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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芬（1986-），女，湖南張家界人，貴州財經大學2011級國民經濟學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國民經濟的增長與管理。
摘要：本文在探討貨幣政策與我國通貨膨脹及真實GDP傳導機理的基礎上，通過建立SVAR模型，利用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了貨幣政策沖擊對我國通貨膨脹及真實GDP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廣義貨幣M2增長率、通貨膨脹和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著顯著地動態關系。
關鍵詞：貨幣政策；通貨膨脹；SVAR模型
一、引言
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的動態影響是貨幣政策專家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貨幣政策的調節過程是通過貨幣總量、總產出與通貨膨脹之間的動態作用來實現。因此，通過一個向量動態模型可能會更精確地反映出通貨膨脹在一個互動的系統內受到一個隨機沖擊后持續的時間跨度，從而清晰地表現出通脹慣性的貨幣政策滯后效應。
二、VAR和SVAR模型分析框架
VAR模型的推廣始源于著名計量經濟學家Sims1980年的著名文獻。此模型是多個方程的聯立，模型中每一個方程的內生變量對整體模型的全部內生變量滯后項進行回歸，估計全部內生變量的動態關系。VAR模型表示為：
即便VAR模型廣泛應用于多元時間序列中，但因其當期相關關系隱藏在誤差項的結構中，各種信息之間可能會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導致脈沖響應函數的經濟含義模糊不清。然而采用結構VAR模型（SVAR）包含了變量當期之間的關系，能夠顯示出隱藏在模型誤差當中無法解釋的相關結構，通過對模型做一些簡單假設，能夠更好地提供模型系數的結構解釋，其方法是通過對數據施加約束條件對變量的沖擊進行識別，并得到相關變量對系統沖擊的反應方向與強度。
三、數據來源與模型估計
1、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本文用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長率代表貨幣政策方面，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GDP增長率分別代表通脹率和真實GDP。設變量LNM2、LNCPI、LNGDP分別表示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長率，通脹率和GDP增長率的自然對數。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網站。在數據統計中選取了1997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共60個數據。
2、序列平穩性檢驗
為了保證該模型的有效性，防止出現“偽回歸”現象，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序列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顯示：LNM2、LNCPI及LNGDP序列均不能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為非平穩序列；一階差分后的序列LNM2、LNCPI和LNGDP在1%的顯著水平下均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為平穩序列。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是利用了VAR模型來進行系數顯著性檢驗，可以用來檢驗某一個變量的所有滯后階項是否對另一個或幾個變量的當期值有影響。通過檢驗可以得出結論：GDP的增長率與CPI表現出較強的“因果關系”。
4、VAR模型估計
估計VAR模型，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滯后期的確定。滯后期太少，不能完整地反映變量間動態關系，滯后期過多會導致自由度減少，影響模型參數估計的有效性。滯后1-5階VAR模型最優自回歸階數P的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五個指標中有四個顯示為滯后二階，采用“多數原則”，即超過半數以上的可用判斷準則指向的滯后期數。因此，該模型選用的滯后期數為二期。
則估計出的VAR模型為：
五、基本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結構VAR模型對1997一2011年的貨幣政策變量和宏觀經濟變量進行了實證研究，由SVAR模型關于各內生變量的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情況來看，廣義貨幣M2增長率、通貨膨脹和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著顯著地動態關系。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對宏觀經濟變量當期的變動影響要小于對于他們滯后期的變動影響效應。鑒于貨幣政策在傳導機制上具有滯后的作用，在調控把握宏觀經濟變量的同時要充分考慮到滯后期的范圍以及國內對于政策實施的預期效應，才能更好的穩定市場。（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劉金泉、劉志強，中國貨幣政策非中性[J].吉林大學學報，2002.
[2]劉斌，我國貨幣供應量與產出、物價間的互相關系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2.
[3]張成思.金融計量學——時間序列分析視覺[M].東北.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
水利效益不同于其他建設效益，具有一定的延后性，需在建設項目完成后一段時間內才能體現，在水利統計的過程中，水利經濟效益往往容易忽略。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刺激下，將提高經濟效益作為人民、國家發展的中心，水利是人們生活、生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助于改善人們生活條件，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水利經濟學是用于研究水利事業的經濟活動規律與關系的科學，在水利工程建設的每一階段均能得到應用，能夠優化水利工程的設計、施工、運營、管理等多個階段，水利事業作為基礎的公益性事業，研究水利經濟活動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正式成立，為水利事業的發展與改革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2水利經濟學在國內國外水利工程中的應用
2.1水利經濟學在國內水利工程中的應用
水利作為我國國民經濟主要的組成部分，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水利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社會基礎結構之一，具有行業經濟特點、社會經濟特性。隨著我國社會經濟體制不斷的發展，現階段已形成一套富有我國特色的水利經濟理論與體系，水利經濟屬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下，水利工程項目的建設、運營、管理等也會作出相應的轉變。根據水利行業的發展特點，水利經濟市場化發展必然受到一定的局限，在水利經濟運行的過程中還需參與一系列公益，例如防洪、抗旱等。我國水利工程項目建設普遍具有公益性、經濟性效益的特點，在水利工程經濟特性的分析與研究的基礎上，構建良性的水利運行機制，有助于推動我國水利事業的持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相關水利經濟研究人員對水利經濟運行做出了大量的研究與探索，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由于我國水利經濟運行機制比較復雜，再加上歷史遺留因素的影響，水利經濟運行機制不能滿足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水利工程運行管理的需要，嚴重制約了我國水利工程經濟運行的發展。隨著我國社會經濟體制不斷的深入，結合國外優秀的水利經濟運行理論與技術方法，不斷研究與摸索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水利經濟學管理體系，我國陸續頒布相關的水利經濟規范及文件，為水利工程建設的經濟評價提供了重要的指導依據，我國水利工程改革逐漸取得了不錯的成效。
2.2水利經濟學在國外水利工程中的應用
二十世紀初期最早的經濟學概念由美國提出，人們首次認識到經濟、時間、價值這三者的關系與作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基于工程經濟學的理論指導下，美國整治與修建水利工程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這是水利工程項目第一次建設資金少于其整體經濟效益。隨后美國政府連續修復和完善相關的水利工程條例，制定了水利工程建設的經濟評價標準與內容，提出水利工程建設應從國民經濟出發，對水利工程管理進行綜合研究與分析，不斷優化建設方案，并指出水利工程建設的目標與方向。水利工程建設應能夠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有助于提高社會福利，注重經濟、時間、價值這三者的協調關系，資金與時間形成科學、規律的換算值，能夠對整體水利工程建設的效益作出評價和分析。一九六五年計算機技術面世后，隨即在各行各業得到廣泛的應用，水利經濟學采用計算機技術及工程理論，不斷推動了水利工程建設的改革與發展，在水利事業改革期間，為準確的體現出水利工程建設的效益，提出水利工程建設的新概念，即能夠反映出區域經濟、資源、居民工資、市場匯率等，并將其納入水利工程計劃、設計、施工、運營、管理等階段中，基于地區、國家經濟發展下，制定科學合理的水利工程建設方案與方法，由此建立了可行性高的水利工程建設方案評價體系。
3水利經濟學在水利工程中的發展方向
加大水利經濟學的研究力度，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水利經濟學作為水利事業發展與改革的基礎依據，不僅有助于協調水利事業的發展與社會發展、國民經濟發展的關系，還能優化水利工程建設項目的每一階段，降低整體工程造價，提高水利工程的經濟效益，發揮出水利工程最佳的效用，保證水利最大限度的利用率。二十一世紀以來，水利經濟學理論研究與實踐均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水利經濟學附屬分支學科也逐漸豐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水利規劃經濟學、水利灌溉經濟學。水利經濟學的研究也會朝更精細、更全面方向發展，例如不斷衍生出水利經營管理經濟學、水利施工經濟學、水力發電經濟學、防洪經濟學、水庫移民經濟學等。根據我國實際的國情來看，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水利經濟學的研究方向應著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水利工程建設的目標與地位、水利效益指標、水利事業的性質、水利工程建設資金籌集渠道、水利工程建設資金的管理與使用等。水利效益是水利工程建設的主要目標，水利效益包括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由于水利效益具有一定的延后性，還需加強對水利效益的定量計算研究、基層水利統計的調查與研究等內容，水利效益的綜合計算需要各種數據、信息的支持，數據的采集、分析、處理、計算方法等有待加強。在實際工作中，還需相關研究人員制定長期、短期內的水利經濟學研究規劃，并嚴格按照水利計劃，實現水利經濟學在水利工程中科學的、合理的、高效的應用。
4結束語
【關鍵詞】產業經濟學 教學改革 對策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2）11-0243-01
引言
發達國家的產業經濟發展起步早，其學者概括產業經濟發展規律性的理論著作問世也較早，產業經濟學理論在國外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雖然產業經濟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國古代的春秋戰國時期，但是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在我國形成比較晚[1]。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一批西方產業經濟學著作的翻譯出版，西方的產業經濟理論逐步傳入我國，并且成為國內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門學科。
1.產業經濟學的學科性質與目的
1.1學科性質
產業經濟學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用以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新興的應用經濟理論，是一門介于宏微觀之間的中觀經濟理論。本學科以“產業”作為研究的焦點，探討在以工業化為中心的區域經濟發展中各產業之間的關系結構、產業內的企業組織結構變化等規律以及研究這些規律的方法，進而分析經濟發展中內在的各種均衡問題，為制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服務，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
我國主流產業經濟學偏向于借鑒日本的學科體系，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基本理論部分（產業組織、產業結構、產業布局、產業關聯、 產業發展）和理論應用部分（產業政策）。基本理論部分主要圍繞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的互為決定關系、產業結構的調整 升級、產業間的投入產出關系、產業間的空間分布關系、單個產業及整個國民經濟的進化過程等問題展開的，各個基本理論研究都具有明顯的現實問題導向[2]。
1.2學科目的
我國高校設置產業經濟學課程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產業經濟學課程的學習，使學生掌握產業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和產業經濟活動的一般規律，培養和提高學生分析經濟問題和管理問題的能力，并領會國家在不同時期、不同區域制定不同相應政策的內涵。通過課堂教學和實驗、以及作業與案例討論等方式使學生初步具備應用產業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分析產業發展規律的能力。
2.產業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2.1缺乏規范適用的教材
一本合理適用的教材是提高教學質量的前提和基礎。由于國內的產業經濟學教材內容和結構普遍借鑒國外不同發達國家，不同教材之間其內容和結構安排不同，教材內容混亂，案例陳舊，缺乏一本內容安排合理、案例時效性強、同時結合中國發展實情編寫的適用教材。
2.2教學與考核方式單一
目前，我國高校產業經濟學的教學還是沿用傳統的應試教育模式，采用內容相對不變的教材，以老師“填鴨式”的講授為主。傳統的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與現實產業發展嚴重脫節，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更達不到培養目標的要求。
在現有的考核體系中，對于學生的最終考試成績往往采取平時成績占20%左右與期末考試成績占80%左右的方式加權求和。考試的命題方式以名詞解釋、單項選擇、多項選擇、簡答題、論述題、案例分析題等六大題型為主。考核手段仍舊停留在對課堂知識的考試這一環節上。
2.3教學實踐環節不足
由于產業經濟學和博弈論、計量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多學科交叉融合，其口徑寬、涵蓋內容廣泛，其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得到極大拓展。目前我國許多高校還不具備建設經濟學模擬實驗中心的條件，即使建有實驗室，很多實驗室只能是采用模擬貿易操作、模擬談判等方式針對某一個課程的操作，至今也沒有出現一種良好的解決辦法能夠讓學生真正了解經濟理論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3.產業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對策與建議
3.1創新教材體系
在目前我國的產業經濟學課程教學中，首先，應該大力鼓勵教師自己根據對課程前沿理論的跟蹤，將最新的理論研究熱點以及自己主持或參與的相關科研項目的科研成果作為課程內容的豐富和補充，提高教材的研究層次和實驗特征；其次，應該鼓勵教師通過多年來自己對本學科教學經驗的積累以及知識的融會貫通所形成的講義作為教材，有效彌補產業經濟學現有教材知識比較陳舊的缺陷。
3.2改善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的創新是我國產業經濟學教學改革中最重要的內容。教師必須改變單一的“填鴨式”的教學方式，充分利用網絡、多媒體、實驗器材等現代教學設備，將“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向“以問題導向型”的素質教育教學方法轉變。同時可以通過制定獎勵機制，引導學生積極發言，踴躍討論，增強學習興趣，營造輕松愉快的教學氛圍。
3.3加強教學實踐環節，改善考核方法
現階段我國高校的產業經濟學課程的考核方式過于單一，不能真正反映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理解與運用能力。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必須采用多樣化的考核方式，將課堂考核與課外考察相結合，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企業、學校和學生及其家庭多方面的共同作用。給學生創造更多的走入社會、融入社會的時間和空間的機會，從而使他們更多地關注和發掘生活中的產業經濟學案例事實。
參考文獻：
[1]水.產業經濟學（第二版）[J].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4～35
[2]柯穎.我國高校產業經濟學教學改革初探.[J]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6）：168～169
關鍵詞：貨幣流通速度；貨幣政策；實體經濟市場
一、引言
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提出“看不見的手”以來，經濟學市場領域是市場調節為主還是政府調控為主是一直爭論的話題。但不可否認的是，任何政府都從未完全停止調控行為，放任市場規律調節經濟。特別是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誕生后，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就我國而言，雖然本屆政府不斷簡政放權，努力回歸市場對經濟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但是宏觀調控手段在我國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就貨幣政策而言，幾乎所有的國家政府都以直接或者間接調控貨幣數量為主，關于貨幣流通速度的研究卻相比較少，即便在著名的費雪方程式MV=PT提出后，國內外非常多的理論也在假設貨幣流通速度是一個常數。
所以，本文意在對我國實體領域的貨幣流通速度進行研究，分析影響其變化的因素，驗證其變化是否穩定，并進一步揭示其變化的趨勢。從而在貨幣流通速度方面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實施提出相關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外自威廉配第開始就將貨幣流通納入經濟學研究的范疇，配第在其《貨幣略論》中，提出貨幣流動速度和貨幣流動數量方面呈反比，是互補的關系，并第一個提出了貨幣流通速度的函數。
魏克賽爾（1915）找出關于貨幣流通速度中最重要的5個變量：第一為人們對貨幣交易的需求，第二為人們對貨幣的預防性需求，第三為貿易信譽，第四為銀行的信用，第五為貨幣利率與自然率的差值，以上幾個方面決定了貨幣流通速度的大小。
費雪（1911）提出了清晰的貨幣流通方程式MV=PT，反映的是在某個時間上，貨幣周轉和商品周轉的關系。為了使得交易價值總量PT和名義貨幣量M相等，所以在貨幣存量M上乘以V即貨幣流通速度，代表在時間段中貨幣的平均周轉次數。
收入說主要是針對在費雪方程中一般價格水平比較模糊的缺點，同時結合宏觀領域國民核算的進展，庇古提出了收入方面的貨幣流通交易方程式MV=PY，其中Y代表的是國民收入，而V代表的是收入的貨幣流通速度。并且在此方程中，收入的貨幣流通速度V是一個比較容易觀察和計算的變量。
現金余額說的代表是劍橋的現金余額方程式，主要是劍橋經濟學家馬歇爾等人提出的，其表達式為Md=KPY，其中P乘以Y是代表名義國民收入，而Md代表的是對名義貨幣余額的需求，或者稱為是現金需求，K所表示的是人們手中所持有的貨幣量與名義國民收入之比的大小。不同于前兩者的貨幣供給理論，現金余額理論從貨幣需求角度入手，在貨幣均衡的時候貨幣的需求等于外生的貨幣供給。
相較于國外理論研究，我國對貨幣流通理論研究較少。基本可以分為，制度方面的研究和市場方面的研究。在制度方面，易綱（1996）將原有費雪方程式MV=PY中加入貨幣比例系數λ，得到新的交易方程MV=λPY，他認為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國貨幣化進程的加快。曾利飛等（2006）認為隨著金融的發展，貨幣流通速度會上升但是效果不是很明顯，但是第三產業的發展會導致貨幣流通速度不斷下降。
在市場方面，馮菲（2010）認為交易流通速度具有明顯的順周期特征，并說明2000年前后交易流通速度和收入速度出現了分化，原因是金融交易引起的貨幣需求。胡正，秦娟（2012）運用1978-2009年數據分析得出隨著1992年中國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雖然我國實體經濟中的貨幣流通速度在下降，但虛擬經濟中的貨幣流通速度在加快且已經超過前者下降的速度。
三、理論分析
傳導機制分析：實體經濟的增長理論上會促進貨幣流通速度的增加，而金融投機市場投機的增加可能會對實體經濟貨幣產生替代作用，從而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市場利率的增加會增加儲蓄意愿減少信貸需求，從而減少實體經濟的貨幣流通速度。
建立理論模型：根據凱恩斯貨幣需求持有理論有，并聯立庇古的國民收入貨幣流通速度方程MV=PY，有（貨幣流通速度約束）。效用最大化下的新凱恩斯曲線，在其貨幣流通約束下解得：
（1）
（2）
通過分析方程（1）可以研究得出：
命題一：當其他條件不變時，預期到的國民收入上升時，實體經濟市場的貨幣流通速度是增加的，這說明人們在預期到經濟趨勢向好的時候，貨幣流通速度會增加；當其他條件不變時，交易性和謹慎性需求k增加時，實體經濟市場的貨幣流通速度是降低的。這可能是由于在經濟環境一定的情況下，交易商品的方式方法發生改變，或者交易性需求和謹慎性需求綜合作用，使得貨幣流通速度的相對下降。
命題二：投機需求h的變化要受到對經濟增長預期的影響，當預期到的經濟向好時，小于0，投機需求的增加導致實體經濟市場的貨幣流通速度增加。說明在預期經濟增長的條件下，人們預期實體經濟市場的回報率會上升，所以相應提高該市場的投機需求，從而增加了貨幣流通速度；相反在預期經濟預期衰退的情況下大于0，投機需求的增加導致實體經濟市場的貨幣流通速度減少，這可能是由于預期經濟衰退，所以投機的領域集中在金融投機市場上，從而減少了實體領域貨幣的流通速度。
通過分析方程（2）可以研究得出：
命題一：當其他條件不變的時候，市場利率的增加會導致實體經濟市場貨幣流通速度的降低，這主要就是因為人們儲蓄意愿的增加和企業信貸意愿的降低所致；反之市場利率的降低則會提高貨幣在實體經濟市場的流通速度。
四、實證分析
1.測算我國實體經濟市場上的貨幣流通速度
根據庇古的收入貨幣流通速度方程MV=PY，可以得到MV=GDP。但是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實體經濟領域的貨幣流通速度，所以名義貨幣量M要減去兩個方面的數據：其一為金融投機市場上的貨幣量，本文用流通股票的市值代表；其二為法定存款保證金，這部分資金只是存放在央行的沉淀資金而不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而且名義貨幣量用M2表示，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包括進入實體經濟市場的資金。
所以根據以上分析得出實體經濟市場的貨幣流通，通過選取國家統計局我國1993年-2003年的數據和人民銀行1993年-2003年數據計算可以得出：
我國實體經濟市場的貨幣流通速度并非是一個常數，而是大致在0.9-1.6之間，而且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不是平穩的，而是自1993年以來有先加速再減速再加速的趨勢。
2.我國實體經濟市場貨幣流通速度和預期經濟增長、市場利率的計量關系
由于預期經濟增長率比較難以衡量和估計，本文假設人們可以根據本年的經濟增長率大致估計下一年的經濟增長率。即用本年的經濟增長率作為預期下一年經濟增長率的估計，建立多元回歸方程并帶入我國1993年-2013年國家統計局數據并用加權最小二乘法可得：
Y=1.38+1.51X1-0.06X2
（5.1）（-51.5）
F=1328
（其中X1代表我國GDP增長率，X2代表我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通過以上數據分析可得：
經濟增長率和市場利率對我國實體經濟市場的貨幣流通速度影響顯著，從數據得出在我國，國民收入GDP增長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我國實體經濟市場中的貨幣流通速度增加1.51個百分點；而我國的市場利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我國實體經濟市場中的貨幣流通速度減少0.06個百分點。進一步驗證了理論模型中預期國民收入的增加對我國貨幣流通速度有促進作用，而市場利率的增加則對我國貨幣流通速度有抑制作用。
本文的實證部分主要說明了三點：
第一，通過計算我國實體經濟市場的貨幣流通速度判斷我國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并非是一個定值，也并非平穩，而是在一個范圍（0.9-1.6）內波動的。這種波動可能來自于實體經濟增長方面和市場利率方面。
第二，通過計量分析，進一步在數據上說明了我國國民收入增長率和央行利率對我國實體經濟市場的貨幣流通速度是有統計影響的。其中我國國民收入對貨幣流通速度有著促進作用，而市場利率對貨幣流通速度有著抑制作用。
第三，結合第一點和第二點分析我國實體經濟市場中貨幣流通速度非平穩的原因是由于我國經濟周期和經濟的波動，還有貨幣當局央行的頻繁調整利率貨幣政策。使得我國貨幣流通速度自1993年以來呈現先加速再減速再加速的趨勢。
五、政策建議
1.在不考慮金融投機市場的情況下，貨幣當局增發貨幣量同時保持市場利率不變時，名義貨幣量的增加會導致國民收入增長，而且國民收入增長會進一步導致實體經濟中貨幣流通速度的增加，從而促進國民收入進一步的增長，產生螺旋上升效應。
2.在不考慮金融投機市場的情況下，貨幣當局不僅增發名義貨幣量，而且同時還降低市場利率的時候。則是對經濟的一種強刺激，兩者共同作用，可以比較迅速的提高國民收入。
3.在考慮金融投機市場的情況下，國民收入、市場利率和實體經濟的貨幣流通速度機制雖在也在發揮作用但有可能會減弱。因為有一部分貨幣量進入到金融投機領域，使得實體經濟領域中的貨幣量減少或者流通速度減慢，從而減少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所以，在我國整體的經濟環境下，不僅要從貨幣數量和貨幣流通速度兩方面考慮貨幣政策的作用，同時也要考慮到實體經濟市場和金融投機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分配和稀釋”作用。
參考文獻：
[1]魏克賽爾.國民經濟學講義.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2]費雪.貨幣的購買力.商務印書館，1934.
[3]易綱.中國金融資產結構分析及政策含義.經濟研究，1996（12）.
[4]馮菲.我國貨幣流通速度分析-理論，邏輯，結構分析及其政策含義. [博士學位論文]南開大學，2010.
[5]曾利飛.中國金融機構的資產結構與貨幣流通速度.世界經濟，2006（8）.
關鍵詞：會計研究；經濟學；新常態；前沿探索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廣度與深度的不斷拓展，社會經濟正在經歷著深刻的動態演變。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背景下，如何抓住當前新的戰略發展機遇，以創新驅動發展進而實現經濟社會轉型升級尤為關鍵，而會計學、經濟學等相關學科領域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與實踐導向也將必然在經濟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國三十多來會計改革實踐也充分證明，只有將會計研究與經濟發展相結合，從與經濟的互動中找到會計發展的內在邏輯，促進會計研究的繁榮。財政部于2016年10月最新的《會計改革與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1]中明確提出，會計研究應緊緊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及會計工作實際，深入開展會計學術理論創新，推動會計改革與發展。本文正是基于對當前經濟發展態勢及會計研究進展的分析，試圖透過經濟學視角，對傳統的財務會計研究進行細致深入剖析，旨在更進一步豐富財務會計相關研究的同時，通過新思想方法與政策建議的提出以探索未來財務會計領域的研究方向與發展前沿，服務于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新業態目標。
一、會計學的演變、研究方向及現狀概述
會計學的發展經歷了較長時期的歷史演變進程。從文明古國對會計活動的獨特記載，到近代數學家盧卡•帕喬利對復式記賬原理的闡釋，以及隨著工業的發展而誕生的財務報表、成本管理會計等新理論及方法的出現，直到現代會計使得會計發展步入了成熟期，每個階段都離不開經濟進步的催生作用。而由于規則具有普遍性與公認性的特征，因此對于現代會計學的定位，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會計準則的制定與出臺過程中。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基于當前會計研究最新進展及未來發展趨勢，通過對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的進行相應修訂，對當前會計準則的修正及實務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直接促進作用，進而使得會計學研究向縱深一步發展[2]。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作為現代會計學的兩大分支，在服務對象、反映內容、核算程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共同促進著會計學的發展繁榮。財務會計服務于企業外部信息使用者，通過提供企業相應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指標，使信息使用者做出決策相關的目標；而管理會計則偏重于企業內部管理，且隨著現代企業管理的發展需要又出現了將成本核算與管理會計相結合的成本管理會計這一新視角。由于管理會計是在20世紀中期從財務會計中分離出來的，因此兩者在差異化的基礎上又必然反映著一致的相有機交互的會計信息系統。當前我國高度重視會計領域改革與實踐，著重培養高素質型會計相關人才。會計領軍人才、會計名家培養工程、中國會計學會會議等，無不作為高層次交流平臺促進著中國會計界的繁榮進步，以加快我國會計的國際化接軌進程。
二、經濟學方法論及其對會計研究的引領
西方經濟學含義較為寬泛，按不同方式可進行多種類別劃分，這里我們選擇應用較廣的以經濟理論的考察研究為標準，將其總體分為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兩大門類，具體可細化為包含多種部門或領域的研究對象與成果，如資源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且其中適當穿插數理經濟學、動態經濟學等內容。微觀經濟學主要將市場經濟中個體單位的經濟活動作為考察對象，著重行業、廠商的行為及其交互作用；宏觀經濟學則研究總體經濟活動如國民經濟的現象與規律。古典政治經濟學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達到興盛，以亞當•斯密為代表，在其著作《國富論》中強調市場“看不見的手”對經濟的作用，并創造性地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其后的大衛•李嘉圖繼承并發展了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并從邊沁的簡單功利主義出發，論證了基于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理論與賦稅理論，促進了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19-20世紀，新古典經濟學、制度經濟學逐漸發展起來。馬歇爾作為新古典學派創始人，局部均衡與邊際分析理論作為其代表性經濟學說在《經濟學原理》予以充分闡釋，建立起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完整體系。而同時期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宏觀經濟學體系也逐漸發展起來，包括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偏好等理論，并主張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彌補市場價格機制無法解決的需求不足問題。20世紀至今，以保羅•薩繆爾森、曼昆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確立的總需求-總供給模型等理論進一步發展完善了西方經濟學，反映了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入與經濟學應用領域的擴大。經濟學現象無處不在，所以某一特定會計行為背后可能涉及遠不止一種經濟學理論，而是能夠用不同經濟學觀點予以闡釋，對于會計領域的經濟學研究也受到學界較大關注。閻達五等系統梳理了國內外經濟理論應用于會計中的發展階段及成果，并以理論等為例說明了經濟學作為會計學視野中拓展會計新領域工具的作用[3]。葛家澍則通過對馬克思、亞當•斯密和科斯三位經濟學家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包含財務會計的相關部分進行探討，認為經濟學是財務會計的基礎[4]。在會計現象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探索中，以經濟學方法體系作為研究工具來解釋現象、分析成因、提出對策等具有較科學合理的理論支撐。運用SPSS、EViews、Stata等統計軟件進行相應的模型構建與數據分析，結合計量經濟學、經濟學等知識進行相關實證研究，目前已成為會計領域學術研究的熱點，應用廣泛。
三、會計行為及動因的經濟學原理闡釋
通過對CSSCI和核心期刊里收錄的經濟及管理類期刊中開設欄目的分析研究，根據會計研究方向的差異，總體將會計行為劃分為會計信息、公司治理及其財務行為以及其他方面三大研究主題，而各大主題之間又有著相互聯系與趨同的一面，以下展開具體闡述。1、會計信息方面會計信息研究主要包括對信息質量要求、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探討。市場經濟中，根據“經濟人”假設及有限理性原理，企業在成本-收益規則下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為目標，極易造成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由此帶來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等一系列問題，如會計信息失真、信息披露滯后等現象。當前環境問題日益嚴峻，企業過分追求經濟效益而對環境造成巨大破壞，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環境信息披露體系等逐漸提上議程。如2015年舉國震驚的天津港爆炸事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瑞海公司通過不正當手段收買有關負責人，使其，以便在港口審批、監管方面打通關節，造成安全生產和環境污染責任險的缺失。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當超出某一效用水平后，邊際投入所帶來的邊際產出下降。對于環境會計信息使用者、環境資源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通過確定其消費傾向與行為偏好，在一定的預算約束條件下，通過選擇最優商品組合使其位于同一條無差異曲線上，以實現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條件，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規范企業會計信息披露行為。2、公司治理及其財務行為方面公司治理及其財務行為是會計及財務管理研究的熱點問題，也是經濟學理論應用最為深入之處，主要指企業的財務管理活動，具體包括IPO、資本結構、股權變動、內部控制、高管薪酬等方面的分析。公司剛上市時為確定其資本結構及相應財務指標，其往往傾向于不負擔一攬子支付而享受市場低價的好處，帶來所謂的“搭便車”問題，即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當價格大于廠商的邊際私人成本時，潛在的帕累托改進無法實現，此時的一般均衡模型是低效率的。在企業不斷擴大經營規模、逐步占據市場、著力提高其營運能力及盈利能力的過程中，可能會通過某些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以獲得并維持其市場地位，而且這種“尋租”活動將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強而不斷增大，廠商所付出的尋租代價在實際中遠遠超過經濟學理論中探討的“純損”三角形。企業經營過程中，其財務管理結構的不合理很容易造成外部性問題的產生，而解決由經濟的外部性導致的一系列消極逐利行為不僅可通過政府采取公共政策予以管制，作為企業主體，也能夠通過私人對策最大程度地使外部性內部化。除了通過采取道德約束的方式，還可以通過明晰企業內部財產關系的做法以防止暗箱操作。科斯定理認為，在產權清晰界定的前提下能夠達到社會應有效率水平，然而其假設條件是交易成本幾乎為零且適用于當事人較少的情況，因此應用起來仍存在一定困難。信息不對稱問題在公司治理當中也較為普遍，針對信息不對稱條件下交易者策略行為的研究具有現實意義。企業的財務及會計活動涉及到多方利益相關主體，如政府、所有者、證監會、社會公眾等，如何采取有效手段以滿足這些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可以看作是企業的一種重要戰略選擇行為。以所有者（股東）為例，由于管理者比所有者更了解企業經營狀況，掌握更多內外部信息，所有者難以有效監督管理者的所作所為并評估其對企業的影響。因此，所有者無法依照管理者的表現對其進行全面、準確的獎勵和懲罰。這樣，管理者就可能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做出有損于所有者利益的決定。因此，股東往往通過采取一些激勵手段，如高管薪酬的方式，來有效緩解在公司治理中形成的委托-問題和信息不對稱，進而實現其利益最大化。與此同時，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也存在著非均衡的博弈行為，每個經濟主體的行為都會對他人產生影響，而各主體間也要根據其他方的反應來選取自己的決策行動及策略組合。如企業的股權變動、內部控制等行為必須考慮到其他各方的態度與行動，如何做出最優決策進而達到納什均衡，以及使自身成本與收益水平位于預算線規則約束之下等等，都是公司治理所需面對的重要問題。3、其他方面新常態的主要表現之一在于新的制度條件，即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推動作用，在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方向發展。市場經濟中，政府在基于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機理，引入短期價格粘性因素的基礎上，通過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結合，以最大程度降低使財政政策實際效果削弱的擠出效應，進而維持經濟穩定。通過政府行為及其財政政策的有效性，解決現代市場經濟中由經濟的負外部性而導致的市場失靈問題，明確市場主體的經濟責任。會計誠信缺失、舞弊行為的出現等現象，正需要發揮政府管制和證券市場監管職能，規范企業會計行為。政府通過在效率產量水平上向污染者課征經濟激勵性質的“庇古稅”，當企業增加單位產量時，通過繳稅的形式最終達到MPC=MSC，避免資源的無效配置；此外，排污許可制度的設立也可推進政府會計改革實踐，由于污染權的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傾斜，因此可通過給定減排數量R*，使得不愿支付相應單位污染權均衡價格P*的企業自覺選擇最優排污數量。通過發揮財政職能的對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配置、分配及穩定作用，以有效解決公共選擇中的出現的逆向選擇等問題，矯正競爭的不完善，保證會計記錄、計量及報告的客觀性及可靠性。當然，學界不乏對會計研究方向的劃分展開較為專業詳盡的評述探討，筆者在此側重于透過會計現象審視其背后蘊含的經濟學哲理思考，因此只是通過調查與分析式研究從宏觀層面指出了研究取向，缺乏實證研究與準確的數據分析，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具體指標下不同的具體情況及某一大類下不同項、款等的具體表現形式，未來還有待進一步展開更科學的規范性實證研究。
四、新常態下基于經濟學思考的會計研究前沿探索
新常態作為當前及今后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主題，對會計研究的進展提出了時代要求，而基于經濟學思考對會計研究進行深入分析將有助于更好地洞察會計行為背后的動因并針對性地提出相應對策建議。由此，對會計研究的前沿探索將從企業財會部門、政府及會計領域研究者三大主體展開分析，以期更好地促進會計研究的繁榮與創新。1、企業財會部門的改革深化。作為會計活動的直接承擔者，企業財務部門的會計領域改革深化勢在必行。在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只有做到及時響應市場需求、快速應對市場變化，才能使企業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利于不敗之地。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應當在科學合理的會計規則的約束下，制定完善規范的會計信息披露體系；保證公司財務報告的客觀性，如實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開展對會計活動的內部審計與外部監督，真實反映企業價值及經濟發展動態；加強財會部門中各崗位職責的鏈條對接，加強企業管理流程體系及信息化建設，構建會計誠信體系。2、政府政策的有效引領。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引領者，其財政政策及改革實踐對會計活動影響巨大。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多變放緩，我國經濟處于總體仍處于上行階段，但多以效仿其他國家先進研究模式方法為主，缺乏機制體制的改革優化。政府通過實行有效的財政政策以加快我國會計的國際化進程，適應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同時通過提供稅收等支持會計電算化、信息化進程，加強以大數據、云計算為主的數據驅動的創新，暢通會計信息的市場傳遞機制與供給渠道。同時，還應與當前生態友好型社會的建設相適應，如長三角率先啟動的中國排污權交易積極影響的產生，從而以會計行為方式切實提高環境質量。3、會計研究者的開拓創新。一方面，對于會計領域的教育者而言，應當積極探索會計研究的創新發展模式，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較受關注的例子如錢穎一教授提出以會計專業型碩士取代學術型碩士，以與會計學科系統的專業知識體系與清晰的就業行業相配比，培養學生的綜合管理能力。未來應當在對會計理論研究的基礎之上，讓高學歷會計型人才有機會深入公司內部營運與管理等實踐操作當中，切身感受經濟發展浪潮，以創業家與實干家的精神推動會計界發展。另一方面，對于會計領域的學者而言，要以會計專業知識的深厚扎根為基本，在深入了解其背后蘊含的經濟學理論的同時，創新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培養刻苦鉆研的科學精神，樹立全球視野，彰顯出當代大學生新理念引領新發展的戰略思維與素養，探索未來會計發展的新模式與方向，以不竭的創新之源促進會計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
作者:史夢鴿 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參考文獻
[1]財政部：關于印發《會計改革與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的通知（財會[2016]19號）[Z].2016.
[2]黃曉韡、黃世忠：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修訂熱點問題綜述[J].會計研究，2016，37（1）：25-30.
關鍵詞：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問題；措施
中圖分類號：[S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1
進入新時期以來，林業經濟管理已經應用到了計算機技術、現代農業技術及新型材料技術，林業管理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近年來，林業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在生態環境建設及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公眾對林業各個方面有了更加細致深入的了解。眾所周知，林業正在向著現在化林業方向邁進，進入迅猛的發展階段。因此，為林業實踐輸入新的血液，滿足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建設需求，增強理論方向創新指導，從而提高相關從業人員的素質和創新能力是當今林業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我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的意義
作為資源、生態和環境與經濟科學交叉學科的典型代表，林業經濟和資源環境等學科近年來的進展飛速，佐證了經濟和管理學理論發展的重要地位。究其原因，是因為大眾普遍認可并接受可持續發展理念，世界科學發展也有向這個方向發展的的趨勢。所以，這一類學科也在拓展傳統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林業經濟管理作為該學科領域的核心關鍵，需要進一步致力的學科建設。學科建設有助于學科發展，提升總體學術水平，并且對現今形勢下的國家生態環境和林業起推動作用。同時可以增強該學科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提高國家聲望。
我國現今倡導可持續發展政策，但事實上林業經濟方面極度缺少對實踐方面的理論指導建議。國家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大環境中，需要林業和生物環境建設的理論科學來和諧發展與資源和環境，實現兩者的協調。從該角度考慮，建設加強經濟管理學科是當今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項工作，現實意義重大。
二、當前我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存在的主要不足
近年來由于我國在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上進行的改革，以及在學科上的調整，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布局變化很大，一些高等院校已經把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和相關學科結合起來，這樣造成的結果是減弱了整體力量，并且也對相關的科研試驗與學科建設產生一定影響。當前我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主要存在以下幾點不足：
1.理論體系建設遲緩。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產生時期并不利于當時該學科的孕育成長，于計劃經濟時代出身就決定了它的先天不足，不利于后期的發展壯大。傳統上我們把學科大體分為關注林業經濟學、林業管理學和林業政策學三大部分，核心研究內容有森林資源的最佳利用、林產品市場與貿易、經濟因素對林業經濟影響。可是現在，它還涉及了生態環境的建設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中與林業相關的大多數研究領域，學科邊界愈發模糊，造成了其“交叉學科”特征更加明顯。不單單是這樣，對宏觀和政策方面問題的關注也變得愈發重要，甚至對于相關的理論和方法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具體來說，就是按可持續發展思想作為主導，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上建立起來的林業經濟模型有著嚴重的不足，因此理論體系的重新構建，就需要把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等相關經濟理論綜合運用起來。學科體系理論體系構建工作跟林業經濟實踐相比，存在著滯后問題，這樣在進行相關研究工作和人才培養等工作進行展開時，缺少系統理論的支持。
2.缺乏國際參與意識。造成我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在世界學術領域處于不利地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我國不重視林業經濟管理領域的研究，在世界上競爭力不足等。
3.人才培養工作與實踐脫節。人才培養是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重要責任。為林業經濟決策行為奠定了理論基礎，為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保障。而實際上，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學生對本專業并不認可，林業領域就業情況并不理想。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人才培養和實踐工作發生偏離，學生學習的知識并不能適應不斷發展的林業領域，因此，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應該與時俱進，不斷優化。
4.科學研究不適應社會實踐。在林業相關領域上，林業 經濟管理學科并沒有充分發揮其作用，學科的影響力有待提高。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目的是為我國林業政策、規范法規等提出建議，評定林業管理部門的發展及收益，管理林業生產經營方式方法等。目前的科學研究往往忽視了林權改革的目標與實質，導致現有的科研成果不能作為林業政策、規范法規的科學依據。
三、我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的建議
1.學科和學術隊伍建設。師資隊伍建設和學術梯隊的建設是學科點的核心。要充分利用各種方法，通過多種途徑，使本學科師資隊伍的整體水平得到明顯提升，進一步優化師資結構，培養出一批在國內外有較高學術影響的中青年專家；啟動人才工程，主要任務就是要引進和培養一些學術骨干，重點發展一些尖子，使他們成為學科界有影響力的學術領頭人；制定鼓勵制度，鼓勵科學研究，努力建設和發展積極向上的學術氛圍。2.人才培養。人才培養是學科穩定并長期發展的主要責任，要運用多種方法和各種途徑，使人才培養的水平得到顯著提高，讓本學科點早日成為為國家培養高質量、高水平人才的重要基地，以培養既精通理論知識、實踐能力又強，并且勇于開拓創新的高素質全面發展型人才。對人才培養進行整合并且使之優化，滿足當前的人才培養需求；優化軟硬條件，對實驗室進行重點關注，采購一批先進的實驗儀器和設備，軟硬件的改善兩手都抓。3.科學研究。針對目前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和熱門領域，應強化森林生態的建設發展與政策、區域林業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重視森林資源的環境經濟理論與方法等研究方向，將森林資源的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之中，將林業的長期穩定發展及社會生態環境的發展、將森林資源經濟、現代高科技技術運用在林業上來。4.實習基地建設。通過建設實習基地的方式，促進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發展，為學科建設提供技術基礎。應用高科技技術，建設林業經濟管理教學實習基地，全面提高教學水平。
四、結束語
總之，我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在建設過程中還存在諸多不足，亟待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體系，促進學科穩定、健康、高效發展。為了有效促進學科發展，應該建設高素質學術團隊，重視人才培養，開展科學研究，建設理論與實踐結合、人才培養符合社會選擇、學科理論研究與社會需要相符的新時期林業經濟管理學科。
參考文獻：
[1]孫榮江.淺談我國林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J].民營科技，2011（08）.
關鍵詞：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 公平與效率 稅收優惠政策
一、引言
當前，人口老齡化正在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趨勢，我國是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比較快的國家之一。據民政部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到1.67億，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2.5%。預計到2014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3億，到2030年前后我國將進入老齡化高峰。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經過不斷實踐和探索，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和建設取得了明顯進展。在基本社會養老保險方面，實現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法。但是現行的基本養老保險存在著繳費率低，替代率低，“空賬”嚴重等問題。這一切從客觀上也要求我國盡快建立包括企業年金、個人商業養老保險在內的多層次補充型養老保險體系。
2008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 “金融30條”，該意見提出了“研究對養老保險投保人給予延遲納稅等稅收優惠”的議題。國務院于2009年4月的《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中，進一步明確要“鼓勵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由財政部、稅務總局、保監會會同上海市研究具體方案，適時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產品試點。”
二、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概述
（一）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定義
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income tax-deferred pension）即個人養老金計劃，是指投保人在稅前列支保費，在領取保險金時再繳納稅款。
（二）個人養老保險的征稅模式
個人養老保險一般面臨三個涉稅環節：（1）雇員在購買商業養老保險過程中發生的費用是否允許從應納稅得中扣除，免征個人所得稅；（2）購買的養老保險在取得投資收益時是否征收所得稅；（3）雇員退休以后，按照保險合同領取養老保險金時是否征收個人所得稅。基于上述三個環節，個人養老保險金征稅模式存在如下組合：（見表1）
表1：個人養老金征稅模式及組合
（三）各種征稅模式的比較分析
一般情況而言，表中的極端模式是不會被任何一個國家所采納的。因為EEE過于偏向于納稅人的利益，給國家的財政收入造成嚴重的影響，而TTT模式又過于側重稅收的利益，從而使個人購買個人養老金計劃喪失了積極性。
從對國家發展個人養老金計劃的激勵效果來看，延遲納稅模式的激勵效用超過了非延遲納稅。因為在這一模式下，第一環節是免稅的，這樣就很容易誘導個人參與養老金計劃的積極性，實踐證明，現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也都選擇了延遲納稅模式。
由于延遲納稅有三種模式，即EET,ETE和ETT，下面主要就這三種模式所產生的不同經濟效應進行分析。
1．從稅收優惠角度來看，EET要高于其他兩種組合。EET模式是對員工在退休后領取養老金時進行征稅。實際上，由于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累進稅率，而且一般情況下員工在退休后的收入水平要比在職的大部分時間要少，從而使他們在領取養老金時所適用的邊際稅率要比繳費階段來的低。
2．從財政壓力角度來看，表面上看ETT對財政壓力來的最小，畢竟它是雙層征稅，但在某些情況下倒也不見得。就我國而言，如果對投資收益環節征稅，由于我國在現行情況下難以掌握個人確切的投資收益信息，增加了這一環節征收的成本，沖抵了所獲得的財政收入，而且投資收益本身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對于員工來說，政府對投資收益收稅，也會打擊他們購買個人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從而阻礙保險業的發展，政府也喪失了保險業營業收入所帶來的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所以，總的看來，采用EET模式對政府的財政壓力是最小的。
上述的比較說明，EET組合不失為延遲納稅模式的最優選擇。下面通過一張表格（見表2），比較EET,TEE,TTE,ETT這四種養老金征稅模式在相同的條件下，最后的養老金凈收入，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EET模式對員工購買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的吸引力。
表2：四種養老金模式對個人收入的影響
注：假設個稅率25%，投資年收益率10%，投資期限為5年，不考慮通貨膨脹
三、基于美國個人養老保險稅收優惠政策的分析
在實施延稅型個人養老保險的國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401K計劃。按該計劃，企業為員工設立專門的401K賬戶，員工每月從其工資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不超過25%），而企業一般也為員工繳納一定比例的費用。員工自主選擇證券組合進行投資，收益計入個人賬戶。員工退休時，可以選擇一次性領取、分期領取和轉為存款等方式使用。
401K計劃它的稅收模式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享有延遲納稅的稅收優惠政策。美國的401K計劃它所采用的模式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過的最優模型EET，僅在個人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時候，對所領取的養老金征收所得稅。
（二）每期投資的扣除限額。由于稅收的優惠政策，所以高收入職員比低收入職員更愿意將更多的收入存入個人養老金賬戶來避稅。因此，美國政府為了避免當期政府稅收大量流失，在401K計劃中，對員工采取定額限制，員工最多可存入15000美元，超過50歲者可存入20000美元，同時規定最高免稅額不能超過工資的25%。
（三）資金的穩定及使用時間上的限制。個人退休賬戶內的資金是為了保障員工退休后的生活，通常資金一旦存入了賬戶就不能再作他用，包括投保金額和在此期間獲得的收益將一直保存到員工退休時才能支取出來，如若有提前支取的需要，則必須繳納10%的懲罰稅。
從美國的個人養老保險稅收優惠政策來看，有幾點經驗是值得我們國家學習的：
1．政策出臺前必須得到稅務部門的支持。從美國對于個人養老保險投資的扣除限額中可以看出，這一額度肯定是得到了美國稅務部門的支持的，并且在他們可以承受的范圍內。
2．稅收優惠政策設計必須體現激勵性和公平性。一方面，如果扣除的額度太低，就會打擊員工參與個人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如果扣除的額度太高，就會產生不公平，使高收入者能更大限度的合理避稅，從而導致貧富差距的加大。
3．嚴格的監督是個人養老保險發展的保障。必須建立嚴格的監督體系，監控個人養老金賬戶內的資金狀況，使這一部分資金能處于穩定的狀態之中。
四、未來我國個人養老保險稅收優惠政策的選擇
當前我國的商業養老保險屬于非遞延型養老保險，個人購買的養老保險不能在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但同時在領取養老金時也是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從上面的研究來看，絕大多數國家都采用EET模型，所以這一模式也是未來我國發展個人養老保險稅收優惠政策的必然選擇。但對于延稅模式的具體做法，目前世界上的主流做法主要有三種，下面就我個人的理解來加以闡述。
方法一，全額扣除法，把個人收入中用來購買個人養老保險的部分予以稅前扣除。這個方法最大的好處在于可以最大限度調動老百姓購買商業保險的積極性，促進我國保險業的發展，解決我國當前社會保障體系所存在的養老金替代率低問題；同時，隨著未來養老問題的解決，當前我國面臨最大的經濟問題即如何拉大內需也會迎刃而解。
從政府的財政壓力角度上來看，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剖析。一方面，由于允許員工將購買個人養老保險的收入予以稅前扣除，當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數額會減少，增加了國家的財政負擔，這是它的負效用；另一方面，由于調動了老百姓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促進了我國保險業的發展，使保險業的營業收入大幅度增加，營業稅的增加可以部分或者全部替代個人所得稅所帶來的損失。
方法二，限額扣除法，這一方法的參照模型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采取比例限制（規定繳費占工資的最高比例），也可以采取定額限制（直接規定允許免稅的最高繳費額），也可以采用兩者的混合限制。
這一方法從激勵效應上看，它沒有第一種方法來的那么好；從對政府的財政收入壓力方面，比第一種來的更加的溫和和富有彈性；當然第二種方法最大的優點在于它考慮了收入在分配的公平性，避免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至于對于具體的抵扣限額，我們既可以參照與個人所得稅一樣的方法即全國統一標準，也可以讓國家給一個扣除額的上限和下限，讓地方政府根據當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維持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費以及保險市場的發育程度等因素來決定具體的扣除額。這一方法的好處在于避免了“一刀切”問題，充分考慮了不同地區的差異。
方法三，延期繳庫法。這是一種保守的做法，繳費的時候暫不繳納所得稅，但是先確定未來個人應繳納的所得稅，在領取養老金的時候再補繳。這一做法僅僅是在納稅義務發生的時間上發生了改變，沒有改變納稅義務。但是這一做法存在的一定的問題，它會降低未來養老金的實際替代率，從而違背了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稅收優惠政策的初衷。
綜合上面三種模式，限額扣除法相對而言是最為妥當的，它一方面考慮了這一方法對老百姓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積極性方面的調動；另一方面它也考慮了我國財政收入壓力方面的問題，而且限額扣除法能夠適應我國目前個人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避免給予收入過高者過度的稅收優惠，從而擴大收入差距。
五、結束語
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加劇，以及社會對社會保障問題的關注，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為我國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模式，上海即將作為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試點城市就說明了政府對這一問題的重視。但考慮到目前我國稅收體制存在的問題，一旦實行了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首先如何解決我們稅收體制和保險體制存在的監管問題，從而保障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這部分資金的問題和安全；其次，分類所得稅制如何調和的問題，我們是對用工資薪金所得用來購買個人養老保險的部分允許扣除還是對其他收入所得都允許扣除；還有既然政策制定上要考慮到公平性問題，那政府在制定稅收優惠政策時如何保障本來就夠不到個稅起征點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他們未來的社會保障如何去解決，所有的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的政府去解決的。本文只是曾基本層面上對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作了初步的分析，并對該制度的具體選擇進行了解釋，希望能為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早日出臺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參考文獻：
[1]張云鵬.關于建立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探討[J].改革與開放,2009,(7):32 ―33.
[2]王瑩.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基于稅收優惠政策的思考[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2010(1):73- 77.
[3]梅哲群.美國401 K 計劃對我國年金保險制度的啟示[N].中國經濟時報,2007-11-26(5) .
[4]馮曉曾：《應實行商業養老保險稅收優惠》兩會專題
[5]陳慶華.美國的老年社會保障制度，世界經濟，2007年3月
[6]喬潮：《個人養老保險問題的思考》西安航空技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6期
作者簡介：董巍峰（1988.3―）男，浙江寧波人，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國民經濟學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經濟體制與政策研究.
【關鍵詞】股票指數 宏觀經濟 利率
引言
考慮到股票價格指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國股市的發展狀況，研究在一定市場規模下的股票價格指數與貨幣供應量、利率和貨幣供給量的關系，可以更好地認識到我國股票市場與國民經濟之間的關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我國股票市場是否對國民經濟有重要的作用，可以更深入地探究我國的利率及貨幣供給量等的貨幣政策是否對股票市場有重要影響等，這對我國股票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和我國相關政策的制定都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采用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我國股價指數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本文主要應用到計量經濟學研究方法，如協整關系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等，進行分析研究。
一、檢驗方法介紹
（一）ADF檢驗
ADF檢驗將DF檢驗從AR（1）擴展到AR（P）的形式，即：
若拒絕零假設，則時間序列是平穩的；若接受零假設，則時間序列式非平穩的。
（二）Johansen協整檢驗
在多變量的協整分析中，較常用的方法是Johansen協整分析方法。該方法主要包括兩步：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檢驗協整關系的個數；第二步就是做統計推斷。
在第一步中，運用了矩陣代數的知識。設γ代表Π的秩，這一步可以用以下形式描述：
首先考慮H00。如果原假設不能被拒絕，那么我們得到結論，不能拒絕系統內的變量不存在協整關系。相反，如果這個原假設被拒絕，則暗示系統內至少有一個協整關系。在拒絕H00的情況下，接下來繼續檢驗H01。如果H01不能被拒絕，則得出結論，γ=1。相反，如果H01被拒絕，那么接下來繼續檢驗H02依次來推。
在第二步中，Johansen提出以下兩個統計量，
其中， 指的是矩陣Π的特征根的估計值，T是有效的樣本大小。Trace統計量中的“Trace”就是矩陣的跡，而“Maximal Eigenvalue”的意思是“最大特征根值”。如果統計量 或者 顯著不為0，則拒絕對應的原假設H0，r。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格蘭杰因果關系可以用來檢驗某個變量的所有滯后項是否對另一個或幾個變量的當期值有影響。
考慮一個含2個變量的VAR（p）模型，即：
基于以上系統，如果上式中y2，t-j的系數都為0，則我們說y2t不是y1t的因果關系，即格蘭杰因果關系對應的原假設是：
備擇假設是這些系數中至少有一個不為0。
（四）脈沖響應函數
單位殘差脈沖響應函數，衡量的是變量序列在殘差變化一個單位后受到的動態影響。利用VAR模型的VMA（∞）形式：
這個表現形式暗示著下列關系式：
對應的單個變量的形式可以寫成：
其中刻畫了第j個隨機擾動因素（εjt）在時期t發生一個單位變化對VAR模型中第i個變量在時間t+h對（yi，t+h）的影響情況。
二、變量與樣本的選擇
（一）變量選擇
本文選取貨幣供應量M2、銀行間拆借利率R、工業增加值IP來作為宏觀經濟變量的研究對象。選取上證綜合指數SZ來代表股票價格指數。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期間取2008年第1月至2012年7月，共55個月。所使用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金融年鑒》、東方財富網。
三、實證分析
為了減少數據的劇烈波動，先對各變量數據就行對數化處理。處理后的各變量符號分別為：LNM2（廣義貨幣供應量）、LNIP（工業增加值）、LNR（銀行間拆借利率）、LNSZ（上證指數）。
（一）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如果對變量直接回歸，可能出現偽回歸現象，因此必須先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4個變量分別作ADF檢驗，結果如表1：
表1 ADF檢驗結果
注：DLNSZ表示SZ的一階差分，其他類同
由表1可知，序列LNSZ、LNM2、LNR、LNIP接受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4個序列都是非平穩的。但4個序列的一階差分的ADF值都小于相應的1%和5%臨界值，因而都拒絕原假設，即一階差分序列都是平穩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各變量符合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可以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
（二）Johansen協整檢驗
本文采用Johansen方法檢驗SZ、M2、IP、R之間的協整關系。結果如表2：
從而得Johansen檢驗的標準化的方程為：
LNSZ=LNSZ-0.114690LNR+0.332469LNM2-0.341592LNIP+ξ
由上式可知，上證指數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根據上面的長期均衡關系，上證指數與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呈負相關關系，與廣義貨幣供應量M2呈正相關關系，這都與前面的討論相一致。而此式顯示上證指數與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這與前文的討論不一致，具體原因在下文中進行分析。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由LNSZ、LNM2、LNIP、LNR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可以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4：
注：以上檢驗中結論是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做出的檢驗滯后階為2。
由表4可知，至少在97%的置信水平下，LNR是LNSZ的格蘭杰原因，即可以認為利率是引起股價指數變動的一個直接原因；而至少在90%和84%的置信水平下，LNM2和LNIP不是LNSZ的格蘭杰原因，即可以認為貨幣供應量和工業增加值不是股價指數變動的直接原因。
（四）平穩性檢驗
VAR模型穩定性要求所有單位根都在單位圓之內。從圖1可以看出，模型是穩定的。
（五）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是用來衡量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其他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軌跡，它能夠比較直觀地刻畫出變量之間的動態交互作用及效應。圖2給出了變量間沖擊的影響。橫軸代表追溯期數，這里為10；縱軸表示因變量對個變量的響應大小。實線表示響應函數曲線，兩條虛線代表加減兩倍標準差的置信帶。
由上面3圖可以看出，股票價格指數受到工業增加值一個單位正向標準差沖擊后，股價指數上升，第2個月達到最大值，然后逐漸縮小，在第6個月趨于平穩；股價指數受到利率一個單位正向標準差沖擊后，先逐漸變小，在第6個月達到最小值，然后逐步回升；股價指數受到貨幣供給量一個單位正向標準差沖擊后，先逐漸變大，第2個月達到最大值，然后逐漸變小，第3月后趨于平穩。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經過上述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本文得出股票價格指數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如下：
1.我國股票價格指數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利率與股票價格指數是負相關關系。并且利率是引起股價變動的一個原因。再者，利率的變動對股價指數的影響是較為長久的。
2.貨幣供應量和工業增加值與股票價格指數是正相關關系，但它們不是引起股價指數變動的直接原因。而且它們只會引起股價指數的短期波動。
（二）政策建議
為了促進我國股票市場的可持續發展，充分發揮經濟晴雨表的作用，作為管理層應該努力消除各種不良因素。
一是應該積極鼓勵優質公司在A股市場上市，在推動優質海外上市公司回歸A股的同時，積極引進外國優質公司來境內上市，并大力推進虧損公司退出機制，清楚市場中已無發展能力的公司，從而提高我國股票市場上市公司的整體質量。
二是加快我國金融機構的改革，提倡金融混業經營以促進社會資金在銀行和股市間的合理流動，拓寬股票市場貨幣量的進入渠道。同時，加強對公眾投資理財的引導和教育，增強人民群眾的理財意識，提升股票市場的參與度。
三是調整政府角色，減少政府對股票市場的直接干預，建立和健全股票市場的規章、制度，增強股票市場的透明化、公開化，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強股票市場的監管，創建公平合理的市場環境，穩定投資者的信心。
參考文獻
[1]程健暉.宏觀經濟變量對我國股市價格行為影響探討[J].財經界，2009（5）45-46.
[2]劉洋，戚禎.股票價格與宏觀經濟變量間的實證研究[J].特區經濟，2011（6）104-106.
林張之爭以特定學科的特定學派的視角為出發點，是多種討論方向之中的一種。但是，由于兩位學者具有影響力，所以各界對于產業政策的理解可能被鎖定在特定的方向之上。比如，即使顧昕以大批量地介紹不同學科的經典文獻的形式加入論戰，間接地提示了討論產業政策的不同方向，各界的思考仍然主要圍繞特定的議題進行。考慮到產業政策的復雜性，這種鎖定效應不利于全面地理解“產業政策是不是個好東西”。
三種討論方向：經濟學、政治學與管理學
現實中的產業政策涉及經濟理論、政治邏輯和管理實踐。因此，重要的是如何設定討論的起點、協調不同學科的研究的關系。實際上，關于產業政策的討論，可以有三個起點：一是將經濟學（特別是特定流派的經濟學）作為起點，假設在解決了經濟學問題之后，政策當局自然會決定取舍進退，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問題也會迎刃而解;二是將政治學作為起點，強調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何種產業政策，討論的重點是經濟意識形態、政治結構如何規定了政策選擇的空間;三是將管理學作為起點，認為政治經濟環境決定了后進國家必然推行產業政策，所以如何抑制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收益是討論的關鍵。
產業政策具有不同的側面，理想的討論格局是三種方向并存。實際上，這也是國際學術界關于產業政策的討論的基本形態。但是，林張之爭及其激發的后續討論表明，中國各界關于產業政策的討論為特定流派的經濟學主導，部分政治學家的意見沒有充分體現應有的問題意識，管理學者則基本沒有發出聲音。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制造2025等產業政策相繼推出、產業政策的經濟學論戰難以結束的背景下，認識產業政策的政治背景是進行討論的前提，從管理學的角度提高政策收益是討論的關鍵，特定流派的經濟學主導討論未必合宜。
經濟理論：難以結束的論戰 豐田代表了日本汽車行業的精益生產模式（圖為豐田汽車博物館）
林張之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是，這場爭論只是世界范圍內的產業政策之爭的一個并不典型的組成部分。
在產業政策問題上，兩位學者的區別主要在于政府是否應該介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林毅夫認為，由于企業未必能夠解決外部性和協調失敗問題，所以有為政府的協助可能是有益的。進一步來說，他試圖以有為政府和潛在比較優勢的實現過程為支點，構筑新結構經濟學。相反，張維迎從奧地利學派的邏輯出發，認為政府不但難以識別哪些產業具有潛在比較優勢，而且介入必將擾亂市場機制并引起尋租活動，產業政策不過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兩者在政策層面的差別并不巨大，在理論層面也比較接近。就前者而言，林毅夫一再表明，他只是主張政府在企業已經開始生產活動之后進行介入，而且這種介入盡量不要以補貼的形式進行。在進行這種澄清之后，兩者的距離已經縮小。從后者來說，如果以是否高度重視市場的作用來區分經濟學流派，那么兩者都屬于強調市場作用的經濟學家。但是，既然政策層面的差別并不明顯，又具有相近的理論背景，為什么這場論戰會長期持續？
實際上，盡管都強調市場的作用，但是他們的經濟哲學不同。林毅夫在研究方法上借鑒新古典經濟學，他的經濟哲學以包括官員在內的經濟主體的理性為基礎。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他才認為由理性官員組成的政府可能解決產業發展中的一些問題。但是，張維迎的經濟哲學更接近奧地利學派，對于官員的理性以及有為政府從根本上持懷疑態度。正如經濟哲學的差異導致張維迎推崇的米塞斯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新古典經濟學色彩的蘭格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核算論爭難以結束一樣，林張之爭長期持續的原因之一也是經濟哲學的不同。
如果說經濟哲學的不同讓肯定市場機制的林毅夫和張維迎在產業政策問題上難以取得共識，那么對于市場的不同認識則是世界范圍的產業政策之爭一直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林張之爭中，張夏準的身影隱約浮現。在國際經濟學界，張夏準是最為典型的產業政策論者，他主張的產業政策遠超林毅夫界定的范圍。張夏準的產業政策論的出發點是市場機制在后進國家無法實現資本形成，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接下來，他主要通過比較歷史分析來論證產業政策可能推動經濟發展。[1]由于張夏準和張維迎代表了產業政策的經濟學研究的兩個極端，所以我們以假想張維迎和張夏準之爭的方式來說明為什么世界范圍內關于產業政策的經濟學爭論難以平息。
從張維迎的角度出發，無害的產業政策必須滿足以下條件：第一，政府只能在企業已經進行生產，并且遇到難以克服的問題之后才進行介入。第二，介入所引發的尋租成本必須等于零或趨近于零。依據公共選擇理論，尋租成本的大小基本等于政府投入的政策資金的規模。所以，這意味著政策資金等于零或趨近零。第三，政策資金的機會成本為零或趨近于零。資金的機會成本指資金投入其他用途時可能產生的收益。一般來說，只有在政策資金的規模等于零或趨近于零的情況下，其機會成本才為零或趨近于零。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張維迎將會對張夏準提出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政府是否能夠以完全不投入或只投入很少政策資金的形式推行產業政策？第二，如果介入以投入大量資金為前提，那么如何以主流經濟學家可以接受的形式論證政策的合理性？
從上文對于張夏準的分析思路的介紹來看，不伴隨大量資金投入的產業政策基本不在他的思考范圍之內。同時，既然出發點是對市場機制的懷疑，張夏準也就無意在主流經濟學的框架內進行討論。因此，張維迎和張夏準都將難以說服對方。實際上，國際經濟學界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相持不下的原因，與本文假想的二張之爭難以結束的原因大體一致。
但是，產業政策的支持者必須回應從張維迎的研究中提煉出來的尖銳問題。筆者認為，回應的要點在于跳出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作為張夏準理論基礎的激進發展經濟學，引進產業政策的政治學和管理學，回到產業政策的實踐之中。
與通常的分類不同，產業政策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基本不花錢的和花很多錢的。基本不花錢的產業政策符合尋租成本和機會成本為零或趨近于零的嚴苛標準，而花很多錢的產業政策的可行性則可以在政治學、管理學框架之下進行討論。在產業政策之爭中，產業政策的支持者沒有明言基本不花錢的產業政策，引起了諸多誤解;同時，他們沒有將政治學和管理學引為援軍。因此，這些學者既難以用反對者們可以接受的邏輯說服他們，也難以用反對者們難以挑戰的邏輯發展自己的主張。
政治邏輯：被忽視的背景
產業政策不是單純的經濟學問題，而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現象。一方面，產業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基于政治邏輯而出現;另一方面，在某些產業，評價產業政策的標準不僅是經濟利益，也包括政治收益。因此，政治邏輯是后進國家討論產業政策的重要背景，盡管這個背景在林張之爭中并未出現。
首先，在政策實踐之中，產業政策出現的契機往往是政治邏輯。凱恩斯曾經提及，看似自由的政策制定者其實不過是已經去世的經濟學家的思想奴隸。經濟思想的影響的確不可小覷，但經濟思想內化為官員的行為準則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同時，政策實踐表明，產業政策的出現未必以經濟學的突破為前提。在戰后日本，最早的產業政策是所謂“傾斜生產”。當時的情況是，啟動生產活動的瓶頸在于煤炭和鋼鐵的供給有限。為解決這一問題，政府接受有澤廣巳的建議，將有限的資源重點投向煤炭和鋼鐵部門，首先恢復它們的生產。這種政策的理論基礎顯然是“生產手段部門優先原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日本政府接受了左派政治經濟學。同樣，韓國政府大規模推行產業政策不是因為經濟學家證明了產業政策的有效性，而是由于當時的政府官員具有強烈的追趕意愿。類似地，在啟動市場化轉型的1980年代，中國借鑒日本的經驗不是因為支持產業政策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戰勝了反對派。實際上，產業政策之所以在這一時期被政策部門接納，一方面因為政府志在趕超，另一方面因為產業政策為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作用預留了空間，更容易為傳統上傾向于宏觀控制、同時又需要推進市場化改革的計委系統接受。在現階段，產業政策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完全放棄產業政策不具有可行性。
其次，由于產業政策往往基于政治需要而出現，所以評價產業政策的標準未必是單一的。在這個問題上，京東方的案例具有啟發意義。過去十年間，京東方從零開始，成長為世界第五大液晶企業。其間，投資總額超過兩千億元。這一投資規模是中國工業史的紀錄。無疑，這些投資和政府介入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對于這個案例，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難以做出肯定的評價。但是，政治學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關鍵的視角。
近二十年來，隨著生產技術日益被整合進生產設備，液晶產業的競爭焦點已經轉向投資能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國企的京東方如果發揮投資能力的優勢，不但可能繼續提高市場份額，而且可能將日韓、臺灣地區（液晶產業的主要集聚地）的相關企業置于自身的影響之下。直白地說，如果京東方成為世界最大的液晶企業，那么東亞其他液晶企業將不得不聽命于京東方。對于關注產業政策的政治學者來說，在東亞地區存在復雜的經濟關系和地緣政治的背景下，這才是京東方的戰略意義之所在，罔顧這種產業政策所可能具有的政治意義，只在經濟學的意義上進行收益分析可能是短視的。
在中國，介入產業政策爭論的主要是熟諳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因此，社會各界可能認為產業政策首先是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但是，這個認識未必準確。
首先，在研究史上，產業政策可以上溯至李斯特和格申克龍，而他們的研究難以歸入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李斯特和格申克龍在總結早期工業史的基礎上，主張以包括政府介入在內的制度性手段啟動工業化進程，發揮后發優勢。盡管沒有直接使用產業政策這一術語，但是他們的工作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更為重要但經常被忽視的是，他們一致認為，后進國家是否能夠形成關于經濟發展的積極的意識形態是開啟工業化進程或實現后發優勢的前提。在他們的分析框架之中，產業政策不過是這種經濟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依據這個邏輯，產業政策是不是個好東西首先是政治學問題，而不是經濟學問題。
其次，可能讓很多讀者意外的是，推動產業政策正式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主題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政治學家;推動相關研究持續發展的主要也是政治學家和具有政治學問題意識的學者。正是這批被稱為發展型國家論者的學者的研究使得產業政策在社會科學研究之中獲得市民權，主流經濟學家只是在1990年代之后才介入這一領域。不過，盡管發展型國家論在世界性的產業政策爭論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中國版產業政策爭論之中，發展型國家論很少被提及。[2]
發展型國家論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龍的研究具有共同點。發展型國家論者認為，發展意愿是政府啟動產業政策的前提。在這個問題上，高柏關于發展主義的研究值得一讀。[3]很明顯，發展型國家論者所說的發展意愿或發展主義和李斯特、格申克龍強調的積極的經濟意識形態基本上是同義語。實際上，發展型國家論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龍的理論結構具有共同點：他們都將產業政策視為由經濟意識形態決定的因變量。進一步地，沖本?丹尼爾的研究表明，特定的經濟組織結構推動了具有發展主義傾向的經濟意識形態的形成，并和這種經濟意識形態一起規定了產業政策的形態和效果。在這里，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什么樣的產業政策處于由經濟組織結構、經濟意識形態和產業政策組成的邏輯鏈條的末端。[4]
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認為發展型國家論者的產業政策論只是對歷史事實的堆砌，沒有嚴格地論證產業政策是否推動了經濟發展這一關鍵問題。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發展型國家論存在兩個研究傳統，而這樣兩個研究傳統之下的產業政策研究截然不同。
管理實踐：被懸置的要點
正如批評者們指出的，發展型國家論者的主流研究試圖以列舉政策措施的方式來完成關于政策介入和產業升級之間的邏輯關系的論證。但是，發展型國家論者的一批被忽視的研究則構成了另外一個研究傳統。在這個研究傳統之下，分析的重點是政府介入如何推動了企業能力的形成。這種研究方向以阿貝格蘭的著述為開端，以阿姆斯丹的研究為代表，也存在于金麟洙的著作之中。近年來，這種研究和演化經濟學家以及企業史家的產業政策論逐漸合流。更重要的是，這組研究和斯蒂格利茨、羅德里克等新古典經濟學的反叛者關于信息不對稱、后進國家企業的成本結構的發現過程等問題的理論模型相互支撐。由于這些研究都關注企業的生產過程或管理過程，所以這些研究的發展可以稱為產業政策研究的管理學轉向。在世界范圍內，這種轉向正在成為產業政策研究的熱點。[5]但是，在中國版產業政策爭論之中，這種變化被忽視，管理問題被懸置起來。
在國際學術界，上述轉向出現之前，大量研究集中在政策資源和產業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方面。換言之，主流研究主要關注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是否在統計學的意義上推動了產業發展。但是，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全要素生產率等常用的統計指標在發展中國家難以準確地測度。第二，正如下面的案例所表明的，在政策實踐之中，政府介入和企業能力之間的關系未必能夠通過回歸分析的方式體現出來。
約翰遜曾經將產業政策區分為兩種：企業合理化政策和產業結構政策。這樣的分類對應的實際上就是前文提及的基本不花錢的產業政策和花很多錢的產業政策。企業合理化政策主要指在企業層面提高企業能力的政策，涉及協助企業引進先進管理方法、提高產品質量、穩定勞資關系、提高勞動生產率等方面。但是，在很長時期內，這種產業政策完全被遺忘。近年來的企業史研究表明，這種政策所需資金極少，以下案例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政策的作用機制。[6]
眾所周知，以豐田為代表的日本汽車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在精益生產方式之中，而組裝廠和配件廠的高效合作是精益生產方式的要點之一。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政府在這種合作關系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1950年代初期，豐田競爭力不強。在這一時期，豐田不重視企業間技術合作，負責對配件企業進行技術支持的只有三人;配件企業技術水平不高，難以配合豐田。為解決這些問題，中央和地方政府為豐田系企業提供了管理咨詢。咨詢涉及配件企業的管理體系以及豐田與配件企業的協調機制。政府系管理專家依據當時汽車產業最先進的管理原則，對配件企業在具體業務環節的表現以記分的形式給予評價并提示了改進方向，指出豐田負責與部件廠聯系的采購部應該增加人員并強化技術指導能力，建議增強組裝廠與部件廠之間的信息交流。在這次咨詢之后，豐田強化了和配件企業的技術交流。同時，政府系管理專家建議將協豐會（豐田系列配件企業的組織）的功能從聯誼變為信息交換。另外，當時的豐田缺乏足夠的資金切實地支持配件企業提高技術水平，而配件企業技術水平的落后影響了汽車的質量。為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在1960年代為配件企業提供了規模不大的資金支持，主要用于解決共性技術問題。考慮到在后來的精益生產方式中企業間技術合作和信息交換的重要性，可以說，上述管理咨詢和有限的資金支持為精益生產方式的形成提供了部分基礎。
上述案例中的政策實踐基本符合關于產業政策的嚴苛經濟學限定，其本質是以極低規模的資源協助已經進入特定產業的企業解決能力形成中的關鍵難題。這類產業政策存在于東亞的政策實踐，正在成為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學習東亞經驗的新重點。但是，這類產業政策基本沒有進入中國各界的視野。
在基本不花錢的產業政策之外，也存在花很多錢的產業政策。這類產業政策往往體現為政府以提供大量資金的形式推動企業進入某個新興產業。在林張之爭中，焦點就是這種產業政策。在這里，我們可以再次回到京東方的案例。
由于投資金額巨大，所以政府支持京東方的過程之中或許存在某種程度的尋租成本，巨量資金的機會成本自然也是龐大的。從產業政策支持者的思路出發，我們或許可以認為，液晶產業對于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意義，而企業難以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況下完成如此規模的投資。但是，由于這類產業政策不符合主流經濟學為產業政策設定的條件，難以為產業政策的批評者接受。
不過，管理學能夠為論證這種產業政策的必要性提供參考。產業的發展歸根結底是企業能力發展的結果，而企業能力的形成需要相對穩定的環境。依據這個思路，有學者根據動態能力理論和演化經濟學，以技術研發和生產活動為中心，細致地勾勒了政府介入和京東方的企業能力之間的動態關系。[7]盡管關于這類產業政策仍將存在爭論，但是上述管理學研究無疑拓寬了研究的思路。另外，關于如何抑制尋租成本，已經存在大量值得政策制定者參考的研究。
現實選擇：三種討論方向的綜合
林張兩位先生圍繞產業政策的多輪交鋒打破了學術界回避爭論的慣例，以理性的辯論的形式讓一個重要政策議題出現在輿論場的聚光燈之下。但是，如果在林張之爭或產業政策的經濟學的范圍內畫地為牢，不但會將復雜問題簡單化，而且可能出現簡單問題復雜化的局面。所謂復雜問題簡單化指將本來具有豐富的政治學背景和管理學內涵的產業政策問題簡單化為純粹的主流經濟學問題;所謂簡單問題復雜化指爭論的長期化導致政策制定部門無所適從，連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已經被證明有效的政策措施都難以采用。
強調產業政策的政治學和管理學，用意不在于解構產業政策的經濟學。實際上，產業政策的實踐之中存在大量問題，張維迎的批評有其意義。同時，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持續發展有可能為產業政策提供理論依據。但是，正如產業政策的經濟學的意義難以被完全解構一樣，產業政策的政治學和管理學的價值也無法忽視。當下的局面是，在主流經濟學主導的討論方向上，我們難以對于產業政策是不是個好東西做出明確的判斷;產業政策的政治學揭示了產業政策出現的背景、對于評價產業政策是不是個好東西給出了不同的判斷標準;產業政策的管理學則可以對產業政策進行全新的分類，有助于提高那些已經被證明是好東西的、特定類型的產業政策的政策收益并降低其政策成本。
厘清產業政策的三種討論方向的意義之后，現實的選擇或許應該是綜合三種討論方向，具體地分析兩種產業政策。首先，應該積極推進符合苛刻的主流經濟學標準的、基本不花錢的產業政策。其次，對于花很多錢的產業政策，在主流經濟學家的爭論取得進展之前，考慮到政治邏輯決定了中國政府不可能完全放棄這種政策，更有意義的思路是結合管理學和演化經濟學的相關研究，找準企業能力形成的關鍵點、相應地設計政策措施，盡可能地使這種產業政策成為好東西。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注釋：
[1]Ha-Joon Ch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Macmillan， 1994;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肖煉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2]關于發展型國家論，可以參考朱天飚主持選譯的比較政治經濟學書系。
[3]高柏：《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安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Daniel， Okimoto，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James Christian Abegglen，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Press， TBS Britannica， 1970; Mario Cimoli， Dosi Giovanni， and Joseph Stiglitz eds.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uce Greenwald and Joseph Stiglitz，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 2（1986）; Ricardo Hausmann and Dani Rodrick，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2（2003）; 尾高煌之助、松茂著：《幻の政策振法：分析とオラル?ヒストリによる解明》，日本新社2013年版; Ohno， Kennichi， Learning to Industrialize： From Given Growth to Policy-aided Value Creation， Routledge，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