上游價格存在反向傳導的倒逼機制。崔惠民和張厚明[7]采用二階矩Granger檢驗方法對CPI和PPI不確定性傳導關系研究發現，CPI到PPI方向是不確定傳導的主體路徑，而PPI到CPI僅起到相對較弱的反饋效應。
盡管目前國內研究在結論上尚未取得一致意見，但這些研究在價格變化問題的本質、檢驗方法改進、變量選取與處理等方面都取得較大的進展。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擬選取4個
二、變量選擇與數據處理檢驗
1研究變量選擇
在編制范圍內，不同商品和服務平均價格水平的變動情況體現于價格指數。在相關研究和實務中，經常關注的價格指數有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RM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企業商品交易價格指數（CGPI）、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其中，RMPI是反映工業企業作為生產投入而從物資交易市場和能源、原材料生產企業購買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產品時，所支付的價格水平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統計指標，其根據9類材料498種產品價格調查后計算得到；PPI是反映全部工業產品出廠價格總水平的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相對數，其根據39個工業行業大類4 000多種產品價格調查后計算得到；CGPI是反映國內企業之間物質商品交易批發價格變動情況的指數，由中國人民銀行根據791種企業間集中交易商品價格調查后計算得到；RPI是反映一定時期內商品零售價格變動趨勢和變動程度的相對數，其根據14大類300多種商品價格調查后計算得到；CPI是綜合反映各種消費品和生活服務價格的變動程度的統計指數，其根據8大類700多種商品和服務價格調查后計算得到。
根據生產消費鏈理論，上述價格指數間的關系可描繪為：RMPI（原材料成本）PPI（工業品制造成本）CGPI（批發成本）RPI或CPI（零售成本）。考慮到2000年后CPI取代RPI成為中國價格統計中的核心指標，且CPI比RPI的覆蓋面更大、含義更廣，因而在零售成本環節選用CPI而舍棄RPI。這樣，本文最終選擇的變量是RMPI、PPI、CGPI和CPI。
2變量數據的處理檢驗
本文變量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經濟信息網數據庫，數據頻率為月度，相應的樣本區間設定為1998年1月至2012年6月。4個價格變量的原始數據均為年度同比數據，若假定1998年12個月份價格水平為100，就可以將年度同比數據轉換為定基數據，然后采用X-12方法進行季節調整，再取自然對數。最終處理得到的數據如圖1所示。
在建模之前需要檢驗確定變量的單整階數，這里采用ADF檢驗方法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4個變量的水平序列均為不平穩過程，一階差分序列均為平穩過程。換句話說，4個變量的單整階數為1。
根據檢驗變量時序特征的不同，研究通常使用的Granger因果檢驗模型有3種形式，分別是水平型VAR模型、差分型VAR模型和VEC模型。然而，由于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方法多種，檢驗模型形式選擇多樣，受到檢驗變量時序特征及其檢驗方式的影響，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在模型形式上會出現較大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在模型推斷上會出現偏差，進而導致結果上
四、檢驗結果及分析評論
1價格傳導關系的Granger檢驗結果
本文借助于Eviews軟件，采用TYDL方法，選取RMPI、PPI、CGPI和CPI等4個變量構建四元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模型。其中，根據單位根檢驗結果確定d的取值為1，根據LR準則、FPE準則、AIC準則、SC準則和HQ準則絕大多數結果確定k的取值為2。在四元模型框架下，各變量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根據表2，在生產鏈條內部，RMPI與PPI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在消費鏈條內部，CGPI與CPI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而在生產鏈條到消費鏈條之間，僅存在從CGPI到PPI、從CGPI到RMPI、從PPI到CPI的單向因果關系。這些因果關系虛線箭頭表示僅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Granger因果關系成立。
2Granger檢驗結果的分析與評論
價格是國民經濟運行的重要信號指標。價格依附商品的生產—消費鏈條而在相應的價格指數上相互傳遞，進而形成不同的傳導關系和作用機制。具體地，按照成本推動理論，來自供給面的沖擊發生后，整體價格水平的波動首先出現在上游的基礎產品和原材料領域，然后沿著產業鏈逐步向生產領域擴散，最后傳導到流通、消費領域。同時，按照引致需求理論，來自需求面的沖擊會導致價格傳導出現逆生產鏈方向的變化。價格傳導機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價格變動引起的相關商品價格變動的內在機制，是價格作為杠桿作用的體現與作為上下游價格鏈條的傳輸過程。結合前面的檢驗結果不難發現，中國的價格傳導機制是：從傳導關系上看，在生產鏈條和消費鏈條內部，價格信號的正向傳導和逆向傳導較為順暢；在生產鏈條和消費鏈條之間，價格信號的正向傳導存在阻塞，而逆向傳導相對順暢。從傳導作用機制上看，主要價格指數的反向因果關系相對較多，這意味著，盡管不能完全排除供給因素的影響，但中國的價格變動較多地由需求因素驅動。
中國需求相對主導的價格傳導作用機制同當前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經濟特征密切相關。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經濟逐漸步入了買方市場時代，在生產鏈條上，地方政府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過熱，形成了龐大的生產加工能力，造成供給嚴重過剩；而在消費鏈條上，消費市場疲軟，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在這一“高投資、低消費”的背景下，投資、出口等需求面沖擊更容易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大誘因，進而引致其中的價格波動。很多研究已經表明，目前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存在“投資過熱價格上漲宏觀調控價格下降投資過熱…”的循環。當經濟不景氣時，中央政府一般會通過投資啟動經濟，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區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考慮，往往通過稅收減免和土地政策等優惠激發企業的投資熱情，引發投資出現過熱，出口開始增加，貨幣供應量逐漸增加，進而出現價格上漲。當價格上漲經過相互傳導并導致通貨膨脹出現時，政府會通過緊縮貨幣、壓縮貸款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此時價格就會出現逐步下降。
中國不同市場環節差異的價格傳導關系同市場環境、定價機制和庫存等因素密切相關。在原材料環節，企業生產經營多具有自然壟斷特征，市場進入門檻較高，企業定價能力較強；在工業品制造環節，市場進入壁壘相對較少，具有較好的完全競爭市場特征，企業多為價格的接受者；在批發環節，企業采購數量較多，并持有較大庫存，其議價能力通常較強；在零售市場環節，消費者數目眾多，消費金額較少，議價能力相對較差。在這一背景下，供給過剩的工業品的價格變化通常很難為批發企業所接受，而其他價格變化則相對容易進行上下游傳遞。
五、結論與啟示
價格傳導機制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是體現總體經濟運行是否順暢的信號。本文選取4個價格指數RMPI、PPI、CGPI和CPI，借鑒使用Toda和Yamamoto以及Dolado和Lütkepohl提出的Granger檢驗改進方法，對中國價格傳導機制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除由生產鏈條向消費鏈條正向傳導存在阻塞外，中國市場價格傳導整體較為順暢；中國的價格變動較多地由需求因素驅動。
上述結論對國民經濟運行的監測和調控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第一，改善國民經濟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有效疏通價格的傳導過程。目前，中國“高投資、低消費”的國民經濟格局是造成價格傳導由生產鏈條向消費鏈條正向傳導出現阻塞的根本原因。因此，從短期看，應適度調控地方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過熱勢頭，繼續堅持擴大消費需求的政策。從長期看，應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一方面，應大力推進財稅體制、銀行體制和投資體制等領域的改革，從根本上抑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另一方面，應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等流通市場的進入壁壘，打破壟斷，進一步推進價格市場化的改革。第二，控制中國通貨膨脹應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采取政策，但以需求面政策為主。中國目前將CPI作為反映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程度的重要指標。在市場經濟下，任何需求面或供給面的沖擊都會引起相應領域的價格變動，再通過具體的價格傳導機制最終傳遞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就中國而言，控制通貨膨脹，不僅需要從供給面入手，采取發揮企業生產活力，保障市場供應的政策，而且更需要從需求面入手，采取控制貨幣流動性，抑制投資需求和投機需求的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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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雪梅，燚我國生產者價格和消費者價格的傳導機制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9，（12）：49-54
[4]張同龍需求拉動，還是投資推動——基于新一輪通脹周期的實證研究[J]經濟管理，2010，（1）：9-17
[5]徐偉康對“消費者價格指數與生產者價格指數：誰帶動誰？”一文的質疑[J]經濟研究，2010，（5）：139-148
[6]張成思長期均衡、價格倒逼與貨幣驅動：我國上中下游價格傳導機制研究[J]經濟研究，2010，（6）：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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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增值稅 增值稅轉型 國民經濟 可持續發展
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使得我國稅制結構的主體稅種——增值稅的轉型研究已經進入了成熟的階段。在增值稅轉型研究中更多的是從增值稅有利于促進投資和消除重復征稅的角度進行的，對于增值稅轉型與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考慮得似乎不夠。
一、增值稅轉型對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影響
增值稅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復征稅，有利于促進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的發展，有利于實現市場機制下的稅收中性。但是，增值稅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資者的實際稅收負擔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到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最終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增長。
以下表的計算為例，來分析不同類型的增值稅的實際稅收負擔水平。（表見《揚州大學稅務完學報》2001年第2期第20頁）
從上表可以看出，盡管國內生產總值一樣，法定稅率一樣，年折舊額、年存貨增加額和年固定資產增加額都一樣，但由于增值稅的類型不一樣，造成企業的實際稅收負擔不一樣。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年存貨增加與年固定資產增加額之和等于年投資增加額。相比較而言，消費型增值稅投資越多，實際稅收負擔率越低，投資越少實際稅收負擔率越高，投資增加對增值稅稅收負擔影響的程度最高。生產型增值稅投資越多，實際稅收負擔率越高，投資越少實際稅收負擔率越低，投資增加對增值稅稅收負擔影響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稅因投資的改變而造成的稅收負擔水平處于中央。這樣隨著投資的變化，當投資增加或減少 時，稅收負擔率不同，從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投資與實際稅收負擔率之間的關系可用投資稅收彈性來說明，主要表示稅收水平的變化對投資的影響；經濟增長與稅收負擔率之間的關系可用稅收收入彈性來說明，主要表示隨著經濟的增長，稅收收入將怎樣變化。
設投資增加額I=VP+FP，VP=m I，則FP=（1-m）I ，m為流動資產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邊際消費傾向為C，按照乘數理論，國民收入增加額GDP=I /（1-C），（這里不考慮引致稅收的問題）稅收增加額為T，投資稅收彈性EI=I/T×T/I，稅收收入彈性EGDP= T /GDP×GDP / T。按此定義計算各種類型增值稅的投資稅收彈性和收入稅收彈性如下表。（表見《揚州大學稅務完學報》2001年第2期第21頁）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資增加相同的時候，投資稅收彈性E生產型＜E收入型＜E消費型，說明消費型增值稅對投資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資稅收彈性受投資結構的影響（投資結構上，m越小說明固定資產投資越大），相對于三種類型的增值稅來說，m越小，E消費型> E收入型>E生產型，當m增大時，生產型增值稅的刺激作用也逐漸增大，消費型增值稅對投資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資結構的影響，收入型增值稅受固定資產折舊方法的影響。在這里，也可以看出，隨著投資的增加，經濟在迅速增長，稅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國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為EGDP消費型＜EGDP收入型＜EGDP生產型，說明消費型增值稅的稅收收入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從總量上看，各種類型的增值稅都有促進投資增加的作用，消費型增值稅推進投資增長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別有利于促進固定資產的投資，生產型增值稅促進投資增長的作用最小，而且僅有利于存貨投資的增加。增值稅轉型形成對投資需求的拉動效應,其現實意義是增值稅盡快轉型能較好地適應當今世界科技發展迅速、資本有機構成加快的投資發展趨勢。
從對行業投資的刺激上看，消費型增值稅特別有利于促進資本密集型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多）和勞動密集型行業（存貨投資多）投資的增長膨脹，生產型增值稅僅僅有利于促進勞動密集型行業投資。這說明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既有利于促進投資增長和科技進步，又有利于促進勞動力就業，這對于我國解決溫飽問題以后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業問題的解決也是有益的。增值稅轉型形成對經濟結構的調整效應。
從經濟周期的角度看，在經濟出現逐步下降的時候，消費型增值稅的推進投資的作用，可以起到保護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增長旺盛的時候，消費型增值稅的實施，對投資的促進作用有可能加劇通貨膨脹的程度。實際上，在資本有機構成越來越高的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愈快，固定資產投資愈多，消費型增值稅也就越刺激投資的膨脹。增值稅轉型形成對通貨膨脹的刺激效應。為了保證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我們不能不對消費型增值稅刺激投資膨脹的影響予以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研究。
從國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費型增值稅的稅收收入具有較強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國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觀調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稅轉型形成對稅收的累退效應。
總之，增值稅轉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但是在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方面，需要我們做出謹慎的研究。
二、增值稅轉型與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政策研究
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物價的基本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政策首先在于對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目標優先度的選擇。在調控的目標上，實行“保持物價穩定優先，兼顧經濟增長”目標，把物價穩定放在第一位，以物價穩定促進供求結構的合理化，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理由是：
1．在處理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我們可以從臺灣和韓國的宏觀調控目標的策略選擇上進行借鑒。臺灣、韓國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只有堅持物價穩定，才能促進經濟增長。而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又證明：一味的堅持經濟增長，甚至以犧牲物價幣值穩定來換取經濟增長的目標，其結果只能是陷入通貨膨脹的泥沼不能自拔，經濟也陷入停滯狀況（邱崇明《發展中國家（地區）通貨膨脹比較研究》）。持續多年的高經濟增長已經使我國的經濟走上了新的臺階。經濟增長的目標不應永遠處于我國的宏觀調控首要目標位置。據世界銀行計算，從1979年-1995年，中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為9.1%。我國近年來的增長率大體上也維持在8%以上，這說明我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實現了較高的增長水平。在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把經濟的穩定發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則，就有可能欲速則不達。
2．物價的不穩定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大敵。通貨緊縮會引起經濟的衰退，通貨膨脹也會影響經濟的發展。通常人們認為，物價指數保持在3%-5%之間，是能夠為人們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在我國近年來的物價指數連年下跌的情況下，應考慮我國的物價指數恢復至1%-3%的水平，阻止物價下跌的趨勢。而當物價指數恢復至合理水平時，就應該保證物價的穩定以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目前我國的物價指數基本維持在3%左右，正是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期。稅收政策調控經濟的目標也應該確定為促進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把物價穩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國物價不穩定的根本原因是國民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從供求結構和總量方面看,引起物價不穩定的原因無外乎兩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二是供求結構和供求總量。從貨幣供應的角度看，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一直維持較高的水平。據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提供的有關資料表明：由于國家采用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拉動經濟，近年來貨幣的供應量不斷增加，M1基本上維持在18%左右。這已經遠遠超過了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事實上中央銀行在擴大貨幣供應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顧忌，采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以求得拉動經濟增長和物價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顯。這說明我國的通貨緊縮的趨勢并不是貨幣供應量的縮小造成的。 按照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的第二含義（姜啟渭《對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雙重含義問題的再探討》，《經濟評論》1999.6）：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社會總勞動按社會需要的比例應該分配到某一生產部門的勞動時間，是這個勞動量決定這個部門的總價值。而用這個部門的生產的商品總量來分攤這個總勞動、總價值，就得出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和價值量。這說明某個產業部門商品的價值與社會總勞動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有關，分配的標準是社會的需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在現實經濟中，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存在著生產效率高的部門，也存在著生產效率低的部門，它們之間的商品交換會因生產效率高低的變化引起社會總勞動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的變化，從而引起各個部門商品價值的變化，進而因商品交換引起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
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之間的關系基本上呈現出正相關的態勢。然而近幾年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之間的關系耐人尋味。一方面經濟表現出較高的增長，另一方面，物價指數卻連年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有人甚至對國內統計數據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其實原因就在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產業結構已經不能順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一是國內消費品市場短缺時代結束，我國長期存在的需求拉動型價格上漲不復存在；在產品短缺時代，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關注的主要是產量，成本和質量是次要的，企業的增長方式是以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經營，在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過渡的歷程中，無效的大量供給造成了存貨和庫存的積壓，形成了物價下跌。二是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產業結構與我國相近的周邊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對我國的大宗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構成威脅，我國產品價格下跌是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國民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是影響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原因。
第三，有人認為我國的失業率較高證明我國的資源沒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動需求的經濟增長策略是缺乏依據的。我國是一個人口和勞動力大國，沒有實現充分就業并不能說明經濟增長的潛力沒有發揮，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礎設施和農業發展的滯后一直是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瓶頸，這一基本形勢不能搞錯，一味運用擴張政策拉動需求實現所謂的"充分就業"，就會造成通貨膨脹永無寧日的發生。從1998年以來，我國在宏觀經濟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財政、貨幣政策，包括實行利率放開、擴大貨幣供應量、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放開對銀行信貸額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債的辦法啟動內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經濟出現回升，物價也由負增長轉為正數，2000年達到了0.3%左右。于是許多人據此判斷，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平穩發展的新拐點。我認為，這一切可能都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在我國，靠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辦法是有局限性的。單純依靠這種政策，可以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但很難保證有效率的長期經濟增長，說不定會造成新的通貨膨脹。1．我國政府預算的債務依存度已經很大，靠財政赤字進行的投資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也不可能長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資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2．政府投資的效率難于提高也是一個客觀的現實，而且政府投資有可能產生某種"擠出效應"，減少民間的有效投資，為了彌補增大的財政開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稅收的壓力，會抑制民間擴大投資的積極性；3．即使是政府投資有利于改變供求結構的一部分，但能夠促進自動地創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給并不能有效地增加，從而不能形成長期的經濟增長。因此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除了實行擴張性的需求政策（當然包括稅收政策）外，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給方面"去，特別是解決“供給的結構”，以有效的供給促進需求的增長,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第四，為了達到調整供給結構，實現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目的，保證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我認為應該實行“有增有減、增減結合，保持稅負不變”的稅收政策組合。所謂“有增有減、增減結合，保持稅負不變”的稅收政策組合，就是在稅收政策調節的目標上應堅持促進供給結構優化，保證物價穩定第一位目標的實現。為此：
（一）在稅收負擔的水平上保持不變，以適應當前財政收入緊張的形勢和產業結構優化的需要。從我國的稅收負擔總水平看，雖然預算內的稅收總額占GDP的比重較低，1996年已經下降到10.07%；考慮到我國的稅外收費的特殊情況，就我國具有稅收和準稅收的政府稅外收費的總規模來看，呈現出居高不下的態勢。從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維持在24-25%左右；就稅收本質的來源與國民經濟價值之間的關系看，我國目前的剩余價值總量占GDP的比重一般為31-33%左右，也就是說寬口徑的稅收負擔已經占到剩余價值總量的60%左右，雖然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留給企業和個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業和個人的發展和生活的提高，但顯然國家拿走的部分不應該超過剩余價值的總量，也就是說稅收的規模不應該超過GDP的31-33%；就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稅收規模比較來看，有資料表明（曾國祥、劉佐主編《稅收學》，中國稅務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約為8625美元以上的22個高收入國家中，其平均稅收負擔率為36.6%，平均非稅負擔率為5％，合計總體稅負為41.6%；在人均GDP 695美元以下的5個低收入國家中平均稅收負擔率為18.2%，平均非稅負擔率3.7,合計21.9%。因此從整體稅負上講，我國的總體稅負不宜增加。換一個角度說，我國? 牟普問埔簿齠宋夜殼暗淖芴逅案翰荒薌跎伲裨蚓陀鋅贍茉斐尚碌牟普選?/P> （二）在稅制結構上保持以消費型增值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加強二級商品稅制的調節功能的發揮；在稅種、稅率、稅收有增有減，增減結合。目的是在充分發揮消費型增值稅刺激投資增長的同時，運用二級商品稅制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以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促進經濟的增長。
1．盡快建立以消費型增值稅為主體，充分運用二級商品稅制調節功能的稅制結構。
建立以消費型增值稅為主體，充分運用二級商品稅制調節功能的稅制結構，一方面是促進供求結構的合理化的要求。盡快實現增值稅的轉型，從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既有利于有機構成不同的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和產業結構優化，又有利于鼓勵企業進一步增加投資需求；而二級商品稅制特別是消費稅，既為投資的增加提供了資本供應，又在增值稅轉型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的調節。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實現增值稅轉型的同時，有可能出現通貨膨脹的要求。據有關研究人士預測：2000年在現有范圍內進行增值稅轉型，將有284.39億元的稅式支出〖ZW(4〗 陸煒、楊震《中國增值稅轉型可行行實證分析》，《稅務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實行轉型對于刺激投資有一個門檻效應。這對于當前的經濟形勢是有利的。但是實行消費型增值稅還有一個引致稅收的問題。由于實際稅負的下降，對投資膨脹的利益驅動是十分巨大的。通過二級商品稅制的調節作用，可以實現“供給會自動的創造需求”的目標。為此，在利用增值稅轉型間接減稅的同時，必須十分重視二級商品稅制的研究。具體思路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擴大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對高檔消費品和高檔消費行為提高稅率，增加高消費人群對全國財政的貢獻，對某些已經不屬于高消費的產品和行為減低稅率或停止開征消費稅，既有利于增大消費稅的調節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質勞動的供給和儲蓄的增加。例如將高爾夫球、保齡球、桑拿按摩、高級美容、娛樂性射擊等高消費服務項目以及高檔音箱、高檔攝像器材、高級滋補品、一次性筷子等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取消對普通化妝品、護膚護發品、汽車輪胎、散裝啤酒等項目的征稅；以適應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方向和產業結構的調整。
第二、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提高資源稅的稅率。如對水資源和森林資源課征資源稅有利于促進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方面轉化。
第三、繼續保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重新開征權。
第四、土地增值稅作為一個單一的限制房產開發和消費的稅種，應在當前的情況下，與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一樣，及時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稅的重新開征權。保留土地增值稅和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重新開征權的目的是為了保證稅收政策的相機抉擇的機制。
第五、為了保持增值稅的稅收中性的主體地位，在增值稅轉型的同時，縮小營業稅的開征范圍，將大部分由營業稅調節的范圍，轉為征收增值稅。
2．促進供給，調節社會公平，促進供求平衡
在調節供求結構的同時，還要注意實現總供求的平衡，以有效的總供給實現有效的總需求。為此，一是增加對個人所得、收入財產的調節稅種。如盡快開征遺產稅，開征的目的既調節了收入，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又有利于鼓勵人們加快消費，促進需求增長。在當前我國物價指數較低的情況下，還可以實現物價指數的上升，起到穩定物價的作用。二是減少企業所得稅的稅收負擔，促進企業投資的增加，有利于促進供給增加，促進經濟增長。三是加強農村費稅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水平，促進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
3．在出口退稅和稅收優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