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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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地區地域文化 電視傳播 原生態 策略
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文化的全球化也隨之成為現實,在這個過程中,現代消費文化呈現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別是原生態地域文化可能會隨之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并走向滅亡,這樣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為一種潛在的文化危機。面對這樣的危機,應如何來傳播和保護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們視野之后又重新回歸人們的視線之中,從而使人類文化向多元化發展,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地域文化特別是各地區民族文化的繁榮與發展是構建我國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國軟實力的重要途徑。傳播和保護地域文化,特別是保護各民族原生態文化已成為當今一項重要任務。
當今社會是一個大眾傳媒的時代,利用媒介對地域文化進行傳播,不失為拯救即將消失文化的一項有效措施。而怎樣利用現代傳播載體,強勢推動地域文化傳播使之煥發生機與活力,從而達到更好地保護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們普遍關注的熱點。在對地域文化進行傳播的眾多媒介中,電視作為當前的主流媒介,自誕生以來就對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大眾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在信息發達時代的今天,電視已經占據了大眾傳播的重要地位,它不僅是人類傳播信息的中介系統,更是當代社會文化消費的一種基本形式。因此以電視傳播為平臺,把我國各地區的文化特色融入電視節目之中,尤其是文藝節目之中,可以有效實現傳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眾多的大型綜藝節目中,中央電視臺的《歡樂中國行》無論是從策劃還是節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獨有的以宣傳地域文化為內涵追求的鮮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綜藝節目的文化意蘊。它著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濃郁的地方特色,盡情展示祖國各地風采,通過節目的展示,民族地區的文化底蘊被搬上電視舞臺,并通過電視傳媒向全國進行傳播,從而使全國觀眾了解到民族地區獨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電視臺的《民歌·中國》與《魅力12》欄目是對各民族各地區原生態民歌的一種傳承和保護,經電視傳播對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廣效果也比較好。
電視:民族地域文化傳播的新路徑
在商業文化大大壓制了原生態文化發展的今天,民族地區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傳播和保護。于是,各種媒介運用它們不同的方式,對地域文化進行廣泛的傳播,并希望借助這種傳播,讓人們更加關注地域文化從而使其得到保護。
在眾多的媒介中,“電視傳媒是一種以電視為媒介的信息傳播活動,是伴隨著人類對于電視的運用而產生的一種現代的社會現象,是傳播的二級系統”①。根據電視的特點,“電視傳播面對的是整個社會,其傳播內容涉及人類文化各個領域,它極大地拓寬了人類視聽信息傳播的廣度和深度”②,它視聽兼備,傳播迅速,具有非常強的感染力。電視傳播的價值在本質上反映的是一種積極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義方面的含義,它對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首先,發揮本質、傳播信息。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媒介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③的確,在認真考察人類的媒介發展史中,各種媒介對信息傳播并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電視誕生并普及后,迅速成為如今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電視傳播也便成為人們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電視傳播價值關系中,傳播者和受眾都是主體,而電視傳媒則是客體,在電視傳播的社會實踐中,人類本身才是電視傳播活動的最終服務對象,因此以人為本,在傳播過程中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是電視傳播最重要的價值。而以人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傳播的基本內涵。
正是由于電視的適用程度與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讓人們充分認識到了民族地區地域文化不僅具有文化價值,更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對于地域文化來說,全球化背景下的電視傳播可以讓其傳播范圍大大提升,讓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為基點,超越地域的局限傳播到更為廣泛的人群中去,從而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和更有效的保護。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傳播和保護民族地區的電視節目應運而生,這類節目的出現不僅讓人們了解了各民族地區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們保護地域文化,特別是保護原生態文化的自覺意識,讓原生態文化能繼續存在于人們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斷傳承和發展下去。
因此,電視傳播與民族地區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電視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完全可以用來體現與表達民族地區地域文化。民族地區地域文化與電視媒體的結合,是新時代文化生態圈中出現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文化現象,起到了把原生態文化向更廣闊的范圍傳播的積極作用,并悄然地改變著電視傳播領域的現有格局和文化價值,其社會傳播價值也被賦予了微妙而多層次的意義。
在通過電視傳播的過程中,筆者認為紀錄片和電視文藝節目在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推廣中被運用得較多。通過制作關于地方風情風貌的紀錄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區地域文化,這在目前電視節目中是比較常見的,如鳳凰衛視《縱橫中國》節目在2006年時曾播出紀錄片《走進恩施》,就把湖北恩施這個全中國最年輕的少數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風情展示給全國觀眾,介紹了恩施州的哭嫁、跳喪等民俗,讓人們去感受民族地區獨有的風情,進而領略到當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電視文藝節目就更加多樣化了。電視文藝節目是指圍繞一個中心主題,選擇和編排文藝節目,經過電子技術手段的二度創作,構成充分電視化的、獨立完整的電視藝術作品,給觀眾以多樣化和整體的審美享受。比如從2006年開始,央視青歌賽引入原生態唱法,引起公眾和文化界對原生態唱法的追捧,筆者認為,原生態唱法的重要意義不在于比賽,而在于展示,是基于電視媒介對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一種展示。
電視傳播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構
在很多電視節目中我們都能感受到以“營銷城市”的理念展現地域文化的有效戰略,體會到電視傳播對民族地區地域文化傳承的重要作用。那么電視在傳播民族地區地域文化時應如何建構傳播策略呢?
電視傳播民族地區地域文化打開了通往現代社會的信息之門,也把地域文化展現于現代公眾的視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極大的關注,有利于強化人們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很多民族地區的地域文化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曉或者是認同,但是經過電視傳播后,在現代傳媒的引導作用下很容易讓人們產生對民族文化特質的認同感,同時也讓當地人有強烈的文化歸屬感,可以促進民族的和諧,讓民族文化從自發的傳承轉向自覺的保護。我們還以2006年央視青歌賽引入原生態唱法為例,比賽將各地的原生態文化進行了展示,這種展示不僅讓現代公眾得到新的娛樂,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態共同體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感,可以增加他們的文化自信和傳承動力。
對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電視媒介在傳播時,會自覺地選擇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傳播,這是電視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為當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區地域文化中,原生態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態文化會借助當代影視的傳播載體,并由此尋求進一步與外界更多的接觸,期冀向外界傳播帶來價值上的認同和經濟上的利益。這種傳播就使得本來遠離這些文化形態的人群開始關注這種文化形態,并更多地借助于電視媒介了解原生態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歡樂中國行——魅力恩施》大型晚會,節目在呈現恩施地域文化時,還多角度完整地表現出了土家族原生態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過這種傳播激起人們對土家族原生態文化保護的意識。
對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議的問題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品牌的專利歸屬之爭可能會愈加激烈。幾年前曾經發現湖南省政府門戶網站等兩家官方網站將《龍船調》列為“湖南民歌”范疇,造成侵權。《龍船調》其實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區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來,利川市加大了對這一特色名片的宣傳和保護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資拍攝大型音樂電視片《龍船調》,請著名歌星湯燦演唱《龍船調》,并在中央電視臺連續播放,讓《龍船調》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護與傳承。另外,在2009年《歡樂中國行——魅力恩施》這期節目中由恩施地區的演員清唱土家族民歌《龍船調》,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龍船調》的發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這表明利用電視傳播面廣的特質可以對地域文化保護和傳承起到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動民族地區文化特色產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電視媒體的價值不僅體現在電視傳播的社會效益方面,還可以體現為一定的市場效益。將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資源給予科學、合理、適度的開發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區地域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民族地區地域文化底蘊豐厚、自然景觀優美、民俗傳承豐富、民族藝術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過電視傳播可以對民族地區地域文化進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們濃縮而又精彩地呈現于節目中。在這樣的宣傳和推介下,可以帶動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的發展。并且對于民族地區而言,為了更好地發展相關產業,也會不斷地完善本土文化,這樣整個地域文化產業建構規模在不斷地擴大,讓民族地區具有特色的文化產業道路越走越寬。因此,保護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傳播,才能與當前經濟形勢下發展特色產業相結合,從而實現經濟與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論文摘要：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對通識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著嚴重的偏差，更多地關注通識教育的創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傳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發生集體性危機的中國當下和全球化語境下，通識教育在某種意義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傳承。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精神傳承途徑，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應該把“文化自覺”理念貫注到每個大學生心中，促進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鑄就主體精神的文化自覺，這是當前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靈魂。
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對通識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著嚴重的偏差，更多地關注通識教育的創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傳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發生集體性危機的中國當下和全球化語境下，通識教育在某種意義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傳承，因為“只有在文化深厚的土壤里，天才才有可能爆發”(甘陽語)。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精神傳承途徑，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應該把“文化自覺”理念貫注在每個大學生心中，促進其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鑄就主體精神的文化自覺，這應是當前通識教育巫待解決的問題，也是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靈魂。
一、戲劇藝術與文化傳播
戲劇藝術是一種文化。“文化”大概是人類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個概念定義的考評》(1952年)一書中，共收集了1“條文化的定義。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一文中給“文化”下了一個至今學術界還認定為權威的定義，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一復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英國文化研究者威廉斯則細化和拓展了泰勒的觀點，他說，“文化”一詞是英語語言中最復雜的兩三個詞之一，文化的當代意義大致有三個方面:(1)作為藝術及藝術活動的文化;(2)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符號的文化;(3)作為一種發展過程的文化。m<_，無疑，藝術及藝術活動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看，“文化”是被用來闡釋藝術及藝術活動的。作為藝術的一種樣式，戲劇藝術當然是一種文化，但其表現形態卻有著自身特質，即戲劇是由演員直接面對觀眾進行表演的一種藝術和文化。
戲劇藝術是一個民族文化和社會文化身份的代言。“對藝術史家來說，他們深深地意識到藝術始終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或現象，一個其所處時代的符號，一個歷史、社會、文化或個體成長、身份、變革或轉化的標志。公正地說，甚至在藝術發展最具形式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時刻，這種觀念在藝術史學科也曾是一個既定的觀念”，我們知道，世界戲劇有兩大基本系統，即以中國傳統戲曲為代表的東方戲劇藝術和以歐洲話劇為代表的西方戲劇藝術，其中，梅蘭芳和莎士比亞的戲劇藝術無疑是這兩個系統中最突出的代表。從梅蘭芳的戲劇藝術我們可以品味到美情統一、虛實相生、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妙處，從莎士比亞的戲劇藝術我們可以感悟到充斥著博愛、罪責和懺悔之情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深邃底蘊。把握兩者的差異，追尋兩者形成的精神質素，從而更深人、更真切地展現文化內涵的差異，這是歷史學家所無法提供的鮮活的文化標本。
戲劇藝術是在文化傳播中生成、發展和完善。“文化由外層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征符號而獲致和傳遞;文化代表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包括它們在人造器物中的體現;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傳統的(即歷史地獲得和選擇的)觀念，尤其是它們所帶的價值。文化體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為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的行為的決定因素”。這一定義從動態和過程的角度，確定了文化與傳播之間的關系。文化是傳播的文化，傳播是文化的傳播。傳播與文化的互動關系表明:文化與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質同構、兼容互滲。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同樣，作為文化組成部分的戲劇藝術正是在文化傳播中得以生成、發展和完善，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如果沒有文化的傳播，戲劇文化將是一種“死文化”;如果沒有戲劇文化的傳播，文化的傳播將喪失一種重要的路徑。
二、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與文化傳承功能
非常遺憾的是，隨著戲劇藝術的邊緣化傾向加劇，戲劇藝術這種文化傳播傳承功能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我們渴望著在還沒有完全淪落為“社會機體的“功能性器官”的高校能夠擔當重任，守望文化家園，傳承民族文化精神質素，鑄造新的人格。如此，實施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就相當重要而緊迫。
18世紀末，西方高等教育就注意到藝術的這種文化傳承功能的意義，“當時的知識界普遍認識到，藝術史和文學研究一樣，是探索民族文化身份是一個重要途徑。同樣，學習藝術史和文化傳統有助于對人類歷史的認識和推動社會的進步”。1874年，藝術批評家諾頓受哈佛大學之邀擔任藝術史教授，他說:“對我來說，藝術史是一種最為神圣的文化傳統。通過研究藝術，人們可以發現自身潛在的精神追求和美的理想，從而使自己變得更加文明”。的確，一個文明、一種文化如果要存在和延續，就須保證它的關鍵信息和元素得以傳承。有意義的藝術接受活動，就是接受者全身心地沉醉于藝術世界的精神漫游和靈魂之旅，也是接受者獲取文化精神和歷史信息的過程。藝術的這種文化傳播效應是任何一個領域都無法企及的。誠如前蘇聯著名美學家斯托洛維奇指出:“人的審美教育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實現，但是不能不承認，藝術是對個人目的明確地施加審美影響的基本手段，因為正是在藝術中凝聚和物化了人對世界的審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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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藝術作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因其現場直觀性、雙向交流性而在接受者面前“打開了一個煥然一新的、無限美妙的欲望與生命的世界n/別林斯基語)，在這個世界里，觀眾身臨其境，把自我的生命體驗投射其中，逐漸形成濃郁的“扮演意識”。擁有這種扮演意識，接受者更易深入了解蘊含其中的文化精神，確定自身的文化身份，并以此來審視他者的文化精神。從這個意義來說，戲劇藝術的這種文化傳承功能，又是其他藝術所無法代替的。因此，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文化傳承途徑。
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承都應是連續的，任何一個鏈條的脫落都可能造成文化根基的喪失，而這種喪失往往導致一個時代精神的集體淪落。這種悲劇歷史已然有上演。但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民族文化之鏈正面臨著再一次被斷裂的危險，當人們，尤其是當代大學生爭相追逐著西方文化浪潮而忽視甚至漠視腳下深厚的文化土壤時，“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家園。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危機，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機”。因此，在高校實施通識教育并不是一種現時流行的時尚，而是一種恒久的文化傳承事業。同樣，戲劇藝術通識教育也不是高校的裝飾品，而是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傳承的連綿不絕決定了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必要性和恒久性。
三、文化自覺: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靈魂
現在的大學教育隨著全球知識產業的興起與推動已納入到現代化進程之中，不可否認，這是大學教育的一種進步。但當目睹著民族文化精神資源在此熱潮的裹挾下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根基，價值逐步被遮蔽之時，我們又會悲嘆大學精神的淪落和功能的偏移。誠如英格爾斯的現代化發展理論所認為，現代化不應該只是一種政治或經濟體系的形成，而應該是一種精神現象或一種心理素質。他說:“在整個國家向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人是一個基本的因素，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這樣的國家才真正稱之為現代的國家”，而作為一個“現代人”最深層的表現就是堅守自身的文化歸屬，擁有主體的文化自覺。
因此，文化傳承并不止子傳統文化知識的吸納，尤其不能“把歷史的餡餅按時代和地區切割成大小不等的部分，然后再按照編年的順序把它們分別吃下去”，因為“這種機械的拼盤游戲使歷史處于被割裂的狀態，因而缺乏一種文化傳統的內在邏輯性和精神深度”;也不止于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播，而是在此基礎上建構主體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覺”是社會學家提出的一個命名，“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是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自覺”成了眾多國家、民族在未來發展過程中不可繞過的重要話題，也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大家眾說紛紜，其中，樂黛云的“基因論”大概最接近的觀點，即“文化自覺指的是深刻認識白身文化歷史傳統的最根本的種子或基因，并為這個基因的發展創造新的條件，同時將這個文化傳播于世界，參與全球新文化的創新。
[關鍵詞]民族文化 影視傳播 探析
一、問題的緣起
電影作為一門視聽藝術，其通俗易懂、極具趣味等特點一直為全世界人民所喜聞樂見。同時電影帶來的巨大影響力在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傳播或上升到國家意識形態上的傳播上無形中發揮了獨特且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見，我國民族題材類影視作品是中國向世界各國展示本國國家形象、傳播本國優秀文化的載體，同時也是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升的一個重要形式。中國是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組成的大家庭，少數民族文化豐富多樣，而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電影一貫存在的形式是獨立的“類型片”。在跨文化傳播中，電影相比其他類型的媒介在全球化這一語境下往往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民族類題材的影視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受眾的傳播中表現為語言上、風俗上、思維上、價值觀上的細微差異，這些差異其實都是來源于跨文化傳播的特性所導致。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在在觀看民族類影作品時，他們對于電影中呈現的文化與現象的認知和興趣等方面都會有所不同，甚至有時會大打折扣，其認知和電影原本呈現的意境南轅北轍。這就說明民族題材影視作品中存在著一種“文化折扣”現象。
學者希爾曼?埃格伯特最早提出了“文化折扣”的概念，指的是“少數派語言和文化版圖”，他提出文化本身就具有多樣性，少數派語言和文化版圖應得到更多關注。[1]在普通經濟學中，文化折扣指的是在確定娛樂產品的經濟價值時所要考慮到的文化差異因素。霍斯金斯和米盧斯于1988年在解釋美國主導世界電視節目貿易市場時提出：一個節目是根植于本地文化背景的，其對于當地同樣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的受眾來說是相當有吸引力的。而這一節目對于國外受眾的傳播的影響力就會有所不同，由于觀眾的價值觀念、信仰、風俗、生活習慣、國家制度等存在差異，他們可能并不會認同這一節目，這種現象就是文化折扣。[2]同年“文化折扣”這一概念在他們發表的文章《美國主導電視節目國際市場的原因》里得到了首次探析。此外，他們還將概念加以量化，得出一個經濟學公式：文化折扣=（國內相應產品的價值―進口價值）/國內相應產品的價值。[3]
二、文化折扣民族文化影視作品傳播中的具體表現
其實中國的電影業起步并不算晚，從1913 年中國第一部古裝電影《莊子試妻》到1927 年古裝片《西廂記》、1936 年的《天倫》（后改名為《中國之歌》在美國放映），這些電影在對外傳播過程中或多或少對當地都造成了一定影響，尤其是影視作品中的中國元素大大的滿足了外國受眾對不同于本國文化、生活習慣的好奇心理和求知欲望。
2002年，影片《英雄》在海外（北美）的票房達到5800萬美元，可以看出中國電影在國外的發行較之前有了很大的進步與突破。然而，中國電影在制作和技術上的劣勢和文化差異使得其能夠進入海外院線放映的影片數量很少，獲得的票房也與其投入的成本不成正比。為了本國電影事業的發展，國外對于中國影片的排片量也并不多。
近年來，電影業的競爭日漸激烈，以獨立的“類型片”形式的中國民族文化影視在海外放映的反響更是一落千丈。如《泰濉飯內票房為人民幣12億元，國外（北美）票房僅有57387美元；《致青春》國內票房為人民幣7億元，國外票房僅有9900美元；2014年著名導演張藝謀指導的影片《歸來》的內地票房有2.33億人民幣，海外票房也只有37萬美元。
電影《狼圖騰》于2015年2月19日在中國大陸上映，同年9月11日在美國上映。作為一部還未開拍就受到極大關注的電影，《狼圖騰》將蒙古族文化帶向了世界。但是，從在各國上映的票房和觀眾的口碑來看，《狼圖騰》這部電影遇到了與姜戎小說《狼圖騰》在國內發行時相似的處境，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給予的反饋存在很大的不同。
電影《狼圖騰》是中法合拍的一部講述蒙古人民、蒙古狼和北京知青的故事。雖然影片將重點放在了講述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要性上，這與原小說著重表現蒙古文化有所不同，但作為一部在蒙古草原拍攝，以蒙古文化為載體的電影，《狼圖騰》可以被定位為一部新世紀少數民族的文化影視作品。
與以前少數民族文化影視僅僅在國內進行傳播不同，《狼圖騰》走上了全球化的市場，其在中國上映后，先后在法國、西班牙、美國、澳大利亞等14個國家上映。 由于各國具體情況的不同，《狼圖騰》得到的反饋也不一樣。本文主要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美國和法國這三個國家的數據來研究電影《狼圖騰》傳播中的文化折扣問題。
根據美國票房網站Box Office Mojo的數據顯示，《狼圖騰》在中國從上映到下映的總收入為110460000美元；在法國上映到下映的總收入為8811832美元；在美國上映到下映的總收入為210591美元。
根據文化折扣的公式，可以算出《狼圖騰》在法國傳播中的文化折扣為（110460000-8811832）/110460000=0.92。在美國傳播的文化折扣為（110460000-210591）/110460000=0.998。由此可以看出，《狼圖騰》在法美兩國的傳播都存在文化折扣現象，并且在美國傳播時表現的更為明顯。
三、《狼圖騰》傳播中的文化折扣分析
學界目前關于《狼圖騰》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對小說版本的文化人類學分析和其英譯本的研究，王薩日娜研究了《狼圖騰》小說在不同文化圈中的接受程度，但并未提及造成這些接受程度差異的原因，但仍可從中借鑒到一些差異化的表現，比如文字互譯的語意變化和文化習慣的接受差異等。王素亞在其碩士論文《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中的文化折扣研究》中提到了導致文化折扣產生的兩個原因。霍斯金斯和米盧斯明認為文化折扣是指國際市場中的文化產品由于文化背景差異不被其它地區受眾認同而導致其價值的減低。本文在分析電影《狼圖騰》傳播中文化折扣現象時，綜合了文化和理論的因素，從傳播者，傳播媒介和受眾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導演文化圈的不同導致文化折扣程度的不同
《狼圖騰》為中法合拍電影，導演讓?雅克?阿諾曾榮獲多項最佳導演獎的獎項，其之前所拍的電影在法國都受到了很好的反饋。此次拍攝《狼圖騰》，盡管劇本講述的是中的文化和故事，但是作為一名法國籍導演，在敘事風格和影片表達上面，還是有貼合法國受眾習慣的痕跡。導演在法國的良好口碑加上影片表達方式的近法國化，使得《狼圖騰》在法國受眾中獲得了較好的反饋。這也使得影片在法國的文化折扣相對少于在美國的文化折扣。
據法國電影資料網站Allociné顯示，《狼圖騰》在法國公映后的兩天，媒體評分3.4分，觀眾評分3.7分，以評分機制為滿分5分來看，《狼圖騰》在法國獲得的綜合分數相當于在豆瓣上的7.3分。能在眼光嚴苛的法國觀眾面前取得這個成績，說明《狼圖騰》背后蘊含的意義為國外受眾認可，也說明這部影片確實值回票價。該網站下的評分顯示，在44位評分人中，有43%（19個人）的人給了4顆星，16%的人給了5星。只有5%的人給了不到一星。[4]
（二）電影時長限制導致文化敘事的不深入和不完整，產生文化折扣
小說《狼圖騰》在海外傳播的主要限制為語言的不互通，電影在語言這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這一弊端。但由于電影時長的限制，近2小時的電影根本無法做到小說表達的細致和全面，對于熟悉電影文本故事的受眾來說，這樣的表達方式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但是對于不熟悉電影故事的受眾，尤其是對于處于不同文化生活下的國外受眾，短時間內的精簡敘事容易造成其理解的片面性。
在中國電影走向海外的歷程中，首先取得成功的便是李小龍的功夫片，成功的原因除了中國功夫對國外受眾本身的吸引力以外，另外一個因素便是功夫片沒有多少習俗和民族文化習慣的情節，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國外受眾接受和理解功夫片所講述的內容。而《狼圖騰》這部影片雖然重點著眼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但其中不可避免的會涉及到對蒙古族文化和狼文化的講述，比如“圖騰”、“騰格里”等，這種植根于民族深處的文化是需要長期的積淀才能理解的，短短的一部電影是無法表現其內涵的。
（三）文化差異導致受眾的多樣性解碼，提高了文化折扣
思維方式是一個人看待一個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思維方式也是引導人們行為方式的主導因素。其實每個國家、每個民族天為0。
其中積極的評價大多關注在影片的自然風景層面，如“《狼圖騰》電影中有許多我從未見過的令人激動的自然場景”、“景觀和精心訓練的狼才是真正的明星。”
文化傳播規律表明，在一個文化共同體中，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必然會形成某種壓力和霸權，異質文化之間的差異和沖突也不可避免。所以像電影《狼圖騰》這類民族文化在對外傳播過程中，所產生文化折扣是不可避免的。但民族文化為了自身的傳承和發展，必須不能固步自封，應該走出去，走向世界，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不斷探索文化折扣最小化的策略和措施。
據2015年全球電影市場數據報告顯示，在2015年383億的全球總票房收入中北美票房收入高達111億美元，而中國的國外票房收入雖然有68億美元，但和北美的票房相比還是相距甚遠。
當今世界，文化已經成為除了經濟、軍事之外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軟實力”，而作為一個民族傳播民族文化、精神的載體，影視文化產品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的同時，應該通過多種方式擴大本國文化軟實力的影響力，提升本國文化在全世界人們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打造中國友善、團結的民族親和力和向心力。在這種形勢下，中國電影如何“走出去”，理應成為我們不斷前行中應該思考的問題。
注釋：
[1]薛華：《中美電影貿易中的文化折扣研究》，中國傳媒大學2009年學位論文
[2]喻國明、丁漢青、支庭榮、陳端：《傳媒經濟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頁
[3]王素婭：《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的文化折扣問題研究》，鄭州大學學位論文2014年
摘 要：本文介紹了古代語文教育文化傳播的歷史返觀，包括漢代、魏晉南北朝、宋元、明代等時期。
關鍵詞：文化傳播；歷史返觀；語文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天人合一，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在教育上主要是傳播儒家文化、弘揚儒家的文化價值觀（兼有釋、道等的文化價值觀），這些無不是對儒家文化觀的體現和融通。我國古代文化是儒釋道并舉、海納百川的文化，其間道家一直在和儒家的融通中起著自己獨特的作用，使得我國古代的文化在儒家經世致用的價值觀下保持著超然物外的氣度，保持著文化對我們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提升，他們強調“行不言之教”，強調潛移默化的文化對人的影響。
1、漢代語文教育文化傳播
漢代教育崇尚儒術，對后代的語文教育影響甚大，“把語文教學看成是經學的附庸，認為學語文只是治經的手段”，“重視識字寫字教學”，“重視教師的講解”。由于重視經學，就形成了對先秦書面語言的高度重視，為經學的進一步傳播奠定了基礎，也奠定了以經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長久占據我國古代語文教育主陣地的基礎；由于重視識字與寫字，逐漸形成了以“文字”、“音韻”、“訓詁”為基礎的“小學”，這為進一步鞏固經學和強化我國古代以漢字為載體的文化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重視教師的講解，保證了傳統的主流價值觀的傳承。但這些也為后世的語文教育帶來了不小的消極影響，比如，造成了在教育內容上書面語言和歷代口頭交際語言的長期斷裂（這一局面直到五四才得以糾正）；教育方式上的食古不化，缺乏創新，這也導致了長期以來經學文化的壟斷和新文化的舉步維艱。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出現了《三蒼》、《急救篇》等蒙學教材，為后世的語文教育開辟了蒙學之路。
2、魏晉南北朝語文教育文化傳播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政治混亂，官學時斷時續，教育時興時廢，但語文教育卻有不小的成就：家學盛行，父子傳授，形成了古代教育史上的家學傳統，如王羲之一家的書法教育，這一傳統深刻影響著當時的語文教育，也為后世開辟了一條家學的傳統；清談玄學，為避言論得禍，這一時期清談玄學風氣大盛，雖使當時的語文教育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遠離了時代的需要，但對時人的語言訓練卻起到積極的作用；蒙學興起，其主要內容是識字寫字，出現了以《千字文》為代表的蒙學教材，它們成為我國古代基礎教育和文化滲透的有效工具；佛教大興，在傳播佛家經典時，為使大眾聽得懂，采用了當時的比較口語化的講解方式，對一般群眾進行了基本的語言教育，雖主觀上起到了麻痹大眾思想的作用，但在客觀上對大眾文化素質的提高也有著積極的作用，同時佛家文化和漢民族文化進一步融合，漢民族文化價值觀里融進了新鮮的血液；文學作品獲得了應有的地位，以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組織編寫的《昭明文選》為代表，這時期人們對“文學作品有了一定的認識，當時人已經能夠把文學與經學、史學、玄學分開，這種認識反映在《文選》的編撰上，就是經書不選，子書不選、說話的記錄不選、史書一般不選，只選其中有文學價值的{論序述”18，再加上曹丕《典論?論文》、劉勰《文心雕龍》等文論的出現，文學作品得到了空前的重視，這在語文教育上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它不僅開啟了我國語文教育文選型教材的先河，還重視文章的藝術成就，使得文學作品獨立出來，是一種新的語文教育觀的確立，對以后的語文教育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官話”教學和“雙語學習”得到重視，這一時期是一個民族文化（包括異域文化如佛教等）大融合、大發展的時期，由于戰亂和政權的迭次更替，為滿足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人員的交流，南朝興起了“官話”教學，北朝興起了“雙語” 學習，在滿際需要的同時，各種文化也得以傳播和交流，這一時期是我國古代多元文化傳播與交融的黃金時期，中華民族文化海納百川的特性得以張揚，文化內涵得以豐厚，奠定了以漢民族文化為核心融通各民族文化包括外來文化的多元向心文化的文化品性，這種文化品性為隋唐的大發展奠定了文化基礎。
3、宋元語文教育文化傳播
宋元時期，宋代政治的封閉性導致了漢文化在哲學和文化思想上追求道德思想的完美、明心凈性精神提升的理學思想，語文教育思想也隨著“理學”（“新”儒學）產生和發展而演變。宋代的理學家大都是歷史上的文化名人，教育名師輩出，唐宋家中宋代的六大家不僅繼續發展著韓柳古文運動，還以他們的文學業績極大地影響了語文教育；民族文化的交融繼續發展，特別是元代文化，以漢文化和的蒙族文化交融為核心，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文化進一步交融。雖然這一時期的科舉考試逐漸失去了隋唐時的文化活力，但在考試之外，為了滿足民間的交往，在交際上民間語文朝著實用化發展，元曲的繁榮就是適應這一需要，其代表成果是關漢卿等人的創作不僅成為語文教育的典型內容，更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化流傳物。宋元時期，顏真卿、柳公權、歐陽洵、趙孟\等人的書法、繪畫異彩紛呈，流派眾多，成就斐然，作為文化因素深刻影響著我們這個民族。在語文教育上值得提倡的還有以“三”、“百”、“千”為代表的蒙養教育和修身教育，其主旨還是通過這些教育實現“教化天下”的文化價值觀。
4、明代語文教育文化傳播
明代是一個舊傳統教育思想逐漸僵化、新思想萌芽的時期。一方面，自明太祖朱元璋始，科舉考試必須以南宋朱熹的《四書集注》為范本，強調“代圣人立言”，封建科舉考試逐漸僵化，至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敕命翰林學士胡廣等編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等作為欽定語文教學內容來傳播正統儒家思想19；另一方面，明中后期在我國歷史上被史家認為是不同程度地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在文化教育方面，有的已經滲透了反封建、追求個性解放的民主精神，具有近代的啟蒙思想，如當時被視為異端邪說的思想家李贄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只可惜這種思想的亮光，由于本為游牧民族的滿族入主中原而沒能發揚光大，清朝建立以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沒有繼續發展，封建道統得以繼續維系，科舉考試繼續僵化；民族文化的融合逐步走向，漢、滿、蒙、藏還有西方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不斷加強，這無疑也促進了語言教育的發展；在教育思想上，黃宗羲等人提倡辦學校要崇尚實學精神，“不是為了空學儒家經典，而要有用于天下”20；民間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四大古典小說為標志的民間文學創作漸入佳境；種種態勢無疑是對當時社會主流的文化觀、教育觀和價值觀的一種反撥。明清以來，西方文化在和中華民族文化的交流中逐漸呈現出一種優勢的地位，西學東漸，中國傳統的教育觀、文化觀和價值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在以后，中華文化第一次面臨著強勢的西方文化而滌蕩、迷失、自省，語文教育從思想到形式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直至開始并逐漸完成了一種鳳凰涅似的文化變革――從文言文走向白話文。
5、結束語
以人文化成為主體的文化傳播在我國古代Z文教育中一直是隱藏并立在教化明線后面的暗線，以口頭語言、器物上的刻畫標記、書面語言等為主要媒體的文化潛移默化在教育過程中，傳統文化的傳播與語文教育同呼吸共命運。文化傳播在內容上的豐厚性、形式上的多樣性給今天的語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鑒，特別是在文化育人、人文化成方面的極大成功無疑是今天處于價值多元化社會的語文教育應該努力學習的。
參考文獻
[1] [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夏鎮平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論文摘要］現代旅游業的發展必然會對目的地的各方面產生影響，旅游地文化變遷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它的發展方向關系到旅游業能否健康持續發展。本文探討了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原因、表現形式，并提出了使旅游地文化能夠良性變遷的方法，以期對我國的旅游接待地尤其是民族旅游地區提供一定的指導。
文化變遷，是西方人類學理論學派提出的理論，起源于人類學家對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與外界文化接觸的研究，是人類學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對于文化變遷的研究視野不斷擴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并應用到了旅游業上。隨著旅游的發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閉塞的旅游地，給當地的文化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帶來的異文化沖擊下，旅游地文化變遷從物質層面開始，逐漸滲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層面，最后促使整個旅游地民族文化趨同于現代化城市文化，導致許多傳統文化遺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這些即將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來文化所同化，可能導致當地旅游業的蕭條甚至停滯。因此，從文化變遷理論出發，研究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動因和策略選擇，不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護的需要，也是當地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文化變遷與旅游地文化變遷
人類學家認為“文化變遷”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過文化內部的整合而出現的有別于過去的文化形態，表現在技術、工藝、食物、服裝等方面，包括價值觀、習慣和社會關系。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則常用“社會變遷”來指代非物質文化的變化，其中包括價值觀、習俗、制度和社會行為。本文所指的文化變遷側重于指較為明顯的變遷——受到外界壓力的影響下產生的文化變遷。
基于以上觀點，本文認為，旅游地文化變遷是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個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在多種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過程中，由于文化勢差的客觀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較多地“流向”目的地，長此以往潛移默化地影響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發展成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文化形態。文化變遷的核心是價值觀的變遷，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文化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同于暫時的文化變化，當暫時的文化變化逐步改變原有的文化形態，就產生了變遷。
二、旅游地文化變遷動因分析
在現代社會，旅游業發展所產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是導致旅游地文化變遷的最主要動因：
1.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接觸的不對等性
一般情況下，旅游者與接待地居民的接觸是短暫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個接待地的逗留時間是短暫的，與當地居民實際接觸的時間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時間里，他們所接觸到的多為旅游接待人員，雙方分別扮演的是服務與被服務的角色，旅游者難以通過旅游企業工作人員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但是對于旅游地居民來說，他們接觸的不是某個具體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體，是長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體的直接或間接接觸。所以說，盡管旅游文化傳播和交流是雙向的，但卻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給接待地帶來的影響遠比他們接受接待地的影響大的多。
2.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觀地說，區域間的文化傳播無淪采取哪種傳播形式，都是以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向較后進的地區傳播為主導的。經濟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在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到來自發達國家或地區游客所攜帶的強勢文化的沖擊，在文化交流融匯中更多地居于一種被動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者與當地居民之間，一個在休閑，另一個則為這個有錢的休閑人忙碌；一個在臺上表演，另一個則在臺下欣賞、拍照、錄像，雙方形成一種明顯的非對稱性關系。由于經濟上的不對稱，使旅游活動變得不單單是旅游經歷的買賣，還會給當地人帶來金錢等觀念的改變，從而使當地人改變自己去迎合游客，淪為“被旅游者”，影響到當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認同，然后在不知不覺當中慢慢地發生文化變遷。
3.文化傳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區間的擴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與外來文化接觸時，通常會有選擇地接受和吸收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契合的內容，而排斥與本身文化價值觀不相容的東西。但是，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范圍會較一般情況有很大的擴展。旅游地為了招徠游客，必須滿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違心地接受外來文化中某些與本土文化價值取向相悖的東西。有的學者將其稱為“虛意接受”，即當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來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別是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抵觸的部分，但出于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就會有意識地作出讓步，甚至主動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虛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意接受”的東西便會逐漸擴散，潛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發生變遷。
三、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具體表現
文化的變遷是永恒的現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見，摸得著，而有些文化現象，是在深層發生變化的。一般說來，物質文化的變遷速度快于非物質文化，而從非物質文化的變遷看，一般說來總是制度首先變遷，其次是風俗、民德，最后才是價值觀。
1.物質文化變遷。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顯的數量結構或物質形態的變化。直接由于旅游業發展而引起的生計方式、居住習俗、生活方式等的改變，都屬于這一類變遷。例如，九寨溝以“翠海、疊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絕聞名于世，其內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傳統的手工藝為生；1984年九寨溝對外開放，部分居民開始經營旅游業。至2002年，景區內居民都徹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從事旅游經營或與旅游相關的工作。
2.非物質文化變遷。指因旅游活動產生但無法觀察到其直觀的物質形態的變化。由于旅游的發展而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旅游地居民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文化意識和生活方式，都屬于非物質文化變遷的表現。例如，四川與云南交界的滬沽湖地區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母系文化。改革開放后，摩梭人積極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滬沽湖很快成為旅游勝地。外來不同文化形態人群與當地人的相互交流與融合對摩梭母系文化產生了沖擊，使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婦女在家庭中的傳統地位開始下降，出現固定專偶走婚，家庭管理實權開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變遷的策略選擇
眾所周知，旅游業發展對旅游地文化變遷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變遷，從而在保持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不變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其外在表現形式，擴充文化傳承媒介的種類和數量，使傳統文化得以永久延續。也可能使文化負態變遷，使其嚴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個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積極方向還是向消極方向變遷，文化變遷都是客觀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變遷才能持續吸引旅游者的到訪。綜上分析，為了實現旅游地文化的合理變遷，促進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應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強旅游業的宏觀管理。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在旅游業發展初期的規劃、引導以及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監管工作，規范文化旅游產品市場的生產和消費行為。針對目前旅游市場上少數為謀求短期利益的生產者生產劣質文化產品、破壞傳統文化、損害旅游者利益的行為，要積極進行監管查處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區內部建立起傳統文化自我建設長效機制，增強旅游地合理開發、生產及創新的自覺性。只有強化政府的宏觀引導和管理職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規，加大對發生消極文化變遷現象的旅游社區的引導監管力度，才能保證旅游市場的健康發展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強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覺性。一個民族沒有“自我”的概念，就會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覺缺失的民族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這樣，本民族文化的良性發展就無從談起。當然，強化文化自覺，并不是主張文化中心主義，而排斥其他文化，關鍵在于與它文化接觸、交流的時候，本民族成員如何實現文化自覺，取其精華，排其糟粕，真正做到豐富民族文化的內涵。
因此，要強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價值觀，樹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現“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為；并且要鼓勵接待地居民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提高文化鑒別能力，以自覺吸收外來文化中先進的東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強文化交流，實現文化補償。人類文化多樣性和區域性決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類歷史的前進，離不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對于任何一種傳統文化而言，擁有文化輸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機制，方能獲得文化補償，贏得空間上的拓展和時間上的延展”。歷史上中華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動，如中原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國各民族文化內部交流、互動的同時，還廣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華內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蕩，實現文化整合和創新，才締造了有容乃大的中華文化，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發揮文化交流的平臺作用，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拓寬范圍，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強民族文化發展的宣傳工作，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來擴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現并吸收外來文化精華，促進民族文化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偉：《民族旅游地文化變遷與發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論文提要]不同的民族形成不同的文化個性，不同的文化體系體現出文本意義表述的不同方式。本文從句式結構、篇章結構、修辭意象、風土人情和背景知識的不同視角闡述了跨文化傳播中文本意義的個性化文化編碼與解讀方式。主體間性和文化融合有助于消除各種文化差異對文本意義可能產生的誤解，有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諧共存與繁榮發展。
一、引 言
跨文化傳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發生的信息傳播與文化交往活動。人具有社會屬性，總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語境之中，并受到這種文化語境的制約和指引。跨文化傳播作為一種文化語境，其特殊性在于這種文化的制約和指引功能具有多元的復雜性。“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構造現實。對任何行為者來說，現實是通過世界觀和其文化所建構的行為環境傳遞的。”不同的民族，其文化特性的表現形式不盡相同。不同的文化表現形式，構成人們文化行為環境和行為意義的符號，折射出文化內涵的差異。于是乎，跨文化傳播研究必然涉及兩個主要方面：一是，跨文化傳播中人們是如何表述其它文化的，即一種文化群體中的人們如何表述另一文化群體的問題；二是，自我與他人間的關系，即“主體間”的相互關系。‘跨文化傳播學研究基于這樣一個理念：現代世界是一個由不同國家民族的不同力量在不同領域的相互創造生成的系統，離開了這個系統，任何所謂普遍有效的假設，諸如理性或進步、自由，都不足以成為歷史意義上的尺度。跨文化傳播只有架構起不同文化間的和諧對話，在對話中，才能達到本土文化意義的增殖與文化中人(people-in-culture)生活方式的多樣化。
二、文本的文化意義個體化編碼與解讀方式
文化總是與特定人群這樣的文化主體相聯系，總是首先表現為某些人的文化。不同的人群形成不同的文化個性，不同的文化體系也相應地擁有不同的特定人群，并使得這些特定人群成為某種具有文化屬性的文化中人。每個個體文化間有著某種特質的差異，不同的文化個體間往往有著某種無形但又十分明晰的文化邊界。
1、句式結構差異的文化意義體現
漢英的句式結構差異主要歸因于中西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在思維方式上，西方文化如同直線切劃，細分明晰，注重抽象推理；而中國文化猶如圓環內封，綜觀合察，尋求直覺頓悟。這在不同程度上制約文本意義的表述。例如：
在四川西部有一美妙去處，它背依岷山，主峰雪寶頂，樹木蒼翠，花香襲人，鳥語婉轉，流水潺潺。它就是松潘縣的黃龍。
One of Sichuan’s fines spot is Huanglong(YemowDragon)，which lies in Songpan County just beneath Xuebao，the main peak 0f the Minshan Mountain，h has lush green forestfilledwithfragrantflowers，bubblingstreamsandsongbirds.
從上例可以看出，中文對“黃龍”這一景觀的描述，先是從對“岷山、主峰、樹木、花香、鳥語、流水”個體景觀的感受人手，再用外位句式結構作環抱概括，顯得含蓄簡練、韻律十足，從個體與個體、個體與整體的關系中去認知和把握某一個體，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自我中心性的一個特點，充分體現了認識主體散點游目式的觀照方式。而西方人則認為，實體的世界是可以明晰的，要認識一個事物，必須將其獨立出來進行明晰的觀察，描述其靜態的特征，沉思其不變的屬性，因而英文將最重要的信息作為主題句置于句首，通過嚴密的結構表達出個體景觀魅力的邏輯意念，從而突顯“黃龍是什么、位于何處”這樣先聲奪人、引人入勝的效果。由此文本不難看出，這兩種文化所蘊涵的深層結構：前者重在寫意和虛無縹緲的意境，后者重在寫實和實實在在的反映。
2、篇章結構差異的文化意義體現
任何文化都是一種社會實踐，都是建立一種生活指向，都是用自己特有的文化感知來理解客觀世界和認知自身。例如：
杭州因有美麗的西湖而成為聞名于世的風景旅游城市。
北宋詞人柳永在《望海潮》一詞中寫道：“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
Hello，friends，the West Lake，like a beautiful oriental sirl，is glod to meet you，happy t0 see you in China after a long andmost probably tiresome joumey flying over the mountains andthe seas，As everybody in China knows：“In heaven there i。par-adise；on earth there are Suzhou and Hangzhou，”The West Lakeis a holiday paradise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people，the prideof the oriental civilization.
上文在介紹美麗的風景城市杭州時，中文引用了古代詩詞，而英文則不拘泥于原文，通過較大的調整和再創造，將其令異國游客晦澀難懂的漢民族文化意蘊有機地糅合在為西方人所能理解的言辭佳句中，取而代之的“In heaventhere io paradise；on earth there are Suzhou and Hangzhou，”、“a beautiful oriental girl，a holiday paradise in the eyes of theChinese people。the pride of the orientalcivilization’’等顯然更易于外國大眾游客理解其深厚的文化意蘊，而且整個譯文風格非常隨意、親切，就像與游客交談一般，這樣自然拉近了游客與西湖之間的距離。這便反映出，在跨文化傳播語境下處理那些具有濃郁民族色彩的文化信息時，首先要了解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然后運用恰當的方式來傳遞不同語境特有的民族文化信息，以迎合各自的不同文化心理特質。
3、修辭意象差異的文化意義體現
從信息論的角度來看，當語言作為信道傳送信息時，解碼必須根據信號庫中雙方共同理解的編碼進行。倘若編碼者(發出信息的發話人)跟解碼者(接受信息的受話者)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產生對編碼的不同理解，就可能導致 難解、誤解甚至解碼中止。這個他者文化因素造成解碼阻礙的表現之一，就是由于模糊、通感、聯想等因素而產生的比喻性表述的民族文化差異。這種在漢英中原本等值的同一詞語，在各自語言中可能會另有不同的意義和用法，以及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褒貶吉兇象征與感情、語體色彩等。漢英語民族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使得許多比喻性表述存在不對應的現象。如形容力氣大，漢語有“力大如牛”，英語則“asstrongssahorse”(力大如馬)。這蓋因中國自古以牛耕為主，而英國古代則主要靠馬耕，不同的生產方式和思維習慣就漢英兩大民族對同一概念運用了不同的意象，即對同一意義使用不同的喻體來指代。甚至有時不同的主體對同一概念客體在特定的語境下都可能產生不同的意象意義。
所以在跨文化交流與傳播中，特別要把握意象文化差異的不同特質。例如：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
李清照詞句中的“黃花”意指“”，這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一個重要意象。所以，對于熟知中國古典詩詞文化的讀者來說，對其理解自不在話下，而對于另一群異質文化的讀者而言，要想領略到文本中“黃花”意指“清高傲世、凄冷惆悵、哀怨抑郁、相思消魂”等內涵與風格意義恐怕得大費周章，于是譯界部分學者認為西方譯者將“黃花”譯為“chrysanthemums”較國內有些譯者直譯的“yellow flowers”更為可取，因為西方譯者在意識到這一中西文化差異的同時，還考慮到與中國傳統文化“共享視域”缺失的西方讀者的理解障礙，否則西方讀者會真以為“yellow flowers”是指“sunflowers(向日葵)或buttercups(金盞花)”等等之類的黃色花兒。
4、風土人情差異的文化意義體現
文本意義出現在文本與讀者的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中，讀者的不同文化視域對文本意義的理解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
Prema’s parents were not sure how they felt about that，butthey allowed him to see her anyway，In this day and age they werelucky，(普里馬的父母還沒有最終拿定主意，但他們還是讓他見了她。這在這個時代對于他們來說是幸運的。)
上例取自反映印度風俗的材料，普里馬的未婚夫懇求她的父母允許他在婚禮前見一見未婚妻普里馬，因為根據印度的風俗習慣，未婚夫在婚前是不可以見未婚妻的。如果要見，需征得她父母的應允。但這一現象在現代社會已不多見，所以了解這一印度風俗的讀者能很有把握地確認文中最后一句的“他們”是指普里馬的父母。因為在當今社會，女兒的未婚夫首先征得自己的同意才見普里馬，證明男方很傳統、很尊重岳父岳母，因此他們能有這樣的女婿是非常幸運的。而不了解印度社會這一文化風情的異質文化讀者可能認為最后的那個“他們”是指普里馬和她的未婚夫，因為他們認為，新郎新娘要等到婚禮那天才見面太不幸了，因此普里馬的未婚夫能被允許見他的未婚妻，他們二人是幸運的。
5、背景知識差異的文化意義體現
背景知識也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往往滲透在文本的字里行間，稍不注意，可能會導致一定程度的意義曲解。例如：
“……members of Congress-liberty-Bunker’s Hill-heroesof seventy-six-and other words which were a perfect Babylonishjargon to the bewilder Van Windle.”(……國會議員——自由——本克爾山——七十六烈士——以及其他許多使李伯完全莫名其妙的謎語。) 轉貼于
美國小說家華盛頓。歐文的短篇名作《李伯大夢》里說到荷蘭移民Rip Van Winkle上山砍柴喝下仙酒，一覺睡了20年。醒后美國已獨立，他發現周圍人說的話里有許多是他一點也聽不懂的陌生字眼。上例就是這一語境，譯者把“heroes of seventy-six”(七六年的英雄——指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英雄)不經意地錯譯成“七十六烈士”，這恐怕是受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黃岡七十二烈士”這一文化背景知識的干擾所致。
綜上所述，從解釋學的角度來說，伽達默爾認為，在理解的歷史過程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視域(horizon)：一是文本的視域，一是理解者的視域。文本有它自己的歷史視域，是因為它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由特定歷史存在的個人(作者)所創造出來的；理解者也有自己特定的視域，這種視域是由他自己的歷史境遇所賦予的。而所謂理解無非是經驗這兩種視域的融合。當我們進入文本世界時，我們的文化視域通過“視域融合”構成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包容了歷史和現代的整體視域。理解的實質是跨越自己個體的有限視域，力圖達到一種更高層次的境界與溝通。在這個境界中，意義被拓展，理解主體的文化視域也得以提升。
事實上，我們對任何事物的理解也都總是從我們已有的文化視域出發作出的，我們不可能完全拋開我們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不可能完全拋開我們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形成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去理解我們所要理解的對象。也正如Scollon R.和Scollon S.W.所述，交際者關于行為與情境、關系與身份等交際情境的共享文化知識是成功交際行為發生的基礎。
三、文本的文化意義與主體間性及文化融合
認識論從實踐的角度看認識，圍繞著對人的主體性研究，使刺激反應的二項式(SR)變成為三項式(S0R)，即自在客體主體觀念客體，其中主體及其思維結構充當著自在客體和觀念客體之間的轉換器。在這三項中，主體表現為唯一的主動者，它以自己已經具有的思維結構去選擇、處理輸入，形成輸出系統。從形式和功能過程來考察，這恰恰是主體在建構著客體，即主體以自己的思維結構分解、過濾、轉換著自在客體的信息，建構成觀念客體。
文本的主體觀注重的是多重主體的交融，它體現在作者、讀者、解釋者的關系當中。以通常的主客體關系來說，當作者在生成文本時，文本是他的創作客體，而其文本潛在的讀者也是他的創作客體。但作者、讀者、解釋者之間的這種關系會隨著語境的變換而變換主客體的角色。當讀者或解釋者在閱讀和解釋作者所生成的文體時，他便變成了主體，而作者則成了間接客體，因為這時不僅僅文本是作為對象的直接客體，原文本作者也成了讀者或解釋者對話和交流的對象，即間接客體。這就是所謂的互為主客體關系，又稱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uy)。
主體間性這一概念來源于胡塞爾的現象學哲學，指的是在自我和經驗意識之間的本質結構中，自我同他人是聯系在一起的，因此為我的世界不僅是為我個人的，也是為他 人的，是我與他人共同構成的。其實質是指在世界的所有可以稱為主體之間的交流、溝通、交往、對話等等的關系屬性。主體間性能讓我們擁有文化的多重視域，在堅持主體間存在的差異性和多元性的同時，以交往、溝通和理解來彌合主體間的差異。因而能寬容地接受與客觀傳播的無數他者、和諧共存的文化認同。因而這就意味著，主體間性這一概念有利于人們認識文本、作者(譯者／傳者)和受眾(讀者)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溝通跨文化傳播中文本世界所涉及的不同文化沖突和消除各種文化差異可能導致的種種意義誤解。
任何文化都是在與他者文化的互動中發展的，與文化差異和沖突相伴隨的是文化融合。文化融合是不同質的文化之間的交融整合，它是跨文化語境下文本的文化意義交流與傳播的一個策略過程，是由文化表層到文化深層的融合。文化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從表層的語言符號、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到深層的審美取向、價值觀念、情感定式、思維方式，都是文化的基本內容。這些基本內容的不同，形成了色彩各異的不同文化類型或文本表述方式。文化融合又是跨文化傳播發展的總體陸趨勢。從文化自身發展的規律看。文化融合也是文化發展的一個趨勢。任何文化要發展前進。就必須與其他不同質的文化進行交流、溝通甚至向其他文化學習，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優質成分，不斷豐富和提高自己的文化品質，促使自身進步。再則，文化沒有優劣之分，在跨文化交流與傳播過程中，每一種文化都擁有傳播的權利、發言的權利，而不是僅僅充當接受者、聽眾。主體間性關系的建構也許能指引我們步入跨文化傳播領域的那個烏托邦：沒有他者，我們都是主人；沒有定型，我們真實地感受彼此，和諧而自由地共存。
但是文化融合并非文化趨同，其實質是文化上的揚棄，是文化的優化。文化融合是文化多樣性的融合，它不排斥文化的差異和多樣化。而且，文化的多樣化是文化融合的基礎，沒有豐富多彩的文化，文化融合也無從談起。總而言之，文化融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種文化共同發展與繁榮的必然。而文化趨同則是不同質的文化的一致化，即文化的同質化，它抹殺了文化的多樣性與個性。
[論文關鍵詞]文化交流 文化意識 文化傳播
一、翻譯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
語言既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號，其使用方式與表達內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內涵；而翻譯的基本性質是語言問的轉換、是文化之間的交流，因此翻譯與文化始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翻譯豐富、促進了譯語文化，這是翻譯最為顯著的功能。古今中外，翻譯從來都是促進民族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楊仕章，2001)~1果沒有阿拉伯人的翻譯，古希臘的明就不會得以保存，歐洲的文藝復興也將無從談起；中華文化經佛經翻譯吸取了古印度文化的營養，給中國文學注入了強勁動力，大大豐富和發展了唐代及唐以后中國文學的浪漫主義意象成分和功能；同樣，沒有五四時期的翻譯，中國就不可能引入諸多先進的思想理論；而英國文化能有今天的巨大影響力和勃勃生機是與其在漫長的歷史中融匯了凱爾特文化、拉丁文化、斯堪的納文化以及東方文化的精華分不開的。可見，語言和文化的發展往往離不開異域文化的營養，純粹自給自足的文化注定是要滅亡的，而翻譯則為吸收異域文化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手段。
二、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最初由巴斯奈特(Bassnet0和勒菲弗爾(Lefe—vere)在其合編的《翻譯、歷史與文化》(199O)一書中提出的：之前的翻譯研究要么在語言學的屋檐下躲躲雨，要么在比較文學的墻根下避避風。而在新興的文化學領域里則壓根兒沒有涉足之地。漕明倫，2007)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爾為代表的文化學派翻譯理論者，從宏觀角度出發，從大處著眼，從政治、文學、歷史等多角度切人，強調文化在翻譯中的地位，把翻譯看作宏觀的文化轉換，將翻譯的研究重點從原作轉向了譯作，從作者轉向了譯者，從源語文化轉向了譯語文化，以求對翻譯和譯者的地位與作用有一個新的認識。對文化派而言，翻譯的本質就是文化翻譯。因此，翻譯活動本身就涉及一個文化問題，涉及兩種文化的對比研究和互動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翻譯的確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交際行為之一，翻譯工作者必須重視并處理好文化因素在翻譯中的地位和作用。(姜艷，2oo6)~n奈達所言：實際上，對一個譯者來說，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問題比語言結構差異引起的問題要多而且更為復雜。
三、文化傳播與交流是翻譯的根本任務
中外學者對翻譯下過各種各樣的定義，其中張今先生(1994)的定義尤為惹人矚目：“翻譯是兩個語言社會之間的交際過程和交際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進本語言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進步，它的任務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現實世界的邏輯映像或藝術映像，完好無損地從一種語言中譯注到另一種語言中去。”進行文化交流，促進社會進步，這正是翻譯的根本任務和重大意義所在。其實，中西方翻譯家、譯論家中提倡盡力保存原文文化特色的大有人在，如楊憲益、許淵沖、劉宓慶等；西方如Sehuhe，Biguenet，Newmark等。魯迅說(1935)：“如果還是翻譯，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什么叫“異國情調”和“洋氣”呢?顯然，魯迅指的“不是在語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盡量保存原文所蘊含的異域文化特點”。這就是說，翻譯不僅要考慮語言的差異，還要密切注視文化的差異，文化差異處理的好壞，往往是翻譯成敗的關鍵。語言可以轉換，甚至可以“歸化”，但文化特色卻不宜改變，特別不宜“歸化”，一定要真實地傳達出來。(予I、致禮，2ooo)因此，文化傳播應該是翻譯的根本任務。翻譯中的文化傳播，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就是盡量保存外來文化之“異國情調”、“洋味”，以使我國讀者擴大文化視野，獲得知識和啟迪。例如，我們把killtwobirdswithonestone譯成“一石二鳥”，中國讀者就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漢語成語“一箭雙雕”，產生一種新鮮感。再如，《圣經》中有beatswordsintoploughshares，如果我們直譯為“把刀劍打成耕犁”，中國讀者就不會將之與佛教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混為一談。(孫致禮，2000)~是因為譯者采取了文化翻譯策略，漢語才有了“武裝到牙齒”(armedtotheteeth)、“替罪羊”(scapegoat)、“橄欖枝”folivebranch)、“時間就是金錢”(timeismoney)等；相應地，英語才有了longtimenosee(好久不見)，papertiger(紙老虎)，toloseone’sface(丟面子)，atoadhankersforatasteofswna(@蛤蟆想吃天鵝肉)等。(蔣驍華，2003)總之，譯者在翻譯實踐時應保持文化翻譯意識，盡可能多地傳達原文的文化信息。這對于促進語言發展，增進文化傳播與交流意義深遠。
近年來一些人士對我國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與群眾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探究。而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不但可以從根本促進群眾文化的進程，同時還對社會的全面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傳承；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群眾文化
群眾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要素，群眾文化建設的進程是加速社會文化傳播及發展的主要路徑，同時對群眾的精神文化也能夠有較大的促進。特別是民族民間民俗文化，在傳承環節其自身具有顯著的民族歷史文化特性，合理的與當代群眾文化建設相結合，能夠推動我國文化特色全面進程，可以更好的促進經濟發展。
一、群眾文化建設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的基本功能
目前群眾文化建設的全面進程已獲得廣大群眾的認可，群眾文化本身就是對以往文化藝術的傳承，不管在文化藝術的構架以及類型上，都能夠利用群眾活動去全面開展，進而去完成創新。從國內現階段一些以常規形式傳承的傳統文化活動我們可以觀察到，就算經過一定時間，一些文化活動在特性依然沒有改變以往的風貌，比如國內一些地方所開展的賽龍舟就是典型的文化承遞。同時還有一些民族傳統佳節在歷史過程中已變成被大眾所接納的一種傳統，這種傳統不但可以體現我國的歷史文化，同時還向全世界彰顯了華夏文明豐盈的文化底蘊。就用戶縣農民畫為例子，其發展于上世紀五十年代，戶縣農民畫結合了傳統美術的一些藝術形式，讓農民畫煥然一新，在國際上也享有盛名，同時被一些學者所贊揚。因此我們要將傳統文化藝術中包含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全面的展現給世人，不僅要進行傳承及保護，同時還要側重于對傳統文化的創新，要將它融入到中華民族復興的一個環節之中。從群眾文化特性視角來看，其有較為顯著的唯一性、區域性以及民族性，這種特性在持續的發展中表現的非常明顯。物質文化可以為群眾活動的構建奠定路基，而制度文化被視為兩者間的介質，可以把群眾的相關規范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進行有機的結合。在歷史文化的持續發展的浪潮，群眾文化構建活動只有和常規的傳統民族文化適應，才能夠得以長久的生存及發展，在傳承的過程中我們要注意時代背景，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確保與當下的社會背景相適應。
二、民族文化的傳承是群眾文化建設的必經之路
若想剖析傳統民族文化藝術，先要分析文化的基本理念，我們將文化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可以把社會經濟構架及政治構建全面的體現出來，所以一個民族的發展要全面合理的運用文化功能。而有著顯著時代特色的民族文化具備十分鮮明的民族色彩，其時代特點以及民族特點顯而易見。一些民族文化在歷史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可能其生命周期十分短暫，同時也有一些民族文化會出現形式上的變更。不過這種民族文化出現過，那么其必然存在一定的意義，且對社會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特別是可以傳承至今的歷史文化，這些至今仍被沿用的歷史文化已經從根本影響了華夏文化藝術的進程。可以說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數之不盡，且華夏文明文化具有較深的文化底蘊，這些與廣大人民群眾對民族文化的支持密不可分。換一種說法，即精神財富的構建與廣大群眾是不可分割的。不過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在世界文化背景的全面入侵下，僅保護傳承傳統民族文化藝術已顯得力不從心，因此要側重于對我國各民族間的多樣文化予以結合并持續完善，使其順應時代的腳步。而想要促進傳統民族文化藝術發展我們就要借助于群眾文化活動，對現階段我國在文化遺產保護上所提出的搶救為先，保護為主這一口號來看，對傳統文化藝術傳承和保護是重中之重。只有進行有效的傳承及保護，才能夠在群眾文化構建中結合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進而全面深化我國的文化建設。
三、群眾文化發展要依附于民族文化藝術的傳承及創新
群眾文化的構建具有顯著的歷史性，上文提及群眾文化在以物質文化為核心的基礎上，其內質也有一定的獨立性，就算是傳統經濟被瓦解，依然不會遏制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所以群眾文化發展環節我們要重視民族歷史，以防文化與歷史之間出現斷層的情況。在實際繼承文化遺產過程中，不但涵蓋民族文化藝術，同時還包含民族文化藝術表現機制。換一個角度分析群眾文化發展內容，不難發現其中包含了對勞動者的歌頌以及對真愛的贊譽，在未來的傳承活動我們要對此類內容進行全面的深化。針對群眾文化活動的形式，一些民族文化藝術結合了古代詩詞以及戲曲等，這些均為群眾藝術的產物，就算是傳承到今天也沒有在相關記載中發生顯著的變化。而且一些群眾文化形式也保持著以往原汁原味的風貌。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民族文化遺產中也摻雜著一些負面的內容，比如迷信等，要對此類傳統民族文化予以正確的傳承。推動群眾文化需要在繼承民族文化藝術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的革新。可以進行創新形式的民族傳統文化活動，讓群眾文化活動的內容變得多元化。所以，在創新的潮流中要將繼承作為核心內容，在此基礎上予以創新，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夠全面促進群眾文化長久的發展。
綜上所述，群眾文化構建一定要依附于傳統民族文化藝術，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無論在繼承或是創新上都要和現階段的社會背景相結合。在繼承的過程中要規避其中的糟粕，將經典再升華，同時在群眾文化活動中去完善傳統民族文化藝術，在其表現形式上予以全面且持續的革新，長此以往能夠從根本充實群眾文化活動，進而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作者：顧秋玲 單位：南京市江寧區社保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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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球化 民族文化 身份認同
就我國為例，中華民族塑造出的是“華夏兒女”、 “龍的傳人”、“炎黃子孫”等等民族身份與形象來定義中國子民。而日本的“大和民族”，德國二戰時自封的“優等日耳曼民族”等等定義也在國際上廣為人知。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提供給我們的是不同年齡、性別、地域、文化層次、收入階層中相同的歷史文化底蘊的背景和傳承與心理認同。根據著名民族學家安德斯的解釋，民族可以被看作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具體可以表現在共同的民族發展歷史，民族英雄以及神話、寓言、傳說，民族精神的宣揚，甚至民族圖騰、等等。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這樣一個意識的存在，不僅僅給人們帶來種族、人群以及國籍的歸屬感，更加從精神層面上起到了進一步鞏固國家的團結穩定的作用。“國家認同是人最集中的整治性存在”2。共享同一民族文化身份的社會成員們也共同分享著相似的國家榮辱觀，分擔著相同的社會責任感，和背負著同樣的歷史使命感。這些源起于相同的national identity 的種種都像一根無形的紐帶，捆綁著這個社會團體中的所有成員。這是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種族都無法磨滅的屬于人類最原始也最本真的“歸屬感”和“意識形態”的所在。
一、全球化傳播（Globa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一個無可抗爭的實事
新媒體的出現無疑是web2.0時代全球化傳播發展的最重要里程碑之一。全球化傳播的出現不僅僅對傳媒界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它所帶來的顛覆性的改變更加進入到了人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從政治，經濟，貿易，文化，信仰，滲透到乃至人們的飲食，喜好，口頭禪，生活方式等等。以我國為例，目前中國的年輕一代們喜歡吃美國的麥當勞肯德基，聽國外的音樂，追美劇英劇看好萊塢大片；隨著國內外交流增多，留學生人數不等突破新高，甚至許多人選擇工作或定居海外；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不斷涌現的各種新興的傳媒手段讓人們可以打破曾經傳統媒體的“時間”、“地點”、“空間”的傳播局限，從而獲取到國外甚至地球另一端的許多新聞消息以及娛樂節目等；許多人開始使用新浪微博，騰訊微信以及美國的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地球村”的局勢首先在互聯網的陣地上發動總攻，并且毫無懸念的打了一場異常漂亮的勝仗。換言之，全球化文化傳播風靡的同時，與之俱來的帶來民族文化身份的破碎化、認同的危機化，都無疑給民族團結與穩定帶來了不小的風險與挑戰。
二、全球化與民族身份之戰
傳播學界許多學者認為，無論在怎樣的社會環境或者時代背景下，identity是人們不能缺失的人類屬性之一。我們生活在一個每個人都需要民族認同感與歸屬感的世界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也是一個全球化（globalization）以一種無法阻擋的高速節奏飛快發展的時代。乃至于對我們居住的星球，我們也親切的稱呼他為“地球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民族認同感（identity）教會我們區分人群，種族，膚色，國籍，甚至擴大到知識，文化，習俗，信仰，飲食以及民族精神等等領域3。它建立于共同一個種族共享的民族歷史記憶和基因的傳承，并且能夠幫助人們準確的分辨出“我們”與“他們（別人，others）”的區別。而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的傳播，貌似有著與之相悖的走向和發展。全球化概念的提出，也是一種人類社會發展的現象過程。全球化目前有諸多定義，通常意義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聯系不斷增強，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識的崛起。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釋為世界的壓縮和視全球為一個整體5。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隨著全球化勢力對人類社會影響層面的擴張，已逐漸引起各國政治、教育、社會及文化等學科領域的重視，紛紛引起研究熱潮。全球化進程的體現可以說滲透進了每個國家甚至每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地球村”的全球化傳播時代中，全球化傳播的‘無邊界’以及“時空濃縮”的特質究竟會否導致國家或民族文化身份以及認同感的模糊甚至消失，或者他們二者的關系是唇齒相依并且共存共榮，以及我們將如何更進一步的塑造和強調國家的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認同感，都將成為這個時代最為重大的研究與討論的課題，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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