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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保險合同合同成立合同生效保險單保險利益
長久以來，我國保險法理論與實踐中對保險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問題爭議頗多，作為壽險公司的一名員工，幾乎每天都要和保險合同打交道，數年的工作經驗告訴我，判斷合同是否成立，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還具有實際意義。
保險合同是保險人（保險公司）和投保人（公民、法人）之間關于承擔風險的一種民事協議。根據此協議來明確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即由投保人根據合同約定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對于合同約定的可能發生的事故因其發生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保險金責任，或者當被保險人死亡、傷殘、疾病或期限屆滿如達到合同約定的年齡時，履行給付保險金的義務。
保險合同的成立要符合民事法律行為的要件和合同成立要件，保險合同的有效訂立是保險合同關系產生的前提，沒有有效的保險合同就談不上保險業務的開展。保險合同有效訂立問題關系重大，只有保險合同有效訂立之后，才能實現保險合同的目地和意義。保險合同的有效訂立，即意味著訂立的保險合同對雙方當事人產生法律約束力，當事人必須嚴格履行保險合同，否則除法定例外以外，必須承擔違約責任。因而，保險合同的有效訂立事實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雙方商定了保險合同的條款，即保險合同已經成立；二是保險合同對雙方發生法律約束力，即保險合同生效。
但是在我國保險法理論與實踐中，對保險合同的成立與生效問題爭議頗多，一方面是合同的成立與生效本身內涵有待澄清，另一方面則是涉及到構成二者的要件問題多與保險費交納、保險單簽發等實際問題密切相關，尤其是在保險實務中往往因立法的技術問題而使標準難于統一，造成許多賠付的糾紛。鑒于此，我覺得有必要就和保險合同有關的幾個問題作以下簡要的探討：
一、保險合同的概念和特點
所謂保險合同是保險人和投保人、被保險人之間約定保險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它是經濟合同的一種,與其它合同一樣,是當事人之間意思表示一致的結果。它是通過一方提出要約,另一方對要約表示承諾而成立的。合同成立需要一個過程,而不是合同雙方當事人同時在一個合同上簽字、蓋章。下面，我想談的是關于保險合同的訂立我們要首先了解保險合同的特征。
1、保險合同的特征
保險合同具有合同的一般屬性，另外，它也具有自身的特殊屬性，保險合同和特殊屬性表現在下述諸方面：（1）、保險合同是保障合同。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一經達成協議，保險合同從約定生效時起到終止時的整個時期，投保人的經濟利益受到保險人的保障。（2、）保險合同是有償合同。有償合同是指因為享有一定權利而必須償付相應的代價的合同。保險合同是以投保人支付保險費作為代價換取保險人對風險的承擔，投保人與保險人是等價的，投保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承擔相應的風險，一旦這種約定事故發生時，承擔給付保險金或賠償被保險人實際損失的義務。（3）、保險合同是有條件的雙務合同。雙務合同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相互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合同。保險合同的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依據保險合同享有請求保險人支付保險金或補償損失的權利，但只有在約定的事故發生時才能請求。（4）、保險合同是要式合同，合同的成立必須具備一定的形式，稱為要式合同，根據《保險法》第12條規定，保險合同應以書面形式訂立。（5）、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誠實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則，每個合同的訂立，履行都應當遵守誠實的原則，保險合同對當事人的誠實信用有很高的要求，保險合同是約定保險人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保險事故進行損失補償或保險金給付的合同，因此，它一方面要求投保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對保險人的詢問及有關標的的情況如實告知保險人，在保險標的的危險增加時通知保險人，并履行對保險標的過去的情況未來的事項與保險人的約定的保證，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6）、保險合同是射幸合同。射幸合同是指合同的履行內容在訂立合同時并不能確定的合同，保險合同在訂立時，僅投保人一方交付保險費，對于未來保險事故是否發生無法確定，保險人是否履行賠償或給付的義務，取決于合同的約定保險事故是否發生，因此我們稱之為射幸合同。保險人承擔風險，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給予損失補償或保險金給付，既為履行了保險合同，既使保險事故沒有在保險期間發生，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承諾承擔風險，也應稱為履行合同。
了解了保險合同的特征，就容易理解保險合同的有效訂立。保險合同的有效訂立，即意味著訂立的保險合同對雙方當事人產生法律約束力，當事人必須嚴格履行保險合同，否則，除法定的例外以外，必須承擔違約責任。因而，保險合同有效訂立事實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雙方商定了保險合同的條款，即保險合同已經成立。二是保險合同對雙方產生法律約束力，即保險合同生效。
2、保險合同的成立
保險合同成立的含義：按照合同法的理論，所謂合同的成立，是指合同因符合一定的要件，而客觀存在，其具體表現就是將要約人單方面的意思表示轉化為雙方一致的意思表示。
判斷合同是否成立，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也具有實際意義。首先，判斷合同成立，是為了判斷合同是否存在，如果合同根本就不存在，它的履行變更，轉讓、解除等一系列問題也就不存在了。其次，判斷合同是否成立也是為了認定合同的效力，如果合同根本就不存在，則談不上合同有效、無效的問題，即保險合同的成立是保險合同生效的前提條件。合同成立時還會有一種結果可能發生，那就是合同無效，有些合同因為有違反法律或社會公共利益，無論其何時成立，成立多長時間，自始不產生法律效力，不受國家法律的保護。
可以說，保險合同的成立是建立在雙方平等、自愿、協商的基礎上，而保險合同的生效是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之上的。在保險業務處理過程中，一筆保險業務,在投保人提出要約后,保險人要對要約內容進行審查,以決定是否承保。審查結果有三種,一是保險人拒絕承保;二是保險人有條件承保;三是保險人無條件同意承保。第一種情況是保險人拒絕承保,因此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不產生任何保險合同關系。第二種情況是保險人針對投保人的投保要約而提出反要約,經投保人承諾后,保險合同才能成立。如特別約定、除外責任、加費等。第三種情況是投保人向保險人提出保險要約,保險人對該項要約無條件地予以承諾,則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就達成了協議,成立了一項對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同——保險合同。
實踐中,投保人的要約是以標準化的投保單形式提出的。投保單經投保人如實填寫交付給保險人,就成為投保人表示愿意與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的書面要約。投保單上應載明涉及保險合同的主要內容,如財產保險合同中的保險標的、座落地點、保險金額、保險責任及責任期限等。人身保險合同應包括被保險人姓名、年齡、職業、健康狀況、保險期限、受益人姓名、保險金額等項。投保單送達保險人時,就產生要約的效力。
對于保險人來說,收到了投保人的投保單,并不一定當然接受了或當然要接受投保人的要約。保險人還要仔細審查投保單的各項內容,對于人身保險來說,投保人(被保險人)還可能按照保險人的要求而進行體檢,通過這些程序,保險人才能決定是否完全接受投保人的投保要約。如果保險人經過審查投保單內容后,完全同意投保人的投保要約,那么在同意承保之日,保險合同就成立。什么叫“同意承保”?同意承保必須是書面的,是指保險人無條件接受投保人的投保要約。如果保險人在投保單上簽章同意接受投保要約,那么不管保險人是否已簽發保險單,均不影響保險合同的成立。如果保險人沒有在投保單上簽章,而是以保險單的形式來表示同意接受投保要約,那么保險單的簽發就非常重要。保險人簽發給投保人的保險單內容與投保人填具的投保單內容不同(哪怕是細小的不同),這一保險單就不能說是保險人對投保人投保要約的承諾,而應該是保險人向投保人提出的一個新要約。如果這一新要約(以保險單形式)送達投保人時,投保人沒有任何異議并完全接受,那么這一保險單就是保險合同的憑證,約束保險人與被保險人。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認為保險單就是保險合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保險單不是保險合同,它只是保險合同成立的證明。如果保險人在投保人填具的投保單上簽章同意無條件承保,那么保險合同就成立,保險人據此簽發保險單給投保人,只證明保險人與投保人間已存在保險合同關系。此時,如果保險人不簽發保險單給投保人,并不影響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有些情況下,保險人沒有直接在投保單上簽章同意承保,而是以保險單的形式表示同意承保,那么如果保險人沒有簽發保險單,就不能證明保險合同已經成立。這種情況下,保險單的簽發與否對投保人十分重要。
對于保險人完全同意投保人投保要約而又沒有在投保單上簽章時,保險人應該何時簽發保險單來確定并證明保險合同已經成立,我國《保險法》沒有明確的規定。《保險法》第12條規定:“……保險人應當及時向投保人簽發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并在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中載明當事人雙方約定的合同內容。”保險合同是書面合同,何時簽發保險單或保險憑證對投保人來說是非常關鍵的。如果投保人提出的投保要約是不可撤銷的,那么對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約后的承諾就要有時間上的明確限制,“及時”是一個多長的時間概念?容易引起糾紛。雖然保險人為了提高聲譽及工作效率,會盡早簽發保險單給投保人,但畢竟沒有從法律上予以限制。這是立法的一個缺陷,目前的法律規定對投保人顯然是不利的。
3、保險合同成立的要件
保險合同是一項民事行為，而且是一項合同行為，因而，保險合同不僅受保險法的調整，還應當受民法和合同法的調整，所以，保險合同的成立一定要符合民事法律行為的要件和合同成立的要件。
我國合同法第十三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采取要約、承諾的方式。我國《保險法》第十二條規定：投保人提出保險要求，經保險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條款達成協議，保險合同既成立。依照以上的規定，保險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有三：其一、投保人提出保險要求；其二、保險人同意承保；其三、保險人與投保人就合同的條款達成協議。這三個要件，實質上仍是合同法所規定的要約和承保過程，因此，保險合同原則上應當在當事人通過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達成意思一致時，即告成立。
二、保險合同的生效
1、保險合同生效的含義
保險合同生效的含義：保險合同的“生效”與“成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保險合同的成立是指合同當事人就保險合同的主要條款達成一致協議，保險合同的生效是指合同條款對當事人雙方已發生法律上的效力，要求當事人雙方格守合同，全面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保險合同的成立與生效關系有兩種，一是合同一經成立即生效，雙方便開始享有權利，承擔義務。二是合同成立不立即生效，而是等到合同生效的附條件期限到達后才生效。
2、保險合同生效的要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下列條件：1、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2、意思表示真實。3、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
因而，合同是否發生法律效力取決于合同雙方當事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及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是否遵守國家法律行政法規，是否符合同的有效條件。任何保險合同要產生當事人所預期的法律后果，使合同產生相應的法律效力，就須要符合這些條件。按照合同訂立的一般原則，保險合同有效應具備下列條件：
（1）合同主體必須具有保險合同的主體資格。在保險合同中，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都必須具備法律所規定的主體資格，否則會引起保險合同全部無效或部分無效。
（2）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實。訂立保險合同是當事人為了達到保險保障的目的，為自已設定的權利義務的法律行為。這種行為是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當事人對這種行為的后果自愿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如果合同的訂立不是出于當事人的自愿，受到脅迫或受到欺騙，那么這樣的保險合同屬無效合同。
（3）合同內容的合法。保險合同內容合法的兩方面的含義：一是不違反法律，二是不違公共利益。所謂不違反法律是指保險合同的內容不得與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相抵觸，也不能濫用法律的授權性或任意性規定達到規避法律規范的目的，包括保險標的，保險條款均符合法律的要求。
（4）投保人對保險合同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法律上承認的利益。保險利益作為保險合同成立的有效條件：一、可決定保險合同損害賠償的最高額。二、可避免賭博行為的發生，三、可防范滋生道德危險。保險利益對于保險合同的有效具有重要意義。《保險法》多條規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保險利益是保險合同成立的重要條件。
（5）保險合同的形式符合法定形式。保險合同是要式合同《保險法》要求保險采用書面形式，保險合同的內容應當載明在保險單、保險憑證上。當事人也可簽訂書面保險合同，保險合同應當采用書面形式，雖然《保險法》沒有規定非書面形式的合同無效，但是現實的角度看，沒有書面形式難以證明保險合同有效成立。
3、保險責任的開始
保險合同成立后,保險責任并不一定同時開始,兩者可以是不同的。《保險法》第13條規定:“……保險人按照約定的時間開始承擔保險責任。”因此保險合同成立后,保險人并不一定立即承擔保險責任,如果保險責任約定在某一時間開始,那么在此約定時間開始后,保險人才按保險合同的規定承擔責任。
三、保險合同有效訂立的幾個問題
保險合同訂立的程序與一般合同訂立的程序相同，需要經過要約與承諾兩個階段，投保人提出保險要求，經保險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條款達成協議，保險合同成立。
當事人簽訂保險合同有一個過程，大致包括：投保人的申請、填寫、保險單、投保人與保險人商定支付保險費的方法、保險人審查保單決定是否接受投保、保險人出具保險單。那么在此過程中出現的保險單，交納保費等行為與保險合同的有效訂立是什么樣的關系？
1、保險單與保險合同有效訂立的關系
《保險法》第十二條規定：保險人應當及時向投保人簽發保險單或其它保險憑證，并在保險單或其它保險憑證中載明當事人雙方約定的合同內容，保險單是保險合同成立的證明。
目前對保險單的簽發問題，理論上大體有三種主張：肯定說認為保險單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條件；否定說認為投保人與保險人就合同條款達成協議后合同成立，保險單是合同成立的證明文件；第三種主張認為保險單簽發是保險合同成立后保險人的義務，實際上也是否認保險單作為合同成立的要件。這一問題往往涉及到保險單簽發之前的保險事故是否要由保險人承擔責任的問題。
眾所周知，從法律上講，保險單并非保險合同本身，而是保險合同成立的證明或稱書面憑證。從前面的分析可知，保險合同當事人通過要約和承諾的過程就某項保險業務達成協議以后，就意味著保險合同已經成立，至于保險單是否簽發，則不影響有關賠償責任（除非雙方當事人約定以簽發保險單作為保險人承諾的唯一形式）。我國合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之時生效。而且保險單簽發是保險人控制主動權，若以保險單簽發作為合同成立要件，勢必加重投保人的劣勢地位，難以發揮保險的經濟保障功能。
國外立法對保險合同成立是否以保險單為要件有相似的規定，保險人出具保險單，但如果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尚未一致，則保險合同不得成立，當事人不受法律約束，保險人雖然沒有出具保險單，但保險人接受被保險人或投保人的要約，則保險合同成立，雙方當事人得受保險合同的約束。
2、繳納保費與保險合同有效訂立之間的關系
《保險法》第13條對保險合同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是這樣規定的：保險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約定交付保險費。保險人按照約定的時間開始承擔保險責任。這條規定使人對保險合同的生效產生了分岐。一種意見認為保險合同是實踐合同，只有保險費交納合之后方生效。另一種意見認為保險合同是諾成性合同，只要雙方經過要約和承諾階段保險合同即告成立生效。
依據我們關于保險合同成立和生效的要件，保險合同屬于諾成性合同，它的成立不足以交納保費為要件，如果當事人約定，保險合同須至保險費交清才生效，那么這只是當事人約定的保險合同，何時生效的一種附加的延續或停止條件而已，與保險合同的成立是兩個概念。更何況投保人交納保費和保險人承擔責任是保險合同成立后雙方各自獨立承擔法律規定的義務，兩者是并列關系而非因果關系。保險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承擔按照約定交納保險費的義務，同時，保險人按照約定的時間開始承擔保險賠償或給付責任的義務，因而，交納保費不是保險合同有效訂立的要件。
3、保險利益原則與保險合同有效訂立之間的關系
保險利益作為保險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其作用在于能有效地消除賭博的可能性和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保險利益原則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具有法律上承認的利益，我國《保險法》第11條1、2款規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因而，保險法將保險利益作為保險合同成立的一個效力條件。
但是，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時具有保險利益，而后在保險合同存續的某一期間喪失保險利益，而在以后的某一時間又取得保險利益，如此反復幾次，是否保險合同也在有效和無效之間來回反復？這勢必造成不合理的麻煩。因而，有人從現代保險的發展角度看，認為保險利益不是保險合同的生效條件，而是保險損失補償原則起作用的要件。從現行法律角度考慮，保險利益則作為保險合同有效訂立的要件是勿庸置疑，也是必須遵守的。但從財產保險的發展角度，將保險利益原則排除在保險合同生效要件之外，將其作為保險補償和賠償的前提和條件，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的方向。因為隨著現代保險業的發展，人們對財產保險利益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財產保險的目地在于填補被保險人所遭受的損害，保險利益原則要求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是否具有保險利益并不存在實際的意義，而且要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還會增加實務上的困擾。但對人身保險合同而言，人身保險利益在訂立保險合同保險單時必須存在，否則合同無效，但是在被保險人死亡時，保險利益是否存在對保險合同的效力不發生影響，因為人身保險合同并非填補損害的合同，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的保險合同生效時的利益對人身保險合同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1、保險合同的訂立和生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般而言，保險合同的當事人在通過要約和承諾的方式就保險事項達成意思一致時即告成立：并在符合法定的要件情況下，成立后即告生效，除非法律或合同另有規定。
2、保險單僅僅是保險合同的書目證明，并不是保險單有效訂立的必備條件。保險人出具保險單，但如果雙方當事人意思尚未一致時，則保險合同不得成立，當事人不受法律約束。保險人沒有出具保險單，但保險人接受被保險人或投保人的要約，則保險合同成立，雙方當事人得受保險合同的約束。
3、保險合同屬于諾成性合同，它的成立不以交納保費為要件。如果當事人約定，保險合同須至保險費交清時才生效，那么這只是當事人約定的保險合同何時生效的一種附加的延續或停止條件而已。
4、從現行法角度考慮，保險利益作為保險合同的有效訂立的要件是不容懷疑的，也是必須遵守的。但從保險的發展角度，將保險利益排除在保險合同的生效要件之外，將其作為保險補償和賠償的前提和條件，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的方向。
【參考文獻】
1.《保險學原理》劉茂山主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
2.《保險學》魏華林、林寶清主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3.《保險法教程》鄒海林主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
4.《保險原理與實務》吳小平主編—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
再保險（reinsurance）系保險人以其所承保的危險，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的契約行為，可謂為“保險之保險”（theinsuranceofinsurance）。“其……對于再保險人而言，則有達成危險分散、節減營業費用與獲致優厚利潤之效能；而對原被保險人，亦有加強安全保障、簡化投保手續及提高企業信用之功能。故曰保險經營的成敗，端視再保險的運用妥當與否，實非虛言。”（注：袁宗尉：《再保險論》，臺灣三民書局1972年版，第12頁。）再保險合同及運用，均較一般保險合同更為精密、復雜且多變化，其影響之深遠足以左右保險事業的發展，然而在國內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本文擬從再保險合同的概念出發，討論再保險合同的性質，進而探討再保險合同的獨立性及從屬性，以期對再保險合同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再保險合同的界定
（一）再保險合同的性質
再保險合同雖種類繁多，方式互異，其本質究竟是什么？似乎仍有探討的必要。關于再保險合同屬性的主要學說有：
1.合伙合同或民法上其他有名合同
有學者認為，再保險合同為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以分擔危險為共同目的之合伙合同。此說認為就其經濟機能而言，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由于危險分擔之結果，在利害關系上有共同性，與合伙之性質相似。易言之，再保險合同之當事人，就危險之分擔、利益之獲得而言，有其共同之目的，如此結合，無異合伙。再由再保險的種類觀察，不論比率再保險或溢額再保險，均由原保險人對原被保險人負給付之責，正如合伙債權人對合伙體請求履行合同之責。至于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責任的分攤，均由再保險合同決定，猶如合伙合同中約定出資額的多寡決定合伙人責任的大小。此說為德、日、法等國早期判例所采用。（注：袁宗尉：《保險法》，臺灣三民書局1969年版，第69頁。）筆者以為，就法律要件分析，合伙乃當事人互約共同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合同，亦即必須有共同之合伙財產，當事人亦須以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思而訂立合同。而事實上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間并無共同出資，且訂立再保險合同之目的亦非在經營共同事業，加之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系兩獨立的法人，各為合同之主體，并非兩者成為一合伙體，故再保險合同非合伙合同。早期代表性之見解還有保證理論、（注：此說認為，再保險合同的從屬性與保證契約從屬于債權契約而存在，兩者有相似之處，故認為再保險人類似于保證人之地位，若擔保保險人于事故發生時拒付保險金，將由再保險人代負履行之責。）轉讓理論（注：此說認為，原保險人將其對原被保險人之權利義務移轉給再保險人，亦即契約主體的變更。）及委任理論（注：此說認為，再保險人是受原保險人之委任，處理原保險人承擔危險等事物。）等，但由再保險的各種方式觀察前述理論，發現其均難以自圓其說。以比例再保險為例，原保險人將所承保之危險按一定比例分出給再保險人，由再保險人承擔一部分危險，這并不能使再保險人立于保證人的地位，進而代原保險人履行合同。而轉讓理論對比例再保險似可圓滿解釋，但對溢額再保險則無法自圓其說。另外，訂立再保險合同后，原保險人仍須處理理賠等工作，并非委由再保險人處理，故委任理論亦無法妥善解釋再保險合同的性質。
2.保險合同說
由于再保險合同既非合伙亦非民法上其他有名合同，就應從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間的合同內容加以觀察。由此可以發現，不論比例再保險或溢額再保險合同，均系由原保險人給付一定保險費，而由再保險人承擔危險的雙務合同。此合同的內容與保險合同的內容相一致，故再保險合同應為保險合同無疑。唯其屬何種保險仍有以下爭議：
（1）原保險合同說。亦即同種保險說、繼承說。此說認為，再保險合同繼承原保險合同而來，兩者并無二致。因再保險之成立與否，僅視原保險是否存在，而其實質內容仍以原保險合同之內容為基礎，亦即認為再保險合同系由兩個團體承擔同一危險，而構成同一利害共同體，再保險人賠償義務與原保險人賠償義務同時發生，再保險與原保險屬于同種保險。故原保險合同若為財產保險，則再保險合同為財產保險；原保險合同為人身保險者，再保險合同仍不失為人身保險。因為其保險標的并未改變。（注：陳繼堯：《再保險實務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76年版，第47頁。）
（2）責任保險合同說。此說認為，再保險系基于原保險合同中原保險人對原被保險人之給付責任，而以填補此種給付為目的之一種責任保險。因責任保險合同所保險之對象，并非被保險人于保險事故發生時所致之財產損失，而是避免其因法律或合同所負債務之增加或擴大，所保護者為消極之保險利益，亦即一種不利之關系。再保險合同對原保險人的保護，正是其依原保險合同所負之賠償責任，故其性質應為責任保險。換言之，不問原保險為財產保險或人身保險，再保險均屬責任保險。（注：［日］田邊康平：《保險契約法》，臺灣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頁。）
綜上所述，關于再保險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僅有兩個條文的規定。其中第28條規定：“保險人將其承擔的保險業務，以承保形式，部分轉移給其他保險人的，為再保險。”這是我國法律對再保險合同概念的界定。筆者認為，我國法律雖然對再保險合同的性質作出了明確規定，但上述法律條文所稱“將其所承擔的保險業務……轉移給其他保險人”至少有以下兩層含義：其一，不論原保險合同為壽險或非壽險，再保險均系基于有效合同基礎之上而成立的保險合同；其二，再保險之特征為責任轉嫁或分擔。據此，筆者認為，我國法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再保險合同為責任保險，但從國家立法宗旨和當事人締約目的觀察，此種合同在性質上當屬責任保險合同無疑。
（二）再保險與相似制度的比較
為了更進一步明確再保險合同的特征，有必要比較與再保險相類似的制度——共同保險與重復保險之間的差異。
1.再保險與共同保險。共同保險（co-insurance）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保險人聯合直接承保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責任而總保險金額不超過保險標的可保價值的保險。共同保險的各保險人在各自承保金額限度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再保險與共同保險均具有擴大風險分散范圍、平均風險責任、穩定保險經營的功效。兩者的區別在于：共同保險是多數保險人同投保人建立的保險關系，屬橫向聯系和原保險，且為原保險的特殊形式；就風險的分散方式而言，它是風險的第一次分散，因此，各共同保險人仍然可以實施再保險。而再保險是保險人同保險人建立的保險關系，是縱向聯系；就風險的分散方式而言，再保險是在原保險基礎上進一步分散風險，是風險的第二次分散，并可通過轉分保使風險更加細化。從歷史沿革來看，共同保險的產生早于再保險。但由于再保險的融通性高且運用方便，現代保險實務中普遍采用再保險分散風險的方式。而最近的發展結果表明，共同保險與再保險并非背道而馳，反而漸趨接近，呈出現共同保險的再保險化與再保險的共同保險化之“互化”趨勢。盡管如此，兩種制度間的差異仍較明顯。
2.再保險與重復保險。重復保險是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分別向兩個以上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的保險。重復保險雖與再保險一樣具有分散風險的功能，但二者之間的差異是明顯的：從締約動機上看，重復保險的投保人若系善意，旨在增強安全保障，惡意投保人則往往在于圖謀不當得利；而再保險乃原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所負責任，所做出分散危險的制度安排。從告知義務的履行事項看，重復保險的投保人應當將重復保險的有關情況通知各保險人；而再保險分出人（原保險人）則應將其自負責任及原保險的有關情況告知再保險接受人。從超額部分保險的效果來看，重復保險中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保險價值，超過保險價值的，超過的部分無效；而再保險中則可就超額約定再保險合同。總之，再保險與重復保險為兩種不同的保險制度。
二、再保險合同的獨立性
再保險合同屬私法上債權合同之一。基于債權合同之“相對性”，可知原保險合同與再保險合同乃兩各自獨立存在的合同，各有其當事人，其權利義務關系，自應依個別獨立之合同決定。況由再保險的種類亦可知，原保險合同與再保險合同為兩個獨立存在的保險合同。以溢額再保險為例，原保險合同的事故發生時，再保險合同的事故尚未發生，故再保險人不須負理賠之責。由此可見，原保險人依原保險合同對原被保險人負責，再保險人依再保險合同對原保險人負責，兩合同各自獨立，合同的權利義務亦不相牽連，在學說上稱為再保險合同之獨立性。
（一）賠償請求權之獨立性
原保險合同與再保險合同既為兩獨立合同，故原則上，原保險合同之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與再保險合同之再保險人間不生任何權益關系。（注：參見梁賢宇：《保險法》，臺灣三民書局1995年版，第183頁。）基于債之相對性，除非另有規定，原被保險人對再保險人當然無任何請求權可言，故《保險法》第29條規定：“原保險的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向再保險接受人提出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請求。”因此，被保險人僅在原保險人怠于行使權利時，依民法之規定，代位原保險人對再保險人行使求償權。（注：施文森：《保險法總論》，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版，第219頁。）但其行使之效果，有學者主張仍應該屬于原保險人，原被保險人并不能因此而獲得優先受償權，而仍與其他債權人立于平等之地位而受清償。但問題是若原保險人破產時，再保險人之給付僅成為破產財產，原被保險人亦僅參加破產程序，與其他債權人平等分配，這對被保險人的保護不甚周全，故引發我們思考是否應賦與被保險人對再保險人直接請求之問題，此容后述。
（二）保險費請求權之獨立性
再保險合同當事人為再保險人及原保險人，原投保人與前者無涉，故再保險人不得向原投保人請求交付保險費。此從合同效力相對性之原則即可推論而出，《保險法》第29條更明文強調其旨：“再保險接受人不得向原保險的投保人要求支付保險費。”再由再保險的種類觀察，比例再保險之保險費固以原保險費為計算基礎，但溢額再保險的再保險費高低與原保險費全然無涉，自不能由再保險人徑向原保險合同之投保人請求保險費之給付。即使在比例再保險中，要求原保險合同的投保人將一定比例的保險費給付甲原保險人，一定比例的保險費給付甲再保險人、乙再保險人，亦甚繁瑣。就再保險人而言，不僅無原投保人之完整資料，且空間距離較遠，又無業務往來，直接收取不僅困難且不經濟。為求運作之經濟便利，仍應遵循各保險合同的分際，由原保險人向原保險合同之投保人請求原保險費，再保險人向原保險人請求再保險費而不向原保險合同的投保人請求，此為保險費請求權的獨立性。
（三）賠償義務的獨立性
原保險人之賠償義務，應依原保險合同決定。不論其是否辦理再保險，一旦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應負理賠責任應無疑問。再保險的運用，對原保險人而言，雖有增強保險的功能，但不得因此認為，再保險合同的履行情況，將影響到原保險合同的履行，故不得以再保險人不履行債務為由，拒絕或延遲履行其對原被保險人之給付義務。換言之，原保險合同之被保險人與原保險人間的權利義務，不受再保險合同之影響，故《保險法》第29條特別明文規定：“再保險分出人不得以再保險接受人未履行再保險責任為由，拒絕履行或者延遲履行其原保險責任。”此為賠償義務的獨立性。
三、再保險合同的從屬性
再保險合同與原保險合同雖為兩獨立的合同，但是兩者之間仍有若干關聯。以下筆者從兩保險合同相從屬的角度，來觀察再保險合同與原保險合同關系之另一面。
（一）同一命運原則
再保險合同雖獨立于原保險合同之外，然實際上兩者亦是相互依存，再保險合同不能脫離原保險合同而存在，原保險合同有賴再保險合同分散其所承擔之危險。再保險人在接受再保險業務后，其保險上的命運（insurancefortunes），即與原保險人相隨與共，（注：陳繼堯：《再保險論——當前趨勢與型態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93年版，第22頁。）此即所謂同一命運原則（follow－the－fortunesprinciple）。國際慣例上，共同命運條款通常表述為：“茲特約定凡屬本合同約定的任何事宜，再保險人在其利害關系內，與原保險人同一命運。”（注：胡炳志：《再保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頁。）因此，原保險合同之無效、解除或終止，再保險合同亦生同一效果。（注：參見鄭玉波：《保險法論》，臺灣三民書局1968年版，第53頁。）因為原保險合同若無效、解除或終止時，再保險合同將因無保險利益而隨之失效。此在比例再保險之情形下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對于溢額再保險適用與否，則因情況而異。如果賠償款未達到起點額（priority），再保險人不必負任何賠款之責，自不涉及同一命運原則；倘若超過起點額，則再保險人須負賠償責任，則有同一命運之存在。因此，同一命運原則在比例再保險中數量上為無限制（unlimited），在溢額再保險中則有數量上的限制（quantitativelimit）。
（二）直接請求權的賦與
在賠償請求權的獨立性部分，我們已經慮及，該項獨立性對原被保險人的保護未必周到，因而應當考慮是否打破獨立性而賦與原被保險人直接請求權。以下乃從再保險合同的目的、效能及其屬責任保險的本質上著手，尋求賦與其直接請求權的正當性。
1.由再保險之目的與效能觀察。如前所述，再保險原為保險人考慮自身的承擔能量，而決定將其保險業務轉保或分保與他保險人，原被保險人的權利義務并無變化。但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保險業所承保之保險金額隨之增大，危險的分散與平均化愈顯重要，再保險將一家保險公司所承保之危險，轉嫁到多家保險公司負擔，成為網狀。若遇保險事故發生，由眾多保險公司共同承擔，藉以減少自身責任以求經營之安全，因此再保險除對原保險人有分散危險擴大承保能量、加速業務發展等功能外，原被保險人應依再保險合同之訂立而獲得加強安全保障之利益。（注：袁宗尉：《再保險論》，臺灣三民書局1972年版，第51頁。）欲使原被保險人之安全得以周全保障，應賦予其對再保險人直接之給付請求權，以避免當原保險人破產時其只能處于普通無擔保債權參與分配的窘境。故雖有《保險法》第29條之明定，筆者仍主張再保險人與原被保險人之間雖無合同當事人關系，但可于再保險合同中，訂明再保險人可直接向原被保險人負責。此雖違反《保險法》第29條之強制規定，但此項約定因有利于被保險人，應屬有效。此也符合保險立法的現代精神和原則——優先保護被保險人利益。我國臺灣地區所謂的“保險法”第54條規定：“本法之強制規定，不得以契約變更，但有利于被保險人利益的，不在此限。”即為實例。賦予被保險人直接請求權，使之獲有雙重保障，但不得有雙重賠償，以免不當得利，自不待言。由此可見，對原被保險人賦予直接請求權，不僅并無違反再保險之意旨，相反地，似更能達成再保險之目的與整個保險制度以保護被保險人為中心之意旨，殊值贊同。我國理論和立法應加以引進和確認。
2.由責任保險的觀點立論。再保險的性質屬責任保險已如前述。關于責任保險中賦予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可行性，法學界有兩種觀點：（1）否定說。此說認為，責任保險合同保險金請求權乃屬于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可對被保險人請求賠償的第三者，對保險人當然無請求權可言。（注：陳繼堯：《再保險實務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76年版，第120頁。）日本等國立法采此說。（2）肯定說。此說認為，責任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即應負擔損害填補之義務。填補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其一，以被保險人已對第三人履行損害賠償義務為要件，在其保險額度內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金；其二，于被保險人對第三者之法律責任確定時，以損害賠償額為限，由被保險人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其三，當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法律上責任發生已確定時，承認第三人對保險人有直接損害賠償請求權。三種方法中，第一種方法當被保險人因無資力而無法履行對第三人的賠償義務時，空有保險救濟卻無法運用；第二種方法有被保險人將已領取的保險金未對第三人賠償而轉向他處消費的疑慮；基于保護第三人之政策觀點，承認第三人對保險人有直接請求權實為最理想的方法。（注：［日］田邊康平：《保險契約法》，臺灣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頁。）《保險法》第49條在立法上亦采此說：“保險人對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成的損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直接向該第三者賠償保險金。”筆者認為，從責任保險的目的來看，責任保險即在于求得被保險人責任之免除。對第三人賦予請求權，使保險人直接對第三人為給付，符合責任保險的目的。因此，肯定說有其合理之理論依據。
綜上所述，在責任保險合同中，雖無法否認第三人（被害人）并非保險合同中之當事人，但學說與立法例均試圖賦予其對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這就突破了債之相對性原則。再保險合同既屬責任保險，同時再保險目的之一亦在于追求原被保險人之安全保障，使其損害得到充分補償和利益獲得充分保障，故將上述對責任保險第三人賦予請求權論理類推至再保險，使原被保險人對再保險亦有直接之請求權，應屬可行。
（三）代位權追償所得之攤還
代位追償為財產保險合同的重要原則之一。《保險法》第44條規定：“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范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這就為保險合同代位權的實現提供了法律依據。法律之所以規定保險合同的代位權，這是因為：一方面要使侵權行為人等應負責之人，不因被保險人有保險就免除其損害賠償之責，亦即要求對危險事故發生應負責之人，負終局責任；另一方面不讓被害人因保險理賠和侵權行為人等之損賠，而獲得雙重賠償，產生不當得利之問題。再保險性質上屬于責任保險，亦為財產保險的一種，再保險人于理賠后理當可以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權。如此，則使再保險人得以追償所得，降低理賠金額，進而得以降低再保險費，使原保險人樂于分保，原被保險人也多一分保障。然以再保險的特殊性，運作上是否與一般損害保險有所不同？以下僅探討再保險中代位權之行使范圍及其實現途徑等相關問題。
1.代位權之請求范圍。一般而言，保險人之代位請求范圍，以其所支付之賠償金額為限。具體到有再保險之保險人時，其所能請求之范圍，究竟是對被保險人理賠金額之全部？抑或只能請求再保險攤回之金額后之余額？法學界與保險實務具有不同見解：（1）保險人只能請求再保險攤回之金額后的余額。此觀點以為，保險人的代位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其目的在于避免保險人的不當得利。保險人因事先已安排再保險來分散危險，在保險事故發生后，理賠責任因不同的再保險方式，以不同的比例或數額分散至再保險人，故實際上，原保險人只負擔所承保危險的一部分。亦即原保險人理賠后，尚可向再保險人請求攤付再保險之部分。保險人既未負擔全部責任，自亦不能代位請求理賠金額之全部，否則將造成原保險人之不當得利。我國臺灣地區保險判例上即采此觀點。（2）保險人可請求對被保險人理賠金額之全部。此觀點以為，代位權制度的設計，一方面要求應負責之人盡其賠償之責，另一方面避免被保險人之不當得利。然而，若原保險人只能代位請求其實際負責之部分而非理賠總額，則侵權行為的加害人，便因原保險人安排再保險而獲得利益可免部分責任。因安排再保險而使侵權行為的加害人成為實質的受益人，豈不荒謬！（注：施文森：《保險法總論》，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版，第209頁。）為求侵權行為人盡其應負之責，應讓原保險人代位向侵權行為人請求賠償之全數，再由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依其應負責之部分，分別享受代位之所得。唯有如此，才能使侵權行為人負其應負之責，原保險人又不致不當得利。而再保險人因代位所得之補償，可降低其損失額，對再保險制度的發展，實屬有益。對原保險人而言，損失額的減少，進而得以降低保費，亦有利益。對此筆者以為，以后說為當。同為侵權行為人，其因侵權行為所應負之責，不應因被害人之保險人是否參加再保險而有所不同。依國際慣例，“再保險人對于賠償及理賠費用，依其再保險成分負責任，但對該項賠償之救護或追償所得，按其成分具有權利。”（注：陳繼堯：《再保險論——當前趨勢與型態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93年版，第34頁。）因此，不論理論上或實際運作上再保險人均應可分享代位所得之利益。若依前說見解，原保險人只能請求自負理賠責任之金額，忽視了再保險人之權益，則再保險的功能大打折扣。
2.代位權實現的途徑。我們既已肯定再保險人立于再保險合同之保險人地位，理當可享受代位權所得之利益，但其是否可自行行使代位權？或須通過原保險人向第三人請求，所得補償再攤還給再保險人？法學界與保險實務界有不同見解：（1）再保險人可自行行使代位權。此觀點認為，再保險性質上屬于責任保險，就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之關系而言，再保險人為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而原保險人為被保險人。依《保險法》所規定代位行使之條件觀察，原保險人于賠償被保險人之損失后，獲得代位權，同樣適用于再保險。即再保險人將再保險金給付原保險人后，再保險人取得代位權，（注：陳繼堯：《再保險論——當前趨勢與型態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93年版，第33頁。）其與一般保險人取得代位權并無不同，自可自行行使。（2）須由原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此觀點主張，基于再保險的特殊性，再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應由原保險人為之，即原保險人以自己名義代位請求全部賠償金額，并將追償所得攤還給再保險人。因原保險人為分散危險之需求，可能依各種方式安排再保險合同，再保險人可能散布世界各地且人數眾多。對再保險人而言，再分別行使代位權，事實上不可能，也不經濟；對應負責之人（如侵權行為之加害人）而言，則會因再保險人行使代位權而疲于奔命。為求再保險人之方便，并免第三人應訴之累，代位權之行使權人應限原保險人得為之。至于求償所得，再由原保險人因自己及各再保險人應負責之部分分攤。（注：［日］田邊康平：《保險契約法》，臺灣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頁。）對此筆者以為采后說見解為當。由原保險人行使代位權，對第三人而言，雖亦可能因共同保險情形而須面對數個保險人，但對比起須面對分散世界各國之再保險人一一請求，可減輕不少訟累；對再保險人而言，亦簡便省事。若原保險人知有代位權之存在，卻故意不為行使，或就其追償所得不按約定成數移轉于再保險人，再保險人即可以原保險人違反再保險合同之規定，向原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故目前國際間保險業習慣，亦多于再保險合同中訂明，由再保險人對原保險代請求所得，依其負責程度享有權利。
四、結語
一、合同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
合同風險的客觀存在是由其合同特殊性、合同履行的長期性和合同履行的多樣性、復雜性以及建筑工程的特點決定。合同的客觀風險是法律法規、合同條件以及國際慣例規定，其風險責任是合同雙方無法回避的，例如FIDIC條款規定工程變更在15％的合同金額的，承包商得不到補償。索賠事件發生后的28天內，承包商須提出索賠意向通知等，可歸類為工程變更風險，市場價格風險，時效風險等。雖然在示范文本中，從合同條件規定看，業主在合同中應承擔的風險較多，但在目前，業主利用有利的競爭地位和起草合同的便利條件，在合同中把相當一部分風險轉嫁給承包人，主要有合同存在單方面的約束性，不平衡的責權利條款，合同內缺少和有不完善的轉移風險的擔保、索賠、保險等條款，缺少因第三方造成工期延誤或經濟損失的賠償條款，缺少對發包人駐工地代表或監理工程師工作效率低或發出錯誤指令的制約條款等。
二、合同風險防范的基本措施
首先，施工合同談判前，承包人應設立專門的合同管理機構負責施工合同的訂閱，并實施監督、管理、控制。要深入了解發包人的資信，經營作風和訂閱合同應當具備的相應條件。了解的主要內容應包括有權部門設計的施工圖紙，是否有計劃部門立項文件、土地、規劃、建設許可手續，應拆遷的是否已到位，“三通一平”工作是否已到位等。從側面調查了解發包人資信情況，特別是該工程的資金到位率，如果是開發單位應了解其主要業績。招標工程應在投標之前，對招標文件深入研究和全面分析，正確理解招標文件，吃透業主意圖和要求，全面分析投標人須知，詳細勘察現場，審查圖紙，復核工程量，分析合同條款，制定投標策略，以減少合同簽訂后的風險。
其次，合同談判或投標時，首先，施工企業在對發包人詳細了解后，認為可以承擔這項工程時，才能進行合同實質性談判。對投標工程要對合同條款認真研究，盡可能在投標書中在作出響應投標文件實持性條款的情況下，作出有利的選擇。根據發包人提出的要求，逐條進行研究，再做出是否能夠承諾。盡可能采用建設工程合同《示范文本》要依據通用條款，結合協議書和專用條款，逐條與發包人談判，部分發包人提供的非示范文本合同，往往條款不全、不完備、不具體、缺乏對業主的權利限制性條款和對承包商保護性條款，要盡可能地修改完善，這樣的合同一旦簽訂存在大量的隱含風險，最終將導致施工單位的巨大損失。減少合同簽訂過程中的漏洞，可以采用施工合同洽談權、審查權、批準權三權相對獨立，相互制約的辦法。在人員配備上，讓熟悉業主知識和精通合同的專業人員參加，大中型建設工程合同一般由業主負責起草，業主為了預防承包商的索賠，特意聘請有經驗的法律專家和工程技術顧問起草合同，一般質量較高，其中既隱含許多不利于承包人的風險責任條款，又有業主的反索賠的條款。因而要求承包人的合同談判人員既要懂工程技術，又要懂法律、經營、管理、造價財務等，因此承包人必須有精干專業的合同談判小組。在談判策略上，承包人應善于在合同中限制風險和轉移風險，達到風險在雙方中合理分配，這就要求承包商對于業主在何種情況下，可以免除責任的條款應研究透徹，做到心中有數，切忌盲目接受業主的某種免責條款。否則業主就有可以以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據為借口，對承包人造成的損害拒絕補償，并引用免責條款推卸法律責任。使承包人蒙受嚴重經濟損失，因此，對業主的風險責任條款一定要規定得具體明確。總之，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對施工合同管理的具體規定，在合同談判過程中進行有利有節的談判尤為顯得重要。
第三，加強合同履行時管理
由于施工合同管理貫穿于施工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環節，因而履行施工合同必然涉及企業各項管理工作，施工合同一經生效，企業的各個部門都要按照各自的職權，按施工合同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保證施工合同的圓滿實現，這就需要制定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在整個施工合同履行過程中，對第一項工作，施工企業都要嚴格管理，妥善安排；記錄清楚，手續齊全，否則會造成差錯引起合同糾紛，給企業帶來不應有的損失。
一、關于合同解釋
我國多數學者比較一致地認為，合同解釋是對合同內容含義的挖掘與領會。這一定義基本揭示了合同解釋的本質核心。然而合同解釋的最根本目的則在于使不明確、不具體的合同內容歸于明確、具體，有助于合理化解矛盾。真正具有法律意義的合同解釋，只能是在處理合同、糾紛過程中，對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所作的權威性闡釋說明。因此，從這一角度講，法院和仲裁機構才是合同解釋的主體，只有他們作出的解釋才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合同解釋的客體相對寬泛，它不限于發生爭議的合同中使用的語言文字，需要解釋的又不拘泥于合同條文的字面含義。為了探求當事人真意，力求公平，與合同內容相關的當事人的行為，訂約、履約過程以及行業習慣等客觀情況所體現出來的意義，合同暗含條款內容等等，同樣應當予以考慮。
二、合同解釋的一般原則
1、探求當事人真意原則。即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盡一切可能去尋求當事人的內心真實意愿。盡管這一標準發展至今，受到了客觀標準的挑戰，但自從法國民法典確立這一原則綱領時起，其合理性成份不僅為大陸法系國家廣為延用，甚至為英美法系國家所吸納。探求當事人真意的合同解釋原則與合同自由原則是相一致的。這一點，合同解釋區別于法律解釋。合同的拘束對象主要是合同當事人，法律的規制對象卻是廣大公民、法人及其他社會成員；合同以實現當事人的利益為目的，法律卻要兼顧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所以，法律解釋把法的穩定性、權威性放在首位，遵循客觀性標準，其宗旨在于探求法本身所具備的邏輯含義；而合同解釋則注重當事人間的衡平，即具體案件的妥當性，解釋標準是主觀的。不僅如此，二者在解釋的主體、客體、原則、方法等諸方面均存在明顯差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確立合同自由原則，那么就勢必要相應強調解釋合同的主觀標準，給當事人以盡可能大的自由度。《合同法（草案）》亦體現了這一精神，即沿用了意思主義解釋合同。但這并非絕對意思主義，而是要兼收表示主義的合理成分，形成一個完善、科學的合同解釋標準，這恰恰順應了世界各國合同制度的發展趨勢與潮流！2、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的道德規則，它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講求信用、信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及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由的利益。誠實信用作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已為現代世界立法所公認。我國《民法通則》對之亦作了肯定，要求一切民事活動都必須予以遵循。合同行為屬于重要的民事行為，自然毫不例外。用誠實信用原則解釋合同，符合當事人的本意和法律的基本要求，與探求當事人真意原則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在現代，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范圍逐步擴大，不僅適用于合同的訂立、履行和解釋，而且最終拓及一切權利的行使和一切義務的履行；其性質也由補充當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規范轉變為當事人不能以約定排除其適用，甚至法院可直接依職權適用的強制性規定。究其本質，誠信原則由于將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融合一體，兼有法律調節與道德調節的雙重功能，使法律條文具有極大彈性，法院因而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能夠據以排斥當事人的不合理“意思”，觸及并調整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它被奉為現代民法的最高指導原則，有“帝王條款”的美譽。誠實作用原則作為解釋、補充、評價合同的準則，它秉承公平思想，倡導應從兼顧當事人雙方利益的立場出發，公正合理地確定合同的內容和含義，采取以一個通情達理的第三人處在合同當事人地位的姿態來理解合同。3、整體解釋原則。該原則要求在解釋合同時，應把合同的所有條款和構成部分看作相互銜接，具有嚴密邏輯性的統一整體。各個條款相互解釋，切忌斷章取義。不得僅注意或偏重于某一特定條款，而宜從合同的全部內容及此種合同制訂的總體聯系分析、理解和說明當事人爭議的合同內容和含義。這一原則不僅為大陸法系的民法所肯定，且被英美法系合同法經常運用。搜集使用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相關資料，諸如雙方初步談判、要約、反要約、信件、電報、電傳等文件，通盤考慮、普遍聯系是貫徹整體解釋原則的有效方法。4、利益衡量原則。一般來說，當事人簽訂合同的目的是為了追求一定的經濟利益（無償合同除外）。因此，在解釋合同時就不能無視當事人雙方的經濟利益，不能不進行利益衡量。不但要考慮當事人的利益。而且要考慮社會利益。長期以來，我國司法實踐中，無效合同約占經濟合同總量的15%，這個數字是相當驚人=的。人們往往將合同的大量無效簡單歸咎于當事人的缺失；實際上許多本來可以履行并實現合理目的的合同被人為地消滅了，而由此造成的包括訂約成本、履約成本、糾紛解決成本在內的直接或間接損失又是一個驚人的數字。結果是社會交易成本上漲，市場運行效率下降，既不利于當事人，也不利于社會。面對不盡如人意的合同，遵循利益追溯原則是必要的，因為法律的著眼點應置于促進交易開展與保護交易安全，而非把交易當事人訓練成吹毛求疵的“專家”。法國民法典第1157條即有相關規定：“如果一項條款可能有兩種意思時，寧可以該法條款可能產生某種效果的意思理解該條款，而不以該條款不能產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該條款”，以利于合同效果的發生和減少不必要的損失。5、習慣和慣例解釋原則，即“黃金規則”。這一原則的含義可用英國迪普洛克勛爵的一段話表述：“假如在一份商務合同中的文字，用詳細的文法字眼分析會導致一個公然違反商業常識的結論，則這個結論必然屈服于商業常識”。任何行業或經營活動在其長期發展歷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習慣和約定俗成的慣例，除非當事人拒絕，否則他一般應受到這些習慣的約束，《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9條第1款規定：“雙方當事人業已同意的任何慣例和他們之間確立的任何習慣做法，對雙方均有拘束力”，便是很好的一例。可見，根據習慣和慣例補充合同內容上的遺漏，及對文字內容有疑義的合同進行合乎習慣的解釋已得到國際上普遍認可。
三、保險合同解釋的特殊性
保險合同的解釋，必然須考慮保險合同的法律特征。保險合同具有附和性，是定式合同的一種。定式合同是一種以標準條款為基礎而訂立的附從合同，又稱標準合同、定型合同或附合合同。一般地說，保險人按照一定的原則和技術要求，擬制出保險合同的基本條款；投保人拿到條款，或同意投保或不同意投保，一般沒有修改某項條款的權利（采取保險人與投保人雙方協商議定保險合同，至少目前為止還是極個別的例外）。倘若確有必要增刪或變更內容，通常也只能借助保險人事先準備的附另條款或附屬保單，而不能完全遵照投保人的意思來作出改變。保險合同的格式化一方面使保險交易更加安全、簡便、迅捷，這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合同自由原則，有其消極影響。對于廣大消費者和相對人來說，定式合同是以犧牲他們的部分利益為代價的，使其處于一種被動、弱勢的地位。為了彌補信息不對稱的弊端，救濟弱者，盡可能地平衡保險雙方的利益，反立約人規則（疑義利益解釋原則）應運而生。這一原則承繼了英國一個著名的判例：在英國，有一承保海上保險的人叫理查德。馬丁。他在公歷1536年6月18日將其業務擴大到壽險，并為他一位嗜酒的朋友威廉。吉朋承保人壽險，保額2000鎊，保險期限為12個月，保費80英鎊。吉朋于1537年5月29日死亡，受益人請求依約給付保險金2000鎊。但馬丁聲吉朋所保的12個月，系以陰歷每月28天計算的，因而保單已于公歷5月20日到期。受益人則主張保期應按公歷計算，保險事故發生于合同有效期內，為此涉訟。最后法院判決作了有利于被保險方的解釋，宣判馬丁應承擔給付保險金之責。從此以后，這種不利解釋原則便成為保險合同的一大特色解釋原則，并被廣泛應用于其他定式合同的解釋中。最大誠信原則是保險的基本原則之一。它不僅約束投保方，而且對保險人也有拘束力，這主要體現在棄權與禁止反言條款上。禁止抗辯是指保險人一旦做出意思表示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放棄其應享有的權利，就要受其不利拘束，不得再援引，即喪失對被保險人違約行為的抗辯權。棄權是依保險人的意思發生效力，禁止抗辯是禁止保險人的意思發生效力，兩種解釋均能產生重要作用。
四、我國保險合同解釋中存在的問題
從總體上講，我國有關合同解釋的立法幾乎仍是個空白。1995年的《保險法》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其中第30條規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這實質是將現已為世界各國司法實踐所采用的疑義利益解釋原則引入我國保險法律制度中來。對此許多業內人士頗有微詞，投保方則歡欣鼓舞，拍手稱快。那么，到底應當如何運用疑義利益原則呢？在英國，有句“對起草人從嚴”的格言。適用于單方面起草的合同。在一張保單里幾條規定相互抵觸，抑或對某些字詞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時，除非能獲調解，法院的解釋毫無例外地總是對起草保單的一方（即保險人）不利。但合同中必須有真正模棱兩可之處，單憑被保險方對個別字句的概念理解比保險人更寬或更窄一些，是不能輕易運用這條格言的。而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對疑義解釋原則的適用有擴大甚至濫用的趨勢。有一種“只要保險雙方對合同內容有爭議，就理應作不利于保險人的解釋”的誤解。實應予以糾正，否則將阻礙我國保險業的健康發展。對癥下藥，首先得明白“病因”在哪里。其一，大眾保險意識淡薄，保險知識普遍匱乏。主要表現在自愿投保的積極性不高，逆選擇嚴重；交保費“心痛”，保險期間平安無事又覺得“吃虧”；往往不能合理索賠，強辭奪理，或則得到一點保險金就“感激不盡”，豈不知這是自己正當的合同權利；還有道德風險泛濫，騙賠猖獗。凡此種種對保險的不正確認識有其存在的根源-我國保險業發展時間不長，市場尚不規范等；其二，這種不良趨勢的蔓延，保險人也要負一定的責任。一些保險人的不合理拒賠使人難免產生保險人“只收費，不賠款”的印象。媒體予以曝光后，更是群情激憤。久而久之，同情被保險人的心理得到強化；其三，保險合同解釋理論研究仍嫌滯后與不足。我國完善的合同解釋體系尚未建立，而《保險法》又只規定了疑義利益原則。于是在運作中出現了對之擴大適用的狀況。此外，還有諸多問題也足以令人擔憂。譬如，各地對保險合同的解釋標準不一，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甚至政府行為介入，勢必不利于全國統一的保險市場的孕育形成；簡單、機械地以合同文字的表面含義去解釋合同，不加考慮當事人的內心真實意思。以詞害意，造成形式上公平而實質不公平的局面；缺少能將保險與法律完美結合的人才，辦案時常常忽略保險的特殊性而錯判或舉棋不定，難下結論；過分僵死地用法定條款套用實踐中千變萬化的合同，欠缺靈活性，導致很多本可補救的合同被認定無效，給相關方及國家帶來額外損失的同時，亦影響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
由于自殺免責條款的立法宗旨之一在于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遏止被保險人通過保險圖謀保險金而蓄意自殺，所
以，保險法中的“自殺”應是指故意自殺，即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有結束自己生命的意愿；客觀上必須實施了足以使自己死亡的行為。若當事人僅實施了足以使自己喪失生命的行為，但沒有自殺的企來源:（）圖，也不能認定為自殺，主客觀要件，缺一不可。人身保險承保各種人身風險，包括人的死亡風險。自殺雖是人的死亡事件，但其發生不同于疾病和意外傷害，不具有偶然性，是可以人為抑制的行為，因此一般在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身保險合同中，將其列為除外責任，屬于“不可保危險”。
那么自殺是否應當截然地被排除在承保責任之外呢？目前，世界各國保險立法和判例有三種做法：第一種做法：自殺完全被排除在可保危險之外。第二種做法：被保險人在何種情況下自殺，保險人都要承擔責任。第三種做法：對自殺作時間上的限制，即被保險人在規定的年限內自殺，列為責任免除；在規定的年限后自殺，保險公司承擔給付責任。自殺條款主要表現在《保險法》中的第66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被保險人自殺的，除本條第二款規定的外，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但對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險費，保險人應按照保險單退還其現金價值。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滿二年后，如果被保險人自殺的，保險人可以按照合同給付保險金。”
二、新保險法修訂草案與原保險法之異同
我國保險來源:（）法中有許多關于被保險人死亡的條款。對此新保險法修訂草案也對其作了許多的修改，例如：舊法第第64條“被保險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險人作為被保險人的遺產，由保險人向被保險人的繼承人履行給付保險金的義務：（1）沒有指定受益人的；（2）受益人先于被保險人死亡，沒有其他受益人的；（3）受益人依法喪失受益權或者放棄受益權，沒有其他受益人的。”新法在第65條在作了修改“被保險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險人作為被保險人的遺產，由保險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的有關規定履行給付保險金的義務：（1）沒有指定受益人的，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無法確定的；（2）受益人先于被保險人死亡，沒有其他受益人的；（3）受益人依法喪失受益權或者放棄受益權，沒有其他受益人的。受益人與被保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確定死亡先后順序的，指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險人死亡在后。”新法在第65條中增加了很重要的一款“受益人與被保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確定死亡先后順序的，指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險人死亡在后。”舊法第65條“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的，保險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其他享有權利的受益人退還保險單的現金價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或者傷殘的，或者故意殺害被保險人未遂的，喪失受益權。”新法在第66條作了修改“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的，保險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其他享有權利的受益人退還保險單的現金價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的，或者故意殺害被保險人未遂的，保險人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但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
關于保險法中的自殺條款，上文已闡述，主要體現在舊法第66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被保險人自殺的，除本條第二款規定的外，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但對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險費，保險人應按照保險單退還其現金價值。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滿二年后，如果被保險人自殺的，保險人可以按照合同給付保險金。”新的保險法修訂草案在第67條作了修改“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被保險人自殺的，除本條第二款規定的外，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但被保險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不適用前述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或者合同效力恢復之日起滿二年后，如果被保險人自殺的，保險人應當按照合同給付保險金。保險人按照本條第一款規定不承擔給付保險金責任的，應當按照合同約定退還保險單的現金價值。”以及原保險法第67條“被保險人故意犯罪導致其自身傷殘或者死亡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的，保險人應當按照保險單退還其現金價值。”新保險法修訂草案在第68條作了修改“被保險人故意犯罪導致其自身傷殘或者死亡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的，保險人應當按照保險單退還其現金價值。被保險人因抗拒司法機關依法采取的刑事強制措施導致其自身傷殘或者死亡的，適用前款規定。”
來源:（）
三、修訂草案中有關自殺條款變化的進步與缺陷
從以上對保險法中的自殺條款的前后規定的分析，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變化：（1）在用語方面，送審稿更加的嚴謹，具體。不少地方雖未進行實質性的修改，只是簡單增加一些詞語，就是法條更為明確，減少了實踐中的爭議。（2）法學的基本理論以及些研究成果在修改稿中體現很多。如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體現當事人的合議。將合同法的有關原理運用于保險中。
但是，雖然新保險法修訂草案對人身保險合同中的自殺條款作了修改，有關自殺條款的一些問題還沒有完全涉及，對自殺條款的規定還不夠完善。
（一）精神病人的自殺
對于精神病人自殺，目前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拒賠。第二種意見是賠付。筆者認為，對于投保前，已患精神病的，保險公司可不予承保，投保人知而未告，屬隱瞞，保險合同無效；若投保后才患精神病的，不論是否滿一定年限（如兩年）保險人都應給付保險金。目前我國保險業還不成熟，各項法律制度還不完善，投保人大多不具備專業水平，難以同保險公司抗衡。從保險法設置自殺條款的目的來看，它主要是為了預防保險中有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防止一些保險詐騙分子以騙取保險金為目的而故意實施自殺行為。精神病人實施自殺行為完全屬于其在患有精神病期間的無意識行為，因此毫無保險欺詐的故意可言，故對精神病人適用自殺條款是有違保險法設置該條款的立法目的的。壽險業發達的歐美國家的做法也是如此，如美國法院認為，如果被保險人無法抵制其在神志不清的狀況下的沖動或由于神志不清使他無法意識到自己在做什么，不能援引自殺免責。
（二）未成年人的自殺
未成年人包括未滿10周歲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已滿10周歲未滿18周歲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保險實務中的一般做法是：未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不適用自殺免責條款，保險公司予以賠付。已滿10周歲未滿14周歲的被保險人，兩年內自殺，可以考慮協議賠付。已滿14周歲時，根據刑法規定，已經達到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一般適用免責條款，予以拒賠。保險法及保險法修訂草案也沒有對此作出具體的規定。由于目前保險市場上，以未成年人為主要承保對象的保險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具有意外傷害險性質的學生平安保險，一類是具有壽險性質的少兒保險，因此，應分別對待。對于學生平安保險，應適用自殺免責條款，保險公司不予賠付死亡保險金。因為該保險屬于意外傷害險性質，一年一交費，提供的保險保障主要是意外傷害保障、意外傷害醫療保障、住院醫療保障等等，不涉及自殺傷害所引起的保障，所以將自殺作為除外責任。對于少兒保險，不應適用自殺免責條款，保險公司應賠付死亡保險金。不僅對于未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也應包括已滿10周歲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第一，未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從心理學角度講，身心發育尚未成熟，還不具備必要的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且對危害社會的行為可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因此，自殺對他們應屬于保險責任，無可非議。對于已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來說，認知能力和智力水平也有限，同樣不能完全意識到自殺死亡后的危害和后果。即使年滿14周歲，應對部分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但如前所述，保險自殺免責條款的立法宗旨之一是為防止保險欺詐，未成年人談不到為圖謀保險金而自殺身亡，且人壽保險的目的在于保障被保險人遺屬的利益，如果對于不是由于為圖謀保險金的原因而發生的自殺一概不予給付保險金，將使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既遭受精神痛苦，又遭受物質損失。所以，應從社會的角度，從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對未成年人的自殺采取寬容態度，采取縮短自殺除外責任期間等中庸的解決方法；第二，少兒保險具有壽險性質，其在編制生命表時已經考慮了自殺這個因素，也就是說，投保人已經給自殺投了保，因此保險公司賠付保險金，是其法定的義務。
四、結語
論文關鍵詞：保險合同，危險增加，比較研究
保險合同是一種雙務有償合同，合同當事人之間地位是平等的。為了維持合同雙方的這種平等地位，情更原則要求在合同條件發生重大變化時進行合同的修改，以使合同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維持在一個相對平衡的態勢上。我國保險法中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創設即是以此為出發點的。然而，結合我國的保險實踐并在與俄羅斯保險立法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現我國的保險立法就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相關規定有待進一步的完善。
一、中俄保險法關于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比較
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在中俄保險法律規范中均有明確的規定。我國《保險法》分別
在第四十九條以及第五十二條就有關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進行了規定。然而，風險具有發展性的特性，因此與合同簽訂之時的風險狀況相比較，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標的物的風險狀況既可能是維持不變或有所增加，當然亦可能是程度有所減少。因此，我國《保險法》亦對風險狀況減少的情況在第五十三條中進行了具體的規定，即當據以確定保險費率的有關情況發生變化，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明顯減少的，保險人應當降低保險費保險合同，并按日計算退還相應的保險費
俄羅斯保險法律規范的內容出現在俄羅斯民法典的第四十八章，該法典第959條---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保險危險增加的后果---即是有關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內容，該條規定如下：
1.財產保險合同有效期內，如果合同訂立時告知保險人的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而這些變化又可能對保險危險的增加發生重大影響，則投保人（受益人）有義務立即將他知悉的有關情況通知保險人。
在任何情況下，保險合同（保險單）中以及在交付投保人的保險規則中約定的變化都視為重大變化。
2.保險人接到引起保險危險增加的情況的通知后，有權請求變更保險合同的條款或者就危險的增加請求交納與之相應的補充保險費。
如果投保人（受益人）不同意變更保險合同條款或者拒絕補付保險費，保險人有權依照本法典第二十九章的規定請求解除合同。
3.投保人或受益人不履行本條第1款規定的義務時，保險人有權請求解除保險合同并請求賠償解除合同造成的損失。
4.如果引起危險增加的情況已經消失，則保險人無權請求解除保險合同。
5.在人身保險中，只有在合同有明文規定時，才發生本條第2款和第3款規定的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保險危險變更的后果。
通過中俄保險法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對比，可以發現二者存在以下的不同點：
第一， 適用范圍不同論文范文。俄羅斯保險法中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對于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同樣適用。而我國《保險法》中的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只適用于財產保險，對于人身保險并不適用；
第二，告知義務主體不同。俄羅斯保險法履行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主體是投保人或者受益人，而我國保險法將這一義務賦予了被保險人；
第三，保險人的權利種類不同。我國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未履行通知義務的，因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如果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明顯減少，保險人則需要按日計算退還相應的保險費。相比之下，俄羅斯保險法在此方面的規定是：保險人除了享有增加保費請求權、保險合同的解除請求權以及拒絕承擔保險責任的權利外，還享有變更合同條款的權利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四，對風險動態性變化的應對手段不同。俄羅斯保險法規定，如果保險人因標的物風險程度增加而請求行使合同解除權之前，引起危險增加的情況已經消失保險合同，則保險人無權請求解除保險合同。我國則沒有相應規定。
二、我國保險法中危險增加通知義務條款的不足之處
考察我國的保險法律規范以及保險實踐，并結合俄羅斯的保險立法，可以發現我國
保險法中的危險增加通知義務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以至于偏離了保險法的法理基礎，嚴重阻礙了保險實踐的發展。
第一，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適用范圍狹小。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法律規范由保險法的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二條和第五十三第構成，從結構上來講，該規范是處于保險法第二章第三節財產保險合同部分的，也就是說其作用范圍只限于財產保險，而不適用于人身保險。
雖然人身保險是有關人的生、老、病、死、殘等風險種類，以被保險人的生命、身體和健康為保險標的的保險，人的生、老、病、死、殘等風險在一定時間范圍內具有穩定性，但卻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間地點等因素的變化也是會相應的發生變化的，也會有危險增加的情況出現，因此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在危險增加的處理方面理應適用相同的法理基礎。例如，投保意外傷害險的被保險人原本的職業是辦公室文員，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其所從事職業由辦公室文員轉變為馬路清潔工，可想而知其所遭遇的意外傷害風險是大大增加了的。若對其還實行辦公室文員的意外傷害險費率顯然已經不合適了。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保險人沒有提高保險費率，可能是出于棄權的考慮，但是大多數情況是出于沒有法律依據。如此一來嚴重影響到了保險公司的經濟效益，更深層次地影響到了保險保障基金的積累以及保障程度的確保。而俄羅斯保險法則將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有條件地適用到了人身保險領域，很好地解決了我國保險實踐在此方面存在的問題。
第二，告知義務承擔主體有待增加。危險增加義務主要是鑒于保險合同的射悻性，為了平衡保險合同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而設置的。因此每一項義務的設置只有遵循效率性的原則，才能達到預想的效果。而我國保險法在創設危險增加通知義務賦予了被保險人的這一做法并不符合效率性的原則。
當然，無論是投保人為自己投保還是為他人投保，絕大多數情況下的保險標的是處于被保險人的掌控之中的保險合同，被保險人是最為了解保險標的危險情況變更的主體，因此從效率性的角度由被保險人履行危險增加的告知義務是十分適宜的。但是由于保險法對于財產保險中保險利益存在時間的要求是在出險時刻存在即可。因此在保險實踐中，有的保險合同成立之時被保險人并不對保險標的享有保險利益，保險標的并不存在或者并不為被保險人權利的標的，此時讓被保險人履行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無疑是強其所難。況且，被保險人并不是保險合同的當事人，在未經其同意的情況下是不能對其施加義務的。那么對于這種情況，讓投保人履行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更為合適。
第三，處理手段單一。按照我國保險法的規定，保險公司在接到被保險人危險增加的通知之后，能夠采取的處理手段包括增加保險費、解除保險合同并退還部分保費以及對于因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這樣的三種手段。處理手段十分的單一。
事實上，對相關主體施加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無外乎是要使保險合同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在合同有效期間內維持在相對平等的一種態勢上，當保險風險增加的時候，合同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向投保人（被保險人）傾斜，為了使失衡的關系恢復到平衡的狀態上，從理論上講可以采取的調整手段是多種多樣的，例如保險人可以采取縮短保險期間、減少保險金額、增加除外風險種類、增加保險費、解除保險合同并退還部分保費以及不承擔保險責任等手段。總之，保險人可以采取減輕自身保險責任的各種手段來維護自身權益論文范文。保險法似乎不應限制過死。
第四，缺乏風險變化的動態調整措施。風險除了具有客觀性、損害性等特性外，還具有發展性。也就是說各種客觀存在的具有損害性的風險并不是穩定不變的，它會隨著各種條件的改變而發生變化，甚至變化是轉瞬即逝的。因此，為了徹底貫徹合同的平等原則，就需要針對風險變化情況進行全盤考慮，亦即不僅考慮危險增加時保險人權利的維護，還應考慮到危險程度降低乃至風險程度變化消失時時投保人（被保險人）的利益。然而我國的保險法卻缺少在危險程度變化消失時投保人（被保險人）的利益保護。
三、完善我國保險法中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對策建議
雖然俄羅斯保險法律中關于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規定也并不盡完美，但是其中仍
有可供借鑒之處。因此保險合同，以我國保險立法為基礎，并借鑒俄羅斯保險立法之成功經驗，對于完善我國保險法中危險增加通知義務提出以下幾點對策建議。
（一）擴充適用范圍
明確將危險增加通知義務擴充適用于人身保險。然而鑒于人身風險的特殊性，應在
保險法律基本原則的指導下,允許合同主體就具體事宜在合同中加以約定。
（二）擴容義務主體
為了使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履行更具效率性以及有效性，結合保險實踐發展的現
狀，應將投保人擴容進該義務的主體范圍之中。
（三）豐富調整手段
義務的構建無外乎是為了衡平合同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基于此等法理，調整手段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可以增加諸如調整保險期限、修改除外責任條款等靈活多樣的調整手段，并允許合同主體在合同中加以約定。另外必須明確規定，如果任意一方主體行使相關權利以維護自身權益之前標的物增加或是減少了的風險狀況消失，則權利主體的權利也即時歸于消滅。
結論
通過中俄保險法中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比較研究，發現俄羅斯保險法中的相關規定值得借鑒。然而，鑒于兩國保險立法以及實踐的不同，建議我國保險立法進行選擇性借鑒。
[1] 魏華林，林寶清.保險學（第二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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