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25 14:47:42
導語：在政治時事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對于學校來說，其要時常聘請專業老師來校舉辦專題講座，如有關國家最新頒發法律的詳解、最新新聞的觀點暢談等，這樣一系列有關政治方面專題講座的開展，可以給學生枯燥乏味的高中學習中增添燦爛的色彩，使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興趣有所提高。同時對于文科生而言，熱愛政治課程，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政治課程中，以活躍課堂氛圍，同時組織專題講座進校園，豐富學生學習生活，真正做到一切以學生為中心，全方面綜合培養學生的整體素質。
二、政治材料在政治教學中的正確運用
政治材料的正確運用在政治教學中是一條有利于學生發展和教學目的達成的良好途徑，但是如何才能正確運用，成了教學成功的關鍵。下面就來詳細說明合理運用政治材料于政治教學中的具體措施。
1.教師充分發揮指導作用，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政治教師在對思想政治課程教學材料進行整理和分析時，要從教材和學生接受能力兩方面進行考慮，同時還應該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動者，自己則是課堂的引導者和輔助者，在一旁幫助學生更好更快地融入政治課程的學習中，而不是自己在講臺上侃侃而談，忽略學生的心理感受，要把指導作用發揮到極致，從根本上保證學生對政治時事熱點的熱愛。
2.教師自身素質的提高。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個人能力的提升不能代表整個教學的成功，教師應提升自身素質，因為教師的一言一行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學生的思維。對于政治學科來說，扎實的政治理論知識的掌握是老師講好課程的基礎，開朗樂觀的心態、成熟穩重的思維方式是老師內在修養的體現，老師要緊跟時展的步伐，和學生共同進步、共同學習。
3.教學方法的改革。對于高中政治教學方法來說，其要緊跟時代潮流，因為現今教育是讓學生全面發展，徹底激發綜合能力的教育，這就要在教學方法上進行改革，拋棄傳統教學模式，改革就是讓學生探究自主性質，關注身邊的事情，不僅因為高考而學習，更是因為成才而學習。
三、采取合理的輔助手段，發揮現代教育功能
在教學方法的確定上，政治老師要把帶領學生到社會中感受最新民生民情，以作為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開展課外活動，通過讓學生對活動進行研討、分析、調查、結論等，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同時使課堂教學得以順利完成。這就說明現代教育功能的合理發揮和輔助手段的合理采取共同保障課堂的順利完成。
論文題目(黑體二號,居中);其他填寫內容在橫線上居中(指導教師不需填寫職稱),使用宋體三號字。
第二部分:中、英(外)文內容摘要
中、英(外)文內容摘要在第二頁書寫,如在一頁之內不能書寫完畢,連續書寫在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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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政治文明 政治主體 政治素質
人類文明是一個大系統，大體上劃分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個部分。物質文明構成人類文明的基礎內容，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構成人類文明的上層建筑內容。政治文明是人類改造社會所取得的所有的積極的政治成果，是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進步狀態。
政治文明對大學生政治素質的要求
1.大學生政治意識的現代化
對于人的現代化，有學者提出了12種意識或觀念：⑴自主意識；⑵民主意識；⑶參與意識；⑷競爭意識；⑸改革意識；⑹超前意識；⑺集體觀念；⑻科學觀念；⑼法制觀念；⑽時間觀念；⑾價值觀念；⑿效益觀念。[1]具體政治意識領域，我們認為大學生政治意識的現代化包括主體意識、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參與意識、法治意識等。下面簡單談談前三種意識。
首先是主體意識。主體意識促是公民以主體身份參與到現代公共生活當中，共同解決公共利益問題。但是，目前部分大學生并未真正意識到或者并未真正理解主體意識，一方面受到臣民意識的束縛，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都不強；另一方面過分強調主人意識，依據自己不成熟政治認識，對政治現實進行非理性的批判，往往是只“破”不“立”。
二是權利意識。大學生不僅應當知曉自己享有權利、如何行使權利，還要學會保護自己的權利。事實上，我國大學生并不缺乏權利意識，缺乏的是正確行使權利、正確主張權利的意識。我們知道，主張自身權利，不僅僅維護了自己的利益，也維護了法律的權威和社會的秩序。從這種意義上說，主張權利的精神是衡量大學生權利意識的重要標準。
三是責任意識。大學生應意識到履行與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適應的義務，在遇到有關國家政治和社會利益的問題時，必須自覺維護公共利益。大學生應該認識到自己在享有法律所規定的各項權利的同時，也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
在現實生活中，盡管我國大學生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參與意識、法治意識日益增強，但是，在實際參加政治生活時政治觀念與政治行為相脫節的現象還比較嚴重，這種現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與目前我們的各項制度還不健全，體制建設不完善有關，和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意識的缺失有關，同時也反映出我國大學生現階段政治素養與現代政治理性之間的差距。
2.大學生政治知識的全面化
政治知識是指公民對政治生活規范和準則的掌握情況，以及接受有關政治生活方面信息的程度。我們這里的政治知識既包括政治理論知識，也包括政治參與的技能知識。
首先，政治認同感依賴于對政治理論知識的掌握。對大學生來說，如果擁有較扎實的政治理論知識，他們對政治問題的興趣就不會隨形勢變化而多變，也避免了對政治問題認識的遲鈍和膚淺。大學生基于對國家政治活動價值理念的深刻理解，才會產生較強的政治認同感。
其次，政治參與技能有賴于對政治程序的熟悉。大學生如何靈活運用公民權利以保護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和方法，可能也對政治參與的有效性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目前我國大學生政治參與水平較低且目的性參與少和非制度化參與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夠的參與知識、規則和技能，于是，高漲的政治參與熱情與低下的政治參與知識和技能就會發生沖突和矛盾，而這種沖突和矛盾又往往會給社會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現代市場經濟逐步將政治世俗化、理性化、大眾化，傳統政治運作過程由過度經驗化走向制度化、程序化、公開化。為適應政治文明這一發展趨勢，大學生應掌握較全面的政治知識。
大學生政治行為的理性化
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無疑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積極推動力量，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大學生渴望運用手中的權利表達政治意愿和利益要求，借以影響國家政治運行尤其是政治決策。毫無疑問，這種趨向代表著社會的進步，有利于整個政治文明的發展。但不容忽視的是，部分大學生在參與政治活動的過程中，也表現出一些非理性甚至非法的偏差行為，這突出表現為大學生政治行為目的的盲目性和行為方式的不規范性。這兩種偏差嚴重阻礙了政治行為文明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唯利是圖、自私自利等消極因素。因此，大學生政治行為的理性化應強調行為目的的理性化和行為方式的理性化。
首先，大學生政治行為目的的理性化。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應是處于對某一政治問題真正關心的目的、運用扎實的政治知識對政治現實作出正確判斷后，自愿、主動的政治行為，而不是盲目的人云亦云、一哄而上。大學生在沒有準確把握社會的最高利益，沒有理解政治改革的最終目的，盲目地或以消極的心態進行政治參與，只會對民主造成破壞。
其次，大學生政治行為方式的理性化。政治活動是項理性的活動，只有激情和沖動無濟于事。因此，大學生應使自己的政治行為符合法律、制度和程序的要求，符合政治發展的要求。
政治行為的理性化如何，政治行為是否納入規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軌道，政治行為的效能如何，與預期的效果、宗旨是否統一，這些綜合性指標便成為政治行為文明乃至政治文明不可缺少的要素。
參考文獻：
關鍵詞：并購資源配置上市公司
當前，我國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由于起步較晚，還存在許多問題，特別是資源優化配置功能遠未充分發揮。如何進一步規范、引導證券市場，發揮證券市場資源優化配置功能，已經成為一項緊迫的課題。
證券市場資源優化配置功能和方式
在經濟生活中，證券市場主要有籌資、定價、資源配置、財富再分配等四種基本功能。證券市場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就是通過股權的流動及公司內部法人治理結構等，引導資金、人員、物資設備等資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公司和行業，從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社會經濟良性發展。
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主要包括增量資源配置（IPO上市）和存量資源配置（并購重組）。目前，我國企業并購涉及的金額和上市公司數量已遠遠超過IPO，成為證券市場資源配置的主要途徑。并購促進存量資源優化配置主要通過兩種方式：
第一，行業間的資源流動。新興行業和符合產業政策的行業，其投資回報率一般較高，從而吸引更多資源，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例如，百隆股份涉足地理信息系統、寧波中百退出百貨業等，都體現了這種趨勢。
第二，企業間的資源流動。企業通過橫向、縱向的并購加速資本聚集，產生規模效應和協同效應，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首先，優勢企業對同行業企業的購并，可以產生規模效應，提高競爭力。其次，關聯行業間的企業并購，通過導入產業鏈，使原本企業外部的交易內部化，促進相關資源的有效聯合程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最后，跨行業的并購借助多元化經營，提高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為資源的有效增值提供保證。可見，上市公司并購可以實現優勝劣汰，促進資源不斷從低效率的劣質企業流向高效率的優質企業，實現證券市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
我國股市資源優化配置的現狀
企業并購如果確實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則企業經營業績就會有所改善，股票價格會相應上揚。因此在并購績效的實證研究中，最常用的兩個方法是會計資料研究和股票市場事件研究。前者以企業的盈利能力等經營業績為評價標準，后者以股票的市場價格波動模型為基礎，分析并購前后股東財富的變動。
目前，我國股票價格受人為因素和政策的影響較大，而且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權分置，非流通股股東利益與股價無直接聯系，所以股價的變化并不能準確反映公司整體財富或績效的變化。因此，本文采用財務分析方法來研究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績效及證券市場資源優化配置功能。
對于發生并購的公司，分析并購前后經營業績的變化。理論上，并購后企業資源利用效率更高，公司業績應呈增長趨勢。國內學者運用實證分析方法做過許多研究。嚴武（2004）選取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主營業務收入和凈利潤指標進行綜合評價，發現并購當年公司業績增長較快，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業績有下降的趨勢；袁國良(2001)指出，并購對經營業績的影響不明顯；張新(2003)研究了1993～2002年22宗上市公司并購非上市公司的個案，發現并購后的累計超常收益、凈資產收益率和主業利潤率有下降趨勢；馮根福和吳林江(2001)以多個財務指標構造出綜合評價函數，研究了1994～1998年的并購，認為并購當年公司業績變化不大，第二年業績有所提升，然后業績呈逐年下降趨勢。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并購所帶來的超常收益使公司短期業績有所提升，但并沒有改善公司的長期業績。
比較上市公司歷年的業績，觀察其變化趨勢。理論上，在證券市場資源優化配置功能的作用下，上市公司整體資源配置狀況不斷改善，在長期業績中應呈現增長態勢。但上市公司整體經營業績逐年下降，虧損企業數量也不斷增加。可見，并購并未改善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狀況，提高我國上市公司經營業績。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并購行為的短期性和投機性，其目的往往是配合二級市場的炒作，攫取資本利差；或者收購方僅僅是為了獲得上市公司的“殼資源”，收購后并沒有加強經營管理，也無意致力于改善經營業績。源于這些動機的并購自然不會產生資源優化配置。
我國股市資源配置功能缺失的原因分析
股權結構不合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規范。我國上市公司國家股、法人股股權比例偏高，國有股“一股獨大”，使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扭曲。在這種特定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資本市場結構下，并購動因并非公司價值最大化，形成了畸形的并購環境，導致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無法實現。
地方政府過度干預，資源消耗過大。國內很多并購活動是由地方政府出于保護“殼資源”和提高政績等考慮，而進行的“拉郎配”式的并購，其結果往往難如人愿，資源多消耗在了績效差的公司購并黑洞中。
上市公司的并購實質上多是投機行為，并購活動無法實現。在發達國家，并購可以構成對公司管理層的外部市場約束，促進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完善。但在國內，不少并購的目的是股票投機和圈錢，因此只注重關聯交易與題材，而不重視并購后的經營管理和業務整合，投機性質明顯，使得并購市場上價格信號混亂，并購活動無法有效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降低了資源的優化配置能力。股市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與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密切相關，股市需要及時、準確的價格信號和其他公開信息。而我國股市信息失真嚴重，證券市場內在機制扭曲，廣大投資者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降低了并購對資源的引導能力和優化配置能力。
監管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規不健全。我國的證券監管過于依靠政府，上市公司內部的股東監控機制不健全，企業的經營、并購行為不規范，造成資源配置功能缺失。此外，我國現行《公司法》、《證券法》隨著市場的發展，已日漸顯現出不適應性，需要進一步完善證券市場法律建設。
提高我國股市資源配置功能的策略
設置科學而合理的股權結構。資源只有在流動中才能實現優化配置。要實現國有資產流動，應減持國有股，將企業股權結構多元化、分散化，提高獨立董事和中小股東的發言權，完善決策機制。
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轉換上市公司經營機制，加強規范管理；主要經營管理人員的市場化、職業化；強化獨立董事制度，建立企業內部有效制衡機制。大多數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水平和資源利用效率提高了，證券市場的資源優化配置也就實現了。
打擊虛假并購。取消目前對于并購的不合理限制，對合理并購給予一定的政策扶持，鼓勵、引導資源流向效率較高的企業或行業；嚴防虛假并購，打擊投機行為，使企業更加注重經營管理水平的提升，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
規范信息披露制度。當前應盡快建立一套層次清晰、易于操作、滿足投資者需要的企業信息披露體系，消除上市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強化信息披露的法律責任，對違規行為堅決追究責任。
1.課堂語言環境的構建有效施教
課堂氛圍對于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態度是有重要影響的，一個和諧舒適的課堂氛圍有利于增強學生的學習熱情。因此教師在政治課程教學中，應該善于抓住學生的感情，激發學生學習政治的興趣，對此，教師可以將國家大事與自身聯系起來，與學生之間的溝通交流也應加強，了解學生學習政治的難點，找到問題所在，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由于政治考試是中考所必需的，因此教師應該充分利用歷年的考試題，為學生考試做有針對性的準備，在理論講解時，應增加有關政治考試的經驗，應注意到答題要點以及答題的規范性，從而提升學習政治的積極性。
2.多媒體教學的合理應用
在傳統的教學設施下，教師只能通過板書的形式讓學生了解相關的知識，掌握重要的理論要點，這種傳統的教學方式對學生來說，并不是主動的，并且也不利于學生對政治知識的接受。因此教師可以通過多媒體教學的方式，提高學生學習政治的興趣。由于政治具有較強的實時性，而這些內容不僅沒有包含在教材中，而且還是考試重點，因此教師可以通過多媒體將網絡上的內容以視頻方式講解，例如，有關“中國夢”的內容，教師可以提前將有關“中國夢”的相關內容打印出來，讓學生提前了解“中國夢”的相關知識，然后在課堂上播放相關視頻，讓學生在學習相關內容的同時，還能通過視頻加深理解，這種方式不僅能夠提高學生學習政治的興趣，而且能夠提高課堂的效率。
3.教學評價機制的構建有效施教
教學評價機制即分析政治教學的效果，我國很多中學在這方面管理都不夠完善，缺乏對政治教學的評價機制，部分中學采取的是預估機制，但是與行政管理相聯系，缺少對學生角色的關注。因此學校應該完善對任課教師政治教學的評價機制，例如，對教師的出勤狀況以及學生的考試成績進行評價，主要通過技術對內部控制進行操作，構建出一個較為統一的標準，為政治教學進行評分。另外，學校的評價機制也可以從課堂的氣氛，師生之間的感情等指標進行相關評價，從而完善政治教學的評價機制。
二、結語
政治教學中，舉例應盡量選用一些課本上沒有的例子，因為課本上的例子，學生可能已經看過了。只有那些沒有聽過的對于他們來說是新鮮的例子，學生才會感興趣，才會認真聽。如果是能讓學生感到最高興的、最倒霉的、或者說是最恐怖的事例等那就更好了，會在學生的頭腦中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記得也就更牢靠。例如，我在講經濟常識關于商品的定義（商品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的時候，講了一個例子。我問學生：“人活著叫活人。人死了叫什么？”學生的精神頭被調動起來了，他們答道：“死人。”我說：“錯了。”學生愕然，都睜大眼睛聽我得解釋。我接著說：“我國《民法》規定：人活著叫活人或者叫做自然人。而死了叫尸體或者叫做‘物’，也就是東西。換句話說，你活著是人不是東西，死了是東西不是人了。”幾句開場白后，學生熱情高漲。然后，我把這熱情引導到我的授課內容上，接著說道：“有個人比較倒霉，一出門出車禍死了。家屬來了說：‘活著沒為社會做過貢獻，死了做點貢獻吧。’然后，把尸體拾掇拾掇整理了一下以五百元的價格賣給醫學院做研究使用。在這個過程中，尸體是物，拾掇了拾掇付出了人類勞動，就由物轉變為了勞動產品，以五白元價格賣掉用于了交換，就成為了商品。”
二、例子應盡量貼近學生的生活實際
我們所引用的實例應該貼近生活，或者說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小問題。再以商品定義為例，我講了另一個關于商品的例子，用以加強對商品的理解。我提出問題：“有一人，買一個過期的生日蛋糕。當然，這個人不知道這蛋糕是過期的，要是知道也就不買了。那他是怎么知道這是過期的蛋糕呢？這是吃完了以后的事了，吃完了就拉肚子了。”學生深有同感，此刻也提出了許多類似的問題。然后，我接著說：“這過期的蛋糕到底是不是商品？”有的學生說：“是。因為首先它是人們勞動加工制作出來的是勞動產品。其次，它也用于了交換，符合商品的定義。所以說是勞動產品。”有的學生說：“不是。”但說不出什么理由。這時候，我做總結發言：“它不是商品。從定義表面一看，付出人類勞動了是勞動產品，也用于交換了，它應該是商品。但它卻不是，為什么呢？因為它不具有應有的使用價值，即不可以吃，即使付出再多的人類勞動也不能形成價值。所以說它不是商品。同時，同學們以后再買東西的時候一定要多加注意，認真進行選擇。”就這樣，學生在興趣當中，把關于商品的這兩個知識點就記住了。
三、例子應簡單易懂
我們講事例不應過于復雜，而應該盡量做到深入淺出，易懂。例如，哲學常識當中的因果聯系，必須滿足兩個條件：（1）先行后續的關系。（2）必須符合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我講了這樣一句話：“俗話說：‘吃飽了不餓。’‘吃’這種現象引起‘不餓’這種現象的產生。在這個事例當中，‘吃’是原因，‘不餓’是結果。”道理很淺顯，一聽就明白了。又如，講到鏈條因果（即某一現象在這一關系中是原因，在另一關系中則是結果；反之亦然）時，我是這樣講的：“吃———飽——不餓。在‘飽———不餓’過程中，‘飽’是原因，‘不餓’是結果。而在‘吃———飽’過程中，‘吃’是原因，而‘飽’則成為了結果了。這中間的‘飽’在這個關系中是原因，在那個關系中是結果，這就是鏈條因果。”對學生進行適度的刺激，也是幫助他們記憶的一個有效手段。例如，我曾對學生多次講過紙幣有使用價值，而沒有價值只是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但學生做題時還是總出錯。于是，我在講這道題時，對他們進行了必要的刺激。我講道：“100元買了一個飯桶，體現了這100元紙幣有使用價值，能滿足我的需求，但是它并沒有價值，因為這個交換實質上是100元所代表的金銀和飯桶之間的交換。在這次交換中，100元紙幣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它的本質是價值符號。”此后，有學生反映看到“討論紙幣有沒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題”時，就想到了飯桶這個例子，題也就會做了。
四、恰當使用夸張的例子，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最后，值得一提得是在授課過程中適度的夸張或者和現實生活差距較大的事例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講到“通貨膨脹”時，涉及紙幣貶值，我給學生講了2009年扎伊爾通貨膨脹的例子。以“小朋友抱著十幾打的扎伊爾元，每一打都是十幾萬，去買兩袋方便面”總結出通貨膨脹的最重要的兩個特征：物價上漲，紙幣貶值。又如，維護人民幣幣值穩定可以從反面來講。現在美元對人民幣1：6.5，如果一元人民幣可以換一萬美元，那么中國人就有錢了，就富裕了嗎？這是錯誤的，對我國的進口有利了，但不利于出口，且從長遠利益來講，不利于我國擴大內需、生產的擴大、技術的進步，更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再如，在高一經濟常識中講到了三步走戰略：第一步是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學生難以理解。他們現在是有很多好東西放在眼前不知道吃哪一個，不能理解怎么溫飽還是問題。于是，我從衣食住行等方面給他們講這些生活的反差。既完成了教學內容，又對學生進行了教育。
五、總結
一、財政的本質既然不同社會制度下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有相同之處，那么，從國家對市場經濟的角度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國情、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財政也是具有共性的。西方經濟學中的財政是"publicfinance"，finance本身的含義有許多，可以譯為金融、財務、資金，公共的資金即為財政。只是為了與我國的財政作出區別，才將其譯為“公共財政”。所以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二者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至于社會主義財政支出以前以生產型為主，主要是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當時的經濟體制所決定的。而“publicfinance”作為一種現代財政學也是經歷過不同經濟階段的發展而形成的。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是較小的，這與那時提倡國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密切相關的。隨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和激化，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持經濟發展和克服日益頻繁的經濟危機，同時為了防止社會動蕩愈演愈烈，才不得不設法提高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由此而導致財政支出的日益膨脹。應當看到從生產型過渡到現代財政學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正符合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著名的“瓦格納法則”，即，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門的相對規模也會提高。
西方經濟學家將財政學視為一門關于公共部門的政治經濟學，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他們所說的“公共部門”，指的是與私人部門相區別的另一個經濟部門。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這對于我們很有借鑒意義。將政府作為一個經濟部門，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項經濟行為的效率，按照市場規則來規范政府，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場經濟下規范的財政理論不必冠以中國兩個字，也無須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因為財政是為國家服務的，而經濟體制又制約著財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論是任何國家、任何經濟體制，它必然要經歷市場經濟下的財政這一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
二、財政存在的必要性1.從政治、經濟的角度認識財政存在的必要性財政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的發展是緊密聯系的。財政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只要國家還存在，財政就必然存在，即使說法可能會有改變，其含義仍然是相同的。政府掌握著一系列可使用的政策工具，財政是其中的一種，它具有其它政策工具如直接控制、管制、控制企業、貨幣和債務政策等無法比擬的優勢。另外，財政作為一種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必然要受到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所以財政一端與經濟聯系，一端與政治聯系。
2.市場經濟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效率”。問題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畢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必要條件不可能同時完全具備。而只要缺少一個條件，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現運轉失靈。導致市場運轉失靈的基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充分地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價格市場不能決定，所以只能由政府來為其定價。此外市場還存在著其它一些失靈情況。下面首先來看共用品理論。
（1）共用品理論共用品是市場機制發生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經濟分為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私人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質產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種公共服務，既包括無形資產也包括精神產品。由于私人部門只追求利益及大化，這些產品的公益性較強，所以私人部門一般情況下是無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論對于市場經濟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義。它賦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價格。使得等價交換的原則最終適用于共用品，將公共服務與個人納稅等價起來。使得有效利用資源這樣一個私人經濟原則運用于共用品經濟中。
（2）市場失靈的其它方面微觀經濟領域的失靈一是外部效應。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市場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來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邊際效益同社會邊際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二是不完全競爭的存在。不完全競爭是指某些壟斷行業的存在阻礙著競爭。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給量，從而使的物品的出售價格高于該種物品的邊際生產成本時，就發生了所謂“壟斷”。壟斷者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邊際效益等于其私人邊際成本的水平上。這會造成社會凈效益的損失。如果能通過政府部門的干預，強迫壟斷者增加產量，使價格降至同社會邊際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獲得失去的那部分損失。所以政府有責任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表現在微觀經濟領域，宏觀經濟領域同樣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現象。從微觀上考察，資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運用帕累托效率準則來評判的。但是，若將該準則推廣到宏觀，則有些不夠用了。宏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效率即宏觀經濟效率的評判，還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標。這就是就業、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而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機制在實現宏觀經濟水平方面的失靈主要表現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經濟的波動與失衡。為此，唯有政府擔負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職能，經濟才有可能獲得穩定的增長。
三、市場經濟下財政職能的界定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首先應以市場對經濟的調節為主，以達到資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場機制能夠完全解決好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再介入。只有當市場發生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不過政府介入的最終目標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使經濟中資源配置的效率達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預市場最有效的一種手段便是財政。那么財政的職能也應該界定在市場機制失靈的范圍內。財政的收支范圍是根據政府職能范圍而確定的。因此這里實質上界定財政的職能就是確定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它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資源配置職能。也可以稱其為提供共用品的職能。因為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是體現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否則就會發生休謨早在1740年就指出過的所謂“公共的悲劇”。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是由
于外部效應的存在。此外還有不完全競爭狀態的存在。當發生這些情況時也有必要通過政府的財政手段對現有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使其實現最大價值和最有效的利用。
關鍵詞：利益主體；證券市場；秩序
一、證券市場秩序的內涵
證券市場秩序意味著按照一定的規范和準則，對證券市場系統進行有效的控制，使市場按照特定的規則運行。證券市場制度提供的正是這種內生的規則體系。證券市場的秩序由市場內的行為主體相互作用而形成，但政府作用比較特別，它可以出現在更高的秩序形成與控制層次上。在一般意義上，市場秩序指依據規則和準則進行控制下的市場運行狀態。市場的公平與效率是市場運行狀態的主要指標，也是制度規則體系的評價標準。
國內對證券市場效率的實證研究分析，1993年以前的研究數據得出的結論是非市場有效，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市場秩序混亂，市場公平和市場效率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實現。市場的運行是在制度的約束下進行的，要形成良好的市場秩序，必須從形成秩序的市場主體的行為出發，建立相互制約、平衡的利益框架。
二、利益主體行為與市場秩序的相互影響
證券市場行為主體在相互的交易中會自發形成一種市場狀態，可以稱為自發秩序。每個行為主體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將擁有的資源投向能獲取較高收益的股票，這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自發秩序的優勢必須在長期和重復的交易關系中逐漸形成。如果交易者的行為預期不確定時，極容易產生機會主義行為，這就會增加市場的交易費用。從長期看，某個市場體系要生存下來，必然能逐漸調節糾正交易機制，取得交易費用上的優勢，但要達到良好的狀態可能要經過相當長時間，在調節過程中也會浪費巨大的資源。下面從幾個主要利益主體行為對秩序的影響進行分析。
1．政府。從證券市場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初步形成看，政府是證券市場制度供給和運行的核心，其他主體大多通過影響政府決策而獲利。強勢主體（上市公司和機構投資者）能對政府的決策施加較大的影響，但并未能控制政府的行為。而政府過多涉及到證券交易中的具體利益，一是政府對證券市場目前的定位與期望過高，二是政府自身利益和其他市場主體過于密切地混雜在一起。在國內證券市場中，國有性質的主體占據了主要的地位。上市公司中國有企業占絕大部分，機構投資者中，國有企業也占據了重要地位，而媒體更是政府或國有資本主辦的，它們的行為在相當程度上正是通過政府整個權力機構發揮了作用，對證券市場的秩序形成與變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2．上市公司。由于占絕大部分比例的國有上市企業采取的都是增量發行，國有股仍占有控股地位，外部股東無論在控制權還是在信息上，都處于十分不利的狀態，公司經理等“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為了獲取更多的融資，欺詐發行，虛假信息披露等情況時有發生。由于上市公司都屬于利益既得者，其利益主要在一級市場的發行中，而在證券交易市場上，上市公司間難以形成比較普遍的共同利益。而且由于國有上市公司仍然承擔了政策性負擔，國有企業固有的“預算軟約束”弊病也移植到上市公司身上。上市公司的利益一致性不夠，難以采取集體行動。但上市公司與政府的利益密切相關，分別對各自的管理部門有較大的壓力。
3．機構投資者。機構投資者不僅實力雄厚，而且數量比較有限。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規模很大，因此它受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也很大，對環境的變動比較敏感。在外部環境中政策和市場景氣是最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具有集體物品（它的收益者只是一個局部的集體）的特點。機構投資者通常能夠組織起來，爭取更有利的外部條件。
機構投資者個體參加爭取集體物品（政府有利政策）行動的條件是，它從這個集體物品中獲取的收益大于它付出的成本。每個參加者的成本包括行為成本和組織成本的一部分。但集體物品能夠為所有投資者共同享用，而不僅僅是付出努力爭取的機構。每個機構投資者都希望別人去爭取而自己能夠“搭便車”。如果努力者分享的集體物品低于其付出的努力成本，它是不會去爭取這個集體物品的；如果即使與別的機構投資者共同分享，它從集體物品中獲得的收益仍高于它為爭取這個集體物品付出的成本，那它有提供的激勵。機構投資者的數量較少，在爭取能夠帶來足夠大收益的集體物品時，通常每個機構投資者能夠分享的收益大于它為集體行動付出的努力成本。另一方面，機構投資者也會權衡不作為的機會成本，在不作為的損失大于作為的成本時，他具有參加集體行動的壓力。因此機構投資者經常能夠組織起來爭取對他們這個群體有利的集體物品，如對政策改變的影響，對政府支持股市的需求，都比較明顯的表現出來。但集體物品量總是低于最優水平，因為搭便車者的存在，使得努力者總是無法獲得它所爭取到的集體物品的全部收益。
4．一般投資者。在國內不規范的證券市場上，受到損害最大的是一般投資者群體，一般投資者的個體力量弱小，更應該聯合起來采取集體行動。但證券市場的實際情況是機構投資者經常聯合起來，集體要求某些對他們有利的政策，而一般投資者則是“沉默的大多數”，極少有集體行動來申訴自身的要求。一般投資者參與爭取集體物品的條件和機構投資者個體相同：他從集體物品中獲得的收益大于他參加這個集體行動的成本。但一般投資者數量眾多，任何投資者能夠從可能的集體物品中獲利都極為有限。而對一般投資者進行廣泛組織的成本都極為驚人，除非某個組織的成本已經為它的其他職能承擔。一般投資者從集體物品中的獲利微小而成本高昂，搭便車的傾向同樣廣泛存在。他們預期的成本和收益極端不對稱，通常沒有參與集體行動的激勵。
一般投資者不能形成有效的壓力集團，不利于市場均勢的取得，應該在制度上有一個一般投資者保護協會之類的組織，它由某些具有政治、地位要求的個體來推動，同時可提供其他非集體物品，這個組織的真正目的：組織一般投資者，維護自身利益服務。而先例也可以改變一般投資者對爭取自身合法利益行為的預期。如對上市公司管理層的失職和違法及中介機構的虛假審計行為，投資者也許有通過訴訟等法律途徑來保護自己的意識，但個體能獲得的利益有限，而個體在對公司和中介機構的訴訟中又明顯處于人財物的劣勢，在證券市場現實中，個體訴訟行為也沒有取得明顯的成功。如果法律的變動使投資者個體有合適的訴訟環境，出現了較為成功的訴訟案例，形成“選擇性激勵”的效果，其影響可以從個別到普遍，逐步改變投資者對訴訟的收益——成本預期，使更多投資者愿意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也即成為制度變遷的路徑。
三、良好市場秩序的形成路徑
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等強勢主體群體與一般投資者弱勢主體群體的力量極度不平衡，欺詐行為、虛假信息泛濫，操縱市場行為流行，市場規則有向不利于市場長期利益方向發展的趨勢，市場的秩序陷入混亂。在此階段一種比較有效的解決辦法是政府的強力介入。政府必須充分尊重并利用自發秩序，但這不意味著政府對制度體系形成與變動的不參與，自發秩序需要通過政府的行為來調節。政府的制度創新應該和市場主體的創新互為補充，要相信在良好規則下的市場制度能夠帶來社會福利的整體增進。政府確定交易的基本框架和公平原則，在證券市場已經建立起來的現在，應該放寬其他由市場主體自發創新的空間，政府則致力于提升自發創新的層次，消除市場主體創新的外部性，最終形成互補性的制度創新框架。
證券市場的長期利益一是公平；二是效率。自發秩序也許可以提高市場的效率，但自發秩序通常不能帶來公平。政府是證券市場中最重要的主體，他供給證券市場制度，調整并維持公平秩序的形成。但統治者也是經濟人，他也面臨有限理性的制約，且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不能指望政府的制度供給和秩序調節就必然能帶來良好的證券市場秩序，增加社會的總體福利。當政府的利益來源與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一致時，它的行為會促使社會的進步；反之，它會導致市場的混亂，阻礙良好秩序的形成。這時就要調整政府的收入來源，使得從降低市場交易費用中獲得的利益大于從尋租中獲得的利益，而且實現這一點，可以削弱個別市場主體群體對政府決策的嚴重影響或控制，擺脫不利路徑依賴。
政府要降低市場的交易費用，必須為市場主體界定明確的行為邊界，形成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產權。政府部分放棄從參與交易中得到的收入，而增加從經濟發展中得到的稅收，即要使每個官員和國有資產經營者有明確穩定的預期：從努力完成職責中得到收益大于設租和尋租得到的收入。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最終的目的也在于此，而推行上市公司和投資機構的全面非國有化并不一定能促使它們形成明確的預期。在當前情況下，要政府完全放棄為國有企業融資的目的不僅是不現實的，也是難以改善市場秩序的。國有上市公司的根源在于政策性負擔造成的預算軟約束，當存在政策性負擔時，即使是私有企業，也同樣會出現這些問題。因此，政府的行為應是逐步取消國有上市公司的政策負擔，界定行為邊界、獲利或受損的方式，迫使國有企業與其他性質市場主體競爭，實現為國有企業融資與證券市場規范發展的平衡，加固證券市場的基石。
政府加強對市場的監管而減少對要素流動的控制，可以消除在證券市場上廣泛存在的“管制租金”要素的自由流動可以加速租金的消散，促使證券市場向常態的回歸。嚴格的監管可以促使機構投資者和上市公司違規的預期成本上升，有利于遏制違規行為，而要素流動控制的放松，有利于市場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時，要素流動控制的放松可以促使不同投資市場間的競爭，降低市場主體退出證券市場或選擇其他市場的成本，這對弱勢市場主體尤其有利。而市場間的競爭可以迫使每個市場降低自己的交易成本，否則將被淘汰，這可以幫助提高整體市場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
參考文獻：
然而，與公共財政一詞的日漸普及和深入人心頗不協調的是，人們對公共財政的實質意義的理解和解釋卻有些五花八門，甚至有一些歧義。
比如，在一些黨政機關頒發的文件甚至一些學術刊物中，只是把公共財政與以往的財政概念作了簡單置換。就好像電腦的文字處理替換功能，凡是過去使用財政概念的地方，統統被替換成了公共財政。于是，財政預算變成了公共財政預算，財政收入變成了公共財政收入，財政支出變成了公共財政支出，財政政策變成了公共財政政策。倘若真的如此簡單，且不說20多年付出的探索成本與實得效益嚴重不對稱，而且也確有同義反復、畫蛇添足之嫌。因為，有別于家計（家庭部門的收支）和財務（企業部門的收支），財政從來指的都是政府部門的收支或收支活動。也就是說，財政一詞本身就包含了公共收支或公共收支活動的意義。
也有人將公共財政同國家財政對應起來，做了定語上的置換，凡是過去使用國家財政概念表述的地方，均被相應替換成了公共財政。但是，稍做一點字義的對比，就會發現，國家是一個集合的概念。我們通常所說的國家預算，指的是由中央預算和各級地方預算構成的集合體；同樣，國家財政指的是由中央財政和各級地方財政構成的集合體。公共則是一個定性的概念。公共財政顯然指的是財政收支或財政收支活動的性質是公共的。字義上既然存在如此差異，將二者簡單對應并據此定義公共財政，顯然是不適當的。
更帶有普遍性的是，將生產建設財政與公共財政相對應，進而將公共財政建設理解為財政支出退出生產建設領域或逐步從生產建設領域退出。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國的財政支出因主要投向生產建設領域而被概括為“生產建設財政”。搞市場經濟了，財政支出要以公共事業領域為主要投向，因而要逐步減少對生產建設領域的支出。但是，減少不等于退出。在當今世界上，也找不到哪一個國家不向生產建設領域注入任何財政資金的記錄。政府履行的公共職能，不能不包括生產或提供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的生產或提供，肯定屬于生產建設支出系列。而且，生產性支出也好，建設性支出也罷，它們都不是與公共支出同一層次的對應概念。誰都不能否認政府投向諸如公路建設、水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支出屬于公共性質的支出。與生產建設支出（財政）構成對應關系的，只能是經常性支出（財政）或消費性支出（財政）。進一步看，如果把公共財政建設僅僅歸結為對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而不是包括財政收入、財政支出以及財政政策在內的整體運行格局的根本性變革，那么，公共財政建設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
鑒于對公共財政的概念和意義存在諸多歧義，恰當地定義公共財政并據此謀劃公共財政建設藍圖，關系我國財政改革發展的方向和成敗。我們可以從對20多年財政改革軌跡的追溯中去尋求公共財政的實質意義。迄今為止，伴隨著市場取向的改革進程，我國的財政運行格局至少發生了三個層面的深刻變化：
財政收入正在由“取自家之財”走向“取眾人之財”。就收入一翼看，1978年的時候，全國財政收入的86.8％來自國有經濟單位的繳款。如果再加上帶有準國有性質的集體經濟單位的繳款，便幾乎是清一色的國有制來源結構。到2003年，財政收入的來源結構已經是“三七開”：國有經濟單位對財政收入的貢獻退居29.5％，集體企業、股份制企業、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等多種所有制企業以及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個人的繳納，占到了70.5％之多。并且，來自后一方面繳款的份額呈現出越來越強勁的增長態勢。
財政支出正在由“辦自家之事”走向“辦眾人之事”。就支出一翼論，1978年，在全國財政支出總額中，用于基本建設項下的支出（形成國有資產）占40.4％。加上專門投向國有經濟單位的增撥企業流動資金支出、挖潛改造資金和科技三項費用支出、彌補虧損支出以及為國有企業諸如職工住房、醫療服務、子弟學校、幼兒園和其他屬于集體福利設施的投資提供補貼的支出等，花在國有經濟單位上的錢，便成了整個財政支出中的大頭。到2003年，基本建設支出所占比重已經下滑至13.9％。如果剔除當年以增發國債來安排的并非正常性的基礎設施投資，便不足10％了。與此同時，用于養老保險基金補貼、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補助、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等社會保障性支出上升至17％，用于科教文衛事業項下的支出增長到了18.2％。
政策取向正在由“區別對待”走向“國民待遇”。在計劃經濟年代，有關財政稅收政策的基本表述是“區別對待”。私營企業的稅負重于集體企業，集體企業的稅負重于國有企業。并且，國家財政的錢主要投向國有經濟單位。而在今天，取而代之的提法是“國民待遇”。在稅收負擔和支出投向安排上，要一視同仁、無差別地對待所有的企業和居民。
也就是說，這些年來，在我國財政的總體運行格局上，來源于國有經濟單位的繳款大幅度減少了，其他經濟成分的繳款份額迅速上升了；專門投向國有經濟單位的支出份額大幅度減少了，覆蓋多種所有制經濟單位利益的支出迅速增多了；旨在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扶持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安排減少了，著眼于支持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政策安排增加了。所有這些變化，歸結起來實質是財政運行格局趨向于公共化的具體體現，表明財政收支運作的立足點由主要著眼于滿足國有經濟單位的需要擴展至著眼于滿足整個社會的公共需要，財政收支效益的覆蓋面由基本限于城鎮企業和居民延伸至城鎮和農村的所有企業和居民。
如果說我們曾在相當程度上將我國的財政視作國有財政并將其作為自家院落內的收收支支加以運作的話，那么，市場取向的改革帶給財政運行格局的最根本變化就是，自家院落內的收收支支演變成全體社會成員范圍的收收支支，故而要按照公共的規則、公共的理念來運作。換句話講，在過去的20多年中，即便我們最初并沒有提出公共財政的概念，但財政改革與發展的道路始終是踏在公共化的印跡上的。公共財政概念的形成，只不過是以此為基礎、將以往“摸著石頭過河”般的探索提升為逼近公共化目標的自覺行動罷了。我國財政改革與發展的方向在于公共化，經濟的市場化必然帶來財政的公共化。這既是我們對于過去財政改革與發展歷程的基本概括，也是我們對于公共財政實質意義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