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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企業經營環境的變化,影響企業成本控制的不利因素在不斷增加,特別是近期,隨著農產品價格的迅猛上漲,各種生產資料價格,尤其是鋼材、煤炭、石油等產品的價格也創出了近年來的新高,企業成本控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對于目前的這些影響因素,企業應有足夠的重視,并應采取有效的措施,否則將會嚴重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目前,企業成本控制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力資源成本增長過快
人力(人工)成本是產品及勞務成本構成的主要因素。最近幾年,人力成本增長過快,以及未來這一過快的不可逆轉的增長趨勢,已成為企業成本控制必須應對的挑戰。
首先,人力成本過快的不可逆轉的增長趨勢來源于人力資源的激烈競爭。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信用經濟和比較經濟,市場競爭實質上是人力資源的競爭,人力資源競爭的程度越激烈,人力成本上漲的速度也就越快。
其次,工資的比較差異和勞動力價值的自我認識,也是誘發人力成本過快增長的主要因素。由于工資的比較差異和勞動力價值的自我認識所誘發的人們對高工資、高報酬追求的迫切性,與給予社會解決這一問題的合理時間之間存在很大差距,這就使得企業在使用人力成本時,在時間上出現了不合理的過快增長。
再次,人力成本過快增長的需求,也與我國的一些宏觀經濟政策有關。在過去十多年中,我國政府為了擴大就業和增加消費,把過去傳統的六天工作制改為五天半,后來又減少到現在的五天,尤其是2000年開始增加了一年中的法定節假日,經調整后每年有兩周的休息時間。雖然這是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但是對于企業來說,勞動時間的減少,在勞動效率變化不大的情況下,必然意味著人力成本的增加。
另外,學費增長過快,合格勞動力培訓成本急劇上漲,未來企業使用勞動力的成本會普遍增長。高校自1997年實行招生并軌制后,全面實行收費教育。由于教育市場供不應求的局面一時難以改變,高校學費迅速上漲。要成為一名合格的大學畢業生,不要說大學前的學費開支,就是四年制大學的學費開支少則四五萬元,多則上十萬元。隨著教育成本的上漲,未來企業的人力成本也會相應增長。
二、能源等原材料價格不斷攀升
我國既是能源生產大國,也是能源消費大國。在產品成本中,能源支出比重很大,冶金、紡織、化工行業尤為如此。然而,能源(主要是石油)等原材料價格近年來不斷上漲,給企業控制成本帶來了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
過去我國是石油凈出口國,而現在是石油凈進口國。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的石油消費也在不斷增加,石油進口持續增長。由于石油消費在各種能源消費結構中所占比例較大,因而石油價格的波動會直接影響其他能源的供應價格。
2000年以前,雖然我國政府對各種能源價格有計劃地進行過經常性的調整,但總體來說,我國的能源價格還是比較穩定的,并一直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自2000年我國石油及成品油價格與國際接軌后,國際石油價格的變動使得我國石油價格始終處于波動之中。由于國際石油價格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要控制和穩定實屬不易,加之我國能源結構不合理,煤多氣(天然氣)少、氣多油少的局面一時難以改變,因此在石油價格始終處于波動的情況下,其他能源價格也隨之發生變動,使企業控制成本面臨著極大的挑戰。
三、融資成本不易降低
與幾年前相比,企業無論是通過商業銀行,還是通過股票市場融資,都再難以降低融資成本。從發展的趨勢來看,今后一段時間融資成本還會不斷上升,控制融資成本就成了企業控制成本的一大難題。
從商業銀行來看,向企業發放貸款是向企業提供融資的基本形式。顯然,貸款利息構成了企業融資成本的主要內容,而影響貸款利息高低的主要因素是貸款利率。對商業銀行來說,貸款利率的高低取決于商業銀行資金來源的成本,即吸收的各種儲蓄存款利率的高低,以及企業對商業銀行資金的需求程度。在國民經濟中,各種主體都可能為銀行提供資金來源,但從總體上來看,我國各類企業是資金的凈需求者,對商業銀行的資金有強烈的需求,只有居民是凈儲蓄者,是商業銀行資金的凈提供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商業銀行貸款資金成本主要取決于儲蓄存款利率。然而,在過去幾年,國家為了刺激投資和擴大消費,多次降低了儲蓄存款利率,到目前為止,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只有1.98%,扣掉利息所得稅20%,實際利率只有1.58%,是歷史最低水平,因此企業要靠降息來降低融資成本是不可能的。近期,許多金融專家紛紛提出了加息的建議,因此企業的融資成本也將越來越大。目前,不規范的國內股票市場也嚴重影響了企業的融資渠道。所以,企業要控制融資成本實屬不易。
四、環保壓力與日俱增
目前,保護環境以及恢復和維護生態平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被人們清醒地認識到。然而,在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雖然有關部門、企業和社會也重視環境保護工作,但我國企業在環保方面存在的問題依然很多,已經成為制約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的消極因素。這就使得企業必須在環保方面進行投資,而如何消化和控制投資帶來的成本負擔,是企業應認真考慮的問題之一。
對于我國許多企業來說,由于還沒有足夠的原始積累,所以不可能在環保方面進行大量的投資,而其既不可能通過結構調整成為無污染的企業,也不可能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那樣,在經過原始積累階段后,迫于環保方面的需求,將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因此,對于我國企業來說,仍必須大力進行投資,同時也必須面對由此而帶來的對企業成本控制的挑戰。
五、技術創新風險巨大
關鍵詞:會計信息 披露 質量 誠信缺失 披露測量
一、上市公司內部會計信息披露現狀和問題
(一)我國會計信息披露存在不真實的現象。會計信息的呈現缺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通過虛假宣傳和包裝上市的手段,騙取相關部門的材料審批和投資者的信任。這類上市公司通過宣傳材料和招股說明等對本公司的盈利情況進行虛假宣傳,對公司的利潤情況進行夸大。這種現象導致投資者盲目投資最終血本無歸。另外,還有一些上市公司通過對中期報告和年度報告的披露刻意的夸大或改變客^事實,甚至對公司的利潤率進行虛報和作假,通過這些手段對投資者進行誤導,在募集資金的同時卻給廣大投資者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二)我國會計信息披露存在不及時的現象。根據我國有關規定和法律法規,上市公司在進行會計信息的披露時,必須及時、有效,這樣規定的目的是保護廣大的股市投資者的權益。舉例說明,我國的銀鴿股市上市公司在購買銀廣夏的股票時,投資金額超過上億元,但是如此重大的購買項目并沒有及時地對外界進行信息披露。舉例說明的例子,雖然后來受到我國股市證監會的強烈譴責和相關制裁,但是相關責任人并沒有得到懲罰,股市的利益卻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對投資者的投資也做造成了惡劣的影響,此外還對公司的形象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三)我國會計信息披露形式和內容不充分。上市公司在進行信息披露時,主要包括會計信息披露和非會計信息披露了部分。為了滿足我國投資者對投資多樣化的日益增長的需求,針對我國上市公司目前信息披露的現狀進行分析,發現我國會計信息披露不充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研究與開發信息披露不充分。目前我國對研究和開發信息披露的強制性并沒有專門的相關規定,但對上市公司的相關研究開發活動進行監管,使其投資表格和利潤表格的相關費用并沒有被要求展示,因此幾乎所有的上市公司也并沒有主動在年度報告中披露公司的研究和開發相關費用。
2.對重大的投資項目信息披露不充分。上市公司投資決策的成功與否對企業的未來發展成敗與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失誤和錯誤的投資向項目有可能導致企業瞬間傾家蕩產。我國的上市公司在對項目進行投資時,在資產的附件表中的在建工程資產、固定資產和長期投資資產等項目并沒有進行相關的信息披露。
(四)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成本較高。同傳統的會計工作相比,在進行我國會計信息披露的過程中,新增加了很多成本,這些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資源成本、環境成本以及國家的相關補貼和實施過程中的效益損失。所以,上市公司若想履行會計信息披露過程,就必須著重強調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的承擔解決問題。
二、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存在問題原因
從我國目前上市公司存在的信息披露等相關問題角度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影響的因素是多樣而廣泛的。本論文從上市公司本身、會計政策、信息披露的數量和質量、信息披露的規范、審計質量和監管力度等方面,對存在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
(一)我國上市公司跨級信息披露監管存在問題。當前我國的法人治理結構并不健全,通過股東進行控制通常會出現一家獨大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屢禁不止。由于公司董事會缺少相關部門的監督和強力約束,所以董事會對信息會計的披露內容隨意更改,甚至出現通過配合莊家進行炒作獲利的不法行為。典型的案例是2008年,當網絡股票成為市場投資的熱點之后,一些上市公司為了通過股市的波動盈利,虛假公告和信息。當這個投資熱點逐漸降溫之后,這些投資事項也并沒有真正實現資金注入,而且公司也未對之前的虛假信息進行任何解釋和說明。
(二)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意識不強。“改革中。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應注重思想觀念的更新和重塑”。但是根據目前調查結果來看,現代化市場經濟中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意識非常薄弱,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幾乎不存在。我國上市公司中,沒有樹立會計信息披露意識是財務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的一是,尤其在會計信息披露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是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過程中出現意識淡薄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基于公司治理視角的解決對策
解決上市公司在會計信息披露中存在的問題,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主要包括政府和相關服務、監管部門,同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其他公司和公司本身提出解決方法和對策三個方面。本論文從公司自身的角度展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并基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解決方法和方案。基于公司治理的方法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關鍵詞:管制 理論基礎 政府行為
中圖分類號:F4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4)05-0067-02
一、煙草管制的宏觀背景
煙草行業至今仍然是由政府全權經營的,這一行業政府管理部門與企業之間在商業利益方面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由于實行專賣體制,政府壟斷煙草經營,使得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間,因為各自利益和目標的沖突而滋生了許多深層次的問題。
從國外實行專賣制度情況來看,最近十幾年出現的煙草行業的全球化以及與煙草相關的死亡和疾病日益顯現出全球流行性,給全球的煙草控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挑戰表現為:通過貿易全球化和多邊協議的具體條款,煙草行業能更容易地接觸到全球市場;通過全球通訊系統,煙草的營銷、廣告和贊助的機會增多;通過收購當地的煙草生產商和發展全球品牌,規模經濟的效益得以實現;跨國煙草公司具有削弱各國政府管理權威的能力;全球化造成的公共衛生治理的風險性,要求各國用國際化的方法加以調整,國際社會開始認識到開展跨國合作的必要性,在這樣的背景下審視我國的煙草產業,在許多根本問題上是不容樂觀的。
二、我國實行煙草專賣制度的現狀
1991年我國通過《煙草專賣法》的時候有71個國家實行專賣制度,到2001年只有不足20個國家和地區繼續實行專賣制度,中國是否到了政府管制必須放開的時候?事實上,自中國入世以后,各方面都非常關注煙草專賣制度的走向,目前煙草業在加速變革,而融入國際煙草經濟大循環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即使在理論上支持廢除煙草專賣制度,但最終還是要看我國的現實國情,因此,政府對目前較為脆弱的煙草行業的進行引導及合理的管制是必須的,行業競爭實力薄弱導致專賣,通過政府管制制度的不斷完善,以政府的有效管治改變煙草的市場結構,從而提高企業績效,讓煙草行業適應國際競爭的要求,減輕加入WTO后該行業受到的沖擊,與此同時要節制煙草行業發展壯大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和資源浪費,需要將中國煙草行業自實行專賣制度以來的政府管制行為放在特殊的位置上加以研究。本論文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并結合國外煙草行業發展和改革的經驗,系統地概括了我國煙草專賣制度的形成邏輯、受到WTO挑戰的專賣制度的缺陷、它的制度變革及其重構,并將其融入全球經濟大循環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了專賣制度變革的正確路徑及其實施制度變革的國際意義。
三、理論基礎
1.Berker和Murphy的“理性上癮理論”
“理性上癮理論”成為各國對煙草業進行管制的權威方法之一。該理論的關鍵意義在于提出了政府在與吸煙有關的管制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僅僅是負擔由吸煙引起的社會成本的職責,吸煙者因其自身的上癮性而增加了巨大成本,屬于吸煙者個人的事情,只有他們強加于其他人的成本,也即吸煙帶來的社會成本,才是政府制定管制措施應遵循的準則。同時,理性上癮理論也為政府通過提高有害的上癮物品的稅收,從而減少使用上癮物品的人數提供了理論依據。
2.政府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論
該理論屬于正統的管制理論,假設條件是,政府是一個慈善的專制者,它無私地追求社會和公共利益,將實現公平、收入均等化、減少貧困視為自己的目標,而管制正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之一。正因為政府管制的公共利益論的“純潔”,導致這種理論受到了許多批評。由施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發展起來的政府管制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證明,進行管制的公共利益動機只是一種理想主義觀念,現實中的政府并不是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政治家對管制的“供給”與產業部門對管制的“需求”相結合,以此來謀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這才是管制的真正動機所在。各種管制政策、法律法規的出臺表而上是公允的,實際上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包括政府部門的利益已經被隱含地照顧,至少是一種討價還價的結果,只不過披上了“公共利益”的外衣而己。
3.政府管制的俘獲理論
管制俘獲理論建立在三個假設之上。第一,所有的利益各方――自然壟斷產業、立法者、股份制者,甚至消費者――都是純粹的經濟人,也就是說,都是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者。第二,所有各方而都具有理性的預期。第三,管制是沒有成本的。管制俘獲理論認為:政府管制是為了滿足產業對管制的需要而產生的(即立法者被產業所俘獲),而管制機構最終會被產業所控制(即執法者被產業所俘獲)。他得出結論說,經濟管制主要不是政府對公共需要的有效和仁慈的反應,而是行業中的一部分廠商利用政府權力為自己謀取利益的一種努力。管制俘獲理論比公共利益理論更接近實際,因此也引起了較大的重視,但批評也隨之而來:行業是如何控制管制機構的,這個問題俘獲理論沒有作出明確的說明,但至少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管制是利于行業和廠商的。
4.最小政府管制理論(the minimal state theory)
這個理論認為,政府作為規則的公正的維護者和制定者是政府最基本的功能,但是,政府職能最終是由人來承擔的,他們同樣具有墮落趨勢和罪惡潛能,為了防止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墮落和犯罪,有人提出采取“政府分權、互相制衡”的辦法。在里根和布什時期,最小政府管制理論已經成為一種替代性的意識形態,而不僅僅是一種政治、行政和公共管理改革運動與思潮。
5.重塑政府管制理論
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導致發達國家出現了政府危機。學術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政府改革理念,例如重塑、削減、調適、私有化、再管制、緊縮等。這些新的理念認為危機引發了政府的創新活動,但其核心的問題應是對政府行為的關注,他們建議通過承諾、提高能力、賦予權力、激勵等使政府更加關注公眾意愿和行政結果,使政府更具有回應性、有效性。
6.解除管制功能理淪
解除政府管制功能是20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一種政府改革理論。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適赫納(Constance Horner)、威爾遜(James Q. Wilson)、奧爾克(PaulA. Volcker ) 、溫特(William F. Winter)等。代表性著作為威爾遜的《科層制:政府機構做什么?為什么》(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They Do It )。解除管制理論強調以下要點:一是創建一個能使政府負責人擁有其管理所必須的權威的體制;二是減少政府的科層,因為正是過分科層化導致了效率低下和指令不暢;三是重新界定政府人事制度和運行機制,強化錄用、辭退管理,取消公務員的終身制等。四是簡化行政程序,并隨著技術的進步不斷地變更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特別是要解決層層審批的復雜、緩慢和浪費,把審批減少到最低限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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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制度;技術;均衡價格;企業性質
一般認為,科斯的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開啟了現代企業理論研究的先河。近年來,企業理論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中最富活力的領域之一,并逐漸形成明顯不同的兩種取向,即企業契約論和企業能力論。前者強調企業與市場在實現要素一體化過程中的同質性作用,否定了企業;而后者刻意突現企業相對于市場的異質性特點,強調企業中存在某些具有組織依賴性、無法被市場機制復制的要素,并認為這是企業組織租金長期存在的根源。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也是從市場機制運行的理想績效狀態出發,通過分析市場機制與企業組織的關系,說明企業的性質。馬克思企業理論以科學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在企業與市場關系、企業一般意義與企業的制度特點等方面的解釋上具有嚴謹的理論邏輯與深刻的價值歸依。本文通過比較科斯與馬克思探析企業性質邏輯路徑的異同,厘清兩者在技術、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區別,以此說明科學的企業性質觀應當具備的基本內涵。
一、零交易費用假定與科斯的企業性質解釋
“零交易費用”假定是科斯探析企業性質和意義的起點。科斯用零交易費用假定概括新古典理論的基本特征,并通過對新古典理想市場均衡狀態的批判性反思,提出正交易費用條件下作為現實產權制度存在的企業的性質解釋。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科斯談到,“如果定價制度的運行毫無成本,最終的結果(產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狀況影響的。”也就是說,在零交易費用條件下,無論產權的初始界定如何,經濟行為主體將通過無成本的討價還價和交易活動最終達到資源配置最優化狀態。制度因素和生產組織形式對經濟績效不產生任何影響。
零交易費用假定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這一貌似簡單的范疇卻概括了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理論關于市場機制有效性論證的基本前提和結論,同時化解了來自現實經濟事實的各類沖擊,為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奠定了新的基礎。我們知道,新古典理論以一系列連續可微的外生性技術向量、要素(產品)的可替代性、廠商和消費者的最大化行為和邊際分析方法為理論基礎,經濟行為主體對要素(產品)的成本與產出效率(效用)進行比較,并實現生產技術替代和消費品替代。同時,各經濟行為主體的選擇與替代結果也將改變市場上各種生產要素(產品)的供求關系和相對價格,最終達到新古典一般均衡效率狀態。此時,各種要素單位報酬均等于其邊際產值,要素所有者實現私人成本(收益)內斂。在此意義上,“技術選擇”是新古典理論廠商行為的核心,是否存在企業制度以及企業對產權如何安排都不會對交易效率產生任何影響。然而,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形成依賴一系列約束條件,而現實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壟斷、公共產品、道德風險等外部性現象背離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基本特征,致使人們將批判的焦點集中于新古典理論理想化的假定前提與其現實解釋力之間的矛盾。
零交易費用假定實質上進一步認定了用新古典邏輯化解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現實解釋力危機的可行性。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只要確立交易費用為零假定,即使是壟斷者也將按照完全競爭的市場方式行事;公共產品、道德成本等現象的存在并非市場失靈的原因,而恰恰是市場發育不充分的結果,在零交易費用條件下此類現象將不復存在。在此意義上,斯蒂格勒直接將所謂“科斯第一定理”解釋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將相等”,并且認為,這種理想的經濟績效狀態實質上就是新古典理論的一般均衡狀態。
市場機制零交易費用運行所達到的理想均衡狀態,是科斯進行企業性質解釋的出發點。科斯認為,正因為現實經濟運行中存在大量交易成本,以至市場機制對資源的配置無法達到最優狀態。企業組織在性質上是作為市場價格機制的替代物,在經濟生活中,有些因交易費用過大而無法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完成一體化組織的方面,通過企業權威(企業家)與各要素所有者分別締約,能夠在一定的范圍內起到減少交易費用的作用,使經濟運行更加接近零交易費用時的理想均衡狀態。然而,企業組織的形成和運行同樣存在成本,“在企業內組織更多交易,成本可能上升更自然,有一個點必須被達到,那就是說,在企業內增加一項交易的組織成本等于在公開市場上進行這項交易的成本,或等于由另一個企業主組織這項交易的成本。”此時,企業的制度邊界達到最優均衡。
二、價值理想狀態與馬克思的企業性質解釋
馬克思企業性質解釋的敘述邏輯起點是價值一般均衡,它也是一種關于市場價格機制運行理想狀態的描述。
理解馬克思的價值論,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內涵:(1)社會總產品在結構與數量上的整體供求平衡;(2)存在私有制和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專業化分工;(3)每一分工領域中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且生產者之間存在生產技術水平差異。供求平衡是馬克思經濟學關于價值決定的前提假定和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假定在封閉的商品經濟中,排除競爭、技術變遷、生產組織形式等因素,我們可以構設一種社會總產品的靜態供求均衡狀態:此時,在同一生產部門內各生產者所提供的產品加總,恰好與社會對該生產部門產品的需求總量相一致,這樣,盡管部門生產者之間存在技術水平差異,但所有的私人勞動都能根據一定的比例關系折算為社會必要勞動,并可用勞動時間統一度量。馬克思經濟學中這種社會總產品供求平衡理想狀態,既是一種社會勞動總量在各生產部門內得以恰當配置的效率狀態,同時也是每一生產者憑借其私人勞動的社會化程度獲取等量價值回報的公平狀態。
當進一步考察價值理想狀態下部門社會勞動量的決定因素時,馬克思認為,當一個生產部門處于不同的技術狀態時,等量抽象勞動在該部門內配置,所產生的產品數量也是不同的。因此必須在考察部門平均技術水平的基礎上,依照部門使用價值的市場需求數量來確定部門內抽象勞動的最佳配置量。技術水平決定了在部門內投入抽象勞動的產品產出效率,而市場需求則設定了部門產品成其為價值產品的數量界限。
馬克思用兩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體現部門平均技術水平和部門產品的市場需求數量。第一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以部門產品供求均衡作為默認前提,側重于反映部門生產單位產品的平均技術水平。它是部門內所有勞動者個別勞動時間相對于各自產品數量的加權平均數,用公式表示為:
T1=∑ti·qi/∑qi (1)
相應地,此時部門應當配置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第二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滿足部門產品供求均衡的使用價值數量分別為:
T2=∑ti·qi (2)
Q=∑qi (3)
在這種社會總產品供求的靜態均衡條件下,個別生產者的技術水平和產品數量分別構成他參與部門產品價值決定的條件與權重,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函數。因此,在提高自身技術水平基礎上擴大產品市場占有份額,是生產者參與價值決定、適應價值規律要求的必然途徑。作為市場機制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內生于生產者行為,是生產者逐利努力在宏觀經濟領域里的綜合顯現。
馬克思所構設的價值靜態均衡狀態,排除了技術革新、生產者間競爭等因素對部門平均技術水平的影響,也暫不考慮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組織生產的制度因素。然而,一旦通過分析資本總公式矛盾打開企業“黑箱”,上述兩方面因素將成為馬克思企業性質解釋的關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企業兼具技術創新方面的一般意義和因資本組織所產生的制度特點:從技術意義上看,企業內要素組織的自覺有序性特點有利于技術創新與應用,這是企業保持競爭優勢,更好適應價值規律作用的不確定性要求的根源。“和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以企業方式進行生產,同等數量的勞動者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數量將大于他們分別單干后的產量加總,從而在既定市場份額中占據較大比重。這意味著企業可憑借技術上的優勢確立參與單位產品價值量決定的權重優勢,這是企業生產方式適應價值規律要求的一個重要表現。企業的技術優勢根源于其組織結構特點——如集中勞動、在統一意志指揮下組織有序的一體化內部分工等——滲透著企業權威的自覺意識,為先進科學技術知識的產生與應用提供了可能。這既是企業與作為無意識自發力量的市場價格機制的區別所在,同時也是企業與市場聯系的基本方式,是商品經濟發展一定時期人們應對價值規律不確定性表現的自覺能動適應機制。
從制度特征上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企業組織安排的整體有序性并非來自勞動者的自覺意識,而是源自資本的權威,滲透著資本家的意志,企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特點使局部個體工人在勞動技能上陷入片面、狹隘狀態,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必須通過“總體工人”和相應的生產資料有序系統中得以體現,而這恰恰是資本的存在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作為生產組織形式的企業因由資本家組織生產而帶上相應的制度特征,馬克思指出:“在簡單協作中,資本家在單個工人面前代表社會勞動體的統一和意志,工場手工業使工人畸形發展,變成局部工人,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且使它為資本服務。”發展技術,擴大積累,這一生產者把握價值規律的基本手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不得不服從于資本家的逐利目的。
三、馬克思與科斯探析企業性質邏輯的比較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科斯與馬克思探析企業性質的邏輯路徑極為相似:兩者都是從市場機制作用的理想均衡狀態出發,從生產組織與市場價格機制的關系人手討論企業的性質,都將人格化“權威意志”視為企業的重要特征,并通過“權威意志”在技術與制度兩個層面的作用解釋企業的性質。但很明顯,兩者關于技術、要素、生產組織的制度形式等方面理解存在較大的差異,因而在結論上也根本不同。
在企業性質解釋上,科斯認為:“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的最明顯的成本就是所有發現相對價格的工作。”_企業組織形成有利于減少“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我們發現,科斯只是用企業與市場兩種組織機制的交易成本比較說明企業組織形成的意義。
事實上,引人交易費用后,科斯的討論不得不在兩個層面上同時展開:一者是目標層面,其討論的基礎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數量約束給定、行為主體的最大化目標以及技術條件的外生性假定。在零交易費用條件下,只要滿足上述條件,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終將導致要素均衡價格體系,但在正交易費用條件下,這種理想均衡價格體系只能停留于一種潛在的可能;另一者則是方式層面,其討論基礎在于存在正交易費用,科斯默認為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市場價格機制和企業都可以完成各要素一體化組織,只不過兩種一體化方式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交易成本差異。
依照科斯的邏輯,一旦在新古典廠商理論基礎上引入組織制度分析,對企業權威而言就分別在目的和手段兩個層面上產生了技術和制度兩種行動目標:企業權威既要依照要素相對價格進行技術關系選擇,確保達到新古典意義的一般均衡價格,實現對要素的最優技術安排,又要以交易費用為度量維度,對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以達到企業和市場的制度邊界均衡。然而,企業權威努力的這雙重目標難以統一:一方面,科斯認為,企業組織內各要素的定價成本隨其規模的擴張而遞增,企業與市場的制度均衡條件,是由企業組織同一筆交易所節省的邊際交易成本等于由市場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可見,交易費用是科斯用以解釋企業替代市場的必要性意義和企業規模的惟一維度,只要均衡價格存在的約束條件不變,發現相對價格機制之間的邊際替代——企業替代市場或者企業規模變遷——所改變的只是要素的定價成本,而并不改變均衡價格體系本身。但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理論中,邊際替代方法與要素規模報酬遞減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廠商對同一要素的連續追加使用往往導致該要素邊際生產力遞減,要素報酬隨之相應下降。對此,科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一旦某種要素納入了企業一體化組織,“這意味著,相對價格體系已發生了改變,新的生產要素安排將出現。”這樣一來,科斯就不能僅僅通過比較“所增加的內部組織成本”和“所減少的發現相對價格體系的成本”說明企業組織存在的必要性。
科斯意識到他的理論努力陷入困境,“現實世界中,企業的這兩種職能——通過預測需求和根據這種預測進行行動而對相對價格體系產生影響并進行管理,以及作為給定相對價格的被動接受者——通常是由同一些人執行。但是,在理論上似乎應該把它們區分開來。”科斯的理論邏輯無法保證企業權威在技術與制度兩種目標上的統一,但是,由于“科斯第一定理”關于零交易費用狀態的解釋實際上延承了新古典關于要素技術關系外生性假定,這恰好掩蓋了企業與市場之間的制度替代對要素技術關系產生的影響,為上述邏輯困境提供了一個避難所。
馬克思通過兩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分別從某一部門既定時期平均技術條件和產品需求總量兩個維度,確定價值(均衡價格)的決定因素。與科斯外生性要素數量約束與技術關系不同的是,馬克思經濟學中決定要素均衡價格(價值)的技術和數量因素內生于解釋模型,并且兩者存在緊密聯系:技術變遷會改變要素的相對稀缺狀態,進而引起產品均衡數量與均衡價格(價值)的變化;并且,部門平均技術水平變遷的根源在于部門內各生產者提高自身技術狀態的努力。這樣,馬克思揭示了市場均衡價格決定與微觀經濟主體行為之間的邏輯聯系,并以這一聯系為基礎,從技術層面解釋企業組織的一般性質,即:企業內在自覺有序分工特點有利于技術創新和擴大產品的市場占有,這是企業組織適應價值規律運動、逼近經濟生活“應然”理想狀態的基本途徑。馬克思以價值決定和價值規律為基礎的討論只是從技術單一維度解釋企業的一般性質,與企業制度特征無關。如若我們進一步聯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討論企業的特殊屬性,那么,企業組織同時也是資本獲取最大化利潤的手段。
與科斯的調和努力明顯不同的是,馬克思認為,企業權威在技術與制度兩個層面的目標不可能統一。馬克思經濟學以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要素之間的一體化組織的形式與結構必須服務和服從于客觀既定的技術狀態的剛性要求,這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企業追逐最大化利潤的制度屬性相沖突。馬克思用嚴謹的邏輯證明:資本對有利投資場所的爭奪興趣超越了技術創新的熱情,資本家之間競爭的結果,形成以生產價格為中心、以“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為條件的現實制度均衡,它偏離了以部門平均技術水平為基礎、代表著社會需求恰當滿足的價值理想狀態,產生因資本主義制度而引發的“價值轉型問題”,并且,這種偏離將隨技術發展、企業規模擴張、壟斷組織的形成而不斷加劇。
科斯和馬克思探析企業性質的邏輯路徑十分相似,都用技術、制度、均衡價格等范疇解釋企業性質,但由于理論前提和分析方法根本不同,兩者在結論上也必然存在明顯差異。通過與馬克思企業理論的比較,可以清晰凸現科斯企業理論的問題所在,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現代企業理論的發展脈絡。
責任編輯 鄭洪昌
其次,我們再來看《資本論》第三卷中的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如何演變為(剩余價值理論》中的絕對地租量的計算公式。按前面的規定,《資本論》第三卷中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為:各級土地的絕對地租=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價值-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生產價格。由于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價值與個別價值相等,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生產價格與個別生產價格相等。因此,公式可先演變為:各級土地的絕對地租=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又由于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中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優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中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優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因此,《資本論》第三卷中的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可最終演變為:各級土地的絕對地租=各級土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各級土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亦即演變為《剩余價值理論》中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
五、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和《剩余價值理論》中對各種形式的地租量兩種不同規定的原因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計算方法較為復雜,而《剩余價值理論》中的地租計算方法較為簡單。那么,馬克思又為什么要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規定一個較為復雜的地租計算公式呢?筆者認為,這兩種不同的地租計算方法是分別由《資本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研究任務的不同所決定。
我們知道《資本論》的任務是從正面揭示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性質上說,構成級差地租實體的超額利潤的產生,與土地所有權的一定性質并無必然聯系,因此,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地租理論時,可以先抽象掉對資本轉移起限制作用的土地私有權,從而按照商品價值已轉化為生產價格的現實,假定農業資本也參加利潤平均化的過程,絕對地租不存在,農產品也按生產價格出售首先從研究級差地租理論入手。就研究方法上說,對于農業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揭示,也要遵循從簡單到復雜的原則,若在闡明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理論之后,一進入農業部門,就敘述絕對地租并規定農產品按價值出售,就勢必會與前面的生產價格理論發生邏輯上的沖突。因此,考察在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條件下的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應當從由社會生產價格與個別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構成的級差地租開始,然后,再引進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和絕對地租,最后闡述因農產品在市場上按社會價值出售所造成的級差地租增量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符合馬克思的科學抽象法,才能使人們從簡單到復雜地來認識在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條件下的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規律。
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的研究任務之一,是通過對李嘉圖地租理論的批判,使絕對地租理論與價值理論統一起來。李嘉圖不懂生產價格理論,不知道商品價值與生產價格之間的關系,同時又忽視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對地租的作用。他只承認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的差額構成的級差地租,而否認絕對地租的存在。他認為,如果存在絕對地租的話,那么農產品就必須要按著高于價值的價格出售,這樣一來,價值理論就會被推翻。因此,馬克思要分析和批判李嘉圖的地租理論,絕對地租都成了首先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首先從絕對地租入手來闡述地租量的規定理論。這樣,不僅解決了李嘉圖所不能解決的絕對地租與價值理論相一致的問題,也決定了《剩余價值理論》在計算資本主義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上所具有的與《資本論》不同的特殊方法。
參考文獻:
關鍵詞:環境成本;控制方法;綜述
中圖分類號:F27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1
一、國外環境成本控制研究現狀
國外環境成本控制的理論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1971年F.A.Bcams撰寫的《控制污染的社會成本轉換研究》和1973年J.T.Marlin的文章《污染的會計問題》正式揭開了環境成本控制研究的序幕。Alan E.Rimer,PE,Dee,Black和Veatch Llp,Cary,Cary,Nc(2000)通過研究發現,組織和工作流程是公司環境成本驅動的關鍵因素,數據管理系統能更好地控制企業環境成本。在具體的環境成本控制方法方面,除了作業成本法(ABC)以外,生命周期成本法(LCC)也是一種進行環境系統分析和管理決策的工具,Gordon Lee Ballentine 和Amy Gigna(2008)通過研究表明,在企業的整個生命周期當中有效經營環境清理項目需要一個系統的方法來進行項目控制、執行,測量和評估,可以利用總成本管理框架(TCM)增強不同類型環境成本估算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進入20世紀90年代,許多國家對環境成本控制的研究才在政府的支持下慢慢展開。
日本環境省于2001年了《環境報告書準則――環境報告書制作手冊》,規范了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程序。美國是第一個將環境成本的控制進行規范化處理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將與環境成本有關的事項寫入準則的國家。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協會(CICA)的《環境成本與負債:會計與財務報告問題》、《環境績效報告》等著作成果為加拿大企業提供了評價環境績效的指標和處理環境成本方法的指南。荷蘭采用了與統計相結合的方法確認環境成本,荷蘭統計局明確區分了末端治理活動與過程控制活動,并且特別提出環境成本控制應該是貫穿于企業整個生產經營過程。
二、國內環境成本控制研究現狀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研究機構和專家對我國的環境成本控制進行了大量研究,其中較早的有孟凡利(1999)關于環境會計研究的專著《環境會計研究》等。關于環境成本控制研究的著作還有以下幾部:
肖序的專著《環境成本論》(2002)提出以產品的生命周期各環節影響治理的環境成本管理方法。張白玲的專著《環境核算體系研究》(2003)將環境成本核算方法與控制方法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郭曉梅的專著《環境管理會計研究――將環境因素納入管理決策中》(2003)分析了如何運用控制成本法和損害函數法對外部環境成本進行計量。徐玖平、蔣洪強的專著《制造型企業環境成本的核算與控制》(2006)比較系統全面的介紹了目前制造型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現狀及現實控制模式,提出了環境成本超前控制的三種模式――產品壽命周期設計、綠色ERP系統設計、綠色供應鏈管理。
近幾年有關“環境成本控制”的文章較多。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以“環境成本控制”為關鍵詞,檢索了2009-2013年的論文就有150多篇。通過對近五年關于環境成本控制的研究角度進行總結,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1)環境成本控制的相關問題探討
從最近五年研究現狀來看,大部分集中在對環境成本控制理論內容進行探討,包括目前我國環境成本控制的必要性,存在問題,環境成本控制措施等,如楊新東(2010)、蔣永德(2012)、姚靠華、張紅艷(2009)等都對環境成本控制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2)環境成本控制在某一行業或地區的運用
張忠華博士(2010)根據煤電化企業環境成本在空間和時間上的不同,把AHP法(層次分析法)在該行業運用,并從環境成本產生前、產生過程中和產生后處理三個層次進行環境成本控制。畢玉波、朱波強(2010)對造紙企業環境成本控制方法進行分析,提出從廢紙、廢水、固體廢棄物進行處理,運用清潔生產,行業內部結構調整等方面實施措施以降低環境成本。
(3)從某一視角研究環境成本控制
常媛、謝林海老師(2009)從內外部價值鏈視角對環境成本控制進行淺析。吳君民、張允曉(2009)建立全生命周期環境成本控制流程,以生態設計、清潔生產、綠色營銷等為主要控制方法,在產品整個生命周期實施環境成本控制。田生(2013)從微生物技術處理廢水、廢氣、有機固體廢棄物三方面做了深入探討,期望在微生物技術的運用下使環境成本顯著降低。邢嵐紫、郭敏(2009)從生態經濟的范疇探討了環境成本控制問題,指出基于可持續發展、生態經濟理念下的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王曉燕(2009)把循環經濟理論運用于環境成本控制中,分析了傳統環境成本控制的缺陷,提出循環經濟下環境成本控制的新思路。
三、總結
國外學者在對企業環境成本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廣泛,研究成果對后人有積極的借鑒作用,特別在環境成本控制途徑上提供了有價值的研究思路。但是,國外在環境控制方法的研究上偏向宏觀的論證,對環境成本控制方法的研究還局限在理論的論證上,而對方法的具體應用還應進一步的研究。
國內學者較為重視企業環境成本的理論研究,且集中于對環境成本控制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對環境成本控制方法的可操作性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研究不夠深入。由于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以及企業完全成本的要求,企業的完全成本沒有全部核算與控制。因此,對外部環境成本控制進行研究迫切而意義重大,其目的是為了更準確地反映企業環境成本的構成,追求環境成本全過程控制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資源的有償使用提供技術手段。
參考文獻:
[1]蔣永德.企業環境成本控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探討[J].商業會計,2012(17).
[2]張忠華.基于AHP法的煤電化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研究[J].會計之友,2010(8).
一、消費者滿意的營銷效應分析
(一)消費者滿意可以增加更多的忠誠消費者。消費者越是忠誠,他們越是傾向于將來從同一供應商那里購買產品。這樣,消費者重復購買某一產品或某一品牌的產品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市場,進而產生可觀的利潤。
(二)消費者滿意可以減少消費者對于價格的敏感程度。滿意的消費者通常傾向于愿意為他們所獲利益付出較高的價格,而且對價格上漲的容忍度也會增加。這對于企業而言可以反映為較高的產品利潤,而利潤的增加使得企業有更多的資源用于對消費者滿意的提高上,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三)消費者滿意可以減少企業的經營成本。具體表現在,首先消費者滿意可以降低未來的交易成本。眾所周知,對老客戶重復銷售要比發展新客戶容易得多,因此消費者忠誠度越高的企業未來銷售費用就越低。其次,消費者滿意度高的企業,在吸引新消費者上的成本也會較低。滿意的消費者會成為義務推銷員,向親朋好友介紹令他們滿意的產品。再者,消費者滿意可以增強企業的總體聲譽,從而減少經營中的其他成本。
二、消費者滿意的原因分析:消費者讓渡價值
在信息成本’不完全流動性和有限收入的限制條件下,消費者是價值最大化者。他們在購買之前已形成了一種價值期望,并據此來判斷某項商品是否劃算,進而影響他們的滿意程度和再次購買的可能性。消費者滿意度的大小取決于消費者總價值與消費者總成本。表示如下(消費者滿意度,消費者總價值。消費者總成本消費者總價值是指消費者從給定產品和服務中所期望得到的全部利益,包括產品價值’服務價值’人員價值和形象價值。消費者總成本是指消費者在購買產品和服務中所耗費的貨幣成本’時間成本’精力成本和精神成本。消費者總價值與消費者總成本之間的差額越大,即為消費者提供的讓渡價值越大,消費者的滿意程度越大。消費者讓渡價值概念的提出為企業經營管理及新產品開發提供了一種全面的分析思路。企業在生產經營中創造良好的整體消費者價值只是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前本論文出自提,企業不僅要著力于創造價值,還必須關注消費者購買商品與服務所傾注的全部成本。使消費者獲得更大)讓渡價值*的途徑就是改進產品’服務’人員與形象來提高產品或服務的總價值,或者盡一切努力來降低消費者的買方成本。
三、實施消費者滿意營銷戰略的若干理性思考
現代企業實施消費者滿意戰略的根本目標,在于提高消費者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滿意度,創造忠誠消費者,實現企業的長期盈利。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則必須切實可行地制訂和實施一系列的對策措施。筆者認為,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樹立消費者滿意理念。消費者滿意的經營理念是企業服務于消費者最基本的動力。堅持)消費者第一*的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爭取消費者滿意,掌握市場主動權的法寶。
(二。生產消費者滿意的產品(實施消費者滿意戰略)企業必須以消費者的需要為出發點)研制。開發和生產能滿足消費者需要的產品
(三。實施全面質量營銷(市場競爭中影響消費者滿意的最重要因素是質量水平)美國通用電器公司董事長約翰,韋爾奇曾說(’質量是我們維護消費者滿意。忠誠的最好保證)是我們對付競爭者最有利的武器)是我們保持增長和盈利的唯一途徑。
(四。建立便利的分銷渠道(在生活節奏日益加快以及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消費者希望花費較少的時間。精力。金錢等購買成品)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選購到如意的商品(所以)企業應建立為消費者提供最大便利的分銷渠道)以達到消費者的期望
(五。制定合理可行的價格策略(價格策略在市場營銷戰略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能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商品定價必須依據市場動態。企業自身的特點和消費者的接受能力等因素綜合考慮)制定合理可行的價格策略)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價格需要)讓消費者感到物有所值)吸引消費者繼續購買
(六。運用誠信為本的廣告宣傳(企業通過廣告能增進消費者對本企業產品的了解)但由于消費者的滿意水平是認知績效與期望值的函數)如果廣告夸大其詞)那么消費者的期望值越高)實際使用中的績效越差)則消費者的滿意水平越低)勢必會影響消費者繼續光臨的可能性(因此)企業必須本著誠信原則)實事求是地運用廣告宣傳自己的產品或服務
(七。提供消費者滿意的服務(首先)提高對消費者的反應敏感度和行動的迅速性(對消費者提出的各種問題做出快速反應并迅速予以解決)以保證消費者服務活動的順利和高效運行(其次)要保證消費者服務質量。技術等方面的準確性(再次)要保證服務承諾的可靠性)對確立的服務項目和內容要嚴格執行
(八。采用關系營銷維系消費者(采用關系營銷)可以密切與消費者的關系)掌握需求狀況)開展有效的營銷活動)保證消費者滿意(同時)關系營銷可以與供應商。競爭者。影響者建立起良好的利益關系。合作關系。紐帶關系)形成協調的經濟環境(關系營銷更注重維系現有消費者)深入及時地找到消費者滿意或不滿意的真正原因)便于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措施使消費者滿意
(九。強化科技創新(強化科技創新意識)是市場營銷創新的基礎(當今人們日益注重求新。求美。求名。求個性化)突顯自我價值(企業必須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迎接市場競爭的挑戰)提供使目標消費者獲得更大期望價值和滿足感的商品或服務)保證消費者滿意(因此)市場營銷人員不僅要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熟悉科技普及和轉化的途徑)還須將未來的市場機會與科技發展密切結合
首先,2586億美元外匯儲備是我們穩定人民幣匯率的重要保障。實踐證明,匯率的頻繁大幅度波動會使經濟受到沖擊。有了較高的外匯儲備,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就有了保障。這種保障不僅是手段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有了這些外匯儲備,外資在中國就更有信心,不會輕易外逃。
其次,較高的外匯儲備是我國充分利用外資、安全償還外債的保證。為保證外債的及時償還,維護我國的國際威望和國際信譽,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避免發生債務危機,保持較高外匯儲備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我國剛剛加入WTO,對外貿易的發展會大大加速,進口也將大幅度增加,2586億美元外匯儲備是我們在對外貿易中的支付保障。人民幣正在走向國際化,成為可自由兌換的貨幣,這個趨勢客觀上也要求較高的外匯儲備做保障。
此外,外匯儲備對于堅持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抵御金融危機和經濟緊縮的潛在問題,保障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起到重要作用,同時具有一定的國際政治意義。
2586億美元外匯儲備不會對宏觀經濟構成大的負面影響
有人認為,過高的外匯儲備將對宏觀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理由是:一方面,外匯儲備往往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另一方面,儲備外匯也就是購買國外的資產,因此,儲備越多,國內的經濟資源就越多地用在國外,這將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甚至影響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但我認為,從實踐看,外匯儲備的這種負面效應并沒有那么嚴重,因為很多經濟變量的傳導機制在中國還并不順暢,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在外匯儲備問題上既有共性又有個性。
首先,外匯儲備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在理論上,外匯儲備與通貨膨脹的正相關關系并沒有什么疑問。但是具體到我國的實際,實證分析表明,外匯儲備對通貨膨脹只是造成一種壓力,它與物價水平并不存在有說服力的相關關系。我國從1993年下半年起,明確提出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率漸漸回落,而在該時期外匯儲備從736億美元增加到1050億美元;近兩年,我國的外匯儲備也一直在大幅度增加,但是不僅沒有造成通貨膨脹,甚至也不存在通貨緊縮的壓力;有學者曾對此進行數量化分析,結論是:我國外匯儲備與物價指數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可以認為,隨著中央銀行調控能力的增強,外匯儲備的增加和減少不會對我國物價水平造成現實的巨大影響,尤其不適宜將通貨膨脹壓力作為減少外匯儲備政策建議的根據。
其次,外匯儲備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從經濟理論看,外匯儲備與經濟增長應當存在負相關的關系。因為現階段,我國國內投資的邊際收益率是高于外匯的邊際收益率的。目前,在外匯儲備快速增加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采取了“對沖”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在收購外匯投放基礎貨幣的同時,相應收回或減少發放再貸款等信用貸款。因此,過快的外匯儲備增長率將導致貨幣發行收入轉入外匯儲備的帳戶和財政、信貸緊縮,造成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尤其對于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我國,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是結構調整所需資金的來源,外匯儲備增長客觀上提高了國內投資的邊際收益率,也就提高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機會成本。
但是,這一點也是有疑問的。持有外匯儲備固然有很高的機會成本(國內投資的邊際收益率與儲備的邊際收益率之差),但是在任何的理論和實證分析中,都很難把外匯儲備的隱性經濟效應考慮進去。我們認為,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外匯儲備觀念應當有質的改變。過去,我們理解外匯儲備的主要功能在于彌補可能發生的國際收支赤字、平抑外匯市場匯率和充當清償對外債務的保證;而現在,維持人們對一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信心恐怕是外匯儲備的更重要內容。外匯儲備的多少與公眾的心理預期,以及國際的套匯套利集團的行為,都有著顯而易見而又微妙的聯系。外匯儲備的防范作用甚至已經高于其實際補救的作用。
怎樣看待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問題
外匯儲備過多,意味著從國內抽走的物資越多,是一種變相的物資閑置。外匯儲備存在著一個適度規模的問題。
目前,很多學者在分析國內的外匯儲備規模時,經常套用一般性的外匯儲備理論,并得出中國的適度儲備規模在某范圍的結論。這些理論是:儲備/進口比例法,機會成本論,貨幣供給決定論,儲備/債務比例法等等。
我認為,這些理論的適用性是值得商榷的。各國的國情不同,對外依存度不同,外債的規模和結構不同,進出口商品的結構及其相應的供需彈性不同,外匯制度不同等因素,都對外匯儲備的合理規模產生影響。
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適度,應該更注重實證分析,而不僅僅是理論判斷;更注重國情的分析,而不是對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的一般性論證。目前形勢下,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多是好事,最重要的不是去控制外匯儲備的規模,而是去管理好外匯儲備,提高其運營效率。在管理外匯儲備的過程中,除了要注意減輕其對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外,還要合理選擇外匯儲備的幣種組合和資產組合,也可以考慮將外匯儲備與國有企業的跨國經營戰略、銀行的國際化經營戰略結合,力爭創造最佳的外匯儲備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外匯儲備還會進一步增加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原因是出口的增長和吸引外資的強勁勢頭。
首先,我國目前經常項目存在大幅度順差。在經常項目中主要有進出口貿易、勞務貿易和無償轉讓。就我國而言,無償轉讓一直是順差,并且數額相對較小;勞務貿易在1993年之前一直是順差,數額也比較小,1993年之后逆差,并且數額有所增加;1993年我國進出口貿易逆差達119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為211億美元,走到了危險邊緣,1994年以后我國進出口貿易一直保持順差,特別是1997年順差的增幅達22.8%,顯然進出口貿易順差是我國經常項目順差的主要原因,對外匯儲備的增加起著很大作用。
其次,我國資本項目保持著順差。從1993年開始,資本項目順差成為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最主要的原因。資本項目凈流入主要是利用外資的增加,其主要渠道是外商直接投資和舉借外債。
2586億美元外匯儲備存量不會影響外匯儲備進一步增加的勢頭。外匯儲備是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但在一連串互為因果、互為條件的宏觀經濟變量中,外匯儲備終究不是處在主導地位的。如果因為外匯儲備過高而調整匯率、調整進出口、調整引進外資的策略,都有倒果為因之嫌,而且很可能得不償失。從理論上看,降低外匯儲備的根本方式是:減少出口,增加進口,人民幣升值,減少外資引進,增加對外投資,甚至鼓勵資本外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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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企業的人力資源進行計量并予以確認,對于正確反映企業的綜合競爭力、調動人力資源的積極性具有重大意義。而目前人力資源計量的成本模式和價值模式存在著難以操作、主觀性強等問題。本文提出了人力資源計量的完全成本法,將企業的人力資本分為初始人力資本和后續人力資本,對二者采用不同的方式分別計量,并進行核算。該模式可以全面地計量人力資源的價值,且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從而有利于人力資源會計在實踐中的推行。
一、引言
(一)知識經濟時代計量并確認人力資源的必要性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種新的態勢,傳統的以工業為產業支柱,以稀缺自然資源為主要依托的舊的經濟形式――工業經濟正被一種嶄新的經濟形態――知識經濟所取代。在這種新的經濟形態下,知識和技術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具有知識和技能的人力資源取代了土地、廠房、原材料等實物資源和財務資源而成為企業最重要的資產。與此同時,傳統會計的模式卻僅承認實物資本而不承認人力資本,會計賬簿和報表中記錄和反映的也僅是財力、物力資源,而不包括人力資源,顯示出強烈的不適應性。在這一背景下,通過計量并確認人力資源,修正原有的會計模式,構建新的人力資源會計理論體系,探討其在實踐中的應用將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二)現有的人力資源計量模式
自人力資源會計于本世紀60年代產生以來,至今已初步形成了人力資源計量的成本法和價值法。前者從投入的角度,以人力資源投資成本為原則計量企業的人力資源,具體又分為人力資源計量的歷史成本法、機會成本法和重置成本法等。后者從產出的角度計量人力資本價值,將人力資源在未來一段時期或全部時期創造的價值(通常以工資代替)折現作為企業的人力資本入賬價值,從而實現計量,該種計量模式具體又可以分為工資報酬折現調整模型、隨機報酬模型、補償模型等幾種方法。近年來,從引進、借鑒西方的人力資源會計理論開始,我國會計理論界提出了勞動者權益會計、生產者剩余人力資源會計等人力資源會計的新理論,在人力資源的計量方法上有所突破,提出了新的模型,如未來凈產值折現模型(文善恩,1996)和生產者剩余計量模型(劉仲文,1998)。但人力資源的計量難題仍然沒有很好地解決,還存在著模型的準確性和可操作性有待驗證、與現有會計模式難以融合等問題。
(三)目前在人力資源計量方面存在的問題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現有的人力資源的計量模式可以分為兩種,成本法和價值法,每種方法下又有不同的模型。但是二者各自有致命的弱點。首先,人力資源計量的成本法僅將企業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如招聘、培訓等)資本化為人力資產,雖然可以很好地與現有會計模式結合,但沒有反映出人力資本的全部價值;其次,人力資源計量的價值法將人力資源在未來創造的經濟價值折現為人力資產,一方面結果不夠準確;另一方面與現行的會計模式完全背離,難以融合。所以使得人力資源會計在實踐方面困難重重。
基于此,本論文提出了人力資源的一種新的計量方法――完全成本法,既可以與現行會計模式融合,又可以反映人力資源的全面價值,從而解決人力資源會計在實踐中的難題。
二、人力資源計量的完全成本法
(一)完全成本法所計量的人力資產的內容
完全成本法人力資源會計所確認和計量的人力資產,包括兩部分,一是勞動者自身投資形成并投入企業的部分,可以稱為初始人力資產;二是企業對人力資源投資形成的部分,稱為后續人力資產。
初始人力資產是人力資本所有者(勞動者、人力資源)加入企業時向企業投入了知識、技能等人力資本而形成的人力資產。這一部分人力資產是由勞動者在加入企業之前通過個人的投資形成的,其所有權屬于勞動者個人,在一定時期內讓渡給企業使用,離開企業時可以帶走。
后續人力資產是企業取得、開發或使用人力資源時投入的成本資本化而形成的人力資產。這一部分人力資產是企業自行“購建”的,是企業自行投資形成的,其所有權應歸企業,職工在經過培訓后離開企業時,應向企業支付一定的費用“贖回”。
(二)完全成本法下人力資產的具體計量
1.企業初始人力資產的計量
企業初始人力資產是由人力資本所有者(勞動者)向企業投入人力資本而形成的人力資產,其價值即為勞動者所擁有的人力資本的價值,也即勞動者為形成某種程度的勞動能力所發生的投資成本。這一投資成本可通過建立如下的模型來計量。
在人力資本投資的五個方面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投資,而衛生保健等投資相對于教育投資來說數量很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上面模型中的投資成本可以用教育成本來代替,而n可根據不同勞動者的教育年限來確定。在實踐當中,教育直接成本和教育機會成本均有據可查,故而這一模型在實踐上也是可行的。
我國學者周天勇根據該模型運用有關資料計算出了在我國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力資本的價值量為:
初中生:6944元 高中生:19496元 中專生:23134元
大專生:56887元 本科生:69350元 碩士生:110204元
博士生:165320元 博士后:202064元
該價值量是根據正常情況下達到某種學歷所需投入的成本,也即馬克思價值論中所說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至于有些人并沒有受到正規的教育,卻通過自身的努力達到了某種學歷水平,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該人力資本的投資成本低于正常情況下的人力資本投資成本,仍應按正常情況下的人力資本投資成本計量該人力資本的價值量。即具有相同等級專業技術職務的人才,其知識、技能和工作能力所處的層次一般來說是相當的,即使他們不一定都具有相同等級的學歷,仍應按正常情況下的人力資本投資成本計量該層次人力資本的價值量。
依照我國現行專業技術職務評審條例,大專生、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畢業數年后,一般可相應地評為高級、初級、中級、副高級和正高級技術職務。因此,以專業技術職務界定的各類人才的人力資本價值量與以學歷界定的各類人力資本價值量可大致對應如下:
員級――大專:56887元 初級――本科:69350元
中級――碩研:101204元 副高――博研:165320元
正高――博后:202064元
2.企業投資形成的人力資產的計量
企業投資形成的人力資產,是指將企業對人力資源進行招聘、選拔、培訓、開發等環節發生的投資成本資本化而形成的人力資產。這部分人力資產應該根據企業實際發生的投資成本予以計量。其中,投資成本的受益期在當期的,應予費用化,從當期收入中補償;受益期在一年以上的,應予資本化,增加企業的人力資產,并根據受益期限合理攤銷。這部分人力資產是企業投資的結果,根據“誰投資,誰所有,誰受益”的原則,其所有權應歸企業。員工在離開企業時,尚未攤銷完的這部分人力資產,應由員工購回,所有權歸員工。只有這樣,才能保護企業的利益,提高企業進行人力資源開發和培訓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限制職工在企業對其進行長時期培訓后離開企業,給企業造成損失。
三、結論
本文提出了人力資源的新的計量方法――完全成本法,得出以下結論:
(一)人力資源是企業的一項重要資產,對其價值進行確認、計量并披露是企業提供完整會計信息的需要。傳統會計模式下不提供有關企業人力資源的信息,難以顯示企業的真正實力。
【關鍵詞】供應鏈;企業融資;應收賬款;融資決策
隨著供應鏈環境的不斷變化,我國商業信用的不健全,企業在供貨賒欠中產生應收賬款風險愈來愈大,由此造成了難以估算的經濟損失。為了解決企業因為應收賬款風險變大而衍生的危機,控制與協調企業應收賬款風險的各種方法應運而生。其中較為突出的是一些銀行進行的供應鏈應收賬款融資服務,利用這些服務,企業可以通過手中持有的應收賬款進對未來的現金流進行變現,最大程度的解決將企業資金流短缺問題。
一、企業應收賬款融資決策現狀分析
企業發展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良好運行一直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制約企業正常運行和發展的重要一個因素就是融資問題,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期,企業進行正確的融資決策,不僅有利于本企業的良好運行,更有利于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本論文旨在對企業的融資現狀進行分析,進而提出解決我國企業融資困難的應對措施——應收賬款融資決策。
應收賬款融資主要分為抵押融資、保理融資和證券化融資等,下面對這三種主要的應收賬款融資進行分析。企業正常運轉,為了確保自己生產的產品占據一定的市場份額,往往在產品交易中采用賒銷的手段,即延長貨款交付期限,這就導致應收賬款的產生。一旦出現大量的應收賬款,會直接導致企業資金鏈的斷裂,進而影響企業企業的正常進貨出貨,最終導致企業無以為繼,瀕臨破產。應收賬款是企業在銷售產品或提供勞務后,向購貨單位或勞務接受方索取的款項,作為在銷售產品或提供勞務方的債權。
二、企業應收賬款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企業在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開展應收賬款融資,能夠解決企業發展的諸多問題,使企業的應收賬款得以以融資的方式繼續發展,并擴大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我國企業的扶持力度,完善金融服務體系,健全信用評級機制,最終實現供應鏈整體跨越式發展。主要存在一下問題:應收賬款拖欠嚴重。由于我國企業自身發展所限,幾乎所有企業都采取賒欠的方式,應收賬款過大導致資金被大量占用。企業之間的相互拖欠,直接導致在供需雙方無法形成互信,信用缺失嚴重。更重要的是,大量應收賬款會虛增企業的營業收入,使企業的營業風險更大,不利于企業長期發展。資金鏈脆弱。企業內部控制缺乏。企業的長期發展,科學管理是關鍵,而我國企業大量存在的內部控制不完善,信用監督和審查流于形式,會影響應收賬款管理,使企業不能及時追索相關款項,缺乏危機意識,無法正確面對企業的發展。
三、應收賬款融資決策模型構建
在對供應鏈管理體系進行了深入了解后,企業能夠在多種應收賬款融資方式中選擇出適合自己的,但不能把本企業與上下供應鏈企業孤立來看,在有應收賬款融資后,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密切聯系,分析出本企業最優的生產時間控制,最佳的應收賬款融資收益,不僅能夠解決企業資金不足的問題,還能夠使供應鏈中資金的可利用性達到最優的效果,這無論是對本企業,還是上下游供應商、服務商、銀行等金融機構,都能起到積極的作用。企業為了取得融資,作為債權一方,應該在交易中獲取足夠的應收賬款,這些應收賬款是良性的,以真實交易作為基礎。在上游企業向輸送供應材料,供應企業應該預測所需供應材料的數量,一旦供應材料過多,會造成庫房積壓,占用企業的流動資金,作為供貨一方,而它所生產的貨物也需要根據預測數量與流動資金共同決定。供應企業根據應收賬款,向銀行等金融機構借款,這必須獲取交易憑證,如購貨單據,與此同時,供應企業還必須承擔起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支付利息的責任,一旦下游企業(債權方)支付貨款,供應企業可以向銀行申請注銷合同。下游企業(債務方)在交易產品后,承諾并支付貨款。銀行等金融機構在供應鏈流通過程中,起到資金協調的作用,不僅要同供應企業密切聯系,還要協助其想下游企業(債務方)追討貨款,并從中或得利息等收益。
四、應收賬款融資應用分析
1.應收賬款融資有利于核心企業解決資金薄弱的問題
由于信息技術的不完善,加之國內信用體系建立而不健全,傳統的借貸方式在面對核心企業時總會發生融資時間延后、風險較高、管理難度大、融資規模小等問題,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適時的履行職責,不但對核心企業不利,也不能使銀行在借貸的過程中獲取收益。在上文應收賬款融資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傳統的借貸方式下,企業無法利用應收賬款進行融資,企業需要等待應收賬款到賬時,使資金回流,從而造成生產中斷,也不能滿足下游企業對產品的需求。
基于供應鏈的應收賬款融資,能夠根據真實交易發生的應收賬款,向銀行等金融機構申請資金支持,滿足了企業初期生產所需的資金,根據融資模型,企業利用融資的資金可以進行連續的生產,所產生的利息成本遠遠低于傳統借貸方式產生的機會成本,并且使應收賬款的風險降低,有了銀行的介入,企業同時可以將精力集中在生產運營上,而不是催債方面。下游廠商也得到了便利,一方面能夠按時獲取貨物,免受不斷擴大的市場需求的制約,另一方面由于延緩了支付貨款,下游廠商間接獲取了初期的資金流。
2.應收賬款融資有利于銀行等金融機構擴大收益
對于銀行等金融機構來說,基于供應鏈的應收賬款融資,有利于擴大收益。在傳統借貸融資過程中,國內的中小企業往往沒有足夠的良性資產和高的信用等級,這就造成借款風險的升高,銀行無法根據現有的數據對中小企業進行借款。而應收賬款融資這一方式,恰恰使國內中小企業獲得了借款擔保,保證了中小企業在初期資金的充足,為下一步進行生產經營奠定基礎,也為大量金融機構提供了資金投資的機會,產生巨大的市場價值。
在市場發展過程中,市場需求增加,核心企業為了保證足夠的競爭力,不斷增加生產量,需要更多的資金,銀行等金融機構滿足了資金的需求,在獲取收益的同時,滿足了資金投資的回報率。當市場逐漸成熟以后,核心企業由于有了一定的資產和信用水平,核心企業對金融機構的融資需求也不斷降低,最終停止,在這一市場發展中,核心企業在擴大規模和收益時,能夠與銀行產生密切的聯系,促進市場的發展和整個供應鏈條的正常循環,同時也使銀行擴展了足夠的新市場。
3.應收賬款融資有利于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
從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從建立到發展以至于完善,一方面需要政府的總體調控,另一方面需要企業的努力,金融市場建立健全的過程中,會遇到企業在規模上的瓶頸和信用的缺乏,這一方面是市場并沒有足夠成熟,另一方面是企業自身發展所限,應收賬款融資在本質上是信用融資,利用信用來爭取銀行的融資和時間,信用體系建立以后又反過來促進融資的順利進行,兩方面同時作用,可以爭取新的融資方式的轉變和信用體系的建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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