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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導師指導人數；學術論文質量；關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Master of Arts Graduate Academic Paper and The Number of Teachers to Guide Students
Abstract： Academic papers is the important symbol to measure the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ability and academic level. Tutor of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i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uidance of the academic papers. Data through scientif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in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ademic paper quality of liberal arts academic graduate student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eacher guidance. The number when it is 6 is good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papers quality of arts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an all-round way.
Keywords： the number of teachers to guide students；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paper； relationship
一、引言
碩士研究生學術論文是衡量研究生對其掌握的基礎知識、寫作和科研能力的反映，它是衡量一名碩士研究生的學術水平的重要的指標。隨著高校的不斷擴招，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規模快速增大，而其學術論文的質量增幅速度卻相對緩慢，甚至有下降的趨勢。同時，伴隨著研究生數量的劇增，學校準備不足，學校導師數量卻沒有相應幅度的增加，導致師生比例的失衡。碩士研究生的學術論文普遍存在抄襲、寫作能力不足等問題。如今，各大高校也要求本校碩士生，在校期間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與本人研究方向相關的論文，加強對學術論文的重視。
我國對不同類型、科目的碩士研究生采用不同的培養模式。導師在培養學術型碩士研究生時更注重其科研水平的培養，而專業型更注重實踐能力培養；文理科學術型的碩士研究生培養也不同，理工科的學術型碩士研究生是通過實驗，更直觀、深刻掌握專業知識。而文科學生由于學科自身特點，導師更多地是通過課上指導和少數課下指導，極少數學生可以參加導師課題研究中。所以，對于文科類學術型學生而言，導師對碩士生專業理論性的指導、前沿性知識的指導，以及學術論文的選題和寫作能力等諸多方面指導有著重要的影響。
文章研究對象為文科類學術型碩士研究生的學術論文質量，以及其導師指導學生人數。導師對其學術論文質量的影響因素有很多，但文章從導師指導的學生人數這一因素分析其與學生學術論文質量的關系。文科類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學術論文的質量與導師指導學生人數的關系如何？本文在收集整理Q大學文科類學術型碩士研究生數據的基礎上，通過定量統計分析得出了一些結論，為我們提高文科類學術型碩士研究生的學術論文質量提供一些參考。
二、研究方法
（一）樣本
為了能準確反應導師指導學生人數與文科類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學術論文質量的關系，文章選取了Q大學文科類專業學術型碩士研究生二、三年級的50位學生作為樣本，問卷調查包括考察學生學術的情況（的篇數、的途徑、的期刊層次）、導師的影響（包括導師指導頻率、指導學生人數、導師對于閱讀的要求）等內容。文章在導師影響中提取出導師指導學生人數這一因素，分析學術論文質量與導師指導學生數的關系。
（二）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分析方法主要是因子分析、相關分析、線性回歸等統計方法，利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 21.0來進行計算。
三、研究過程及結果
（一）研究過程
如何確定碩士研究生學術論文質量的衡量指標，學者們對此的看法不一，文章主要從三個方面考察文科類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學術論文的質量：的數量、的期刊層次、的途徑。同時，文章考慮三個因素是否可以用一個因素代替？因為用一個因素替代就能更清晰地表示出導師指導學生數與學術論文質量間的關系。所以，文章首先對衡量學術論文質量的三個指標進行分析，之后在確定導師指導學生人數與學術論文質量間的線性關系。
1.對文科類學術型碩士研究生發表學術論文情況的研究
本文從三個因素衡量學生學術論文質量：的數量、的期刊層次、的途徑。
（1）檢驗數據的相關性
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sig值均為零，就代表各個指標之間存在相關性，即衡量文科類學術型碩士研究生發表學術論文質量的三個因素間存在相關性。
（2）檢驗數據的可行性
Kmo和Bartlett檢驗是用來比較變量間相關系數和偏相關系數的大小，主要用來檢驗數據是否適合因子分析。Kmo越接近1，意味著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越強，越適合于作因子分析，Kmo越接近0，則意味著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越弱，越不適合作因子分析。
表2
如表2所示，Kmo=0.761>0.7，Bartlett球度檢驗具有高度的顯著性，說明所檢驗的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3）方差分析
從表3中可以看出，大于1的特征值有1個，對應的積累貢獻率為87.252%。最終確定因子為的數量。
至此，我們已經提取出能87.25%的代表三個成份的主要成份，即學生的數量。
2.導師指導學生人數與學生的數量的關系研究
表3
導師指導學生人數與學生的數量存在怎樣的關系，利用回歸分析得出結論。
（1）選擇菜單中“分析―回歸―線性”，從左側源變量窗口中選擇“導師指導人數”作為自變量進入自變量窗口。在選擇“數量”作為因變量進入因變量窗口。
（2）單擊“統計量”，選擇Durbin-Watson（U）、估計、模擬擬合度選項。
（3）單擊“繪制”，將左側源變量窗口中ZPRED進入X窗口，將ZRESID進入Y窗口。選擇直方圖、正態概率圖。
（4）單擊“保存”，選擇為未標準化、均值、單值。
（5）點擊確定。得到如下圖標。
表4
表4表明，只有一個自變量“導師指導研究生的人數”進入了模型。
表5
表5的內容是回歸模型的概要。“導師指導研究生的人數”與“的數量”的相關系數R為0.304，模型判定系數R方為0.092，由于R方受到個案的影響較大，根據個案對其進行調整以后的值為調整R方為0.074。Durbin-Waston的值是1.627，說明隨機誤差項基本上是相互獨立的。
表6
表6是對模型的方差分析與F檢驗的結果。從表中可以看成，F值為4.892，顯著性水平為0.032
表7
表7的內容是回歸方程的參數及檢驗結果。由該表可以得出回歸方程為：y=2.259-0.367x。
（二）研究結果
經過分析，得出文科類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學術論文質量與導師指導人數間存在高度相關，并且可以用線性方程表示為y=2.259-0.367x，從方程中可得出導師指導學生人數為6人時，是合適的。文科類學術型碩士研究生的年限為3年，那表示每一位導師所帶領的每一年級的學生人數最好為2人，有利于導師對學生學術論文的指導，提高學術論文的質量。
參考文獻
[1] 李英.碩士研究生培養方式與學位論文質量的相關性分析-基于貴州師范大學的實證研究[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2011（6）
[2] 李彩麗.碩士生生源質量與學位論文成績的相關分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9（9）
[3] 孫曉松.借助spss軟件的成績因子分析[J].同化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2013（3）
關鍵詞： 層次分析法（AHP）；法學碩士學位論文；綜合評價；模糊理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4-0212-030引言
法學碩士學位論文是培養法學專業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專業技術能力的重要實踐環節。同時，法學碩士學位論文也是衡量法學專業院校教學質量、學生理論水平和學位資格認證的重要依據[1]。因此，科學、有效地評價方法，不僅關系到法學碩士學位論文質量的評價，而且關系到法學專業院校研究生教育的水平。目前，我國專業法學院校都制定了一套符合自身情況的學位論文評價體系，通過校內專家和校外專家的雙盲審制度，對答辯前的碩士學位論文進行評價。國務院學位辦和各省學位辦也通過抽檢的方法，加強對碩士學位論文質量的監督。這種雙盲審加抽檢的方式，對保證法學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但是，法學碩士學位論文評價是一個復雜的評價和決策問題，整個評價過程伴隨著一定的隨機性、模糊性、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傳統的論文評價方法在論文成績的評定和評價指標的確定方面存在著一些缺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盲審專家和答辯專家組采用平均法對學生的碩士學位論文給予評價打分，甚至于主要由答辯專家組和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確定論文成績，這樣有時難免存在客觀性和真實性的問題。
在學位論文的評價體系中，影響論文成績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每種因素的重要性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這就造成了評價指標的模糊性。然而，在論文成績評定中，專家往往直接給出一個精確的分數，這種處理方式是片面的和不可靠的。
當對學生論文成績存在爭議時，缺乏一整套完整的法學碩士論文評價標準作為參考，常常是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舉手表決，對學生缺乏說服力。
同樣為法學專業，但不同學科之間碩士學位論文所涉及的內容差異較大，評審專家和指導教師很難采用學校制定的分類標準對學位論文進行評價。
根據上述問題，一般的簡單線性方法很難解決這一復雜的評價和決策問題。這就需要采用一套合理、有效和簡便的法學碩士學位論文評價方法，從系統工程角度處理這樣一類復雜的評價和決策問題。本文在傳統AHP模型的基礎上，結合法學碩士論文評價過程中的特點，提出了基于改進AHP的綜合評價方法，該方法將群組AHP模型和模糊AHP模型引入法學碩士學位論文評價中，根據評審專家的評價體系、評審專家的可變性、指標權重值、論文屬性值的差異，構建了法學碩士論文綜合評價方法。通過對法學碩士學位論文的評價，表明該方法具有簡便、客觀、公正和準確的特點，對法學碩士學位論文的評價具有很強的實用價值。
1AHP決策優化模型
層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國著名運籌學家T.L.Satty等人提出的一種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多準則決策方法。這一方法的特點是在對復雜決策問題的本質、影響因素以及內在關系等進行深入分析之后，構建一個層次結構模型，然后利用較少的定量信息，把決策思維過程數學化，從而為求解多目標、多準則或無結構特性的復雜決策問題，提供一種簡便的決策方法[3]。本文將評價的有關元素分解成目標層、準則層和指標層，用一定的標度對專家的主觀判斷進行客觀量化，把專家的思維過程層次化、數量化，從而確定準則權重和指標權重，通過模糊算子的集結，得到法學碩士學位論文的總體評價結果。
1.1 指標權重值的確定AHP主要包含2方面的內容，一是各層次指標權重的確定，二是根據最低層次各指標的權重和各方案的屬性值對方案做出綜合評價[4]。如果同層次指標數大于7個，會造成判斷矩陣的不一致，所以需將指標分層歸類。鑒于AHP本身在求取各層次指標權重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本文采用群組AHP模型來綜合確定多位評審教師的意見。
在AHP的同層次確定單權重步驟中，可以采用對數最小二乘法[5]，求Z=∑■■∑■■lna■-lnω■/ω■■的最小值，得出ω=ω■，ω■，…ω■■，將其歸一化得w=w■，w■，…w■■，∑■■wp=1，其中，aij表示第i個目標與第j個目標的相對重要程度，ω■/ω■表示Saaty標度[6]。當評審的專家數n?燮6時，假設評審專家的判斷較為理性，忽略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檢驗工作。在碩士論文評審時，一般都有多個專家參加評審，所以，判斷矩陣中表示不同專家或小組的意見的aij可能取多個值，通過擴展Z，可得有多位評審專家或評審小組的判斷矩陣Z=∑■■∑■■∑■■lna■-lnω■+lnω■■，其中b為評審專家或評審小組數目。
對擴展后的Z求ω■（p=1，2，…，n）的偏導數，令其等于0，由于lna■=ln1/a■，所以求偏導數后得：
nlnω■-∑■■lnω■=■∑■■∑■■lna■ （1）
簡化后得：
ω■=■■ω■■·■■a■■=t·■■a■■（2）
其中，t=■■ω■■，歸一化得w=w■，w■，…w■■，∑■■wp=1。故同層次之間指標權重值為：
wp=■■a■■∑■■■■a■■ （3）
本文利用群組AHP模型，不僅考慮了評審專家個人意見的模糊性，而且還充分考慮了專家群組的意見，對兩者進行了有效地綜合，解決了同層次之間指標權重值的獲取問題。
1.2 模糊算子的集結利用群組AHP模型得到了多層遞階中各層次指標的權重向量。為了能夠得到法學碩士論文進行綜合有效地評價結果，還需要將各層次方案屬性值與對應的指標權重值進行集結，將集結后的評價結果作為論文評價的依據。評判著眼于因素和評語構成的二元要素系統，而因素和評語一般都帶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難用精確的數學語言進行描述，這就需要對其進行模糊化處理，利用模糊的AHP綜合評價法[7]對論文進行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的評價。
設U=u■，u■，…，u■為刻畫法學碩士論文的m種因素（即評價指標）；V=v■，v■，…，v■為刻畫每一個因素所處狀態的n種決斷（即評價等級），m為評價因素的個數，n為評語的個數。
論文因素集U中的單因素ui（j=1，2，…，m）對抉擇等級vj（j=1，2，…，n）的隸屬度為rij，則m個因素的評價集，構成了總評價矩陣R，即每一個被評價對象確定了U到V的模糊關系R。
［關鍵詞］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
［中圖分類號］G64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9-0125-03
1 引 言
我國工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從1984年試點工程類型研究生開始,已經從9個培養單位、10個工程領域、年招生1千多人,發展到2010年的241個培養單位、40個工程領域、年招生8萬多人、在校生21萬余人。在這種趨勢下,如何保證我國工程碩士的培養質量是至關重要的。學位論文是工程碩士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體現工程碩士綜合素質和培養質量的重要標志。通過對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的研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工程碩士培養質量的水平,這不僅有利于工程碩士培養質量的提高,而且也有利于工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的長遠發展。
對于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的評估,國內外學者進行了相關的探索研究,其中張士峰探討了工程碩士培養過程中學位論文選題及論文指導中出現的問題,提出應建立一套完備的評價準則和責任體系來評價工程碩士論文合格與否。王慶金等構建了工程碩士教育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并對工程碩士教育質量進行了評價。黃秋萍對影響工程碩士論文質量的因數進行了分析,提出需明確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評審標準,完善評價體系。李庚建立了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質量評估體系。肖立山研究指出端正態度,制定科學標準,精確評分,公正評比,以評促進,加強監督,確保長效是工程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評估工作實踐的經驗,是工程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評估工作必須注重的環節。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學者關于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理論探討與指標體系建立兩方面,而在對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的定量分析卻為罕見。鑒于學者對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的評估大多是定性評價的方式,專家評閱標準各不一致,導致論文評估時的主觀性很強,論文的質量優劣難辨,缺少一定的客觀性和可靠性。同時,評審專家在評閱論文時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下文選擇層次分析法(AHP)與模糊綜合評價對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進行評估。
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種解決多目標復雜問題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決策分析方法,該方法能夠有效地分析目標準則體系層次間的非序列關系,有效地綜合測度決策者的判斷和比較。模糊綜合評價是一種基于模糊數學的綜合評價方法,該綜合評價法根據模糊數學的隸屬度理論把定性評價轉化為定量評價,即用模糊數學對受到多種因素制約的事物或對象作出一個總體的評價,具有結果清晰、系統性強的特點,能較好地解決模糊的、難以量化的問題,適合各種非確定性問題的解決。基于層次分析法和模糊綜合評價的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能夠使評估更合理,更符合客觀實際,從而提高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評判結果的準確性。本文在全國工程碩士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論文評審參考標準的基礎上,通過運用層次分析法(AHP)確定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體系中各指標的權重,然后利用模糊綜合評價對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體系的各指標進行定量化分析,最后通過實例分析解決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的問題。
2 基于AHP與模糊綜合評價模型的構造
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模型的構建是基于AHP以及模糊綜合評價理論。先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評估體系中各指標的權重,再通過模糊綜合評價對該體系進行綜合評價,最后根據最大隸屬度原理得出最終結果,具體步驟如下：
步驟1：建立評價指標集
據全國工程碩士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論文評審參考標準,建立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體系。按照模糊綜合評價理論,在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體系的基礎上建立評價指標集：
步驟2：確定評估體系中各指標的權重
評估體系中各指標的權重可以通過AHP來確定。首先,構造判斷矩陣。利用1～9比例標度,對在同一準則的元素進行兩兩比較評分,在xi與xj之間比較賦值,其中xij代表i指標對j指標的重要性。其次,計算各指標的權重。通過比較賦值,可以得到若干個兩兩比較的判斷矩陣,專家將其轉化成一個綜合判斷矩陣,通過特征向量法來計算判斷矩陣的排序向量,從而可以得到各指標的權重。如果構建的判斷矩陣為A如下,求得矩陣的最大特征根λmax,并對這個特征向量進行歸一化。
最后,對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由于各人偏好以及知識水平的差異,難以確保評價者對多因素評判的思想邏輯的一致性,因此為了保證層次單排序的可信性,需在得到λmax后,對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即計算隨機一致性比率：
其中RI為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當CR
步驟3：確立一個評價等級集
根據實際情況及計算量大小,將指標評語分為若干個級別,建立評語等級：
步驟4：明確隸屬關系并建立模糊矩陣
通過采用德爾斐法對各評估指標所隸屬的評語等級進行考察,從第i個指標對第j個評語等級vj的隸屬度rij,由此得出第i個因素u1的單因素評判集ri=(ri1,rr2,…,rin),那么m個單因素的評判集就構造出一個總的評價矩陣R：
3 實例分析
本文通過AHP和模糊綜合評價對工程碩士學位論文(研究類論文)質量進行評估,具體步驟如下：
步驟1：建立評價指標集
在全國工程碩士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論文評審參考標準(研究類論文)的基礎上,本文從以下八個方面建立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體系,如下圖所示。評價指標集U用向量形式表示為：
步驟2：確定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體系中各指標的權重
本文中,作者邀請了多位工程碩士領域專家與教育專家給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體系中各指標的重要性進行兩兩比較評分。然后,利用加權算數平均綜合向量法確定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體系中各指標的權重,如表1所示。
步驟3：確立一個評價等級集
依實際情況及計算量大小,本模型將待評價的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價等級分為5個級別,建立評語等級：
步驟4：明確隸屬關系并建立模糊矩陣
文中以某篇工程碩士學位論文為例,采用比值法確定單因素的隸屬度,即每一級所占的數目與該指標所有評價項目總數之比為該評價指標的隸屬度,詳細的評價情況如表2所示。由下可得到指標的隸屬度為：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上述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屬于(優,良,中,較差,差)的模糊隸屬度為(0.1349,0.5044,0.3607,0,0),根據模糊綜合評價求解的最大隸屬原則,我們可以確定工程碩士論文質量評估的結論為良。
4 結 論
針對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的問題,本文提出AHP和模糊綜合評價的論文質量評估模型,該模型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通過對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體系中各指標的量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杜絕評審專家在學位論文質量評估中的片面性。同時,本文充分考慮了評估系統的模糊性,運用模糊評價對論文質量進行評估,能夠真實的反映工程碩士學位論文的質量水平,使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評估更加科學客觀。該評估模型在實際運用中,可實現軟件化,即用計算機編程對數據進行統一處理,從而達到簡化操作,提高使用效率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此外,該評估模型在其余類型的論文質量評估中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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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秋萍.工程碩士學位論文質量的影響因素及解決途徑［J］.理工高教研究，2008，27(4)：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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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研究生概況
我院環境工程專業是江蘇省高等學校特色專業共建設點，在招收的攻讀環境工程專業碩士研究生中，大多數學生選讀了《高等環境化學》這門課程。研究生的培養目標是畢業后能獨立地、創造性地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工作或擔任專門技術工作，而且具備主持較大型科研、技術開發項目的能力。我們學院攻讀環境工程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的主要課題方向列于表1。從表1可見，他們的研究方向主要有水污染控制工程、環境規劃與管理和環境監測分析與技術三個方向，研究的內容主要以高濃度有機廢水處理、脫氮除磷技術、生態區域規劃。
2. 課程教學內容與碩士論文課題相結合
與建設理論、循環經濟研究、環境污染物分析方法研究等。
從表1可見，大多數學生是從事水污染控制工程方向的，其次是進行環境規劃與管理的，另外還有一些學生是專攻境監測分析與技術方向的。根據上面的情況，如何講解此門課程，為他們在結束課程學習后進入到課題研究的關鍵問題是確定課程的主要內容。為此，我們作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并結合研究生的課題研究方向，修改、制定了該課程的教學大綱和講課的主要內容。由于本課程的教學時數只有36學時，環境化學的內容又是那么多，因此必須進行合理安排。我們把講解的內容分為六章，每章節的主要內容和教學時間安排見表2。由表1可知，較大部分學生是從事水污染控制工程研究的，他們很需要有關水污染這一方面的環境化學基本知識。我們在這一門課程的教學中就是根據此情況來安排我們的教學內容和時間的。由表2可見，第三章水環境化學的內容最多，共有10節，教學時數為18，占了總學時的一半。其內容包含了天然水的基本特征、主要離子的形成、溶解性氣體，酸堿化學平衡、沉淀和溶解、配位平衡、吸附平衡等的基本原理，水體中有機污染物和無機污染物的遷移轉化，氧化還原技術和生化技術在水處理中的應用等。
在講解天然水的基本特征時，我們主要介紹了天然水的存在形式，各種水的主要組成、特點和污染物情況。如湖水中含鈣、鎂、鈉、鉀、硅、氮、磷、錳、鐵等元素，其中氮、磷等元素引起的富營養化問題是湖泊的主要污染問題。在2007年夏天，無錫太湖發生了嚴重的藍藻事件，給無錫市部分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一定的困難。藍藻出現的主要原因:一是氣溫比較合適，二是水中的氮磷濃度較高，三是太湖水域水流緩慢，這些都是藍藻大面積繁殖的必要條件。根據此情況，我們講解了水體中的異相物質——藻類的基本知識。藻類是湖泊、水庫等緩慢流動水體中最常見的能進行光合作用的浮游類植物，有一個明顯核。在沒有陽光的條件下，藻類將消耗自身體內有機物以滿足自身的需要，同時也消耗著水中的溶解氧。
對目前經常使用的生化法處理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有針對性地介紹了水體中的生物氧化還原反應。水體中的微生物在有氧氣存在的情況下，進行有氧呼吸時，有機物質發生的氧化還原反應可以表示如下：
CxHyOz+O2—^C02+H20+能量水體中，細菌、酵母菌、真菌等微生物的催化作用的結果使得許多無機化合物的生物氧化還原反應經常發生。細菌等微生物的呼吸過程是在微生物細胞內的各種氧化還原酶和一系列輔酶的催化作用下完成的，有機污染物被細菌等微生物降解的中間產物生成了各種有機酸'這些有機酸在水體溶解氧不足的條件下，將利用較弱的NO;-、Fe3+、Mn4+、SO42-、CO2等電子受體，進行反硝化、反硫化、甲烷發酵、酸性發酵等厭氧過程，其最終產物有CO2和氏0，以及NHhH2S、CH4、有機酸、醇等。在缺氧條件發生的生物反硫化作用可在淤泥、沼澤、排水池中進行。由此引起硫酸鹽轉化為HS氣體的反應，從而產生Cu、Pb、Zn、Ag等金屬的硫化物沉淀，以至減弱了這些金屬在所在環境介質中的遷移能力。
另外對水體中有機污染物和無機物的的遷移轉化機理進行了較詳細的介紹。特別是水體中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更為重要和復雜。到目前為至，世界上已有700多萬種有機物，其中大多數都是有毒有害的，如排入到環境中會造成環境質量的惡化。而我們對環境中的有機污染物控制和處理還較簿弱，需要我們做很多工作。
水中有機污染物以及農藥殘留的分析、監測是環境中有機污染物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部分研究生在這方面進行了一定的研究。
從環境科學的角度，土壤是人類環境的重要組成要素。隨著環境科學的發展，人們愈來愈認識到土壤環境的復雜性和重要性。土壤環境化學就是研究化學物質，包括各種污染物進入土壤后的化學行為及其影響。包括污染物在土壤環境中的遷移、轉化、降解和累積過程中的化學行為、反應機制、歷程和歸宿。此章重點放在幾類有代表性的化學物質，即化學農藥(代表土壤中外源有機化學物)、化肥、重金屬和固體廢棄物的土壤污染化學，并對土壤污染中復雜的化學過程作一介紹。首先，我們介紹了土壤的組成和性質；然后介紹了土壤負載容量或土壤環境容量；讓學生對土壤有一個大概的了解。
重金屬是土壤無機污染物中比較突出的一類。通過各種途徑進入土壤的重金屬通常以可溶態或顆粒態存在。其在土壤中的遷移、轉化及生物可利用性均直接與重金屬的存在形態相關。例如重金屬對植物和其他土壤生物的毒性，不是與土壤溶液中重金屬總濃度相關，主要取決于游離(水合)的金屬離子。對鎘，則主要取決于游離Cd2+濃度，對銅則取決于游離Cu2+及其氫氧化物。而大部分穩定配合物及其與膠體顆粒結合的形態則是低毒的。僅脂溶性金屬配合物是例外，因為它們能夠迅速透過生物膜，并對細胞產生很大的破壞作用。
我們學院有些教師在土壤中重金屬形態分析的研究也開展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某些研究成果，并將此作為研究生的研究課題之一。根據此情況，我們給學生介紹重金屬形態分析方面的基本理論和最新研究情況。近年來，以北美Tesskr等人提出的五步系列萃取法和歐共體BCR的四步系列萃取法應用較多[3,4]。我們也將這二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擺了出來，主要是萃取操作的時間過于冗長，使實際應用不易實現。在此同時，我們向學生展示了國際上應用超聲波或微波的能量加速萃取樣品中組分和縮短操作時間的研究工作情況，并把土壤中重金屬形態分析作為研究生研究的課題之一。
3.已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
通過學習，學生們很好地了解和掌握了有關高等環境化學的基本知識。學生使用已學的基本理論和技術，在水污染控制工程、環境規劃與管理和環境監測分析與技術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在各類期刊上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在水污染控制方面的數最多，主要是利用膜生物反應器、生化法技術處理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如厭氧氨氧化細菌、雙循環兩相生物處理工藝、磁場對污泥沉降影響、水生植物修復技術等。在環境規劃與管理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是對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資源利用等。在環境監測分析與技術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在樣品預處理現代技術的應用、重金屬形態和有機污染物分析測定等方面。如在使用膜生物反應器生化技術處理廢水時就運用在此門課程中學到的水體中的微生物在有氧氣存在的情況下，進行有氧呼吸時，有機物質發生的氧化還原反應的原理對一體式射流曝氣膜生物反應器處理廢水的情況進行了分析，以及對膜生物反應器的優缺點及改進思路進行了探討，成果分別發表在《環境科學與技術》和《江蘇環境科技》期刊上。在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和資源利用方面，如對城鎮化過程中水環境變化及影響因子分析和盛澤湖濕地生態恢復初探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并分別在《江蘇環境科技》和《環境科學與管理》期刊上發表了研究成果。在重金屬形態分析研究方面，研究生應用課堂上學習到的關于土壤中重金屬形態分析的基本原理和
利用超聲波或微波的能量能加速萃取樣品中組分和縮短操作時間，如對利用微波能進行土壤中重金屬形態分析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與常規的Tessier法比較，使重金屬前4步形態的操作時間從17.5小時縮短為14分鐘，并改善了萃取效率。研究成果已在《蘇州科技學院學報(工程版）》上發表。
關 鍵 字：沖壓發動機；推力控制系統；模糊PID；MATLAB；魯棒性
中圖分類號：TP27 文獻標識碼：A
1 引 言
隨著航空飛行器的不斷發展，其性能要求越來越高，而工作環境越來越復雜，必須設計良好的控制系統滿足復雜環境下不斷提高的工作性能需求。
國內外對沖壓發動機的推力控制均有研究，文獻[1]對超燃沖壓發動機的推進系統部分進行控制系統研究，文獻[2-3]應用魯棒控制器對推力控制回路部分進行控制，其研究結果都能達到了給定的魯棒性性能要求。但沖壓發動機參數變化范圍較大，只能提高有限的性能 [4]，如果系統要求更高的性能，就必須研究更好的控制策略。傳統PID控制器[5]的控制算法及結構比較簡單，可以滿足基本的性能要求[3]，但達不到很好的性能，而采用智能型PID自整定控制器[6]，將傳統PID控制和智能控制相結合，可以滿足更高的性能。
本文利用模糊PID控制算法[7-9]對推力回路進行控制，并進行各方面性能的測試，其仿真結果表明，根據模糊PID控制設計的推力控制器可以使系統的動態性能得到進一步改善。
2 被控對象數學模型
6 結語
本文通過簡化的數學模型，在SIMULINK軟件上對沖壓發動機推力控制部分設計了模糊PID控制器， 并做出了各種測試信號的響應曲線，與文獻[3]中設計的魯棒控制器及傳統的PI控制器的響應曲線做了比較。從結果可以看出，所設計的模糊PID控制器可以很好的保證推力變化的快速性、穩定性、抗干擾性以及不受系統的不確定性的影響，保證系統各種性能優于文獻[3]的魯棒控制器以及傳統PI控制器。在將來的研究中，希望根據仿真的基礎進行半實物仿真，并考慮更多的不穩定因素對被控對象的影響，使系統在復雜的環境中表現更高的性能。模糊PID控制方法可以運用于性能要求比較高的控制系統，如航空飛行器的控制系統，使其在復雜的工作條件下實現系統的快速性以及穩定性，具有很好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前景。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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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技術創新能力；因子分析法；產業創新系統
1.前言
近年來，陜西省的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發展迅速，先后引進華為、三星、中興等國內外著名的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商，這為陜西省提升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注入了新的力量。陜西省整體科研水平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同時依托于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等國內著名高校，為陜西省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培養了大批科研人才，也使得從事該產業的技術人員非常富足。陜西省也在不斷探索轉型之路，著力發展包括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在內的高新技術產業，政策導向性十分明顯。陜西省每年的專利申請數量也在突飛猛進的增長。在這諸多利好的條件下，陜西省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技術創新綜合能力卻稍顯不足，這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本文正是立足于該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因素，通過建立指標評價體系，運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影響因子，利用回歸分析法算出陜西省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在全國范圍內的排名，再逐項指標對比四川省的情況，分析出陜西省的不足之處，最后提出對策建議，對陜西省提升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獻計獻策。
2.分析方法
因子分析法的問世最早是對與智力測驗相關的統計分析研究。至今，因子分析法已經成功的應用于經濟學、氣象學、醫學、地質學、心理學等領域實踐研究中，這也使得因子分析法的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
因子分析法得以在諸多學科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其關鍵點在于它是對被研究對象的指標信息的綜合分析，并在此基礎之上提取出能夠充分反映出原有指標信息的因子，再用所提取出來的因子進行數據建模和研究分析。但是，因子的提取也是有其特定的前提條件的，他要求原有的指標信息要盡可能的全面，這才能使分析結果更加準確和實用。因子分析方法以研究對象極少的信息丟失為前提，對原有指標進行重組后提取少數因子，將提取出來的因子作為數學建模的基礎，繼而生成分析結果的統計分析方法。
因子分析法的步驟可以概括為一下幾點：第一步，檢驗（對原有指標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判斷該問題是否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來分析）。第二步，提取（利用SPSS軟件對原有指標進行重組，并提取出少數幾個能夠代表原始指標絕大部分信息的因子）。第三步，解釋（根據因子提取結果，對因子進行命名，來解釋這個因子所代表的原始指標信息）。第四步，計算（運用提取出來的因子構建數學模型，并且計算出因子得分）。第五步，評價（根據提取出的因子得分計算出綜合得分）。第六步，比較分析，得出最終評價結果。
3.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結論：
一是陜西省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陜西省該產業的技術創新綜合能力得分為負值，排在全國第十一位。其中投入能力和產出能力得分為負值，只有支持環境得分能排進全國前十位。
二是與該產業的傳統強省（市）相比，差距依然較大。除去東部沿海發達省份，陜西省在西部地區該產業的技術創新綜合能力得分只比同處這一地區四川省低，排在西部地區的第二位。
三是將陜西省該產業的技術創新綜合能力得分，在全國范圍內各省份間進行對比分析，可以看出陜西省該產業的技術創新綜合能力整體水平剛剛達到平均水平線，深入挖掘不難發現：拉低該產業整體技術創新綜合能力使其剛剛達到平均水平線的主要因素是R&D活動產出能力因子。
綜上所述，陜西省該產業整體技術創新綜合能力水平與先進省份差距較大，但是陜西省該產業在西部地區的按因子分別進行的排名中占據絕對優勢。陜西省該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整體水平的提升空間還有很大。
4.提升對策
近年來，陜西省不斷的進行招商引資，使得諸如三星、華為、中興等一大批電子及通信企業入駐陜西省投資建廠，這對陜西省該產業的發展、優化、升級無疑不是利好消息。在這大好形勢下積極促進整個產業的技術創新綜合實力的提升具有前瞻性和戰略性。這正是陜西省比較欠缺的地方。要把提高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整體產業技術創新能力上升到省級政府的重大戰略性腳步加以嚴肅對待。
第一，鼓勵R&D活動主體增加投入。產業中的技術創新主體是企業，其R&D能力決定了企業能否在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中生存下去。從產業層面上講，只有不斷的研發出新的產品、技術、管理體系才能使整個產業保持活力。
第二，重視產出成果的保護。創新產出保護的強度深度影響著產業內主體的R&D活動的積極性，只有技術成果得以密切保護，企業能單獨享受到技術成果為其帶來的好處，企業才有開展技術創新活動的動力。它是產業整體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和主要推動力。對于技術創新成果的保障措施主要有申請專利和商業秘密兩種，在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應用廣泛的還是專利保護這一部分。
第三，構建新型產業技術創新系統。產業創新系統是近年來比較流行的說法，其實質就是為產業整體的創新營造和諧的創新環境，國際上目前比較流行的是一種官、產、學、研、用（用戶）相結合的產業技術創新系統。該系統能夠充分調動每一個社會成員參與到技術創新活動中。（作者單位：西安財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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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治宏.裝備制造業技術創新能力及效率評價研究[D].碩士論文.河北科技大學，2011.
【關鍵詞】 技術形態分析 有效性 核回歸
一、引言
股票技術形態分析，作為證券投資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一直是證券投資者經常使用的一種工具。但這種“看圖藝術”的方式，也使得技術分析一直被詬病主觀性太強。本文試圖通過使用一種系統性的，科學的方法對技術分析進行定義，使用數量化的方法來度量技術分析形態，通過實證的檢驗，從而在技術分析與量化金融分析之間搭建一座橋梁。同樣，本文也嘗試增加技術分析的方法和工具，使用量化的手段進行技術分析。
二、技術形態分析的有效性研究
2.1 平滑統計量與核回歸
核函數為非參數方法，其函數形式是未經設定的，因此對函數形式的約束較少，從而其具有更大的適用性。本文使用最普遍采用的核函數形式――正態核來進行權數的構造。
2.2 技術形態的自動識別技術
本文將構造一種可以使計算機自動識別價格圖形形態的算法，我們的算法包括下面三個方面：
1.通過圖形的幾何性質定義技術形態，例如利用局部極值來確定技術形態；
2.通過給定的價格時間序列，構造核回歸估計量，這樣局部極值便可以由數值來確定；
3.分析，找出局部極值，確定每一種技術形態發生的頻率。
本文重點分析在傳統技術分析中常常使用的兩對技術形態：頭肩頂（HS）和頭肩底（IHS），三角形頂（TTOP）和三角形底（TBOT）。我們只需要五個連續的極值即可定義頭肩形態。
三、實證分析
在研究中，我們選取的時間跨度為200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在具體個股的選擇上，我們從51個證監會股票行業分類挑選30個行業規模較大的行業，再從每一個行業中分別選取1只在行業內具有領先地位的龍頭股票，共30只個股。我們對四種形態的頻數及收益率數據進行加總，得到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三角形頂與三角形底這一對形態，其條件收益率與無條件收益率的分布具有顯著差異。而頭肩頂形態的條件收益率也與無條件收益率有顯著差異。這也表明@三種形態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即此種形態出現會對收益率產生顯著的影響。
四、結論
首先，本文使用了非參數核回歸來對股票日收盤價進行擬合，得到局部極值點；然后我們則對四種形態進行了數學化的定義并實現了計算機的自動識別；最后，我們選取了30只具有代表性的股票與上證綜指一起，根據數學定義進行形態發生頻率的統計以及其收益率的描述性分析，得出結論：形態出現頻率最高的是頭肩形，頭肩頂與頭肩底分別出現664次和685次。就收益率的統計分析來說，出現次數最多的頭肩底，其收益率均值只有-0.401%；次數第二多的頭肩頂，收益率均值為0.295%。而收益率均值最高的形態為三角形底，其值為1.56%，可以看出，出現頻率高的形態往往收益率不高，而收益率高的形態則出現頻率較低。
然后，我們采用Kolmogorov-Smirnov檢驗方法，對收益率序列進行對比分析，得出結論：三角形底與頭肩頂比較顯著，我們認為三角形底確實能獲得更高的收益率，而頭肩頂只在三分之一的個股中有效，其效果不如三角形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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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廿一世紀的中非營利部門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其中，尤以龐大的政府組織最受到實務與上之矚目。本文采與人民生活之安危息息相關的警政部門做為研究對象，探討其預算及警力布署是否能響應人民報案及破案之需求，以進一步了解非營利事業對社會資源的使用及對社會需求的滿足。主要之研究結果為，我國首都各分局無論在編列各分局刑事預算，或布署員警人力時，整體而言，均有參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與一般刑事案件報案的社會需求加以擬定。此一實證證據亦支持我國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納稅錢時，并非全無不適合之處，至少在臺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關鍵詞：非營利部門，社會需求，預算響應，臺北市警局
非營利部門對社會需求與預算響應之關聯性研究
－以臺北市警局為例
壹、前言
非營利部門在廿一世紀中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在現代社會中，非營利部門包括、大學學院、各種基金會、宗教組織、與龐大的政府組織等均是。其中，尤以政府部門的運作與人民之生活息息相關，人民納稅給政府，并由政府替人民做事，這其間有關政府部門的無效率或官員貪污舞弊之報導更是時有所聞，造成人民對政府行政之不良印象。而且，近年來由于政府財政愈來愈困難，相反地，人民對政府的要求卻愈來愈多，尤其是各項社會福利措施或建設等，在人民的需求、政府預算編列、及政府實行績效間是否有個平衡點，便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政府為人民服務，其中，與民眾安危直接攸關者即為警政單位，而警政單位在保護人民之余，由于與犯罪案件站在第一線上，故所出的亦不少，故本研究即以警政單位為例，特別是選取最具指針意義的我國首都各警察分局，對社會之報案與破案需求時，在預算編列上是否有適當地加以響應，或者兩者間并無顯著的關聯性，凡此皆是政府部門在積極為民服務之同時，人民所愿意知道的事實，而本研究即擬由實證的角度來了解此一議題。
本文系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單位預算書、臺北市警務統計年報及臺北市政府所提供之相關文件，采民國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間之資料，對臺北市政府所屬十四個分局之樣本進行探討，以澄清警察機關警力及預算之配置，是否及時因應社會需求之變化，以作為相關主管機構之。主要之研究結果為，我國首都各分局無論在編列各分局刑事預算，或布署員警人力時，整體而言，均有參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與一般刑事案件報案的社會需求加以擬定。此一實證證據亦支持我國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納稅錢時，并非全無不適合之處，至少在臺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貳、回顧
一、非營利事業之研究文獻
美國學會(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對非營利組織之定義認為區別營利與非營利的基礎，乃在于有無營利的動機，非營利組織從其行動上的含義來說，有以下幾項特點：(1)無營利的動機；(2)無個人或個別擁有組織的權益股份或所有權；(3)組織的權益或所有權不得任意出售或交換；(4)通常都不可或被要求、直接或按比例給予資金捐助者或贊助人財務上的受益。
非營利組織存在之主要目的在于彌補政府功能與功能之不足。故非營利組織在社會上扮演一個重要之角色。由于民主的，人民智識的逐漸提高，地方政府管理的問題更日益受到重視，進而要求地方政府努力改善施政品質的同時，常常對政府的產出與服務感到不滿。胡美琳(2001)即以南部七個縣市政府為研究范圍，來探討縣市政府在組織文化、轉換型領導與員工工作態度等研究變量間之關系。此外，李衍儒(2000)亦針對非營利組織采購行為，探討政府采購法對非營利組織的研究主要是以非營利組織及政府采購制度為研究之對象，探討非營利組織的各種型態與其采購行為所受采購法之羈束，并從非營利組織在法制應有何種建構之角度，以及政府采購法立法之本旨，來非營利組織采購行為之適當規制。
韓意勤(2001)認為信息之非營利組織其信息化成熟度普遍不足，而為了適應型態的未來社會，同時還能夠增強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連結，非營利組織需要進行信息化改革，其目的則在于透過信息技術和工具來達成公益和利他的本質，亦即使其能夠更加精確的掌握本身的使命、服務和資源，以有效克服高度復雜和變遷快速的外在環境。
非營利組織在營運管理上的重點，即是針對目標市場的需求，將組織資源做有效的整合，以發揮最大的效益。一個完善的非營利組織應具備的基本運作程序，便是要能夠充分結合組織內外人力、財力與物力等各方面的資源，透過一些有組織、有規劃性的活動，來提供具有價值的服務給特定或不特定的社會群體。但Todd and Ramanathan (1994)指出非營利組織的研究多限于財務面，而忽略非財務結果的衡量，故本文亦將探討非財務變量的影響。
二、警察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管理的成功，必能提升組織經營績效。而人力資源要長期保持一定工作水準，對組織而言，無異是一個挑戰，尤其警察工作是一種特殊職業，工作對象為不同背景，需求為不定的社會大眾；工作環境又是錯綜復雜，深具高度危險性；尤其工作本身更是具有多元化的特性；故要有效管理及完善運用人力資源，是有效執法唯一最重要的考慮，使之成為組織提高工作績效的指針。
投入警力的增加是否能提升警察的工作績效，而有效遏阻犯罪的發生或提高破案率，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蔡俊章（1984）透過對臺北市歷年人口的剖析，及犯罪量成長的情形，預估未來犯罪量之發展趨勢，并分析警力密度對犯罪遏制的效果。結論并指出警察人力資源需針對未來的社會犯罪情事作調整，否則未來刑事案件破獲量與發生數之差距會逐漸增大，因此建議建構警力的擴增模式，以增加警力的方式來提高破案率。
警力是警察機構賴以推行作為，發展業務的原動力。高政升（1985）認為警力投入的目的主要在于要求降低犯罪量，提高犯罪破案率，以維持社會治安的良好，當警察機關須擴增警力而發現無適當人員可用或為數不足時，對犯罪遏制的效果將受到嚴重影響，因此，擬訂警力擴增準則，以遏制犯罪是有其必要。該研究并針對臺北市歷年人口，犯罪量成長情形，作為推估未來犯罪量發展趨勢的基礎，并分析警力密度對犯罪遏制的效果，同時與世界各重要國家、大都市作一比較。其次，根據警力與犯罪遏制因果結構關系構建警力密度模式，對于模式參數值的推估也加以說明。最后，借著警力密度模式的運用提出一套能夠因應人口成長、犯罪量逐增，且能有效遏制犯罪的警力擴增準則。結論則指出考慮政府的財力負擔及現實環境因素，未來的警力擴增準則，宜采取漸進，逐年調整擴增警力的方式進行。
對于影響警察人力的需求因素，劉世林、陳禮中（1980）則指出共有六大因素，分別為防治重大犯罪、處理游行示威、警察工作量、社會變遷、正常輪休與執法因素等，而其中影響警察人力需求的程度以防治重大犯罪因素為最高，占17.38%；其次為處理游行示威因素，占12.66%。而此六大因素對于整體的警察人力需求有71.2%的影響程度，因此在規畫警力時應對這些因素加以考量。
但僅僅警力數量的增加是否能夠提高警察效率，當然除了警察預算經費的投入之外，朱孝良（1998）研究發現警察人力雖逐年增加，但素質卻并無相對提升（如警察專科班就占83.9%），故無法真正提高警察工作效率，此外，鄭安盛（2000）亦認為單純的警力增加，并不能提高全國警察機關之整體效能，亦不能強化對抗犯罪之組織。因此，應以「質為著眼點，重「質而輕「量，如何將適合、適量、適當的警察人員，在最適當的時間，配置在最適當的地方，使警力得到最經濟最有效的運用，以發揮其最大的力量，此乃警察人事管理最重要的課題，也是警察機關永續發展，長保績效的關鍵所在。故研究我國警力問題，不能僅單純地增加警力「數量，而不顧「質精。蓋警察人力問題，實有「質與「量兩面，必須雙面兼顧，雙管齊下，方不失之偏倚，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綜合各研究的看法，警察人力資源應質與量并重才得以發揮最大之效果，但警力的增加仍對于警察工作的績效有一定的幫助，故不可輕視警察資源的投入，而必須作一合理的配置，以使警察機關的工作績效符合社會的需求。
三、政府預算與績效評估
近年來我國財政困難常有入不敷出的現象，因此，政府對于預算經費的資源配置是否適當，及其預算執行之效益如何，皆為社會大眾所應重視之問題，以避免資源過度的浪費或使用無效率，而造成國家財政日益困難。
Barrett and Greene (1993)認為社會大眾在評估政府的績效時，通常著重于效果方面而忽略了效率的衡量，尤其是在人事費用占預算高達60%時，效率評估的重要性更是提高。預算經費的適當配置可提高、醫療方面的比例，而提升效率可采用公營事業民營化、提高生產力等方法。
Jones and Thompson (1986)研究指出若要使預算的資源配置更有效率，則政府預算的執行必須進行實質的改革，因為在現行法令規定之下，行政主管傾向將該年度的預算全數支出，以達到預算達標率的要求并顯示出其執行成效，即決算數和預算數相符時會受到獎勵，反之則遭受處罰。故常有消化預算的情事發生，以免當年度的預算未使用完畢而下年度遭到刪減的命運，進行下年度可能政策執行困難，造成預定目標無法達成。若當年度實質支出可能大于原始預算數時，則可以提出預算追加案，以避免發生決算數超過預算數的情況發生。
Williams， Macintosh and Moore (1990)認為大部分與預算和績效方面相關的實證研究，多著重于營利事業方面，而忽略了公共服務部門。但只要該組織需要達到既定的效率與效果之目標，則不論何種組織皆可適用管理會計的方法。公共服務部門的主管如同營利事業之經理人一般，必須將資源做有效的運用，故要有客觀的基礎來評估。因此，政府預算的編列和執行都應該要符合社會的需求。
楊煜泰（1999）評估廿三個縣市地方政府警察局的行政資源運用之績效，認為各地方政府在編列及分配所擁有的行政資源時，并沒有依據前一期施政的結果和社會人民的需求進行考量，來編列下一年度的行政資源。顯示各縣市政府盲目地運用國家人民所繳納出來的資源，任意且非理性地分配所導致的結果。因此，地方政府應針對社會需求的反應，適時地調整行政資源－預算經費的投入，使行政績效能夠真正的顯現。
四、警政機關之績效評估
如何有效地掌握員工的工作表現，逐漸也成為一個管理上的重要問題，而對于部屬管理才能的發展、工作態度的調整、工作滿足的提升等，皆逐漸成為管理者的首要工作之一。為達成組織的目標，以及協助部屬個人的成長與發展，因此績效評估已變成當前甚受重視的管理工具。
王怡心（1995），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為研究對象，來建立八個回歸模式作相關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警察局的經費預算和員警編制與社會治安需求之相關性是存在的。因此，可推論為經費預算與員警編制的增加，使破案數增加，有助于社會治安的維護。但在警察機關資源有限與人事精簡的情況下，增加警力已經不是解決治安問題的最好方法，唯有提高警察素質和工作生產力，才是解決之道。
游金昌（1986）探討刑事警察偵查行為至破獲這一過程，評核其績效、可能遭遇的問題及其癥結。刑事警察的偵查行為可以由其起點、過程及結果三個層面來考量。民主政府行政的要求為響應民眾的需求，代表民眾的利益，負責完成政府所應執行的任務等。刑事警察因其層級及責任，在偵查執行中要與政策相符合，遵守規范、偵查規范等；在偵查結果方面，要盡其最佳之能力，以完成其刑案偵防的任務。刑事警察的偵查結果－「破案而言，一為工作量，破獲刑案的多寡；一為績效水準，破獲率的高低。這兩者的意義不盡相同，在評核時其比重的高低，為值得考量的問題。至于如何評價其相對量要性，如何賦予其合理的權責，可由實際評核實施中，不斷藉回饋資料，根據實際情況而修正，以得到較令人滿意的結果。
Todd and Ramanathan (1994) 發展出一個實證研究的模式，以美國紐約市警察局為研究對象，探討預算分配和績效結果的相關性，分析模式涵蓋了財務和非財務面的資料，運用數種回歸模式來探討經費預算和警力編制是否與社會治安需求相配合，以及評估所投入的經費和警力所產生的績效。該研究顯示，紐約市警察局的經費預算和警力編制能符合紐約市民對治安的需求；而針對較復雜的案件，所需投入的經費和警力也相對增加，偵破案件所需的時間也較長。其研究是將管理會計的方法運用到非營利事業上，雖然研究對象為紐約市警察局，但他們認為這種分析模式可以推展到其它政府單位或非營利事業團體。
呂忠勛（2000）認為警察派出所具有最接近民眾、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之特性，因此派出所能否落實且妥善地完成其工作目標，是影響民眾對警察機關的信任與支持的主因，作者采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來衡量工作績效，評估無法以成本及收入衡量績效的非營利事業機構，且其具有以多重評估指針來衡量績效的特性，可補強現有派出所績效評估模式單一指針的不足，并提供全面性考量派出所績效的新思維。該研究主要是建立派出所多指針效率衡量模式，并結合嘉義縣警察局六十三個分駐派出所民國八十八年上半年度之各項資料進行實證研究，首先分析各派出所之整體效率、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再針對無效率單位提供各投入項及產出項潛在改善值及改善幅度，并以之分析現行派出所在資源分配及工作執行上之問題癥結，最后運用敏感度分析解釋現行評比制度所存在之不合理狀況；經由前述之分析，提供警政管理階層對派出所評比制度重新考量之方向及未來研究之建議。
邢臺平（2001）以資料包絡分析法（DEA）評估組織分支相關機構績效及成員績效，該方法主要利用實際可觀察到的投入產出資料，依據實際之需要選取適當之DEA模式，并以數學線性規劃模式求解以運算出一組最佳的投入產出權數。將多項產出加權總值除以多項投入加權值之比率出DMU效率值，以強化警察機關刑事偵防績效評估的公正性，及提供各機關提升績效的良好建議。該研究樣本為臺灣地區二十三縣市警察局，于民國84、85、86三個年度進行刑案偵防績效評估DEA模式實證分析。
黃富村（2001）認為警察組織文化較不重視犯罪的預防，整個警察機關的績效指針都太強調偵破面及量化面的指針，而忽略預防面及品質面的指針，造成警政機關所標榜的治安改善績效成果與民眾所期待的治安改善觀感產生嚴重的落差。正確的績效評估制度需要反應出警政的組織目標，且不應該用一個全國一致的績效評比標準，應該是彈性、因地制宜的不同衡量標準。
鐘升(2001) 藉由美國企業界已廣泛利用的復源績效評估制度（multi-source evaluation system）的概念，就目前現行的警察績效管理制度，作一分析探討，從中找尋可能的問題與可改進的空間。即評估者不再單單只是受評者的上司，在評核績效的過程中同時運用多元角度的評估者，包括自己、上司、部屬、同僚甚至是顧客。此種多元角度的評量方式，恰能反映出今日管理工作的多樣化與復雜性，因警察工作亦有其復雜性與多元性。
參、設計
一、 樣本說明
本研究是以臺北市警察局所屬十四個分局（中正、文山區各有二個分局，其它十個行政區各有一個分局）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基于臺北市乃國內最具代表性之都市之一，如果以其作為樣本，則研究結論便可提供臺北市及其它地區警政機關作為日后決策上的，具有指針之意義。另外，各警察分局皆以犯罪預防及控制做為終極目標，而各警察分局雖然所轄地區之人口及地區特性不盡相同，但其對于刑事偵防工作之資源投入及產出項目上均相當一致。
在樣本期間的選擇上，由于民國86年以前并未公布各分局警力之數字，故采有正式公布各分局警力資料的86至89年為樣本期間。研究之數據系來自86至89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分預算機關別歲出計劃匯計表，及臺北市警務統計年報等兩個來源。
重大刑案與一般刑案的定義是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刑案等級偵防權責區分表規定，重大刑案包括暴力犯罪案件、重大竊盜案件和汽車失竊案件；一般案件即普通刑案，也就是指重大刑案以外的案件。
二、 研究變量
由于本研究系探討警政機關為響應列報給警政機關之各種刑案需求中，為能偵破人民所列報之案件以符合人民之期望，警政機關所編列辦案之預算（其中當然包括了員警之人力需求），并經由市議會審議通過者是否能與人民之期望相符。當然，市議會系同時考慮多項相關因素所決定，其相關因素如前期之重大或一般刑案之報案數、前期之破案績效、政府之財政情況等。
歸納而言，本文之應變量有兩個，其一為每年市議會所核定各分局之刑事預算數，選擇刑事預算數之主要理由為此預算與各刑事案件之破案努力間具較明確之因果關系，此一變量亦是Todd and Ramanathan (1994)與王怡心(1995)所建議者。其二為員警人數，警力數量之大小，尤其是刑警人員之數量應與破案間之關聯性較強，然限于資料之可取得性，故此處僅以各分局之員警總人數代表之。
在人民對警局破案需求的因素中，本文亦沿用Todd and Ramanathan (1994)與王怡心(1995)之建議，采取重大刑案與一般刑案之前期報案數，做為人民破案需求的變量。此外，無論是警局在編列概算或議會在核定警局預算時，警局之破案績效亦通常被列為重要之參考因素，為排除此一因素之干擾，故此處將前期之辦案績效納為模式之控制變量，以吸收其對預算編列之效果，前期之辦案績效則以整體刑案之破案率為變量。
三、 估計模型
由于對臺北市各分局之研究期間長達四年，且有14個分局，具有多期間及多部門的列聯資料屬性(panel data)，故在分析模式的選擇上，系使用混合(pooling)數據處理模式進行計量分析。列聯資料雖可提供較多之樣本數、增加自由度和有關個別分局特征之資料，以及區別出屬于相同時間個別分局間之差異與不同時間分局內之差異，但卻經常存在未觀察到的各分局異質之特性，且這些無法觀察的特性將會到各分局預算編列之形成。在列聯資料分析的計量中，一般都是以固定(fixed)及隨機(random)效果模型來處理各部門未觀察到之特性效果(關于panel data 模型之討論，參見Hsiao et al.(1996)及楊志海等(1999)。因此研究中將并同測試共同(common)、固定(fixed)、及隨機(random)效果等三種不同之模式截距項假設，以了解各分局資料之特性。
在回歸系數符號之預期上，首先，由于各分局之刑事預算與員警人數之編列，主要系響應人民對破案之需求，故人民對一般及重大刑案之報案數愈多，其所擬編之刑事預算數愈多，警力之需求亦愈多，故預期前期一般及重大刑案之報案數與刑事預算之大小及員警數均為正向關系。影響各分局刑事預算之回歸估計模式如下所示：
(1)
(2)
其中：
Budget t：各分局每年之刑事預算數，
Felonyt-1：各分局前一年接獲重大刑事之報案數，
Misdem t-1：各分局前一年接獲一般刑事之報案數，
Fmct-1：各分局前一年整體刑案之破案率，
Police t：各分局每年之實際員警數(人)。
肆、實證結果
一、敘述統計量
如表1所示，臺北市各警察分局平均之每年刑事預算為$52，686，024，但其最大值及最小值的差距約達五倍之多，顯示出各分局間之規模差異不小。另由各分局之員警人數大小亦可獲得規模差異較大之現象，其最大值為509人，而最小值為167人，其差距亦達三倍之多。
相對而言，在刑案之報案數方面，一般刑案之報案數(2，398件)遠高于重大刑案之報案數(380件)，此亦相當符合一般之直覺。最后，在刑案的破獲率方面約有八成。
表1 敘述統計量（1997-2000）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udget 52，686，024 18，572，269 24，297，031 106，600，572
Police 315.63 92.29 167 509
Felony 380.160 197.6022 101 906
Misdem 2，398.625 1，578.817 498 6，724
FMC 0.79 0.30 0.49 1.71
Budget：各分局每年刑事警察業務預算(元)
Police：各分局每年之實際員警數(人)
Felony：重大刑案報案數(件)
Misdem：一般刑案報案數(件)
Fmc：刑案破獲率
為進一步了解各研究變量在年度間之變動情形，本研究將表1之匯總數據依不同年度之數值分別其年度別的敘述統計量列于表2之中。由表2可知，人民所列報之案件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尤其一般刑事案件之增加率最高，如2000年約為重大刑事案件10倍之多，且各年之變異性亦相當大。為響應人民列報案件之增加，相對而言，無論是刑事預算或各分局員警之人數，在各年間均呈現相對穩定之情況，只有刑事預算數有較多之增加量，但2000比1999年增加許多預算，系因為編列一年半預算之故，并非響應人民報案數的急遽增加。由表2大概可略知，警政部門在響應人民之破案需求時，可能有潛在的力不從心之現象，尤其是針對一般的刑事案件而言更是如此。
表2 敘述統計量（1997-2000）：分年別
1997 1998 1999 2000
Budget 45，271，450(14，488，690) 47，266，071(14，800，883) 48，738，071(14，003，805) 69，468，505(20，573，724)
Police 314.14(93.31) 313.07(95.68) 317.43(96.29) 317.86(94.27)
Felony 362.571(186.5384) 436.2857(230.7598) 362(198.989) 359.7857(181.7311)
Misdem 1，591(909.0565) 1，437.429(800.5988) 3，125.143(1，609.976) 3，440.929(1，746.631)
Fmc 0.77(0.24) 0.77(0.25) 0.84(0.36) 0.77(0.36)
注：各變量之意義同于表1。
二、各刑案之報案數與預算響應關系之實證結果
本文之研究目的系為探討人民列報給各警政機關之刑事案件的破案需求，與各警政機關是否編列適當預算響應之關系，有關前期一般與重大刑案之報案數與當期刑事預算、實際員警人數間之回歸估計結果分別列示于表3及表4之中。由于樣本資料為12個分局，各分局均有4年之資料，故回歸系數的估計系采混合資料估計法進行。由表3可知，以北市各分局之刑事預算對代表人民期望警局破案需求之前一年接獲重大刑案之報案數(Felonyt-1)與一般刑案之報案數(Misdem t-1)進行回歸，并在各分局前一年整體刑案破案率之控制下，模式之解釋力除了共同效果模型外，其余固定效果及隨機效果模型均有91%以上之解釋能力，其中又以隨機效果的模型對資料的配適程度最高(91.6%)。再進一步觀察各估計模式之系數時，發現除了固定效果的前一年接獲重大刑案之報案數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外，其余各估計模型中的各自變量均為5%下顯著為正的解釋因素。綜合前二項之估計結果，可推論出臺北市所屬各分局在民國86至89年間，在籌編及核定各分局之刑事預算時，確有依據前一年接獲重大刑事之報案數與一般刑事之報案數加以研判，而且可預測性極高。換言之，警政機關有依人民之破案需求而以預算編列適切地加以響應。
表3 臺北市各警察分局刑事預算影響因素實證結果（1997-2000）
應變量：Budget n=42
共同效果 固定效果 隨機效果
截距 16.89874(0.0000) － 16.98149(0.0000)
Felonyt-1 0.000551(0.0006) 0.000240(0.4336) 0.000448(0.0159)
Misdem t-1 0.000185(0.0000) 0.000183(0.0000) 0.000189(0.0000)
Fmc t-1 0.349013(0.0003) 0.246377(0.0232) 0.284544(0.0117)
F value 57.8708(0.0000) 219.2056(0.0000)
0.8063 0.9115 0.9160
注：各變量之意義同于表1。Budget變量系取對數后之數值。
其次，進一步了解與各分局編制預算資源以響應社會破案需求中緊密相關另一重要被解釋變量－即各分局之員警總人數。此處系以各分局預算資源的重要組成項目，即各年度員警總人數，來探討其是否亦能響應人民的破案需求，其估計結果列于表4之中。由表4可知，其估計結果約類似于表3，但仍有若干相異之處，在模式之解釋能力上，共同效果模式之解釋能力較低， =67.62%，但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估計模型之解釋能力卻均高達99%以上。另外，所有自變量均為1%顯著水準下顯著為正的解釋變量，因此依此估計結果，亦可推論出臺北市所屬各分局在民國86至89年間，在編列各分局之實際員警總人數時，亦確有依據前一年接獲重大刑事之報案數與一般刑事之報案數加以研判，而且可預測性極高。換言之，警政機關有依人民之破案需求而以適當地實際員警總人數加以響應。
綜合前述之實證結果，我國首都各分局無論在編列各分局刑事預算，或布署員警人力時，整體而言，均有參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與一般刑事案件報案的社會需求加以共同擬定。此一實證證據亦支持我國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納稅錢時，并非全無不適合之處，至少在臺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表4 臺北市各警察分局警力影響因素實證結果（1997-2000）
應變量：Police n=42
共同效果 固定效果 隨機效果
截距 166.8969(0.0000) － 292.4093 (0.0000)
Felony t-1 0.264739(0.0000) 0.035755(0.0006) 0.049960(0.0045)
Misdem t-1 0.022807(0.0017) 0.001576(0.0103) 0.002134(0.0305)
F value 43.8160(0.0000) 28493.26(0.0000)
0.6762 0.9986 0.9975
注：各變量之意義同于表1。
伍、結論
在廿一世紀的社會中非營利部門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其中，尤以龐大的政府組織最受到實務與研究上之矚目。本文采與人民生活之安危息息相關的警政部門做為研究對象，探討其預算及警力布署是否能響應人民報案及破案之需求，以進一步了解非營利事業對社會資源的使用及對社會需求的滿足。
主要之研究結果為，我國首都各分局無論在編列各分局刑事預算，或布署員警人力時，整體而言，均有參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與一般刑事案件報案的社會需求加以擬定。此一實證證據亦支持我國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納稅錢時，并非全無不適合之處，至少在臺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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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圖像差值；稀疏表示；增強圖像；剖面曲率
中圖分類號：TP391.41
近年來，隨著稀疏分解技術的快速發展，基于稀疏分解的信號處理技術為圖像去噪和圖像修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手段。相比起傳統的圖像修復方法，只要字典選擇合適，基于稀疏分解的圖像修復可以有效避免傳統圖像修復技術中所存在的諸如修復缺損區域較小、修復后的圖像存在邊界模糊和圖像不光滑、修復后的圖像比較模糊等問題；只要字典選擇合適，基于稀疏分解的圖像去噪就能夠最大程度地區分開投影后信號與噪聲，得到很好的圖像去噪效果。此外，基于稀疏分解的圖像去噪和圖像修復具有實現方法規范統一、計算量明確等優點，因此近年來，圍繞基于稀疏分解的圖像修復和圖像去噪技術又重新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此外，基于稀疏分解的增強圖像處理技術還可以很簡單地推廣到圖像識別等數字圖像處理技術。因此深入、系統地開展基于稀疏分解的增強圖像去噪和圖像修復技術是十分必要的。
圖像變換域去噪方法通過對圖像進行某種變換，將圖像變換到變換域，再利用變換域以及噪聲的非相思特征然后在通過變換系數進行合理處理，從而達到有效去除噪聲的目的。傅立葉變換是一類比較經典的變換域分析方法，但圖像信號與噪聲的頻域特征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重疊，因此頻域濾波在抑制噪聲的同時，也會模糊圖像、破壞圖像的細節信息。除了頻域變換分析方法，將空域圖像變換到其他變換域的圖像去噪方法成為圖像去噪技術研究和應用的重要方向。與傅里葉變換相比，小波變換具有低熵性、多分辨率、去相關性和選基靈活等特點。Donoho和Johnstone提出了基于小波閾值萎縮的圖像去噪方法。
在圖像修復問題中，待修復區域內信息完全丟失，只能根據周圍圖像信息對待修復區域的內容進行預測、估計和填充，使之在視覺上達到完整。從數學角度來看，數字圖像修復是一類病態問題。由于沒有足夠信息可以保證能唯一正確地恢復出被損壞的部分，它是一個不確定問題，沒有唯一解存在，解的合理性取作為一類重要的變換域特征，圖像信號在某些專門構造的變換域上的投影往往表現出明顯的稀疏表示特征，而噪聲或干擾在這些變換域上的投影則沒有明顯的稀疏特征，顯然利用圖像信號在變換域上的稀疏特征為圖像去噪提供了另一種可行的思路。以小波變換與超小波變換為代表的變換域分析方法盡管具有普適性好的優點，但往往難以充分地刻畫和反映信號稀疏特征。與之相對應的是，通過圖像樣本訓練所確定的過完備字典往往能夠更好地刻畫圖像信號內在的稀疏特征。
基于圖像分解和稀疏表示的圖像去噪修復方法是一種新穎的圖像修復方法。如前所述，圖像在過完備字典下的稀疏特征與圖像信號本身之間有著一一對應的關系，只要圖像在空域的污損投影到過完備字典下不影響到對圖像信號的稀疏特征，那么就可以從已知信號在完備字典下的稀疏表示重構出原始的圖像信號，進而完成圖像修復任務。
基于稀疏表示的圖像修復是一種新穎的圖像修復方法。如前所述，圖像在過完備字典下的稀疏特征與圖像信號本身之間有著一一對應的關系，只要圖像在空域的污損投影到過完備字典下不影響到對圖像信號的稀疏特征，那么就可以從已知信號在完備字典下的稀疏表示重構出原始的圖像信號，進而完成圖像修復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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