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20 11:34:55
導語：在提高生育率的措施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論文摘要：近年來舞蹈專業的辦學規模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而不斷擴大，各類舞蹈學校也爭相擴招，越來越多舞蹈專業的學生面臨著沉重的就業壓力。如何讓舞蹈專業學生能更好的適應就業崗位，提高舞蹈專業學生的就業率就顯得越來越重要。
聞一多先生說過：“舞蹈是人的生命情調最直接、最實質、最強烈、最尖銳、最簡單而又最充足的表現”。這種表現方式應該說是最美麗和最自然的方式。但從專業的角度來說，這種表達方式不僅對編導和舞者本身的表達能力有較高的要求， 同時對于音樂、舞美、燈光、道具甚至觀眾的契合度都有較高的要求。這種非常專業而又有限的因素無疑提高了舞蹈專業學生就業的難度，如果再一味強調舞蹈專業的這種專業化就業性，這種做法將會嚴重影響舞蹈專業學生的就業率，而保證就業率的根本因素就是就業去向。
一、就業去向分析
從舞蹈的專業特點來說，舞蹈專業學生越早接觸專業方面的學習和訓練越好。因此，在從附中到大學的七至八年甚至更長的可謂十年寒窗中成長起來的專業學生們，都舍不下這份專業，都會選擇從事與舞蹈相關的工作。據調查，他們一般有以下幾種就業渠道：
1、進入各級專業演出團體
這類學生多數是舞蹈表演專業畢業的學生，他們的形象、身材和專業素質都很好，無論身材扮相都讓人賞心悅目，因此他們不必擔心找不到工作。而且一般情況下他們都能進入各省、市、縣級歌舞團和較好的藝術團體當演員。
2、進入各級院校
這類學生多數是舞蹈學專業畢業的學生，這類學生較前一類學生而言，只能說是形象、身材和專業素質較好，相對前一種學生而言，除專業外，學院側重培養他們的文化等綜合教育素質，畢業后他們一般都會選擇教育行業， 進入各省、市、縣級院校從事舞蹈教育教學工作。
3、進入各級群眾藝術館
這類學生較以上兩種專業學生而言，身體條件和專業素質相對一般，因此他們選擇進入各省、市、縣級群藝館從事群眾文藝輔導工作，帶動群眾業余文化生活普及文藝工作，相對前兩類學生要求低些。
4、考研
這類學生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家庭條件較好，畢業后會選擇考研或通過其它途徑繼續深造，另一種是專業技能一般，面對專業好的學生不具備競爭力，因此，他們想通過考研來提高自己，從事理論方面的教學和研究，避開熱門報冷門來保證自己的就業崗位。
5、臨時兼職
這類學生大多數家庭經濟條件一般，自身專業素質和各方面條件一般，通過跑場和帶班來保證自己有一定的經濟收入。但這只是一種臨時性的謀生手段，它沒有長久性和持續性。
6、改行
這類學生屬于專業素質和文化素質都較差的一類，畢業后他們會選擇改行，通過各種社會關系改做一些其他行業的工作。
7、自主創業
由于舞蹈專業的局限性，剩余的這類學生無法找到工作，于是便選擇自主創業，他們要么辦培訓班，要么開店等，以保證自己有一定的經濟收入。
8、待業閑賦
最后一種情況，這部分學生因形象、專業素質、文化素質都很差，又沒有任何社會關系，畢業后無法找到工作，只能待業在家無事可做。
二、影響就業去向的因素
就業去向是保證就業率的根本，根據以上就業去向的分析，舞蹈專業學生，大多數選擇的職業是專業舞蹈演員和舞蹈教師，但受目前擴招和諸多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中的不均衡因素影響，使得舞蹈專業崗位都處于飽和狀態。這種局面從不同程度上影響了舞蹈專業學生的就業率。當然， 影響舞蹈專業學生就業率的因素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因素， 大致可歸納以下幾個方面：
1、內在因素
（1）不同專業的情況不同
比如舞蹈表演專業和舞蹈學專業，如今表演專業的要求不再是單一性的，提倡的是編表合一，即編導和表演合二為一，這種專業的學生既要掌握編導基礎和編導技法，同時還要有表演方面應有的素質，舞蹈學專業則主要是側重于文化素質和舞蹈教育方面，兩者的要求不同，培養的人才去向也就不同，在當今注重綜合素質和能力的前提下，表演專業的學生自然就比舞蹈學的學生就業率高。
（2）相同專業的情況不同
在相同專業內，外形條件好的學生就業率相對較高， 男生就業率又比女生相對較高。這既反映了目前我國就業情況的普遍性，又體現了舞蹈專業的特殊性。舞蹈專業學生最大的就業途徑就是當演員，外形條件好是必備的首要條件，在具備較強的專業素質，必定就會成為行業中搶手的人才。還有舞蹈專業在招生時，報考的男生就比較少，進校后人數自然就少，這就使得舞蹈這一行業內男演員緊缺，也就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男生比女生就業率高這一情況。
2、 學生的就業適應性差
由于舞蹈專業的特殊性，一般情況下，學生在校期間只注重編導、舞蹈學、舞蹈表演方面的專業學習，而忽略了其它如文化素質、人文素質等綜合素質的學習，這就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在以上幾種就業渠道飽和的情況下，學生們對其它專業的就業適應性就顯得力不從心，因為目前的用人單位都存在一個普遍問題：那就是注重學生的各方面綜合素質和能力，因此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不高，不能適應當今其他就業崗位的需要，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3、外在因素
對于所有藝術類專業來說，影響學生就業的外在因素不外乎市場需求。
市場需要什么樣的人才，畢業生就要能夠適應這樣的要求，當今社會需要的是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而不是單一性很強的人才，無論是高校還是畢業生都應該適應當今多元化的社會需求崗位，因此我們在擴招的前提下應該考慮到就業的適應性，權衡好擴招與就業率的比重，謹慎行事，不要盲目。
三、提高就業率的措施
在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下，怎樣提高學生的就業率，讓更多的學生能找到工作，是我們學校和教師必須要思考的問題，以下幾點措施僅供參考。
1、學校措施
（1）正確對待學生就業適應性問題
當前對舞蹈專業學生就業適應性問題，在一定的程度認識上還存在一些誤區，其一：重招生而輕就業。尤其是在擴招的前提下， 學校的重點工作都圍繞著招生來制定計劃，安排工作， 而學生的就業問題常常是交給就業指導中心負責， 其它部門就很少介入。其二是對就業指導工作實施得不夠具體，平時就很少安排一些有關工作，只是到了學生臨畢業前才臨時抓一抓。其三是把就業適應能力的培養問題看作只是學生個人的事情， 似乎圍繞著就業指導所做的事情都是為學生服務的，并不是學校工作的重點。這些觀念不轉變， 學生就業適應能力的培養就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1］
（2）教學改革應以就業適應為依據
當前高校的教學改革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上強調要盡量體現學科發展的前沿， 重視基礎學科; 二是在教學方式上強調要培養學生的能力， 特別是創新精神與創造能力; 三是十分重視現代化教學手段的使用， 強調教學效率的提高。但這樣做卻忽略了對就業適應性至關重要的應用技術和操作技能以及更為重要的人際交往能力的培養。學校應從育人目標上確認重視培養學生的就業適應能力，在安排課程和開展教學質量評估時， 還應該注意通才與專才的結合， 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結合， 理論知識與操作技能的結合， 學習能力與社交能力的結合。此外， 在學校的學科和專業設置上也應該充分考慮今后畢業生就業的需要。［2］
（3）教學計劃中應該強化社會實踐環節
在校期間缺乏社會實踐的機會， 幾乎是眾多學生的一致意見。為了加強在校期間的社會實踐環節， 建議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 教學計劃中應有適當的社會實踐課， 并安排一定的學分， 列入對學生的考核指標。第二， 學生工作中應適當安排社會實踐的內容， 利用假期組織一些力所能及的社會實踐活動。第三， 加強對實習工作的組織與指導， 爭取實習單位的支持， 提高實習的實效性。實習不僅是業務知識與技能的實踐與鍛煉， 更是工作態度與人際交往能力的見習與鍛煉。有些應用性較強的專業可以考慮增加實習的次數和時間。［3］
2、自我措施
（1）準確定位明確發展方向
當今社會是競爭的社會，要想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就必須有自身的優勢，舞蹈專業學生應從實際出發根據個人的不同條件、特點和目標，準確自我定位，明確發展方向，為自己的藝術之路作好定位與規劃。
目前舞蹈專業學生就業需求日益多樣化，國內各藝術高校和院系打破以往舞蹈專業“精英”教育的模式，開始注重培養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舞蹈教育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為學生個人的發展鋪設了更多的可選道路。畢竟，“精英”或 “明星演員”只是鳳毛麟角，因此，舞蹈專業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要根據自身條件、特點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同時注重其他科目的學習，努力提高自身綜合素質與修養，在知識積累的過程中強化自身的優勢與特長，盡早明確發展方向，并在教育、編導、理論、策劃、管理、傳播、文化交流等與舞蹈專業相關的領域做出多方面的選擇，為日后的擇業奠定良好的基礎。
（2）挖掘潛能提高綜合素質
近些年藝術類專業畢業生供需見面會反饋的信息表明：應聘者的綜合素質是用人單位普遍參照的選擇依據。許多用人單位反應，一些畢業生走上工作崗位后存在“心浮氣躁、恃才傲物、眼高手低、夸夸其談”等現象；有的受自身素質或就業方向的局限，產生改行和放棄的念頭；有的因為受不了工作單位的嚴格管理、善意批評或難以適應理想與現狀之間的巨大差距；有的沮喪之余，不能反思自身存在的問題、進行自我審視，陷入了頻繁“跳槽”卻依然沒有找到滿意工作的尷尬處境，給用人單位與個人都造成了巨大損失。由此可見，舞蹈專業學生不僅需要過硬的專業知識，同時更需要提高適應社會環境的能力、提高文化素質的整合能力和實際操作的能力等。從某種程度上說能力比知識更重要，舞蹈專業學生只有將自身所具備的專業知識和社會需要的各種能力統一起來，才能順應時代的要求。
（3）培養創造思維適應時代需求
當代社會的發展迫切需要創新思維，舞蹈專業學生更應順應這樣的時代潮流，充分挖掘個人潛能，提高創造思維能力。在現實的工作、學習、生活中，某些缺乏創造力的同學很難在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中脫穎而出。我在一次編導課上發現，只有少數同學會在表達某一情感動作時聯想到其他與此相關的動作，并舉一反三，歸類、總結，附以生動形象的動作描述。這些同學大都具有思維活躍、善于思考和想象的特點。由此不難看出，創造思維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在開發人的潛能中培養出來的。舞蹈專業學生只要注重平時生活的點滴積累，積極參加各種創造活動，勇于發現和敢于探索，善于聯想和勤于創新，那么在經過多年系統的舞蹈專業化訓練后，必然會讓自身的各方面綜合能力得到提高，而更有實力去面對當今社會嚴峻的就業問題。
在當今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就業大環境下，舞蹈專業學生應該扎實走好大學階段的每一步，為日后的成功奠定堅實基礎，用不斷創新的精神去實現人生價值，成為德藝雙馨的從業者。
參考文獻
［1］趙增福. 高校就業教育簡論［J］. 中國大學生就業， 2004 (15- 16).s.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 ；生育政策；徐州
0 引言
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及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比例的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比例的7%時,稱為老齡化人口社會。人口老齡化問題對徐州勞動人口和社會經濟結構等各個方面產生諸多影響，妥善解決和預防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相關問題，是實現我市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環節。
1 徐州人口老齡化的特點
1.1 老年人口的規模大 資料顯示，至2006年底徐州市老年人口總數達132.2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4.2%，80歲以上高齡人口約占老齡人口的16.5%，到2020年將達到190萬，約占總人口的18.5%。
1.2 老齡化發展速度非常快 2005年全市總人口比2000年減少了8.86萬人，下降0.99%，而同期的老年人口卻增加了16.22萬人，增長了22.8%。顯然，徐州老年人口增長不僅絕對量大，增長速度遠遠快于總人口的增長速度。
1.3 老齡化在城鄉間的發展非常不平衡 2005年徐州城鎮、 農村 的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8.91%和10.78%。
1.4 老齡化要超前于經濟發展 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的時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在5000到10000多美金，而徐州人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金，屬于中等偏低收入水平的地區，應對老齡化的經濟實力還比較薄弱。
2 人口老齡化對我市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2.1 消費結構面臨轉變 老年人口的增加，用于醫療方面、老年服務的消費需求將增加。對消費總的影響不大，但會引起消費結構的變化。大量資金轉向老年人消費，將直接導致從事生產方面的投資相對下降。
2.2 影響科技創新 老年人口的增加,會降低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下降，從而誘發采取貿易措施來保護國內勞動力市場，削弱了技術進步和靈活勞動力市場對長期增長的貢獻作用。
2.3 勞動力比例下降 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及其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2.4 養老、醫療保障壓力加大 隨著人口增長率的下降，生命周期的延長，在不遠的將來，一對年輕夫婦可能要贍養4至6個以上老人。養老壓力和老年人醫療衛生資源消費壓力較大。據統計，60歲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傷殘率是全部人口傷殘率的3.6倍。
3 現行生育政策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從封閉人口看，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西方人口學家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對老齡化進程的影響研究中，得出了明確的結論：人口老齡化的決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而不是死亡率下降而導致的平均壽命的延長。這一結論無論是對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
4 建議
4.1 認清現狀，著眼未來，轉變觀念，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更要重視人口質量和人口結構：徐州的城鄉計劃生育政策存在二元化，既 農村 的二孩生育政策比城市寬松，例如在農村，一方是獨生子女戶結婚，即可生育二孩，而城市里必須是雙方都是獨生子女才能生育二孩等。這些政策很大程度降低了徐州市城市婦女總和生育率的水平，使得城鄉新增人口數量差別加大，導致徐州城市新增人口數量明顯少于農村新增人口數量，反過來由于農村 教育 條件、醫療衛生保健服務的可及性和 經濟 條件較差，其新增人口未來的綜合質量明顯低于城市新增人口，從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經濟的可持續 發展 ，也不利于解決未來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
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的調整是要遵循人口自身 規律 的，是要有前瞻性的。例如現在出生的人口只有在15年或20年以后才能進入勞動力人口的行列，屆時如果感到人口過于老化或勞動力不足，再以計劃生育來調節將是無濟于事的。
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構建小康社會也是一個社會人口素質、人口結構、人口質量的重構過程。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文明加快向農村擴散。由于目前是以城鎮人口數量作為衡量城市化標準的，所以許多城市政府部門往往會出現通過行政區劃的改變，例如“縣”改“市”等方法，來提高城市化水平，但是卻忽視了城市化發展的質量，忽視了城市化后人口結構、質量和綜合素質水平。城市化不能就城市而論城市，應當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為依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增加高素質人才的“儲備”。
不同的生育政策將決定徐州未來人口數量和結構的發展趨勢。我們不能再以計劃經濟的眼光來看待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而是要適應社會時代的變化，適時地將計劃生育政策納入到市場經濟的大舞臺中，調整計劃生育的運行機制。同時，要在穩定現行政策的前提下，認真研究未來人口發展態勢，有針對性地研究各種可供選擇的政策方案。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計劃生育政策的積極作用，而將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消極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4.2 把現行的追求低生育率的生育政策平穩過渡為“低生育率水平與調控人口年齡結構質量并舉”的政策
4.2.1 具體是指高于生育率更替水平的農村地區，應繼續搞好控制人口數量的工作，使生育率水平降低到2.0左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保持較低水平的主城區，則不再是繼續維持這樣低的生育水平，而是應該采取合理措施，把生育率的上限調控到1.8的合理水平左右，以達到調控人口結構、人口質量的目的，改善出生性別比問題。
4.2.2 為避免回升過快，作為過渡措施，先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家庭且只有一個孩子的夫婦再生一個孩子，如響應者過少，再考慮全部放開，讓愿意生育者再生一個孩子，當然生育二胎是上限。實際上，受環境污染、結婚年齡越來越遲影響，現在不孕不育的家庭正越來越多，已占12%多；另外受經濟條件和社會綜合因素影響，城區有生育二胎或多胎意愿的育齡群眾比例不高，有的還選擇丁克，不要孩子！因此，對計劃生育搞得好的徐州城區，合理調整生育政策，總和生育率是不會回升過快的。
參考 文獻 ：
[1]龔幼龍，嚴非.社會醫學[m].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11：44-45.
[2]徐州市統計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z].
[3]徐州市統計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z].
人的生育行為取決于兩個要素：生育收入和生育成本。生育收入包括金錢收入和非金錢收入（如天倫之樂），生育收入與父母、子女之間的代際產權合約安排相關，在農業經濟下，盛行父母擁有對子女的產權和收入支配權；在工業經濟下，就慢慢轉向子女擁有自身產權、父母取得子女的一部分金錢收入（子女仍相當于投資品）的安排及父母只是把子女當成耐用消費品（父母享受天倫之樂）的安排這兩種。生育成本包括生育、養育子女的直接費用及母親為此放棄的職業機會。
1980年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是Family Plan（家庭計劃），而是Birth Control（生育管制），而且是嚴厲的生育率管制，全國大部分家庭只能生育一胎，少數符合特殊條件的家庭可以生育兩胎，管制法例允許的生育率不會超過1.5（有學者估算為1.38）。這不是家庭選擇如此，而是管制法例強制你如此、沒得選。
在生育率管制法例之下，計生委對有“超生”行為的家庭，給予高額的罰款（現在改稱“社會撫養費”，可“社會”何曾撫養這些超生的孩子？說占用了“社會資源”，哪一種稀缺資源這些超生的孩子可以白白的使用？），本質上是“生育稅”。
生育率管制法例是由從中央到各省市一系列法律、規定、條例組成的。憲法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1980年修改的婚姻法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2002年，頒布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各省市，均有具體的規定、條例或實施細則，規定各種獎懲措施。除了直接的生育率管制之外，還有一些間接的生育率管制，如提倡晚婚晚育；“稀生”，生育間隔要三四年等等。
其實，生育率管制會帶來各種社會成本。
后果之一：
巨大的制度費用。為了執行生育率管制，需要龐大而復雜的法例，需要龐大的專門負責機構，需要龐大的人手，全國從事計生工作的人員保守估計有幾十萬，給他們支付的工資來源于稅收，是制度費用（他們本來可以從事有產出的工作，現在放棄了，是社會成本，這一成本已包含在制度費用上）。
張五常1985年撰寫的《沒有兄弟姐妹的社會》講到，血濃于水的親情、家庭公司可以降低制度費用，計劃生育導致的沒有兄弟姐妹的社會比赫胥黎《Brave New World》中的景象還要可怕。
后果之二：
本來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孩子導致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如果沒有生育率管制，以農村為例，在父母對子女擁有產權因而擁有收入支配權的代際合約（這種代際合約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在加速解體；就是在農村，也不再是純粹的農業經濟，工業化也在進步）的局限下，生育子女是一項回報率很高的投資。現在管制了生育率，生育收入在邊際上高于生育成本，本來還可以繼續生育，使得生育收入在邊際上與生育成本相當，這就意味著有租值（父母生育子女的投資收入）被消散掉了。
而本來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子女也是資源，如果出生會給社會創造財富，他們不只是“人口”，要消費，也是“人手”，要生產，更多的人參與分工與合作會使得專業生產的范圍進一步擴大、程度進一步加深。
當然，會有人選擇“超生”，“超生”的本質是減少租值消散的行為，最終消散的租值，總是相關的局限下最少的。
許多人津津樂道的中國“人口紅利”，是說本來用于生育子女的費用現在可以用于消費和投資，問題是，計劃生育相當于對某些消費和投資行為的管制，原來計劃使用孩子這個耐用消費品的家庭現在只能消費其他物品，愿意出的最高價與實際出價的差額即消費者盈余（consumer's Surplus）因此減少了；原來計劃通過生育子女取得更高投資回報率的家庭現在只好滿足于較低的投資回報率，這是管制導致的租值消散！
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宣稱，截至2005年年底，中國僅僅因計劃生育少生了4億人，該數“不包括由于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和教育文化水平提高等因素而少生的”，這應該是高估了，有學者估計，截至2005年年底，1971以來的計劃生育共減少2.3億，1980年以來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減少1.3，仍是驚人的數字。
后果之三：
在干預人數數量之外，也會加劇出生性別選擇的行為。正常情況下男女出生比例在102-107：100之間，中國的男女出生比例超過120：100（2005年1%人口抽樣調差顯示0-4歲出生比例為122.66：100）。這不僅意味著中國男性爭奪配偶的競爭會更加激烈，還意味著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要比別的國家要高（發達國家的世代更替水平約為2.1），世代更替水平下的生育率確保下一代育齡婦女與上一代相當，因而確保下一代人口規模與上一代相當。
后果之四：
還會加劇老齡化。在超低的1.22的生育率下，出生的人和工作的人都越來越少，退休的老年人越來越多，將來誰來養活這些人？人口問題是慢性病，到了集中爆發的一天，老天爺也救不了。
有人會說有社會保障，問題是，社會保障仍是要拿下一代的錢（代表著其生產出來的物品）去養活上一代人，拿工作的人的錢去養活退休者，中間還要由于管理費用消耗掉一部分。社會保障并不能無中生有，總要去拿一部分人生產出來的物品去養活另一部分人，生產者越來越少、坐食者越來越多的財富轉移和再分配制度是無法長久維持的。經濟增長會幫上一些忙，但很有限，因為退休者的生活水平也是與經濟增長掛鉤的。
總而言之，生育管制是不能用來解決人口問題的，因為當時中國根本沒有人口問題（“人口過剩”從來都不是現實）；其本身就造成了真正的人口問題（超低生育率），拜生育率管制所賜，現在中國終于有人口問題需要解決了。這也正是發達國家目前的狀況，這些國家的生育率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普遍比中國要高），人口老齡化加劇，社會保障制度因此面臨的麻煩越來越大，為此他們千方百計的鼓勵生育，但仍收效甚微。
1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加劇
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人口的發展受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同時它對社會的發展也起著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績。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的統計，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現在1.8%左右，這種生育率的下降讓我國13億人口日到來推遲了整整4年。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發展也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
人口老齡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總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按國際通用標準，60歲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稱為“老齡化社會”。美國《紐約時報》指出，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從而飛速經過了這個原來西方社會可以建立起一個中產階級的時間段。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據我國老齡協會提供的數據，我國老齡高峰將于2030年左右到來，并持續20余年。到2l世紀中期，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過4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則會達到3億左右。我國人口的老齡化不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這種人口老化趨勢也超過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我國社會的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綜合國力不強、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前提下進入老齡化的。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老齡化是截然相反的，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工業化完成之后經濟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之下才出現。此外，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著區域失衡的特點。我國各地區老齡化程度自西向東呈階梯上升，地區間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8%，其中上海達就到11.46%。而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區仍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齡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問題，同時它也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那么，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以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1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2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取決于上述兩種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對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根本原因，許多西方人口學家則認為是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現代化所導致。所以，人口的老齡化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同樣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影響。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則是我國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出生率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國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老齡化并不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因為即使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老化。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卻是中國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提早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3新時期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兩手抓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和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上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整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3.2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以兒童、老人為出發點，同時也必須關注成年人問題
一、20*年10月1日至2009年4月28日全鎮人口與計劃生育執行情況
(一)人口指標情況
20*年10月1日至2009年4月28日止，全鎮期初總人口33264人，期末總人口33342人，其中常住人口28132人，流出人口5210人，當年出生人數128人，出生率2.4‰，出生率與去年同期下降0.3個千分點。計劃內出生109人，計劃生育率85.16%,同期相比上升了0.22個百分點;計劃外生育19人，計劃外生育率9.88%，同期相比下降了0.22個百分點。
(二)出生孩次及構成情況
20*年10月1日至2009年4月28日止，全鎮共出生128人，其中：一孩出生76人，一孩率為，二孩出生29人，二孩率為，無多孩出生。
(三)計劃內外出生情況
全鎮計劃內出生109人，計劃生育率為85.16%，其中：計劃內一孩出生76人，占一孩出生數的，計劃內二孩出生29人，占二孩出生數的。計劃外出生19人，計劃外生育率為%，其中：計劃外一孩19人，占一孩出生數的。
(四)避孕及時情況
全鎮共出生一孩76人，落實避孕措施人，一孩避孕及時率為，出生二孩29人，二孩避孕及時率為。
(五)已婚育齡婦女節育情況
全鎮常在人口已婚育齡婦女6660人，占總人口的，已落實避孕節育措施5844人，綜合節育率為。結扎率為，二扎率為，一放率為。
(六)手術完成情況
全鎮共完成五術190例：三術完成例183例，占縣下達任務172例的61.04%，同期相比上升了28.64個百分點;結扎56例，占縣下達任務46例的95.65%同期相比上升了76.45個百分點，其中二扎46例，占縣下達任務33例的112%，同期相比上升了90個百分點;一放完成132例，占縣下達任務126例的74.6%同期相比上升了58.2個百分點。落實補救措施2例。
(六)社會撫養費征收情況
目前征收社會撫養費10萬元，占縣下達任務6.6萬元的%。
(七)農業人口獨生子女辦證情況
加大“獎、優、免、補”政策的宣傳力度，讓農業人口獨生子女家庭真正得實惠，目前辦理《農業人口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6戶，占縣下達任務11戶的54.5%，目前有2戶正在辦理中。
二，數據分析我鎮上半年計生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早婚早育現象突出，出生率偏低。
在反映出的19個計劃外生育均為一孩，其中永康6個，田元5個，雄魁3個，翠屏2個，聯合、金坪、金海各一個，盡管目前尚未反映出計劃外多孩，但客觀上不符合我鎮鎮情，請各村、社區進一步認真核查，摸清家底，確保當年出生人口數據上報的準確性，從而提高全鎮人口的出生率和計劃生育率。
(二)當年避孕及時率低，發展不平衡。
目前，與一、二季度比較，全鎮手術進度有所下降，4月份僅完成結扎4例，放環34例，發展及不平衡。請各村、社區要克服一切困難，想盡辦法加大“一放二扎”工作力度，力爭在7月底全面完成全鎮工作任務。特別是要整體考慮到當年一放及時率及二扎及時率兩個硬性指標的考核，確保當年一放及時率達75%，二扎及時率達70%。
(三)醫學監護不徹底，工作隱患大
由于流出人口管理難度較大，外出已婚育齡婦女醫學監護不到位，仿佛給全鎮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稍一不慎，便會引爆，隱患極大。各村、社區要切實結合本村實際，因地制宜，創新思路，摸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子，確保工作的整體推進。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楊成鋼（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國經濟增長能夠“消化”新增人口，應該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為什么要調整？用人口指標說話
一是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以下簡稱“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下簡稱“五普”），全國常住人口增長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2010年人口總量較2000年減少193.08萬人。
二是四川婦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數據顯示，四川婦女總和生育率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樣調查顯示，除甘孜、阿壩、涼山“三州”地區之外，四川省婦女總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區，其也只有1.72，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來越少。“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0～14歲兒童人口比重為16.97%，比“五普”下降5.6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未來四川勞動力人口會減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來越多。“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為10.95%，比“五普”上升3.2個百分點。國際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7%就是老齡社會，全省老齡化已經來臨，獨生子女負擔加重。
五是城鎮化加快發展改變居民的生育觀點。“六普”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化率為50%，四川38.7%，雖然四川城鎮化水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近幾年四川城鎮化的發展速度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發展趨勢加快。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城市人口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持有“晚婚、晚育、少生、優生”觀念的人數增加，直接影響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還有2個特別顯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萬獨生子女戶，占全國1/3；二是“失獨戶”四川占全國比重最高。這些人口指標顯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調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調整。
為什么能調整？處于有利時機
全國人民的呼聲很強烈。對于放開“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不管是廣大干部，還是一般群眾，都有比較強烈的意愿，學術界也基本達成共識，生育調整已有輿論氛圍。
我國經濟增長還會持續，能夠“消化”新增人口。從總體上說，現階段我國經濟狀況良好，未來保持較快增長是有保證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有勞動力資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夠承受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在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開，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個，因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轉化為生育行為有一個滯后期。因此，很多人不會馬上選擇生第二胎，這種滯后對政策效應有一個緩沖期，新增人口在我們的承受期之內。
總體來看，現階段生育政策調整處于有利時期。
兩個誤區需避免
第一個誤區：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為
大樣本調查顯示，87%的夫婦生育意愿是2個，而且最好兒女雙全，一男一女。很多媒體據此得出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的結論，于是，他們反對放開二胎。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為。
第二個誤區：人口增長降低了資源、環境的承載力
資源、環境的承載力需聯系經濟增長來思考。真正影響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是經濟增長速度、規模、方式。過快的城市化規模，不適度的經濟增長節奏和不恰當的發展方式才是造成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們既要找到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在增強資源、環境承載力方面積極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國家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四川作為一個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來，四川的總和生育率從過去的4.0以上下降到現在（全省抽樣調查的）1.6左右，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還要低。30多年來全省共計少生了4000多萬人口，為全國計劃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根據四川省當前的人口形勢，應該及時放開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長期少子老齡化使目前人口結構性問題十分突出。一般來講，一個國家如果總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實現正常的人口代際更替。四川的生育率遠遠低于2.1。被撫養的少兒人口減少，老齡人口增加：目前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4%，65歲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社會負擔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未來會缺乏有活力的創新型人才。過去多年，四川大量勞動力到外地打工，為全國經濟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貢獻，但是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因為少兒人口越來越少了。四川勞動力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老化，15～30歲人口在下降，45～65歲人口比例在上升，這樣的人口內部結構，其創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勞動力年齡結構中45～65歲人口的比例會高達48%，勞動力都是些中老年人，會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勞動力，特別是高端的年輕創新型人才，這樣更不利于四川經濟發展。
原因三：緩解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個人口結構會達到最老化。退一步講，即使現在放開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緩解，因此，現階段必須及時調整二胎政策，時間不等人，在我看來，現在調整已經遲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調整生育政策，如果當時調整，四川也許會早一點緩解人口結構帶來的各種問題。
原因四：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放開后，短期內生育率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是從長期看，人口數量不會有太大的波動，更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
原因五：獨生子女問題多。獨生子女責任重、壓力大；獨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對整個社會影響大；失獨家庭不能再生育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大；獨生子女增多對征兵和國防建設也有一定影響。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鄉不平等，應逐步統一。當年城市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非常嚴格，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若生第二胎，會開除公職和黨籍，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實際上為計劃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農村生育政策條件相對寬松。城鄉生育權利不平等，應該逐步統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該有回報。當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積極響應，做出的成績有目共睹，為全國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2008年四川發生大地震，傷亡慘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兒女。我覺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現在是該回報他們的時候了。
如果放開二胎政策，建議分兩步走：第一步：分步實施，平穩過渡。雙獨家庭早已放開，現在應該考慮放開單獨家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有殘疾兒童的家庭、再婚夫婦家庭。第二步：完全放開城鄉育齡婦女的二胎生育。
借這個平臺我再次呼吁：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希望盡快調整相關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人口學碩士生導師）：
放開“單獨”二胎，協調人口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的矛盾
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
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看，實行人口計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協調人口再生產與物質資料再生產的關系，通過人口的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有機結合的綜合措施，使兩個“再生產”的關系處于一個合理、科學的均衡區間。
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由于我國人口發展政策發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無節制生育，使人口增長超過了物質資料再生產增長的能力，帶來以高出生率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問題。
上世紀70年代后，我國開始執行嚴格的以數量控制為主要特征的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億多人，使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人口紅利”時期。
但是，當我國人口數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達到一定程度后，又產生了新的不協調問題，即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的發展態勢，人口的深度老齡化反過來會降低積累率，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使經濟發展進入以老齡化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狀況。目前人們考慮采取適度提高出生率以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樣在于協調兩個“再生產”。
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能夠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數量控制的另一個目的在于協調人口與自然資源承載能力的關系。目前不少人擔心人口數量控制放松，會導致土地等資源難以承載過多的人口。但是我們不難看出，我國過去在制定計劃生育政策所依據的人口承載力的理論是設定在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經濟社會體系，尤其是基于我國耕地、糧食等資源的生產能力來確定的所謂“最佳人口規模”和“人口數量極限”。然而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糧食生產能力等資源約束不再是人口數量控制目標的基本判定標準。日本、韓國、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國，卻能夠養活那么多人，并且順利成為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所以，現在再看我國實行的以數量控制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國際環境下是正確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反映人口承載能力的科學依據越來越顯得不足。因為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都能夠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調整生育政策才能夠滿足2030年后勞動力要素的需求
相對物質資料的再生產過程，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一個國家只有通過“未雨綢繆”行動和高瞻遠矚的超前決策，才能夠免除人口結構失調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目前，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已經長達30多年后，在人口結構已經進入全面轉型階段，在普遍實行“雙獨”二胎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單獨”二胎的政策，明顯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國在2020年前仍處于“人口紅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適度增長可擴大居民消費與就業的規模，從而拉動經濟穩定增長。
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 “2011年度平等就業基本調查 ”顯示，日本男性休 “產假 ”比例達 2.63%，比上年度上升了 1.25個百分點，創下 1996年有可比數據以來的新高。
目前，日本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工作歧視以及政府政策不配套是許多日本婦女選擇不生育的原因。倘若當前的低生育率情況持續下去，到本世紀中葉日本人口將縮減 20%，將近一半人口老齡化，國家的醫療和福利系統將不堪重負。
為了改善日本年輕夫婦中生育率逐年下降的問題，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距日本政府規定的到 2020年比例提高至 13%的目標有較大差距。
日本法律中有關于男性休 “產假 ”是這樣規定的，允許男性在孩子出生之后享受長達一年的假期。日本政府希冀以這種強迫男性履行職責的方法使他們更加熟悉有關兒童培養的問題，也可以使媽媽們不再懼怕多生幾個寶寶，從而提高人口出生率。但問題是，休“產假 ”的男性只能拿到平時薪水的一部分，這使在家里充當 “經濟支柱 ”角色的父親們 “望假興嘆 ”。寶寶出生正是用錢之際，收入減少，很難讓日本男性無后顧之憂地休 “產假 ”。
另外，如果你認為這是一個放松身心的好機會就大錯特錯了。這些父親們在返回工作崗位后必須遞交一份報告，將自己如何利用時間、對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感想等問題記錄下來，還要向同事們 “傳授 ”自己學到的育兒經驗。
一、加強領導，明確責任，常抓不懈
不斷強化“國策”意識，加大對計劃生育工作領導，統籌安排計劃生育工作。一是充分發揮局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的重要作用，將計劃生育工作列入了重要議事日程，明確了辦公室、人才中心、就業培訓科、勞動監察大隊、社會保險中心等有關科室的工作職責，并對全年工作任務進行了具體分解和安排。二是在工作上，實行定期召開計生工作例會；根據工作需要，每季度召開計生工作例會1次，認真分析和討論當前工作存在問題，研究對策措施，并重點解決1—2個緊迫問題。
二、堅持四抓，加強管理與服務
為把計劃生育工作落實到位，林萍同志堅持“六抓”，使計劃生育工作呈現出依法管理、優質服務、規范有序的良好態勢。
（一）抓證件，認真落實“一證管多證”制度。將流動人口婚育證明做為勞務輸出、勞動力管理、人才引進等工作的重要內容和首要提供的證明材料硬件。同時加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臺帳管理，建立了登記檔案，完善了反饋制度，按季度將情況上報計生部門備案，確保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更加規范。
（二）抓培訓，提高勞動力計劃生育知識水平。結合就業再就業培訓工作，在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舉辦各類技能培訓班、引導性班和崗位培訓班時，將計劃生育知識單獨做為其中一節課內容，進行計劃生育知識專題講座，提高他們對計劃生育的了解了認識，自覺遵守計劃生育法律法規。
（三）抓扶持，實行計劃生育優惠政策。對計劃生育戶特別是只有女孩的家庭進行重點扶持，給予適當照顧。在允許的范圍內，對屬于獨生子女的大中專畢業生優先辦理推薦就業和人事手續；對農村戶口的獨生子女外出務工，優先登記求職，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在企業事業單位招考在，適當地對農村獨生子女戶予以適當的加分照顧。
（四）抓保險，積極推進女職工生育保險工作。為保障女職工的合法權益，林萍同志帶領干部不斷擴大生育保險覆蓋面，在鞏固完善企業女職工生育保險的基礎上，認真組織實施《泰順縣生育保險暫行辦法》，從20__年開始將機關企事業單位女職工生育費用納入醫保范圍，一年來，參保人數達4426人，有效地保障了全縣機關、企事業單位女職工生育期間的生活和基本醫療保健需要。
三、進展順利，工作效果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