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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或運轉的基軸是國際本位貨幣。所謂國際本位貨幣，是指在國際經濟活動中，世界各個國家出于經濟條件或政策上的考慮，用法律的形式將本國貨幣與之固定地聯系起來，作為衡量本國貨幣價值的標準，以及國際交易的最終清償手段。國際本位貨幣是在國際上占據中心貨幣地位的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它首先必須能在世界上自由兌換；其次，還必須占據國際中心貨幣的地位，能充當國際商品的價值尺度或價格標準，并成為各種貨幣匯率計算的中心。充當這種中心貨幣的曾經有貴金屬——黃金，也有因歷史、經濟和現實原因形成的某些國家的紙幣。
從理論上講，能夠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的國際交易的最終清償手段，應當具備如下條件或性質：
一是耐久性。具有的自然屬性必須經久耐用，不因頻繁的流通和歲月的流逝而喪失其重量或改變其質量，從而保證其所包含的價值量的穩定不變。
二是可分性。為保證貿易和借貸活動的順利進行，要求各種不同面額貨幣的發行和流通。
三是輕便性。貨幣的輕便便攜有利于各種經濟交易的進行，較小的體積和較輕的重量但卻可以包含較大的價值量，亦成為其一個特征。
四是同質性。貨幣由其發行國別和面值所產生的差別是客觀的，但在質上卻是相同的。即作為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媒介和一般等價物，它們本身都有價值，都是人類社會抽象勞動的凝聚。
正如馬克思所說那樣：“耐久性、不變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較小的體積包含著較大的交換價值而便于運送這一切使得貴金屬在較后階段非凡適于充當貨幣”。貴金屬黃金、白銀等由于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屬性，使之最成為國際本位貨幣的最佳選擇。縱觀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貴金屬非凡是黃金都充當著國際本位貨幣的職能。與之相應的是金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金本位制是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貨幣制度，該制度下各國都規定金幣的法定含金量，不同貨幣之間的比價是由它們各自含金量的對比來決定的。這種以兩種金屬鑄幣含金量之比得到的匯率又稱為鑄幣平價，它是金本價的一種表現形式。金本位制度下作為決定匯率的基礎的鑄幣平價，是外匯市場上由于外匯供求變化而引起的實際匯率波動的中心，其上下波動的幅度要受制于黃金輸送點。這是因為金本位條件下黃金可以自由跨國輸出或輸入，當市場匯率與法定鑄幣平價之間的偏差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導致有關國家不用外匯而改用輸出黃金的辦法來辦理國際結算。決定黃金輸送點的量的界限，是用于替代外匯直接用于國際支付的黃金的鑄幣平價加上該筆黃金的運送費用。
隨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發展演變，金本位制先后被以“黃金—美元”本位為特征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以美元為主體的多元紙幣信用本位制所取代。建立在懷特方案基礎之上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基本鎖定了各國貨幣與美元的外匯平價；另一方面，確定了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比例，各國政府可將所持有的美元與美國政府兌換黃金。這種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機制，其本質是一種以黃金為價值基礎的固定匯率制度。與金本位制比較，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的與貴金屬黃金已無直接聯系的紙幣信用本位制條件下，國際本位貨幣的內容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耐久性、可分性、輕便性、同質性的國際經濟交易一般等價物”已經不被視作充要條件，國際經濟交易的價值符號，則成了當代國際本位貨幣共同特征。
當代紙幣信用本位制條件下，盡管各國非凡是國際本位貨幣的發行國都持有相當數量的貨幣黃金，但貨幣的發行與相應的商品預備從理論上來講已無必然的聯系。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后國際貨幣體系所確立的黃金非貨幣化的結果，貨幣黃金在世界國際儲備中所占比重呈總體下降的變化。
黃金非貨幣化，以及各國貨幣的發行再不必與某種特定商品保持法定的比價關系，其結果是各國貨幣之間比價的客觀依據也不復存在，這亦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國際貨幣體系浮動匯率機制產生和存在的溫床。
二、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定位
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急速發展的挑戰，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貨幣投機引發的貨幣金融危機及國際貨幣金融市場的動蕩，使得當代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進一步暴露出來。人們往往自然將導致國際貨幣金融市場動蕩的根源歸咎于現行的紙幣信用本位制，亦啟發了對當代國際貨幣價值基礎的思考。
紙幣信用本位條件下的匯率決定與調整，要受制于眾多的因素。究其性質和特點，可以從長期和短期角度考察。不同國家貨幣實際代表的價值量對比，是決定匯率的一個基本的長期因素。
在實行紙幣流通制度的初期階段，各個國家一般都規定過紙幣的金平價。即紙幣名義上或法律上所代表的含金量。在紙幣實際代表的金量與國家規定的含金量一致的情況下，金平價無疑是決定不同貨幣匯率的價值基礎。
然而隨著紙幣流通制度的演進，紙幣的發行開始與黃金的預備及兌換相分離，黃金非貨幣化的純粹紙幣信用本位制條件下，貨幣作為價值的符號，其發行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各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需要為基礎，其實質是由本國的各種商品和勞務的價值組合為基礎。不同國家的單位貨幣所實際代表的價值量對比，成為其匯率決定的基礎。當然不同國家貨幣的價值量對比，主要是由其購買力相對地表現出來。通過比較不同國家紙幣的購買力或物價水平，可以較為合理地決定兩國貨幣的匯率。
不同國家之間的宏觀經濟狀況，是決定影響匯率變動的另一個長期因素。一國貨幣的強弱，是以該國宏觀經濟的大背景為重要依托的。經濟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國際收支及外匯儲備狀況等宏觀經濟指標構成了衡量這一大背景好壞的綜合指標。
除了上述導致長期匯率波動的因素，作用或影響短期匯率波動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相對利率的高低；貨幣供給量的大小；政府或中心銀行匯率政策和其它干預行為；心理預期因素及信息因素，等等。此外，國際上政治、軍事等方面因素也會在短期內對匯率變動產生影響。
當然，純粹的紙幣信用本位制的存在，與現行以浮動匯率為主體的國際匯率機制，并不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國際經濟學界關于浮動匯率與固定匯率利弊的爭議表明，盡管浮動匯率也有其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一面，但傾向于匯率相對穩定的觀點還是占據了優勢。因為后者不僅更有利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亦是經濟全球化條件國際經濟一體化向廣度和深度上發展的需要。
在實行純粹的紙幣信用本位制的同時，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離不開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確認。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行的以美元為主體，包括日元、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等在內的多元化國際本位貨幣，本質上仍是少數國家的信用貨幣。這種國際本位貨幣機制由于沒有黃金作基礎，其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貨幣發行國的情況。發行國相對經濟實力的強弱變化，以及其財政、貨幣金融政策的傾向等諸多因素，都會影響到該國貨幣的強弱和人們對該國際本位貨幣的信心，進而影響到國際匯率的穩定。應當承認，現行的以美元為主體的多元化國際本位貨幣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黃金—美元”本位下基礎貨幣發行國與其它國家相互牽連，國際清償手段不足的弊端，在某些方面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它并沒有使“黃金—美元”本位制下所存在的根本問題得到解決。相反，國際匯率的波動大為加劇，國際貨幣金融秩序更加混亂，各國間非凡是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日趨尖銳。
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就必須擺脫國際本位貨幣對少數國家國別信用貨幣的依靠。這種新的各國貨幣的共同定值標準，應當是某種與SDR相類似的由一個類似于IMF的國際金融組織發行和掌管的純粹的貨幣符號。這種貨幣符號是由若干國家和國家集團的通貨所組成的“籃子”，或者說是由一個多種貨幣的復合體為依托。參與該“籃子”或復合體的貨幣，按各自國家GNP在世界經濟所占比重的大小，確定在該“籃子”或復合體中所占權數。當然，這種新的作為各國貨幣的共同定值標準的多種貨幣復合體，是與黃金脫離聯系的，與之聯系的只是“籃子”組成國的貨幣的購買力。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均與該籃子貨幣掛鉤，與之保持某種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調整的法定比價。
在國際經濟領域，一切交換歸根到底，實際上仍然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及服務的交換。由金本位制發展到與貴金屬黃金不發生聯系的現代純紙幣信用本位制，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本身并非必須是價值實體，更多地是被作為一種流通手段或價值符號而發揮作用。一籃子形式的國際貨幣符號所代表的價值，源于組成該貨幣籃子的可自由兌換的各國貨幣所代表的價值。既然后者可以成為國際流通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前者類似職能的發揮也是順理成章的。當然，這離不開一個由在世界經濟中具有較大影響的國家所共同認可的，組織較為健全的國際通貨治理協調機構的存在。
三、國際本位貨幣重新確立的漸進性和過渡性
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定位，盡管是必要和理想的，但要最終成為現實，將是一個較為漫長的歷史過程。這是因為經濟的全球化及一體化作為一種趨勢，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尚不能消除國家的界限和差別。世界經濟領域里不同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規律，客觀上仍在發揮著作用。脫離了對國別信用貨幣依靠的純粹的國際本位貨幣的出現，與擁有高度統一權威的國際金融組織的運作一樣，勢必在較大程度上與許多國家的利益產生矛盾和沖突。這不僅在當代南北的國際貨幣金融關系中得以表露，更充分地反映在經濟發達國家非凡是美國、日本和歐盟，輕易是不愿意因此而放棄作為現行主要國際本位貨幣發行國所享有的鑄幣稅好處及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特權。由此決定了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確立必然帶有漸進性和過渡性的特點。一方面，現行以美元為主體，包括歐元、日元和非凡提款權等在內的多元化國際本位貨幣體制，在今后相當一個時期內仍將有其存在的空間；另一方面，積極創造條件，使脫離了對個別國家國別信用貨幣依靠的國際本位貨幣的運作早日成為現實，應是國際本位貨幣重新確立的發展方向。
首先，作為一種機制創新，新的國際貨幣本位機制的建立要考慮現實的基礎和創新成本的高低。可以考慮從進一步擴大和改進非凡提款權的作用或職能人手，使之逐步成為各國外匯儲備的主要構成和國際清算的主要手段。要改變按份額分配非凡提款權的原則，而根據世界經濟發展和貿易投資往來的需要，根據各國GNP在世界生產中的比重，以及各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占世界貿易與投資的比重進行分配；并使非凡提款權成為各國貨幣的共同定值標準，各國貨幣均與其掛鉤，保持某種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調整的法定比價。
其次，推動區域性國際貨幣合作，作為邁向新的世界單一本位貨幣和執行全球統一的貨幣治理體系的過渡。適宜世界經濟全球化、多極化的現狀，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亞太經合組織這三大區域性一體化經濟圈，責無旁貸地將成為21世紀范圍最為廣泛、經濟實力及影響最為強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的代表，并以既相互聯系合作，又鼎足對峙的態勢，把當代國際經濟關系中矛盾的錯綜復雜性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作為一體化性質的經濟集團內部，隨著商品、勞務、資本與技術的跨國流動自由度的加大，為穩定成員國之間貨幣匯率，降低區域外其它國際貨幣波動的沖擊，建立一體化區域內的本位貨幣及其特定匯率機制顯得很有必要。歐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歐洲貨幣單位和匯率機制的成功經驗表明，這種特定區域性國際本位貨幣單位，作為歐洲貨幣體系運轉的基礎，是由加入該貨幣體系各成員國貨幣按一定比重所構成的一籃子復合貨幣。它起著確定各成員國貨幣匯率的依據，成員國官方之間清算和信貸的手段，以及被用作歐盟的儲備手段和進行匯率干預的手段的作用；并成為歐洲貨幣體系以區域內各國貨幣匯率實行可略有調整的準固定匯率，對外則實行區域貨幣“籃子”的聯合浮動為主要特征的匯率機制得以在順利運轉的基礎。盡管這種區域性貨幣聯盟的實施，對該區域內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及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協調，有著較高的要求，但作刀一個方向，區域性貨幣政策的推動，不失為介于由傳統國際本位貨幣走向未來的實現單一世界貨幣和世界中心銀行治理體系的一種可行的過渡形式。當然，適于不同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差異，區域性貨幣合作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選擇，如聯系相對松散的貨幣區，或支付同盟等多種形式；在區域內經濟一體化達到較高程度時，再走向貨幣聯盟，即實現區域內的單一貨幣，并建立區域性中心銀行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
除此而外，還應改革現有的國際金融組織，非凡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擴大基金組織在監督協調成員國貨幣、匯率政策及全球性國際收支調整中的作用，使之成為發行和掌管新的國際本位貨幣的具有相當權威的全球性國際金融組織，并作為未來統一的世界中心銀行的前身或過渡。應給予發展中國家在基金組織中以平等地位參加重大事項討論與決定的權力。參照戰后建立的關貿總協定及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所確定的多邊國際貿易體制，積極探索并尋求逐步建立相應的適應于經濟與金融全球化發展要求的現代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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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貨幣一體化
一、問題的提出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初，國際貨幣領域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歐元的誕生，把以美元為主宰地位的國際貨幣格局，改變成以美元和歐元并列稱雄的格局。另一件是人民幣越來越受到世界的矚目，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預言，人民幣會成為繼美元、歐元和日元之后的又一種世界貨幣。聯想到現如今我國經濟改革的進程，以及取得的輝煌成就，似乎有理由使人們相信，人民幣終將成為一種硬通貨。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經濟強盛的內在要求，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行有利于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貨幣一體化（包括貨幣國際化和共同貨幣選擇）是經濟發展、貿易深化及信用擴張的必然趨勢，貨幣經濟的逐步發展要求貨幣具有統一的形制和統一的價值，但哪種貨幣能夠成為國際一體化貨幣則是多元貨幣競爭的結果。中華民族之崛起，必須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來支撐，而強大的經濟實力的獲得必須依靠國民經濟的競爭力。這不僅需要我國的企業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而且也需要人民幣走向世界，到國際舞臺上發揮國際貨幣的職能，爭取更大的效力空間，即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
二、現實與理論上的邏輯沖突
就目前中國經濟基礎而言，還不足以支撐國際化人民幣在世界經濟大環境中具備優勢競爭力，其境外流通存在著現實邏輯與理論邏輯的背離。所以，人民幣要真正成為亞洲金融經濟的支點貨幣乃至世界貨幣，首先要強化其體現橫向交易契約關系的一般等價物內質，并在此基礎上達成現實和理論邏輯的統一。2003年，中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6694億元，增長速度9.1%，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計算，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貿易國，2003進出口貿易總額達8512億美元，同比增長37.1%，已相當于美國貿易總額的41.9%，從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來看，已進入經濟大國行列，但就中國金融發展而言，無論是金融發展廣度，還是金融發展深度，均未達到足以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境外持有者對長期持有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心存顧慮的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我國金融發展的滯后，這降低了人民幣實際交易的國際比較價值，制約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層次拓展。人民幣國際化是否可行、何時可行還要看其要實現國際化的支撐條件，人民幣的國際化需要國際化的人民幣“資產池”作為支撐（鐘偉，2002）。
現實條件的不具備，并不妨礙我們的理論上的分析。因為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確定的，因而，對貨幣國際化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吸取其它國家本幣國際化的經驗和教訓，減少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風險，有助于尋求一種適合我國國情的貨幣國際化發展模式，使人民幣國際化能夠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三、美元國際化的路徑考察
1.美元國際化的現狀。美元無疑是當今世界第一大貨幣，在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中普遍使用。在各國國際儲備中所占份量超過60%；在國際票據市場、債券市場上美國發行債券數額占全球總量的26%（由表1計算所得）；在外匯交易市場中，美元作為主導貨幣居支配地位，占全球外匯交易的87%（1998年）；在各國銀行的對外資產中，美元占47%（1998）；在國際銀行貸款幣種構成為35.2%（1999年），美元無疑是當今國際上使用最廣泛的貨幣計量單位。在國際匯率體制中，采用盯住匯率制的國家其國別貨幣絕大部分盯住的是美元。同時，美元的國際霸主地位與美國經濟實力并不對稱，2002年美國的GDP占世界份額約五分之一，但是在國際金融領域美元卻是霸主，而這與美元國際地位的取得是密切相關的。
2.美元國際化的進程。回顧世界經濟發展史，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新興的美國經濟高速成長，統一市場正在形成，成為當時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和項目投資源。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暴露出歐洲政局的不穩定，大量的閑置資金持有者對本國經濟不抱有信心，因而將目光轉向美國。從而使美國獲得了源源不斷的急需資金和技術，美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遠離歐洲戰場的美國不僅經濟上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相反卻通過“租供法案”向英、法等同盟國提供價值470多億美元的軍火大發戰爭橫財，也乘機占領了西歐各國及其附屬國的廣大市場。半個世紀的時間，美國在經濟上將歐洲各國遠遠的甩在背后，同時在政治、軍事上也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這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創造了特殊的歷史背景，美國也樹立了自己“老大”的地位。1943年7月立足于取消外匯管制和各國對國際資金轉移限制的“懷特計劃”提出，該計劃以設立國際金融機構、穩定匯率、擴大國際貿易、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為目的，通過基金貨幣單位“尤尼它”初步提出美元與黃金掛鉤（10美元=1“尤尼它”=137格令黃金）。1944年7月1日，在美國新罕布什爾洲的布雷頓森林舉行有44國代表參加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簡稱布雷頓森林會議）。經過討論，會議簽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順理成章的獲得了國際貨幣的地位。
3.美元國際化的特點。由以上的考察分析我們知道，美元成為國際貨幣有其特殊的國際背景，其國際化的過程依賴的是一個全球性的匯率制度安排，即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支持這一體系的基礎是美國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美元國際化的模式特點可概括為：依托全球性匯率制度安排成為唯一的國際計價單位和與黃金地位相同的國際儲備貨幣；與黃金脫鉤失去制度基礎后，依賴先入為主的存量優勢在世界信用貨幣體系中處于優勢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實力的強大鞏固和發展了這種優勢，繼續充當國際貨幣。
四、歐元國際化的模式考察
1.歐元國際化的現狀。歐元國際化是基于區域一體化的基礎上展開的，即有策略有計劃地成立統一經濟區，建立貨幣聯盟，各國放棄貨幣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創建區域貨幣——歐元。歐盟在經濟規模上與美國不相上下，貿易和資本輸出方面則都大大超過了美國,1999年國際債券市場上，以歐元標價發行的占44.5%，甚至超過美國1個百分點。據統計，僅東歐和西非地區就有約30個國家把歐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
2．歐元國際化的歷程。歐盟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政府政策有意推動的結果，歐元的誕生是區內各國協調與合作的結果，這大約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歷程，是貨幣國際化的一種獨特模式。歐元路徑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1）前期鋪墊及建議提出階段。1950年9月1日歐洲16國為解決相互之間的貨幣結算和實現各國貨幣自由兌換問題，建立歐洲支付聯盟。1969年12月召開的歐共體海牙會議上提出了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的建議，即《維爾納計劃》，分三個階段實施從穩定匯率到實現統一貨幣。（2）法律制度準備階段。在1978年4月召開的歐共體海牙會議上，法、德兩國總理提出建立歐洲貨幣體系的建議，同年12月歐共體在布魯塞爾達成協議，決定正式建立有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對、盧森堡、丹麥和愛爾蘭等17國參加的歐洲貨幣體系（后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歐洲貨幣體系建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將歐共體內部的匯率相對穩定下來，并使各成員國家降低了因美國宏觀經濟失調引起的美元危機對金融體系的沖擊。（3）歐元一體化的初級階段。1988年6月歐共體委員會主席德洛爾向歐共體12國財長提交了《歐共體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報告，提出貨幣自由兌換、資本自由流動、金融一體化和固定成員國匯率等重要內容。1991年歐共體12國達成建立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協議——《馬約》，規定最遲在1997年1月成立歐洲央行，并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啟動歐元。1997年6月歐盟15國通過《阿姆斯特丹條約》，確定了分階段正式啟動歐元的日程安排，歐洲貨幣聯盟也如期啟動。（4）歐元國際化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階段。2002年1月1日，歐元成為有形貨幣，迅速取代了區域內流通的12種貨幣，成為區域內唯一合法貨幣，歐元以合法身份成為國際貨幣，依靠貨幣聯邦制的強制力，通過取代原12國貨幣，歐元在10年內完成了國際化進程。
3．歐元國際化的特點。歐元則作為信用貨幣其國際化進程是最短的，給世界各國貨幣國際化的啟示是：讓渡貨幣，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采用趨同的財政政策，形成區域共同體，單一貨幣必須以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為基礎，以相近的文化背景為紐帶，單一貨幣區內各成員國須滿足最佳貨幣區理論構建條件，區域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在區域貨幣生成過程中，有核心貨幣（ERM中馬克）起主導作用。
五、日元國際化的路徑考察
1.日元國際化的現狀。日本是當今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日元的國際地位卻遠遠不比日本的經濟實力強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國際化的戰略起步較晚。盡管日元國際化早在7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了，但它正式成為日本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或日本經濟國際化、全球化戰略的重要一環，卻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自那時起，政府開始積極推進日元的國際化。到了90年代，日元經濟開始停滯和倒退，由此日元國際化處于了明顯落后的狀態。但總體上由于日本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撐，以及政府的積極推進，日元國際化還是相對成功的，現如今已成為和美元、歐元一樣發揮世界貨幣職能的一種重要的國際貨幣。
2.日元國際化進程。自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通貨體制由固定匯率制轉向浮動匯率制以來，因日元升值，對外貿易按美元結算就使日本企業產生了匯率風險的問題。把出口貿易由美元結算改為日元結算，就成了日元國際化的最初動因。（1）日元國際化的起步。1970-1980年，在日本的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分別由0.9%和0.3%，提高到了29.4%和2.4%。70年代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危機的發生，世界各國開始出現了日元需求。面臨日元國際化的發展，1978年12月，大藏省提出了“正視日元國際化，使日元和西德馬克一起發揮國際通貨部分補充機能”的方針，并采取了“大幅度緩和歐洲日元債發行方面的限制”和“促進日元在太平洋地區流通”等政策措施。（2）日元國際化的迅速發展。到了80年代，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關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政策報告的提出，正式拉開了日元國際化戰略的序幕。1990年，在日本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為37.5%和14.5%，分別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個百分點；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0%，超過了英鎊3.0%的1倍以上。由此，世界就出現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馬克“三極通貨體制”開始發展的趨勢。（3）日元國際化的最新進展。進入90年代，由于日元經濟的停滯和倒退，日元國際化已處于了明顯落后的狀態。國際貿易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國外匯儲備中日元比重和銀行對外資產中日元資產的比重均不同幅度下降。針對這些問題，1996年11月，橋本政府提出了標新立異的“金融大爆炸”，意在徹底改革金融。1998年4月，按“自由、公正、全球化”的原則，日本政府全面推進了金融改革，其重點是改變傳統的金融保護行政，在金融領域引入競爭機制，實現金融機構的改革和重組。這樣一來，既為日元國際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又對日元國際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3.日元國際化的特點。日元的國際化在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特點。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從1980年開始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日元國際化和金融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同步迅速發展，歐洲日元市場的放開和東京離岸市場的建立是日元國際化的關鍵步驟；在其經濟鼎盛時期,世界貿易中對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日元的國際化進程是自然發展的。但是在日本經濟出現衰退后，日本政府開始積極地推動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借助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帶動國內金融改革，改變了日本經濟二重結構的特點，從而提高金融業的效率。
六、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美元的國際化路徑主要是依賴全球性匯率制度安排來，歐元國際化路徑依賴的是貨幣聯邦制的區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國際化路徑依賴的是實體經濟發展與金融深化政策。
美元國際化的模式具有歷史的特殊性，歷史賦予了美元許多先天優勢，這是其它任何貨幣都無以比擬的，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成就了美元經濟超級大國的夢想，同時也奠定了美元國際化的政治經濟基礎。今天，任何其它貨幣想通過國際制度安排實現國際化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的均衡中，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來說，美元路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實施必須立足于現實，目前存在的一個情況是“一個國家四種貨幣”，即大陸、港澳臺兩岸四地有統一的國家，而沒有統一的貨幣。VonFurstenberg,GeorgeM.Geneva(2002)研究指出,回溯18世紀和19世紀,北美殖民地和意大利城邦內部貨幣統一的歷史表明,單一國家復本位貨幣最終是不可維持的。因此，整合“一國四幣”可以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初始選擇。但是這個整合過程在最初階段很難包括臺灣地區，因為兩岸巨大的政治分歧是貨幣一體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礙。有學者指出政治上的分歧并不能成為阻礙經濟合作的條件，并以歐盟為例，指出歐盟內部有的國家政治分歧很大，但并沒有阻礙歐元的一體化進程，因為這是經濟規律的使然。但是通過歷史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歐元一體化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歐盟各國在政治上就貨幣合作問題首先形成了共同的理念，并達成了高度統一，從而即使存在其它的政治分歧，也不足以影響到貨幣一體化的進展，最終才確保了歐元的誕生。目前我國兩岸雖有密切的經濟交往，卻缺乏基本的政治對話，更別說就貨幣合作問題達成一致了。因為政治上存在的障礙，使我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首先在大陸和港澳地區實現貨幣的統一。這種情況下，歐元的模式無疑是我們最優的選擇，即實現貨幣的統一。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中，各個國家的貨幣即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其目的都是為了確保本國經濟的競爭力，提高本國的經濟實力。因此人民幣的領域不僅限于中國區域范圍內，而必須與我國的經濟擴張相適應，積極“走出去”，這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戰略。在這個層次上，日元的國際化路徑值得我們借鑒，同時這種模式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總體上，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的作用有限，人民幣的國際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只能是區域的國際化。參照日元國際化的路徑，一方面發展國民經濟，并確保經濟的強勁發展勢頭，從根本上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另一方面，通過人民幣國際化來實現金融改革的深化。人民幣國際化首先應該是區域范圍內的國際化，在東盟10+1的經濟合作框架內逐步謀求貨幣合作，可以固定各自的匯率，對外聯合浮動，時機成熟后，可以用強勢的人民幣替代其他的貨幣或以人民幣為主導創造單一貨幣實現貨幣統一。其次可以在東盟10+1的基礎上拓展到東盟10+3，聯合日韓。屆時，人民幣將真正成長為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國際貨幣，就如同歐元對于歐洲、美元對與美洲一樣。
上述人民幣國際化的兩種路徑是兼容的。對于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同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這是由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在一國統一的情況下，整合“一國三幣”實現貨幣一體化，應具有比歐盟各國更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戰略來說，決不可能僅僅限于一國區域內的貨幣整合，人民幣的舞臺是世界的。因而在區域范圍內走“日元模式”，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最終實現以強勢貨幣支撐我國強勢經濟的發展戰略。“一國三幣”整合的成功，將增強人民幣自身的整體實力，必將有力推動其在更大空間范圍內發揮作用，加快實現國際化的進程。當人民幣在東南亞、東亞、整個亞洲等范圍內成為一種關鍵貨幣，并發揮主導作用時，這時可以很輕松的整合一直以來游離于人民幣勢力范圍的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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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之間的金融聯系更為緊密，也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日益高漲，再次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已勢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主權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改善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性。金融全球化為資本的無序流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世界上主要貨幣的匯率大幅度波動，為發展中國家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匯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也使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發達國家應主動擔起責任，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這就要求各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這是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基礎。從國別上看，這種合作與協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協調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各發達國家之間應經常相互協調與溝通，共同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并以積極的態度，加強各國在貨幣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二是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關系。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注意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強區域性經濟貨幣政策的合作。在總結歐盟與歐元經驗的基礎上，加強一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共同探討區域性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體的沖擊。此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還應加強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四)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制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2)抑制國際范圍內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特別是加強對“對沖基金”、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對對沖基金以及其他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已成為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這無疑中增加了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因此，對銀行的跨境監管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轉貼于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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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此次金融危機帶給了我們許多教訓，而我們更需要思考發生這樣規模巨大的金融危機的原因。當今世界存在的美元國家貨幣體系是引起此次危機的重要原因。
隨著世界經濟的回暖，世界各國已經漸漸走出了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但是，危機過后我們更加需要冷靜思考這次金融危機出現的原因。美元體系是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之一，因為美元體系內部存在著不可逆轉的泡沫生產機制，如果不能真正改變國際貨幣體系，出現像周小川行長提出的超主權貨幣，那么下次金融危機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我將解釋我這個看似極端的觀點背后的道理。
國際美元信用本位體系的建立還要追溯到1944年的夏天，那年夏天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召開聯合國和盟國貨幣金融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聯合國貨幣金融協議最后決議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兩個附件，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布雷頓森林確定了二戰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雖然1971年尼克松總統宣布終止美元與黃金之間固定兌換比率標志著該體系的瓦解，但是由于當時美國在政治軍事及高科技領域任然具有巨大優勢，所以美元任然是主要的國際貨幣，大部分國際貿易仍然以美元進行結算。也就是說國際美元信用本位體積還在繼續。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今天。
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等大部分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例迅速下降，這一現象被稱為“去工業化”。美國的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在1965年達到28%的高峰值后，便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之中。對于“去工業化”的原因，瑙索恩和納瑪斯旺(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指出主要是國內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從制造品轉向了服務，制造業的生產效率相對服務業大幅度提高，以及與之相關的制造品價格大幅度下降。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競爭這一外部因素對去工業化的貢獻不足五分之一 。在完成了去工業化的過程之后，美國國內的生產行業基本上轉移到了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于此同時，美國也從一個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體轉變成為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體。在后工業時代的美國，很多人認為服務經濟可以很好的取代商品經濟，就如同19世紀它從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體轉變為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體是一樣的。
因為兩者同樣能賺錢，產生巨大的GDP。但是這混淆了錢與財富的區別。
在美國漸漸喪失生產能力的同時，另一個不好的消息是美國100年來形成的超強消費能力和借貸消費方式。美國消費量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保持在70%以上了，而從1856年，I.M. Singer公司的市場營銷總監Edward Clark想出一招為他們公司的縫紉機進行分期付款開始，美國的借貸消費模式已經開始在美國這片肥沃的土地生根發芽。時至今日，美國人的信貸項目已經從當年的縫紉機發展到住房抵押貸款、汽車貸款、教育貸款，以及最近世界矚目的次級貸款。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就一針見血的指出，即使在金融危機下的情況下，美國的消費方式仍然不會改變。
關鍵詞：貨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 國際貨幣體系
引言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越來越多的學者們開始關注現有貨幣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和隱含的巨大風險，加快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重新被人們所重視。近年來不少學者開始預言未來20—40年內，國際貨幣體系將會發生重大變化，美元的霸權地位將有所動搖，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人民幣的作用將更加凸顯。因此，在這國際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沿著國際貨幣體系發展變化的趨勢、追尋美元、馬克、日元等相關貨幣的國際化經驗，探討有關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問題，具有重大意義。下面將有關世界主要貨幣國際化的歷程及其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的相關論文進行歸納總結，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貨幣國際化涵義的討論
隨著金融全球化發展的不斷深入，有關貨幣國際化的研究也日益增加，關于貨幣國際化的涵義學者們眾說紛紜，但尚未形成一個標準的、統一的概念。大體上來說，貨幣國際化最突出特點就是貨幣的職權將不再受一定行政區域的限制。Cohen（1971）最早從貨幣職能角度定義了國際貨幣，認為國際貨幣就是某種貨幣國內職能在國外的擴展。政府和有關部門出于多種目的，將貨幣的使用擴展到其發行國以外的地區時，該貨幣就發展成為了國際貨幣。Hnrtmann（1998）認為，當某國貨幣被貨幣發行國以外的機構和個人接受并行使交換媒介、記賬單位和價值儲藏職能時，其國際化之路就開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貨幣國際化是指一國貨幣跨過本國國界，在世界范圍內自由兌換、交易和流通，最終走向國際貨幣的過程。
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的呼聲高漲，國內學者對于國際貨幣的研究也越來越多，他們給出了如下定義：游春（2009）指出，貨幣國際化是隨著本國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在國外市場的擴展，該國貨幣在本幣職能基礎上，通過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境外貨幣自由兌換等多種方式流出本國，在境外逐步行使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儲藏手段和價值尺度的職能，從而由國家貨幣漸漸演變為區域貨幣、世界貨幣的過程。戰玉峰（2009）提出，國際貨幣等同于世界市場上普遍接受和廣泛使用的特殊商品，它是指在國際范圍內，全部或部分的承擔著交易媒介、價值尺度、儲藏和支付手段等職能的貨幣。
二、當前貨幣國際化的主要理論
貨幣替論：貨幣替代是開放經濟中所特有的一種貨幣性擾動。V.K.Chilly（1969）提出“貨幣替代”的概念，它是指在貨幣自由兌換的前提下，外幣全面或部分地取代本幣行使價值尺度、交易媒介及價值貯藏等職能。Mckinnon（1985）將貨幣替代分為直接貨幣替代和間接貨幣替代，前者是指兩種貨幣在相同的商品領域作為支付手段競爭，后者則是指非貨幣金融資產在投資者之間的轉移。此外，貨幣替代又可分為對稱性貨幣替代和非對稱性貨幣替代，前者是指本國居民和外國居民相互同時持有本幣和外幣，后者一般發生在欠發達國家，它是指本國居民對外幣有持有的需求，而外國居民對本幣無需求。貨幣替代的過程實質上是不同的國家之間貨幣競爭的過程。Calvo， Yegh（1992）從交易媒介的角度出發，重點研究了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替代現象，他認為貨幣替代是拉美經濟美元化的最后階段。Guidotti & Rodriquez（1992）提出了貨幣替代的棘輪效應（ratchet effect），它是指在現實中，當一國貨幣完成了對他國貨幣的替代，反替代的可能性就變得極小。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優貨幣區（Optimal Currency Areas，以下簡稱OCA）理論是關于區域貨幣一體化及匯率制度安排的理論，最早由Munddl于1961年提出。具體而言，最優貨幣區是指區域內國家在經濟趨同的基礎上逐步實現貨幣一體化，繼而擁有一個共同的貨幣，或是在區域內保持各國剛性的固定匯率和貨幣的完全自由兌換，而對區域外實行浮動匯率。繼Mundell之后，MeKinnon提出了經濟開放標準，即通過測算貿易品占非貿易品的比例來衡量一國經濟開放程度，在經濟開放程度較高、貿易聯系密切的國家實行單一貨幣較優。相反，若采取浮動匯率制，由國際收支赤字所造成的本幣匯率下浮會導致較大幅度的物價上漲，從而抵消了本幣匯率下降對貿易收入的促進作用。接著，Kenen又提出了產品多樣化標準，認為產品多樣化程度較低的國家，抵抗外來經濟沖擊的能力較弱，應當實行單一貨幣。此后眾多學者先后提出了單一貨幣聯盟的選擇標準。Minz認為政治因素在貨幣區選擇中至關重要；Fleming主張將通貨膨脹水平作為劃分的標準；Ingram認為應當充分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提出了金融市場一體化標準。Lars在Tavlas、Baymoumin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將最優貨幣區理論擴展為一系列標準，從而避免了單一標準的缺陷，并將這些標準細分為國家的具體標準和貨幣聯盟的具體標準兩類。其中，國家的具體標準主要有工資與價格的高度靈活性、產品的高度分散性。貨幣聯盟的具體標準有相似的產品結構、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經濟活動的高相關性、經濟政策偏好的相似性、文化與歷史因素的類似性等。
三、對于引入他國貨幣國際化經驗的總結
在引入世界主要貨幣國際化進程來指導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國內學者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并且研究大多只是停留在理論分析和設想層面，缺乏理論支撐和驗證。陳炳才（2001）分析了人民幣可兌換的不對稱性問題，他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應走美國式路徑，即通過提高人民幣的聲譽和加快人民幣可兌換來實現。周林、溫小鄭（2002）對美元國際化、日元國際化，以及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貨幣國際化歷程進行了概括總結。李建軍（2003）比較了美元、日元和歐元的國際化路徑，他認為美元國際化依賴于全球性匯率協作制度安排，歐元國際化依賴于貨幣聯邦制的區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國際化則依賴的是經濟發展和金融深化政策。李伏安（2009）分析了美元演變為世界貨幣的歷史過程以及日元國際化進程受阻的原因，提出了發行人民幣債、發展人民幣衍生產品，健全資本市場等建議。
在借鑒他國貨幣的國際化經驗時，同為亞洲貨幣的日元，其國際化的失敗經驗對人民幣國際化有著很大的指導意義。上川孝夫、今松英悅（1997）指出，東亞地區發達的區域貿易帶有加工組裝貿易的明顯特征，零部件、中間產品和資本貨物的貿易大多集中在區域內，而最終產品市場仍然集中于以美國為主的外部區域，這樣的分工結構導致日元在亞洲貿易中難以發揮載體貨幣的職能。Mckinnon（2005）認為，亞洲雖然建立了以日本為中心的生產體系，但由于東亞國家“高儲蓄”問題的存在，使得亞洲國家的自身需求不大，而是過度依賴美國市場，因此亞洲國家將貨幣釘住美元便成了必然的理性選擇。多恩布什對匯率超調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他指出日元劇烈波動，匯率偏離長期均衡值，存在貿易交易和資本交易風險，是阻礙各類交易中日元使用范圍的擴大的原因。李曉（2006）認為在“美元依附體制”下，匯率變動在日本的傳導效應要比美國大得多，因為無法維持日元與美元幣值穩定，致使無法形成穩定的匯率預期，并且國內金融市場缺乏開放和活力，也阻礙了廠商正常的生產與貿易活動。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應追尋德國馬克的道路：殷醒民（1998），通過分析德國馬克國際化過程說明了金融穩定在貨幣國際化中的重要性，并給出了金融穩定的基本條件：低通貨膨脹率、完善的金融市場和以技術復雜的制成品為主的貿易結構等。中國金融學會王信（2009），通過研究西德馬克可兌換和國際化歷程，提出了以下建議：人民幣國際化要在貨幣政策自主、有效，國內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的基礎上進行；允許人民幣在未實現可兌換前發揮部分國際貨幣職能；抑制套得資金單向大規模流動等。
四、有關貨幣國際化影響因素的討論與驗證
貨幣國際化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MF）結合世界主要國家貨幣國際化的歷史經驗，提出了作為貨幣國際化的發行國一般應該具備如下條件：一是具有一定的經濟發展規模和開放程度，這是一國實現貨幣國際化的基礎；二是具有充足的國際償付能力；三是宏觀經濟相對穩定和具備有效調控的條件；四是具有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五是具有合理的匯率水平。一些國外學者試圖從貿易結算時的貨幣偏好出發，分析一國貨幣國際化的條件，McKinnon（1979）從產品競爭力角度對計價貨幣進行了研究認為技術含量高的產品能夠形成“技術壟斷”，從而該類商品往往以出口國的貨幣計價，而初級商品的出口國則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這類商品反而以進口國貨幣計價。這充分說明了出口貿易結構對貨幣國際化產生的影響。曾康霖、虞群娥（2002）認為，一種貨幣國際化的條件包括該貨幣未來的價值可以預測、支持該貨幣的是一個強大和富有競爭力的經濟實體、具有開放和高度發達的金融體系。閔娟（2005）則更加強調了政府之間的制度合作，即通過政治來推動貨幣國際化的重要性。
貨幣國際化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Grassman（1973）通過觀察丹麥和瑞典間的貿易，發現在國際貿易中人們傾向于使用生產者所在國的貨幣計價。清華大學李稻葵、劉霖林（2008）利用各國央行國際儲備、貿易結算、以及國際債券中不同貨幣的占比情況進行計量分析，得出了影響一國貨幣國際化水平的內在因素。并進一步模擬了未來2020年主要國際貨幣在國際儲備、貿易結算及國際債券中的比重，特別是在假設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前提下，得出人民幣在國際儲備和國際債券中的比例可能達到近20％的結論。
五、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時機是否成熟的討論
我國學者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曾憲久等（1988）提出人民幣的國際化我國實現金融國際化的重要標志之一，但并沒有對人民幣的國際化進行詳實的分析。此后，姜波克等一批學者開始從貨幣國際化的一般規律出發，詳細分析了人民幣國際化當前的發展階段、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國際化帶來的經濟效應等問題，并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構想。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時機是否成熟的問題在學術界引發了較大的爭論。一些學者認為，隨著我國各方面實力的增強，人民幣已具備國際化的條件；而也有一些學者不贊同人民幣在近期內國際化，并給出了相關理由。下面具體來看。
支持人民幣國際化時機成熟的觀點主要有：Andrew Freris（2003）分析日元和歐元沒有美元強勢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和歐洲是凈債務方，而中國作為大量持有美國國債的債權國，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潛力很大。高圣智（2007）認為，中國目前存在巨額的貿易順差和充足的外匯儲備，可進行資本輸出，這將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朱民（2008）同樣從國際債權債務關系的角度出發，指出債權國貨幣才會成為國際貨幣和強貨幣，中國已從債務國轉變成為債權國，而人民幣從弱貨幣轉變成為強貨幣將是一個最大的變化，人民幣有成為國際貨幣和強貨幣的可能。羅熹（2009）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正面臨歷史機遇，理由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世界貨幣體系變革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中國金融體系比較穩定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劉煜輝（2009）認為從中期來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條件其實已經具備，這主要是由于近5-lO年中國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國，形成了龐大的逆差，而逆差的形成是一國貨幣走向國際化決定性的條件。
持反否定意見的學者大多認為，目前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上還存在著很大的障礙，他們的觀點主要有：Barry Eichengreen（2005）分析，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并不容易被他國替代，至少在未來四五十年內人民幣成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的條件還不成熟。巴曙松（2007）利用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儲藏手段、國際經濟政策工具等貨幣國際化指標，來衡量了人民幣國際化現狀，發現人民幣目前所發揮的國際貨幣職能有限，并多限于周邊經濟體，所以雖然人民幣已經開始了國際化的步伐，但目前仍處于貨幣自由化的深入階段和貨幣區域化的初始階段。李稻葵（2008）指出金融體系尚不健全是阻礙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障礙，這是中國在經濟改革中采取溫和的壓抑政策所導致的。丁志杰（2009）表明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路徑應從區域化到國際化，目前中國還不具備全面開放的條件，人民幣的貨幣影響力主要集中于亞洲，因此立足亞洲，特別是東亞，是現階段現實的穩妥選擇。劉曙光（2009）總結了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國際環境條件和國內經濟、制度政策以及政治軍事實力等要素條件，并提出貿易結算外匯化、人民幣不完全兌換和匯率缺乏彈性等制度安排形成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掣肘。張禮卿（2009）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時機還不成熟，并給出三點原因，即我國的經濟實力還不足以支撐、我國尚不具備高度發達的特別是具有高流動性的國內金融市場、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沒有開放，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國居民和機構持有人民幣資產的自由和機會，從而也就限制了人民幣的國際化。
六、有關人民幣國際化路徑的研究
不少學者給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和方案：巴曙松（2003）指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應當采取務實策略，從邊貿推動下的人民幣區域化策略起步，逐步推進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作為結算貨幣的便利程度，提高人民幣使用規模，并相應做好監管方面的準備。人民幣國際化研究課題組（2006）指出，要把在華人較多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推行人民幣國際化作為近期和中期的目標，憑借香港、澳門與內地密切的貿易往來優勢，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實現，繼續穩妥推進中資金融機構在境外的人民幣業務。巴曙松（2008）給出了人民幣國際化需要經歷的三個階段，分別是人民幣自由化、人民幣區域化和人民幣全球化。李稻葵（2008）則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可以采取雙軌制，第一個軌是立足于中國境內，實行有步驟、漸進式的資本賬戶可兌換，并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第二個軌是在以香港為主的境外，擴大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市場規模及交易水平，發展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市場，充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盡快在境外建成與歐元證券、美元證券相抗衡的人民幣金融市場。黃海洲（2009）提出，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新改革開放的推進器，應該分三步走，即第一步：支持人民幣在雙邊貿易中作為計價單位，促其成為結算貨幣；第二步：積極利用中央銀行之間的互換協議，促進人民幣成為投資貨幣；第三步：創造條件使人民幣及早成為SDR的一部分，促其成為儲備貨幣。
七、文獻綜述的啟示
在大量閱讀文獻、分類整理后，我發現在以往的人民幣國際化研究中，關于貨幣國際化的概念、人民幣國際化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徑和時機的選擇等問題是討論的比較多的。比較欠缺的方面在于：首先，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層面，而缺乏對貨幣國際化問題，特別是對于貨幣國際化影響因素的定量研究。其次，關于貨幣國際化經驗方面挖掘的并不是很深，大多都是簡要的回顧一下別國貨幣國際化所經歷的主要階段，缺乏對于當時該國經濟、金融、包括政治情況的進一步探討。再次，前人對于世界主要國家貨幣國際化經驗的借鑒，大多只是停留在美元、日元馬克上的經驗研究，有關韓元和新加波元的探討卻很少涉及，然而我國作為亞洲大國，亞洲貨幣的國際化經驗對我們來說有著相當大的借鑒意義。因此作者認為今后有關貨幣國際化問題的研究，可以更多的關注上述幾個欠缺的方面，對世界主要貨幣國際化和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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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際貨幣體系;最優貨幣合作;可行性
一、次貸金融危機暴露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足
從2007年的次貸危機到2008年的由雷曼兄弟倒閉而拉開序幕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場從華爾街蔓延開來的金融災難席卷全球,其傳播范圍之廣,破壞力度之大,出乎世人之所料。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美聯儲的政策造成的,但從根本上來分析,是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諸多缺陷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規模爆發。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缺陷:
首先,特里芬難題尚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將原有的矛盾進行了分散化,保證了提供國際清償力的穩定性,其實未從根本上解決特里芬難題。貨幣發行國在順差國和逆差國之間選擇的矛盾仍難以解決。
其次,美元本位貨幣地位造成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方面的失效,導致全球失衡日益加劇。美元充當國際儲備貨幣、交易貨幣和結算貨幣,非國際貨幣國家為了防范風險和維持匯率目標不得不被動持有美元儲備資產。世界各國對美元儲備資產的需求,使美國有條件保持資本和金融項目的持續順差和經常項目的持續逆差,并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
再次,國際儲備貨幣發行缺少必要的約束是導致流動性泛濫和各國貨幣關系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可以完全根據自身利益的需要發行美元,為了獲取通貨膨脹稅和鑄幣稅收益,美國有動機不斷擴大貨幣發行,這是導致流動性泛濫的重要原因。此外,沒有國際收支平衡的制約,缺乏必要的貨幣發行約束,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匯率就沒有最基本的均衡價值基礎,成為導致各國貨幣關系無序調整和波動的重要因素。
二、推行區域貨幣的趨勢愈發明顯,亞元區的建立面臨多重困難
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規模爆發更加凸顯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足,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包括了建立超貨幣,建立一個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和推行區域性單一貨幣的諸多設想。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貨幣區域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歐元的成功啟動和中北美區的貨幣合作以及拉美國家的美元化是這種趨勢的具體表現。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一極,亞洲各國亦有必要加強地區內的金融協調與合作,亞洲區域貨幣面臨著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趨勢。
由于亞洲是目前全球經濟多樣性最明顯的地區之一,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從經濟總量看,中國、日本居首,“四小龍”次之,東盟國家最弱,總量相差極為懸殊;從經濟體制上講,既有完全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又有處于轉型期的國家,如中國、越南、緬甸等,還有新興市場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各國經濟國和日本有比較健全的產業體系,有些國家的產業結構則不健全、不完善、相對單一。除日本、香港、新加坡外,其他國家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需要進一步加強金融市場建設。亞洲金融市場規模較小,沒有統一的監管體系,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中存在大量的壞帳和死帳。經濟上的巨大差異增大了亞洲各國貨幣合作的難度。
因此,從現實條件來看,整個亞洲在構建最優貨幣區方面還欠缺許多重要條件。但在建立亞洲區域貨幣體系的過程中,可以先進行較小的局部區域范圍內的貨幣一體化嘗試。經過初步細分可以發現,東亞地區基本上存在著三個“經濟平臺”,即ASEAN(東南亞國家聯盟),由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和港澳地區組成的“中華經濟圈”,以及日韓的“東北亞經濟圈”等。通過這三個“經濟平臺”的貨幣合作,探索出貨幣一體化的運行模式,從而再將貨幣合作推向整個亞洲,推出真正意義上的亞元區。
三、從最優貨幣區理論分析在亞洲三個“經濟平臺”內進行貨幣合作的可行性
蒙代爾在1961年發表的論文《最優貨幣區理論》中,首次提出將世界經濟劃分為若干個貨幣區,每個貨幣區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或使用同一種貨幣,對區外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最優貨幣區(Optimal Currency Area,OCA)”理論。根據蒙代爾及其后學者對最優貨幣區成員國應具備條件的研究,應具備的條件包括:(1)生產要素自由流動;(2)經濟高度開放;(3)經濟多元化;(4)通貨膨脹偏好相似;(5)政策一體化;(6)金融一體化。本文將從亞洲三個“經濟平臺”中的各國經濟一體化的程度以及各國經濟發展發展水平的相似性和對外部沖擊的適應性兩方面來考察三個子區域內進行貨幣合作的可行性。
(一)區域內貿易結構
1.對外經濟開放度。衡量對外經濟開放度的傳統方法是計算一國對外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隨著跨國投融資規模的日益擴大,衡量一國對外經濟開放度還應充分考慮該國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與世界經濟融合的程度。本文采用“綜合開放度”指標進行衡量,綜合開放度=1/3×(國際貿易比率+對外和外來直接投資比率+對外金融資產負債比率),據此計算的三個“經濟平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2007年綜合開放度如圖所示。
(從表中可以看出)東亞地區綜合開放度水平較高,其中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作為地區貿易、金融中心,對外開放度很高;中國、日本、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的綜合開放度較低。表中還顯示,亞洲“ 四小龍”及東盟各國基本屬于開放經濟,對外開放度水平較高,表明這些國家經濟對匯率波動十分敏感,有必要推進區域貨幣合作。
2.生產要素流動性。在中華區內,由于共同受到的都是華夏文明的熏陶,在語言、文化方面完全沒有障礙,中華區內的勞動力要素流動性較高。東盟各國大多處于經濟起飛與發展階段,存在大量農村勞動力可向城市轉移,并且工會力量弱小,工資價格彈性高。各國處于社會穩定的考慮,往往對勞動力流動設置較多限制。各國語言、法律、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差異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較多。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東盟勞動力要素流動性很低。日本和韓國的勞動要素的流動性較之東盟區而言高一些,明顯低于中華區。
(二)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似性和對外部沖擊的適應性
經濟發展水平趨同是區域貨幣合作的基礎,雖然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各國之間總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正在逐步縮小,但在關鍵指標上仍存在較明顯差異。
工資價格彈性:一般而言,工資價格彈性較高,對外部沖擊的調整能力較強,區域貨幣合作就越容易實現。東亞地區的情況決定了該地區有較高的工資價格彈性。首先東亞工業化過程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量轉移,這在滿足對勞動力巨大需求同時,也保證了勞動力市場的充分彈性;其次東亞國家一般沒有制訂最低工資法、就業保障法等法規,工資水平基本由 勞動力供求決定;最后亞洲國家工會力量與歐美相比十分弱小,失業保險制度也不健全,導致工資剛性不強。在亞洲三個“經濟平臺”中,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工資價格彈性都較高,有利于“經濟平臺”內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和匯率合作。
表52007部分東亞國家的主要經濟指標
四、結論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中華區,區域內貿易水平,對外開放程度,生產要素流動性和工資價格彈性都較高,可以考慮在該區域內進行貨幣和匯率的合作。在東盟區內,區域內貿易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工資價格彈性雖然都較高,這些特征符合了構建最優貨幣區的基本條件,但在生產要素流動性,經濟發展水平相似性方面,卻相差很大,尚未具備建立最優貨幣區的基本條件。在日韓區,雖然經濟發展水平相差不是很大,對外開放程度亦很高,但區域內貿易水平,生產要素流動性方面也尚未具備構建最優貨幣區的基本條件。為了實現亞元區的成功建立,在東盟區內,只有逐步提高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和部分較為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加快國家的經濟發展步伐,減小區域內國家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才能實現區域內很好的貨幣合作。日韓區亦需要加強區域內的貿易合作,方能使構建亞元區的設想更向前邁進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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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貸幣
一、全球經濟逐步復蘇，但時間漫長
就目前的態勢來看，金融危機后的全球經濟正在逐步走向復蘇，但是由于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其要完全復蘇所需的時間將會是十分漫長的。首先，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動資金短缺或償付能力不足的現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銀行等金融機構剝離了大量的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資金以彌補其虧空。其次，全球經濟的復蘇還會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例如美元的貶值、經濟的失衡及失業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貶值極有可能造成在實體經濟或金融市場中出現新的泡沫，嚴重影響了經濟或市場的穩定性；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失衡會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速度，其要達到再平衡的態勢又需經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才能得以實現；此外，失業率的攀升、就業壓力的增大等非經濟因素則會從另一角度制約和干擾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諸多有利的因素將從正面推動全球經濟的復蘇，而且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其形勢還是比較樂觀的。首先，針對于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都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及措施，這對刺激經濟的不斷增長、恢復當前的市場信心、扭轉經濟的下滑態勢、促進經濟的快速復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國為了應對本次金融危機，刺激本國經濟的增長，從國家財政上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了巨額的投資，并對其他領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積極培育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政策或措施都將大大的推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其次，科技的創新、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將從很大程度上促進全球經濟加快復蘇，在長期內會決定全球經濟增長的總趨勢。因此可見，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仍將會在整體上實現復蘇，但需經過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
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產業轉移加速
從另一角度來說，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實質上是對早先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一次強制性的調整，其調整的原因是該模式無法維持全球經濟的持續曾長；經過這次強制性的調整，可以使全球經濟重新回到再增長的良性循環之中，但其調整的成本卻是極其高昂的，導致了全球經濟的一次重大衰退。
為此，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整體角度出發，必須對早先全球經濟的增長模式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調整，例如發達國家必須適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遏制超前和過度消費，減少自身的資產負債率，執行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等；而發展中國家則需重新調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擴大內需，刺激?肖費，以實現從內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或拉動，防止因外部不穩定性所導致的經濟增長乏力。
經過本次金融危機，全球產業將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場潛力大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或其他新興市場轉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礎上盡早實現對產業的轉型或升級，以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全球經濟的早日復蘇以及進一步的發展。首先，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產業有望引領全球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在本次金融危機過后，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紛紛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等領域的技術研發投人力度，努力推動其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并以此來引領全球產業結構的再調整，使其拉動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增長。其次，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載體，西方發達國家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在技術創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國際分工中處于領先地位，其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和運用低碳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仍將繼續發展金融、保險、信息、科技、法律、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優勢。由此可見，全球產業轉移將呈現出多層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橫向與縱向相互交融，從而形成更加復雜的全球產業格局。
三、國際貿易投資加速，但受保護主義制約
隨著全球經濟逐漸走向復蘇，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投資將會再次活躍，并從很大程度上推動全球經濟加快復蘇。首先，全球產業轉移將在更廣范圍、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上進行，從而大大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并且拉動了全球范圍內相關服務業的增長，創造出了愈來愈多的就業機會。其次，國際貿易投資的加速還會對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在區域內其產品、資金、技術、人員等要素的流動會更加便捷，其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會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或空間。最后，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的迅速發展，也會帶動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從而創造出對綠色產品、環保節能技術及設備的更多需求，拉動全球經濟和市場的復蘇。
但是，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各國由于大多是從自身角度出發，為加快本國經濟的復蘇，將采取一些對本國經濟或市場的保護主義政策及措施，這對于國際貿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首先，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盡快恢復經濟，保持經濟的平衡，將調高存款準備金率、減少超前消費、擴大國內需求、降低進口需求，因此這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增長尤為不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其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增大的現象，也將會對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一定的沖擊，其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恢復就業市場，降低失業率。最后，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企業破產率的增加，各國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通過設置相關障礙防止過多的本國企業被兼并或控制，盡力降低其投資或兼并活動給本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不利影響，從而弱化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限制了國際性投資活動的發展。
四、國際貨幣體系出現新變化。但仍將以美元為主
>> 淺談次貸危機產生的原因、蔓延及影響 金融危機產生及蔓延的原因分析 美國次債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分析 美國次債危機及對中國的影響分析 論歐債危機形成原因及中國的應對策略 財務危機的形成原因及對策分析 歐債危機原因分析 歐債危機與美債危機產生原因及對比分析 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的實證分析 次債危機前后中外股市相關性實證分析 次貸危機與歐債危機發生的原因及其思考 歐債危機爆發的原因及影響 論當前歐債危機發生的原因及啟示 歐債危機的政治經濟原因分析 美國次債危機影響分析 探究歐債危機的形成根源 歐債危機蔓延銀行業 美國次貸危機的原因分析 歐債危機原因及改善建議 美債危機與歐債危機的區別及前景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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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貨幣合作可行性機制葉策
[論文摘要]在東亞(包括東盟和中日韓)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加強，區域經濟關聯度不斷提高的情形下，加強東亞貨幣合作，構建東亞單一貨幣區是大勢所趨，有必要對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基礎進行闡述.對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進行分析，進而明確東亞貨幣合作機制和我國的時策。
現今作為區域貨幣合作典范的歐元已經成功啟動，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強勢發力業已引起普遍關注，這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東亞毫無疑問是個刺激。而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也鄭重的警示了東亞各國加強區域性的經濟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風險的必要性，區域性的貨幣危機需要區域性的貨幣合作來防范已成為共識。同時加強貨幣金融合作本身在區域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形勢下也是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必然要求。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分析
“貨幣一體化是指各國在貨幣方面的融合、結合、整合的行為、現象和趨勢。根據區域內各國貨幣合作的程度，可以將貨幣一體化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區域內貨幣政策協調;二是區域貨幣聯盟;三是單一貨幣區，又稱最優貨幣區，是區域貨幣合作的最高層次。”“最優貨幣區，具體說來是指由一些彼此間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比較靈活，經濟開放程度和金融一體化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和通貨膨脹率相近，經濟政策較為容易協調的國家與地區所組成的貨幣區。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蒙代爾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為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該理論最初關注的是成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問題，蒙代爾、麥金農、彼得凱南、伊格拉姆分別提出了確定最優貨幣區的單一標準: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經濟開放程度、低級產品的多樣化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隨著實踐進程的發展，單一標準的理論已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于是，后來的經濟學家將該理論作了進一步發展，使該理論的研究重點轉移到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員國會損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會喪失巨額的鑄幣稅收人，同時要支付較高的貨幣轉換成本，會使其財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牽連，進而會影響到其國內經濟的平衡性和穩定性。而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效益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減少交易成本，降低匯率風險。單一貨幣區建立后，區域內貨幣交易被取消，這將節免貨幣兌換的成本，可以節約大量人力財力，有助于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貨幣交易的取消，“也就從根本上避免了匯率波動對貿易和物價的不利影響及由匯率波動所引發的金融危機，特別是能避免短期國際資本的沖擊，因為單一貨幣會使最優貨幣區內的貨幣規模巨增，將致使投機者無力制造差價實現套利。(二)減少外匯儲備成本，節約外匯儲備。貨幣一體化，可以通過集中各國的外匯儲備和協調成員國彼此間抵消貿易差額來實現區域內外匯儲備的節約。(三)貨幣一體化還可以降低各成員國的通貨膨脹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穩定成員國國內的宏觀經濟環境川。(四)貨幣一體化還將擴大各成員國的國際影響力，并且為各成員國接下來的深層次政治合作打造平臺。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分析
從長遠看來，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各國彼此間貿易、投資、金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以及受國際趨勢的影響，東亞地區構建單一貨幣區是勢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東亞貨幣合作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按照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構建單一貨幣區的成員國應當符合的內部條件有: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高，各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趨同，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強，各國政策的協調一致性強，所建貨幣區內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目前的現狀分析看來:在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方面，東盟、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了，則對匯率波動就會敏感，東盟和亞洲四小龍更是如此，這將促使各成員國就匯率產生共同的需求，他們需要進行貨幣合作，實行匯率聯動;在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方面，東亞各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和貿易往來占該區域投資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這也為他們進行貨幣合作提供了現實的經濟基礎;在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性方面，東亞各成員國參差不齊，人均GDP高低不一，經濟發展水平大相迥異，這與最優貨幣區理論建立單一貨幣區所要求的條件差距較大;在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資本跨國流動性由于受種種因素影響譬如歷史、文化、宗教等顯得較弱，其中的人力價格因素進而導致物價因素也差異較大;就資本而言，像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較低，金融管制較嚴，在資本的可自由兌換方面尚未完全放開;在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性方面，就金融體制而言，東亞各國大都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制這點是相似的，但各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卻會增加實施共同盯住籃子貨幣乃至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操作難度，自然會增加推行統一貨幣政策的難度;在所建貨幣區內是否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方面，東亞的新加坡、韓國雖富，但由于國家小，總國力規模尚不夠強。日本具備成為核心國的條件，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東亞大多數國家對其持不信任態度，而且近十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低迷.顯然它并不適合擔當這一角色。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人民幣也已經成為周邊國家的主要結算貨幣，但是由于總體經濟規模還不夠大，目前也不適合成為核心國，所以東亞尚沒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外部條件看，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東亞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要求大國之間進行有效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好的發揮作用，從而為東亞的貨幣合作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可是，時至今日，美國、歐盟、日本為了爭奪國際貨幣的壟斷地位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想達成一致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就目前而言，東亞地區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條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區域的單一貨幣區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包括中國大陸、港澳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目前的條件已趨向成熟(注:朱芳，東亞次區域貨幣區建立的條件分析，當代亞太，2003.12)，而人民幣貨幣區的建立也會為最終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奠定堅實的基礎和提供寶貴的經驗。同樣，東盟十國也可以嘗試成立類似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
三、東亞貨幣合作機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臺:擴大東亞貨幣互換。2000年5月6日在泰國舉行的東盟10+3財長會議上，就東亞地區加強財政和金融的合作問題達成了“清邁協議”，其中涉及多項金融合作的內容，最主要的是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一國貨幣在陷人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在不需要擔保品的情況下就可以本幣購買對方國家的可兌換貨幣，待度過危機后，再按協議條件，在約定的未來某一時刻，按照購買時所使用的匯率，用已購買的可兌換貨幣購回本幣。貨幣互換是獲得緊急融資的有效途徑，它有助于成員國提高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清邁協議是東亞貨幣合作的一次實質性進展，但只是屬于危機解救機構，要加強東亞貨幣合作就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加大貨幣互換，由雙邊擴展到多邊;而又因為東亞國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體制也不乏相似之處，彼此之間相互了解各自的國情，在經濟金融貿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儲蓄率、較高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等特點，在如上所說的擴大了的東亞貨幣互換的基礎上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也是有可能的。當然，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國和歐盟的博棄。
打造第二平臺:建立東亞匯率聯合浮動機制。東亞國家己具有建立匯率聯動機制的經濟條件和技術條件川，在經濟上，東亞國家彼此之間具有較高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以及較高的外匯儲備，這都為匯率聯動機制的建立提供了經濟基礎。在技術上，大多數東亞國家采取的仍是或相當于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建立東亞匯率聯動機制不需要對匯率制度進行根本變革，轉換成本相應的就小。同時，根據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所建貨幣區的規模越小，其經濟發展的一致性就越強，貨幣一體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發展成為單一貨幣區。因此，在東亞貨幣合作的過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體的分步走思路進行匯率安排，先選擇次區域，建設次區域單一貨幣區。就目前看，可以選出二個:東盟十匯率政策的總體協調，建立盯住共同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在各國和大中國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乃至臺灣省)。漢而后，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次區域間聯合，從而將匯率聯動機制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打造第三平臺: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因為“只有單一貨幣區才具有長期的可持續性和明確的制度約束，這是匯率聯動機制所無法比擬的’心三，而且伴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彼此間的利益枚關度越來越高，所以東亞作為不可分割的一個經濟體，建立單一貨幣區是早晚的事。當然，這需要各國拿出巨大的勇氣，克服多種困難.包括意識形態和歷史問題，其中加強政治對話和合作尤為重要。
四、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對策分析
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貨幣一體化需要三個基本條件;
一、貨幣區成員國之間貨幣可自由兌換;二、資本可自由流動;三、匯率可自由浮動。而根據“蒙代爾三角”學說，資本的自由流動，匯率的自由浮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三者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二者，這就意味著，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要有所作為.需要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但是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作為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復雜國情的世界政治經濟大國，就目前而言.這是不能做到的，這也構成了中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一大困難。然而，伴隨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中國參與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是勢在必行的，中國要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必須進行有效的政策調整，這包括:(一)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切實加強貨幣籃子的選擇，合理確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改革國內的各類金融機構，廣泛培育市場，努力加強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建設。(三)尤為緊迫的是，雖然我國已經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是，我國要進行區域貨幣合作就應當同樣逐步放開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其實，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資本項目，其他很多的資本項目往往通過采取各種非法的手段實現了人民幣的可兌換”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四)加強我國企業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現代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倡導自主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竟爭力，積極倡導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大企業對外投資，有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五)積極倡導和通力合作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六)加強政府間對話，強化政府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七)加強匯率聯動機制建設，首先要領導建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建設。
綜上所述、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東亞各國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日趨緊密，在東亞區域進行貨幣合作勢在必行。作為世界政治經濟大國，我們要果斷參與其中，有效調整各種政策，在確保國內經濟穩定的基礎上，通力加強與各成員國的合作，努力承擔起在東亞貨幣合作進程中的歷史重任，從而在這個互惠共贏的歷史機遇中全面增加我國的綜合國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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