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8 11:30:20
導語：在藝術與哲學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浙江工商大學文藝學學科組建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現有教學與研究人員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學位者9人。經過10多年的發展，該學科已成為一個富有學術生氣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頗具特色的學科。2002年以來，學科成員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學術月刊》《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等報刊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級以上研究項目22項。目前，已形成文藝美學、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三個主要研究方向。
文藝美學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國文化理論創新研究中心”為平臺，以哲學建設為基礎，打通美學、文藝學和文藝批評，最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體性否定”學說，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創性意義的“否定主義”理論體系，并在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實踐上產生了“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廣泛而重要的影響。該學科學術帶頭人、理論家和批評家吳炫教授，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義”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義美學》《新時期文學熱點作品講演錄》《中國當代思想批判》《中國當代文學批判》《中國當代文化批判》《否定本體論》《穿越中國當代思想》《穿越中國當代文學》《否定與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論文，在探討區別于西方、也區別于傳統的當代中國文史哲原創性理論方面，以其思維方法的開拓性、諸種理論觀念的獨創性以及介入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問題的有效性，引起學術界的較大反響和關注。其主編的《原創》《中國視角：穿越西方現代美學》叢書也獲得學界廣泛好評。吳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逾百篇。中國期刊網統計的針對該理論的社會評價、引用和運用文章已近400篇。“本體性否定”不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創品格和鮮明的“中國問題”意識，不僅獲得學界越來越多的認同，而且也影響了越來越多的學者進行相關實踐。在其影響下，湯擁華博士以現象學美學為中心，對西方近現代美學的先驗邏輯進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課題《中西比較與“中國生命美學”的生成――對宗白華美學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學術專著《西方現象學美學局限研究》等問題性研究成果，通過中西文論的視閾交融和哲學與批評的兩極拉動來激發美學理論和文學理論的活力，從而有效地介入當代文化語境，受到學界的肯定性評價。
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方向側重于將西方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的研究方法運用于西方文學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學理論中，尋找生命美學和生命哲學理論方法的不同側重面并加以綜合運用，并從西方文學活動的各個方面來考察人的多層面的生命現象，從而尋求文學活動中人類尋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動向。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該學科研究人員就對西方文學理論中的關于文學活動中的人的生命現象的研究投入了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果。雷體沛教授出版有專著《藝術――生命之光》《存在與起：生命美學的導論》《西方文學初步》《藝術與生命的審美關系》，發表有《尋找與追求――西方近代哲學美學中的生命本體論》《發現與尋找：西方現代哲學文化中的生命本體論》《荒誕派戲劇對時間秩序的超越》《從生命的現實境遇看西方藝術的發展》等50多篇論文；朱鵬飛博士亦有《在綿延中尋找美：柏格森美論述評》《藝術是時間的造物：淺析柏格森的“藝術時間”觀》《淺談對康德“美在形式”說的誤讀》《從“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規律”》《主旋律藝術與開放道德》等重要論文10余篇。這些專著和論文皆從西方文學及藝術活動的各個側面，乃至中西方文學藝術現象中人的審美活動作了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的研究，其視角獨特并有創見。本方向上的研究實力得到學界的認同，研究成果多被權威學術刊物轉摘或轉載，顯示出良好的發展態勢。較之西方的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理論，其研究更注重于對西方文學及藝術活動中的人的狀態、心理、情緒、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層面的把握。對西方文學給予了各個方位生命現象的解釋與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與發展意義的探索，即從生命與文學關系的探索中來揭示生命的全部意義，使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視角和嶄新的方法。這種包括把現代人文學科在內的生命哲學與生命美學延伸到西方文學理論并運用于西方文學的研究領域，使西方文論在學術空間上更為廣闊和深入，也為我國文學理論的建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方向有兩個研究向度：一是在廣泛研究中國作家、作品與文學思潮的基礎上，從文化學的角度考察文學的文化內涵，形成了鮮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國文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層面上研究中國文學的文化承繼性及其價值，從文學發生學層面上拓展了文藝學的研究領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藝術發展史以及文化現象的基礎上，探討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涵。目前已有較為豐碩的成果。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在文藝研究領域受到高度重視。本學科研究人員將中國文學研究同傳統文化研究結合起來，在中國文學與傳統文化、區域文化研究領域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近年來，除在《文藝研究》《江漢論壇》《文藝爭鳴》等多種權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外，還有學術專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項目，成果豐碩。諸如，羅昌智教授的專著《20世紀中國作家與荊楚文化》；學術論文《沈從文的文化選擇》《掙不脫的臍帶：廢名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生命意識:聞一多詩歌與荊楚文化內在精神的契合與同構》《論荊楚文化對郭沫若創作個性與心理的影響》《京派作家與荊楚文化》《論余光中詩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內力與精神阻隔》；研究項目《浙江新詩人與中國新詩的現代化》《中國當代文藝思潮與當代政治關系研究之子項目〈中國現代作家的當代政治轉型〉》《20世紀中國文學與荊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響。在中國文化理論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專著《論衡之人:王充傳》《永遠的書圣――王羲之傳》；學術論文《建安名士的人格關懷》《竹林名士對放達的把握》；研究項目《在浙江》《王充與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博玫教授的近現代期刊與文學思潮及文化傳播研究，王麗梅博士的專著《曲中巨擘――洪N傳》，研究項目《昆曲生態及新時期保存與發展對策研究》等，體現出本研究方向的學術活力。通過中國文學與文化理論的研究，探析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一方面求證文學的民族文化傳承意義，另一方面也詮釋著文化傳統的現代性價值和意義。
2014年6月13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沈衛榮教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他空見與如來藏：覺囊派人物、教法、藝術和歷史研究》一書出版會，在北大博雅國際會議中心舉行。覺囊派第四十七代法主健陽樂住上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佛學家樓宇烈，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著名學者白化文，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著名佛學家王堯，清華大學教授、著名學者汪暉，藏學出版社前總編、著名作家馬麗華，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烏云畢力格，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副院長劉洪紀，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高華，北京大學圖書館黨委書記蕭群等20多位嘉賓蒞臨會現場。會現場還展示了數十幅覺囊派精美唐卡和壁畫作品。
《他空見與如來藏：覺囊派人物、教法、藝術和歷史研究》是一部國際學術界研究覺囊派教法和歷史的學術論文集，作者有較強的代表性，都是歐美印藏佛教研究的知名人物。本書堪稱是國內迄今為止第一部呈現國際覺囊研究精粹的學術文集，向世人展現了覺囊派全貌。讀者既可以從本書獲得有關覺囊派之人物、教法、藝術和歷史的全面與權威的知識，同時也可窺見國際佛教學界覺囊研究的學術脈絡和學術成就。著名國學大師談錫永傾力題寫書名并作序，覺囊派第四十七代法主健陽樂住上師撰文前言。
據沈衛榮教授介紹，藏傳佛教的各大教派于世界各地均有廣泛傳播，但相較于其他各大教派而言，覺囊派因自然和歷史等因素，流傳不廣，影響較小，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對它的研究也相對薄弱。早在14世紀前半葉，覺囊派早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朵波巴上師開始于藏地倡導、傳播覺囊派最獨特的“他空見”思想，這是對印度原有佛教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藏傳佛教繼承和發展印度佛教哲學思想過程中所做出的一個特殊的重要貢獻。
除了覺囊派的佛教哲學思想具有的學術意義，覺囊派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特別是覺囊派的唐卡藝術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因此，研究覺囊派是傳承藏傳佛教豐富的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的內容。
目前，國外覺囊的研究十分的興盛，很多學者都在研究覺囊派和他空見的思想。 該書選擇了12篇比較典型的，比較優秀的學術論文翻譯成了漢文，供國內研究借鑒，并藉此進一步推動有關覺囊派哲學思想、教法教義、修行方法和唐卡藝術等方面的研究。
關鍵詞：英國；新制博士；博士生教育；啟示
近年來，英國博士生教育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新的博士生教育項目的產生與發展。受美國博士生教育的影響，為應對知識經濟、市場競爭等提出的新挑戰，彌補傳統哲學博士職業技能培訓的缺失，英國博士生教育在傳統哲學博士的基礎上，先后衍生了專業博士（Professional Doctorate）、課程博士（Taught Doctorate）、論著哲學博士（PhD by Published Work）、實踐博士（Practice-Based Doctorate）、新制博士（New Route PhD）等類型，培養目標從單一的以學術為業走向職業分化。本文以英國頗具特色且不斷發展壯大的新制博士生教育為研究對象，介紹其產生背景、培養目標、開設學校和專業，并從入學標準、課程設置和導師指導三方面分析其人才培養特點，以為我國博士生教育的發展和改革提供啟示。
一、新制博士生教育的產生
20世紀90年代，英國傳統哲學博士生教育受到多方面的挑戰：一是哲學博士學位的實用性受到了質疑，雇主們認為博士畢業生并未具備長期職業生涯發展所需的技能；二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英國大學面臨的財政困難及隨之發生的大學教職崗位的縮減，導致博士畢業生獲得學術職業的機會減少；三是哲學博士的畢業率常令人不滿意，導致人們對哲學博士學位的培養模式和目的進行重新思考；四是針對新興學科，尤其是專業領域，傳統哲學博士并不適用；五是非全日制學習的需求日益增加，要求博士生教育的培養模式更加靈活。1993年，英國政府在《實現我們的潛力：科學、工程和技術戰略》（Realising our Potential： A Strategy for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白皮書中指出，博士生教育在公共財政經費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應使對其的財政投入物有所值，不僅能滿足納稅人的利益，也能滿足博士生個人的發展需求。[1]
2000年，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總結了美國博士生教育的特點：一是豐富學生的學科知識，而不是局限于博士論文的狹窄領域；二是使學生具備重要的通用技能；三是開展團隊合作；四是定期開展正式評價；五是注重研究能力的培養；六是開展研究項目，進而在此基礎上完成學位論文。這與英國哲學博士聚焦于培養單純的學術職業所需要的學術研究能力形成強烈的對比。因此，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開始思考英國博士生教育的未來，建議重新定義博士生教育的學習課程、增加明確的培養內容、拓寬博士生的技能和知識領域。[2]
2001年，在英國政府、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和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的全力支持下，英國10所著名研究型大學發起了新制博士生教育項目。新制博士生教育符合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制定的博士生教育標準和原則。
新制博士與傳統哲學博士屬于同等學位，是一種教育選擇。新制博士生教育不是對傳統哲學博士生教育的取代，而是對傳統哲學博士生教育和專業博士生教育的繼承與揚棄，兼取兩者之長、避其所短。它保留了傳統哲學博士生教育注重學術研究能力和專業博士生教育強調職業技能培養的特點，通過增加通用技能和教學方法的培訓，克服了傳統哲學博士生教育因缺少職業技能培養和專業博士生教育因技能培訓過度專門化帶來的博士生就業的單一指向性，新制博士能勝任大學教學、企業管理、政府和公共服務等工作（如圖1）。
二、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養目標與開設專業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國博士生教育應對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產物，由英國頂尖研究型大學開設，涵蓋4大學科120多個不同專業，為博士畢業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就業和職業發展選擇。
（一）培養目標
新制博士生教育以培養大學、企業、政府和公共服務機構等領域從事管理和應用性研究的創新人才為目標。它不僅適合致力于追求學術生涯的學生，而且適合意欲進入企業或工業領域發展的學生。新制博士生教育畢業生是獨立的研究者，具備相應的個人能力和可遷移技能：精深的專業知識，寬厚的學科知識，教學技能，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和交流的技能，信息技術應用能力，表達能力，媒體的相關能力，商業方法和經營能力，知識產權意識和能力，技術轉移能力，創建衍生公司、高科技公司的能力等。[3]
（二）開設學校
就學生的研究經歷、授予學校的聲譽和學位的價值來說，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國提供優質教育的里程碑。新制博士生教育由英國頂尖研究型大學開設。2003年，開設學校擴展至34所頂尖研究型大學（見表1）。
（三）開設學科與專業
英國頂尖研究型大學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開設學科包括藝術、人文、語言，經濟、社會科學，醫學，以及工程、科學和技術四大類，涉及120多個專業。其中，工程、科學和技術學科及其下設專業開設的新制博士教育項目最多，其次是經濟、社會科學和藝術、人文、語言學科及其下設專業（見表2）。
三、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養特點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國的一項國家計劃，旨在使博士生具備大學、企業、政府和公共服務機構的領導者所應具備的各種能力和素養。為此，新制博士生教育提供了高質量的學習課程、實踐學習和高級研究經歷，在豐富學生的學科知識和提升其專業技能的同時，通過開展跨學科學習擴展學生在新的研究方向上的專業特長。具體來說，在入學標準、學制與課程設置、導師指導等人才培養過程方面，新制博士生教育具有以下特點。
（一）入學標準與傳統哲學博士相同
新制博士生教育為學生提供了一條獲得博士學位的“快速通道”，被授予榮譽學士學位的本科生即可攻讀新制博士生教育項目；對于取得碩士學位的學生來說，新制博士生教育將拓展和進一步發展他們的專業和可遷移的通用技能。
新制博士生與英國傳統哲學博士生的入學條件相同，主要包括學術水平和英語語言水平兩個方面。與哲學博士生教育一樣，所有學科和專業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項目都面向英國和世界各地的學生開放，但目前，主要面向國際學生，為國際學生提供獲得博士學位的新路徑[4]，使其具備研究能力、其他技能和廣闊的學科知識。
（二）課程學習、專業技能培養和論文研究貫穿整個博士生教育階段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國為應對迅速擴展的全球人才市場對博士畢業生知識和技能提出的新要求而產生的，以美國頂尖大學博士生教育為參考標準，學制為4年，將所學專業的正式課程學習、廣泛領域的研究和專業技能培養與具體的論文研究相結合。通常，課程學習占40%，專業技能培養與撰寫畢業論文占60%[5]。學士學位獲得者即可攻讀新制博士生教育項目，課程為相關專業的碩士課程；如果不撰寫博士論文，學生可完成要求較低的碩士論文，只取得碩士學位。
課程學習主要安排在第一年，其余三年的教學時間所占的比重逐年遞減；專業技能培養包括專門技能和可遷移的通用能力兩個方面，主要安排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但第三年和第四年也有所涉及；論文研究則貫穿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全過程（見圖2）。可以發現，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前期強調課程學習，隨著年級的增長，學生用于研究的時間逐漸增加，到第四年時，學生的絕大部分時間用于開展研究并撰寫學位論文[6]。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養模式類似于北美的博士生教育模式，但又不同于北美模式。它將課程學習貫穿于整個博士生階段，而不像北美模式那樣將課程學習全部安排在博士生教育的早期階段。[7]
如在布魯內爾大學，新制博士的學術研究要求與傳統哲學博士一樣，科研訓練貫穿博士生教育全過程。課程內容包括通用技能和特定學科的專業技能培養兩部分，共計120學分，課程學習主要在前3年開展，以為學生開展學術研究提供知識和能力基礎（見表3）。所有新制博士生都必須選修培養通用技能的五大課程模塊，專業技能培養的課程模塊則呈現出學科差異。
（三）個別指導與合作指導相結合的導師指導模式
新制博士生教育兼取了傳統哲學博士生教育“學徒制”個別指導和專業博士生教育合作指導的特點，在合作指導的基礎上保留了哲學博士“導師制”親密的師生指導關系，將一對一的學術指導與小組指導、講課和導師輔導相結合。在整個博士生培養期間，學校為新制博士候選人設立導師指導小組，為學生的研究項目提供建議，監督學生的學習進程和成績，定期提供建設性的反饋意見。博士學位論文答辯采用傳統的由內部和外部專家組成答辯小組的形式，學生進行口頭答辯方予通過。
在德比大學（University of Derby）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項目中，學校為每位新制博士生配備兩位導師，一位為責任導師（Director of Studies），另一位為第二導師（Second Supervisor），兩位導師都在學生開展論文研究工作的過程中給予學術指導。兩位導師定期單獨或一起約見并指導學生，責任導師是博士候選人學術研究的首要責任人，負責監督學生課程學習和研究工作的進展，為學生提供積極的學術和生活幫助；第二導師通常負責對學生的學術研究提供補充性指導和幫助。[8]
在布魯內爾大學，每位新制博士生配有兩位學術導師（Academic Supervisor）和一位項目教練（Programme Coach），學術導師對學生的學術研究負主要責任，支持和監督學生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項目教練與學術導師協商后，在整個博士生教育階段為新制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和通用技能培養提供支持。具體來說，學術導師的職責是就研究的性質和預期目標、研究項目的計劃、文獻和資料來源、課程學習、必要的方法論、范式問題等對學生進行指導；通過定期的導師指導和研討會與學生經常聯系和開展討論；當學生有需要時，能及時約見或安排其他導師約見學生，提供建議和幫助；對學生的論文研究給予詳細的建議，使學生能在規定的時間內遞交學位論文；在合理的時間內對學生的論文研究提出建設性評論；根據學校規定，定期召開導師會議，組織學生在討論會或導師會議上匯報學習和研究情況；通過年度匯報，發現學生論文的問題與不足；為學生提供指導，使其順利通過論文答辯；對學生其他方面的發展提供建議與支持。項目教練的職責是鼓勵學生在整個博士生教育階段審查和反思自己的進步與個人發展；對學生提出的所有問題給予幫助，在研究過程中對學生的個人能力發展提供專業指導和幫助；幫助學生確定學習需求和探索解決方案；幫助學生理解新制博士生教育的獨特之處，鼓勵學生與學術導師開展建設性的合作，確定開展某一研究所需要的學習要求。[9]
四、思考與啟示
[關鍵詞]哲學;李小龍;截拳道文化;價值
2008年秋熱播的電視劇《李小龍傳奇》,講述了功夫之王李小龍的傳奇一生。李小龍是一個罕見的同時腳踏武學與電影兩座高峰的巨人。他的武學思想,在宣揚中國文化的同時,更多體現了中西文化的差異與融合。作為截拳道的創始人,李小龍是將中國功夫傳播到全世界的第一人,他革命性地推動了世界武術和功夫電影的發展,為古老的中華武術創新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所拍的功夫電影為中國武術的國際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截拳道作為李小龍所創立的融合世界各種武術精華的全方位自由搏擊術,在其產生發展過程中受到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西方哲學思想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形成了技擊性、健身性與藝術性三位一體的綜合特征。
一、截拳道的哲學思想
李小龍的哲學思想,海納百川,他對老子、周易、禪宗、尼采、克里希那穆提等的思想,進行批判繼承,取精去渣,化為己用。[1]更重要的是,他能根據自己的性情、經驗進行創造性地發展,以哲引武,由武入道,突破其局限性,使它們和諧統一和完美地體現。
(一)與老子比較
李小龍在論述截拳道時說:“什么是截拳道?我第一個承認,要把截拳道具體化起來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與其費力去解釋截拳道‘是’什么,還不如從反面來證明截拳道‘不是’什么,那就比較清楚了。”截拳道是無形,它拒絕任何形式的束縛。每個人都有天生和后天能夠培養的本能,截拳道就是要培養和無限制地發揮人的本能。這和老子之“道”可以說本質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自然性,老子將道推崇到了最高位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天地之根、宇宙之本,而道的本質就是“自然”。“無為而無不為,不治而無不治”,老子主張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國則要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截拳道的“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就是對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發展。李小龍那段關于水的精彩論述早在兩千多年前老子也有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老子道論中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柔弱勝剛強。李小龍對水有著更深刻的認識,在他的論文《悟》中有所闡述。李小龍的武術原理,就從這個“Be water”開始,踏入合于“道”的武術最高體現。
(二)與周易比較
周易是中國智慧的源頭,核心理念是“陰陽”。《易經?系辭上》曰:“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2]此段話充分闡述了陰陽變化的規律,把陰陽看成宇宙間運動的根本規律和最高原則,并以陰陽為基礎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李小龍曾在其武學著述中寫道:“陰陽學說不僅與拳術理論、武術鍛煉密切相關,就是在技擊對抗中,也無不內含陰陽學說。在截拳道之中,無論是防守,還是攻擊,都離不開陰陽變化。況且拳為運動之道、健身之方,術為取人之法、勝人之妙。然而妙從何來?術從何得呢?就在于陰陽的互易變化之間。欲求藝術之途,必循陰陽之路,此乃妙訣的新生之源。”在截拳道技擊對抗的技術中時時處處都充滿了陰陽變化之理,它把復雜而又不實用的招式簡化為簡單直接的“攻”和“守”,而且,攻和守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就好像太極圖中的陰和陽可以互相轉化一樣,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攻守并進。[3]
(三)與禪宗比較
佛是智慧與慈悲的象征;禪是指靜坐,佛祖釋迦牟尼就是在坐禪中思維,根據其所悟所證創立了佛教,而“戒、定、慧”三學中因(禪)定而生慧也說明了禪與智慧的關系,所以說“禪”就代表著智慧。禪宗中的智慧與深意可以用一個字的來概括:“空”。 李小龍在其著作《截拳道之道――武道釋義》第一章進行了“論禪”,有幾句是這樣說的:“虛空恰恰站在這與那之間。而虛空是什么都包括,沒有對立的――沒有不屬于它的或是與之相反的。存在的虛空系一切形式的源頭。虛空充塞在生命中、權力中甚而中”;“傾空你的杯子,方可再行注滿,空無以求全”[4],可見李小龍對空的理解相當深入。李小龍在公開解釋他創立“截拳道”時講及手指與月亮的關系。“以手指月”是中國宗教哲學中一個常見的譬喻,這個辯論可見于后來禪宗常說的“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說這番話的李小龍,已到了超越武術技擊層面而臻至“武道合一”的最高境界。
(四)與尼采比較
尼采張揚“權力意志”,呼喚“超人”。他的哲學是強者的哲學,人應該追求權力,要有主宰自己、主宰他人、主宰世界的欲望。能最大限度實現權力意志的人才能稱為超人,超人創造了歷史,主宰歷史的潮流,推動著歷史的前進。歷史上,只有少數天才和藝術家才能達到超人境界。李小龍的截拳道哲學中一部分來自尼采――重視自我,認識自我,追求自由解放自我,突破傳統不被現有的理論與形式所束縛,而李小龍本人也真正體現了“意志”與“超人”。 李小龍在文章中指責中國武學“不切實際的理論與流于形式的花招太多了。太人工化、太機械化,沒法真正教學生實際動手所需的功夫”, 李小龍對傳統武術的否定無異于尼采的“上帝死了”,也因此遭到了眾多武師的不滿。李小龍對武術的狂熱追求和實踐,為電影的不懈奮斗讓他成了世界矚目的“超人”。
(五)與克里希那穆提比較
1970年,李小龍在一次訓練中受了嚴重的背傷,他在養傷的3個月中,認真研讀了印度哲學大家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學著作,這之后,他吸收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學思想,他的截拳道的發展發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1971年,李小龍給《黑帶》雜志撰寫《讓自己遠離傳統空手道的束縛》一文時,寫到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學觀點。文章中,李小龍說:“其實我對于打斗功夫沒有什么創新和改良,沒有哪種功夫能有截拳道那樣的攻防辦法。”[5]很顯然,在這篇章中,就體現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學思想“真理是無所羈絆的,沒有固定的條件,沒有固定的方法,也沒有固定的實現手段;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可以以任何特定的方式去尋求真理。”新的截拳道提倡克里希那穆提所主張的自由哲學,反對任何固定的形式,借助于各種自由的搏擊動作,進行二人對打練習,形成全新風格的截拳道功夫。
二、李小龍截拳道的價值體現
(一)將中國功夫發揚光大
1筆怪泄武術重新正視實戰
李小龍說:“傳統武術,只曉得盲從與模仿,它們永遠找不到武術技擊的真諦。”他還說:“我不相信對手會像兄弟對招般,讓你對峙觀察,后策動攻防,也不相信對手會像對打演練或打沙包那樣,給你蓄勢運勁的時間。”[6]這就是說,傳統武術正在與實戰慢慢脫節,而截拳道提高了技擊的實戰性,使中華武術發揚光大。
2筆怪泄武術在傳承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創新
截拳道是繼承中國武術及世界各國搏擊之大成,根據自身特點在武技實戰中逐步形成的。創新是整個截拳道訓練過程實現現代化、科學化的核心,只有創新,才能使截拳道永遠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3蔽中華武術的國際傳播做出了積極貢獻
李小龍主演的“功夫影片”風行海外后,許多外文詞典中都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功夫(KUNGFU)”。截拳道具有技擊性、健身性與藝術性三位一體的綜合特征。它不僅屬于中華武術,而且豐富了世界技擊術的內容,它對中華武術走向世界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武術源于中國,屬于世界。”截拳道作為中華武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會越來越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重視和歡迎。世界文化的東移及其在中國的集結,將會給截拳道的傳播提供空前的發展機會。
(二)利用文化心理學弘揚中國文化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系、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和心理學系彭凱平教授認為,西方人不明白中國人談的小我、無我、非我是什么東西。實際上中國人談的是一個辯證自我的概念。李小龍在去世前接受最后一個采訪時,美國記者讓他描述一下中國人的基本元素。他說中國人就像水。水無形無狀,如果放在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狀,放在瓶子里就是瓶子的形狀。水可以到處流,但水同時也可以沖破一切。美國人聽了這個描述后,一頭霧水。實際上李小龍講的就是一種辯證的自我,即存在矛盾和多樣性的自我。中國人的自我是由時間和空間界定的一個整體性的自我。
(三)對非武術領域的影響
在國內非武術領域,更有多位經濟界人士和專家學者,不約而同地將李小龍的截拳道理念運用到管理學和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如發表在《企業經濟世界》(2003年9月號)上的《中國經濟截拳道: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作者:李華振、張聽博士)、楊有忠撰寫的經濟論文《品牌管理截拳道》、發表在世界企業文化網上的《功夫中的管理哲學》(作者:方軍)。國內的很多經濟報道,也總喜歡結合李小龍思想或截拳道技擊特點,來進行相關經濟報道,比如:《營銷,你就應該是李小龍》(中國時尚品牌網)、《置業投資也練截拳道》(青島新聞網)、《超薄電視就是李小龍的“無敵寸拳”》(慧聰網)等。
三、當前對截拳道理解的誤區
(1)簡單地將李小龍看成是一位普通的功夫電影演員,其所有成就僅僅只是電影宣傳夸大的結果,認為截拳道并無多少實戰價值,李小龍不過是被電影夸大的人物,對于世界武術并無多少貢獻,還認為李小龍死后,截拳道已經不復存在,即使存在,亦不過是被邊緣化的武技,等等。(2)某些人否定李小龍原傳截拳道的“指導”作用,斷章取義、無科學原則地片面注重所謂截拳道創新或自我發展。(3)誤認為截拳道哲學意義上的無法就是沒有任何方法,或在基本技擊原理和技戰術結構上的“亂法”。
四、結語
李小龍融合世界無數技擊之長,創造了“直接、快速、有效、實用”的截拳道,征服了世界。李小龍的功夫進入“道”的境界,堪稱為哲學的藝術――功夫哲學。截拳道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的理論,蘊涵著深刻的辯證思想,其意義不只局限于武術本身,而是上升到了哲學高度,體現了其創新精神。真誠希望李小龍文化及其截拳道能夠得到科學的認識和理性的評價,希望國內李小龍文化及截拳道的研究和傳播,能夠走上科學的正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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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內容摘要:在高校藝術設計專業教育中,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同等重要。創新精神的培養,離不開對知識的廣泛接納和吸收,離不開創造性思維的訓練。藝術設計理論教育是培養創新精神的重要途徑,在當今大多重技能、輕理論的情況下,加強對藝術設計理論教育的投入,是一項艱巨而又意義深遠的工程。
我國1998年8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五條明確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因而,當前高校藝術設計教育的任務就是培養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設計人才。“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中“道”是無形的、本源的物質本身所遵照的運動規律;“器”是有形的、現象的技能、技法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關系猶如“道”和“器”,創新精神是實踐能力的根本、源泉。創新精神從何而來?它來自于藝術設計理論教育的培養。
一、藝術設計理論教育的任務
1.藝術設計理論概述
藝術設計理論是一門對藝術設計的基礎知識、基本問題和基本原理做專門綜合探討的知識體系,主要包含藝術設計史的研究、藝術設計基礎理論的研究、設計批評、藝術設計實踐理論的研究等內容。藝術設計史的研究包括:通史通論——中外設計史、中外美術史等,專史專論——中外廣告史、中外服裝史、中外陶瓷史、平面設計史、工業設計史等。藝術設計基礎理論的研究包括:設計概論、藝術概論、設計心理學、設計方法學、設計文化學、設計美學、藝術美學、藝術心理學、設計藝術原理等。設計批評是對與設計相關的對象的評價和判斷。藝術設計實踐理論是針對每一門具體設計專業的專業理論,這種理論不是簡單的對技法和工藝的概述,而是對技法和工藝一般規律的總結,是對技法和工藝本質及外延的研究。藝術設計理論是一個綜合性的、交叉邊緣學科,其知識體系涵蓋了哲學、美學、藝術學、心理學、社會學、市場營銷學、管理學、生態學、仿生學、人體工學、自然科學等諸多領域;因而,藝術設計理論課程的開設,是拓寬學生知識視野、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培養學生創新精神、指導學生設計實踐的重要途徑。
2.藝術設計理論教育的任務
①藝術設計理論教育是培養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徑
李硯祖先生認為藝術設計是“人類為生存而進行的造物活動,是人為實現實用功能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物化勞動形態。這種造物具有一定的審美屬性和精神價值,因而是一種藝術質的造物”。①諸葛凱先生也認為藝術設計的本質是“按照美的規律為人造物的藝術”。②從以上的觀點中可以分析出藝術設計的兩大要素:“造物”體現的科學精神,造物之“美”蘊含的人文精神。科學精神是人們在長期的科學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共同信念、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的總稱,是體現在科學知識中的思想或理念;藝術設計實用功能性決定了它必須要遵循一定的科學原理進行造物,因而科學精神是藝術設計的內涵之一。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價值的維護、追求,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珍視。藝術設計具有審美屬性和精神價值,體現了其對人文精神的追求和重視。若使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入到藝術設計中、滲透到設計人員的設計理念中,需要合理解決科技發展與文化心理之間的矛盾,需要學習生態學、仿生學、人體工學、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知識,需要研究歷史、哲學、美學、藝術學、社會學、心理學、民族民俗學等相關內容。藝術設計理論知識體系涵蓋了自然科學知識和人文知識的方方面面,因而,藝術設計理論教育是樹立、培養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徑,是使藝術設計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的重要渠道。
②藝術設計理論教育是培養創造性思維的基礎
當今時代,一方面人們對藝術設計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越來越多樣,另一方面,藝術設計已呈多元化發展趨勢,多種風格與流派并存。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若想設計出既符合大眾需要又與眾不同的藝術作品,需要的是創新精神。創新需要以豐富的知識為基礎,藝術設計理論包含藝術設計史知識、藝術設計基礎理論知識、設計批評、藝術設計實踐理論知識等內容——知識體系龐大而豐富,所以藝術設計理論教育是擴大學生知識面、提高學生理論修養的根本途徑。
藝術設計教育不是培養技術工人,而是培養具有理論修養,具備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全面發展的人才。所以藝術設計教育不應只傳授技法、技能,同時也應傳授“道”(即技法之外的藝術設計創新的本質、內涵),重在授之以“漁”而非“魚”。 藝術設計理論揭示藝術設計的客觀運行規律、總結藝術設計現象背后的本質,因而,藝術設計理論教育是培養創造性思維能力、指導設計實踐的基礎。
二、藝術設計理論教育的現狀
1.對待藝術設計理論不夠重視
高校藝術設計專業的學生,甚至是一部分老師,都沒有充分認識到藝術設計理論知識的重要性,認為理論可有可無。這與有些人的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分不開。在藝術設計專業教學活動中,學生更偏愛能夠迅速帶來設計成果的設計實踐課,而藝術設計理論課相對枯燥乏味,不能立即物化出設計成果,較少受到學生的喜歡、重視。事實上,沒有藝術理論知識做支撐的藝術設計作品,不過是沒有靈魂的視覺元素的簡單組合。藝術設計教育,不是僅僅教會學生能創作成果,重要的是教會學生掌握創作成果的方式、方法、規律和內涵等本質性的東西。藝術設計實踐課程是教學的顯性課程,教給學生的是“形而下”的“器”;藝術設計理論課程培養的是設計師的氣質、創造意識和設計的綜合素質,教給學生的是“形而上”的“道”,所以應加強學生的理論意識。同時,教師的藝術設計理論意識也有待提高。教師在進行藝術設計實踐課程的教學時,可用相關理論知識來指導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充實教學內容,授技的同時,也要傳“道”,通過言傳身教,培養學生對藝術設計理論知識的重視。
2.藝術設計理論課程設置不大科學
目前高校的藝術設計理論課程體系不夠完善,理論課程開設參差不齊,有的高校只開設了設計史、設計概論和中國工藝美術史。科學的藝術設計理論課程體系應該包括:基礎理論課,如設計概論、設計心理學、設計美學、設計方法學等;藝術設計史論課,包括通史通論(如中外設計史)和專史專論(如工業設計史、平面設計史);相關的設計批評課程和藝術設計實踐理論課程等。
3.授課方法單調
傳統的藝術設計理論課一般都是教師講解,學生聽,教學效果較差。現在多媒體引入教學,但是教學方式依然是灌輸式的,多媒體成了第二黑板。這一方面是因為教師沒有充分利用多媒體的聲、光、色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因為理論課往往是以合班形式的大班上課,聽課人數眾多,限制了互動式、靈活式教學手段的實施。另外,多媒體教學依然局限于狹小的教室空間,學生缺乏消化理論知識的身臨其境的客觀環境條件。
三、藝術設計理論教育的改革措施
1.加強教師隊伍的建設
藝術設計理論是一個龐大的知識體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內容,因此藝術設計理論教育對教師綜合素養的要求就相當高。不僅僅是藝術設計理論課教師要具備豐富的理論知識,而且藝術設計實踐課老師也同樣要具備。由于藝術設計理論教育必須緊密聯系設計實踐,所以對教師的要求就是雙重的:既要懂設計理論知識,又要會從事設計實踐活動。專職的藝術設計理論課教師,在專心研究、教授理論知識的同時,也要了解相關的藝術設計實踐知識,這樣才能更好地深入到藝術設計理論研究的本質問題,避免紙上談兵的尷尬。專職的藝術設計實踐課老師,在掌握和教授設計技能、技法的同時,也要掌握大量的理論知識,不僅僅包括設計實踐課的專業理論,也包括基礎理論、藝術設計史論及設計批評等。教師隊伍是培養人才的核心,只有教師的全面發展,才可能培養出全面發展的人才,所以提高教師素質、建設教師隊伍是教育的大計。
2.教學方法和內容的改革
藝術設計理論課在教與學的過程中都帶有較強的主觀性,所以理論課教學在形式上要更為開放與自由,使學生由以前被動的聽課變為主動的參與課堂。教學不應只局限于教室范圍,可以在適當的時間安排學生到博物館參觀學習,針對現成作品進行理論講解和分析;也可以針對某一藝術設計理論觀點,進行課堂辯論或討論。教師在授課過程中,不要為理論而理論,藝術設計理論知識要和藝術設計實踐緊密結合,要提煉出設計觀、美學思想及其對現代設計實踐的影響與實用價值,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真正體會到理論課程的實用性和指導性。
3.考核方式的改革
藝術設計理論課程最終的考核方式一般是寫論文或閉卷筆試。寫論文并不能檢驗學生真正的學習效果,因為歷年來的學生論文抄襲現象較嚴重,很多學生的論文都沒有實質性內容;試卷考核方式考查的只是學生的死記硬背能力。所以藝術設計理論課的考核方式需要改革,可以以論文加設計作品或試題加設計作品的方式來考核。論文加設計作品,是在寫論文的同時,要學生根據所寫論文的論點,設計出能反映論點思想或與論點思想相關的作品,并把作品附在論文后面;試題加設計作品,就是把傳統的題型變化一下,把純文字型的試題,改為根據已知理論來設計相應作品的畫圖題或者是分析圖片作品的分析題。這樣,才能真正考核出學生理解、分析、應用理論知識的能力,使學生在運用理論知識的過程中真正體會到藝術設計理論知識的價值。
結語
藝術設計人才的培養關鍵在于綜合素質的培養,而綜合素質中很大一塊是藝術設計理論修養。設計師不可能都是設計理論家,但只要是在專業設計上有一定成就的設計師,就一定是具備相當理論素養的人。藝術設計理論教育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全面發展的高級專門人才的關鍵因素,所以我們應拋棄重技能、輕理論的思想,應加強對藝術設計理論教育的重視和投入。
注釋:
①李硯祖.工藝美術概論[M].中國輕工業出版社,1999:13.
②諸葛鎧.圖案設計原理[M].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6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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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Journal of Jilin Institute Architectural & Civil
主管單位：吉林省教育廳科技產業處
主辦單位：吉林建筑工程學院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吉林省長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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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9-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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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時間：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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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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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浙江海洋學院
出版周期：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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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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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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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刊號：33-123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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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時間：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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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著中值得借鑒之處
(一)“禮樂張力”分析模式
此書是以作者博士論文《禮樂張力下的音樂體認:以春秋戰國禮樂關系為中心》為基礎而成書。全書以“禮樂張力”為切入角度,以春秋戰國禮樂關系為中心,分析當時束縛在“禮”中的“樂”走向藝術性的必然。最后,緊扣“禮樂張力”這一分析模式反思近代以來中國音樂文化的演進歷程。自此,全書強調的“禮樂張力”分析模式,可謂一大亮點。這個觀點也為中國音樂研究提供了值得關注的新視角。
天津音樂學院方建軍教授在給作者博士論文答辯的評語中認為:“作者提出的‘禮樂張力’分析模式,對中國古代音樂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參考價值。”(見圖書封底)此評,從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作者的成果,是對已有學科大量研究積累的“老課題”―禮樂,進行的新時代的探索,并對其試圖進行學術創新,表示贊許。
李著認為“張力”概念的合理性,在于“并不是將其用作一個高度理論化的特定名詞。而是僅取其一般意義,以求更為形象地說明‘禮’、‘樂’二者間的矛盾對立關系”。之所以以“張力”來解釋禮與樂形成一種相互吸引又抵斥的關系,在于“禮的本質屬性,要求將包括樂在內的一切事物吸納到它的體系之中,用做現實政治的工具;音樂自身的藝術屬性,又以其對生命價值的追求與禮相排斥,要求擺脫禮制等級化、一般化、共性化束縛,為藝術獨立生存爭取自由空間”(第63頁)。將禮樂矛盾考察作為禮樂研究的重點,尋跡音樂藝術屬性的歷史演變規律,以此俯瞰春秋戰國時期禮樂諸種事象。這有別于以往,較多地是以歷史學、傳播學、社會學等角度及相關學科方法對禮樂問題進行探析。
“禮樂張力”突出的矛盾碰撞,可觀察到禮、樂相附帶來的功能性與藝術性相沖突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即“‘樂’在人性覺醒的時代精神感召下,自身蘊含的與人性本質相一致的藝術特征日益凸顯,與維系等級制度、壓抑個性存在的‘禮’形成尖銳矛盾”(第1頁)。帶著這樣的思辨路線,作者在結論的后半部分,反思了20世紀中國音樂的發展狀況,把中國音樂于20世紀下半葉遭受西潮沖擊而發生的巨大變革,歸因于政治與藝術間的緊張關系導致的自由人格與極權專制的尖銳沖突,這其實就是“禮樂張力”在另一個歷史時代的再次作用。在這個內在根源下,作者再次強調,要使藝術獲得繁榮,須尊重藝術追求個性獨立和精神自由的本質,并要求外部環境給予藝術一個自由展現的空間。由此,學術性的文字和高度理論化的研究中,透露出了作者濃烈的人文關懷。作者試圖喚醒人們對音樂的藝術性的感知,這成為此著成書的情感動力,也使全書對現下和未來中國音樂發展的深切關注顯得合理合情;這樣,“禮樂張力”分析模式的順勢提出,也才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和致用價值。如果這一觀點能為中國音樂在未來的發展提供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啟迪,那么這才是廣大學人引為自豪的價值體現。鑒于此,筆者也深深感動于作者高尚的音樂藝術責任感及為此付諸的巨大心力。
(二)借文化分層理論分析音樂本體及其文化內涵
李著結論部分運用的文化分層理論較值得關注。在“結論一”中把音樂分為“物本:音樂包含的器用層面特征”、“文本:音樂的音響組合形式”、“人本:特指與創作者或欣賞者精神自由狀態相聯系的思想認知”三個層面進行分析。
中外文化分層理論有兩種,一是“二層分”說――上、下層,二是“三層分”說――上、中、下層,兩說都為縱向分類。顯然,李著采用的是“三層分”說。但從“物本”、“文本”、“人本”三個層面看,李著對音樂做的是由表及里的橫向分析,這更符合音樂顯性與隱性的特征,即物本、文本為顯性,人本為隱性。以往對禮樂的研究文章或著述,多以直接表述分析音樂各要素。借用文化分層框架,植入對應的音樂要素,凸顯了作者力圖拓寬音樂研究方法的精神及對文化分層理論準確、恰當的運用能力。至此,李著得出,單純強調音樂藝術“形而上”的先秦儒家,對音樂發展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的原因,即人為地割裂了音樂人本、文本和物本之間的聯系,在此之上,又把音樂與政治中的禮制結合,制約其對形式本體及精神世界的自由展現。
作者對音樂“人本”層面的解釋也是值得大家關注的:“音樂人本層面對象征個體生命自覺與獨立的‘自由精神’的追求,是音樂本質特征的最終表現,也是衡量音樂藝術價值高低的基本準則。”(第352頁)在音樂多元化的今天,我們對判斷“這種音樂的藝術含量如何”沒有明確的方向,討論仍在進行。以往,我們多以豐富的感官享受來認識音樂的普遍性價值,作者提出“音樂要象征個體生命自覺與獨立的‘自由精神’的追求”這一基本準則,適時地豐富了我們對音樂藝術認知的途徑。
(三)李著的文獻價值
此書還有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即對大量文獻的整理運用。從李著的三個附錄、近三百條參考文獻便可看出作者對治學的認真態度。要閱讀、挑選和提煉散見于文獻中的所需內容,并將其一一列出實非易事,這對作者來說是多么浩大的一個工程啊!附錄一“《左傳》所見春秋‘非禮用樂’事例一覽表”和附錄二“《左傳》所見春秋‘賦詩’年表”共囊括70個事件,以如此豐富的文獻支撐書中對“非禮用樂”及“賦詩”現象的文化意義的探討,使我們更為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力圖在史料分析中得出“禮樂張力”在這些現象背后的作用力的執著精神。參考文獻包括古典文獻、中文專著、漢譯專著、學術論文四種,值得提出的是,古典文獻大部分選用1949年建國后各學者的校注、譯注版本,并非原文。這或許是由于條件的限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作者對學習使用第一手文獻的治學嚴謹態度有待提高。
(四)研究意義
李著的成書,對古代音樂研究的某些領域,還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近代以來,有關中國古代音樂的研究,逐漸體系化、學科化,音樂史學界對春秋戰國禮樂文化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從書著形式的整體性研究來說,如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1981);到斷代性的,如李純一《先秦音樂史》(修訂版);再到論文形式的專題性研究,如李虎、田可文《曾侯乙編鐘的“套數”“編列”及其件數隱意》;各派音樂思想,如蔡仲德《論墨子的“非樂”思想》等。這些專著和論文,對春秋戰國禮樂文化的研究涉及時代背景、樂人群體、出土樂器等,表現出今人對禮樂研究的多樣性。
但對作者提出的“音樂藝術整體發展規律及其與禮制間的深層矛盾關系”的研究,少有全面、系統、深入的成果。正因看到這一點, 李著在楊蔭瀏、李純一、蔣孔陽等人的研究成果支撐下,以自己獨到的“禮樂張力”分析模式法看待禮樂問題,探求中國音樂演進的藝術規律和支配其發展的內在動力,即禮與樂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力。不可否認,音樂與政治間存在必然的聯系。強調這種矛盾力,并不是要音樂家脫離政治,而是希望音樂家們能超越對政治中權與利的盲目追求,并尋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在此層面上進行相關音樂藝術活動,才能互為促進,形成良性的循環,獲得和諧、繁榮。
二、李著中值得展開探討的話題
(一)“體認”替代“思想”
在作者的導師秦序先生所作的序中,提到李著選用“體認”代替美學史研究中慣用的“思想”一詞的合理性。秦先生認為:“因為許多古人有關音樂藝術的零星言論,并未超出一般感受或認知層面的體會,如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覺得‘未得其數’、‘未得其志’之類,若動輒以‘音樂思想’名之,大過其實。另一方面,我們覺得多年來的美學研究,太強調上升到哲學高度,過于概括過于抽象。”因李著并沒有在文章中對其使用“體認”進行相關說明,如果秦先生此序作為李著采用“體認”的原因,筆者認為此處值得商榷。
首先,關于孔子所言,學界也未明確定性為“音樂思想”,而今人對這兩句話的理解及用法更多側重為,反映孔子的音樂修養,及其好學、善學的精神和品質。再者,這兩句話并非孔子對禮樂的闡述。所以,如“序言”所“注釋”李著針對于“未得其數”、“未得其志”之類的言論未上升到音樂思想的高度而改用“體認”。這論據,既然跟禮樂沒直接關系,何須改“思想”為“體認”?
其次,“體認”是指“體察認識,體認生命的意義”。我比較贊同馮友蘭先生的看法,他認為:“‘體認’就是說由體驗得來的認識,這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是一種經驗,是一種直觀,不是一種理智的知識。”從秦先生的解釋看,其“體認”與此“體認”意思相同。“思想”在《現代漢語詞典》、《辭海》和《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中的解釋都選用了《人的正確思想從哪里來的?》文章中的一段話:“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就會產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的認識,這就是思想。”可見“體認”偏于感性,“思想”偏于理性,兩者仍有著極大的區別。從現存文獻看,孔子對禮樂的零星言論并非感性得來。若以“體認”代替“思想”一詞,略失嚴謹。而且,先秦音樂理論散見于各史書或語錄中,其大都從哲學等角度闡述音樂,這并不是“體認”所能囊括和表現的。還有,做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是可行性,及能為大多數人理解。一直以來,“體認”在音樂史學界極少使用,輕易取以替代“思想”,則顯得太過輕率。
在李著中,所謂孔子的音樂體認,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文質彬彬”“盡善盡美”、“樂而不,哀而不傷”、“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四句的分析呈現。若取秦先生對“體認”的釋義,我們會認為上述只是孔子對音樂的“一般感受或認知層面的體會”。但李著的分析,卻表現出孔子對音樂的深刻認識,這難免影響我們對李著的閱讀和理解。所以,“體認”代替“思想”值得再斟酌。
(二)書名“禮崩樂盛”的合理性問題
論文摘要：實踐概念在
章輝在其《實踐范疇與當代
哲學 上的本體論是一門研究存在的本原和存在的方式的學問。那么，對于哲學學科下的美學的本體論研究 自然 就應該是一門關于美的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的學問。判斷一個概念具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就是要看它能不能回答美學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的問題，看由這個概念能不能追索到美的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當然，這里的“美”并不指古代自然本體論意義上的美的對象，也不指近代認識論意義上的主觀的審美，而是人類學本體論意義上的處于一定的審美關系之中的美和審美，同時也包括美的最為典型的形態： 藝術 。由以上對于話語實踐的定義和概念解說可以看到，話語實踐的確能夠回答美、審美和藝術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的問題。首先，從存在本原來看，傳統上人們習慣于把人的存在認作是除了物質的存在就是精神的存在，不存在其他，而 現代 語言學家則告訴我們語言也是人的存在的一個方面，語言不僅僅是人們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語言更制約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認知方式：“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語言是人類認識的邊界”(維特根斯坦)，“能夠認識的存在就是語言”(伽達默爾)由此，現代哲學和美學就發生了語言學轉向。在語言學轉向的時代大語境下，張玉能重新閱讀的經典著作，發現其中早有對于語言與存在的關系的論述。馬克思說“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并僅僅因此也為我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意識”，恩格斯也說：“語言是從勞動中并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意識，用于與別人交流，同時也用于人們認識自己、和自己交流。語言和勞動、實踐有同樣長久的 歷史 ，語言在有人類的時候就存在了，它伴隨著人類社會從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伴隨著社會中的人們的一切的物質生產活動和精神活動，當然也伴隨著人們的審美活動。
用現代語言學的語言觀來看，這種伴隨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實是一種規約，它規約著人們的認知和思維，也就規約著人們的審美活動。什么東西是美的，什么東西是不美的，都受到這種規約的影響。也就是說，從廣義上來講，一個時代的人們同時認為某一對象是美的，那必然是受到了那個時代公用的語言系統的規約。從狹義上來講，一個單個的人認為某一對象是美的，那也必然是受到了他所生活的語言環境和他自己意識中的語言存在的規約。在這個意義上，語言或話語實踐就可以說成是美和審美以及藝術的存在本原，只是張玉能把語言進一步拓展到藝術符號，從而使得話語實踐有了更大的概括性。另外，審美關系下的美、審美和藝術的存在狀態或者存在方式也可以“以話語實踐的形式表現出來”審美對象身上的形式或符號因素，審美主體的語言意識，都可以對美和審美的存在方式給出解答。而藝術的存在方式更是可以用話語實踐來解釋，藝術在根本上就是一系列的形式和符號，不同藝術門類的不同形式和符號表征著不同的意義。這樣，話語實踐就具有了本體論的意義，從而得出了話語實踐“作為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中介過程，是以一定的符號(話語)生成美和審美以及藝術的”。
新實踐美學的實踐概念的三個內容是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話語實踐，其中，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都是已被學術界公認的兩個概念，而話語實踐則是張玉能在汲取現代語言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經過自己嚴密地思考后的結果，可以說是一個獨創，是他本人對于實踐的內涵的獨特理解和 發展 。也許正因為如此它才受到了更多的質疑和批評。對于新生事物的質疑和批評是必要的，不過批評首先要建立在了解甚至是熟悉的基礎上，否則所謂的質疑和批評就是不堪一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