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01 15:43:21
導語：在基礎心理學定義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由于對外漢語教學專業的師范教育性質，國內大多數的對外漢語教學專業都將教育心理學作為一門專業基礎課開設。雖然對外漢語教學專業具有師范教育的性質，但是在其課程設置中，和師范大學的師范專業相比，其開設的教師教育類課程較少。在這種情況下，像其他師范類專業那樣學習教育心理學就會存在諸多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學生不能將這門課程的內容和其他語言類的專業課程結合起來，將其運用到教學實踐中去。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對外漢語教學專業的教育心理學必須學科化，即從教育心理學轉向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本文試圖從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課程體系和教學模式兩個方面探討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課程建設，以期拋磚引玉。
一、學科取向——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課程體系探索
(一)教育心理學的學科目標與發展趨勢
每一本教育心理學教材都會給教育心理下一個定義，無疑教育心理學的定義反映了教育心理學的學科目標。筆者對教育心理學給予的定義是：研究學校教育情境中的學與教相互作用的心理學規律的科學。這里對這一定義中的核心詞“學與教的相互作用”做一說明。首先，這一核心詞包含了教學中涉及的兩大因素，即學習的因素和教學的因素。其中，學習的因素包括學生、學習內容等方面，教學的因素即教師教學這一方面。在教學中，教學效果或學習效果的達成并不是由學習因素或教學因素單一方面決定的，而是由這兩者共同決定的。其次，這一核心詞中的“相互作用”說明了這兩個因素起作用的方式不是簡單相加的方式，而是相互匹配的方式。當學習因素和教學因素相互匹配時，學習效果或教學效果最好;當學習因素和教學因素不匹配時，學習效果或教學效果較差。換句話說，當學習因素改變時，教學因素必須隨之改變，以達到學習因素與教學因素的最佳匹配。也可以說，教育心理學就是探討因材施教的問題，但它又不局限于此，因為學習因素包括學生特點，也包括學習內容等方面。就教育心理學的上述定義來看，對外漢語教學專業的教育心理學必須探討如何根據教學對象(不同國別、不同年齡、不同特點的學生)和學習內容(詞匯教學、語法教學等)展開教學的心理學規律。由此，在對外漢語教學專業中開設教育心理學課，單純講授一般的教育心理學內容是不夠的，必須從教育心理學走向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
上面從教育心理學的學科目標的角度探討了對外漢語教學專業教育心理學課應轉向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下面從教育心理學的發展趨勢為這一觀點提供支持。著名教育心理學家梅耶(Richard Mayer)關于教育心理學的發展趨勢在其所撰寫的著作名稱中得以鮮明體現。梅耶1999年出版的一本非常有影響的教育心理學著作的名稱是The promis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learning in the content areas，國內版本的中文譯名為《教育心理學的生機——學科學習與教學心理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在這本書中，梅耶指明了教育心理學從一般教育心理學走向學科教育心理學的趨勢，整本書涵蓋了閱讀、寫作、數學、科學等學科領域的教育心理學規律。這本書雖然沒有涵蓋外語學習的教育心理學規律，但它的意涵卻是清晰明了的。
由此可見，教育心理學的學科目標和發展趨勢是完全一致的， 對外漢語專業開設的教育心理學必須是學科取向的。
(二)從教育心理學到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
綜上分析，教育心理學要發揮其作用，必然要從一般教育心理學走向學科教育心理學。對于對外漢語專業的教育心理學課來說，就是要建構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內容體系。一般來說，教育心理學應該涵蓋學生發展、學生差異、學習心理、教學心理和學業評估這五個相互聯系的部分。那么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就要在此基礎上將與專業有關的內容納入其中。在學生發展部分，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應著重探討二語獲得的心理學規律，探索不同年齡階段的國外學習者學習漢語的教學策略。在學生差異部分，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除探索一般的學生差異對教學策略的影響外，還要探索不同母語學習者的漢語教學策略，如我們教授韓國、日本等國的漢語學習者時，教學策略、教材編寫都應有針對性的變化。在學習心理方面，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應該著重探討的是外國學習者學習漢語詞匯、漢語語法，掌握聽、說、讀、寫技能等方面的心理學規律，這些心理學規律和學習數學、學習科學的心理學規律是完全不同的。在教學心理方面，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應著重探討的是外國學生的課堂管理問題以及漢語作為外語進行教學的教學設計問題。在學業評估方面，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應著重探討的是如何通過考核促進外國學習者掌握相應的漢語知識和技能。如果脫離了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這些獨特的內容講授一般的教育心理學知識，可能會使學生產生教育心理學無用的認知，導致學生在將來的教學中不重視教育心理學對教育教學的指導作用。
二、整合取向——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教學模式探索
(一)教學內容的整合——專業學習與教育心理學的結合
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課程體系決定了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教學內容要將其他專業課的內容與教育心理學的內容進行整合，在講授其他專業課(主要是教學類專業課)的時候要探尋其教育心理學的理論基礎，在講授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時候要探尋其中的心理學理論可為哪些專業課中強調的教學策略提供理論支撐。當學生能夠將其他專業課的知識與教育心理學的知識整合起來時，學生便對所學習的知識進行了深層加工，在這種情況下，學生才能靈活運用所學習的知識。培根倡導知識就是力量，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只有整合起來的知識才能運用，才是力量。
對外漢語教學的專業課包括語言類的專業課，也包括教學類的專業課，上面所提到的專業學習主要是指教學類的專業課，如對外漢語詞匯教學、對外漢語語法教學、對外漢語聽力教學、對外漢語口語教學、對外漢語閱讀與寫作教學等，這些課程中羅列了諸多對應的教學策略，而這些教學策略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往往來自教育心理學的理論。因此，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教師應從這些課程中汲取所需要的教學材料、教學案例，分析這些教學方法和教學策略的具體的教育心理學理論依據，在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授課中使用它們，并逐漸積累，形成專業學習和心理學理論基礎的雙向表格，如表1所示。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教師應該在空白處確定相應的教學策略，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教育心理學還可為其他教學類專業課程提供什么教學策略。
(二)教學方法的整合——自主學習與合作學習的結合
教學內容上的建構決定了教學方法上的建構。其他專業課的教師并未完全清晰教育心理學理論，而教育心理學教師在其他專業課方面可能有知識上的欠缺。此時，這種看似有局限性的學生培養模式，卻恰恰為學生展開自主學習和合作學習提供了機會。雖然教育心理學教師可能對其他教學類專業課程不是十分熟悉，但是只要明晰教育心理學課程和其他專業課程的關系，就足以指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在教育心理學教師的指導下，學生通過自主學習，將兩類課程進行整合，將所學習的知識進行聯系，進行深層次的學習，和教師一樣完成“對外漢語教學類專業課學習與教育心理學理論基礎的雙向表格”中的任務。這種學習方式將使學生的學習生涯和工作生涯都會有所受益。當然，每個單一的學生是無法在短短的一個學期的時間內完成對外漢語教學類專業課的學習與教育心理學課的學習的整合的，此時，合作學習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師幫助學生確定教育心理學與其他專業課進行整合的研究主題，學生通過合作學習的方式完成這些主題，教師再提供平臺讓學生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通過這樣的合作學習，學生的收獲將達到最大化，而教師在此過程中也會實現教學相長，教學水平得到提高，為以后的教學提供幫助。
綜上所述，對外漢語專業開設的教育心理學課應從一般的教育心理學走向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上尋求與其他專業課內容的整合，而在教學內容上要實現教育心理學與其他專業課內容的整合，在教學方法上就必須以自主學習和合作學習為主。
要實現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課程體系的學科取向和教學模式的整合取向，教育心理學教師、其他專業課教師以及學生的三方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這三方的合作包括學生之間的合作、學生和教師之間的合作，教師之間的合作。通過這三方合作，共同挖掘教育心理學的課堂教學案例，不斷分享、建構，使對外漢語教育心理學的課程體系逐漸清晰，對其他專業課教師教授他們的課程也會有所幫助，同時也幫助學生理解教育心理學的內涵。最后，通過合作，共同完成教育心理學的教材或各種教學文本，對于對外漢語教學專業的發展將會大有裨益。
奧爾波特在克利夫蘭接受了中學教育，雖然在同年級的100個學生中排名第二，但他并不認為自己具有卓越創造力。1915年他考入哈佛大學，主修哲學和經濟學，選修心理學和社會倫理學，后者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19年，奧爾波特以優異成績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后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羅伯特大學教授英語和社會學。1920年回到哈佛，1921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1922年獲得心理學哲學博士學位，他撰寫的博士論文是《適用于社會診斷問題的人格特質實驗研究》。從選題看，奧爾波特遠離了當時占主流地位的精神分析，而是討論了尚處于萌芽階段的特質理論，這也許是美國大學中第一個關于此主題的論文，他也注定將成為一名拓荒者。從1924年起，奧爾波特開始在哈佛大學任教，開設了美國最早的人格心理學課程。此后，除了1926年到1930年在達特茅斯大學作為助理教授外，他的整個學術生涯都是在哈佛大學度過的，其學術資歷發展脈絡為：1930—1936年任助理教授，1936—1942年任副教授，1942—1967年任教授。
奧爾波特一生都致力于改進關于“人是什么”的概念。他于1937年出版的《人格：一種心理學的解釋》（Personality：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成為人格心理學獨立的標志；1961年出版了關于人格最重要的著作《人格的類型和成長》（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其他論著還包括《個人與信仰》、《偏見的本質》和《謠言心理學》等。
奧爾波特在有生之年曾獲得過許多榮譽。1939年，他當選為美國心理學會主席；1963年，榮獲美國心理學會金質獎；1964年，榮獲美國心理學會杰出科學貢獻獎。1967年10月9日，奧爾波特因肺癌去世，這一天距他70歲的生日還差1個月。
一、奧爾波特建構人格理論的背景
奧爾波特反對精神分析過于強調無意識，他認為一個健康人具有理性觀念和意識功能，他們活動的力量完全是能意識到的、可以控制的，而潛意識只有對偏態、變態的人才會發生作用。奧爾波特也反對精神分析以病態人格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做法，在他眼里正常與不正常并非是連續的序列，而是截然不同的類型。因此，奧爾波特選擇健康成人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很少涉及精神病人，他的人格理論體系是面向健康人的。奧爾波特還反對精神分析對童年經驗的夸大，他強調的是當下，是此時此刻的影響。盡管他同意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對幼年期的行為動機有相當的解釋力，但他不相信本能論可以解釋變化的、即時性的大多數成人的動機。這是奧爾波特建構健康人格理論的認知基礎。
奧爾波特的健康人格理論得以形成，還源于他對早期行為主義的批判。行為主義作為一種刺激—反應心理學，將人格視為一切動作的總和，是各種習慣的最后產物，這點為奧爾波特極力反對。他拒絕將人看作一個純粹的“反應”機器，相反，他認為人類可以更為積極，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主動的，是受到自己的意圖和價值觀所驅使的。雖身處行為主義關于機械、被動和回歸驅力的觀點盛行的年代，奧爾波特仍堅持認為意識是心理學研究的主要目標，特質是人格的元素。行為主義認為個體行為僅產生于很少幾種基本的內驅力或需求，而奧爾波特提出的動機的“機能自主”則打破了這樣的信念，他重視自我的功能，并提出自我發展的階段理論。這是奧爾波特建構健康人格理論的行為基礎。
此外，奧爾波特深受“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響，他從詹姆斯那里繼承了人文主義和折衷主義，不但關注自我，關注意識，在解釋不同層面的心理狀態時，還應用各種心理學理論，博采眾長，甚至能應用哲學和文學的材料。奧爾波特的健康人格理論還得益于早期形成的人本主義、存在主義和格式塔心理學的影響，強調人的潛能發展，人的獨特性、尊嚴與價值，強調此時此地對人的影響；強調整體和意識經驗，關注現象場，重視對現象場的直接描述，反對任何將整體拆分成部分的還原主義研究趨向。毫無疑問，奧爾波特從中汲取了理論建構所需的各種養料。
二、奧爾波特的健康人格心理學
（一）對人格的界定
奧爾波特在追溯人格術語歷史后，又詮釋了在神學、哲學、心理學、法律、社會學等領域的49個人格定義，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第50個定義。他在1937年的《人格：心理學的解釋》一書中，給出了后來得到多數心理學家推崇的定義，“人格是個體內部決定個人獨特的順應環境的心身系統中的動力結構”。后來在其1961年的《人格的類型與成長》一書中，又把上述定義中的“決定個人獨特的順應環境”改為“決定具有個人特質的行為和思想”，進一步說明了人的行為不僅僅是適應環境，而且影響環境，使之適應人們的需要。奧爾波特的這個定義，強調了人格的獨特性，世界上絕不會存在兩個完全相同的人，了解某個特殊個體的唯一途徑就是研究這個特殊的人；同時也強調了人格的整合性，人格是一個心身系統，并具有推動和引領個體行為的動力作用。于是，注重研究個體而不注重研究制約人類的規律，成為貫穿于奧爾波特研究活動始終的主題。
（二）人格的發展階段
奧爾波特的人格發展階段觀點就是他所提出的關于自我統一體的形成過程。他把人格定義為一種“動力組織”，并把它命名為“自我統一體”，即人們認為生活中那些溫暖的、核心的和重要的行為和特征。自我統一體是人格統一的根源，是人格特質的統帥，包括個體認為對自我認同和自我提高至關重要的那些生活組成部分，也包括一個人的價值觀以及與個人信念一致的、屬于個人所有的良知。他認為，完善的自我統一體機能即人格，從出生到成年，需要經歷八個階段的發展才能實現：軀體自我感（1歲）；自我認同（2歲）；自我增強（3歲）；自我延伸（4歲）；自我映像（4-6歲）；理性運用者（6-12歲）；追求自我統一體（12歲至青春期）；理解者自我（成年）。 （三）健康人格的基本觀點
奧爾波特對人本主義和心理健康個體的關注先于馬斯洛。他強烈主張健康成人的人格原則，不能由動物園、兒童、過去或精神病患者的研究引申而來，所以他研究了大量機能成熟的健康成年人，提出了健康人格的六個標準，其觀點與人本主義自我實現的觀點十分相似。事實上，奧爾波特也在用另一種方式表達著自己就是一個心理健康的成年人。
1.自我擴展的能力。健康的成人有很多朋友和愛好，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范圍極廣。他們不以自我為中心，積極參與解決一些與自己無關的問題和活動。他們對工作、游戲與交往有非自我中心的興趣，并且家庭、社會和精神生活對他們很重要。
2.與他人關系融洽。健康的成人有能力與他人建立親密的關系，富有同情心和友愛，沒有占有欲和嫉妒心，能寬容自己與別人在價值觀上的差異。尊重別人，有健康的性態度，不會為了自己的滿足而侵犯他人的權利。他們能夠對他人表現出溫暖、理解和親近，可以容忍別人的不足與缺陷。
3.情緒上有安全感或自我認可。健康的成人能忍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沖突和挫折，經得起各種不幸的遭遇。能耐受恐懼和不安全的情緒沖擊。并且，健康的成年人具有一個積極的自我映像，可以接納自己的各個方面，不受消極情緒的支配，能保持樂觀的態度。
4.具有現實的知覺。健康的成人能夠準確、客觀地理解現實、接受現實，并不是根據自己的期望去看待事物。
5.良好的自我意識。健康的成人對自己的優缺點十分清楚，能準確把握自己的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知道自己有什么、缺什么，能調整其相互關系。他們無須將自己的過失或弱點歸咎于他人，知道自己心中的自己與別人眼中的自己之間的差異。并且，健康的人還有幽默感，能自嘲，很少靠攻擊或性方面的話題引人發笑。他們能覺察生活中不和諧的事情，無須偽裝或者故作姿態。
6.統一的人生哲學。健康的成人有明確的人生目的。他們著眼于未來，對工作有使命感，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三、奧爾波特健康人格理論的貢獻與局限
奧爾波特對人本主義心理學作出了杰出貢獻。他認為自我是個體人格一致性、動機、記憶連續性的基礎，這種自我心理學與弗洛伊德以患者和病人為研究對象，以探索潛意識為主的觀點完全不同；他強調以健康成年人為研究對象，強調研究意識、動機，重視生活目標和意義的追求，強調促進個人價值觀的建立。反對美國主流心理學中非人化和生物主義的情緒，為構建人本主義心理學理論奠定了基礎。人本主義心理學能發展成為脫離精神分析傳統、與行為主義對立的心理學的第三勢力，奧爾波特功不可沒。
奧爾波特奠定了人格心理學在心理學大家庭中的地位。在奧爾波特之前，很少有心理學家能夠像他那樣對人格定義的表述字斟句酌，對以前人格定義的分類進行深入研究，竭盡全力地全面透視人格理論。他認為人格是心理學理所應當的研究主題。奧爾波特是美國第一個開設人格心理學課程的心理學家，也是美國第一部人格心理學教科書的作者。在他的著作中所表現出來的清晰的思維、精煉的語言，成為未來理論家效仿的典范。特別是在1929年的第九屆國際心理學大會上，他發表了論文《什么是人格特質》，提出將特質作為人格的基本單位。他的理論觀點對于后來的人格心理學研究，如卡特爾的16PF、大五人格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必須承認，奧爾波特的理論沒有將許多已知的有關人格的知識整合進來，也沒有對無意識動機驅動的行為、次級驅力所激發的行為做出足夠的解釋；他對人格的理解只是一個狹窄的角度，即僅僅對幾種動機做出了解釋。雖然他充分描述了心理健康成人的機能自主動機，但是他并沒有對兒童的動機、神經癥和精神病患者的動機做出解釋，也沒有對普通成年人的動機做出分析。他沒有分析神經癥和精神病患者的動機是如何形成的，也沒有討論什么會妨礙一個人成為心理健康的人，沒有提出如何能夠成為機能自主的人。雖然他勇敢地反對精神分析和行為主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些觀點確實過于偏頗。
（1）把人和動物、常態和變態、兒童和成人完全對立起來，對于它們之間的連續性和同一性則缺乏研究。可以說，他割裂了它們之間的關系。
（2）過于強調人格的獨特性，忽視了人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有人批評他不是一個科學家，因為科學家通常會用共同規律的研究方法去發現普遍的規律，而奧爾波特過于強調個案法，過于強調探尋特殊性。
（3）過于強調意識和人格健康，忽視了潛意識和病理性人格，過分強調內在因素對行為的影響，忽視外在環境對行為的作用，忽視了人格的社會根源。
【關鍵詞】意義，認知，特征
喬治·米勒是美國當代著名認知心理學家之一。米勒將語言問題作為認知心理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尤其強調語言意義的作用。米勒主張，意義是語言使用的中的核心問題。人們使用語言，原因就在于獲得意義。如果無法獲得意義，語言將成為“無意義的聲音符號”。
米勒尤其重視對詞的意義研究，認為“理解詞義為理解更大單元的語義現象奠定了基礎，是理解語義現象最重要的一部分”。米勒在意義問題上持心理內在學說，堅持語言意義的心理內在立場，認為意義是心理建構的結果，而且意義的組織方式也呈現出心理結構特征。米勒的意義心理學說是其認知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也預示了對意義問題中的認知因素進行研究的前景。
米勒將語言作為認知心理的重要內容，并且通過對人類語言現象的認知心理過程所進行的程序式分析，米勒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意義是內在于心理之中的，而且意義的形成是對語義關聯進行心理建構的結果。這種心理學研究將人類語言視為特殊的“心理官能”（mental organ）。”這也為意義問題賦予了心理特性，因為建構意義就必須要理解概念之間的語義關聯，而這種理解能力正是一種心理能力。因此，米勒將其語言學成果命名為心理語言學，而這也是對喬姆斯基觀點的繼承，即語言研究的主體應是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能力，而非對語言現象的描述，“語言理論簡單而言就是心理學的一部分。”這樣，米勒繼承了喬姆斯基的定義將語言研究定義為一個認知問題。
米勒認為語言表達的意義既不在于它所指稱的外在對象，也不在于它在人們頭腦中所引起的觀念；既不以語用效果單獨呈現，也不僅在于語句為真的條件。意義是概念之間的語義關聯。因為概念是人類認知結構的產物，所以意義同時也反映了人類認知結構間的語義關聯，這種意義的呈現方式是關聯性語義學。關聯性語義學通過將詞的概念置于不同的“域”中而賦予詞不同的意義，這樣的關聯語義學不僅說明了詞義的指涉性基礎，也通過對詞匯用法的描述，從而形成了完整的意義理論。
米勒針對傳統的哲學語義學研究提出了質疑。米勒認為，傳統哲學語義學的目的在于給出“意義”這個詞的所有特征以及人們如何使用其相關形式的。米勒指出，這意味著一套完善的理論在為我們提供意義時，也要依據我們的語言表述為我們提供一種邏輯上的一致性。米勒進一步提出，這樣的研究方法必然會使每一種理論都面臨著許多無法回答的問題。米勒選擇了兩種哲學語義學理論進行了說明。其一是傳統的對意義的內涵和外延的區分。傳統的形式邏輯區分出意義的內涵和外延。外延決定一個詞所能指示的一切，而內涵決定外延。米勒指出，這種理論的缺陷在于，并不是所有有意義的詞都符合上述兩個條件。比如“of”、“and”等詞有意義卻無外延。其二是真值條件理論。根據這種理論，知道一個語言表述的意義就是知道其應用的真值條件。
米勒的意義定義所表述的不是客觀世界，而是一種心理世界，一種基于認知能力的概念化世界建構。因此，意義就是一種概念化的認知模式（而非可能世界中真值條件）。這樣的語義學的首要標志是，意義是心理性的。更準確地說，研究意義問題的語義學可以被看做是語言學同心理實體（mental entity）的對應，是語言學與語言使用者心理結構的聯系。
意義是語言使用者基于認知能力進行心理建構的結果。意義的心理結構特性體現在詞的意義是語言使用者通過語義關聯以心理結構的形式組織起來。而且米勒參照認知科學的研究成果通過語義關聯對詞意的組織方式進行研究，建立起詞語意義的組織結構和人的心理結構之間的聯系（G.Miller，1991）。
米勒運用詞的關聯測試說明，單個詞可以通過詞意激活廣泛的詞典知識，并且通過填裝（priming）技術測出數據保證了大量人群的數據集合可以作為單獨個體的內在詞庫這個心理學結論的可靠性。這樣，米勒從詞的關聯測試中找到了語義關聯間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直接證據。
米勒在基于上述語義關聯研究成果基礎上歸納和總結了意義的組織原則方式——即樹形結構。用于組織詞匯數據的分類原則是建立在集包含（set inclusion）基礎上的。被用來指示嵌套（nested）集合的詞與詞之間的關聯被稱為上位層（superpordination，或hyponym）。米勒對語義關聯的形式做了補充說明，屬性、功能、部分在語法（syntactic）種類之間也同樣適用，因為屬性、組成部分和功能只有用詞表達出來才能進入到定義中。“屬性”最常用形容詞和形容詞短語表達，“組成部分”由名詞和名詞短語，“功能”用動詞和動詞短語。這樣對概念的使用做出了進一步的說明。
米勒凸顯心理特性的意義理論是一種內在主義的語義學，因而也是突出語言使用者主體地位的語義學。這樣的意義研究方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在哲學領域也顯示了特定的優越性。首先，意義心理理論更有利于對日常語言的語義分析，有助于我們解決成真條件語義學所面臨的困難，也體現了語義學研究的自然化趨向。其次，意義心理理論的作用機制強調了在語義分析過程中對言語者雙方主體性的堅持，這樣就可以通過語義分析的過程將“理解的主體”和“被理解的主體”進行有效整合，以便把語義分析的形式規范性與言語者的心理自然性有效地結合。因此，這種語義學能更加確切、合理地反映意義、知識的形成與產生，從而在更高的層面上推動語義學的新進展。
關鍵詞：青少年；網絡成癮；研究綜述
作者簡介：鄧驗，中南大學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長沙 410083)
曾長秋，中南大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 長沙 410083)
隨著青少年網絡成癮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對青少年網絡成癮問題及其對策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國外踺網絡成癮的研究從心理學范疇發展到精神病醫學領域，從理論研究深入到實證研究；在國內，眾多學者在國外已有的研究理論和成果基礎上，結合我國青少年的特性，從心理學、精神病醫學、社會學、教育學、思想政治教育學等多視角對青少年網絡成癮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引導方式。
綜觀國內外學者們對網絡成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網絡成癮概念界定的研究
互聯網起源于美國，因此對網絡使用的研究最先是從美國開始的。美國學者肖頓(M.A.Shotton)1989年第一次發現人們對計算機會產生依賴現象，即在使用計算機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與沉迷賭博的心理應激相仿的現象與行為，易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礙和心理缺損。1994年美國著名精神病研究專家伊凡·戈登伯格(Ivan Goldberg)最早提出了網絡成癮癥(Intemet Addiction Disorder，IAD)這一概念，借用DSM-IV中關于藥物依賴的判斷標準，指出網癮是一種應對機制的行為成癮。1997年，戈登伯格又進一步將其定義為：因為網絡過度使用而造成沮喪(distress)，或是身體、心理、人際、婚姻、經濟或社會功能的損害。戈登伯格對這一概念的提出使網絡成癮這一問題從心理學范疇深入到了精神病醫學領域。美國心理學專家、國際網絡成癮康復的頂尖人物金柏莉·楊教授則將網絡成癮定義為一種沒有涉及中毒的“行為一控制失序癥”(Impulse-Control Dis-order)。
目前國際上對網絡成癮的概念還沒有統一的界定，我國在網絡成癮方面的研究還剛剛起步，相關學者專家在借鑒了國外的研究思路和成果的基礎上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觀點和看法。2008年11月8日，由總醫院成癮醫學科陶然教授牽頭的研究團隊制定的《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將網絡成癮(Internet Addiction，IA)定義為：個體反復過度使用網絡導致的一種精神行為障礙，表現為對網絡的再度使用產生強烈的欲望，停止或減少網絡使用時出現戒斷反應，同時可伴有精神及軀體癥狀。中國網癮治療第一人、華中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陶宏開則指出，網絡成癮是一種由心理問題引起的非理，不是《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中所說的“精神疾病”。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于網絡成癮概念的界定，主要是從精神病醫學的精神病癥和心理學中的心理及生理對網絡的過分依賴兩個方面來考量的。雖然各位學者對網癮現象的定義名稱不統一，但對其內涵的理解還是大都相似的，都承認網絡成癮者是從病理性的心理依賴轉化為上網行為的不可控制，缺乏對網絡誘惑的抵抗能力。人的任何一種思想行為的形成和發展都離不開知、情、信、意、行五個基本心理因素，因此，筆者在參考國內外學者專家對網絡成癮問題的調查和研究，以及本次研究調查的實際情況的基礎上，結合人的心理過程的基本要素，將網絡成癮定義為：上網者缺乏對網絡適度使用的正確認知和抵抗網絡誘惑的堅強意志，長期地、重復地耗費大量時間、精力、財力在網上進行非工作、學習等行為，并且對其自身學習、工作、生活、健康以及他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不利影響的一種網絡沉溺行為。
二、對網絡成癮測量標準及診斷的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網絡成癮測量標準及診斷的研究主要是從心理和臨床兩個方面來進行的。
關鍵詞：民族心理學 發展概況 出路
一、 民族心理學的概念
由于民族心理學是舶來品，所以我國對民族心理并沒有明確的定義，民族心理學概念主要指對共同心理素質的界定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各民族受自己本民族歷史發展，社會風氣、語言文字、等影響，表現出來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性格、品行等民族烙印。
二、 民族心理學的研究現狀分析
1、民族心理學的發展概況
民族心理學最早起源于德國，中國的民族心理學的起源也很早，很多學者在20世紀10年代就發表了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的相關文章，陳大齊在1919年發表了《民族心理學的意義》，1924年李子光發表了《論民族的意識》等。民族心理學是心理學的基本領域之一，中國民族學界對于民族學概念的研究主要受斯大林對民族概念的界定，“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我國學者主要研究的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質。
2、民族心理學研究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對于民族心理學的學科定位不明確。民族心理學是民族學與心理學相互交叉的一門學科，對于心理學的研究內容、研究對象，是一直是學術界所討論的問題。在民族心理學最早的研究中，被認為為是側重于心理學科，認為民族心理學歸屬于心理學范疇。而在后來的研究中，大部分學者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于心理學，但是他的的研究對象是以民族為基礎的，認為民族心理學屬于民族學的范疇。對于其研究的具體內容，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
第二、研究內容上側重點不同。民族學學者對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主要是從宏觀方面來看的，主要重視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共同的心理素質是仍然是研究者討論的熱門話題，這說明斯大林對民族概念界定中屬于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的心理的素質仍然產生著巨大的影響。而心理學研究者對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主要是從微光方面來看的，主要重視的是個體心理與個體成員之間的研究。
第三、研究缺乏現實實際。由于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出現了研究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事實。大部分研究者只是純理論的研究，只是為了研究而去研究，并沒有考慮到實際存在的問題也沒有深入到實際的地區進行實地的調查。而對于研究的模式，并沒有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只是照本宣書式的采用了普通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因此理論研究的結果對于解決實際問題還存在一定的距離。
三、解決問題的出路
1、立足實際，解決實際問題
我國正處在社會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都在不斷的發生變化，對于相關問題的研究要緊跟實際，充分的去了解各個民族的歷史、發展、現狀、問題、習慣、信仰等各方面，更好深入的進行理論與實際方面的研究。如果研究的論題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那么論題是毫無意義的，各種努力都是徒勞的。
2、加強民族心理學與心理學的聯系交流
民族心理學既屬于民族學的范疇，也有相當一部分屬于心理學的范疇。在制定處理民族關系的政策時，必須了解民族成員的心理特點，才能更好的摸透他的行為，較好的預防不好的行為的產生，制定有效的對策。加強民族心理須與心理學的聯系交流，深入地區進行民族研究，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的產生和民族的心理活動都是分不開的，因此加強兩者之間的合作，更有利于問題的解決。
3、加強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實踐是建立在理論基礎上的，任何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理論做指導，實踐建立在理論的基礎上，理論又是對實踐進一步的檢驗。這方面民族學的前輩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榜樣，但我國的民族心理學的理論建設方面還是相當的薄弱的，對與民族心理學的概念、研究對象、內容等方面都沒有較系統的理論支持，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分布情況比較復雜，因此我們既要參照外國的理論又要結合我國的實際，制定出符合我國實際的理論體系，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提供更堅實的理論基礎。
結論：其改革開放以來，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中國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民族心理學是一門交叉性的學科研究，以普通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為主導，參照了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相關學科，不僅研究民族成員的行為還研究民族成員的心理，對社會的良性發展起到了很好的預測作用。（作者單位：新疆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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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積極心理學；心理健康教育；創新；趨勢
積極心理學是致力于研究人的發展潛力和美德等積極品質的一門科學，從關注人類的疾病和弱點轉向關注人類的優秀品質，將散落在心理學領域中的有關積極內容的研究集合在一起，用客觀實證的方法來探索人類的積極品質和力量，倡導人類要用一種積極的心態來對人的許多心理現象(包括我們常說的許多心理問題)做出新的解讀，并以此來激發每個人自身所固有的某些實際的或潛在的積極品質和積極力量，從而使每個人都能順利地走向屬于自己的幸福彼岸。積極心理學研究的興起反映了心理學從ill-being取向到well-being取向模式的轉換，對我國方興未艾的心理健康運動具有重要影響與啟迪，積極心理學理念下的心理健康教育探索正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
一、積極心理學在當前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應用趨勢
“一石激起千重浪”，積極心理學一經引入我國，迅速引起心理學界的廣泛關注，并在心理健康教育領域引起極大反響。眾多學者各抒己見，分析與思考積極心理學對心理健康教育的影響，研究趨勢呈以下三種：
(一)轉折――從問題導向到健康關注
積極心理學重視積極心理品質、積極心理測量、積極干預，實現研究視野從“問題導向”到“健康關注”的轉變，強調從積極的層面來研究與探討心理健康問題，更注重培養人們的積極心理品質，這為心理健康的教育與實踐開辟了新的思路。
1、轉變價值取向，提高教育功效
曹新美，劉翔平的研究中認為消極心理學理念下的學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削弱了學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導致心理健康教育內容的貧乏化、教育形式的單調性和教育途徑的單向性，形成教育對象和教育者關系的對立。其問題的癥結就在于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價值取向上偏離了心理健康的積極取向，陷入一種心理疾病預防和治療的病態心理學取向。而以積極心理學引領學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價值取向，可以整合學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標，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內容，改善學校心理健康教育主客體的關系，挖掘教育的資源，提高學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功效。
2、增強積極取向，拓展積極意義
積極心理學增強了心理輔導的積極取向，強化了心理輔導者積極的人性觀和價值觀，拓展了心理輔導的方法和策略的積極價值。積極型心理教育的意義在于為心理教育乃至整個社會，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和認識視野，打開了心理教育為人類命運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大門，積極型心理教育是當今世界心理教育范式發展的必然選擇和必由之路，是我國心理教育范式建構的現實而正確的選擇，必定會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21世紀心理教育的主導范式。
(二)滲透――從理念導入到思想滲透
積極心理學不再只是“改良”現有心理健康教育的“添加物”，積極心理學已經成為一種理念滲透到心理健康教育中，并開始從理論上探討積極(型)心理教育的構建。
1、提出積極(型)心理教育定義
積極心理學為開展積極心理教育提供了理論依據。越來越多的心理研究發現，人的積極心理因素是人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內驅力，因此，積極心理因素也就成為實施積極心理教育的心理依據。進而王希永對積極心理教育做出定義，認為積極心理教育是指主體為了塑造積極的心理品質，通過積極的心理體驗充分發掘積極的心理因素的教育活動。各級各類學校應當高度重視積極心理教育，使之成為心理教育的主流和重點。崔景貴也將積極心理學理念導人心理健康教育中，從科學信念、目標構成、建構策略來構建積極型心理教育，并提出積極型心理教育的定義：即是一種致力于培養人的優秀品質和美好心靈、促進心理積極和諧發展與心理潛能充分開發的心理教育。
2、探索積極心理教育途徑
在積極心理教育思想下，培養人的積極心理品質成為積極心理教育的培養目標。研究認為積極的心理品質表現在人的認知、情感、意志、心態、道德等諸方面。增加積極心理體驗是培養積極品質的途徑，積極心理教育的主要手段主要是自助式教育。包括自助式心理探討、自助式心理輔導、自助式心理暗示、自助式心理訓練、自助式心理激勵、自助式心理社團等。
(三)構建――從理論思考到模式探索
除了進行理論思考外，還有學者開始了新型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如孟萬金教授便將積極心理學思想運用到心理健康教育，認為未來心理健康教育的發展方向應當是在以往診斷性和矯正性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礎上，大力實施和推行積極心理健康教育。在具體操作上，積極心理健康教育以“開發心理潛能”為主要手段，以“多元智能”為優化心理健康教育活動課和學科滲透的有效途徑。在實施方法上，注重團體自主訓練和學生活動體驗。在研究方式上。以教師行動研究為主，其他方法為輔：在評價方式上，以形成性評價為主。以終結性評價等其他評價方式為輔。
孟萬金教授倡導的積極心理健康教育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以積極心理學為統領，借鑒和整合國內外心理健康教育的優秀模式，形成了獨特的積極心理健康教育體系。①特點：一切從“積極”出發；②目標：通過積極的手段引導學生從積極方面來看待問題，處理事情，培養積極的心理品質和樂觀向上的品格，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學會運用積極的方法論解決問題，用積極的思想和心理武裝自己。根除消極心理滋生的土壤。讓個體學會創造幸福，分享快樂，使自身潛能得到最大限度發揮，保持生命最佳狀態。從而塑造洋溢著積極精神、充滿樂觀希望和散發著春天活力的心靈；③在遵循一般原則的基礎上，更加強調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激揚生命為主。從正面點播對生命的熱愛和珍惜，用陽光雨露滋潤心靈的健康成長；二是分享歡樂、傳播幸福為主；三是開發潛能、增強心理免疫力為主：四是學會應對、提高生活學習效能為主；五是揚長避短、發揮多元智能優勢為主；六是全員參與、突出主體內因為主；④以“提高學習效能”為突出效標。與各科教育緊密結合，學科滲透成為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到目前為止，孟萬金教授創立的“積極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全國已有三百多所學校(幼兒園)申請參加實驗。
二、積極心理學對心理健康教育的意義與價值
綜上可見，將積極心理學引入心理健康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經從單純的理論思考發展到理
論建構。積極心理學對心理健康教育的影響已不言而喻，而其對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引與結合也已勢不可擋。積極心理學為心理健康教育帶來了心理健康教育新理念、視野。
(一)積極心理學為心理健康教育帶來新取向
心理學家英格里斯認為：“心理健康是指一種持續的心理狀況，當事者在那種情況下能夠做良好的適應，具有生命活力，而且能充分發揮其身心的潛能。這是一種積極、豐富的情況。不僅只是免于心理疾病而已。”積極心理學研究的興起，反映出現代心理健康教育取向的轉換。即從消極、變態的心理研究轉移到積極品質的研究。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不能夠僅僅局限于消極的(心理問題、心理障礙、心理變態等)層面，而應著眼于積極的發展層面。目前我國學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大多從關注防治心理障礙與疾病來維護心理健康，忽視從根本上培養學生優良的心理素質，促進其全面發展，這種情況與心理健康教育的本意相悖離。心理健康教育應該是充滿生氣，對個體生命的肯定、激勵，培養學生熱愛生命，昂揚向上，熱情洋溢。自由舒展，把學生的心理素質引向高處。心理教育是張揚人性的教育，體現在人的心力、人的潛能、人的德性三方面：心理教育是發展性教育，包括求上心態、自主意識、健全人三方面；心理教育是幸福教育，主要表現為察知幸福、體驗幸福、追求幸福三方面。因此，通過心理健康教育使學生心理成長發展(包括心理疾患的矯正)的過程應該是不斷促進人的心理積極的、良性的發展。指向幸福的追求，終極目標是導引人追求幸福，是心靈不斷成長、發展、完善的過程。
教育必須保護學生心靈中巨大的、無可比擬的精神財富，培養與發展學生的積極能力。自主地創造美好人生，從而實現教育的目標與價值。馬斯洛指出：“人應該成為自我完善的人，也可以成為完善的人。”積極心理學理念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是要造就與培養具有積極品質、美德以及幸福能力的完善的人。
(二)積極心理學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新技術
國內對心理健康的測量、評估以及相關的原因分析、對策的研究眾多。但在心理健康評估中，使用的最多的量表是精神癥狀自評量表(SCL-90)，其他還有Zung焦慮量表(SAS)，生活事件調查量表等。嚴格說這些都不是專門的心理“健康”評估量表，而是反映心理負面、病態的傾向，用這些量表來刻畫心理健康狀況顯然是不合適的，也正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批評。例如，在以大學生為樣本的大多數研究中，大學生的精神癥狀自評量表(SCL-90)各項得分都高于全國青年常模，但如果據此得出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不良的結論不免有失偏頗。實際上，在國外SCL-90只是作為“幸福感”的負面指標與評價工具來使用的。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應該發展與應用正面指標，從積極的心理狀態方面刻畫與評價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態，從而準確把握學生的心理軌跡，為現代心理教育的評估、診斷、研究提供有效的工具，這已成為心理健康教育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其實，我國1997年就已經有人用美國國立統計中心制定的總體幸福感量表和Kamman和Flett制定的情感量表對大學生進行測試(景淑華、張積家。1997，)，嘗試將幸福感指標引入大學生研究中。
(三)積極心理學為心理健康教育增加新內涵
心理健康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常常存在很多困惑。諸如：什么是心理健康教育?為什么要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正在做什么?心理健康教育能夠做什么?心理健康教育應該做什么?心理健康教育該如何操作?積極心理學為現代心理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向與內涵。
心理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理念與行動，目標就是培養擁有積極人格，能夠創造幸福、擁有幸福的人，使人的生理與心理，人格與社會性相互融合、轉化和提升。積極，不僅僅是一種情緒狀態，而是對生命的理解與領悟，是對人生價值的自我直接肯定。對美好生活的感覺和衡量將豐富心理健康教育的內涵，將不斷開拓新的教育視野。
三、積極心理學對心理健康教育的創新作用
(一)理論基礎的創新
1、理論的變革
心理學是心理健康教育實踐的理論來源和技術支持。什么樣的理論決定什么樣的實踐。心理健康教育的“問題導向”模式是在傳統心理學消極影響下形成的工作方式，究其實質是因其理基礎的性質決定的。積極心理學是不同于以往心理學的積極理念，是致力于研究人類積極力量與美德的科學，其理論給心理健康教育注入了積極的血液，從消極走向積極，心理健康教育實現了理論的創新。
2、理論的整合
心理健康教育雖然轟轟烈烈發展二十多年，但是，這二十年來心理健康教育可以說是在沒有相對確定的理論基礎的情形下倔強地成長著。它就如同一個流浪的小孩。一會敲敲精神分析的門、一會拍拍人本主義的窗，在行為主義家寄宿幾天又在認知心理學家短暫做客。心理健康教育游走在各種理論之間，雖說亦可以集各家之長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沒有統一的思想和理念指導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實踐工作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家一個做法”，干預手段隨實際工作者對各理論的掌握程度或喜好而定的現象。
積極心理學將散落在心理學領域中的有關積極內容的研究集合在一起，用科學的方法來探索人類的積極品質和力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體系，擁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治療技術。因此積極心理學對心理健康教育理論基礎創新還表現在理論的整合方面。
(二)教育思路的創新
1、構建積極品質，實現積極預防
心理學研究發現人類自身存在著可以抵御精神疾病的力量，它們是：勇氣、關注未來、樂觀主義、人際技巧、信仰、職業道德、希望、誠實、毅力和洞察力等等。積極心理學認為單純地關注個體身上的弱點和缺陷不能產生有效的預防效果，人類自身的積極品質和美德正是戰勝心理疾病的力量，通過發掘并專注于人類自身的積極潛力，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預防。
積極心理學認為在預防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在個體內部系統地塑造各項能力，而不是修正缺陷。預防的主要任務是構建一門有關人類力量的科學。其使命是去弄清如何在青年人身上培養出這些品質。通過可靠并有效地測量這些起到內驅力的積極品質，進行適當的縱向研究來弄清這些品質的形成過程、途徑，并進行恰當的干預以塑造這些品質，采取方法增強這些積極品質從而實現積極預防。也就說心理學家教會人們如何使用樂觀的品質，就可以非常有效的來預防抑郁和焦慮，而不是去一味地去修正缺陷。以此類推，如果我們希望處在高危情況下的青少年能都避免出現問題，有效的預防不是簡單的去治療，而是發掘并培養他們自身所擁有的積極品質。
2、使用積極指標，評價心理健康
積極心理學家Diener認為心理健康有三個標準：一是主觀性，心理健康是個人的主觀體驗，客觀條件只作為影響主觀體驗的潛在因素：二是積極方
面，心理健康并非僅僅只是消極因素較少。同時也是積極因素較多：三是多維性，心理健康應包括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還有學者認為，心理健康分為正負兩個方面，它不僅僅是負面情緒、情感的減少，同時也是正面情緒、情感的增多，幸福感、生活滿意感都是心理健康重要的測量指標。
國際心理衛生大會提出的心理健康四條標準中有一條是“具有幸福感”。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把幸福感作為心理健康的正面指標，或者作為心理健康的一個正性維度，或者作為心理健康的一個內容。程灶火等認為：生活質量與幸福感研究是心理學傳統目的的補充，有利于增進人們對心理健康的理解，同時也為探討心理障礙的機制提供一種新的途徑。可見，幸福感與心理健康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幸福感是基于個人對生活的感受、態度和評價而建立的指標，它是通過人們的心理狀態、滿意程度的測量而獲得的，能深刻地反映心理素質的綜合狀態，是解釋和衡量心理健康水平的正面的、核心的、重要的指標，為全面反映心理健康水平開辟了途徑。
(三)技術手段的創新
1、多種測量技術
積極心理學理念下的新型心理健康教育以正面指標評價心理健康狀況，而作為正面評價指標之一的幸福感的測量技術已經形成以結構化問卷測量為主體并結合其他評估技術的多樣化測量體系，為全面、準確、深入揭示幸福的本質，評估生活質量、生活滿意提供著堅實的技術基礎、技術支持。
2、積極心理干預
【關鍵詞】樂觀；態度；積極體驗；積極心理學
人類對樂觀的闡述可以追溯到18世紀初期的萊布尼茨（G.W.Leibniz）。他認為樂觀是一種天然的認知方式――即使美好善良有時會伴隨著一定的痛苦，但最終必會將其戰勝。盡管當代心理學對樂觀的解釋還莫衷一是，如氣質性樂觀、解釋風格等，但總體上來說，心理學傾向于將樂觀視為是人的一種積極體驗。
一、樂觀的定義
社會學和人類學家泰爾格（L.Tiger）認為當個體把某種社會性或物質性的未來期望視為社會上所需要的、能為他帶來快樂的或是對他有利的，那么與這種期望相關聯的心境或態度就可以稱之為樂觀。從泰爾格對樂觀的定義中，我們不難發現樂觀至少具有兩個主要的特征。
首先樂觀是人的一種主觀心境或態度。同樣的一件客觀事實，不同的人由于期望不同而對其就具有不同的認知和評價，并使人產生與評價價值相對應的態度或心境，于是如果評價是對自己有利的就產生樂觀，反之則產生悲觀。
其次，盡管樂觀是指向未來的，但它會對現在或今后一段時間的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樂觀不針對現在或過去，它是一種主觀愿望的結果，且這種建立在愿望基礎之上的結果會實實在在地影響著我們現在和今后一段時間內的行為。
二、有關樂觀生成的理論
1.天性論。天性論認為樂觀是人的一種天性，人類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則會助長或限制這種天性的發展。支持這種觀點的人有很多，如蘇格拉底、尼采、弗洛伊德、馬斯洛、羅杰斯等。但這種天性論往往具有消極的意義，包括索福克勒斯、尼采等都認為人具有樂觀的天性只是為了延長自身的痛苦。
到了20世紀60、70年代以后，隨著認知心理學的興起，一些心理學家們發現，人們并不是嚴格按照現實來進行思考和行動的，而是以一種天生樂觀的心態來思考和行動。從現有的一些心理學調查中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情況，那就是大部分人的得分都會高于理論上的平均分。這一結果表明每個人在各個方面的能力似乎都在平均數以上，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由此研究者認為心理健康的人都具有一種天然的樂觀傾向。
2.學習論。還有一部分心理學家則認為樂觀是由于后天的學習而造成的個體差異。持這種觀點的心理學家大部分是行為主義者，他們認為后天的學習是樂觀形成的必要條件。在他們看來樂觀是人在特定的情景中獲得的一種特定的機械反射，是反應與強化之間的短暫性聯結。因此，要獲得樂觀必須借助刺激(S)與反應(R)之間的緊密聯系，兩者之間在時間上結合得越緊，樂觀就越容易通過學習而獲得。
另一種學習論觀點持有者――社會學習論心理學家也認為樂觀是由學習而獲得的，但他們認為，這種學習過程并不是單向的S-R過程，而是一種相互作用的結果，個體在這一過程中會對S與R之間的因果關系和意義做出判斷，并在判斷的基礎上決定是否進行學習。
三、積極心理學對樂觀的解釋
樂觀一直是積極心理學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積極心理學對樂觀的理解綜合了天性論和學習論的觀點，認為一個人天生的遺傳基因為其提供了一個樂觀基線，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基線，而一個人后天的經驗和學習則會進一步助長或抑制其樂觀的程度。
在眾多理論中塞里格曼所提出的理論最受推崇。賽里格曼在對樂觀進行解釋時，引入了習得性無助理論的歸因再形成模型中的“解釋風格”一詞。簡要地說，習得性無助理論認為動物和人在經歷了令其不愉快且自身無法控制的事件之后，會變得無助、被動和反應遲鈍。賽里格曼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很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在自身的行動和事情的結果之間不存在相關性。例如當人們遭遇逆境后，總會去尋找原因，如果一個人認為產生這種逆境的原因具有穩定性，那么他的無助感就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如果一個人認為產生這種逆境的原因具有普遍性，那么他的無助感就會擴散到與他相關的其它事件上；如果個體認為產生這種逆境的原因具有內在性，那么他的自尊就會受到傷害。
賽里格曼認為樂觀是一種通過學習而獲得的解釋風格，解釋風格是指個體在成功或者失敗后，進行歸因時表現出來的一種穩定的傾向，并將解釋風格分成了兩類：樂觀解釋風格和悲觀解釋風格。一個人如果學會了把自己所遭遇的失敗歸因于外在的、暫時的、特定的因素，而把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歸因于內在的，穩定的，普遍的因素，那么他就具有樂觀解釋風格。
在當今社會，對樂觀的研究結果對個體和社會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雖然我國對于樂觀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對樂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拓展，更多有關樂觀的內在意蘊必將被揭示出來，進而挖掘出它對人類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和寶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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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組織健康；積極心理學；工作滿意；積極應激管理
中圖分類號：C93—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81（2012）05—0072—04
一、組織健康的概念維度與既有研究路徑
歷史上看，組織健康的研究源于人們對工作壓力（工作應激）對員工健康影響的微觀研究，后發展為寬泛意義上的綜合性研究，逐漸包含了個人、組織和社會的三重維度。王興瓊和陳維政在較為詳細地分析了國內外有關組織健康的定義后，曾將組織健康定義如下：一個組織能正常有效地開展經營管理并具有持續成長和發展能力的狀態，它既注重內部發展能力提升，又能有效適應外部環境變化，從而有助于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員工主觀滿意與客觀健康以及良好的社會效益。
當然，學界對組織健康的概念理解實際上經歷了由淺到深、由單一到綜合的轉變過程。早期組織健康研究的主要著眼點在于如何改進組織績效，而這主要體現為組織在財務上的成功；中期研究認識到組織健康不能簡單地等同于財務健康，還應當包括員工的身心健康；晚近的研究則進一步地認為，組織健康應當包括財務成功、員工健康、環境和諧（包括肩負相應的社會責任，建立健康的組織文化）三重維度。從最近幾年國內外研究的進展上看，這種綜合性的組織健康概念已經得到較為普遍性的認同，多數研究雖然具體的定義并不盡相同，但幾乎都傾向于采用綜合性的研究模式，反對以財務成功作為組織健康的首要衡量標準，突出組織健康的多重內涵。
如何在實證層面上界定組織健康的狀態表現，從而涉及到組織健康研究中的第一個實質性難題，也就是組織健康的個體操作化研究路徑問題。從現有研究看，這主要體現在“負面取向”的研究思路：因為正像人們很容易界定疾病、卻難以界定健康一樣，人們可以很容易地將組織中的某些現象定義為病態，卻很難尋找到合適的、可操作的標準來界定組織的健康狀態——尤其是在組織健康的定義已經脫離了財務健康這一最具操作性的維度后。員工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標準應當如何定義。為此，有學者提出了折衷式的主張，即一種反向界定路徑：既然不太可能對健康組織做出實證定義，那么，為何不使用從其反面人手，從組織不健康的癥狀反推組織健康的表現？由于組織不健康可以表現為利潤、生產率不斷下降，缺勤率、溝通障礙不斷增加，員工對組織的認同感缺失、漠視組織榮譽，決策集權嚴重、員工參與度低，員工與員工之間、員工與管理之間信任程度低等；那么，組織健康的表現也可相應地表現為：溝通、分享和參與、忠誠和承諾、士氣、組織聲譽、道德規范、績效認知、目標一致、領導、培訓與發展、資源利用。
這種研究取向當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正如健康不能完全等同于“沒有疾病”一樣，簡單地從組織的病態入手反推組織的健康狀態，也存在其邏輯缺陷；這種思路的重要缺陷在于，它是一種偏向消極的組織健康觀，類似于疾病預防與治療的思路，防止正常的組織陷入不良狀況、或者幫助陷入不良狀況的組織恢復常態，而不是著眼于幫助處于正常狀況的組織進一步提升其健康程度。況且，研究者關于組織健康的表現的羅列，如果分類過少則容易失之單薄，分類過多又容易造成重復。因此，這種組織健康研究實質上是一種消極取向的研究，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在學術研究的同時，也有一些基于實踐調查的商業機構也有探討組織健康問題。例如，在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和零點前進策略咨詢有限公司在2012年的《2012中國企業健康指數》中，提出了中國企業健康的“三九理論”，其中包括企業家精神、企業行為、商業環境“三個維度”，每個維度下包含著創新力、創業力、領導力、競爭力、合規力、責任力、市場力、服務力和包容力等“九個元素”。相較于純粹的學術研究，此類研究中的組織健康顯然更注重企業自身的績效和企業主的個人能力，而不是員工的身心健康；在分類模式上，也同樣有分類過多和容易重復的弊端；在表達形式上，主要還停留于理念層面的提倡和經驗層面的總結，而缺少更深入的實證數據支持和模型化構建。但它們仍反映出組織管理實踐領域對組織健康的一種認識，可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學術研究中的組織健康概念。
總體而言，目前關于組織健康的研究仍停留在指標建構的層面上。雖然研究者對組織健康中財務成功、員工健康、環境和諧的三重維度認可度較高，但對于后兩者的指標建構仍呈現出混雜多元的局面，且存在較為明顯的消極健康傾向，與真正的“健康組織”仍有一定的距離。
二、積極心理學的三大研究層面
積極心理學倡導“3H生命價值觀”：幸福、健康、和諧（Happy、Healthy、Harmonious）。關于積極心理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積極的情緒和體驗，積極的個性特征，積極的社會組織機構建設這三大方面。積極情緒體驗包括生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希望以及樂觀等；積極人格特質包括勇氣，熱情、韌性、創造力、好奇心、正直、自我認識、自我調節、自制力以及智慧等；積極組織的研究包括如何建立和發揮積極的組織優勢，如公正、責任感、教育能力、職業道德、領導力、團隊精神、愿景等。實際上，積極心理學的每一個研究層面，都與組織健康的多元維度相對應。
例如，組織健康中無法忽視的一個研究主題就是員工的主觀幸福感。而這正是積極心理學領域研究得較多較好的一個領域。主觀幸福感涉及情感范疇和認知范疇，情感范疇由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這兩個不同的維度組成，它們構成了相互關聯的變量，決定著主觀幸福的質量。主觀幸福感的認知范疇涉及生活的滿意度，包括對于整體生活的滿意度和特殊生活的滿意度。作為主體積極心理體驗的一種狀態，主觀幸福感表現了個體對生活所產生的主體水平的、較為穩定的并且是一種更為全面和綜合的體驗。因此，主觀幸福感具有三個標志：主觀性、穩定性以及綜合性特點。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本身早于積極心理學的產生，但后者的興起無疑進一步加深了對幸福感的研究，而且使研究者更重視利用實證的方法和客觀的指標來檢驗人們的生活滿意度與幸福感水平。一般來講，這一類主題的研究是沿著兩條線索展開的。其一，研究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的維度、結構、內容和指標問題，制訂更有效的問卷與量表來測查人類的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程度；其二，探討影響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的因素，比如不同的性別、年齡、學歷、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工作性質、文化境遇、人格特征、性格類型、期望水平、生活事件、認知方式等因素對于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體驗的影響作用，以便更好的提高人們的生活幸福度指數。現在，有關主觀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的量表已經較多，適用于工作場所的通用性工作滿意量表和針對特殊工作人群的工作滿意度量表也多有建構。這就為組織健康研究提供了相當有效的基礎工具與比較研究基礎。
同時，積極心理學還主張研究積極的人格特質，而培養積極的人格特質正是組織發展的應有之義，也是提升組織健康水平的重要舉措之一。特質是人格心理學用來說明個體所具有的穩定的、長久的性格特征。積極心理學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以往被人格心理學所忽視的積極人格特質方面，而不是集中在人格的消極特點以及人格問題方面。它特別強調人格發展的內在動力，認為只有將內部動機與外部動機結合起來，才能共同構成積極人格發展的動力源。同時，積極心理學重視實現積極人格潛能的途徑，認為積極情感體驗的產生、自尊水平的提高在人格成長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也是實現積極人格潛能的重要橋梁。積極的情感體驗、較高程度的自尊感，再結合社會環境、教育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可以共同促進積極人格的發展與實現。這些思想對于如何實現塑造員工的積極物質、提升組織的健康水平，具有較好的指導意義。
在積極人格方面，積極心理學研究得較多的是樂觀這一人格特質。樂觀是個體期望社會或事物能給自己帶來社會利益或愉悅感時所伴隨的心境和態度。如果說主觀幸福感是個體對于過去生活感到滿意從而產生主觀幸福體驗的話，那么樂觀就是個體對未來的積極看法與感受。具備樂觀主義特征的個體傾向于對事物做出正向的推測，持有積極生活態度，這種推測和態度能夠帶給人們愉悅的心境，從而能使個體體驗到更多的幸福感。樂觀是一種人生態度，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困境，個體都能夠采用積極的態度來解決目前的狀況，把消極轉變為積極，把悲觀轉變成樂觀。從組織健康的角度看，如何選擇和培養樂觀的員工，對于建立健康的組織，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積極心理學的視角不僅僅是微觀的，它還包括社會層面的研究，即致力于建設積極的社會制度和組織，不斷完善良好的人類生存環境，努力讓社會變的更美好、更健康、充滿活力，從而促進人類的全面的發展。
積極心理學努力建設良好社會機制和制度的思想還應用在其他方面，如人類和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國家政治體系的維護、大眾媒體的傳播等。已有越來越多的組織和機構認識到了積極心理的重要作用，并將其引人到本領域的治理和管理工作中，并由此得到了廣泛地認可。現在，許多組織都在努力創造一個能夠促進員工自身積極品質培養和正面思考的綜合制度，從而提升員工的動機和目標，以面對不可預測的組織發展問題。組織的內部環境由此得到了更好的改善，而這正是組織健康研究日益得到關注的基本背景。
三、積極心理學視角下的組織健康框架構想
不論是積極心理學還是組織健康，其研究都處于快速發展期，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理念和運動，而不是一個緊密的理論整體，也欠缺統領整個發展趨勢的整體模型和研究綱領。結合組織健康的基本維度與積極心理學的研究層面，擬構想一個綜合性的組織健康研究框架，為此后的相關研究提供一個參考框架。
首先，在大的研究框架上，可以將組織健康分為工作滿意、組織績效和社會責任三大維度（圖1）。其中，工作滿意包括組織內的工作人員（包括組織的創立者、管理者和普通員工）的生理健康與主觀滿意兩個次級維度。許多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往往將調查對象局限于普通員工和中下層管理人員，實際上，組織的創立者（在商業組織中往往就是企業家）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身心健康，也是衡量組織是否健康的重要組成內容。在當下社會中，許多企業家和組織的高管人員由于對整體制度與組織生存環境的不滿，背上過于沉重的心理包袱；他們或是過于追求短期的經濟績效，或是太過注重個人短期內的自我實現，從而過度勞累甚至猝死。這些案例并不鮮見。因此，應當將他們的身心健康作為一個重要維度列人其中。而且，對于他們的工作滿意度的考查，應當有別于對普通員工的工作滿意度考查，因為這些創業人員與高管人員的工作動機的構成及水平都可能顯著地不同于普通員工，因此宜構建專門的量表進行測量。目前，通用性的工作滿意度量表已經得到較好的使用，但專門針對企業家的工作滿意度問卷還有待建構和執行，這也是組織健康研究別值得關注的一個領域。
在組織健康的工作滿意層面，積極心理學已經提供了較為豐富的研究主題。例如，積極的領導方式、培訓方式、工作心境、主觀幸福感、心理韌性、積極情緒及應激管理風格等，都可能影響到企業家、管理者和普通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并且其研究視角往往異于傳統研究，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僅以有關積極應激（積極壓力）的研究為例，它是與組織健康緊密相關的一項內容。在以前的研究中，無論是醫學界還是管理學界，多數研究都認為應激是生活中各種刺激事件和不利因素對人們造成的困惑或威脅。因此，這些研究認為對于應激的工作重點應在于預防與控制應激。但實際上，工作應激是一把雙刃劍，對于外界的應激源，員工個體可能根據自己對應激的評價產生或積極或消極的應激反應。當人感覺到適度的應激時，會有意識地調整自己，以適應這種變化，這種應激就可以變成發展的動力。當然，如果應激過大，就會使員工的生理、心理和行為產生一系列的異常反應，給員工個人和組織帶來消極后果。然而，傳統研究對消極應激的過多關注，實際上造成了應激管理的消極傾向偏差。
從積極心理學的視角看，如果組織將應激分為應激源和應激反應兩個側面，并把應激反應分為積極應激反應與消極應激反應兩個層面。那么，應激管理就不應該只是僅僅針對消除應激而進行的被動控制，還應該考慮積極應激反應的存在及其積極結果。當然，在這一過程中還要考慮到個體的評價這一重要的中介變量，因為個體的差異性可能會讓他們對同一個應激源做出不同的評價，從而產生不同的應激反應。但是對于每一個個體，仍然都可以將應激分為積極和消極兩個側面。因此，組織中合理的應激管理機制，應當包括消極應激控制和積極應激建構兩大層面。在實行應激管理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控制消極應激源，控制消極應激反應的出現；另一方面要創造能夠產生積極應激反應的應激源，讓員工更多的擁有積極應激反應。只有消極應激管理與積極應激管理同時進行，互相協調、互相補充才能實現應激管理的目標，即降低應激消極影響，發揮應激的積極影響。針對消極應激的管理，其主要目的應是降低已經產生的消極結果，或者根據理論和經驗盡可能避免消極應激的產生，將消極的結果最小化。而對積極應激管理，其目的則應該是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讓他們的身心都處于良好的狀態并保持住這種狀態，讓員工充分發揮自身的才智，從而實現員工價值和組織目標。在進行積極應激管理時，組織可以根據組織內部員工應激狀態，對這些因素進行相應調整，從而實現對應激源的有效控制。
在組織績效方面，現行的財務指標已經較為豐富，且與積極心理學重合度不高。當然，衡量組織的績效并不能單純看短期的經濟指標，還應當從長遠程度衡量組織愿景的實現程度，這才能從宏觀的角度考查組織的發展過程及其對其使命的忠實程度。
建設積極的健康組織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組織中的個體、群體、領導者和整個環境系統的協調努力。與此相對應的是，積極心理學的研究也不僅僅停留在個體層面，強調個人積極體驗和積極特質，它還同時強調個體和組織要參與到社會政策的建構與社會運動的發起中，通過整體社會環境的改善而提升組織的健康水平。而組織健康的第三大維度正是組織的“社會責任”，這雖是一個欠缺統一定義的概念，但各種概念都無一例外地提到作為整體的組織與外界環境的良性互動，這與積極心理學的第三大研究層面的理念不謀而合。如從利益相關者角度看，企業社會責任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責任除了為股東追求利潤外，也應該考慮相關利益人，即影響和受影響于企業行為的各方的利益。其中，雇員利益是企業社會責任中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內容。從更一般意義上看，企業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對消費者、對社區和環境的社會責任，包括遵守商業道德、保障生產安全和職業健康、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護環境、支持慈善事業、捐助社會公益、保護弱勢群體等等。這一維度正好與積極心理學的社會制度和組織層面相掛鉤，故可以將兩者更好地整合，將積極心理學的理念應用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設。
如此，在積極心理學的啟發下，對組織健康的干預層面就應當包括個體層面、個體間層面、管理層面和政策層面這四個方面。個體層面，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手段發展個體的積極特質；個體問層面，積極塑造良好的工作人際氛圍；管理層面，改進管理方式與領導風格；政策層面，推動有關員工福利的有關政策的出臺與執行。積極心理學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豐富的進展，可以幫助組織提升其健康水平。同時，組織總是處于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因此，在應用積極心理學的視角來推動健康組織的建設時，也應注意與組織所處文化環境與組織內部的文化相兼容。同時，由于生長的環境以及歷史問題，中國員工雖正在逐漸適應高效率的工作環境，但仍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和不適應，面對工作應激時容易選擇逃避或消極怠工。為此，組織應根據員工的能力給予適當的工作，與員工進行職業生涯發展對話，緩解其生理和心理上的應激反應。另外許多中國員工存在對工作晉升前景等職業發展問題的擔憂與焦慮，此時，企業可以借助國際上流行的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員工援助計劃）項目來緩解員工在此方面的應激。同時，組織可采用更加扁平化的組織架構，從而在制度層面上為員工提供更多的職業生涯發展機會，從而提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提高組織的健康水平。
四、結語：邁向積極健康觀的組織健康研究
1997年，Pinker在《大腦如何工作》（HowtheMindWorks）一書中提出了“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方法。在技術上，我們通常是先設計和制造某種裝置，然后再用它來實現相應的功能，完成相應的任務。而反過來，如果我們不知道某種裝置的設計制作機制和過程，那么就可以通過分析它的功能和所要完成的任務，來對它的內部設計機理做出一個假設式的預測說明。同理，假如我們把人類的適應策略以及相應的行為看作人類心智的功能，那么就可以根據這種功能的實現來假定內在的心智結構，猜測這種心智結構是如何被設計和創造出來的。為了獲得心智結構方面的知識，就對心智的功能進行分析，從而提出關于內在設計機制結構的假說。這就是逆向工程的研究方法，其實也就是從功能到結構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類似于Cosmides和Tooby提出的“預測的進化心理學”。Cosmides和Tooby將進化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區分成解釋的和預測的。解釋的進化心理學主要是針對當代的人類行為，給出一個關于其起源的假說，其實也就是用祖先面臨的適應性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假說來解釋當代的行為。預測的進化心理學則主要是認為祖先所面臨的生存環境中的適應性問題，是借助于內在心智結構的適應來加以解決的，于是外在功能來源于其內在結構而我們就可以通過對外在功能的分析，來對其內在心智結構的設計機制提出一些可能性假說。在上述兩種研究進路的基礎上，Buss提出了進化心理學分析的層級理論。
Buss認為進化心理學的分析層次，包括一般進化理論（如廣義適應性理論）、中級水平的進化理論（如性選擇理論），和具體的進化假設（比如，若雄性會給后代提供資源，那么雌性在擇偶時會考慮對方獲取資源的能力和向自己投資的意愿）。在這些進化心理學分析層級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到兩種形成進化假設的科學策略。一種是自上而下的理論驅動型，從較高層級的理論推導出較低層級的理論，比如從廣義適應性理論，我們可以推導出人類會更多的幫助較近的血親，而不是較遠的親屬或者陌生人。另外一種是自下而上的觀察驅動型，從較低層級的經驗現象得出較高層級的假設性理論解釋。比如，從男性在擇偶時更看重女性的外貌這一事實，可以得出女性外貌在遠古時是男性推斷她們的生育能力的重要線索之一這樣的一個假設性解釋。Cosmides和Tooby給出的研究方法，相比較Buss給出的研究方法，更多體現了進化心理學自身研究方法的特色，是進化心理學家在進行具體研究時更容易操作的方法，也是為大多數人所支持的一種研究方法。首先Buss的研究方法是任何學科都具有的一種形式，進化心理學的理論建構符合它是毫不奇怪的。其次Buss給出的研究方法的論述更多是一種理論重構，是對于已經建立的進化心理學的理論做出一個層次劃分，并沒有真正反映出進化心理學家在做實驗研究時真正采用的研究進路。所以，Cosmides和Tooby夫婦給出的兩種進化心理學研究進路代表了進化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而Buss的理論則是對上述兩種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進行了理論重構。所以如果抓住了解釋的進化心理學和預測的進化心理學這兩條基本研究進路，我們也就把握住了進化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
二、“假設的故事”的批評
所謂“假設的故事”，是針對進化生物學中的適應主義綱領的批評。1979年，高爾德（S.J.Gould）和列沃汀（R.C.Lewontin）發表了題為“圣馬可的三角拱腹與潘哥洛斯范式：適應主義綱領的一個批判”的文章，總結并激烈地批判了適應主義綱領（adaptationistprogramme）。他們所說的適應主義綱領基于這樣一種觀念：自然選擇具有至高無尚的力量，它用于支配生物體的設計與建造的，將是可能方案中最佳的。按照這種綱領來研究適應現象，通常要進行兩個主要的步驟：一是，“生物被原子化為‘性狀’，這些性狀又被解釋為由自然選擇按其功能設計的最佳結構”；二是，“逐個部分的最優化失敗后，通過斷言生物不能每一部分都最優化又不伴以其他部分的消耗，而承認了相互作用。‘權衡’觀念被引入了，生物被看成是（滿足各種）互斥要求的最佳妥協方案”。高爾德和列沃汀還列舉了適應主義者的論證風格，如“當一個適應性論證失敗了，就去試另一個”、“如果一個適應性論證失敗了，就假定還存在另一個較弱形式的論證”、“強調直接的功利性而排斥結構的其他性質”、把適應性論證的失敗歸因于對生物的生命缺乏完善的理解，等等。他們所要指出的是：一個適應性故事的拒斥經常導致它被另外一個解釋所取代，而非導致對于是否需要一個不同解釋的懷疑；一個故事的接受標準是如此的寬松，他們可能不需要確證就可以成立。也就是說，適應性假設具有很大隨意性，缺乏一個客觀可靠的步驟、程序，也無法提供經驗的證明。高爾德和列沃汀對適應主義綱領的批判也成了對于解釋的進化心理學最為著名的批評，因而也是對于進化心理學作為科學的最大障礙之一。Cosmides在一個采訪中回應了這種批評：“具有專業進化生物學知識的人都知道，對于任何特征的事后解釋進行虛構都是不可能的，因為進化解釋具有重要的約束。”也就是說進化心理學提出適應性假設的過程，是有著嚴格標準而絕非任意的，那些批評進化心理學是隨意編造的人都是門外漢，根本不具有專業的進化生物學知識。Holcomb還明確地辯護道，進化心理學是一個最佳解釋推理，而最佳解釋推理是科學事業中經常用到的研究方法，所以進化心理學的解釋也是科學的。
這里，需將“假設的故事”和“最佳解釋的推理”背后的邏輯展示出來。我們不妨先構造一個進化心理學的例子。通過對當代人類個體行為的觀察可以發現，1號男性喜歡腰臀比更低的2號女性而不是較高的4號女性，3號男性喜歡腰臀比更低的6號女性而非更高的8號女性，5號男性……，等等。這時，得出歸納命題：當代男性中的大多數喜歡腰臀比值低的女性。我們暫時接受描述當代人類行為的命題是真的。對于這個當代人類行為的歸納命題，進化心理學家提出一種解釋的假說，認為這是由于遠古祖先面臨著一個在繁殖中選擇最佳婚配對象的適應性問題，如果那些具有喜歡腰臀比值低的女性這樣一個內在心理傾向的男性，其繁殖更為成功，那么經過多代的繁衍，當代人群中具有喜歡腰臀比值低的女性的內在心理機制的男性的數量就會更多。對此，進化心理學家所經常使用的表述，往往是將許多概念混雜在一起，讓人感覺似乎有道理，但概念的定義不明確，邏輯線索不清楚，同時也缺乏一種有力的理論表述形式。實際上，其核心命題不過是描述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外界環境條件所要求的適應性問題，同時在一部分人群中出現了形成解決方案的內在心理機制的變異；第二個階段則是自然選擇發揮作用，具體來說就是某些內在心理機制的變異能夠成功解決適應性問題，從而具有這種內在心理機制的個體具有更高的繁殖率，經過自然選擇其后代數量也就更多。概括起來說，自然選擇偏好那些具有能夠解決遠古適應性問題的內在心理機制的個體。令上述的解釋性原因為假說a，把被解釋的當代人類行為稱作假說b，然后從a可以推出b。根據a和b的真假，可以得到一個因果推理、一個最佳解釋推理和一個講故事的假設：
1.如果a被考古等多方面的證據表明為真，b作為一個歸納命題被接受為真，那么我們對b作出解釋a時不會感到任何困惑。這正如用“下雨”對“地面濕”做出因果解釋一樣。
2.如果a的真沒有得到有效的證據，而b作為一個歸納命題被接受為真，并且如果a是真的，則相對于其他可能性假說b得到最好的解釋，于是有理由認為a是真的。這是具有蓋然性的溯因推理。接受大爆炸學說也是這樣：為什么所觀測到的宇宙數據是如此這般的，宇宙大爆炸學說比其它學說的解釋更為合理（有更多的歸納證據），于是大爆炸學說被人們所廣泛的接受。
3.如果a沒有得到有效的證據證明為真，而b作為一個歸納命題被接受為真，并且如果a是真的，則b得到一個并非最佳的解釋，那么a就是一個隨意的假設。這就是真正的講故事了，比如為什么所觀測到的宇宙數據是如此這般的，神創說比起宇宙大爆炸學說就是一種隨意的假設，就好象講故事一樣，中國人可以說是開天辟地，而印度人則說是梵天創造了世界。在批評者眼中，進化心理學屬于第三種情況。他們把進化心理學中遠古適應性問題的假設都看成是隨意編造的故事，看不到進化心理學家在做出適應性假設時遵循的嚴格規范，把典型的最佳解釋推理或溯因推理完全混同于“選擇萬能論”的適應性論證。實際上，進化心理學家大都強調他們的理論在解釋力上優于行為生態學的，其根據就在于歸納證據的數量。同時，進化心理學在給出適應性問題假說時，廣泛吸收了進化生物學、神經生理學以及認知科學的成果，有必要的科學事實依據。強調最佳的解釋力及假說的科學事實基礎，就是最佳解釋推理區別于“假設的故事”的最重要的特征；而這兩個特征也最佳解釋推理作為科學方法的基本條件。Holcomb指出：“進化心理學已經建立起來了一套精致的專門的技術來檢驗關于行為的適應意義和相關機制的假說。……隨著證據的數量和質量的提高，我們不僅僅認為這些進化假說是值得選擇的，同樣認為它就是正確的。”
三、對內部心智結構的預測
有些批評者認為，進化心理學家都在忙于為當前的人類行為編織各種各樣的可能解釋，很少做出一些可供實驗檢驗的經驗預測。即使偶爾對內在心理機制的結構構建出了各種模型，但這種預測也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猜測，仍然缺乏明確的關于內在心智結構的獨立證據，因而也是成問題的。而進化心理學家則明確表示，進化心理學研究的最終落腳點就是提供有關內部心智設計機制的預測，其途徑和方法是：根據有關的環境信息輸入以及心智模塊所執行的任務、表現出來的行為功能來預測內部機制。進化心理學家的具體作法有下面三個步驟。第一，進化心理學家首先假定：我們都有一個石器時代的大腦，大腦最初被設計制造的時候是用來解決遠古適應性問題的，所以我們關注的不是當前環境條件下的輸入輸出，而是遠古環境條件下的輸入輸出。第二，大腦對輸入的信息進行計算然后輸出特定的行為。通過大腦的功能也就是它所要解決的問題或者任務，可以對它的內部設計機制做出合理的預測并構建出近似模型。這就類似于平克（StevenPinker），所說的“逆向工程”方法，如果我們知道了一個裝置的功能，那么就能夠對其內部的設計機制做出一些合理預測。第三，對于大腦內部設計機制的假設模型仍然要進一步經受檢驗，具體的做法就是考察其輸入輸出是否完全符合我們大腦的真實輸入輸出，也就是考察假設模型在各種條件下的行為輸出是否符合人類的真實行為，符合度越高，那么我們的假設模型就越逼近對于大腦內部結構的真實描述。
按照Silverman的一項研究，我們的男性祖先要四處奔波狩獵，而女性祖先則是在固定地方采集，在這兩種適應性環境條件下的男女具有不同的行為模式。綜合有關環境信息輸入和行為輸出的情況，可以假定男女具有不同的空間辨認模塊，男性更加擅長于運動中的精確定向和對三維物體進行心理轉換，而女性則更加擅長于記憶物體之間的空間關系。“男女具有不同的空間辨認模塊”的假說，還要被運用于預見男女在其他方面的行為差異。比如，男性注重通過變換居住地來改善自己的居住條件，女性更注重通過裝飾和重新擺放家具來改善居住條件。如果根據空間辨認模塊假說做出的預見都是真實的，就能證明人類男女大腦中的確存在不同的空間辨認模塊。這和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相似性。認知心理學強調將條件與結果加以對照，即將輸入和輸出聯系起來進行推理，以發現某一心理現象的內部機制。因此，認知心理學特別注重實驗設計，以求獲得判定內部心理機制所需要的材料。不過，進化心理學并非是對當下的輸入輸出進行操作，而是通過考察遠古環境的輸入和人類行為輸出之間的適應關系來預測內部心智結構的。
進化心理學與認知心理學，在研究方法上沒有本質的不同。它們都同樣地把人類大腦假定為一個信息處理裝置，都相信這個裝置里面充滿了成百上千臺功能分化的微型計算機，每一臺計算機專門負責處理一個特殊的適應性任務。其實，整個認知科學都采用這種功能主義研究進路。雖然無法知道心靈的物理-化學結構，但可以知道電腦的內部設計機制。而且，當把電腦看作是人腦的模型時，可以成功的預見許多人腦支配行為的許多特征。按照功能主義的主張，即使在缺乏關于黑箱內部實際經驗證據的基礎上，我們也能夠憑借其輸入輸出，構建出各種功能模型來對它進行科學研究。所以即使沒有細胞學和生物化學的證據，孟德爾關于遺傳因子（基因）的研究也是科學的，同時只要承認模型在科學中的作用，就沒有理由懷疑進化心理學有關內部心智結構研究的科學性，因為雖然各種心智模塊假設還缺乏直接的獨立證據，但這不是進化心理學獨有的“缺陷”，而是一切以模型為工具的科學研究共有的特征。
四、進化心理學研究方法的不足
對于進化心理學研究方法的許多批評，大都是出于對進化心理學研究方法的誤解。進化心理學中廣泛使用的溯因法和功能分析法，都具有科學的合理性。但是，這種情況并不表明進化心理學在運用上述兩種基本研究方法時完全沒有缺陷。實際上，它仍然面臨著直接證據不足、缺乏可檢驗性以及概念的定義不清晰等方面的困難。直到目前，進化心理學家還沒有考慮在神經生物學和遺傳學的基礎上為諸如心智模塊這樣的內在心智結構假說提供直接的證據。這就使得進化心理學遠離了公認的科學事實。盡管直接的獨立證據并非必需的，但置已經得到科學家廣泛公認的科學事實于不顧，讓心智模塊完全中立于神經生物學和遺傳學的進步，畢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缺陷。假如能把某種心智模塊與特定的基因聯系起來，有關內在心智結構的假說就有了直接的證據。而做到這一點，在當前的科學背景下是有可能的。可惜，進化心理學家還沒有打算這樣做。進化心理學的功能分析要針對遠古人類來進行。這就需要搜集大量的古人類學資料。這不僅超出了進化心理學家的能力范圍，即使是古人類學家搜集的資料也是不完整的。如果說進化生物學家還有古生物學提供的化石作為直接證據，那么進化心理學家就沒有可資研究的關于遠古人類行為的“化石”。根據今天的人類行為去推測遠古祖先的心智結構，無論如何是難以從經驗上加以檢驗的。更為嚴重的是，進化心理學家對這樣一種困難還缺乏深刻的自覺。進化心理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沒有明確的定義。例如，男性和女性的空間辨認模塊，就是兩個含糊不清的概念。進化心理學家不能把男性的空間辨認模塊與狩獵行為穩定地對應起來，也不能把女性的空間辨認模式唯一地與采集行為對應起來。因為男性有時也愿意從事采集活動，女性有時也參與狩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