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5-29 16: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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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啟蒙話語；現代性反思；啟蒙終結論；新啟蒙體系
1990年代以來，在學界大規?！艾F代性反思”浪潮中，啟蒙從新時期之初知識界的“共識”淪為反思的對象。在其歷史合法性和現實合理性均備受質疑的今天，堅持啟蒙立場不僅需要一種勇氣，還需要學理層面和現實意義上的論證。文學批評領域啟蒙話語的論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重申啟蒙話語的歷史合理性、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尋求啟蒙的思想資源。這三個方面相輔相成，呈現了文學批評啟蒙話語的存在形態。
一、重申啟蒙話語的歷史合理性
無論是告別啟蒙，還是解構啟蒙，都是認為五四和1980年代的啟蒙文學思潮存在諸多問題。有批評從后殖民立場來質疑1980年代的“國民性批判”理論，認為其受到了西方權力話語的影響；有批評從底層立場和視角出發，認為1980年代的一些啟蒙者持的是一種與主流意識形態同構的精英主義霸權話語；還有批評者將1990年代以來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寫作的原由簡單歸結為啟蒙文學對人性的張揚。在新的理論視野和時代語境下，1990年代以來對啟蒙話語的反思呈現出諸多前人不曾意識到的問題，同時也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偏頗。
為此，對1980年代啟蒙話語合理性進行重申，就成為堅持啟蒙立場的批評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評者重新論述了1980年代啟蒙話語產生的現實意義，學者徐友漁駁斥了“后學”對啟蒙的否定態度，認為五四時期和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并不是如一些后現代批評者認為的是對西方話語的臣屬，而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識分子話語為主題，有力地批判了所謂的1980年代知識分子“啟蒙話語霸權”說，論述了啟蒙話語之所以成為1980年代文學和知識分子的必然選擇，是有著歷史和現實意義的。
同樣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現代批評視野中，是“為了告別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構1980年代一些理論話語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啟蒙話語的捍衛者這里，卻是為了重申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合法性。在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僅是一種學術問題，還是一種立場和態度問題。
面對1980年代，啟蒙話語解構者的立足點多為其倚重的理論資源，他們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種新的理論視野中展開的，較少關注具體的時代語境。如“后殖民”批評認為啟蒙話語是一種“西方化”甚至“殖民化”產物，而一些“新國學”批評則認為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對傳統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帶有激進色彩。這些批評對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認識是基于新的理論生發的新的批評視角所致，但這些“后見之明”如果不充分顧及1980年代啟蒙話語產生的具體時代語境，就難免會在“后見”中滲入一些“偏見”。
與此對應，啟蒙話語的捍衛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現實意義，面對那些解構啟蒙的話語，這些現實意義固然能夠解釋啟蒙在當時的必要性，但還缺乏足夠的理論力量來對抗解構者在理論層面的一些質問和質疑。理論資源的相對薄弱使得他們在咄咄逼人的“反啟蒙”理論話語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來，反思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應該同時兼顧現實意義和理論反思兩個方面。1980年的“新啟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責難，主要是人們將它置入“后現代”、“后殖民”和“新國學”語境中的緣故。實際上，它最應該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現代”思潮和“蒙昧主義”語境中。談論1980年代是無法離開“”后這個大的時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從具體的歷史規定中抽離出來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負責任的。同時，肯定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現實意義并不是說明后來者的反思一無是處或者毫無必要。面對1990年代以來的時代語境，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一些命題的意義和價值取向是應該做出一些適當的轉換和調整。
因為“意義”從來就是相對于某種特定的話語系統而言的，當一種命題本身所附著的話語系統消逝或者轉變之后，它的某些意義也就相應地失去了存在依據。不同的語境也在置換不同的時代命題，一些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的話題和選擇，時過境遷它所針對的問題已經取消，這種話題本身也就無足輕重了。所以對于啟蒙的捍衛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強調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現實意義，而是如何面對1990年代以來時代語境，來尋找和發展啟蒙話語的時代命題。
二、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堅持啟蒙立場
當下已經“無蒙可啟”，這是“啟蒙終結論”者宣布“終結啟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現論資源的批評者，他們極力將1990年代以來的文化現象納入后現代主義理論框架來闡釋，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由大眾傳媒支配的，以實用精神為價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構成的”“后新時期”，啟蒙話語的權威性已經結束?；谶@樣的認識，他們對文學的“世俗化”走向所蘊涵的犬儒化色彩不僅毫無批判意識，反而積極地為之尋找理論支持。
后現代批評之所以宣布“啟蒙已無必要”，是認為當下中國已經具備了“后現代性”因素，這種因素潛在地解構了啟蒙的文化語境。所以捍衛啟蒙的一個重要策略即是對當下的文化現實進行闡釋，重新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不少批評家對1990年代的文化語境進行了重新闡釋，丁帆就將當前的文學形態概括為“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同步滲透的文學”，更多學者強調，在現代化進程中，啟蒙的任務不可逾越，只要這一目標還沒有實現，歷史就必須進行補課。持這種“補課觀”的批評者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新國學”和“后現代”在“重估現代性”的旗幟下對啟蒙主義進行清算時，高遠東就以長文《未完成的現代性——論啟蒙的當代意義并紀念“五四”》做出回應，十余年過去了，這篇文章的意義仍然不減當年。該文回應了“新國學”和“后現代”思潮對于啟蒙主義的質疑，指出了它們內在理路上的同構性，特別對后現代批評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現代反思啟蒙主義有著具體語境，即便是在它產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種普遍意義，這些理論旅行到中國之后，又被加以誤讀。其實在西方被質疑的一些啟蒙命題在中國并非都失去了意義。
后現代文化及其理論的植入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啟蒙的文化語境，而且增加了啟蒙的難度。當下啟蒙所處身的文化語境使它面臨的任務更為復雜：首先，它必須延續1980年代未完成的對蒙昧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批判；其次，它還要面臨后現代主義的挑戰與擠壓，對西方啟蒙歷史上業已出現的問題給予充分警惕；最終它要面臨的問題還是當下中國由于“文化滯差”的畸形現實而出現的新的蒙昧，這才是啟蒙的真正難題。它既不能依靠啟蒙主義的固有思路來解決，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現代性的理論框架下來解讀，而這些關涉到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經驗并處于西方學者視域之外的問題，才是我們必須自己面對和解決的。
三、尋求啟蒙的思想資源
尋求批評的價值尺度和思想資源，是啟蒙批評的最終落腳點。思想資源的找尋大致有兩種途徑：一是返回歷史，在歷史中尋覓適合當下的理論資源；二是針對現實的新問題，進行新的體系構造。這兩種理路在當下的啟蒙批評中都有著自己的實踐形態。在這個消解啟蒙的語境中，啟蒙批評的意義無須多說，這里我要重點分析的是它們在返回歷史和體系構造中存在的問題。
先看返回歷史的一路。將啟蒙話語的思想資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堅持啟蒙立場的批評者的一種思路。新時期之初的文學批評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資源將啟蒙話語合法化。新世紀來臨，文學批評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確宣稱“重回‘五四’起跑線”已經成為他近年來為文的“潛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評立場和價值尺度：“在人類文化發展的任何一個歷史環鏈中都有一個恒定的、超越一切時空的價值標準，這就是以人性與人道主義為底線的人文價值標準。”而“文學批評和研究只有緊扣著五四現代人文精神的母題，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幟，是為了給文學和文學批評重新找到一個價值基點，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義”精神。這種啟蒙立場在2005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中體現得更為集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學批評和研究領域對“五四”啟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該書的《緒論》闡述了全書編寫的指導原則、方法和目的。在開頭處，編者就闡明了編寫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實實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許多歷史陰影遮蔽了的問題”，“做一項正本清源的基礎工作”。編者在批評了當前批評界存在的“歷史補缺主義”、“歷史混合主義”、“庸俗技術主義”等“反現代化立場”后，表明了自己的價值評判標準：“為了使歷史‘鏈條’中的各個環節合乎邏輯地銜接起來，必須有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的標準，這就是人、社會和文學的現代化。……所有這些，都是五四啟蒙主義與五四的基本精神。’’
在反現代性和消解啟蒙成為時髦的今天，作為一部文學史對現代性尺度的堅持、對五四精神的捍衛、對“人的文學” 標準的高揚，這一切都因為難能而可貴，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場還是讓人有些疑問。
以五四為準繩，以人性為底線，《新稿》一方面將“當代文學”理解為“五四啟蒙精神與五四新文學傳統從消解到復歸、文學現代化進程從阻斷到續接的一個文學時段”，另一方面以啟蒙立場對種種反現代、反人性的癥候進行審視。這樣，歷史的“鏈條”～如編者所期望的那樣完整、合乎邏輯。但是當代文學史是否就是一部現代化與反現代化對立統一的歷史呢?在這樣的框架中重新解釋文學史，顯然是將復雜文學現象置于啟蒙立場的準繩上衡量，很可能會遮蔽或誤讀一些作品的意義，對文學史寫作來說，也容易將復雜的文學現象簡單化，從而將復雜的文學史景觀本質化。
同時需要商榷的還有“五四”這個精神旗幟，上述批評之所以能夠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將五四啟蒙精神作為文化旗幟的緣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學批評在什么意義上接續了五四精神?這一切都被一個“現代化”籠而統之地覆蓋了。實際上，“五四”本身也蘊涵著不同文化精神，由它開始的啟蒙運動沒有能夠繼續下去，除了外在的社會變動之外，與“五四”本身身分復雜和充滿矛盾是有關系的，這一點在后來的批評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拔逅摹弊鳛橐粋€新的歷史起點固然有著深遠影響和意義，但如果將它化約為“啟蒙”并成為衡量后來所有時代文學的價值標準，一概用永恒不變的啟蒙立場對不同文學時段加以梳理或評判，顯然有些不太合適，尤其是對于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現象。啟蒙固然是文學必不可少的一種精神，但決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文學的全部。在當下的文學語境中，擔心這種啟蒙批評成為一種新的話語霸權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諸位主編如此高調地提出文學批評和研究的啟蒙立場，針對的顯然是當前批評界的一種消解啟蒙、反對現代化的傾向，以此來重申啟蒙立場對于文學批評的必要性。如此看來，這種矯枉過正的姿態不難理解。
回歸“五四”，既是一種話語策略，也是一種無奈之舉，高調的姿態掩飾不住的仍然是啟蒙批評思想資源的匱乏。如何探求新的啟蒙思想資源，并重新激活它在當下語境中的潛在能量，建構當下新啟蒙主義的理論體系，就成為一些致力于啟蒙思想研究的批評者關注的重心。
新世紀開始不久，一場關于“新啟蒙主義”的爭論將啟蒙這個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話題重新置于學術前沿，這場爭論是由張光芒的長文《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引起的。在對中國啟蒙思想的特點和缺陷進行分析之后，張光芒試圖對中國啟蒙資源進行根本上的重構，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為核心的“新啟蒙主義”思想體系。
“人”的問題是張光芒構筑新啟蒙體系的立足點。他認為中國的啟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將啟蒙的問題鎖定在“立人”方面。圍繞著“人性啟蒙”問題，張光芒從歷史、理論、現實層面上論述了對“新啟蒙主義”的深層需求。歷史地看，近現代和1980年代的啟蒙運動都是“未完成時”；理論上說，1990年代以來，“現代性”反思的諸種學說將啟蒙問題驅逐出理論視域的同時也驅逐了啟蒙的內在價值與永恒意義，導致了啟蒙問題的狹隘化和邊緣化；最后，“新啟蒙主義”是對現實深層需求的回應。他認為當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實面目是——愚昧與偏見，啟蒙在今天非但沒有過時，而且是當務之急?！暗赖滦味现髁x”即是張光芒為當下“人性啟蒙”所開出的一劑藥方，也是他給中國屢屢挫敗的啟蒙歷史做出的診斷。在批判了中國啟蒙歷史過于實用化的特點后，他構建了以道德為核心的“形而上啟蒙”，并設計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啟蒙“三部曲”。
顯然，“道德形而上主義”是借助文學啟蒙來達到人性啟蒙的最終目的。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的那樣，這種觀點雖存在著一定偏激，“但卻抓住了問題的主要癥結所在，具有很強的現實針砭意義”。在這個啟蒙備受嘲諷、反啟蒙的力量甚囂塵上，但是人們卻被一種“傲慢與偏見”裹挾著的當下社會，在這個蔑視道德、“人性最底線”一降再降的時代，在這個崇尚實用主義、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語境中，道德的啟蒙有著它不容置疑的現實意義。“道德形而上主義”將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啟蒙”分為三個層面，將啟蒙的最終完成歸結到“自我啟蒙”和“自我拯救”方面，這種具有實踐性和操作性的啟蒙設想，是有意識將啟蒙與現實中國的文化建設結合起來的一種努力。在他看來，當前中國啟蒙面臨的問題并不是西方的“啟蒙的辯證法”，而是“欲望的辯證法”。在這個泛濫、金錢角逐、精神分裂的時代，我們不僅要面對歷史遺留的由封建土義，至專制主義造就的蒙昧，還要面對欲望化時代一種新的“愚昧與偏見”，道德形而上主義是批評者面對這種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啟蒙任務而提出的一種路徑。
僅就當下啟蒙的實踐層面，張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義”的“新啟蒙”體系不失為一種“人性啟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這種新啟蒙體系是通過文學途徑來闡釋的，它實際上是在啟蒙問題意識的背景下生發的文學啟蒙問題，這就給它的闡釋和實施帶來了一些糾纏不清的問題。我無意于評判中國啟蒙歷史的功過是非，也無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義究竟能否最終改變啟蒙的困境，在此僅僅在文學范疇內探討張光芒的這種新體系構建存在的一些問題。
從啟蒙的視角來研究文學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無論哪一種思想和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在現時代的實踐意義上看來，都具有‘啟蒙’的意義”口。啟蒙作為一個從西方引進的概念，固然在中國的本土實踐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時它還是一個有著特定范疇的概念，如果過分夸大了啟蒙的內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義特征。以挖掘中國本土啟蒙思想的心態來關照百年新文學，張光芒“從撲朔迷離、錯綜復雜的歷史客體深層中發現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的原創思想與內在邏輯，許多為傳統性研究輕視甚至遮蔽排拒的歷史現象被納人‘啟蒙文學思潮’范疇，給出新的界定、新的闡釋”，這樣在使得中國啟蒙文學的內在脈絡得以延續、啟蒙文學思潮不斷壯大的同時，卻出現了另一種吊詭一——“豐富復雜的新文學”在他的筆下只剩下兩個字：“啟蒙”。對于本土啟蒙文學思潮的挖掘產生了這樣的閱讀效果，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對20世紀“50一70年代文學”“啟蒙”意義的闡述為例。首先，張光芒認為這一階段的文學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啟蒙作用，是因為它具備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這個觀點是大可質疑的。作者認為它“啟蒙”影響大的原因是：存在時間長、受眾大、對人生價值觀影響深遠。這的確是一種實情，但這并非它產生所謂“啟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50～70年代的特殊語境，這樣的文學是決不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當時會產生批評者描述的那種“啟蒙”效果，既是當時單調貧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識形態無孔不人教化的結果，如果無視這樣的現實，大談道德對人的凈化和影響，可謂一葉障目。
再者，如果我們還承認“啟蒙”的內涵是將人“從蒙昧中解脫出來”，那么認為“50一70年代”的主流文學蘊涵著道德“啟蒙”色彩并具有“啟蒙”大眾的人生選擇的觀點雖不失新穎但不脫荒謬。這一時期的文學尤其是作者陳述的具有“啟蒙”色彩的文學，無不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中去闡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如果說“啟蒙”是讓自己具有自主選擇自己道路的能力，那么我決不認為塑造了這樣的“英雄”的文學作品起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啟蒙”作用。批評者棄“啟蒙”的真正本質于不顧而大談“啟蒙”，無異于舍本逐末。
關鍵詞:幼師班;兒童文學;賞析教學
隨著新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小學語文教學實施了系列的創新改革。在小學語文教育里將兒童文學加入其中，主要是利用一些兒童文學形式的文章對學生實施教育，使學生能有效了解和掌握相關知識及其蘊含的思想道德品質，促進學生的精神成長。回顧我國語文教育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兒童文學與其發展有著很重要的聯系，且兒童文學在小學語文教育中的優勢越發的明顯，極大地改善了當前小學語文教學當中的缺陷。
一、兒童文學發展研究
兒童文學以其特定的受眾命名，將受眾本位思想的重要性充分展現出來，也體現了與其他文學有著很大不同的兒童文學的特殊性質。在教育教學中，兒童文學不僅是為了滿足思想啟蒙的需求，更是為了滿足小學語文教育的需求，是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實施相結合的不可或缺的產物。兒童學學作為小學語文教育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肩負著培育人才的重大責任，這個特殊的責任使得許多兒童文學家不斷完善自我，創造出更為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兒童思想的上進，充分體現出其在小學語文教育當中的功績。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兒童文學也在快速的發展著，在小學語文教育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逐漸形成了潛移默化的靈魂地位。此外，因為知識水平不斷提高及其結構不斷優化，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得到良好的提升，有著越來越多的家長認識到兒童文學這種教育形式的重要性，積極主動的采用兒童文學對兒童的身心發展進行塑造，培育兒童健康的人格特征，充分發揮了兒童文學的強大作用。對我國語文教育以及兒童文學的發展歷史進行回顧分析，可以發現我國的兒童文學與小學語文教育的發展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我國兒童文學的起源要追溯到“五四”時期，那個時期的思想啟蒙深入人心，不僅是我國文學歷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我國中小學生語文教育課程設置得以逐步完善的時期，兒童文學的產生及其發展為小學語文教育注入一股創新的新鮮血液?！拔逅摹睍r期是屬于各類思想演進及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各類文學得到鼎盛發展、獲取成就的重要時期，兒童文學在這時候產生和發展是各大啟蒙思想家所做的巨大努力，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兒童啟蒙教育以及小學語文教育的發展和優化，為現如今小學語文教育的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完善了小學語文教育的知識結構。思想啟蒙階段對兒童文學做出了詳細的分類，它以年齡層次作為劃分的方式把兒童文學分為與其相對應的階段，這樣的劃分方法能對兒童文學進行有效整合，使其能滿足不同年齡兒童身心發展的不同需求，充分體現了兒童文學的受眾本位思想，展現了兒童文學的人文性特點，最重要的是這種層次劃分方法為我國小學語文教育的教學素材歸類提供了非常明確的依據。在思想啟蒙階段，建立了將兒童文學作為課程標準列入小學語文的教育大綱之中，這個大綱是小學語文教育的執行依據，同時也是對小學語文教育進行創新改革的相關原則以及重要標準。所以，把兒童文學列入小學語文教育的大綱中的做法是對兒童文學的肯定，這種肯定不僅是因為兒童文學對兒童啟蒙思想以及社會的積極影響，更是因為兒童文學在小學語文教育中的有效運用，使其充分發揮了效用，促進了小學語文教育的發展。
二、兒童文學賞析教學在幼師班中的有效應用
兒童文學產生于“五四”時期，這個時期科學與民主的基本論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方向奠定了基礎。任何一種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都需要符合時代的需求，兒童文學產生于“五四”時期不僅是文化鼎盛時期的表象，更是為了滿足一些特定人群對于知識與文化的渴求。兒童的求知欲絕大多數體現在其日常生活中，兒童文學家正是充分運用了這個特點盡心創作，跟隨思想變革的歷史洪流，使兒童文學走上文化的領先地位，兒童文學的發展也使青少年兒童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得到提高，體現了社會結構的不斷優化。小學語文作為學校教育的其中一種，其教育方式及水平的優化是時展的必然要求，強調要順應兒童本能及其興趣，喚醒兒童對自身文學的關注。因此，小學語文教育作為學生啟蒙當中的一環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將兒童文化賞析教學應用到幼師班里，能促進幼師專業學生文化素養的全面提升，在賞析教學中，教師應選擇合適的材料。例如，在賞析《淘氣包馬小跳》這部作品時，該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的創作非常具有特色，其形象的創造突破了以往樹立品學兼優的“榜樣式”的主人公形象，他們雖然沒有優秀的成績，但是青少年應具有基本品質他們都是具有的。在《淘氣包馬小跳》中，馬小跳是一個被老師認為的“壞學生”，沒有優秀的成績，而且淘氣，但他卻是一個勇敢、熱情有擔當的孩子。在《忠誠的流浪狗》中，他和另外三個小伙伴被誤認為撞了狗，雖然被誤會了，但他們仍然熱情地將狗狗送去救治，還拿出自己身上所有的壓歲錢。后來，他們才知道狗狗是因為生病遭到了主人的遺棄。馬小跳與伙伴同狗狗一起度過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最后這只狗狗被流浪收容所收留了。盡管，馬小跳并非是一個學習優異的學生，但卻具有勇敢、熱情、善良等品質，這也是現代少年兒童所具備的特質，通過賞析可以發現馬小跳是一個個性鮮明的人物，具有一定教育意義。
三、促進兒童文學教學的有效對策
1．豐富學生情感體驗
情感體驗是開展語文學習的關鍵，為促進兒童文學教學工作的有效實施，教師應采取有效對策豐富學生情感體驗，讓學生深層次地了解作品。例如，教師在講述《女生日記》時，為了讓學生更好地體會到作品內涵，應對作品進行賞析，該作品的主人公是冉東陽，她是一個樂于助人的學生，盡管她不是最突出的，最漂亮的，但她卻是許多男生心中的天使，同學馬加父母出車禍之后，她主動照顧馬加不滿一周歲的弟弟，還在自己生日的時候送給媽媽12枝康乃馨，但她也會有成長的憂傷以及成長帶來的困惑。通過作品內容的講述，引起青春期女生的共鳴，讓她們知道成長的道路上有快樂也有痛苦，有成功也有挫敗，但無論面對怎樣的局面，我們都應該保持一顆樂觀的心?？偟貋碚f，《女生日記》展現給大家的是一個極具現實的故事，它貼近生活，充滿了孩子在成長期遇到的所有快樂煩惱，這種毫不避諱的創作中，給所有家長都上了一課，只有直面現實，正確的認識到成長中遇到的任何事情，才能對孩子起到真正的教育意義。
2．拉近與學生間的距離
兒童文學的受眾本是學生，因此拉近與學生之間的距離顯得十分重要，如教師在對《男生日記》進行講述時，首先應對作品內容進行梳理，《男生日記》的主人公是吳緬，他是一個單親家庭的小孩，這篇以日記形勢記錄吳緬成長過程的兒童文學，展現出了當代兒童成長中的快樂和煩惱。吳緬是一個非常有主見的男孩兒，他喜歡數學、電腦，經常會做些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六年級畢業后，他和身為攝影師的爸爸一起領略了的風土人情，參加中學面試，為自己選擇學校，還同媽媽一起參加晚會、表演節目，等等。吳緬的父母并不經常來往，但是在吳緬成長的過程中依然盡到了各自的職責，吳緬并不缺少父愛或者母愛?，F實生活中，許多學生來自離異家庭，在心理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創傷，嚴重影響到學生的生活和學習，通過《男生日記》的賞析，讓離異家庭的學生感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溫暖及重視，這對學生今后的生活學習都能起到引導作用。單親家庭成長中的孩子，并不全都會因為環境的不同而變得極端，只要父母盡到其應盡的職責，對孩子的成長并不會有太大影響，反而會讓孩子更多的認識到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吳緬是一個有責任、熱情的男孩兒，而吳緬的故事也影響了許多單親家庭下成長的孩子。
四、兒童文學所帶來的啟示
兒童閱讀對兒童成長具有促進作用，兒童時期作為受教育的關鍵時期，也是最為基礎的課程，語文能力高低會嚴重影響到其他課程的學習。高爾基曾說過:“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遍喿x教學的開展能促進兒童文學素養的全面提升，教師的閱讀指導應當有明確的目的和要求，以避免指導的隨意性和與課堂教學內容的簡單重復。在“五四”思想啟蒙的時代背景里，小學語文教育有效成為兒童文學發展的重要依托，是兒童文學進行創新、改革的背景，這個背景使兒童文學發展成為我國文學史中的重要內容，成就了兒童文學的特殊地位。所以，小學語文教育是兒童文學發展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兒童文學的發展引發了時代對于兒童及其思維、發展模式的深入研究，使其在小學語文教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小學語文教育中不能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課程設置的重要資源。兒童文學與小學語文教育成為相互促進的良好發展模式，小學語文教育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促使兒童文學不斷進步、不斷發展;而兒童文學的發展使小學語文教育變得更加科學，符合受教育者的身心發展和知識需求。
五、結束語
對小學語文教育中兒童文學的發展軌跡進行探析，可以發現兒童文學的發展及其改革創新是與小學語文教育的改革同步進行的。由于歷史與社會的需求，人文與學術的突破，兒童文學才可以發揮出自身的重要作用，使小學語文教育能形成特定的教育模式。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的進步，只有對小學語文教育進行創新改革，提高兒童文學水平，使兩者能有效結合，延長教育弧線，促進少年兒童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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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萊辛 《拉奧孔》 美學 群雕
1.引言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年）是德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文藝批評家、劇作家，德國古典現實主義的奠基者，德國啟蒙運動的杰出代表，歌德和席勒的直接的先驅。別林斯基談到德國民族文學的誕生時說道：“德國文學的革命不是由一個偉大詩人開始，而是由一位智慧而剛毅的批評家萊辛來完成的?！边@句話說明了萊辛在德國文學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地位。1766年，萊辛發表了他的代表作《拉奧孔》（Laokoon），他通過比較雕塑“拉奧孔”和史詩中的“拉奧孔”的不同，深入細致地提出關于詩的特殊規律的思想，關于詩的規律與其他藝術規律相區別的思想。這對當時的德國有深刻的革命意義，并成為后來文學上現實主義美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為19世紀進步的現實主義文學的繁榮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科技高度發達、審美藝術百家爭鳴的今天來重新審視這部美學巨著有深刻的意義。
2.萊辛《拉奧孔》的基本觀點
萊辛的《拉奧孔》論證了詩和造型藝術的區別和界限，闡述了各類藝術的共同規律性和特殊性。
萊辛認為，一切藝術皆是現實的再現和反映，這是藝術的共同規律。只是繪畫、雕刻以色彩、線條為媒介，訴諸視覺，其擅長的題材是并列于空間中的全部或部分“物體及其屬性”，其特有的效果就在于描繪完成了的人物性格及其特征；詩以語言、聲音為媒介，訴諸聽覺，其擅長的題材是持續于時間中的全部或部分“事物的運動”，其特有的效果則是展示性格的變化與矛盾和動作的過程。他還討論了空間藝術的繪畫、雕刻和時間藝術的詩是可以突破各自的界限而相互補充。繪畫和雕刻可寓動于靜，選擇物體在其運動中最富于暗示性的一刻，使觀者想象這物體在過去和未來的狀態。詩可化靜為動，賦予物體的某一部分或屬性以生動如畫的感性形象。萊辛看到了文藝的共同要求，就是賦予描寫對象以生動的、豐富的具體形象。就各類藝術所表現的美學理想看，“表達物體美是繪畫的使命”，美是造型藝術的最高法律；詩則不然，它所模仿的對象不限于美，丑、悲、喜、崇高與滑稽皆可入詩。［1］
3.萊辛《拉奧孔》的歷史意義、地位和作用
萊辛的《拉奧孔》誕生以來，一直受人關注，對它的評價也是見仁見智。
朱光潛認為：“《拉奧孔》這部美學著作不但是德國古典美學發展中的一座紀念坊，也是啟蒙運動的反封建反教會斗爭中的一個強有力的武器。這部著作涉及了當時德國文化界一些爭論激烈的根本性的問題，它的聯系很廣泛，而它的內容也很豐富深刻。”［2］
歌德說：“這部著作把我們從一種可憐的觀看領域引到思想自由的原野。這樣久被曲解的一句話‘詩猶如畫’忽然被清除了，造型藝術和語言藝術的區分明晰了，兩種藝術的頂點從此分開了，雖然它們的基礎非常接近……這種美好的思想，猶如閃電一樣，照亮了我們，一切到現在為止還在起指導作用的批評都像是穿舊了的上衣一樣被拋棄了。”［3］
《拉奧孔》對美學的主要貢獻不僅僅在于一些個別論點，還在于對德國古典美學發展的推動力。《拉奧孔》一出版，立即引起德國學術界的普遍的重視和熱烈的討論。對《拉奧孔》給予高度關注的還有席勒、黑格爾、馬克思等世界一流的文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
4.萊辛《拉奧孔》的局限性
萊辛的《拉奧孔》的理論貢獻是多方面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朱光潛指出，在《拉奧孔》中，萊辛仿佛把文藝看成一種獨立的而且孤立的自然現象，與社會基礎并無直接的關聯。
萊辛的這本著作副標題為“論詩與畫的界限”，但他卻主要分析的是雕塑，以它代替了對畫的分析。雕塑同繪畫同是空間里的造型藝術，本可相通，但雕塑是在一個三維的空間里表現型，繪畫是在一個平面的二度空間里表現型，這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萊辛美學思想的另一個弱點是它缺乏辯證思維。萊辛一方面承認，現代畫已經能夠模仿自然的一切，美的事物只不過是自然中極少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他為了維護“美”這一所謂的“藝術的最高原則”，而把形象丑排斥在繪畫題材的范圍之外。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5.結語
《拉奧孔》對詩學、文學和美學的發展具有的革命性的意義，在當今仍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今人在學習、研究和探討萊辛的《拉奧孔》及其美學思想時應該運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實事求是、客觀正確地去審視和評價。
參考文獻：
［1］張瀟月.淺析萊辛美學名著·拉奧孔［J］.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學報，2008，（4）：24.
［2］萊辛著.朱光潛譯.萊奧孔［M］.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學界有關重寫文學史的討論便從未停止。盡管當代文學能否成史迄今仍存有爭議，但通過對文學現象的刪繁就簡，當今的文學史家業卻已然構筑起了一個相對自足和穩定的文學譜系，并以評論、專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構了我們關于當代文學的基本知識。然而，經由文學史寫作所建立起來的文學譜系，能否恰切反映歷史的真實？它是否真如文學史家所言，是“一個連續性的文學鏈條”？事實上，當我們在今天重新檢視中國當代文學史時，就會發現這種“連續性的文學鏈條”僅僅還原和解釋了文學史事實的某個側面，而潛隱于文流之外的種種邊緣話語，卻均在當下的文學史敘述中付之闕如。那么，文學史家究竟是基于一種怎樣的理論認知建構起了當代文學的文學譜系？
一
在解釋當代文學的歷史流變時，文學史家通常認為，一種文流的興起是此前各種文學流派和思潮綜合作用的結果。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文流之間，始終存有一種或隱或顯的連續性線索。基于這一認識，他們確信任何一種文流皆有其譜系學意義上的源頭，“從文學到文學”的闡釋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種文學現象的歷史由來。這顯然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歷史觀。本質主義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惟一性的永恒本質，現象本身只不過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切入本質的途徑，而透過現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質，則是本質主義者的天然使命。有鑒于此，作為本質主義者的文學史家，在對文學現象的觀察中便具有了一種整體性的文學史觀，他們對于文學本質（文學規律）的提煉，即表現為對文學史中連續性概念的尋求，其結果便是對紛繁蕪雜的文學史現象進行了某種規律性的整合。但問題在于，這種以先驗的本質主義思維整合文學現象的做法，卻不幸印證了反本質主義者的某種真知灼見，即“小說根據虛構的事實描寫真實，歷史搜集事實組合虛構”。與小說家對真實的尋求不同，文學史家并不缺乏對各類史料的知識考古，但在總結和提煉規律的過程中，作為本質主義者的文學史家便會暴露出虛構文學譜系的敘述意圖。關于這一點，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曾有具體說明，他認為“歷史的首要任務……是研究文獻的內涵和制訂文獻，即：歷史對文獻進行組織、分割、分配、安排、劃分層次、建立體系、從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煉出合理的因素、測定各種成分、確定各種單位、描述各種關系”。歷史（文學史）寫作成為歷史學家（文學史家）對文獻的“組織”與“分配”。這其中自然有著歷史學家（文學史家）作為一個本質主義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當代文學史寫作已在事實上構筑起了一個以文學譜系學為表征的文學史神話。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文學史中的那些連續性概念，“不連續性的概念”反而“在歷史學科中占據了顯要位置?！鼻∪缒承┱撜咚?，倘若沉迷于以時間為線索的現代性整體敘述中，諸如八十年代文學之類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就會被簡單處理：“在這樣的敘述中，汪曾祺的小說常常必須‘單列’；高曉聲‘陳奐生系列’之外的小說就不被重視；如果只把韓少功、王安憶、賈平凹的小說歸屬到‘尋根文學’，他們的非‘尋根’創作也常常被忽略。”類似的不連續性顯然會破壞文學史家精心構建的文學譜系。實際上，為了使事件的連續性顯現出來，文學史家會主動回避、抑制和消除那些不連續性概念。汪曾祺等小說家在文學史中的曖昧身份，只不過是文學史家對于史料進行“組織”和“分配”的結果。而對文學史家來說，再沒有什么比反本質主義者的挑戰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了：因為反本質主義者對歷史邊緣性話語（如不連續性概念）的重視，必將摧毀他們構筑起來的文學譜系。而文學譜系學這一“歷史形式”，又偏偏在文學史家眼中是“歷史”本身的代名詞——在本質主義的迷思中，文學史家也許并不關心“史實”這一歷史內核，反倒對文學譜系學這一“形式”念念不忘。倘若這一歷史形式被抹殺，那么也就意味著一個由文學史家組合而成的知識共同體面臨解體，畢竟反本質主義的文學史觀，勢必會釜底抽薪般地揭示出當代文學史寫作的某種“虛構”本質。那么，這一知識共同體究竟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它對當代文學史事實進行組合虛構的敘述意圖又具有怎樣的理論考量？
二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新啟蒙運動的逐步興盛，在當代文學研究界也出現了一個以歷史批判為主旨的“啟蒙共同體”，其成員關于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大多都傾向于對文化專制主義的反撥。正是基于這樣一種主觀的啟蒙訴求，八十年代的文學史家在描述當代文學的基本知識時，往往以啟蒙主義的激進風格展開論述，隱含其間的知識分子主體性意識，以及學術之外的思想追求，無疑會在滌蕩文化專制主義的過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當代文學的知識建構。對他們而言，求善的啟蒙訴求似乎遠大于求真的知識學原則。為改變這一學風，一些研究者適時提出了“純文學”的概念。
“純文學”的提出，與學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寫文學史的呼聲有著直接關聯。如何將文學從知識的譜系中單列出來，如何在文學史內部尋求當代文學的發展規律，已經成為了一批學院派文學史家的共同目標。在他們看來，當代文學已經深陷各類知識的包圍，只有在與其它知識的不斷區分中，只有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分析和建構文學自身的知識譜系，“純文學”才有可能被表述出來。確切地說，這種理論期待其實已經隱含了八十年代文學史家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合法性的某種現代性焦慮。在經歷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啟蒙之后，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界迫切需要一種科學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希望通過本質主義的科學概括，提煉出當代文學的歷史規律。倘若真能尋求到這一規律，那么“中國當代文學”就不再是一個從屬于政治或歷史的文化附屬品，它會因為這種內在的規律性特征而獨立于其它知識，并且在一種自足的文學譜系中獲得當代文學學科的合法性品格。由是觀之，不論是“純文學”概念的提出，還是對當代文學學科合法性的現代性焦慮，均能證明文學史家已經具備了某種相似的文學史觀，由此形成的知識共同體，自會在“組織”與“分配”文學史材料的同時，發揮其構筑文學譜系學的敘事意圖。
從時間上來看，當代文學界這一知識共同體的形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這個知識共同體的哲學基礎是本質主義，方法論兼具社會學和文學譜系學，同時也將文學的現代性問題等同于文學的學科合法性問題。在這一知識共同體中，作為當代文學史寫作中最具影響力的幾位文學史家，洪子誠、於可訓和陳思和諸位先生將其文學史觀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概論》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書中予以了詳盡表述。盡管這些論著對文學史材料的理解、對作家作品的闡釋均代表了當前文學史寫作的最高成就，但毋庸諱言的是，其文學史觀卻受到了本質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在他們描畫的文學譜系中，中國當代文學成為了一條綿延不斷的歷史河流，即便是某些斷裂的文學現象，也能在他們的整體性敘述中尋求到歷史源頭。文學史家的寫作，與其說是為了再現奔騰不息的文學主流，倒不如說是對文學河床的重建。那些邊緣性的文學支流，以及諸多不連續性的文學潛流，也只能在他們預設的文學河床中各尋其道。
以八十年代的小說史為例，在這一知識共同體對各類創作現象進行“組合”與“分配”的整體性敘述中，八十年代小說的文學譜系已具有了一種獨立于其它知識的現代性品格。傷痕、反思、尋根直至先鋒小說的文學譜系，不僅串聯起了當代小說的歷史主流，而且也在現代性的時間敘事中自成一脈。在這一文學譜系中，傷痕小說的興起，是新時期初中國作家“”記憶的整體呈現，也是“五四”新文學中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回歸；而反思小說的緣起，則是傷痕小說家憤怒情緒的理性升華；至于尋根小說，無疑得益于此前反思小說對文化問題的持續叩詢。相較之下，在解釋先鋒小說這一明顯斷裂的文流時，文學史家對其歷史源頭的追溯便顯得十分謹慎，但不論是現實主義文學多元論，還是文學現代性的實驗論，都不能掩蓋這一知識共同體的整體性文學史觀。他們確信，正是因為此前小說潮流對文化專制主義的反撥，才在文學內部催生了一種非政治化、反理想主義和反英雄主義的現代性文化，而這種現代性文化既促成了先鋒小說的出現，也預設了先鋒小說的美學風格。就此而言，先鋒小說的形成恰是自傷痕小說以來中國文學追求現代性的結果，這一文流與文學史家“預期的‘世界化文學’的想象是一致的?！被谶@一認識，文學史家在討論先鋒小說的現代主義因素時，便格外看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因為只有彰顯這一異域文學的影響力，才能充分提煉出八十年代小說致力于追求文學現代性的歷史規律，也唯有這一規律，才能構筑起從“傷痕”到“先鋒”這一八十年代的文學譜系。
三
【關鍵詞】寓言 幼兒教育 道德啟蒙 美感培養 認同感培養
寓言是民間文學中歷史悠久而生命力強大，并且影響廣泛的一種文體。從公元前三千年的蘇美爾寓言算起，寓言已經有了5000多年的歷史，其產生的時間僅僅晚于神話與原始歌謠。寓言將哲理寄托在一個形象的、勸諭或諷刺性的故事里，借此喻彼，借遠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兑了髟⒀浴?是一部世界上最早的寓言故事集。中國古代寓言早期多是一些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豪壯情懷的知識分子闡釋自己的主張、施展自己的抱負的最佳“武器”。但不管是西方的《伊索寓言》，還是中國古代寓言，這種在民間流傳的口頭文學，擁有短小精悍的語言、清晰深刻的寓意，實為文學作品中的瑰寶。因此，將寓言運用到幼兒教育中，也是不可不做的。
一、深刻的寓意――道德啟蒙
幼兒期是人的成長歷程的關鍵時期，幼兒的價值觀和認同感都處于尚未形成的階段，是容易塑造的時期。道德寓言是一種反映群體道德觀，對違反道德的現象進行勸誡的小故事。由于寓言篇幅短小、完整連貫，與幼兒的欣賞適應能力相適應，因此更容易讓幼兒接受。其實寓言的啟蒙作用，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顯現出來。在雅典，《伊索寓言》是兒童故事的主要來源。在學校里，低年級的學生從中學習民間的智慧，而高年級的學生利用它們進行修辭訓練。羅馬的著名教育家昆提利安在自己提出的教育計劃里，將《伊索寓言》列為兒童入學后首要接觸的讀物。弗蘭西斯?培根認為，在理性思維還不夠發達的古代，使用寓言說理是一種大智能。清朝時期的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林紓認為：“古代的笑話專尚風趣，內容缺少科學價值和社會意義，只能用來助酒。伊索之書，則既可使兒童得到樂趣，又能使他們逐漸領悟物理之心，于發蒙大為有益。”
幼兒階段是發展理性的重要階段，因此，借用寓言這種含有隱喻或者暗示的方式，可以對兒童進行早期的啟蒙教育。如《伊索寓言》中《狼來了》的故事，讓孩子形象地感受到什么是誠實以及為什么要誠實，從小懂得誠實守信的重要性，學會誠實守信的做人道理。以龍為民族象征的中國，《葉公好龍》的故事家喻戶曉。故事中的葉公并不是真正地喜愛龍，降落人間的真龍把他嚇得魂飛魄散，這就告訴幼兒做人要表里如一，不要虛情假意。另外，中國人喜歡用麒麟、鳳凰這兩種代表吉祥的動物來說明某些道理。馮夢龍《笑府》中的《蝙蝠不至》，便是利用鳳凰、麒麟、蝙蝠三者的故事清晰地刻畫了蝙蝠處世滑頭的心理，借以諷刺那些愛耍兩面派的人，告訴幼兒不要自私地根據自己的需要對人、對事、對物。
二、故事的表述――美感培養
寓言的表述是簡潔、凝練的，它使用極其簡潔的警句式的語言，發人深省，啟迪智慧，因此，寓言具有語言美的特點。寓言故事形象生動，精細簡練，簡潔質樸，它極少有臃腫的結構、煩瑣的描繪、冗長的議論，而是三言兩語就能勾勒出一個可感生動的形象來。另外，寓言中含有大量的文學表達手法?？鋸?，能夠突出事物的特征，也塑造了很多大家熟知的典型形象，比如狡猾的狐貍、懶惰的兔子；擬人化，能增強樂趣，豐富情節，使所有事物都變成會說話的生命體。當然，我們在給兒童講寓言、讀寓言的過程中，很少關注到寓言中文字的表述，可能孩子們也不會理解這些手法，但是先前的接觸能夠讓兒童有足夠的文學閱讀經驗，從而發展他的文學閱讀理性，發展對美好文學語言的感受。從這個意義上說，寓言也是一種對幼兒進行文學審美教育的手段。
中國有眾多的成語都是由寓言提煉加工而成的，如“愚公移山”“葉公好龍”“守株待兔”，這多半是因為寓言故事本身就有很強的概括力，故事的敘述本身就非常簡潔明了。而寓言中，精煉的、浪漫的、質樸的語言特點，也充分體現了文學中的藝術表達特色，因此，借助寓言可以讓幼兒感受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美、形象美、結構美，發展對美好事物的了解與認知。精簡的語言讓幼兒知道并不是復雜的事物才最吸引人，簡單有時也是另一種美；夸張、擬人化的手法讓幼兒知道在不失真的基礎上，怪誕的形象可以讓人眼前一亮。
三、民族的內容――認同感培養
民族認同一直是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共同關注的一個交叉領域。關于民族認同的含義，以往一些研究將民族認同的界定局限于種族劃分和國家歸屬。但是現在隨著研究的深入推進，民族認同的內涵也在逐步拓寬，更關注成員對民族文化的接納，或者更強調對本民族價值和態度的共享。一般情況下，很多人會把民族認同等同于種族認同。的確，它們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處，但我們也要看到兩者的區別，比如種族認同更多是從體貌特征、基因、膚色等生理維度來界定，而民族認同更關注的是社會維度、文化維度。因此，民族認同強調的是本民族文化、價值觀、民族信念的認同。我國較早研究民族一體化問題的民族學家先生認為，從本民族實際情況出發，民族認同感指的是對由眾多民族集合形成的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一體感。國外研究發現，兒童在5歲以后就會產生民族分類意識，并產生內群偏愛，尤其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民族認同感的培養是必要的。
文化傳統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認同感產生的源頭和認同的基本內涵。寓言是古人智慧的結晶，是民族文化中的優秀文化因子。一個民族常常以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進行自我識別和認同。因此，寓言教學中教師的有效引導，可以讓幼兒感受民族文化的真諦。而民族文化的熏陶，會讓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充分滲透并體現在每一個幼兒的實際生活中，體現在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潛移默化地影響幼兒對本民族的認知與認同。例如，《呂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劍》，這篇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精華，即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墨守成規是不可取的。《亡羊補牢》告訴我們知道錯了，能夠及時悔改也是不晚的，其中也體現了我們民族的憂患意識。
綜上所述，寓言在幼兒教育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當然，我們也要考慮到，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有一部分寓言不可避免地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有的甚至是必須淘汰的糟粕。因此，不加分辨、不加選擇地“拿來主義”、照抄照搬是不合理的，是值得商榷的。我們應該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有取舍地加以選擇，爭取做到古為今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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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蓉.動物寓言式諷喻小說創作手法之比較――以《動物莊園》與《貓城記》為例 [J].名作欣賞，2015（01）.
魯迅的小說《幸福的家庭》為“擬”許欽文而作，更意在扶持許欽文。從表象上看，許欽文的創作成功，是一位大師對一個后學的提攜與扶持，但作家間的師承關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從深層次的文化基因考量，許欽文的創作出自魯迅的精神嫡傳，極為重要的原因在于兩者共同的文化傳承背景。同一文化土壤的滋養使他們在文化人格、思維特征、審美傾向上頗為相同，從而能夠實現更多的精神溝通。地域文化精神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往往會對作家的文化人格乃至文學創作發生重要作用，此種精神資源的自覺承傳，必使魯迅與許欽文在鄉土寫作上的師承關系有了更深邃的歷史文化內涵。對此可以作出多方面探尋，下述幾點，是表現得尤為突出的。其一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意識，造就了作家開拓進取精神的趨同。越地的“面海”環境是越人走出封閉、外向拓展的重要地域因素。“考古發現，生活在東南沿海‘飯稻羹魚’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輕舟渡海; 河姆渡古文化遺址出土的木槳、陶舟模型與許多鯨魚、鯊魚的骨骼都表現了海洋文明的特征。”
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生存方式，使古越文化從一開始便顯示出一種好動善變、外向開拓和積極進取的精神。此種精神前后相續，內化為越人開拓進取型文化人格，流淌在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尤在近現代文化思潮大裂變中得到加倍的張揚。魯迅從青年時代起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從故鄉到外地，從域內到域外，廣納博取異質文化，終于造就一代文化偉人。這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精神的集中展現，對后起越地作家無疑是一種無形的感召。許欽文的青年時代，正值五四時期，時代潮流風云激蕩，他不甘于無所作為，反感于故土封建傳統陋習甚深，毅然來到北京謀生求學，接受新知，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受到魯迅的感召。他到北京后成為北大的旁聽生，主要是仰慕時在北大任教的“鄉賢”魯迅之名，對魯迅的授課是每課必聽，于是就有了從魯迅那里直接受教的機會。北京的生活與學習，為他獲取了堅實深厚的思想文化儲備，對他后來成為卓有建樹的鄉土文學家至關重要。魯迅在評述許欽文的鄉土小說時，曾稱其為“僑寓文學”，意即此類鄉土文學非在故鄉產生，而是“僑寓”外地所作，作者“已被故鄉所放逐，生活驅逐他到異地去了”[ 1 ](P255)。這是對此類小說特質的精當概括，當然也揭示了作家具有鮮明的外向拓展意識。正是由于未被都市流浪生活消弭的濃郁鄉土情結，所以與魯迅一樣，雖身處異地，仍心系故土，他的創作也常常帶有鮮明的越地區域性特征。其二是在秉承越人強烈的反傳統方面表現出精神趨同性。越文化中的剛性質素蘊含著對舊文化、舊傳統的激烈的反叛精神，魯迅幾乎先天性地對故鄉特立獨行、富于叛逆和反抗的精神進行了自覺的承繼與張揚。他最為推崇的越地先賢是“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尤其對起于越地的“浙東學派”的啟蒙先驅敬仰備至，如明末流亡異鄉的“逆民”朱舜水，以身殉節的文學家王思任等，并表示“身為越人，未忘斯義”。由是遂有魯迅“硬骨頭”性格的形成，也才有其創作中對舊文化思想體系的摧枯拉朽的批評。
越文化人格中的堅硬品性，亦鑄就了許欽文的文化人格。他自覺承繼了越文化“剛硬堅韌”的精神特質，極其敬仰“人們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和“倔強的魂靈”，并在作品中數次表達對富于叛逆精神的“鄉先賢”的向往，諸如躬自蹈厲、堅忍獷悍的越王勾踐，批判神學化儒學的東漢思想家王充，重氣節操守的明末思想家王思任、劉宗周等，無不成為其仰慕對象，每每行諸筆端，表達崇敬之情。他和魯迅一樣，經歷了家道中落及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使其能深味人間苦難，對黑暗的社會現實和原始殘酷的傳統鄉土文化有著深刻的體悟，而對故鄉下層民眾的同情又使得他情系故土。于是，許欽文與魯迅的鄉土寫作，便有了創作視角與精神指向的驚人一致: 特別能感受傳統“無意識”籠罩下農民靈魂的痛苦與精神的愚昧，并給以藝術的表現。其三是基于對越文化民間藝術的共同喜好，在審美傾向等方面產生諸多共同點。魯迅習慣于在反常的藝術思維中解構傳統與正統: 他絕不重視“正統”或“正宗”，“卻另外去尋找出有價值的作品來看”，即著力于發掘被壓抑在民眾潛意識中的本真的生命形態。他喜歡看越地的目連戲和賽會中的“無常”，他贊揚“女吊”是“比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這正源于魯迅試圖用民間“異端”的鬼怪世界去顛覆正統的但卻是虛偽的現實世界。許欽文亦對傳統文化中那種“正統”的倫理道德有一種天然的反感。他曾回憶“記得幼時看‘大戲’、‘目連戲’、‘跳吊’總要到半夜后，雖然未到半夜已經疲倦，但我也要熬著看了才肯回家”。正是由于“女吊復仇的堅決很感動人”，“女吊的本身是美的，她受苦，被迫害，使人感動”[ 7 ](P59)，故此，他的小說集《故鄉》封面即采用了友人陶元慶所畫的復仇之鬼“女吊”形象。他還從小喜歡看社戲《白蛇傳》，尤其對于橫加干涉并壓迫別人個性自由的法海和尚，充滿了憤怒。越文化中這一反抗傳統的“異端”思想在他青年時期即可見端倪: 面對家庭的包辦婚姻，他與妹妹聯手反抗，走出了家庭，終至被“驅逐到異地”。同魯迅一樣，此種思想也灌注在他的鄉土寫作中，作品滲透著他對自由與民主的呼喚，對專制和愚昧的反抗，從而與越文化思想精髓貫通了精神聯系。
創作文本: 承續魯迅的鄉土言說
許欽文的鄉土寫作承續于魯迅，不僅可從文化接受越文化視閾下的鄉土言說——— 許欽文師承魯迅的鄉土小說獨創性意義源上發見，考察兩者的創作文本，此種精神內涵的承續性可以獲得尤為明晰的呈現?；趯鹘y文化下底層民眾生存狀態的深入體認，魯迅認識到“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故此，魯迅的鄉土小說落筆于深遠的歷史文化積淀，透過對越地鄉風民俗的細致描繪，深刻剝露傳統中的負面因素，包括對封建宗法制度進行犀利的剖析。承續魯迅的這一創作思路，許欽文的小說也在審視鄉土、鄉村批判與解剖封建宗法制度中展開，既渲染面對故鄉昨是今非的感傷和失落，更表達對鄉土中國人生悲劇的深廣憂憤，表現出越文化“土性”深重的一面。兩相對照，不難看出許欽文小說所展示的鄉村文化內涵，在諸多層面上承續著魯迅的鄉土言說。環境設置。小說設置的場所、環境，即是人物活動的背景，也往往成為一種文化符碼。魯迅鄉土小說中的環境設置在“魯鎮”、“未莊”或“S 城”。這里蒙昧、封閉，封建禮教盛行，帶有越地地域文化的鮮明印痕，亦是古老傳統文化的縮影。許欽文的不少小說描寫的是魯迅同一的“故鄉”，小說背景就徑直指為“魯鎮”，有時則用“魯鎮”所屬的“松村”，顯示出兩者的直接關聯。誠如楊義所說:“以‘魯鎮’和魯鎮所屬的‘松村’作為故鄉的代名，透露了這些作品與魯迅小說的鄉土因緣和文學因緣。”而背景設置的相似性，正表明了文化內涵的同一性。與“魯鎮”和“未莊”一樣，許欽文筆下的“松村”也是一個閉塞守舊、落后愚昧的地方。小說《老淚》以“松村”為故事背景，回敘一個70歲的老太太彩云坎坷的一生，表現的正是對越地傳宗接代落后民俗的批判。小說《鼻涕阿二》的環境設置也在“松村”，作品展示的“松村文化”特征更酷似魯迅筆下的“未莊文化”:“維新勢力雖曾一度影響這個村子，但猶如一陣清風吹過池面，過后還是老樣子”;“人力車夫比起轎子，本來是一個進步，因為一個犯人坐過這種車子上法場處斬，反維新的人就說這種車子是‘殺頭車’，講人道的維新家也不敢坐了”;“自由戀愛傳到村上，但自從一只大黃狗與一只癩皮狗在路上交尾，被人呼做自由戀愛后，就變成污穢的名稱了”;“松村人重男輕女，什么‘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松村人尚‘藏拙’，有著‘毋多事，多事多敗’的格言”和“‘有力的就是有理的’習慣”，如此等等。這些描寫，只要稍作對照即可發現，“松村人”的陳腐觀念、處世哲學與《阿 Q 正傳》中的“未莊人”簡直毫無二致，它深刻剖示了古老鄉村的陳規陋習，承續著魯迅的筆觸作深入開掘，無疑深化了許欽文小說揭示的文化意義。風俗習慣描寫。#p#分頁標題#e#
民風鄉俗的落后與野蠻，在鄉土小說家筆下往往構成他們對宗法制社會犀利抨擊的鋒芒指向。在魯迅小說中，祝福祭祀、捐門檻等風俗習慣成為他展開文化批判的切入口。許欽文亦如此，借助剖析風俗習慣的陰暗面以加強小說的文化批判意蘊。如《老淚》寫鄉村的“接種”習俗: 彩云丈夫臨死時，要她和別的男子“接種”，以便產下“遺腹子”為其接續“香火”，這給彩云帶來無窮的痛苦。小說中關于松村婦女燒香拜佛的描寫，寫媒婆做媒的種種繁瑣習俗，無不令人啼笑皆非。此外《鼻涕阿二》中關于對死人超度的迷信習俗，以及《過年恨》中關于浙東過年的禁忌習俗，也都是落后愚昧的文化心態展露，可以在魯迅小說中找到印跡。落后的文化心態總是在隔離的文化條件下形成的，“土性”深重的鄉民總是難以擺脫狹隘的眼光造成悲劇。許欽文的小說也表現了鄉民們這種蒙昧的文化心理。《石宕》以采石工人斃命石窟的慘劇為敘事焦點，又以村人為謀稻粱，自甘冒險，前赴后繼，仍采石為生的凄境作結，以沉郁凝重的筆觸對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進行了意韻悠長又感人肺腑的展示。因此，有論者認為:“‘土性’在他那里，可以說無論是堅硬為石還是凝結為血，都有一個共同指向——— 剛勁，而剛勁背后映出的卻是愚昧與悲哀，其蘊涵的文化批判意味是不難體味的。”病態靈魂的刻畫。本著揭示國民劣根性并設法療救的根本目的，魯迅的創作“始終緊緊抓住‘人’這個軸心，他最關心的是‘人’在中國社會結構與中國歷史中所處的地位與真實處境”。其鄉土小說正是以病態靈魂的深入剖析而直擊古舊中國的本質所在。承傳魯迅的創作精神，許欽文也用生動的筆觸刻畫了諸多求做穩奴隸而不得的奴性形象。《鼻涕阿二》是最典型的例證。小說描寫宗法制社會毀人于無形的冷酷: 因是二胎女兒而為全家鄙視，落了個“鼻涕阿二”的綽號; 生活加于她的每一苦難都是“默默服從”，丈夫阿三沉水死去，婆婆把她賣給一家姓錢的，“她并不覺得怎么樣”，同樣默默承受。一旦為人作妾，從此災禍叢集，為“爭取做人”，她雖用盡心計，耍盡手腕，但仍到處受欺侮，最后死于困窘，連在丈夫的牌位上刻下自己名字的資格都沒有。在阿二身上，既有祥林嫂式的無知、麻木，又有阿 Q 式的“精神勝利”: 在經受重重欺凌之后，她稍有機會，便去欺侮比她更弱小的女性。小說揭示了依據封建等級制判斷個人價值，進而規定個人命運的鄉土生活邏輯與社會心理，寫出了宗法制鄉村人的心靈扭曲與悲劇性人生軌道。其小說的病態靈魂揭示，注重社會價值，諳于心理分析，當他將思想內容與心理分析技巧圓熟地結合起來運用時，便能產生魯迅式的憂憤深廣的現實主義效應。婦女悲劇命運探究。魯迅在表現古老中國苦難鄉村的不幸人們時，常常把視線投向承受更多重壓迫的婦女的悲慘命運，寫出了《祝?！?、《明天》這樣的傳世名作，這對出于同一地域的后起鄉土小說家也是一種有力的感召。許欽文也有不女題材作品，承續著魯迅對婦女悲劇命運進行探究?！独蠝I》從批判落后習俗視角切入，表現一個婦女的悲劇人生: 因丈夫早死，她只能通過和別的男子“接種”而生下“遺腹子”。兒子長大討了媳婦后，不料死了兒子，于是又為媳婦招來“女婿”，卻又死了媳婦。其悲劇命運，頗近于《祝?！分械南榱稚?，這里當然有對“傳種接代”習俗的諷刺，但集中批判的是封建傳統觀念。《大水》表現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決定女子的一生，造成婦女的終生痛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瘋婦》是從另一個視角探究婦女的悲劇命運。作品寫農民雙喜之妻，本是一個勤勞樸實的婦女，她希望得到丈夫的愛，追求美好的生活，因而總是喜歡穿戴著丈夫買給她的漂亮服飾，站在河邊凝神眺望丈夫回家的方向，但這卻招來了婆婆與村中長舌婦的交頭接耳、飛短流長，讓她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終于發瘋死去，舊的禮教扼殺了一個年輕的生命。作品寫一個兒媳婦被逼至瘋至死的故事，并沒有簡單地將此歸咎于婆婆的個人品質，而是引導讀者將審視的目光越過俗套的婆媳不睦而投向作為人物生活背景的封建禮教，以引起人們對婦女價值的重審，無疑對婦女的悲劇命運有更為深入的開掘。
“領路”效應: 鄉土寫作的價值提升
在文學史視野內，魯迅開拓了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創作范式，成為這一派文學的領路人，其“于鄉土文學的發軔，作為領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筆，從教條觀念拘束中脫出，貼近土地，挹取滋養，新文學的發展進入一新的領域，而描寫土地人民成為近二十年文學‘主流’”。蘇雪林曾評述: “自從他創造了這一派文學之后，表現‘地方色彩’，變成新文學界口頭禪，鄉土文學家也彬彬輩出。”[ 14 ]許欽文便是此種“彬彬輩出”者之一。由魯迅“領路”，他踏入鄉土文學殿堂，其師承魯迅以越文化為背景的鄉土言說，體現了越文化精神的現射，其創作顯示了較高的藝術品位，鄉土寫作的價值由此得以大大提升。此種師承經驗和“領路”效應顯示出豐富內涵，值得認真總結。首先是選擇特定文化地域觀照鄉土，為鄉土言說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資源。越文化除了“遠傳統”顯現剛健風骨的古越文化精神，還有“近傳統”即宋明以來由“浙東學派”開啟的啟蒙文化思潮顯示的強大影響力，正如梁啟超所說，出于浙東的啟蒙文化思想已處在當時中國“文化中心”地位，它成為促成近代“思想界的變遷”的“最初的原動力”，由是遂有近現代浙江啟蒙文化甚盛的態勢。這與五四反封建傳統、實現人的精神啟蒙的特定時代要求相遇合，便顯出特殊意義。對于五四新文學而言，表現啟蒙的最佳視角即是鄉土。由于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農業老家”，因而從文化根底深挖開掘“土性”濃厚的鄉土中國，便走向了改造古老民族文化的啟蒙之路。魯迅作為偉大的啟蒙主義思想家，正是在傳統文化的開掘中看到了鄉土表現的巨大潛力，才有其對鄉土文學的深情關注。在魯迅鄉土小說創作精神的引領下，許欽文也把鮮明的理性批判鋒芒投向鄉土文化和它的集體無意識。其創作中關于對古老鄉村民風民俗的文化批判，關于反封建主義的文化啟蒙，關于女性命運的文化關懷，以及關于鄉民生存狀態的文化觀照，等等，都有著獨到的發現與藝術表現。其創作以“土性”基調融入“五四”鄉土文流中，改變了五四小說的發展方向，提升了鄉土文學的品位，其價值是頗引人注目的。將小說視角移向色彩豐富的鄉村精神領域，豐富了“人生”的表現內容，彌補了“五四”初期文學缺乏生活實感的欠缺。其以清新的泥土氣息吹拂文壇，也延伸了新文學啟蒙的廣度和深度，不啻使“五四文學”進入一個更高層次。其次是以獨特的鄉土視角表現重要的文化命題，特別是延續了由魯迅開創的鄉土寫作蘊含改造國民性重大主題的文學傳統，深化了鄉土寫作的文化蘊涵。魯迅作為文化先哲，率先以深邃而遠見的目光看到了描寫“老中國的兒女”之于改造國民性的意義所在，鄉土小說即是其觀照國民性的重要視點。在《故鄉》、《阿 Q 正傳》、《風波》等作品中，魯迅從生存與精神雙重視角觀照畢生受著壓迫的農民，尤注重鄉民悲劇人生、精神病態的描敘，寄寓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情。許欽文是在魯迅的直接引領下走上鄉土寫作之途的，秉承魯迅教誨，自然也會把寫作重點移向反封建、改造國民性等的探索。正如他后來所提到的，他是跟著魯迅學寫小說的，“當時魯迅先生是在指導我們揭發封建制度的罪惡”，要“注意反封建，攻擊舊社會黑暗的根源”。#p#分頁標題#e#
其創作也是從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的生活中取材，著重剖析沉浮在破屋下灰色人生中的“受難的靈魂”，力圖從老中國兒女的心靈深處尋繹民族悲劇的病根。如《步上老》敘寫鄉民的悲苦人生，主人公純樸忠厚，長年辛勤勞作，仍然無法擺脫顆粒無收餓肚子的結局，而其“上門女婿”的身份使他一輩子在村人面前抬不起頭來，則寫出了鄉民的精神痛苦?！峨y兄難弟》、《風箏》等小說，同樣寫出了勤勞節儉的農民物質匱乏與精神受戕害的雙重苦難。在這些小說中，他將筆觸伸入到傳統文化中積習難返的陋習弊端，于對鄉土風俗的反思中展開激烈批判，探尋改造民族文化，使之走向現代化的深邃意義。再次，透過“民俗文化”這一最佳窗口，表現鄉村民眾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拓展鄉土小說的文化意義。在鄉土觀照中，民俗文化描敘，最能切入本真的鄉村生活，也最能體現地域色彩。因為民俗表現的是“一種民族的區域的集體無意識，所以當我們從文化這一視角去審視民俗時，它就不僅僅是民俗與文化的結合，而是一種對生存方式的解讀和進入了”。正以此故，無論是魯迅還是許欽文，在其鄉土寫作中都非常注意風俗民情描寫，為現代文學提供了許多題材多樣的、色彩斑斕的越地民俗畫。自然，越地民俗存在多樣形態，但“隨著第三次海侵的開始，越族祖先的生存條件越來越惡化，燦爛的河渡文化被迫中斷，所以，直到春秋戰國，初民尚處于愚昧狀態，民風也很落后。秦漢以來浙東尚多各種迷信祭祀，禁忌、巫祝、厭祝、招魂尤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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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即為未從事基礎教育的學習者學習文學的基礎課程。對于這一課程，教育學者和專家都抱有極大的重視，一方面，《兒童文學》教學課程的設置為小學教育方向的學生了解相關兒童文學理論提供了基本的條件。而另一方面，《兒童文學》是小學教育方向的學生在文學學習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承載，《兒童文學》的學習方向和特點就注定了兒童文學普及的重要性。然而，我國現有的《兒童文學》教育卻存在有各種弊端，這些問題來源于人們思想觀念的落后，價值觀的缺乏以及專業課程設置不當等。因此根據目前對《兒童文學》課程教學現狀和個人經驗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
關鍵詞：
《兒童文學》；課程教學改革；思考
作為語文素質培養中的重要組成成分，兒童文學一直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關注，這也使得兒童文學教學在教學課程中的設置至關重要。然而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具體體現外界對兒童文學教學的重視程度較低，中小學教師對兒童文學專業知識缺乏等現象，而這些情況的出現與高等院?！秲和膶W》專業課程的設置有著密切的聯系。要想改變現有兒童文學發展受困的局面，對《兒童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顯得尤為必要。
一、我國《兒童文學》教學課程面臨的困境
1.思想觀念的落后我國小學基礎性教育教學歷經百年，但是思想觀念卻還停留在封建時期的觀念中，很多人以為兒童教育只是代替家長對學生進行陪伴。家長認為小學生教學不在于知識的培養,那些文化知識都會在日后的較高級教育中教授，對于文學教育更是淡化，這樣觀念的形成導致大量的中小學教師缺乏對學生文學素質的整體培養以及語文素質的教育，使得《兒童文學》沒有起到對日后素質形成鋪墊式的作用。這樣的局面對于兒童文學素質的培養有著重要的障礙性，不利于實現素質教學的推進。
2.價值觀的不正確隨著各種“不能讓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之類口號的提出，很多家長在學生的能力培養中很下功夫，但是大多都流于藝術形式，各種舞蹈、音樂、興趣班，不僅給了兒童很大的壓力，同時也使得文化知識變成可有可無的事情，然而這些興趣愛好的培養很必要卻不應該淡化原有的文化知識教育，而文學素質的培養更是需要在學生剛開始接觸系統學習的時候加以引導。然而幾乎沒有家長會注意到學生文學素養培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就給中小學語文教師培訓院校傳遞了錯誤的價值導向，不利于實現素質教育的全面推行。
3.專業知識的缺乏在基礎教育中，中學教師急功近利片面地追求升學率，小學教師往往只重視課堂教學形式的多樣化而缺少對兒童文學的引導，而幼兒教師的專業化程度更低，即使教育部一再要求幼兒和小學教育教師的學歷必須在本科及以上，但是,我國幼兒教師的特點依舊是學歷低層化，無論是人格魅力還是素質教育都很不完善，甚至很多教師自身就心智還不成熟，更加不可能為初學者提供一個良好的模范作用。除此之外，很多偏遠農村教師視野狹窄，閱讀量不大，圖書資源匱乏，甚至很多孩子只是單純地學習拼音，學習課本上的內容，對于課外大量的兒童文學作品避之不及。這些教師能夠帶給學生兒童文學上拓寬的程度可想而知。
4.課程設置的不合理據調查，高校師范類中文系開通了專業兒童文學課程的學校屈指可數，即使有小學教育和學前教育等專業開設了兒童文學課程，課時也是大大縮減，而致力于兒童文學研究的教師更是少之又少。如果對這樣的情況還聽之任之的話，在不久后很可能出現高校中文系再無兒童文學課程的局面，學校本身對于兒童文學的忽視使得社會普遍對于兒童文學的認識存在誤區，這樣不合理的課程設置必將會對兒童文學的日趨消亡產生重要的消極影響。要想實現教育素質的全面提升，課程設置的改革必須要得到大家的重視。
二、《兒童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的重要性
1.《兒童文學》教學與兒童道德素質萌芽作為小學教育專業中文方向學生的專業選修課，《兒童文學》完全按照我國教師的現代化教學環境的選擇和要求，充分體現了兒童教育低齡化的特點，旨在全方位地幫助基礎教育者掌握所學文學知識與理論，使其更好地為基礎教育服務。一方面，它可以讓學生通過對《兒童文學》的學習，很好地了解兒童文學的基本特點和發展規律，加大學生知識面的發散與拓寬，認識到兒童文學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過對《兒童文學》的教學，可以加深基礎教育者對于常見的文學文體和寫法的了解，從而培養兒童對于文學作品的接受與欣賞的能力，對以后學生學習文學起到重要性的作用。因為兒童文學最契合兒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通過兒歌、童話故事或者寓言故事讓兒童明辨是非，認識真假善惡，形成基本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者掌握兒童文學的這些特征，能為以后的道德思想教育提供前期的理論鋪墊，更好地為日后的教學打下基礎。依據此我們不難發現《兒童文學》對于兒童的知識啟蒙和道德培養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貼近于兒童的生理狀態和成長軌跡，具有很強的操作意義和啟蒙價值，值得重視的是《兒童文學》的教學質量直接影響著兒童的道德素質初期萌芽。
2.《兒童文學》與基礎教育者的素養培養兒童文學的出發點不是要求初學者掌握多少文學知識，而是兒童文學作品完全符合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要求，它能夠引導學生認識世界，領悟生活，逐步掌握正確的思維方式，從而推動他們的思維發展。教育專家一直在討論學生的語文素養，那么究竟語文素養是什么東西？其實，語文素養很難用語言來概述清楚，但是，我們可以肯定文學素質在語文素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語文課程的教學安排中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和民族文化的發展上都有提及與涉獵，而這就是從事基礎教育的教育者所考慮的問題。一方面，要想實現語文素養的提升，不僅要對語文的基本知識有所掌握，還要具備起碼的對于語文的聽說讀寫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是要上升到個人的思想境界、人文修養、審美標準等，而這些都是與《兒童文學》的培養離不開的，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兒童文學》是兒童在文學學習過程中的一個承載，從事基礎教育的教育者對于初學者的人文素養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三、《兒童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策略探討
1.突出學生主體地位，重新設置課程結構由于課程內容的設置直接的影響著兒文學童教學的質量，為了更好地對《兒童文學》課程進行教學改革，對課程內容的調整就顯得至關重要。在對《兒童文學》課程進行改革之前，首先要對其教學的根本要求與目的進行探討，然后根據這些選取內容上貼近的課程，諸如兒童教學的知識儲備、能力培養和語文素質等，盡量實現理論與文學的高度統一。在原有的理論課程設計中，我們要做到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一方面，要對原有的理論知識與課程設計進行統籌，對于長期形成的經驗教學要有選擇地借鑒與傳承；另一方面，要積極地根據現代教學模式對于課程設計進行適度的修改，把新興的技術以及研究成果應用到教學改革中來，使得《兒童文學》更具有時代性與應用性。內容選擇上要包括兒童文學的基本特點、文學理論、創作過程等對于兒童語文素質啟蒙有重要聯系的內容。除此之外，《兒童文學》的學習要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課程設計內容要具有時代性與歷史性，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都要有所涉及，要具有傳統性和創新性，既要有原著的原汁原味，又要有改編的大膽創新。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要給予學生很大的自由空間，可以適時的給學生推薦課外閱讀書籍，分配課外搜集的任務，安排學生進行實踐活動，對于課堂中保留下來的問題要讓學生去搜集材料，并進行相關材料的整理，進而對已有的問題交流與分析，這樣有效提高了學生的主動性，擴寬了知識面的掌握。
2.培養師范生的文學能力，加強自身文學體系的構建在兒童文學的教學中，教師難免會遇到文學創作問題，所以師范類院校加強培養師范生文學創作能力就顯得尤為必要。培養師范生文學創作能力，有助于引導師范生增強個人對于兒童文學的熱愛，可以為日后的語文教學奠定基礎。在掌握了基本的兒童文學理論知識，再適時地進行有關兒童文學的創作，是當代從事基礎教育師范生必須要涉及的新領域。一方面，要摒棄原有的創作理念，加入對正規語文工具課的學習，另一方面要針對兒童的個性特征進行藝術的創新，不斷加強自身文學理論和思想的培養，以便更好地適應日后的文學教學。在日常的兒童文學教授中，教師除了要加強自身的文學素養，同時也要做到對于兒童校園文藝的編排能力，在豐富學生校園文化的同時加強學生文學素質的提升。在很多師范類學校中都明確把校園文藝編創和指導作為師范生掌握的一門必要技能來學習。兒童校園文化集中地體現了學生對于文學能力的整體掌握度。隨著素質教學的不斷推進以及教學內容、課程的不斷調整，《兒童文學》的教學方式必然也不斷地隨之改變。對于《兒童文學》的教學中的理論知識教授，學生單靠自身搜集的知識不能滿足對于理論知識的學習，這一部分必須要由老師主導，教師要盡可能地完善兒童文學體系，對于經典的兒童文學作品以及作家要有推薦，引導學生深入地學習。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加強學生獨自的欣賞水平與審美水平的引導，一方面，要加強其對于兒童文學課程基本知識的掌握；另一方面，為他們日后學習語文打下堅實的基礎。近些年來，生本教育教學理念的提出使得越來越多的學校把學習的主體留給兒童，由單純的教師教授兒童被動接受向兒童自主學習轉移。將兒童詩、寓言童話、兒童故事小說、兒童散文、兒童戲劇電影等不同的兒童文學依據其自身的特點，進行因材施教。
四、小結
隨著素質教育的不斷推行，教育界對于兒童的基礎性教學也日漸重視，尤其是《兒童文學》也因為其重要性的特點走進了大家的視線，《兒童文學》與其自身基本學習特點，《兒童文學》教學與兒童道德素質萌芽的關系也使得課程改革迫在眉睫。同時，家長思想觀念落后，教師自身知識薄弱，課程設計結構不合理使得幼兒教學面臨很大的問題。為此，我們教育界要對《兒童文學》課程改革加以重視，調整教學評估方式，加強全面素質的培養，實施基礎與實踐并重，加強學生與老師交流，突出學生主體地位，重新設置課程結構，最終實現課程改革的全面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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