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5-29 16:02:10
導語：在古代文學研究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心學思想曾經在明代中后期產生了重要影響，學生學習明代文學必須對此有所了解，但是相較于教師從純粹思想史的維度介紹心學思想，通過經典文學作品可以更形象地加以詮釋，更有助于學生理解把握?！段饔斡洝贰赌档ねぁ愤@兩部明代文學巨著便深受心學思想影響，其中顯示出心學思想在中晚明時期的發展演變脈絡，因此，筆者選擇從這兩部文學名著切入設計微課。《戲筆中的厚重——孫悟空與陸王心學》分為三個板塊：1.概述陸王心學的主要觀點和發展脈絡；2.解讀《西游記》中孫悟空對心學“發明本心”“道由心悟”“放心收心”等觀念的演繹；3.歷史辯證地評價心學，揭示其注重內省，發現自我，正確處理個體價值、自我意識與群體利益、現實環境關系的當代價值?！度收咧燎椤茨档ねぁ蹬c泰州學派的儒學新變》同樣設計為三個部分：1.概述泰州學派對陽明心學的繼承發展，將儒家“仁學”與情感體驗、感性追求相統一，倡導情感道德發乎天性，去偽存真，作出富有新意的時代詮釋；2.揭示湯顯祖受泰州學派影響創作的《牡丹亭》中所提出的“至情論”是對泰州學派思想的充分發揮；3.啟發學生在自我塑造中注重情感培養與道德建設的統一，積小愛成大愛，修小善成大道，不斷追求人生境界的升華。兩部微課作品在解讀文學名著與心學思想發展互動關系的時候，引導學生歷史辯證地評價心學，揭示心學思想的當代價值，以優秀傳統思想文化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學目標方面，筆者將教學目標劃分為知識目標，能力、方法目標，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三個層級。知識目標：了解陸王心學、泰州學派的核心觀點和發展概況，深入挖掘文本的思想內涵和文化意蘊。能力、方法目標：一是啟發學生打通文、史、哲學科內在連通路徑，培養學生研讀經典名著的意識；二是培養學生分析、評價文學作品中思想、人物和情節等要素的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一是引導學生歷史辯證地認識心學思想；二是引導大學生正確處理個體價值、自我意識與群體利益、現實環境的關系，使其在自我塑造中注重情感培養與道德建設的統一，以逐漸提升自身的情感境界與道德水準。在方式方法上，兩部微課主要采用：1.講授法。教師口頭講解作品情節、人物形象、思想內涵，幫助學生加深對作品的理解；還可以通過生動形象的故事敘述語言，配合相應的肢體動作，營造活躍的教學氛圍。2.情境教學法。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結合動畫、圖片、影像資料、配樂等，通過服裝、道具、布景等手段，引起學生的注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從而有利于學生對作品進一步地感知與理解；3.表演法。在《戲筆中的厚重——孫悟空與陸王心學》中，嘗試了角色扮演方式，教師飾演重返東土的唐僧，向學生解密孫悟空的身世秘密，這使課程具有戲劇性，讓學生有一定的代入感，充分調動學生觀課的興趣，以達到寓教于樂的目的。
教學具體實施環節
《戲筆中的厚重——孫悟空與陸王心學》教學環節1.導入。預設三個問題：（1）究竟什么是心學？（2）《西游記》是如何體現心學思想的？（3）心學對當代人有何啟發？2.從學生相對熟悉的理學入手，宏觀比較理學與心學的區別，使學生對心學思想和代表人物有基本了解。（1）朱熹認為，宇宙天地生成前，就存在著一種“天理”，世間萬物都是因“理”而生，自然也蘊藏著“理”，所以要體察萬物、多讀書，方能悟到“理”，所謂“格物致知”。陸九淵則認為“心即是理”，他的“理”更偏于道德倫理，認為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并非外力作用，所以不必多讀書，也不用考察外物，而要“發明本心”，不斷進行道德的自我反省、自我完善。明代王陽明更倡導“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說，將“心學”發揚光大。所謂“良知”，就是沒有被私欲沾染的心之本體；在實踐中時時自我反省，去除私欲，保持良知，同時按照良知指引去行動，為善去惡，這就是“知行合一”。陽明的傳人中后來出了“異端”，號稱“王學左派”，循著“心即是理”的邏輯，宣稱七情六欲也是人心的一部分，并不違背天道，從而引發晚明社會個體意識覺醒，掀起人性解放的思潮。（2）問題設計：理學、心學與孫悟空的形象有什么關系？3.結合小說文本，從師承關系、顛覆封建綱常和經歷磨難等方面解讀心學思想在孫悟空形象上的體現。從傳道、授業、解惑的角度來講，唐僧與孫悟空有師徒之名，而無師徒之實。悟空的一身本事得自菩提祖師。“菩提”是智慧的意思；菩提祖師住在靈臺方寸山的斜月三星洞中。靈臺方寸便是人的腦門，斜月三星正是一個“心”字。菩提祖師是一個象征性人物，其寓意就是頭腦、智慧、心靈，孫悟空得道恰恰印證了“發明本心”“道由心悟”的心學觀念，他真正的老師其實就是他自己的“心”。心學以精神意識為世界本源，掀起了明代后期精神解放的潮流，晚明士風狂放，心學的“放心”——縱放本心之說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孫悟空打破傳統倫理綱常的行為更是驚世駭俗?！疤斓鼐H師”，這是古人最看重的基本倫常。孫悟空想要將玉帝趕下臺，不忠君；從石頭里蹦出來，沒有父母，不必遵從孝道；以自己的本心為師。他是天地自然所生，眼中除了天地就是自己，個體自我價值感極度膨脹，堪稱古今第一狂人！心學認為，心縱放得過度了，便要“收心”。孫悟空被壓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在西天取經路上歷經九九八十一難，這些都是為了收束他的狂心。人生何嘗不是如此？當自我過度膨脹時便會迷失方向，需要挫折與磨煉，才能學會與生活和解，但依然有著自己的個性。孫悟空的形象藝術地表現出了心學“放心”與“收心”互補的人生自我進化之路。4.引導學生歷史辯證地評價心學，揭示心學的當代意義。（1）有兩個詞可以用在評價心學上，一個是“時代局限”，心學畢竟產生于宋明時期，一個時代的思想總有一定的局限性；還有一個是“辯證”，凡事都有兩面性，心學在歷史上有著積極作用，但也有其自身的弊端。心學注重內省，不斷發現自我，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此外，人貴自知：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身存在的價值，知道自己該成為什么樣的人。當代大學生要學習后來西行取經路上的孫悟空，有本事有個性，但不任性，更有責任擔當，能用自身能力帶領整個取經團隊走向成功，這也說明只有個人價值和群體利益共贏，才能終成大道。（2）課后思考題：在閱讀《西游記》時，思考唐僧、豬八戒、沙僧和心學又存在著怎樣的關聯。
《仁者至情——〈牡丹亭〉與泰州學派的儒學新變》教學環節
1.導入：欣賞《牡丹亭》經典唱段，在與學生的交流中引出這部戲曲與泰州學派淵源的話題。2.從學生熟悉的《論語》入手，通過師生討論，解析王艮及其后學對孔子“仁學”的繼承發展，使學生對泰州學派代表人物與核心思想有基本了解。（1）孔子在《論語》中對“仁”作出過“仁者愛人”[2]“剛毅、木訥、近仁”[3]“克己復禮為仁”[4]等解釋，這些定義看似沒什么關聯，其實孔子本人對“仁”的解釋就是多義性、開放性的，這給后人理解“仁”留下了巨大的詮釋空間。王艮的思想源于孔子但是又體現出了儒學至晚明時的新變。關于什么是“仁”這一儒學核心命題，王艮定義為“能愛身”“能愛人”“能敬身”“能敬人”[5]，認為這便是“所謂至誠無息，一貫之道”[6]，而這種“道”就存在于普通人言談舉止、飲食起居的日常生活中，“百姓日用即道”[7]。由愛生敬，推己及人，王艮心中的“仁”不是冰冷森嚴的綱常，也不是遙不可及的天道，而是源自生活、有溫度的情感體驗、感性追求，是對自身和他人個體生命價值的肯定。王艮的傳人羅汝芳、李贄提出了“赤子之心”“童心”之說，進一步強調情感道德要像初生嬰兒的心靈一般發乎天性、自然流露、去偽存真。到羅汝芳的弟子湯顯祖時，他終于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至情”思想，并演繹出不朽名著——《牡丹亭》。（2）問題設計：孔子在《論語》中如何解釋“仁”？源于生活的情感的最大特點是什么？3.從《牡丹亭》劇情切入，結合湯顯祖的相關論述，解讀“至情論”對泰州學派思想的發揮。湯顯祖在《牡丹亭》的題詞中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盵8]他認為發乎人的天性可以超越生死的“至情”，已經上升到了與本體意義上的“道”相融的高度，所謂“情致所極，可以事道，可以忘言”。[9]這種“道”在《牡丹亭》中，就是對生命意義的探尋。杜麗娘并不需要見到柳夢梅，她的愛情萌發自與生俱來的天性，她為追尋愛情而生生死死，根本上是在追尋自由的真我，那才是杜麗娘青春生命的全部意義?！爸燎椤卑l乎天性，與道相合，因此最強調的就是本真。在湯顯祖看來，儒家倫理基于發乎天性的純真“至情”，所謂“孝則真孝，忠則真忠，和則真和，清則真清”，[10]不容半點虛偽矯飾，這才是儒家精神的內核，是真正的“仁”?！爸燎檎摗睘榇淼奶┲輰W派思想對程朱理學造成沖擊，所以泰州學派向來被視為思想啟蒙學派，引領了晚明人性解放思潮，對后世影響深遠。從文學的角度來講，后來《紅樓夢》中的“大旨談情”與《牡丹亭》“至情論”有著直接淵源。4.引導學生認識以“至情論”為代表的泰州學派思想的當代意義，從而在自我塑造中注重情感培養與道德建設的統一，逐漸提升自身的情感境界和道德水準。（1）從王艮到湯顯祖，他們都注重情感體驗對道德倫理的重要作用。價值觀、道德規范如果沒有真實情感的內在驅動，便容易淪為空洞、虛偽的說教，所以塑造正確的價值觀、高尚的道德品質，離不開真誠美好的情感。情感有不同的境界，正如道德也有不同的水準。自珍、愛情、親情，這是小愛；民族情、家國情，這是大愛。孝順、敬業，這是小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大德。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應該對自己的人生格局有更高的追求，積小愛成大愛，修小善成大道！（2）課后思考題：《紅樓夢》“大旨談情”與《牡丹亭》“至情論”之間的聯系和區別。
總結
近年來，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撰越來越完備和細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絕大多數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工作。據不完全統計：1986年出版了韓明安編著的《黑龍江古代文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出版了學叢書編委會主編的《文學史》（臺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龍華編著的《湖南戲曲史稿》（湖南大學出版社），藍華增著《云南詩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蘭著《臺灣詩史》（臺北：武陵出版社），古繼堂著《臺灣小說發展史》（遼寧教育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馬清福著《東北文學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陳伯海、袁進主編：《上海近代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勛主編的《山西文學史》（北岳文藝出版社），陳永正主編的《嶺南文學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齊洲等編著的《湖北文學史》（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王劍叢著《香港文學史》（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學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陳慶元著《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鐘賢培主編的《廣東近代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張福三主編的《云南地方文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亞暾、汪義生著《香港文學史》（鷺江出版社），劉登翰著《香港文學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劉登翰主編的《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編撰的《澳門戲劇史稿》（江蘇教育出版社），廖雪蘭著《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駿著《香港小說史》（海天出版社），黃萬機著《貴州漢文學發展史》（貴州人民出版社），陳明臺著《臺中市文學史初編》（臺中縣：臺中市里文化中心），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羅可群著《廣東客家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譚興國著《巴蜀文學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編的《巴蜀散文史稿》（重慶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寬、白本松主編的《河南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編的《黑龍江文學通史》（北方文藝出版社），馬寬厚著《陜西文學史稿》（中國文學出版社），古繼堂主編的《簡明臺灣文學史》（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楊世明著《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葉春生著《嶺南俗文學簡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長青主編的《遼寧文學史》（遼海出版社），喬力、李少群主編的《山東文學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學院編的《圖說河南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吳海、曾子魯主編的《江西文學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編的《上海文學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孫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學》（東方出版社）；2005年齊魯書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東分體文學史（小說卷）》，許金榜著《山東分體文學史（戲曲卷）》，王琳著《山東分體文學史（散文卷）》，李伯齊、許金榜著《山東分體文學史（詩歌卷）》；2006年出版了馮著《陜西地域文學論稿》（陜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編的《中國臺灣文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編的《中國香港文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編的《浙江文學史》（杭州出版社），韓洪舉著《浙江古代小說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詩歌史》（杭州出版社），聶付生著《浙江戲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劉登翰、莊明萱主編的《臺灣文學史》（現代教育出版社），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長華主編的《河北文學通史》（科學出版社），傅秋爽主編的《北京文學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圖著《浙江戲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從地域來看，多數省份和直轄市有自己的文學史，目前仍然沒有完整文學史的省份和直轄市主要是江蘇、安徽、廣西、陜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蘇省地域文化研究會在南京師范大學正式成立，這也意味著《江蘇文學史》的編撰將提上議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陜西省出版總社聯合陜西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頂級力量啟動“陜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陜西文學史”選題，這不但會為宣揚陜西文化作出貢獻，而且將滿足陜西省內高等教育改革與公共選修課教學的需求，成為特色鮮明、目標明確的地方文化通識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學生的人文素養。安徽省地域文學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顯然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邊，《安徽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內的地市轄區乃至縣級文學史的編撰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陽文學史》（香港：天馬出版社，1993年），李近義編著《澤州戲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編《臨川文學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藝術研究所編《太原戲劇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學智主編《插圖本蘇州文學通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劉同般著《商丘文學通史》（中原農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勝著《河洛古代文學概覽》（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聶大受等著《隴右文學概論》（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張靜文著《幽燕文學藝術嬗變緯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編《常熟文學史》（廣陵書社，2010年）則被稱為全國第一部縣級市文學史。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學史的研究方面還存在很大的開拓空間，如繼《蘇州文學史》之后，《長安文學史》、《洛陽文學史》、《開封文學史》、《揚州文學史》、《杭州文學史》、《徽州文學史》等，這些都可以作為研究課題。從地域文學史的編撰現狀來看，最為細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體文學史和山東分體文學史，而江蘇、安徽、廣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學史仍然沒有編撰完成，還有一些文化傳統濃厚的城市文學史也有待人們開掘。
在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體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異，有些以作家作品為線索，有些以文體為綱領，可以說各有所長。在了解了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基礎上，我們就來探討它與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教學的關系。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完成對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學具有積極影響。地域文學史的編纂不但可以彰顯我國各地文化傳統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體現各地文學風格的特色和差異，對大文學史很難兼顧的課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這種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煉可以為當地的經濟文化建設服務，也是我國傳統文學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對我國大文學史研究形成補充。陳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充實地域文學內容，不僅可以開闊學生視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學內容，有助于完善課程教學目標，有助于培養學生的鄉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鄉土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保?］從教學的層面來看，一部完備客觀的地域文學史可以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課程的特色化教學提供指導大綱，為學生的課程學習和研究調查實踐提供線索和對象；可以有效彌補各地高校在綜合文獻資源和數據庫資源方面的不足，為地方高校漢語言專業的特色教學創造條件。在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教學中補充地域文學和地域文獻內容可以讓整個課程更加微觀而細致，同時也有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使學生對于地域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務社會扎根基層和地方的自覺性，進而為地方文化建設和研究培養一批后備人才。
在實踐教學上，地域文學史所涉及的內容均是地域文學研究中比較突出的課題，這些課題可以成為實踐教學的內容，可以組織學生以地域文學課題為對象開展實踐訓練，比如開展提高查閱文獻能力、文獻閱讀能力、學術論文寫作能力、社會調查能力等方面的訓練，加強對學生科研課題的選題和研究能力的培養等。總之，利用地域文學史所提供的線索，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任課老師可以組織學生開展以地域文學文獻和地域文化遺存為依托的實踐訓練，從而有效提高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條件開展學習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的教學特色。通過以上對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概括，以及其與地方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關系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寫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對于地方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和研究都是一個機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資源，各地高校特別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專業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走出一條特色化教學和發展之路。
1.抄寫傳播時代抄寫作為古代文學的主要傳播方式始發于秦漢，秦代時已具雛形，至西漢已逐漸成為古代文學的主要傳播形式。如《尚書》中的“唯殷先人，有冊有典”就可以看出當時古代文學已經開始以抄寫記載為主要傳播方式了。自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及漢代頒布的“廢挾書令”后，古代文學通過抄寫整理加以廣泛傳播得到了巨大發展，抄寫傳播的載體也經歷從簡牘到絹帛再到紙質的發展歷程，簡牘作為載體其主要普及于秦代和西漢時期，絹帛和紙質作為載體則出現在東漢年間，且前者還曾經風靡一時，后者則在一些史書的記載中得到廣泛應用，如《后漢書》就是采用紙質進行記載的，然而這一時期抄寫載體依然以絹帛為主要形式。
2.雕版印刷傳播時代雕版印刷時代出現于隋唐時期，這主要歸功于印刷術的出現，其對古代文學傳播形式的變革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一時期主要是抄寫載體的改良，使得古代文學傳播范圍更加廣泛，傳播力度更大，傳播內容更加豐富，傳播更加簡便快捷。在經過了漫長的紙質作為載體的傳播形式后，紙質載體的生產工藝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在生產數量及質量上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紙張質量的提高及生產規模的擴大，使得其在民間的運用更為廣泛，尤其是隋唐時期實行科舉制度以來，政府大量整理古代經典文學，被通過紙質載體記錄下來，有效地促進了雕版印刷技術的進步。加之民間藏書風氣的盛行及書籍買賣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這些對雕版印刷技術的進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如作品《上官昭容書樓歌》中寫道“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延神記》”，可以看出當時書籍市場已經較為發達了。我國當前留存下來的經典名著，都是通過雕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并作為載體的形式流傳下來的，雕版印刷時代在我國古代文學的傳播中占據重要地位。
二、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
1.語言傳播一是通過口頭語言進行傳播。在沒有文字等傳播方式之前，口語傳播成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傳播方式。人們通過口頭語言來進行相互間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隨著社會的發展及人們社會經驗的積累，口耳相傳愈發成為古代文學的重要傳播途徑。古代文學的創作及傳播都是通過口頭傳播來實現的，如我國的一些神話傳說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說”等也是通過古人的口耳相傳得以流傳下來，待到文字記載的形式出現后，才被文字記錄下來并產生了新的文學傳播方式。如《詩經》中的風雅頌等都是通過口頭語言傳播下來的。二是樂工說唱傳播。樂工對詩詞進行說唱演奏并成為風氣始發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至隋唐時期已十分興盛，這一時期文人創作詩詞等文學作品，樂工采用說唱的形式將詩詞傳播開來，成為當時文學作品傳播的重要方式之一。樂工向文人索詞并贈金，不僅可以讓文人獲得物質上的利益，通過樂工的說唱傳播，還可以將其作品廣泛傳播，增加知名度，兩者可謂相互促進及共贏的關系，因而當時有不少文人為迎合樂工的需求，而創作一些具有很輕押韻美感及詩詞。如柳永赴京時，出現“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的情況。三是唱和及說書的傳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經常聚在一起飲酒作詩，我國很多名詩名詞也是在文人名士聚會中現場創作的，并經過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廣泛傳播下來，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時，當場創作《滕王閣序》，經名流官宦推崇傳播后，流傳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此外，在民間還有一種說書的形式對古代文學進行有效傳播，如我國四大名著《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原本并不是流傳十分廣泛，反而是通過民間說書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說評，才在民間廣為流傳，產生巨大影響力的?！度龂萘x》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間耳熟能詳、婦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間說書人不厭其煩的一遍又一遍的評說。
2.文字傳播文字的出現在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上引發了巨大的變革，不僅有效彌補了口頭語言傳播所具有的時間及空間的局限性，還改善了口頭傳播容易誤傳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傳播載體的不斷發展及印刷術的出現，文字傳播成為古代文學傳播的最重要方式。題壁傳播題壁傳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時期更是盛行一時，當時很多文人出于各種考慮，常常將自己創作的詩詞題于墻壁、樹木及名勝古跡上，加之那時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發達，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興致十分濃厚，這也為他們將詩詞題壁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同時由于題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效地保存詩詞，因而通過題壁的形式，古代文學能夠很好地完整保留并傳播下來。當前，我國的很多古代文學作品都是通過摘錄題壁獲得的。如詩人陸游的《釵頭鳳》及很多無名氏的作品都是通過題壁保留和傳播下來的。文本傳播隨著印刷術的不斷發展，使得文學書籍作品的借閱及抄寫更為簡便，古代部分家境貧寒的學子為了讀書，經常采取借閱和抄寫的方式。此外，對于部分經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興而對其進行抄寫收藏，這使得古代不少文學作品能夠在民間傳播開來，如《文選注》等作品;同時古代部分禁書，為了防止其失傳，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將其保留下來，如《金瓶梅》等作品。通過借閱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學作品都得以保存傳播下來，為我國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貢獻。
三、結語
古代文學中的意象是指作者想表達的內心情感，內心的意一般是關涉到人生世道。意象的形成與表達往往離不開“境”，意象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大部分通過含蓄、模糊手法而達到一種“境有盡而意無窮”效果。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一語道破：“一切景語皆情語也”。在古代文學中，作者把內心思想感情集中于對人生世道之悟與所描寫客觀景物完美融合起來便形成意境。在文學作品折射的意境中，寫景狀物是為更好抒情，即化景物為情思。雖然古代文學中意象有著不同表達方式，但是可感覺到意象往往在很多情況下都是表達一種對人生感悟與思考。思考到人生短暫、痛苦等多重情愫，認識到要充分享受人生美好時光，不能浪費消耗生命，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價值，對人生充滿希望；把自己的美好希望與愿望寓情于景，托物以情等等。
二、水仙在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意象
水仙具有清韻、幽雅、芳香的特點，在歲末寒冬百花凋零時反而開花。它進入文人審美視野后，作為一個獨特意象出現于文學領域。人們賞其“形”取其神，賦水仙以“清、貞”為主的人格諸種意象。水仙被賦予女神意象。一是作為洛神(凌波仙子)的象征意象。曹植的《洛神賦》序描述:“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毖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1]《洛神賦》作為名篇千古流芳，洛神意象也被后人反復使用吟唱?！傲璨ㄏ勺印泵篮妹?，在荊州地區沿用，被詩人們廣泛使用傳唱，作為水仙花最常用象征意象。二是湘水女神(湘妃/君)的象征意象。屈原的《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兩篇，后人以湘君、湘夫人即堯之二女為范本，構想出二女與舜之愛情故事?！妒酚?#8226;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南巡湘山祠，突遇大風，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盵2]文學家熱衷于相信凄婉愛情故事，對娥皇女英的忠貞加以象征詠嘆，水仙的湘水女神意象就經常出現在各類文學作品中。三是漢水女神(江妃)的象征意象。漢水女神在漢代魯、齊、韓三家的《詩經》學者，曾記載故事:傳說有一位叫鄭交甫男子，在漢水之濱遇見兩位出游神女，兩相悅慕并愉快交談。神女應交甫請求，解下隨身玉佩相贈，鄭交甫喜出望外之余在舉步間卻又失去眼前神女和懷中玉佩，因此懊悔不已。此傳說烘托出水仙的縹緲與神秘意象。水仙亦有男神意象。一是屈原的象征意象。晉.王嘉在《拾遺記.洞庭山》中記載:“屈原以忠見斥，隱于沉湖，披纂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采柏葉以合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3]屈原投汨羅江而死，被追思為水仙，而水仙姿態高雅，品性貞剛，自然將它攀附為屈原化身并將其意象與屈原相關聯。二是琴高的象征意象。后世有將水仙花比作水神琴高，《列仙傳》中記載:“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之間二百余年。后辭，入琢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于水傍?！O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日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余，復入水去。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沉琢中。出躍赦鱗，入藻清沖。是任水解，其樂無窮?！盵4]水仙在文學作品中被定型后，其意象也進一步繼承和品格的升華。水仙的類比意象總體有洛神、湘神、靈均、琴高、姑射、青女、素娥之類。
關鍵詞：中職語文；古代文學作品；教學設計
中職語文教育，尤其是中職語文古代文學作品的教學最終還是要落實到教學設計上。只有重新探索課堂教學設計，才能真正實現中職語文古代文學教學。因而我們對中職語文古代文學的課堂設計進行歸納總結，并得出以下結論。
一.中職語文古代文學作品的課堂教學設計要注重情趣性
在教學中進行情境創設教學法。比如榜樣作用的運用，生動形象的語言描繪，課內游戲，角色扮演，詩歌朗誦，繪畫書法，情境模擬來創造情境。情，就是由外界條件而引發的喜怒哀樂等情趣，可以說是知趣，也可以說是心情，因人而異。任何人都是會注意自己感興趣的事物，并積極地探索。文章中提到的情趣性是狹義上的情趣性，專指學生在學習教材的過程中表現的一種心理狀態。激趣一詞的含義是指老師在教學過程中要想盡一切方法激發學生對學習的興趣，每一個老師都渴望讓自己的學生在自己的課堂能夠激發出無限的興趣，從而認真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鬃佑醒栽唬骸爸卟蝗绾弥?，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此言甚妙，人生中最好的老師是興趣，有了興趣學生就有對事物探索的熱情，從而達到認識事物了解事物的境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感悟生活。走出課堂到大自然中去體會生活的詩意。正如劉建德所言，“對個體生命的熱愛和多方面發展的關注與促進，應該成為我們課堂教學的價值取向”。[1]每一個青年學生都是熱愛生活的，也同樣充滿著智慧意識和一定的審美情感，與此同時兼具有多方面發展的可能性。可以說每一個學生都是潛力無限的有能力自主的走進生活中去體會文學。（2）反復誦讀。誦讀可以激發學生的情感，在情緒中體驗知識。著重從四個方面論述了誦讀教學的意義：“第一，有利于學生對文言篇章的整體把握與感知”；“第二，有利于學生文言語感的形成”；“第三，有利于學生文學素養與審美能力的提高”；“第四，有利于學生接受我國古代優秀文化的熏陶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2]關于誦讀教學的具體實施，研究者們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胡虹麗從五個方面探討了“誦讀教學的方法改進”：“興趣是先導、理解是基礎、感受是關鍵、想象是橋梁、技巧是保證”。井源則具體論述了誦讀教學的可實施步驟：“初讀———不求甚解、熟讀———庖丁解牛、吟詠———感悟內化、背誦———回憶再現”。這些關于誦讀教學的研究為當今語文教育中誦讀教學的具體實施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借鑒。（3）課外閱讀。通過課堂教學中多布置閱讀任務，讓學生愛上閱讀，善于自主的從書本或網絡中搜集資料來完成學習任務。學生覺得閱讀有用，有趣，就會主動去學習，主動去思考，主動去尋找答案。所以在中職語文校本教學中要注重課前任務驅動教學法的運用，多讓學生廣泛閱讀，提高知識面的廣度，有了閱讀的廣度才有可能提高思維的深度，從而開展深層次教學，意義教學。
二.中職語文古代文學作品選文的課堂教學設計要注重人文性
語文教師應該把課堂當作學生思考、認識、理解、體驗、演繹人生的舞臺。進行素質教育而不是單純的知識教學。好的語文教學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靈魂的感悟和啟迪。在新教材里，許多優秀文學作品的魅力盡情展示，人生的感悟滌蕩著求知者的靈魂。例如，畢淑敏的《提醒幸?！?，提醒我們不要讓幸福擦肩而過。李樂薇的《我的空中樓閣》把我們帶入了縹緲朦朧的美妙境界，抒發了熱愛和追求美好自然的情感。學生在欣賞之余得到的是一些微妙的人生感悟和文學的熏陶。同樣，在新教材中也不乏弘揚愛國主義，教人立志向上的文章。教師需要借助語文課文，寓教于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與學生共同賞析，激起學生的共鳴，在一種平等、和諧、自由、愉快、民主的課堂氛圍中，啟迪、引導學生感悟人生，讓語文陶冶情操。[3]
三.中職語文古代文學作品選文的課堂教學過程要注重創設情境
教師要學會創設意境，一堂成功的語文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膽的教學設想，這種設想與我們過去使用的按部就班的教案相比有了很大突破。劉建德曾經指出，“課堂，是生活的詩化”。[4]他作此論調不無道理。在他看來，課堂不僅僅是一種生存的形式，更是一種生活的形式。而處于生活中的我們，總要富有詩意地去感受生活，而不是簡單的生存。雨巷詩歌教學，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創設詩歌意境在江南小巷中進行情境表演。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教學，也可以在山塘街進行情境模擬配樂朗誦，運用環境陶冶學生的情操，運用音樂激發我們的情感。我立足語文教學實際和學生實際，通過設計組織形式多樣的語文綜合實踐活動，激發職業學校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鼓勵幫助學生尋找、發現、感受身邊的優秀傳統文化，從而提升職業學校學生的人文素養，構建開放、有活力、有內涵的職教語文教學。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F行學校教育一個很明顯的弊端，就是沒有將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相結合，從而很難實現知行合一。為克服這一弊端，彌補學校教育之不足，應該開展游學班課程。戶外游學既是走進了生活，又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又能主動學到知識，既鍛煉了實踐能力，又陶冶了情操，是一舉數得的學習方式。
四.中職語文古代文學作品選文的課堂教學過程要注重藝術性
生活是一門藝術，課堂也是一門藝術，要求語文教師要有一定的藝術追求，運用藝術的手法進行語文教學，比如注重平時自身的要求，練習書法、繪畫、樂器，茶道都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藝術性。同時運用榜樣法將中國中傳統文化精髓的部分傳承下去。人們都說：“教學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由于語文課程包括中職語文教學具有“開放而富有創新活力”的特點，藝術性和科學性在中職語文課堂上更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二者要完美結合，就必須構建一種“善教”與“樂學”互動模式?！吧平獭币蠼處熅哂袆撔乱庾R，能創設良好的教學情景，引導把握知識的重點、難點，注重啟發與誘導學生，善于激發學生的興奮點，能把學過的知識加以培植、發散。“樂學”意味著學生從被動轉為主動，在教學過程中不再是消極的“等、靠、聽、記”，而是主動地參與討論、思考、質疑和創新。課堂教學若只限于學習課本知識，內容僵化、單一，較難激起學生學習的興趣，效率自然也較為低下。我們應結合實際，從“大語文”的角度去審視語文的課堂教學，因此，對教學內容的拓展是必不可少的一環，也是關鍵的一環。比如，設計開放性作業布置，大膽創新，允許學生自主設計任何形式的作業來展示學生對本堂課的理解和感悟，真正實現創新課堂的意義，發展學生的綜合素質。
五.總結
文學是社會、生活、地域的縮影，古代文學更是地域的反應，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文學中思想認識有很大的關系，這種模式能夠充分地反應文化、文學和藝術等諸多領域的內容。古代文學的思想主要來源于地域文化文學。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中思想認識模式中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創作和發展，最主要的是考慮古代社會的發展和關注人類社會的發展。特別在古代社會思想轉型期間，人類文學領域的精神活動發生較為深刻，如果采取以文學地域文明和文化作為參照坐標的話，就需要認真考察和考慮某個地域和地理文化的顯著影響，以及古代文學和地域文化中的類型能夠不斷發展并且產生的額外表現。如果那樣，則促使古代文學和地域文化的類型和范式成為一種重要的研究領域和思路。
這種研究領域和思路的焦點就在于，能夠始終針對某個地域或者地理環境作為重要的基點，對于所蘊含的文化理論知識、以及其重要影響下古代文學的發展和生成的現象，要進行更加具體的、科學的把握。
從有利于文明發展的兩個角度來把握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中的類型或范式，一方面是：可以通過和采取針對某一個較為特定的地方、地理和地域之間的文化因素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進一步研究古代文學中的諸多本土文學家的發展軌跡，以及他們作品中的地域鮮明的風格或者本土特征。另一方面，能夠較為深入地研究出某一個較為特定的地理和地方始終發展壯大的非本土的古代文學作家在創作文學作品中及其產生的較為深遠的影響。并努力形成古代文學作品和地域文化研究之間的作用與發作用的關系。
引論----------------------------------------------------1
一.律、律學------------------------------------------2
二.中國古代律學的階段分野及其成就---------2
1.律學在先秦的初萌--------------------------------2
2.秦漢時期——律學的發軔階段-----------------3
3.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的獨立與勃興-----------4
4.成熟與發達的隋唐律學--------------------------5
5.走向衰微——宋元時期的律學研究-----------6
6.律學在明清時期的的歷史性終結--------------7
尾論---------------------------------------------------- 7
內容摘要：律學在中國古代法制建構與完善的過程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擴充了法的內容，解決了由于成文法條的抽象性、具體案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所帶來的諸多法律適用問題。從先秦到明清，古代律學因應時代，一脈相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中國古代法制進程的推進提供了持久穩定的動力，為中華法系的形成和整個東（南）亞古代社會的發展演進提供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法理支持。其斐然的成就、獨特的法學視角和學術文化系統對于我們今天的法學研究乃至于國家法治的最終實現都有著特殊價值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律學 律學成就 階段分野 再認知 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引 論
法學論域內的律學，是中國古代法律文化中一個重要而獨特的領域，也是中華法系文化傳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中國古代法學中的至顯之學，律學萌芽于先秦，濫觴于秦漢，獨立于魏晉，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終結于明清1 。本文擬從一個較為宏觀的視角對古代律學的發展及其成就予以概括性的闡述和再認知。
一．律、律學
“律”，是一個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中有之，《易經》和《尚書》中亦有之。《說文解字》曰：“律，均布也?！卑辞叭说慕忉?，“均”是一種木制的工具，長八尺，上面有弦，用以調聲?！安肌笔欠植贾x。用“均”將十二種音調和諧地分布在樂器上，即為“均布” 。從古人對“律”的釋義中可以看出，“律”的本義為音律。古樂中有以六律較五聲（宮、商、角、徵、羽）之說。以律較聲，律由是得出“范天下之不而歸于一”的引申義 。律在師旅中又引申為紀律、約束之意（如《周易》中就有“師出以律”的說法），這一用法在先秦的軍隊中已得到廣泛使用。從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他以李悝的《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2，制定了秦律 ，“律”即成為當時及后世絕大多數王朝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形式。
中國古代律學（亦稱“刑名之學”、“刑學”）以注釋法學為主體，它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為代表的法律的編纂、解釋及其相關理論。作為一種以古代法律為研究對象的理論形態，律學關注的視角既包括立法原則的確定、法典的編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討、法律的解釋與適用等。秦漢以來，律學研究名家輩出，成果斐然，不僅出現了如鄭玄、張斐、杜預等一大批杰出的律學家，而且產生了以《律注表》、《唐律疏議》為代表的諸多律學經典著作?？梢哉f，律學的發展對于中華法系的確立與發展、對于古代中國及其周邊國家的法制建構都給予了重要而有益的理論支撐。
二.中國古代律學的階段分野及其成就
1.律學在先秦的初萌
先秦時期律學研究的萌芽，有著多方面的歷史表征。早在西周初期，刑法原則中就有了針對犯罪主觀心理狀態如眚[過失]與非眚[故意]、終[慣犯]與非終[偶犯]的明確區分，訴訟程序上也出現了獄[刑事]、訟[民事]之別，這說明當時已經開始從理論的高度探討法的現象與其適用的問題。春秋時齊國的管仲曾從概念上對法的含義予以闡釋，他認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公元前501年鄭國大夫鄧析作《竹刑》，雖然該書內容已不可考，但從當時的執政者將其作為成文法加以應用來看，《竹刑》當屬萌芽期的律學著作，鄧析本人也被后世奉為古代“訟師”及律學研究的鼻祖。戰國初年魏相李悝在變法中主持撰成《法經》一書。雖然是一部戰國時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編撰體例、篇章結構和實體內容來看，《法經》不愧為初萌期律學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學乃至中國古代整個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斗ń洝肥状未_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的立法宗旨和“重刑輕罪”的重刑主義原則，初步創立了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篇章體例結構，為封建律典法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對后代王朝的封建立法及其法制內容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先秦時期初萌律學的發展還很稚嫩，這種探索性研究其本身還處于偶然和自發的狀態，其初衷甚至還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一味用刑的法家偏激主義傾向；然而它卻為律學在秦漢時期的發軔乃至于后世的長足發展提供了適宜的背景，作了十分必要而有益的準備。
2.秦漢時期——律學的發軔階段
律學在秦漢時期的誕生，以秦代法律注釋書《法律答問》等的出現、西漢和東漢相繼展開的以經釋律、以經注律活動等為主要標志。律學在這一時期濫觴,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首先,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發展、政治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以及國家的制度設計的日益完備等,為律學的誕生與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其次,這一時期成文立法的發達、立法活動的頻繁以及法律數量的日益龐雜為律學的誕生與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客觀的需要。再次,秦漢時期封建正統法學世界觀的形成、經學的發達以及語言學、文字學和邏輯學的進步為以法律注釋活動為主要表征的秦漢律學研究的展開創造了適宜的文化環境。
作為以法家理論治國的典型,秦王朝雖然由于其高壓的集權統治而對幾乎所有的學術研究活動均予以取締和鎮壓,但卻異常重視法制,實行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國策,從而為律學的誕生與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國家支持(以《法律答問》為代表的法律注釋書的風行即是很好的例證) 。盡管秦代律學由于缺少其他的學術支撐而在表現形式上仍略顯稚嫩,但它卻為兩漢時期律學的持續的開創性發展奠定了基礎。
漢朝建立后,經過西漢初年的休養生息,兩漢的統治者逐漸認同并采用了“外儒內法” 、“霸王道雜之” 、“德主刑輔” 、“明刑弼教”的治國方針,通過說經解律、引 禮入法以及推行春秋決獄等,把封建法制與儒家倫理密切結合起來,從而開始了封建倫理法制化、封建法制道德化的進程。因應這種時代的政治背景,兩漢時期的律學研究也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突出表現為董仲舒等儒家經學大師的以經釋律及東漢學者將經學方法應用于律學研究并進行的以經注律的實踐。如果說西漢的律學研究因為克服了一味用刑的缺陷而培植了較為厚實的理論基礎,那么東漢時期通過訓詁方法(經學研究方法)的運用,律學研究則變得更為系統、周密和嚴謹。據《晉書-刑法志》載: 對當時(漢)的律文“后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數十萬言……” 東漢學者的律章句,是東漢時期最典型的律學著作,為秦漢時期律學誕生的重要標志之一。儒者們通過律章句對漢律令中的概念、立法背景和歷史淵源等均作出了各自比較精確的界定和闡述。
比照初萌期的律學,秦漢誕生期的律學研究具有鮮明的特色。首先,它內容更加豐富,注釋也更為詳盡。秦漢律學有對某項法律、法令的歷史背景及其發展演變的闡述分析,有對律文的立法宗旨、含義的歸納總結,還有對法律概念、術語的訓詁、解讀和界定,呈現出一種較為系統的狀態。其次,律學研究中儒法合流的趨勢明顯。秦代律學對宗法倫理思想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視,如秦律規定:“父盜子,不為盜。”而兩漢時期法制的儒家化更使律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的思維與視角所同化。漢時的儒者不僅用儒家經義來闡述法律文意,而且用經學方法來詮釋法律概念。再次,秦漢律學開創了立法與編撰律疏同時（如秦朝的《法律答問》）、法律注釋與私學并行和前文已述的以經釋律等傳統,這些都對后世影響極大。
3.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的獨立與勃興
盡管律學于秦漢時期誕生，但對律學研究予以明確記述并使用“律學”來指稱法律注釋及其相關的理論研究，卻是魏晉以后的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法制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性演變時期，秦漢早期的封建法制經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備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轉變。在長達近四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由于封建集權統治的相對削弱及周邊少數民族的大規模內遷，整個社會的結構(包括文化結構)在劇烈的變動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應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律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獨立性明顯增強并呈現較前代更為昌盛與活躍的形態。主要表現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學研究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貫徹，律學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梢哉f，律學的誕生過程，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封建正統法學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也是律學研究儒家化趨勢日益發展的過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在國家立法、司法活動中，在社會的律學研究中的影響，不僅較秦漢更加廣泛、深入，而且出現了系統化、制度化的傾向，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準乎禮”奠定了基礎。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這一時期“十惡”、“八議”等的出現以及圍繞“十惡”、“八議”的入律，律學家們從經義學理的角度對其進行的深入研究和闡述。
〈2〉律博士的設置和獨立的法律教育機構的形成。
公元227年，衛覬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蔽好鞯鄄杉{了衛覬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頒布《新律》的同時，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負責對地方行政官吏和獄吏教授國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晉及南北朝時期的政權也大都設有律博士或類似職位。魏晉南北朝的律（學）博士，是在司法機構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屬官。這樣，法學教育附屬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們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參與立法與執法活動。又據史書載，后秦姚興當政時期（394-416）于長安設立律學，“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 這是中國歷史上官方設立的第一個獨立的法律教育機構。律博士和獨立專門的法律教育機構的設置，使律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偶然自發的狀態和單純的學者熱情而具有了相應的制度保障，對促進這一時期律學的發展與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輩出與律學地位的提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名家層出不窮，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職業階層。其中較為突出的有曹魏時期的劉劭、衛覬，西晉時期的杜預、劉頌、張斐，南北朝時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學家們或直接參與當朝立法，或對成文法典的條出權威性的注解——這些注疏經由官方認可甚至可以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從而使律學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學研究在國家法制建構中的作用也日益彰顯。例如律學家杜預曾直接參與《晉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學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齊律》則取得了這一時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據《晉書-刑法志》載，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詔要求各級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但用鄭氏[注：指鄭玄]章句[以經釋律著作]，不得雜用余家”，這一規定使私人對法律的注釋在歷史上首次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當然，這一時期最為著名的律疏注釋成果當屬張斐、杜預兩位律學家對《晉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們的晉律注經晉武帝詔頒天下，具有了與法典律文條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徑稱《晉律》為“張、杜律”。
〈4〉方法論的進步和律學研究的深入與繁榮
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晉代以后，由于玄學宇宙觀和“辨名析理”方法論的影響，律學研究在方法論上有了進步。律學家們一般不再單純使用儒家經義來解釋法律條文和法律名詞，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邏輯思維及歸納、演繹的推理方法，從而使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趨勢愈加明顯。
在方法論進步、法制發展、文化昌明的基礎上，這一時期的律學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榮，其成果集中表現于兩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立法改革與創新之中。其一是魏晉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著稱于世的并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條文的結構體系提供了直接歷史淵源的《北齊律》的制定。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的獨立與勃興，除了上述四點表征，還表現為刑法原則的確立與完善、法律解釋的精確與明晰等等，筆者限于篇幅，此不贅言。雖然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有著濃厚的承啟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個律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關鍵的，而其在基礎理論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獨特的開創性的貢獻在中國古代律學史、法制史中無疑將永放光芒。
4.成熟與發達的隋唐律學
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發展的全盛時期，封建法制在這一時期達到了空前的完備狀態。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進步，因應立法發展、法學教育全面展開、法學世界觀進一步成熟的時代法制背景，在總結吸收前代律學成果的基礎上，律學在隋唐時期步入了歷史性的成熟與發達階段。主要表現在：
1）官方及私家編纂的律學著作為數眾多（代表性著作為唐長孫無忌等人奉詔編著的《永徽律疏》）且社會普及度較高；
2）以儒家為核心并綜合各家精華的封建正統法學世界觀全面滲入到律學的研究之中 3；；
3）律學研究中有關法律體系的理論進一步成熟，體現立法學成果的法典的結構也更為合理；
4）刑法的基本原則更為豐富，刑罰的體系更加完善；
5）專門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為深入；
6）律文注釋更為全面（如在闡述“十惡加重”原則時，唐律疏議對“十惡”重罪的立法意圖和宗旨均作了詳盡的說明和論證，并闡釋了與之相關的皇權原則、宗法倫理原則及貴賤尊卑等級原則等），法律名詞概念的解釋更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議在探討“罪刑法定”問題時雖然指出：“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制敕，量情處分”，但同時也認為人主之斷為個案，強調“不得引為后比”）；
7）律學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
隋唐律學是中國古代律學發展的“巔峰時刻”，而作為中華法系的標志性律典和人類歷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議》[以下簡稱唐律]則是這一時期律學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從唐律的結構體系看，作為中國古代一部以刑為主、諸法合體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為首，實體犯罪居中，訴訟程序置后” ，整部法典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充分體現了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立法學研究成果的吸收與創新。 前人有言,唐律“一準乎禮”，“得古今之平”，“范圍甚詳，節目甚簡”。的確，唐律不愧為我國古代法學世界觀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繼承了歷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發展和創新，從而達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為唐代封建社會的良性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國及東亞、東南亞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當社會穩定發展、成文立法發達，講求“法條之所謂”的律學便會興旺。隋唐律學的成熟與發達，盡管有其歷史積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規律的具體體現。當然，律學在隋唐時期的成熟與發達已經有著濃厚的總結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物極必衰”的哲理——然而這卻并不構成我們置疑隋唐律學之輝煌成就及其歷史性地位的理由。
5.走向衰微——宋元時期的律學研究
唐朝滅亡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經由動蕩的五代十國進入到了地區局勢相對穩定的宋遼夏金元時期，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階段（其中宋元法制較為完整）。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趨勢明顯。然而獨特的社會時代背景賦予宋元時期律學以鮮明的時代特色——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其時斑斕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構。元朝未設律學，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時律學研究的偃旗息鼓。作為我國古代第一個由少數民族進行統治的大一統的封建政權，元代的法制有著濃厚的夷族色彩（如確認各民族間的不平等地位、維護落后的生產方式、保留蒙古習俗、賦予宗教僧侶法律特權等等），但其主要的趨勢是漢化、封建化。元朝的立法，從1291年的《至元新格》、仁宗時期的《風憲宏綱》到1323年的《大元通制》、1346年的《至正新格》，有元一代的法典編撰“附會漢法”，到處可見律學的影子（應用了漢人歷代政權的律學研究成果）。雖然元代律學無法同隋唐甚至兩宋的律學研究相比擬，但我們必須看到其在夷法漢化、封建化的過程中所起到的獨特的歷史作用，而其憑借元朝強大的軍政帝國實力所達致的周邊影響力也同樣不可輕視。
6. 律學在明清時期的歷史性終結
處于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發展晚期的明清二朝，其封建法制在隋唐宋元的基礎上在封建專制集權統治極端強化的背景下又有所發展，法制因應集權專制的需要而更加嚴酷，司法也愈加腐朽。在這種條件下，我國古代律學也終于在僵化的總結與思考中失去了生命力，在登峰造極的因襲與保守中走向了歷史的終結。當然，同時我們也無法否認明清時期我國古代律學對鄰國較之前代毫不遜色甚至更為突出的影響。
有明一代，立法活動主要集中于開國之初。從歷30年編纂始成的以“嚴”、“簡”著稱的《大明律》，到堪稱古代中國社會普及度最高的封建法典的明《大誥》以及各種例典，無不是在明初統治者尤其朱元璋的重典治國立法思想的指導下完成的。作為明代法制的一個突出特點，“刑用重典”表征著漢唐以來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大變化，也因此成為明代律學的一大特色（雖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朝統治者的意志）。盡管律學在明代總體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沒落與僵化，但明代律學著作的極大豐富與較為完好的保存、其時中國律學對滿清一朝及周邊諸國尤其日本、朝鮮和越南法制建構的突出的影響力 ，卻使其在整個中國古代律學史中占有了一個特殊重要的地位。
與明朝相比，滿清時期的律學 異中有同。一方面，少數民族的背景使其法制建構凸現民族特色，從而使這一時期的律學也有帶上了濃厚的民族融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因襲明制并走向終極的專制主義集權政治對這一時期的律學發展同樣有著顯著的影響。因此雖然清朝的私家注律盛極一時，但出新的很少，絕大部分是在整理“祖宗的家底”。當然，這種整理舊故本身也是清代律學較為活躍的體現，而且也確實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編》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比較法著作。另外，清代律學對周邊國家的法制也同樣有著重大的影響。然而，不管怎么說，漸漸的近了，西學東漸的思潮即將涌動，我們的古代律學也將在隆隆的近代化的號角聲中走向終結。而清末律學家沈家本因應時代而進行的中西結合的律學研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為我國古代的律學研究畫上了一個兼具傳統底蘊的近代化的句號。
尾 論
綿延千載的中國封建社會成就了我們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三代以來從未停息的法制進程也成就了講求“法條之所謂”的中國古代律學。古代律學的輝煌成就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古代律學家們的治學精神和敬業態度值得我們在仰瞻的同時躬身實踐。當前，我國的法治進程正在穩步推進，與之相應，法學研究也日益繁榮。對古代律學（成就）進行歷史的回眸 ，從中汲取有益于法學研究乃至法治發展的合理養分，無疑將大有裨益——這也是筆者于此不吝筆墨展開論述的原因。只要我們不懈的進行相關的探討和努力，我想，我們就有理由期待這樣的一幅遠景：在古代律學取得輝煌成就的中國，法學至顯，法治昌明。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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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華 《略論明代中國律學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沈家本 《刑法雜考》
薛允升 《唐明律合編》
官修正史《晉書-刑法志》 《舊唐書-刑法志》
《清史稿-沈家本傳》
1. 有必要說明，盡管在此筆者對古代律學發展的脈絡予以了階段化的描述，但這只是為了敘述方便而對各個時期律學發展主要特點的一種粗線條的勾勒。歷史的發展、學術的演進其事實的狀態應是曲線而非溝壑分明的梯級。3.這一點可以從《唐律疏議》中得到證明，因為其中不僅有儒家的學說，也包含有法家、道家、陰陽五行家、墨家的觀點。
將多媒體技術運用于高校古代文學的教學的前提條件是：媒介素養。媒介素養是美國媒介素養研究中心1992年提出的一個概念，它將媒介素養定義為人們面對媒體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你呢管理、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1]從目前各高校開設古代文學課程的情況來看，學生對于古代文學的學習興趣不高，存在這樣的問題當然與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模式有關。根據調查現實，大學生對于網絡的因愛程度越來越強，大多數的學生學習的主要途徑是網絡。網絡的開放性使學生形成了對知識信息的挖掘和創造意識。從這個層面來說，不可能再像傳統的教學方法一樣要求學生必須在圖書館里或者課堂上接受唯一的來自于教材中的知識，這種教學方式顯然已經不適合學生的未來發展。作為教師也不能僅僅依靠粉筆和一本書講授課程。
雖然在許多高校中在古代文學課堂上運用多媒體現代技術，但是，僅僅是通過電子教案的方式向學生展示各種知識，而沒有運用多媒體技術形成互動，現代教學技術與傳統教學方式處于分離隔閡狀態，學生沒有參與空間，從本質上來講，多媒體技術的使用僅僅是教學工具的革新，而非是在教學理念更新狀態下的教學模式改革。多媒體技術的使用必須使教師形成新的觀念，多給與學生參與課堂，展示自己的機會和渠道，這需要教師在充分備課的基礎上，通過媒介信息平臺實現。這也是古代文學教師必須具備的媒介素養。而作為學生也需要辨別信息真偽的能力，完成論文不能一味的在知網上下載而完全沒有個人觀點。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實踐中，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必須擁有必要的媒介素養，教學改革需要在現有的學生認知狀態基礎是外行通過多媒體技術的介入讓學生將知識進行連線，通過借助網絡實現教學效果。將多媒體技術引入到高校古代文學教學中就必須具備對于各種資源的辨別和運用的有效正確，而這些都依賴于媒介素養的規范性。
二、多媒體技術在高校古代教學中運用
1、多媒體技術能夠督促教師反復對教案審視
教師在講課之前必須對教材吃透，許多高校古代文學教師一輩子只用一本教案，但是在信息技術時代，當多媒體技術介入到教學中，學生也擁有豐富的教學資源，因此，教師不能在馬虎備課，而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不斷的更新自己的教案，將古代文學與現代社會現象做銜接，在課堂邏輯上注重整合，吸引學生注意力。
2、多媒體技術能夠擴大課堂信息量
多媒體技術的使用教師不需要板書，只用使用電腦就能夠顯示自己所需要講授的內容，這樣就節省了大量時間，教師在課堂上能夠有組后的時間講授與文本相關的內容。比如在講到王維的詩歌的時候，就可以配以圖畫，讓那種寧靜清幽完全融入課堂，通過圖文的變換，讓學生對詩詞的意境轉換進行體悟，領略色彩在詩文中運用的重要性，使學生對文學具有高度敏感性。這個過程其實是對于學生學習認識能力的激發的過程，是對學生探究學習能力開發的過程。
3、多媒體技術能夠提高學生對作品的鑒賞能力
古代文學教學目標之一就是讓學生具有古代詩詞歌賦的鑒賞能力，對于古代詩文的鑒賞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一定的情境，在情境中學生才能更快的對意義進行闡釋，多媒體教學方式與傳統教學方法相比較具有明顯優勢。因為多媒體技術能夠使用圖文、音樂還原歷史，讓學生在教師的講解中能夠快速的進入特定的藝術氛圍，最終完成提高學生對詩文的鑒賞能力。對媒體教學將對每首詩詞的單純的音韻的抑揚頓挫、中心思想、寫作手法的講授轉換為了學生的自主感受，通過其本身的審美性實現信息的傳遞，通過信號刺激教學的方式讓學生形成清晰的印象。比如在講授陶淵明《歸去來兮詞》的時候其中有一句：“忽然見南山”，從語言的角度是無法理解的，而通過多媒體技術就能夠將這樣的畫面展現出來，這也讓學生了解到古代詩文經常用語言表現畫面的意境，而這是語言媒介無法實現的。作為教師可以由此出發引出諸如此類在詩詞中運用過這種手法的詩文，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就大大的拓展了自己的思維。
關鍵詞：古代文學 教學模式 人格 當代意識 文本
2015年12月11日，林森浩因故意殺人罪被執行死刑，至此，復旦大學投毒案告一段落，兩個年輕人用自己的生命悲劇給國內的高校和高等教育者敲響了警鐘，中國大學的教育將何去何從，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人文精神的缺失、生命教育的忽視、人格培養的疏漏等將如何在各科課程的教學中滲透，成為每個教育者深思的問題。當今教育功利化、職業化、文學無用論等觀念盛行，大學生重實用、輕素質， 重功利、輕人文，使古代文學教學在某種程度上被忽視，被邊緣化甚至陷入了困境。但是古代文學是人文學科中的核心課程，其深厚的文化底蘊、經典的作家作品、深刻的思想哲理、濃重的人文關懷對大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和健全人格的塑造起著其他學科無可替代的作用。研究性學習的教學模式逐步為各高校提倡和實踐，本文結合古代文學的學科現狀和教學改革實踐對當下的古代文學課程研究性學習教學模式有以下幾點思考：一，育人為本，注重人文教育；二，古為今用，樹立當代意識；三，突出文本，重視經典閱讀。
一.育人為本，培養健全人格
大學教育不僅要傳授專業知識，更要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培養學生的品性、能力、責任和人格。大學首先培養的是一個人，然后才是一個人才。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是以“文”化人而非以“識”造物。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工作發展就把育人文本作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人格是各種心理特性的總和，也是各種心理特性的一個相對穩定的組織結構，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它都影響著一個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使他具有區別于他人的獨特的心理品質。人格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活方式，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品質。[1]古代文學教學應從“文學是人學”的角度出發，以人為本，牢固樹立培養學生健全人格的現代教育意識。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正是一個展現古代文人志士的理想高尚人格，并引導學生在古人理想人格的感召下磨礪和提升自己，從而建立自己的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徑。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講到：“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盵2]在具體的教學中可以結合作品和作者經歷深入闡述古人的人格魅力，文學是人學，作家的經歷和人格定可以穿越時空與當今的大學生產生情感的共鳴，心靈的共振。屈原的“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3]的高尚貞潔和“受命不遷，生南國兮”[4]的忠貞愛國；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5]的淡然灑脫和“既軒冕之非榮，豈袍之為恥”[6]的安貧樂道；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7]的仁愛憂民和悲天憫人的儒家情懷；蘇軾的“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8]的曠達超然和“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9]的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的人生范式均可以成為提高學生人文素養和塑造健全人格的良好教學資源?！叭魏谓∪烁竦臉嬒攵疾皇菓{空產生的，而是當前經驗與以往經驗在文化積累中的一種綜合?！盵10]大學生通過古代文學的學習可以從古人的人生經歷中吸取經驗，從他們的人生智慧中汲取營養，從他們高尚的人格中吸收能量，從而提升自己的人文素養，培養健全高尚的人格。
二.古為今用，樹立當代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應堅守文學本位、史學思維和文化學視角的總體原則，突破傳統的“重文學史的傳授而輕文學作品講授”的史學模式，從文學的學科定位和教學理念上更新。既不要給學生留下古代文學課程就是古代歷史課的印象，還要結合文學是人學的本質屬性，樹立當代意識。教學從當下出發，聯系時代和新聞熱點，尋找古代文學與當今大學生現實人生的契合點，學古識今，古為今用。陳平原在追憶程千帆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古典學者’應該具有‘當代意識’?！ǔ糖Х壬┰?0年代中期與學生程章燦的對話中，則再次強調：‘研究古代文化文學，是為了現在活著的人，不想到這一點，我們的研究便沒有意義。’”[11]教育的當下性關懷，是所有課程改革的重點，古代文學教學也不例外。在教學過程中活用熱點新聞，把當下事件適時引入課堂，既可以拉近古今的距離，還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課堂教學效果。2013年河南周口的平墳復耕事件可以在清明節前后授課時提及，并結合中國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12]的文化傳統和關于清明時節的詩文引發學生討論并思考“清明”節日背后的文化內涵和當今文化節日傳統觀念淡化甚至歪曲的現狀，形成一種學習、保護、捍衛傳統的文化自覺。2012年央視新聞中心在重陽節推出的大型新聞公益活動“2012我的父親母親”，其中一位白發蒼蒼的天津老人發出的“恨不得快死”的悲涼無奈之聲是對大學生進行感恩和孝道教育的經典教材。若把視頻播放和古代文學中的孝悌文化和相關文學作品相結合，學生會從古典詩文中的“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輿”[13]、“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14]等文本中更好地體驗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孝道文化，并可以在日常學習生活中踐行自己的所思所想。另外《漢字聽寫大會》的盛況播出和全民關注與“握著鼠標忘了筆桿”的漢字文化的衰落；復旦大學投毒案及大學生自殺跳樓案件與“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壞，孝之始也”[15]的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的生命教育；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古代文學定時代的文化輸出和與世界文學的接軌；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與中國的中醫等傳統國粹的落寞與新發展等都可以引入課堂，引發學生的討論和思考。中國古代文學史源遠流長，作家作品包羅萬象，每個教師都應聯系實際，以人為本，樹立當代意識，適時尋找古代文學與當今學生現實人生的契合點，讓學生“臧往以知來”，在古代文學專業知識的學習和經典作品的賞讀中凈化心靈，提升修養，學會處理自己的情緒和挫折，成為一個具有健全人格和濃郁的人文情懷的大學生。
三.突出文本，重視經典閱讀
古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應當要有濃厚的文本意識，立足文學本位，重視文本分析和經典閱讀。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就是一部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心靈發展史，中國古代的經典文學作品就是古代士子人文情懷和情感體驗的藝術外化，對于大學生的生命教育、情感教育、挫折教育、感恩教育等，存有無可替代的潛在功用?！胺蚓Y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辭以入情”[16]，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比較早地論述了作者、作品與讀者之間情感的互動和審美活動的完整過程，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更是強調了情感在文學創作和文學鑒賞中的重要性：“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于聲，莫深乎義?！盵17]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注重引導和啟發學生結合具體時代和作者經歷領悟文本中滲透的作者的濃厚生命體驗、情感體驗和審美體驗，而這些體驗可以穿越古今與當代的大學生在心靈上產生碰撞，在情感上產生過共鳴?！白x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18]，這便是古代文學經典作品閱讀意義的最高闡釋了。愛情是中外文學作品中的經典主題，如何引導學生在當今金錢至上、物欲橫流的社會樹立正確合理的婚戀觀，除了心理專業講座外，對古代文學作品中經典愛情詩篇的解讀更能發揮其由內而外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元稹的悼亡詩《遣悲懷三首》全是對亡妻韋叢生前身后瑣事的描寫，卻寄寓著一種人生的至情。其詩句“昔日戲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來”[19]和“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20]更是情真意切，充滿哀思，感人肺腑?！胺蛭⒅客鲈娭衅渥顬槭浪鶄髡b者，莫若《三遣悲懷》之七律三首?！蕴貫榧炎髡?，直以韋氏之不好虛榮，微之之尚未富貴，貧賤夫妻，關系純潔，因能措意遣詞，悉為真實之故。夫唯真實，遂造詣獨絕歟！”[21]若結合蘇軾悼念結發妻子王弗的詞《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的解讀，愛情的真摯和長久是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卿卿我我，還是日常生活的相濡以沫、相知相守不言自明。 學生在品讀賞析“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和“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22]經典中定能領悟愛情與金錢利益和權勢富貴的關系，定能領略古今中外偉大愛情的真諦，從而培養合理的婚戀觀和擇偶觀。古典文學作品浩如煙海，題材包羅萬象，經典更是不勝枚舉，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加大文本分析和經典作品閱讀的力度和深度，讓學生在潤物細無聲的作品熏陶和感染下提高自己的專業素養、審美情趣和人文情懷。
四.結語
“忽視或輕視文科教育，必然導致整個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導致這個社會的庸俗化。”[23]毋庸諱言，文科教育在今后的高等教育中將發揮更大的作用。高等院校發揮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學科優勢，具體到古代文學教學的課程改革和創新主要從以下幾點進行探索和實踐：一，育人為本，注重人文教育；二，古為今用，樹立當代意識；三，突出文本，重視經典閱讀。古代文學教學任重而道遠，每一個古代文學教師都應根據學校、學生和時代的具體情況適時調整和創新課堂，開拓進取，豐富教學模式，發揮學科優勢，讓課程本身為培養全面發展的合格人才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功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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