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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學翻譯 思維特征 主體 主體能動性
近年來，隨著譯者主體性研究的深入，對其探討也出現了多元化、多角度的趨勢。譯者的主體地位及其創造性得到了普遍認可，但人們也辨證地看到了其受制約的一面，強調譯者在發揮主體能動性的同時必定包含著受動性的一面（王玉，1995；陳大亮，2004）；查明建、田雨（2003）從翻譯過程、譯者的譯入語文化意識、譯作與原作和譯入語文學的互文關系等幾方面探討了譯者主體性的表現；有的則分析了翻譯規范與譯者主體意識之間的關系（孫藝風，2003）。這些理論探討旨在為我們理清譯事上的一些基本問題，讓譯者在文本操作中有理可依，但由于多半停留在“說理”的層面，在實踐操作中缺乏可證性，有待結合實證研究形成系統的、具有指導性的理論建構。
本文旨在探討譯者的主體性，翻譯主體性和譯者主體性的關系問題不在此詳述。要解析“譯者主體性”，首先要弄清何謂“主體性”。主體性最根本的內容是人的實踐能力和創造力，簡言之，是人所特有的主觀能動性（陳先達，1991：115）。而譯者主體性就是指“譯者在受到邊緣主體或外部環境及自身領域的影響制約下，為滿足譯入語文化需要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一種主觀能動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動性、目的性、創造性等特點，從中體現出一種藝術人格自覺和文化、審美創造力”（屠國元、朱獻瓏，2003）。可見，譯者主體性最本質的體現是他的主觀能動性，受到的各種制約因素包括有來自“邊緣主體”的作者和讀者，還有外部客觀因素如社會文化環境，兩種語言的特點、規律等，以及自身的審美力、創造力、價值取向、思維方式等等。如前所述，譯者主體性體現在多方面，本文著眼于揭示文學翻譯過程中譯者所表現的思維形式與特征，通過對居祖純（2000）“必要的青澀”的英譯文進行分析，主要考察譯者如何在客體（文本）相關的制約、規定下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
1．主題關聯性思維與主體能動性
“必要的青澀”這篇小品文用青澀的蘋果來比喻混沌未開的青春，頌揚其純樸、真實的本質，勸誡青少年莫要做早熟的果實。文章沒有直白的說教，通過買蘋果這一生活小事逐步演繹出全文的主旨，寓意深刻，耐人尋味。“青澀”二字是全篇的點睛之筆，且在文中多處出現。我們通過對照以下4句的原文與譯文，來探究譯者對這個文眼的處理是否緊扣主題，是否豐滿地表現了其內涵。
1）原：必要的青澀（題目）
譯：the indispensability of greenness
2）原：唇齒之間的那一分青澀在不斷轉變著，反倒顯得生動、真實。
譯：The harshness or bitterness on the tongue constantly renews and therefore remains forever vivid and realistic.
3）原：然而混沌未開的青春畢竟是樸素真實的，它拒絕雕飾的幼稚猶如蘋果青澀的一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譯：However，one’s uninitiated and unsophisticated youth is simple and genuine. Just like the unripeness of the apple， the youth’s innocence of embellishments is a logical necessity.
4）原：青澀是與生俱來、無法磨滅的班駁胎記，我們大可不必為自己幼稚粗拙的一面過分地臉紅。
譯：The greenness of youth， like an indelible birthmark， is nothing to be overly ashamed of.
“青澀”分別是顏色和味覺詞的組合，在這四處譯文中，譯者并沒有把它的色味都全譯出，而是分別處理成greenness / harshness or bitterness / unripeness / greenness of youth。譯者究竟是如何發揮他的主觀能動性的呢？是否符合原文的意圖呢？其實任何語篇都受其主題控制和支配，對詞義語境化內涵的理解與解釋都必須以反映主題的宏觀命題結構為依據，即作品主題必須得到微觀命題的說明，二者之間具有認知關聯性（華，2004:181）。居先生認為作者的意圖“不在于講怎樣選擇蘋果，而是指出人年輕時的“青澀”，即“幼稚、粗拙”是“必要的”，據此考證字典得出greenness就是指an underlying innocence，從而得出“青澀”是green(ness)的喻義。因此，題目就以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greenness來反映全文的主旨。這個題目譯文的精彩之處在于：譯入語與原語的表達方式在所指與能指上都達到一致，且這一微觀命題巧妙地點明了語篇主題，取得了最佳關聯。譯例4的譯文與譯例1相似。盡管譯者沒有道出他的操作理據，他的思維軌跡我們還是可以窺見一斑。作者把“青澀”比做“胎記”，又提到“幼稚粗拙”，這些關聯性極強的詞語至少給了譯者這樣的啟示：“青澀”只能是一種抹不掉的特質，它不會是顏色也不可能是味道；“幼稚粗拙”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階段，是無法避免、無法忘懷的，所以“青澀”應當就是指“幼稚粗拙”的青少年時期。這樣的釋義與上面提到的語篇主題也是極為吻合的，但若按譯例1也譯成“greenness”，則詞義顯得過為寬泛，因為它的次要義素可以是顏色，或是指一種稚嫩，作為題目采用卻可以一語雙關，涵蓋全文，給讀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間；但此句是接近尾聲，全文的主題已浮出水面，所以利用詞語的搭配greenness of youth，對它限制詞義，使得不但全句合乎邏輯，與全文更是渾然一體，首尾呼應。
譯例2中，譯者沒有把“青”色譯出，并把“唇齒之間”譯為“舌頭上”。是因為譯者從認知邏輯的角度考慮到“對不同味道做出反應的是舌頭，‘青’是顏色詞，于舌頭無關”，而且認為“青澀”二字在此是因果關系，即因“青”（年幼無知）而“澀”（痛苦、粗拙），所以把“青”略去不譯。劉宓慶在《翻譯與語言哲學》（2001：72）一書中談到主體能動性在客體之源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充分發揮的4種表現形式，其一是“翻譯主體可以對原作文本本身進行廣泛的參校及參證（語義及行文的真偽判斷、是非判斷及勘疏辨析）”。我們以段中的前一分句來考證譯文的合理性：“也許，成熟、甜蜜乃至完美，并非生命的終級意義，更重要的倒是向這一目標趨近過程中萬般況味的體驗；……”。顯然，此處“萬般況味”指的并非是“味道”這一表層意思，而是生活的各種體驗，引出后一分句即譯例2用“青澀”來比喻成長中所經歷過的種種酸楚。我們再來看原文的次級主題，因為語篇的宏觀主題要靠段落主題、語句主題以及微觀命題來印證，實現其逐步推進和發展。原文主要由3段組成，各語段主題的內在結構是：買青蘋果――喜好青澀（貼近生活本質）――頌揚質樸青春。第二句屬于第二段落，譯者用harshness和bitterness來明指味苦和暗指生活的痛苦，構成雙關含義，可見譯者是在語段主題和語篇主題的雙重制約下發揮主體能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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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例3的“青澀”，譯者一反常態地不談“顏色”，也不講“味道”，采用了“unripeness”。居先生知道“有的品種的蘋果就是熟透也還是碧青”，并沒有把“蘋果青澀的一面”按字面譯為“the greenness of apple”，那樣會與主題無關。“蘋果的青澀”與“拒絕雕飾的幼稚”的相似點是尚未成熟，“unripeness”一詞不但符合比喻的神韻，也對所在第三段的主題起了烘托作用。
任何文本都有向讀者呈現的特定主題及主題傾向――作者創作意圖，并以抽象概括化了的思想內容物化于作品之中（曾利沙，2005a）。這篇文章中作者用蘋果的青澀這一形象可感物來比喻幼稚青春這一較為深刻的主題，正是譯者抓住這點，充分發揮了主題關聯性思維，才能在客體的制約下跳著靈動、自如的舞步。
2．語言結構邏輯思維與主體能動性
中國人的思維重直覺，重整體把握，西方人則重理性，重邏輯分析，語言上最突出的表現是漢語的“意合”和英語的“形合”。“意合”是指話語中詞句語言單位的結合主要靠語意的關聯，缺乏明顯的外在形式標記。“形合”是指要借助各種形式手段，包括詞匯和語法手段來實現詞句間的連接。許多漢語的句子結構都帶著這種典型的意合特點，若用英語的邏輯形式和語法規范來分析，都是不符合邏輯的，因而，翻譯過程中必然牽涉到兩種語言結構形式的轉換。我們來考證以下一個譯例，看譯者是如何實現語言結構的轉換的。
原：重溫倉促來去的日子，那成熟之前的天真幼稚印象最深：愛、被愛、錯愛、落葉般瑟縮的痛苦以及繁碩如花枝招展的歡樂，樣樣都是第一次……
譯：Looking back on quickly-elapsed years， we may find that the period of innocence and naivety seems to have given us the deepest impression: loving and being loved the first time， letting the first chance slip by， unprecedentedly sorrowful feelings like fallen leaves withering fast and the first time-experienced ecstatic joys like flowers in full blossom.
譯者沒有拘泥于原文的結構，他說“把‘樣樣都是第一次’作不同譯法、放在不同位置”。他的依據在哪呢？細讀之下，撇開原文朦朧、深邃的含義不說，我們不禁要問：在成熟之前的青春期產生的愛都是第一次嗎？青春期所經歷的痛苦和感受的歡樂就必定是人生的第一次嗎？人們在真正懂得愛情、成熟之前，從萌素到戀愛并不限于一次。顯然這句話是漢語意合特征的又一佐證。從認知邏輯的角度而言，該命題真正的所指是：在未成熟的青春期里所經受的第一次“愛、被愛、錯愛、落葉般瑟縮的痛苦以及繁碩如花枝招展的歡樂”。鑒于英漢表達的差異性，譯者將‘樣樣都是第一次’幻化成the first （time）/ the first （chance）/ unprecedentedly/ the first time-experienced，溶入到句中各詞組里作修飾語，這樣既完整地反映了命題，又合乎英語的邏輯思維，且避免了行文用語的重復。
3.形象思維與主體能動性
形象思維是以表象或具體形象語言進行的思維活動，是用形象方式反映現實或表述知情意的思維形態（孟憲鵬，1996）。文學作品中廣泛利用形象思維的類比、聯想等形式，激發讀者按相似的規律來認識事物的本質，勾起豐富的聯想。試看下面兩例：
1）原：更重要的倒是向這一目標趨近過程中萬般況味的體驗。
譯：What is more meaningful is the undergoing of various experiences and the 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 in the trudge to that destination.
2）原：（……愛、被愛、錯愛、落葉般瑟縮的痛苦以及繁碩如花枝招展的歡樂，樣樣都是第一次，）都曾在空白的履歷上留下無可涂改的痕跡，也都具備著他物難以替代的價值。
譯：All these have left inerasable marks on our path of life and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worth of being irreplaceable.
前面第一部分的分析已指出“萬般況味”并非實指“味道”之意，譯例1的原文采用了暗喻的手法：喻體是“萬般況味”，本體是指生活的各種體驗。作者寓情于形，譯者也要利用譯入語的“顯象結構”來表現這一意象。形象思維的根本特點是通過塑造典型的形象來“使感性、雜多的生活現象升華為理性的審美的藝術形象，來顯示事物本質規律的”（周建軍，1994）。在英語中，譯者只有利用抽象思維把握本質，建立邏輯秩序，才能發揮其形象思維，重構原文豐滿的藝術形象。譯者沒有停留在藝術形象的簡單復制上，而是增譯了various experiences。本體的出現是否畫蛇添足呢？是否會因此而抹殺了原文的美感？若按原文直譯What is more meaningful is the undergoing of the 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 in the trudge to that destination，譯入語讀者會一頭霧水，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 與the trudge to that destination 有內在邏輯關聯嗎？當讀者無法make sense的同時，當然也無法體驗到原文所創造的美的意境。譯者將原作的精神風貌、審美價值和具體形象有機地融入到譯文中，將various experiences和the 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并列，含義一目了然，正是譯者的主體創造性賦予了譯文獨特的審美價值。
再看譯例2，原文描述的對象是人生第一次所經歷的情感體驗。我們知道，情感體驗不是工作經驗，是無法在“履歷”上留下痕跡的，但原文的著眼點是“空白”，漢語的意合性使得讀者能根據這一形象聯想到人生的歷程。譯者考慮到照搬原文的比喻“聯想意義不富詩意，不美，反而會產生錯誤聯想：在檔案上留下記錄”，所以換用英語中的類似比喻“inerasable marks on our path of life”.這個比喻所蘊涵的形象是每個人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痛楚和快樂就如同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留下深深淺淺的一個個腳印。這個重構的藝術形象簡潔明了，為大眾讀者所接受，忠實地闡釋了原文蘊涵的質樸原理。文學作品中要讓譯文讀者獲得同樣的審美感受，譯者作為闡釋者需要“充實作品的圖式結構，至少部分地豐富不確定的領域，實現僅僅處在潛在狀態的種種要素”（羅曼?英加登，1991）。由于各民族認知心理的差異，如原文形象的圖式結構無法被譯文讀者所接受理解的話，譯者還應當重建這一結構，正如該譯文所示。
譯者要將意蘊深邃的原文形象轉化為內心的美學意象，再物化為譯文中的外在形象，要借助創造性的形象思維，才能達到譯文形象的“形、神、意”兼備（范勇，2001）。以上兩例都充分體現了譯者發揮形象思維的主觀能動性，針對原作品的形象比喻，譯者或是增譯本體，或是改變喻體，與原作達到視界的融合。
4．結語
短文“必要的情澀”的英譯文中沒有詞句對應的簡單復制，處處流露著譯者主體的叛逆性。譯者憑著對原作主題的深刻了解，對英漢語言文化差異的把握，對美學的藝術感受，以及縝密的邏輯思維等等，從擇詞選義到句式結構到形象描述無不有理有據，語言表層的“異”恰好體現了精神實質的大同之處。由此可見，譯者主體能動性的發揮以各種制約因素為前提，越是能掌握這些因素并善于利用的譯者，他的能動性表現越強。限于篇幅，本文只簡要探討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表現的幾種思維形式，這并不是其思維形態的全部表征，更不是譯者主體性研究的全部內容，希望今后會涌現出更多以實證研究來探討譯者主體性的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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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資料
我院急診科自2006年來，使用FOXPRO軟件對所有來院就診的患者進行了記錄。共有374例急性中毒的患者；男的229例，女的145例；患者的年齡均在1～80歲，平均年齡為36.02歲。其中20～50歲中毒的患者占其總數的85%以上，這些中毒的患者中有乙醇中毒100例、藥物類的中毒121例（安定中毒就64例）、食物中毒66例、一氧化碳中毒11例、農藥中毒74例（有機磷28例）、其他中毒共2例等。不同毒物種類的中毒人數差異有高度顯著性(χ2=8994.13，P<0.001)。
1.2中毒的原因
患者中毒的原因主要是分為過分的飲酒、精神異常、誤服藥物、自殺服毒藥，以及不明原因的中毒；小孩中毒多數是因為對好奇心，對不認識的物品直接就放進嘴里面造成的中毒。
1.3臨床癥狀
中毒的方式不同，對應的臨床癥狀就不同；藥物中毒的主要表現為惡心、嘔吐、腹瀉、腹痛、驚厥；對于農藥中毒的患者主要表現為瞳孔縮小以及劇烈的嘔吐；針對食物中毒的主要以消化道病變為主。發生急性中毒疾病之后，有些患者會并發一些病變如腦水腫、中毒性的肝炎、心肌炎等。這374例患者中有238例惡心、嘔吐、腹瀉等，出現抽搐的有66例，出現呼吸困難、紫紺、胸悶氣短的有31例，瞳孔縮小的有20例，出現頭痛、頭暈的有19例。急性中毒性疾病如若不及時的救治，不僅可能留下后遺癥，甚至還會危及生命；如：癱瘓、植物人、聾啞人等。
1.4治療
當中毒一經確認，應該立即給患者進行洗胃、催吐，然后補液，促進代謝，將體內的毒物及時的排除體外；之后根據中毒的類型運用特效解毒藥，主要為安定中毒、有機磷農藥中毒和蛇咬中毒患者，需要進行血液凈化治療、采用高壓氧治療等。其他的患者均進行對癥治療。在治療的同時需要大量的使用維生素C和保護肝臟、心臟的藥物進行治療。
2結果
本組的374例患者通過門急診留觀治愈或好轉出院347例，急診治愈率為92.78%，需要住院進一步治療者9例，住院率為2.41%；急診死亡6例，急診病死率為0.16%，自動放棄出院5例(預后不詳，占0.13%)。其中有意中毒死亡4例，意外中毒死亡3例。不同中毒類型中，急診住院率居前三位的分別是農藥、藥物和食物，分別占32.35%、19.79%和17.65%。
3討論
在年齡分布上存在差異。急性中毒病人集中在青壯年，主要分布在20~50歲年齡段，占該樣本總數的85%。這一年齡段的人群是社會、家庭的中堅力量，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現代社會他們承受較大的生活壓力，在擔負著繁重工作的同時還要面臨隨時可能被社會淘汰的風險，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當其不能很好釋放壓力時就有可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不當的方式發泄，以至于危害身體甚至生命，一旦他們的健康出現問題就會給其家庭、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在性別上存在差異，男性多于女性。在毒物種類上乙醇、藥物、農藥中毒分居前三位，與其他類型比較差異有高度顯著性。本組374例乙醇中毒病例，占同期急診中毒病例的32%以上。韓明等[1]報道的1380例急性中毒臨床分析中的乙醇中毒排第一位，與本次分析結果大致上相近，這與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報道[2]的藥物中毒居第一位一致，可能由于南方和北方對急性酒精中毒是否需要到醫院處理的認知有差異所致。而在藥物引起的急性中毒中又以安定所占比例最大(52.90%)，列所有藥物之首。由于此類藥物較容易取得且在服用時痛苦程度較小，當病人失業、失戀或家庭起糾紛時，多選這類藥物自殺。因此，及時發現這類病人的不良情緒，做好心理護理，引導他們以積極心態對待生活，同時加強鎮靜催眠類藥物的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此類中毒的發生。在中毒原因方面，自殺、精神異常在女性中多見，其余在男性中多見。研究顯示[3]，女性是自殺觀念的高危因素。服毒的主要誘因有婚姻戀愛情感問題、家庭暴力、事業失敗、下崗失業、生活窘迫、家庭成員關系緊張、疾病等負性生活事件，當人的心理和身體不能承受負性生活事件的打擊時易選擇死來逃避現實，且由于女性從心理上對應激性生活事件的承受能力較男性差[4]，所以女性病人多于男性。急性中毒的治療主要是生命支持、盡可能清除毒物、對癥支持治療，在實際的救治過程中有特效解毒劑或能采取特殊治療手段者所占比例極低，在臨床實踐中，應該加強對中毒患者的對癥支持處理，而不應該依賴特效解毒劑或特殊治療手段，急性中毒的急診救治是一個綜合治療的過程。我們的統計發現，急診洗胃在急性中毒患者的處理上，并非必不可少的手段，374例患者，進行急診洗胃的只有84例，占22.46%，主要有以下原因：部分患者中毒超過6h才送達醫院，超過了洗胃的最佳時機；由于大部分酒精中毒患者在入院前有過嘔吐病史，或者有消化道出血的情況，所以，基本上沒有洗胃；部分患者因為病情不重，患者本人或家屬拒絕洗胃；部分中毒患者系經呼吸道或外傷中毒，不需要洗胃。
【論文關鍵詞】泰納；藝術哲學；文學思想
在文學批評的領域里。法國批評家希波里特·泰納(nipplm AdolpheTable，1828—1893)以其大名鼎鼎的文學演變受制于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的理論而聞名于世。他的理論對后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且不說l9世紀后期的許多批評家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這一理論，就是在當今我國的很多文學讀物和教科書里，依然可見泰納那種社會學文學理論的影子。雖然泰納的這種從外部進行文學研究的理論的弊端早已為西方的學者所批判，但是它畢竟是社會學文學理論的先聲，因此時至今日仍不乏其追隨者。作為一位博學多識的學者，泰納在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方面均有造詣，僅就文學批評的領域而言，除了“種族、時代、環境三要素”理論。泰納關于文學問題的討論還有很多，其中很多不常被人論及。這些論述散見于他的《拉封丹及其寓言》(E．，m／SUAr腳deLaFonm／ne1854)、《英國文學史》(H／sto／rede／af婦盤鵬ang／a／se，l一4vol1864一l869)、《藝術哲學》(P^del’art1865—1869)等有關文學批評的著作里。其中，《藝術哲學》一書雖不是專論文學的理論著作，但是它將文學置于“藝術”的總體范圍之下，并從這個角度對文學進行了分析和研究。這樣的一些討論，對于說明泰納的文學思想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僅就《藝術哲學》一書，談談較為顯著的幾個問題。
一、文學藝術耍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
泰納抓住了藝術要表現事物的普遍性這個問題，對藝術的本質進行了討論。既然是一部“藝術哲學”，必然要從藝術的總體概念出發，去探討藝術的特點和規律，進而去說明各個藝術形式。泰納從對藝術作品的定義這一角度去考察藝術的本質，并對藝術形式做了分類。他認為，一切“藝術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現某個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個重要的觀念，比實際事物表現得更清楚、更完全；為了做到這一點，藝術品必須是由許多相互聯系的部分組成的一個總體，而部分之間的關系是經過有計劃的改變的。在詩歌、雕塑、繪畫、建筑、音樂這五大藝術形式中，泰納將前三者界定為“模仿的”藝術，因為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總體”與實物相符；后兩者界定為非模仿的藝術，他們表現的是“各個部分”間的數學關系。泰納強調“模仿的”藝術，并非照搬現實，而是要抓住最能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的因素，對這些因素進行模仿。他認為一切上乘的藝術品都不拘囿于現實，因為現實不能充分表現特征，必須由藝術家來補足。相反，藝術家如果缺少這種善于抓住事物主要特征的天賦，也就與臨摹的工匠毫無二致了。因此對現實進行一定的夸張和歪曲，以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在藝術作品，特別是優秀的藝術作品中是十分必要的。泰納這里所談的“詩歌”即文學，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雖然關于文學究竟是“模仿的藝術”還是“表現的藝術”是一個復雜的話題，不能簡單而論，但是泰納提出模仿并非照搬現實，至少肯定了文學作品中那些不同于現實生活的因素。當然，泰納所舉的文學方面的例子都緊緊圍繞他的“藝術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這一論點，并沒有深入到文學的虛構性問題，可是這種討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為說明“文學真實”與“生活真實”的不同奠定了基礎。而反對藝術創作單純地摹仿自然，要求藝術抓住事物的普遍性，這也正是黑格爾美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從歷史角度看待文學問題
在《藝術哲學》中，關于藝術以及文學諸問題的討論始終是放在歷史的具體角度進行分析和考察的。泰納深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而其中“最重要的影響(認識論問題另當別論)體現于……泰納的歷史觀念，這樣一種歷史的眼光和角度與他的“時代”這一術語相類似，也正是其歷史觀念的體現。簡單地講，這種歷史眼光就是：認為文學作品產生于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文學批評也由于經歷了歷史的積淀才得以確定和趨于合理，因此只有將具體的文學作品及其相關批評，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才能對文學問題得出比較科學、公允的結論。正是對泰納關于藝術作品的產生、評判以及作用等方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他文學觀上所反映的歷史意識。
藝術品的產生受到當時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這是泰納在《藝術哲學》中著重論述的一個問題。而文學作為藝術的一個分支，自然也是如此。泰納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筆力去說明意大利畫派和尼德蘭畫派，古希臘雕塑等藝術形式是如何在他們那獨特的“氣候”下產生的。這“氣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歷史環境。
從分析繪畫藝術的產生人手，泰納總結了藝術的產生規律，繼而將這一規律推廣到各個藝術形式中去。因此對藝術的產生問題的討論，同時就包括了對文學作品如何產生的認識。泰納認為，藝術品的產生及其作用都與歷史的具體形勢密切相關。泰納說：“藝術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uJ他認為，首先有一個“總體形勢”，其次是總體形勢產生的特殊傾向于特殊才能；然后這些才能與傾向造就一個中心人物；最后，聲音、形式、色彩或語言這些藝術材料，把中心人物變成形象，或對中心人物的傾向與才能進行肯定。
關于“總體形勢”，泰納描述為：在古希臘是好戰與畜養奴隸的自由城邦；在中世紀是蠻族的入侵，政治上的壓迫，封建主的劫掠，狂熱的基督教信仰；在l7世紀是宮廷生活；在l9世紀是工業發達，學術昌明的民主制度……而“特殊傾向”和“特殊才能”則表現為愛好體育或耽予夢想，粗暴或溫和，戰爭的本能，說話的口才，追求享受等錯綜復雜的傾向，具體來說：在希臘是肉體的完美與機能的平衡，不曾受到太多的腦力活動或太多的體力活動擾亂；在中世紀是幻想過于活躍，漫無節制，感覺像女性一般敏銳；在17世紀是專講上流人士的禮法和貴族社會的尊嚴；到近代是一發不可收拾的野心和欲望不得滿足的苦悶。
所謂的中心人物，就是表現了“特殊才能”或“特殊傾向”的典型人物：這個人物在希臘是血統優良、擅長各種運動的青年；在中世紀是出神人定的僧侶和多情的騎士；在l7世紀是修養完美的侍臣；在我們的時代是不知厭足和憂郁成性的浮士德和維特。按照泰納給藝術的分類，藝術作品或是表現中心人物或是訴之于中心人物。而文學和雕塑藝術一樣，被他劃分為模仿的藝術，它們表現中心人物。他認為，古代雕像中的《梅萊阿格爾》和《尼奧勃及其子女》和拉辛悲劇中的阿伽門農和阿喀琉斯一樣，都是表現中心人物的。同樣，文學和繪畫、雕塑等藝術形式一樣，其產生受特定歷史條件影響。因為從泰納對予“總體形勢”、“特殊傾向”和“才能”，以及“中心人物”這些術語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時代精神”和“周圍風俗”無非都是特定的歷史環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們所代表的含義也不同。而按照他的推論，正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才產生了表現不同的典型形象的文學作品。
從藝術品的產生來看，文學作品的出現受到了歷史環境、特定社會風貌的影響，同樣，從藝術批評的角度來看，關于文學作品的合理評價也是一個歷史積淀的過程，而文學批評也應回到歷史中去，參考特定的歷史背景，從而對文學作品作出一個合理的理解和評判。泰納在談到如何形成對藝術品的公允判斷時談到：先是與藝術家同時的人聯合起來予以評價，這個意見就很有分量，因為有多少不同的氣質、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思想感情共同參與；每個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別人的不同趣味加以補足；許多成見在互相沖突之下獲得平衡；這種連續而相互的補充逐漸使最后的意見更接近事實。然后，開始另一個時代，帶來新的思想感情；之后再來一個時代；每個時代都把懸案重新審查；每個時代都根據各自的觀點審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徹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證實，便是有力的證實。等到作品經過一個又一個的法庭麗得到同樣的評語，等到散處在幾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樣的判決，那么這個判決大概是可靠的了；因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許多大相懸殊的意見歸于一致。也就是說，在歷史積累中形成的價值判斷是一個趨于真理的結論，正如我們“今日每個人都承認，有些詩人如但丁與莎士比亞，有些作曲家如莫扎爾德與貝多芬，在他們的藝術中占著最高的位置。”這樣的一個結論正是在數百年來眾多意見和判斷的不斷修正、不斷積累中所產生的。因而也是一個比較公正的結論。那么當代的批評家又如何去考察判斷一件藝術品呢，泰納認為，藝術品產生于歷史環境之下，因此批評家對待歷史的第一件工作是為受他判斷的人設身處地，深入到他們的本能與習慣中去，使自己和他們有同樣的感情，同樣的思想，體會他們的心境，又細致又具體地設想他們的環境；凡是加在他們天生的性格之上，決定他們的行動，指導他們生活的形勢與印象，都應當加以考察。這樣一件工作使我們和藝術家觀點相同之后能更好地了解他們；又因為這工作是用許多分析做成的，所以和一切科學活動一樣可以復按，可以進行改進。根據這個方法，我們才能贊成或不贊成某個藝術家，才能在同一件作品中指責某一部分和稱贊另一部分，規定各種價值，指出進步或偏向，認出哪是昌盛、哪是衰落。
雖然這種歷史主義的口吻有滑向相對主義的危險，但是畢竟道出了批評工作的_丌一分真意。正如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所說的：“實際上，我們是從自己認識中的一個部分建立一個更高標準出發去批評自己認識的另一部分”。從當代的批評視角出發，回到歷史中去體察作品的原生態，繼而在一個動態的價值尺度中綜合考察和重新認識作品本身，這正是泰納在19世紀對批評工作所作的概括，也是與韋勒克等人所倡導的“透視主義”(pempcctMsm)相類似的地方。
不僅文學的產生和文學批評受制于歷史環境，泰納認為，文學的作用也體現在對于時代精神與風俗的反映上。而對于歷史時期的主要特征表現得越充分、越生動、越深刻，作品所占的地位就越高，泰納將這樣的作品稱為“歷史的摘要”。他認為，文學作品，特別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可以補足歷史研究的文獻缺漏，可以提供各個時代的思想感情、重大事件和民族特性。，雖然我們不能同意將文學作品當成歷史研究中的文獻資料，但是，承認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世紀的掠影，它更具代表性地體現了歷史進程中的民族性和時代性，認為通過閱讀文學作品可以感受歷史環境，則是不無道理的見解。既然越是偉大的文學越是表現事物的本質特征，而這種本質特征無疑是歷史性地存在的，因此藝術所表現的真理也必然是歷史的真理。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泰納的歷史主義眼光的確滲透在文學研究的每個基本層面，無論是文學的產生、評價，還是對于其作用概括和價值的判斷，雖然其中有些觀點未免極端，但從總體上看還是有很多合理成分的，這些觀點也的確道出了文學的特點，為我們更好地研究文學本身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三、價值強調對歷史相對主義的克服
正如我們上文所說的，泰納的歷史主義貫穿于《藝術哲學》，也滲透在他的文學觀念之中。然而歷史主義很容易導致徹底的相對主義，但是在《藝術哲學》中，泰納卻避免了相對主義的錯誤。他并沒有過分注重作品的歷史價值而忽視其藝術價值，相反，他致力于對文學價值判斷標準進行界定，強調即便是同一時期的相同題材的作品，由于藝術家運用了不同的手法，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從而使藝術品分出高低等級。他將衡量藝術價值的標準規定為，對于“顯著特征”的表現，以及對特征的效果集中程度的表達。“顯著特征”分為“重要的特征”和“有益的特征”。“重要特征”主要指更接近事物本質的特征，泰納認為，文學價值的每一等級都相當于精神生活的等級，別的方面都相等的話，作品的精彩程度則取決于它所表現的特征的重要程度。而人類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個民族、種族的主要特征。“有益的特征”則與人的道德等級相關，泰納認為，文學價值的每一等級都相當于道德價值的等級。因此，作品所表現的道德等級越高則其藝術成就越大。但是泰納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往往將作品中人物的道德等級等同于作品的道德等級，這種邏輯上的謬誤不僅在例證上損害了他理論的合理性，更成為其理論的一大硬傷。當然，作品具有顯著特征也并不一定就會成為偉大的作品，還要看如何去表現這些特征，這就涉及到效果的集中程度的問題。要達到作品效果的集中，泰納認為要做到三個方面：在塑造人物性格時要表現他的“精神地層”，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典型與集中；構思情節要與人物的性格相符，要能夠表現人物；最后，作品的風格要與人物性格以及情節相配合，做到人物、情節、風格的統一。雖然泰納的論述并不算深入，所持觀點也并不新穎，但是卻體現了他對藝術的自身規律及其價值的認識，這在一定程度_IzEJI~Y他理論上單一的歷史標準，避免了相對主義的弊端。
四、文學藝術研究中的“科學”方法
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 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歷史環境。
（2） 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 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 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 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 施蒂納與尼采
3． 施蒂納與阿多諾
4． 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參考文獻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譚培文《唯物主義如何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哲學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關鍵詞：文獻計量；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
衛生資源是指提供各種衛生服務而使用的投入要素總和；衛生資源配置是指對相對稀缺的衛生資源在各種可能用途之間進行選擇、安排和搭配,以獲得最佳效益的過程；衛生資源分配公平性主要是指按需分配衛生人力資源、物力資源[1]。衛生資源配置公平作為衛生服務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衛生服務利用公平的前提，對促進社會公平和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文章采用文獻計量法，回顧和分析2000-2015年我國關于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的相關研究，了解以往研究的優點和不足，為深入研究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提供理論依據。
一、對象與方法
選取中國知網（CNKI）為檢索統計源，以“主題”為檢索項，以“衛生資源配置and公平”為檢索式，采用“模糊”檢索方式，時間限定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共檢索出文獻1184篇。采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對檢索到的文獻進行統計分析，分析指標包括年代、關鍵詞、作者、期刊、論文內容等。其中，年代分析、關鍵詞分析、作者分析以1184篇文獻為研究對象，期刊分析、論文內容分析以654篇期刊論文為研究對象。
二、結果
1.文獻總量的年度變化
如表1所示，2000年至2015年6月與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相關的文獻共1184篇，其中期刊論文654篇（占55%），碩博論文463篇（占39%），會議論文28篇（占3%），其它論文39篇（占3%），即期刊論文、碩博論文是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相關文獻的主要組成部分。文獻總量從2000年的19篇增長到2014年的140篇，其中，2010年開始超過100篇，文獻數量總體呈增長趨勢。由此可見，2000年以來，隨著我國衛生經濟學科的發展和醫療改革序幕的拉開，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問題吸引了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關注。
2.中文關鍵詞分布
統計分析某領域研究論文的關鍵詞，可以發現該領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問題[2]。在1184篇文獻中，出現頻次最高的中文關鍵詞是“公平性”（305次），其次為“基尼系數”（153次），“衛生資源”（135次），表明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得到廣泛關注，其評價指標主要是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尤其是基尼系數。同時，關于社區衛生服務的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衛生人力資源的配置公平性也是重要的研究領域（見表2）。對1184篇文獻的作者所屬單位進行統計，排名前十的機構都為高等院校，其中綜合性大學7所，醫科大學4所，說明高等院校是該研究領域的主力；醫科大學的發文量低于綜合性大學，可能與衛生經濟學科的交叉性有關（見表3）。發文量超過4篇的作者共有33人，表明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有較為穩定的研究隊伍。
3.論文的期刊分布
根據布拉德福定律，刊載論文總數占33%的期刊是這一學科的核心期刊[3]。結果顯示，在654篇期刊論文中，《中國衛生經濟》《中國衛生事業管理》《中國衛生資源》《中國初級衛生保健》《中國醫學倫理學》《衛生經濟研究》《醫學與哲學（A）》《醫學與社會》《衛生軟科學》9種期刊共刊載225篇與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相關的論文，占期刊論文總量的34.40%。其中，《中國衛生經濟》《中國衛生資源》《中國衛生事業管理》《醫學與哲學（A）》《衛生經濟研究》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國醫學倫理學》《醫學與社會》為中國科技核心期刊，表明2000年以來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相關的論文質量較高。
4.論文的研究內容分析
（1）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馬國芳[4]等運用Lorenz曲線和基尼系數分析2001－2010年新疆13個地州市衛生資源（衛生技術人員、床位、醫生）配置情況，發現其衛生技術人員、醫生的配置處于不公平狀態，建議從衛生投入、人員培訓等角度優化衛生資源配置。李貞玉[5]運用泰爾指數分析評價遼寧省醫院（衛生院）衛生總人員、衛生技術人員、醫師和護士（師）等配置公平性，顯示其總體公平性較好，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區域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存在較大差異。（2）衛生財力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郭鋒[6]等分析了2010年遼寧省政府衛生支出的資金分配情況，發現政府補助在不同級別機構之間分配不公：城市醫院(包括城市中醫院)所占比重最高，為70.35%，縣醫院(包括縣中醫院)為11.26%，城市社區和鄉鎮衛生院分別為8.68%和9.71%，也就是說，城市高級別醫療機構獲得了大多數的財政補助。吳欣[7]等運用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分析2008-2011年我國社區中醫服務財政投入的區域差異情況，認為東部地區的社區中醫服務財政投入波動較大；中部地區總額持續最低，且有逐年減少的趨勢；西部地區逐年持續增加。（3）基層醫療機構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王春曉[8]等利用Lorenz曲線和基尼系數對廣州市115個政府辦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人力資源配置公平性進行評價，認為其核定編制數、在編在崗人員數、衛生技術人員數按服務人口分布的基尼系數處于正常公平狀態；按服務面積分布的基尼系數處于高度不公平的危險狀態。閆亞玲[9]等以29省鄉鎮衛生院數據為樣本，評價我國農村基層醫療機構衛生資源配置情況，結果表明：我國鄉鎮衛生院核心人力資源配置在較大程度上關注了當地的健康水平狀況，配置公平性較好，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好的一致性。（4）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存在問題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衛生事業發展迅速，但城鄉發展不協調、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問題仍然比較突出[10]。羅志紅[11]等通過實證研究表明，江西省城鄉公共衛生資源配置存在明顯的不公平現象，資金、物資、人力等資源都偏向城市，鄉村公共衛生資源難以滿足廣大農民衛生保健的需要，農村人口均等的生存權和健康權得不到保障。賀買宏[12]等對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衛生資源配置的地理分布公平性進行評價，表明我國衛生資源按地理面積配置處于高度不公平狀態，政府部門在制訂區域衛生規劃時，應著重考慮衛生資源配置的地理公平性，同時注重衛生資源結構的優化。
三、討論
1.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的總體關注度上升，論文質量較好
從文獻的數量變化可知，文獻總量呈增長趨勢，說明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得到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重視，同時，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的水平較高。對此，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要挖掘新的研究方向，創新研究方法，發表更多高質量論文。
2.研究主體較為單一，研究內容較為集中，有待進一步探索
根據對1184篇文獻的作者單位統計，排名前十的機構都為高等院校，也就是說，研究主力為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而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涉及多方面內容，應得到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科研團體等共同關注。從論文的中文關鍵詞看，相比其它領域，人力資源和社區衛生服務資源的配置公平性得到更多的關注。同時，從論文的內容看，對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較為集中，對其它如物力、財力資源的研究較少；以實證研究為主，側重省級以上的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評價指標主要為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因此，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領域及理論體系有待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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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國現存最早、影響力最大、較為系統、完整的中醫學巨著，《內經》建立了“陰陽五行、藏象、經絡、養生”等學說，從整體觀上論述醫學，創立了獨特的中醫理論體系，集中反映了我國古代的醫學成就，不僅是中醫學發展的奠基之作，更是中醫從業者和愛好者的必讀之作。正因如此，《內經》的翻譯工作也是開展最早、譯本最多的，目前海內外各種譯文已有11本之多，圍繞這些譯本展開的對比研究、理論分析之著作、學術論文可謂不計其數，《內經》儼然已成為專家學者挖掘無窮知識財富的寶藏。因而，對于中醫英語專業的學生來說，學習《內經》不僅可以全面深刻了解中醫基礎理論知識的淵源，更能促進翻譯理論知識的學習及翻譯實踐的開展，對于學生切實提高譯介能力意義重大。
二.引入《內經》的必要性
《內經》不僅是論生命科學為主體的、具有獨特科學內涵的醫學經典巨著和醫學“百科全書”，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粹[1]。它不僅是研究中醫學理論淵源最重要的文獻，而且由于它較詳盡地記述和運用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并論及古代的天文、氣象、物候，所以也是中國哲學、天文學等學科發展史上的重要書籍[2]。因而，在“文化自信、傳統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內經》的學習有了雙重含義，其必要性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作為中醫翻譯的重要組成部分，典籍翻譯一直以來都是譯者們不懈努力的重要領域，《內經》更是如此。目前，有關《內經》翻譯研究也從翻譯理論（如嚴復之“信、達、雅”、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勞倫斯.韋努蒂的異化翻譯法、彼特.紐馬克翻譯理論等）拓展至翻譯原則、方法等策略研究，從英譯史到英譯版本對比研究，從整體研究到細致研究（如虛詞、反義詞、文化負載詞、四字格等），從內容研究到譯者主體性等等，《內經》翻譯研究已經涉及到翻譯相關的方方面面，因而，學習《內經》對于學生全面了解中醫翻譯理論及動態，熟悉并逐步掌握各種翻譯技巧非常必要。
另外，在功利性學習風氣的不良影響下，現在的學生普遍目光短淺，目的性強，一切不能短時間產生效益的學習活動都是不能打動學生的。因而，想要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中醫經典著作從而感悟祖國醫學的博大精深，這顯然不太現實，那么通過《內經》相關翻譯理論及方法技巧等學生們普遍感興趣的教學活動來繼發學生主動學習中醫典籍，這不失為雙贏。
三.引入《內經》的可行性
《內經》研究至今，各種白話、注釋以及圖解本層出不窮、目不暇接，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因而，雖然《內經》內容晦澀玄妙，語言古奧難懂，但對于已經有了中醫基礎知識的學生來講，通過借鑒白話本輔助教師講解，學習《內經》并非難事。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醫學研究生；創新途徑
《自然辯證法》課程是面向理、工、農、林、醫專業研究生開設的一門思想政治理論課。從學科性質看，它是哲學的重要分支，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中心線索，研究自然界的辯證本性、認識和變革自然的辯證過程及科技與社會的關系。以創新精神為核心的素質教育功能和以創新機理為核心的方法論教育是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功能。[1]這門課程不僅有利于醫學研究生樹立科學的自然觀和科技觀，而且在形成良好的醫學人文素質、培養科研思維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1 醫學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存在的問題
1.1教材問題。目前國內各高校碩士研究生的本門課程統一使用郭貴春教授主持編寫的教育部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自然辯證法概論》（2013年版）。包含緒論和五個章節，分別為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和中國科學技術觀與創新型國家。這本新教材與以往使用過的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結合時展的實際，貼近理科專業實際，側重文理知識的交叉與融合，蘊含了黨十集體智慧的凝結精神。
在2013年以前，各個高校的《自然辨證法》課程自主選擇、使用教材，可供選擇的版本豐富多樣，大部分教材在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四層內容體系上編寫得比較完善，便于教師從整體上把握本課程的核心主線和內在邏輯結構。但是，有的教材在編寫時內容不夠深入淺出，理論性太強，案例資源缺乏針對性和前沿性，無法適應學生的不同專業需求。以這樣的教材為模本而展開的教學活動是典型的填鴨式教學，教師把學生的頭腦看作是容器，拼命往里填充既定的知識，把科學教育扭曲成一種高度濃縮的科學知識教育，其直接后果是科技人物、科技事件、科學精神幾乎成為學生的盲點，學生普遍缺乏對科學技術創新性的理解。[2]
許多醫學院校選用《醫學辯證法》作為參考輔助教材，采用由國內多所醫學高校聯合編寫的《自然辯證法概論》（高等醫學院校選用教材），其特點是緊密結合醫學實際，注重醫學臨床辯證思維、循證醫學思維及創造性思維的培養。盡管現存的教科書版本較多，選用教材豐富，但結合醫學專業實際的教材可選性少，很多教材存在的普遍問題就是內容抽象，與醫學實際脫節，即使有部分醫學案例，但內容陳舊，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有的教材內容還存在嚴重的老化現象，不能及時反映最近時期的醫學前沿問題，大多數案例資源是十幾年前的內容，導致教材內容的時代性和針對性不強，嚴重影響了學生對這門課的學習興趣，難以把握到辯證自然觀、科學觀、方法論的精髓。
1.2大班教學問題。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急劇擴張后，研究生的數量越來越多，為了降低辦學成本，各高校都普遍采用大班課堂教學。《自然辨證法》普遍采用大班教學的形式，平均150人/班的大課教學方式給課堂的有效管理帶來了很大的不便，增加了一定難度，給教師上課時的課堂控制帶來很多困難，難以采用研討式、PBL教學法等課堂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學效果。在大班教學中經常出現看課外書、玩手機、睡覺、遲到或早退等違紀現象，教師在課堂管理時感到異常棘手。任課教師能否成功地實現教學目標，一方面與課程提供的內容有關，另一方面還與教師駕馭和控制課堂的能力密切相關。因此，研究并討論課堂控制問題對提高目前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采用的自然辯證法大班教學的質量具有現實意義。
1.3考核問題。采用課程論文或調研論文的考核方式比較普遍，可由教師推薦論文選題，也可由學生自主選擇感興趣的主題。有的教師采用課題調研方式，將自己的課題分配到班級，吸納部分科研水平優秀的研究生進入課題調研組，將研究任務細化分解，充分調動了學生的自主研究的興趣，培養了學生的科研意識和能力，取得了較好的科研成果。
在針對課程論文考核方式的調查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學生上交的課程論文并不是在認真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獨力完成的，而是以應付的態度采用過度抄襲的方式完成論文。通過與多個學校的交流與對比，發現課程論文考核的方式所取得的質量和效果甚微。2009年在我校的本課程論文考核中，存在60%以上的學生上交論文存在過度抄襲問題。有的學生甚至直接在期刊網上打印論文，連原作者的姓名、單位等個人信息都來不及刪掉就上交給老師。部分學生對專業課程過度偏重，認為自然辨證法是選修課，平時忙于科研或實驗，沒有時間去收集資料撰寫論文，考前應付式地上網抄襲一份作業，如果教師要求不嚴格，許多學生的抄襲作業通過考核，會導致多屆學生的學風和考風松懈，進而嚴重影響了這門課程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單一的考核形式及結構不合理課程考核評價體系無法達到強化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目的。
1.4學的問題。部分學生對于“為什么要學習這門課程”的目的不夠明確，在對待這門課程的態度存在抵觸情緒，認為醫學研究生學習自然辯證法課沒有實際意義，純屬浪費時間。在這種“實用主義課程觀”的影響下，學生沒有從心底里接納自然辯證法課程，曠課的學生較多，上課時看專業書或英語書的現象不少，課堂參與不積極，缺乏自主學習的時間和動力。
1.5教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在教學活動與學科建設方面存在問題，如教學活動中存在著教師數量少、教師專業背景普遍文科化、自然科學知識比較欠缺，教材內容不能滿足需要等問題。[3]理論講授的模式存在著單向性和機械性，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和儲存知識，講授的時間占了課堂的大半部分時間，學生的參與活動較少，主動獲取、形成和發現知識的過程被忽視。授課內容抽象單調，形式和手段單一，理論與現實脫節是自然辯證法課程無法進入學生內心的關鍵原因。大部分教師的學科背景屬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哲學專業，缺乏醫學專業知識的相關背景，在聯系醫學實際時存在醫學知識的儲備不夠深厚，醫學理論的功底亟待加強的問題。這就要求授課教師的專業背景必須有足夠的醫學相關知識，才能不斷增強自然辯證法的思想吸引力，讓這門課程凝練出“精彩一課”的效果。
2 醫學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的創新途徑探索
2.1利用教學大綱整合教學內容，實現教學內容貼身化。即聯系研究生的專業、學習和科研中的實際問題，增添興趣與效果。進一步展現自然辯證法原理與工學、醫學及軍事等具體學科領域契合的意義。主張在示范教材參照下，自主選擇教材。[4]密切聯系醫學實際制定教學大綱，堅持醫學與哲學融合的原則，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在教學大綱的編寫上，為了突出醫學技術的特色，可融入《醫學哲學》、《醫學辯證法》、《醫學倫理學》、《醫學史》等多個學科的相關內容，結合其他人文類的課程加以整合。編寫全國“一本通”的材顯然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個學科專業研究生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的需要，編寫“一綱多本”的自然辯證法教材則成為各個高校任課教師的熱切期盼。[5]
教學大綱的內容突出了三個特色：一是緊密結合醫學研究生的專業實際，將《醫學哲學》、《醫學辯證法》等內容融會貫通，滲透到自然辯證法的教學設計中，更突出本課程的實用性和針對性；二是緊密結合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新特點，思想角度新、教學專題性新、案例資源新，突出本課程的時代性和創新性；三是緊密結合《醫學技術史》、《醫學倫理學》、《醫學社會學》等其他交叉學科的內容，突出本課程的外延性、趣味性和研究性。如在醫療技術倫理方面，不僅要跟學生講清其內涵，還要講授其主要內容。在醫學高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要謹防“醫學技術主義”的影響。
2.2優化教學設計：一是內容結構的設計，打破教材的邏輯結構，貼近醫學專業實際。如在講授技術觀時，整合有關技術倫理的內容，在有限的課時內，將最優化的內容呈現給學生。從技術觀和技術方法論角度，思考“技術決定論”在醫學領域的表現，探討醫學技術價值、醫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兩重性及現代醫學技術倫理存在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分析一方面可培養學生辯證分析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把醫學、醫學倫理學、哲學等多種學科內在地統一起來以拓展學生的視野。[6]讓學生明確，醫療服務是終身職業，不斷加強自我學習，更新知識，提高倫理素質，才能更好地將自己所掌握的醫學技術奉獻給社會。
二是多媒體教學的設計，查找網上大量的相關資料，精選趣味性的圖片，如講授遠古時期的自然觀，人對自然的膜拜，運用一些國內外的古代巫醫圖片配圖說明，學生對這些知識從未了解過，經過生動有趣的講解，提升了學習注意力。精選一些給學生帶來極大思想震撼的視頻資料，通過正反對比手法，使學生領悟到人與自然的終極和諧才是一種精美意義上的生態自然觀。每一專題都設計“影視推薦”欄目，將新近的、優秀的、典型的節目介紹給學生，增加了學生對自然辯證法知識的理解和思維拓展。
三是分組討論設計，一般來說，單個問題提問學生的參與性不高，課堂積極性難以調動。采用案例教學形式，把問題分化成多個小問題，實行分組討論，每個小組討論一個主題，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在問題的設計方面，多結合醫學專業和社會熱點，問題設計與專業背景密切聯系，有助于醫學背景的專業知識與自然辯證法理論相互交叉和滲透。如在講授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創立時，引導學生討論古代自然觀在歷史上對中醫和西醫的不同影響；收集資料討論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的表現及現實意義。在講授科學本質時，組織學生辯論中醫學是否是科學的；談到技術的價值和倫理時，引導學生討論轉基因食品給人類帶來的后果是福還是禍。
2.3增強學生的研究性學習導向，培養學生創造意識。《自然辯證法》教材涉及創造技法的內容很少，我們結合醫學創新案例，多方面介紹醫學創造方法。使學生實現從記憶性學習向創造性學習的飛躍。增強學生運用方法的自覺性和提高他們運用方法進行科技創新的能力。[7]結合相應的教學內容，向學生提供課程論文題選、推薦書目、優秀影視等科研信息，鼓勵學生進行科研探索。課前給學生布置討論主題，學生利用收集的資料，通過小組討論達成共同認識。有意識地組織學生參與課程設計，突出學生的主體性。在方法論的教學中，突出方法論教學的哲學特色，把各種具體的醫學研究方法歸入醫學思維方法范疇，通過醫學假說和醫學發現與探索的思維方法等內容，深刻揭示各種思維方法在醫學領域的運用。
2.4采用多樣化的考核模式，即“平時成績+分組討論+期末考查”模式，總評成績由三部分構成，平時成績占20%，由課堂表現和考勤情況組成；分組討論占30%，按照自愿原則組成10人小組，自主選擇討論主題，上交討論報告和記錄。期末考查占50%，實行開卷考查，出題方式比較靈活，重要考核學生運用知識、原理、理論分析現實問題，考核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和知識拓展能力。分組討論發揮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學生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團結協作，增強學生的溝通能力，培養創新精神。通過本學期的考核創新機制的實踐，學生的學風和考風實現了較大的轉變，學生上交的小組討論作業反映出他們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得到很好的鍛煉和提升。
2.5融入人文教育。自然辯證法課程內在蘊含著醫學與人文、醫學與哲學相融合的特點。現代醫學突飛猛進，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層出不窮。醫學在技術上的高度發展縱然給人類傳來了福音，但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困惑。加強醫生的人文關懷意識，需從重視醫學院“未來醫生”入手。歐美發達國家也將醫學人文學科作為培養高素質醫生的基礎，列入醫學教育的必要內容。目前，我國部分醫學院校已開設醫學人文課程，但內容僅占5%的比重，遠低于美、英、法等國25%的水平。由于教材不成熟、教學經驗缺乏、師資力量不夠等原因，我國醫學人文教育還存在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的現象，教學效果尚不理想。
現代醫學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更多的并不是在醫學本身，而是在醫學科學化后的一些副產品和現代社會商業化帶來的沖擊。越來越多的醫學研究生意識到，要成為一名杰出的醫生或醫學家，僅僅憑借醫學知識還是遠遠不夠的，同時還必需具有哲學智慧和人文精神。在本課程的教學中可增加人文知識的相關教學資源，如醫學大家的介紹、醫學發現和發明、藥物研究的相關歷史等案例，增強學生的關注度，提高學生的人文探究，促進科研思考。
自然辯證法可以從“仁心”和“仁術”兩方面來提高醫
學生的人文修養。人文精神貫穿自然辯證法教學始終，以鮮明的人文案例教學方式，培養學生的仁心。要促成科學技術與人文文化的融合，首先應給科學技術一個準確的人文定位，如果說醫學僅僅是一種知識和技術，有失偏頗。在關于“科學技術的價值”內容講授時，引入醫學的價值有關內容，讓學生思考為什么“有時去治療，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最能彰顯醫學的真諦？通過討論使學生理解醫學是一門“人學” ，而不是單純的自然科學，不但要有治病的能力，更要有安慰人的藝術，“醫乃仁術”是醫學人文性的集中體現。在探索醫學難題時，應考慮病人的需求，注重生活質量，如緩解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質量，治療并不總意味著治愈，還包括體恤和減輕痛苦。
在自然辯證法教學中，如何將一般原理與學生的學科專業實際聯系起來，以達到更好的教學和學習的效果，是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的教師們一直探討的問題。在教材的創新方面，需要很大程度突破傳統教材的體系結構，突出醫學高科技應用的問題。目前在醫學領域呈現出與自然辯證法基本原理緊密結合的優秀成果，甚至還呈現出具有中醫特色的自然辯證法教材，探索出了一套適用于中醫院校行之有效的教學模式。將醫學實際融入自然辯證法教學內容，對教師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挑戰，組建一支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團隊，實現教師間的密切合作、學科互補，是提高教師素質和課程實效性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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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們身上所體現的不斷鉆研、創新、突破的精神。他們尊古法，而不拘泥於古法，行醫過程中，不斷尋求更優的去病之道。並在四十多年的行醫經驗的基礎上，從實踐中求得真知，積極鉆研中醫學基礎性概念之氣、經絡的本質，力圖將其理論化、現代化、科學化，挑戰這世界性醫學難題。其一家人合作之論文《經絡是生命信息能量的諧振通道——經絡本質初探》、《氣的本質》獲北京生物工程醫學雜誌主編高度評價：創新、合理、全面。
善心仁術 造福病患
氣功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健身術，以其調息，調形，調心的方式達至形神合一的境界而聞名於世。作為中醫學的重要一支，其強調同因的整體療法，在中醫學上的作用亦日益受到重視。香港中國氣功科學研究院院長王而剛先生練習氣功多年，深入鉆研氣功之功用，強化了中醫“氣化論”、“精氣神”等理論和臓腑心理相關性等的認識。他認為：通過自我氣功修練，能夠提高人體免疫力，調整機體各系統的功能。因而，他充分運用氣功之醫學效用，將氣功與針灸、推拿相結合，形成氣理合一，開拓了新的治療途徑。
王而剛先生和張葆榮醫師夫婦二人於1988年來到香港，堅持行醫治病，服務市民。開辦的張葆榮中醫診所，治療范圍包括內外全科、疑難雜癥、耳穴治病、點穴刮沙、針灸拔罐、物理治療、病理推拿、跌打損傷。張葆榮醫師介紹道：“我們主要以物理治療為主，無論是內科還是外科，通過針灸、推拿、拔罐等手法的運用，達到治療的效果。”作為醫生，他們自知是藥三分毒的道理，因而在治療時，盡量少用藥物，如果一定要用到藥物也主要採用食療，以減少副作用。而多年的實踐經驗和臨床效果驗證，該法具有十分顯著的療效。
多年經驗的積累和鉆研，王而剛夫婦的醫術不斷精進，結合古法自創了各種療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治療理念。他們將推拿、針灸、氣功三者相結合，在治療老年退化性增生、骨刺、膝關節炎、膝關節退行性病變、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頸椎骨刺、頸椎增生、軟組織增生等各類骨痛癥狀具有突出的療效。且該類頑疾，基本上在一個療程即十次治療之內，就能基本解決，使病人恢復正常。其自創的“38秒穴位按壓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療法，以推拿為基礎並配以自創手法，按住痛點持續38秒即可解除痛苦，而今，經此手法治愈的病患已有上萬人之眾。其療效之神奇、救助之眾，不得不令人讚嘆，無怪乎二人備受患者尊敬。
數十年來，無論是各種小疾小病還是疑難雜癥，經王而剛夫婦診治的案例已不計其數，其中不乏專業名醫所未能治愈之案例。有位比利時患者，身患遺傳性多囊腎腫瘤，其母親、兩位哥哥、一位姐姐因此病而不治身亡，在該患者前來治療時已不能工作。遺傳性多囊腎腫瘤本就是一個醫學難題，世界上還未有過完全治愈的案例，經王而剛夫婦細細剖析病理，耐心診治後，該病患雖未完全康復，但已能正常生活。為了感激他們的幫助，該病患還贈送他們一個特別紀念品，以表示：他們二人還原了她鋼鐵般的體魄，是其再生父母。更有甚者，夫婦二人還通過高超的醫術，轉變了一位西醫對中醫的看法。該醫生原對中醫持懷疑態度，患有腰痛癥後，朋友向其推薦張葆榮中醫診所數次而不至，及至親眼所見另一位患者的神奇痊愈，第四次終於前來診治。而後，該醫生已成為王而剛夫婦的朋友，甚至經常向患者推薦該診所。
除了高超的醫術令人嘆服外，其仁厚的醫德更使人欽佩不已。夫婦二人緊遵醫術乃仁術善業之道，將治病救人置於首位。患者無高低貴賤之別，皆以一顆醫者父母心待之。對於一些經濟條件較差者，往往減免費用，甚至不收費。有一位長者生活困難，以接受社會福利署救濟為生，每次求醫問診，除免診治費外，還贈送藥物，助其痊愈。其善心仁術，稱得上良醫之名。
在業界，張葆榮醫師也備受關注與褒獎，並榮獲全國疑難病癥三等獎，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榮譽證書。在患者們的口口相傳下，診所聲譽日隆，王而剛夫婦在治療骨痛癥和疑難雜癥上的良好名聲早已傳揚海內外，吸引了眾多世界各地的患者慕名而來，包括美國、意大利、新加坡等地。而在這眾多的顧客中，更為以一個家庭、公司、團體的形式固定在診所檢查診治，診所在患者心目中的信譽度可見一斑。
談及今日香港中醫發展之環境，王而剛先生欣慰地說道：“後，政府對中醫的重視程度日益加強，實行中醫註冊制度確保了管理的法制化和規范化，而所以香港註冊中醫師必須不間斷進修的規定，亦帶動了整個中醫行業的向前發展。因此，香港中醫業發展前景可喜，這是中醫之福，也是醫者之福。”
執著鉆研 勇於創新
王而剛先生的氣功造詣能達至今日之境界，可非一朝一夕之事，都是通過他的艱苦勞動和刻苦努力所得。從家至診所須一小時的地鐵路程，他就利用這一小時練習氣功，日日堅持，周而反復，甚至還專門寫了《在地鐵里的健身術》一文，以鼓勵大家充分利用地鐵時間。作為香港中國氣功科學研究院院長，王而剛先生傾心研究氣功文化，擴大氣功的影響力。他參加2010年的（香港）國際中醫針灸、推拿、氣功學術研討會，一家人共同撰寫了論文《中國氣功的健身機理探析》，與眾醫學專家及氣功大師交流心得，探討發展之道。
問渠哪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創新與改進是任何事物向前發展的源泉，中醫也是如此。中醫之所以不如西醫發展那麼迅速，大部分原因在於中醫的很多重要概念、原理皆未得到規范的、理論化的解釋，在現代化道路上，發展較為緩慢；另一方面中醫的哲學基礎如“天人合一”、“陰陽五行”等皆屬於形而上的理論，很難用語言進行清晰凖確的描述。因而導致被冠之以“不科學、不規范”而受人詬病，推廣也就較為困難。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王而剛夫婦勇於創新，不斷鉆研，採用中西醫結合、傳統醫學與現代科學相結合，博採眾長，而成一家之言，為中醫的現代化、科學化發展做著不懈的努力。
氣與經絡乃中醫學之基礎性理論，然而什麼是氣，什麼是經絡，卻未能得到詳盡的解釋，依然是世界性醫學難題。就經絡而言，經絡的本質是什麼？如何將經絡具體顯示出來？為什麼活人有經絡，而死人沒有？就氣而言，中醫所說的“氣血”、“肝氣”等中的“氣”實指什麼？氣又在人體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等等一系列問題，中醫乃至世界性的醫學專家窮其十幾年時間，卻仍未有定論。中醫科學化道路依然路漫漫而修遠。
王而剛夫婦結合四十多年的行醫經驗，不斷改進治療方法，總結理論，這兩方面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寫成《經絡是生命信息能量的諧振通道——經絡本質初探》、《氣的本質》兩篇論文，投稿於北京生物工程醫學雜誌並被採用，將於明年的第一期刊登。兩篇論文受到該雜誌主編的重視，在其回信中以“創新、合理、全面”六字進行高度評價。
在論文中，他們分析了“在解剖學中無法觀察到的原因”、“如何顯現經絡”等問題。他們認為，經絡是生命信息能量諧振通道，生命信息能量的載體是遠紅外電磁波，因而顯示遠紅外電磁波的通行傳導情況，就會找到生命信息能量的通道(經絡)。並提出，可用測能量的儀器如熱相儀等可測量經絡中的能量及其變化情況並顯示經絡等重要理論。
於“氣”方面，他們認為，氣首先是一種能量，其本質是生命信息能量，人體中的四種基本氣(元氣、宗氣、營氣、衛氣)和派生的“臓腑之氣”等，其本質都是相同的，是一種有生命信息能量的物質。而細胞通訊的傳播子是W+、W-、Z°和光子。並計算出氣在體內的傳導速度是載體(遠紅外電磁波)產生的熱效應的傳遞速度和按五十營的推算相符，約為3.125厘米/秒。中醫所謂的補氣、養氣，就在於把體內能量調動起來，以加強自我免疫力，從而形成自我防護達到加強體質的作用，因此，中醫在一定程度上是氣的能量的科學。
兩篇論文將中西醫結合、經典理學理論與現代科學理論相結合、生物化學與能量學相結合，在合理的基礎上創新，深入細緻、嚴謹而又全面地分析了“經絡”與“氣”的理論，並試圖將二者以現代化、科學化的形式表現出來。二者皆是中醫學之重要而又獨有的概念，王而剛夫婦的所進行的探索，皆是現代醫學界未攻克的難題，屬於最前沿、先進的理論，無論是在充實中醫學的理論知識，還是在醫學實踐運用上，都有著重要的作用。作為先行者和探索者之一，王而剛夫婦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和國內外學者一起開拓科學研究的獨特領域。”今後，他們將更加致力於其實踐性研究，繼續鉆研，向醫學難題挑戰。
其子王匯成先生，在父母的影響下，亦頗具醫學天賦，是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系學士學位、廣州中醫藥大學醫學碩士，剛剛考取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並擔任香港中醫經絡研究院院長。一家人齊心協力，共同致力於醫學研究上，用高超醫術造福於人，透過研究推動中醫業的發展，可謂厚德之家。
王而剛先生在多年氣功練習經驗和發表的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中國傳統健身術的健身基理》一書，正在籌備出版中，為發揚氣功文化，推動市民身心健康略盡己力。
王而剛先生一家用精湛醫術詮釋著仁心仁術之含義，用不懈的鉆研體現一位醫者對醫學發展的責任。而無論其成果如何，他們對於醫學執著精神，都將感動你我。有著這樣一群為中醫學發展盡心盡力之士，中醫發展的未來，我們拭目以待。
一、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因此,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中醫У惱苧Ь烤故鞘裁蔥問降?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保性命者,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其表明,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二、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對應和中者,人對應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論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以藏象論之,脾胃也,以五行論之,中土也。以三焦論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體健康之象也,而離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辨證者,由癥對應于陰陽、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達者;中者,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皆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天地之道也”于主體性而言,陰陽對應和于中者也,陰陽對應者,時空對應之機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吳謙:《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張元素《醫學啟源·卷之中·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那么,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陰陽和中者,醫之大用也。“氣血之根皆在下,培養在中,發用在上。”（鄭壽全:《醫理真傳·卷三·問病人干咳周身癢者何故》）。“培養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氣,根基于腎,萌牙于肝,培養于脾,積貯于胸中為大氣,以斡旋全身。”（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郁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在中”“培養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氣充足,則署邪不能相犯;署氣入侵,皆氣虛招之也。”（陳士鐸《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腎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腎者也,氣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氣為本。”（李杲《脾胃論·卷中·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對中土的認識,歷代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臟,主乎運水,全身水道,賴脾為通調。”（吳克潛:《大眾醫藥·第二十四章·衛生門·健康要覽》）,“胃者,水谷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鰲《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則萬化安,病則萬化危。”（李杲《脾胃論·卷下·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胃受司受納,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無病矣。”（王綸:《明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以章虛谷為要,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為后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為太極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章虛谷:《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關于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是為中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律也。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因此,醫易相通者,哲學思維的統一性也。
三、中醫學的發展方向
由上可知,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一,因此,作為中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一的。所以,中醫學在當展方向的問題,宏觀而言,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是統一的,微觀而言,是由中醫學的自在的規律所決定的,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
在西醫學已經于當代越來越顯現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中國醫學的優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從問題的發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不僅僅表現在醫學方面,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面。應當認為,兩種醫學模式的優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這些優劣還要在以后的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學的優勢,但是,除了中醫學的醫療實踐上的優勢以外,筆者認為,中醫學的優勢表現在哲學思維上,中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一下所生成的中醫學本體論,使中醫學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在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當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并將成為人類醫學繼續發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以至于造成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影響了中醫學的正確發展。因此,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國的哲學思維與西方的哲學思維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從固有的中國文化形式中重視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即中國哲學是以怎樣的本體和本體論進行哲學思辯的。盡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學思維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例如,對“道”范疇的研究,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游,動致顛損;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因此,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非達到群書博覽,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舉凡歷史上的名醫,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就中醫學界而言,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歷史和邏輯均表明,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應當認為,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釋
⑴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乖詰囊孕問交吶Σ⒁源誦問繳系墓槔嗟姆椒?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購捅咎迓勱姓苧急緄摹＞芪鞣降男問交惱苧嘉煬土宋鞣轎幕?但是,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例如,對“道”范疇的研究,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游,動致顛損;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因此,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非達到群書博覽,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舉凡歷史上的名醫,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就中醫學界而言,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歷史和邏輯均表明,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應當認為,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釋
⑴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不但沉誦問鉸嘸墓媛桑ㄐ問郊安問降穆嘸肼嘸安嘸男問絞峭騁壞模?而且不可能從形式到邏輯進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語和漢語不可能實現在形式到邏輯的統一一樣。人類文化的統一首先要求哲學的統一。筆者的研究表明,人類的文化形式和哲學思維只有在完成時空的形式和方式的還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這是筆者的“時空統一論”哲學體系所力圖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