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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老齡化；現狀；措施；建議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指出，從 2001 年到 2100 年，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01年到2020年的快速老齡化階段。這一階段，中國將平均每年增加596萬老齡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3.28%。到2020年，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7.17%。第二階段，2021年到2050年的加速老齡化階段。中國老齡人口平均每年增加620萬人。到 2050 年，老齡化水平達到30%以上。第三階段，2051年到2100年的穩定老齡化階段。這一階段，老齡人口規模將穩定在3-4億，老齡化水平基本穩定在31%左右。預計到 21 世紀中葉，中國人口老齡化達到峰值時，人均gdp也只能達到目前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是一個“未富先老”的過程。
二、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經濟社會影響
1.“人口紅利”的衰退。中國社會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人口紅利”的衰退。最近30年來，中國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勞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非常顯著。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影響勞動力的有效供給。中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時代轉變。最近這兩年，我國很多地方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都出現了“用工荒”現象，招工難、用工難的問題日顯突出。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正在逐步消失，在不遠的將來，勞動力緊缺會慢慢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我們亟待采取有效措施，保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2.社會保障壓力加大。老齡化研究中，老齡人口撫養比是一個重要指標。1990年中國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撫養13.74個老年人，2000年撫養15.60人，據預測到2025年需撫養29.46人，2050年則達到48.49人。撫養比的急劇上升導致退休金、養老金、醫療保險基金等國家財政支出的急劇上升。
3.個人消費減少。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導致消費需求的變化。一般而言，在老齡化進行的過程中，由于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加，消費支出呈逐漸上升的趨勢。但是，進入老齡化社會以后，由于收入降低，老齡人口的消費水平將下降。擴大內需是中央制定的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舉措之一，而總體來看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個人消費減少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內需增長，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不利影響。
三、我國政府已經采取的應對措施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人口老齡化，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來應對不斷加快的老齡化進程。
1.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險制度。1997年，政府制定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開始在全國建立統一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我國正在實行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已由單一的社會統籌制度轉向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管理方式也由現收現付制轉向部分積累制。當然我國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仍然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如覆蓋面過窄、養老保險金收支不平衡、養老保險金投資收益偏低等問題，我國政府也一直在不斷吸取其他國家養老保險政策的經驗并結合自身國情，修改和完善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同時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經濟結構等諸多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所以我國城市和農村之間形成了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
2.研究延長退休年齡。相比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的退休年齡偏低。一方面較低的退休年齡加重了社會保障的壓力，另一方面隨著醫療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五六十歲的人往往還有精力有能力而且愿意繼續從事相關工作，為社會經濟建設貢獻力量。我國目前人才結構不合理，有多年專業經驗的人士在各個領域都非常匱乏，過早地讓這批人員退休也是對人才資源的一種浪費。我國政府正在積極研究退休年齡問題。很多國家都通過延長退休年齡來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但延長退休年齡也在當地社會引起了一些爭議，我國政府正在積極關注和研究這個問題。
四、我
應對老齡化的一些建議
1.調整經濟結構，進一步加快經濟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只有經濟得到了發展，才能解決社會的各種矛盾，包括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難題。“人口紅利”的日趨消失也可能為中國提供一個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長的契機。由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驅動，在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的今天，我們必須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加大創新力度，提高經濟增長的含金量，經濟增長的源泉不應僅依靠人口紅利。
2.加快相關立法。人口老齡化問題是重大的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措施歸根到底要靠法律。1996年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但總的來說，有關老齡人口保障的法律法規建設還滯后于老齡化的發展。為了維護老齡人口的合法權益，發展老齡事業，必須盡快制定有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救濟、家庭贍養等專項涉老法律、法規。
3.大力發展老齡產業。目前我國老齡產業化水平還很低，因此要制定老齡產業發展規劃，實施國家對老齡產業的扶持保護政策，建立老齡產業發展管理體制。立足城鄉社區發展老齡服務業，培育老齡服務中介組織，培養專業化的服務隊伍。同時我們也要大力研制開發老齡消費品，培育老齡用品市場。
4.根據我國的現實國情，制定科學合理的控制生育率的方案，逐步調整人口結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控制我國人口過快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一味地控制人口數量，會進一步加劇目前我國的老齡化趨勢。我們需要根據現實國情，既要控制人口增長又要防止人口老齡化速度過快和老齡人口比重過高。因此，我們需要制定一個相互兼顧的人口發展規劃，合理控制生育率，優化人口結構，為社會經濟更好更快的發展提供優質的勞動力資源，為國家的長期穩定繁榮提供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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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r]. 2006-02-23 .
在北京這次名為“21吐紀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與經濟分析”的國際研討會上，CSIS還提交了最新的調研報告《《艮發中國》，指出“中國即將經歷一次驚人的人口轉變，一個原本年輕的國家即將老齡化。”
據說，世界各國將老年定義為60歲以上。按照這個標準，2004年，中國的老年人口僅占總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國老年人總數將達到3．97億，占到總人口的28％，它將超過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目前的人口總和。由于擔心中國人把他們的研究看作是宣傳，哈姆雷對與會者反復聲稱“決非危言聳聽”。
北師大教授賀力平海外訪問回國，也曾與我聊起日本經濟和老齡化等話題。他猜測，日本經濟痛苦持續之長，跟日本社會老齡化有關。
這使我想起1994年在美國費城聽到的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克萊劉我說的一番高論：中國不能指望年年好光景，比如中國只生一個的生育政策，將來會產生一個沒有兄弟姐妹、沒有親戚的社會，很可能給中國帶來比日本更麻煩的老齡化問題。如今，中國的生育政策已經比當年有了更多的靈活性。但我沒見學者發現多少有關老齡化的新后果。
老齡化對經濟的負面作用很多，但憂慮大多集中在干活的人將越來越少，吃閑飯的人將越來越多的可能性上，而很少考慮它對需求有什么影響、如何影響需求，以及它對東西方的需求影響是否一樣。
在與賀力平的聊天中，我們得出一個大膽的假設：老齡化使人的感情活動由頻密變為稀疏，而感情活動的劇烈程度、尤其是男女感情，跟購買是否活躍是高度相關的；購買是否活躍當然影響一國GDP、影響就業、影響經濟成長了。
同樣是老齡化，對東方人感情活動的影響比對西方人來得大。西方人高齡人的再婚人口就比東方人高許多，60、70歲還在離婚結婚的人并不鮮見。而在東方，人一上了這個年齡，大都是老兩口攙扶著頤養天年了。離婚、戀愛、結婚，是大多數老齡化的東方人折騰不起的，也沒那個習慣。
GDP是怎么來的?無非來自人們大大小小的購買。想想戀愛，相互討好、獻殷勤，比平日買的東西多吧；坐咖啡廳、進餐館的次數要比平時多吧，至少點的菜也要比平的時貴吧；再想想離婚、結婚，都意味著住宅租賃和買賣的生意更多地發生，都意味著家庭用具用品的添置和購買。
前不久，我轉訴過美國電視節目《60分鐘時事雜志》披露的幾個數據，美國人離婚率是一半以上，有個州達到71％。如果要實證一下感情的產出，可到美國查一下該州的服務業產值，與離婚率低的州的服務業產值進行對比，因為男女感情折騰的成本費用大都傾灑在了這個產業。
關鍵詞：農村老年貧困；社會養老保障；社會救助
據2005年全國l％人口抽樣調查，我國現有60歲以上老年人口1．44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1％。其中，近60％的老年人口分布在農村。我國將于2010年迎來老年人口的大爆發，老年人口年增長數量將達到800萬人以上，到本世紀中期，全國老年人口將達4億，其人口比重將升至20％以上。并在此高位上持續十年左右。換言之，我國正面臨老齡化浪潮洶涌澎湃之勢．社會老齡化中的民生問題亦日益凸顯。其中，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況最為艱辛，他們中的不少人正在演變為新的貧困群體。
一
與先行的老齡化國家比較，我國進入老齡社會有三大特征：一是時間短、速度快。我國僅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歐美發達國家近百年的歷程，并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快速推進。二是數量大、延續時間長。我國現有老齡人口已占到世界老齡人口總量的20％強，占亞洲老齡人口的50％，如此龐大的老齡人口的社會還將延續半個多世紀。三是未富先老。歐美國家是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5000—10000美元時進入老齡社會的，有財力和實力應對人口老化，而我國則是在人均l000美元時就提前邁過了社會老齡化的門檻，老齡社會的不期而至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所有這些特征，在我國現實的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村較之城鎮表現得更突出、更嚴峻，也更具危險性。
由于工業化、城市化的迅猛發展．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涌人城鎮．農村留守人口主要由老人、婦女和兒童組成。據對湖北省若干縣的調查，老年人口約占農村留守人口的30％．該比例大大超過我國人口老化的平均水平，使得農村人口老化速度遠遠快于城鎮。加之農村老年人口基數大，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未富先老”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更為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農村老年貧困問題。五普資料表明，城市老年貧困人口占絕對貧困人口的10％一14％，農村則高達25％一31％。可見，農村人口老化正在滋生著新的貧困群體．該群體不僅隨人口增加而擴展，還隨其年齡增長而加大貧困的程度。農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而農村老年人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他們的生存狀況往往被忽視，他們的愿望和呼聲往往無處表達．他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解決他們的困難應成為整個社會和各級政府必須關注的民生熱點和焦點，消除農村老年貧困已成為當今社會反貧困的當務之急。
二
導致農村老年貧困的客觀因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類：
一是勞動參與方式。五普資料顯示，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中，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城鎮老人占87％，農村占50％：繼續參與勞動的老年人為33％。眾所周知，由于二元經濟結構模式，我國城鎮職工退出勞動力市場后大多都享有養老的社會保障，而農村則因維持著傳統的勞動參與方式，沒有建立起養老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民是通過一家一戶的勞動為自己提供收入保障．這種勞動方式沒有年齡界限，一般情況下．是否退出勞動只能視家庭經濟狀況和個人健康條件而定。有調查顯示，城鎮有七成老人能享受到離退休金，而農村只有4％的老年人擁有離退休金，絕大多數老年人沒有固定收入來源。由于農村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農業勞動收入的相對低下，剛剛滿足溫飽的農村家庭及其老年人難以顧及養老積蓄。這使得農村老年人退出勞動的時間更遲．參與勞動的時間更長。盡管現實農村老年人大多擁有承包的土地，從理論上可視為養老保障，但因為老年人喪失的正是勞動能力，加之土地流轉難，使其在體力日衰后難以維持老年生活，而更易陷入貧困之中。由此可見，對于步人老年的勞動者而言，因勞動參與方式所導致的城鄉差別就是農村養老社會保障制度的最大欠缺。
二是農村養老保障方式。養老保障方式可分為三個層次：社會養老保障、家庭養老保障和自我養老保障前述城鄉勞動參與方式不同，決定了現實的中國農村普遍缺乏社會養老保障。而通過儲蓄和購買養老保險的自我保障雖然有助于老年生活．但因農村經濟條件普遍欠缺，多數農村老人一生無積蓄或儲蓄甚少，養老的自我保障僅限于少部分富裕起來的農村家庭和個人。只有家庭養老保障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農村養老方式的主體。
現實農村的家庭養老是傳統養老方式的延續。雖然當前的農村老年人大多屬多子女家庭，具有傳統意義上養老的家庭人力資源和經濟基礎，但是．傳統的養老方式在急驟的社會變遷中遭受到強烈沖擊。這種沖擊一方面表現為，家庭的小型化使得老人與已婚子女分家．以及人口流動導致“空巢”家庭大量涌現。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另一方面表現為，農村家庭養老長期以來完全依賴于個人自覺和風俗道德約束，隨著農村代際鴻溝因價值觀和倫理道德觀差異而加深，老年人的社會和家庭地位被邊緣化，加之老年人維權意識淡薄，致使農村歧視老人、不履行贍養義務等問題較突出，虐待、遺棄老年人的現象也時有發生，有的子女甚至一味將自己的贍養義務推向政府和社會，使得農村“有兒有女的老人不如無兒無女的老人有保障”(“五保”老人可享受社會救濟和福利)的現象普遍存在，尊老敬老助老的和諧社會氛圍缺失。盡管近年來不少地方啟動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因其待遇水平較低．能享受的還只是極少數人，大量老年貧困人口的生活仍然艱難，維系和支持家庭養老已成為農村新的社會問題。
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的建設與發展，一方面決定于它所依賴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受社會需求、政策制定主體的價值取向、文化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強有力制約。隨著以城鎮為重點的社會養老保障力度不斷加強、覆蓋面不斷擴大、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占我國總人口56.1%的農村人口及農業勞動力的養老保障卻面臨困境，并已經嚴重阻礙了我國農村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瓶頸，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因此，剖析農村養老保障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利于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統一養老模式，使鄉村居民能夠享有等同于城鎮居民的國民待遇，共同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成果。
2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滯后的原因
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在重工輕農政策背景下，國家所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其后果之一是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二元化：即城市以正規的社會保障為主，輔之以個人行為和家庭行為；農村以家庭子女供養這一非正規的群體為主，輔之以個人行為和正規的社會群體行為。這樣一來，社會保障體系并存著兩個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層次，城鎮企事業單位中的就業人員自然而然地受到國家重視，保障的水平和層次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提高，甚至享受著過度保障。
與此同時，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后，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大部分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制度之外，城鄉社會保障發展嚴重不平衡。其主要表現在：從種類上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城市社會保障如養、醫、低保等制度一應俱全，國家也高度重視，保障水平基本上有保證。而農村已有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漸弱化或解體，新興的社會保險制度覆蓋面又微不足道，僅惠及極少數人，且保障水平很低。
3人口老齡化來勢迅猛，絕對數量龐大
3.1人口老齡化速度快，時間短
國際社會大多用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從7%增長到14%，即翻一番的時間來衡量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快慢。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和預測，65歲以上老年人比重從7%升到14%所經歷的時間，法國115年，瑞典85年，美國66年，英國45年，日本30年，而我國大約只要25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之快遠遠超過了我國學術界原來的預測。因此，中國將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將對人口及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3.2人口老齡化發展呈現區域不平衡性
與不同省區、城鄉之間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性一樣，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也呈現出明顯的區域不平衡性。從城鄉差異上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一方面表現為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人口的超前老齡化；另一方面表現為我國老齡人口絕大部分分布在農村。隨著農村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近年廣大農村地區由于青壯年勞動力人口的大量外流而使人口老齡化程度迅速提高，使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和速度都高于城市，農村受到的沖擊將比城鎮更為嚴重，農村已經先于城市進入了老齡社會。
3.3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具有超前性
發達國家是在社會經濟發展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基本完成現代化以后才開始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因而具有為建立和維持老年社會保障和服務體系所需的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在政府卓有成效的醫療保健和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下，在完成現代化之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的條件下實現的。因此，中國是在不具備相應的經濟實力和社會保障能力的條件下，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的，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具有明顯的超前性。如何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應對發達國家水平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將是制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客觀因素。
4政策制定主體的價值取向
4.1政府對社會保障對象基本權利的尊重程度
從政策的客體上講，國家為公民提供社會保障是國民的基本權利。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國民享受國家提供的社會保障是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即每個人都具有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國家不僅有責任、而且有義務為全體國民提供保障和服務。農民公民權的享有與體現是以國家履行義務為重要前提，而國家職責義務的履行在現階段表現為應在政策和資金等方面對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建立給予一定的傾斜和支持，以便在20～30年后老齡化高峰全面到來之時能夠保障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4.2政策制定主體的政策偏好
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設計必然涉及不同團體和機構的利益：國家、經辦機構（公共部門或私營部門）、作為繳費義務人的雇主和雇員以及受益人。他們在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中的建立與實施過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擔負不同的職責，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制約是完善社會養老保障管理的核心問題。其中，國家作為提供社會養老保障的主體，在社會保障制度設計方面所秉承的價值偏好，直接影響到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公益性，并對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產生剛性的影響。
4.3城鄉實行待遇差別
社會保障政策作為典型的公共產品，是為彌補市場提供社會保障缺陷，由政府向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公民提供平等的社會保障服務。因此，惠及城鄉所有居民是其應有之義，本應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斥性特征。而長期以來的現實是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卻享受差別待遇，與社會保障的性質背道而馳。這樣一來，一方面，使社會保障制度這一社會的“安全網”或“減震器”的主要功能難以發揮，另一方面是難以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一系列安排，最終達到減少貧困，減少收入不平等，最大限度地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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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產出性老齡化主張從“優勢”視角認識老年人和老年期，將挖掘老年人口的潛能視為老齡化的應對之策。產出性老齡化既有利于提升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福祉，又可助益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因而為我國老齡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積極視角。推進產出性老齡化應破除年齡歧視，學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并努力完善政策設計。
關鍵詞：老齡化 老年人 產出性老齡化
“產出性老齡化”的基本理念分析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全球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老齡化問題已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在西方，老齡化研究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90年代前，人們一般將老齡化定性為“危機”或“問題”，以凸顯其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壓力。90年代后，受后現代思潮、積極心理學的影響，學界開始關注老齡化自身的潛能，提出了健康老齡化、成功老齡化、活躍老齡化等新概念，以探索老齡化的多樣性和積極圖景。產出性老齡化的出現就反映了這一理論轉向。
產出性老齡化（productive ageing），又稱“生產性老齡化”，最早由美國學者巴特勒提出。其一般被界定為“發揮個人能力從事商品和服務生產的老齡人口的任何活動，而這種貢獻并不考慮老年人是否得到報酬。”不過，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老年人的自我照料、自我成長等行為能夠降低其脆弱性，也是對家庭和社會的間接貢獻，也具有“產出性”，因而主張對“產出性老齡化”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定義。
可見，與傳統的“問題”視角不同，產出性老齡化是從“優勢”視角看待老年人和老年期的。它反對依據生理年齡將老年人標定為“依賴者”或“非生產者”，認為挖掘老年人口的時間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可以實現“產出性”的老齡化。表1比較了產出性老齡化與傳統老齡觀的不同。從表1的的比較中可見，產出性老齡化對老年期、老年人、晚年生活及人際關系做了正向闡釋。其視角下的老年人是自主的、有能力的、成長的，他們可以通過積極的身心調適和社會參與，獲得有希望的、有產出的、高質量的晚年生活。
進一步說，產出性老齡化之所以將老年人的“優勢”作為研究的起點，其根本原因在于對“老”的認識與傳統觀念截然不同。傳統上，人們常常將“老”定義為衰退或失能，認為老年人應當從經濟生產和社會活動中“撤離”，要求家庭和社會為老年人提供照顧和保護。由此，老齡化的結果就必然是消費性老齡化（consumptive aging）。而產出性老齡化的倡導者認為，“老”是被社會建構的。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和生活條件的改善，“老”不僅可以延后，而且有望保持較長的健康狀態，因而個體的年齡與產出性并非高度相關。老齡化雖然給社會帶來了壓力，但也蘊含著資源。
“產出性老齡化”的積極功能探討
從實現方式看，產出性老齡化包括了兩個面向的活動：一是“外向性”活動，如繼續就業、做志愿服務、照料他人。二是“內向性”活動，如繼續學習、發展能力、自我實現等。雖然前者相對而言更富“利他”色彩，但后者無疑也為老年人參與社會提供了可能。由此，老齡化作為人口演變的自然過程就被賦予了積極功能，具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一）可以改善個人及家庭的福祉
首先，產出性活動有助于增加老年人的收入，提高其自養能力，因而可以減少老年人對親屬的依賴，并促進家庭資本存量的增加。其次，老年人參與社會的過程也是發展能力、拓展社會資本和繼續社會化的過程，因而有利于其維持自信心和效能感。既有的實證研究已一再證實：參與社會改善了老年人的自我功能，增加了其對生活的期望，使之更為堅強和樂觀。再者，老年人參與社會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離群索居對身心功能造成的損害，促進了健康老齡化。正如Kaye和Butler等人的研究所發現的：產出性活動使美國老年人的殘疾率明顯降低，他們對健康狀況的自評結果更趨積極。
（二）能夠助益經濟發展
首先，產出性老齡化倡導老年人延長職業生涯，可以為經濟發展儲備更豐富的人力資本。其次，老年人繼續就業也意味著養老金發放時點的延后和社會轉移支付壓力的減輕。根據歐盟委員會的估算，退休年齡每提高1年，養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就會下降0.6-1個百分點。而且，推遲退休也往往伴隨著社會保險繳費期的延長，因而有助于社會保障資金的積累。再者，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務、非正式照顧，參與社區建設，也可以降低公共服務的成本，進而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支持作用。正如澳大利亞長者協會在2009年報告中所指出的，“老年人對GDP做出了重要貢獻，因為如果把他們提供的無償照顧兒童和殘疾人的工作交給領薪人員去做，每年的經濟成本將高達48.11億美元。”
（三）有利于推進社會建設
首先，老年人運用知識和經驗，發揮專業和特長，可以補充機構正式服務的不足。例如，我國老齡委發起的“銀齡行動”就動員了許多老年知識分子為有需求的人士提供醫療服務、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訓，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益。
其次，老年人參加社區組織、互益團體，從事慈善或公益活動，有助于促進社會團結與社會和諧。再次，老年人照顧家人、關愛他人，也有助于融洽代際關系，推動利他主義精神的傳承。在美國，非營利組織“老人團”推出的“退休老人志愿服務”、“寄養祖父母方案”和“長者之友”等項目就調動了老年人的參與熱情與服務能力，其成功經驗已被載入2009年聯邦政府頒布的《肯尼迪服務美國法》中。
總之，產出性老齡化為應對“人口革命”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積極視角，即推動老年人參與社會、發揮能力不僅可使老年人自身和家庭獲益，而且也能夠對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做出貢獻。
以“產出性老齡化”應對我國老齡社會的挑戰
中國是人口大國，也是老齡化程度較高、速度較快的發展中國家。據統計，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從2000年的1.3億增長至2009年的1.67億，并將在本世紀上半葉加速發展（見表2）。21世紀的中國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發達國家已出現的社會福利需求增多、社會保障支出壓力巨大、社會撫養比上升等問題也必將會困擾中國。既然老齡化不可回避，那么未雨綢繆自是題中之義。
筆者認為，推動老齡社會的繼續發展固然應依托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制度建設，但造就能動的參與主體，借鑒后工業社會的成功經驗，推動老年人口的潛能轉化也不可忽視。
（一）轉變老齡觀，破除年齡歧視
傳統觀念強調身心老化的絕對性，主張依據年齡分配社會角色，從而建構了對老年人的年齡歧視。老年人被要求“撤離”，采取與生理年齡相適應的行為方式和生活風格。這不僅忽視了老年人的多樣性，強化了其作為“邊緣者”的角色，而且也使老年人力資本處于閑置狀態。可見，“年齡歧視是產出性老齡化的主要對手”，推進產出性老齡化首先應促進社會老齡觀的轉變。
對此，老年機構、媒體和相關政府部門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例如開展權威性的調研研究，肯定老年人口的貢獻；通過正面的宣傳報道，重建老年人的社會形象；大力倡導產出性老齡化理念，解構“年齡”與“產出性”之間的必然聯系。其次，在制度層面要針對年齡歧視進行立法。目前，美、英、荷等西方國家以及鄰近的日、韓等數十個國家都已出臺了相關法案，制止基于年齡設定障礙，為老年人參與社會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國也應加快這一立法進程，推動包括老年人在內的邊緣群體融入主流社會，建設富有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和諧社會。
（二）學習成功經驗，增加老齡化的產出
當前，發達國家特別是人口老齡化程度高的后工業國家已經啟動了產出性老齡化，并取得了一定經驗。
推進我國老齡社會的發展可以借鑒其成功做法：
其一，開發老年人力資源，提升參與能力。包括：開展老年職業培訓，為老年人提供職業介紹和職業角色適應輔導，發展社區教育體系，向老年人開放專業/職業資格認證等。
其二，以志愿服務為重點，并輔之以健康老齡化策略。主要是完善志愿服務管理體制，進行志愿服務立法，強化志愿者激勵機制。同時，加強衛生福利資源的投遞，通過社區干預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其三，延長退休年齡，改革養老金政策。目前OECD國家的法定退休年齡比我國晚7年左右，60歲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達40%以上，日本、冰島、新西蘭等國甚至達到了70%，老年人繼續為社會創造著財富。同時，通過改革養老金政策，發達國家已經遏止了提前退休的勢頭。它們采取獎勵勞資雙方的政策，使老年人能夠“工作更久”。
其四，支持老年人提供非正式照顧。通過輿論宣傳、經濟補貼、心理及技能輔導等，鼓勵、協助老年人照顧家人、親友和鄰居。
（三）創造參與機會，完善制度設計
從某種程度上說，老齡化的產出性是參與主體與機會結構互動的結果。這也就是說，如果老年人具有產出能力和參與意愿，而社會的機會結構又是開放的，產出性老齡化就會大大增加。由此，提供參與機會是推進產出性老齡化的又一關鍵。實踐經驗顯示：采取政策優惠鼓勵各類組織使用老年人；加強政府在理念宣傳、項目示范、資金支持等方面的主導作用；建立政府-市場-社會三方合作機制；根據老年人的特點和需要設計服務項目等，皆有助于為老年人創造參與機會。
當然，推進產出性老齡化也要警惕3個誤區：一是如果將產出性參與“義務化”，就會加劇老年人的不公平感；二是如果只關注“老年精英”的社會參與，就會加劇老年群體內部的階層分化；三是如果不能關照老年人口的多樣性需求，就會降低產出性老齡化的效果。為此，在政策設計時應強調靈活性與包容性相結合，注重倡導與強制之間的界限。因為產出性老齡化所期冀的是自主的、積極的、多樣化的晚年生活。老年人生活品質的提升是產出性老齡化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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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南山：“醫養結合”需要多管齊下
中國工程院院士、原中華醫學會會長鐘南山教授指出，醫養結合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在于理念。他認為，“醫養結合”是一個新理念，它的目的旨在給老年人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從健康的角度來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其生活質量。醫養結合實際上就是辦能夠讓老年人健康養老的事業，這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參與。另外，醫養結合要考慮到中國的特點。中國老年人的層次多樣，跟全國的經濟狀況有相似之處，有的老年人經濟條件好，有的老年人則需要依靠退休工資生活，因此不同的老年人的需求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這是一個立體的課題。”鐘南山院士表示“首先是上有政策。”鐘南山舉例說，國務院總理在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研究部署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其中提到要加快發展健康養老服務，培育支撐醫療、藥品、器械、中醫藥等重點產業發展，這顯然為“醫養結合”提供了政策的支持。
鐘南山還指出，調查顯示，在中國有很多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消化系統疾病和呼吸系統等慢性疾病分別位于老年人住院原因的前列。
梁智鴻：香港提倡積極老齡化
“香港的人口老齡化發展非常迅速。今天男士的平均壽命是82歲，女士是86歲。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是1：7，到2030，比例將會是1：4。”原香港醫管局局長、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名譽院長梁智鴻在分享香港養老服務現狀的報告上首先提到了“人口的老齡化”。
“與亞洲地區人口的平均壽命為80歲相比，60歲仍是很年輕。”相比起人們對“老齡化”普遍存在的消極認識，梁智鴻則希望從正面的角度來分析：今天的長者財政獨立、教育水平比較高、更健康、更希望繼續積極投身社會。“基于以上因素，我們有兩個方向：⑴如何確保長者盡可能保持‘獨立性’；⑵當他們真正需要‘依賴’別人時，我們如何配合其需要。”梁智鴻介紹，為確保長者盡可能保持“獨立性”和增強自信心，香港提倡“積極樂頤年”，即內地提倡的“積極老齡化”：建立長者學苑，通過與小、中、大專生一同上課，鼓勵長者參與學習，促進長幼共融溝通；鼓勵左鄰右里互相合作，“積極”的同輩鼓勵“消極”的同輩，發展支援社區的愛老護老網絡，推廣家庭、親友融和；提倡有彈性的退休計劃，增強長者的生產力，盡量利用長者的經驗降低老年撫養比率。此外，香港還為長者提供高水平的公營醫療保健服務和發放醫療券。在2013～201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香港用于長者的預算開支為550億港元，比上年度增加約115億港元。
殷大奎：公民亟需提高健康素養
原衛生部副部長、中國醫師協會會長，73歲的殷大奎教授認為，我國公民的健康素養還不夠。他在“健康教育”的專題報告中指出，“2008年5月12日衛生部公布了我們公民的健康素養只有6.4%。也就是說，90%以上的人都不具備健康素養。目前，慢性病占了全國人口總死亡率的85%，已經消耗衛生資源的70%，而這些病往往與人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關。”殷大奎指出，健康教育在養老體系中是防控慢性病的一種社會性綜合疫苗。
姚兵：老年建筑需要為老人服務
原國家住建部副部長、城鄉建設全國理事會理事長姚兵指出，建筑不能忽視養老，而應更好地適應“老齡化社會”的需要。
姚兵認為，理想的養老建筑的設計，一要無障礙，人行、輪椅、救護床都應該通行無阻，電梯里輪椅能轉彎，床能進。二是廚衛很重要，最好每層樓都有廚房和小餐廳。廁所要大一點，要能轉動輪椅，大小便處都要有扶手，盡量減少臺階。浴室要注意防滑，淋浴間最好能兩人同時進，因為有的老人需要別人幫忙搓澡。另外，廁浴間的房鎖不能用球形的，因為球形容易抓滑，會使老人摔倒，所有的門鎖最好都用棍形的。
關鍵詞：養老保險；現狀；對策。
一、引言。
當今世界，如何建立公平、高效、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養老保險體系，是一個全球關注的重大問題，中國政府歷來十分重視勞動者權益保護和社會保障問題，從上個世紀50年代政府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到近年來頒布的《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規定》可以看出，中國對勞動人民的勞動保障體系已初步完善，目前，我國養老保險體制改革的政策也由過去的現收現付制度逐步過渡到了部分積累制度，這樣，更有效地保障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
二、養老保險改革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養老保險制度的缺陷。
通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雖然發生了制度性變化，但是從全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運行情況看，出現了很多另人擔憂的跡象：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入不敷出、企業拖欠基本養老費、離退休職工不能按時領取養老金、社會化發放步履艱難等等，這些都嚴重制約了養老保險制度的縱深推進和健康發展。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有主觀的因素，也有客觀的因素，但總歸起來，主要還是基本養老保險存在的制度缺陷是導致基本養老保險步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缺陷突出表現為立法滯后并微弱。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的立法層面除《勞動法》的部分條款外，主體依靠《國務院關于統一企業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和《國務院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等行政規章來調整和規范，養老保險基本法尚未出臺，由于這些行政法規、規章和通知、地方條例等的約束力不如法律，所以用它來規范養老保險關系顯得極為脆弱，而且由于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較強，經常變動，存在明顯的地方差異，政府社會保障部門對養老保險事業的管理無法做到依法行政，對養老保險行為的是與非不能依法確認，處罰也缺乏力度，保險有爭議時，裁定也無“法”處理，工作缺乏了法律依據，僅靠行政手段對單位和個人的征收工作也缺乏約束力，使得勞動者對法定基本養老保險失去信心。這樣，由于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缺乏法律規范應有的嚴肅性、規范性和權威性，也不利于中央宏觀的調控。
（二）養老保險資金缺口巨大。
養老保險基金的積累，是為了十幾年后，甚至幾十年后人口老齡化準備的。據有關部門統計，“十五”時期我國各項保險基金缺口共達1000億元，此外，目前我國養老保險個人帳戶空帳已將近2000億元，這2000億元到將來職工退休時遲早都得支付。如此巨大的資金缺口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企業繳費能力低，養老保險覆蓋面和基金征繳率不夠高。第二，計劃經濟時期欠帳多。實行養老保險制度時，職工已有的工齡“視同”繳費年限，退休后享受養老保險待遇。而計劃經濟時期沒有提留“勞動保險”基金，這是一筆歷史遺留的隱性債務，共約30000億元。
（三）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
中國進入21世紀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重大問題，中國老年人口的絕對量和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1.32億人，占總人口的10%，預計到2015年前后將高達2億，2040年達到老齡化高峰期，人口將在4億以上，約占總人口的26%，然而我過國民經濟生產總值只占世界的4%左右，卻要負擔著世界1/4的老人。有數據顯示，1992年我國參保職工為8500萬人，離退休人員為1700萬人，撫養比為5：1，但是到2005年，撫養比就降到3：1，預計到2020年的時候，撫養比將變成2.5：1左右，退休費將占工資總額的38%左右，高出國際公認的26%的警戒線12個百分點。目前正不斷擴大的老齡化危機，對存在缺口的養老保險基金來說是雪上加霜。
（四）養老保險帳戶管理不規范。
1997年統一養老保險制度后，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在基金的管理模式上實行的是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相結合的混帳管理，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實行部分積累模式，隨著制度的實施，由于養老基金全部用于當年養老金發放，養老保險的積累額遠小于職工個人帳戶記帳額，使得個人賬戶成為名義上的空賬，空帳積累的數額越來越大，日益嚴重威脅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安全，這些問題已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三、基本養老保險對策分析。
（一）開拓思路，拓寬渠道，采取多種措施讓基金保值增值。首先，積極探索基金的運作渠道，提高基金的運營效益，把社保基金融入資本市場、金融市場來增加收益，可投資于國家長線重點工程項目如重大水利設施、高速公路等，政府加強監管。其次，可發行社會保障福利彩票，面向社會籌措資金，在當前財政供給不足的情況下，發行社會福利彩票籌資也是不錯的選擇。再次，擴展建立機關、事業、企業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第四，可將部分閑置的和陳舊的國有資產變現，用于彌補和充實養老保險資金的缺口。最后是加大基金監管力度，清理回收擠占挪用基金，追繳歷史欠帳，做實個人帳戶。
（二）社會老齡化問題需要漸漸化解，適當推遲退休年齡降低贍養率。退休年齡是影響贍養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生活質量的提高、醫療水平的發展等因素，人口的平均壽命得以增長，為推遲退休年齡提供了可能，尤其是推遲女性的退休年齡，退休年齡規定得較高，則在職職工人數增加，退休人數就相應減少，贍養率就較低。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從防止浪費資源的角度來說，適當推遲女性退休年齡更值得考慮。
（三）養老保險個人帳戶實帳化。針對養老保險的空帳問題，國務院于2000年底決定，從2001年7月1日起，在遼寧省和其他省的部分地區進行完善養老保險體系的試點，在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礎上，對現行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掉正和完善，將個人帳戶由空帳轉變為實帳，基金管理也由原來的混帳管理改為分帳管理，實行分帳管理后，由于個人帳戶基金實行實帳運營，同時還要保持企業繳費水平不變，政府在財政方面也加大了補貼。
養老保險涉及中央、地方、企業和每一個職工的利益，其改革的成敗，關系到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敗，也關系到財政的穩固和財政的可持續性，必須采取措施盡快改革和完善我國養老保險體制，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
參考文獻：
最近易中天的《品三國》很熱，我們從小也都喜歡看三國故事，對諸葛亮無限崇拜，對蜀國最先被消滅耿耿于懷、不能理解。其實，如果你對當時蜀國的人口數量和結構有所了解的話，蜀國的失敗就很好理解了。因為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怎么重視都不為過。
我們再來看看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和理財投資有關的事例。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資本市場迎來了10年的繁榮和發展。道瓊斯工業指數從1987年的幾百點一直上升到2000年的13000多點，期間少有大的調整。對這一輪大的牛市的成因也有各種解釋，如新經濟、以生物科學和IT技術為核心的高科技經濟的發展、降低企業稅收等等。毫無疑問，這些對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由于美國社會老齡化的因素。
二次大戰結束以后，美國出現了一個生育高峰期，并出現一個專有名詞――嬰兒潮，時間大約從1946年到1964年期間。這導致這個年齡段的人口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年齡段的人口比例。因此，該年齡段的人群的行為方式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就特別大。到了20世紀90年代，他們進入中年，正是家庭收入高、支出少，結余比例高的時候，也是面臨為今后孩子的教育和自己的養老做準備的時候。與此同時，還是由于他們年齡漸老使得美國社會逐漸進入老齡社會，美國社會養老體系面臨破產，為了應對這一變化，美國政府提出各種鼓勵公民為自己的養老多做儲蓄投資的優惠政策。因此，他們紛紛將工資收入不再是全部盲目地消費掉，而是將其中越來越大的部分義無反顧地投入股票市場，從而形成了一輪波瀾壯闊的牛市行情。由此我們可以做一個預測：美國股市到2015年以后將出現一個長期的調整。原因還是因為上面這些人已經陸續退休，需要將20世紀90年入股市的資金提出來用于養老了。
中國的人口結構是怎樣的?它會對我們的投資理財產生怎樣的影響?
二次大戰以后，中國同樣有一個“嬰兒潮”，只不過這個“嬰兒潮”延后了幾年，發生的時間在1950年到1970年。
20世紀60年代后期，“嬰兒潮”早期出生的人進入勞動力市場。這時政府發現人口多的壓力了，因為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給他們。于是告訴大家：“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把剛剛從學校畢業的青年送到了農村。隨之而來的是，政府修改了國家的人口政策，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
這樣的人口結構的變遷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首先就是中國社會在10年后將以極高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的程度甚至要超過美國(因為美國沒有在嬰兒潮后接著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因此，留給中國發展經濟的黃金時間只剩下10年了。我們目前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人口紅利”，將迅速改變為“人口負擔”，10年后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必將減慢。
其實，目前城市就業的壓力也是人口結構不均衡的后果。最近幾年退休的人是出生在1940年到1950年期間的人。而這10年正是中國苦難的戰爭年代，人口的數量不可能很多，也就是說現在退休的人不會很多。而現在新就業的人來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盡管這個時候中國已經實行了計劃生育的政策，但那時卻是中國人口出生的又一個高峰。因為，20世紀50、60年代出生的人這個時候進入生育高峰期，特別是當初響應政府號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終于回到了他們童年生活的城市，他們最需要完成被耽擱的人生大事――結婚生育。
【關鍵詞】社區居家養老 服務 產業 聯動
引言
社會老齡化趨勢日趨嚴峻，整個人口結構呈現“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疊加的特點，在養老方式上，家居養老、機構養老無法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以社區為依托的居家養老服務發展快速，而居家養老服務的深化離不開老年產業的全面發展與配合。因此，推進社區居家養老與老年產業的聯動協調發展，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滿足老年人的物質生活需求，滿足其不斷增長的精神和文化需要，是當今政府和社會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也是實現全面的經濟社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有力保障。
一、我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與老齡產業現狀
我國人口老齡化具有老年人口規模大，老齡化發展迅速，配套產業滯后發展的特點，特別是人口老齡化，失能，加上我國長期實行4-2-1的計劃生育政策，致使家庭結構單一，空巢率持續增加。近年來，政府高度重視老年服務產業，也在采取積極措施扶持社區居家養老企業及居家養老服務機構，推動居家養老服務朝產業化、專業化方向發展。雖然我國老年產業近年來發展迅速，老年消費市場初步形成，老年產業有所發展，但是，由于我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起步較晚，社會化程度低，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體系發展不完善，同時提供的服務項目單一且層次較低，主要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提供較低層次的服務，在文化娛樂等精神享受方面提供的服務不足，無法滿足老年人不同程度的需要，阻礙著老年產業進一步朝市場化、產業化和社會化方向發展。
二、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與老齡產業的聯動效應
養老服務業是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的產業，發展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業，能起到擴大社會勞動就業與改善民生的雙重效應，在當今宏觀經濟增長放緩的形勢下，保持就業的穩定并力爭盡可能多的提供就業崗位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基本保證，在這種情況下，推進社區養老服務產業化，既改善老年人的養老生活質量，又擴大了社會勞動就業率，還能促進現代服務業產業化，是一個一舉兩得的切入點。
（一）老齡產業是擴大就業的重要手段
具體來說，中國總體的就業供給矛盾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緩解，在我國從全面小康社會到基本現代化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必須實現就業思想的根本轉變。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整個人類社會的勞動和就業歷史是基于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的前提下，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傳統產業的就業人員出現過剩，然后繼續擴大和完善社會分工，不斷出現新產業，不斷拓展出新的就業空間，最終促進社會的各種新需求繼續得到滿足，從而推動人類社會經濟的不斷前進。“十三五”期間，政府針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新趨勢，注重培養吸納勞動力數量多、投資少、見效快、有著長期就業前景的新產業。符合這些條件新的產業，應當首推養老服務產業。
首先，社區養老服務業是對年齡和受教育程度要求相對較低的行業，更適合當前中國勞動力素質不高特別是農村勞動力質量較低的現狀，綜合各種類型社區養老服務來看，如果我們全國有4000萬老年人需要社區服務，服務人員和老人比率按照1：2計算，我們理論上就可以在全國創造2000萬個就業機會。其次，從投資成本來看，社區家庭服務企業需要很少的投資，雖然也存在建設購置設施的成本，但投資也明顯低于其他產業，如果企業實現良性運轉，也很容易收回成本。最后，社區養老服務業是典型的“拉動內需”的產業，不受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只要國家政策保持穩定，國民收入逐漸增加，操作風險相當小。
（二）老齡產業是推進社會現代化的民生產業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社區養老服務業的發展已成為一種普遍趨勢。在西方發達國家，社區養老服務業長期以來是一個成熟的產業，政府社區為養老服務提供了許多優惠政策，建立了完備的社會福利制度，廣泛實施了公共政策。隨著我國城市化和人口老齡化發展雙雙進入高峰期，我國也迫切需要大力發展社區養老服務業。2015年全國65歲及以上城鎮老年人口已經達到7100多萬人，老年人數還在以每年超過500萬人的速度持續增加，從長遠看，我國老齡產業市場前景是十分廣闊的。
由于計劃生育、家庭觀念改變、人口流動量增大和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在社區“親子分居”、“空巢”、“4-2-1”家庭日益增多，為老年人提供生活護理、養生保健、休閑娛樂等精神上的養老服務已經成為了生活在社區老年人的一般需求。隨著社會收入增長和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社會福利制度的日臻成熟，對養老服務的潛在需求日益形成了巨大的市場。總之，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老齡化已經成為新世紀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最嚴峻的挑戰，同時也將為我國老齡產業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使我國老齡產業的發展日益融入我國現代化進程中。
三、中國社區服務老齡產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體制改革滯后，產業和事業區劃不清
一是在社區老齡化服務中，國家沒有明確政府包辦的事業和市場運作的企業之間的界限。“事業編制，產業管理”的公辦養老機構和民營養老企業之間存在不公平競爭，扭曲了市場秩序，限制了民營養老企業的發展。 二是資源配置與市場導向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導致服務市場浪費資源和效率低下等問題嚴重，影響和限制了老齡產業市場化進程。
（二）市場化程度不高，產業體系尚未形成
首先，市場提供服務的比例不足。社區養老服務設施絕大多數由政府建設，私人資本參與的建設力度相對較小。其次，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現在社區老齡化服務市場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公辦養老機構的價格不是由市場形成的。再次，市場競爭機制不夠充分。競爭是市場繁榮的關鍵因素。充分競爭的先決條件是放寬投資門檻，允許各類市場參與者平等進入老齡化服務市場領域。但目前公共養老機構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地位阻礙了老齡化服務市場競爭機制的形成。
（三）產業發展無序，市場集中度較差
首先，行業的結構發展不均衡。 大多數老人需要的文化娛樂業服務發展滯后，很難滿足老人的需要。其次，行業發展混亂，市場集中度低。 高端養老服務機構快速發展，而絕大多數老年人需要的低端養老機構發展緩慢；支持型養老機構發展迅速，護理型養老機構發展緩慢； 此外，養老服務業在地域之間、城鄉之間存在差異，東部和城市養老服務業快速發展，中西部和農村養老服務業發展滯后。
（四）服務產品單一，從業人員整體素質不高
老年服務產品單一，缺乏針對性，產品的創新性和針對性差。社區居家老年群體是一個異質性很強的群體，服務產品需要從需求者的角度設計，但是很多養老服務產品都是對外國模式的簡單模仿，從業人員隊伍不健全，專業性差、流動性大，管理方式和經營理念陳舊，服務質量不高。
（五）政府扶持政策落實不到位，作用不明顯
第一，為了促進社區養老產業的快速發展，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和措施，但許多政策的實施還沒有到位。原因是一些優惠政策本身操作困難，很難落實。第二，制定和實施優惠政策屬于不同部門。制定政策的部門不管實施情況，實施的部門在牽扯到自身利益，有時不愿意實施優惠政策。
四、相關對策建議
（一）明確老齡服務業中產業和事業邊界，發揮市場作用
從目前的政策導向的角度來看，在老齡產業中，市場的作用趨勢越來越明顯，但政府退出市場還需制度上的配合，通過改革部門利益，逐步減少政府機構在市場上的不公平競爭，提高市場配置資源能力，增強企業活力，堅持政府引導不干預，市場運作不決策，進一步促進老齡產業市場資源整合和結構調整，推進老齡產業市場競爭體制的形成。
（二）打造完整的老齡產業鏈
強化高端資本市場對老齡產業投融資功能，降低私營養老服務企業的貸款門檻，加大對私人老齡化服務企業資金支持。以老年文化服務業、老年保健服務業為主打造老齡化服務產業集群，包括網絡信息服務業，社區老齡產業組織運營管理服務，社區老齡產業從業人員培訓等多種形式，培育社區服務老齡產業鏈。
（三）培育社區老齡產業體系，加快專業服務人才培養
首先，要對老齡產業市場資源進行積極整合，扶持一批資源優勢較好的龍頭企業，還要根據社區養老的特點，培育出一些小規模，高彈性，遍布社區的中小型老齡化服務企業。二是加快社區養老從業人員的培養，特別注重老年護理，養生保健，健康咨詢檢查，文化服務等領域的人才培養，大力完善老齡化服務專業人才部門晉升渠道，引導人才流動，調整人才結構的分布，促進人才向社區養老服務產業集中。
（四）制定具體的產業扶持政策，強化市場監管力度
為了促進社區老齡服務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國家和地方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正在逐步完善相關配套制度，在醫療制度、老年失能養護制度特別是對影響老齡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如稅收、征地和各種補貼上，采取具體的行動和措施支持老齡服務產業的發展。老年人身體功能迅速下降，容易增加服務消費過程中的事故風險，因此有必要加強老齡產業的行業監管，加強問責制度和風險防控制度的制定和完善。這不僅有利于促進行業規范化運營，而且也是對老年消費者權益的一個重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