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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現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
關鍵詞:資本積累；市場經濟；制度缺陷；產權界定
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增長理論得到長足發展,經濟學家們一直探討經濟增長的原因,將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發展,生產技術的進步及由此產生的市場規模的擴大都用來解釋經濟增長,這也為各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始于凱恩斯革命,如20世紀40年代哈羅德和多瑪構建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到后來在此修正基礎上構造的索羅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產生了以保羅,羅默和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理論由外生增長理論向內生增長轉化。雖然當代經濟增長理論沒有較為統一的模型,但無一例外地都將資本投入作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我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資本積累的問題。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經濟體制由單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轉變,計劃經濟也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與大多數其他后發國家相比,中國當代的資本積累在短時間內得到了快速增長,中外對中國創造的經濟奇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經濟增長掩蓋了資本積累中的許多問題,造成轉軌時期出現了經濟與社會矛盾,這同樣也值得我們思考。
一、當代中國資本積累存在的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滯后,使得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利界定和保障,資本積累方式也相異于傳統的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多種所有制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而相較于國有企業,資本積累的程度仍處于較低的水平。這主要表現在融資能力上的差異。當代,我國的銀行業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信貸業務,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銀行的信貸偏向于國有經濟。據統計,非國有企業從商業銀行貸款比例僅為16,5%,這使得許多中小企業只能依靠自身的資本循環或其他非正規的金融渠道獲得暫時的基本積累。
從居民角度看,資本積累來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徑較為單一。可以發現,美國人民的資產性財富增長與勞動收入的基本比例為22:1,這也是為什么美國人的收入高,傾向于消費而不是儲蓄的原因,因為美國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于資本。而中國卻不是,人民大眾的積累來源僅僅依靠微薄的工資,很少有其他的資本性收入。依據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論,當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們更原意儲蓄以用來滿足未來退休消費的需求,中國高額的儲蓄率由此產生。而由于銀行的存款利率長期低于CPI的增長率,居民自身的資本處于不斷貶值的過程。因此,有限的資本積累來源是中國大眾收入無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處于經濟轉軌的中國,不合法的資本積累也存在。部分官員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利,將權利資本化,使其成為市場經濟發展必備的要素投入,形成相當于國家壟斷的力量,提高市場準入門檻與運作門檻。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部分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壓低承包指標與租賃價格,或通過非法的財務手段低估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流失到尋租者手里。損害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
二、當代中國資本積累的制度分析
事實表明,我國當前資本積累發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經濟改革,造成了我國資本積累相異于傳統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這也是轉軌時期國家體制不完善的原因。我們可以從政府的約束與產權兩個方面出發,來探討當前我國資本積累扭曲的狀況。
(一)從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對經濟活動任意干預
較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國家政策多變,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張五常教授的話來說,“中國政策說好聽就是彈性大,說不好聽就是朝令夕改”。國家對微觀經濟活動進行行政干預十分普遍,如打著“宏觀調控”或是“市場調整”的名義,授意相關部門對微觀主體進行行政干預。市場規則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微觀主體無法很好地預測下一期的經濟狀況,一部分積累的資本需要防范風險,而無法全部投入生產。同時,國家政策制定沒有約束性,可能造成資本積累發生偏離。如我國在較長的階段主導工業發展,而忽視了農業與服務業方面的積累,造成了現在產業結構的不合理。
(二)從市場微觀主體的角度看,市場的平等需要國家作為監督者。而不是參與者
當代中國,多種所有制企業有了快速發展,在解決居民就業與社會資本積累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場經濟有較大比例的國有企業介入,這種條件下的市場就難有平等權,也難以法制。國企與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國家作為國企的股東,更傾向于為自己的企業“開綠燈”,通過越過法律的束縛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使國企資本積累不受約束。如最近的農行股改,國家對其壞賬進行買單;IPO發行的股票多是國企。正在審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國企居多,民營企業要想獲得同樣的待遇困難重重。可見帶有“國”字的企業就同于擁有了市場特權,在預算軟約束的條件下,國企不僅可以依靠自身來獲得資本積累,同時還可以依靠特權獲得額外的資本積累,政府背景使他們成為市場的強勢者。而較為弱小的民企,無論融資能力還是企業規模都無法與國企相抗衡。等級效應促使許多民企必須通過尋租賄賂的方式獲取市場的保護,在路徑依賴的作用下資本積累不斷變異,最后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產權不明晰,限制了資本應有的價值
例如農地制度,目前,我國雖然法律上確定了三權,即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但是農地轉非農地的問題遲遲沒有解決,限制了土地作為農民資產性收益的來源,資本積累方式受到限制。
產權的界定是為了稀缺資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場經濟定價的前提條件。由下表可知,我國的礦產資源特別稀缺,而在中國,各級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資源配置權利,扭曲了資源投入生產時的價值,無法體現資源的稀缺性,造成資源以低于市場很多的價格出售,降低了礦產資源在資本積累中的真實價值。大量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破壞使得原本資源稀缺的中國雪上加霜,資本的積累陷入了惡性循環。
三、小結
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遺留了許多問題,特別是體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遠。現階段法制不到位,產權不明晰與我國千年來傳統的封建意識和長期計劃經濟實踐造成的路徑依賴有著直接關系。當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資本快速的積累,但是我們也要警惕不良的資本積累方式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轉變資本積累方式,實現資本價格由市場決定,才是我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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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市場經濟起源于西方，當它傳入中國以后卻面臨了種種問題，其在中國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困難。墨家所主張的“兼愛、交利”思想正能給我們以啟示。它告訴人們在現實的功利世界，不要放棄道德目標，在思想深處實現內圣的理想。
我國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常常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尋找一種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場經濟的思想，又不違背我國的傳統文化。
一、市場經濟的基本倫理道德原則
道德是一股無形的力量約束著市場主體的行為，它使市場主體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考慮幸福、正義、公平等因素。因此，倫理道德對于市場經濟而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一種通過市場調節社會經濟活動，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組織方式，是商品經濟的社會化實現方式。構成市場經濟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標一致的經濟主體；第二，有作為市場客體的用于交換的商品化社會資源，有明確界定資源的主體條件和文化條件；第三，必須有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第四，必須有對自然資源認知的科技條件，有對資源進行大規模利用加工的技術條件和管理條件，有超地域大規模交換的技術條件；第五，有保障產權、保障主體平等地位和進行自由交換、維護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會盡力去追求個人自利行為效用的最大化，這是人類所有行為的基本動機和目的。但由于每個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們之間的競爭最終必然演化成這樣一種經濟局面：為了競爭中占得優勢，實現其經濟價值目的，他們都各自必須也必定會努力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擴大自己勞動產品的市場化潛力，而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為，最終必定帶來整個社會或市場的經濟效率的增長。這樣，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市場經濟就達到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效果。這也是經濟學的基本目標。
經濟活動中，我們不可回避這樣的問題，即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種既合乎經濟理性又合乎道德倫理原則的價值尺度。這就是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二)市場經濟活動中應該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則
首先，市場經濟活動應當堅持這樣的價值原則，即功利主義所提出的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主張，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樂的時候，你不僅應該考慮快樂的量，而且也應該考慮快樂的質；不僅應當考慮經驗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慮到心靈的、精神的快樂和幸福。功利主義相信，如果每個人都以這種方式看待幸福和快樂，那么個人的算計理性就可能轉化為社會的集體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經濟效率也是市場經濟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類目的性價值的直接體現。對于“效率”概念，倫理學上的理解認為，效率即是某種行為目的的價值實現。效率不僅意味著財富，而且也意味著社會美德。“美德”這個詞在古希臘文中有“成就”、“杰出”、或“優秀”等意思，而這些品質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為的價值效率。
最后，市場經濟在分配過程中應遵循公正分配原則。市場經濟不論人的出身、門第、登記、親緣關系等，它只按照每一個經濟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做出的有效貢獻來分配效用價值。市場以它的市場效率為第一分配原則。哪一個經濟行為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付出的成本較低，同時具有價格優勢，那么他可能獲得的利潤或效益就相對多。
二、墨學中的“兼愛”、“交利”思想的主要內容
“兼愛”、“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愛”學說是現代人類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價值，也為市場經濟行為提供了道德依據。它的論證方式是“實踐理性”的方法，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會道德經驗事實的理性分析或推理來尋求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為自己學說的宗旨，并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實現這一宗旨的基本原則。所謂“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還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會各等級、各成員之間的“和調”；“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奪，即“交相賊”。墨子把“交相賊”的原因歸結為“不相愛”、“別相惡”。為了“興利除害”，他主張用“兼相愛，交相利”的道德原則取代“別相惡，交相賊”。墨子認為，社會成員雖然貧富有別、貴賤有等，但作為道德主體卻是平等的。為天下興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為的目的，也是道德價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貴”，在于“義可以利人”。反之，“虧人自利”則“不義”。
2.志功為辨
墨子從強調功利出發，在中國倫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這對范疇，認為對行為道德的評價，應“合其志功而觀焉”。有將動機與效果統一起來的思想因素。動機與效果是一對有關道德評價的基本范疇。在道德評價中，應該如何處理動機和效果的關系問題，墨子認為“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人們做事的動機是好是壞，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據道德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來評價其善惡與否同時，也不可以對人們的行為動機不聞不問，要“合其志功而觀焉”。
3.兼以易別，以兼易偏
墨子在尋找社會弊端的病根時，指責了“不相愛”的道德現狀。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愛”來代替“不相愛”：“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墨子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愛代替偏愛”的命題。他主張的“兼愛”之普遍平等的愛，及不分血緣的親疏和等級的貴賤而給予無差別的愛。
三、“兼相愛，交相利”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的可能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夠完善，尤其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常常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因此，如何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除了法律，我們還應該尋求一種人文精神，從思想上約束經濟主體的行為。而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這種精神正是當今市場經濟道德建設所需要的。因為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與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存在著許多一致之處。
(一)興利除害與功利主義
在墨家的“兼愛”學說中，為天下興利除害的思想實質上是一種功利主義的道德觀，這與市場經濟活動中應遵循的價值原則——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認為“交相賊”的原因是“不相愛”、“別相惡”，而事實上“別相惡”是由于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時，產生了利益沖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他認為應該“興天下之利”，因為只有當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滿足的時候，真正的個人利益才能夠實現。這與功利主義的價值原則是十分一致的，兩者都主張義與利的兼容，認為人的個體行為必須符合社會整體的利益取向，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功利主義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場主體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考慮社會的公共利益，因為如果整個市場是“交相賊”的狀況，個人的利益根本無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實現，才能使每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滿足。
對于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興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來，中國的經濟領域出現了種種令人矚目的不道德行為：交易中的誠信缺失、為追求商業利潤而對環境的污染、傳銷行為的日益泛濫……這些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正影響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應該讓市場的行為主體明白，對公共利益的破壞并不能真正的實現個人利益，即使實現了，那也決不是長遠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證“興天下之利”的情況下，個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續地發展。
可以說，經濟學提倡的重視效率，是相對于社會總體效率而言的。因此，評價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效率應看其是否有利于整個社會的財富的增加，應把他的動機與效果相結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場主體行為的實際后果，要根據道德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來評價善惡與否。同時，絕不能采取對市場主體行為的動機不聞不問的實用主義態度。即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提高經濟效益，還要以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目標來參與市場經濟的建設，把動機與效果用以起來，做到“合其志功而觀焉”。
(二)兼以易別與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別”傳達著平等、博愛、民主的理念，這與市場經濟的公平分配原則極為類似。
墨子“兼愛天下”的道德理想從根本上反對了“愛有等差”的思想，認為應該以平等的、無貴賤之分的愛來代替偏愛，表達了墨子對民主社會的向往，體現了他對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理想。這種保證社會主體地位平等的原則正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市場經濟不管人是怎樣的出身或等級，都按照每一個經濟主體在市場活動中所做出的有效貢獻來分配效用價值，它反對不勞而獲、無功得利。兩者同時看到了社會財產的公平分配對整個社會的重大意義，
公平的分配原則對當今的中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優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努力尋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機制，來解決社會收入合理分配問題，從而緩解貧富差距擴大的局面，以實現共同富裕，達到理想的和諧社會。
四、結論
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原則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又與市場經濟的許多道德原則相一致。因此我們應該給予“兼相愛，交相利”更多地關注，它有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能力本位觀的確立；有助于系統的建構和確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學或公共哲學；有助于確立個體本位與重視社群相統一的新價值觀，兼愛理論的闡揚可以作為當代人文精神的傳統生長點和創造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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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貿易專業畢業論文范文一：論中國國際貿易中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徑
摘要:本文通過對美國物流成本計算方法和我國企業物流成本現狀的分析，提出了降低企業物流成本的幾條路徑，包括優化運輸路線、提高倉庫的利用率、合理控制庫存水平、提高物流組織管理水平等方面。
關鍵詞:物流 成本美國 中國途徑
一、美國物流成本計算方法
美國的物流專家RobertV. Delaney先生認為，物流就是對處于運動和靜止過程中的存貨的管理，并據此提出，物流總成本由運輸成本、存貨持有成本和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三部分組成，即:
物流總成本二運輸成本十存貨持有成本+物流行政管理成本
然而這一計算公式，是基于物流管理活動的基本功能來考慮的。它為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企業進行物流成本管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體系，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運輸成本包含了幾種常見的運輸方式所產生的成本，同時還包含了貨運成本和與發貨人相關的成本。與發貨人相關的成本包括貨主企業運輸管理部門的運營費用和貨物裝卸費用。公路運輸費用占了運輸成本的大部分。
存貨持有成本不僅包括通常所說的倉儲成本、殘損、人力費用，同時也包含了存貨的稅費、保險費以及由于存貨的過時和貶值所引起的機會成本。另一個重要的費用就是利息，它是由于存貨占壓的資金所產生的利息費用，其中:
利息=商業匯票貼現率x庫存總金額
把庫存占壓的資金利息加人物流成本，這是現代物流與傳統物流費用計算的最大區別，只有這樣降低物流成本和加速資金周轉速度才能從根本利益上統一起來。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則是按照全部物流成本的4%來計算的，即: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二(存貨持有成本十運輸成本)4%
這個4%的比例，則是一個經驗值，大體上符合美國現在的實際情況。
二、我國物流成本現狀: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損失巨大
我國的物流起步較晚。目前，物流成本管理應用的研究工作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還沒有建立專門的物流成本核算體系，缺乏規范的核算，但近幾年有不少企業己在探討和摸索，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果。國外咨詢公司如麥肯錫、埃森哲、美世顧問等調查中國物資市場后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物流還是處于初級階段，基礎設施、服務模式和運作觀念落后，人才短缺，成本高、效率低。發達國家的企業物流成本在銷售中的比例平均占9. 5%一10%之間，而我國企業的物流成本占銷售額的比例在20%-40%，據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發改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2005年全社會物流成本結構中，運輸費用增速明顯，占總成本的比例有所下降。當年運輸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為55 %，比上年下降了1.9個百分點;保管費用增長相對較快，比例有些上升，當年保管費用占物流總成本為 31.4%，比上年上升1.5個百分點;管理費用增速回落，占物流總成本比例保持13.5%，只比上年下降了0. 1個百分點。
三、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徑
(一)降低運輸成本的途徑。
運用線性規劃模型、網絡模型等數學模型，對貨物的運輸路線進行優化，最大限度地減少重復運輸、往返運輸、遷回運輸，在最短行駛里程內，將貨物送達目的地，充分提高運輸效率。在滿足客戶服務需要的前提下，盡量運用運輸管理系統(TMS )將小批量分次付運適當合并為較大批量一次付運。同時，運用科學的方法和恰當的數學模型，對貨物的碼放方式、車載貨物的品種與數量進行合理決策，最大限度地減少貨物的破損率，提高運輸效益。
(二)降低存貨持有成本的途徑。
1.提高倉庫的利用率。目前，我國已有倉庫面積3億多平方米，而其空置率卻達到40%。有條件的企業可以使用第三方物流、實行作業標準化、采用直接從廠家到客戶的付運方式、采用較高效率的倉管系統、無紙化辦公、考慮采用托盤操作或租用托盤等措施提高效率，減少存貨和倉儲費用。
2.合理控制庫存水平。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企業必須保有一定的庫存量，以降低缺貨所帶來的經濟損失。
(三)降低物流行政管理成本的途徑。
用供應鏈管理的理論武裝制造業企業，提高物流組織管理水平。中國與美國物流成本的最大差距在于管理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我國為14%，美國僅3. 8%。這反映了物流組織管理水平的差距。
(四)技術方面。
采用簡單、有效、費用并不高的手段與主要的客戶和供應商進行信息共享;利用Internet市場，用更低的成本銷售更多的庫存，利用Internet來采購;與物流服務市場連接，尋找專業化、社會化的倉儲與運輸服務商。
國際經濟貿易專業畢業論文范文二：我國國際經濟貿易戰略和趨勢的探究
摘要：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并在國際經濟貿易帶動下，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全球經濟結構也在不斷演變，經濟形勢風云變幻，市場競爭力日益增強，對我國國際經濟貿易帶來了巨大沖擊。當下，如何在經濟大變革時代，穩扎穩打，實施好每一項經濟貿易，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我國的對外貿易戰略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未來的經濟發展。
關鍵詞：市場經濟;國際經濟貿易;貿易戰略
2001年12月11日，我國度過了漫長的15年談判期，終于在這一光榮的歷史時刻，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而2015年7月，世界貿易組織(WTO)公布，截止到今年，對中國的15年保護期已經結束，這意味著中國國內經濟形勢發生逆轉。首先，允許金融、證券、鋼鐵、交通等外資企業進駐中國，而且國內所有投標項目，任何國家不得干預，也無權參與，僅允許個人財團參與。其次，去除海關關稅，所有從海外進入我國的商品一律免稅放行。而早在2013年10月26日，我國上海自貿區就已正式掛牌，標志著貿易自由化在我國實驗成功。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項極大的利好。隨著貿易自由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在世界經濟貿易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當國人正憧憬在形勢一片大好的藍圖中時，擁有龐大資金且技術領先的企業卻轉而投到發達國家門下，與此同時，我國的環境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在腹背夾擊的困境下，我國如何在經濟格局轉變的前提下，走出適合我國國情，更為優雅的步伐，從而趕超發達國家，達到世界領先的貿易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一、我國當下的經濟形勢
前不久，中央出臺了二胎政策，結束了我國一對父母僅可生育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政策。二胎政策的核心在于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據相關報道顯示，截止目前，我國的老齡人口已超過1.6億，并且正以每年800萬的速度遞增。尤其是今年，首次出現新就業人口低于退休人口，這表明我國正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以往我國引以為傲的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大量勞動力縮減，在嚴重缺乏勞動力的情況下，經濟力量也將逐步衰退。而二胎政策的提出，是否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還請拭目以待。
二、我國的對外貿易戰略
1978年，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國的GDP水平較之三十多年前，翻了幾番。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前，作為農業大國，人民處于食不果腹的生活之中，大面積貧窮，就業率偏低，對外出口量少，發展滯后。隨著改革開放的實行，我國逐漸加強對外貿易，鼓勵外來資本進駐我國。在此政策下，國外大批企業紛紛來我國投資辦廠，解決了我國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對外貿易戰略提出后，我國大量商品得以出口海外，從而獲得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據2011年的數據顯示，我國的外匯儲備額已達到30446.74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一個外匯儲備額超過3萬億美元的國家。另外，透過對外貿易，我國在工業領域引進了國際最先進的技術，為鞏固我國的工業發展提供了保障。但同時，弊端也日益凸顯，市場經濟環境被破壞，一個良性的競爭環境正逐漸向惡性競爭演變。部分專家學者就此提出了異議，我國當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否是明智的選擇?對此類問題，不得不引人深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大幅度拉低了我國的貿易壁壘，因此，我國必須轉變貿易戰略，以應對國際貿易的沖擊。
三、我國國際經濟貿易發展新思維
我國對外貿易的傳統戰略思維是出口導向型貿易，即以生產和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但就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該思維過于陳舊，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了構成了巨大障礙。而依托市場競爭，采取相應戰略調整，是目前尚可執行的有效策略之一：(1)在出口導向的基礎上，重點培養國內具有競爭力的中小型企業。我國中小型企業眾多，且擁有自己的科研團隊和科學技術，創新意識高，創造能力強，發展勢頭不可小覷。政府應對以上這些中小型企業進行大力扶持，以擴大內需，提升我國經濟水平。(2)實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養創新性人才，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下，學生淪為考試機器，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導致其在走入社會，在工作中缺乏競爭力。
四、結束語
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并在國際經濟貿易帶動下，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全球經濟結構也在不斷演變，經濟形勢風云變幻，市場競爭力日益增強，對我國國際經濟貿易帶來了巨大沖擊。以上，筆者從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以及貿易戰略做出了較為細致的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戰略調整方案，以此希望我國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早日成為國際市場中一面鮮艷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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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課程設置“重理論、輕實務”。
過于偏重理論課程，忽視實務課程，一些重要的實務性專業課程開設不足，造成學生知識結構不完善。通過對用人單位實際調查顯示，具備扎實的專業技能，并能熟練操作業務，在從事進出口業務中處于極為重要的地位。尤其對于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應屆畢業生來說，良好的專業能力素質不僅能有效縮短與用人單位的“磨合期”，較快進入角色，而且能提高工作的自信心，降低工作壓力，真正做到愛崗敬業。目前用人單位普遍反映應屆大學畢業生動手能力差，很多人由于業務素質達不到企業的要求而感到工作壓力太大、難以適應而頻繁“跳槽”換崗。這說明我們的專業課程設置過多注重理論知識教學，而在專業深度開發課程和實戰操作課程上還相對薄弱，需要根據社會需求在課程內容、時間安排、教學方式等環節作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隨著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已經由原來的精英教育逐步演變為目前的大眾化教育。除了極少數國家重點高校外，其它高校培養的都是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應用型人才，從事的是實踐性很強的具體工作，即使有部分學生繼續攻讀學位，但今后能夠真正從事科研工作的人也非常少。然而很多高校忽視這一事實，在確定學生培養目標時，不從學校自身的辦學條件、教師隊伍結構、學生素質出發，目標貪大、求高，培養方案照抄、照搬重點高校。其結果是課程體系中，理論課程比重過大、實踐課程比重小。片面強調專業理論的傳授，而忽視專業技能的訓練。
1.2課程結構過于專和窄，即專業主干課方向偏專，專業選修課過窄。
在專業主干課方面，大多數高校專業主干課基本為國際貿易、國際經濟學、國際貿易實務、跨國經營與投資等課程，專業課程過分偏重于國際貿易領域，國際經濟領域的課程偏少；在專業選修課方面，專業選修課的面過窄，選修課程不僅數量少，而且涉及的課程也主要涉及國際貿易領域，缺乏區域性研究課程，也缺乏培養學生語言表達和溝通、人際交往與中外文化風俗知識等方面的課程。學生可以選擇的余地小，縮小了學生的知識視角，削弱了該專業畢業生未來的工作適應能力。除此之外，專業主干課與專業選修課之間的內容交叉現象也較嚴重，大大影響了教學效果。
1.3課程設置中對創新能力重視不夠，培養形式相對單一而缺乏個性，不利于學生創造性思維的形成和創新潛力的發揮。
創造性能力素質培養，在課程設置中主要通過實踐性教學環節的學習和訓練來實現。具體包括專業實習、學年論文、學期大作業、畢業實習、畢業論文、課外創新實踐等。實踐教學為學生創造了開放的空間，動態的場景和發展變化的社會背景，是學生掌握課堂知識的重要載體，更是激勵和引導學生自主創新的動力和源泉。
通過調查顯示，目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創新能力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職業適應能力、業務拓展能力、知識更新能力和組織協調能力，其中業務拓展能力是核心和關鍵。要在大學四年學習期間使學生形成上述創新能力，僅靠課堂教學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加強社會實踐，加強實際業務操作訓練并從中探索其規律性。這就需要在改革與創新實踐教學環節上下功夫，從實踐教學目標、教學模式、教學內容、考試方法等環節入手，創造性地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培養，不僅需要有豐富教學經驗和科研能力的教授，更需要有實戰經驗的教練。但實際上很多高校由于建立課外實習學生到對口外貿企業實習困難比較大，因此在培養計劃中千方百計地壓縮、減少甚至取消校外實習，有些學校則完全用課堂模擬代替校外實習，而缺乏實戰訓練，嚴重影響和制約了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和提高。[論-文-網]
2.適應市場需要，重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
2.1調整課程體系，形成符合不同人才培育目標要求的課程結構。
不僅要強調“基本經濟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實務”三位一體，而且每一版快中的每門課程均要根據其在專業培養目標中的地位、作用進行整合，強調各門課的相互協調，加強課程內容的有機結合，體現課程之間的主次關系、層次關系及內在聯系，以實現課程體系的整體優化。課程體系的優化需要體現在廣和深兩方面。廣的方面，要做到課程涵蓋的內容能夠滿足國際貿易發展對經貿人才的要求，學生不僅要掌握基本的經濟貿易知識，而且要了解外部商業環境和投資環境的相關知識（其中包括相應的法律、政治環境）。比如，可開設“國際貿易文化”、“國際商務環境”等課程。深的方面，要做到不僅使學生能夠較為深入地掌握國際經濟與貿易理論的由來與演變，跟蹤國際經濟與貿易理論的最新發展，了解國際經濟與貿易的最新發展趨勢，掌握國際經濟與貿易法律與規則的最新變化，而且要注重針對性的深度的區域研究。如，關于美國這一區域的研究，應了解美國經濟、政治，美國文學，美國建筑等。因為要在經濟全球化的市場中獲勝，必須熟悉他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各方面情況。
2.2重新設計課程體系，提高實務性專業課課程比重，突出專業特色。
在長期過分強調“厚基礎”的培養目標指導下，多數高等院校的實務性專業課開設嚴重不足。認為學生只要有經濟學理論方面的基礎，專業課特別是操作性較強的實務課便可有可無，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后通過“干中學”就可以厚積薄發，發揮后發優勢。殊不知，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高效的企業要求學生能迅速“上手”進入角色，發揮科班畢業生的特長，而根本不會負擔畢業生長期適應和在職培訓的高額成本。由于目前的課程體系中，財經類各專業所開設的經濟學基礎課相差寥寥，專業基礎課也區別甚微，而惟一能區別學生專業特色的實務性專業課嚴重不足，必然導致各個專業都沒有明顯的“專業”特色。其直接后果就是畢業生擇業困難，或在工作中由于專業方面的“短腿”
而影響職業發展。因此，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課程體系中，除要有完善的經濟學理論基礎和專業基礎課程外，還必須有一定數量體現專業特色的實務性專業課程。作為應用性較強的實務課必須緊跟社會經濟發展實踐和就業形勢的需要。就目前國際經濟貿易實踐發展和外向型企業的人才需求來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必需開設的實務課程有國際貿易實務、外貿英文函電、國際結算、進出口單證實務、進出口報關實務、國際物流、電子商務、國際運輸與保險、進出口商品包裝、國際商務談判、商務禮儀等。合理的課程結構應該是經濟學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實務性專業課三者之間的比例為1：1：1的關系，而不是過去那種3：2：1的關系。
2.3加大對創新能力素質的培養力度，改變創新能力素質的培養方式，走出課堂，面向社會，開闊視野，對實踐教學理念、教學模式、教學內容和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創新2.3.1積極改進和完善進出口模擬操作訓練，配備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青年教師指導學生模擬訓練，讓學生在仿真國際貿易環境中體會貿易全過程，促進知識向能力的轉化，這是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基本前提2.3.2完善并強化國貿專業的專業實習、畢業實習的組織和執行力度，鞏固課外專業實習基地，保障學生能按照教學計劃進入對口涉外企事業單位實習和訓練，通過實習單位指導老師的傳、幫、帶，積累相應的工作經驗，這是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實踐要求2.3.3科學設置學期大作業、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社會調查等創新實踐環節。
配備有豐富教學和科研經驗的教師指導學生收集整理文獻資料、設計研究方案、掌握研究手段和調研方法，加強學生的多學科理論知識和技能的綜合運用能力的訓練，這是培養學生獨立完成課題研究和啟發創新思維的重要環節。
2.3.4細化實踐教學環節全過程，做到分段實施，循序漸進。
使教學模擬性實驗、專業實戰性實踐和專業綜合性實訓三個環節能環環相扣、有機結合，這是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有效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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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對涉外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但近年來卻出現了部分高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畢業生就業不理想，而很多外經貿行業找不到合適畢業生的矛盾情況。其主要原因是部分高校課程體系偏離社會需求。應該重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提高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
【關鍵詞】課程體系；創新能力；專業特色
近年來，中國加快了全球化趨勢下與世界經濟融合的進程，已經形成了“全方位、深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出現了“國內競爭國際化、國際市場國內化”的局面。這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科畢業生創造了更大的就業空間。一方面，外資企業“走進來”，幾乎滲透到中國的每一個行業，外資企業開展業務急需一大批國際經貿專業人才；另一方面，國內各類企業的涉外程度普遍提高，產品出口國外和原材料、中間產品國外進口的比重大幅增加，特別是在我國“走出去”戰略指導下，一大批國內企業已經或正在走出國門直接到外國從事生產經營，企業涉外業務的增多無疑大大增加了國際經貿人才的需求。
1經濟全球化趨勢對管理人才培養理念的影響
從企業內部管理來看，現代企業的經營范圍逐漸擴大，涉及面廣而寬，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平行發展，投融資渠道和領域多元化;從外部環境來看，世界經濟形勢錯綜復雜，企業生存發展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程度逐漸加深，面對復雜多變的內外經濟環境，企業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傳統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受到空前挑戰，新的管理經驗和管理理念不斷涌現，企業管理人員需要多元化的知識體系、敏銳的洞察力和果斷沉著的應對能力。這就要求工商管理教育能審時度勢，以市場需求為基準，適時調整人才培養的理念和目標。
1．1專才教育向通才教育的轉變
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表明，為適應現代經濟發展對管理人才多方面能力的要求，管理教育應該從傳統的專才教育向通才教育轉變，通過使用經濟學、統計學、行為科學和其他學術領域的分析手段和概念工具，學生逐漸善于解決復雜的商業問題及明確商業機會。
1．2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及企業家精神的培養和灌輸成為當今工商管理教育的基本方向
隨著現代科學管理技術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尤其是高新技術發展的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企業要獲得成功與發展，提高競爭力，就必須適應科學技術、經營環境的急劇變化，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戰略創新、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組織創新和市場創新，把創新滲透到管理全過程中，并以此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因此工商管理教育也應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創新意識為目標。
1．3由傳統的知識傳播到技能的培養，注重綜合素質高的復合型人才的培養
21世紀是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的時代，企業管理人員不僅要有先進的管理理念、管理意識，還要有迅速應用信息技術和統計分析工具獲取信息、解釋和分析統計數據的能力。人才培養理念和培養目標應該在實際教學的方方面面加以體現，因此，在轉變教育理念、培養理念的同時，首先需要根據國際化的發展趨勢進行管理教育教學的改革。
2實現工商管理教育國際化的途徑
目前我國一些高校在教育教學中通過使用原版教材進行教學，并引進外教進行口語教學，以追逐教育的國際化趨勢。其實，工商管理教育的國際化并不僅僅是采用國際原版教程，或聘請幾位不懂國際管理的外國教師進行英語語言鍛煉，實現工商管理教育的國際化需要多方面著手，從培養目標到課程設置以及師資的構建、教學管理和教學方法的配套等均需要符合全球化經濟發展對管理人才的需求。
2．1人才培養標準國際性
在全球化經濟背景下，應培養適應全球化的、有國際意識、國際交往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的，能夠駕馭國際、國內市場，快速決策的高級管理人才，應具有較強的管理理論功底和外語水平，以及對國際市場規則和法則的深入研究與了解。這樣，根據人才的國際性標準，我們應對高等教育中人才素質和培養目標做出新的調整。
2．2課程國際性
課程國際性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在課程體系設計方面，盡量與國際接軌，符合國際性復合人才的培養目標;二是教學內容與教材選用上與國際接軌，既要選用本學科在國際上最先進的教材、注重國際案例分析的訓練，同時也要結合我國的國情，將具有國際化內容的教材本土化。
2．3師資國際化
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是實現工商管理教育國際化的前提條件。工商管理教育國際化，首先要有一支熟悉國際經濟管理的理論知識、具有分析研究和解決國際工商管理實際問題的能力、能勝任國際化教育的師資隊伍。
2．4教學管理、教學方法國際化
教學方法是達到教學目標的手段，為培養適應國際經濟形勢的管理人才，在教學方法上我們一方面要總結自己的經驗，提高教學水平，同時也要研究和學習別人的先進教學方法，將國際上先進的教學理念、教學手段與我國特定的教育環境相融合。
2．5工商管理教育評價的國際性
為適應經濟全球化、跨國經營、國際經濟往來頻繁的發展趨勢、人才的跨國流動和服務，需要逐步建立與國際接軌(或認可)的質量評價標準，以促進工商管理教育體制的健全和促進辦學方向的市場化需求。
3工商管理教育的改革
3．1課程建設問題
專業建設首先考慮的是應當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和怎樣培養這樣的人才。工商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應定位于:培養適應全球化的、有國際意識、國際交往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的，能夠駕馭國際、國內市場，快速決策的高級管理人才。專業建設的核心問題是課程設置和規范課程內容。從課程體系的設置來看，通過課程的合理設計，不僅要傳授給學生專業知識，而且要傳授給他們一定的知識轉換技能和通用技能(genericskills)。根據這樣的培養目標和課程設置理念，在工商管理課程設置上至少應包括以下幾方面的知識:
(1)經濟理論課程，企業經營管理者的目標是為企業和員工獲取更大的利潤，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因此首先必須讓學生熟悉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
(2)管理理論課程，管理理論知識是一個管理者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
(3)通用電腦技術和統計方法知識，讓學生掌握運用電腦進行統計數據處理和分析的基本理論和技能，以快速及時地獲取管理所需的統計信息。
(4)國際案例和國際前沿性問題，通過案例分析或對國際前沿性問題的討論，讓學生了解國際管理和實踐中的發展動態，了解國外企業經營理念和管理理念以及國際經營法則法規，提高學生處理實際問題的應對能力。
除本科教學外，MBA教育是培養高級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徑，目前國際上普遍將MBA的核心課程體系分為四個大類:即管理信息系統類課程、決策科學類課程、會計類課程和操作管理類課程。統計、數據分析方法、決策等課程包含在決策科學類中。美國一項調查表明:在調查的26所學校中有25所學校要求必修決策科學課程(見表1)，財經和管理會計課程包含在會計類中，在調查的26所學校中有25所學校要求必修會計類課程，生產管理和供應鏈課程包含在操作類課程中，100%的學校要求MBA的學生必修該類課程。可見從課程的設計上來看，MBA教學應培養學生除專業知識以外的如下技能:(1)信息技術與分析技能;(2)理解和解釋統計數據的技能;(3)解決問題的技能。這些技能的培養有助于提升學生的綜合管理能力，有助于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與歐美等國家相比較，目前我國工商管理專業教育中課程設置存在兩方面的問題:(1)專業課程體系需要增加管理溝通、物流與供應鏈管理、企業家精神等課程。(2)統計、數據分析方法、決策等課程的選擇余地較小，開設的課程較為單一，學生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結構要求靈活選擇所需的數據分析工具課。因此，在MBA教育中為培養國際化的管理人才，在借鑒國際先進的課程設計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設置不同于本科教學的立足于培養高級復合型管理人才的目標設置課程體系，選用既國際化又適合我國生源狀況的教材，必修中設選修，即同一大類中設置多門可供選擇的課程，以便學生根據自己的知識需求做出選擇。
3．2構建國際化的師資隊伍
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進一步深入，工商管理教育的培養目標在逐步提升，培養適應國際市場的國際化管理人才是每個工商管理教育者追逐的目標，而實現該培養目標首先需要有一支知識過硬、技術過硬的國際化師資隊伍。其次，隨著知識半衰期的縮短和新知識的迅速發展，開發一些能展示給學生交叉學科間的關鍵聯系和多學科視野的內容和方法顯得更為重要，從而相應要求具備多種知識技能的師資力量。國際上對工商管理教育的師資普遍有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有博士學位;第二要有研究成果;第三要有綜合實際能力，教師既是大學教授，又是咨詢公司的專家，或在金融機構、公司里任職。臺灣大學管理學院莊正民教授認為，臺大工商管理教育的師資團隊擁有其他大學管理學院不具備的三個特點:(1)師資隊伍除管理或商業專長之外，還需具備涉及經濟學、心理學、數理研究、工程領域等專長的知識，這種知識結構有利于培養跨學科的通才管理人才;(2)師資隊伍中有豐富的實際管理經驗的人才，這些人才一方面能為學生提供豐富的教學案例素材，另一方面能為學校與企業界、政界的互動牽線搭橋;(3)師資隊伍要求來源多樣化，聘請教授時不偏重特定地區、特定學術機構、特定專業。由于長期以來臺灣各大學管理學院的師資多出自于北美大學商學院，近年來臺大開始注重到歐洲或日本招聘教授，以資互補。
根據國際師資隊伍的構建經驗，結合培養目標和多元化的培養趨勢，組建一支國際化的師資團隊，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引進吸收具有國際管理經驗或國外知名管理學院的學者，借助于國際師資力量引入先進的國際管理經驗和管理理念。
(2)派教師到知名企業或國外進修。派教師到知名企業參與企業的決策與管理，有助于積累實際管理經驗和教學案例，提高教師的業務水平。到國外進修可學習國外先進的教學理念與管理理念，將國際化的管理知識引進來。
(3)鼓勵教師跨領域開展研究或撰寫論文，以培養具備多領域知識的教師。
(4)實行多元化的人才引進機制，一方面在人才引進時不偏重于任何地區和任何機構，以實現不同學術機構知識結構體系的互補，避免近親繁殖，導致知識結構的單一化。另一方面，根據課程設置體系，引進不同學科、不同專業的高級人才，以實現專業知識的相互融合和交叉。
3．3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改革
配合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的改革，培養掌握獨立獲取知識，自己處理和獲取信息，并運用科學方法去適應社會且具有創新能力的學生，需要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通過教學模式的改革，提高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參與意識和主體地位，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和培養學生的學習技能。為此，教學模式應從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向以學生為中心(以教為本向以學為本)轉移，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中，教師可以通過營造、控制學習環境，鼓動學生積極參與、相互學習，從而逐步引導教學方法從系統講授向邊學邊用轉移，教學環境從課堂向真實的工作環境轉移。
3．4建立國際化的管理教育評價體系
目前國內對高等教育的評價主要有兩種渠道，一是教育部組織的高校評估，二是一些機構根據學術論文的發表情況對高校的排名，至今還沒有專門的對高校工商管理教育的專門評價。工商管理教育要走得遠，走得快，還需要建立一套專門的管理教育評價體系和標準，評價體系可借鑒國外經驗，根據管理教育在市場環境中的生存能力和市場化程度，在教育體系中的自身發展和持續發展能力，以及教育績效水平等方面建立多元化的符合國際發展趨勢的評價指標體系。評價體系的構建將有利于工商管理教育的改進和提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商務英語；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7-0140-02
2014年，上海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階段，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經濟地位和競爭能力都有了顯著的提升。商務英語作為國際商務貿易交流的重要工具，對企業進行國際擴張、進入國際市場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了滿足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求，我國在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方面也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踐研究。
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務英語
商務英語作為英語的一個分支，是專業性的商務活動英語，即Business English。商務英語涉及經濟、貿易、法律、營銷等多學科的知識，從某種程度上看，商沼⒂錛從⒂鎘肷濤竦撓謝結合。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務英語的人才培養成為當前經濟社會關注的一項重要問題，尤其是在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國際的交流更加密切和深入。商務英語成為國際貿易和合作的重要溝通工具，也是我國企業與國際市場聯系的重要手段。現階段，我國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還面臨很多問題，例如，2008年以后，受美國、希臘等國債務危機的影響，我國國際商務開展受到了較大的沖擊和限制，反映出我國商務英語人才在市場環境方面還比較欠缺；根據商務英語的特點，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應順應時代的特征，在提高語言能力的同時，關注“人的發展”。面對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外貿企業工作人員商務英語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商務英語教學水平成為各高校商務英語人才培養的關鍵，在基礎知識、創新能力、國際交際和合作能力能方面，全面提高商務英語教學水平；把握平衡人才培養的知識結構和人格建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根據市場環境，關注商務英語人才培養與當地市場需求的關系；抓住機會，實現商務英語的本土化，成為現代商務英語教學的重要目標。
二、經濟全球化對商務英語人才培養的影響
第一，商務英語教學受市場環境影響較大。商務英語教學的目的是培養專業的國際商務人才，因此受市場環境的影響較大。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經濟環境不斷變化，出現了很多新的經濟集團和新的概念。例如，金磚四國、地中海聯盟等，這些新的詞匯和新的概念對商務英語教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需要在教學中時刻關注市場的變化和經濟形勢的轉變。以跨國公司為例，原本的跨國公司稱為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隨著經濟全球的發展，跨國公司的規模不斷擴大，經濟實體不斷增多，因此逐漸演變為International Firm、Supernational Enterprise等。一些新的詞語如“中印度”“中美國”等，以及一些特定的詞語如“次級抵押貸款”和“有毒資產”等，這些新型的表達方式和具有較強特點和風格的詞匯，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日益增加。
第二，國際交際和合作能力愈加重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的交際和合作越來越多，文化呈現出全球化、多元化的特征，因此，要求在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中更加關注對跨文化的交際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培養。據統計，在辭職的外資企業員工中，很大一部分表示對外企的文化不能接受、理解和適應。文化差異、語言障礙、市場信息獲取和分析、相關人才的缺乏等問題，是我國企業開展國際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難題。據相關報告顯示，通常由于語言障礙無法實現跨國交易，會為企業帶來很大的經濟損失。大部分公司表示，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和擴張受語言和習俗影響較大，需要提高國際交際和合作能力為企業發展提供支持。
第三，對商務英語人才的品質要求更高。面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越來越開放的市場環境和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對商務英語人才的個人品質和綜合能力要求也越來越高，主要表現為價值觀、創新能力、情緒穩定性、抗壓能力以及對新事物的接收能力等方面。根據世界500強對人才招聘的要求上看，個人的溝通能力、適應能力、學習能力、領導能力和創新能力等，被作為重點的考核指標。因此，商務英語人才不僅需要具備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還需要具有對市場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分析能力以及健康、積極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這種對人才個人品質的要求具體可以分為道德品質、責任感以及心理素質、創新思維、跨文化意識、語言能力、交際能力、商務知識、解決問題能力、學習能力等多方面，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是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接班人和領軍人。
第四，商務英語本土化發展迫在眉睫。商務英語的本土化是指以標準商務英語為核心，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商務英語。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對世界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商務英語的本土化是商務英語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發達國家，商務英語教育發展較快，很多經貿類院校早已開設了商務英語課程，有些大學還專門設置了國際性的商務英語考試證書。此外，還有很多知名的商務英語培訓學校，例如華爾街商務英語等，其結業證書已經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在這方面，我國應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需求，積極推動商務英語的本土化發展，加強中國特色商務英語的發展，迎接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商務英語教學帶來的挑戰。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務英語人才培養
第一，把握市場需求，做好市場地位。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應注重把握市場需求，避免“閉門造車”，與社會經濟環境脫軌。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應充分考慮社會需求、市場需求，結合當地地方經濟需求，有針對性地培養應用型、復合型的高質量人才。加強校企合作，整合學校和社會的教育資源，為人才培養提供專業的平臺和環境，實現人才和市場的合理對接，避免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采用訂單式、委托式等定向培養的模式，按照企業的實際需求，培養企業需要的專業化人才。
第二，加強國際交際和合作能力培養。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應注重對商務英語人才國際交際和合作能力的培養，構建科學的課程體系。由于長期以來商務英語教學師資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商務英語教學水平的提高。轉變教師的教學理念和傳統教學模式，重視語言能力和商務能力的培養，加強國際能力和合作能力的教學，實現英語與商務的有機結合，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專業知識和交際能力的有機結合。開設國際化課程，拓寬學生知識面，使學生對國際經濟形勢、各國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轉變語言思維和視角，樹立國際化的商務理念，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和合作能力。在課程體系的設置方面，應涵蓋國際貿易、商務英語函電、國際商務談判、世界文化歷史、商務禮儀等各個方面，借鑒發達國家商務英語人才培養的經驗，構建新時代、新環境下的商務英語教學體系。
第三，培養商務英語通識人才。根據國際經濟發展對商務英語人才的品質要求，應加強商務英語通識人才的培養，結合素質教育、商務英語和英語商務，為人的發展為核心，塑造“健全的人”“完整的人”。現代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應注重對人的品質的培養，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引導學生思考人生、理解人生，使學生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環境中，堅持自我，堅持原則，從根本上確保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同時，在實踐教學中，建立商務英語與英語商務共同開展的教學模式，徹底改變以往教學過程中“一頭重”的教學傾向，以培B高質量的國際商務英語人才為目標，培養商務英語通識人才。
第四，積極推進商務英語本土化。商務英語的本土化應從教材和教師的本土化、教學模式的本土化以及教學手段的本土化入手。首先，加強教材和教師的本土化，在引進國外商務英語教材的同時，應根據我國商務活動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中國商務英語教學的教材。在教學中，應根據實踐情況，有針對性的對商務英語教材進行講解，對不符合實踐需求的內容應及時指出，避免對學生造成誤導。其次，促進商務英語教學模式的本土化。針對我國傳統教學模式僵硬、脫離實踐的情況，應加強商務英語實踐的比重，加強與學生的溝通和互動，實現教師與學生的良性互動。最后，還應該注重教學手段的本土化發展，開展模擬合作訓練，模擬外貿商務流程，開展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商務英語教學，豐富世界商務英語教學理論和實踐。
四、結語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對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對傳統的商務英語人才模式進行改革。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涌現出大量新的詞匯和概念，使商務英語教學處于不斷變化的環境下，國際交際和合作能力也越來越重要，同時更加注重對商務英語人才品質的培養，對商務英語本土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強。面對這種情況，對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應把握市場的需求，注重國際交際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培養，開展商務英語通識教育，以人為本，同時積極推動我國商務英語的本土化進程。通過商務英語教學體系的改革，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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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方政府投資；政府投資效率；財政收支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文
章編號：10084096（2013）02007005
一、 引言
自2012年以來，受金融危機的延續及歐債危機持續發酵的影響，國內經濟形勢并未好轉。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的數據，2012年1—5月，CPI同比上漲3.5%，低于全年4%的調控目標0.5個百分點，比2008年同期高峰值8.1%低4.6個百分點，物價增速仍處于回落通道。2012年1—5月，中國出口7 744億美元，累計同比增長8.7%，較上年同期下降16.8個百分點。另外，5月工業企業出貨值同比增速仍位于低位，顯示外需并未實質性好轉。
出口大幅下降，內需無力拉動，這對于剛剛經歷經濟寒冬的地方政府雪上加霜，2012年5月之后，各地紛紛推出相應的刺激計劃。天津、山西、黑龍江和江蘇等10余省市陸續了累計超過10萬億元的地方經濟刺激計劃[1]。其中，貴州預計投資3萬億元，重慶預計投資10年6萬億，四川預計投資6.49萬億元。
大規模的地方政府投資勢頭足以蓋過2008年的“4萬億”投資計劃。本輪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是應該快馬加鞭，還是應該放緩節奏，三思而后行。地方政府大規模投資應該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和條件下啟動，是否應該作為刺激經濟的常規手段都是本文所研究的問題。
二、 地方政府投資動因
1.國際經濟形勢持續惡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從美國點燃，向全球蔓延，頃刻間，全球股市暴跌，實體經濟一度陷入停滯狀態。金融危機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刺激經濟的寬松政策，各國政府通過發行政府債務來籌集資金。但是在多數延續高福利政策的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歐國家卻不得不面臨債臺高筑而無力償還的局面。歐洲債務危機，使世界各國對經濟喪失了信心。
經濟形勢一度惡化，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勢必對國內經濟的發展造成巨大的沖擊。自2011年以來，中國對外出口的數據就一直不樂觀（如圖1所示）。
圖12011—2012年中國進出口商品增長率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自2011年開始中國對外貿易總體呈下降趨勢。2012年1月，進出口總額2 726.3億美元，同比增長-7.8%，出口總額1 498.6億美元，同比增長-0.6%，創下了2009年以來進出口貿易同比增速的新低。世界經濟形勢不樂觀，導致世界商品需求萎縮，而中國又是一個制造業大國，出口在GDP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為避免國內經濟伴隨世界經濟持續惡化，維持地方經濟正常運作，以地方政府為主的政府大規模投資計劃重新抬頭。
2.國內經濟二度探底，內需嚴重不足
受國際經濟形勢低落的影響，國內經濟形勢也并不樂觀。2008 年第3 季度和第4 季度的GDP 增長率分別為9.0%和6.8%，自2001 年第4 季度（6.6%）以來第一次下降到7.0%以下。為了避免經濟繼續下滑，2008年11月15日，中國政府提出擴大內需十項措施即“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全面轉向擴張性政策，刺激經濟增長。“4萬億”刺激計劃出臺之后，國內一度進入投資“”中，各地投資項目紛紛上馬。利用宏觀經濟預警指數宏觀經濟預警指數是反映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景氣合成指數，由工業增加值增速等10個預警指標構成的經濟預警綜合警情指數。可對“4萬億”投資計劃刺激后國內經濟運行狀況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自2008年“4萬億”計劃出臺后，宏觀經濟預警指數開始回升，于2009年觸及經濟趨熱區域，達到經濟景氣指數最高值。但在之后的3年里，宏觀經濟預警指數開始回調，特別是到了2012年初開始出現急速下滑。宏觀經濟預警指數即將觸及趨冷警戒線（如圖2所示）。
圖21996—2012年中國宏觀經濟預警指數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上述分析可知，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國
際經濟形勢并沒有好轉，國際需求不振，傳導至國內直接導致出口銳減。面對國內通貨緊縮，投資刺激冷卻，國內外需求不足的局勢，政府理所當然地開始醞釀新一輪大規模投資刺激計劃，希望在投資的拉動下，緩解國內經濟增速下降的局面。
為緩解經濟危機過后當前地方經濟壓力以及建立中長期地方經濟新體系，本輪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更多的是出于地方經濟自發需求，似乎是經濟運行至此的一個必然產物。
三、 重啟大規模地方政府投資的必要性
刺激力度大，能夠使經濟快速復蘇是政府投資的特點，與此同時，政府投資也會帶來低效率、擠出效應、產能過剩及地方財政收支惡化等一系列問題。圍繞歷年地方政府投資效率、產能過剩及地方財政收支情況，研究本輪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的必要性。
1.地方政府投資效率逐年下降
投資效率主要體現為投資規模與其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適宜程度，即在一定時期內，投資規模大小是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衡量地方政府投資效益，可借助邊際資本產出率，該指標的經濟含義是一單位投資增長所帶來的經濟增加值，計算公式[2]為：
邊際資本產出率=新增生產總值新增固定資產投資額×100%
新增生產總值（GDP）由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和凈出口三大部分組成，由投資直接引起的GDP增長應該是GDP的資本形成部分。所以上式可以改寫成：
邊際資本產出率=新增資本形成額/新增地方（中央）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額×100%
計算結果顯示，地方政府投資邊際資本產出率逐年下降（如表1所示）。自1978—1990年，地方政府投資邊際資本產出率還有一個上升的階段，但從1991年特別是1993、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投資邊際資本產出率快速下降，直到2009年已經跌破100%。地方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漸疲軟，遞增的地方投入帶來的效益卻一年不如一年，地方政府自主投資優勢越來越不明顯。
2.部分行業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即生產能力超過市場有效需求，從而給經濟運行帶來危害。財政分權背景下，地方政府間展開激烈的競爭，采取各種手段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由此引起市場分割、投資過熱以及過度或無效行政干預等，這實際上是導致中國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加劇的重要體制性因素[3]。結合近年來國內經濟運作情況來看，一些扭曲的刺激措施，往往對市場發送不正確的信號。如通過補貼（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等手段增加市場有效需求，這樣反映到企業就是增加生產、擴大產能。但消費只是在經濟低落的時候起到快速恢復經濟的作用，所以刺激不是持續性的，一旦消費刺激結束，高消費不再持續，這種一時性和寅吃卯糧式的解決方式，必然使得企業擴張的產能出現過剩。
但工信部及發改委在制定“十二五”規劃和項目審批環節并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擔憂。以鋼鐵行業為例，鋼鐵工業“十二五”規劃中指出，繼續推進東南沿海鋼鐵基地建設。根據發改委公布的信息，湛江鋼鐵基地項目建設規模為年產鐵920萬噸、鋼1 000萬噸、鋼材938萬噸，總投資為696.8億元，并將在廣東累計壓縮粗鋼產能1 614萬噸的基礎上實施[4]。而寶鋼2011年產量也不過4 427萬噸，其鋼鐵產品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同時，還出口至日本、韓國以及歐美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產能能夠足夠滿足國內需求的水平上，又新建年產量如此大的鋼鐵項目，其鋼鐵區域產需不協調發展的解釋似乎并不能站得住腳。
國家“十二五”規劃針對電力、鋼鐵、房地產、裝備制造業和煤炭等12個重點產業做了非常具體的規劃，截至2012年8月，2012年發改委審批項目約2 400個，新開工項目計劃累計總投資197 119億元，同比增長24.9%；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605 432億元，同比增長14.2%。而2011年1—8月，新開工項目計劃累計總投資不過157 821億元，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530 311億元。在給國內經濟注入強心劑的同時，不禁讓人感到后怕，藥性過后，過剩的產能該如何處理。
在刺激的同時，國家在2009年9月也出臺了相關政策抑制產能過剩，但地方政府在抑制產能過剩方面卻并不樂意主動地配合，因為多數產能過剩產業都是納稅大戶，是拉動當地GDP的主力軍。所以，地方政府在投資對象的選擇上似乎沒有太多新的調整，在國家“十二五”規劃政策的導向下，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主要還是集中在基建和制造業等產能過剩領域。
3.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失衡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由稅收收入和非稅收收入構成。在稅收收入總額上，2011年地方稅只占全國稅收收入總額的45.8%。2011年地方財政收入52 547.1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50.6%；中央財政收入51 327.3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49.4%。地方政府財政支出項目主要由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一般公共服務、農林水事務、醫療衛生、公共安全和交通運輸等方面構成。其中2010年上述幾項就占據地方財政收入的62.4%。2011年地方財政支出92 733.7億元，占全國財政支出的84.9%；中央財政支出16 514.1億元，占全國財政支出的15.1%。
地方政府在只擁有50.6%的財政收入下卻要承擔84.9%財政支出，收入與支出的不匹配必然導致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失衡。2002—2011年，地方財政赤字從6 766.5億元一路攀升至40 186.6億元，在10年間增加了將近500%。從地方政府赤字占GDP比重可以清晰地看出，自2008年起，比值快速增長（如圖3所示），凸顯出中國地方政府赤字狀況越來越惡化。
圖32002—2011年地方政府財政赤字占GDP比重
數據來源：Wind資訊。
巨大的投資資金缺口，反映出近幾年來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和投資是極為不正常的。為了拉動地方經濟，投資必須跟上去，但財政預算是有限的，只能依靠預算外資金。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國內貸款等手段籌措投資資金，大量的貸款積壓使得地方政府時刻處在高負債危機邊緣，若財政收入無法歸還貸款和利息，地方政府破產一觸即發。在存在巨大投資資金缺口的情況下，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必將進一步加劇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狀況的惡化，若不能配套出臺有效風險防范措施，地方債務危機將日益凸顯。
四、 結論及政策建議
歷年地方政府投資效率每況愈下，產能過剩問題依舊嚴重，地方政府收支極為不平衡的情況下，本輪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出臺過于草率和盲目。不能否認地方政府投資對地方經濟的刺激作用，但前提是應該在對當前經濟形勢進行充分的分析，了解本地產業結構，估算產能情況，預算當地政府財政收支的情況下做出投資決策。所以，本輪大規模的地方政府投資時機還不夠成熟，而且規模過大，容易對經濟產生劇烈影響，若市場無法正確捕捉正確信息，容易進一步加劇經濟惡化，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
第一， 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產業結構。
政府投資的原始目的是糾正市場失靈，對社會投資和資源配置起到宏觀導向作用。地方政府投資也是如此，其出發點應該以遵守市場經濟規則為原則，充當經濟的監督和維護者，調節當地投資結構，引導社會投資往合理的方向發展。而不是代表地方政府的意愿，用投資創造地方收益，破壞市場規律，擠壓地方民間投資，從而導致盲目投資，制造產能過剩。
第二，改革地方官員考核與晉升制度。
以GDP為綱的地方官員考核制度是導致地方政府投資旺盛和投資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財政分權制度下，一方面，在收支不合理分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平衡財政收支，投資創收是一個很好的創收途徑；另一方面，GDP是中央政府考核地方官員的主要指標，地方官員在任命制下，為了表現其在任期間的政績，投資是快速增加當地GDP的有效辦法。但是一旦官員升遷換任，這些巨額投資背后的債務就留給下一任官員，下一任官員為了彌補上一任遺留債務和政績表現，必然又會大規模地投資，如此惡性循環，地方投資需求必然會飛速攀升。中央政府應設計合理的官員考核制度，改變地方政府盲目投資和投資低效的局面，讓地方政府退出GDP競賽。
第三，改革項目審批與核準制度，下放市場自主投資權利。
2004年國務院改革單一投資審批制度，將投資項目的管理分為審批制和核準制，即政府投資項目實行審批制，而企業投資項目實行核準制和備案制。但事實上，審批制的改革實質上只能說是“制度的改良”，審批制的改革未能完全下放企業投資權利，在某種程度上，還是由政府管理企業投資。
政府投資是為了提供公共服務，糾正市場失靈，因而其項目審批制還應該保留。并且應該進一步加強對政府投資項目特別是地方政府投資項目的管理和審批，控制其投資的熱度，將投資的機會和權利下放給市場。具體可以通過減少企業稅收、建立企業投資補貼機制等優惠措施，鼓勵市場自主投資。地方政府應逐步減少和取消核準制，進一步完善當地市場運作監督體系， 保證市場公平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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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油價泡沫 石油價格 市場競爭
國際金融危機,國際油價泡沫,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大批資金轉投向原油期貨市場,隨著美聯儲的連續降息,美元匯率一路走低,更加快了全球通脹上升,推升原油期貨成為投資保值的惟一手段。
一、油價大起大落
國際原油價格從2002年至今,從開始的穩步上升到后來的大起大落,2008年7月布倫特原油期貨從上一年的每桶60美元飆升至每桶143.91美元歷史新高。
高盛在最新的商品報告中認為,由于包括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在內的眾多國家經濟持續好轉,原油的供需基本面繼續趨緊,2010年國際油價很可能不會延續2009年10月份以來的每桶70至80美元交易區間,2010年4月份的歐美原油期貨突破每桶70-80美元的交易范圍,停留在每桶80美元以上,創下19個月以來最高,布倫特原油期貨對美國基準原油期貨溢價一度超過3美元。同時美國西得克薩斯的輕質原油期貨遠期升水拉寬。紐約商品交易所交貨地庫存上升到年內最高,打壓了輕質原油近月期貨。在經濟恢復前景尚未明朗的情況下,國際油價泡沫再度上演。
二、市場趨勢一一逐步回升
隨著金融危機的明顯減退,全球經濟開始回暖,全球石油需求已經開始恢復增長,其中表現最明顯的就是世界兩大石油消費國一一美國和中國。由于政府采取了刺激國內需求等措施,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石油需求同比增長較快。據統計顯示:2009年8月份,中國的石油需求同比增長了6.1%,印度的石油需求同比增長了10%。同時期,韓國、秘魯和沙特阿拉伯等一些國家政府也推出了相應的經濟刺激措施,石油需求正保持增長。美國的石油需求也從金融危機時的快速下降慢慢向相對穩定轉變(見表1)。
三、轉變發展戰略是中國石油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決定企業生存和發展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發展戰略。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執行對石油企業競爭力的大小有絕對的影響。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石油企業競爭力的大小決定石油行業的發展前景。因此,加強我國石油企業戰略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1、一體化戰略
國際化經營是石油企業發展的必然方向,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形勢下,石油企業國際化表現尤為明顯。我國石油企業的國際化經營仍處于初級階段,在渠道、市場、經驗和國際化人才等方面分析企業國際競爭能力,均無法與世界大石油公司相抗衡,要想打破現有的資源壟斷競爭格局,在國際石油市場占有一席之地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中國石油企業必須制定一體化發展戰略,進行有效的市場定位,采取相應措施,穩妥推進,一步一步實現國際化經營的戰略目標。
2、品牌戰略
品牌戰略對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世界知名的跨國石油公司普遍性的表現出非常重視企業品牌建設,例如:埃克森、殼牌、BP等。通過實行品牌戰略極大的提高了企業的國際地位,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兩大石油集團,在品牌的理解、管理等方面還存在著很大差距。這就要求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必須樹立全心全意為客戶服務的理念,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從而帶動新市場的開發,進而提高品牌的知名度。
3、可持續發展戰略
石油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不僅包括公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還包括企業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綠色公司”和“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也會為企業贏得很好的國際信譽。
小結:中國石油企業想走出去,并在國際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必然選擇,首先要加強企業制度改革,整合優化企業結構,進一步完善經營管理;其次是推進科技自主創新,以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為核心,從勘探到采收,從管道建設到海外業務擴展,全方位加速發展。第三要重視企業人事管理,除對現有人才資源合理應用外,還要加大人才引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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