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4 10:56:37
導語：在民族文化差異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語言；民族文化心理；翻譯
引言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和發展起來的具有本民族特點的文化,是對民族文化在不同階段的一種反映。民族文化心理是指一個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并以精神文化形式積淀下來的集體性的心理走向和精神狀態。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傳統之中，但是由于時代的變更和發展，它也在不斷的發展和改變，而且涉及到人生態度、情感方式、倫理道德、思維模式、審美情趣以及價值觀念等各個方面。民族文化心理和語言息息相關，語言不可能脫離文化心理而單獨存在。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族的文化和語言。本文將著重分析中西方民族文化心理中情感方式，思維模式以及價值觀念的差異來探究其對翻譯的影響。
一、情感方式與翻譯
在情感方式上，中國人由于長期受到中庸之道的影響，尤其偏重情感上的內斂與含蓄。我們往往注重國家與家庭情感，將個人情感置于次位，就如中國文化中提倡’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獻精神一樣。然而西方人則不然，他們的情感自由奔放，注重個人情感。他們不會自我壓抑來成全他人，追求的是個人情感的愉悅與自由。李商隱《無題》中的這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其中的“絲”字與“思”諧音，體現出的是思念，并將思念之情比作春蠶吐出的絲，無休無止。“蠟炬成灰淚始干”此句中也暗含比喻，將自己無盡的痛苦比作淚流不止的蠟燭。這兩句詩句中深深的思念之情并沒有直接體現出來，給詩句增添了一種朦朧美。許淵沖先生將這兩句詩譯為“springsilkwormtillitsdeathspinssilkfromlovesickheart,andcandlesbutwhenburneduphavenotearsshed.”“till”充分體現了對對方的無盡思念之情，而且許先生為了使西方讀者更好的理解詩句，特地增加“lovesickheart”一詞，直白體現出詩句中的思念之情，雖然詩句失去了本身的朦朧美，但是這種譯法卻更符合西方人情感的自由奔放，不受壓抑。
二、思維模式與翻譯
各個民族的文化心理差異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民族思維模式不同。思維方式的差異導致中西方語言表達上的差異。中國人偏重螺旋式思維，在語言表達上善于百轉千回、迂回盤旋。然西方人偏重直線型思維，語言上注重直白明了、開門見山。在中文中，我們往往將最重要的信息置于句尾，在主要內容之前我們會加上一系列的形容詞、副詞等來修飾，而在英語中，句子的重心往往在句首，修飾的成分緊隨其后。這皆是螺旋式思維和直線型思維的直觀體現。例如，這是一位穿紅色連衣裙的老太太。在看到穿紅色連衣裙的時候，我們心中往往出現的是一個妙齡少女，當看完整句時，才恍然大悟。但是譯成英語：Thisisanoldladyinreddress.顯而易見，anoldlady就是整個句子的中心，簡潔明了。又如，中國民族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Chinaisabigfamilywith56ethnicgroups.英語中直接把中國民族是大家庭做主句，點明句子重心，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置于句后當作修飾成分。
三、價值觀念與翻譯
價值觀是在思維感官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并且需要做出相應的理解或判斷。對于人類來說，價值觀是他們判斷是非曲直的一種依據。從而體現出人、事、物一定的價值。不同的文化必然孕育著不同的價值觀。同一詞語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如“Aswiseasanowl”，中文就是“像貓頭鷹一樣聰明”。在中國，常把“貓頭鷹”當作“不祥之鳥”，稱為逐魂鳥、報喪鳥等，當作厄運和死亡的象征。“aswiseasanowl”中表明在西方，人們把貓頭鷹當做智慧的象征。這是由于在希臘神話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愛鳥是一只小鸮（貓頭鷹的一種），因而西方人把貓頭鷹敬為雅典娜和智慧的象征。但是將其譯為“像猴子一樣聰明”對我們來說更容易理解，畢竟在中國傳統文化里,猴子象征機靈頑皮，《西游記》中充滿靈性的美猴王孫悟空就是猴子的代表。
四、結語
文化是語言的土壤，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對于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了解各種文化心理差異顯得尤為重要。通過以上對文化心理中情感方式，思維模式以及價值觀念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的分析，文化心理的差異對原文意義，意境的表達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在翻譯過程中，文化心理的小小失誤可能會導致譯文與原文意義大相徑庭。對于譯者來說，不僅要對源語言和目標語有著熟練的掌握，同時還要了解民族間的不同文化，尤其是文化心理差異，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對原文和目標讀者都負責的好譯文。
參考文獻：
[1]劉玲.從心理文化視角淺談漢英翻譯[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08年.
[2]劉響慧.從中西方民族文化心理的差異看英漢翻譯[J].江南大學學報,2006年.
[3]石霞,劉亞飛,李靈芝.淺議中西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J].中國科技教育,2012年.
關鍵詞：親屬稱謂；民族文化；差異
一、引言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體現著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和社會文化內容折射出民族文化傳統的特殊內涵。稱謂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現象。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親屬稱謂系統。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民族親屬稱謂語各有不同。親屬稱謂語的研究歷來受到民俗學家、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的重視。
親屬稱謂語作為一種基本詞匯在民族語言中形成一個嚴密的相對穩定的系統，反映著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等特點。中日英三國稱謂反差強烈 ,折射出各自的民族文化。漢語稱謂系統嚴密、分類精細、名目繁多、語義明晰 ,日語相對簡單，分類不明，而英語稱謂系統則體系簡單、分類粗疏、數量貧乏、語義含混。
二、中國親屬稱謂的淵遠歷史
漢民族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富。上古時期就有濃厚宗族和血緣觀念，奴隸時期的夏商周三朝就是以血緣及宗族制度而形成的國家 ，封建時期則進一步加深， 人倫規范的兩大倫理觀念:長幼有序、尊卑不同和親疏不同、內外有別。《釋親?爾雅》中“父為考母為為妣。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 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為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 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
時至今日，現代中國受到西方的文化影響，許多觀念與價值觀都已有西化的傾向，但唯一不變的是親屬之間的稱謂與濃重的家族文化。
三、英日親屬關系點染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同屬東亞儒教文化圈，都具有父權家長制的“宗族”文化傳統，而日本的文化主要由中國經朝鮮傳入。日本素來有勇于，善于攝取外來文化的民族傳統。早在公元7-8世紀，它就吸取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中國隋唐文化，兼取中國儒、法、墨佛學之精華， 1868年明治維新又汲取了西方工業文明,廢除了封建幕藩體制,擺脫了殖民地危機 ,建立了近代民族國家，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在日語中，哥哥，姐夫，姐姐，嫂子都統稱為兄、兄さん；、さん；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則通稱為しゅうと、しゅうとめ；理の父、理の母；伯父，叔父，姑父，姨父，舅父，叔叔 一概稱為おじ；伯母，叔母，姑姑，姨娘，舅媽，嬸嬸一律稱為おば；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一概稱為いとこ。
不同于中日，英語屬于印歐語系，英語字母是源于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臘字母。其分為古英語，早期英語，現代英語三個階段。英美人宗族觀念比較淡薄,一般對家族以外的人不會用親屬稱謂去稱呼,甚至連家族以內的人都很少用，他們一般直呼其名。
四、中日的親屬稱謂比較
（一）中日親屬稱謂差異
1． 詞義差異。從親屬稱謂照表中可以看出：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父、母、兄、弟、妹、叔父、伯父、兄弟、弟妹、外甥、夫、舅、姑、主人、伯母、嬸母，等等。在不同文化歷史背景的熏陶下，日語中的這些詞語，所指范圍已經和漢語的有所不同。比如兄弟：漢語中的“兄弟”僅指哥哥和弟弟，兄弟還可用于平輩之間，可以用在比自己年齡小的，更可以用于對眾人講話時的謙稱，此時無輩分之分。而日語的“兄弟”不僅指哥哥和弟弟，還指姐姐和妹妹。
2． 分類法差異。漢語親屬稱謂語復雜多樣，日語則相對簡單。在漢語親屬稱謂語中需要區分直系旁系，血親姻親，宗族關源，還有父系母系，長幼輩分等等。而日語親屬稱謂襲用的是分類法，即不標明父系母系，直系旁系等階次分明的地位，只標明尊卑輩分。
3． 敬語用法差異。中國人家庭成員或親戚之間的面稱，沒有敬，謙之分，而在日本人家庭成員或親戚之間的面稱，則有敬、謙之分。
4． 詞綴使用差異。漢日親屬稱謂語在實際使用中，為表達特定情感（如親昵、厭惡），會在親屬稱謂語上加上詞綴。漢語詞綴豐富，在現在的漢語中，可在稱謂語的基礎上加接尾詞“兒”或接頭詞“老”“阿”“我”“咱”“小”等修飾語，如老爸、阿媽、咱妹、我祖父，小弟，小妹等。而在日語中，則使用接尾詞“ちゃん”。
（二）差異形成原因
1． 家族繼承制度的不同。中國的家族構造是橫向擴大的包含旁系血統的大家族，而日本是縱向發展的以繼承人為中心直系血統的家族構造。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傳統社會是采取“均分制繼承”。 “父系血緣”是獲得財產繼承權的惟一的充分必要條件。而日本的家族繼承制是以“長子單獨繼承制”為中心的。嫡系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遠遠高于其他諸子，旁系血緣遭到極大的輕視。
2． 宗族等級觀念的不同。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和親屬意識很重，漢語中繁雜眾多的親屬稱謂詞語說明漢民族是一個崇尚“大家庭”的民族，這種傳統的宗族關系、親屬關系及家庭觀念和意識共同構成一種社會關系網，在社會生活及交際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在日語文化中，日本人崇尚集體協作精神，主張個人服從集體，個人依靠集體才能生存，集體或集團意識非常強。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家庭觀念和親屬意識相對較淡薄，傳統的三代同居的家庭在現代不斷減少，核心家庭不斷地增加。日本人的血緣觀念淡薄，且不太重視旁系親屬。
五、中英親屬稱謂的比較
（一）英漢親屬稱謂的差異
1． 復雜程度差異。漢語親屬稱謂復雜，英語簡單。在漢語親屬稱謂語中需要區分直系旁系，血親姻親，宗族關源，還有父系母系，長幼輩分等等，而英語的親屬稱謂就顯得簡單得多，僅用幾個詞就能全部涵蓋，如 grandparent（爺爺，外公，奶奶，外婆），brother（哥哥，弟弟），sister（姐姐，妹妹），uncle（伯父，叔父，姨父，舅舅，姑父），在西方國家,親屬關系的涵蓋和延伸范圍遠沒有中國那么廣闊。
2． 表達清楚性差異。漢語親屬稱謂所表達的關系清楚明了，英語籠統模糊。究其原因，中國主張孔孟之道，歷來遵循嚴格繁瑣的綱常倫理。而在西方文化中對綱常倫理的定義和概念與中國文化有著較大的出入。
3． 對長輩稱呼的差異。漢語親屬稱謂注重輩分,英語中則輩分淡化。中國文化講究人際關系,而人際關系的核心就是有序；西方社會組織結構不以等級身份為核心，提倡人人平等，這與他們信奉的宗教有關吧。
（二）差異形成原因
1． 我國長期處于封建社會，為了維護和適應這種層次森嚴、內外有別的封建家族體系和封建倫理道德,漢民族經歷漫長的封建社會,形成了既有血緣關系又有經濟聯系的由大家庭組成的龐大的宗族性的社會組織,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家族,而不是個人,個人要受家族權利的支配。
英國的個人主義精神影響了西方社會的稱呼語,稱謂語相對貧乏。在這種家庭中,人際關系非常隨便、開放,以個人主義觀念為核心的自我意識非常明顯。而封建社會在整個歐洲存在的時間較短,而資本主義制度較早地代替了封建制度,對歐洲各國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另一方面英美國家的文化主要來源于古希臘和古羅馬。
2． 中國是文明之國,禮儀之邦,炎黃子孫既重家庭倫理,又講社交禮儀。數千年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禮教使中國人都尊崇齊家治國平天下。古往今來,三綱五常影響至深,家庭倫理至關重要。而英美人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崇尚個人價值,強調表現自我,講天堂,說地獄,而宗法關系遠不及中國那么嚴密,家庭觀念也較之中國淡薄,親屬稱謂之簡略概括,不求精確。
3． 價值觀念是人們對客觀事物和客觀現象進行是非判斷和優劣判斷的尺度，他決定人們的價值取向，指導人們的行為方式。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壓抑的自我價值出發。西方人崇尚的是個人主義，提倡自我表現和自我肯定，注重個人權益，爭取平等的自由競爭思想意識比較強。
4． 家庭要遵守長幼有序,長尊幼卑的宗法秩序,年齡大小、輩份高低是極為重要而嚴謹的區分依據。英語中的親屬稱謂不區分長幼輩分高低也不太講究,所以稱謂詞籠統概括。
六、結語
在跨文化交際中, 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沖突也是必然存在的。對文化差異表現寬容,以便于更好地促進文化的交流。中日英三國文化的差異造成在稱謂語上的巨大差異，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內在，所以，在不同的歷史文化影響下的國家，在語言的傳播與研究上應給予重視。
參考文獻
[1]邱建鈺.談中日親屬稱謂的特點及成因[J].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6).
[2]時波.漢英親屬稱謂的對比及其翻譯策略[J].銅凌學院學報，2005（2）.
[3]黃碧蓉.英漢親屬稱謂語的差異及其互譯[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04（8）.
[4]黎昌抱.英漢親屬稱謂詞國俗差異研究[J].四川外國語學報，2001（2）。
[5]田慧剛.中西人際稱謂系統[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7.
[關鍵詞]敏支系；差異；原因；主客位
[作者]陸瀟玲，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桂林，541006。
[中圖分類號]C9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2－0117－006
引言
關于“黑衣壯”這個稱謂在學術界中的正式提法，較早應見于《黑衣壯的人類學考察》(1998年第一版)一書中。當然，“黑衣壯”純屬他稱，當地人自稱“敏人”，因而筆者在本文中均以“敏人”稱呼該族群。“以歌為媒”，“族內通婚”，“不落夫家”，“至今黑衣壯老少均著自織自染的黑衣服”等現象是部分學術文章對“敏人”傳統習俗已有的描述，顧名思義，這使得這個族群顯得亦加神秘、特殊、另類。在全球化背景下，“敏人”文化、習俗果真如以上所述的以原汁原味形式呈現，“敏人”是否如此神秘、封閉、落伍，其村寨是否如宣傳片中所展示的“世外桃源”，這是本文主要探討的話題。
一、他者視野中的“敏人”文化
1、“敏人”婚俗
族內通婚和早婚制度。在諸多論述“敏人”婚禮習俗的學術文章、新聞報道或旅游專刊中，都頻繁出現“族內通婚”、“女子不外嫁，男子不外娶”，“禁止近親結婚”等傳奇描述，“就說他們的婚姻習俗，二三百年來都只有在黑衣壯內部通婚，一直沒有與別的壯族群或漢族、瑤族聯姻”，以此為出發點來解讀“敏人”的精神信仰、儀禮習慣，“黑衣壯至今一直實行嚴格的族內婚制，即只有雙方都是黑衣壯的男女才能通婚，這種具有強制性的通婚習俗既是祖輩傳統的沿襲，也是保持‘黑’之傳統的舉措……”這位學者認為，“敏人”之所以能保持以黑為美的審美情趣，尊黑愛黑的傳統觀念，乃得益于其至今還實行的族內通婚制，“黑衣壯人不管是初婚或是再婚，只有雙方都是黑衣壯的男女才能通婚，不能與黑衣壯以外的其他壯族族群或別的民族通婚，而且規定族群內直系血親和七代以內的旁系血親禁止結婚……”，何毛堂也認同該族群族內通婚的觀點，他認為“敏人”不僅保持族內婚制習俗，還有意識禁止近親結婚，但一貫的同村婚、同籍婚不利于黑衣壯人后代的優化，從而衍生出順從、陰郁、內向的性格。“他們恪守族規，只與族內人通婚。直至現在，哪怕是已在外打天下，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個黑衣壯伴侶來同甘共苦”，這位學者把“敏人”的族內婚說法投射一種信息：非本族人不娶不嫁。
婚后生活。對婚后生活的考察，學者們還有一項重大“發現”，就是婚后的“敏人”女性不落夫家，“婚禮之后，新娘即回娘家，只有逢年過節或農忙時節，夫家派人來請時，才能到夫家住幾天，直到懷孕生下孩子，才到夫家定居”。“至午夜雞叫頭遍時，新娘必須悄悄地和伴娘返回娘家(無論路途多遠)。此后，每個月，由男方的妹妹或姐姐到女方家接新娘去男方家幫工二至三日，小住二三日后，新娘又返回娘家與父母兄弟共同生活。”這里把“敏人”的不落夫家習俗寫得生動有趣、神秘傳奇，認為婚后的女性仍與父兄同住是必然的，少則兩三年，多則五六年，媳婦未生育孩子，就沒有長住夫家的資格。
2、“敏人”服飾
在“敏人”服飾介紹中，很多學者認為“敏人”至今還著黑衣、穿布鞋、戴銀飾。在《探訪神秘的黑衣壯》一文中，作者提到了“敏人”的織染手工技術和現今的服飾打扮，“時至今日那坡黑衣壯仍保存著傳統的藍靛染織工藝，其文化內涵非常豐富，黑衣壯自種、自織、自染、自穿，是地地道道的民族文化”，談及日常衣著時，該作者還把他們的服飾和傳說相聯系，認為該族群的傳說“決定了黑衣壯服飾的形成和延續”，他們時至今日還保留著愛黑穿黑色的傳統，主要是因為“以黑為美的審美觀深入人心”。因此這些學者認為，即使是在全球化日益演進、現代化加快的今天，“敏人”仍然尊黑愛黑，以黑為美，使用黑布制成衣，縫布鞋。
3、歌舞文化
有人認為，所謂“敏人”原生態山歌就是影片中播放的“尼的呀”調子，如第三屆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上年輕歌手演唱的《山歌年年唱春光》，有的學者還把“敏”山歌分為捶布歌、伐木歌、勞動歌、婚喪歌、相親訪友歌、祝壽歌、敬酒歌等。
在一些研究者的眼中，“敏人”舞蹈可謂豐富多彩，在《廣西黑衣壯舞蹈的發掘和繼承》一文中，該作者把“敏人”舞蹈分為三類，一是“祝壽舞”、“賀對舞”和“團結(棕櫚)舞”，傳達“敏人”人生的美好愿望；二是“黑槍舞”、“花鞭舞”、“自衛舞”、“戰陣舞”，意在表達“敏人”保衛家園，打擊入侵者的決心；三是“獻紅舞”、“捶布舞”，重在映射日常生活場景。
4、親屬稱謂
何毛堂等人認為“敏人”親屬稱謂屬夏威夷類型，即同性別的同代親屬用同一稱呼，“按當地習俗，孩子們不僅稱親生的父母為‘爹’、‘姆(媽)’而且把父親的兄弟(含表兄弟)和母親的姐妹(含表姐妹)都稱作爹媽”，在《千山萬弄中的黑衣壯》一文中也提及“敏人”的親屬稱謂，“黑衣壯不僅把親生的父親稱父親即‘爹’、并把父親的所有兄弟(包括從表兄弟、再從表兄弟)都稱作爹，而且把凡是有了孩子的成年男子都稱作‘爹’；黑衣壯不僅把親生母親稱作‘姆’即媽，并把母親的所有姐妹(包括從表姐妹、再從表姐妹)稱作‘姆’，而且把凡是有了孩子的成年女子都稱作‘姆”’。這里又在原來同稱的基礎上添上從表兄弟(姐妹)、再從表兄弟(姐妹)及所有有了孩子的成年男子和女子，把“敏人”的親屬稱謂進一步具體化、細致化。
二、當地真實與他者幻想的辯證：我眼中的“敏人”文化
在某個特定歷史階段，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但隨著人們的生存模式、思維方式以及其他社會因素的變遷，它也隨之變化，在全球化、現代化的背景下，其傳統文化、風俗禮儀并非如以上學者所說的，能夠抵制外來文化的干擾，一如既往地堅守本民族傳統的民俗民風；“敏人”也不像一些考察者所描述的那樣，至今還保持“族內通婚”制，歷史發展進程中，他們的語言稱謂、婚姻觀念、服飾文化、生活禁忌等業已發生變化。
近年來，由那坡縣委縣政府牽線搭橋，與廣州、深圳等發達地區建立了勞務輸出基地，該族群的中青年有機會前往廣東、福建等地打工，這為他們的戀愛對象、擇偶范圍提供了廣闊平臺，就戀愛對象而言，外出打工的“敏人”男子喜歡追求外地姑娘，而女子也樂意與其他族群男子交往。戀愛、求偶的范圍由本地擴大到如四川、安徽等省市，總之，有“引進來”也有“走出去”。在弄公屯(龍華村的一個自然屯)，外出打工18人，其中青年男性11人，女性7人，與族外人結婚6人，占總比例30％。如弄莫屯許小飛(化名)，前幾年去廣東打工與一位河南姑娘相戀，趁過節之時帶女友回家，并未舉辦結婚儀式，現在夫婦倆已有孩子，而這位河南姑娘會講“敏”方言，能
干繁重農活，公婆及親戚們都相當欣賞這位外來媳婦。有“引進來”自然就有“走出去”，但后者更占優勢，在弄公屯，1985年后出生的女孩共9人，其中就有5人外嫁(跨省婚)。
當前，“敏人”支系內也有新結合的夫婦，不過已成婚期大大縮短，一般情況下訂婚半年或一年后就舉行婚禮。當然也有這樣的情況：一些思想較為開放的青年男女認為，要經過戀愛、定親、訂婚、結婚四個階段過于繁瑣，便實行“四合一”，即定親、訂婚、結婚，滿月酒四儀合一。
擇偶范圍、戀愛對象范圍擴大，婚期縮短，逐漸形成“現代版”的婚禮，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聘金逐年增多，嫁妝愈加多樣化。“敏人”傳統訂婚的聘金為120銀圓，現在最少為2000元人民幣，多則5000、6000、7000元不等。而女子嫁妝在過去的鍋碗瓢盆、土布被子、蚊帳和木箱的基礎之上添加衣櫥、洗衣機、摩托車、電冰箱、席夢思、毛毯等，跟聘金成正比，但其實嫁妝的費用遠超于聘金，當地人有句話正是反映了這種現象：“寧愿娶個媳婦，也不愿嫁個女兒”。
二是新娘嫁衣的逐步“改裝”。傳統的嫁衣穿戴繁縟、配飾復雜。改裝后的“敏”姑娘嫁衣，上衣仿唐裝式樣而制，形制寬大，簡單精美，用“西華”頭巾，不穿裙子，只穿黑褲子，不穿翹頭繡花鞋，穿平地繡花鞋，這還是1980年至2000年間的穿戴形式，近幾年來的新娘索性不穿本民族嫁衣，而選擇市場上的時裝。曾有這樣一個例子，弄公屯黃姓青年結婚當天，有專人前來采風，攝影師為了增加作品原創性，要求迎接新娘的兩位姑娘穿上傳統服飾，姑娘們聽憑攝影師指揮，按部就班，但出乎大家意料，新娘并不樂意配合，當晚著時裝以示“抗議”。婚禮上尚且如此，日常生活中的“敏人”更不會穿傳統服裝了。現在，在該族群村落，隨處可看到著時裝衣飾、穿牛仔褲、染黃發的青年。他們認為，傳統服裝是古板、守舊、落后的標志，想要融人大眾，必須遠離這種“土氣”，而中老年“敏人”雖沒有如此厭棄傳統服裝，卻也心照不宣穿市集上買來的“唐裝”，而在一些學術文章或部分宣傳資料中，認為“敏人”男女老少至今還著黑衣、穿布鞋、佩戴銀飾的說法，不管是考察尚未到位或為了宣傳“敏人”文化，打造“敏人”品牌也好，其實都是一種片面的說法。
三是歌舞失去原有功能。過去的“敏人”山歌(本文只要指“倫”)是青年男女實現自由戀愛的一種工具，在婚禮上作一種娛樂消遣，但目前在婚禮中山歌逐漸退出酒席飯桌，基本上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而不像一些人所說的，
“敏人”至今還常在田頭地里、婚育場合唱山歌。再者，“敏人”山歌本無伴奏，有詞作者，無作曲人，在勞作或娛樂中即興而唱、隨性而編，多為七言兩句或五言兩句，而近幾年來出現的“敏人”“原生態山歌”則有詞曲作者，有七言四句，八言四句不等，還添上了“尼的呀”、“貝呀儂”等起頭語，分男女高音、男女低音等多聲部，如《柳敏蓋柳》(黑衣壯的酒，郭慶宣詞，林海東曲)；有男女獨唱，伴唱，如《挑著好日子山過山》(藍懷唱詞，傅磐曲)，不論是歌詞選用，演唱方式還是伴奏，與“敏人”的山歌相差甚遠，但這些與“敏人”山歌大相徑庭的新歌卻被部分人誤為原生態“敏人”山歌，顯然是對原生態歌曲定義的誤解。所謂原生態歌曲，就是“在農業社會中產生和世代流傳的，由未受過現代學校教育的當地人(主要是農民，兼及其他從業者)運用當地的方言土調所演唱的口頭歌曲”，但“敏人”新歌的詞曲作者多為文化部門工作人員或民間文化人，受過現代學校教育，在政府部門工作，這顯然不符合原生態歌曲定義中的首要條件；第二，原生態歌曲用方言土調演唱，“敏人”新歌演唱者確實采用土語演唱，但據筆者二十幾年的耳聞目睹，其調子并非“敏人”山歌調子，“敏人”山歌一般情況下是男女各自兩句連環對唱，以句子為單位，而“新歌”則以一首為單位。另外是“敏人”的舞蹈，有人把“敏人”舞蹈分為祝壽舞、賀對舞、團結舞、黑槍舞、花鞭舞、自衛舞、戰陣舞、獻紅舞、捶布舞等九種之多，聲稱這些舞蹈常見于“敏人”各種儀式和日常生活中。但據筆者考察，“敏人”只在儀式中有舞蹈，如喪禮中的圍棺舞，婚禮中的賀對舞，捶布舞則不能當做真正意義上的舞蹈，只是過去“敏人”婦女加工布料的一道工序，而這位學者把捶布這項勞動視作舞蹈，顯然是賦予捶布藝術性了。至于團結舞、黑槍舞、花鞭舞、自衛舞、戰陣舞等這幾種舞蹈，筆者曾在“黑衣壯風情園”見過年輕演員群舞，但應是民俗旅游開發后文化部門或其他人士對“敏人”歌舞的“濃縮”或“改編”。
四是從不落夫家到漸落夫家。傳統的“敏人”姑娘婚后不落夫家，除非是農忙時節或過年過節時夫家派人來接才“勉為其難”跟著去，加之對的過分掩蓋和隱藏，導致夫婦早婚晚育，不過幾年來不落夫家之俗逐漸消失，姑娘戀愛時可常到夫家，甚至婚后大部分時間都在夫家度過，與傳統新嫁娘不同，年輕“敏人”姑娘們大膽、干練、樂觀，尤其是常往沿海地區打工的“敏人”姑娘，她們也用現代通訊工具，上網聊天，買時裝，掛耳環，去KTV，而不像有些學者所說的，“敏人”是愚昧、順從、陰郁、內向的。
五是親屬稱謂語的變化。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默多克把親屬稱謂分為六種，分別是愛斯基摩親屬稱謂、夏威夷親屬稱謂、易洛魁親屬稱謂、奧馬哈親屬稱謂、克勞親屬稱謂和蘇丹式親屬稱謂，這是默多克對人類學的一大貢獻。何毛堂等人認為“敏人”的親屬稱謂屬夏威夷類型，其實不然。“敏人”稱父母為“爹”，“蔑”，叫爺爺奶奶“公”、“婭”，外公外婆為“缺大”、“婭代”(母親的哥嫂也用此稱)，父親兄弟為“爺”(伯)、“搜”(叔)，稱父親和母親的姐姐為“八”(姑媽)、父親妹為“阿”(姑)。統稱母親的弟、妹為“娜”(舅，姨)，舅娘為“娜羅”，夫妻間不管面稱或背稱都以“蔑”和“確”后加子女名。姻親稱謂與血親稱謂稍不同，夫妻二人對岳父母或公婆的面稱要隨對方稱，互稱對方父母“爹”，“蔑”，稱自己為“兒”，不能稱“我”，否則視為無禮，生育孩子后可隨子稱。但從2000年后，親屬稱謂的禮節性減弱，只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敏人”非常重視稱謂的禮節特征，女婿、兒媳在岳父母前或公婆面前稱自稱“兒”，“70后”的“敏人”則不以為然，大膽以“我”自稱，其禮貌性大大減弱。從類別來看，“敏人”并非把父親及其兄弟都稱作“父親”，而是各個親屬都有自己的稱呼，除了父親和母親的姐姐，母親的弟妹用同稱謂，交表、平表的兄弟姐妹與同胞兄弟姐妹同稱謂外，因此“敏人”親屬稱謂不屬夏威夷型，亦不屬于六種親屬稱謂中的任何一種，只能說有部分與蘇丹式或易洛魁式相似。
三、他者對“敏人”文化產生誤解的原因
筆者認為，“敏人”的世界并非學者、游客所想象的與世隔絕，他們也非保守、內向、陰郁，人們忽視了“敏人”在社會現代潮流中所經受的歡樂和苦難，疏忽“敏人”文化作為全球文化因子的變異性質。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讓這些學者、專家、政府部門不惜筆墨和大量的投資把“敏人”神秘化、理想化呢?以下就從不同的角色進行探討。
第一、開拓學術領域，提升研究價值的需要。現代田野作業理論認為，田野作業是“在反殖
民主義、反文化霸權的世界潮流中，所興起的一種關注非主流人類群體的文化耐心，一種不同于以往學術圈內活動的圈外事業，一種有別于書齋研究的遐想學風和一種沖破學者想象力的認知體系”。在中國，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等學科也先后掀起了對邊緣群體關注的熱潮，學者們擯棄書齋，重田野調查，尋求標新立異的東西，以填補學術界的空白，這種“發現”要獲得認可，需要證據的支撐，象征物的支持，為此學者們不斷為自己的新發現注入新鮮血液，尋找象征物來維持它的生命力。時至今日，“敏”文化的研究已有10余年，旅游開發也已有10年，其中以“黑衣壯”為研究主題的“發現”數不勝數，以上提到的“族內通婚”、“不落夫家”等就是例證，這些例證給人神秘的美感，但從學術研究上講，缺乏歷史維度，欠缺流動思維。
第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對政府而言，如何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脫貧致富，是一項重大任務。在國家“旅游做媒，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政策倡導下，在各地少數民族地區民俗旅游發展勢頭良好的前提下，那坡縣政府嘗試將“敏人”的民俗文化轉為經濟資源優勢，把經濟資源和旅游產業相結合，提高第三產業的經濟效益。因此，在“黑衣壯風情園”的開發策劃、硬件設施、舞場布置和傳統干欄建筑的保護中，政府始終非常重視，其中用自治區旅游局撥款的20萬元，南車集團幫扶82萬，完成了舞場、歌哨、展廳等設施建設，并要求旅游、宣傳、文體等部門通力合作，編寫“敏人”新歌、改編“敏人”舞蹈、宣傳其傳統文化。從這個角度出發，政府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但過分加大對“敏”文化神秘性、獨特性的渲染，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第三、尋找白云深處“桃花園”，滿足懷舊情緒。自上個世紀伊始，民俗文化不再被視為保守、蒙昧、迷信的象征物，而是作為一種難能可貴的旅游資源，旅游資源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就形成了旅游文化，進一步提升了鄉村旅游的文化內涵，這種新興的、具有后現代意味的人文旅游類型被稱為“后旅游”。“后旅游”反映了人們對全球化帶來的農業喪失、工業化帶來的都市喧囂和商業化帶來的嘈雜的一種回避，對安寧靜謐、視野曠達、夜不閉戶“田園牧野”生活的向往。在這種文化心態籠罩下，“黑衣壯風情園”的問世給苦苦追尋現代版“桃花園”的人們增添了許多遐想，抑或“黑衣壯風情園”就是他們心中的“桃花園”，這也是誘惑游客一個因素。
第四、刻板印象的延續。“敏人”的“發現”，既有官方的識別和打造、學術界的介入和調研，也有旅游部門以及攝影家們的因素，可以說是各方溝通合作、匯融共贏的碩果。然而有部分人卻在原有意識景觀上添磚加瓦，使得原本神秘的“田園牧野”式生活愈加神秘，“敏人”質樸無華的外衣經過書本、電視的宣傳和報道，美麗的傳說不斷重復編織、描繪，久而久之，人們便相信這種文化特質是亙古不變的，從此，刻板印象已形成，難以磨滅，即便它是個美麗的錯誤。
四、結論
關鍵詞:文化差異;俗語;翻譯策略
人類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如共同的思維形式、思維規律和哲學理念，以及各民族對真善美的肯定和追求等。而各民族因所處地域和歷史沿革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風俗習俗、思維方式和語言結構，即不同的民族文化傳統，產生了各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翻譯活動體現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同時也揭示了文化的差異存在可譯性。為了兩個民族之間思想的溝通，必須了解這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1］。
一、文化差異對俗語互譯活動的影響
(一)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既有差異又存在相同或相似之處，表現在不同民族的語言結構存在不完全的對應，即部分對應。這一點在歐美國家的各民族之間表現尤為突出，如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化對歐美各國各民族的影響，英國和法國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化對歐美各國各民族文化的影響等。總體上說，歐美各國之間民族文化的差異較小、語際轉換的障礙較少。另一類是不同民族之間各自獨特的文化形成的巨大差異，即一個民族特有的文化在另一個民族中空缺，表現為不同民族的語言結構中存在的完全不對應的現象。這主要反映在東西方文化傳統和語言結構的巨大差異上，中俄兩國的文化差異應該屬于這一類型。這種巨大差異往往在語際轉換中出現“文化休克”和“詞語空缺”，甚至造成文化沖突［2］。
(二)文化差異對俗語互譯活動的影響
俗語包含著大量的文化、歷史、社會、地緣等信息，而且大多是約定俗成的，其中的許多含義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內涵的形象、寓意以及詞語結構都有相當大的差異。而且翻譯中存在許多非對應的關系，存在不同的語言表述形式、不同的思維方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缺項。這種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給互譯活動帶來了很大的障礙。眾所周知，翻譯的內容絕不僅僅是語言符號本身，而是語言符號所承載的文化，俗語更是一個民族文化和習俗的濃縮體。俗語互譯時要求譯者要有深厚的雙語文化素養和綜合思維能力。在有些俗語中，中俄兩種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幾乎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有文化的對等性。而很多情況下，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還是非常明顯的。中國人都非常熟悉“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這句俗語的含義，是指幾個平常人的智慧加起來也可以頂上一個聰明的人。如果逐字直譯為“ТривонючихсапожникасоставляютодногоЧжугэЛяна”，那么俄羅斯人將無法理解其中的含義，因為他們當中很少有人知曉諸葛亮是什么樣的人。其實這里就有一個中國文化的內涵意義在里面［3］。在大量的翻譯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差異是隨時隨地存在的，熟悉和重視文化的差異使提高俗語翻譯質量的關鍵，目的語的讀者能夠理解原文的文化內涵才是兩種語言的成功對接。
二、俗語互譯的翻譯策略
文化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基于民族文化平等的立場來傳播文化，傳遞信息。語際轉換中存在的文化差異方面的障礙是可以突破的，俗語互譯關鍵是要有正確的策略和科學的方法。
(一)文化差異的處理原則
無論是處理文化差異的文化調適的方法和手段，還是處理文化沖突的大刀闊斧的增刪、改寫和重組，都應該遵循翻譯的三原則，即傳意性、可接受性和相似性原則。互譯活動不能不考慮譯文讀者的可接性，否則就失去了語際轉換的根本意義。傳統翻譯理論中有一種舊觀點，認為譯者只需對原語作品、作者負責，而忽視了目的語讀者的可接性，因而出現了死譯、曲譯等現象。必須指出的是:語際轉換中的可接受性是其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的客觀要求。漢俄分屬漢藏、印歐兩大語系，語際轉換是不可能完全求對等的，甚至有時求對應、求相似都有障礙。因此，成語類短語互譯活動中有時要采用引申、增補、省略、重構以及闡釋或注釋等多種手段，才能使譯語讀者理解、接受原作者的作品。
(二)俗語的翻譯策略
俗語包括成語、諺語、熟語等慣用語。它是意義上完整、結構上定型的習用語。俗語的翻譯主要包括原義和寓意的處理。處理俗語的翻譯問題，從翻譯方法上可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選用直譯或意譯、音譯或意譯、直譯兼意譯或者音譯兼意譯，以及直譯加注釋或音譯加注釋等常用方法，也可根據實際需要選用加詞或減詞、增補或省略、調序或重組、還原或替代、詞類轉換或成分轉移、句式轉換或句型轉換，以及詞義引申或句義引申等變通手段。在俄漢翻譯活動中，文化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這種差異也體現在俗語的翻譯中，針對不同的文化差異可以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
1．原語和目的語中的文化概念不相對應中俄兩國民族中有一些文化概念不對應的俗語詞語，例如:хлебисоль—面包和食鹽。在俄羅斯民族文化中，面包不僅僅是食品，還是友誼、好客的象征和歡迎客人的標志;鹽也被看成是很珍貴的物品，按照俄羅斯古老習俗常常有一位手捧面包和食鹽的姑娘迎接客人。時至今日，在正式禮儀上，也有用面包和食鹽迎接貴賓的儀式。中國人常說:“丟了西瓜，撿了芝麻”，比喻做事因小失大，得不償失。在俄羅斯民族的文化中西瓜與芝麻之間沒有什么必然聯系，當然也無法理解這句俗語的真正含義。這類短語在翻譯時大多采用意譯或意譯加注釋的方法。可譯為:Семечкикунжутасобрали，аарбузпотеряли．然后加入注釋:Излишнезаботитьсяомелочах，забываяоглавном．這種情況下譯者就要放棄等值的翻譯方法，需要加入大量的對文化概念的解釋。
2．原語和目的語中的對應詞意義不同俄語中有一個俗語:Двамедведяводнойберлотенеживут．(兩只熊不能住在一個洞穴里)在俄羅斯民族的文化概念中，熊是強大、勇猛的象征。但是在中華民族的文化意義中熊并沒有這種特定的含義，漢語中與之相近的動物是老虎，所以這句俗語可以翻譯為:“一山不容二虎”，比喻一個地方容不下兩個強者［4］。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說: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而俄語中與之相似的俗語是:Набезрыбьеирак–рыба．(弄不到魚的時候，蝦也當魚)翻譯這類俗語的時候，要求譯者要有深厚的雙語文化素養和綜合的知識功底，充分理解和消化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并能夠在目的語中找到相應的信息對應。翻譯方法可以采用還原或代替等變通手段，盡量使目的語讀者在本族文化中找到基本對應的詞語，做到兩國文化的互相兼容。
3．歷史文化背景和表達方式不同例如之前提到的“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如果直譯的話一般會出現文化空缺。因此可以采取意譯加注釋的翻譯方法:ТрисапожникапосвоеймудростиравнывыдающемусяумуЧжугэЛяна．ЧжугэЛян—знаменитыйдревнийкитайскийполководец．通過對諸葛亮這個歷史人物的簡單注釋，使目的語讀者能夠初步理解這句俗語的真實含義。
三、結語
俗語的特點是形象鮮明，寓意深遠，用語凝練［5］。翻譯俗語應力求準確表達其思想內容，并盡可能保持其形象比喻。如果譯文語言中沒有相應的詞語，則可采用直譯的方法，并盡可能保持原文的色彩，或意譯，淡化原語色彩，用目的語的一般詞匯表達原文中的俗語的含義。無論是直譯，還是意譯，都需要通過邏輯分析來明確原文俗語的概念、選用適當的詞語來表達。但是正如許鈞所說，翻譯不可能有定本，即不可能有內容上與原作完全等值，形式上與原作媲美的盡善盡美的定本，沒有可以超越時間的定而不變的譯本。對同一部原作，不同譯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表達，因此翻譯也不可能有“理想的范本”。［6］我們需要的是不斷地探索和發展翻譯理論，不斷總結翻譯實踐，在俗語互譯中，使譯文趨于完美和準確。
參考文獻:
［1］許鈞，穆雷．翻譯學概論［M］．北京:譯林出版社，2009．
［2］劉淼．翻譯中文本意義的闡釋［J］．吉林化工學院學報，2015(5):44-45．
［3］孫文方．漢俄語言對比與方略［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6．
［4］汪景民．漢語和俄語中的問候語對比［J］．吉林化工學院學報，2015(7):26-30．
［5］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關鍵詞】蒙漢翻譯 文化交流 作用
語言與文化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民族發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過程中，對語言的理解將成為推動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伴隨著國家間經濟、政治等活動的日趨頻繁，不同民族與國家的文化滲透與交流得益于翻譯。翻譯作為不同語言相互轉換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與國家交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語習慣的不同，要求翻譯尊重文化的差異性，因此，在翻譯中，對于文化差異的正確理解和認知將決定翻譯的水準。蒙漢翻譯同樣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因此，兩種語言的相互轉換實現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一、蒙漢翻譯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風以及民情，構成了一個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穩固的生活區域之前，與歷史演變相攜。伴隨著民族與國家的發展，民族文化的日趨完善，為了互通有無，形成了貿易往來，在此過程中，語言的不通促使翻譯的出現。在跨文化翻譯中，注重民族文化特點，深入挖掘其內在的文化底蘊，對于文化交流以及經濟、政治等社會活動往來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我國的成語故事《掩耳盜鈴》，故事講述了一個偷盜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門上的鈴鐺，想將它偷取過來，可鈴鐺在碰觸下會發出聲音，容易被人發現，于是，這個偷盜的人就想出了一個辦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會聽到聲音了，可想而知，偷盜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這個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對歷史文化了解不夠深入，那么，很難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漢翻譯中，譯者對于兩個不同民族的歷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習慣等的了解，將決定著譯文的欣賞性和研究價值。
二、蒙漢跨文化翻譯的意義
蒙漢跨文化翻譯在解決語言障礙的同時，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在人類語言形成之初，語言就與文化相互依存，這意味著語言的流通也將促使文化的交流。對于不同語言的翻譯，在增進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間產生的碰撞，這種碰撞容易激發人們對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發文化交流的日漸頻繁。在蒙漢文化交流中，翻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文化交流的意義上看，翻譯對不同語言的構成以及使用條件有了一個全面的闡述，在思維層次上向人們揭示了文化的差異性，同時內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們闡釋了一個民族的發展歷史以及深遠的民族文化，從而實現了文化的互通。在蒙漢翻譯中，對于語義的表述以及語法構成的研究，將決定譯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例如：對于語法，從宏觀的角度出發，譯者要從主語和主題兩個方面考慮譯文的組合。漢語對于動作的發出者或實施者賦予了決定的權利，所以，具有強烈的主導作用，因此，在蒙漢翻譯中，確定主語或主題，對于有效完成譯文翻譯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蒙漢翻譯的文化傳播功能
在各民族與國家交往中，語言上的交流讓人們了解了彼此的生活習慣，文化背景以及風俗習慣等，從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學習的過程中，促進了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蒙漢兩個民族很久以來就建立了友好的往來，在蒙漢交流的過程中，兩個民族語言上的互通對于社會活動的友好進行創造了條件。蒙古廣闊的草原賦予了那里的人們不畏艱難、積極進取、生態倫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漢族則以農耕為主，他們在耕作中收獲希望和幸福，對賦予他們生命的土地極其熱愛。在漢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讓人們懂得了順應農節耕作，才能有所收獲，這也體現出了順應自然發展規律的思想。在蒙漢翻譯的過程中，兩種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等發生了改變，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民族間的交流更為順暢，為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創造了條件。蒙漢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上的交流，同時也是兩個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對于文化差異的認知，將決定翻譯的好壞，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堅持“文化傳真”的原則，以構建良好的文化傳播橋梁，使蒙漢文化能夠相互影響，共同為民族發展貢獻力量。
（1）文化的凝聚功能。在不同的文化領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傳播主旨，通過對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間形成了和諧的發展氛圍，對維護民族穩定以及社會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民族間文化的傳播，使得文化不斷吸納新的事物，實現了文化的創新和豐富，在這一過程中，翻譯作為重要的交流工具，將推動文化傳播向著更為深遠的方向發展。從某種角度上看，翻譯不僅是語言的相互轉換，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傳真”，所以說，翻譯也是文化翻譯，也只有這樣，翻譯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漢兩個不同民族在社會發展與人類進步的過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關系，在社會活動交往過程中，翻譯有效地避免了兩民族文化差異造成的審美以及理解上的誤區，進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頸，使社會活動更為活躍。蒙漢翻譯將文化交流變得順暢，實現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譯的凝聚功能對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發揮著尤為重要的作用。
（2）文化教化功能。文化傳播的受眾者在對文化的感知中逐漸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內容，從而自覺遵守該文化的要求，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譯的目的不僅是讓人們理解彼此的語言表述，同時也要讓人們對彼此的文化能夠認同，進而能夠自覺地將該文化帶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圍中影響他人，從而使文化得到進一步的傳播，這也是翻譯要達到的最高目標。在蒙漢文化翻譯的過程中，譯者要關注受眾者的感知情況，并盡量讓其接受文化熏陶，從而達到影響的目的。一般來說，譯者要有強烈的文化意識，重視文化差異，才能發揮出蒙漢兩種文化的教化功能。
總之，蒙漢翻譯作為兩個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對文化差異有足夠的認知，這不僅能使翻譯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時也能促使兩個不同文化相互滲透和影響，從而使接受者能夠受其影響并能夠自覺接受這一文化的熏陶，成為文化傳播的載體，以推動不同的相互交流，為實現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進貢獻力量。蒙漢翻譯是凝聚蒙h兩個民族的重要紐帶，為促進民族間的友好發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著積極的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跨國企業紛紛運用跨國并購來實現全球資源配置，掀起跨國并購狂潮。從奔馳與克萊斯勒的合并，惠普與康柏的組合，到埃克森和美孚石油的強強聯合，跨國公司搭上并購順風車，整合各自優勢，提高其國際競爭力。近年來，中國企業積極參與全球并購，TCL收購了法國湯姆遜公司的彩電業務，隨后又收購了阿爾卡特的手機部門；聯想以17.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美國IBM公司的PC分部；上汽集團購買了韓國雙龍汽車50.91％的股份等等。雖然這些并購案金額巨大，涉及世界頂級商業巨頭，曾為業內人士看好，但是我們發現幾乎所有企業都出現跨國并購的通病——忽視跨文化整合，而就是文化整合決定了并購企業的成敗。
跨國并購的出發點是實現并購雙方的經營協同效應，實現優勢互補，完成并購方的預期商業價值。然而，從全球并購結果來看，部分跨國兼并沒有實現1+1>2的協同效應，反而在并購后因雙方企業管理，經營理念及企業文化的差異導致并購以失敗告終，背離預期結果。“據實界銀行的一份報告顯示，1/3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存在虧損，即使在全球范圍內也有65％的跨國合作是以失敗而告終，其中有85％的CEO承認管理風格和公司文化差異是造成購并失敗的主要原因。”“世界著名商業論壇機構ConferenceBoard對財富500強企業中147位CEO和負責并購的副總進行調查，90％的調查者認為：實現企業并購后的成功，文化因素至少和財務因素一樣重要。”可見，客觀存在與并購企業與目標企業之間的文化差異是影響并購后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及發展趨勢的重要因素，如不妥善處理，將導致文化沖突的產生，最終導致并購失敗。而并購要想成功，關鍵是進行文化整合。
中國企業要想在并購浪潮中做大做強，一個現實問題就是要理解文化差異，懂得如何應對文化沖突，實現并購企業與目標企業之間的文化整合，激發雙方優勢互補。本文對明基與西門子之間的“閃婚”背后文化差異與沖突進行分析，以跨文化視角闡述明基西門子跨國并購在文化整合方面存在的三大弊病，并由此提出跨文化整合的建議，對積極投身于跨國并購的中國企業有現實指導意義。
二、明基西門子“閃婚”之跨文化剖析
2005年6月7日，明基正式宣布收購西門子公司的手機業務，西門子填補5億歐元債務，并向明基提供2.5億歐元的現金與服務，以5000萬歐元購入明基股份，同時明基保證2006年底使公司扭轉虧損局面實現贏利，并購使明基迅速成為國際第四大手機生產商。然而，并購以來明基移動連續虧損，自2005年10月以來，明基已向其公司注入了8.4億歐元資金，并形成了6億歐元賬面虧損，最終明基宣布停止向德國子公司注資，申請破產保護。西門子與明基之間的差異，在并購剛剛宣布時被視為“優勢互補”，為何中西合璧最終以“閃婚”宣告結束?“閃婚”的背后是否與文化差異有直接的關系?本文以跨文化視角進行剖析，將“閃婚”癥結歸結為三種原因，以便深入理解跨國并購與跨文化能力之間的緊密關系。
(一)前收購期準備不充分
根據莊恩平的分析，“合并或合資分為兩個階段，即前期階段和后期階段。前期階段猶如戀愛階段，后期階段猶如婚后階段。在前期階段，雙方選擇合作伙伴一般都有一定的要求，有權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也可以共同考慮產品開發、產品定位、技術引進與開發、股份比例、管理機構設置和人事安排等事宜。”明基之所以并購西門子手機部門，首先看中的是其品牌，希望借西門子百年品牌打造高端手機品牌，提升明基的國際知名度，開拓更大的市場，實現產業價值。然而真實情況是，西門子手機在收購前已經淪為歐洲低價手機的代名詞，不斷出現質量問題，以致聲譽受損，這與明基的期望恰好相反，顯示出明基并購前期的準備工作不夠充分，這就導致并購之后雙方出現矛盾，由于這一矛盾在并購之后無法調和，也就成為并購失敗的另一導火線。此外，在明基與西門子簽訂收購協議時，雙方對聯合品牌明基—西門子(BenQ-Siemens)的使用權限也沒有進行詳細說明，只是籠統地規定明基可在5年內使用明基—西門子(BenQ-Siemens)這個雙品牌，這也就導致了雙方“閃婚”后在雙品牌使用問題上的糾紛：明基堅決聲稱，明基停止投資后，與西門子簽訂的協議仍然有效，因此仍將使用“明基—西門子”品牌，而西門子方面則表示將對明基是否有權繼續使用西門子品牌進行評估，該品牌只會允許長期合作伙伴使用。明基與西門子爭執的根源在于合并前期階段談判中所達成的條件。外方是以合同內容與條款作為與中方合作的準則，在談判中，中方往往忽略細節，在合同中僅確定幾條原則，而未注明詳細的條款，或僅在口頭上達成共識，所有這些都是日后產生沖突的源頭。明基在并購前的產品定位上就走錯了一步，偏離其既定高端目標，之后又在并購合同問題上忽視了細節，這一切都為并購后整合期的矛盾留下隱患，可謂一著不慎，全盤皆輸。
(二)忽視中德文化差異
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文化特征，這一文化特征決定了人們不同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及解決問題的方式。通過分析文化差異，我們可以窺見并預測不同文化國家的認識如何溝通、如何思維、如何解決問題的。中國屬于感性的東方文化，德國屬于理性的西方文化，二者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反映在西門子的企業文化中就是其獨特的管理制度，經營制度及強勢的工會文化。
首先，德國企業管理制度上強調依法治理，注重制度、規范。根據莊恩平“對民族文化、企業文化的分析，只有通過分析該企業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是該國的民族文化決定了該企業的企業文化。”德企的管理制度是有其固執、堅守而又理性的民族文化決定的。因而，“德企注重法治，按照國家法律依法經營，雇主和員工都極其重視法律和契約。”明基無法理解當中國的研發人員為搶市場為一個產品研發加班加點的時候，德國的工程技術人員卻在享受圣誕溫馨。因為按照中國的管理制度，一切工作強調人倫化，按照上級指示，這是由中國中庸、注重人際關系的民族文化決定的。因而，明基要求工人加班時，員工不打折扣地服從安排。
其次，德企在經營理念上注重質量，認為質量是成功的核心。明基CEO曾表示，“德國的系統傾向于做出來就是做完美，但花很長時間準備。可手機業容不得我們這樣去等。想得很清楚才做，商機就喪失了。”顯然，明基對“德國速度”表示不滿。在中國企業看來，靈活適應市場才是企業經營理理念。然而，對于具有穩重扎實、謹慎周密德國文化底蘊的西門子而言，其企業文化已深深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典型的經營理念“以新取勝，以質取勝”規定其必須慢工出精品。明基作為收購方并沒有事先對被收購企業文化進行調查了解，足以見得尊重與學習異國文化的重要性。
再次，德國的強勢工會舉世聞名。“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中肯地評價工會：沒有工會富有責任感的、以全體人民福利為目標的態度，我們國家今天就不可能這么好地屹立在世界上；沒有工會富有批評的、向前看的合作，我們大家就不可能生活在社會經濟、特別是政治方面普遍穩定的德國之中。德國戰后經濟上的繁榮和成就，其中就凝聚著德國工人階級及其組織～一工會的巨大努力和卓越貢獻。”顯然，德國工會的地位和作用與中國工會是截然不同的。德國模式是通過工會參與經濟決策，實施經濟民主，為工人謀福利，提高其經濟地位。德國模式同樣存在于西門子手機部門。完成并購后，明基隨即意識到西門子有3000名員工在德國工作，勞動力成本有3億歐元之巨；研發人員冗員過多導致成本開銷過大，便想到將工廠轉移向工資較低的非德國地區，想到裁員減薪來降低成本，這一切卻遭到德國當地工會的強烈抵制，使其領略到德國強勢工會享有的發言權，“明基當初的調查了解顯然不夠充分。”結果，整合過程受到了當地文化和法律的影響，而文化與體制沖突風險加大了整合成本。
(三)忽視文化認同程度差異已錯過文化整合最佳期
Olie和Bastin&Ven指出，大多數公司在合并初期就出現了合并后綜合癥，由此可見，文化整合是跨國并購完成后的首要任務，而此時即為文化整合的最佳時期。根據劉宗明和石文慧的觀點，“并購之前需要對并購雙方進行文化差異調查，分析包括雙方的國家文化和企業文化、戰略和其他商務等方面的差異，以及文化方面能否相互融合。”明基在并購西門子手機部門時，并沒有進行文化差異調查，忽視與西門子在文化認同程度上的差異，明基是全球第五大及臺灣最大的手機生產商，西門子是世界最大的電氣和電子公司之一，有著158年的歷史。明基作為國內業界的佼佼者，在過去十幾年經營中取得顯著成績，形成相對穩定的企業文化，其高管通常將自己定位于民族文化的精英，這種定位決定了他們對民族文化非常執著，從而不愿在文化整合中做出任何有損民族文化的決策，同時容易傾向于將過去在國內經營成功所采取的管理模式運用到被并購企業。而對于西門子這樣的成熟型企業，對于自己的企業文化、經營管理模式具有極高的認同感，具有極強的民族優越感，而對于中國的明基新生代認同程度低。
德員工歡度圣誕拒絕加班，與明基“公司成功才有個人成就”不相容；明基追求速度，也與西門子“以質取勝”的百年理念背離。東方的感性文化遇上了西方的理性文化，雙方互不妥協，文化差異導致的文化沖突難以避免。正是由于并購前期準備工作沒有做好，后期文化整合陷入僵局，雙方錯過文化整合最佳期。可見，在并購后的文化整合過程中，中國企業應該主動出擊，吸收目標企業文化中先進的成分，同時適當放棄原有企業文化中無法為目標企業認同的文化因素，從而推進文化整合過程。
(四)反思
明基與西門子的“聯姻”最終以“閃婚”宣告結束，明基宣告停止向德國子公司注資并申請破產保護，而西門子CEO克萊恩菲爾德也表示，“我們會研究對明基采取法律行動”。一場被眾人看好的婚姻不歡而散。談及失敗元原因，明基董事長施振榮總結到，“首先是沒有考慮到跨國文化的沖擊”。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分析文化差異，提高管理者的跨文化意識和能力，通過有效溝通消除文化障礙，實現文化整合是當務之急。
三、跨文化整合建議
梁燕君、張會剛認為，“跨文化整合就是在兩個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兩個企業之間找到‘公約數’，實現統一的人事安排、酬薪設計、行為規范、企業理念及文化設計。”莊恩平提出“以跨文化交際理論與觀點解決跨國公司管理中的文化沖突，文化整合是第三文化理念的具體體現，而共同價值觀念則是文化整合的核心與內涵，并以此進行跨文化管理，這樣才能創造1+1>2的管理效應。”跨文化整合具體要做到：
(一)新公司CEO的跨文化能力是并購后文化整合成功的決定因素
并購時應建立文化整合領導小組，CEO必須是負責人，展開雙方文化整合工作。成功的方法是并購運作之時就應啟動文化整合領導小組工作，這樣在并購之時就可以將文化整合建立企業文化之中。
(二)建立第三文化理念，確立核心價值觀，作為員工的行為規范
在新公司組建之時應同時建立以共同價值觀為雙方共事和合作原則的第三文化管理理念，它可以確定人的行為模式、交往準則，以及何以判別是非、好壞的規范。同時它還能發揮兩種文化的優勢，提高員工的凝聚力、向心力，這樣我們就能消除民族優越感，就能尊重和理解對方的文化，以平等的態度進行合作與共事。
(三)并購之后的首要任務是開展跨文化培訓，確保新公司員工認同公司的企業文化理念，企業制度文化和企業人員行為規范
通過跨文化培訓，增強管理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跨文化培訓是防治和解決文化沖突的有效途徑，但目前我國絕大多數企業都偏重對員工的技術與管理知識方面的培訓，卻忽視了對員工尤其是管理人員的跨文化培訓。而跨文化培訓恰恰是解決文化差異，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作為跨國公司或合資公司，要解決好文化差異問題，搞好跨文化管理有賴于一批高素質的跨文化管理人員。因此，雙方在選派管理人員時，尤其是高層管理人員，除了要具有良好的敬業精神、技術知識和管理能力外，還必須具有跨文化溝通能力和較強的移情能力及應變能力等。
【論文關鍵詞】：文化差異；文化內涵；商標翻譯
1.引言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商標是刻在或印在一種商品的表面或包裝上的標志、記號(圖畫、圖案形文字等)，使這種商品和同類的其他商品有所區別。商品的商標如同人的名字,是產品形象的代表和產品質量的象征。好的商標能帶給人美的享受，激發消費者購買欲望，為商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商標是語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統一體，具有典型的文化屬性，承載著一定的文化涵義，故其翻譯必然進入跨文化交際的領域，成為跨文化交際的一面鏡子。
2.商標與文化之間的關系
文化是一個蘊含豐富的概念。薩默爾在其著作《跨文化交際》中對文化作了比較全面的定義：文化是通過個人或者群體世代努力所獲得一切沉積物，包括知識、經驗、信仰、價值觀、行為、態度、意義、等級制度、宗教、時間概念、角度、空間關系、宇宙觀以及制造物等。[1]在與文化相關聯的眾多因素中，語言與之關系甚為密切。語言不僅是思維和交際的工具，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的反映。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文化又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語言的使用。[2]商標詞來源于一定的語言，因而必然打上該語言所屬文化的烙印。各種類型的文化由于其發展歷史途徑、地理位置環境等不同而形成具有各自特點的文化，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已鮮明地反映在商標詞中。
3.文化差異對商標翻譯的影響
商標翻譯與文化差異密不可分。在社會生活中，文化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人們在商品商標的思維方式、審美情趣、消費觀念和價值觀等方面也必然存在著或多或少的不同之處。因此，商標譯名者就必須從跨文化交際這一視角出發，在商標翻譯中充分考慮到文化差異的影響。
3.1思維方式差異對商標翻譯的影響
由于世界各國有著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種族制度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背景的差異，處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往往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在西方國家，人們往往習慣于抽象的思維方式，而中國人則習慣于形象思維。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的本質區別在于思維加工時所使用的基本單元不同，抽象思維的基本單元是概念，而形象思維的基本單元是感性形象。[3]在把這樣的品牌名稱翻譯成漢語品牌時，就要注意從抽象思維到形象思維的轉換。因此，許多表達較為抽象的英文商標被翻譯為中文時都進行了形象化具體化。例如，商標名PepsiCola，CocaCola，Colgate，Rejoice在翻譯為中文時分別為百事可樂，可口可樂，高露潔，飄柔，不僅具體形象，而且能帶給人美的享受。這種翻譯方式無疑考慮到了不同文化之間人們思維方式的不同，并為商家帶來了巨大的收益。
3.2社會價值觀差異對商標翻譯的影響
每個社會和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社會價值觀。作為文化體系的核心，社會價值觀是指社會中的人對他周圍事物的評價以及由此而采取的行為取向，它是人們行為的方向和動力，因此，社會價值觀直接影響著人們的消費行為。眾所周知，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不同點就在于人們對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態度。西方文化中人們強烈地崇尚個人主義。他們崇尚個人奮斗，進取和創新。因此西方品牌常常以與商品相關的人物的姓名作為品牌名稱。然而，在中國，集體主義被人們所尊崇，發揮著主導作用。這種不同的社會價值觀對商標翻譯起著重要的影響。例如，Budweiser被翻譯為百威，GOME被翻譯為國美，Aiwa被翻譯為愛華等。
3.3民族心理差異對商標翻譯的影響
民族心理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衍變過程中由民族文化積淀而成的心理特征。由于各民族生態環境、衍變歷史、、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各民族心理特征也必然不同，從而產生千姿百態的聯想意義和消費心理。[4]轉華夏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求吉祈福的民族文化心理，尤其是對事物命名時，在心理上更愿意選取喜慶吉利的字眼或通過諧音、詞義聯想等手段把事物的名稱與美好的愿望聯系起來。商標翻譯的過程也是一個重新命名的過程，因此趨吉避兇、求吉求福的心理在這一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翻譯商標時，中國人會盡量選擇代表美好事物的詞語而避免使用代表邪惡事物的詞語，如著名法國香水Poison，用一個極具刺激意味的詞反映出該香水的非凡之處，這是符合西方人審美觀和求異心理的，但是，該香水進入中國時，人們則按照Poison的諧音將其取名為百愛神，寓意美好，能引起人們美好的心理感覺。
3.4詞匯文化內涵的差異對商標翻譯的影響
在跨文化交際中，除了概念意義外，很多詞還有其聯想意義或文化內涵。作為語言的一部分，商標也不例外。商標在一種文化中可能具有極好的聯想含義，但在另一種文化中卻可能暗示極糟的文化內涵。因此在商標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過程中，應該考慮到民族心理因素，格外重視所選詞語的所產生的聯想意義。例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龍和鳳代表著高貴，有著很好的文化內涵，人們總喜歡用類似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語句來表達他們對年輕人的美好期望。因此，在中國，許多著名的商標都和龍鳳有關，如中國著名自行車品牌鳳凰。然而，盡管鳳凰牌自行車在外形和性能上都很無可挑剔，但進入西方市場時卻銷路平平，這主要是因為在英美國家，人們在心理上對龍和鳳有著完全不同的認識和情感。在西方文化中，龍是十分兇殘的動物，而鳳凰是一種生活在沙漠的動物，在西方文化中意味著逃生[5]。
3.5的差異對商標翻譯的影響
宗教是一種對社群所認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風俗的教化,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世界上主要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不同種族不同國家的人們通常有著不同的，相應的也有著不同的宗教禁忌。了解這些禁忌對商標翻譯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人們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消費觀念和行為，所以在翻譯商標過程應盡力避免與人們的尤其是宗教禁忌產生抵觸，否則，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該商品的市場型和銷量。
4.結論
商標是語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統一體。作為語言的組成部分，商標同文化緊密相連。商標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跨文化交際方式，必須考慮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異同。[6]商標譯者必須站在跨文化交際的高度上準確把握原語和譯入語的文化，并且充分考慮到文化差異，使目的語符合本國文化語境中受眾的表達習慣，迎合其審美心理，才能使商標實現其刺激消費的功效。
參考文獻
[1]LarryA.Samovar＆RichardE.Porter.跨文化交際[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 又有個性。共性來自人類（包括各個不同的民族） 共有一個客觀的大自然 ， 對事物及其本質規律的認識基本相同。因此， 語言中必定也存在許多相似之處。然而，不管兩種語言多么相似，我們都不能認為他們代表相同的社會現實。由于英漢兩種語言結構的差異和兩種文化傳統的不同，成語的形成過程主要受地理環境、歷史背景、風俗習慣以及等各方面的影響。
（一） 地理環境因素
人們土生土長的自然環境是影響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最基本的因素。英漢兩個民族在這一點上有著明顯的差別。英國是一個島國，因此，與海水有關的詞water， sea 和fish 就會迅速被人們聯想到。在英語當中也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許多相關的成語。如as weak as water （弱不禁風） ， drink like a fish （豪飲） ， to miss the boat （錯失良機）。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大國， 土地是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因此， 在人們的生產實踐中，許許多多與農業和土地有關的成語應運而生。如“面如土色”、“風調雨順”、“斬草除根”等。
（二） 歷史背景因素
一個民族的歷史背景對該民族語言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在英漢成語當中，相當一部分成語都可以找到與之相關的真實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
其實漢語成語也是一樣。許多成語都是來自歷史事件、寓言故事或民間傳說， 有的本身就包含某個特定的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如“三顧茅廬”、“亡羊補牢”、“狗咬呂洞賓， 不識好人心”等。
（三） 風俗習慣因素
日常生活中，人們談論最多的可能就是各地不同的風俗習慣。風俗習慣的差異也是英漢文化差異的一個顯著方面。反映到成語中，主要是表現在動物形象和顏色上。
二、英漢成語翻譯的主要方法
由于英漢兩種文化具有很大差異，所以翻譯就是文化之間的轉換。這就像蘭博（Lambert） 和雷恩（Robyns） 所認為的： 與其把翻譯視為一種雙語之間的轉換活動， 不如把翻譯看成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活動。因此， 成語翻譯一方面要盡量將原文的意思用“最貼切、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出來”， 具體到成語翻譯方面， 不管用那種翻譯方法，都要確保在最大程度上將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呈現在譯文讀者面前。
（一） 直譯法
所謂直譯法， 是指在不違背譯文語言規范以及不引起錯誤聯想的條件下， 在譯文中保留原成語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的方法。此方法適用于憑字面意義和人們的生活經驗就可以理解的成語，這些成語往往不涉及強烈的民族文化色彩。如a gentleman's agreement （君子協定） ， armed to the teeth （武裝到牙齒） ， 竹籃打水一場空（draw water in a bamboo basket）。
（二） 意譯法
意譯法指翻譯時僅保留原文的意思而不保留原文表達形式的方法。達洛特認為成語跟暗喻的翻譯一樣，要在譯語中找到等值的對應語是不可能的，因為比喻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是一種全新的使用方法。因此，顯然不可能找到等值語。這時就可以采用意譯法，結合上下文靈活傳達原意。當由于文化差異而無法直譯， 又無同義成語可以借用時， 就得用意譯法。如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家丑） ， 逼上梁山（be forced to do something）等。
（三） 直譯加解釋法
為保留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人們更多地采用直譯而非意譯， 但由于語言根植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彼此之間有文化差異的存在，采用直譯很可能產生歧義和模糊不清的意義，在交流時讓人費解。在這種情況下， 最好采用直譯加解釋法。比如a Don Juan （唐璜，意為風流浪子） ，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 （運煤到紐卡索， 指多此一舉， 紐卡索-- 英國一產煤中心） ， 班門弄斧（ 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 ， 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The wit of three cobblers combined surpasses that of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這些成語往往帶有很強的民族文化色彩。
語言和文化是相輔相成的，文化中的語言是個重要的系統，作用重大。文化影響語言的發展，而文化也通過語言反映出來。語言能夠反映包括文化背景、歷史、習俗、生活方式等民族特點。人類社會的發展以及民族之間的融合促使了語言和文化的融合，也為文化傳播提供了途徑。所以，在跨文化翻譯實踐中，應該要重視文化滲透的基礎上科學的移植文化特點。
中西文化之間必然有差異，對于譯者來說，文化交流障礙并不能阻止他們對翻譯實踐的探索。譯者在文化差異中面對挑戰，他們不但要懂得兩種語言文化，還要對兩種文明文化有較深的理解，才可以有效的在翻譯實踐中避免出現翻譯失誤的情況。
一、民族文化的象征性
隨著民族文化的不斷融合演變，那些具有象征色彩文化因素在民族中有著明顯的意義。一些東方國家，特別是在我國，“龍“是一種象征意義很強烈的民族文化形象，象征著帝王、強盛、輝煌、吉祥等意思。例如“龍鳳吉祥（Prosperitybroughtaboutbythedragonandthephoenix）“。“龍“還可以當做中國的象征，例如“龍的傳人（descendantsofthedragon）“。但是，“龍“在西方的民族文化中代表邪惡，基督教書籍將其作為惡魔形象與撒旦聯系在一起，這是一種民族象征文化的定型。在中西文化中“龍“的象征及文化價值定位完成相反，因而不能將“龍“這種文化象征簡單的移植，不然就不能真正反映原來的民族文化特性。
二、民族文化的宗教性
民族文化中的宗教是個重要的組成因素，深刻的影響著每個民族的心理意識。在不少民族中宗教觀念和意識深深的影響著他們。佛儒道是中國的三大主要宗教，對漢族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諸如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等觀念已經深入民族文化意識中。中國著名的三個和尚的典故在基督教英語國家是比較陌生的，他們很難理解關于和尚的典故，所以要將這種比較特殊的民族文化形象翻譯到其他國家去，就需要做到形意兼顧。從傳意的角度來看，可以翻譯成
“Oneboy’saboy，twoboysarehalfaboy；threeboysarenoboy“。從重形式的角度來看，可以直譯為“Onemonk，twobuckets；twomonks，onebucket；threemonks，nobucket，nowater――――morehands，lesswork“。譯者會因為宗教文化的差異而形成理解上的盲點，這也是阻礙語際民族文化移植的不利因素。譯者應該在翻譯實踐中懂得變通。
三、民族文化的習俗性
在民族文化中，習俗文化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在漫長的民族史進程中，那些有著相同世界形象的事物，要利用好具體事物的相關經驗來形成獨有的認知風格和審美情趣。以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dog“一次來看，中西方民族都習慣養狗，不過對這種動物的認識概念卻充分反映了雙方的文化內涵沖突。以英國為例，狗既用來看門打獵，也被看做是寵物伴侶，他們十分愛狗，大不列顛民族對狗的贊美是一些東方國家難以理解的。有很多作品中都以狗喻人，例如莎士比亞在《求里斯?凱撒》一劇中這樣寫道：lhadratherbeadogandbaythemoonthansuchaRoman.中文大意是：我寧愿做一頭向月亮狂吠的狗，也不愿做這樣一個羅馬人。英國人不介意以狗喻人，但是對于中國人來說，則會是一種挑釁和侮辱。中國人中有不少人把狗當中是卑賤的代名詞，以狗喻人是罵人的話，例如“狗仗人勢“，凡是帶有狗子的詞語都是貶義詞，例如“走狗“、“狗尾續貂“等等。因而狗成了壞的代名詞，諸如“狼心狗肺“、“豬狗不如“等等，所以中國人聽到“狗“字就心里不舒服。漢民族和英語中的關于狗的形象的對比，反映了兩種民族的巨大文化差異。兩種文化習俗的差異為譯者的翻譯工作帶來了不少的阻力。如果譯者將“打落水狗“譯成beatadoginthewater.把“喪家之犬“譯成ahomelessorstraydog，要是沒有前后文的闡述，不但不能將漢民族的習俗文化移植到英語民族中，還可能引起英語讀者的誤解。所以，譯者要充分了解民族習俗，這樣才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