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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一體化，不完全合約，組織模式，選擇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與深化，很多國家都加入了一體化經濟組織，區域經濟一體化覆蓋了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只有12個島國和公國沒有參與任何區域貿易協議（RTA）。174個國家和地區至少參加了一個（最多達29個）區域貿易協議，平均每個國家或地區參加了5個。全世界近150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雙重成員資格”[1]。因此，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普遍存在的情況下，一國企業在進行國際化模式選擇時必然受到東道國與他國（非投資國）簽訂的一體化協議的影響，故在投資時也要考慮成員國間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如關稅減免、投資、經濟合作等）及東道國所在的一體化市場給企業帶來的好處與限制。所以，在一體化下研究企業組織模式及區位選擇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在區域一體化的框架下引入合約不完全性這一制度因素，通過對比分析出口、FDI與外包這三種模式對企業產生的盈利，研究一國企業進入一體化下各成員國應采取的國際化組織模式，以期為我國企業在東道國參與一體化組織下的模式選擇提供一定理論依據。
二、相關文獻回顧
國外學者Antras[2]（2003）等將跨國公司的區位和組織選擇納入一般均衡模型，運用企業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以一種全新的視角探討貿易、投資和外包等企業組織方式選擇。其中以Coase[3](1937)和Williamson[4](1975)為代表的交易成本論和以Hart和 Moore[5](1990)為代表的產權理論是目前分析企業邊界的兩大基礎理論。
Either[6](1982)最早將合約納入國際貿易一般均衡框架中分析企業內部化決策的內生性問題。該文分析指出當兩國存在較大的要素稟賦差異時，合約能通過外部市場實現效率配置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因此不需要跨國投資；當兩國要素稟賦差異小時，則合約需要通過內部化實現。Either 和Markusen[7](1996)則主要結合跨國公司的知識資本泄露風險來研究內部化問題，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企業在出口、FDI和許可之間的戰略選擇中國。模型進一步擴展到兩國一般均衡模型，結果顯示當兩國要素稟賦相似時，一體化選擇優于許可，這一結果與Either(1982)結果相吻合。Mclaren[8](2000) 研究指出，最終產品企業即可以通過競標市場或通過與供應商后向一體化而獲得專業性中間產品。若實施后向一體化，企業需承擔一體化固定成本，而通過竟標市場則供應商存在被敲竹杠問題。對獨立中間商而言，最終產品生產者數量越多，他們越容易找到買主，越不容易被敲竹杠。一國越開放或運輸成本下降都能增加可獲得的賣方或買方數量。Grossman和Helpman[9] (2002)構建壟斷競爭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企業在垂直一體化和外包兩種模式下的選擇；Antras 和 Helpman[10] (2003)則將Grossman- Hart –Moore不完全契約模型引入貿易理論，分析跨國公司在獲取中間投入品時的所有權安排問題；進一步地，Antras[11]（2005）結合不完全契約與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得出新的觀點：在企業邊界內生產將首先被轉移到國外，而只有在以后階段才會形成獨立的國外公司。Helpman[12](2006)強調了企業組織特性（如外包戰略）對組織模式選擇的重要性，更深入地揭示了在產業內貿易結構和外商直接投資模式的關系。
國內學者分別在契約理論與直接投資領域有大量研究，但將兩者結合起來研究企業“走出去”模式還不是很充分。王勇[13]（2002）、楊其靜[14]（2002）分別對契約方面的研究做出比較與總結。而胡國恒[15]（2004）則在契約不完全條件下 ，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來確定各生產階段的所有權和區位結構，認為會形成出口型國內企業、橫向型和縱向型國際生產三種均衡形態。
三、建立模型
考慮一個由三個國家W國、E國和S國組成的經濟體，其中E和S國簽訂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使兩國的貿易壁壘被削弱，其可變貿易成本為，假定一體化下的兩國（E國和S國）經濟是對稱的，可設W國與E國或S國的可變貿易成本均為。故在E國和S國簽訂區域一體化協議下可變貿易成本有減小而保持不變則>。
設三國經濟體存在一個由n個差別產品的企業構成的行業Y，消費者對行業內差別產品的Dixit—Stiglitz型偏好為：
U=，0
由效用最大化得出Y行業第i種差別產品y（i）的需求函數為：
y（i）= ， 其中=(W，E，S)（1）
其中，為第種差別產品的市場價格，行業內差別產品的替代彈性為，代表不同國家的需求水平。
設行業Y的代表性企業y生產最終產品分為上游總部活動H和下游一般活動M兩個階段， H和M對y的產出彈性分別為和，最終產品C—D型生產函數為：
y=，0
設人力資本專用于上游活動H的投入，且在三國間自由流動，單位成本為1，一般勞動（如組裝活動）用于M活動的投入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其邊際成本為單位勞動。假定只有W國的企業才擁有生產差別產品的全部技術，除了滿足自身市場需求外，還能夠生產n種差別產品去滿足E國和S國的市場需求，行業進入成本為F，進入一體化下各國的固定成本為，其中。此外，設H和y都是可貿易的，H的貿易運輸成本為。
假設W國的國內市場需求完全由本國廠商提供，在兩階段生產條件下，國外市場的需求，上游活動在W國進行，下游活動即一般生產活動可在W國或E國或S國進行，在E國或S國進行第二階段生產即為國際生產。故只需比較分析W國在海外進行生產所獲得的總收益。
1、一體化的E國和S國在完全契約條件下W國進行國內生產
當兩階段活動均在W國國內進行時，假定上下游活動完全可以被第三方識別，雙方關系受制于完全契約關系。由公式（1）和（2）得出Y行業在出清時，W國出口E國和S國的均衡價格和均衡利潤為：
（3）
那么W國出口獲得總的凈利潤為：
（4）
2、一體化的E國和S國在不完全契約條件下的跨國生產
當W國把下游一般生產活動轉移到E國或S國時即發生國際生產，由于生產活動的兩階段在不同的國家進行，第三方很難辨別H和M的質量好壞，故雙方關系為不完全契約關系。
不完全契約條件下，H和M雙方通過事后談判機制對銷售收入進行分成，然后各方據其預期收入確定各自最佳投入量。用表示上游生產H對東道國的談判水平，若W國只在國進行國際生產，那么另一方M的談判水平為（），納什均衡實現時契約生產條件下的H和M的生產屬于兩個企業，外部期權為0，關系準租金為市場銷售收入；FDI下H和M的生產在同一個企業內進行。仿Antras（2003），若H在解除與M的合約后仍能獲得的最終產品（），其外部期權為乘以銷售收入R，M的外部期權仍為0，關系準租金為（1-）乘以銷售收入R。令表示在FDI和契約條件下H所獲得收入的分成份額，且有。
(ⅰ)W國僅在一體化中的一國進行跨國生產（以在E國生產為例）
W國和E國面臨的總銷售收入為：
（5）
假設
W國在E國進行跨國生產，S國基于一體化協議選擇從E國進口的成本為，低于S國從W國進口本產品的貿易成本，那么分別對[]和[]求一階導數，得各方最佳投入水平為：
（6）
那么進行跨國生產時的均衡價格和產品在三個國家銷售后的凈利潤為：
（7）
其中，．
（ⅱ）W國在一體化下的兩國均進行跨國生產
三個國家面臨的總的銷售收入為：
（8）
上游活動方H對東道國E國和S國的談判水平分別為、，假定W國首先選擇與E國或W國簽訂跨國生產協議的可能性均為1/2，那么H方對最終產品的預期銷售收入為，兩個下游生產方（E國和S國）預期收入分別為、（推導詳見附錄），分別對、、求一階導數，得最佳投入水平為：
（9）
那么市場均衡價格和總的凈利潤為：
（10）
同完全契約相比，不完全契約降低了各方的投入水平，提高了產品價格，但整體的收入和利潤下降了。若H方可以通過事前轉移條款獲得更多利潤，而M方只能得到較少利潤，那么在不完全契約條件下H方仍能夠通過選擇合適的所有權結構使總的價值達到最大化，即存在一個使所有權結構最優。
四、經營利潤最大化原則下東道國的供應模式選擇
企業供應東道國市場的模式主要有出口、直接投資和契約生產，后兩者稱為尋求型國際生產。本文將后兩者劃分為一體化下的單國直接投資（單國以E國為例）、兩國直接投資和單國契約生產、兩國契約生產。
1、出口與國際生產——生產區位的選擇，這里分為出口與單國國際生產、出口與兩國國際生產的比較，設其經營利潤比值分別為、
（1）出口與單國國際生產
由公式（1）、（4）和（7）得
（11）
表示E國與S國市場規模的比值即。顯然，時企業選擇出口與單國國際生產所獲得經營利潤等值。當時W國的企業選擇出口到一體化的兩國；時選擇在E國進行跨國生產，并出口到S國。
表示生產該產品的技術密集度，對公式（11）求的偏導有，求其反函數可以得到出口與單國國際生產經營利潤相等時技術密集度的臨界值: 。當W國工資和貿易成本及H的運輸成本既定時，如果產品y的技術密集度，企業在W國生產出口到E和S國;如果，企業將在E國進行國際生產。
除了受到技術密集度的影響，企業對出口和國際生產選擇時還考慮要素稟賦差異、貿易成本、交易成本、一體化的兩國市場間的運輸成本等因素的影響。由公式(11) 可知: 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即W國工資水平上升、最終產品貿易運輸成本上升、中間產品貿易運輸成本下降、一體化的兩國間的貿易壁壘增加，均會導致經營利潤比值降低、技術密集度臨界值提高 ，促使企業進行國際生產。同完全契約相比 ，契約不完全帶來的交易成本導致技術密集度臨界值下降 ，限制了國際生產的發展。當其他條件相同時 ，國際生產傾向于契約環境較完善的區位。
（2）出口與兩國國際生產
由公式（1）、（4）和（10）得
（12）
=1表示企業在出口與兩國國際生產時獲得的經營利潤等值，當時W國的企業選擇出口到一體化的兩國；時選擇在E國和S國同時進行跨國生產。相對于單國國際生產，兩國國際生產不會受到兩國間的貿易壁壘影響，主要受技術密集度、要素稟賦差異、貿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影響，W國工資水平上升、最終產品貿易運輸成本上升、中間產品貿易運輸成本下降均會促使企業進行國際生產。同理，存在，在最終產品貿易成本、中間產品的運輸成本及工資保持不變時，若該產品的技術密集度，W國將選擇在本國生產然后出口到E和S國；若，W國的企業將會選擇在一體化下的E和S國進行國際生產。
因此，綜合分析企業選擇生產區位，可得出如下結果：當且時，W國企業會選擇出口的方式，獲取最大化的經營利潤；時企業會選擇一體化的兩國國際生產，而在時企業更傾向于在一體化中的一國進行國際生產。
2、直接投資與契約生產——所有權結構的選擇。在國際生產的條件下，一體化的單國直接投資與單國契約生產、兩國直接投資與兩國契約生產的經營利潤比值為：
（13）
（14）
公式（14）中的，對公式（13）和（14）求的偏導有，，故存在臨界值，當，時，上游活動方H對最終品的生產更為重要，技術含量更高 ，這樣由H方去控制剩余索取權更為有利，可獲得較高的事前效率，企業會直接投資于東道國；當， 時，使得下游活動方M在最終品生產中的重要性得以提升，其討價還價能力增強，H方會放棄對剩余權的控制， 選擇契約生產。顯然，同契約生產相比，FDI 要求企業具備較高的技術密集度。這也證明了不完全契約理論的推斷:基于事前效率 ，企業的剩余控制權應賦予作出相對重要投資的一方。
3、綜合比較分析
由公式 (11)可以分別得到出口與單國契約生產及出口與單國直接投資的臨界技術密集度和，公式（12）可得出口與兩國國契約生產及出口與兩國直接投資的臨界技術密集度及，通過和及的比較分析，可發現：在上游活動技術密集較低的行業， 且現代企業管理論文，不會產生直接投資。當時企業選擇出口；當時企業選擇契約生產。而在時必存在一個使得出口與兩國契約生產獲得的總經營利潤相等，那么時企業選擇出口，時企業選擇在兩國進行契約生產；同時，在時也會存在一個使得出口與在一國進行契約生產的總經營利潤相等，故時企業會選擇出口，時企業選擇在一體化下的一國進行國際契約生產。
而在上游活動技術密集較高的行業，且，當且時企業會選擇出口模式；在不考慮的前提下當時企業會選擇在一體化中的一國進行直接投資；忽略的條件下當時企業選擇在E和S國均進行跨國直接投資；當存在及時企業會選擇國際契約生產方式中國。
五、投資成本下企業組織模式及區位選擇
在凈利潤最大化條件下，由于，不同供應模式的臨界條件將因固定成本和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而發生變化。
1、一體化市場規模及固定成本下出口與國際生產模式比較，由公式（4）、（7）、(10) 、(11)和（12）可以得到臨界條件下的市場規模分別為:
上述公式中，分別表示出口與單國契約生產、出口與單國直接投資在W國獲得總的凈利潤相等時的一體化臨界市場規模，，分別表示出口與兩國契約生產、出口與兩國直接投資在凈利潤相等時的一體化臨界市場規模。顯而易見，這兩種不同市場供應模式的一體化臨界市場規模與固定成本之差成正比。當或時，W國企業選擇出口；在且時企業會選擇生產組織模式要視一體化市場規模而定：在上游活動技術密集度較低的行業，只有在一體化下的總市場規模并且時企業才會選擇國際契約生產，反之選擇出口；在上游活動技術密集度較高的行業，當時 ，企業在時選擇單國契約生產， 時選擇出口，在時企業時選擇兩國契約生產，下選擇出口。
2、一體化市場規模及固定成本下契約生產與直接投資模式比較，由公式（4）、（7）、(10) 、（13）和（14）得出：
和分別表示單國直接投資與單國契約生產、兩國直接投資與兩國契約生產在凈的總利潤相等時的臨界市場規模。顯然，兩種不同供應模式的臨界市場規模也與其固定成本之差成正比。當且時企業會選擇在一體化下的一國或兩國進行直接投資，而在，時企業選擇跨國生產模式需要根據一體化市場規模的大小來確定：在上游活動技術密集度較低的行業，時企業才會選擇契約生產；上游活動技術密集度較高的行業，當時若企業會選擇單國契約生產，若企業會選擇兩國契約生產；當時，若時企業在下選擇在一體化下的一國進行直接投資，時選擇兩國國際契約生產，而時企業在下選擇兩國直接投資，在下選擇一國契約生產或兩國直接投資。
總之，在上游活動重要性的減弱、技術密集度降低的情況下，企業選擇組織模式逐漸由出口、直接投資向契約生產過渡。同時，由于存在固定成本的差異，企業對較小的一體化市場更多地以出口方式為主，伴隨一體化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 契約生產和直接投資會逐漸替代出口方式。而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國際生產特別是直接投資大多發生在投資成本較低、一體化市場規模較大的區位。
六、總結
本文為研究在一體化下企業進行跨國生產或投資及區位選擇提供了理論依據。通過研究發現：（1）貿易障礙逐漸消除，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契約實施環境不斷完善，都對推動企業進行國際生產有重要作用；（2）契約的不完全性會限制企業的國際化生產，但完善的契約環境有利于國際生產的進行；（3）一體化市場規模的擴大使得企業傾向于選擇契約生產和直接投資；（4）企業在一國或兩國進行契約生產或直接投資主要取決于技術密集度，貿易成本，市場規模，一體化協議等因素。
因此，企業在一體化下進行投資不但需要政府相關政策扶持，也應采取積極的向上策略，提高企業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熟悉東道國參與的一體化經濟體，從而選擇最佳的組織模式“走出去”。
附錄：由于存在“占先”優勢，當W國與E國先簽訂合作協議（可能性為1/2）時，E國可獲得的收入，剩下的銷售收入再由W國和S國以談判水平來分配，那么W國獲得的收入最終為，S國所得銷售收入為。同理，當W國與S國先簽訂合作協議（可能性為1/2）時，可以得到W國、E國和S國的收入分別為、、。這樣可以得出三個國家的預期收入分別為：
，
，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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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概念的界定
價值鏈定義。價值鏈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波特教授（1985年）提出的。他指出，每家公司均是在設計、生產、營銷、傳遞與輔助相關產品時開展的一系列項目的集合體，這些全部活動均能夠通過單項價值鏈加以說明。公司價值的創造須經過一系列的活動所構建，上述活動主要包括基本性的活動與輔的活動兩種，其中前者主要有生產作業、內部后勤、外界后勤、市場、營銷以及服務項目等，而后者則主要涵蓋有購置、技術研發、人力資源管理以及公司基礎設備等。上述各異卻相互存在著關系的生產銷售活動，即構建起創造價值的實時流程，也就是價值鏈。制造和銷售分離的定義。本文中所指的制造和銷售的分離并不是針對公司銷售產品的范疇展開的區分，而主要基于國際視角來區分集團公司下各個分企業的職能與功能加以分離，也就是根據生產和銷售的職能區分構建單獨核算的職能企業。具體而言，生產公司專門負責的是生產與制造產品，營銷企業專門負責的是產品的營銷和市場，二者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性與獨立性的特點，通過相互協調配合的方式展開營銷。區域產業鏈定義。區域產業鏈的概念定義代表學者是陳朝隆。他指出，區域產業鏈是指某類特定區域內所構建起的產業鏈條或是鏈段，是整條產業鏈在確定區域范疇的一種形態。他基于系統論的視角深入地把區域產業鏈的定義加以詮釋，指出區域產業鏈屬于一類區域性的經濟組織機構，其運作與發展的主要規律與地區發展與產業機構運作的基本規律相關。不足的是，就有關區域產業鏈出現的層面而言，并未把產業鏈與區域產業鏈二者加以有效地分離。區域產業鏈的主要構成是被視作經濟行為的主體鏈環，其鏈接方式主要是串接。產業鏈的流程是不同公司內部產業通過聯系與締結之后所產生的。
國際化價值鏈區域經濟的邏輯化特點
國際化價值鏈區域經濟的邏輯化特點，新型國際勞動也得以分工，并呈現出相應的區域經濟邏輯化的特征：第一，國際勞動分工的發展所具有的動力更為多元化。不單擁有數量豐富的低廉勞動力，同時涵蓋了功能完備的市場吸引力、優惠的招商政策、低廉的土地成本、交通運送和信息傳遞技術的發展以及不同國家貿易政策的改變等。第二，技術發展與全球化的向前推動深化了國際勞動分工的級別與水準。和基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為特征的新型國際勞動分工相較而言，ICT產業變成新型的國際勞動分工的支柱型產業，同時也是新型國際勞動分工的一個核心推動力。第三，全球范圍的市場競爭日趨明顯，電子信息與通信等在西歐、美日等國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以后工業化為主的國家也面對著相似的問題，經過國際范疇的布局協調，維持制造業在全球范圍的競爭實力，變成發達國家與新興工業化國家區域的首選對象。第四，新型的國際勞動分工解構了以往只是生產制造流程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推論。研發、管理、營銷與服務等各個生產業活動和生產制造活動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變成價值鏈創造的一個核心步驟而被納入至新型的分工系統內。第五，先進的技術推動了新興產業的崛起與發展，然而更為關鍵的是，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全球金融資本跨界式的流動，領先的交通運送技術確保國際價值鏈區域經濟的合理配置，包括市場原料、生產制造以及產品市場的國際化配置，從而提供更為完善的國際化生產網絡系統。綜而論之，新型的國際化分工系統體現出多層次化的特征，涵蓋了多種產業及其產品在制造與銷售方面的分工情況，同時也包括了相同一種產品中各個增值步驟的多個領域的分工情況，此類發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國際化價值鏈中區域經濟的多種分工的范疇、潛力與深度，同時打開了提高生產率提升與促進經濟遞增的新型格局，從而使得原先國際化價值鏈分工系統更趨邏輯性。上述研究系統構架的前提是價值鏈的總結以及商品鏈的定義，在此前提下輔以空間與網絡等定義，從而在更為廣泛的研究系統中詮釋當下國際生產組織出現的新改變，形成當下全球化和區域發展分析的關鍵性研究構架。這種宏觀性的構架正體現出國際化價值鏈區域經濟的邏輯化特點。
制造組裝和品牌營銷的分離理論構建
建構制造組裝和品牌營銷分離的理論模型。分析一個包括兩個不同國際化區域的經濟體單位，其中一個區域位于發展中國家，其表示參量為o；另外一個區域位于發達國家內，其表示參量為c。全部的經濟主體兼具生產者（涵蓋有品牌商）與消費者的雙重角色，能夠表達成生產方-消費方（或是品牌方-消費方）。假設經濟主體的集合是一個連續統，全量表示成參量M，其中的區域o與區域c所表示的經濟主體數量參量依次是Mo與Mc，且有Mo=Mc。而在此經濟體系內有兩類最終的商品x與y能夠生產與消費，全部的經濟主體均對它們有著消費偏好。出于滿足消費的目的，他們能夠自主性地生產或是由市場環境加以購置。結合相關的研究目標，本論文在此基礎上深入假設：商品x與y包括了兩個生產程序，其一為制造組裝程序，其二為品牌營銷程序。其中，前者的目的在于生產產品，后者的目的則是銷售產品。假設品牌營銷程序所達到的功能是減少商品買賣的雙方主體在交易時所產生的交易開支。須留意的是，若經濟主體只是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即x與y時，品牌營銷則無存在的需要。反之，若生產方-消費方并不進行品牌營銷，而僅僅通過專業品牌方加以提供，那么此時能夠被視作生產方-消費方過渡至專業品牌方購置品牌方面的服務，此時即出現品牌服務的相關交易活動，此流程自然會出現交易的成本。學者龐春將此營銷活動視為一類交易，據此構建起一個內在分工的一般性均衡模型，并詮釋交易服務的內涵。根據他的建模理路，本論文將品牌營銷流程（相應的經濟主體是品牌商）納入到基礎性新型的古典模型系統結構中，并依次用x與y參量（x與y均不低于0）來表示生產方-消費方對兩類消費品的自給量參量，同時用xs與ys（xs與ys均不低于0）依次表示生產方-消費方對兩類制造商品的供給量參量，用xd與yd（xd與yd均不低于0）依次表示生產方-消費者對兩類制造商品的所需量參量。相應地，依次用r、rs和rd（r、rs和rd均不低于0）表示品牌服務項目的自供量、供應量與所需量參量。制造商品x與y（相應于制造組裝流程）、品牌服務項目的生產關系式依次表示為（相應于品牌的銷售流程，此處假設x與y兩類制造商品對于品牌服務所提出的要求是一樣的）o；x+xs、y+ys和rs依次所表示的是制造商品x、y與品牌服務產量的參量。此處須假設的是制造組裝流程的生產效率的系數一致，同時固定化的學習成本亦一樣，也就是依次的參量是φi與a（φi與a均大于0）；品牌銷售流程的生產效率系數與固定化學習的成本參量依次表示成ηi與b（ηi與b均大于0）。還假設如下：各個區域生產流程的生產效率系數存在著差異性，主要的表現是區域c就制造組裝程序中對應著并不高的生產效率，至于品牌銷售程序上則擁有不低的生產效率，函數式為ηo<ηc，且φc<φo。從而可以推導如下：（4）從上式（3-4）可知，區域o就制造組裝程序而言擁有外生的對比長處，而區域c就品牌銷售程序則擁有外生比對的長處。因為制造組裝程序歸屬為低端的生產程序，品牌銷售程序則歸屬為高端處的生產程序，因此假定制造組裝程序的固定化學習成本少于品牌銷售程序，也就是b>a，那么參量Lx、Ly與Lr則依次表示經濟主體應用于x的制造組裝程序、y制造組裝程序以及品牌銷售程序的勞動份額參量，就是專業化的水平情況。假設經濟主體相應的稟賦制約性函數式表達為：（6）其中，上述式子中的px、py與pr依次表示制造商品x參量、制造商品y參量以及品牌服務參量r相應的價格。借助于柯布-道格拉斯型的效用關系式來表達經濟主體效用函數式如下：（7）上述式（7）保證了經濟主體所加以的多元化的消費偏好參量。為了使得便捷且沒有失去一般性的特點，假設經濟主體對于x與y的消費品擁有一樣的偏好，也就是α=0.5。若并不是自給自足類型的生產方-消費方，即非自我供應品牌的服務，就須從市場購置品牌服務項目，那么此市場交易流程必然會產生一定的交易成本。本論文表示品牌方-減少交易成本的參量是1-λ（λ∈（0，1）），其交易成本和提高技術進步與產品創新是相同的，均為廠方爭取規模更大的市場、完成更多的利潤方式，消費方向其余區域的生產方-消費方（包含制造商品x或是制造商品y的生產方）銷售品牌服務過程中所制造出的單位交易開支，那么λ參量所表示的是此交易流程中所涉及到的交易效率。因而，品牌服務買方現實所獲取的品牌服務參量是λrd。相類似地，表達生產方-消費方的參量是1-k*（k*∈（0，1）），包含有制造商品x或是制造商品y的生產方。替其他的生產方-消費方銷售產品x或是y所出現的單位交易成本參量，那么k*表示此交易流程中所出現的交易效率參量。據此，制造商品x或是制造商品y的買方現實所獲取的交易量是k*xd或是k*yd參量。可見，相同交易于區域中與區域內部的交易效率并不相同。假設因為存在著空間距離的緣故，區域中交易的相應效率超出區域內部的相同種類交易，假設相同種類的交易于區域中與區域之間的交易效率參量k*依次表示成k與k1，那么可以推出：0<k<k1<1。
內容提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我國農村工業的一般發展規律。研究證明到現在為止我國農村工業經歷了由低到高的四個發展階段，“單一的企業”、“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企業群”、“配套的企業群”和“擁有巨大企業集團的企業群”。隨著企業影響力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開始關注企業本身以及企業與市場的聯系。然而對于企業賴以生存的外部環境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特別是由復數企業的存在和活動所形成的外部環境，雖然它們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極其重要。本論文擬將討論有限空間范圍內一個產業的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生產同類產品企業之間，配套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系、作用與影響,并對我國加入WTO以后如何發展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工業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Abstract
Theoverallgoalofthispaperistoresearchintothelawofdevelopmentoftownandvillageenterprises(TVE)inChina.Tomeetingthisgoal,thepaperprovidesthattheTVEhasbeenundergoingfourstagesfromlowtohigher.Theresultsdemonstratetheevolvementofthefourstages,theircharacteristics,aswellastheeffectsontheenterpriseslivingwithinthem.ThepolicyimplicationsaremadebasedonthefindingsofthestudyforhowtodeveloptheTVEintheeast,middleandwestarea,underthenewsituationofChinaentersWTO.
關鍵詞: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國際化
Keywords:TownandVillageEnterprise;DevelopingModel；Globalization
一、問題的提出
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特別是改革開放成功地實行了二十多年的今天。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許多原來屬于國家制定的計劃逐步地為企業內部的計劃所取代。什么是企業？企業是經濟體系中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的單位，是管理和協調要素提供者活動的持續的經營組織。企業同市場之間的關系是對立和統一的，在許多條件下可以互相替代。自從AdamSmith出版了《國富論》之后，許多經濟學家開始關注起企業的經濟性質和它在市場體系中的作用。AdamSmith提出了，“勞動生產力的極大改善，以及勞動技能、熟練程度和判斷力的提高，似乎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AdamSmith／1776年）。KarlMarx在《資本論》中研究了企業內部“協作”的生產效益，他提出了“即使勞動方式不變，同時使用較多的工人，也會在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上引起革命。”（KarlMarx／1975年）。Coase注意到了資源在企業內部配置與市場內配置之間的差異。他認為之所以需要通過企業來組織生產是因為，“市場的運行要花費成本，通過成立一個為組織、允許某一個權利（企業家）指導資源配置，可以節省某些成本。”（Coase/1937年）。Williamson把市場與企業看作是組織經濟活動的兩種不同形式，“對于這兩種形式的選擇是受到節約交易各方間的交易成本的行為所支配的”。（Williamson/1975年）。Richardson提出，一個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需要一某種形式協調，當這類活動“應該被唯一地控制并可以融入一個嚴密的計劃中去時，所采取的協調方式是指令”，這類活動“應該被合并；也就是說，共同由一個組織（企業）來執行。”（Richardson/1972年）。Teece提出了“多產品企業”的經濟學理論。當一個專業化企業擁有過剩資源，當其產品的生命周期因素導致需求長期下降時，“追逐利潤的企業將選擇多產品分散化”的方案。(Teece/1982)。
許多經濟學家把企業看作是“市場關系海洋中的有計劃協調的島嶼”（Richardson/1972年），以往的很多這類研究都集中在企業內部以及企業與市場的關系方面。然而，對于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特別是由復數企業的存在和活動所形成的外部環境，雖然對于企業本身是至關重要，卻很少得到應有的重視。本論文擬將討論的是，在一地區內一個產業的形成過程中，生產同類產品的復數的企業之間，以及同配套企業之間的聯系，影響與作用。本研究把我國農村工業企業作為研究的對象，理由是世界上很少有一個經濟部門如同我國的農村工業，奇跡般地在短短的十數年內，在那些沒有任何工業基礎的地區生長出幾十個產值在數億以上，擁有幾十到百個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企業集團。我國的農村工業用十數年的時間做了發達國家需要用近百年完成的工作。因此，研究我國的農村工業的意義非常重大。
二、單一的企業
在浙江、江蘇、福建、廣東和重慶等農村工業發展較好的沿海和內地省市，都可以發現有部分產業在一地區集中的現象。如溫州柳市鎮的低壓電器產業，湖州市織里鎮的童裝產業，江蘇省丹陽市的眼鏡制造產業和重慶市的摩托車產業。從上述產業的發展歷史來看，任何一地區的產業的起始點必定是有一家企業首先成立。我們稱這類在一地區首先出現的企業為“單一的企業”。這里“一地區”的范圍可以是一個自然或者行政村，也可以是一個鄉鎮。這里提到的“企業”既可以是較大規模的企業，也可以是被稱為“個體戶”的小企業。第一家企業可以看作是“孤立的企業”。所謂“孤立”就是指在這一地區的范圍內不存在其他的生產同類產品或者提供同類服務的企業。同樣也意味著這一地區沒有第二個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同它競爭。然而當這一地區冒出了另外一家，或者數家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的時候，“單一企業”的“伊甸樂園”生涯就結束了。
為什么單一企業會出現的呢？這同“過剩資源”有關。Penrose認為，在“任何時點上，都有著某些生產資源閑置。企業用這些資源提供的服務來尋找生產機會。”（Penrose／1959年）。生產資源包括固定資本、流通資本、勞動力。我們周圍一般都存在一些可以用于生產產品的資源，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有富裕勞動力，有土地和其他的資源。對于生產不同產品的企業，所要求的資源配置不同。生產一些簡單的產品，如服裝、另配件等，所要求的資源配置非常低。在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的農村地區，很多人都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湊合起最低的配置。
建立一個企業，哪怕是最小的兩人合作形式的個體戶，除了擁有或者有能力湊起最低生產資源配置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掌握同產品生產有關的知識，包括產品生產技術以及同產品有關的市場信息。Alchian和Demstz認為建立一個企業的條件之一是雇主（企業家）需要“獲取關于投入品生產性績效的更好的信息”。“雇主不僅決定各個投入品生產什么，并且還分析哪些異質投入品結合到一起會更有效率。”(Alchian&Demstz/1972年)。除了企業內部的生產技術以外，企業外部同產品市場有關的信息同樣也至關重要。企業家或者合伙人首先需要知道他的產品賣到什么地方去，賣出去以后是否可以獲利。敢于冒風險也是單一企業能夠建立起來的重要條件。因為在建立企業和決定產品以前，企業的發起人面對著許多不確定因素，特別是他是否能夠收入回他以及合伙人的投入，在產品出售以前的把握是非常小的。
然而政策導向也對企業能否建立有相當大的影響和作用。除了中央的政策以外，各個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本地政策。同時，由于地方利益的存在，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對中央的指令做一些有利于本地區的解釋，或者對一些現象故意視而不見。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民營企業可以在一些地區較早地發展起來。（胡定寰／1999、2000和2001年調查）[1]。
三、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企業群
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企業群是指大量的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企業在一地區內集中。這種現象在我國農村工業部門并不少見。如織里鎮集中了一千多家大大小小童裝廠和個體戶。（胡調查1999年）。柳市鎮在1983年時生產低壓電器的企業已經達到了1，000多家，生產人員5萬多人，銷售人員也近了10，000多人（柳市鎮志／1999年）。丹陽市司徒鎮的眼鏡生產企業群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對個體企業的控制政策的放松，許多掌握了眼鏡生產技術的工人紛紛在自己家里開廠，高峰時期全鎮眼鏡廠企業達350多家”（胡調查／1999）。
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企業群是在單一的企業在一地區的大量復制（Copy），起因于單一企業所掌握知識（包括管理、生產技術和市場知識）的傳播。Teece研究過知識的可轉移性問題，他提出：“組織（企業）知識的另一個特征是，在一個重要的程度上，它常常是可以轉移的。”“就管理才能來說，情況尤其如此；對于使用設備和其他生產技能來說，也是如此。”（Teece/1982年）。企業知識傳播的速度同所生產的產品的技術壁壘成反比。生產設備投資越高，生產技術的難度越大，企業知識就越是不容易被其他人所利用。事實上我國鄉鎮企業發展初期，大部分產品非常簡單，技術壁壘很低，所以企業知識是很容易被周圍的鄰居所掌握的。農村地區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質和商業的不發達性，人與人之間的協作意識超過對他人的防范，加上村落內長期形成的親屬、親戚和友情的存在，一項不太復雜的生產技術很快就會在一地區內轉播開。因此，當鄰居們看到他們中的一家辦起企業，并能夠盈利的時候，開始紛紛模仿，從而，這一地區出現了大量的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企業群。然而，它的前提是：（1）有足夠大的市場需求；（2）有足夠大的生產資料供應源；（3）沒有受到政府或者其他人的干擾；（4）有勤奮和敢冒風險的民風。
恩格斯在唯物辯證法中提到了“質量變化”問題，數量的變化會導致質量的變化。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企業群是單一企業的大量復制品，它們生產同類的產品，但是二者所處的外部環境是相異的。首先身處于企業群中的企業所感受到的競爭壓力更大，更加直接。這就促使它們的所有者，企業家，為了免于被淘汰出局而做出各種努力，包括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或者加大市場營銷的力度。
除了所提到的激勵因素以外，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企業在一地區的集中也創造有利于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首先是信息優勢。各個企業在尋求各類信息為自己服務的同時，企業之間的交流，或者對其他企業的觀察，使它們付出較小的“交易成本”獲得比其他地區更多的信息量。形成技術優勢。同一地區企業之間的競爭促進企業采用更有效的生產工藝和生產設備。這些知識由于企業的集中，很快在企業之間得到傳播。降低了物流成本，包括購買生產資料和銷售產品的成本。企業之間可以相互交流原材料的購買和產品銷售有關的市場信息，幾家企業聯合起來購買生產資料和銷售產品也可以節省物流成本。降低勞動力成本，提高勞動力的技能。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企業群形成以后，勞動力可以在各企業之間流動，由于大家采用基本相同的生產工藝，無形中培養出一大群熟練工人。
四、配套的企業群
“配套的企業群”指的是在同一地區內集合大量的生產某一種產品的企業，以及提供配套的零配件、生產設備和各類服務企業所組成的企業群。為了對配套的企業群有更加形象的認識，下面摘要了筆者的“關于湖州市織里鎮童裝產業調研報告”：
“歷史上的織里鎮是江南著名的蠶桑絲綢之鄉，婦女精于手工。由于地少人多，農村勞動力剩余，該地區的農戶有農閑時外出做小買賣的習俗。從70年初開始織里鎮家家戶戶從事床上縫紉品的生產，婦女在家生產，男子外出銷售。80年代中期織里人改為生產童裝。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全鎮童裝的年產量已經超過1000萬件套。
織里鎮童裝產業起始于家庭式作坊。最初有個別婦女在家中生產童裝，丈夫外出銷售，獲益比較好以后，周圍的鄰居、親戚和朋友紛紛模仿，迅速地使得童裝生產在整個地區蔓延開來，幾乎每家每戶都投入童裝生產中去。織里鎮生產童裝的“作坊”（我們認為作坊這詞在這里比工廠更加精確）的規模都很小，平均在雇工人數在15人以下，有30臺以上縫紉機的作坊算大規模了。隨著織里童裝的出名，大批的外地商人也開始來織里購買童裝。隨著市場交易數量的增加，原有的服裝交易批發市場容納不了交易攤位，逐年增加批發市場。2000年織里鎮的童裝批發市場已經發展到了8個。
織里鎮童裝配套產業開始逐步得到完善。鎮上除了1000多家童裝生產作坊以外，還有布料批發市場，童裝輔料批發市場，繡花作坊，印花作坊，童裝樣品商店，專業的童裝設計和電腦制版商店，包裝材料作坊，縫紉機銷售商店，縫紉機維修門市部們，童裝的打包和托運部門等。這些配套作坊和企業也將近有1000多家。此外，織里鎮還擁有兩個勞動市場，不同等級的飯攤，酒樓，旅店和兩座三星級的賓館。在織里鎮的童裝生產作坊無論是購買材料、生產設備、招聘工人、銷售產品、還是向全國任何一地區發貨，由于配套產業齊全，都不需要走出總面積只有4平方公里織里鎮一步。”（胡定寰／2000年調查）。
配套的企業群是在生產同一產品企業群中間發展和延伸出來的。生產同一產品企業群在創造“集體力”的同時，也產生出大量需求，這類需求包括原材料、零配件、生產設備、產品銷售、以及配套的生活、娛樂設施和各類的生產與非生產性的服務。受到大量需求牽動，滿足這些需求的新企業和產業逐漸地在這一地區形成和出現，形成了的配套企業群。延伸的企業朝著兩個方向發展，一類是朝著主導產業的上游部門，如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生產、加工和銷售的方向發展；零一類是朝著主導產業下游部門，如對主導產品的進一步深加工、營銷以及專業市場的方向發展。
企業內部的分工和協作可以提高生產效率。AdamSmith在研究了制針廠的勞動分工以后，提出了：“只要引入勞動分工，在任何企業中，勞動生產力都能相應提高。”（AdamSmith/1776）。KarlMarx指出，同一個資本內部“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的生產力，而且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必然是集體力。”(KarlMarx/1975年)。
在一地區范圍內生產主導產品企業與提供零配件、生產設備和各類服務的企業之間也會逐漸地形成一種分工和協作的關系。這同前面引證的，由AdamSmith、KarlMarx提出的分工和協作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們提出的分工和協作是存在于獨立企業與獨立企業之間，屬于企業外部分工和協作，AdamSmith和KarlMarx研究的是企業內部的分工和協作。如下面所論證的，存在于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協作同樣也能夠在提高個體企業生產力的同時，在一地區創造出一種“集體力”。
同一地區內企業之間分工和協作的形成，使各企業有可能把資金、技術集中在生產少數的，擅長制造產品上，從而更加容易擴大生產規模，采用更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專業化程度越高，技術就越精，生產速度就越快。企業外部的分工和協作通過“看不見得手”來協調的。企業在長時間交易過程中不難找到滿意的合作伙伴，形成相對穩定買賣關系，逐漸地把自己的生產計劃同對方供需能力協調起來。
市場交易需要交易成本。Coase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是首先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說：“使用價格機制（市場）是有成本的。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的最明顯的成本是發現有關價格的成本。”“為市場上進行的每一筆交易談判和達成一份獨立合同的成本也必須考慮在內”。（Coase／1937年）。然而Coase并沒考慮交易成本的數量關系。兩企業之間一年只達成一次合同的交易費用顯然高于每周簽訂一次合同的成本。相隔幾千公里距離的兩企業之間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無疑比間隔兩公里距離的高。這也屬于配套企業群在同一地區內集中的優點。Williamson提出了形成交易成本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通過市場交易的兩個企業由于雙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對稱”。因為“一方為了獲得對方同等的信息量的費用是非常高的。”（Williamson／1975年）。雖然一家企業企圖獲得交易對方所掌握的信息需要投入，然而，如果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距離非常之近，交易又非常頻繁，那么信息的獲得費用顯然要低一點。
此外，配套企業群在同一地區內集中的有利點同時還包括：（1）減少購買原料、零配件、生產設備和服務的流通費用；（2）減少由于購買不良零配件所引起的各類損失。需求方很容易對供給方的生產過程進行檢驗，在發現不良產品時，需求方也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補救；（3）減少企業備用零部件，原材料等的庫存。企業為了保持其生產過程的連續性，特別防止停工待料等意外而造成的停工待料損失，需要備有庫房，存放部分備用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產生了倉儲成本（包括庫房租金、電力、動力和搬運原材料、零部件進出倉庫時所需的勞動費用）。供需雙方間隔的距離愈遠，運輸過程發生意外的可能性就愈大，所需的倉儲數量就愈多，成本也就越高。（4）有利于新產品開發。新產品的開發除了企業本身需要做工作以外，在很多情況下還需要原材料、零配件和設備供貨部門的配合。在一地區形成配套企業群集中以后，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時，可以在周圍大量的配套產業企業群中找到合作伙伴，共同開發新的配套原材料、零部件和生產設備，獲得來自于企業外部的技術服務和支持。（5）更加容易獲得各種具有專業特長的技術人才；（6）有利于促進整個地區服務性配套設施的建立與完善
五、擁有巨大企業集團的企業群
進入配套企業群階段后，巨大的生產力同有限的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導致企業賴以生存的外部環境變得苛刻，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和企業分化。部分具備一定優勢的企業無論在發展速度、經濟效益和市場占有率都顯著地超過了其他企業。從而資金、技術、管理和技術人才、以及市場份額不斷地向這部分企業“集中”和“集聚”。這類企業在擴大規模的同時，通過分離、收買和兼并等手段把周圍的企業逐步地歸并到自己旄下，組成以該企業為核心的，大批下屬企業組成的企業集團。它們逐漸變成了，Chandler稱之為“由一組支薪的中高層經理人員所管理的多單位的”“現代企業。”（Chandler／1977年）。這些企業雇傭了數十甚至數百名中高層經理來監督數以十計和百計的雇傭了幾十個或成百上千個工人工作的事業部門或者子公司。這類企業每年的營業額都以數億元來計算的。
隨著若干個大企業集團的出現，這一地區內的企業按照規模、從屬與被從屬的關系可以區分集團公司、下屬公司和相對獨立企業三類。集團公司指的是由階層的職業經理管理的，擁有和控制著一大批子公司、孫公司、控股和半控股公司的巨大企業。下屬公司指的是在生產、資金、人事管理、銷售和信息上受到集團公司不同程度控制的企業。相對獨立企業指的是名義上的獨立法人，然而，它們在產品的交易關系方面往往脫離不了對集團公司的依存。從企業規模上來區分，集團公司的規模是龐大的，下屬公司的規模是中等的，而相對獨立公司的規模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
在一個經濟體系中為什么會出現現代化巨大企業和企業集團？Chandler在研究了1790年以來近200年的的美國企業發展史之后，提出了它們出現的原因是由于需要協調大規模生產、流通以及信息處理。（Chandler／1977年）。在日本從事企業集團理論研究的學者中間，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學派，（1）交易成本論學派；（2）株式會社論學派；（3）管理機構學派和（4）現代企業集團學派。交易成本論學派提出，需要企業集團是因為“企業一方面可以節省利用市場的交易費用，同時又需要避免內部管理成本的增加”。（今井、伊丹和小池／1982年）。株式會社學派從控股和支配的角度研究企業集團形成的動機和原因（坂本和下谷／1987年）。管理機構學派提出了，企業集團化化反而使得管理權由集中變為分散，提高管理人員的主動積極性和企業經濟效益。“因為子公司同事業部制一樣，管理人員有相對獨立的管理權益。”管理機構學派討論的對象是從集團總公司內部分離出來的子公司。（土屋／1966年）。現代企業集團學派認為日本企業集團的出現可以歸因于“現代的技術革新”，“產業構造的變化”和“企業構造的國際化”的推動作用。（坂本和下谷／1987年）。
20世紀90年代起，在一些地區的農村工業中間形成了企業集團，溫州市的低壓電器產業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溫州市志／1999年）。企業集團化是企業經濟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必然的趨勢。隨著農村工業的生產能力迅速膨脹，沒有相應的市場營銷體系與之配套，導致行業內部企業之間的過度競爭、產品積壓、利潤下降，許多企業面臨破產。這時“看的見得手”來組織分散的企業，用計劃生產來取代“由市場組織的生產”的需要產生了。企業集團就是由于這種需要的促進，在配套產業企業群的基礎上形成了。Alchian&Demstz提出，“資源的所有者可以通過合作專業化提高勞動生產力，這導致促進對合作的經濟組織的需求。”(Alchian&Demstz/1972年)。
從組織結構上分析，我國農村工業部門的企業集團可以劃分為“系列企業集團”，“產品市場為導向的企業集團”和介于二者之間的三大類型。
“系列企業集團”的組織結構圖如同金字塔一般。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是集團總公司，總公司的下一層由總公司的直屬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建立長期合同供貨管理的企業組成。在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下面也有它們的下屬企業。這種企業層與層之間的聯系可以往下延伸到若干個層次（胡定寰／2002年）。“系列企業集團”主要適應于產品相對技術含量較高，需要比較多的零部件組裝起來的行業。
“產品市場為導向的企業集團”是以組織產品銷售為目的形成的企業集團。同“系列企業集團”相比，成員企業之間的相互約束比較疏松，有的僅僅存在產品來料和來樣訂單加工的關系。集團成員企業采用同一個品牌和銷售網絡。為了獲得這樣的權限，成員企業必須向集團總公司繳納一定的成員費用，或者以很低的價格把產品交付給集團總公司代銷。“產品市場為導向的企業集團”一般在生產工藝、流程比較簡單，然而，產品更新的速度很快，需要較高的產品設計技術和大力度的市場營銷和促銷手段的行業。
在一地區范圍內出現若干個相互競爭的企業集團的作用在于，（1）在集團公司的統一指揮下加強了集團公司、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合作企業之間的協作，減少不確定因素和節約交易成本；（2）可以提高產品市場的開發力度和效率，企業集團可以拿出較多的資金來事營銷活動，打造品牌和建立各類銷售網絡；（3）有利于產品質量的控制，集團公司可以在集團范圍內進行質量管理，除了制定零配件和成品質量標準，對每一生產階段進行檢測以外，還有力量對下屬企業進行技術指導和人員培訓工作；（4）有利于新產品的開發和縮短新產品的開發周期，企業集團可以組織產品和零部生產件企業共同完成新產品的開發方案，以及圖紙設計、生產工藝、試產等一系列工作；（5）有利于向銀行和社會融資，一般情況下大企業集團的信用度高于中小企業；（6）有利于吸引優秀技術和管理人才；（7）有利于開拓產品的國際市場和（8）有利于開拓新的生產和服務領域，朝著多角化的方向發展。
六、集團企業勢力向外擴張與轉移
在一地區形成若干個企業集團企業群后，企業集團的巨大生產力同這一地區的物質基礎的矛盾逐漸地顯示出來了。首先是產品物流管理成本上升。在大規模生產同產品主產地分離的狀況下，準確地獲得市場信息和市場對產品反饋信息需要大量的投入，一般的情況是主管人員不到現場，掌握不到市場的真實情況。第二點是運輸成本過高，產品的長距離運輸除了費用外，還有沿途征收的大量的關卡費用以及風險保證金等。第三點是新產品開發成本過高。開發一件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需要大量技術人才集合，農村地區不容易集聚大量的優秀技術人才，而向條件較好的大都市招聘優秀技術人才的成本太大。第四點是難以打造信譽度較高的品牌。在消費者意識中往往會把優質產品同產品的產地聯系起來，因此，位于知名度不高的農村地區的企業集團在打造品牌的投入效應是“功倍事半”。第五點是不利于集團公司擴大對外交往，農村地區遠離政治和金融中心，為上層管理人員的交往和攻關活動代來了不便。第六點是產品出口受到某種政策的限制，如有些國家限制汽車和摩托車的整車進口，或者對它們加以高額的保護性關稅等等。
針對上述的這些矛盾，企業集團采取的對策有：（1）企業集團的部分機能外移；（2）企業集團指揮總部外移；（3）企業集團總部和部分下屬企業外移；（4）整個企業集團外移。企業集團的部分機能外移是指企業集團內部分職能機構或者下屬企業搬遷到其他的地區去。如集團公司把部分產品生產線搬遷到主要的銷售市場，這樣做法一方面可以節省成品的部分運輸費用，特別對于精密度高和易損的產品來說可以減少長途運輸和搬運過程中對產品造成的損傷。同產品生產線外移有同樣重要意義的是銷售部門和產品的設計部門搬遷到信息更加豐富，人才更加集中的地區。前者的作用是更好地利用市場信息，后者的作用是針對市場的需求設計新產品的同時，可以有效地利用所在地區的技術人才和科研單位與院校。企業集團指揮總部主要外移作為政治、金融中心的地區，其作用在于集團公司可以更容易獲得同重大決策有關的信息。企業集團總部和部分下屬企業外移的情況往往發生在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嚴重地受到原所在地區資源、信息和政策方面的制約。然而整個企業集團外移的現象是非常少見的。此外，在集團公司產品出口受到主要出口國貿易限制時，也有可能導致在國外安置部分生產流水線的做法。
七、結論
事實表明我國農村工業的發展對于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等多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受各級地方政府部門的重視。然而，各地區農村工業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區相當之好，如浙江省的溫州市，而有些地區即使花費了很大的力氣卻成效甚微。甚至個別的原來效益很好，看上去很有發展前途的企業從一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以后，很快就遇到眾多的事先無法想像的困難。本研究發現了一個事實，也即是企業的外部環境對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影響，而這環境正是在企業自身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外部環境的生成是一個進化過程，當一地區從單一的企業階段，經過生產同一種產品企業群，配套產品企業群到達有企業集團的企業群時，它們就由一個低級向更高級階段進化。一地區所處的發展階段越高，可以提供給企業的積極因素就越多。因此，如果我們發展一地區的農村工業，就必須注意到為它們創造有利于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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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技術―環境壁壘；企業國際競爭力；遵循成本；技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F741.2 文獻標識碼：A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人類對自身安全與環境質量需求的不斷提高，新的技術―環境壁壘將不斷產生并更新，因此技術―環境壁壘將成為國際貿易壁壘的主要部分，并日益成為中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障礙。企業遭遇國外的技術―環境壁壘，必然會影響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如果這些技術―環境壁壘來自企業出口的重點地區，企業將為此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因此，跨越這些壁壘就成為企業的必然選擇，這種跨越也必將對企業的經營戰略及國際競爭力產生深遠影響。
國內外一些學者專門研究了技術―環境壁壘與企業國際競爭力的相關關系，研究結果無一例外地表明，技術―環境壁壘會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產生實質性影響。但由于學者們研究的角度不同，因此形成了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技術―環境壁壘會導致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出口國企業為了達到進口國的市場準入條件和從根本上跨越技術―環境壁壘，它就必須滿足進口國所設置的技術標準、技術法規、合格評定程序等各項指標要求，而要滿足這些指標要求，出口國企業必然要承擔巨額的附加成本。這將使出口國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并導致其國際競爭力下降。Crain和Johnson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研究了美國制造業企業遵循技術標準和環境標準所帶來的引致成本。研究結果表明，遵循技術標準和環境標準使企業的成本增加，但不同規模的企業承擔的遵循成本是不同的。Maskus等利用超越對數模型（translog nodel）對發展中國家滿足主要進口國的技術標準所引致的成本進行了估算。分析結果表明，滿足進口國的技術標準要求出口國企業必須增加額外的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使出口國企業的短期生產成本提高，而且進口國的技術標準越嚴格，出口國企業滿足這些標準所支付的額外附加成本就越高。同時，Aloui和Kenny等學者也進行了類似的研究。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技術―環境壁壘有利于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David和Greenstein認為，由于標準本身包含了有關技術知識的信息，因此，遵循技術標準和環境標準能夠促使企業改善產品質量、提高產品的可靠性；同時，標準還能夠提高相似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因為相似產品中所具有的實質性特征被標準化了，其質量和性能由此得到了保證，相似產品的替代性越來越高，從而大大提高了零部件產品的可兼容性與選擇范圍，從而可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Jones和Hudson認為，在缺乏多邊協調機制的情況下，國際標準能夠為各國提供共同的參考指標，使企業的交易成本降低。技術法規能夠增強生產者和消費者關于產品的內在特性及產品質量的信息交流。換句話，由于生產的標準化，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節省了選擇的時間和精力，降低了因產品質量和其他因素的不確定性而帶來的風險。Fischer和Serra認為，技術法規和標準能夠有效增加對零部件的需求。使用者能夠把符合同一技術法規和標準的零部件在同一系統中混合使用，這種便捷能夠同時增加對系統產品和零部件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生產的規模經濟效益。Mantovani研究了企業和政府的R&D對企業遵循成本的溢出效應，他認為，企業和政府的R&D能夠降低企業的遵循成本。
從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現狀來看，學者們主要是從定量的角度來研究技術―環境壁壘給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帶來的影響，而且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技術―環境壁壘對企業生產成本的影響，而很少從定性角度系統研究技術―環境壁壘影響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傳導路徑。本文將從技術―環境壁壘所引致的遵循成本和所激發的技術創新動力兩個方面來探討技術―環境壁壘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并以中國打火機企業應對CR法規作為案例研究對象，進一步驗證兩者之間的關系。
1 技術―環境壁壘所引致的附加成本
按照技術―環境壁壘的作用機理：凡符合進口國的技術標準、環境標準、技術法規、合格評定程序、檢驗檢疫標準等相關指標要求的產品，被允許進口；反之，凡不符合進口國的各項指標要求的產品，被拒絕進口。出口國企業為了獲得進口國的市場準入條件和從根本上超越進口國的技術―環境壁壘，必然要對自身原有的生產工藝進行改造、對原有的內部測試和檢驗程序進行改進，并且還要建立新的質量管理體系等，所有這些都要求出口國企業必須投入額外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除此之外，為了證明其產品符合進口國的各項指標要求，出口國企業還必須對產品進行認證以及接受進口國有關機構的檢驗等，所有與此相關的費用都要由出口國企業承擔。顯然，這些費用構成出口國企業額外的附加成本。由于這些附加成本是出口國企業為了滿足進口國所設置的技術―環境壁壘的各項指標要求而發生的，因此也稱為技術一環境壁壘的遵循成本。
這種遵循成本主要包括：一次性遵循成本（one-time compliance cost）、重復遵循成本（recurring compliance cost）和技術創新的轉換成本。其中，一次性遵循成本是指為達到技術法規和技術標準的要求而在生產、檢疫等環節進行技術改造所導致的成本增加。重復遵循成本是指為了驗證出口產品是否符合進口國的標準要求所產生的檢驗費用、為了進行檢驗而導致資金周轉速度下降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庫存成本和運輸費用的超額支出等。技術創新的轉換成本主要包括企業技術轉換所造成的原有技術資產失效（經濟有效期內提前報廢）的損失以及與原有技術資產相匹配的或對原有技術資產提供支持的各種資源可能失效的損失。
顯然，技術―環境壁壘所引致的這些附加成本增加了出口國企業的生產成本，也提高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門檻。這些附加成本使出口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價格競爭優勢喪失，國際競爭力遭到削弱。根據OECD的研究結論，技術性貿易壁壘所引致的附加成本是企業生產成本的2%～10%；美國商務部得出的結論是，美國和歐盟對電信設備和信息技術產品的重復測試與認證給企業帶來的負擔每年超過11億美元。
2 技術―環境壁壘激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
技術―環境壁壘除了導致出口國企業增加額外的遵循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激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活動。
邁克爾?波特提出了關于環境規制與企業競爭力關系的“雙贏”觀點：“恰當設計的環境規制可以激發企業的技術創新，從而產生效率收益，相對于不受環境規制約束的企業來說，可能會導致絕對競爭優勢；相對于環境規制標準較低的國外競爭者而言，環境規制通過刺激創新可以對企業的國際市場地位產生正面效應”。
本文把邁克爾?波特指出的環境規制與企業競爭力的關系推演到技術―環境壁壘與企業國際競爭力的關系上來：如果進口國政府出于保衛國家安全、保護生態環境、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與健康等目的考慮，合理設置針對進口產品的技術標準、環境標準等技術性貿易措施，將激發出口國企業的技術創新行為，進而產生后發的規模經濟效益，并形成同類產品的低成本優勢。技術創新能夠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可以通過以下3種途徑表現出來。
（I）技術創新可以使企業通過“創新補償”獲得競爭優勢。
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主要是通過創新補償來實現的。創新補償可以分為產品補償和過程補償。創新補償是影響企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它可以通過多個維度表現出來，其中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改變企業的生產成本，并使企業能夠提供差異化的產品；創新補償更深層次的表現則是改變企業的生產經營方式。
技術創新可以使企業提供質量更高、性能更可靠的產品。在進口國的技術標準、環境標準、技術法規、合格評定程序等技術性貿易措施的約束下，出口國企業會對生產方式進行徹底變革，從而生產出質量更高、性能更可靠、消費者更放心的產品，這時就產生了“產品補償”。
技術創新可以使企業產生規模經濟效益，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當進口國的技術―環境壁壘激發出口國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并產生后發的規模經濟效益時，就產生了“過程補償”。
（2）技術創新可以使企業通過“率先行動”獲得競爭優勢。
比競爭對手更早或在技術―環境措施實施前開始技術創新，可以獲得先動優勢，這種先動優勢通過以下2種方式表現為成本優勢。①預期進口國將要實施新的技術―環境標準，并在這些標準被執行之前率先開發與其相適應的技術，降低企業的遵循成本。開發與進口國所設置的技術―環境標準相適應的新技術，往往會導致企業生產過程的中斷，但預期能夠使企業有充足的時間去調整其生產過程，并且使這種因生產過程中斷給企業所帶來的損失最小化。而對進口國的技術―環境標準做出滯后反應的企業則可能面臨“時間一壓迫不經濟（time compress diseconomies）”，企業在較短時間內調整其生產往往會導致生產過程的頻繁中斷，況且有的時候進口國從設置技術―環境標準到正式實施這些標準，給企業預留的調整時間很短，如果企業不能對進口國所設置的技術―環境標準進行預期，不能迅速做出反應，那么企業的遵循成本就會提高，從而喪失競爭優勢。②企業通過率先行動，提早開發與技術―環境標準相適應的新技術，能夠使企業通過學習曲線效應獲得成本優勢。對技術―環境標準反應越及時，就能越快移動到“學習曲線”的更低處，因此，在給定時間內，“率先行動”企業所付出的遵循成本將相對于競爭對手更低。
（3）技術創新不僅可以使企業滿足進口國的技術標準和環境標準要求，而且可以使企業獲得制定國際標準的話語權，進而獲得競爭優勢。
標準，在企業的規范化生產和市場整合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也是衡量一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標尺。
技術創新可以使企業滿足進口國的技術標準和環境標準要求，按照技術標準和環境標準進行生產能夠使企業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并且降低總成本。因為標準本身包含了有關技術知識的信息，遵循標準有利于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和產品的可靠性。標準也可以通過提高產品信息的透明度以及產品及其零部件的兼容性來降低交易成本。技術標準增加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關于產品質量和產品內在特征的信息交流。簡言之，由于產品的標準化，消費者降低了確定產品質量的不確定性。在缺乏多邊協商的條件下，國際標準能為遵循標準的各國提供共同的參考點，從而降低交易成本。遵循國際標準能增加出口機會。
技術創新可以使企業獲得制訂國際標準的話語權。現代企業對技術創新的追求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研發一兩件新產品，而是創立一個新標準。一旦這個標準為市場所接納，這種產品就會成為一系列產品的規范，帶來源源不斷的利潤。企業掌握了標準，就等于掌握了市場的主動權，否則就只能跟在別人的后面搞替代加工，即所謂的“三流企業做產品，二流企業賣技術，一流企業賣標準”。標準對企業利益乃至國家利益來說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鑒于此，一些企業試圖努力使自己的標準成為國際標準，尚沒有建立標準但具備一定基礎的企業也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標準。爭奪標準就是爭奪市場。所有這些表明，標準的創立和被市場所接受，是市場競爭的產物和結果。標準的創立是一個動態的運動過程，而標準的創新國在這一過程中將處于有利的地位。然而，只有在技術創新方面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的企業才能獲得制訂國際標準的話語權和控制權。
3 技術―環境壁壘影響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傳導路徑
技術―環境壁壘雖然給出口國企業帶來了額外的附加成本，但是企業的技術創新行為則會使這些附加成本部分甚至全部被抵消。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術―環境壁壘是通過兩個傳導路徑來影響企業國際競爭力的。①為了滿足進口國的技術標準和環境標準要求，出口國企業必須支付額外的附加成本，這種附加成本包括出口國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所帶來的轉換成本，對原有的生產工藝進行改造、對原有的內部測試和檢驗程序進行改進以及對產品進行認證等所產生的遵循成本。這些附加成本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從而削弱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②為了跨越進口國的技術―環境壁壘，技術創新是出口國企業的必然選擇，而技術創新不僅能夠使企業通過“創新補償”獲得規模經濟效益，而且還能夠使企業通過“先動優勢”獲得成本優勢，同時還能夠使企業通過創立國際標準獲得市場控制權。企業通過技術創新能夠降低其生產成本，增加其市場份額，從而能夠增強其國際競爭力。
我們把技術―環境壁壘影響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傳導路徑用圖1來描述。
4 案例分析：CR法規對中國打火機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
4.1 兒童防護法規（CR法規）
兒童防護法規（Child Resistance Law，CR法規），最早始于美國。1993年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ttee，CPSC）的一項市場調查結果表明：美國市場銷售的打火機95%為一次性打火機，每年都會發生兒童玩耍此類打火機引發火災和死亡的事故，造成重大損失。因此，美國著名打火機生產商ZIPPO公司借機游說立法機構，促成美國出臺了CR法規。1994年美國頒布并正式實施CR法規，該法規以法律形式強制性規定：凡進入美國市場的2美元以下一次性打火機產品，必須安裝防止兒童開啟的裝置，該裝置能確保氣門活塞所承受的壓力不小于規定的最小值9.25磅壓力，以防被兒童開啟。這個法規看起來是一個安全法規，其實隱含著明顯的貿易歧視。因為歐美打火機企業，包括日本和韓國的打火機企業，由于勞動力成本較高，因此，其打火機產品的價格一般都在2美元以上；而中國打火機企業由于勞動力成本較低，因此，產品成本也比較低，出廠價一般都在2美元以下。美國以價格作為評判打火機安全界限的標準，其針對性很強，目的就是以保護兒童安全為由設置貿易壁壘，限制中國打火機產品在其市場銷售，以保護本國生產商的利益。
受美國實施CR法規的影響，在歐洲最有影響力的打火機生產商BIC公司的游說下，2001年歐盟啟動了CR法規的制訂程序。2002年，歐盟授權歐洲標準化委員會制訂了ENl3869標準――防止兒童開啟打火機的安全要求及測試方法（Lighters-Child-Resistance for Lighters-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簡稱CR法規。該法規規定，凡出廠價格低于2歐元的一次性打火機必須安裝防止兒童開啟的安全裝置，否則不能在歐盟市場銷售。歐盟的這一法規與美國的CR法規如出一轍，都把矛頭指向中國生產的打火機。該法規原定于2004年6月19日正式實施。由于該法規帶有明顯的貿易歧視，因此，在中國有關各方的積極交涉下，歐盟最終推遲了該法規的實施。2006年，歐盟委員會投票通過了修訂的CR法規。與舊法規相比，新法規取消了以2歐元為界限的安全鎖條款，但是，新法規增加了新的條款：禁止在歐盟市場銷售所有外形吸引兒童的新奇打火機；對于不受CR法規約束的打火機必須是豪華型或半豪華型的，使用壽命應在5年以上，必須有2年以上的產品保用期，打火機的裝置應該可以進行維修和更換，在歐盟應該有售后維修。2007年3月11日，新修訂的CR法規正式實施。
日本是繼美國、歐盟之后第三個實施CR法規的國家，2010年12月27日，日本頒布了具有其本土特色的CR法規，規定進入日本市場的一次性塑料電子打火機、砂輪打火機和塑料點火槍必須符合日本CR法規的有關技術性要求。同時，相關產品還必須獲得日本文化用品安全實驗所的檢測檢驗合格證書。日本的CR法規借鑒了歐盟新法規的做法，沒有采用以價格作為評判打火機安全界限的標準，同時，在其附加條款中也規定了非常嚴格的標準要求，比如，附加條款第三條規定，“有關打火機點火裝置的主要零部件，至少能超過5年使用期限”。附加條款第四條規定，“磨耗的或者無法繼續使用的打火機零部件，必須能夠在市場上容易買到”。據悉，全世界至今為止，還沒有一款不經維修或更換部件就可達5年壽命的電子點火式打火機或打火機的點火裝置。
4.2 CR法規對中國打火機企業成本的影響
美國、歐盟和日本相繼出臺CR法案，對中國打火機企業造成重大影響。這種影響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增加了企業的附加成本，提高了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成本，削弱了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這些附加成本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1）檢測費用。按照美國、歐盟和日本頒布的CR法規的有關規定，凡受CR法規約束的相關打火機產品必須通過相關國家認可的第三方檢測機構的認證，否則，不得在該國市場銷售。然而，CR標準的檢測費用非常高，據調查，一款打火機的檢測費用高達2、3萬美元。這對于一個中小型企業來說，無疑是一筆巨額的費用。
2）庫存費用。CR標準的檢測周期很長，一般來講，完成一次完整的CR檢測至少需要3個月，有時甚至長達半年。這么長的檢測周期肯定會對企業正常的生產和經營活動產生較大影響，由此也會產生相關的費用。
3）研發費用。CR裝置的專利技術主要掌握在歐盟、美國和日本的生產商手中，開發新的CR裝置難度很大，同時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中國打火機企業無論是自行研發CR裝置，還是向國外生產商購買專利技術，都將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
無論是檢測費用，還是庫存費用和研發費用，獲得每個企業的相關數據難度很大，因此，本文以《中國海關統計年鑒》中打火機的出口量和出口額為依據，計算出每個打火機的出口價格，以此價格的變化來說明CR法規對中國打火機企業成本的影響。在企業利潤率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價格提高意味著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反之亦然。圖2描述了1992--2010年中國打火機在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出口價格變化情況。
從圖2可以看出，中國打火機在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價格變化趨勢驚人地相似，具體表現為：在美國、歐盟正式實施CR法規前后，中國打火機在兩個市場的出口價格首先出現明顯的下降，然后再出現明顯的上漲。這種變化趨勢可以被解釋為：中國打火機企業希望在相關國家正式實施CR法規前，將庫存產品盡快銷售出去，因此，競相壓價銷售其產品；但是，隨著企業逐步滿足CR標準的要求（具體體現為中國打火機企業在相關國家或經濟體獲得專利授權），企業已經支付了高昂的檢測費用和研發費用，使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從而導致其出口價格上漲。然而，由于日本出臺CR法規較晚，現有數據還未反映出其對打火機出口價格的影響效應，因此，中國打火機在日本市場的出口價格變化非常平穩。
4.3 CR法規倒逼中國打火機企業進行技術研發
美國、歐盟和日本是中國打火機的主要出口市場，3個經濟體相繼出臺CR法規，對中國打火機企業造成重大影響。面對CR法規，中國打火機企業面臨兩難選擇：要么退出受CR法規限制國家的市場；要么滿足CR法規的技術要求。如果選擇前者，則意味著中國打火機的出口量將急劇萎縮，許多打火機企業將瀕臨破產，而且與打火機相關的企業也會遭受重創；如果選擇后者，則意味著中國打火機企業必須研制出滿足CR法規要求的安全鎖，而這些安全裝置的專利技術主要掌握在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生產商手中，研發新的安全裝置難度很大。
為了不失去這些主要出口市場，中國打火機企業必須研制出滿足CR法規要求的安全裝置，這是企業的唯一出路。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打火機生產商就開始研究防止兒童開啟裝置。并且已經注冊了上百個專利。在美國知識產權局（uspto.gov）申請的與CR法規有關的專利共計79項，其中，法國BIC申請的專利數超過專利總數的1/5，達到14項，瑞士Swedish Match申請的專利數為4項，日本Tokai為4項，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的企業或個人申請的專利也占有相當的比例，大約為17項，占專利總數的1/5。在歐盟知識產權局（）申請的與CR法規有關的專利共計16項，其中，法國BIC 4項，西班牙Flamagas 4項，瑞士Swedish Match 2項，日本Tokai 2項。
在巨大的壓力面前，中國打火機企業開始著手研究既符合CR法規要求，又極具市場競爭力的打火機。1996年中國打火機企業首次研制出了這種新型的安全型打火機，并在相關國家獲得專利授權。隨后，中國打火機企業又陸續研制出更多符合CR法規要求的專利產品，至2011年，中國打火機企業在主要出口國家或地區申請的與CR法規有關的專利共計22項。具體申請情況見表1。
中國打火機企業不僅在主要出口國家和地區申請與CR法規有關的專利，而且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zljs）積極申請專利。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的與CR法規有關的專利共計285項，其中發明專利54項，占其總數的18.9%；實用新型專利231項，占其總數的81.1%。具體申請情況見表2。
獲得與CR法規有關的專利授權，意味著中國打火機企業獲得了進入相關國家或地區的通行證，CR法規是通過倒逼機制促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和技術標準，進而增強其國際競爭力。
4.4 CR法規對中國打火機出口量的影響
遵循CR法規所產生的附加成本提高了中國打火機的出口價格，從而削弱了中國打火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針對CR法規所進行的技術研發又使企業獲得了進入受限國家的通行證，增加了市場份額。從而又增強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本文認為，在CR法規約束下，企業出口量下降意味著國際競爭力下降，而出口量增加則意味著國際競爭力增強。本文用中國打火機出口量的變化來描述CR法規對中國打火機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圖3描述了1992-2010年中國打火機在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出口量變化情況。
從上述統計數據可以看出，美國實施CR法規之前，中國打火機在美國市場的出口形勢很好。1992年中國打火機在美國市場的出口量只有5086萬個，1993年猛增到17506萬個，增長了244.2%，1994年又增長到27962萬個，比上年增長了60%。1994年美國CR法規的實施不僅遏制了中國打火機在美國市場的增長勢頭，而且還使中國打火機在美國市場的出口量絕對減少。1995年中國打火機在美國市場的出口量減少到23121萬個，比1994年減少了17.3%。當時，中國打火機企業還沒有針對貿易壁壘進行抗辯的經驗和能力，再加上中國還不是WTO成員國，缺乏正常的申訴渠道。因此，美國出臺CR法規后，由于無法滿足CR法規的技術要求，中國打火機企業紛紛退出美國市場，只有少數為美國打火機品牌做代工的企業還有產品出口到美國市場。之后，隨著中國打火機企業研制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帶CR裝置的打火機，逐步滿足了美國CR法規的技術要求，中國打火機企業又重返美國市場，出口量又開始有所增長，尤其是2000年，中國打火機企業在美國知識產權局申請了2項專利，2001年中國打火機在美國的出口量較上年就增長了52.6%。
雖然歐盟和日本相繼出臺了CR法規，但由于中國打火機企業已經成功研制出滿足美國CR法規的專利技術，并在歐盟和日本申請了專利，因此中國打火機在歐盟和日本的出口量并沒有因為cR法規而受到太大影響，反而持續穩定增長。
5 結論
論文摘要：本論文從博弈論的角度，系統地論證了在有限合伙制創業投資基金中，創業投資家聲譽的作用和機制，指出了其聲譽的影響因素與表現方式，認為在創業資本市場中，創業投資家的聲譽不僅是創業投資家自我規范和行為約束的有效機制，而且對創業投資家的融資及其創業企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Abstract: Based on games theory, this essay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reputation of venture capitalist in venture capital fund of limited partnership. The paper states both influential facts of his reputation and its expression form, and believes that the venture capitalist’s reputation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self-control of venture capitalist but also it plays a promotional role in the fund raising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or venture capitalist.
關鍵詞：聲譽 創業投資家 博弈
Key words: reputation; venture capitalist; games
一、聲譽的涵義
所謂聲譽是一種保證形式。它是擁有私人信息的交易一方向沒有私人信息的交易另一方的一種承諾[1]。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表明，聲譽在經濟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無論是產品市場還是資本市場，聲譽都是維持交易關系的一種不可缺少的機制。在產品市場上，聲譽是賣者對買者做出的不賣假冒偽劣產品的承諾；在資本市場上，聲譽是企業家、經營者對投資者(股東、債權人)做出的不濫用資金的承諾。這種承諾通常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執行性，也就是說，一般不能通過交易關系之外的第三方(如法院)來強制執行[2]。
聲譽具有“路徑依賴”機制。當事人對自身聲譽的投資越來越多時，他就愈發關注自身的聲譽，為維持和擴大聲譽做進一步的聲譽投資，因為原有的投資都是一種沉淀成本，沉淀成本越高，喪失聲譽的機會成本也就越高，聲譽一旦喪失就很難再重新建立起來，或者說聲譽的建立要比聲譽的毀壞難得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對聲譽的投資應該是一個不斷自我增長的過程。總之，聲譽是一種博弈均衡，初始條件的差異會導致不同的均衡狀態。
在創業資本市場，創業企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無信用歷史，不能用自己的資產做抵押，也不能在公眾面前披露更多的產品信息。所以，創業資本市場相對來說是一種信息極不對稱的市場。正是由于專業化的創業投資家出現，架起了投資者與創業企業家之間的橋梁，有效地降低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聲譽對創業投資家至關重要。首先，已進入市場的創業投資家要維護其良好的聲譽。如果他失去了聲譽，得不到某些投資者的信任，那么，他原有的聲譽便會很快下降，他再次籌資便會寸步難行。其次，聲譽還可以起到行業進入的壁壘作用。創業資本成功退出的巨大收益必然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加入創業資本市場。然而，創業資本的投資者在已經選擇了合伙人的情況下，除非普通合伙人喪失聲譽，不會有人去選擇新的合伙人。新進入的創業投資家要想建立起聲譽，只有加入舊的有限合伙公司，通過時間的積累和知識的積累，逐步形成自己的投資才能和聲譽。聲譽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旦建立起良好的聲譽，創業投資家就會極力維護其聲譽，否則，聲譽的喪失是瞬間的。因此，創業投資家行為約束的一個重要機制是聲譽。
從這種意義上講，聲譽是一種租金，它是對高聲譽者的一種獎勵。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斯將聲譽視為一種有價值的資產，認為聲譽與制度一樣減少了交易的不確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3]。
二、創業投資家的聲譽機制
創業投資家的期望收益不僅取決于自身努力，而且與環境變量有關，由于信息極不對稱，創業投資家易偷懶并難以被發現，損害了投資者利益。同時，創業投資家的收入按總收益的比例獲得，那么，邊際收益的一部分等于邊際成本，創業資本效率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因此，創業投資家只有靠聲譽，解決此問題并進行成功地融資。
假定創業投資家的效應函數為：，其中U表示效用水平， 表示創業投資家的勞動投入量，并假定勞動投入代表了其真實的努力程度，E(v)代表預期收益，且 ，再假設E(v)是努力程度 和環境變量 的函數，寫作：，且 這表明總收益是創業投資家努力工作程度和其環境變量好壞的增函數，可以將創業投資家的效用函數重新描述為。表明創業投資家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存在兩種相反的傾向，盡量爭取閑暇，讓自己過得輕松一些；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努力工作以增加自己收入進而提高效用水平的傾向，因而又存在著努力工作的愿望。創業投資家效用最大化的決策是收益的邊際效用與勞動投入的邊際效用的絕對值相等決定勞動投入量。但是由于 ，且創業投資家的收入按總收益的比例獲得，創業資本效率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創業投資家可能壓倒通過減少努力工作來提高收入從而提高效用的動機。因此，創業投資家總是存在著一種同時能夠提高收入而又盡量少努力地工作的利益本能沖動，他就可能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即他把期望收益 E(v)提高的希望寄托在環境變量 上， 這樣他在搜尋、評價及管理創業企業上就可以投入較少的勞動，如果企業業績突出，他的收入也可望大大增加；反之，如果企業虧損，由于從閑暇中得到了補償，其效用損失不會很大，甚至沒有減少。
假定創業投資家的勞動 以橫軸來評價， 代表創業投資家在一定的基金規模上投入勞動的邊際產品。在一個競爭性市場上，創業投資家的邊際成本 是水平的， 是創業投資家努力的成本。如下圖，如果創業投資家用自己的資本來投資，均衡點為B，其投入的勞動量為 在達到這一均衡時，即有邊際等式： 。但是，當創業投資家用投資者的資本進行投資時，如果創業投資家對基金的利潤分配比例為 ，則創業投資家的邊際凈收益 將下移。當創業投資家按照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即 來決策時，與之相應的勞動量為 ，均衡點位于A。在這一條件，總收益為面積 ，表示，投資者所獲的收益等于面積EDJA，創業投資家的收益等于面積。 然而在均衡點A，創業投資家勞動的邊際收益大于其邊際成本，因此，面積JAB代表了．這種制度安排的福利損失[4]。
-J)。現期和未來報酬的權重分別為(1- ) 和 。在納什均衡下，創業投資的努力水平由下式決定：
會再籌集另外一筆基金，因此，聲譽不能再作為一種激勵手段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這時，投資者只有通過投資契約安排來減少創業投資家的機會主義行為，保護其利益；第三個因素是創業投資家在培育自己的投資能力所投入的資產專用性水平和數量。當一個創業投資家的聲譽下降到一定程度時，他就不得不考慮改變職業，他為培育自己的能力所投入的資產的專用性越高，數量越多，改變職業的成本就越高，從而他對自己的聲譽也就越重視。
綜上所述，首先，組建創業投資基金與創業投資家的資歷、經驗以及專長和聲譽密切相關；其二，聲譽也吸引了創業企業家來尋求投資，越優秀創業投資家越能吸引優秀創業企業家；其三，聲譽還能吸引一些職業經理人離開大公司加入創業企業，從而使創業企業有一支更有力的管理隊伍；其四，創業投資的加入創業企業預示著這家企業有較好的發展前景，供應商對創業投資家所支持的企業就十分有信心，供應商便以更低的價格、更好的付款條件和更多的貿易信用來支持創業企業，達到雙贏；其五，客戶和分銷商也對創業投資家所支持的企業看好，相信該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更好、更有競爭力；最后，在創業企業上市時，創業投資家的聲譽能夠吸引一流的證券承銷商，降低發行成本，吸引分析師的跟蹤，吸引機構投資者長期持有創業投資家所支持的企業股票，并且在企業的轉售、并購方面，創業投資家幫助創業企業找到合適的投資者或收購兼并公司，使創業企業有更好的發展。
結論：由于創業資本市場信息極其不對稱，創業投資家的聲譽效應解決了投資者對創業投資家的行為約束和規范，同時利于創業投資家向投資者融資。這對于發展我國創業資本市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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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幾十年來，在新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各個國家之間逐步形成了以新型的國際分工為基礎、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支撐、以開放型經濟為國策、以發達的市場體系為紐帶的大融合，0世界經濟領域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經濟現象與經濟過程，對世界市場上國際價值及其作用規律的發揮產生了重要影響，導致國際價值呈現出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變化與特點。如科技因素在國際價值形成中的作用日益顯化；國際價值規律對國與國之間生產與交換的調節作用不斷強化；國際價值實現的市場平臺擴大化，實現方式多元化；國際價值實現的障礙多重化。
一、影響國際價值變化與特點的因素分析
在馬克思時代，市場交易方式相對簡單，市場空間和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比較有限，充當世界貨幣的貴金屬的價值比較穩定。與之相聯系的，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及其作用力也比較易見，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動能夠比較直觀地反映商品的國際價值。而在當代，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不僅對決定商品價值的原有的傳統因素產生影響，而且還引發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新因素。新舊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商品價值的決定更呈復雜化趨勢。再加上信息化、全球化引發市場結構的變化，使市場主體與客體之間，企業的生產經營與產品的出口營銷之間，存在著大量的信息非對稱性，所有這些，是導致新時期國際價值變化特點的主要因素。面對這些影響國際價值變化的因素，有必要進行具體的分析。
1在新技術革命作用下傳統因素對國際價值的影響
(1)生產資料。在馬克思時代，作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產物——蒸汽機的出現及其在生產領域的應用，使直接生產過程所使用的勞動資料發生重大變革，即機器代替手工工具。大機器在生產領域中的普遍使用，成為當時生產方式的典型特征。在當代，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的技術裝備水平遠非馬克思時代的普通機器所能及。在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下，生產資料的構成中不僅勞動資料發生了質的變化，勞動對象的范疇也在擴展，出現了許多新的勞動對象。就勞動資料的變化特點來看，由于計算機在生產領域的廣泛應用，勞動資料的技術裝備水平大幅度提高，其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斷提升，而且這些新技術、新設備的應用范圍在不斷拓展，即由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這就使得生產過程中這些高科技含量的生產資料包括技術裝備和勞動對象，必然對國際價值產生新的影響，表現在產品價值中物化勞動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還表現在由于勞動資料無形損耗速度加快、折舊期縮短而產生對產品價值的影響等。
(2)勞動力構成。在馬克思時代，企業的規模較小，機器設備的技術含量較低，企業內部專門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人員數量少，管理人員的數量極其有限，為機器生產服務的各類人員也主要在企業內部，很少延伸到企業之外，顯示出當時勞動的特點是：以體力勞動、重復型的簡單勞動、企業內部的生產型勞動為主，勞動者的組合結構以普通的藍領勞動者為主。而當代，在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下，企業的生產再也不是停留在原來的普通機械上孤立地進行，高科技含量的設備引領著企業的生產不斷提高自動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致使直接生產過程發生了一系列質的的變化，與此相聯系的勞動過程也發生了相應的質變，使當代勞動出現了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新特點——以腦力勞動、創新型復雜勞動以及企業內外部結合、生產型與服務型并重的勞動為主，勞動者的組合結構以白領勞動者為主。而作為當代勞動者主體的科技勞動者、管理勞動者和高級生產、服務勞動者所從事的高級的復雜勞動，對商品的國別價值和國際價值的影響作用，也遠遠超過馬克思時代。
(3)勞動生產率。在當代，由于高新科技在生產領域中的廣泛應用，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率遠遠高于馬克思時代，對國際價值的決定產生了重大影響。具體表現在：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各個國家內部單位商品的價值量降低，而世界市場上國際價值總量卻在增長。產生這一經濟現象的原因在于，從各個國家內部看，高新科技的應用引發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不僅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商品大量增多，而且使單位商品耗費的勞動時間大為減少，致使單位商品價值量下降。而從國際范圍看，高新科技引發了許多新產業、新部門的開拓，許多新產品、新服務的提供，大大增加了國際價值的總量；占據主導地位的大量高級復雜勞動力的使用，會大大增加國際價值的總量；先進技術裝備的使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增加產品總量的同時會消耗更多的勞動對象和生產設備，使轉移的舊價值增加，從而相應增大單位商品的國際價值量。這就是當代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商品價值和國際價值的雙重影響。
(4)供求關系。戰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場獲得了長足發展，市場規模空前擴大，市場機制日趨完善，商品在世界市場流通的速度、范圍是馬克思時代不可比擬的。但信息化、全球化也引發了世界市場競爭的空前加劇，使由供求關系導致的價格波動更加明顯地影響商品國際價值的實現。一方面，各個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其政府、商會和企業紛紛加強營銷網絡、進出口渠道的構建與維護，以促進世界市場流通渠道的暢通，客觀上有利于國際市場商品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各個國家為了牟取更大的利益，采取種種手段，對市場的供求施予國別政策和人為的影響，使國際市場供求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失靈。表現在有些國家為了提高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惜對出口企業進行明貼暗補，而對外則采取關稅壁壘和各種非關稅壁壘等措施，將別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拒于國門之外，所有這些都不同程度地制約了國際市場上商品的供求平衡，進而影響了商品國際價值的實現過程。
(5)貨幣價值。在馬克思筆下，世界市場上是由黃金和白銀等貴金屬充當世界貨幣的材料。世界貨幣作為衡量商品國際價值量的外在尺度，其自身價值的變化，必然會對商品的國際價值量產生影響。在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內在尺度不變的前提下，世界貨幣的價值變化與商品的國際價值量變化成反比關系。而如今，黃金、白銀等貴金屬早已退出流通領域，少數發達國家和地區聯盟組織的紙幣替代貴金屬在世界市場上流通，實際上執行了世界貨幣的職能，成為衡量商品國際價值量的外在尺度。這些國家和地區聯盟組織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會采取措施使本幣幣值變動，從而引發國際市場的匯率波動，進而影響世界市場商品國際價值的變動。
2新技術革命引發的新因素對國際價值的影響。
信息化、全球化不僅改變著原有的傳統因素對國際價值形成的作用機制，而且引發了一系列影響商品國際價值的新因素。
(1)網絡貿易。網絡貿易是在20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的產物。實踐證明，網絡貿易顯著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大大推進了國際貿易向快速化、簡易化的方向發展。具體表現在：一是在網絡貿易領域中，參與交易的各方只要支付少量的網絡通信費就可以獲得所需的信息，在此基礎上進行信息的存儲、交換和處理，大大節約了交易費用；二是參與交易的各方無須中介的介入，只要借助于全球性開放的互聯網進行直接的聯系與交易，大批的買賣瞬間即可完成，大大提高了交易速度；三是參與交易的各方可以通過互聯網及時掌握世界市場的行情和需求動態，對于出口商來說，可以根據世界市場的行情和需求動態來安排商品的生產和組織出口，使商品的出口能夠與不斷變化的世界市場需求相適應，促進供給與需求的均衡，以體現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調節作用的有效發揮。
(2)產業壟斷。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表明，壟斷對商品價值的形成和實現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在世界市場上，壟斷對商品國際價值的影響作用，也大體相似。在當今的信息網絡時代，壟斷出現了新現象，突出表現在信息產業自身的領域。由于信息產業是新興的產業，信息經濟具有規模效益遞增的特點，各國政府都把它作為戰略性產業加以扶持和保護，并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大力促進其發展，這就使得信息產業容易產生壟斷。再加上特有的經濟效益、高額的壟斷利潤使該產業中的壟斷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有利于促進其發展，以繼續強化其壟斷地位。這一切使信息產品的國際價值很大程度上受壟斷企業的個別價值所左右，壟斷企業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往往會憑借其壟斷地位制定產品的壟斷高價，使其大大偏離真實的國際價值。(3)服務貿易。戰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其增長速度遠高于國際貨物貿易。與普通的貨物貿易相比，國際服務貿易具有自己的特征，給服務產品的價值決定帶來新的問題：一是有些服務具有獨享性。如數據信息處理、環境保護以及城市規劃等專業，涉及的是特定的主體和客體，部門之間、行業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的競爭，也難于用統一的價值尺度來衡量；二是大部分的服務具有不可貯存性。這是由國際服務的供給與消費幾乎同步進行的特點決定的；三是貿易對象的兩權具有可分離性。在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中，商品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同時轉移到進口者手里，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只發揮一次作用。但國際服務貿易則不同，其貿易對象的兩權往往可以分離。如在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貿易中，服務的出口者可以憑借其所有權，通過契約關系，在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分別向不同的進口者轉讓使用權，使產品的使用權得以多次轉讓。由于同一服務的使用權可以多次轉讓，多次參與國際貿易。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調節作用也相應地發揮多次。
(4)組織干預。戰后發展起來的國家或地區間的經濟合作組織，都有其共同之處，即通過成員國或地區政府間的協商，逐步消除區域內的貿易障礙，促進區域經濟與貿易的發展。在有的經濟合作組織內部，例如歐盟，不僅在成員國之間拆除商品、服務的貿易壁壘，實行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且在組織內部推行統一的貨幣，從而使價值規律調節商品生產與流通作用越出了各成員國的國界，商品的價值也相應地由原來的國別價值發展為區域價值。區域價值的出現有利于國別價值向國際價值的過渡。然而，這些經濟合作組織對外卻依然維持一定程度的貿易壁壘，從而客觀上造成了統一世界市場的分割，又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際價值的形成。顯然，國家或地區間的經濟合作組織的干預，對于國別價值向國際價值的發展和國際價值的形成，客觀上產生著雙重影響。
二、馬克思國際價值論的創新與發展路徑
眾所周知，馬克思沒能完成他所設計的按照由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到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的順序來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的寫作計劃，也沒能留下關于國際價值研究的完整理論表述，散見于其著作中關于國際價值理論的相關論述，是100多年前馬克思在當時的市場背景下，依據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和科學方法，對國際價值問題所進行的初步探索，所形成的有關國際價值的論述大多是基于他的勞動價值論在世界市場的應用和邏輯延伸。這些論述，不僅成為后人繼續研究的有益借鑒，同時也為后人對國際價值的進一步探討留下充分的余地。
當今世界市場出現了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新特點，也帶來了國際價值的新變化，需要我們對這一系列變化、特點進行新的探索，以此創新馬克思的國際價值論。在新時期，創新與發展國際價值論，需要運用馬克思的科學方法，研究信息化、全球化對國際價值帶來的影響及其引發的國際價值的新變化和新特點。不僅要研究當代國際價值形成的基礎條件，而且要研究國際價值的決定與國際價值的實現，還要研究國際價值規律的具體作用等問題。
從國際價值的形成看。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生產資料、勞動強度、勞動生產率、貨幣價值等影響國別價值形成的傳統因素的變化，同樣是引發國際價值變化的因素。這些因素可以在不同的時段、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對國別價值產生影響，其影響可以是同一方向、不同程度，也可以是相反方向、相同程度等多種組合情況。由于國別價值是國際價值形成的基礎，國際價值是國別價值在空間上的延伸，對國別價值的創新與發展研究，同樣適合于對國際價值的研究。此外，我們還需要注意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供求關系、網絡貿易、產業壟斷、服務貿易以及組織干預等一系列新因素的出現與變化。研究這些發展變化的新因素在不同時段、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在方向、程度上對國際價值的形成所產生的不同影響，也是新時期探討國際價值論創新與發展的一條重要路徑。
從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看。價值規律在世界市場上的作用，實際上是其在國內市場作用的擴展和延伸。與國內市場相似，在世界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同樣是通過供求關系的變動影響價格的漲落，以此調節生產要素的配置和總勞動量在世界范圍的分配。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在這里，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然而，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是，戰后，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場上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出現新的變化，即呈現出泛化、強化和更有效的特點。對這一系列新特點的深入探討，是研究新時期國際價值創新與發展的重要內容。此外，在新時期，價值規律的調節手段也有新的變化，即當今價值規律在通過供求關系調節世界市場的進程中，往往是通過利率、匯率以及利潤率等具體的經濟杠桿進行的。這些經濟杠桿會從不同角度、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對世界市場的投資方向、投資規模、投資結構以及貨幣流量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世界市場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和世界總勞動量在各個不同生產領域的分配。對這一系列經濟杠桿調節作用的具體研究，是探討新時期國際價值論創新與發展的另一條重要路徑。
從價值規律的作用結果看。一旦商品從國別市場進入國際市場，隨著空間的變化，相應的，價值規律的作用及其優勝劣汰功能也從一國范圍擴展到世界范圍。在世界市場上，由于較發達國家和較落后國家的生產率水平差距較大，他們的單位產品價值差別也較大，這有利于較發達國家在市場競爭中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同時較發達國家還可以憑借對市場的壟斷，進行不等價交換，以較少的物化勞動換取較多的物化勞動，獲取超額利潤。所以，馬克思說：價值規律在這里有了重大的變化，一個國家的三個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個國家的一個工作日交換。比較富有的國家剝削比較貧窮的國家。在新時期，盡管國際貿易和各國間的經貿往來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世界市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和完善，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和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但價值規律的優勝劣汰的功能依然未變，國際市場上不平等交換的機制依然存在。由于戰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具有不斷拉大的趨勢，在價值規律優勝劣汰功能和不平等交換機制的作用下，通過國際市場交易所實現的利潤由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也就不可避免，這也就是戰后以來富國越富、窮國越窮、南北差距具有不斷拉大趨勢的重要原因。與此相應地，也引發了戰后國際經貿關系方面新的統治和依附關系。顯然，研究新時期世界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結果，考察國際貿易所實現的利潤由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的問題，這既是馬克思國際價值論在當代的應用，也是對當代國際貿易中國與國之間經濟關系的探討，它是創新和發展馬克思國際價值論的又一條重要路徑。
從國際價值到國際生產價格的轉化看。馬克思在研究國別價值時，詳細地探討了價值到生產價格的轉化，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轉型問題。而在他經濟學著作和手稿中，雖然有不少與國際價值相關的論述，但關于國際價值轉型問題即國際價值轉化為國際生產價格問題，卻幾乎沒有涉及。即使在馬克思關于國際價值論述最集中的《資本論》第一卷第20章“工資的國民差異”中，其目的是在于分析比較各個國家由于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力的不同引發工資方面的差異，而不是專門著眼于對國際價值與世界貿易問題的研究。這就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空間。我們知道，戰后，在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下，國際貿易與世界市場獲得了長足發展。伴隨著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不斷發展，利潤率的平均化將不再局限于國內。在國際市場上，等量資本要求獲得等量利潤的規律也將會發揮作用。國家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基于對利潤最大化的追逐導致的激烈競爭，必然會引發的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流動，盡管這種流動難免會遭遇到國家和地區之間各種形式的壁壘不同程度的障礙，但國際間的要素流動畢竟是一種趨勢，它最終將導致世界市場的利潤率趨于平均化，從而商品的國際價值也就會轉化為國際生產價格，當然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因而，我們可以根據馬克思研究國別價值轉化為國別生產價格的思路和方法，來探討新時期國際價值到國際生產價格的轉化問題，使馬克思關于國別價值轉化為國別生產價格的理論在國際上得以拓展和延伸，以此確立世界市場上商品交換中的國際生產價格形態，這是新時期國際價值論創新與發展的再一條重要路徑。
一、服務業投資壁壘的界定
按照《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TRIMS)的規定，投資壁壘是指為了促使外國投資者達到某種業績標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投資準入壁壘、投資經營壁壘和投資退出壁壘。TRIMS所指的投資壁壘僅限于扭曲國際貨物貿易的投資措施。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把外國直接投資(FDI)壁壘分為市場準入限制、所有權和管理限制以及運營限制三大類。因此，一般來說，投資壁壘主要是東道國政府設置的、對外國企業在本國的投資行為有障礙作用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說，凡是直接或間接地使外資企業增加生產或銷售成本的政策措施，都有可能被外國服務廠商認為屬于投資壁壘。
迄今為止，對于服務業投資壁壘還沒有一個具體的國際多邊協定對其進行明確界定，但是在許多國際和區域性貿易協定中所規定的投資措施實際上就是服務貿易中的投資壁壘。本文主要針對中國服務業中政策性投資壁壘的演變過程講行分析。
二、中國服務業投資的開放過程
(一)嚴格限制準入：1979～1987年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對外開放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開放模式，因此實行國際上先工業后服務業的開放路徑。該階段是中國利用外資的起步階段，初步建立了管理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框架，創造了基本的投資環境，制定并頒布了管理FDI的法律法規，形成初步的FDI政策框架，實行區域性的FDI優勢政策，對FDI準人的行業進行嚴格限制等。在此期間，允許準入的行業主要在制造業部門，服務業總體的投資壁壘非常高，但在旅游、房地產和餐飲服務業部門對外資的限制相對較松。1987年底，原國家計委頒發了《指導吸收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把外商投資項目分為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四類，其中對外資準人領域做了較大的限制，服務業的對外開放還沒有提上議程，禁止性和限制性投資壁壘都很高。
(二)跟隨性發展：1988～1995年
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中國的投資環境逐步規范改善，但對外開放的部門依然集中在第二產業，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沒有明顯的放松，投資壁壘依然較高。大多數服務部門，特別是生產者服務部門還沒有對外資企業開放。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實施細則》第四條規定，下列行業禁止設立外資企業：(1)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電影；(2)國內商業、對外貿易、保險；(3)郵電通信；(4)中國政府規定禁止設立外資企業的其他行業。第五條規定，下列行業限制設立外資企業：(1)公用事業；(2)交通運輸；(3)房地產；(4)信托投資；(5)租賃。可以看出，禁止性和限制性部門主要集中在服務業。雖然對外資企業所作的出口規定及其對出口比率的限制作了根本性變更，從過去的70％下降到40％，但是由于服務業的投資壁壘很高，這些規定對服務業利用外資并沒有產生實質性的激勵作用。
1992～1995年是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自由化快速發展的階段，但該階段主要是放松第二產業的投資壁壘。對服務業而言，一方面由于重工業、輕服務業的思想存在，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還沒有受到重視；另一方面，由于認為金融、電信、交通運輸等服務業屬于自然壟斷部門，不適宜對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開放，因此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1995年，中國重新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同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項目具體化，除此之外，皆為允許對外開放的領域。《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成為指導外資進入的重要法律文件。
(三)逐步降低：1996-2001年
1995年底到2001年11月15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關鍵階段。隨著中美雙邊關系的發展和高層互訪，中國政府代表團權限增大，關鍵時刻政治決斷，1999年和美國達成雙邊協議，清除了中國人世的主要障礙。之后，中國又和歐盟就中國人世達成一攬子協議。這些談判的障礙主要體現在：農產品關稅減讓和服務貿易開放領域和開放程度。在此期間，中國頒布了一批新的涉外法律法規，其中一些就是專門針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例如，2001年8月14日，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外商投資租賃公司審批管理暫行辦法》，允許投資性公司為國內企業提供相關技術培訓。但要求只能采用合資或合作形式，設立外商投資租賃公司，應引進國際上先進的租賃企業的經營管理經驗，促進中國租賃業的發展，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2000年6月23日，衛生部和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聯合了《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管理暫行辦法》，對在中國中、西部地區或老、少、邊、窮地區設立合資醫院的條件適當放寬。此外，相關部門還了《中外合資對外貿易公司試點暫行辦法》、《外商投資商業企業試點辦法》、《外商投資鐵路貨物運輸業審批與管理暫行辦法》、《外商獨資船務公司審批管理暫行辦法》等。通過公布這些規定，允許外國投資者以合營方式從事鐵路貨物運輸；擴大了投資者在中國從事醫療機構、租賃、船務公司等行業可以擁有的股權和管理經營權。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在1997年再次修改，使得對外資開放的行業和部門大幅度增加，許多新的領域逐步開始向外商開放。例如，在交通運輸、郵電通訊、礦產開發等行業，許多國家視為涉及本國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領域，中國將其列入了鼓勵類的外商投資行業。最引人注目的是對銀行、保險、外貿、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零售商業等服務行業有限度的開放，此舉走在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前列。完全禁止外國投資的行業已經比較有限，其中服務業主要是新聞業和廣播影視業。
在該階段，中國也開始認識到服務業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出于人世談判中服務業對外開放的壓力，開始放松對服務業的管制，降低對服務業利用外資的限制。
(四)嚴格遵守入世承諾：2002～2006年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在人世法律中，中國對服務貿易作了相當大的承諾，其中絕大部分是針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按照人世承諾，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在商業、外貿、運輸、醫療、教育、金融、保險、電信等各類中介服務等服務貿易領域進一步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使外商在更廣闊的層面對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發揮作用。同時，國家相關部門制定或修改了《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等，加強對服務業開放的管理。
為適應加入WTO的需要，2002年3月11日又重新修訂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的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在投資準入方面進一步開放。主要變動如下：一是將鼓勵類目錄由186條增加到262條，而限制類目錄則由112條減少到75條，大幅度放寬了行業準入限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將原先禁止外商投資的電信、燃氣、熱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網建設首次列為對外開放領域。二是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領域開放度，如外資銀行、保險、證券、基金、金融、商業、外貿、運輸、旅游、法律服務、會計審計、音像制品、外商商業特許經營、直銷經營等行業，均按照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在開放的地域、數量、經營范圍、股比要求上做出了更為寬松的規定，使得服務貿易成為新的外國直接投資熱點。與此相適應，在外商投資服務貿易領域的法律體系構建方面，有關建筑、會計服務、教育、商業、物流、醫療、教育、民航等行業的市場準人規定及相關法律規范正在制定中。2004年，國務院根據發展需求，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行第五次修訂，進一步縮小服務業限制和禁止的范圍。
(五)全面降低：2007年至今
2006底人世過渡期結束，中國全面履行了服務業對外開放的承諾。隨后，新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也于2007年12月1日起生效。在服務業領域，新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在全面落實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同時，積極穩妥擴大開放，增加承接服務外包、現代物流等鼓勵類內容；減少限制類和禁止類條目，將原限制外商投資的貨物租賃、貨運、外貿公司等調整為允許類條目，將原禁止外商投資的期貨公司、電網建設和經營列為對外開放領域；對金融業外資投資限制尺度有所放寬，鼓勵類包括銀行、金融租賃公司、財務公司、信托投資公司、貨幣經紀公司；保險公司(壽險公司外資比例不超過50％)；證券公司(限于從事A股承銷、B股和H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債券的承銷和交易，外資比例不超過1／3)；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外資比例不超過49％)以及保險經紀公司和期貨公司(中方控股)。但對部分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性和敏感性行業，對外資開放較為謹慎。
新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標志著中國服務業進入對外資企業全面開放階段，投資壁壘進一步降低。但是，為了抑制房地產泡沫，新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房地產業列人限制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以規范對房地產市場的管理。
三、政策啟示
從中國服務業投資壁壘的演進過程來看，中國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是漸進發展的。投資壁壘的設置既與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相關和國家產業政策相關，也與國際壓力(如人世談判)相關。目前，中國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依然存在較多限制。隨著人世過渡期的結束，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自由化將面臨進一步的壓力與挑戰。在全球服務業外商投資自由化的背景下，政府有兩個策略選擇：對外逐步降低投資壁壘和對內促進服務業競爭。
(一)對外降低投資壁壘
在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降低服務業投資壁壘已經成為各國政府不能回避的問題，但是鑒于降低投資壁壘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以及部分服務部門在國家政治、經濟與文化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東道國不會盲目降低投資壁壘。迫于國際壓力，開放是必然的，但不是一蹴而就。由于不同的服務部門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因此在設置投資壁壘時對不同的服務部門應該選擇不同的投資壁壘。對于發展較成熟的服務業部門，可以選擇較低的投資壁壘；而對于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的部門，可以選擇較高的投資壁壘。對于不涉及國家安全的服務部門，可以選擇較低的投資壁壘；而對于涉及國家安全的服務部門，則可以選擇較高的投資壁壘。并且，對同一個服務部門，可以時間作為自由化的控制手段，在不同的時間選擇不同的投資壁壘。在該部門競爭力比較弱的時候，選擇較高的投資壁壘；當該部門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時，就可以選擇較低的投資壁壘。可見，中國可以通過投資壁壘的靈活控制，有步驟、有計劃地對外資開放本國的服務業市場。在每一階段，都要選擇最具有競爭力的部門首先開放，對于那些不具備開放條件的部門，要創造以后能夠開放的條件。
摘要：國際經濟環境的改變給我國現代化農業建設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在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觀念更新、信息化以及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等方面積極應對，做出合理的戰略選擇，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戰略選擇；新農村建設
現代化是一個歷史范疇，也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農業現代化具有動態性、區域性、世界性和時代性、整體性等特征。加入WTO以來，我國農業領域進一步對外開放，農業的市場化進程大大縮短，為農業現代化提供重要前提。農業的對外開放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的加劇，對我國技術落后、效益和效率均低下的小農經濟形成強烈沖擊，促進土地的相對集中和實現農業規模經營是大勢所趨。在農業生產方面揚長避短，在國際貿易中獲得比較利益，進而增加農民收入，擴大農業現代化投入資金來源是努力目標。引進國外先進農業科技，縮短與發達國家在農業科學技術領域的差距，提高農業綜合競爭力是增強自身實力的需要。改善農產品出口環境，享受WT0成員無歧視貿易待遇，降低農產品交易成本，獲得解決農產品貿易爭端的規范“渠道”。總之，國際經濟環境的改變為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我國更要積極應對各種挑戰，因此，我國應在技術、制度、觀念以及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等方面，積極地為推進農業現代化做出適合其特性的戰略選擇，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程。
一、更新觀念：農業現代化的精神動力
觀念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觀念一變天地寬，沒有資金可以引進資金，沒有人才可以引進人才，沒有項目可以引進項目。只有不斷地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才能積極地適應新情況，形成新思路，推出新舉措，開拓新局面，農村才能呈現出生機和活力。只有用新觀念去開拓農村發展的新時期、新階段，農村才能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轉變農民觀念，第一，應強化其發展意識和開放意識，讓其真正認識到結構調整的好處和意義。通過學習、培訓，讓農民了解農村經濟發展的新知識、新理論。同時，要有針對性地組織部分農民外出參觀考察，讓他們開闊眼界、增長見識，使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統一起來。第二，示范引路，榜樣帶動。農民普遍具有“人家不怕死，咱也不怕埋”的從眾心理，同時還有不見兔子不撒鷹的求實惠意識，所以要善于利用農民的這些心理特點，積極培養種植和養殖方面的骨干群體，讓他們先干起來，做出示范，干出成效，讓農民為之心動，使大家跟著學、跟著富，造成星火燎原之勢。第三，基層干部要增強服務意識。在政府轉變職能的同時，干部要牢固樹立公仆意識，千方百計地為農民找項目、籌資金，為農民做好產、供、銷各個環節的服務。除此之外，還要注重農民整體素質的提高，幫農民學技術、學本領，增強市場應變能力和致富能力，因地制宜地找出適合本地和自身特點的致富門路。
二、科技創新：農業現代化的智力支撐
實踐表明，農業生產力的變革和飛躍，有賴于農業科技的發展水平的提高。農業科技創新，在我國這樣人均農業資源相對貧乏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戰略中，顯得尤其重要。我國應該在體制、指導思想、人才等方面加大建設力度。
1．要改革現行的農業科技體制。農業科技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逐步建立起面向市場的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農業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體系，高效率轉化科研成果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全面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農業教育培訓體系。為此，必須加大農業投入力度，努力提高農業投入在各級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同時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科技立項制度、科研機構人事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成果評價和獎勵制度，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優化人員結構，提高科技活動效率和解決農業生產實際問題的能力。
2．以生態農業作為導向確立科學合理的技術路線。根據我國國情，農業發展要走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并舉的技術道路，重點研究降低成本與節約資源，建立持續高產、優質、高效的農業技術體系，不斷提高常規農業技術的科技內涵和組裝配套程度，大力發展以生物技術、信息技術、設施農業等為主體的農業高新技術。同時要把農業可持續發展作為重要的研究方向，合理開發和保護農業資源，形成高效利用的農村能源和環境保護技術體系。
3．要培養和造就一支高素質的農業科技隊伍。能否加速造就一支由學術帶頭人、農業技術推廣人才、農業科技企業家、高素質農民和農業科技管理人才共同組成的農業科技隊伍，是農業科技創新與進步的關鍵。通過農業重點實驗室、重點學科建設，結合重大科技計劃和人才培養計劃，以任務帶動人才培養，加速造就一批學術帶頭人和科研骨干；通過農業科技園區、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技術市場、中介服務等形式，加速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通過專業培訓、定期進修、繼續教育等多種途徑，提高推廣人員的素質；通過鼓勵和支持農業企業的技術創新，造就一支懂科技、善管理的科技型企業家隊伍；通過農業廣播學校、電視大學、技術講座、專業培訓、職業高中、信息網絡、遠程教育、函授和夜校等多種形式，培養一支有文化、懂技術的農民技術員隊伍；通過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建立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的農民技術培訓體系，大幅度提高農民接受新技術的能力和科學種田水平。
4．要有足夠的資本投入和國際合作來支撐。要充分發展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建立政府投人為主導、社會投人多元化的農業科技投人體系。各級政府在大幅度增加對農業科技投入的同時，還要調動企業、個人等社會力量投入農業科技，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科技投入嚴重不足的狀況。進一步擴大國際學術和人才交流，努力吸收和引進國外農業科技成果、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積極探索我國農業技術、產品、設備出口的新途徑。并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政策，鼓勵和引導留學人員、留居海外的農業科技人員回國工作，為國效力。
三、制度創新：農業現代化的組織保障
根據我國國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業生產制度的創新，比農業科技創新更為重要，難度也更大。在農業生產制度創新中，最為重要的是二項：一是包括土地流轉制度在內的土地產權制度創新；二是農業生產組織制度的創新，其核心是盡快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目前中國農村存在六種農地制度安排類型，第一種類型是農戶經營加“大穩定、，小調整”這是最普遍的一種類型，被中等發達地區廣泛采用。第二種類型是“兩田制”。非農產業發展較快的地區，一些農戶因此愿意放棄部分或全部土地。當地政府將“口糧田”以外的土地全部收回，然后招租。與第一種類型一樣，農戶對其所擁有的地塊的權利缺乏穩定的預期。第三種類型是以蘇南為代表的機械化集體耕作方式，這一方式的主要問題在于模糊了農戶與土地之間的權屬關系；第四種類型是“生不增、死不減”制度。這種制度目前已在貴州全省推廣，并以地方法規的形式確定耕地承包期五十年不變，非耕地承包期六十年不變。是在集體所有制下最具個人化特征的農地制度。第五種類型是以溫州為代表，土地調整微乎其微，但土地租賃市場非常活躍，土地集中程度不亞于蘇南地區。第六種類型是以廣東南海縣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在土地股份制下，每個農戶擁有一定的集體土地的股份，但此股份并不具體對應某一相應的地塊。這樣，集體所有的土地又被量化到該集體每個人名下，但量化到個人之后并沒有對經營規模的擴大形成約束，因為集體可以將土地統一發包給當地或外地的農民。土地股份制是解決土地的法律所有與土地的占有和經營之間矛盾的一種較為成功的嘗試。
從理論上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了社區內土地的所有權，他們便同時擁有了對農地制度的決定權，國家對地權任何形式的干預都與憲法對土地集體所有制相背。國家政策只能給農民一定的經濟和行政引導，對村干部的行為進行規范，促使農地制度朝某個方向發展，而不應是對農地制度的直接干預。從我國各地的具體情況出發，農地制度的改革，應弱化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強化承包權。農民所擁有的土地承包使用權是農民以合同契約形式取得的一種財產權，在合同有效期內為農民所占有、經營、使用，其產品為農民所支配，在規定的使用期限內可以繼承、再租賃、贈予、拍賣、抵押、人股。使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在長度、廣度、獨立性確定性上得到保障，使承包權具有“準個人所有制”性質。土地產權問題處理好了，土地的流轉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由于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比較低，在條塊利益分割的格局中，農民成為人口最多、但對改革決策的影響最弱的社會階層。近幾年來，以“公司十農戶”為代表的各類農村新型生產組織形式不少，但真正能與農戶建立風險共擔、利益均沾的經濟共同體的幾乎沒有。最近幾年農業改革一直難以深化與此有很大的關系。為此，我國政府必須擯棄“葉公好龍”的心態，積極培植各種類型的農民經濟組織，不要害怕農戶組織起來后，會形成代表自身經濟和政治利益
能與政府對上話的壓力集團。
四、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的加速器
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即信息產業正在成為經濟增長的催化劑和倍增器，成為經濟新一輪高速增長的關鍵。然而，信息產業在自身倔起和迅猛擴張的同時，先進的信息技術也對其他產業產生強力滲透、改造和推動作用。包括農業在內的任何其他產業都可以享受信息革命的成果，通過信息化改造，可以減少管理層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整個經濟系統在生產、經營、市場、技術、管理等方面發生根本性的變革。目前，積極建設信息高速通道，為利用信息化推進農業現代化提供必要的硬件條件。
當前農業信息化工作的重點在軟件建設上。主要是建立組織機構，配備專業技術人員，培訓信息員，建立各類農業信息數據庫和專家系統。今后一段時間內應基本完成農業信息網站建設和農業信息員的培訓工作，并著手建立起農村經濟、農業政策法規、當地自然資源、種子種苗、農藥及病蟲防治、農業氣象、土壤、生態環境、農產品市場行情分析等數據庫，主要農作物模式化栽培和畜禽飼養科學化的專家系統，以及農產品網上銷售服務系統，以農業各環節的高度信息化推動農業現代化。
五、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農業現代化的系統平臺
農業作為農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農業部門不可能獨立于農村其他經濟部門之外實現現代化，農業的現代化離不開農村經濟社會的綜合發展。農業現代化是與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互為表里、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
碳金融屬于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環境金融獨樹一幟的發展分支。淺層次的理解“低碳經濟”是為了減少溫室氣體(GHG)排放，但實質是能源消費方式、經濟發展方式和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變革，是從化石燃料為特征的工業文明轉向生態經濟文明的又一次巨大進步。它代表了繼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后，第五波改變世界經濟的浪潮—“低碳經濟”—正逐步興起。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全世界若走向低碳，最終經濟受益將會是每年2.5萬億美元。氣候變化形成的挑戰，一方面需要全球治理機制，另一方面給商業和金融領域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傳統金融理論和實踐已無法應對低碳經濟時代的要求，有必要進行金融創新，以適應低碳經濟的發展。在這方面，國外進行了初步研究和大量實踐，尤其是在碳金融方面的實踐最為突出。國外成熟碳金融市場不僅包括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發展的有效機制，而且己經建立較為成熟的碳交易市場;相比之下，中國碳金融市場發展落后，在國內還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但碳金融市場發展潛力巨大。目前國內有關發展我國碳金融方面的研究大部分都只關注于全球現有碳金融發展框架下的CDM領域，而本論文旨在通過分析歐美成熟碳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進而結合我國國情，從更加全面的角度研究發展我國碳金融市場的途徑。擬研究建立的碳金融市場，不僅僅是簡單對于發達國家碳金融市場的復制，更重要的是考慮如果更有效、更公平聯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碳金融;不僅可以促進現階段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碳金融的發展，作為中國承擔碳減排義務之前促進中國碳金融發展的過渡機制，更重要的是從長遠角度，在后京都時代，此碳金融市場不僅成為碳交易爭奪定價權的關鍵所在，而且面對2012年后我國可能要面臨的減排的壓力，中國也迫切需要建立這樣一個完善的碳金融市場，減輕我國的減排壓力，增強我國在國際碳金融市場上的競爭力。其中，擬建立的全國性碳交易市場有望成為可以同歐盟排放貿易體系相抗衡的全球性碳交易市場，作為我國碳金融發展基礎的碳交易市場將推動中國整個碳金融領域的發展，為碳金融的各參與方提供可觀的利潤增長點，也將促進中國快速適應未來低碳經濟發展趨勢，將適應成本減到最低，同時獲得低碳經濟發展中的巨大經濟、社會收益。
2碳金融的理論基礎
碳金融起源于一項國際協議，是一種促進有效減排溫室氣體的經濟手段的應用。從經濟角度來看，碳金融是屬于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環境金融獨樹一幟的發展分支。因此碳減排金融手段的理論基礎同于環境保護金融手段的理論基礎。
2.1環境金融理論的起源與發展
“環境金融”的定義可以理解為金融業在經濟經營活動中應注重對環境的保護以及對環境破壞的治理，體現環保意識，注重環保產業的發展，通過其金融杠桿職能引導社會資源配置，從而促進經濟與生態的和諧發展。具體分析，它包括兩方面的涵義:第一，從環境與金融的關系入手，重新審視金融的社會責任的同時，將環保理念引入金融，改變過去重數量輕質量、高消耗低產出、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金融增長方式，尋求有利于降低消耗、節約資源、改善環境、增加效益的新型金融發展模式:第二，將環保理念貫穿于產業發展，為環保產業提供配套的金融支持，促進環保產業優質快
速發展。
環境金融、綠色金融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學術研究和發展的新領域，并且取得了肯定的成果，這為21世紀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與競爭的制高點。比如P~。ren(2007)、sanjeevBansal(2006)等的研究。國內近年來也對環境金融進行了相應研究。環境金融是對傳統金融的擴展和延伸，是現在金融發展的一個新興領域和重要趨勢。從金融活動過程來看，環境金融和傳統金融是一致的。然而環境金融更注重強調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維護人類社會的長期利益及長遠發展，是傳統金融的一種創新發展，它把保護環境與發展經濟協調起來，減輕傳統金融業負面效應的同時促進經濟科學健康發展。
2.2金融支持環境手段的研究與發展
在環境保護金融手段研究及運用上，理論界進行了許多有益的研究與探討，并獲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從上世紀80年代，國內學術領域開始對環境保護金融手段進行研究，歷史比較短，主要是對國外較為成熟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的借鑒吸收，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進行了創新與改進。總體來說，我國在環境保護相關的金融支持模式上的研究上有了一定進展，金融手段運用不斷創新，融資渠道得到拓寬，在加上出臺了一些相關的金融政策，有效促進了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
2.2.1提出綠色信貸的概念，并對其意義與運用進行了廣泛探索
所謂“綠色信貸”就是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對于環境友好型的企業提供優惠利率促進發展，同時對于傳統的高污染、高消耗企業施行差別利率限制其發展的經濟措施。綠色信貸是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運用金融杠桿推動環境保護的一項重要手段，金融機構應依據國家的產業發展政策與環境保護理念，對節能減排、發展新能源，從事循環經濟生產、綠色制造和生態農業的企業提供優惠貸款支持;而高污染、高消耗項目的投資貸款和流動資金實施懲罰性高利率并進行貸款額度限制，限制其發展。
2.2.2利用資本市場通過發行國債、企業債券、以及建立相關基金解決
環保事業資金不足
利用資本市場，拓展環境保護項目的融資渠道。通過設立生態環境基金、可持續發展基金等類似的專項基金專門投資于能夠促進保護生態環境建設和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同時這些專項基金可以為相關企業與機構提供擔保來獲得銀行貸款、設備租賃等融資來源;鼓勵環保企業上市場融資，相應降低相關企業的入市門檻，這一融資渠道其實已經受到市場的認可，我們可以從近期環境概念股受到資金追捧驗證到這種融資渠道的市場可行性;此外，國家可以通過發行國債為國家的重要環保項目進行籌資建設，環保企業也可以通過發現企業債來增加融資渠道;最后，建立綠色證券機制，國家有關部門聯合已經推出在上市融資和上市后的再融資等環節，審核其環保事項，環保不過關，不能上市或再融資。
2.2.3對資產證券化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及BOT融資方式等進行了研究
探討，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
資產證券化融資(ABs)，在我國也已開始了試點。環保企業可以充分利用與發展這一新型融資手段;另外，彩票和環保基金也在環境保護實踐中得到運用。實行綠色保險制度，國家環保總局己與保監會建立合作機制，準備在有條件的地區和環境危險程度高、社會影響大的行業，聯合開展試點，共同推進環境風險責任的強制保險立法。此外，采用BOT方式進行環保融資，己取得了較大成功。
2.3環境金融對于碳金融的啟示
一個具有社會責任的金融機構不僅自己要在日常運行中要環境友好，還應承擔起通過杠桿和利益傳導機制等功能來更廣泛的影響其它行為主體的責任。這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業發展的主流共識。以此為契機，全球眾多金融機構轉變觀念，開始利用金融力量致力于解決以地球溫暖化為首的各種環境問題。“碳金融”就是與減少碳排放有關的所以金融交易活動，既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產品的買賣交易、投資或投機活動，也包括發展低碳能源項目的投融資活動以及相關的擔保、咨詢服務等相關活動。碳金融作為環境金融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環境金融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創新都可以大膽嘗試運用于碳減排的金融服務業務。綠色信貸可以發展銀行業支持碳減排業務，生態基金的提出為碳基金的建立提供示范效應，應對中小企業污染防止而設立的專項基金也可以運用于中小企業的溫室氣體減排方面，而政府方面的信貸或是稅費支持更是可以為碳減排提供強大的政策支持。我國碳金融已經在上述幾個方面做出了很多讓人欣喜的成績，但由于碳金融屬于環境金融的特殊領域，在國際上不僅己經形成幾乎囊括所以國家的國際公約為其發展提供制度保證，而且也形成了國際的碳減排交易市場，吸引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積極參與。國外成熟碳金融市場不僅包括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發展的有效機制，而且已經建立較為成熟的碳交易市場;相比之下，中國碳金融市場發展落后，在國內還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因此，我國碳金融要得到真正的發展，不僅需要已經發展的環境金融手段的嘗試運用，而且還需要隨國際大勢，建立自己的碳金融市場，此市場聯系國際國內，此市場使我國金融機構分享世界碳金融發展過程中的巨大商機。
3碳金融發展現狀
環境問題己經提到21世紀乃至更長時期人類需要解決的問題的日程之上。與此同時，與應對全球氣候逐漸變暖而直接相關的新型金融—碳金融(。arbonfinance)的興起和迅速發展，給各國的企業尤其是金融業帶來巨大的發展商機。目前，“碳金融”在國際金融界中仍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狹義來講，碳金融也可以叫碳融資，就是與碳有關系的金融活動，可以說是環保項目投融資的代名詞;廣義來講，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務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金融活動，既包括碳排放權以及其衍生產品的買賣交易、投資或投機活動，也包括發展低碳能源項目的投融資活動以及相關的擔保、咨詢服務等相關活動。本文所研究的碳金融為廣義所界定的金融創新業務。在碳金融領域，發達國家己經進行了大量積極的實踐，而我國則剛剛起步。
3.1碳金融的起源
碳金融起源于人類對于全球氣候變化關注。為應對全球變暖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并在1994年3月正式生效，在當時己經受到186個國家和區域組織的正式批準文件。公約將把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一定的安全水平確定為公約實施的“最終目標”。為達到這一目標，所有國家都應應對氣候變化，采取措施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并提交執行框架公約的國家行動報告。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將全球各國分成兩組:即對氣候變化負有最大歷史責任的工業化國家構成的“附件I國家”和主要由發展中國家構成的“非附件工國家”。①公約依據公平原則以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工業化國家首先采取行動，因為發達國家以22%的世界人口占比，卻排放66%的世界溫室其他排放。為落實公約，1997年12月149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在日本京都通過了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并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此法規目的在于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來緩解或抑制全球變暖。《京都議定書》規定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38個工業化國家的限排義務，即在2008年到2012年的承諾期內，“附件工國家”中的這38個工業化國家要控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5.2%;而這段時間發展中國家不承擔減排義務。此外，《京都議定書》的一個開創性突破，是建立市場手段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合作機制”。根據一般的經濟學原理，以及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實現的溫室氣體減排對全球氣候變化產生的作用都是一樣的事實，為了以最小的成本實現最大的溫室氣體減排量，人類應該在溫室氣體減排活動成本最低的地方安排減排活動。按照這一原理，《京都議定書》引入了三個基于市場的機制，即工ET(國際排放貿易機制)、JI(聯合履行機制)以及CDM(清潔發展機制)。IET(國際排放貿易機制)允許具有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之間相互轉讓它們剩余的排放配額;Jl(聯合履行機制)允許發達國家從其在有減排義務的其他發達國家投資的節能減排項目中獲得減排信用，用于抵消其減排義務;CDM(清潔發展機制)允許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從其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減排項目中獲取“經核證的減排量”(CERs)，以抵消其減排義務。可以看出，其中CDM其實就是JI(聯合履行機制)在發達國家的運作模式復制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是唯一在附件工國家和非附件工國家之間進行的互利機制。這是一個既能幫助發達國家以較低成本實現減排，又能促進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雙贏”機制。②
碳金融可以說是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應運而生。利用《京都議定書》的這些合作機制，承擔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以及其私人經濟實體可以選擇在世界任何成本更低的地方實施減排活動，獲得減排信用，用于完成其減排義務。承擔法定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國家對于其超標的排放需要經濟補償，否則就會得到經濟懲罰，這就為“出錢購買”排放權提供可能性。而具有超額完成排放標準的國家又有出賣額外排放權的利益驅動。由此形成溫室氣體減排量國際間貿易的一個特殊的金融市場。由此可以通過全球配置減排項目來刺激國際投資，從而為實現各國“低碳”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實施措施。籠統地說，“碳金融”就是與減少碳排放有關的所以金融交易活動以及這些金融活動的衍生金融活動，既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產品的買賣交易、投資或投機活動，也包括發展低碳能源項目的投融資活動已經相關的擔保、咨詢服務等相關活動。碳物質就是指清潔發展機制規定的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關的環境污染物，它們可以運用上述機制進行投資、投機或者買賣交易，所籌得的資金反過來又可用來投資于旨在減少COZ等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在客觀的經濟價值后面還蘊藏著巨大的金融商機。③
3.2國際“碳金融”發展現狀
確定《京都議定書》以來，與應對全球氣候變暖而直接聯系的創新金融—碳金融(CarbonFinance)迅速興起并發展起來，給各國的企業尤其是金融機構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商機。
3.2.1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的實施
清潔發展機制(CDM)是《京都議定書》中唯一在附件工國家和非附件工國家之間進行的互利機制，在用以幫助發達國家以最小成本方式實現溫室氣體控制和減排義務的同時，為發展中國家參與方提供了一種新型融資機制。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思路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以及轉讓先進節能減排技術，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增加溫室氣體吸收(碳匯)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排)項目，所獲得的經驗證的碳信用指標，可以用于抵減發達國家所承擔的減排義務。CDM是一種雙贏機制，對發達國家而言，可以通過CDM機制以遠低于其國內所需的成本實現《京都議定書》約束的減排指標，節約大量資金;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通過CDM項目可以在獲得發達國家為實現節能減排提供資金和先進技術援助的同時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近年來CDM項目操作方法的成熟以及相關國際法規對其實施模式的相應調整，現在CDM的交易模式更加靈活化與多樣化。CDM項目主要集中在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甲烷避免、燃料轉換、氫氟碳化物減排、工業廢氣利用、動物廢棄物管理、工業污水回收、造林等領域。CDM的交易模式主要有單邊、雙邊、多邊及混合等四種模式。所謂單邊CDM模式是由東道國自行投資的CDM項目，減排碳信用全由東道國獲得，并將其減排量交易或儲存。雙邊CDM模式，由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或減排技術援助完成CDM項目開發，來滿足投資過的需求，項目成果根據雙方投入項目比例所簽訂的合作協議進行分配。多邊CDM模式與雙邊CDM模式最大區別在于如世界銀行、區域銀行或私人企業等經紀人的介入，此模式中因存在中介機構提供的監督協商服務，從而可以避免附件工國家和非附件I國家發生單獨談判所面臨的風險。混合模式綜合單邊、雙邊及多邊幾種模式的可取之處，投資者可能是東道國、國際組織、私人財團法人、多邊開發銀行以及其他團體等。對應于多種CDM交易模式存在多種融資方式，主要有遠期購買方式、CERs購買協議或合同、訂金一CERs購買協議、國際基金、期貨、直接投資、融資租賃等，有關具體操作過程下文會展開說明。總之，不同的融資方式使得CDM各參與主體承擔不同程度的項目風險。④CDM機制之所以能夠成為新型的融資渠道，就在于它存在并儲蓄了一個現實的買方市場。根據估算，目前這個買方市場的規模在2012年前有125億到250億美元左右，主要由世界銀行、荷蘭、日本、瑞士、芬蘭、加拿大、英國、德國、丹麥和意大利等國的七類買家組成，這七類買家又可以具體歸類為:第一類買家是政府多邊基金，主要由世界銀行牽頭進行;第二類是政府基金，包括荷蘭政府CERs購買計劃(CERUPT)、芬蘭CDM汀1先驅項目、蘇黎世國際氣候投資CDM計劃、奧地利JnCDM購買計劃和意大利CDM基金;第三類是通過多邊組織的買家，如世界銀行的荷蘭清潔發展機構(7000萬歐元)，IFC(荷蘭碳機構，4400萬歐元);第四類是通過商業銀行機構進行交易的買家;第五類是通過簽訂雙邊交易備忘錄的買家之間，如荷蘭政府和玻利維亞、哥倫比亞之間，加拿大政府和哥倫比亞、智利之間，丹麥CDM部長和洪都拉斯、馬來西亞之間簽訂的雙邊交易備忘錄就屬此類;第六類是歐盟內部交易體制(EU一ETS)交易，滿足歐盟交易體制的減排承諾的雙邊協議;第七類是CERs的中間商。⑥近幾年發達國家將有約500億美元的投資通過cDM渠道資助發展中國家。另外，私營企業的介入是一個重大突破，越來越多的投資銀行、商業銀行、保險公司以及對沖基金等金融機構和貿易公司對CER本身以及與之相關的項目投融資非常感興趣。在這個特殊的金融市場上，風險管理也參與進來并變得更加專業化。
3.2.2“碳交易”市場機制的設立。⑥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贏的實踐一直以來都收效甚微，而控制溫室氣體(GHG)排放則為實踐市場機制在環保領域的應用創造了一個突破口。市場機制在環境領域最典型的應用就是排污權交易制度，體現在溫室氣體排放控制領域，則是GHG的排放權交易。COZ是最常見的一種溫室氣體，并且目前統一將對其他溫室氣體的計量都換算成COZ當量，因此在GHG減排方案中，排污權交易的市場機制也俗稱為“碳市場”。
目前碳交易大體可以分成兩大類:其一是基于配額的交易;其二是基于項目的交易。基于配額的交易是買家在“限量與貿易”體制下購買由管理者統一制定并分配(或拍賣)的減排配額，譬如《京都議定書》規定下的分配數量單位(AAU)，或者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規定下的歐盟配額(EUAs)。而基于項目的交易則是買家向可證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購買標準減排額。最典型的此類交易為清潔發展機制(CDM)下的核證減排量(CR五)以及聯合履行機制(JI)下的減排單位(ERUs)。
目前全球最大的碳市場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其他比較有影響的還包括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英國排放交易體系市場(UKETS)和澳洲新南威爾士體系(NSw)。亞洲一些地區和國家也開始探索建立碳交易市場，如東京證券交易所與東京工業品交易所共同聯合建立的碳排放權交易所以及2008年年初香港交易所開始推動的碳排放結構性商品交易。隨著越來越多市場的興起，國際碳金融交易迅速發展。自10年前第一宗碳減排交易成交以來，碳金融的承諾總量和總金額增長都十分迅速。據統計，2006年全球碳交易量為17.45億噸，交易值312.35億美元，2007年交易量達29.83億噸，交易值倍增到640.35億美元，而到2009年僅CDM市場就超過1600億美元，預計志2020年，交易市值可望達到2兆歐元(約3.12兆美元)的規模。碳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給各國的企業特別是金融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商機。如今，很多知名金融機構活躍在這些市場上，包括uBS、MorganStanley、巴克利 (Bardayscanital)、荷蘭銀行(ABNAMRo)以及高盛(GoldmanSachs)等跨國金融集團。
3.2.3碳基金的建立
基金指具有特定用途的資金。基金是“一支一收”式的運作模式，即基金的使用具有一次性和專項性的特征。根據設立的用途和目的的不同，基金可分為公益性基金和商業性基金，前者通常是指由政府或民間發起的一種非營利性的公益事業，后者則具有營利目的⑦。碳基金是碳匯基金的簡稱，是為了推進國際碳交易活動，一些國際金融組織實施的以全球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和增強碳吸收匯為目的的項目而專門設立的融資渠道，碳基金具有基金專項用途的基本特征。目前國際上的碳基金的發起人既包括政府機構，也包括私營機構。
許多國家政府和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開發創新業務，建立碳基金。世界銀行目前是最大的CDM買主風險投資機構的傳統投資方向主要是高新技術產業、新工藝和新材料領域，但是新的動向表明向碳金融這一領域的開發已經成為風險投資或國際機構投資者的新目標。因為存在大量極具發展潛力的碳交易市場和相關金融需求，國際投資銀行也非常看好碳金融這一潛力巨大的“藍海”市場。據統計，國際上的碳基金目前已達到5S只以上，規模超過100億美元。下面就目前國際市場上具有影
響力的各類碳基金做簡單概述。⑧
3.2.3.1亞太碳基金(APCF)
APCF是一個碳市場信托基金，以推進亞太地區清潔能源項目，由亞洲開發銀行于2006年11月22日宣布批準建立。可為清潔能源項目提供“預先支付”的支持⑨
3.2.3.2英國碳基金
英國碳基金成立于2001年，是由政府投資、按企業模式運作的獨立公司，目的是支持商業和公共部門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從而尋求英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途徑。此基金的主要資金來源是英國的氣候變化稅。氣候變化稅(CCL)是2001年4月舊開始實施的向工業、商業及公共部門，其中住宅及交通部門、居民除外，征收的一種能源使用稅。每年大約有6600萬英鎊的氣候變化稅提供給碳基金管理使用。碳基金的資金用于投資3個方面，一是促進研究與開發低碳技術，二是加速技術商業化，三是投資孵化器。
3.2.3.3意大利碳基金
意大利碳基金于2004年3月啟動，由意大利政府出資吸引公共和私人部門投資，并由世界銀行負責管理和運行的信托基金，主要涉及能源服務、煤層甲烷收集、填埋氣體、農業垃圾發電、氣體燃燒等項目。
3.2.3.4日本碳基金
此基金于2004年11月啟動，由日本主要31家私人企業和兩家政策貸款機構舊本國際協力銀行和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出資建立。總額約1億美元，用于購買從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廢物處置與循環利用、燃料轉換、化工等項目產生的溫室氣體減排量。德國碳基金和日本碳基金的運作相似，也是由本國政府、投資銀行和企業出資建立。
3.2.3.5德國碳基金
德國和日本的碳基金相似，都是由本國投資銀行、政府和企業出資建立的，如德國復興銀行碳基金是為德國和歐洲有意購買交易證書企業提供的一種服務工具，基金總規模為7000萬歐元，其中德國復興銀行出資1000萬歐元，德國政府出資800萬歐元。
3.2.3.6歐洲碳基金
這是一個于2005年4月啟動，由2家歐洲著名銀行(法國信托銀行和比利時/荷蘭富通銀行)投資設立的專門基金，集合了環境保護方面的專業能力，目前己經成功向多家著名財務投資機構募集約1.43億歐元。該基金致力于在全球范圍投資溫室氣體減排項目，以幫助減緩全球變暖。⑩
3.2.4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創新
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創新的一個普遍也是交成熟的業務是為碳交易提供中介服務，在此業務基礎上再發展與創新其他的業務，主要包括從碳交易中介服務發展到碳融創新業務方面發展較成熟的商業銀行有英國標準銀行與荷蘭銀行，他們自身并沒有承擔碳減排義務。英國標準銀行參與CDM項目，其對減排量的需求主要包括三種交易途徑:一是交給委托人，此委托人包括終端消費者與貿易商;二是轉賣給其他的貿易商;三是自己作為最終買家持有，用于現金流是來自碳信用所需要的風險管理。在荷蘭銀行的碳金融業務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作為交易商從事碳交易業務。荷蘭銀行已碳交易領域排名世界前十位的交易商，憑借其全球廣泛的客戶基礎，為碳交易提供服務，為各方牽線搭橋，獲取中間業務收入，并利用其在交易業務增長和交易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荷蘭銀行又做起了碳信用的自營業務，利潤額大幅提高。二是開發有關碳減排概念的理財產品。荷蘭銀行通過對各類上市公司股價的研究，發現近年來開展碳減排業務的上市公司股價表現遠好于綜合股市指數，于是選擇并設計了以這些公司為樣本股的氣候指數和水資源指。前不久，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為日本金融機構(JCF)參與并購買65萬噸CER相關項目提供貸款，同時三菱重工(MHI)則為項目提供技術支持。此外，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還參與創建碳基金，向世界銀行原型碳基金承諾1.8億美元。可見，作為一項既履行國際責任同時有利可圖的交易，全球碳交易量將持續增長，碳金融業也會迅速發展。國際性的商業銀行正在搶占碳金融市場份額，并尋找發展商機。
3.2.5碳減排期貨與期權市場
《京都議定書》簽訂以來，碳信用之類的環保衍生品逐漸成為機構投資者熱衷的新興投資品。隨著碳交易市場的發展成熟，其能夠保證碳交易價格的公開透明，還可以同時進行現貨和期貨的交易，這對于屬于遠期交易的碳信用交易類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貨期權交易所紐約商業交易所己經上市溫室氣體排放權期貨產品，還將牽頭組建全球最大的環保衍生品交易所“GreenExchange”，上市投資產品包括環保期貨、期貨、互換(swaP)合約。這些創新投資品將廣泛涉及各類環保市場，包括碳排放物以及可再生能源相關項目，嘗試用市場機制促進解決全球性的環保問題。其初始交易品種，包括歐盟排放交易體系下發放的碳排放額度(EUAs)、清潔發展機制(CDM)發放的碳排放信用(CERs)，及通過美國Green--e認證發放的可再生能源許可額度(RECs)。此外，于2008年一季度開始交易的NYMEX與摩根士丹利、美林、都鐸投資等9家公司合伙籌建的又一新交易所，2009年接受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的監管。還有歐洲氣候交易所也是全球主要的減排量交易所之一。該交易所在2008年第一季度引入標準格式的碳減排權合同，推出涉及碳減排權的期貨產品，為全世界的買家提供了統一平臺進行交易。
3.3我國“碳金融”發展現狀
1998年5月，中國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并于2002年8月31日正式核準《京都議定書》，由此碳金融正式進入中國
3.3.1基于CMD項目的碳金融在我國的發展
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參與發展清潔發展機制潛力很大。研究顯示，中國將在未來的CDM市場中占40%一60%的份額。通過參與該機制引進外資與節能減排技術能夠促進我國的環保事業發展，同時項目業主可以通過在碳交易市場出售CERs (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CERs)彌補其實施碳減排所增加的成本。清潔發展機制對國內從事清潔能源項目的企業機構來說，多了一個融資和技術改造的途徑。
國際上知名的“點碳(PoiniCarbon)”機構通過對CDM項目東道國進行考察與研究排名并定期更新。中國由于不斷增大的注冊項目基數和潛在的巨大CDM市場以及日漸健全的國內申報審批體制，近期連續高居CDM東道國吸引力排名榜首。排名主要根據以下指標:第一，包括審批CDM項目政策框架和政府態度的東道國的CDM體制;第二，包括政治穩定、對投資者的友好程度、資本和服務市場等的投資環境;第三，潛在的CDM項目以及已批準的CDM項目數量等。
2004年6月30日，由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和外交部聯合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暫行辦法》在中國正式生效并于2005年10月12日頒發《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辦法》，這標志著基于CMD項目的碳金融在我國的發展有了明確并且相對規范的政策機制支持，附于了國內相關企業和國際買家更加穩定的回報承諾。自《京都議定書》生效之日起，我國政府和企業積極參與CDM項目，各省市各部門也紛紛舉辦有關CDM機制的研討會和培訓，積極推進清潔發展機制參與能力建設。在國內，截止到2007年4月2日，我國共有383個CDM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的批準，這些項目潛在的溫室氣體減排量將對減緩全球氣候變化有著重要的作用。在國際，截至到2007年4月12日，中國已經有76個項目被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執行理事會(EB)正式批準為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排在所有東道國的首位，預計的年平均減排量為61，717，664tCO2。目前，中國的CDM項目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開發、甲烷回收、HFC一23分解等領域。
在中國，一系列的CDM能力實踐活動加深了我國CDM市場相關人員對CDM市場的認識，越來越多的項目成功開發并注冊，使清潔發展機制在我國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使得一大批本來實施起來很困難的清潔能源項目得以實施，對我國的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在CDM市場上，風險與機遇同在。國際CDM市場在變化，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有關規則在變化，我國CDM的市場與我國國情也在變化。所有的這些變化都使得我國CDM市場充滿了挑戰與風險，尤其是隨著2012年的迫近，如何去面對和迎接這些挑戰與風險，化風險為機遇，是每一個從事CDM項目的人士所要面對與思考的問題。
3.3.2碳交易市場在我國的發展
3.3.2.1碳交易活動的“三個角度的認識”
從實體經濟的角度認識，碳交易是實體經濟中的排放企業根據其各自的排放成本將其碳排放權進行交易。不同企業的排放量與減排成本不同，持有較多排放權的企業以將多余的指標出售給排放權不足的企業，排放成本高的企業可以向排放成本低的企業購買排放指標;碳排放權可以同一般的商品一樣在排放企業間交易;由此，碳交易把原本一直處于企業資產負債表外的氣候變化因素納入了資產負債表，改變了企業的收支結構。
從經濟流動性的角度認識，碳交易的支付方式可以是以下的一種或幾種:實物交易如提供減排技術、現金、等價物、債券或認股權證等。
從虛擬經濟的角度認識，金融機構可以開發基于碳排放權的創新投資產品，如保險產品、結構性產品以及衍生產品等來獲得更多、更可持續的利潤以及為防范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進行相關風險管理;在碳排放權市場，金融資本的介入，使碳排放權不再是簡單的商品;碳排放權逐漸成為一種金融產品或金融工具，其價格越來越依賴于金融市場。
3.3.2.2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現狀
隨著全球對“氣候危機”的不斷關注，有關碳排放權己經成為繼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的又一新的價值取向，未來碳可能會超越石油，而碳交易市場也將成為全球第一市場。《京都議定書》為碳交易奠定了國際法律基礎，它不僅以法規的形式限制了相關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更從市場角度，催生出以二氧化碳排放權為主要交易對象的碳交易市場。目前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碳交易貨幣、碳交易市場和碳金融體系，“碳減排”技術及其產品即將成為重要的國際戰略資產和資源。金融危機前，國內碳交易價格在n歐元/噸左右，在歐洲碳交易一級市場為16、18歐元/噸，二級市場為22、25歐元/噸，豐厚的收益催生出大量中介公司，摩根士丹利、高盛等都在積極發展創新旗下的碳交易業務并增設碳基金。
在我國，目前正處于的階段是大規模碳排放交易的預備期。預備期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金爭奪資源，無論是水資源、石油、煤炭，都在資金跑馬圈地之列，而后是緊接著資源品價格將堅定上漲。第二個階段是進入投資新能源高峰期，全球資金將像追逐互聯網概念一樣追逐新能源概念，這一點也得到現實市場的驗證;過了預備期就是成熟階段，是新能源商業運用階段，屆時碳貨幣將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之外的最重要貨幣。應對這一趨勢，中國政府己經做出努力培育交易市場，進行小規模的交易試點。2008年，即1958年中國證券交易所的籌辦正式啟動的后20年，北京、上海、天津、武漢、深圳等城市相繼成立環境交易所。不過與證券交易相比，這次中國環境交易市場的起步只比西方落后了5年。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環境交易所現在主要業務是二氧化硫排放權和排污權交易以及節能環保技術交易。雖然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以及碳排放權供應國，不過中國目前還沒有承擔減排義務，“碳交易”于中國環交所的交易中還不是主要業務。
第一，北京環境交易所
中國最大的環境交易所北京環境交易所在成立之初，就宣布其主要業務將發展節能減排技術交易、碳交易指標交易以及為溫室氣體減排量建立信息服務平臺，希望通過市場化手段解決節能減排的環保方面的問題。此外，北京環境交易所還于2009年6月18日與全球最大碳交易所一一歐洲的BlueNext交易所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屆時在北京環境交易所掛牌的CDM項目將同時在BlueNext上，這是碳交易的中國賣家第一次直接面向全球公開。
第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
與北京、上海兩家交易所不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TCX)是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是國外從事碳交易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在中國市場上嘗試性的復制，其股東包括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中石油(CNPC)下屬的中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和天津產權交易中心。其中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持有總股份的25%，中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總股份的53%，天津產權交易中心持有22%的股份。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在創建之初就借鑒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的自愿限額交易模式。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于2009年9月正式對外推出“企業自愿減排聯合行動”，即在目前仍未設定絕對減排限額的情況下，企業本著“自愿設計規則、自愿確定目標、自愿參與交易”的原則，企業自愿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協議，并通過招募、設計和交易三個階段，研究和執行實施符合中國國情以及企業實際的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測量、報告和核實體系、目標承諾與減排和交易體系，通過天津排放權所交易所這一服務平臺組織實施。按照計劃，“企業自愿減排聯合行動”首批將選擇涵蓋不同行業的2。家國內擁有較大排放規模的企業。另根據設計，交易所需的限額(caP)是增量放緩而并非存量絕對減排。
第三，其他排放權交易所
面對未來龐大的中國碳交易發展潛力，2008年7月以來，山西呂梁節能減排項目交易中心、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重慶排污權交易所、昆明環境能源交易所等交易機構相繼成立，廣東也正考慮建立適合廣東省情的CDM機制和包括碳排放在內的污染排放權交易市場，促進CDM在中國以及在廣東的發展與實施，同時還積極推動低碳經濟發展區的建設。這些省市所建立的交易所盯準的都是碳交易。其中，以北京環交所為其第二大股東昆明環境能源交易所是北京環境交易所布局全國戰略的第一步，選擇在昆明建環交所的布局是想輻射東盟地區的市場，另外2009年下半年在東北建立的面向東亞日、韓、俄的環交所己于九月份掛牌，此外北京環境交易所還將布局在西北建立環境交易所，從而完成全國布局戰略，并延伸擴展至周邊國家。
碳市場不是單獨的市場，與普通市場不同，有點像能源市場，也可視為金融市場。人們為了遵循法律規定參與到這個市場，采用不同方式完成減排目標，包括強制市場、清潔發展機制、聯合履行機制和自愿減排市場。2009年12月的全球氣候會議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政府承諾到2020年時單位GDP碳排放將比2005年減少40%到45%。有了_總量控制，就有了交易需求和前提條件，這個承諾為中國碳交易市場提供了新的契機，近期啟動國內碳交易市場的可能性非常大大。雖然現在只是醞釀階段，但中國碳市場在三五年之內肯定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碳市場將在建立現貨市場之后，發展成為衍生品市場、期貨市場，走向一條金融、證券道路。
3.3.3我國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的現狀分析
3.3.3.1我國碳基金的發展現狀
2.3.3.1.1國際碳基金在我國的發展現狀
國際碳基金己經進入中國，發起人包括國外投資銀行和從事碳交易的風險投資基金，對具有碳交易潛力的節能減排項目進行投融資。
在CDM機制下，中國首個提高能效的項目是由世界銀行代表的意大利碳基金與一家中國企業簽署的一份溫室氣體減排購買協議，該項目預計將每年減少6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意大利碳基金首先通過南鋼項目第一子項目購買減排量，預計在未來10年通過世界銀行購買該項目572205噸二氧化碳。在完成第一子項目全部審核后，再從第二子項目購買，從而購買減排量將可能會隨之增加1倍。2007年3月成立的沛雅霓資本 (PconycaPital)公司，在中國的啟動資金高達4億歐元，專注于投資中國碳排放交易市場，蓋茨基金是其創始合伙人之一。沛雅霓資本公司主要業務是向中國的減排項目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以減緩全球環境壓力。它旨在通過投資清潔能源以及碳減排項目實現良好回報和碳信用的管理。
另外影響較大的國際相關碳基金為中國碳基金。中國碳基金總部設于荷蘭，其核心業務是為中國CDM項目獲得的減排量進入國際碳市場交易市場提供專業服務，尤其是為歐洲各國政府組織、金融機構、企業用戶與中國的CDM開發方之間的協作和碳融資提供全面服務，通過中國碳基金將采購上萬噸碳減排證。‘2此外，瑞典碳資產管理公司、英國益可環境集團、高盛、花旗銀行、匯豐銀行等都以建立基金形式己經在中國開展節能減排投融資業務。
3.3.3.1.2我國成立的碳基金的發展現狀
第一，政府基金一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
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CDMF)于2007年3月正式運營，該基金是我國相應國際清潔發展機制而設立的，同時該基金的設立也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CDMF)是依據中國政府制定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管理辦法》而的規定，基金來源包括清潔發展機制減排項目收益、國際金融組織機構贈款、個人贈款以及國務院批準的其它收入組成。該基金設于財政部下，由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中心管理，由“基金審核理事會”審核，該理事會由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科技部、外交部等部委組成，為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項目提供持續和穩定的資金支持。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所關注與支持的項目重點考慮社會效益，特別是關于可再生能源開發的項目。由于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CDMF)發起人為政府，所以屬于政府所建立的碳基金。
第二，民間基金一中國綠色碳基金
我國碳基金的發展目前仍處于引進起步階段。從學術理論方面看，國內學者‘滲照國際碳基金的運作模式以及國際自愿市場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在我國建立一個林業碳匯基金的設想，命名為中國綠色碳基金，簡稱綠色碳基金。“從實踐方面看，我國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可以直接參與國際林業碳匯交易項目的碳基金，但已經有不少與國際碳基金合作的林業碳匯項目。中國綠色碳基金設在中國綠化基金下，于2007年7月20日宣布成立，是一個用于支持中國應對溫室氣體變化和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專項造林減排基金，其發起者包括中國綠化基金會、國家林業局、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嘉漢林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該基金屬于全國性公募基金，吸收來自國內外政府、組織、企業以及個人的資金，融資渠道多元化，用于林業碳匯項目以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為企業、機構和個人自愿參加植樹造林、森林經營保護等碳匯活動搭建了一個平臺。基金早期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注資3億人民幣，用于發展旨在固定二氧化碳的植樹造林、森林經營保護以及能源林基地建設等項目。通過3億元碳匯基金的投入，中國石油預計在之后10年內吸收和固定500萬至1000萬噸二氧化碳，從而降低溫室氣體濃度。中國綠色碳基金為全國性公募基金，屬于民間基金。
中國綠色碳基金屬于碳匯基金，其林木所固定的二氧化碳將記入到投資企業的社會責任賬戶，如果儲存的碳信用符合清潔發展機制林業碳匯項目的要求，可以賣給國外買家，同時，也可以進入如芝加哥氣候交易所‘5這樣的國際碳匯自愿市場。企業加入中國綠色碳基金，不僅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貢獻，而且可以積累碳減排或者碳匯項目的經驗、培養專門人才，樹立綠色經營形象，展現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具體可以獲得以下方面收益:(1)獲得由相關權威主管部門簽發的經過計量、核查、登記的碳匯信用指標，體現企業對改善和保護環境的貢獻，并可在其產品上以適當方式標注;(2)投資企業可以獲得企業所得稅優惠及其他表彰形式;(3)積累碳匯交易活動的經驗，增強未來面對低碳經濟的應對能力;(4)培養企業內部熟悉相關環境產品的專業人員，有助于企業市場開發與產品創新;(5)促進企業樹立綠色營銷形象，展現企業社會責任感，從而增強企業影響力與榮譽感。
3.3.3.2我國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的發展現狀
3.3.2.2.1我國商業銀行開展碳金融業務的國際國內環境
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和樞紐，銀行不單為社會提供金融服務和金融工具，為客戶傳遞和增加價值，更由于銀行發揮配置全社會資源的獨特作用，從而社會對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提出更高的要求。銀行承擔社會責任就是在開展業務過程中貫徹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展示銀行對于環境保護和責任營銷的應有認識與理解，主動把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和諧發展自覺納入自身的發展目標，從而使銀行業創造出一種可持續性的經營方式，展示企業社會責任，使其獲得令人信服與尊重的雙底或多底商業機會，同時推動各利益相關者的有效互動。
第一，國際環境一赤道原則
赤道原則 (theEquatorPrincinles，簡稱EPs)廣泛運用于國際融資實踐，并且已經發展成為銀行業慣例。赤道原則制定于2002年10月，由世界銀行下屬的荷蘭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的政策指南建立，旨在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社會與環境風險而確立的金融行業基準。赤道原則于2006年7月由成員銀行對其進行了修訂，除了將適用于赤道原則的項目融資規模從5000萬美元降至1000萬美元，另外更加強調與注重項目社會風險與相關承諾進行定期信息披露以增加項目的透明度，并且在項目分類上進一步明確區分社會和環境影響評價，從而使得赤道原則更趨完善。赤道原則在國際金融發展史上猶如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第一次把項目融資中不明確的環境和社會標準清晰化、具體化，將整個銀行業的環境與社會標準基本統一，確立了國際項目融資關于環境與社會的最低行業標準，有利于平整游戲場地和形成良性循環，提升整個銀行業的道德水準。就單個銀行來講，接受赤道原則不僅有利于獲得或維持好的聲譽，保持與保護市場份額，而且也有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對金融風險進行科學、準確的評估，同時也可以減少項目的政治風險;而對于整個社會來講，可以使得保護環境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落到實處，赤道銀行客觀上成為促進環境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私家人，通過發揮金融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的核心與樞紐作用，可以促進人與自然、社會得到和諧的發展。
2003年6月，分屬7個國家的花旗銀行、荷蘭銀行、巴克萊銀行和西德意志州立銀行等10家國際知名銀行宣布實行赤道原則。隨后，摩根大通、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和美洲銀行等世界領先金融機構也紛紛接受赤道原則。截止到目前，全球60多個金融機構接受了赤道原則，其中既有發達國家的成員，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的成員，它們在全球100多個國家都有分支機構。數量雖然不算多，但是它們都是全球規模以及影響力非常大的大型金融機構，這些機構的項目融資額約占全球項目融資總額的90%，在全球的業務量和影響巨大，將社會責任成功運用于國際融資實踐中。
我國是一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企業投資項目的融資渠道主要依賴銀行信貸。在銀行貨幣信貸支持過程中，我國主張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政策的形式，要求國內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發放投資貸款時遵循赤道原則實施開展信貸業務，增加項目環保評估要求。我國的商業銀行機構中，興業銀行正在試圖成為赤道原則在我國的探路者。2006年5月，興業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合作，率先在國內推出“綠色信貸”這一“節能減排項目貸款”產品。綠色信貸源于國家環保總局會同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與2007年7月聯合出臺的《關于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中提及的政策及制度規定。2008年，興業銀行擴大此類貸款規模同時拓展融資適用范圍。并于同年7月，興業銀行公司董事會通過《關于申請加入“赤道原則”的議案》，并授權高級管理層積極推進加入赤道原則的各項工作，更好地承擔履行對環境和社會的責任。興業銀行這一創新行為向我國銀行業發出這樣的積極信號:在整個金融行業中占絕對權重的商業銀行，已在逐步意識到應該擔負更多社會責任的同時意識到履行這種責任可操作的實現路徑，即開始利用金融手段來限制高污染和高能耗，實現社會與經濟的和諧發展發展。
第二，國內環境
在我國，通過銀行業務服務實現節能減排、環境保護還處于起步探索階段。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節能環保”的實施情況不容樂觀。此外，應對十七大報告強調的“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以及2009年12月丹麥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承諾于2020年我國GDP能耗降低40%等政策，我們面臨的環保和社會等問題迫切需要重視與解決、因此，必須從多方面尋求實現“節能環保”的有效途徑，以實現和達到既定的發展要求和目標。
20多年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經歷了微觀漸進的金融改革過程，商業銀行的經營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開始強調承擔社會責任為重，到主要追逐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職責，再發展到現在重新審視自己應履行的社會責任，其承載的社會功能同社會職責隨之幾經變更，不僅體現了現代新型經營管理思維方式的轉變，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金融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國內銀行掀起了一股“綠色信貸”的創新風暴，對“節能環保”目標的實現起到舉足輕重的積極作用。目前國內并為形成關于綠色信貸的權威定義，其簡要表述即指以信貸為手段限制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盲目擴張，利用金融信貸的經濟手段協助產業結構調整，從而承擔其社會責任，促進環保事業的進行。“碳金融”作為“綠色信貸”的一個特殊而重要的分支，勢必對商業銀行于綠色金融的貢獻起到廣泛深遠的作用。
此外，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提供最大的碳減排市場，市場地位可以相當于石油市場中的沙特，CDM潛在市場份額約占全球的一半。從國內政策環境來講，國家為了啟動內需，提振消費，出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適度的貨幣政策，重點發展包括環保項目方面的投資，各家商業銀行響應國家經濟決策，也在加大信貸的有效投放力度，這些都為銀行更好的開展綠色信貸和碳金融交易提供了廣闊的營銷環境。
3.3.2.2.2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的實踐
近年來，我國碳金融創新業務如同商品衍生交易業務一樣正在國內市場大力培育和快速發展。目前國內諸多銀行，比如北京銀行、興業銀行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已經開始試水碳金融創新業務，2007年就與國際金融公司簽訂合作關系，在國內開展碳融資業務，2008年還跟國內多家主要的碳基金(CCC、CAMCO、Arreon)談判CDM項目合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收益。
第一，現有碳交易合作機構的流程如下圖:
第二，案例:興業銀行在CDM項目的投入及獲取碳交易效益的分析;
2006年基于市場價值和品牌，興業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IFC合作簽署了《能源效率融資項目(CHUEE)合作協議》，即《損失分擔協議》，成為國內第一家推出“能效貸款”產品的商業銀行。根據該協議，國際金融公司IFC以向興業銀行提供2億元人民幣的本金損失分擔來支持最高可達4.6億元人民幣的貸款組合，興業銀行則根據國際金融公司IFC評估認定的環保型企業和項目為基礎發放貸款，同時國際金融公司IFC為這些貸款項目提供相關的業績激勵和技術援助，并收取一定的手續費。能效貸款并非簡單提供信貸，而是深入挖掘節能減排行業的供應鏈，除了向節能減排企業或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外，還提供相關財務顧問服務，并且幫助那些能夠產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排量的企業或項目發現碳交易價值。據資料證實，至2007年10月30日該行以直接貸款模式、CDM模式、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融資租賃模式和設備供應商買方信貸模式共提供能效貸款總計金額5.28億人民幣，而此貸款支持的項目可在未來的五年中實現二氧化碳減排當量921萬噸。
具體案例分析一項目名稱:興業銀行支持梅州二期垃圾填埋場沼氣利用該行經過論證認為該項目符合CDM項目經濟要求，以CDM、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兩種模式為該項目融資貸款720萬人民幣，期限3年。通過此CDM項目，項目業主(合同能源管理單位)不僅得到了沼氣發電收益，而且還獲得CDM項目認可的碳減排量收益近200萬美元，同時此CDM項目碳排放交易收益為項目新增加現金流近50%。
興業銀行支持企業利用垃圾填埋場等項目發電，符合CDM項目經濟要求，不僅獲得了豐厚的項目直接利息收益和CDM項目碳交易財務顧問等中間業務收益，而且還符合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求;創造經濟收益同時，贏得社會影響力和聲譽。
第三，其他國內銀行在碳金融業務方面的嘗試
在碳金融業務創新方面國內銀行走得較快的還有民生銀行。民生銀行將節能減排貸款與碳金融相結合，創新開發出以CDM機制項目獲得的CERS作為貸款還款來源之一的節能減排融資模式，也稱“碳金融”模式，為尋求融資支持的節能減排企業或項目提供了新的選擇。
另外，農業銀行總行成立了投資銀行部，先后與四川、湖北等多個省份的十幾家企業進行了接洽，與多家尋求融資支持的節能減排企業達成了CDM項目合作意向書，涵蓋了煉鋼高爐余熱發電、水泥回轉窖余熱發電和小型水力發電等清潔發展項目。農行采取了培養組建專業隊伍、培訓篩選客戶、加強制度建設等措施，促進CDM業務平穩發展。此外，深圳發展銀行和中國銀行還推出了“掛鉤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額度期貨價格”的理財產品。
4進一步發展我國“碳金融”的必要性
在國際碳金融發展領域，碳交易市場發展規模越來越大，碳排放權衍生發展為具有流動性和投資價值的金融創新產品，同時碳貨幣化程度也越來越高。發達國家都盡先搶占碳金融市場，圍繞碳減排權，建立并完善碳交易市場，試圖構建碳交易貨幣，并發展包括相關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基金、碳排放期權期貨以及碳衍生理財產品等一系列金融創新產品為支撐的碳金融體系。同時新興市場在碳金融領域的探索也不甘落后。在韓國，韓國光州銀行協同地方政府的支持推出“碳銀行”計劃，試圖將居民節省下的能源折合成積分，用積分來進行日常消費。對于中國來講，盡管我國擁有極具潛力和極其豐富的碳減排資源和碳減排市場，但是碳金融在我國的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中資金融機構僅在“綠色信貸”方面有所作為，不僅缺乏有效的碳交易制度和碳交易平臺，而且在碳證券、碳期貨期權、碳基金、碳衍生理財產品等各種碳金融創新投資產品方面的發展也非常落后，同時缺乏相關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從而使中國在全球碳金融及其定價權方面面臨嚴峻挑戰。
4.1我國碳金融市場蘊藏巨大商機
對于我國來講，中國碳金融市場發展潛力巨大。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費國(我國煤炭消費量占世界消費量的310&)，目前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預計到2020年，我國的溫室氣體凈排放總量將與美國相當;同樣有統計顯示，我國的萬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好幾倍。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現在還未承擔國際減排義務，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國應具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另一方面，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需要高昂的成本來進行能源結構的調整、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的技術改造以及相關設備的更新，溫室氣體減排成本在每噸碳100美元以上。而如果在我國發展CDM項目等節能減排活動，減排成本可降至每噸碳20美元。這種巨大的減排成本差異和利益驅動，促使發達國家的企業、機構積極進入我國尋找合作機會。而中國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擔減排義務，可以按照清潔發展機制將在我國境內所減少的溫室氣轉變成有價商品，出售給發達國家出售。而剛剛落幕的歌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政府也承諾到2020年時單位GDP碳排放將比2005年減少400rk。目前，中國己經被國際社會看做是最具潛力的減排市場。對于中國的金融界來講，如何把國家面臨的壓力轉化為可貴的市場機遇，如何在承擔建立和諧世界的社會責任的同時分享碳金融時代的“蛋糕”，將是他們所要面臨的巨大的挑戰。
4.2基于CMD項目的碳金融在我國發展過程中存在不足
雖然我國積極參與開發CDM項目、促進溫室氣體減排，也做出了不少成績，但由于CDM項目在我國的發展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所以在開發CDM項目過程中仍然存在參與主體對項目認識不足、項目信息不對稱、項目融資模式選擇低效、項目成果CER國際議價能力低等諸多問題急需解決。
4.2.1對CDM機制和碳金融的認識尚不足
CDM和碳金融在我國的傳播時間短，是隨著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興起而進入我國的。因此，國內許多企業和金融機構仍未認識到其中蘊藏著巨大商機，對CDM項目開發、碳排放權交易規則、碳資產的價值、操作模式等尚不熟悉。在我國，目前關注碳金融的機構除了少數商業銀行以外，其他金融機構鮮有涉及。
4.2.2缺乏成熟完善的中介機構
CDM機制項下的碳減排額是一種虛擬商品，其交易規則十分嚴格，開發程序也比較復雜，銷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戶，合同期限很長，非專業機構難以具備此類項目的開發和執行能力。在國外，CDM項目的評估及排放權的購買大多數是由中介機構完成，而我國本土的中介機構尚處于起步階段，難以開發或者消化大量的項目。另外，也缺乏專業的技術咨詢體系來幫助金融機構分析、評估、規避項目風險和交易風險。
4.2.3CDM項目開發風險因素多
CDM項目與一般的投資項目相比需要經歷更為復雜的審批程序，這為CDM項目開發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更值得注意的是，開發CDM項目所涉及的風險因素很多
主要包括政策風險、項目風險和CDM特有風險以及CDM開發周期風險等。項目風險主要指工程建設風險，如資金是否預期獲得、項目是否能夠按期建成投產等。而在項目可行性認定方面，能效貸款較一般性貸款也更為復雜和專業，我國商業銀行人員在這方面的專業技術判斷能力不足。
4.2.4CDM項目周期比較長，融資支持不足
CDM項目成果CER的支付時間往往在項目獲得CER后，此時企業己經在前期為開發投建CDM項目投入大量資金，導致CDM項目中經常存在融資問題。整個項目的融資機構是開發投建CDM項目所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對于中小型企業來說，尋找愿意承擔風險的融資機構的支持成為其開發CDM項目的必要，通過貸款或貸款擔保的方式，打通融資渠道，同時分擔部分風險。從對國際CDM融資渠道分析可知，融資方式往往與CDM項目成果CER的議價結果有直接聯系，議價能力強，意味著融資渠道暢通，而我國企業在運行CDM項目后對于CER較低的議價能力決定了我國企業在相關項目開發方面低效的融資方式，這不僅會導致我國企業得不到有效的資本和技術支持，嚴重打擊我國企業參與CDM項目的積極性，更重要的是不利于CDM項目在我國的長遠發展。
4.2.5缺乏直接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機制，預期收益大幅縮水
作為發展中國家，由于我國尚不具備直接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的權利，國內也缺乏如何可以直接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方面的機制探索，目前，我國企業獲得的排放權如果用于出售，主要由一些國際組織，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參與購買，再進入國際碳交易市場進行交易。于是這些投資于減排權的機構就可以從中可掙取高額差價。如在2006年8月29日的交易中，中方一家單位將減排配額出售給中介機構一世界行的價格是每噸6歐元，而2006年8月31日在北歐電力交易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上的行情為每噸15.99歐元;再加上現在CDM活動基本上屬于買方市場，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碳排放權議價能力較弱，而且隨著全球對CDM機制的逐步認識，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到碳交易市場中成為供給方，那時減排權的價格會進一步降低，預期的收益也隨之大幅度縮水。
4.3我國仍未建立為碳金融發展提供重要基礎的全國性碳交易市場
4.3.1碳交易市場的金融化特征
以碳交易形式為核心的溫室氣體減排交易市場其實在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前就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開展了。目前國際碳交易市場發展迅速，尤其在市場化成熟的西方社會，碳信用(CarbonCredit)己經快速發展成為一種新興的衍生投資產品，交易非常活躍。碳信用其實是一種泛指，包含了在碳市場上進行交易的如CERs、EUAs以及VERS等各類產品形式。在碳交易市場中，實際的減排往往發生在交易之后，這種交易方式與商業信用十分類似，即買賣交易商品時采用延期付款而非立即支付現金的形式，碳信用的概念由此被引用，在目前的碳市場交易中此概念也已經被普遍接受。碳信用存在上述不同形式，但其根本的含義都反應了實現的溫室氣體減排量，這種溫室氣體減排量在大部分情況下都被量化成二氧化碳當量進行計算。
碳交易市場在保證交易價格公開透明的同時還可以進行現貨和期貨的交易，這對于屬于遠期交易交易類型的碳信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碳交易所公開交易的形式在最大程度上減少信息不對稱，從而避免價格損失和交易風險，使得產生的碳信用充分市場化。此外，利用碳交易所還可以以期貨交易方式進行碳排放信用交易，期貨交易方式在市場化比較完善的國家被廣泛應用于金融、能源以及新興的碳交易系統中，由此使得買方和賣方都能夠通過套期保值來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可以更有效穩定市場價格，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為交易系統的安全提供更多的安全備用保障。
由于交易所準入制度十分嚴格，為了節約交易成本，目前碳市場交易大部分通過有中介機構參與的場外柜臺交易(OTC)完成。場外柜臺交易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歐美商品與證券交易中普遍采用的一種市場化模式。較直接的雙邊交易，場外柜臺交易操作更加靈活，價格也比較公開透明。可以看出，碳信用作為一種創新的環境金融產品，雖然發展時間不長，但己經依托國際商品和金融市場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同時全球碳市場也在日益繁榮擴張的交易活動中日趨成熟。
4.3.2碳交易市場提供我國“碳金融”發展的基礎
4.3.2.1碳交易市場降低碳金融的交易成本
目前，中國的碳交易仍處在主要集中在具體項目上的“農貿市場”階段，而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已經在碳金融層次開始布局。碳金融和碳交易好比兩條腿，沒有完善的碳交易市場平臺的支撐，中國不僅將失去碳交易的定價權，而且將又一次失去金融創新的機會。中國碳交易市場的完善現在最關鍵的是解決市場需求問題。中國碳交易需要建立一個標準化的、規范運作的市場，這樣才能在產生交易產品的基礎上吸引企業和金融機構以較低的交易成本進入市場。同時，金融機構作為碳交易市場的重要參與主體，同樣可以憑借自身特殊的功能參與完善碳交易市場的工作中，活躍并強大碳交易市場。
4.3.2.2碳交易市場提供碳金融創新產品衍生基礎
隨著碳交易的成熟與擴展，碳排放權才可以發展衍生為如碳排放權期貨與期權、碳基金、由碳減排有關的直接投融資以及開發相關理財產品等具有流動性和投資價值的金融產品。例如，目前碳交易指數也已經成為重要的市場指標。2008年紐約一泛歐交易所推出低碳100歐洲指數，此創新指數是一個確認有低碳排放記錄的歐洲公司碳指數;另外，標準普爾等指數部門也開發建立了類似的低碳環保指數。具有創新眼光的金融機構還在此類指數的基礎上開發了ETF基金，比如巴黎銀行EasyETF低碳100歐洲，此基金就是一只由紐約一泛歐指數而開發創建的ETF基金。此外，商業銀行在碳交易領域也進一步發展了碳金融創新。初期銀行參與碳交易的一般途徑是為碳交易提供中介服務，此后在碳金融領域發展了包括為減排企業提供投融資、擔保以及設計各種碳金融理財產品等服務。因此，參與構建碳交易市場，不僅可以成為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構建的“突破口”，而且也為我國解決節能減排事業發展過程中綠色技術應用缺乏的問題提供了的有效途徑。
4.3.2.3碳交易市場促進我國金融機構搶占國際碳金融創新領域
目前中國缺乏完善的碳交易市場。由于碳交易的市場和標準都在國外，中國為世界創造巨大的核證減排量，但卻被發達國家以低價購買，或直接利用，或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交易來掙錢高額差價，然后再經過其金融機構包裝、開發成為價格更高的金融衍生產品、擔保產品在國外進行交易，這才使得一批國際金融機構爭先參與碳交易，或充當直接買家，或充當中介角色，并不斷開發創新相關金融產品，從中獲取巨大商業利潤。發達國家如今還積極吸引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參與到他們所建立的碳金融市場中賺取中國資本的利潤。而目前中國碳交易市場發展滯后，不能為買賣雙方提供完整、詳細、準確的碳交易細節，無法提供信息對稱的基礎，保證碳交易順利開展，缺乏議價能力，導致本土的金融系統、金融機構在對碳金融業務沒有較為充分把握的情況下不敢貿然介入其中。如商業銀行以及第三方核準機構(DoE)等在參與碳交易方面還處在非常初級的探索階段。因此，我國金融機構發展碳金融創新業務需要完善的符合我國國情的碳交易市場平臺。
4.3.3碳交易蓬勃發展催生高層次碳金融產物一碳貨幣
4.3.4.1碳貨幣
“碳貨幣”是全球應對氣候變暖，在碳交易蓬勃發展的基礎上被提出來的新名詞，指國際貨幣體系可能建立“碳本位”，將“碳點”貨幣發展為一種全新的超貨幣，讓二氧化碳排放權成為繼白銀、黃金、美元之后的國際貨幣基礎。碳交易的基本原理是，交易一方通過支付另一方獲得溫室氣體減排額，可將購得的溫室氣體減排額實現其減排的目標。國際碳市場在《京都議定書》生效后幾年內快速增長并漸趨成熟。世界銀行統計顯示，全球碳交易市場在2008年規模高達1300億美元，交上年擴大了一倍。另有2009年6月英國新能源財務公司的預測報告，全球碳交易市場2020年有望超過石油市場而成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場，將達到3.5萬億美元。目前建立“碳本位”，實現以“碳貨幣”作為超貨幣的構想還為時較早，現階段較為可行的是先探索利用碳交易市場的快速發展來助推國際貨幣多元化。
4.3.4.2碳貨幣推進高層次碳金融發展
隨著碳交易市場的發展壯大，碳貨幣的概念也漸漸變的清晰。當未來統一的全球碳市場運行成熟、碳減排權價值趨于穩定以及減排技術高度發達之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額減排量運用碳貨幣體系定價與交易，為形成以“碳本位”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提供可能。面對全球新趨勢與新挑戰，中國必須全方謀劃戰略，構建碳金融以及其碳資本體系，從而使得人民幣成為碳交易計價的主要結算貨幣，這是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爭取定價權的關鍵一步，同時也是人民幣發展為國際貨幣的必由之路。
從貨幣發展史分析，一國貨幣發展成為國際貨幣甚至國際儲備貨幣一般需要遵循“計價結算貨幣一儲備貨幣一錨貨幣”的基本路徑。此規律中，某國貨幣與國際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貿易的計價和結算貨幣的綁定權往往是該貨幣崛起的起點。例如“煤炭一英鎊”、“石油一美元”的能源貿易計價和結算貨幣綁定權與貨幣霸權的演繹發展形成了現行的“信用本位制”下的國際貨幣體系。目前歐洲氏碳革命以及清潔能源技術的突飛猛進已經成為歐元國際貨幣地位提升的新動力。在此趨勢下，各國貨幣都爭先爭奪碳交易的主導貨幣。在碳交易市場發展早期，世界銀行等美元機構基金為碳減排權采購主體，后來歐盟買家數量逐年增加并占據主導。根據法國信托局氣候金融部研究數據顯示，2007年58只碳基金的貨幣組成中，來自包括政府機構、發展銀行的政府投資者的資金93.3%是歐元;包括世界銀行、其他發展銀行、私有部門、政府機構的混合投資者的資金84.7%為歐元。包括私有部門、發展銀行、公共/私人合伙的私人投資者的資金60.1906為歐元。其余為美元和極少的瑞士法郎和英鎊。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使用歐元作為國際碳交易的計價與結算貨幣已成為普遍事實。特別是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后使其喪失對碳市場的主導權，歐盟后來居上。加上美元的長期疲勢，進一步擴大了發展中國家碳項目交易市場以歐元作為計價結算貨幣的比重。
隨者各國參與碳交易市場程度的提高，將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利用碳交易，提升其本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從而有助于其躋身于世界主導國際貨幣的行列。目前，日元已經在努力爭取，澳元、加元等都具備提升空間。如果美國國會通過瓦克斯曼馬基法案并最終立法，美元將大大加強其在在碳交易領域的話語權。中國2008年的CDM項目所獲得的核準減排量(CER)成交量，已占世界總成交量八成。作為CDM機制的最大供給國，中國應當抓住機遇，爭取碳交易市場定價權，因此必須建立規范而具規模的碳交易市場，并與國際碳交易市場形成聯動。這樣才有可能發展中國的碳金融并爭奪到碳資產定價權，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化。通過國內碳金融體系的建立，包括人民幣相關碳金融投資品和人民幣碳基金的開發與推出，將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這一進程。
4.3.4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滯后
雖然中國是最大的減排市場提供者，但碳交易定價權并不掌握在中國企業手中，中國企業仍舊處于適應之中。對于未來的碳交易市場，最重要的還是進一步確定市場秩序，要靠市場的自身來完善，有關部門只需給予一定的政策、資金扶持，將國內的碳交易市場平全打造起來。
中國處于整個碳交易產業鏈的最低端，一方面在碳交易中買方和賣方不能互通有無。目前碳排放交易相當一部分是境外買家，其中不乏很多國際金融機構的參與。國內企業與國際買家談判時，最終的成交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相去甚遠。據悉，國際市場上碳排放交易價格一般在每噸17歐元左右，而國內的交易價格在8歐元至10歐元左右。事實上，中國碳排放交易跟西方的碳交易市場有很大差距，信息的透明程度很不夠，使得中國企業在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另一方面碳排放協議及其談判的過程十分復雜漫長:減排量價格、付款范圍和條件、核實成本和收益成本、適用的法律等，其中有很多都是我們國內企業并不十分了解的。由于中國缺乏定價中心，中國企業在出售二氧化碳減排量的價格時，價格差只是當時國際市場交易價的1/2。再一方面目前中國污染排放與溫室氣體排放交易都分散在各個城市和各個行業。這種狀況也導致中國企業在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最終的成交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相差甚遠。
擁有碳市場的定價權不僅取決于碳貿易量，還首先必須建立統一的碳交易平臺，為買賣雙方提供充分的供求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公平合理定價。目前，中國的碳減排額度往往是先出售給中介方(即DOE，一般是擁有驗證能力的、國外大型投行的碳金融管理機構)，然后再由其出售給需要購買減排指標的企業。這樣經中介方易手，必然會造成成交價和國際價格的脫節。’8對此，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包括碳排放在內的排放權交易市場，整合各種資源與信息，通過市場發現價格，用市場化的方法去規范各個企業的單兵作戰。而碳交易所的成立則能夠為買賣雙方提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對話機制;交易的模式也非常簡潔，即通過引入競價機制充分發現價格，從而有效地避免暗箱操作。同時，專業的交易市場還是一個更有利參與國際市場的途徑。因為，建立碳交易市場，不僅有利于減少買賣雙方尋找項目的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還將增強中國在國際碳交易定價方面的話語權。
4.4金融機構碳金融業務在我國發展滯后
4.4.1我國金融機構“碳金融”業務發展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差距
4.4我國碳基金與國際碳基金的差距
隨著碳交易的擴大，碳排放權進一步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國際金融機構和風險投資介入的碳金融活動、碳減排期貨、期權市場、碳排放信用等環保衍生品的規模越來越大。其中碳資產越來越受到私募資本的關注。2000年，世界銀行發行了首只投資減排項目的碳原型基金，目前已經設立了8個碳基金，總額高達10億美元。自2004年以后，私人資本開始大舉投資減排項目。截至2007年底，私募資本主導的基金數量超過了政府機構或組織主導的基金，如挪威碳點公司、歐洲碳基金等都非常活躍。而具體到在我國建立的相關的碳基金，如前文所述，大多是歸于國際金融機構參與建立，我國本土建立的碳基金也大多是政府屬性，由金融機構自發成立的碳基金幾乎沒有。面對我國碳金融發展滯后的狀況，金融機構如果不快速跟進碳基金領域的探索，勢必將這一創新業務市場份額拱手讓給國外具有遠見的國際碳基金。
3.4.1.2我國商業銀行與國際商業銀行的差距
隨著國外商業銀行金融全能性機構轉型的完成，國內幾乎所有的商業銀行也加緊跟隨其發展步伐。過去我國商業銀行只注重存貸款業務的發展模式已經不符合現代商業銀行的發展趨勢。目前國際商業銀行大部分都經歷過了痛苦的轉型期，例如，轉型成功的典范德意志銀行，重點發展表外業務，如咨詢服務、理財業務以及投行業務等，同時通過合并拍賣等途徑使得其最初高達8000多億美元的公司法人客戶資產降為1000多億美元，從而經受住了經濟周期的沖擊。目前，國際大銀行中間業務收入比例都在40%到50%左右，有些所占比重更大。而我國卻一般低于20%，有些甚至更低，因此有必要調整這種非常危險的經營模式。而碳金融對于商業銀行來講，其創新的內涵與外延意義可以說是巨大的，不僅僅是相關中間業務的開拓，更多的意義在于在這一新興領域快速搶占市場份額，否則其后果將永遠是復制國際具備先進理念銀行所丟棄的業務領域。而目前本土的金融系統，金融機構在對碳金融業務沒有較為充分把握的情況下不敢貿然介入其中。如商業銀行以及第三方核準機構(DOE)等在參與碳交易方面還處在非常初級的探索階段。因此，我國商業銀行發展碳金融業務緊迫而且必要。
4.4.2我國金融機構發展“碳金融”業務的巨大商機開展碳排放業務對于金融機構而言，無論是碳基金，或商業銀行，在搶占碳金融領域市場份額，獲取巨大經濟利潤的同時，還有利于提升社會形象，增強公信力和美譽度。
首先，開展碳排放業務利潤空間很大。據世界銀行統計，2006年在CERS價格上，中國與歐盟相差大概10歐元/噸，這里存在巨大價差與巨大的利潤空間。無論2012年后《京都議定書》是否續簽年，2010后中國是否繼續在非附件國家，無論哥本哈根會議能否達成協議，或所達成的協議約束力是否夠強，碳金融市場自身的特點決定了這個市場將持續走高，因為歐盟和更多的國家都己經開始加入排放貿易的游戲。因此我國金融機構理應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積極探索與發展碳金融業務。
其次，商業銀行參與cDM項目開發，并不失時機地開展碳交易業務等碳金融創新業務，不僅是“赤道原則”的要求，更是實現自身業務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是響應“赤道原則”的需要。宣布實行赤道原則的銀行必須審慎調查核實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的因素，使得項目在執行過程中對環境和社會負責，實施與“赤道原則”相一致的內部政策和程序。我國商業銀行作為實行“赤道原則”的成員機構，積極參與CDM項目，實施節能環保，并積極發展其碳金融創新業務正好與“赤道原
則”相吻合。
二是開發包括綠色信貸在內的環保金融產品線。商業銀行參與CDM項目的同時，應該開發出與CDM項目相配套的金融產品，比如CDM項目申報費用需墊支的搭橋融資、前期投入的融資租賃或設備融資、其CDRS(減排量)項下的全球市場風險管理、貨幣市場管理以及交易結算管理等;此外，開發與碳交易相關的金融理財產品，也是商業銀行搶占碳金融市場的有效途徑之一。只有這樣CDM項目給商業銀行所帶來的綜合效益才能得以充分體現。
三是踐行綠色金融經營理念和擔負社會責任的需要。商業銀行在綜合平衡投資項目可能產生的短期利益和長期整體利益時，應謀求可持續發展。要以承擔社會責任為前提，在踐行保護環境義務的同時，大力增強自身的利益空間和國際競爭力。否則只注重短期效益與眼前利益而以環境為代價只會以更大的成本來彌補。
四是提高金融服務檔次。商業銀行要在完善有關cDM項目金融配套服務的同時提高服務質量，尤其對涉及跨國性的金融業務，要設計出全球性風險管理方案，確保cDM項目與銀行金融服務實現投入產出雙贏。
5發展和完善我國“碳金融”市場的政策建
議
5.1解決我國CMO項目發展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對策建議
隨著我國碳金融市場的發展，相關碳金融產品和服務將日益豐富，其中CDM項也將得到快速發展。但這種快速發展需要相關配套措施的調整與完善，函待各級政府或主管部門理順相關政策和機制，為逐步建立和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CDM市場創造更為有利的環境和條件。根據近幾年的實踐，以下五個方面的相關政策和機制期待重點調整和完善。
5.1.1加強研究環境金融的理論和政策
環境金融的實踐性和操作性很強，既涉及到金融領域，也涉及到經濟學領域、環境領域、管理學領域和法律領域。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的中國，尤其應該對自身參與CDM項目的潛力及規模進行認真研究。目前我國環境金融尚處于萌芽狀態，而碳金融是屬于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環境金融獨樹一幟的發展分支，所以加強研究環境金融的理論和政策，將為碳金融未來的發展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和政策指導。
5.1.2建立碳交易市場
溫室氣體排放權既是有限的環境資源，同時也是國家和經濟發展的戰略資源。在我國，應借鑒國際碳交易市場發展機制，研究和探索碳排放權或排放配額制度以及相關碳交易市場運行機制，利用碳交易市場發現排放權價格，積極促進企業與金融機構進入CDM市場，有效配置經濟主體間利益，鼓勵和引導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實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
5.1.3積極推廣宣傳
推廣宣傳CDM項目，使企業充分認識CDM項目運行機制，同時意識到參與開發CDM項目、進行節能減排所蘊涵的巨大價值，促進CDM項目業主以及相關開發商可以根據行業與自身發展情況制定計劃，并推動其擴大國際間合作，力爭企業利益和國家環境資源利益最大化。
中介市場是開發CDM項目的關鍵，應制定支持政策，鼓勵金融機構與民間機構參與進入。在我國，金融機構參與與促進CDM項目發展的潛力巨大，其作為項目交易中介和資金中介的作用尤其重要。因此，應鼓勵金融機構作為中介購買CDM項目成果或直接與項目業主聯合開發CDM項目。
5.1.5建立有效激勵機制
CDM項目涉及環境、金融、管理、法律等方方面面，需要項目業主、金融機構、國際買家的等的參與，同時政策性強，因此，發展我國的CDM項目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各級政府和主管依據可持續發展原則制定一系列規則與標準，提供相關的信貸支持、稅收、投資等配套政策，鼓勵金融機構參與CDM與節能減排領域的投融資活動，促進我國CDM項目的發展。
5.2建立我國碳交易市場的基本框架
目前，國際上發展成熟的碳交易市場可以大致分為兩種:規范市場和自愿市場。其中大部分為了滿足國際、區域性或國內強制法規的最終目標，例如《京都議定書》、歐盟排放貿易體系等，有排放限量的國家或企業進行碳指標買賣的交易行為稱為規范市場(comPhanoeMarket);除此之外，出于自愿目的，從社會責任和品牌建設等目的而進行碳指標購買的交易行為被看作是自愿市場(voluntaryMarket)。這是中國目前可以采取的交易模式。二者并存于目前的碳市場，相互間有一定的區別和聯系。
5.2.1國際規范市場與自愿市場的運行機制
5.2.1.1規范性市場
規范性市場必須約束于強制性的法規或協議下，《京都議定書》是目前最主要的強制性國際協議。現行的最大規范性碳交易市場是歐盟成員國之間實行的歐盟排放貿易體系(Europeanunion阮issions腸祖ingscheme，EuETs)。
歐盟排放貿易體系采用的是總量管制兼排放交易的管理和交易模式，歐盟各成員國每年先預定與《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標準相一致的可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然后政府依據總排放量向該政府各企業發放二氧化碳排放權，即歐盟排碳配額(EUA)，每個配額允許企業排放1噸的二氧化碳。企業在期限內可以“出售”其沒有使用完的配額來套利。同時，企業可以通過碳交易市場從有剩余配額的企業手中購買其排放量超出分配的配額的部分，否則就會被處以重罰。這些配額通過類似銀行間的轉賬方式以電子賬戶操作模式在企業或國家之間自由轉移。同時，歐盟排放貿易體系也在不斷發展中壯大。2004年歐盟通過“連接指令(LinkingDirective，LD)”規定了EUETS與《京都議定書》的對接，2005年1月1日起與清潔發展機制，即CDM項目市場對接，2008年1月1日起與聯合履行機制J工對接，2。也就是說《京都議定書》下的CERS和ERUS可以在歐盟排放貿易體系下轉換成EUAS，從而使得碳交易的模式更為靈活。
除了歐盟排放貿易體系這一全球最大的規范性碳交易市場外，全球比較有名的規范性碳交易市場還有美國一些州政府制定的區域性的強制溫室氣體減排法規所形成的除《京都議定書》和EUETS之外的碳市場。例如美國東北部十州簽訂的“區域溫室氣體行動 (RegionalGreenhouseGasInitiative，RGGI)”，該行動同樣采用“限值一貿易”的模式，并確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即在2009年到201互年間，將碳排放維持在和目前排放大致相當的水平上，在20巧年到2018年間每年削減2.506，由此在2018年的排放量將會比2009年時減少10%。
5.2.1.2自愿性市場
自愿市場的交易環境相對規范市場來說比較自由，沒有強制性減排目標的約束，完全是出于成員間的自發組織以社會責任和品牌建設為目的而進行的碳交易。自愿市場由于沒有強制性的購買需求，因此交易沒有規范市場活躍，但其相對的低交易成本仍吸引了很多參與者。自愿市場的交易行為出于“碳中和(CarbonNeutral)”的考慮購買各種排放指標或者源于某些個人或者企業對例如航空和工業加工此類特定的溫室氣體排放活動進行補償。芝加哥氣候交易所 (chicagoClimateExchange，ccx)這樣的交易平臺就是典型的自愿性碳交易平臺。
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現有來自全球范圍內的交通、環境、電力、汽車等數十個不同行業的會員近300個，是全球唯一個同時開展《京都議定書》中所要求控制排放的涉及二氧化碳、甲烷、六氟化硫、全氟化物、氫氟碳化物、氧化亞氮等6種溫室氣體減排交易的交易所。芝加哥氣候交易所要求要求其會員通過自身的減排行為或者購買補償項目(O能etProjeets)的減排量，做到在2003年到2006年實現排放比基準線減少4%，在2007年到2010年將實現606的減排目標。其中基準線的定義是1998一2001年的年平均排放量。在芝加哥氣候交易所進行交易的對象稱為碳金融證券Carbon交易。
自愿市場除了交易所交易方式外還有多種場外交易模式，所交易的碳信用涉及面更廣，即包括經核實的減排量(、℃力 fiedEmissionReductions，VERS)，也包括未經核實的減排量(Non一veri五ed枷issionReduction，ER)以及預期的減排量(prospectiveEmissionReduction)等。同時，在規范市場中交易的CERs、EUAS、ERUS以及其他形式的配額和碳信用都可以在自愿市場上進行交易。
5.2.2借鑒成熟市場經驗，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碳交易市場的基本框架
中國目前的政策環境尚不適合“激進式”的改革模式，即立即采取限額交易。根據中國碳交易發展的經驗，“漸進式”改革模式更適用于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立與發展。本文在對國際國內碳交易市場分析的基礎上，初步設想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碳交易基本框架，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其還未承擔國際社會法定溫室氣體排放量限制時期，可以建立初級階段的碳排放交易市場作為過渡，并在適當的時候再建立可以與歐盟碳交易體系相抗衡的完善的碳交易市場。
5.2.2.1過渡期—初級階段的市場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現階段并不需要承擔溫室氣體排放限制，但是并不意味著我國在國際碳排放交易中可以不作為。相反，我們應該未雨綢繆，在中國還未具備利用強制法規或協議限定企業進行碳排放約束時，可以考慮先建立初級的碳排放市場，即自愿性碳交易市場。
這個自愿減排就是沒有國家強制減排責任的企業，基于企業社會責任，或者企業的長遠發展，自愿減排產生的減排量。
第一，參與主體來源的確定性分析。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將是低碳經濟，無論是宏觀國家經濟，還是微觀企業經濟，誰先順應歷史發展趨勢，搶占經濟新的增長點，誰就將獲得市場認可以及資金的追捧，引領世界經濟。企業進行減排活動和企業追求發展兩者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短期內可能有所沖突，但從長期看并不矛盾。進行減排的企業可以通過碳交易市場獲得相應的經濟補償;而購買指標的企業由于有壓力進行技術改造和升級進行減排，因此會“被動”地提高能源資源利用率和能效水平。相比于其他企業，從事這樣的主動減排行為的企業就有可能具備技術領先，當強制減排成為普遍政策時，其就具備了明顯的減排優勢，有利于企業長遠的發展。反之，落后企業如果對減排繼續保持排斥心理，那么長期看，吃虧的就是企業自身了。此外，碳排放權供給者如果由于各種原因無法通過CDM機制得到補償，同樣可以到國內的碳交易市場上獲得經濟補償。因此在中國建立自愿減排市場，會涌現出大批具有發展眼光的企業參與到碳交易市場成為碳排放權標準的需求者或供給者。
第二，完善現有的國內各大碳交易平臺。中國目前已經建立了數家碳交易市場，雖然并沒有從事真正意義上的碳交易活動，大多只是節能減排和環保技術及資產類的交易，但是有了這樣的初級平臺就意味著可以發展成為較為完善的交易平臺。發揮現有的CDM技術服務中心以及排放權交易所機構的信息與交易平臺的作用，同時還要鼓勵全國各個地區積極構建碳交易區域市場，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區域。眾多的區域市場是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基礎。此外，在目前排污權交易試點不斷完善的基礎上，逐步推進其他創新產品的交易。
第三，建立全國統一標準的碳交易市場體系，有效降低減排成本并優化資源配置。在完善現有的國內各大碳交易市場的基礎上，建立全國統一標準的碳交易市場體系。自愿減排市場上交易規則、交易制度以及信息的披露主體可以由已經對與碳金融有一定了解的金融機構來參與制定，為買賣雙方提供準確、完整、詳細的碳交易細節，在信息對稱的基礎上，保證碳交易順利開展。
5.2.2.2完善的市場交易方式
在筆者看來，當中國企業經歷過上述過度時期碳減排的自愿交易模式后，會比較容易過度到規范的碳交易市場機制。借助綠色利益驅動，這是中國在長期發展低碳經濟的必由之路。
第一，統一全國碳交易平臺，建立規范碳交易體系，并與國際碳交易市場建立聯
動。
構建一整套與發展全國統一碳市場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由于碳排放權的稀缺性來設立強制性企業排放上限，政府根據總排放量向各企業分發統一標準的二氧化碳排放權，建立類似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的規范碳交易市場。此外，信息收集的充分程度將直接影響交易成本和交易成功率。全國統一的碳交易平臺將為交易雙方進行排污權交易提供其需要的大量的有關價格、需求量和供給量、需求單位和供給單位等市場信息。如果信息不充分，就會導致交易價格上升，交易成功率就會卞降。同時，可以考慮利用網上平臺，設計出與國際碳交易聯動的網絡鏈接，積極有效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良好的網上平臺可以使信息得到充分的釋放，同時降低成本。
第二，制定排放權法規并強化政府對于碳交易市場的監能力。
規范性的碳交易市場能否順利建立，關鍵在于政府能否建立沒有漏洞的法制與監控系統。科斯定理說明明晰的產權歸屬，能有效劃分責任，從而有益于排放權交易的進行。我國的排放權交易健康的成長道路需要完善的法律提供保障。目前我國已制定的一些地方性政策法規仍不夠完備細致，因此需要結合我國國情和其他國家的實踐進一步地改進。此外，沒有政府的有效監管，排放權交易很難實施，排放權交易的整個過程離不開政府的監督行為。政府作為交易的保護者和監督者，有責任促使交易雙方完成其承諾的減排責任，保證市場機制更好地運行。
第三，我國政府和企業還應提高自身認知，為新的變化做準備。
首先，從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全球化角度看待排放權交易與我國的聯系。其次，運用科學技術控制和減少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加強國際規則的約束力，完善排放權交易的法律法規，制訂科學的環境監測標準，建立完善的排放權交易平臺。再次，我國企業要抓住碳排放權交易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壯大和發展自己。
5.3我國金融機構發展碳金融業務的途徑
5.3.1促進碳基金在我國的發展
5.3.1.1建立跨國金融戰略聯盟，積極開展國內碳基金培育工作
碳基金等風險投資隊伍正隨著國際碳交易數量的擴容而不斷擴大，碳排放權交易作為一種金融產品日益受到金融機構與專業人士的青睞。國內碳基金認識碳交易相關投資產品較晚，起步較國際投行也慢，因此有效參與該市場的競爭和經營需要與富有經驗的國際投行或公司建立戰略合作和聯盟關系，目的是在保住國內市場的同時發展自身的國際市場。借鑒管理與經營有經驗的國際投行或專業風險投資機構并與之建立戰略關系是進入碳金融市場的最捷徑路徑。
5.3.1.2培養覆蓋CDM項目投融資和流通領域的管理與交易的高素質碳基金運作團隊
碳基金業務的全過程不僅涉及碳專業技術內容，還涉及全球碳交易市場:不僅涉及國內金融，還涉及國際金融;不僅涉及一般風險投資業務，還涉及投資銀行業務;不僅要求國內金融產品服務，還要求國際金融產品服務;不僅需要為其提供原生產品服務，還要為其配備衍生產品配套措施。只有一支具備全面素質的金融員工隊伍，才可以做到碳金融服務的盡善盡美，同時控制自身風險并且更好地實施跨國金融戰略。
5.3.1.3引導碳基金積極參與碳匯項目
全國森林資源統計顯示，目前，我國尚有的宜林荒山荒地以及人工造林保存面積占我國森林總面積的近4成，居世界首位。另外，我國森林面積中中幼齡林占比55.390k，森林單位面積蓄積量尚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我國林業發展戰略目標顯示，計劃凈增森林面積7482.39萬hmZ，未來50年森林覆蓋率將由目前的19%提高到26%以上。因此，我國具備開展林業碳匯項目的巨大潛力，在國際市場上有較強的競爭力。由以上數據可以得出，在我國建立綠色碳基金，積極參與國際林業碳匯項目，在吸收發達國家技術和資金的同時，一方面引導碳基金抓緊機遇參與碳匯項目，有效促進我國碳基金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促進我國林業可持續發展并產生巨大的生態效益。
5.3.2促進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的發展
碳排放業務實際上存在一個價值鏈，整個鏈條對商業銀行來說蘊藏了很多商機。商業銀行要善于捕捉商機，開展中間業務。
5.3.2.1發展商業銀行“碳金融”投融資服務
在我國，融資市場以間接融資為主，商業銀行在投資領域充當主要作用。近年來，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投向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業務固定在傳統領域存在較大的風險。因此，商業銀行必須尋求新的開拓領域，CDM項目就是一個很好投資方向。在我國開展的CDM項目主要涉及節能與提高能效、工業廢熱回收利用以及垃圾焚燒發電、煤氣層回收利用、化工廢氣分解減排、造林和再造林等多個領域。截止2008年6月17日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EB)公布的數據，在全球范圍內CDM中，EB共給中國224個項目核發了CERS額度 111679665噸，分別占東道國注冊項目總數的20.55%和年減排量的51.42%，按照單位價格10美元計量，市值已經超過了n億美元。
從全球來看，CDM市場前景十分廣闊。據國際金融公司預測，在2008至2010年期間，發達國家要履行其在《京都議定書》下承諾，每年將需要通過CDM項目購買約億2至4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形成巨大的CDM項目需求。目前中國可以提供所需CDM項目一半以上，作為暫不承擔減排任務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cDM市場發展潛力巨大。商業銀行應該抓住機遇，積極開展碳金融投融資服務，貢獻中國企業在CDM項目中所需的數十億美元融資，從而獲得巨大經濟效益。
5.3.2.2發展商業銀行國際國內“碳交易”中介服務
商業銀行雖然與投資銀行有所區別，但本質上也是調節資金余缺的媒介，是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的中介組織。隨著混業經營的發展，商業銀行經營應順應多元化發展趨勢。隨著綠色經濟的發展，商業銀行應積極探索如何在碳金融領域中發揮作用，促進經營業務轉型。
目前，妨礙我國碳排放業務發展的一個方面就是中介組織的缺失。作為碳排放的出售方，目前我國政府或企業與國際碳基金、國際投資銀行等碳排放權購買方之間進行交易時，缺乏對項目比較了解的中介服務，往往由于缺乏經驗以及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在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嚴重制約了我國碳排放業務的開展。中介組織的重要性包括兩個層面，一是一級市場的撮合;二是二級市場的交易平臺。國內商業銀行的投資銀行部門應努力學習國際金融機構成熟碳金融業務經驗，積極與國外投行溝通合作，發展與開拓銀行提供咨詢業務、充當財務顧問以獲取手續費。據報道，2008年1月23日，紐約一泛歐交易所與法國國有金融機構信托投資局合作建立一個被命名為BhieNext的二氧化碳排放權全球交易平臺。這個交易平臺以現貨交易為主，并在2008年第二季度設立期貨市場同時開展各種與環境有關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在此之前，歐洲、加拿大、新加坡、東京都建立了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亞洲還通過電子交易系統來進行CERS的交易。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商業銀行也應該積極充當碳交易中介，實現巨大金融綜合效益。
5.3.2.3促進商業銀行參與國際“碳減排”投融資
投資銀行業務延伸了供應鏈的價值，是對傳統銀行業務的有益補充。商業銀行起初僅僅重視CDM項目的貸款投資價值，并未發掘貸款后針對cDM項目衍生的投資產品，因而所獲得的綜合效益大打折扣。目前，作為附件11國家，我國并不承受溫室氣體減排法定義務，不能直接參與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CERS只能單向流向國外，同時國內子帳戶之間不可交易，亦不能相互自由流動，但這并不代表國內的商業銀行在此領域就可以無作為。相反，’國內商業銀行可以通過間接途徑參與國際碳排放交易。我國商業銀行可以在附件I國家注冊或投資入股投資公司，取得相關資格后，可以直接以境外買家的身份參與境內CDM項目，也可以在歐洲二級市場進行交易，這樣就會消除一、二級市場價格差異，從而大幅提高企業盈利能力。此外，商業銀行也可以參與境外CERs買方債權融資，一同向CDM項目提供優惠融資方案，類似出口賣方信貸或買方信貸品種，分享一部分CERS出售的收人，這樣可大大促進中間收人的提高。
5.3.2.4開拓商業銀行“碳金融”衍生商品
首先，積極開發與碳排放權掛鉤的理財產品
隨著我國國民收人的迅速增長，人們的投資渠道也日益多樣化。開發富有新意而且具備較大增值空間的碳金融衍生商品具有很大的需求市場。類似與股票指數或與美元收益掛鉤所開發的理財產品，碳排放權由于其金融特性可以成為理財投資品開發標的。目前荷蘭銀行、中國銀行與深圳銀行推出的與碳排放權掛鉤的理財產品的市場反響度都很大。因此商業銀行應該具備前瞻眼光，積極開拓“碳金融”前景廣闊的衍生商品。
再次，開展碳基金托管等業務
作為重要的募集資金手段，無論是私募，還是公募，碳基金都應該是未來充滿潛力的融資方式。2007年10月到2008年3月近個5月中，有多達12只新成立的碳基金，目前世界上建立的碳基金己經有58只，而且規模很大，說明碳排放業務發展前景巨大。雖然中國目前在碳基金領域發展起步晚，但預計未來將得到迅速發展。憑借托管國內證券基金經驗的商業銀行應積極參與托管碳基金業務。這也是一塊待開墾的藍海市場。
5.3.2.5結合節能減排項目貨款，開展碳權質押融資貨款
尋求融資的企業利用抵押擔保用以獲得商業銀行的貸款資金，抵押擔保是銀行可以收獲貸款資金的最后一道防。通常尋找合適的抵押擔保是融資企業所面臨的一個困境，銀行會由于借款單位缺乏認可的抵押品而不為其提供貸款。對于節能減排項目，也會像三農、中小企業一樣往往因為沒有合理抵押擔保品而難以獲取銀行貸款。銀行如果想在此領域開拓利潤增值點，就必須進行金融創新。如出口企業采用出口退稅質押貸款模式為中小企業打開利用知識產權質押的創新融資渠道。同樣，對于CDM項目也可以用碳權質押貸款。具體操作可以為銀行與業主及發改委簽訂三方約定，規定客戶出售CERs所獲得的資金只能進人指定的帳戶，并在客戶不能償還貸款時，貸款銀行有權處置客戶獲得的CERS。這樣就可以解決節能減排項目的融資擔保問題。隨著CDM項目的進一步發展，商業銀行應以碳權質押，對CDM項目提供貸款支持，促進綠色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