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22 15:43:05
導語：在全球金融危機原因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上臺不到一個月，日元對美元已經迅速貶值到了90∶1的水平。香港《經濟日報》的社論是：“安倍豪賭弱日元，全球付出代價”。FT中文網刊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賈爾斯·錢斯的文章，提出：“日本是全球新金融危機的震源?！?/p>
朱文暉：自民黨在野的三年痛定思痛，拿出了一套力圖擺脫日本經濟連續“失去十年”的方案：增加貨幣發行量，打破通縮，提高資產價格，相對減少負債規模。同時，日元的貶值又能在國際競爭中帶來莫大好處。從長期看，筆者認同原來的日元估值過高，但貶到何處才是新的均衡價位？從實體經濟看，產業結構相似的韓國和臺灣地區會首先受到沖擊；接著，歐洲和美國的汽車業也會遭遇壓力；但更重要的沖擊在于日元走勢逆轉帶來的全球資金大逆轉，全球日元套利交易的方向和規模會如何變化？對不同國家債務的沖擊如何？都讓人擔心會否帶來新的全球金融危機。無論如何，安倍成功讓日元貶值，開啟了2013年的全球貨幣戰。
逆差高估，美國的數據游戲還能玩多久？
經合組織（OECD）和WTO公布的最新報告顯示：傳統的貿易統計方法由于雙重計算問題而放大了總出口量。因為許多出口商品的生產過程都涉及進口的原材料和部件，而在計算出口時并未對這些商品進行扣減。按照這個算法，2009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將會減少25%。
朱文暉：對美華貿易逆差在統計中的問題，美方是心知肚明的。但在兩國的貿易政策爭論中，美方當然只會端出對自己有利的數據。OECD和WTO總算作了一個相對科學的統計，說了些公道話。WTO作為一個權威機構，應該一份根據上述方法重新調整過的全球貿易表。另外，如果上述統計繼續深入下去，分析在出口商品（如中國生產的蘋果iPhone出口到美國）中進口國和出口國各自的收益，結果恐怕就更有意思了。
股價連跌，蘋果的下一個亮點在哪里？
近期，蘋果股價不斷下跌?！度A爾街日報》有消息傳出，蘋果有可能在2013年推出一款針對低端市場的“廉價iPhone”。同時，蘋果CEO蒂姆·庫克也放下身段造訪中移動，希望能盡快在中移動的正式銷售渠道中推出iPhone。
朱文暉：如今，蘋果的壟斷已經被后來居上的三星打破，其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iOS本質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操作系統，需要受過中高等教育才能操作自如。iOS的封閉性，也會減少其他公司的參與和融合。一旦開放的安卓系統規模超過某個臨界點，蘋果就可能像1980年代的蘋果電腦一樣走下坡路。“廉價iPhone”及與中移動的合作，目的都是要短期內快速擴張蘋果的用戶，但這種擴張速度與應用安卓系統的其他公司的放量擴張差距很大。失去了喬布斯之后的蘋果，下一個亮點在哪里？會是iTV嗎？
光伏反彈，中國式產業政策該做何反思？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公司（該公司和中國一點關系都沒有）1月2日宣布，將斥資25億美元從美國光伏企業加州陽光電力手中購買裝機容量為579兆瓦的安蒂洛普項目，該項目為全球最大的光伏發電設施，計劃2015年前完成。1月8日，國家能源工作會議提出要大力發展分布式光伏發電，全年新增光伏發電裝機1000萬千瓦。
（一）宏觀經濟的內在矛盾與沖突
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隨著各國銀行制度與金融結構的整合，使得各國金融活動的相關程度提高，這就客觀地要求匯率制度或匯率政策的靈活性，以消除外匯儲備耗盡的風險。然而，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依賴性較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各國紛紛選擇了美元或以美元為主的“一籃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的安排就造成了這些國家宏觀經濟的內在沖突。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弗諾德、伽伯等人提出的國際收支危機模型（又稱理性投機攻擊模型），比較客觀地解釋了這種宏觀經濟的內在沖突引發金融危機的機理。在資本市場開放條件下，造成金融危機的最主要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固定匯率制度與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流動之間的內在沖突。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資本的流人與流出不受限制，這同時也是金融自由化發展到最后階段的必然要求
（二）金融全球化下的理性預期和道德風險
金融全球化造成的三元沖突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金融危機之所以頻繁發生還在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投資者理性預期的自促成及道德風險的普遍存在。隨著資本運動，在完全不可變更的貨幣聯盟和完全的浮動匯率之間沒有舒服的中間道路可走。奧伯斯持菲爾德模型證明，危機的根源是市場預期和固定匯率制度，而不是政策和經濟狀況，維持固定匯率制度是不可能的。除了市場預期會引發金融危機之外，道德風險的普遍存在也是引起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所謂道德風險，在這里是指由于實際利率水平的提高，銀行為了追逐高額利潤而將貸款投向高風險項目。而由于存在著政府對銀行的顯性或隱性的保險，使得這種追逐高風險回報的貸款行為超出了一定的限度。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宏觀經濟內在沖突的激發
從以上兩類金融危機模型可以看出，對于金融危機產生機理的研究正在從實體經濟領域向金融活動運行的內在機制深入。由于許多金融危機理論只是對當時的一些危機現象做個案式的剖析，盡管模型續密；推理嚴整，也相當深刻地說明了某一方面的問題，但不斷變化的金融危機現實不斷地給出新的難題，無論哪一個模型或哪一個階段的理論都無法全面地說明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而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對于金融危機機理的研究還尚有很大的空白。更值得指出的是，現有的金融危機理論模型似乎沒有充分注意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甚至世界范圍內日益加快的金融全球化進程。在分析金融危機時，似乎沒有考慮到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國乃至全球宏觀經濟的深刻變化。因此，我們在這里試圖充分考慮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透過資本市場開放時期宏觀經濟的不協調性，對這些金融危機理論做嘗試性的綜合。
二、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金融危機的應對策略
（一）注重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政策協調
從金融危機的發生和傳遞的機理來看，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金融全球化本身。首先，要積極調整金融改革措施，合理安全金融自由化次序，有秩序的融入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中去；其次，適時調整資本控制的尺度，把資本調控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關于資本開放與資本管制這一問題，實際上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只有在開放資本項目的同時，實行適當的資本控制才能有效地避免因資本開放可能帶來的泡沫、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問題；再次，要進一步協調宏觀政策，積極調整公眾預期。要避免或治理金融危機，最重要的是采取更為合理的政策組合來進行政策協調以降低風險，改善公眾的預期，防止自促成預期作用而引發危機。因此，在政策協調上要增加匯率的靈活性，變固定匯率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或增加匯率的浮動區間。
（二）保持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金融穩定
從發展中國家參與金融全球化所得到的經驗與教訓來看，不僅要重視金融全球化所追求的金融與實際經濟之間的相互促進，而且也要重視金融體系本身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成長與穩定。金融體系的成長所要追求的是，通過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來擴大本國金融體系的資本總量，促進金融市場結構的完善與優化和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還要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也就是說，在金融體系得到發展的同時保證金融體系自身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盡量減少各種金融市場的大幅度波動和影響經濟均衡增長的各種突發事件。
（三）積極加強國際間的金融合作，積極應對風險
(一)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加快,傳播范圍廣
在二戰前,金融危機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偶然性的,只能在一定的范圍內有影響,其發生頻率也是有限的。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是僅有的一次波及范圍較廣的金融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金融危機頻頻爆發,美元危機使固定匯率制受到威脅,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瓦解,債務危機開始興起。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更有加快的趨勢。從傳播范圍看,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迅速傳播到全世界。它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明顯不一樣,亞洲金融危機是在泰國爆發的,然后傳播到東南亞、俄羅斯、東歐中亞及拉美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即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除日本所受的沖擊較大,以及歐美股市受到波動,它們幾乎沒有遭受什么損失。相反,美國在這次危機中獲取大量的利益。墨西哥金融危機也是從墨西哥迅速蔓延到阿根廷、秘魯、巴西、智利等國家,而這次爆發于美國的經濟危機,不僅影響了全球的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動搖了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金融危機的非周期性和突發性
傳統的金融危機表現為周期性的金融危機,是由經濟周期的波動而引起的,并伴隨著經濟周期波動而出現高峰和低谷。然而,當代金融危機似乎脫離了經濟周期的軌道,隨經濟證券化、國際化、虛擬化的發展,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鉤,經濟運行也沒有一定的規律可循,當經濟運動的泡沫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甚至導致危機,首先在金融領域爆發,使當代金融危機的超前性、突發性加強,成為經濟危機爆發的前兆。
(三)金融危機的蔓延性加強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計算機、通信、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以貿易自由化、生產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在經濟上的聯系越來越密切。這也使得金融危機蔓延和傳染的范圍更廣,程度更深。一旦重要國家內部爆發危機,就將迅速的擴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演變成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四)外匯對于金融危機的沖擊日益嚴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外匯是貨幣行政當局以銀行存款、財政部庫券、長短期政府證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可以使用的債權。由上述可知,擁有一國一定數量的外匯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控制了該國的經濟。當外匯的劇烈變動時肯定會影響一國經濟的穩定,輕則經濟衰退,重則出現金融危機。同樣的,國際游資也可以引發金融危機。國際游資是以套利、套匯從而獲得高收益為目的的投機資金。近年來,大量短期國際資本的無序流動,是造成國際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實質上充當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索。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防范措施
(一)加大各個國家之間的金融協調與合作力度
當今社會,各國之間的合作力度加大,金融聯系也越來越緊密,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常因信息分散與金融衍生工具增加而使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不協調,從而是國際貨幣運行處于高風險狀態。為了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各國經濟的穩定,只有通過各國加強合作與協調,才能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監管國際金融風險,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
(二)建立國際金融危機的防范機制
鑒于以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提出國際金融風險的七項預警指標: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比例失調、巨額經常賬戶逆差、消費比例過大、預算赤字較大、資本流入的組成中短期資本比例高、匯率定值過高、貨幣供應量迅速增加。相對應于這七項預警指標,必須盡快建立起配套的金融危機預警組織和監督機構,并健全法規形成預警制度體系,形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機預警網絡。同時,更需要建立相應的防范機制,防患于未然,把危機扼殺在萌芽之中。
(三)提高金融衍生物市場的監管水平
在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中,金融衍生工具及其交易市場得以快速的發展。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產品在給投資者帶來高收益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如果大規模的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發生信用危機,將極易引發外匯市場或股票市場的劇烈波動,引起國際金融風險與危機的連鎖反應。因此,加強對國際金融交易活動的監管,提高對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水平,是避免發生金融危機所必須的條件。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4]宗良.對國際游資沖擊金融市場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4]宗良.對國際游資沖擊金融市場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關鍵詞:;金融危機;虛擬經濟;實體經濟
2008年9月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經歷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已引發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經濟社會危機,我們不得不深入思考,爆發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觀點來對此次金融危機作出科學的分析和闡釋?
在當代,要證明的科學性,根本上要從理論上科學闡釋兩大現實問題:一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和趨勢是否驗證了馬克思所揭示的規律;二是社會主義的發展現實和趨勢是否符合的基本理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矛盾的發展,將產生兩方面的矛盾:一是資本的本性決定了生產規模的無限擴大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從而使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現象成為社會經濟運行的一種常態,這一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二是資本主義由市場自發調節的運行方式與社會經濟按比例發展要求之間的矛盾,會引起社會生產宏觀上的比例失調,這一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因經濟不能正常運行而爆發經濟危機。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監管;改革
2007年4月2日,美國第二大次級貸款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宣布破產,標志著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大爆發。以美國的次級貸款危機為起點,迅速蔓延到美國的金融、房地產市場乃至整個美國經濟。金融海嘯以美國為中心,隨著全球經濟鏈條迅速擴展到全世界各地。接下來歐洲,亞洲金融市場也出現嚴重的震蕩,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世界經濟增長衰退,消費萎縮,失業率大增。全球面臨著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政府以不同方式拯救經濟。到2009年第二季度底,全球經濟基本止住了下滑的態勢,有企穩的特征。此時,各國政府,經濟理論界開始從深層次角度研究這次經濟危機發生的各種原因。目前各國公認的是金融創新失衡,金融監管缺位,是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金融業嚴重缺乏監管,內部管理機制失誤造成的。
因此從2009年初的G8會議、4月份的G20峰會,7月份舉行的首屆中美經濟戰略對話,都對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合作,改革,完善各國金融監管體系達成了一些共識。本文試圖從當前各國及國際組織對金融監管改革的最新思路、方案出發,結合我國經濟發展,金融監管的現實,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改革提供一些思路。
一、美國的金融危機原因分析及金融監管改革方案
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的美國金融系統,無論是發達程度、透明度、監管力度,還是融資規模、金融產品多樣化等都堪稱世界之最,暴發這種嚴重的金融危機的原因有:
(一)金融監管放松,缺位及衍生品的濫用
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推行金融自由化,開始放松了金融監管。同時美國各金融機構推出了許多金融衍生產品,這對繁榮金融市場和市場經濟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衍生產品太多,加大了投機風險而與此有關的風險預警機制及防范措施卻未能跟上,從而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美國本輪金融風暴是次貸危機進一步延伸的結果,而次貸危機則與美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中過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關。
(二)金融大機構產生系統性風險
隨著金融業的發展,美國誕生了一大批金融銀行控股公司,同時進行投行,商業銀行業務。這些混業經營的大型金融機構的業務行為,已經不僅僅關系到其自身的發展更影響到整個金融系統的健康。在美國的監管體系漏洞下,大量金融機構均使用高杠桿,高風險衍生品,所產生的風險危及整個金融市場及宏觀經濟,生成了系統性風險。
(三)金融生態中的問題,也助長了金融危機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金融生態本質上反映的是金融內外部各要素之間有機的價值關系,美國金融危機不僅僅是金融監管的問題,次貸危機中所表現出的社會信用惡化、監管缺失、市場混亂、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等,正是金融生態出現問題的重要表現。
針對以上,2009年6月17日美國啟動了自大蕭條時期以來規模最大的金融監管改革,以全面修復美國現有金融監管體系,提出了監管大型金融機構、保護消費者及彌補在衍生品市場的監管漏洞三個主要內容。第一項內容,將授權美聯儲監管所有可能對整個金融系統造成風險的機構。美聯儲將對這類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業務為主的銀行控股公司(如高盛公司)、保險公司(如AIG)等實施監管。美聯儲有權利要求他們維持較高的資本充足率,限制做出高風險投資、過多地提高杠桿率等。學界和市場普遍將該項提議視作確立美聯儲為SRR(系統性風險監管者)的方案。第二項改革內容是計劃新成立一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A),對按揭貸款、信用卡等消費信貸實施更加嚴格的監管,保護消費者權益。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將對金融機構發行的消費者信貸產品進行監管,有權設立新的標準、行業規則,并對違章銀行實施懲罰。第三項改革內容,著眼于彌補監管漏洞,主要是強化資產支持證券(ABS)和其他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
美國政府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表明改革的框架。雖然并沒有對金融生態改良方面,評級機構改革方面作出制度安排。
二、G20峰會,歐盟及英國金融監管改革方案
G20倫敦峰會在2009年4月20日公告中表示,當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金融業的重大衰退和金融監管措施的重大失誤”。監管者沒有及時識別風險、金融體系中一些重要環節游離于監管之外,是美國次貸危機蔓延、深化的重要原因。更大范圍、更高層次的監管合作平臺成為應對危機之策。根據G20倫敦峰會的公報,G20峰會中誕生的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下稱FSB)承擔起全球金融體系監管改造、宏觀審慎風險監測等重擔。
歐盟委員會2009年4月也出臺改革方案,試圖設立一套泛歐金融監管體系,加強歐盟層面上的金融監管,改變目前成員國條塊分割的局面。這套改革方案由宏觀和微觀兩大“支柱”組成。在宏觀層面上,改革方案建議設立一個由歐洲中央銀行牽頭組成的“歐洲系統性風險理事會”,負責監測整個歐盟金融市場上可能出現的系統性風險,及時發出預警并在必要情況下建議采取何種措施。在微觀層面上,歐盟將強化現3個專門委員會的角色,以保證各國監管標準一致。這3個委員會均由成員國監管機構代表組成,分別負責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的監管協調。
作為世界第二大金融市場的英國,在10年前開始了一場引起全球廣泛注意的金融監管改革,成為全球首個實行統一金融監管的國家。英國金融監管官方對這次金融危機原因分析認為:第一,大型投行在信貸證券化發展下承擔了類似商業銀行的角色,而監管對與這種新形式的信貸業務未能跟上。第二,投行和從事一些投行業務的大型商業銀行在進行自有交易時,沒有足夠的資本金和資本約束。并且通過各種表外業務繞過監管。
在英國,英國金融監管局是超級監管者,集中國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等監管者角色于一身,其優勢就是針對某一個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整體監管其風險,針對這次金融危機,作為監管者的英國金融監管局,在以下三方面加強了監管。
第一,對于商業銀行的自有交易行為規模和對應的資金儲備,直接加以限制和要求。以高資本充足率要求銀行達標,尤其是進行自有交易行為的銀行,保證商業銀行作為企業服務的角色不變,而不是變為專門的市場交易者。
第二,在跨境監管金融機構方面,提高國際合作,加強監管者之間更多交流,得出整體結論。地區層面關注當地銀行的資本充足與流動性水平。對大型跨境銀行總體上提高資本充足水平,因為這些銀行相對于地區性銀行,其復雜性以及可能遭遇問題的幾率都更大。
第三,在宏觀思路上,通過和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共同分析合作,英國金融監管局可以提供對個體機構的了解,央行和金融監管局合作得出整體思路,即在周期中所處的位置問題,如何反周期的提出資本金要求,在局面失控之前剎車,做出前瞻性監管要求。
三、我國金融監管改革方向
自從我國確立“一行三會”分業監管金融監管體制以來,各監管機構在應對相關業務機構實行“審慎監管”,化解各行業存在的金融風險。我國現有的金融監管基本原則是嚴格的審慎監管。在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中,我國的金融機構沒受到大的沖擊,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有限。
但我們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目前實行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監管體制是在我國以前相對封閉,相對低層次的金融市場發展基礎上形成的。經過近幾年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特別是經過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后,現有的監管體制已越來越不適應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現狀。
我國金融監管部門要從現實出發,前瞻性地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從以下四方面著手完善。
(一)金融監管理念的轉變
以前我國金融監管的指導思想是加強管制。通過限制金融機構的經營業務范圍,限制金融創新,控制金融價格來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表面上的金融安全實際上是以金融市場的發展滯后為代價。所以我們要轉變思路,在監管部門可控的前提下,即宏觀審慎監管,微觀上逐步漸進地放松管制,鼓勵金融創新。通過強化金融市場的競爭,促進金融市場的發育與金融業的發展。在管制逐步放松的過程中,通過不斷提高監管部門的風險防范能力和監管水平,來控制和防范金融風險。
(二)分業監管體制下混業金融機構的監管,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
分業監管的金融監管體制是大體適合于我國目前金融市場發展現狀的。雖然隨著全球混業經營和混業監管的趨勢,我國金融業混業經營方式開始出現,但規模和比例目前都比較小,較快轉入混業監管體制也不符合現實。
從目前我國“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體制看,現實的方案是改造央行的內部組織結構,強化央行的金融穩定局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測和監管。更好發揮央行在貨幣政策調控,宏觀審慎監管,維護金融體系穩定中的作用。
(三)在宏觀審慎監管中,強化資本約束的普遍性
從我國目前的經濟金融形勢看,2009年上半年,為了配合保增長,4萬億的刺激內需計劃,我國銀行業貸款規模迅速擴張,對推動經濟企穩起到了重要作用,貸款高速投放積聚的風險隱患也在增加,銀行業金融機構經營活動中的不審慎行為和沖動放貸、粗放經營的傾向有所抬頭。造成部分資產泡沫。當前,金融監管機構要對各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要提高和收緊,特別是銀行以發行次級債充實資本金的做法更要收緊,從而控制銀行的經營風險和系統性風險。
因此,收緊商業銀行以發行次級債充實資本金的監管措施是為了減輕商業銀行對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的依賴性,亦緩解商業銀行互相持有次級債可能造成的系統性風險。
(四)加強與國際及地區金融監管當局合作交流
國際間金融監管部門配合,首先可加強與在華外資金融機構的母國監管當局的聯系,對外資金融機構母國經濟狀況和本部信息進行交流。其次能夠加強與G20峰會中誕生的FSB溝通與協調。FSB將承擔起全球金融體系監管改造、宏觀審慎風險監測等重擔。還應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證監會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金融監管組織重點合作,對宏觀經濟和金融危機風險發出預警,并采取必要行動解決這些危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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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瑩.先行者的啟示:英金融監管局主席談時下金改[DB/OL].財經網,2009-06-19.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 [1 ] 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 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 世紀末的20 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 [ 2 ] 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 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 ] 。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 :20 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 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 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 億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 多天內，外資撤走100 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 ] 。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本輪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外部條件、成因與性質
本輪經濟金融危機的外部條件
本輪經濟金融危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它有幾個比較獨特的外部條件。首先是主要的金融市場如美國等，已經實現了完全的混業經營，但金融監管仍然維持著分業狀態。與此類似，全球性的金融監管措施和標準還處在空白或討論的狀態，缺乏統一的操作和比較有效的全球性協調機制。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產品、市場指數的關聯性進一步增強。表現為小國出現巨型跨國經營銀行、大型跨國經營銀行規模繼續擴大、金融產品全球發售、主要金融市場指數嚴重地同向關聯。金融市場中的金融產品關聯性進一步強化，傳統的信貸、基于信貸的結構性證券、結構性金融衍生品分布在不同的柜臺或集中交易市場，關聯性的產品價值通過跨市場的做市商、發行人、投資人而相互嚴重關聯，但各個子市場缺乏有效的統一監管或監管協調。第三，相當部分創新金融衍生品設計條件為市場處于正常穩定運行、低違約率和低風險水平，未考慮極端情況下的違約率，金融衍生品交易偏離設計目的，成為廣泛交易的投機品種，而且部分品種的發行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個發行機構或交易對手方。金融衍生品發行、交易、頭寸缺乏必要的信息披露。第四，為追求遠高于平均水平的資本收益率和業績激勵，少數投資銀行、對沖基金高杠桿率的投資行為盛行，存在嚴重的過度風險承擔，帶來較大的虧損、破產風險。
本輪金融危機的成因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發端于美國金融市場，直接原因是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滅。美國房地產泡沫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快速加息、快速減息的貨幣政策刺激，由于2001年的美國IT技術泡沫嚴重，美聯儲不得不快速加息。在技術泡沫破滅后，美聯儲又快速地減息，2005～2006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持續出現泡沫期間，美聯儲又快速地加息，導致房地產市場泡沫快速破滅，房價大跌。其間許多美國信貸機構和消費者無法判斷房地產信貸的風險，盲目放貸或消費，構成了金融危機的基本因素。但美國房地產市場本身泡沫和損失并不足以引發全球性的深度經濟金融危機，局部市場風險傳播、放大的原因在于基礎性的信貸產品、結構性證券產品和套利性的衍生產品的各子市場之間緊密聯系，風險和損失在監管分離的各子市場和無任何監管、信息披露的衍生品市場之間被杠桿性地放大，而高杠桿度方式運作、追求高利潤率和高度集中的衍生品交易對手方，把房地產次級信貸的風險集中釋放在少數高杠桿度的投資銀行、保險公司身上，導致了金融系統的信心喪失、評級下降、部分結構性證券產品市場消失、大規模減計、嚴重虧損、資本不足、流動性短缺等問題。金融危機效應向實體經濟的傳播，帶動總需求的萎縮和下降，形成深度的、全面的市場動蕩和經濟衰退。
除了上述的直接原因外，美國金融危機不斷放大和擴散成為全球經濟金融危機，還有間接的內、外部原因。首先是美國金融監管在1999年金融混業經營后，未能根據混業經營而調整，金融業的銀行、證券、保險各子部門監管仍然是各管一塊，缺乏有效的配合和協調。其次，金融監管未能緊跟產品、業務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金融衍生品創新和交易規模的擴大，未能采取適度的風險監測、控制和約束措施，最后導致了高度集中、高杠桿度經營、衍生品交易對手方的投資銀行出現重大風險，嚴重放大了房地產市場的風險、損失。第三，貨幣政策操作（利率操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在為美國近八年奉行的政治、軍事戰略背書，構成金融危機的環境條件。在信奉“單極獨大、一超獨霸、先發制人”理念和操作下，形成長達七年的巨額財政赤字，構成了美國金融危機的政治原因。在此期間，恰逢美國產業結構升級、調整時期，實體產業轉移導致了長期的巨額貿易赤字，為維持“雙赤字”下的嚴重失衡經濟運行，美國不得不采取長期的低利率政策，不得不長期在低利率水平下維持強勢美元地位，為“雙赤字”融資，吸引全球資本流入美國。通過這種方式把全球主要債權國家與美國經濟金融未來捆綁在一起。
本輪經濟金融危機的性質
綜合上述成因，可以認為本輪危機實質上是長期以來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問題的徹底表現，是長期以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和匯率標準問題的總爆發，也是全球金融監管滯后于全球金融發展的結果，更是經濟金融全球化后，重大經濟金融決策缺乏有效協調、統一的惡果。首先，主要表現在美國的全球經濟金融失衡長期存在，國別貨幣政策過度地為國別的政治、經濟、金融戰略服務，不僅未能有效地校正這種財政、貿易、儲蓄、投資和國際收支的嚴重失衡，而且在相當程度上，貨幣政策（貨幣供應、利率、匯率）還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作用。其次，美元從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以黃金匯兌為條件，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在缺乏黃金支撐條件下，仍然服從國際政治、國內經濟和金融需求，強行維持匯率水平，最后不得不進行較大幅度的重估和調整。第三，金融監管不僅在國別內部存在分割和滯后，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的國家之間也缺乏有效的協調，更談不上建立一個擔負全球監管、穩定職責的金融組織。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階段由于美國的份額和投票權具有的絕對優勢，也只是一個美國意志的工具，凡是涉及美國事務，IMF基本上無法發揮正常的專業判斷和實質性的作用。
全球危機后國際貨幣、匯率與金融監管體系重構的原則
經濟金融安全的國際合作原則
過去八年全球單邊主義原則被證明是極其失敗的國際行為準則，并帶來了地緣政治關系的惡化和地區對抗，也惡化和損害了國際經濟和金融的合作和健康。在面臨國際金融制度重構的時刻，有必要反省部分國家在國際政治中長期奉行的錯誤政策和戰略，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全球化下的重要意義，塑造一個全球合作、和平、和諧的全球道德標準和形象，以便于在未來的國際合作中，維護全球化下的全球、國別經濟金融的共同安全。
國際儲備貨幣和匯率的穩定原則
鑒于本輪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中，個別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和匯率國不負責任的行為，對危機發源、擴散和傳播的負面影響，應該提出強化國際儲備貨幣和匯率穩定中主要國家的責任和約束的要求，完善國際儲備貨幣的收益和責任對稱性，強調主要儲備貨幣之間合理、優化的匯率安排和調控原則，簽訂關于儲備貨幣與匯率安排的有約束力的新協定（類似布雷頓森林體系），約束國際儲備貨幣國家的不負責任行為，建立國際儲備貨幣國的財政赤字、貿易赤字限制指標。并且嘗試構建國際儲備貨幣的競爭、替代機制，避免單一國際儲備貨幣和匯率機制，造成個別國家利用這種金融霸權的優勢，不負責任地綁架、損害一體化時代的全球經濟金融體系。
中國在國際經濟金融決策機制中的參與原則
借助本輪危機處理過程中需要中國承擔國際義務的機會，聯合部分有實力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采取拯救資金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途徑，增加中國等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比例，提高中國在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和決策權。目前中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的GDP占全球的比例大約為8%，也就是美國GDP的70%，美國目前在IMF的份額占比為17.09%，我國應占IMF份額的12%。按照IMF規則，我國從目前份額的3.72%提高到12%，只需要繳納204.52億SDR（特別提款權），約合320億美元。這筆錢對我國來說，既不是什么負擔，也沒有什么壓力。而且，目前IMF總共2174億SDR的總份額，可能太低，可以建議提高總份額的規模，這樣可考慮把中國的份額提高到17%～20%的水平，那樣我們在IMF的投票權、發言權就會更大，發揮的作用也就更大。
國際金融監管與合作原則
金融全球化的經營、資金流動、市場聯動，加上單一儲備貨幣和匯率，必然要求國家央行、監管者的全球協調和配合，同意全球金融監管標準。第一，應該通過全球金融監管組織來要求、監督金融監管模式，即混業經營的金融業必須建立有效的統一監管，承擔基礎業務、衍生業務和證券、保險各子部門的統一監管。第二，全球運行的銀行應該有相應的國際監管機構和最后貸款人。第三，不能為任何金融產品和業務留下不受監管范圍和空間。第四，統一全球運營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風險水平和產品、服務信息披露等監管標準。
危機后國際貨幣與匯率體系的重構
推動國際貨幣與匯率制度建設
按照價值尺度、支付、儲藏的功能來說，全球單一貨幣體系最適合全球化的貿易、投資和消費需要，但在操作上從目前美元為主、歐元、人民幣、英鎊、日元為輔的國際貨幣體系過渡到全球單一貨幣幾乎沒有可能性。采用黃金或黃金匯兌的貨幣體制，即回到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目前的條件下可能性也很小。建議修改IMF的，以IMF特別提款權SDR可以作為一個過渡目標，但SDR并沒有印制的券種可供使用，作為支付工具不方便。所以最優的解決辦法是SDR實體化，各國用黃金交納SDR份額，然后用黃金為基礎，發行SDR流通券，用于全球貿易、儲備、流通和支付。關鍵是目前的SDR份額過小，需要擴大至少十倍達到21740億規模，才可能滿足全球需要。這個過程需要長期的談判、妥協才能形成全球協議，難度極大。其次，可以采納區域貨幣體制，建立少數幾種區域貨幣之間的匯率協調機制，簽訂有約束力的匯率協調文件，解決單一儲備貨幣中的無約束、無自律、不穩定的問題。所以只能在現有主要儲備貨幣的基礎上，建立更強的、有約束力的監督、調整機制。
建立國際貨幣與匯率協調機制
從目前的現實來看，在可能的儲備貨幣中，盡管背后的經濟、貿易、政治勢力全球第二，但人民幣現階段的勢力最弱，表現在支付、儲備占比低，政府支持不足，資本和金融項目管制。歐元問題在于缺乏穩固的政治決策機制作為支撐。美元雖然遭受詬病，但背后的支付、儲備占比、國家實力第一，獲得支持也最大，第一儲備貨幣的地位不容改變。日元背后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交易傳統，但國家政治支持最弱。因此，可行的辦法是建立主要儲備貨幣之間的匯率穩定、協調機制，最終再過渡到美元、歐元、人民幣三種儲備貨幣競爭、穩定的三角貨幣穩定時期。儲備貨幣匯率協調通過中、美、歐（G3）方式進行協調，其他貨幣分別與這三種貨幣匯率掛鉤，形成比較有效的穩定、可靠、彈性的國際貨幣和匯率體系。
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的匯率穩定操作
在幾大儲備貨幣匯率的穩定操作上，需要建立新的、以IMF為操作者的新機制。首先需要修改IMF，賦予IMF儲備貨幣匯率穩定職責。其次，要擴大IMF可動用的國際儲備貨幣額度，滿足匯率穩定的需要。第三，需要建立在IMF機制下的中美歐G3或中美歐俄G4協商決策機制，按照協商結果進行國際貨幣匯率穩定的操作，及時糾正、防范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金融失衡的問題。
全球危機后國際金融監管體系重構
國際銀行業監管標準的統一和實施
由于銀行業的全球化，銀行監管標準和實施的全球化也出現現實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國的跨國經營性銀行的監管和穩定問題，如瑞士聯合銀行UBS，瑞士信貸銀行等。因此可以考慮在一定的期限內統一全球性運營銀行的審慎監管標準和信息披露標準。另外一種選擇就是讓所有的國際性銀行全部采取落地的辦法，在非注冊地用法人形式取代分行形式，那樣就基本解決了大型銀行跨國經營帶來的穩定問題。
全球性銀行的國際監管與存款保險
由于部分全球性的銀行規模遠遠超過了注冊地國家的經濟金融穩定能力，建立一個有實力的金融監管體系具有現實意義。為了提供國際性監管機構的效率，可以考慮只針對全球運行的少數大型銀行，實施審慎監管和穩定職責。也可以考慮建立一家全球性運營銀行的保險公司，由世界銀行或IMF代管，獨立運行并承擔相關銀行的存款保險職責。
建立全球金融危機處理應急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