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6 16: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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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高校大學生道德教育的原因分析
很多院校認為，學生們就業就是最好的歸宿。在大學期間，多進行社會活動的參與，并能夠擁有扎實的科學文化知識，尤其是對專業知識的掌握，從而讓大學生在就業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實現自身價值。但是，很多高校都忽視了大學生們的德育教育工作。雖然在公開課上，都有相應課時的安排。但是從實際的教學效果而言，大學生們對德育教育課程并不重視。再加上高校教學，公共課程都被學生們認為是及格以及積累學分的過程，對其真正的教學意義重視程度不夠。因此，從實際情況分析，大學的德育教育工作效果欠佳。那么，為什么要加強高校大學生的德育教育工作呢，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視域角度下，要進行加強呢？從目前以及以往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經驗教訓，證明我國的高校德育教育必須要予以加強了。
第一，大學生在面臨就業的時候，越來越顯得脆弱。
這種現象在很多企業面試的過程中，能夠體會到。大學生在面對主考官的考驗時，往往表現出怯場或者是逃避的心理。對于一名即將步入社會的大學生而言，需要有強大的內心承受能力，能夠經得起挫折和挑戰。市場經濟是一個遵循自然法則的經濟體制，對于人才也是如此。優勝劣汰，落后就會被淘汰。而大學生在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應該能夠保持良好的心態，從而積極應對。
第二，在運用自身技能的時候，過于追逐利益，而泯滅了良心。這樣的現象在大學生當中已經有了萌芽，并已經危害到了社會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下，利益膨脹現象比較明顯。在自身擁有足夠能力的時候，如何選擇自己的定位就顯得非常重要。地溝油事件已經證明了，只是擁有高智商是沒有用的，如果沒有良好的道德品質，也是危害社會的敗類。
二、高校大學生德育教育的路徑分析
對于道德教育而言，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高校應該能夠給予大學生足夠的準備教育。在進行道德教育之前，應該首先能夠讓學生們明確市場經濟的真實含義。壓力并不代表一切成功都成為奢望，利益并不代表一個人的成功。讓學生們了解未來將會面對的種種可能，讓大學生們通過正面的實例去體味未來的道路。其真正的路徑能夠讓大學生們樹立正確的三觀，并積極開展相關組織活動，從而鍛煉其品質。
三、結語
關鍵詞：會計法治 會計法制 市場經濟體制
經濟社會水平越高，會計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就越重要。會計作為市場經濟的一個信息系統，在經濟轉軌和法制化進程中將呈現全方位的變化。《會計法》的修訂和日趨完善，標志著我國會計法制化已初具形態，為會計法治提供了基礎環境和手段，為逐步實現從會計法制化到會計法治的過渡創造了條件。同時，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發展，市場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和管理工具必須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會計信息，以治理會計信息失真，維護市場經濟秩序。
一、會計法制與會計法治
1.會計法治的內涵
所謂會計法治，就是把會計法規作為會計行為的絕對標準加以確定，實現會計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現代化，最終達到理想的會計工作秩序和穩定的會計社會狀態。會計法治是社會法治在會計領域的體現，會計法治不能脫離社會法治，阻礙社會法治進程的因素同樣阻礙會計法治建設。在社會法治條件尚不具備時，會計法治同樣無法真正實現。不能簡單的將會計法規視為會計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這個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會計法律至上，絕不存在會計“法外特權”的法律秩序。會計法治的對立面是“會計人治”，就是在會計治理中否定會計法律至上的原則，企圖將個人意志凌駕于會計法律之上而達到理想的會計工作秩序和穩定的狀態。會計人治也是社會人治在會計領域的反映，當前在我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社會大背景下，我們應堅定不移的反對和消除會計人治色彩，堅持會計法治。
2.會計法制與會計法治的關系
會計法制是指國家的會計法律和制度，屬于制度的范疇。會計法制是指以《會計法》為核心的會計法規體系，包括會計法律、會計法規、會計規章等。會計法制化意味著：第一，會計要通過法制予以體現和保障，為保障會計人員依法行使職權，必須加強會計法制，必須使會計法制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變而改變；第二，會計要納入法制軌道，會計人員依法行使職權，接受相應的會計監督。
會計法治是指規范會計的理論、原則、體制和實施方法，屬于方法的范疇。兩個概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會計法制為會計法治提供了基礎和手段，使對會計行為的調整上升到法制層次，它改變了會計無法可依和會計法制的不完備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難依的局面。會計法治標志著我國管理會計工作和進行會計核算、會計監督及理財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會計法治
1.會計法制與市場經濟體制
會計法制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市場經濟是由若干利益主體和游戲規則構成的權責系統。會計法制通過對會計行為權利義務的設定，實現對會計關系的調整，從而為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和有序發揮作用。
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作為獨立的利益實體，承擔著資產所有者的受托責任，基于多方利益主體的要求，企業必須規范會計行為，加強內外部的會計監督。會計法制的發展經歷了從無法可依到有法難依，從制度約束到法律化，從長官意志到依法理財，會計工作也從無序到有序，逐步實現會計法制的現代化并最終實現會計從會計法制化到會計法治。
會計法制化需要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利益高度集中和單一化的體制架構下，是無法構筑會計法制體系的，會計行為是基于會計主體相伴而生的，國家作為所有者和經營者合一所形成的體制實施會計法制化，無異于運動員和裁判員合一的體制下，難以達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從會計法制到會計法治的變遷
會計作為反映資金運動的過程與結果，是生產經營者管理自己的經濟活動的手段，是資金所有人對自有資金的運用進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從會計發展的過程來看，在相當的一段時間內，如何計量、記錄經濟活動是特定主體自己的事情，只是隨著經濟復雜程度加深及從經濟安全的角度出發，才使會計發展成一套行為規則，即制度。長期以來會計規制的目標一直是“會計法制化”。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和政治背景制度的變化，我們認為會計規制的目標狀態由“會計法制”轉為“會計法治”應屬必然。
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是經濟落后國家制度變遷的達標。會計作為聯結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紐帶，在產權歸屬問題上起著重要作用，會計法制在特定時期特定的歷史情況下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這一制度規則不能從根本上，具體地解決會計規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問題，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國會計信息質量差、相關性低，嚴重失真的事實。所以我們必須借助另一制度安排——“會計法治”。
3.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會計法治
會計法治是希望通過對會計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從而維護社會關系和經濟秩序以及微觀經濟利益與宏觀經濟利益及其統一。改革使利益主體變得模糊，政策傾向不明顯，宏觀經濟體制的轉型與會計法制及最終的會計法治之間形成出現瓶頸，導致我國會計信息市場的混亂，國家作為會計信息使用者和國家宏觀調控者的雙重身份，在體制的轉變中受到極大的損失，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遷”過程中成本過大。會計法制向會計法治的制度變遷尚未成功是一個原因，由于會計法制解決的是會計工作無法可依狀態，而會計法治更多的是對既定經濟體制下的會計行為的認可與安排。會計法治狀態下，由于對會計行為的約束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水平，所以就能在總體上控制會計信息被濫用的道德風險。
經濟體制改革以產權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的現代企業制度。產權清晰包括兩個層面上的涵義：第一個層面是產權數量的清晰。利用會計上的方法對產權界定、變更、維護過程中所產生的資金運動及其相關內容進行核算和管理。包括產權數量的確認、計量、記錄以及確認標準、計量記錄方式、核算規則等，實質上就是一個會計過程。第二個層面是產權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為一個產權主體出現，擁有對資產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項權能，包括主體條件和程序條件，產權量的大小，其精確程度如何細化和量化，需要在“會計法治”框架內予以完成的，這牽涉到會計工作的道德狀態問題。這些都是會計法治所要解決的問題。
因而，無論是在宏觀上還是在微觀上，真實、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權益，將生產經營過程中保值增值的情況恰當地反映出來，有賴于會計人員是否在會計法治的理念下，正當的使用會計的技術調整性特征。
三、我國會計法治的現狀
如果把我國同西方國家的會計法規做一個橫向對比就會發現，我國的會計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國家少，立法機關單獨制定《會計法》的并不多見，許多國家沒有專門的會計法，而將這些內容寫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見我國政府對會計工作的重視。但是，我國的會計秩序較之西方差也是事實，會計信息失真，社會上對會計造假行為人人喊打，可是，會計造假行為屢禁不絕的現象令我們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會計法律本身缺陷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國的會計法律制度沒有得到徹底貫徹，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說明我國會計法治工作還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應包括兩重含義：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義合理性。將會計法治分為兩部分分析，其一為會計法治實質內容，即會計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為會計法治形式，即會計法律本身的正義合理性。
1.會計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權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遍的服從”就無從談起，法律本身的權威性、可依賴性和可預見性就會受到動搖。因此，在市場經濟中，為了保證法治的實現，政府只能擔負三種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敵入侵和保障個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濟和社會福利；③“經濟警察”，征稅、預算，維護市場秩序和自由公平競爭的環境。政府的這三種角色體現在會計領域的主要表現是：
(1)各級立法機關制定和修改與會計相關的法律法規。
(2)財政、審計、稅務、證券監管等部門對會計信息進行監督檢查。
關鍵詞：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生成和運行，都離不開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或道德基礎，市場經濟體制也不例外。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之中，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道德建設中面臨著新的困境，傳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及計劃經濟時代提倡的“大公無私”等道德規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道德規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觀走向了極端，禮儀缺失、不講誠信、損公肥私的情況屢屢發生，封建迷信、黃、賭、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了制約我國社會成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問題的產生
社會轉型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進化，它是指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特殊的質變狀態，是社會結構劇烈的、整體的和根本的變化。我國的社會轉型首先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過渡又首先表現為一種經濟體制或資源配置轉變過程。但是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是無法全面把握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刻含義的，實質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變化的整體性過程。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計劃經濟相聯系的，而高度集中的決策體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對命令無條件地服從構成了這種制度的基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曾經發揮過相當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動員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并在生產力較低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實現了社會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穩定和發展。
從計劃經濟這種通過各種指令控制整個經濟社會運行的特征來看，它比自然經濟有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經濟的狹隘性、保守性和小農意識。但是這種過分強調外部約束的體制框架又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創造性主體—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這種約束是在極少物質激勵的條件下進行的，進而制約了整個經濟、社會中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結果是助長了惰性，依賴性，中庸主義，平均主義。活力喪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別是當經濟的發展水平提高經濟規模變大，利益主體增多，利益目標多元化時，單純的精神激勵已無法超越人們內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就必然產生各種有意或無意的抵制效率的行為。經濟越發展，計劃經濟條件下那種動力不足，結構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盛行的弊病，就越發明顯，以致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久而久之，經濟發展必然陷于停滯。
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一種更為理想和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場機制要求每一個主體都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較強的依附性，并且承認每個主體都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每個主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將被最大程度地激發出來，從而使自己的行為趨于更為理性的選擇，并在追求這種個人利益的過程中極大地增進社會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發展。這也正是亞當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場機制取代計劃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成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一種必然選擇。這樣，我國就面臨著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成功轉型的問題。
二、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
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動力，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此同時，禮儀缺失、不講誠信等道德失范現象也成為了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道德規范是對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道德關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規范從一部分習俗規范演化而來，以信念、習慣和內心情感等內在因素為基礎，以善與惡、誠實與虛偽、榮譽與恥辱等觀念作為評價尺度，在輿論和教育等強制力下發揮作用。人們遵行道德規范往往基于基本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表現出是自覺行為。而所謂道德失范，也叫違規、越軌，是指社會群體或個體偏離或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主要是指對社會發展和進步有負面作用的破壞性越軌行為。要弄清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必須基于對由社會轉型引起的強烈社會變化對置身其中的實踐主體—人的主觀世界及價值觀的沖擊的分析。
關鍵詞：行政壟斷；經濟；影響；規制
一、行政壟斷概述
（一）行政壟斷的含義和外延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斷完善。在市場經濟制度下，企業的生產與經營主要受到市場規律的調整，市場的供求關系成為影響企業生產與經營活動的主要因素。從這一點來看，是與我國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存在顯著區別的地方。行政壟斷現象的產生不僅有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權力關于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因素的原因，還有我國經濟制度的歷史原因。這主要受到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與政府的關系以及企業生產經營方式有關。并且，行政壟斷概念的把握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權力與經濟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既有有利的一方面，又有不利的一方面。其中不利的一方面則構成了行政壟斷對經濟秩序以及經濟規律的破壞，反壟斷法對行政壟斷的規制，主要是集中在行政壟斷這經濟干涉不當的情況下。
（二）行政壟斷在我國的發展歷史及表現形式
對行政壟斷問題的關注，是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發展而進行的。行政壟斷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隨著經濟轉型而產生的一種經濟現象。隨著改革的深入，各地方為追求本地經濟的發展，促進本地企業的經濟效益，從而產生了行政壟斷的新形式，即地方保護。我國《反壟斷法》規定了六種行政壟斷行為，具體如下：1、強制買賣：指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濫用行政權力，限定或者變相限定單位或者個人經營、購買、使用其指定的經營中者提供的商品。2、地方保護主義、地方封鎖：是指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濫用行政權力，妨礙商品在地區之間的自由流通。3、排斥或者限制招標、投標：是指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濫用行政權力，以設定歧視性資質要求、評審標準或者不依法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經營者參加本地的招標投標活動。4、限制市場準入：是指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濫用行政權力，采取與本地經營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經營者在本地投資或者設立分支機構。5、行政強迫壟斷：即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濫用行政權力，強制經營者從事法律規定的壟斷行為。6、抽象行政行為壟斷：即指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競爭內容的規定。
二、行政壟斷的理論分析
（一）行政壟斷出現的一般原因
政府以及國家的形成其共同點，是為了服務于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事業的。在標準經濟學中，有兩個術語，一個是“政府壟斷”，另一個是“政府授予壟斷”。前者是政府直接行使壟斷權力（比如酒類專賣、煙草專賣），后者是政府將壟斷經營權授予某一個企業。中國所說的“行政壟斷”實際上就是包括了經濟學的“政府壟斷”和“政府授予壟斷”。政府在市場活動中，不僅能夠通過各種手段促進和維護競爭，也會為了一定的目的在某些領域禁止或限制競爭。與此相關的是轉型國家行政壟斷的發展，由于在歷史上沒有自由對抗封建壟斷的過程，轉型國家行政壟斷的普遍性主要由其政治特性和權利性共同決定的。轉型國家的政治特性是從全局性的國家壟斷到局部性行政壟斷。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行政權力和經濟力量緊密結合，成為嚴格制約企業的力量。從經濟以及社會轉型的國家行政壟斷的根源的共性，就在于固有的權力理念深陷在社會經濟干預中。
（二）我國行政論斷的特征及特有原因
我國行政壟斷的產生以及發展不僅有市場經濟中壟斷形成的一般原因的影響，還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背景下，政府權力與市場的關系有關。我國行政壟斷的原因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是行政壟斷的體制淵源。計劃經濟時期，政府被賦予了強大的經濟職能，從物資分配，到勞動力的配置，以及各種商品的價格都由政府以計劃的方式進行。市場的作用幾乎完全被排除。長期的計劃經濟給我們帶來的災難不僅僅是經濟的萎縮，更重要的是這種體制在社會生活中的慣性，尤其使我們的政府職能遲遲不能實現轉變，不能使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科學化。經過不斷改革，我國最終也選擇了市場經濟這一實踐證明能有效配置資源的體制。盡管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有近十年的歷史，但許多行政機關仍然屢屢違背市場規律，憑借自身擁有的權力進入市場。行政壟斷就是計劃經濟之后政府部門仍然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志統治市場的表現，是計劃經濟的一種殘留形式。
三、當前行政壟斷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一）正面的影響
行政壟斷在我國的經濟環境下，有著其特定的內涵。對這一點的認識主要是在任何的社會中，總會存在由于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法制的等各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為社會共同體所普遍認可的行為習慣或者法律規范。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近30年的事情。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從某種程度上認可了市場經濟體制能夠進一步解放我國的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但這并沒有徹底的否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干預經濟，政府組織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隨著當前世界經濟危機蔓延全球，國家宏觀調控呼之欲出。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也都在證明這國家權力對社會經濟干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行政壟斷與現時語境下的國家宏觀調控，二者在本質上是共同的，即促使經濟的有序發展。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行政壟斷在集中資源配置，促進社會經濟的有序發展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二）負面的影響
行政壟斷對我國經濟帶來的消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從本質上來講，行政壟斷就是利用行政權力壓制自由競爭，顛覆了市場經濟存在的基礎，與公平競爭理念相悖，其危害性遠大于經濟壟斷。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場的統一、開放，而行政壟斷總是以某一地區或某一部門的利益為出發點，將該地區或該部門隔絕開來，形成地區封鎖和部門經濟封鎖，從而直接阻礙和破壞全國性統一和開放市場的形成。受到保護的部門和地區，為了爭取一個“正當的合法競爭”，不再把精力放在如何通過技術創新和新學管理來提高競爭能力，而是將大量費用用于行賄，以取得相關部門的庇護，這也導致了、權錢交易等嚴重的社會腐敗問題。
（三）需要解決的問題
目前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法治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不斷完善。在看到我國法治以及《反壟斷法》取得的可喜進步的同時。不得不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制度改革的阻力越來越大。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進行，不僅是制度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我國不得不進行的結果。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制度背后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集團或者利益階層。推進行政壟斷的監管所面臨的阻力越來越大。這就要求不僅要在立法層面上改革不適應市場經濟制度要求的行政壟斷制度，還要適時的引入社會力量對行政壟斷行為進行監管。
四、完善我國行政壟斷法律規制的對策建議
（一）嚴格限定豁免范圍
在我國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適當的行政干預發揮著代替轉型過程中的市場缺位的作用，避免市場機制的失控及經濟波動，保證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的作用。《反壟斷法》第七條：“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并對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及其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依法實施監管和調控。”這就是我國《反壟斷法》中的豁免制度。豁免制度，又稱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制度，指國家為了保障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在反壟斷法及相關法規中規定的某些壟斷行為不適用反壟斷法的法律制度。我國《反壟斷法》之所以認可反壟斷豁免是因為“‘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與‘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和社會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對我國行政壟斷的規制，應該限縮我國反壟斷法中的豁免制度。
（二）建立反壟斷的私人執行制度
“破除行政壟斷、消除市場的人為分割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壟斷行為的規制不能單單靠政府的公共執行，因為在某些壟斷事件中，政府行政部門本身就是利益關系者。在這樣的一種利益關系中，就很難保證公共執行的積極性與有效性。
由此可知，此時的私人執行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私人執行不僅是一種權利救濟的途徑，也是反壟斷法的實施方式之一，有助于彌補和矯正公共執行的不足”，更有益于市場經濟的發展。
結語
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這是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顯著區別的地方，也是市場經濟發展能夠保持充足的動力、活力的原因所在。市場經濟的規制需要不斷完備的法制進行指引，同樣，也只有完備、良好的法制才能真正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二者之間才能表現的相得益彰。“在市場經濟中，法律平等地保護一切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平等地要求一切主體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對一切主體的一切違法行為都要依法予以校正和制裁，不給任何市場主體以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權。法律規范就是這樣確保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從而維護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當前我國社會經濟中存在的行政壟斷，隨著我國法治的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也越來越多的受到監管，并且接受市場經濟規律的調整。
（作者單位：武漢工程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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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財政；私人財務；政府財政；公共財政論；國家分配論
在我國，研究公共財政問題是近年來的事情，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在我國是否適用，也成為廣大財政理論和實際工作者共同關心的問題。筆者擬就公共財政的一些理論問題談些自己粗淺的認識。
一、對公共財政概念的重新認識
討論公共財政問題，首先必須弄清公共財政的概念。筆者認為：
（一）公共財政是與私人財務對應的概念，是對政府財政的客觀要求
公共財政是與私人財務（財政）對應的概念，它是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收支活動。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廣大民眾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財政行為目的的社會公共性，是公共財政與私人財務的區別所在。從行為特征上看，公共財政是一種收入和支出活動，這構成公共財政與其他公共行為的本質區別。
顯然，我們這里對公共財政概念的定義與傳統說法有一定差異。按照傳統觀點，公共財政就是公共經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由于政府的職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因此，公共財政幾乎成了政府的同義詞，這顯然是不準確的。在這里，我們將公共財政表述為一種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收支活動，是強調公共財政作為一種收支活動的行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財政作為政府實現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種工具和手段與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區別。
公共財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會公共利益和這種利益的載體棗公共需要的存在，這是公共財政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公共財政作為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共需要的實現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財政作為一種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動，其實施主體是一定時期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國家和政府存在的條件下，主體的責任自然應該由國家和政府來承擔。因此，國家財政必然是公共財政。
國家財政的社會公共性首先是由國家和政府的社會職責和功能決定的。國家及代表國家的政府是社會管理者，當然也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體現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實現，是國家和政府的一項最為重要的職責，因此，國家財政必須是公共財政。不體現和實現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財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公共財政是對政府財政的一種客觀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財政的一般性質
按照傳統觀點，公共財政是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它的產生和存在是市場機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說，由于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有一些自身無法彌補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來對市場缺陷加以彌補。顯然，這里是將市場經濟當作公共財政存在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表現形式。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公共財政不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特殊性質，而是政府財政的一般性質，因為體現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財政的共同出發點和歸屬，不論任何社會形態的政府財政都是如此，在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產力水平差異決定的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層次，以及由生產關系決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圍。
這里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即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政府財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財務的事務，它是否具有公共財政的性質，如有例外，如何解釋公共性作為政府財政一般性質的論點。筆者認為，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政府財政仍然是公共財政。在這里，主要的問題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私人的個別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狹小的范圍內，相當部分個別需要被異化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實現的形式，正是這種私人需要的個別性與其實現形式公共性的不協調，才導致了計劃經濟體制在提供私人產品，滿足個別需要方面的低效率，這種低效率正好從另一角度說明了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公共屬性。我們不能因為某種機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認機制本身的存在，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能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代行了許多私人財務的職能而否認政府財政的公共財政性質。
（三）公共財政的意義在于對政府財政職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強調政府財政的公共財政性質，是因為公共財政對政府財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確了政府財政的職責范圍和主要功能，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則將政府與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劃分。公共財政強調納入政府財政范圍的應該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務，對那些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政府只能為其正常實現提供外部條件，而不必直接參與其實現過程。因為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有其自身的實現機制，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的實現具備了充足的微觀動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實現過程；同時，個別需要所體現出的千差萬別的個體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參與其實現過程；此外，個別需要的實現完全可以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在個人之間進行，這種等價交換的過程一方面滿足了購買者對商品物質形態的個別需要，另一方面則滿足了售賣者對商品價值實現的追求。與此不同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社會公共需要的滿足很難按照等價交換原則來實現，其實現的責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擔。可見，社會成員的個別需要的滿足和實現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財政來實現，而社會公共需要則應該主要通過政府渠道得到滿足，政府財政實質上是為滿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財政。公共財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資源的范圍，即政府財政直接配置資源的范圍應該在公共需要的領域內，其意義在于對政府財政職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強調政府財政的社會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將政府財政與私人財務區別開來。
二、公共財政論與國家分配論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公共財政理論在我國的傳播和發展，公共財政論與在我國有廣泛影響的國家分配論之間的分歧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有些堅持國家分配論的人認為，公共財政否定了財政分配的國家主體性，是對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的縮小和肢解。堅持公共財政論的人則將國家分配論當作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種落后的、過時的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是公共財政，國家分配論已經不再適應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對以上兩種觀點，筆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任何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背景，社會科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更要受特定時期、特定社會條件的制約，因此，我們很難說什么理論是先進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對社會經濟發展有一定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就值得去學習和研究，況且，國家分配論曾經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有著最為廣泛的影響，它對指導我國特定時期的財政實踐發揮過積極的作用，盡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導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實踐的管理原則和理論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內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卻仍然反映了財政活動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沒有過時。這里必須澄清對國家分配論的兩種誤解：一是將傳統理論當作國家分配論的全部；二是將國家分配論誤解為由國家統攬一切分配的理論。其實，在傳統體制時期產生的國家" 分配論的理論觀點只是其在特定時期，根據特定的實踐背景提出的理論，而不是國家分配論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國家和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繼續研究和提出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分配理論；國家分配論也不是由國家統攬一切分配的理論，它只是強調財政分配中的國家主體性和主導性，在這種主體性和主導性的基礎上，國家分配的范圍是由一定時期國家職能范圍決定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國家分配論也沒有過時。
在我們看來，國家分配論和公共財政論兩者的主要觀點并沒有本質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強調的側重點，比如國家分配論強調財政行為主體，公共財政論強調財政行為的目的和范圍；國家分配論突出財政產生與國家產生的本質聯系，公共財政則突出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與私人財務在活動范圍和原則上的區別。在這種外在形式差異的背后，兩者的基本立足點卻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現為，摬普之所以成為公共財政是因為它是一種代表公共利益、實現公共需要的財政活動，在國家存在的條件下，這種財政活動的主體當然只能是國家和政府，因為國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當然代表，公共財政實質上是對政府財政職能的定位，是從另外的角度對國家財政的定義。可見，公共財政論也是以國家主體為基本立足點的，這一立足點構成公共財政論和國家分配論最本質、最關鍵的共同點。在這一共同的基本點上，公共財政并不會縮小國家財政的范圍，也沒有肢解政府財政的職能，因為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的變化是圍繞國家職能范圍的變化而變化的，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定時期的經濟體制及由之決定的國家職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財政本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政府承擔的私人需要的實現歸位于市場，使社會公共需要和個別需要都有其穩定的、更有效率的實現機制，并建立以彌補市場缺陷，為市場機制正常運作提供外部條件的公共財政運行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對政府職能轉化的要求，也是對政府財政職能所作的合理定位，這并沒有否定財政的國家主體性，也沒有肢解政府財政，而是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范圍及由之決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圍調整了傳統體制下政府財政職能越位和缺位的狀況，將政府財政的職責和功能規范在公共服務領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國建立公共財政理論體系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尊重不同社會條件下公共財政的特性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我國財政應該是一種公共財政的結論，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更應該重視政府財政的這種公共特性。對這種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很長的歷史，取得了很多科學反映公共財政運行一般規律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因而也是我們在研究公共財政理論時應該盡量去學習和借鑒的。但是，筆者不贊同目前學術界普遍存在的一種傾向，即過分強調不同時期、不同社會條件下公共財政理論的共性而忽視其特殊性的傾向。我們認為，由于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礎不同，公共財政理論所參照的實踐基礎也不相同，因而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公共財政理論也會有一些差異。我國是一個正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較低，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尚不完善，市場機制也正在發育過程中，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互補關系和相應的機制也遠未理順和形成，由此決定了我國的公共財政理論研究應該體現自己的特點。那種過分強調公共財政理論的共性，忽視和否定其不同的實踐基礎，在理論研究上局限于對西方財政經濟理論的簡單傳播，甚至在表達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財政學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科學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同時，本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精神，以我國的基本國情為實踐基礎，探討和創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財政理論，并以此為我國的公共財政實踐提供指導，這才是目前我國財政理論工作者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
（二）重視對轉軌時期公共財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來，我國財政理論界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實踐起點選擇上的誤區，即往往將目標體制作為理論研究的實踐起點，按照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的一般原理，設計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財政管理模式，并試圖照搬這種模式去解決特殊體制時期的特殊問題，其結果當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們認為，對目標體制下公共財政管理模式的理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遠不是當前公共財政理論研究任務的全部。目前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這種轉軌的實踐是中國所特有的，轉軌過程中的社會經濟矛盾及其表現形式既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也不同于目標體制時期，具有很多特殊規律。因此，在舊的運行系統及其管理規則正逐漸失效，新的體系及其規則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特殊歷史時期，政府財政應該實行怎樣的管理模式，面對經濟運行機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財政應該采取怎樣的政策，政府如何應用財政手段來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在建立目標體制的過程中政府財政如何發揮積極作用等等，這些實踐問題是西方現成的公共財政理論所無法解決的，需要我們在理論上進行開創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針對性的、系統的理論，為解決實踐問題提供正確的指導。這就要求我們正確選擇財政理論研究的實踐起點，重視對轉軌時期社會經濟規律和公共財政規律的研究，使政府財政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能發揮更好的作用。
（三）重視對我國公共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
我國傳統財政學研究重點更多地局限在對財政的產生和發展、財政的本質、職能和體系等基礎理論問題上，過去形成的一些有較大影響的學術流派也主要側重于在以上基礎理論問題上獨樹一幟，并沒有形成與其基本理論相配套的應用理論體系，使財政學這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總帶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為解決實際問題所應有的作用。近年來這種現象有所改觀，但遠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目前我們在財政應用理論研究方面存在許多問題：一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體系；二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在時間上往往滯后于實踐，缺乏必要的超前性，僅僅成為國家政策出臺后一種撚皵性詮釋；三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往往側重于對現行制度和體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論的創造性和客觀性；四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往往脫離中國的客觀實際，在理論體系和政策措施上側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財政應用理論的成果缺乏針對性。以上財政應用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直接影響了我國財政理論的正常發展，也成為我國財政改革往往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對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中必須加強對社會經濟實踐有直接指導意義的應用理論的研究，使我國財政理論體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國財政理論研究能真正發揮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應有作用。
（四）實現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
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由于我國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向市場經濟模式轉化，因此，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管理理論和經驗成為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于，我們在對西方財政經濟理論的學習和借鑒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一些盲目和盲從的非理性現象，將正常的學習和借鑒引入歧途。這里有兩種傾向尤其應該擯棄：一是重傳播，輕研究，在自己的理論著述中往往肆無忌憚地抄襲西方理論，這不但對理論研究沒有意義，而且敗壞了理論研究的風氣；二是重" 形式，輕內容，僅僅將西方財政經濟理論作為一種時尚，作為一種標榜自己學識的工具，不論是否有針對性，是否適用，盲目套用西方經濟學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使一些理論著述文字晦澀難懂，甚至文理不通，讓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財政理論真正發揮其應有作用，必須強調其本土化問題，這是由公共財政理論作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特點決定的。我們要廣泛學習和吸收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公共財政理論，但對這些理論的學習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簡單傳播，更不是將西方理論當作一種裝飾外表的花環。在這里，學習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為我所用；是與中國的實踐結合起來，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公共財政理論。我們強調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并不是對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公共財政理論的簡單排斥，而是強調以我國的具體情況為理論研究的出發點，以解決我國的財政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體現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規律的公共財政理論體系和觀點。
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首先是其實踐基礎的本土化，這一點在前面已多次強調，也就是說我們進行公共財政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不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經濟實踐，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實現過程。我們的研究必須考慮中國現實的生產力水平及其對公共財政的承受能力；考慮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趨勢可能對公共財政制度帶來的影響；考慮中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及由之決定的公共需求范圍與西方國家的差異；考慮我國的政體及其決定的政府機構規模和結構；考慮中國特有的復雜的政企關系及其對公共財政體制形成和完善的影響等等。毫無疑問，實踐基礎的本土化，是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最重要的含義，是我們在公共財政理論研究中最應該重視的問題。
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義是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的本土化，這是一個容易被人忽視而又十分重要的問題。在前面我們曾經談到，目前我國經濟理論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經濟理論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使其著述晦澀難懂，甚至文理不通，這不僅影響學習和研究的質量，而且也是一種不健康的文風。我們提倡在理論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漢語言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來傳導自己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寫出中國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對西方理論的翻譯介紹也應該盡可能地符合漢語言的表達方式。這實際上是對我們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財政經濟理論，并對中國國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語言來準確地表達異國的理論，也才可能在此基礎上將西方理論消化吸收為自己的東西，并發展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見，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不但是一個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的技術問題，也是提高研究人員素質、端正研究作風、提高研究質量的問題。
摘要：21世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日臻完善。要處理好稅收中性和稅收調控的關系;兼顧公平與效率并優先考慮效率的要求，適時轉換稅制結構模式;加大費稅改革的力度;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以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稅收制度稅收中性稅收調控公平與效率
一、21世紀中國經濟體制的基本格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日臻完善
1．20世紀末市場化程度已明顯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初步建立
到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的雙重體制格局還沒有徹底改變。不過，即使仍然沿用“雙重體制”，也是非國有經濟這一新的體制成分以及與之相關的市場機制開始占據優勢，國有經濟的份額處于不斷下降的狀態，傳統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這樣，當前的體制格局實際上可以概括為：非國有經濟迅猛發展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新體制已從“邊緣”向“中心”靠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體制格局變動基本上是沿著“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跡運行的，這個過程實際上可以概括為市場化進程，因而市場化程度指標可以用來表示體制改革所能達到的水平。
2．21世紀的上半葉，進一步提高市場化程度，構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是完全可能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經過20年的改革，中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由總體市場化程度近乎零到50％左右，這種變化是相當深刻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歷史性的。對此，應當給予充分肯定。但同時也應看到，中國經濟總體的市場化程度并不理想，距離目標模式尚有不小的空間。特別是要素市場化程度(36．57％)和政府行為適應市場化需要的程度(36．6％)過低，充分暴露了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薄弱環節，即使是市場化程度超過50％的產品市場領域(61．71％)和企業改革領域(51％)，其內部結構也存在諸多矛盾，離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還有不小的距離。不過，總體來講，從衡量市場化程度的五個方面(產品市場化程度、要素市場化程度、企業市場化程度、政府行為適應市場化程度以及經濟國際化程度)都可以看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素已經初步形成。
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總體市場化程度從近乎零到50％左右。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紀，盡管我們要更多地觸及市場化改革中的“硬骨頭”，進入改革的“深水區”，如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的改制、要素市場的發育和政府職能的轉換等，但我們畢竟積累了20多年的改革經驗，現在的經濟環境也比較寬松，政府駕御復雜的市場經濟運行的能力也有了明顯提高，因此，只要我們繼續深化改革，大膽創新，就一定會加快國民經濟市場化的進程。按照20世紀最后20年的改革步伐推算，到2010年我國的市場化水平將有顯著的提高，總體市場化水平達到70％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礎上，再經過20年，即到2030年使中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達到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程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基本實現。
二、促進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建立與完善的稅收制度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既要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要重視宏觀調控對市場缺陷的彌補作用，具體到稅制的設計上，就是要處理好稅收中性和稅收調控的關系
稅收是一種分配方式，也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國家征稅是將社會資源從納稅人轉向政府部門，在這個轉移過程中，除了會給納稅人造成相當于納稅稅款的負擔以外，還可能對納稅人或社會帶來超額負擔。所謂超額負擔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征稅一方面減少納稅人支出，同時增加政府部門支出，若因征稅而導致納稅人的經濟利益損失大于因征稅而增加的社會經濟效益，則發生在資源配置方面的超額負擔；二是由于征稅改變了商品的相對價格，對納稅人的消費和生產行為產生不良影響，則發生在經濟運行方面的超額負擔。稅收的中性就是針對稅收的超額負擔提出的。稅收理論認為，稅收的超額負擔會降低稅收的效率，而減少稅收的超額負擔從而提高稅收效率的重要途徑，在于盡可能保持稅收的中性原則。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稅收中性包含兩個最基本的含義：一是國家征稅使社會所付出的代價以稅款為限，盡可能不給納稅人或社會帶來其他的額外損失或負擔；二是國家征稅應避免對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干擾，特別是不能使稅收超越市場機制而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在稅制建設上，稅收中性的要求是：稅制結構應科學、合理，有利于平等的市場競爭，如稅制應該統一，稅負應當公平，避免重復征稅；稅制應當簡化，方便納稅；擴大稅基，合理制定稅率；稅收征管制度應健全有效率，征納成本低。
稅收中性是相對的。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并且仍將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場并非萬能，也還存在著許多缺陷，市場對某些經濟現象亦常常顯得無能為力，需要由市場以外的力量加以彌補或矯正。稅收調控就是有效的外部力量之一。稅收的操作主體是國家，因而稅收政策的制定及其運用體現著國家的宏觀目標與偏好，從而國家運用稅收引導經濟發展，調節經濟運行時，有著其他各種經濟手段所無法比擬的調控力，直接有效，強制規范，成為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
一般認為，稅收的宏觀調控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調節經濟周期，實現經濟穩定；二是促進經濟增長；三是公平收入分配，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在稅制建設上，稅收調控的要求是：及時、足額、穩定地取得財政收入，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掌握必要的財力、物力，在我國當前突出的表現應該是提高整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調節供求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和防范通貨緊縮，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促進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矯正收入分配不公，防止兩極分化，包括縮小地區間差距。
舉世矚目的1994年稅制改革，初步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制體系。新稅制運行兩年來，保證了稅收收入持續高速增長，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持續、健康發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新稅制是成功的。如果從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關系分析，94稅改正確把握了兩者的關系，在稅改主要內容上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革來看，取消工商統一稅，實行內外資企業統一的流轉稅制：增值稅的征稅范圍擴大到整個工業生產和流通領域，稅率趨向統一，這都體現了稅收中性的一面；在普遍開征增值稅的同時，對煙酒等11種消費品和石油、天然氣等7種礦產品分別開征了消費稅和資源稅,并實行差別較大的稅率，這又體現了稅收對特種消費品高額收益和自然資源級差收益的非中性的特殊調節。就增值稅本身來說，規定了基本稅率、低稅率和零稅率以及減免稅優惠規定，這又體現了它非中性的一面。再就絕大多數產品適用同一基本稅率這一中性特征來看，由于各種產品的供求彈性不同，必然會影響稅負轉嫁的程度，從而影響產品的相對價格和生產者消費者的抉擇，其稅制運行結果又會是非中性的。這反過來說明，絕對的中性稅收是沒有的，稅收中性與非中性、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是辯證統一的。從所得稅改革來看，通過統一內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實行稅利分流，取消稅前還貸，取消國有大中型企業調節稅，取消企業稅后征集“兩金”，取消獎金稅等一系列措施，使所得稅向中性化方向前進了一大步。但同時仍存在非中性的問題，就企業所得稅而言，一是內外資企業仍實行兩套稅制，稅負不平；二是稅率上內資企業仍實行33％、28％、17％三檔稅率；三是無論是內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都保留了大量的減免稅優惠。從所得稅改革的整體來看，既通過稅收的中性化為企業間的平等競爭創造了必要條件，又通過稅收的非中性措施體現了對小企業、特殊行業企業(如殘疾人企業)的照顧，在這里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與此同時，新稅制還通過統一稅政，集中稅權，理順分配關系，取消困難性減免，嚴格控制偷漏稅，強化稅收征管等方式，在有效地保障了財政收入的同時，也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在進一步完善新稅制的過程中，仍然需要正確處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關系，例如，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建立統一的法人或公司所得稅制，體現稅收中性的要求。但即便是實行統一稅率，現存的內外資企業的大量減免優惠規定也很難取消或統一，有些規定甚至是很必要的，這在事實上表現為一定的非中性。再如，流轉稅中的增值稅被公認為是具有中性優勢的稅種，但仍在稅率(三檔)、進項稅額規定、小規模納稅人征稅辦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中性。即使今后通過改進完善有關規定也難以完全避免。因此，對待稅收中性原則，應堅持相對論，防止絕對化。只有這樣，，才能把握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關系，也才能建立起既與國際慣例相符、又符合中國國情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2．順應市場經濟體制兼顧公平與效率并優先考慮效率的要求，適時轉換稅制結構模式
長期以來，我國的稅制結構實行的是流轉稅類為主體的模式，1994年稅制改革后，這一狀況更趨強化，僅增值稅和消費稅兩個稅種，其稅收收入就占全部稅收的五成左右，如加上營業稅、關稅等其他流轉稅種，其比重高達80％左右。可以說，我國稅制結構的這一現狀，從歷史上看，與生產力水平較低有密切關系，同時也與我國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有密切關系。然而，上述兩個重要條件在現階段已有根本性改變。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稅制結構符合公平原則、效率原則和社會原則，要求稅制結構有利于資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經濟穩定增長目標的實現，而所得稅制則有利于這些原則和目標的實現。人們通常說積極財稅政策下的減稅手段，則是在所得稅占主導地位條件下才有可能產生應有的效果。因為，減稅即減少所得稅收，使廠商的利潤和個人的收入增加，由此達到刺激消費和鼓勵投資的功效。為此，我國的積極財稅政策要想獲取更大的效用，必須及早轉換稅制結構模式，從流轉稅為主體模式先轉向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模式，再轉向所得稅為主體模式。目前，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已為第一步的模式轉換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從國外經驗看，一國稅制結構從流轉稅為主體模式轉向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模式，其經濟條件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轉換時的水平為789美元，美國815美元、英國717美元、原西德647美元。我國目前的人均GDP已達700美元左右，這還是根據市場匯率計算出來的，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我國的經濟實力遠超出該水平。所以，我國稅制結構模式的轉換，不僅具有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過剩下需求不足這一重大難題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備模式轉換的經濟條件。
3．現代企業制度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微觀基礎，因而要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有三種最基本的形式，即：業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需要來看，公司制是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所采取的一種主要企業組織形式，也是產權制度創新的一個有效途徑。無論是有限責任公司還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共同特點都是公司資產的股份化。這便于公司拓寬融資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資主體、也有利于公司產權的轉讓和流動，促進存量資產的合理重組，實現資產的最佳使用效益。稅收作為對微觀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結果進行課征的一種分配活動，隨著企業組織形式的變化和產權制度的不斷創新，其有關政策和制度也必須作進一步完善，以更好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首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實現徹底的政企分開。但是我國目前實行的分稅制仍以行政隸屬關系來劃分所得稅的歸屬，把中央企業所得稅劃歸國家稅務局，地方企業所得稅劃歸地方稅務局，這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慮，用行政手段干預所屬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出現新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因此，為使政府與企業行為徹底分開,分稅制對所得稅的劃分不應以企業行政隸屬為依據，而應象增值稅那樣，以稅收收入分割為標準，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劃分所得稅收入。
其次，隨著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造的進展，公司的產權主體會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在一個由國有法人股、國家股、外資股、個人股組成的公司制企業里，所有制性質已顯得非常淡薄。所以，以單一產權主體的企業為對象所建立的企業所得稅制必須向以多元化產權為主體的公司為對象的公司法人所得稅制發展。這就要求：第一,盡快統一以所有制性質劃分的內外兩套不同的企業所得稅合并為統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稅。第二,規范目前股份制企業所得稅，特別是股份上市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無論是從公司公平競爭角度還是從稅法嚴肅性角度來看，對股份制企業都要求實行統一的稅制。但股份制企業實際執行的所得稅卻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這表現在:(1)實行新稅制后，已批準在香港上市的九家公司繼續執行15％的所得稅，以后到香港新上市則執行統一的33％法定稅率。(2)各省市在滬深兩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數執行統一的33％法定稅率外，許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慮，為增強地方企業在股市的競爭力，經省市政府批推，所得稅率有按15％執行的，也有按24％執行的，既不統一，又不公平。(3)特區企業與內地企業在所得稅上存在較大差異，影響了內地股份制公司的競爭力。所以，為建立統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稅制，必須明確規定所有公司,無論是海外上市公司還是國內上市公司;無論是特區公司還是內地公司;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都應執行統一的33％法定公司稅率。只有這樣才能嚴肅稅法，進而促進股市的正常發展和公司間的公平競爭。第三,制定集團公司的所得稅規范。企業公司制改造，必然會產生大量的集團型公司,目前全國已有上百家企業集團正在進行公司制改造的試點。所以，為適應公司發展的集團化趨勢，對集團公司的所得稅必須制定專門的條款予以明確。在國外，稅法對集團公司的所得稅都有專門的規定，因為集團公司的所得稅涉及到股息抵免、納稅方式的選擇、公司綜合所得的界定、合并納稅報表的編制等比較復雜的事項。而我國對集團公司稅收問題只規定股息、紅利收入比照聯營企業收入處理，核心企業對緊密層企業資產控股為100％的，可由控股成員企業選擇由核心企業統一合并納稅等幾條比較籠統的規定，缺乏詳細的可操作性規定。第四,明確特殊問題所得稅處理規范。產權流動有利于盤活國有企業資產存量，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而收購與兼并是產權流動與重組的重要方式，對收購與兼并過程中產生的所得稅問題如何處理，目前我國稅法還沒有明確規定，對此，統一后的公司所得稅法必須盡快予以明確。
4．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而社會保障稅制又是健全與規范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性條件，所以在新的世紀要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
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它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穩定器”和“安全網”。但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很不完善：不僅缺乏強有力的社會保障法，還沒有將保障資金列入預算內管理，而且由于保障基金的籌集實行“按地區、分行業、定單位”的辦法，各地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障項目多少不一，基金籌集標準高低不同，資金管理分散，籌集成本高，調劑面窄，對資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監督，普遍存在資金浪費、挪用問題，無法專款專用，難以滿足保障支出的需要。較現實的解決辦法就是參照國際經驗，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制定社會保障法，開征社會保障稅。具體實施方案是：(1)在保障項目上，設立退休、失業和醫療三個必繳稅目，對工傷和生育等保障項目，暫時仍由企業或家庭自我保障。(2)結合大多數國家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為雇主(公司)、雇員和個體經營者的現實情況和我國國情,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原則上也應該是所有支付工薪的單位、工薪收入者和個體經營者。(3)按照國際慣例，社會保障稅的計稅依據為雇員的工薪收入(不包括資本利得、利息、股息所得等)、個體經營者的純收益額或營業利潤；在稅率上一般按比例稅率征收，并且對稅基的最高額有限定，當然限征額要根據物價指數適時調整。(4)社會保障稅可作為共享稅，由國家稅務機關征收。在分享比例上，目前可將稅款的大部分劃歸地方收入，少部分劃歸中央，供中央在全國范圍內調劑。(5)社會保障稅應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管理，稅款入庫后再撥付給社會保障部門使用支配，為此必須改變目前多頭分散管理的局面，在地方機構改革中成立專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
5．加大費稅改革的力度，為市場經濟運行與發展提供寬松環境
在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中，稅收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最重要的方式，稅費的界限和關系也是十分清晰的。但在我國，由于政府職能轉換的滯后和經濟利益的驅動，政府部門間、單位間、地區間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標準、使得非稅收入持續快速膨脹，現在已到了嚴重失控的地步。從全國的情況看，1996年非稅收入已達9798億元，比當年稅收收入的6909億元多出近3000億元，“費”與“稅”的比例高達1：0．704，“費”大于“稅”已是不爭的事實。從增長速度看，全國行政事業性收費1988年為4l5億元，1992年為600億元，1996年高達2900億元，非稅收入增長速度遠遠快于GDP和稅收的增長速度。無論是稅費之比還是非稅的增長速度在當今世界上都是極其罕見的。
為了解決稅外收費過多而又不能從總體上減輕宏觀稅負水平，2l世紀初必須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費改稅”改革的基礎上加大其改革的力度。如盡可能取消大量不合理的收費項目，嚴格批審新的收費項目；屬于稅收性質和具有稅收功能的收費應盡快并入稅收，加快費改稅進程，以減輕企業名目繁多、不堪重負的規外費負擔。這一改革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具體的操作實施過程中還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對“三亂”性質的、不合理的收費要堅決取締。農民、企業、單位在繳足了稅收之后，有權拒繳各種非法收費、集資與攤派。同時，要加快行政體制改革的步伐，加大政府職能轉換和機構改革的力度，從源頭上壓縮對財政性開支的需求，這才是治理“三亂”的制度保障。這也正是有的國內學者曾經提出過“費改稅”應重在正本清源的基本要義。顯然，如果治理“三亂”僅在于取消、清理一批不合理的收費項目，而政府職能轉換和機構精簡等后續配套改革又跟不上來，那么只能說這樣的“費改稅”改革是淺層次的改革，沒有祛除“三亂”的制度根源。其結果，只能是治理一陣子好一陣子，過后又會出現反彈，甚至出現更多的新的亂收費。
(2)某些具有合理性但不宜改為稅的費，可繼續采取收費的形式，但一些管理辦法和制度要完善，而且要盡可能轉為預算內的規費形式。地區、社區內的一次性集資，原則上應經過公共選擇程序決定。至于某些原政府單位“企業化”之后的經營性收費，應與政府體系脫鉤，轉入商業性資金的運作模式。
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長時期的持續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學習了日本等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的辦法，采取了出口導向政策。
同時也應當看到，包括日本、韓國、我國臺灣等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政策在經過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實施以后，都出現了問題，例如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資產泡沫的膨脹，等等。這些問題和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非常相像。這就面臨著轉變發展方式的問題。
“十二五”規劃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十二五”期間的主線。為什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被反復提了30多年，到現在還是沒有實現？這是因為轉變遇到了體制問題。總體來說粗放發展是源于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
政府主導有兩個重要含義：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另一方面是發展服從于各級政府的政績目標。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然而，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著支配資源的大部分權力，特別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又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支配，即土地。此外，金融改革雖然市場化了，但是各級政府對于金融機構發放信貸仍有很大的影響力。
有了以上兩個原因，各級政府官員就會用自己手中支配資源的權力來營造自己的“政績”，主要表現為GDP的增長速度。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得消除這些體制性的障礙。但消除這些障礙并不容易，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變得說得多、做得少了。特別是到了“十一五”時期，在某些地區還出現了一種“開倒車”的現象，不是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而是朝著加強政府和某些國有企業壟斷權力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MF模型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轉軌經濟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至今已經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而在這三十年中，我國以往的計劃經濟體制完全專項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市場發展體制，這個時期，被稱之為經濟轉軌時期，也是我國經濟市場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我國的市場經濟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時期，取得了為世界所矚目的驕人成績。但是對我國近些年來的市場經濟發展觀察來看，我國的經濟發展可謂是波瀾起伏，經歷了多次跌宕起伏。而造成這些不穩定因素出現的主要原因較多，不僅有市場經濟體制變革所產生的動蕩，還有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政策以及國外和國內經濟發展不符合等因素所造成的經濟市場動蕩。
一、經濟調控政策的監理背景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對于經濟的宏觀調控政策所產生效率的研究工作分析在不斷加強，總體來說，現目前的市場經濟調控中主要可以區分為貨幣供應量的實際增長率和現目前的一次性永久變動實際產出增加這兩者之間所存在的關系，其實際的利用率在當前工作過程中卻是在不斷的下滑。此外，從長遠來看，由于貨幣供應較為警長的因素，導致了在工作過程中必須要使用科學合理的方法來推動經濟市場貨幣供應量的不斷增加，以此來促進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實際上，在經濟貨幣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就能夠促使經濟市場出現通貨膨脹等巨大的危害。另外，我國的經濟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其貨物的實際產量變化、物價變化、貨幣供應量變化這三者不斷的變動，致使市場供貨能力會出現極為嚴重的失衡現象。
在目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中， 研究人員和學者針對目前宏觀經濟調政策分析而言，總結其主要的方面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針對模型假設前提進行放松或更正， 使得在經濟發展中各種不同條件下的經濟控制手段和方法對目前的經濟發展而言有著一定的關系和緊密的作用， 就其在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原則性方面進行嚴格控制。二是根據現實情況對原有M F 模型中包含的部分理論進行推理和邏輯研究， 在工作中發現目前的經濟新結論逐步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現狀的要求， 使得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一定的影響缺陷。三是將新的經濟變量引入原有模型進而擴充MF模型之中，這些經濟變量的引入和應用為目前經濟控制體系和理論的發扎帶來了嚴重的影響方式， 并且為目前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合理依據。
二、MF模型的修正
在MF這種極為經典的模式之中，其中主要包含的就是對市場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以及水平方式進行極為嚴格的控制，對其中不同階段所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在MF模型之中，其修正和處理功能中主要有三條曲線來衡量經濟市場發展是否處在平衡狀態，也就是IS曲線。在經濟市場發展的過程中，各種貨幣衡量市場的是否均衡以及在發展之中發展技術水平能否滿足目前社會技術的不斷發展， 為人們生活物質水平的提高帶來有利的影響模式。
三、效果分析和評估策略
在目前MF模型的分析和評估中主要的方法和措施有以下幾點：首先是在工作中針對目前國內實行的固定匯率制且資本自由流動受到一定限制；其次在工作中針對產品市場中存在的各種價格問題嚴格控制，就目前模型在控制中容易出現的成線關系問題嚴格處理，確保線形系統的合理進行，再次，我們在工作中要分析中不考慮政策作用的循環自我反饋， 對其初始反應進行嚴格的控制。
四、基于模型特殊性的轉軌經濟異象的探討
通過以上文章的描述分析來看，以下對理論分析過程中所出現的較為特殊的經濟現象進行了總結，并且對這類經濟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進行了分析。
（一） 關于模型修正中體現出的在特殊經濟現象
1、近年來凈出口與國民生產總值同向變化的現象
我國目前市場經濟在增長的過程中，由出口所帶動的增長比率相比往年來說來高，而我國現階段在對外貿易活動中的最大優勢就是一些勞動工作極為密集的工業，從客觀上來說，出扣裝配加工的電子產品以及紡織品，對于我國的市場經濟來說是有著極大益處，同時這些出口產品性質都是屬于剛需性質，因此，這類產品的出口受到經濟市場環境的沖擊程度較小。
2、投資對利率的彈性為正
在過去的幾年中， 中國固定資產投資與利率呈正相關關系。產生上述現象的可能原因如下：a，利率的非市場化因素。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框架中的工具，其運用和形成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名義利率會大幅偏離實際利率， 進一步使得投資與名義利率間的關系被扭曲；b，國有銀行主導型體制導致貸款獲得途徑的非均衡性。
（二） 關于政策效用分析中體現出的特殊經濟現象
在上述分析與命題中中國轉軌經濟中存在的經濟異象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均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在新的時期也對經濟增長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的高速經濟增長締造了東方乃至世界的神話，其經濟體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并將在不遠的將來成為經濟體量層面的頭號大國。但是反觀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質量與為保證經濟增長動力而付出的成本代價，我們不得不冷靜的思考許多異常現象背后的問題所在。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經濟調控政策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而市場中的諸多經濟變量互相之間都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而通過調控政策的實施，就能夠在實施的過程中形成一個市場變化過程中的模擬。因此，不斷加強市場經濟調控政策，能夠有效的保持市場的平穩，促進我國經濟市場的發展。截止目前，我國正在根據經濟市場中所存在的各種不同趨勢進行分區，使用分別對于的政策和管理方法來抑制通貨膨脹的現象，對當今社會平抑市場經濟周期波動有著極大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謝浩然. 基于IS-LM模型的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J]. 當代經濟. 2010（23）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稅收制度稅收中性稅收調控公平與效率
一、21世紀中國經濟體制的基本格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日臻完善
1．20世紀末市場化程度已明顯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初步建立
到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的雙重體制格局還沒有徹底改變。不過，即使仍然沿用“雙重體制”，也是非國有經濟這一新的體制成分以及與之相關的市場機制開始占據優勢，國有經濟的份額處于不斷下降的狀態，傳統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這樣，當前的體制格局實際上可以概括為：非國有經濟迅猛發展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新體制已從“邊緣”向“中心”靠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體制格局變動基本上是沿著“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跡運行的，這個過程實際上可以概括為市場化進程，因而市場化程度指標可以用來表示體制改革所能達到的水平。
2．21世紀的上半葉，進一步提高市場化程度，構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是完全可能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經過20年的改革，中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由總體市場化程度近乎零到50％左右，這種變化是相當深刻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歷史性的。對此，應當給予充分肯定。但同時也應看到，中國經濟總體的市場化程度并不理想，距離目標模式尚有不小的空間。特別是要素市場化程度(36．57％)和政府行為適應市場化需要的程度(36．6％)過低，充分暴露了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薄弱環節，即使是市場化程度超過50％的產品市場領域(61．71％)和企業改革領域(51％)，其內部結構也存在諸多矛盾，離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還有不小的距離。不過，總體來講，從衡量市場化程度的五個方面(產品市場化程度、要素市場化程度、企業市場化程度、政府行為適應市場化程度以及經濟國際化程度)都可以看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素已經初步形成。
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總體市場化程度從近乎零到50％左右。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紀，盡管我們要更多地觸及市場化改革中的“硬骨頭”，進入改革的“深水區”，如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的改制、要素市場的發育和政府職能的轉換等，但我們畢竟積累了20多年的改革經驗，現在的經濟環境也比較寬松，政府駕御復雜的市場經濟運行的能力也有了明顯提高，因此，只要我們繼續深化改革，大膽創新，就一定會加快國民經濟市場化的進程。按照20世紀最后20年的改革步伐推算，到2010年我國的市場化水平將有顯著的提高，總體市場化水平達到70％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礎上，再經過20年，即到2030年使中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達到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程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基本實現。
二、促進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建立與完善的稅收制度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既要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要重視宏觀調控對市場缺陷的彌補作用，具體到稅制的設計上，就是要處理好稅收中性和稅收調控的關系
稅收是一種分配方式，也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國家征稅是將社會資源從納稅人轉向政府部門，在這個轉移過程中，除了會給納稅人造成相當于納稅稅款的負擔以外，還可能對納稅人或社會帶來超額負擔。所謂超額負擔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征稅一方面減少納稅人支出，同時增加政府部門支出，若因征稅而導致納稅人的經濟利益損失大于因征稅而增加的社會經濟效益，則發生在資源配置方面的超額負擔；二是由于征稅改變了商品的相對價格，對納稅人的消費和生產行為產生不良影響，則發生在經濟運行方面的超額負擔。稅收的中性就是針對稅收的超額負擔提出的。稅收理論認為，稅收的超額負擔會降低稅收的效率，而減少稅收的超額負擔從而提高稅收效率的重要途徑，在于盡可能保持稅收的中性原則。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稅收中性包含兩個最基本的含義：一是國家征稅使社會所付出的代價以稅款為限，盡可能不給納稅人或社會帶來其他的額外損失或負擔；二是國家征稅應避免對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干擾，特別是不能使稅收超越市場機制而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在稅制建設上，稅收中性的要求是：稅制結構應科學、合理，有利于平等的市場競爭，如稅制應該統一，稅負應當公平，避免重復征稅；稅制應當簡化，方便納稅；擴大稅基，合理制定稅率；稅收征管制度應健全有效率，征納成本低。
稅收中性是相對的。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并且仍將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場并非萬能，也還存在著許多缺陷，市場對某些經濟現象亦常常顯得無能為力，需要由市場以外的力量加以彌補或矯正。稅收調控就是有效的外部力量之一。稅收的操作主體是國家，因而稅收政策的制定及其運用體現著國家的宏觀目標與偏好，從而國家運用稅收引導經濟發展，調節經濟運行時，有著其他各種經濟手段所無法比擬的調控力，直接有效，強制規范，成為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
一般認為，稅收的宏觀調控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調節經濟周期，實現經濟穩定；二是促進經濟增長；三是公平收入分配，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在稅制建設上，稅收調控的要求是：及時、足額、穩定地取得財政收入，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掌握必要的財力、物力，在我國當前突出的表現應該是提高整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調節供求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和防范通貨緊縮，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促進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矯正收入分配不公，防止兩極分化，包括縮小地區間差距。
舉世矚目的1994年稅制改革，初步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制體系。新稅制運行兩年來，保證了稅收收入持續高速增長，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持續、健康發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新稅制是成功的。如果從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關系分析，94稅改正確把握了兩者的關系，在稅改主要內容上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從流轉稅改革來看，取消工商統一稅，實行內外資企業統一的流轉稅制：增值稅的征稅范圍擴大到整個工業生產和流通領域，稅率趨向統一，這都體現了稅收中性的一面；在普遍開征增值稅的同時，對煙酒等11種消費品和石油、天然氣等7種礦產品分別開征了消費稅和資源稅,并實行差別較大的稅率，這又體現了稅收對特種消費品高額收益和自然資源級差收益的非中性的特殊調節。就增值稅本身來說，規定了基本稅率、低稅率和零稅率以及減免稅優惠規定，這又體現了它非中性的一面。再就絕大多數產品適用同一基本稅率這一中性特征來看，由于各種產品的供求彈性不同，必然會影響稅負轉嫁的程度，從而影響產品的相對價格和生產者消費者的抉擇，其稅制運行結果又會是非中性的。這反過來說明，絕對的中性稅收是沒有的，稅收中性與非中性、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是辯證統一的。從所得稅改革來看，通過統一內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實行稅利分流，取消稅前還貸，取消國有大中型企業調節稅，取消企業稅后征集“兩金”，取消獎金稅等一系列措施，使所得稅向中性化方向前進了一大步。但同時仍存在非中性的問題，就企業所得稅而言，一是內外資企業仍實行兩套稅制，稅負不平；二是稅率上內資企業仍實行33％、28％、17％三檔稅率；三是無論是內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都保留了大量的減免稅優惠。從所得稅改革的整體來看，既通過稅收的中性化為企業間的平等競爭創造了必要條件，又通過稅收的非中性措施體現了對小企業、特殊行業企業(如殘疾人企業)的照顧，在這里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與此同時，新稅制還通過統一稅政，集中稅權，理順分配關系，取消困難性減免，嚴格控制偷漏稅，強化稅收征管等方式，在有效地保障了財政收入的同時，也體現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統一。
在進一步完善新稅制的過程中，仍然需要正確處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關系，例如，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建立統一的法人或公司所得稅制，體現稅收中性的要求。但即便是實行統一稅率，現存的內外資企業的大量減免優惠規定也很難取消或統一，有些規定甚至是很必要的，這在事實上表現為一定的非中性。再如，流轉稅中的增值稅被公認為是具有中性優勢的稅種，但仍在稅率(三檔)、進項稅額規定、小規模納稅人征稅辦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中性。即使今后通過改進完善有關規定也難以完全避免。因此，對待稅收中性原則，應堅持相對論，防止絕對化。只有這樣，，才能把握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辯證關系，也才能建立起既與國際慣例相符、又符合中國國情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2．順應市場經濟體制兼顧公平與效率并優先考慮效率的要求，適時轉換稅制結構模式
長期以來，我國的稅制結構實行的是流轉稅類為主體的模式，1994年稅制改革后，這一狀況更趨強化，僅增值稅和消費稅兩個稅種，其稅收收入就占全部稅收的五成左右，如加上營業稅、關稅等其他流轉稅種，其比重高達80％左右。可以說，我國稅制結構的這一現狀，從歷史上看，與生產力水平較低有密切關系，同時也與我國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有密切關系。然而，上述兩個重要條件在現階段已有根本性改變。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稅制結構符合公平原則、效率原則和社會原則，要求稅制結構有利于資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經濟穩定增長目標的實現，而所得稅制則有利于這些原則和目標的實現。人們通常說積極財稅政策下的減稅手段，則是在所得稅占主導地位條件下才有可能產生應有的效果。因為，減稅即減少所得稅收，使廠商的利潤和個人的收入增加，由此達到刺激消費和鼓勵投資的功效。為此，我國的積極財稅政策要想獲取更大的效用，必須及早轉換稅制結構模式，從流轉稅為主體模式先轉向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模式，再轉向所得稅為主體模式。目前，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已為第一步的模式轉換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從國外經驗看，一國稅制結構從流轉稅為主體模式轉向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模式，其經濟條件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轉換時的水平為789美元，美國815美元、英國717美元、原西德647美元。我國目前的人均GDP已達700美元左右，這還是根據市場匯率計算出來的，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我國的經濟實力遠超出該水平。所以，我國稅制結構模式的轉換，不僅具有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過剩下需求不足這一重大難題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備模式轉換的經濟條件。
3．現代企業制度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微觀基礎，因而要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有三種最基本的形式，即：業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需要來看，公司制是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所采取的一種主要企業組織形式，也是產權制度創新的一個有效途徑。無論是有限責任公司還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共同特點都是公司資產的股份化。這便于公司拓寬融資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資主體、也有利于公司產權的轉讓和流動，促進存量資產的合理重組，實現資產的最佳使用效益。稅收作為對微觀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結果進行課征的一種分配活動，隨著企業組織形式的變化和產權制度的不斷創新，其有關政策和制度也必須作進一步完善，以更好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首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實現徹底的政企分開。但是我國目前實行的分稅制仍以行政隸屬關系來劃分所得稅的歸屬，把中央企業所得稅劃歸國家稅務局，地方企業所得稅劃歸地方稅務局，這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慮，用行政手段干預所屬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出現新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因此，為使政府與企業行為徹底分開,分稅制對所得稅的劃分不應以企業行政隸屬為依據，而應象增值稅那樣，以稅收收入分割為標準，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劃分所得稅收入。
其次，隨著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造的進展，公司的產權主體會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在一個由國有法人股、國家股、外資股、個人股組成的公司制企業里，所有制性質已顯得非常淡薄。所以，以單一產權主體的企業為對象所建立的企業所得稅制必須向以多元化產權為主體的公司為對象的公司法人所得稅制發展。這就要求：第一,盡快統一以所有制性質劃分的內外兩套不同的企業所得稅合并為統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稅。第二,規范目前股份制企業所得稅，特別是股份上市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無論是從公司公平競爭角度還是從稅法嚴肅性角度來看，對股份制企業都要求實行統一的稅制。但股份制企業實際執行的所得稅卻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這表現在:(1)實行新稅制后，已批準在香港上市的九家公司繼續執行15％的所得稅，以后到香港新上市則執行統一的33％法定稅率。(2)各省市在滬深兩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數執行統一的33％法定稅率外，許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慮，為增強地方企業在股市的競爭力，經省市政府批推，所得稅率有按15％執行的，也有按24％執行的，既不統一，又不公平。(3)特區企業與內地企業在所得稅上存在較大差異，影響了內地股份制公司的競爭力。所以，為建立統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稅制，必須明確規定所有公司,無論是海外上市公司還是國內上市公司;無論是特區公司還是內地公司;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都應執行統一的33％法定公司稅率。只有這樣才能嚴肅稅法，進而促進股市的正常發展和公司間的公平競爭。第三,制定集團公司的所得稅規范。企業公司制改造，必然會產生大量的集團型公司,目前全國已有上百家企業集團正在進行公司制改造的試點。所以，為適應公司發展的集團化趨勢，對集團公司的所得稅必須制定專門的條款予以明確。在國外，稅法對集團公司的所得稅都有專門的規定，因為集團公司的所得稅涉及到股息抵免、納稅方式的選擇、公司綜合所得的界定、合并納稅報表的編制等比較復雜的事項。而我國對集團公司稅收問題只規定股息、紅利收入比照聯營企業收入處理，核心企業對緊密層企業資產控股為100％的，可由控股成員企業選擇由核心企業統一合并納稅等幾條比較籠統的規定，缺乏詳細的可操作性規定。第四,明確特殊問題所得稅處理規范。產權流動有利于盤活國有企業資產存量，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而收購與兼并是產權流動與重組的重要方式，對收購與兼并過程中產生的所得稅問題如何處理，目前我國稅法還沒有明確規定，對此，統一后的公司所得稅法必須盡快予以明確。
4．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而社會保障稅制又是健全與規范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性條件，所以在新的世紀要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
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它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穩定器”和“安全網”。但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很不完善：不僅缺乏強有力的社會保障法，還沒有將保障資金列入預算內管理，而且由于保障基金的籌集實行“按地區、分行業、定單位”的辦法，各地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障項目多少不一，基金籌集標準高低不同，資金管理分散，籌集成本高，調劑面窄，對資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監督，普遍存在資金浪費、挪用問題，無法專款專用，難以滿足保障支出的需要。較現實的解決辦法就是參照國際經驗，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制定社會保障法，開征社會保障稅。具體實施方案是：(1)在保障項目上，設立退休、失業和醫療三個必繳稅目，對工傷和生育等保障項目，暫時仍由企業或家庭自我保障。(2)結合大多數國家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為雇主(公司)、雇員和個體經營者的現實情況和我國國情,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原則上也應該是所有支付工薪的單位、工薪收入者和個體經營者。(3)按照國際慣例，社會保障稅的計稅依據為雇員的工薪收入(不包括資本利得、利息、股息所得等)、個體經營者的純收益額或營業利潤；在稅率上一般按比例稅率征收，并且對稅基的最高額有限定，當然限征額要根據物價指數適時調整。(4)社會保障稅可作為共享稅，由國家稅務機關征收。在分享比例上，目前可將稅款的大部分劃歸地方收入，少部分劃歸中央，供中央在全國范圍內調劑。(5)社會保障稅應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管理，稅款入庫后再撥付給社會保障部門使用支配，為此必須改變目前多頭分散管理的局面，在地方機構改革中成立專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
5．加大費稅改革的力度，為市場經濟運行與發展提供寬松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