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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隨著全國各地縣域經濟改革試點工作轟轟烈烈的開展，縣域經濟的發展模式問題也日益成為探討熱點。本文深刻分析了國內外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比較了國內四種縣域經濟發展模式下相近規模典型縣市的發展歷程，對江西豐城市縣域經濟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探討，并提出豐城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關鍵詞：縣域經濟模式 內生性發展 創新
江西豐城市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
近年來，豐城市工業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產業集聚效應逐步呈現，基本形成了一園二區六基地的新興產業格局，豐城也因此一舉步入了全國百強縣行列，但其排名僅位列97位，各項經濟指標與其它的百強縣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見表1）。
由表1可以看出，豐城市的地區生產總值和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均遠落后于全國百強縣平均水平；同時，豐城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17625元，而全國百強縣平均值為64070元，豐城僅為全國百強縣平均水平的27.5%。由此可見，豐城與發達地區縣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要縮短差距，必須更好地學習典型縣市的良好經驗才能取得更大的進步。
典型縣市發展經驗分析
（一）豐城與規模相當城市的比較分析
筆者特意選取了七年前與豐城經濟規模相當，五年之后GDP翻番（且GDP達500億以上）的四個縣級城市進行比較，并且選擇最具有代表性的四個縣域經濟模式下不同省份的縣市。四個參照縣域城市研究的時間跨度統一為2004年至2009年或2010年，起始年份的GDP都集中在230-250億元的區間，至2009年（或2010年）時GDP都達到500億元（及以上）。
通過表2可以看出，豐城市的現狀與四個縣市2004年的狀況頗為相似。豐城的第一產業的比重遠遠大于其它幾個縣域，甚至是個別縣市的兩倍或三倍；第三產業比重均比其它縣市較低；豐城目前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遠遠低于其它縣市當年的水平；且豐城目前的地方財政收入遠遠大于其它縣市的當年水平。
（二）以鄉鎮企業為特征的蘇南模式——丹陽市的發展經驗
江蘇縣域經濟規模大，百強縣大而強，全國十強縣中占有7席，特點是“集體經濟+規模經營+資本市場”，區域統籌條件比較突出；是以混合型經濟為主體，以規模經濟和外向型經濟為支撐，以鮮明特色和優勢產業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現為：一是集體所有制為基礎和主體；二是以鄉鎮經濟為主導，對企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三是產業結構以第二產業為主；四是以市場為導向，在經營方式上高度參與市場競爭；五是工業化進程迅速推進，并形成了以制造業為主體的產業格局（儲東濤，2010）。
江蘇省丹陽市是蘇南模式中的典型縣域城市，位于江蘇省南部，地處長江三角洲、上海經濟圈腹地，屬蘇南經濟板塊。丹陽產業特色鮮明，是一座現代化工貿城市，眼鏡、五金工具、汽車零部件、木業、醫療器械等產業規模較大，是“中國眼鏡生產基地”，亞洲最大的鋁箔、鉆頭、人造板制造基地。
（三）以開放型經濟為特征的廣東模式——增城市的發展經驗
廣東的區域經濟發展有其獨具特色的模式，數量少，但總體實力雄厚，特點是“三資企業+專業集鎮+外貿出口”，是以集體經濟轉制形成民營經濟為主要特征，通過“三資企業”、依托外源型經濟發展而帶動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廣東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借助地理優勢和率先開放的政策優勢，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和民營經濟，并大力推進兩頭在外的專業化生產方式。其典型特征突出表現在：一是專業鎮成為縣域經濟的生力軍；二是民營經濟成為縣域經濟的主導經濟，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和實現社會穩定的重要經濟支柱（羅必良，2008）。
廣東省增城市屬于廣東開放型經濟的典型縣市，其位于珠江三角洲東北部、廣州市區東部。增城市與豐城市有一個重要的相似點即同屬于省會城市的衛星城市。增城市堅決打好“廣州牌”，融入珠三角，積極探索都市圈衛星城的科學發展模式。將整個城市劃分為南中北三個經濟圈形成三大主體功能區，南部定位為重點開發的新型工業集聚區、中部定位為優化開發的生活安居與文化產業區、北部定位為限制工業開發的都市型農業和生態旅游休閑區，南中北三大主體功能區互補互動、協調發展。
（四）以民營經濟為特征的浙江模式——余姚市的發展經驗
浙江縣域經濟人口規模小，百強縣相對富裕程度高、差別小，特點是“民營經濟+產業集群+專業市場”，城鄉統籌條件比較突出。浙江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始終把握市場需求，縣域經濟率先實現了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浙江通過專業化的民營經濟、市場經濟和塊狀經濟帶動了整個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是民營經濟得到高度的發展。二是建立了發達的專業市場和遍布全國、走向世界的市場營銷網絡。三是區域產業發展從多樣化轉向特色化，區域特色塊狀經濟成為縣域經濟增長的支柱。
浙江省余姚市位于浙江省東部，寧波市境西北部，改革開放以來，余姚一直躋身于全國經濟綜合實力百強縣市之列。余姚的工業門類齊全，基礎較為扎實，有“塑料王國、模具之鄉”之稱。
（五）以產業化發展為特征的山東模式——膠南市的發展經驗
山東縣域經濟單位眾多，差異性大，百強縣突出性不足，特點是“政府主導+經濟協作+多種模式”，區域經濟協作比較突出。山東模式，即一方面依托毗鄰日韓的區域優勢實施對外開放，另一方面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其突出特征在于：一是加速培育了一批規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場開拓能力強的龍頭企業。二是積極引導龍頭企業向優勢產業和優勢產品區集中。三是積極探索利益聯結機制，創新經營機制，增強帶動農戶的能力（樂菲菲等，2011）。
山東省膠南市是國家最早批準的沿海開放城市之一，是青島市的衛星城市。2003年膠南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突破縣域經濟發展框架模式，融入大青島、建設新膠南的目標，主動承接大青島的輻射帶動。
（六）典型縣域經濟發展經驗啟示
1.轉變思想觀念與所有制結構。凡是發展比較成功的縣域，其管理者的觀念轉變和體制轉變都是比較明顯和突出的。從政府角度來看，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政府不去包攬經濟活動的一切內容，經濟活動的活力不在政府，而在于這個縣域范圍內，是不是有無數的經營主體、無數的具有創造精神的企業家。
2.積極推動縣域“三化”建設。發達縣（市）的發展經驗表明，積極推動縣域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三化”并舉，是發展壯大縣域經濟，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工農差距的有效途徑，而其中的核心是工業化。
3.借助招商引資和地方民營企業發展縣域經濟。經濟實力較強的縣（市）大都是通過同縣域內外的經濟聯合與協作，加快了各種生產要素在縣域內的集聚，促進了縣域經濟超常規跨越式發展。
4.依靠區域特色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因地制宜，推進特色經濟的發展是經濟百強縣（市）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尤其是“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灣地區的特色產業發展較為迅猛。這些縣域的產業基本形成“1+N”或“2+N”的布局，特色經濟的專業化、規模化和品牌化程度都較高（張茹，2005）。
江西豐城市縣域經濟發展模式選擇
各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各有特色，既發揮了原有產業的優勢，也沿續了原有的體制優勢，更加上了各地特色定位和專業集群發展。豐城的現狀與各發達地區2003年左右的情況相似，不僅需要學習先行者們的良好做法和經驗，更是要區別于其它地區定位而進行特色發展，實行趕超戰略，實現彎道超越。
豐城在現有的基礎上完全有可能走出自己的發展特色和發展模式，既要經濟快速穩步提升，也要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以市場為基礎，也要以政府為主導，既要快速發展，也要可持續發展。因此，筆者嘗試提出豐城的發展模式： “政府引導+特色經濟+內生發展”，依靠政府引導下的產業定位和產業政策引導，以招商引資的外地企業與本土特色的鄉土企業為主體，大力發展與周邊城市（如南昌）錯位競爭的特色產業，走新型工業化和可持續發展的內生性發展道路（宋效中等，2010）。
縣域經濟要實現彎道超越，就必須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必須走內生性發展道路。內生性發展道路就是立足現狀，以市場為導向，以改革創新為動力，更加注重資源配置能力和競爭優勢，更加注重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更加注重空間布局和城鄉統籌，更加注重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更加注重民生幸福，更加注重政府職能轉變，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和抗風險能力，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道路。經濟學中的內生增長理論強調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經濟體系的內生動力作用的結果，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否加快發展從而走向繁榮富強，決定性的因素是內生動力。內生性發展道路具有自主性、可持續性和抗風險能力，實現異軍突起，發展強勁和彎道超車。
參考文獻：
1.江西省豐城市統計局.2009，2010年豐城統計年鑒
2.儲東濤.長三角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及路徑創新[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
3.羅必良.增城模式：縣域經濟發展的典型經驗[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
4.樂菲菲，朱孔來，馬宗國.山東縣域經濟的八種典型模式[J].宏觀經濟管理，2011（7）
5.張茹.縣域經濟發展模式：江蘇省個案[J].改革，2005（9）
我國城鎮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始于1990中后期，投資和產業在城鎮的集中、基礎設施的建設等，直接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城鎮化拉動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已毋庸置疑。同時，城市的規模效益一直是研究者討論的重要內容，頗有分歧，認為大城市的規模效益優于小城鎮，大力發展大城市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增長點;但也認為小城市和鎮在地方經濟中有重要作用，是提供地方市場、繁榮農村經濟、活躍城鄉經濟活動的集散地和紐帶，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重要環節，并可能成為新興城市群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全國城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縣域城鎮化占有重要地位，從全國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看，2000年全國縣域城鎮人口為20 920 62萬人，占全國城鎮人口的45. 60% , 2010年全國縣域城鎮人口為30 288 12萬人，占全國城鎮人口的45. 21%,在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向大城市情況下，10年問縣域城鎮人口相對數量僅僅下降了0 39%，絕對數量卻增加了9 367. 5萬人，由此可見，縣域城鎮化有著白己的魅力和獨特性，是全國城鎮化的重要基礎，也是全國城鎮化進一步升級的推動力量。加快縣域城鎮化進程是穩定農業基礎和增加農民收入的迫切需求，是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必然。
鑒于縣域經濟和縣域城鎮化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有關縣域城鎮化的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已有研究基本上圍繞2條主要線路:一是縣域城鎮化的區域差異、綜合測評及其動力機制，并對縣域城鎮化類型進行了劃分，突出了區域性，這無疑對指導縣域城鎮化發展有著積極作用，但在縣域城鎮化的度量上明顯不足;二是縣域城鎮化與縣域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認為縣域城鎮化與縣域經濟的發展是互動過程，縣域經濟增長可以促進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帶動縣域經濟增長，這與一般意義上研究城鎮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所得結論沒有區別，缺乏“量”的討論，結論不夠獨特。本文也將主要圍繞上述方向展開，所不同的是，本文依據翔實的普查數據站在縣域白身的角度，從“量”的角度評述縣域城鎮化水平并探討其與經濟發展互動作用力的大小，以期得出符合縣域實際并具有典型意義的結論。
觀察圖1一圖4，僅從散點數據看，河北省縣域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及經濟增長的關系并不呈線性關系，這與眾多的研究成果不吻合。為了從整體上衡量河北省縣域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選擇2000-2010年的時問序列數據來考察城鎮化與縣域產業結構及經濟增長的內在聯系。
1 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對城鎮化的影響
以縣域城鎮化率(%, Y)為因變量，以非農產業的比例(%,Xy、人均G DP(元，Xz)為白變量測算經濟發展對城鎮化的貢獻。首先進行相關系數的測算，縣域城鎮化率(Y)與非農產業比例(X })、人均GDP( Xz)Pear son相關系數在a of的水平上分別為0. 933,0. 961，呈顯著相關，說明選擇影響因了有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通過SPSS做多元回歸，其中R為0. 972, RZ為0 945，調整Rz為0 929, D- W檢驗為1. 366，回歸效果良好，方程如下:
Y=一9. 201+ 0. 349X ,+0. 645X}
回歸方程顯示，產業結構的變化和經濟增長對河北省縣域城鎮化均有積極影響，但人均GDP較非農產業結構變化對城鎮化的影響大。人均G DP每增長1%可以引起縣域城鎮化率提高0 645%，非農產業比例每提高1%可引起縣域城鎮化率提高0 349%。可見，隨著非農產業的發展和人均GDP的提高，縣域城鎮化水平越來越高。它們之問的基本邏輯應該是互動的，即非農產業的發展導致人均G DP的提高，而人均G DP的提高又產生了對非農產業需求的增加，從而一起導致城鎮化水平越來越高。
2 城鎮化對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作用
在測算河北省縣域城鎮化對產業結構及經濟增長的作用時，單獨分析城鎮化和非農產業及城鎮化和人均GDP的關系時，發現并不呈線性規律，因此，需要做曲線估計，以判定系數(Rz)為主要依據選擇其中的最優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分別把非農產業比例、縣域人均GDP作為因變量，縣域城鎮化率作為白變量來估算城鎮化對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SPSS1& 0進行曲線估計，發現判定系數( RZ)最大的曲線均是二次曲線，判定系數分別達0 924,0 952，進而，對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下:
(1)城鎮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把非農產業比例作為因變量(Y)、縣域城鎮化率(X)為白變量來估算城鎮化對優化產業結構的影響大小。二次曲線的回歸方程為: Y= 35 578+ 4. 25X一3. 326X=
統計檢驗各項系數為:丫為0. 924，調整丫為0 902, t統計值為2. 689, D- W檢驗為1. 066，非農產業比例與縣域城鎮化率的二次曲線方程模擬較好。觀察回歸方程，其曲線形態為開口向下的拋物線，意味著縣域城鎮化對產業結構的積極作用體現在一定的區問上，這恰恰證明了回歸方程的正確性。道理在于無論分析多大的區域，鑒于農業的基礎地位，其非農產業結構總是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超過極限范圍是不合常理的;特別對于河北縣域而言，農業仍占有重要地位，縣域城鎮化對非農產業比例的影響必然控制在合理幅度內，但對非農產業質量的影響是沒有限制的。
( 2)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同理，把人均GDP作為因變量(Y)、縣域城鎮化率(X)為白變量來估算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程度。二次曲線的回歸方程為:
Y= 2. 402一1.475X+ 2. 442X=
其中，Rz為0 952，調整Rz為0 939, t統計值為0 97 6, D- W檢驗為1. 35 5，方程回歸良好，縣域城鎮化能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假設成立。方程的曲線形式是開口向上的拋物線，雖然在曲線的不同點上表現為人均GDP對城鎮化率的敏感性有差異(即彈性不同)，但總體上城鎮化對提高人均GDP的貢獻在曲線上卻沒有表現出有范圍的限制?？梢?，縣域城鎮化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但更重要的卻是城鎮化導致了縣域經濟的增長。
通過對上述2個回歸方程分析，發現河北省縣域城鎮化對縣域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均有積極影響，通過城鎮化可以優化縣域產業結構、推動經濟增長。但是，縣域城鎮化與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的關系不是呈明顯的線性邏輯，關系較為復雜。這與實際情況也吻合，因為城鎮化本身不會推動經濟發展，而是通過市政建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投資及運營支出以及消費市場的擴大等環節問接地對縣域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本文分析了河北省縣域城鎮化的水平及與縣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得出如下結論:
(1)在對縣域城鎮化的測度上，發現站在全國和區域比較的視野來評價縣域城鎮化水平比較合理，縣域城鎮化發展有白己的內在邏輯。2000- 2010年河北省縣域城鎮化特點表現為起點水平低、發展速度快，2000年河北省縣域城鎮化遠落后于全國及東部地區水平，但10年內河北省縣域城鎮化速度較J陜，處于全國前列，由于起始水平太低，2010年縣域城鎮化率仍然低于全國平均值，整體看，河北省縣域城鎮化是滯后的。
(2)在對縣域城鎮化與縣域經濟發展的分析中，既用人均G DP代表經濟增長，也引入了非農產業比例代表產業結構優化。通過做散點圖，發現在2000年河北省縣域城鎮化率與產業結構及經濟增長的關系都不是特別密切;到了2010年，縣域城鎮化與產業結構、經濟增長雖沒有表現為明顯的線性關系，但密切度明顯增強。這意味著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在縣域城鎮化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強，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對提高縣域城鎮化水平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縣域金融；資金外流；激勵機制
文章編號：1003―4625(2007)01－0054－02
中圖分類號：F832．35
文獻標識碼：A
縣域經濟作為城鄉統籌發展的紐帶，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在改革發展中成長的縣域經濟，提出了多樣化的金融需求。當前金融轉型背景下，對縣域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仍存在許多不適應縣域經濟發展的問題，需進一步解決。
一、當前金融轉型下縣域金融中組織結構失衡和功能缺陷
(一)縣域金融機構組織體系失衡，致使金融服務嚴重缺位。一是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國有商業銀行結構性市場退出，紛紛把縣域的分支機構撤并或降格，上收信貸發放權限，使其成為一個吸收存款的“吸儲機”。業務網點的減少、信貸權限的上收，導致縣域金融機構存差持續擴大，嚴重影響了對縣域經濟的金融服務。如河南省許昌市2001年-2005年在國有商業銀行撤銷的機構中，縣域機構占71％。其中，長期以來占據縣域金融主導地位的農業銀行也將其競爭視角轉向大中城市，大量撤并縣以下機構網點。2001年-2005年，許昌農行共撤并機構77個，其中，縣域機構67個，占比87％。二是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我國惟一的政策性農村金融機構，主要負責糧棉油收購、儲運等環節的資金提供，在糧食購銷體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面臨業務嚴重萎縮的問題，其所經營的政策性貸款業務范圍狹窄，調劑功能弱化，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作用不明顯，沒有真正起到支持農業開發的作用。三是作為農村金融主體的信用社實力有限，致使其金融服務職能難以充分發揮。由于前幾年，農民在市場經濟轉型期市場意識不強，競爭能力較弱，一些經濟果林、種養業未能形成規模，加上大批盲目發展的鄉鎮企業關停倒閉，使得河南省農村信用社相當部分資產成為呆賬；且部分地方中小金融機構曾經出現的支付風險，使得農村信用社吸收資金能力下降，這些都使得農村信用社在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中力不從心。
(二)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體系不適應縣域經濟的發展特點。一是商業銀行對貸款企業實行信用評級制度，將信用評級的結果作為發放貸款的依據，并設置了較高的貸款標準，只有信用等級較高的優質企業即一些龍頭骨干企業能夠獲得貸款。同時，現行信用評級側重于對企業貸款申請時經營情況的靜態分析，不重視對企業發展前景的動態評價，并且對大、中、小企業采用一樣的評級標準，這樣，只有少數處于成熟期的優質企業能夠獲得貸款，而縣域經濟中處于項目投產初期的企業和部分有市場前景的中小及民營企業因信用評級不高不能獲得貸款。二是現行的商業銀行信貸審批管理不適應中小企業貸款“急、頻、小”的特點。目前，商業銀行縣級支行貸款審批權限非常小，特別是一些不良貸款比例較高的支行貸款審批權全部上收。由于基層行貸款權限小，許多貸款需要二級分行甚至是一級分行審批，環節多，時間長，手續煩瑣；而且，目前各商業銀行執行的是新增貸款“零”風險，信貸員每發生一筆逾期貸款，就要下崗清收甚至停發工資。在這種情況下，信貸人員沒有100％的把握不會放貸，對于風險難以確定的中小及民營企業自然就不愿貸款了。
(三)縣域資金外流嚴重。目前，在縣域經濟中存在資金外流的誘導機制。據調查，資金外流的主要渠道有兩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系統內上存將資金上劃上級行。目前，國有商業銀行普遍采取高額的上存利率，上存資金不僅安全無風險，而且可以增加自身盈利能力。過高的上存資金利率降低了金融機構的貸款積極性。如，2005年河南省縣域國有商業銀行上存資金1294．6億元，占其各項存款的64．8％。二是郵政儲蓄將存款劃轉中央銀行。近年來，郵政部門將儲蓄轉存款收入作為其業務收入的主要來源，不斷采取各種措施加大攬儲力度。據統計，僅2005年，河南省郵政儲蓄余額達564億元，1999年-2005年，河南縣域郵政儲蓄存款增加了450．5億元，年平均增長速度25．8％，高于同期國有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存款的增長速度。
(四)部分縣域的金融生態環境欠佳，直接影響了金融機構放貸的積極性。近幾年，縣及縣域以下逃廢金融債務的現象屢屢發生，一些企業采取種種手段逃廢金融債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年，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門的默許下，部分中小企業借改制之名逃廢金融債務，致使大量銀行債權被懸空。即使是訴諸法律，由于金融債權執行難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往往是“贏了官司賠了錢”。部分縣域信用環境的欠佳，使得金融機構損失了大量信貸資產，同時也將該地區作為高風險地域，對企業貸款產生了畏懼心理，甚至停止了對該地區的信貸投入。
二、金融轉型背景下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對策
(一)建立完善與縣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組織體系，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1．國有商業銀行在堅持市場化經營的原則下，要充分利用自身資金、信息優勢，深入挖掘河南省縣域經濟的主導產業和龍頭企業。資源型或特色型主導產業和龍頭企業是縣域經濟加快發展的基礎，也是國有商業銀行有效的貸款增長點。因此，國有商業銀行要深入挖掘各縣域經濟的資源優勢和特色經濟，根據各自優勢和經營戰略，集中資金支持一批特色經濟、主導產業及其龍頭企業。選擇一批產權明晰、符合當地產業結構調整要求，并有利于發展特色經濟的企業作為信貸支持的重點，扶持其發展為龍頭企業。要大力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使農業資源優勢與農產品深加工能夠有效結合起來，推動市場農業、訂單農業和高附加值農業發展。
2．重新界定農業發展銀行的職能，使農業發展銀行在金融服務領域切實發揮政策性金融的職能。農業發展銀行是集財政和金融于一體的政策性銀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扶持和保護農業的最佳選擇。目前，對農村來說，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和技術裝備的金融供給基本處于真空狀態，迫切需要對此進行相應的金融制度安排，農業發展銀行作為目前惟一直接服務于農村的政策性金融機構，要為農村公共產品的開發提供有效金融供給，為農田水利、水電開發以及公路、通訊、技術推廣等農業綜合開發提供基本貸款支持，在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調控和主導作用。因此，加大農村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健全與落實，拓展其業務范圍，改變農業發展銀行信貸產品的單一化，把農業發展銀行建設成為農村經濟提供政策性金融的綜合性銀行。
3．可以考慮成立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適應縣域金融多樣化的需求。通過整合現有金融機構，以農村信用社為主，組建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著眼于發放小額貸款，增加對私營企業的融資，適應縣域經濟主體小型化、個性化和特色化的特點，滿足縣域經濟微觀主體多層次、多樣化金融需求。同時，郵政儲蓄可以
將從鄉鎮、農村吸收的存款按一定比例以協議存款的方式存人能夠發放貸款的縣域金融機構(如農村信用社)，支持縣域經濟的發展。
(二)建立完善適合縣域經濟發展的信貸管理體系，加大信貸投入。
1．商業銀行要適當下放貸款審批權限。在堅持按程序辦事的前提下，適當擴大授權權限，增加授權品種。對基層自主經營的貸款可實行事前報備制。降低上存利率，控制國有商業銀行縣域分支機構的資金上存。對授信企業貸款超過二級分行權限的，可采取特別轉授權。
2．積極探索適合縣域經濟的信貸激勵和約束機制。在強化責任約束的同時，合理設計業績考評辦法。對于營銷成績顯著的信貸人員，在收回貸款本息后，應按利息額的一定比例給予獎勵。在不良資產管理上，應廢除那些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規定和做法，如新增貸款不良率零增長等。增加免責條款，強化獎勵機制，對于認真執行信貸政策的人要制訂和落實相應的獎勵條款。
3．完善改進信用評級制度?？梢钥紤]適當降低中部欠發達地區的項目信用評級標準和條件，特別是對新開戶企業和經濟效益好轉的企業要酌情予以評級；對當前產品確實有市場、有效益的企業，因歷史遺留問題導致的資產負債率偏高、資產結構不合理而造成信用評級過低的狀況，在評定信用等級時應劃分段，著眼未來，區別對待。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企業方面的問題。
一是融資渠道單一。某縣本土無上市企業，企業規模整體偏小，但數量多達3000多個，資金需求總量大，由于向社會募資擴股的條件難以具備，招商引資又只能解決少部分具有發展潛力企業的融資“瓶頸”問題，所以大部分的融資僅限于社會集資、民間借貸、銀行借款三條渠道。考慮到融資成本和政府以及銀行業監管機構嚴厲打擊金融“三亂”等因素，企業籌資的主要渠道仍是依靠銀行貸款。但經濟發展過渡依賴銀行的高投入，難以彌補企業資金缺口。
二是企業素質較低難以獲得銀行的青睞。首先，就縣域企業本身而言，確實存在經營規模小、技術工藝落后、管理體制不完善、財務制度不健全、資產質量低下等問題，部分企業停留在家族式管理模式，部分企業的技術工藝停留在手工作坊的水平，部分企業連正規的財務會計報表都沒有，銀行無法監測其還本付息能力。其次，就銀行的信貸準入條件而言，某縣內95%以上企業受自身資產、信用等因素的限制，資信等級達不到aa級，這是商業銀行信貸集中經營體制下的信貸市場準入門檻。再次，由于資產質量差，目前暫無第三方提供抵押擔保的機制，無法提供銀行滿意的抵押擔保，如某縣內4個工業集中區的企業，由于土地是租用和準劃撥性質（特指政府已征用而未劃撥給企業），既無劃撥土地使用證，更無出讓土地使用證，無法落實抵押擔保手續，因而無法與銀行業機構建立信貸關系。
（二）銀行方面的問題。
一是缺乏放貸動力，銀行激勵約束機制扭曲。首先，銀行信貸管理權限上收。由于縣域經濟金融運行的信用環境薄弱，商業銀行的上級行對縣級銀行一般不給予信貸轉授權，所有貸款準入一律需要層層上報審批，且準入門檻和企業資信等級評價標準一致，不體現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致使縣域銀行通過層層上報上去的信貸審批項目在市里、全省范圍內不具可比優勢，從而很少能獲得批準?？h級銀行真正可自主運用的信貸權限僅限于小額個人消費貸款、個人住房、門市按揭貸款、存單質押貸款等。其次，各銀行制定了新增貸款零風險的控制目標，執行了嚴厲的信貸責任終身追究制度，近年來某縣已先后有4家銀行業的高管為此受到不同程度的紀律處分和責任追究，有一家銀行業單位領導層被集體“亮黃牌”警告。由于縣域中小企業貸款質量歷年來較差，致使銀行對小企業產生“畏貸”心理。再次，缺乏正向激勵。因為“貸款經營好了，效益是大家的；貸款經營壞了，責任是自己的”這樣的機制使得責任追究的約束與效益分配的激勵不對稱，制約了信貸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貸款實際操作中由謹慎變為到苛刻，“貸得多，責任多；貸得少，責任少；不貸款，無責任”的思想占了上風，進一步降低了中小企業獲得貸款的可能性。還有，基層銀行不放貸款，靠上存資金利差和中間業務收入依然能維持運作，也是銀行在拓展信貸業務上“不作為”的原因之一。
二是經濟政策制肘，銀行承擔的稅費較重。此類情況體現在銀行從貸款準入到退出的全過程：首先是在辦理貸款時，需要交納國土評估、房產評估、保險、公證等費用，據某行某縣支行測算，辦理1年期10萬元貸款的費用加總近1萬元，貸款金額越小，承擔的費用相對更多。其次是在清收和處置抵押資產過程中，需要交納營業稅、各種增值稅和印花稅、各類評估費和登記費以及資產過戶費，涉及訴訟時除律師服務費外還要交納申請執行費和申請保全費，各類稅費負擔總計一般要超過抵押資產抵入值的10%。再次是銀行在清收和處置抵押物時重復收費現象嚴重。由于稅務及有關部門將銀行發放貸款時抵押物品抵入和貸款退出時將抵押物處置變現作為一般商品交易行為視同發生兩次交易，分別要交納相應的稅費，如契稅、交易手續費、營業稅、權屬調查登記費、變更轉移權屬登記費、國土收益金、國土交易管理費、土地增值稅、測繪費等均要兩次交納。
（三）地方政府方面。
一是尚未正確認識和處理“招引外資”與“撬動內資”的關系（本文中的“撬動內資”專指獲得銀行貸款）。首先，對資金的成本而言，內資低于外資。政府為招商引資是不惜血本，國有土地低價出租出讓、稅收優惠、行政審批開設綠色通道，政府資金投入“三通一平”（即“通路、通電、通水、拆遷平整”），而“撬動內資”不需要耗費上述成本，政府只需要堅持打造信用環境、維護金融債權、督促企業健康發展，適當地減免土地和房產等資產在評估、登記、過戶等環節的稅費。其次，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比較，內資優于外資。按某縣轄內4個工業集中區的管理部門的說法，如今是“栽下梧桐樹，鳳凰不長住”，因為招商引資的部分企業特別是投產成
本較低的企業，在3年的政策優惠期享受完畢之后，又選擇另一地繼續享受招商優惠政策，可持續發展狀況不如貸款扶植的企業。再次，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而言，內資大于外資。按3年政策優惠期的統計數據計算，平均每新增100元招商引資創造的gdp為90.26元，創造的財政收入為3.17元，而平均每新增100元貸款創造的gdp達92.18元，創造財政收入達5.68元。
二是政府公信不高，影響銀行債權落實。首先，縣政府對銀行的直接負債質量不高。調查數據表明，縣政府對銀行的直接負債中，不良負債率為39.05%，部分撤并鄉鎮對銀行負債的債務承接問題至今仍未完全落實。其次，縣政府對銀行的間接負債質量較差。如修建國道213線某段的“某公路建設有限公司”，是某縣交通局隸屬公司，經某縣人民政府以x府函[20__]__號批準由“某縣公路工程建設處”更名成立，在轄內工行、農行、農村信用社多頭貸款__萬元（不含以其名義為縣政府貸款__萬元），已全部是不良貸款，在部份金融機構大量以貸收貸、以貸收息違規操作的情況下，仍拖欠利息__萬元，幾家債權銀行多次與某縣交通局交涉，貸款本金仍得不到保障。再次，政府對制裁企業逃廢債的行為缺乏實際行動上的舉措，甚至有的官員、部門還扮演著幫助個別企業創造條件逃廢銀行債務的角色，助長部分企業的不誠信行為；特別是以穩定為由直接干擾司法程序，影響銀行債權落實，部分企業破產時，債權人大會、清算組和法院均認可債權銀行的抵押，依法不納入破產財產清算而由債權銀行優先受償，但縣政府以維護穩定為由，收回抵押給銀行的資產另行處置，用于安撫職工和支付其他債務，置銀行的優先受償權于不顧，使銀行債權的實際受償率太低甚至得不到受償，極大地挫傷了銀行對縣城經濟投入的積極性。
三是社會信用環境建設薄弱，經濟金融運行環境較差。首先，逃廢銀行債務現象時有發生。據某縣農信社統計，截至200x年末，縣內共有微小企業和自然人共5440個惡意逃廢信用社債權__x萬元。其次，司法支持金融維權軟弱化。整體上看，案件訴訟程序繁瑣，對債權銀行而言是耗時廢力，且金融勝訴案件執行率低，20__年末全縣金融勝訴案件執行率為16.67%，訴訟費墊付同比增長8.36萬元，銀行贏了官司輸了錢的現象依然存在。再次，債權債務雙方關系扭曲。債權人正是利用銀行不愿意打官司，百般刁難銀行。某行某縣支行反映，銀行客戶經理和管戶信貸員要催收本息，必須按貸款企業的要求辦，若電話隨叫未到、喝酒未陪等，企業就故意拖欠本息，直接影響銀行經營的考核指標和有關人員的效益工資，所以銀行有關人員不得不從，縣內其他銀行業機構也有類似情況。
二、對策建議
地方政府方面：
（一）優化經濟結構調整，提升縣域經濟競爭力。要想使縣域經濟獲得銀行信貸支持，政府及各有關經濟主管部門從以下幾個方面創造條件：一是貫徹執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改變粗放經濟增長模式，減少短期經濟行為，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二是引導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規范經營管理，起碼應編制基本的財務會計報表，主動接受銀行的資金監管。三是引導中小企業加大技改力度，努力實施技術和工藝創新，支持其向“小而精”、“小而專”、“小而特”方向發展，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技術升級。四是加強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的管理，努力使其擔保實力達到與銀行合作的條件，并確保其有效運行，解決企業貸款不能提供有效抵押擔?；虻盅簱２蛔愕膯栴}。
（二）加強誠信環境建設，提高縣域經濟誠信度。筆者認為：吸引銀行貸款最大限度投入是“招商引資”四字中最大的引資，為此，各級政府應從以下幾方面強化領導和采取強有力的舉措讓銀行業充滿可持續的信貸投入的信心。一是打擊金融犯罪和惡意逃廢金融債權行為。加強金融法制特別是建立誠信社會的宣傳和教育，通過電視、報刊、廣告等媒體曝光惡意逃廢金融債權行為，采取行政手段給予政策制裁，涉及違法的，應支持債權銀行訴諸法律，維護金融合法債權。對逃費銀行債務的借款人及其新辦企業在稅務、工商不準予登記、年審，并對逃廢銀行債務的借款人通過媒體爆光。二是協調司法部門確保金融勝訴案件得到有效執行。縣級政府應協調地方司法部門，將“確保金融勝訴案件得到有效執行”納入提高執政能力的范疇并對社會各界公開承諾，避免出現各類阻撓司法執行并企圖逃債行為的發生。三是減輕銀行稅費負擔。要加強對有關中介收費的管理，規范和統一其收費行為，避免亂收費；要規范向銀行征收各類稅費的行為，避免重復征收稅費；要調低、減少、取締屬于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有權調整的稅費，如各類過戶費、登記費、手續費、測繪費等；建議地方政府協調司法部門，減輕金融部門涉訴案件的訴訟費、申請執行費、申請保全費。四是提高縣級政府的公信力。要清理政府對銀行的負債，特別是不良負債，落實還款計劃并監督有效執行；要改善政府對金融的領導方式，規范政府行為，切實做到政企分開，變向銀行下達貸款投放考核指標為積極向銀行推薦項目；
要在企業破產時綜合考慮維護和社會穩定和維護金融合法債權的關系，摒棄一味地用犧牲銀行債權來確保社會穩定的做法，杜絕用行政手段打破法律上的償還程序的行為，確保銀行債權的優先受償。
（三）爭取國家政策扶植，貫徹政策應體現地區差異。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法規政策沒有具體考慮區域經濟差異，所以地方政府應向上級政府呼吁，對西部欠發達區域中小企業的政策扶植，主要包括在投資核準、融資服務、財稅政策、土地使用、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等方面，應明顯優于沿海發達地區的要求，還應考慮對中小企業貸款給予減稅、貼息等優惠政策，鼓勵銀行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
銀行業監管方面：
（四）強化政策窗口指導，運用金融政策來強化和改善金融對縣域經濟的信貸支持。督促各銀行認真貫徹執行銀監會《銀行開展小企業貸款業務指導意見》，根據小企業貸款的風險水平、籌資成本、管理成本、收益目標以及當地利率市場水平等因素，建立適應小企業貸款業務特點的信用評級、業務流程、風險控制、內部控制，推出符合不同小企業需求的多樣化信貸產品。銀行監管當局應按年考核和通報各銀行的進展情況，并與銀行的市場準入、現場檢查、強制性監管措施掛鉤。
（五）健全銀行機構，完善縣域經濟金融服務體系。一是督促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按照國家金融改革既定的方針，將信貸支持始終定位在為農業、農村、農戶提供金融服務上。二是圍繞縣域經濟發展現狀，進一步調整完善銀行業機構體系，設立由現有銀行業機構發起、各種經濟成份參與、專為縣域經濟融資服務的微小型銀行業機構，如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資金互助社等，并督促其規范發展。
銀行業機構準入方面：
（六）改進信貸管理機制，強化對縣域經濟的金融服務。一是要正確區別市場風險與道德風險，摒棄信貸投放“零風險”的管理要求，對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小個體私營企業，只要法人代表信譽良好，企業產品有潛在市場，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就要積極予以支持；二是各商業銀行上級行要結合縣域經濟實際制定適合中小企業特點的授信評級標準，既防范信貸風險，又有利于中小企業快捷獲得貸款支持，尤其注意重視和培育中小企業，在全面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區別不同類型的企業，制定相應的信貸準入條件，開發滿足其需要的新的貸款品種，主動地發掘、選擇、培育和支持有效信貸需求，積極開拓適應中小企業和縣域經濟特點的信貸品種，擴大對縣域經濟信貸支持；三是商業銀行要樹立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轉變觀念，把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作為自身重要職責，應考慮縣域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因地制宜，進一步提高信貸政策的區域針對性、行業針對性，加大對縣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摒棄“畏貸”意識，牢固樹立向小企業要效益的理念。
（七）完善激勵約束機制，保護合理的信貸擴張。一是建議上級銀行在制定信貸管理政策和實行授權授信管理過程中，要區別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在授權授信和比例管理上靈活掌握，適當下放權限，鼓勵基層行擴展信貸業務，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二是建立約束和激勵相對稱的科學管理機制，達到信貸風險約束與增效的雙重目的。既要加大貸款營銷考核和獎勵，又要做好盡職免責工作，刺激、調動、保護信貸人員的營銷積極性，約束其盡職盡責地經營管理貸款。
（八）創新金融服務方式，多渠道增加對縣域經濟的支持。商業銀行在降低對中小企業的授信標準，大幅度擴大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支持的同時，應考慮充分利用票據業務手段，要通過簽發銀行承兌匯票、辦理貼現等票據市場業務，緩解中小企業流動資金不足的困難，在簽發銀行承兌匯票上，要適當降低抵押保證金的比例，并制定出較低的貼現利率，既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服務，又注重減輕企業利息負擔。
企業方面：
基金項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軟科學項目，項目編號：2012BB033。
摘要：本文從時間層面和地理空間集聚角度，運用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法，探討了縣域產業結構調整差異化的問題。結果表明：如果忽略縣域差異性，新疆“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會產生抑制作用，“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將會在短期內對經濟產生較強的正向影響；新疆縣域經濟空間相關性較弱、空間聚集不顯著，僅有烏魯木齊和克拉瑪依是區域性經濟中心，同質化的調整模式反而會使縣域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產業結構調整需考慮地域差異性，核心是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宜采取適合當地的調整模式提高經濟系統的升級能力。
關鍵詞：產業結構調整；脈沖響應；空間自相關
中圖分類號：F1213；C81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累積性的、雙向循環式的作用機制，產業結構調整作為外生介入手段和內生作用中介對經濟增長有著較強的影響，是實現經濟增長質和量的提高的一個有效突破點。產業結構調整不僅是一種適應性調整，更是一種升級性、超前性調整，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產業結構調整是“戰略性”決策，為經濟長期發展奠定基調，眾多學者從不同方面對產業調整問題進行了探討。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1841）主張保護幼稚產業，首次系統的提出采用國家宏觀調控，以產業結構調整為手段實現經濟發展。筱原三代平（1957）提出在規劃未來產業結構時應遵循“收入彈性原則”和“比較生產率上升率原則”。赤松要（1935）提出產業發展的“雁行形態理論”，主張本國的產業發展要與國際市場緊密結合起來，使產業結構國際化。我國學者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主導產業選擇、產業結構變動規律、產業結構與就業的關系等。一般認為，根據轉變方式主導力量不同，可以分為市場自發演進型和政府主導強制型兩類[1]；產業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在短期和長期內均有明顯作用[2]；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進程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它們的影響機制卻截然不同[3]。多數研究都是從宏觀角度出發，微觀層面涉足較少，偏重于國家，省、自治區的分析，忽視市、縣的分析，并且沒有考慮地理空間對產業結構調整實用性的影響?？臻g統計學已廣泛應用于農業、水文、環境以及地理等領域，將其用于區域經濟的空間分析，可以度量空間相關程度和地域差異[4]。本文以新疆地區為研究對象，將脈沖響應分析和空間統計結合起來，從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和縣域經濟的空間相關性著手，考量產業結構調整的縣域差異化問題，從而為產業結構調整選擇提供借鑒。
二、數據與指標選擇
（一）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數據來源于《2012年新疆統計年鑒》和中國測繪網基礎地理數據。研究對象包括自治區85個縣/市和4個兵團轄市。在研究期間內米泉市在2007年劃歸烏魯木齊市，為保持一致性將其與烏魯木齊市進行合并計算，北屯市（2011年底建市）還未從阿勒泰市劃出，鐵門關市（2012年底建市）還未從庫爾勒市劃出，其數據合并在原行政區劃內。在ArcGIS100環境下將新疆縣市級行政區劃進行矢量化，使用GeoDa進行數據的可視化處理和空間自相關分析。
（二）產業結構合理化測度方法
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指在現有發展水平下，通過要素流動使不同產業之間的比例結構組合達到動態的平衡的過程[5]。經濟學家錢納里（1986）根據其“發展型式”理論提出，借助一個合適的參照結構，將被分析的產業結構與參照結構進行比較，借此來評價產業間比例的合理化程度，該評價標準稱為“國際標準結構”[6]。它將不同國民生產總值與不同產業結構對應起來，將人均GDP由低到高劃分為8個檔次（見表1）。地區產業結構越接近標準結果，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計算值就越高。計算公式為：
式中sdi與sri （i=1，2，3）分別代表三次產業的產值比例與錢納里產業結構標準模式中各產業的產值比例。
（三）產業結構高度化測度方法
產業結構高度化又稱高級化，是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狀態發展，產業素質結構（生產要素質量、結合效益、產業間聯系方式）提高的過程。為了掌握產業結構高度變化，必須對其進行合理的測度。西方學者主要從經濟增長的角度運用統計計量的方法對研究產業結構進行研究、從產業結構演進的角度研究產業結構高度化。我國學者付凌暉（2010）提出用三次產業比重向量與其極限分布之間夾角大小來測量產業結構的高度化[7]。該方法是將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作為空間向量中的一個分量，從而構成一組3維向量X0=（x1，0，x2，0，x3，0）。然后分別計算X0與產業由低層次到高層次排列的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夾角θ1，θ2，θ3。定義產業結構高度化值W的公式：GDH=∑[DD（]3[]k=1[DD）]∑[DD（]3[]j=1[DD）]θj。W越大，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越高。計算三維夾角的公式如下：
三、時間緯度分析
VAR模型是Sims（1980）首先提出的動態計量經濟模型，研究各個變量之間關系的非結構建模方法。通常用來預測相互聯系的時間序列系統及分析隨機擾動項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脈沖響應函數描述了其他變量保持不變的前提下，被解釋變量以及隨機擾動項對一次沖擊的響應過程，能夠全面地反映各個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
（一）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是區別真實回歸和虛假回歸的有效方法，建立VAR模型首先要確保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使用單位根（ADF）法對經濟增長率（ZZL）、產業結構合理化（HLH）和高度化（GDH）三個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的結果如表2所示。
通過單位根檢驗發現原序列不平穩，但一階差分之后都滿足平穩條件，即都服從I（1），因此可以進行協整檢驗?；趩挝桓鶛z驗結果，對各變量組采用Johansen似然比檢驗的方法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分別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即變量之間存在著至少2個協整關系。
（二）模型建立和診斷
VAR模型中各等式的系數只反映了一個局部的關系，并不能捕捉全面復雜的動態過程，所以建立的模型主要用于脈沖響應研究變量之間的動態變化過程。使用非限制性向量自回歸模型（Unrestricted VAR），根據滯后長度準則的多數原則確定最優滯后期為1，建立VAR模型。
經過檢驗殘差是服從正態分布的且不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從估計的結果可知，所有根的模的倒數都小于1，即所建立的VAR模型滿足系統穩定性條件，進行脈沖響應分析是穩定的。經過以上檢驗之后有足夠的理由認為，VAR模型的設定是不存在偏差的，可以用于脈沖響應分析。
（三）脈沖響應
脈沖響應函數表示令其他誤差項任何時期都不變的條件下，當第j個變量yjt對應的誤差項在t期受到一個單位的沖擊后，對第i個內生變量yjt在t+s期造成的影響。為了進一步分析變量之間的動態特征，運用上面建立的模型，對其進行脈沖響應分析。經濟增長率的脈沖響應結果如圖1所示。
從整體上看，如果忽略縣域差異性，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會產生抑制作用，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將會在短期內有正向影響。脈沖響應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受到自身一個標準差信息的沖擊后，產生強烈的正向效應，立即增加20。此后至第三期一直為正向影響，但影響效應迅速衰減。該影響效應在第四期轉向為負，連續三期負影響較為明顯，此后影響逐漸減??；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負影響，且在第七期才恢復到原來水平，周期較長。一個單位的合理化沖擊對經濟增長第二、三期影響最大（-082），雖然隨著時間延長負向影響逐漸減弱，但是整體負影響未發生改變；產業結構高度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沖擊后沒有立即產生，而是從0開始逐漸增大，在滯后4期內正向效應很顯著。在第二期和第三期都在03左右，甚至超過經濟增長本身的影響，之后該正影響逐漸減弱。第五期的時候影響作用由正轉負，但負向影響始終較為微弱。
四、空間緯度分析
空間自相關分為全局空間自相關和局部空間自相關。全局空間自相關研究的是區域內屬性的平均相關程度，局部空間自相關研究相關區域的具體分布狀況[8]。
（一）全局空間自相關
Moran系數反映的是空間鄰接或空間鄰近的區域單元屬性值的相似程度[9]。該指數取值范圍為（-11），大于0為正相關，小于0為負相關。值越大表示空間分布的相關性越大，即空間的集聚現象越明顯?？梢酝ㄟ^散點圖的形式定性的區分每個地區與周邊地區產業經濟間的相互關系[8]。全局空間自相關Moran’I指數公式為：
其中，n為研究區域數，x各地市GDP，Wij為空間權重矩陣，應用最廣泛的是二值鄰接矩陣，其定義是兩個區域相鄰且邊界長度非零時，矩陣相應位置元素為1，對角線元素和其他元素為0。
新疆縣域經濟空間相關性較弱、空間聚集不顯著。圖2為2011年新疆縣域生產總值的Moran’s I散點圖。將數據標準化后劃分為四個區域，落入HH區域的觀察值占1011%，表示這些縣市與其相鄰縣市有較高的集聚性。盡管落入該象限的觀察值個數不多，但它們向四周擴散的程度很大。這意味著縣域生產總值呈現高-高集聚的縣（市）比例不高，但它們之間差距明顯，并且對整個地區經濟的平均趨勢產生很大影響。而落入H-L和L-H區域的觀察值占到總體的2247%，分別表明某地觀察值較高（低），而周邊區域卻較低（高），說明相鄰縣市的經濟發展存在差異。落入第三象限（LL）的觀察值占整體比例高達6742%，而且它們差距較小在圖中幾乎相互重疊，表示低-低集聚的縣域占新疆顯示的大部分且它們的經濟發展程度差異不大。
（二）局部空間自相關
通過局部Moran’s I統計量，可以得到每個縣（市）與其周邊縣市經濟聚集程度的估計值。局部空間自相關本質上是將Moran’s I分解到各區域，絕對值越大，區域與周邊區域的空間關聯度越高。其表達式為：
新疆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僅有烏魯木齊和克拉瑪依是區域性經濟中心。通過運用ArcGIS100和GeoDa軟件的空間展示功能，顯示Moran’s I統計值在研究區域上的地理分布（見圖3）。在置信水平99%的條件下，LISA聚類圖在空間上顯示了空間相關關系的變化特點[10]。第一，天山北坡經濟帶中段地區，從烏魯木齊到克拉瑪依之間的范圍經濟集聚水平較高，成為新疆僅有的兩個“熱點區”（HH）。這兩個區域都是緊鄰經濟發達地區，依靠其溢出效應獲得較好的發展。其中烏昌一體化的快速推進，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該區域經濟集聚，克拉瑪依作為著名的是石油城，石油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第二，低-高集聚主要位于天山北坡經濟帶南北兩側呈帶狀分布，這部分縣市距離經濟中心較遠受其輻射帶動效應不明顯。第三，阿克蘇市作為天山南坡的核心城市，在極化效應的作用下其發展水平遠遠超出周邊地區，形成了以阿克蘇為中心的高-低類型的聚集區。第四，低-低分布集中于南疆三地州和阿勒泰地區。這些縣市地理區位相對較差，經濟發展基礎薄弱在區域發展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陷入了發展能力弱化、邊緣化的困境。第五，沿邊等地區例如巴州地區和哈密地區經濟集聚效果不明顯。
五、結論和建議
第一，如果忽略縣域差異性，“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率有顯著的抑制作用，“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短期內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長期影響轉變成微弱的負值。新疆作為西部省份，經濟發展受地理區位的限制明顯。同質化的調整模式，反而會使縣域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提高經濟系統的自我調節升級能力，核心是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才能實現其跨越式發展的目標。為了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需要政府的合理產業政策調控，引導產業結構從低端型走向較高級型結構的轉變。
第二，產業結構調整需考慮地域差異性，采取適合當地的差異化的調整模式。新疆地區差異較大，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經濟集聚區。高-高集聚區位于天山北坡經濟帶，在其是低-高集聚區，這部分縣市距離經濟中心較遠輻射帶動效應不明顯。以阿克蘇為中心形成了小范圍的高-低類型的聚集。低-低集聚區主要位于南疆三地州，這些縣市地理區位相對較差，經濟發展基礎薄弱在區域發展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經濟發展不平衡，基礎條件差異巨大，要求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要因地制宜，采取適應地方需求的差異化的策略。
第三，新疆縣域經濟空間相關性較弱、空間聚集不顯著。烏魯木齊和克拉瑪依是新疆僅有的區域性經濟中心，在其周邊形成了兩個經濟發展“熱點區”。應創造有利的空間環境，促進新的優勢經濟集聚區的形成，發掘規模經濟效益，尤其是在南疆地區急需建立有影響力的經濟增長極，從而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以高速公路與鐵路為軸對區域格局重組，提高城鎮之間、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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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財源建設； 園區建設； 縣域經濟； 地方財源
中圖分類號：F81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5）22-0085-06
財源即指財政的經濟源泉，按不同的標準可以劃分為不同類型的財源。如從范圍上可分為廣義、狹義和規范的財源，從作用上可分為支柱、主體和一般的財源，從時間上可分為現實、梯度、新興和后續的財源，從形式上可分為顯性和隱性的財源，從區域上可分為集約型和分散型的財源。地方財源建設是增強地方政府財力的基礎，只有財源充裕、財力充足，政府運行方有保障，政策才能穩定，從而健全地方公共財政職能。哈爾濱市制定的新戰略和新目標，決定了財源建設新的路徑與機制，而深入、系統研究其財源建設的問題及對策，旨在為有效發揮財政功效、培育地方經濟、促進區域發展和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哈爾濱市財政收入的基本分析
自2001年以來，哈爾濱市一般預算總收入持續增長，其“十一五”年均增長19.96%，相比“十五”年均增長（14.36%）高出5.6個百分點。2009―2013年哈爾濱市GDP及財政收入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一）財政收入總量分析
從表1看：2009―2013年哈爾濱市GDP從3 175.5億元上升至5 017.0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2.30%；一般預算總收入從338.4億元上升至632.4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7.77%；地方財政預算收入從193.36億元上升至402.28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9.74%，分別高于5.47和5.04個百分點，但其與全國同類城市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以2013年為例，哈爾濱市地方財政預算收入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相比排名倒數第2位，僅高于長春市（381.8億元），與第1位的深圳市1 731.3億元相比少1 329.02億元，相差2.3倍。①
從哈爾濱市經濟發展與財政收入的關系看，哈爾濱市財政預算收入與地區生產總值（GDP）同向增長，但其增幅遠高于GDP的增長。如2009―2013年哈爾濱市一般預算總收入和地方財政預算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分別高于GDP增長率5.47和7.44個百分點，使哈爾濱市的經濟實力與財政能力得到明顯提高；哈爾濱市一般預算總收入、地方財政預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別從10.66%升至12.61%（年均比重11.81%）、6.09%升至8.02%（年均比重7.10%），分別提高了1.95（年均0.390）和1.93個百分點（年均0.386）。
（二）財政收入構成分析
哈爾濱市地方財政預算收入由地方稅收收入和地方非稅收入構成，其中地方稅收收入是地方財政預算收入的主要支柱。如表1所示，2009―2013年地方稅收收入穩步增長，即從150.49億元上升至317.66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3.17%，但其增長率呈逐步下降趨勢，即從33.53%降至14.50%；其占地方財政預算收入的比重相對穩定，即由2009年的77.83%微增至2013年的78.96%，年均比重78.79%；其占GDP的比重穩步增長，即由2009年的4.74%升至2013年的6.33%，年均比重5.59%。而地方非稅收入總體規模逐步增加，即由2009年的42.87億元上升為2013年的84.62億元，總體增長97.38%；其占地方財政預算收入的比重逐步降低，總體與稅收收入比重增速呈相反的走勢，即由2009年的22.17%降至2013年的21.04%，年均比重21.21%。
從哈爾濱市地方稅收收入構成看，其收入包括營業稅、增值稅（地方分享）、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車船稅、印花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契稅、煙葉稅和其他稅收。2009―2013年營業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3稅總收入占稅收收入比重分別為65.82%、64.78%和63.21%（均超63%），比重平均值分別為38.77%、12.34%和13.12%。從2013年地方稅收收入構成數據看，3個主體稅種是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分別占稅收總額的39.53%、12.67%和10.67%；5個次主體稅種是契稅、土地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個人所得稅和房產稅，分別占稅收總額的8.13%、7.47%、5.78%、4.31%和3.45%。上述8種稅的稅收收入2009年占稅收總額的94.17%，2013年占稅收總額的92.01%。
從2009―2013年哈爾濱市地方非稅收入構成情況看，其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最高，占非稅收入比重最大，2009年該比重為23.09%、2011年最高為41.40%、2013年降為30.85%，國有資本經營等收入規模不夠穩定。從2013年非稅收入構成看，按比重排序為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罰沒收入、專項收入和其他收入，其比重分別為30.85%、18.86%、23.55%、13.75%、12.36%和0.62%。
二、哈爾濱市財源建設的問題分析
（一）財源建設管理的狀況
1.財源建設管理的重點
哈爾濱市始終重視與探索財源建設管理工作，其重點主要包括：全市及各區（縣、市）大力支持產業園區發展，將園區基礎設施建設作為財源建設的重點，加大工作推進和政策資金的扶持力度，為項目入駐園區積極創造條件；大力推進重點產業項目建設，特別是高質量的產業項目，加大重點財源項目的推進力度，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大力支持和推進招商引資工作，各部門、單位全力落實激勵與責任機制；按照省級財政部門的有關標準與要求，積極爭取財源建設的政策和資金扶持；完善財源建設管理制度，加強績效考核和作風廉政建設，以確保財政收入的穩步增長。
2.財源建設的激勵機制
哈爾濱市財源建設的激勵機制主要包括：制定與完善全市及區（縣、市）財源建設的考核評比實施細則，加強對區級財源建設的考核評比，對財源建設效果顯著的給予獎勵；對市區共享的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增幅超過全市稅收收入平均增幅的，市級財政所得的超收部分按照超收幅度及比例獎勵給各區，以調動區級財源建設的主動性；為充分調動各區培植財源、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調整市對區的財政體制，即市與區共享稅的分成比例由6：4調整為5：5，同時將部分市級企業稅收下放到企業所在區，以加大對各區財源建設的政策激勵力度。
3.財源建設資金的管理
為推進哈爾濱市區縣（市）財源建設工作，市財政局制定了《財源建設資金管理辦法》。其主要內容包括：財源建設資金使用堅持宏觀導向性、經濟效益優先、適當集中重點投放、國民待遇的原則；財源建設資金主要用于貸款貼息和招商引資費用支出補助，以及經濟欠發達或邊遠縣市項目補助；財源建設項目貸款貼息采取“總量控制、比例貼息、據實核撥”的原則；招商引資費用支出補助必須在招商引資項目資金到位后給予補助；對財源建設資金實行項目管理辦法，由市和區縣（市）財源辦負責財源建設資金使用監督管理工作。
（二）財源建設的現實問題
哈爾濱市在園區建設、招商引資和挖掘新財源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保證了地方財政收入穩定增長，但其問題和困境也同時并存。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工業園區產業集中度不高
哈爾濱市規劃建設8個工業集中區，包括城區東部、城區南部、動力之鄉、城區西部、城區中部、松北區、呼蘭區和阿城區，其工業園區規模不斷發展壯大。至2012年8月底，全市共有工業園區26個（其中國家級開發區4個、省重點產業園區3個），已入區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422戶，占全市規模以上企業總數的46%。其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園區缺乏科學規劃，數量多布局亂
目前，哈爾濱市規劃建設的工業園區多達60余個，有的區、縣（市）設立多個工業園區、有的工業園區相互交叉重疊、有的工業園區規模很小，從而導致園區多但較亂。
（2）園區產業集中度低，同構問題突出
全市多數園區是以區縣為單位設立的，由各級政府單獨規劃，自行開發建設，大多從區縣局部利益出發，導致園區產業集中度低，多數縣域園區規模以上產值不足10億元。
（3）園區建設投入不足，集聚效應較差
各園區產業發展基礎薄弱，產業層次普遍較低。大多數園區除了靠本級財政有限的投入外，主要靠負債或招商引資投入，導致園區建設成本高、水平低、進展慢，難以形成吸引力和產業集聚效應。
（4）園區管理體制不協調，政策不統一
工業園區的屬地管理體制帶來行政區域的分割，生產要素大多在本級政府范圍內調配使用，缺少開放與流動，園區間缺乏有效協調，降低了基礎設施利用率，導致社會資源配置扭曲和浪費。
2.招商引資項目結構不合理
（1）招商引資優惠政策滯后
哈爾濱市招商引資政策大部分是2002年以前制定的，隨著形勢的發展和國家有關政策的調整，有些政策已不適用，而有些政策在實際工作中沒有落實到位?？傮w上看，哈爾濱市對招商引資者的激勵力度和外來資本的優惠程度遠不如長春、沈陽和大慶等城市，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哈爾濱市對外來資本的吸引力。
（2）引進的資金及項目較少
哈爾濱市直接使用外資逐步降低，如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從2011年的77戶降為2013年的52戶，合同外資從6.54億美元降為6.43億美元，新增合同外資從2.79億美元降為2.54億美元。2013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2.6億美元，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倒數第3位，與排第1名的大連市（136.0美元）相差4.02倍。
（3）投資行業和方式不合理
近年來哈爾濱市外商投資的行業主要是房地產、商業流通、住宿餐飲、汽車制造、醫藥、食品等，其中前3項比重較大，而電子、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重很小。除直接投資新建項目外，投資額較大的項目是并購項目，該引資方式雖然盤活了存量資產，但收回的資金多不再投入建設，沒有形成新的增量財源。
（4）招商引資成本支出較大
現行財政體制和對領導干部的政績考核機制，使招商引資工作在各區縣之間形成了區域割據，各地為吸引外地資本紛紛出臺優惠政策。由于各地政策的優惠程度不同，導致各區縣之間在招商引資上的不公平競爭。特別是在市區內，有的企業在開發區注冊而在其他區經營，導致納稅秩序混亂和各區之間利益分配的不合理。
3.固定資產投資拉動力較低
近年來哈爾濱市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較快，如投資總額由2009年的1 892.1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4 940.0億元，增長0.61倍，年均增長12.22%。但從規模上看，與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前兩位的成都市（6 501.1億元）和大連市（6 478.1億元）相比差距較大，如2013年哈爾濱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成都市相差1 561.1億元、相差0.32倍，與大連市相差1 538.1億元、相差0.31倍。
從投資結構上看，房地產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創稅能力較強的項目。2013年哈爾濱市房地產投資849.7億元，占全市固定資產投資的17.2%，同比降低2.3個百分點。與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前兩位的沈陽市（2 184.0億元）和成都市（2 110.3億元）相比，比前者少1 334.3億元、相差0.57倍、比重少17.0個百分點，比后者少1 260.6億元、相差0.48倍、比重少15.3個百分點?？梢?，哈爾濱市房地產的投資額及比重都遠低于沈陽和成都兩個城市。
由此可見，哈爾濱市固定資產投資不僅規模小、增速慢，且結構也不盡合理，這也是哈爾濱市財源弱化、財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4.資金與稅收政策支持力不足
（1）缺少外部資金支持
在政府投入上，哈爾濱市本級和各區財政基本上是“吃飯”財政，能用于財源建設的資金有限；在招商引資上，投資商要求條件高，招商引資難度越來越大，且地方財政受益較少，如2013年實際直接利用外資僅22.6億美元，與大連市的136.0億美元和成都市的87.6億美元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在銀行融資上，企業銀行項目貸款難、新項目受制于資金約束；在土地使用上，國家嚴控政策導致項目用地不足，尤其是道外、道里、南崗等中心城區用地難和費用較高，發展工業財源項目受到空間的限制。
（2）稅收政策因素制約
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制定的稅收優惠政策較少，因缺乏地方性稅收優惠政策，且以直接減免為主的稅收優惠方式易導致投機行為的發生，影響哈爾濱市工業園區和招商引資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業稅收優惠政策滯后，促進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稅收優惠導向機制尚不健全，有礙產業結構優化；稅收優惠政策對節能減排、環保推動不足，影響低碳經濟的發展，此外，稅收調控政策缺少其他政策的配合支持，不利于投資在不同區域的合理流動。
三、加快哈爾濱市財源建設的對策
2012年哈爾濱市實施了《區縣（市）重點產業發展及布局規劃（2012―2016）》，其目標是加快發展優勢產業、戰略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構建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4+6+1”現代產業體系，至2016年全市實現工業總產值10 000億元，年均增長16%；服務業實現增加值3 900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3%。結合該規劃和哈爾濱市實際，本文提出加快哈爾濱市財源建設的對策，主要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一）改造傳統產業，拓展支柱財源
裝備制造、食品、醫藥、石化產業作為哈爾濱市的支柱產業，是構成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因而應將其作為改造和提升的重點。
1.改造傳統產業，加快技術革新進程
引導企業研發其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拓展產學研結合范圍，提高與國內外知名企業的合作平臺，加快高新技術的引進、吸收、轉化與創新。如以哈飛、哈軸、阿鋼、哈量等裝備制造龍頭企業為重點，提高技術革新水平，增強市場競爭力；以秋林、裕昌食品等食品行業巨頭為核心，大力發展地方特色食品行業；以哈藥集團為重點培育對象，保持醫藥產業現有規模優勢和市場競爭力。
2.整合企業資產，推進國有資本調整
通過促進資金、技術、設備、人才等向優勢企業和名優產品聚集或重組，全面提升其整體實力，打造哈爾濱市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優勢企業和名牌產品；從進一步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帶動力出發，繼續推進國有資本布局調整，加快國有資本向主導產業、大型企業、企業主業及產業鏈的關鍵環節、價值鏈的高端環節集中，實現“資本調優、規模調大、主業調精、整體調強”的效能。
3.實施品牌戰略，提高產品競爭能力
通過實施質量流程化考核體系，加強產品質量可追溯性管理，實現優質品牌帶動優勢產業的快速發展；針對市場需求層次研發品牌特色產品和技術型產品，提升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加快形成品牌化和系列化，對市場增長率較低、占有率較高的產品加快升級再造；樹立產品形象，真正依托品牌、依靠質量、依賴信譽贏得市場，贏得需求者，穩定增加地方財政收入。
（二）發展新興產業，汲取財力財源
在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加快新興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既有利于保障哈爾濱市地方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也符合優化產業結構的要求。
1.積極支持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
新興產業是財源建設著力推進的重點，哈爾濱市應積極研究與探索提高工業增加值，特別是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有效措施，在財稅政策等方面推進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環保、生物、信息、現代裝備制造等新興產業，以及水泥、水輪發電機組、電站鍋爐、發電設備、發電、卷煙、啤酒、軟飲料、乳制品、原油加工、鉛酸蓄電池、生鐵、鋁材、鋼材、汽車、家具和化學藥品原藥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發展。
2.增強市中心區域輻射力的效能
圍繞哈爾濱市委、市政府實施的新發展戰略，發揮中心城區人才、技術和大企業的優勢，把南崗、道里、香坊等中心城區的財源做大做強，擴大市區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輻射力度；支持城區大中型企業幫帶縣鄉企業，通過到縣鄉建廠、合資聯營、產品擴散、技術協作、設備轉讓和人才支援等多種形式的密切合作，積極吸收當地勞動力，充分利用縣鄉資源，推進縣域經濟的健康發展。
3.實施跨區域的多層級發展戰略
依托哈爾濱市裝備制造業的資源和市場優勢大力發展生產業，推進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關聯度和融合性；充分挖掘各縣（市）的特色服務資源，拓展現代服務業產業集中地；加大旅游（冰雪）、金融、物流等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力度，積極吸引境外資金注入；引導企業進行強強聯合、上市融資等經營模式，支持企業與省內外知名企業進行密切合作，推動產業升級和增加財政收入。
（三）加快園區建設，挖掘潛力財源
目前哈爾濱市園區提供的稅收收入已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園區經濟是推動工業化進程和實現工業強市的戰略舉措，也是財源建設當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1.支持優勢企業向園區集聚
對確定為全市各產業園區的優勢主導產業、重點龍頭企業和符合園區定位的項目，開辟專屬“綠色通道”，以形成相互關聯、前后延伸、優勢互補的產業鏈條，充分發揮產業集群效應和集聚優勢；各區（縣、市）按照產業布局規劃，對符合園區產業發展定位、技術先進、競爭力強、成長性好的特色和優勢企業，加大政策、資金扶持力度和配套服務能力，助推主導產業快速擴張，帶動中小企業集聚發展。
2.加強園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全市及各區（縣、市）應將園區基礎設施建設作為財源建設的重點，廣開渠道籌措建設資金。當前應加快工業園區基礎設施硬件和投資環境軟件的建設，以及標準化廠房、水電、通訊、路網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為項目引進創造良好的氛圍。在國家及黑龍江省財稅優惠政策和資金的支持下，多層次設立財政專項資金，優先提供貸款融資擔保，加強園區建設，充分調動發展園區經濟的積極性，以形成新的財源增長點。
3.提高園區用地集約化水平
在目前哈爾濱市工業用地十分緊張的前提下，提高園區用地集約化水平是非常必要的。其措施主要包括：科學規劃園區公共設施、住宅和二、三產業等項目用地，嚴禁將園區規劃的工業用地用于商品房建設；按照企業規模和投資額度劃撥土地面積，及時收回劃撥后未及時建設、形成經濟效益的土地等；進一步完善園區開發建設跟蹤推進機制，財源建設管理機構應強化園區建設與監管的力度。
（四）規范招商引資，爭取政策財源
哈爾濱市應抓住新一輪產業轉移和經濟布局調整機遇，利用區位和資源優勢，積極開展招商引資，促進地方經濟快速發展。
1.積極推進招商引資工作
改變以政府主導的招商模式，全面推進招商引資工作專業化和市場化，增強外來資本對現代產業發展的助推力；積極探索適宜本市實際的招商引資方式，完善招商機制，優化招商環境，改進招商服務，加大引資力度，實現招商引資工作的新突破；在拓展利用外資方式上，由傳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辦廠向境外上市及企業并購、重組、特許經營權轉讓和服務外包等多種方式進行轉變。
2.積極爭取政策資金支持
認真研究、準確把握國家及省級財政部門對招商引資的政策精神，力爭省級財政對市級財源建設的政策、資金扶持。措施主要包括：認真篩選財源項目上報，爭取省級支持；做好省市共建園區與財源建設示范園區的建設工作，并做好跟蹤推進與監管工作；積極爭取省級招商引資獎勵，各區（縣、市）應準確掌握本地引進符合省級獎勵條件的項目情況，并嚴格按照要求及時向省級財政部門辦理報批手續。
3.強化招商引資監管工作
哈爾濱市政府及財政部門應對全市、區（縣、市）及各部門和單位招商引資進行嚴格考核，繼續對市區域外引進的財源項目、資金到位、符合補助條件的給予費用補助；市級財政部門應積極配合有關部門落實招商引資項目流轉費用補償、收益分配和重大財源項目獎勵等激勵政策，規范和推進招商引資工作，保證全市各區（縣、市）招商引資政策的統一性，避免因政策不一而造成招商引資不公平競爭的問題。
（五）壯大縣域經濟，夯實地方財源
近年來，哈爾濱市縣域財政增長勢頭較好，除巴彥外的其他8個縣（市）平均增長率高于9個市屬區近2個百分點，但財政基數小也不能忽略，因而壯大縣域經濟、增加縣域財政仍是財源建設應加強的重點工作。
1.擴展農業產業鏈條，涵養基礎財源
充分發揮哈爾濱市農業資源比較優勢，結合本地農副產品資源豐富的實際，按照企業標準化、加工規?；土魍ㄆ放苹乃悸?，建成一批具有較大規模和區域特色的農產品基地；將傳統農業生產的簡單數量增減轉向提高質量效益上來，在優質、特色、綠色、無公害等方面下功夫，如進一步打造五常精品大米品牌、推廣通河縣“黑土稻場”有機大米等，是發展地方特色農業的典型。
2.注重開發旅游資源，挖掘資源財源
旅游產業在吸納剩余勞動力、提高產業關聯性等方面具有先天優勢，但目前哈爾濱市縣域旅游財政收入的比重低，且縣域旅游除冰雪天然資源外較為欠缺，因而可將農家樂、采摘園、特色農產品作為游樂資源吸引異地游客，并積極完善住宿、餐飲、交通及文娛等配套設施，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與條件，形成輻射廣、關聯強的旅游綜合產業，為縣域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增加注入新活力。
3.完善縣域公共服務，發展潛在財源
哈爾濱市應加大縣域公共產品投入，提高公共服務的水平，通過發展農村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構建城鄉統一的教育體系；提高農村醫療保險覆蓋面，完善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推進農村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解決農民后顧之憂。提升縣域公共服務水平可為農村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有助于引導農民和社會資金的消費導向，從而培育出更多、新的經濟增長點。
4.加大縣域投入力度，發展后續財源
哈爾濱市可通過加大農業投入、加強農村基礎服務、改善基層金融和通訊條件等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各縣（市）應充分利用好市財政部門扶持經濟發展的專項資金，對財源建設基礎薄弱特別是延壽等基本沒有地方工業項目后續財源支撐的縣域，可通過加快縣鄉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來實現“以財興業、以工聚財”的良性循環，實現財源建設的新突破。
（六）創新財政機制，實現持續財源
哈爾濱市應創新財政機制、強化財政收支管理，既要管好存量財源、挖掘潛力財源，也要科學規范、嚴格監管財源，進而實現財源的可持續增長。
1.分類規范管理，優化財源配置
在制定加快財源建設的政策方面，應有所區別，抓兩頭、帶中間，對部分經濟落后的縣（市）區給予政策激勵使其加快發展；改進與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特別是基層轉移支付辦法；減少財政管理體制層級，繼續擴大“鄉財縣管”的范圍，逐步建立以縣（區）為中心的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在財源持續發展的基礎上，為市級及區縣等各級政府財力提供可靠的保障，以促進全市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2.加強稅源管理，優化服務機制
哈爾濱市稅源監管可全面推廣和應用專業軟件，實現重點稅源監管、稅務報表等相關管控軟件的全覆蓋；強化對現有存量稅源的管理，加大對重點產業、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征管力度；積極挖掘潛在稅源，有針對性地強化對具有季節性、流動性、不確定性的行業和企業的稅收征管；及時堵塞流失稅源，保證稅收收入及時入庫；完善稅務機關納稅服務網絡平臺，科學、規范服務方式，提高辦稅效率。
3.強化預算管理，提高監管水平
加強預算編制與執行管理，嚴格按照預算計劃、預算級次、規定用途和事業進度予以撥款；嚴格按照《預算法》等法規，加強對地方債務舉債規模、期限和用途的監督管理，并如實進行信息披露；加快財政管理信息化建設，通過建立本級財政資金從申報、撥付到使用全程的有效監控機制，強化對財政資金分配、使用、效果的跟蹤及監管力度；繼續精簡機構和人員編制，壓縮非生產性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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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開發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卻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此，薛健分析認為，當前西部大開發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表現在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差距逐漸拉大；產業發展層次低，配套不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等。
薛健說，10年來，盡管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很快，而且年增長率也遠遠高于中東部地區，但卻與全國的絕對差距依然在擴大，而且內部也出現了明顯的分化。與此同時，西部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絕對差距也呈不斷擴大趨勢。如1999年，西部地區A均GDP最高的為新疆(6470元／人)，最低的為貴州(2475元／人)，兩者的差距為3995元／人；2008年，西部地區人均GDP最高的為內蒙古(32214元／人)，最低的依然為貴州(8824元／人)，兩者的差距為23390元／人。
產業的支撐問題。當前，西部工業化的推進仍然是相對比較緩慢的，有些產業正在衰退。如2007年，西部地區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僅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5.6％，比東部地區低7.8個百分點。西部的生產業發展滯后，產業配套不完善。以陜西為例，2008年，全省一、二、三產業比重為11.0:56.1:32.9，第二產業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7.5個百分點，資源型和投資拉動型經濟特征明顯，第三產業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低7.2個百分點，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
另外，西部地區高稅行業多。增值稅比重高，所得稅比重低，國家對西部的稅收優惠主要是企業所得稅，導致西部地區稅收負擔較重。
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仍然偏低。10年來，盡管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享有的公共服務有了顯著的提高，但和全國平均值和東部地區比較，還有不小的差距。如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西部前3位的內蒙古、重慶和廣西都達到14000元左右，接近全國平均值，陜西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則高達近3000元，新疆和甘肅的差距則更大。
農民人均純收入居西部首位的內蒙古為4656.2元，僅比全國平均值低2個百分點，陜西的差距達到1625元，低34個百分點，貴州、甘肅則比全國平均值低40多個百分點，差距達到2000多元。
縣域經濟的實力普遍不強。從陜西當前的實際來看，2008年全省縣域經濟所占比重為51.2％，低于全國水平7.8個百分點，低于中、東部省份20～30個百分點。
薛健說，這些困難和問題既有歷史上積累的老問題，也有改革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也有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的問題，而且也不是短時期內所能解決的。薛健表示，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為今后進一步全面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遇。因此，西部大開發下一個10年還應在繼續完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的基礎上，重點做好以下幾個工作：
一是繼續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加大當前財稅等的優惠政策支持力度，比如稅收優惠等，除延長現有優惠時限外，還可以增加一些更為優惠的措施，另外在投資、產業、土地等一系列的政策上，希望在下一個10年有更大的優惠力度。另一方面，針對以前實施的多是國債、轉移支付和國家財政投資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種政策的最初效應是明顯的。隨著進一步實施西部大開發，已實施的政策傾斜效應是逐步遞減的，需要進行政策調整，更多地在戰略性產業結構布局、長期供給的產業政策等傾斜，并和短期需求的財政、貨幣政策以及人力政策的協調配合。
二是加強自身發展能力。當前，西部地區經濟社會領域中存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只有通過發展、在發展進程中加以解決。西部大開發前10年重點是基礎設施的建設，后10年應把重點轉移到自身發展能力上來。一方面要進一步大力推進各地的特色優勢產業發展，加快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大力推進旅游、現代物流等現代服務業發展，培育發展新興特色優勢產業。積極培育產業鏈經濟，延長產業鏈條，提高加工深度和綜合利用程度，促進特色優勢產業向規?；?、集群化和現代化方向發展，為西部大開發提供堅實的產業支撐。另一方面要大力推進空間布局優化。在繼續抓好關中一天水、成渝、北部灣經濟區建設的基礎上，加強重點地區與省會(自治區首府)城市圈的率先發展，資源富集地區的集約開發，積極培育一批新的增長極，統籌兼顧少數民族聚居區、三峽庫區、資源枯竭礦區以及各類縣域經濟發展，促進人口與產業向城鎮特別是城市群地區協同集聚，推進實施生態脆弱地區生態移民工程，使西部地區人口分布、產業布局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協調，壯大自主發展能力。
關鍵詞：轉移支付收入；經濟增長；回歸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轉移支付收入對縣（市）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基于新疆2009年75個縣（市）數據分析
收錄日期：2013年1月5日
一、前言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協調，以東西部最為顯著，而西部各省中由于新疆特殊的戰略地位，使得新疆的發展備受關注。實際上，新疆內部各地、州、市、縣（市）之間的經濟發展也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本文用實證的方法，以新疆75個縣（市）為研究對象，分析轉移支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影響，并提出政策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在效率與公平的選擇上，通常是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為原則，而如何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一直是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歷史上，我國的做法是把資金、人力、物力政策向效益高的地方轉移，待這些地方發展起來以后，再來帶動其他較落后地區的發展。從優先發展東南沿海的政策到西部大開發、對口支援政策，就是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支援、帶動經濟落后地區的發展。具體到地方，例如新疆是不是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思路，可以把地理位置、經濟環境、資源條件較好的縣（市）先發展起來，然后這些發展起來的縣（市）再來幫助支援發展落后的縣（市）。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本文單就轉移支付收入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進行分析研究，通過對2009年新疆75個縣（市）財政數據分析發現，75個縣（市）中其轉移支付收入占財政預算收入的比重都非常大，大于0.5的縣（市）有68個，占總數的91%，大于1的縣（市）有61個，占總數的81%?？梢?，財政轉移支付規模的大小對受援（市）的財力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對縣域經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的轉移性收入主要包括：稅收返還、財力性轉移支付收入、專項轉移支付收入、政府性基金轉移收入、預算外轉移收入等，這些轉移性收入通過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基本建設支出、各部門的事業費等形式影響受援縣（市）的消費（C）、投資（I）、政府購買性支出（G）、進出口（NX）等，進而影響地區的經濟增長（GDP）。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我國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逐漸形成，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數量明顯增加，特別是對新疆的轉移支付，2010年達到1，125億元，年增長30%，轉移支付的規模不斷擴大。那么地方如何使用其所獲得的財政轉移支付收入，使得既有效率又體現公平。
二、實證分析
（一）建立模型并回歸。為了確定轉移支付收入與經濟增長兩變量關系的函數形式，用Eviews5.0軟件對2009年新疆75個縣（市）的截面數據作散點圖，用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示經濟增長，用TPR表示轉移支付收入，可以看出，轉移支付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大體呈線性關系?；诒疚闹攸c是研究分權財政體制下轉移支付收入對縣（市）經濟發展的影響，假定轉移支付收入是影響縣（市）經濟發展的唯一因素，因此我們建立的計量模型為如下線性模型：GDPi=？琢+？茁TPRi+ui（i=1、2、3……75），其中GDPi是被解釋變量，TPRi是解釋變量，ui是隨機誤差項，ui～N（0，1），α，β是待估系數。
由于樣本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新疆2009年的75個縣（市）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數據來源于《2009年新疆省財政年鑒》、《2009年新疆統計年鑒》，新疆各縣（市）的轉移支付收入大體為其一般預算支出與一般預算之差，文中的轉移支付收入就是由此根據《2009年新疆統計年鑒》計算得來。假定所建模型及隨機擾動項滿足古典假設，運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計法（OLS）得出樣本回歸方程為：
G■Pi=-407260+34.7804TPRi
（-6.32） （18.25）
括號內的數值為該系數的t統計值。決定系數R2=0.6782，修正R2=0.6746。說明所建模型整體上對樣本數據擬合較好，F=24.17552，F、t值較高，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轉移支付收入凈額對GDP有顯著影響。
（二）模型檢驗。進行自相關一階檢驗。自相關是經濟模型中，隨機擾動項之間的相互關系。自相關會使模型參數的方差偏離實際方差，嚴重影響模型的精度。根據檢驗結果，Obs*R-squared后面的P值大于0.05，說明不存在一階自相關。
進行異方差檢驗。同樣用后面的P值與0.05比較，大于0.05就表明接受同方差的假設，反之則表明存在異方差?，F在的結果是0.74764，大于0.05，說明不存在異方差。
通過正態性檢驗，Jarque-berade伴隨概率p值與顯著水平0.05相比較，如果大于0.05就表明隨機擾動項是正態性假設成立，否則表明正態性假設不成立?，F在結果顯示大于0.05，說明隨機擾動項是正態的。
（三）對模型進一步擴展。在選取的新疆75個縣（市）中，考慮到石河子、哈密、昌吉、阿勒泰、阿克蘇、伊寧、吐魯番、庫爾勒、伊寧、博勒等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較好，為區別于其他各縣（市），稱為中心城市，所以加入虛擬變量ZXCS，模型變為：GDPi=？琢+？茁TPRi+？酌ZXCSi+ui（i=1、2、3……75），α，β，γ是待估系數。其中，ZXCS={1，中心城市；0，其他}，回歸分析結果為：
G■Pi=-628620+36.2374TPRi+12.6554ZXCS
（-16586）（5.2657）（2.2404）
R2=0.6754，修正R2=0.7836，DW=1.4819，方程擬合的較好。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本文運用兩變量線性回歸方法，分析轉移支付收入對于縣（市）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分析發現：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轉移支付收入與地區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轉移支付收入每凈增加1萬元，促進地區GDP增加34.7804萬元；在擴展的模型中，轉移支付收入對于中心城市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比非中心城市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轉移支付收入每凈增加1萬元，促進中心城市GDP增加48.8928萬元，對非中心城市GDP則增加36.2374萬元。究其原因，中心城市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消費水平、消費結構比非中心城市高。
（二）適當加大對縣（市）的轉移支付水平。特別是經濟狀況較好的中心城市的支付，待這些城市發展得更好時就可以適當對這些城市轉移支付水平，這些城市還可以援助落后地區的發展，最終有助于促進縣（市）經濟的增長，實現各縣（市）的財力均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三）促進新疆城市化進程。區域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城市化引起的外部性經濟可以驅動經濟的發展。而新疆的城市化水平明顯滯后其本身就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新疆的城市都還是各自獨立的發展，并沒有對周邊起到輻射和帶動作用。因此，加快新疆的城市化進程對于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義。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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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 資源型老工業城市 發展
本人通過對資源型老工業城市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研究深刻認識到，只有確立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樹立人與自然和諧觀、經濟與生態的兼容觀、生產與經營的節約觀、經濟與社會效益的統一觀，由外延式、粗放式的發展轉變為以內涵擴張為主的科學發展路子，才能突破制約區域經濟發展的瓶頸，實現經濟協調持續的發展，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雄厚的物資基礎。
一、循環經濟和傳統經濟的區別
循環經濟(Cyclical Economy)，是對物質閉環流動型(ClosingMaterialsCycle)經濟的簡稱。它是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重構經濟系統，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建立起的一種新形態的經濟。循環經濟在本質上就是一種生態經濟，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指導下，按照清潔生產的方式，對能源及其廢棄物實行綜合利用的生產活動過程。
傳統經濟對資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過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廢物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導致了許多自然資源的短缺和枯竭，并釀成了災難性的環境污染后果。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的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模式，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動過程，使得整個經濟系統以及生產和消費的過程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只產生很少的廢棄物，從根本上消解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
二、資源型老工業城市存在的主要問題
1、城市主導產業衰落，綜合競爭能力急劇下降。這些城市的產業結構單一，以資源性產業為主導，并形成了一條關聯度高、依賴性強的產業鏈。資源型老工業城市普遍存在著勞動生產率低，能源消耗偏高，技術創新力量不強的問題，大部分工業企業沒有建立自己的技術開發機構。部分資源型企業管理粗放，勞動生產率非常低。
2、區域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矛盾突出。生產功能和人居功能的矛盾日趨突出，環境容量和生態空間急劇縮小，環保與發展的矛盾突出，資源性加工業比重大，人均環境空間減少。由于工礦業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特別是煤炭開采、鐵礦及有色金屬的開采與加工等，對城市自然景觀的破壞、對大氣、水體、生物及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的影響都十分嚴重。大量未經處理的廢水排入江河之中，污染嚴重；煤、煤矸石、尾礦、自然粉塵、揚塵和一些易揮發的氣體，形成了大量有害物質，直接影響到附近居民的生活質量甚至生命財產的安全。
3、融資環境惡劣，缺乏資金支持。資源型城市已經完全失去了金融支撐。資源型城市的資金來源主要集中在國家投資、財政補貼和基本經營活動收入三個部分。長期以來，資源型城市中的資源型企業效益低下、虧損嚴重，自我發展能力較差。另外，由于多年的過量采伐，資源結構破壞嚴重，使得國家、民間和外商的資金不太愿意投向這些行業，造成資源型城市投資、融資受阻。
三、循環經濟在老工業城市經濟發展中的實踐和探討
1、構建新的產業發展模式。樹立人與自然的和諧觀，通過對農業資源的高效利用，構建以工業化帶動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模式，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這是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也是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發展循環經濟的首要目標。在我國，雖然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卻非常低。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資源消耗的增速遠遠超過GDP的增速，而且資源利用效率遠低于國際先進水平，巨量的原材料需求已經難以支撐未來的經濟增長，尤其是那些依礦建市、依礦立市的資源型城市，經過多年的挖掘開采，礦產資源日益減少甚至趨于枯竭，使整個城市經濟的持續發展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面對嚴峻的現實，應該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品結構，在發掘和提升工礦資源優勢的基礎上，大力培植食品、飲料、醫藥以及植物為原料的新型產業，通過對農副產品以及其他再生資源的深加工或再利用，解決礦產資源匱乏對經濟增長的嚴重制約問題，逐步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依靠本地區的資源優勢，積極加大農副產品深加工企業招商引資力度，擴大規模，加快發展，特別是重點幫助有能力的企業爭取國家級農副產品深加工項目。在不同產業、不同生產主體之間構建一個新資源共生互補的循環發展體系，通過推進工業化帶動農業產業化，通過發展農業產業化促進工業化，使老工業城市擺脫資源束縛、實現可持續發展。
2、堅持走以內涵擴張為主的發展道路。根據循環經濟的內涵和衡量標準，發展經濟不僅要節約資源，還要保護環境。但是，從有關資料來看，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GDP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多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多10倍，每年大氣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占GDP的3%-7%。作為一個以礦產開采加工為主的老工業城市，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只有牢固樹立經濟與生態相互兼顧、相互包容、相互促進的新理念，把經濟系統納入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才能保證社會的持久生存和城市經濟的和諧發展。與此同時，還要按照循環經濟的內在要求，鼓勵和引導現有企業延長和拓寬生產技術鏈或產業鏈，通過技術創新將生物資源或廢棄物進行循環利用，培植一批高科技、高效益、少污染的環保型企業和產業，堅持走以內涵擴張為主的科學發展之路。
3、樹立生產經營的集約觀。應通過生產要素的聚集使用，構建資源節約型經濟發展體系。按照循環經濟理論的說法，在城市功能布局、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要充分考慮產業之間的銜接和環境容量的大小，盡可能地使土地及水、電氣等生產要素能夠集中有效使用，以較低的經濟投入和較少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經濟社會效益。由于受歷史原因和舊城布局的影響，資源枯竭型城市一方面城市區域內土地資源十分緊缺，很多民營優勢企業和優勢項目難以找到低成本擴張的空間；另一方面，一批停產、半停產的傳統老企業大量的廠房設施長期閑置，成為制約區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一個瓶頸。
要堅持把科技創新與園區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創辦都市工業園區，集約利用土地資源；堅持把項目建設與企業改制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實施市內企業的土地置換，盤活存量土地；結合舊城改造，通過市場化運作，盤活城市閑置土地。通過整合城市土地存量構建都市工業園，集約使用土地資源和生產要素，減少企業擴張的重復投入，節省經濟運行的社會成本，是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平臺，是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