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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報告的概念最早出現在20世紀40年代，在70年代有過一段短暫的發展，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相關利益者越來越關注企業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做法和績效，加之企業社會責任思想的流行，越來越多的公司才開始披露社會責任報告。英國BP公司的石油泄漏（2010）、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2011）更是在全球掀起了對社會與環境影響的關注。目前社會與政府組織普遍對企業社會責任和環境活動及其影響予以關注，CSR審計報告鑒證研究應運而生（Hopwood，2009），有效的CSR報告和審計鑒證都將幫助企業建立良好的聲譽（沈洪濤，2010）。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會計師事務所不僅在財務信息審計鑒證上能給CSR審計報告鑒證的開展提供技能支持，而且諸如電子商務審計鑒證、環境審計鑒證等新市場方面的審計鑒證業務的開展更能給CSR審計報告鑒證提供更直接的經驗支撐。一項最新的研究表明，“四大”關于CSR報告的審計鑒證業務市場正在不斷擴大，CSR審計報告鑒證業務被鑒證組織、專門的咨詢公司以及“四大”專業服務公司所分享。全球范圍內第一份CSR審計報告鑒證出現于1992年，畢馬威（KPMG，2011）進行了全世界范圍的調查，反映有70%以上的G250企業和近65%的N100企業聘請專業的會計機構進行了CSR報告的審計鑒證，這充分表明CSR審計報告鑒證業務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價值肯定和市場需求。與國際上由注冊會計師主導CSR審計報告鑒證行為的狀況相反，目前我國注冊會計師在這一領域中的市場份額較低（沈洪濤，2010），CSR審計報告鑒證工作在我國的開展較為遲緩。我國第一份經審計鑒證的CSR報告是中遠集團《2005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由挪威船級社（DNV）和中國企業聯合會全球契約推進辦公室共同為其出具審計鑒證報告（2006），這也拉開了我國CSR審計報告鑒證的序幕。2009年上交所、深交所指引，自此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出現井噴式增長，企業社會責任中國網數據統計顯示，2013年前十個月了1525份CSR報告，比2012年同期增加了188份，增幅為14.1%，但僅有171家企業進行了CSR審計報告鑒證，說明進行報告鑒證的企業并沒有同趨勢地增長。2010~2013年，我國雖然經第三方獨立審驗的報告數量連續遞增，但相對于報告整體數量增幅，經審計鑒證的報告數量增幅則略顯緩慢（商道縱橫《2012-2013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研究》，2013），2013年CSR報告雖然在第三方審驗方面有較大提升，但仍處在較低水平（《金蜜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研究2013》，2013）。
二、企業社會責任審計報告鑒證標準
目前在國際上，CSR審計報告鑒證多采用自愿選擇的方式，在國家層面上強制要求企業對CSR報告進行審計鑒證的只有三個歐洲國家。其一是法國，自2001年起法國要求公眾公司將環境信息納入年報，并要對這些環境信息提供第三方鑒證。其二是瑞典，從2008年起瑞典所有國有企業要公布經過第三方鑒證的社會責任報告。其三是丹麥，從2009年起規模較大的約1100家國有控股公眾公司要將可持續發展信息納入年報或者出具獨立報告，且這些披露的信息必須經過第三方鑒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自愿披露還是強制披露模式，國際上并沒有形成統一的CSR審計報告鑒證標準，這極大地增加了CSR審計報告鑒證業務開展的難度。考慮到專業會計人員對CSR審計報告鑒證的職業素質與能力的增長要求，許多國際組織或國家機構都開始或正在制定相應的標準，例如社會和倫理責任協會（ISEA）是全球最早頒布關于CSR審計報告鑒證標準（AA1000AS，2003）的組織，其制定的AA1000AS（2008）和國際審計與鑒證標準委員會（IAASB）制定的ISAE3000(2005)是國際上G250、N100企業最常用的CSR審計報告鑒證標準。IS?EA頒布的《AA1000審驗標準2003》以及修訂版《AA1000審驗標準（2008）》將審驗標準中的AA1000原則獨立為一個單獨的標準，包含三項原則，即：包容性原則、實質性原則和回應性原則，它是與利益相關者視角最為貼近的國際標準；IAASB的ISAE3000則旨在為專業會計師提供非財務鑒證業務應遵循的原則和重要的程序。此外還有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制定的G4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歐洲會計師聯合會（FEE）有關可持續發展鑒證的系列討論稿、必維國際檢驗集團（BV）和挪威船級社（DNV）的各鑒證標準。GRI指引第一版于1999年，2006年的第三版也就是G3指南中就提出了可持續發展報告鑒證的建議，2013年的G4指南中對鑒證提出了更深層次與更具體的要求，建議企業選擇外部鑒證。FEE（2002，2006）在其系列討論稿中認為在可持續發展標準傳播的早期階段，應通過獨立鑒證提高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可信度，增強股東的信心。我國目前對于CSR審計報告鑒證采用自愿披露模式，同時也沒有專門的、統一的CSR審計報告鑒證標準，但是在審計報告鑒證的過程中除參考國際上通用的CSR審計報告鑒證標準外，還是應用了諸如《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驗證準則》、《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寫指南》等呈現本土化特色的審計報告鑒證條款。
三、企業社會責任審計報告鑒證基礎理論
1.從國外CSR審計報告鑒證基礎理論研究情況來看，主要有：（1）對CSR審計報告鑒證概念的初步界定。Owen等將社會責任審計定義為“一個組織決定其對社會的影響以及衡量和向公眾報告這些影響的全部過程”；CSR報告鑒證可以看做是為縮小報告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間的“信任差距”，從而由報告編制者以外的獨立第三方對企業所編制的CSR報告進行鑒證的一種社會責任審計活動；AA1000AS中“驗審”被定義為審驗機構通過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流程，根據適用的規范和標準，對組織公開披露的績效信息及其管理體系、數據和流程作出評估，以提高組織公開披露信息的可信度。（2）CSR審計報告鑒證框架的研究，例如主體研究。在目前更多企業傾向于選擇第三方獨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進行CSR審計報告鑒證（Simnett,Vanstraelen&C.W.Fong，2009）的大流下，另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企業內部管理機構是CSR審計報告鑒證主要提供者，因此CSR審計報告鑒證應當由內部審計人員進行（Allegrinietal，2011；Ridleyetal，2011）；二是發現存在管理者控制CSR審計報告鑒證的跡象，導致審計鑒證缺乏獨立性,認為必要時應當讓利益相關者參與到審計鑒證的過程中（Brendano’Dwyer&DavidL.Owen，2005）。（3）從不同角度分析報告鑒證的影響因素。PeregoP.和A.Kolk（2012）探討了跨國公司如何采取保證措施來維持和發展企業問責制的可持續性，發現外部制度的壓力和內部資源、能力是推動企業進行報告鑒證的基本因素；GaryF.Peters和AndreaM.Romi（2013）研究了可持續性治理特征對CSR報告自愿鑒證的影響，認為環境管理委員會的存在促使企業進行自愿的報告鑒證，并且多選擇內部審計師進行審計，而首席可持續發展官對企業是否進行自愿報告鑒證并無影響。
2.國內關于CSR審計報告鑒證的研究剛剛起步，研究較少，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1）對CSR審計報告鑒證概念的界定。《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驗證準則》中闡述了驗證、保證和鑒證的不同定義，驗證和鑒證都是保證的具體形式。在CSR報告—GATEs體系內，CSR報告鑒證是指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就報告符合《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綱要》的程度做出評價，就報告驗證的基本過程和結果做出的公開聲明，以證明報告披露的信息的基本質量和報告驗證的真實性、獨立性和公正性。張和平（2012）給第三方審驗下了定義，認為CSR報告第三方審驗是指由與企業不存在利益關系的第三方審驗機構通過一定的方法和流程，根據使用的規范和標準，評價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披露的信息，管理體系、數據和流程，以及報告遵循實質性、可靠性、準確性、完整性、平衡性等原則的具體情況。（2）CSR審計報告鑒證框架的研究，包括動因（劉鈞，2013）、主體（周曉惠、許永池，2011）、模式（趙哲，2011）等。袁蘊（2011）、嚴培蓓（2011）、張慶龍等（2012）從第三方審驗的目標、審驗標準、審驗的內容、執行主體、程序和技術、驗審時限和審驗報告等七個方面來構建上市公司CSR審計報告鑒證的框架。而在主體研究方面，我國不同于國際上百花齊放的觀點，國內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注冊會計師應當成為CSR審計報告鑒證的主要提供者（黃彤，2012；張和平，2012），主要在于注冊會計師可以提高鑒證質量，增強我國CSR報告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沈洪濤等，2010）。（3）對CSR審計報告鑒證影響因素的探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沈洪濤（2011）的研究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能提升企業聲譽；CSR報告能有效傳遞社會責任表現的信息，增強社會責任表現與企業聲譽之間的正向關系；CSR報告鑒證并沒有顯著促進社會責任表現對企業聲譽的作用。李正、李增泉（2012）運用事件研究法研究發現，CSR報告鑒證意見具有正向的市場反應，而董事會承諾不具有市場反應。
四、企業社會責任審計報告鑒證風險控制
20世紀60年代，在研究以內部控制為基礎的審計的過程中，美國學者首次發現了控制風險的問題，并建立了評估控制風險的措施（Brown，1962）。
1.審計風險及其控制。目前，對于審計風險的涵義各執一詞，國際審計準則第25號《重要性和審計風險》將審計風險定義為，審計風險是指審計人員對實質上誤報的財務資料可能提供不適當意見的風險；國際會計師聯合會（2004）則認為審計風險應為“當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報而審計師發表不恰當審計意見的可能性”；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認為審計風險是指審計人員針對含有實質性錯誤陳述或重大錯誤陳述的財務報表不恰當審計意義的風險，由固有風險、控制風險與檢查風險組成。而就審計模式來說，目前國際上采用的審計模式是風險導向審計模式，因為能夠在越來越復雜的業務和審計環境下發現企業資產缺失的問題（Knechel，2001）。近幾年來，學者也對審計風險進行了長足的研究，包括審計風險的定義（謝曉燕、黎菁,2013）、成因（岳向黎，2013）、對策（李露璐，2013）等。與此同時，審計業務約定書不規范、風險評估程序未得到有效實施和進一步審計程序選擇不合理（王海燕，2013）等原因造成了很大的審計風險，我們不能單一地看“發表不恰當意見論”和“帶來的損失論”（謝曉燕、黎菁，2013），應當通過提高審計人員綜合素質、強化風險意識和謹慎、客觀發表審計意見來防范審計風險（李述有，2012）。馬春英和周允征（2011）以我國環境審計風險現狀和面臨的問題為基礎，首次構建了我國環境審計風險模型，認為環境審計風險=外部風險（概念風險、準則風險、政治風險、環境風險）×執行風險（可接受的環境審計風險條件下的重大錯報風險、環境檢查風險）。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制定的審計風險模式為：審計風險=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而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下屬的國際審計和鑒證準則理事會（IAASB）推行的審計風險模式（2003）為：審計風險=重大錯報風險×風險檢查。
2.社會責任審計風險及其控制。社會責任審計風險即審計人員通過實施社會責任審計未能發現被審計單位所披露的社會責任信心中存在的重大錯誤而發表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可能性（宋娜，2012）。關于社會責任審計風險的研究文獻屈指可數，韓曉梅（2006）基于社會責任觀探討了審計風險的演變，即：審計風險=企業社會責任風險×企業經營風險×企業控制風險×財務檢查風險×非財務檢查風險×委托人滿意度風險；鄭曉青（2014）在審計風險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行業環境、內部控制結構、社會責任審計內容、社會責任審計標準、會計師事務所等五個社會責任審計的風險因子，構建了社會責任審計風險模型。范妮娜等（2011）認為應該從審計評價標準、內部控制、審計人員素質及審計方法等方面加強社會責任審計風險控制。梁飛媛等（2011）從企業內外部考察社會責任風險的控制路徑，認為一方面企業應將社會責任風險控制納入企業風險管理和控制之中，另一方面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應做好監管工作。王清剛（2012）基于智能風險管理理念，分析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中的主要風險，主要從企業內部四個方面構建了風險導向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框架。
五、研究述評與展望
國外對于CSR審計報告鑒證的研究很早就開始了，一些歐洲國家甚至強制性要求企業進行報告鑒證，鑒證發展較為迅速，而我國的研究才剛剛起步，目前也才停留在自愿鑒證的階段，進行報告鑒證的數量還比較少。國內外CSR審計報告鑒證的相關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著問題，CSR審計報告鑒證研究仍是一個較新的、機會與挑戰并存的領域。
1.CSR審計報告鑒證現狀研究組織與學者齊頭并進，研究成果豐碩。關于CSR審計報告鑒證研究現狀方面，各組織的力量占據絕對地位，其中商道縱橫和金蜜蜂等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時刻關注我國的CSR報告動態，可以成為各學者研究我國CSR審計報告鑒證的重要數據來源。重要的學者諸如沈洪濤教授，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方面成果豐碩，尤其是在CSR報告鑒證研究方面，居于我國該方面研究的領頭羊位置，沈教授對我國CSR審計報告鑒證的情況開展了深入的研究，為該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2.CSR審計報告鑒證標準未統一，研究較為表面。國內有關CSR審計報告鑒證標準的研究較少，且較少從實證的角度來分析CSR報告鑒證標準，幾乎都是對國際上的CSR審計報告鑒證各標準的比較研究，并且沒有考量我國國情，研究較為表面化。同時，各類國際和國內組織都相繼出臺了CSR審計報告鑒證標準，標準繁多也就意味著會促使各鑒證機構的鑒證依據選擇自主性大且不統一，容易導致CSR審計報告鑒證結果缺乏可比性。可見，制定統一的鑒證標準亟待解決，未來應當加大對CSR審計報告鑒證標準的研究與制定強度，以期更加有效地引導CSR報告內外部審計鑒證業務的開展。
3.對CSR審計報告鑒證基礎理論研究不成系統，概念界定不嚴謹。CSR審計報告鑒證、CSR審計報告鑒證風險的概念界定是CSR審計報告鑒證框架和CSR審計報告鑒證風險控制體系構建的基礎，如果對這兩項概念內涵定義得不嚴謹或不清晰，必然會影響框架和風險控制體系的科學性、可靠性。但是，目前不僅是學術界對該定義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而且各國際機構對其的定義也沒有統一。雖然國內對CSR審計報告鑒證框架諸如目標、動因、主體、標準及程序等方面都有涉及，但大多淺嘗輒止，或僅就其中的某個方面進行重點探討，沒有形成較為完善、系統的理論框架，突出表現為：CSR審計報告鑒證框架內容方面零散而不成系統、CSR審計報告鑒證觀點統一化（如主體）、偏向于從外部因素來探討CSR審計報告鑒證等。未來可以加強對理論的整體系統研究，觀點應當考慮實際情況，并且可以適當地內外部結合來探討CSR審計報告鑒證的影響因素，如公司治理、內部控制等。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立法；法律規制
一、企業社會責任概述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除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之外，所承擔的維護國家、社會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責任。主要包括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對勞動者權益的維護、對資源環境的維護和治理以及促進社會福利事業和公共事業的順利實施等責任。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是經濟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決定了企業并不是孤立生存和發展的個體，而是與周圍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緊密聯系的有機體，因此在整個經濟活動運作的環節中都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企業作為市場經濟運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強化社會責任的履行，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有著重要意義。
二、企業應履行的社會責任
企業積極地履行社會責任，不僅能夠維護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良好運行，同時也會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使企業走向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履行社會責任可以幫助企業樹立形象，建立良好的公共關系，增強知名度，從而帶來強大的競爭力。因此，充分考慮企業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和承擔能力的前提下，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包括：保證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為廣大的消費者提供能夠放心使用的合格產品，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使其得到應有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穩定；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關愛弱勢群體，支持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維護企業自身形象，維護市場的良性競爭和健康運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在國際市場建立中國企業的良好形象，提高國際競爭力；保護環境，節約資源，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等。
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市場和技術給予了企業更多的機遇和挑戰，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應該為社會完成的職責，也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有力武器。
三、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現狀
由于許多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為最求利益最大化，只注重眼前的經濟利益，導致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現狀缺失，主要表現為：假冒產品充斥市場，劣質產品造成消費者財產和人身權利受損的事件頻繁發生；只顧短期利益，消費者得不到應有的售后服務和產品保障；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影響周圍群眾的生產生活安全，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事業的進行等。
基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現狀，我們應該認清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正視企業社會責任嚴重缺失的事實，加大力度改變這一情況。
四、企業社會責任立法現狀
由于企業的最大目標是實現利益最大化，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不能使企業立刻得到物質上的回報，甚至存在短期內與企業最求營利的目標相矛盾的表象，使得企業很難積極主動的履行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需要從法律層面上加以規制。:
我國《公司法》第五條中設有企業應承擔社會責任的規定，但只是一帶而過，過于抽象的概念原則，很難被實際應用，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細則。在《勞動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產品質量法》等單行法中，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法律條文都零散而模糊，尚未形成系統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體系，并且缺乏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公司法中所規定的企業社會責任屬于法律責任，可以依靠法律的強制力強制履行，而一些道德層面上的社會責任，例如積極參加公益事業、在國際市場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等，只能寄望企業自愿的履行，這就需要政策和法律通過激勵來改善。
五、完善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規制
5.1完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體系。《公司法》中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僅僅是企業的法定社會責任的一部分，將《公司法》第五條的規定發展為具體的、詳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條款，并通過與其他部門法相結合，使其在社會實踐中得以落實，具有實踐價值和效率性，是目前企業社會責任立法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首先要對現行法律體系中與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規制問題有關的條文進行歸納、總結和梳理，以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目的為指導，從立法、司法、執法等多個層面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行機制和監督機制，將散見與個法律法規中的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規則，應用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理論重新整合，從不同的視角全方位的建立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法律機制。
5.2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激勵機制。企業社會責任中法律責任的部分可以利用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針對道德責任的部分，則需要采取政府引導、法律保障、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等與企業自身規范相結合的方式，通過地方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引導和鼓勵企業自覺自愿的履行道德層面的社會責任。例如從市場準入、財政稅收、市場管理、科技引導等方面，對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實行產業政策優惠等。
5.3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監督機制。鼓勵企業建立和完善企業文化，將企業社會責任滲透到企業文化中，使企業在經濟活動中不斷完善治理結構，實現內部自覺的監督。同時依靠國家政策，強化政府各職能部門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監督，對監管不力的政府機構，規定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公開監督制度，依靠社會和輿論監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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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人制度的弊端大致可以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第一，大股東侵害小股東的利益。由于小股東不能直接從公司中抽走資本，所以小股東只能通過買賣其手中股權或股份進行“用腳投票”。然而，股權或股份的市場價值卻可能比實際價值要低。第二，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侵害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從傳統來說，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主體是股東。不良的公司股東時常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其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公司債權人的身份非常復雜，他們可能是職工，也可能是消費者，甚至是當地社區，所以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已成為促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主體似乎有擴大的趨勢，其已從股東延伸至非股東企業。因此，按照濫用主體是屬于股東還是非股東來分類，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情況可以被分為兩類：第一，股東濫用其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第二，非股東濫用他人法人獨立地位。
關于第一類股東濫用其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情況，我國已有學者在上世紀末對此進行過深入探討。[3]只要股東對債權人存有“不誠實”和“不公平”之情況，法院便會更愿意去“揭開公司法人面紗”（Piercethecorporation’sveil），要求股東承擔對公司債權人之責任。[4]只要能夠證明股東對公司的運營有控制之情況，則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便可以通過民事侵權法要求股東承擔賠償責任。[5]然而，第二類非股東濫用其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情況比前者要來得復雜得多。傳統的“揭開公司法人面紗”只適用于公司股東，對非公司股東顯得無能為力，并不能解決第二類的濫用情況。并且，非公司股東大都不直接參與它人公司的日常經營，要求非股東公司對它人公司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承擔法律責任，難以找到合理之依據。本文擬對第二類的濫用情況進行深入探討，希望通過制度的建設讓非公司股東對它人公司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負有一定之注意義務（本文把這種義務稱之為“間接社會責任”[6]）。當非公司股東違反注意之義務時，要求其承擔法律責任。
非股東濫用他人法人獨立地位的情形集中表現為，某些企業對他人公司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所負有的注意義務的缺失。在美國，越來越多的觀點提出，在現代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具有資源優勢的大企業往往不管它們所提出的價格或要求是否已偏離合理水平，仍要求其下游的供應商或承包商欣然接受，[7]并以把訂單轉移到其他商家為挾，迫其就范。而為了生存，供應商和承包商便使用不同方式將其成本外部化至社會或其他處于更弱勢之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身上。[8]在我國，類似的情況也存在著。[9]
自我國開放改革以來，有許多跨國企業進入到我國進行投資，而當中有一部分企業來華是為了采購價廉物美的產品或服務的。有些跨國采購商甚至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這些來華的跨國采購商通過訂閱買賣合同向我國的供應商采購產品或服務。然而，我國有企業管理者提出，“血汗工廠”往往伴隨著，“血汗價格”[10]。他說“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尚未走完視‘生存’為第一需要的艱難歷程，本已處在微利線上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不得不采取低工資、長加班等‘血汗’措施去競攬來自跨國公司的‘血汗價格’下的‘單邊主義定單’。這或許也就是為什么能在美國本土的沃爾馬超市里買到比生產國還要便宜的商品主要緣由。”[11]與此同時，我國也有研究報告提出類似觀點：“一些國內企業在對外貿易中，過于短視，也因為行為自率組織的缺位，企業以各自利益為中心，競相壓價，形成了惡性競爭的局面，最終導致全行為陷入低價、低利潤的悲慘境地。在這種貿易中獲得的只是國外客戶，而且使其產生不切實際的想法，進一步要求國內企業降價。”[12]盡管以上觀點可能摻雜了一些排外的情緒，但畢竟也反映出某些現實情況。
“血汗價格”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血汗條款”可能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在2007年11月，香港一非政府組織曾發表一份名為《血汗工廠計算機的制造》（TheManufacturingofSweatshopComputer）的研究報告。[13]其提及某一大型計算機公司在中國的廣東之采購情況。該大型計算機公司為了降低其成本以及倉庫中的存貨數量，它將產品的前置時間（Leadtime）盡是縮短，以獲得若干的好處，包括減低因存貨帶來的折舊成本、更準確地了解到市場的即時需要等。[14]然而，縮短產品前置時間卻給下游企業帶來沉重的生產壓力和成本壓力。假設一家制造商依正常生產能力需要至少三天時間才可生產出3000個計算機鍵盤，而大型計算機公司卻突然提出在三天內交付5000個計算機鍵盤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下游企業便不得不超時加班，應付客戶的突然需要，否則大型計算機公司便會以不配合為由取消或轉移所有訂單。這種情況對越處于下游的企業越不利，也造成下游企業的職工經常處于更惡劣的工作環境中，接受更差的福利待遇。[15]因此，可以從中得知，“血汗工廠”往往與“血汗條款”有脫不開的關系。
從傳統民法來說，合同是由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所訂立的。訂立合同的主體在法律上是處于平等位置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到另外一方。[16]根據該原理，采購商或分包商在與供應商或承包商訂立買賣合同或承包合同時，雙方處于平等位置，任何一方面都是通過各自的意思提出合同條款。然而，這種傳統的“平等主體”假設，卻似乎不能應付現今的實際情況企業管理者的以上觀點與研究報告都表明，在現今商事活動中，企業與企業之間
往往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大企業經常以其自身的人力資源和資本等多方面的優勢把成本轉嫁到弱勢企業之上，而有部分弱勢企業為了生存則通過違法行為再將這些成本轉移至處于更弱勢之群體身上。按照現有的規定，處于最高處的大企業只是通過買賣合同或承包合同獲得勞動成果，而并未直接實施違法行為，也未與勞動者、環境等處于最基層之弱勢群體建立任何法律上的直接關系，所以大企業一般不需要對這些弱勢群體的損失承擔任何的法律責任。下游企業的獨立法人地位成為所謂的“防火墻”，實際上讓大企業規避了某些其應負的責任。這有違“收益”與“責任”對等之正義原則，形成了不公平的情況。這些不公平現象應由法律所規制，要求上游企業向基層弱勢群體履行社會法律責任，將企業間接社會責任法制化。
事實上，盡管我國現行立法并未承認這里所提及的企業間接社會責任，但相似處理方法已經體現在部分與《勞動法》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之中，準確把握現行的規定將有利于構建我國的企業間接社會責任法律制度。
二、我國體現企業間接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與司法解釋
（一）法律中的有關規定及其存在的問題
我國《勞動法》并不承認自然人為用人單位。[17]更具體地說，如果自然人雇傭他人為其處理事務時，則其與雇員之間存在的不是勞動關系而是雇傭關系。20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亦承繼了這種原理并把發包方、個人承包經營者和勞動者之間的三方關系進行更具體的規定。該法第94條規定：“個人承包經營違反本法規定招用勞動者，給勞動者造成損害的，發包的組織與個人承包經營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該規定明顯將發包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納入《勞動合同法》調整，等同于勞動關系。然而，該規定僅僅適用于“個人承包經營者”。如果承包經營者是具有法人資格的公司，則難以適用。另外，《勞動法》并不適用于買賣合同關系。大企業通過買賣合同向自然人購得商品，該自然人對其雇員實施的違法行為與大企業無關，大企業并不需就此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即使大企業在交易中存有惡意，雇員仍無法要求大企業提供賠償。
（二）司法解釋和《工傷保險條例》中的有關規定及其存在的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14號）第12條規定：勞動者在用人單位與其他平等主體之間的承包經營期間，與發包方和承包方雙方或者一方發生勞動爭議，依法向人民法院的，應當將承包方和發包方作為當事人（即共同被告）。這種把承包方和發包方作為共同被告的做法，實質確認了承包方和發包方對勞動者的損害可能負有連帶責任。[18]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20號）第11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員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雇主承擔賠償責任。雇主承擔賠償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雇主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屬于《工傷保險條例》調整的勞動關系和工傷保險范圍的，不適用本條規定。”言下之意，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雇主與雇員之間存在的是民事雇傭關系，與《勞動法》調整的勞動關系有所區別。而且，如果雇主具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則應適用《工傷保險條例》。但是，由于《工傷保險條例》并未規定有過錯第三人（如采購商、發包人）對勞動者承擔賠償責任，所以勞動者的工傷賠償更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三）地方法規中的有關規定及其存在的問題
《江蘇省工資支付條例》第39條規定：“建設工程項目發包人可以采取措施督促承包人將工資支付給勞動者本人。建設工程項目發包人或者總承包人未按合同約定支付工程款，承包人克扣、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的，當地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建設行政部門可以決定由發包人或者總承包人先行墊付勞動者工資，先行墊付的工資數額以未結清的工程款為限。”該條規定，如建設工程項目發包人或者總承包人存有惡意行為，而且在有關行政部門決定之下，則需要與侵權承包商承擔連帶責任。不過，該條問題在于：第一，惡意行為只局限于“未按合同約定支付工程款”，而并未包括“發包價格低于合理成本價”等其他惡意情況。換句話說，即使分包商在承包合同中約定“血汗條款”，分包商亦不需要對此承當任何法律責任；第二，其只適用于建設工程項目承包關系，其它的法律關系如買賣合同關系并不適用。
（四）對上述法律法規的思考
從字面上看，不管承包人是否具有用人單位資格，《江蘇省工資支付條例》第39條都可以適用。由于該條適用的重點是放在建設工程項目發包人和總承包人身上，所以承包人是否具有用人單位資格，并不影響條文的適用。據此，其指的建設工程項目承包人的范圍應比《勞動合同法》第94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指的還要廣，也更充分體現了企業間接社會責任。事實上，已有地方法院對總承包人拖欠工資的訴訟采取與《江蘇省工資支付條例》第39條相似的處理方法。[19]即使承包人具備用人資格，勞動者也可以依據一般的民法原理要求發包人承擔連帶責任。
相對于使用《企業破產法》追討欠薪而言，《江蘇省工資支付條例》第39條在處理工資拖欠方面似乎更有利于勞動者，因為按照《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有擔保物權的債權優先于職工工資請求權，即只有在有擔保物權的債權被清償以后，被拖欠工資的勞動者才可以獲得賠償。即使《江蘇省工資支付條例》的做法有違《企業破產法》堅持的基本原則，但在未完善破產保障基金以前，這種做法對保護處于弱勢的職工來講確有其存在價值。
三、構建我國企業間接社會責任法律制度之探討
工業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大批的大型企業。它們已經通過規模經濟和優勢積累了許多財富，甚至達到富可敵國的地方。[20]相對大企業而言，中小企業無論在財力上或者在人力資源方面都無法與其相比。在現代競爭激烈之市場中，具有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在與中小企業訂立合同的時候，往往處于一個更有利的地位，在議定合同條款方面也扮演著主導的角色。為求生存，小企業只能“接受或拒絕”由大企業提出的合同條款。在合同條款過分苛刻的情況下，小企業也只可以通過經營成本外部化，把經營成本轉移到其它處于更弱勢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上。加上現代大企業普遍都處于供應鏈上或分包鏈上的上游位置，它們在享受工作成果的同時，卻并未對此付出相應的對價。這盡顯利益的不公平分配，損害了社會正義。
就我國現行法律條文來看，若上游大企業濫用下游企業的法人地位，通過下游企業的侵權行為把經營成本轉移至與其無契約關系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上，非股東利益相關者除了可考慮以上法律規范以外的一般還可以通過共同侵權之訴，要求存有過錯的上游大企業承擔連帶責任。不過，以這種方式提訟對于弱勢的非股東利益相
關者來講非常困難和不利。
首先，上游大企業與下游企業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之間并沒有契約關系，也沒有直接參與侵權行為，而且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上游大企業對他們負有注意義務。[21]如果要認定上游大企業對他們負有注意義務，只能依靠司法裁量權，由法院決定該注意義務存在與否，這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即使在普通法國家，對注意義務的范圍仍沒有統一的標準。1997年的McCarthyv．OlinCorporation[22]與1999年的Hamiltonv．AccuTek[23]兩案便體現了注意義務范圍的不確定性。在McCarthyv．OlinCorporation一案，法院認為，要求軍火制造商預防軍火產品不為犯罪所有，軍火產品將因無限制責任而被迫遠離市場，故判決軍火制造商對于被射殺的被害人不具注意義務；相反，在Hamiltonv．AccuTek一案，法院則認為，手槍制造商因行銷策略不當，對于“可預期”的被害人，具有注意義務，需對損害結果負責。兩案的案情同時關于軍火制造商應否對第三人的行為負責，卻有迥然不同的結果，足見注意義務是否存在，難以認定，具體要以法政策的考量為審判依據。[24]
其次，這種訴訟屬于一般的民事訴訟，適用一般的民事原則。下游企業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對他們的主張需負有舉證義務。由于上游企業與下游企業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之間并沒有契約關系，也沒能直接參與侵權行為，所以對處于弱勢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來說，為其主張舉證，難免遇有困難。
筆者認為，由于現行法律規范和司法解釋之不足，必須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要求存有過錯的上游企業履行間接社會責任，促使其對下游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進行監督。在這方面，美國加州議會在1999年通過的《議會法案第633號》[25]（AssemblyBill633，以下簡稱AB633）可資考。
（—）明確規定上游企業對處于基層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負有注意義務
現行法律對此類非股東利益相關者負有注意義務的適用范圍過窄，買賣合同關系和承包方具有用人單位資格的分承包關系都不包括在內。就算非股東利益相關者可以考慮以基礎的民法原理對上游企業提起共同侵權之訴，也要受制于注意義務不確定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姑且不考慮可否勝訴，即使是法院是否受理，也是一個疑問。因此，必須在法律條文中明確規定上游企業對處于基層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負有注意義務。AB633中便規定處于上游的服裝分包商或采購商對基層職工獲得最低工資和加班工資情況負有注意之義務。[26]然而，該規定亦有以下不足之處：第一，其只適用“獲得最低工資和加班工資情況”，對其它情況并未有約束力。其實，上游企業的“血汗條款”不僅影響企業的支付工資能力，還影響到其履行債務、參與環保活動等履行社會責任的。因此，企業間接責任法制化不應只體現在勞工責任，還可擴散至環境責任、債權人責任等社會責任。故應按照社會的實際需要，對《環境保護法》、《破產法》等法律做出相應的修改。第二，該規定只局限于服裝行業，對其它行為并不具任何的約束力。正如前文所說，上游大企業濫用下游企業法人地位侵害與其無直接關系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是一個普遍現象，故其應有擴張適用之必要。不過，現代的商業環境非常復雜，強制要求上游企業督促其商業伙伴或與其有間接關系的下游企業的所有社會責任所為，似乎并不合適，因為畢竟它們各自是獨立主體，有其自主經營的自由。就如OECD所言：“現認識到的是，企業家影響商業伙伴行為的能力受制于許多實際的限制。其受限制的程度取決于行業、企業和產品的特征……供應鏈的架構和復雜性，以及企業相對于供應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所處的市場位置。”[27]因此，必須按照以上的實際限制因素，在設計具體義務時做出相應的調整。
（二）注意義務應設定于企業可控制范圍之內
基于現代商業環境的復雜性和企業法人之間的獨立性，故不宜直接規定上游企業對下游企業有監督義務，但到底應課以什么樣的義務？AB633第2673．1．（e）款規定，存有惡意的“工資發放保證人”（Guarantor）應對職工的損失按其應負責的份額承擔共同責任。所謂惡意包括但不限于：第一，不給付或不合理地拖延支付應付給合同相對方的款項；第二，知悉或應當知悉其所給付的訂單價格已不足以保證合同相對方職工的最低工資和加班費，還不合理地要求合同相對方降低價格；第三，提出“輕佻的辯護”（Frivolousdefenses）；第四，不合理地拖延以及阻礙勞工委員會進行調查。[28]考量以上的惡意情形，結合我國的實際，可以抽象出以下注意義務：第一，及時支付應付給合同相對方的款項；第二，確保給付的訂單價格（或發包價格）等合同條款足以保證合同相對方能支付職工工資、環保經費等基本經營費用；第三，協助或不得阻礙勞動管理部門進行調查；第四，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義務。若上游企業違反以上注意義務，應被視為共同侵權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29]
這里須強調的是，以上列舉的注意義務都是視企業的自身情況，其在企業的控制范圍之內，并未超出企業的實際履行能力。故不需擔心復雜的商業環境會影響企業的履行能力。然而，可以預見，為了降低訴訟風險，大型企業將通過采取嚴格選擇合適的下游企業、監察下游企業的不當行為、協助改善下游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等措施，證明自己在事件中未存有過錯。采購商為了自得利益一方面會通過訂單的吸引力鼓勵供應商改善社會責任表現，而另一方面會通過取消訂單對屢教不改的企業給予懲罰。
（三）應作出除外規定
在分承包關系中，上游分包商相對于下游承包商一般處于強勢，[30]而前者的盈利水平亦一般比后者高。[31]在前者享有后者的工傷成果的同時，要求前者對后者的行為所產生的損害負有一定程度的責任，實不為過。鑒于此，不應對分承包關系作出除外規定。但買賣合同關系就有不同。在現實生活中，買方的實力并不一定比賣方強，如消費者和小賣店作為買方經營處于弱勢。故若強制采購商，履行間接社會責任，則需要做出除外規定，所有消費關系及小企業應被剔除。事實上，這樣的規定還可確保被規制的企業有足夠的履行能力。
（四）舉證責任和責任形態應設定為推定過錯的共同責任
由于上述的注意義務牽涉企業的內部經營運作，要求處于弱勢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就其主張舉證，實過于苛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AB633在舉證責任分配方面采用過錯推定原則，即服裝分包商或采購商就其對該損害結果不存有惡意的主張負有舉證責任。當分包商（或供應商）收到由勞工委員會發出的“著令攜帶出庭作證的傳召出令狀”（Subpoenaducestecum）時，應在10個工作日之內把工資表、考勤表等書面記錄寄回勞工委員會予以進一步調查，[32]否則便可能被認定存有惡意。然后，由勞工委員會按照它們在生產商中所占的生產比例，確定“工資發放保證人”應保證的工資支付份額。[33]除非分包商（或供應商）能夠提供明確的、具說服力的、可靠的書面證據作反證，否則職工的主張和勞工委員會的評估應被視為有效。
[34]
雖然我國學者認為，在分承包關系中應根據實際用工情況適用補充責任和連帶責任，[35]但因為前者過于寬松，難以制止這些不公平情況，而后者則過于嚴格，對善意分包商不公，亦無助于鼓勵分包商監督承包商的行為，[36]故建議可參考AB633的以上規定，在分承包關系和買賣合同關系中，把舉證責任和民事責任形態設定為推定過錯的共同責任，并以其獲得的違法所得或其占下游企業營業額百分比為限要求其承擔責任，兩者之間取高者。另外，由于判定有沒有違反注意義務牽涉到許多調查工作，故應要求上游企業在一定時間內向行政機關提供證據，由行政機關核實具體情況。若上游企業故意提供虛假證據，應視為存有過錯，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五）應規定繳納行政費用以及提供保證金
由于行政機關介入將導致行政費用的增加，故建議法律要求受監管的企業在辦理年審登記時，繳納一筆款項，用以維持行政機關的日常支出。對屢犯的企業，收取額外的保證金以防侵權行為再次發生。而這對其它守法的企業來講亦算公平。
摘要: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濫用已有從股東延伸至非股東企業的趨勢，某些企業對他人公司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所負有的注意義務（即“企業間接社會責任”）的缺失日益嚴重。其情形集中體現為，上游大企業以其自身的人力資源和資本等多方面的優勢濫用下游企業的法人地位，通過下游企業的侵權行為把經營成本轉移至與其無契約關系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上。這種做法有違“收益”與“責任”對等之正義原則。在我國，雖然現行立法并未承認“企業間接社會責任”，但相似處理方法已體現在部分與《勞動法》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之中，只是相關立法在適用主體、適用范圍、義務設定及救濟方式上仍有不足之處，可參考美國的相關立法和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進。
關鍵詞:間接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法；法人制度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3條。
[2]SeeMargaretM．Blair，LockinginCapital：WhatCorporateLawAchieveforBusinessOrganizersintheNineteenthCentury，2003，pp．387—455；MargaretM．Blair，LynnA．Stout，aTeamproductionTheoryofCorporateLaw，VirginiaLawReview，Vol．85，1999，pp．247—328．
[3]參見朱慈蘊：《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本世紀關于社會責任的法人人格否定案例，參見Kaysv．Schregardus，138OhioApp．3d255（2000）。須強調的是，美國部分州法院并非輕易地“揭開公司法人面紗”在美國伊利諾州，相關案例反映法院似乎不太愿意將工傷賠償責任歸責于股東或公司經理。
[5]SeeCarolaGlinski，CorporateCodesofConduct，intheNewCorporateAccountability—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eLaw，UnitedKingdo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pp．141—146．
[6]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里所提及的責任應該屬于“對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之間接責任”。但為求簡潔，故在此使用“間接社會責任”這一概念。
[7]SeeDoreenMcBarnet，MarinaKurkchiyan，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throughContractualControlGlobalSupplyChinasand‘Other—regulations’，intheNewCorporateAccountability—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eLaw，unitedkingdom：CambridgeUmiversityPress，2007，p．86．
[8]私人采購商與供應商之間和發包商與承包商之間的關系是有本質上的區別。采購商與供應商之間存在的是商品或服務買賣關系，而分包商與承包商之間存在的是工程或業務項目的發承包關系。
[9]王全興、黃昆：《外包用工的規避傾向與勞動立法的反規避對策》，原載《中州學刊》，轉載《經濟法學、勞動法學》（人大復印報刊資料），2008年第5期；林峻：《單邊貿易主意與“血汗價格”》，《國際商報》，2005年11月16日第1版。
[10][11]林峻：《單邊貿易主意與“血汗價格”》，載《國際商報》，2005年11月16日第1版。關于該觀點的更詳細敘述，參見林峻：《準來反“血汗價格”？—對跨國公司社會責任之反“血汗工廠”的思考》，《中國勞工研究通訊》第2005年6月第13期。
[12]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珠三角企業社會責任案例研究報告》，2005年，第26頁。
[13][14][15]SeestudentandScholarsAgainstCorporateMisbehavior（SACOM），theManufacturingofSweatshopComputer，athttp：//www．sacom．hk/html/uplads/Dell％20Report％202007％20engliskdoc（May162008）．
[16]參見王利明主編：《民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13頁。
[17]《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2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其將自然人排除在用人單位范圍之外。
[18]參見張風翔：《連帶責任的司法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頁。
[19]為了要回自己應得的工資，在北京地鐵5號線14號合同段項目施工的258名農民工，一紙訴狀將承包人臨沂坎源建筑有限公司及發包人北京市政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告上法院，二被告拖欠勞務費。6月20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公開宣判，判決被告臨沂坎源建筑有限公司在判決生效后三日內給付原告258人所欠工資，被告北京市政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承擔連帶責任。參見張笑竹（中國法院網），《258名農民工為薪資狀告北京市政集團勝訴》，載《中國法院網》，http：//www．chinacourt．org/pulilc/detail．phpid，2008年6月29日訪問。
[20]SeeSarahAndeson，JohnCavanagh，Top200：theRiseofCorporateGlobalpower，Washington：InstituteofPolicyStudies，2000，p．3．
[21]關于注意義務的論述，參見陳聰富：《侵權規責原則與損害賠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頁。
[22]1129F．3d148（1997）．參見前陳聰富書，第16頁。
[23][24]62F．Supp．2d802（E．D．N．Y．1999）參見前引陳聰富書，第16頁、第17頁。
[25]在1999年9月美國加州議會通過了AB633，其修改了勞動法典（LaborCode）中原有的六個條文的同時，額外增加了兩個條文，希望借此解決當初的法規對上游企業濫用下游企業法人地位不公平行為束手無策的狀況，以此提高對服裝行業基礎職工的保護。AB633共有六個條文，但規定卻非常細致。
[26]SeeSection2673．1．（a）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
[27]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theOECD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France：OECDPublicationService，2000，p．45．
[28]SeeSection2673．1．（e）oftheLaborCode．
[29]企業法人制度有其實際意義，故不可隨意否定企業法人人格。況且企業法人人格的否定，還會影響到善意股東之利益。因此，這里主張違反注意義務之行為只能被設定為共同侵權。
[30][31][35]王全興、黃昆：《外包用工的規避傾向與勞動立法的反規避對策》，原載《中州學刊》，轉載于《經濟法學、勞動法學》（人大復印報刊資料），2008年第5期。
[32]SeeSection2673．1．（d）（1）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
[33]SeeSection2673．1．（b）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SeeSection2673．1．（d）（3）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
2009年2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食品，指各種供人食用或者飲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療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該食品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強制性食品安全標準，比如營養成分的要求、衛生的要求、質量的要求、添加劑的使用、危害人體健康物質的限量規定等方面；第二，該食品不會對人體健康造成直接的損害結果或者對人體健康存在潛在的威脅；第三，該食品的加工過程、包裝材料、運輸工具的安全性。以上三個方面的要求必須全部同時滿足，不滿足其中任何一個方面，該種食品都不能被認定為安全食品。食品安全不僅關系到全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關系到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穩定，也關系到政府和國家的形象。
一、屢屢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本文由收集整理與食品企業主體的責任是分不開的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消費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消費品種極大豐富，消費需求不斷走向多樣化，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消費者對食品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但是，與此不協調的是我國由企業社會責任引發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特別是連連不斷的食品安全問題令民眾更為擔憂。從2006年“蘇丹紅”、2008年“毒奶粉”到2011年“香精包子”、“染色饅頭”，再到2012年“3.15”晚會曝光的麥當勞舊貨換新裝、家樂福“返包”銷售過期食品，諸多的事件使食品似乎要與劃上等號。這些食品安全問題也直接影響社會公共安全和社會公眾利益，如果任其發展后果將不堪設想。
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公眾及學術界對食品安全產生的原因進行思考。這些原因歸納起來有如下五個方面。第一，食品安全問題是在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過程中，由于市場機制的不完善而產生的，這些問題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政府監管不到位。由于食品企業數量龐大，涉及面廣，食品監管方面存在死角。同時，政府監管隊伍素質較低、人員少、裝備落后，責任意識、執法水平都亟待提高。第三，法律法規不健全。目前，食品行業法律法規仍存在漏洞，并且嚴厲打擊違法行為與依法查處違法違規企業力度不夠。第四，食品檢測技術的發展落后于食品加工技術的發展。這直接導致食品生產加工新技術、新工藝的濫用帶來新的危害。第五，消費者錯誤的認知趨向。在走訪一家羊雜湯店的過程中，老板以骨頭湯的熬制為例給我們介紹，消費者都認為又白義濃的骨頭湯才是“高湯”，可實際上骨頭湯即使熬很長時間也不容易出現消費者所謂的“高湯”狀態，而使用食品添加劑后，骨頭湯在很短時間內就能夠變得又白又濃，深受消費者喜歡。所以，使用食品添加劑，生意變得更紅火，而不使用食品添加劑，生意就慘淡，“聰明”的老板自然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但對食品安全承擔社會責任的主體首先應該是食品生產企業。食品生產企業生產的食品要符合“食品”的起碼要求，食品生產企業用什么生產、怎樣生產直接關系到食品的安全和社會公眾的健康。因此，食品生產企業是確保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其肩負的責任與其他環節的企業相比是更重要的。食品生產經營企業必須依法落實主體責任，加強自律，構建食品安全的長效機制，從企業文化到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各個方面切實保障食品安全，真正把企業責任貫徹到企業生產的每一個環節中。
二、企業文化是食品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不可或缺的依托與載體
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僅是社會壓力和法律約束的產物，更應該成為企業的自律行為。企業文化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不可或缺的依托和載體，是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途徑和保證。企業文化是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形成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等，它在潛意識中規范員工的行為，并且在長時期內不斷延續下去。食品企業的企業文化是指食品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過程中逐步形成與發展起來的、以帶有本企業特征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為核心的企業行為規范、道德準則、風俗習慣和傳統。就企業文化的構成要素來看，企業文化是企業在實現企業目標的過程中形成和建立起來的，由企業內部全體成員共同認可和遵守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企業哲學、行為規范、經營理念、管理方式和規章制度等的總和。企業文化的結構具有層次性。周三多從系統論的觀點出發，把企業文化的結構層次劃分為：表層文化、中介文化、深層文化。表層文化的表現形式是物質文化，中介文化的表現形式是管理文化、制度文化和生活文化，而深層文化的表現形式是組織目標、組織宗旨、組織精神、價值標準、組織道德、團體意識等觀念文化。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企業文化是指企業的風格。這一風格蘊含在企業的各個方面，它內化為企業做事的方式，具有本企業的獨特性。張大中等將企業文化看作是企業作為一個特殊社會群體的存在方式，這種方式也凸顯了企業存在和發展的特點，通過企業的生產、經營、組織和生活表現出來。企業觀念居于主導地位，不同的企業文化常常表現為不同的類型和模式。企業文化是企業信奉并付諸于實踐的價值理念。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企業文化是經濟意義和文化意義的融合。它通過精神和文化的力量，從管理的深層規范企業行為.為實現企業的目標服務。
企業文化的功能來源于它是一種控制系統，它是對那些指導群體內的所有人。按相似規則行事的處罰和獎勵措施的反應，體現出企業文化同質性或一致性的實質。一個沒有理想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一個沒有長遠目標的企業同樣是沒有希望的企業。在現代企業競爭中，最高層次的競爭是文化的競爭。企業文化不僅明確了企業的最高目標，而且能夠把企業成員的個人目標引導到共同目標上來，使企業成員感受到工作的價值，同時激發他們的事業心與成功的欲望及工作的熱情、主動性和創造性。這種從靠策略引導員工去實現企業的目標轉變成使員工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共同的價值觀所形成的競爭力更加持久。企業文化對企業成員的思想和行為具有約束和規范的作用。這種約束和規范不是硬制度的約束而是一種“軟約束”。對一個企業來說，即使有了各種各樣的企業管理規章制度，也很難規范每一個員工的行為。而企業文化能使員丁在內心深處形成一種堅定的信念，這種信念能夠產生更強大、更深刻、更持久的約束效果。當一種企業的價值觀被該企業的員工認同之后，它就會成為一種粘合劑，從思想、情感等各方面把其成員團結在一起，從而形成巨大的向心力與凝聚力。總起來說，企業文化是企業中人們共同擁有的特有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聚合，這些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構成企業中人與人之間、人與企業之間交往的方式。企業文化影響著企業及其員工的行為，包括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改變企業社會責任狀況的最根本途徑是從企業文化人手。
在食品安全受到大家廣泛關注的現實背景中，食品企業必須主動去承擔社會責任。在這種趨勢下，企業必須思考履行社會責任的途徑與方法。在企業文化中滲透社會責任是其必選的角度之一。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必須將社會責任的內容內化為企業員工的價值觀，這樣才能夠有效影響企業和員工的行為，使企業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同時，企業文化所包含的責任價值觀如果能夠得到利益相關者的接受和認同，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就會作出對企業有利的決策和行為。企業不僅要意識到企業文化建設中滲透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更要從戰略的角度系統地統籌內外，促進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的有機融合，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實現企業和社會雙贏與發展，使得企業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保持較高的績效。對于企業文化建設，張德（2009）曾提出可以從企業文化理念、企業制度行為與企業符號三個層面進行設計，本研究對食品企業文化建設中社會責任的滲透是在以上三個層面的基礎上進行的可操作性的具體展開。
三、食品企業文化建設中社會責任的滲透
（一）在企業文化理念中滲透社會責任
企業文化理念層設計，就是按照有關的程序總結、提煉或確定理念層次的各個要素并表達出來，使之構成一個完整的理念體系。企業文化理念包括企業目標與愿景、企業價值觀、企業哲學、企業經營理念、企業管理模式、企業道德、企業精神與企業作風。食品企業在文化建設中要實現對社會責任的滲透，首先，應該設計多層次的目標體系，把食品安全作為首要的社會責任。同時，要把價值判斷引入到管理活動中，使企業建立起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雙目標體系。企業還要從雙目標體系逐步向多目標體系（比如利潤、消費者、感興趣的領域、增長、育人、好公民）的過渡。在食品企業的愿景設計中要有企業共同的愿景，這種共同的愿景是企業員工接受的愿景，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對企業存在使命的認識（食品企業要以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安全為第一使命）、企業未來發展的規劃和達到目標的手段。其次，要樹立以食品安全為主要社會責任的群體價值觀。價值觀決定著人們追求什么、放棄什么、做什么與不做什么，它構成了企業的心理氛圍和文化氛圍，隨時隨地影響著員工能動性的發揮。再次，要確立食品質量是健康、食品安全是生命的企業哲學。這種企業哲學并不是對企業每項工作的具體規定，也不是強制性的措施，而是作為工作的最高原則和基本規律被廣大職工認識和掌握以后，化為他們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成為他們思考問題、采取措施和開展工作時自覺遵守的原則和規律。最后，企業經營理念中要把確保產品質量、對消費者負責放在第一位。企業經營理念是企業經營的基本依據，食品企業的經營理念要特別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并用它來規范企業的經營行為。同時，還應該使“愛崗敬業、保質保量、信譽第一”成為食品企業的企業道德規范，并形成良好的保證食品安全的企業作風。
（二）在企業文化制度行為中滲透社會責任
在企業文化制度行為中可以從四個方面滲透社會責任。第一.在工作制度中滲透社會責任。在制定生產管理制度的時候，要充分考慮企業產品的生產流程、配料等因素，確保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從原材料的投入和生產工藝上都符合食品安全的相關規定。第二，在責任制度中滲透社會責任。對企業內部的每個單位、每個崗位、每個環節都要進行嚴格考核并與經濟利益和獎懲掛鉤，如在原材料購入、食品生產和成品保存等三個關口加大抽檢力度，對檢查出的不合格產品實行問責制，根據不合格率的高低分別進行扣發獎金、調離崗位直至開除的處分。對合格率連續保持較高的授予其諸如食品安全先進個人榮譽稱號或小組“流動紅旗”或食品安全先進車間“流動紅旗”。第三，在特殊制度中滲透社會責任。企業在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和經營管理理念的指導下可以設計出更多更有效的特殊制度。為了更好地在食品企業文化中滲透社會責任和食品安全意識，我們可以根據食品企業的特點設計出諸如“每日考核制度”或“百分百安全”制度，來提高企業的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集中體現食品企業追求食品安全和社會責任的企業精神。第四，在企業風俗中滲透社會責任。企業風俗是指在企業長期的發展中延續下來的約定俗成的活動、節日、習慣、儀式等。食品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定期開展一些諸如食品安全生產月、質量安全標兵評選等活動。對考核評選結果在企業的醒目位置于與公示，以此來激勵和培養員工的自豪感和責任感。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舉措，在潛移默化中不斷增強企業和員工的食品安全意識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進一步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
（三）在企業文化符號中滲透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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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業追求盈利最大化是其原動力，但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事關企業最終盈利目標的實現，事關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事關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和諧，事關企業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僅應該，而且是必須的。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盈利構建科學發展
近幾年來，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話題，日漸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但令人遺憾的是，很多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識還存在不少差距，有些企業甚至逃避社會責任，見利忘義、違規違法，由此導致了假冒偽劣泛濫、產品質量不過關、環境污染問題嚴重和員工利益沒有受到保護等諸多問題，有的甚至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企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是全面建設小康和諧社會的重要經濟組織，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具有良好的示范和導向作用。
沒人能夠否認企業作為“經濟人”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始動力。但是利潤最大化追求卻被一些企業家誤讀，甚至和社會責任對立起來。中國的一些企業家仍然將利潤追求作為企業經營的行動指南，認為企業活動就是追求利潤，向社會提品和服務；甚至認為社會責任是企業的負擔，逐利的心態使二者之間形成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這樣的心態導致的結局就是，當西方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搞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們的企業卻仍然在為利潤而喪失基本的商業道德，之前被頻頻曝光的污染、礦難等觸目驚心的事件，無不向人們展示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使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提高企業“公民”責任的呼聲日益高漲。
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中獨立的市場主體，不僅是經濟活動中的經營主體，在社會活動中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企業除了盈利的目的以外，必須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義不容辭的義務，應成為企業的自覺行動。然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不可避免地讓企業處在一個急功近利的歷史階段，過分的利益追求使其很難樹立社會責任意識。從西方國家經驗看，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出，主要是為了解決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企業與消費者的矛盾，也就是實現社會利益群體的利益協調。當大量企業尚以利益為追求目標的時候，主導性標桿型大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和行動，能夠起至關重要的榜樣帶動作用。
當代社會的任何事物或現象都不是孤立的，是互相影響的。企業的經營行為不可避免的會對個人、社會以至全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因此企業有義務回報社會和承擔社會責任。由此引出一個責任鐵律，就是那些不承擔社會責任而一味追求企業利益的企業最終將失去利益乃至倒閉。
時至今日，企業社會責任已不是企業可做可不做的小事，已經是企業不可回避的話題。美國約有60%、歐洲約有一半的大公司設有專門的倫理機構和倫理主管，負責處理各種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行為提出的質疑，使用各種社會責任履行計劃、系統項目設計、科學決策機制和執行程序與控制系統等手段來確保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
根據美國的一項調查，當得知一家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有消極舉動時，高達91%的美國人會考慮購買另一家公司的產品，85%的人會把這一信息告訴親朋好友，83%的人會拒絕投資該企業，8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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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拒絕在該公司工作。由此可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只有認真履行社會責任，才能為企業贏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當今世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正在由單純的硬實力向硬、軟兩種實力協調并重的方向轉變。軟實力，主要表現為企業社會公信力、品牌影響力、產業凝聚力和供應鏈控制力等。擁有這些能力的企業，在資源配置、開拓市場、獲得貿易機會、低成本融資等方面會處于優勢地位。而這些都是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分不開的。
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不僅可以吸引勞動力資源，激勵他們創造更多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可以再造企業文化、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獲得美譽度和信任度從而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據有關調研資料顯示，多數市場經濟國家，三分之二的公民要求企業不但謀求利潤、納稅、守法，更要履行社會責任。五分之一的消費者表示他們都是有道德的消費者，要求企業遵守社會道德，并拒絕購買不履行社會責任企業的產品和服務。
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企業管理發展的必然要求。隨著對“人”的認識由“經濟人”、“社會人”、“復合人”到“自我價值實現人”的不斷深化，企業管理也從經驗管理、科學管理、行為管理發展到文化管理階段，要求“以人為本“管理成為潮流。而人恰恰是一種社會性動物，不可能脫離社會單獨存在。以人為本，也就是以人與社會為本。
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更有經濟方面的回報。雖然會有比較大的初始投入，但可以通過技術革新減少生產活動各個環節對環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同時也可借此降耗減排、節約資源、減少企業供應鏈和流通環節，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從而使產品價格更具競爭力，進而贏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和更多的銷售收入。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積極舉動還會得到政府的各種鼓勵和優惠措施及政策扶持，消費者也更青睞社會責任感強的企業的產品。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21家履行社會責任較多的企業的研究分析表明，因履行社會責任而最終提升財務績效的12家，占比57.14%：財務績效未升也未降的8家，占比38.09%；只有1家顯示了盈利減少，占比4.76%。
作為市場主體，企業生存與發展過程中，資源制勝是初級階段，資本制勝是中級階段，技術和人才制勝才是高級階段。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環境保護的日益嚴格，中國企業必然要走技術和人才制勝的道路。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企業，有可能留得住人才嗎?
中國企業正在打造企業文化，但企業文化的內涵說到底就是一種留得住人的機制，一種讓員工無限忠誠于企業的文化氛圍，一個讓員工自覺為企業出謀劃策的和諧環境。企業文化不是靠企業的中高層嘴上講講就能實現的，必須有切切實實的行動。如果企業不對普通員工負責，員工們怎么可能產生認同感呢？企業文化其實也是企業責任的一種表現，不負責任的企業不可能孕育優秀的企業文化。
對于中國企業而言，社會責任可分為四點：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慈善責任。經濟責任是指企業要為員工提供良好的工資、福利、保險等各種保障和帶薪休假，法律責任是指企業要嚴格遵守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法和勞動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倫理責任是指企業應企業社會責任的構建與實現是流星通過網絡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員整理而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構建與實現是篇高質量的論文，本文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對您論文寫作，提供一定的幫助。企業社會責任的構建與實現為免費畢業論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業用途。
努力消除自己的運營活動、產品及服務的消極影響，加速產業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大力發展綠色制造企業，盡量促進就業。慈善責任是指企業支援社區教育、支持社會公益事業、城市建設等項目的發展，幫助社區改善公共環境。
科學發展強調以人為本，強調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強調經濟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的平衡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內涵和基本理念，正是對科學發展觀精神實質的詮釋和體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就是企業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行動。
推行企業社會責任與構建和諧社會有著天然的聯系。和諧社會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強調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全民共享。而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和諧社會的“縮微版”，是一種小范圍的和諧社會。
關鍵詞：企業利潤 企業社會責任 對應關系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3-249-02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利潤最大化，企業經營的目標，必要條件為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即MR=MC，充分條件是利潤函數的二階導數小于0，即邊際收益的變化率小于邊際成本的變化率。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昆所言：“競爭市場上的企業與經濟中大多數其他企業一樣，努力使利潤最大化。”
那么，在合法經營的條件下，為什么說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是謀求更大的利潤，而賺錢越多，盡的基本社會責任越大，反之則越小？為此，筆者認為：
1.應當明確什么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是20世紀60年代首先凸現于西方國家管理界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構建企業與社會和諧關系的一種基本思想。作為理論概念企業社會責任隨社會環境的變化經歷著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要明白社會責任與利潤最大化之關系，首先必須搞清社會責任之內涵范圍。
企業社會責任論早期開創者（如米爾頓?費里德曼等）的觀點認為：企業投資者設立企業的唯一目的在于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他們賦予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在遵守職業規則的條件下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企業所處社會環境的變化導致了投資者創立企業的目的不僅是單一地追求利潤，同時賦予企業其他社會功能，使企業的社會責任由最初的一元向多元化轉換。多元社會責任論認為企業責任可分為：企業經濟責任、企業法律責任、企業道德責任和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對其有著間接關系的第三人所應負的除經濟、法律、道德三方面以外的責任。具體可概括為：企業對員工的責任（如員工安全健康、再培訓等）；企業對消費者的責任（如質量保證、不進行欺詐等）；企業對投資者的責任（如賺取利潤、保證企業成長發展等）；企業對政府的責任（如納稅、履行政府經濟政策等）；企業對社會的責任（如對社團和慈善事業捐贈、美化環境等）；企業對環境的責任（如環境治理、資源合理利用等）。
2.應當對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進行界定。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是一個企業實現目標的組織程度。作為經濟實體的企業其目標是多元化的。企業既有長期目標也有短期目標，既有綜合目標也有單一性目標。企業追求的目標是多方面的，如效率目標、技術進步目標、效益目標、質量目標、成本目標等等。因此，在對利潤最大化進行評價時，需要對企業各目標之間進行權衡。
對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的確立和界定，是準確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之間關系的必要前提。現行企業利潤最大化主要是基于貨幣對企業投入與產出進行計量，而不能全面地對企業的成本和收益進行反映，用單一貨幣標準對企業利潤最大化進行衡量未免片面。因此，對企業經濟績效指標選取時，不僅僅要找出企業的主要目標，還要在利潤指標體系中加入適當的非貨幣指標，這才更全面、更真實、更準確。
3.把握兩者關系應注意的幾個問題。首先是企業社會責任度。企業社會責任度是指企業依據其擁有的使命、能力、職權等所應該對社會承擔的最大責任限度，它是正確認識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是否會影響企業利潤最大化的一個最直接標準。企業社會責任度具體包括：
（1）使命限度。任何一個企業的首要責任都是執行其職能、完成其使命、實現其關鍵領域的各項目標。所以，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第一限度就是使命限度。
（2）能力限度。一個企業必須獲得承擔它造成的影響所需要的能力，但對不是由該企業所造成的影響產生的社會責任領域，其責任的承擔要受其自身能力的限制。
（3）職權限度。權力與責任是密不可分的，擁有職權就意味著承擔責任；反之承擔責任也應有相應的職權。企業沒有某種職權，也就無法承擔與此相對應的社會責任。
其次是市場結構（或市場類型）的問題。微觀經濟學根據市場競爭程度的強弱把市場劃分為四個類型：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和壟斷市場。一般而言，市場結構為企業進行各種經濟活動提供了特定的市場環境；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是一種企業行為，利潤最大化反映企業行為的成就或結果。不同的市場結構對企業社會責任與利潤最大化兩者關系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如在完全競爭市場上，由于市場上的廠商很多，單個企業對產品價格不具有影響力，在給定的時間內，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擔會增加產品成本，從而使企業利潤直接受損，諸如一些企業偷稅漏稅、生產假冒偽劣商品、破壞和污染環境等對社會不負責任的現象。而在壟斷市場上，企業社會責任與利潤最大化的關系就不再那么明顯，因為企業可以把承擔社會責任所增加的成本通過自己定價轉移給了產品消費者。
再次是影響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其他因素。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與利潤最大化關系的因素有很多，如技術進步、管理水平、企業所在行業的周期、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等。有時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并非是影響企業利潤最大化的主導因素，因此兩者關系的定性度量難度會增大。企業社會責任和利潤最大化原本是兩種會計計量體系（企業責任會計和企業財務會計）中的要素，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所涉及成本和費用的主體內容，時常會被內化成企業財務會計中的成本；企業利潤最大化是企業財務會計中的重要考核結果，然而，企業責任會計中的企業社會效益不易被內化成財務會計中的企業利潤。也就是說，兩種會計體系至今還沒能夠建立起統一體系。兩種體系間的矛盾引發了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與利潤最大化之間關系，即兩種體系中要素對應關系的思考。這也是我們今天重點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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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營銷觀念；新型營銷手段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1年10月27日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營銷觀念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企業社會責任（簡寫為CSR）的思想產生于20世紀六十年代后期的美國，是批判企業單純追逐最大利潤傾向和后工業化社會思潮影響延伸的產物。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追求合理利潤的同時，還關注除股東之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包括對企業員工、消費者、環境、弱勢群體乃至整個社會的責任與貢獻。它要求超越傳統的把利潤視為企業唯一目標的理念，更加關注人的價值。與以往相比，現在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更加引人關注。
（二）從營銷觀念的演變看企業社會責任。隨著市場營銷的發展、演變，營銷觀念已經經歷了5個發展階段，這個過程也是企業對社會責任不斷承擔的過程。其趨勢是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向著更高層次發展。
1、生產觀念。生產觀念是在生產力比較低、市場產品供不應求、產品短缺現象廣泛存在的背景下出現的。在產品觀念指導下，企業活動的重點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追求最低的成本，以使產品價格得到降低，使消費者買到更加廉價的商品。這樣，企業既能獲得利潤，履行自己的經濟責任，同時又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履行企業的倫理責任。
2、產品觀念。這種觀念是企業把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作為一切活動的中心，強調生產優質產品，并精益求精，這是企業應負的責任。在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今天尤為重要。
3、推銷觀念。這種觀念是指企業維持生產市場上“非渴求產品”，在此基礎上強行推銷，重視廣告術、推銷術和推銷員的選拔，把強迫和引誘顧客購買作為一切活動的中心，擴大銷售、取得利潤的一種指導思想。
4、市場營銷觀念。這種觀念的基本觀點是把滿足顧客的需求作為企業的向導，“以消費者需求為中心，以市場為出發點”。企業把顧客奉為上帝服務得無微不至。
5、社會營銷觀念。企業在做營銷決策時，不僅考慮消費者需求和公司的需要，還要考慮消費者和社會的長期利益。這種觀念下企業承擔了對消費者、社會、環境、股東、員工的責任，是一種高層次的社會責任。
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誘因
企業對社會責任的履行是一種長期投資，經過積累沉淀，一旦積極效果顯現，必將成為企業長期而穩定的利潤源泉，形成豐厚的無形資產，使企業獲得可持續發展競爭力。
首先，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否是影響消費者價值判斷的重要標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不可推卸的，這是由于社會公眾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期望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企業意志而轉移的。消費者更愿意購買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企業產品，并信任對社會顯示其真誠的公司。英國經濟學家對566家美國企業調查顯示，有75%的受訪者認為，企業有效承擔社會責任對公司產生正面效益，并能改善公司的經營狀況。現如今各企業間的品質、技術等趨于同質的情形下，企業的品牌力更多的是通過企業的社會責任來識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這有助于提升企業形象和企業聲譽，增加市場份額和企業利潤。能夠贏得消費者的認可和忠誠的企業，無一不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
其次，企業實施CSR活動有利于改善內部雇傭關系和激勵效果，獲得差異化優勢。CSR的意義在于展示了企業的核心價值觀――以人為本。企業不僅是注重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實體，也是社會負責任的貢獻者，從而使員工對組織產生極大的認同感并獲得“親組織效應”，吸引、激勵和保持高質量人才也構成了企業重要的競爭力。
再次，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易于獲取政府有力的支持。這對于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和企業風險有著重要的作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促進市場的健康發展，保護環境與資源，維護社會的穩定，構筑和諧社會。
最后，企業勇于承擔社會責任也是企業邁向國際化經營的重要前提。中國企業積極參與全球化過程，必須遵守國際準則和全球協定，企業社會責任問題與國際貿易問題交織在一起，成為我國企業進入世界市場的必要環節。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營銷活動的相互關系
（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營銷活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用營銷的眼光來看，履行更多社會責任的企業，最終將得到消費者的信任與支持，在獲取市場先機、贏得客戶、低成本融資等方面占據優勢，更能向國際化邁出堅實的一步，最終實現社會責任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統一。
現如今，許多跨國企業把履行社會責任視為一種新型的營銷手段，部分發達國家甚至將其作為貿易壁壘。我國企業必須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把這種非市場活動的戰略與市場戰略整合起來，既要把其當作企業經營的重要價值理念，也要作為一種的新型營銷方法，以此來增強企業的營銷競爭力和績效。
加多寶集團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參與社會事務，并榮獲“中國最受尊敬企業”的稱號。2008年，央視“5.12汶川大地震”震災晚會上，廣東加多寶集團慷慨捐助1億元，讓無數人感動，引領了廣大企業向災區捐款熱潮。公司更適時推出了“患難見真情，真愛王老吉”、“捐款就捐一個億，要喝就喝王老吉”等廣告語。無可辯駁，王老吉獲得了快速發展的契機，在這場營銷戰役中取得了勝利，大大提升了企業及品牌的美譽度和消費者的忠誠度，也為社會創造了價值和財富，實現了社會效益和品牌效益的雙豐收。“梅賽德斯-奔馳星愿基金”在五大領域開展工作，包括環境保護、駕駛文化、教育支持、藝術體育以及社會關愛，這是奔馳實現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的承載形式，也讓更多中國公眾了解梅賽德斯-奔馳品牌核心價值與豐富內涵。正如某企業家所說：“社會責任是一個很好的營銷誘餌”。反之，企業在營銷中存在無視社會責任行為，這不僅危害了消費者、社會的利益，同時也危害了企業自身的長遠利益，這些企業往往遭到社會的唾棄，最終造成業績下滑，甚至導致破產。“三聚氰胺”事件、富士康員工連續自殺事件、古馳“虐工”風波，還有近期發生的淘寶商城之亂，都給這些企業帶來了難以消除的負面形象，嚴重影響企業的整體營銷和品牌形象。
（二）營銷活動也會反作用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通常更加關注社會責任和慈善事業的企業往往擁有較高素質的營銷團隊，企業營銷競爭力強，經營狀況良好，知名度也較高，并且這些企業有能力也樂于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四、結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營銷競爭日趨激烈，企業要想獲得成功，就應該真正明白社會責任與企業營銷的重要關系，把社會責任和企業營銷策略結合起來，將社會責任融入營銷活動，使之協調統一實現企業和社會雙贏。把社會責任營銷納入企業整體戰略規劃體系中，這才是企業走向卓越的重要法寶和動力。
主要參考文獻：
[1]王蕊婷.基于競爭力視角的企業社會責任營銷研究.蘭州商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0.5.
[2]彭見仿.論企業營銷的內涵與外延：社會責任.華東經濟管理，2009.2.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 評價指標 體系與權重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12-014-02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企業社會責任（CSR）是近年來企業理論研究的熱點，而如何選擇評價指標，如何形成指標體系，如何運用指標進行評價等問題也成為CSR的核心問題。對此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一）國外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的研究
國外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研究開始于CSR的制度化或組織化、社會化階段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化、系統化階段，來源于一些非政府的民間組織和協會。
1.在CSR的制度化或組織化、社會化階段，對CSR的內容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和明確。在這個階段，社會責任商業聯合會（BSR）、歐洲委員會和世界銀行都提出了CSR內容、與利益相關者的互動等方面。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社會責任逐步走上制度化的發展軌道。一些國際組織的CSR倡議和活動，呼吁和敦促跨國公司帶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2003年，世界經濟論壇提出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好的公司治理標準，二是對人的責任，三是對環境的責任，四是對社會發展的廣義貢獻。還有一些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兩種民間組織的倡議和活動，以改變跨國公司利益形成機制。
2.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化、系統化階段，CSR的評價通過各種認證體現。在這個階段，出現了社會責任SA8000、全球報告倡議、ISO14001、SIGMA、赤道原則和AA1000等幾個為社會各界認可的評價體系。
SA8000是全球首個道德規范國際標準，適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業，不同規模的公司。SA8000標準的要求包括：童工；強迫性勞工；健康與安全；組織工會的自由與集體談判的權利；歧視；懲戒性措施；工作時間；工資；管理體系。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指導性框架旨在保證和幫助企業在CERES的原則之下生產更環保的產品。ISO14001標準旨在幫助組織實現環境目標與經濟目標的統一，支持環境保護和污染預防。可持續性管理整合指南（SIGMA）可適用于所有行業、各種規模的組織。它整合了可持續發展以及社會、環境和經濟問題。赤道原則是參照國際金融公司（IFC）的可持續發展政策與指南建立的一套自愿性金融行業基準，旨在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環境和社會風險，倡導金融機構對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問題盡到審慎性核查義務。
（二）國內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的研究
1.國內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原則的研究。姜萬軍、楊東寧、周長輝認為指標選取主要考慮突出重點，以點帶面，使所選指標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選取的指標必須有可靠信息承載量。他們認為指標選取的原則有簡單性、可測量性、可獲得性、可靠性和時效性。彭凈提出了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原則，以及指標具有科學性、系統性、可操作性、時效性、突出性、可比性等標準。彭凈的研究認為指標選擇應區分主次和輕重，既要照顧全面，也要突出重點。王紅英在研究中認為指標選擇應具有代表性、可獲得性、相對完整性和可比性等原則。康劍青提出了指標設計的系統性、科學性、引導性、發展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披露性7個原則。黎友煥等提出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的六個原則。分別是全面性原則、科學性原則、可測原則、可比性原則、周期性原則、系統性原則。
2.國內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顏剩勇、劉慶華從五個方面建立CSR評價指標體系，即經濟責任、法律責任、生態責任、倫理責任和其它責任。該指標體系主要基于財務評價，因此公正、客觀具有可操作性。姜萬軍等認為CSR可分為經濟關系、社會關系和自然關系三類指標，但忽略了慈善責任指標。彭凈認為CSR包括對投資者、消費者、員工、環境和社會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共20項指標，主要基于利益相關者的角度。李立清建立了勞工權益、人權保障、責任管理、商業道德、公益行為5類一級指標、13項二級指標和38項三級指標。陳留彬的指標體系包括員工權益保護、環保及可持續發展、企業誠信、消費者和債權人權益保護及社區關系、社會公益與慈善活動和社會責任管理。張文賢認為CSR可以從財務、市場、文化和公益四大指標進行衡量，忽視了法律和倫理責任。陳剛、曹波將CSR層次理論與利益相關者理論結合，提出了評價體系和標準。牛麗文建立模糊綜合評價模型和專家評分法設置評價指標和權重。熊勇清基于利益相關者構建指標體系，運用因子分析法確定權重，并以深交所163家上市公司的CSR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田虹通過內容分析法設計CSR指標體系，并對通信行業上市公司的CSR與企業績效進行了實證研究。
與這些研究同步，我國一些協會、機構、政府也相繼出臺了一些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的體系、標準和指南等。
可以說，國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的研究時間較早，而且體系較為完整，我國對CSR指標體系的研究起步比較晚，還沒有形成一個得到一致認可的評價體系。本文將以阿奇?卡羅爾的社會責任理論為基礎，探討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指標體系。
二、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設計的原則和指標選擇
（一）設計原則
1.系統性原則。基于阿奇?卡羅爾的社會責任四分法，指標體系從邏輯到內容應成為一個系統，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四個方面。
2.可獲得性原則。通過相關資料能夠獲得相應的信息和數據。
3.可比性原則。評價一般要進行排序，所以信息和數據應在內容、范圍、口徑等方面一致。
4.可測量性原則。根據企業提供的信息和數據，可以通過計算得到結果。
5.簡單性原則。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不宜太冗雜。企業經營管理實踐的每個方面都關乎企業社會責任，因此設計時宜區別主次，重點突出，簡單明了。
（二）指標選擇
阿奇?卡羅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在學術界被認為是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進步，引進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新概念框架，使之可以得到衡量和檢驗。因此，評價指標的選擇基于阿奇?卡羅爾的貢獻，并進一步細化為二級和三級指標。
1.經濟責任指標。經濟責任依據財務指標進行評價，其二級指標包括：①對社會和股東的經濟責任。包括三級指標：資產利潤率，銷售利稅率，資產保值增值率和就業貢獻率；②對資源的經濟責任。包括三級指標：單位營業收入，水、電、煤的消耗；③對債權人的經濟責任。包括三級指標：流動比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率和利息保障倍數④對員工的經濟責任。包括三級指標：工資支付率、工資增長率、三險一金支付率。
2.法律責任指標。法律責任的二級指標包括：①遵守國際公約和國際標準。包括三級指標：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ISO9000》、《ISO14000》等；②遵守國家法律和政府規定。指《公司法》《勞動法》、《環境保護法》、《食品安全法》、《安全生產法》、《產品質量法》等涉及企業的法律、法規及條例；③執行行業規范和內部規章制度。
3.倫理責任指標。倫理責任的二級指標包括：①維護消費者權益。三級指標有：產品質量合格率、售后服務、是否價格欺詐等；②維護員工權益。三級指標有：童工使用率、加班工資支付率、勞動合同簽定率、教育經費和職業病防護率；③社區建設。三級指標有培訓機會提供、公共設施投入和支持社區發展；④保護資源和環境。三級指標有：環保投資率和資源使用效率。
4.慈善責任指標。慈善責任二級指標包括：①社會捐贈，三級指標為收入與直接捐贈比；②扶危助困。三級指標為弱勢群體幫扶支出比；③教育事業投入。三級指標為投資設立教育項目的數目。
三、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權重確定
在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設計的原則基礎上，所建立的指標體系包括4個一級指標，14個二級指標，36個三級指標，由此構成了社會責任的評價指標體系。
嚴格地說，每個指標的權重可根據行業的不同、企業的規模和背景、與國計民生的關系等確定。但這里只提供一個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框架，以及運用層次分析法（AHP）的思路與方法對一級指標進行權重的確定。
（一）問題提出
對這4個一級指標賦予不同的權重，從而得出4個一級指標對最后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確定的重要性。以A、B、C、D分別代表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慈善責任。
（二）層次結構圖
為了解決該問題，首先畫出其層次結構圖，如圖1所示。
從圖1可知，科學合理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是由企業的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慈善責任綜合衡量的。這就需要求出每個一級指標的相對權重，也就是把每個指標（結果）相對于總目標的重要程度予以量化。
（三）標度的確定
為了使各個指標兩兩比較以求得其相對權重，引入表示相對重要性的標度，如表1所示。
由標度Aij為元素構成的矩陣稱之為兩兩比較矩陣。求得的兩兩比較矩陣如表2所示。
在表2中，對四個評價指標進行比較，通過前面的論述、分析，以及各指標的主要內容及其特點，認為A比B、C比A、A比D、B比D和C比B介于相同重要和略重要之間的狀態，C比D略重要。
（四）求各結果權重的過程
用兩兩比較矩陣來求出四個指標的權重。
先求出兩兩比較矩陣每一列的總和，如表3所示。
把兩兩比較矩陣的每一元素除以其相應列的總和，所得商所組成的新的矩陣稱之為標準兩兩比較矩陣，如表4所示。從表4可見標準兩兩矩陣的每列和為1。
計算標準兩兩比較矩陣的每一行的平均值，這些平均值就是各指標的權重，如表5所示。
從表5可見四類責任指標的權重分別為：0.269，0.193，0.417和0.121。同理可得二級指標和三級指標的權重。
四、結束語
通過對國內外代表性文獻的回顧，本文設計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AHP法確定了一級指標的權重，基本形成了CSR的評價模型。但本文還有一些不足。首先，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評價企業社會責任的指標權重，一定程度上依靠的是經驗和主觀判斷；其次，即使按照這種方法確定的指標內容和權重基本符合社會各界的認知規律，但對一級指標內的二、三級指標的具體內容和相對重要程度還需要進一步地研究和挖掘，使之真正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第三，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受企業很多因素的影響而有所差別，如所處行業、生命周期、市場結構、信息披露等，因此，該指標體系只是探討了一個基本的框架；最后，評價指標的選擇難以包羅完整，以及CSR評價指標體系可以擴展到四級甚至五級指標，這也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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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一方面是有法律規定，一方面是由道德約束。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責任是義務，而道德約束則是企業的社會良知。企業能夠承擔起社會責任和義務，在人力資本、環境以及利益等方面，企業所做出的投入。完善經濟法促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加大執法力度促進企業責任意識，實力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是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感的有效措施。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完善，加之我國拉動內需進行的政策及財力投入，越來越多的企業在不斷地發展和壯大，與此同時，企業社會責任，隨之也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在這方面，由于體制的關系，中國起步較晚，是因為世界趨勢影響才導致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提出。但是仍然顯現出發展的不完善和滯后性。本文從經濟法視角下，對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的進行理論分析，提出進一步完善的措施。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涵義
我過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是破來品，主要界定了企業在謀求股東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目標后，還應負有維護和增進社會利益的責任和義務。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一方面是有法律規定，一方面是由道德約束。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責任是義務，而道德約束則是企業的社會良知。企業能夠承擔起社會責任和義務，在人力資本、環境以及利益等方面，企業所做出的投入。企業社會責任最早由美國的民間組織提出，并且了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SA8000），具體內容有薪酬、童工使用、非自愿勞動、生產安全和衛生、職工的勞動時間、對違規者的處罰措施、職工結社和集體談判、管理體系以及對職工的歧視等幾項內容。
二、現階段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分析
我國的社會體制改革正在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模式尚不十分完善，轉型時期，企業的社會責任承擔還存在一定的問題。雖然國家在不斷地完善經濟法，企業是一個社會的微觀經濟細胞，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轉型期，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社會責任缺失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一下幾方面：
（一）經濟利益至上
企業有資本投入，目標是剩余價值，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對利益的追逐無可厚非。但是在我國的一些企業中，由于缺乏社會責任感，追求利益的行為表現為短視化，沒有一個長遠的發展目標，管理者追求既得利益，損害相關利益，比如股東、員工、債權人、顧客、供應商、競爭者、國家等和企業發展相關的利益者。不斷曝光的損害消費者利益的企業行為，都是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表現，三聚氰胺、蘇丹紅、惡意拖欠民工工資、虛假廣告等等不勝枚舉。責任感的缺失給社會和消費者帶來損害，也阻礙了企業的發展。
轉貼于 （二）以破壞環境為代價
有人說我國的經濟發展是以犧牲子孫后代利益為代價的。這種說法不失為偏頗，但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些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破壞環境的行為。對人類居住環境、水資源環境、空氣環境的破壞，在企業的發展中不乏實例。管理粗放，無限制排污，自然資源消耗巨大，噪聲及廢棄物的排放過度。既影響了人類生存和發展，也制約了企業的壯大。
（三）公民意識薄弱
企業作為一個實體，是經濟人也是社會人，企業的生產活動既是經濟活動也是社會活動。旅行公民的職責和義務是必須的。但是一些企業卻沒有從企業的公民意識出發，缺乏社會責任價值觀，表現為急功近利，缺乏責任感和公民意識。 三、經濟法視域下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感的措施
（一）完善經濟法促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我國頒布的《公司法》，明確規定了企業應該有效承擔社會責任，這在法制建設中應該是邁出了一大步。但是我們也看到法律內容過于抽象原則化，不利于法律的實施，國家應該制定和頒布《企業社會責任法》以規范企業的行為，增加法律內容的可操作性。配套相關法律，對勞動監察、勞動保護、員工工資、爭議仲裁等內容進行明確規定和細化，形成完善、實效、可操作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體系，規范企業發展中，社會責任承擔的行為。
（二）加大執法力度促進企業責任意識
積極制定和推行企業社會責任標準SA8000的評價體系。企業的發展應該具有宏大的目標，尤其是管理者，要具有博大的胸懷，突破企業自身的視野限制，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制定明確的目標。強化社會責任意識，在企業內部，形成一個全體性的自覺行為，把承擔社會責任作為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同時應該加大執法力度，強化企業的法律意識，提高執行法律貫徹法規的自覺性。認真貫徹執行《公司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職業病防治法》等相關法律和法規。政府部門要嚴格執法監察，監督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采取評估的措施，獎懲分明，用道德和法律規范和引導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并逐漸形成自覺意識。
（三）實力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在經濟法的約束下，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的創建和運營是一個長遠的經濟活動，所以企業應該具有一個長遠的發展規劃，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加強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我們強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相一致的，企業的發展是在滿足經濟發展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自然環境、保護生態資源、維護子孫后代的利益，維護社會和諧和自認和諧。
綜上所述，企業的社會責任應該從治理原則和道德標準、對于員工要承擔的責任、對自然環境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對社會發展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幾方面進行管理和完善，使企業的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有機融合。社會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企業這個支柱，在微觀經濟中，企業好比一個細胞，對社會、對環境的發展和保護都起著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