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14 16: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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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確區分“社會體制”的多層內容
一是行業性特征的社會體制，如科、教、文、衛，是行業性特征的體制。行業性特征的社會體制有其自身的行業規律，不能以經濟體制來包括或替代。如醫療衛生體制，發達國家也沒有因為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高就解決了醫療衛生體制難題，同樣面臨一系列問題，這是一個全球性的改革難題，它與經濟體制的發展沒有必然的替代關系。在這個層次上，經濟體制改革顯然不能完全包含有其自身規律和特性的行業性社會體制，但行業性社會體制要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協調，改善它們之間的協調性是必要的。二是社區性特征的社會體制。社區的發展是與我國經濟體制建設進程有關系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是“單位人”的工作居住模式，社區也就是單位的延伸，什么也都由單位管理。加快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勞動力流動增強了，原先單位負責的社會服務等逐漸轉移到社會承擔，“單位人”逐漸成為“社會人”，特別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更多的人群主要通過自購方式解決住房，社區開始迅速發展起來，社區的服務和管理問題日益迫切，以社區為中心的管理體制，是對傳統“單位人”管理體制的替代。社區的物業管理、安全管理、就醫就學服務、文化娛樂和交流活動，體現出自治活動和經濟活動的特點，但不完全是市場經濟活動，也不能完全采取市場機制辦法解決。三是社會管理體制，主要是政府對社會的管理方式。社會管理，通常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包括其他社會組織和公眾在內的社會管理主體，在法律、法規、政策的框架內，通過各種方式對社會領域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服務、監督和控制的過程。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和人口家庭結構等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必然需要社會管理體制的調整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更多是與政權、民主和公民行為密切聯系，是以政府為主導對社會管理資源的制度安排，是社會治理變革的反映，這個層次的社會體制，要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協調。四是社會組織與社會運行機制。社會組織功能既是社會的，也是經濟的，從經濟角度看，社會組織是內含于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主要是無數單個企業，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經濟活動又是高度分工與合作的網絡，市場經濟下政府管理的范圍相對有限，政府與市場各自的邊界都比較明確，政府與市場(企業)的關系都有成熟的法律和規制在約束調整，政府與市場之外的聯系要通過社會來完成，社會組織是必然的環節。市場經濟越發達，社會組織的作用越明顯。在這個層次，經濟體制必然包含了應有的社會組織體系和社會運行機制，這是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必須要協調的關系。
(二)市場經濟體制內含配套的社會運行機制
政府離開了社會運行機制，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就是政府面對無數的企業主體，中間缺少緩沖帶和信息溝通的橋梁，就等同于直接管理企業。企業離開社會運行機制的協調和自律約束，其行為就容易不規范和盲目。例如，越來越多的食品安全問題、價格欺詐問題、假冒偽劣問題等等，主要都是企業活動缺乏行業自律協調機制的作用。社會運行需要尊重人們合理的利益訴求，建立正規化和制度化的矛盾和問題表達機制，社會運行要建立在社會個人和社會組織自律自治管理基礎上，否則政府將難以擺脫繁雜的各項社會事務，并不斷增加相關的人員編制和支出，使財政不堪重負。單靠剛性的手段來維穩，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維穩，群發事件越多的困境。沒有社會自律協調機制的形成，就不可能順暢地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因此，要把社會組織作為健全市場經濟體制運行機制的系統性加以考慮。在社會體制改革中，社會中介組織改革在邏輯上甚至優先于行政體制改革。社會自律運行機制，也是協調利益矛盾，實現和諧有序的基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目前生產力還不夠發達，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大，生態環境、自然資源、食品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等等，當前的突出表現就是利益矛盾。社會運行由行政管控為主轉變為以自律協調為基礎，以法制為保障，有利于及時有效地解決各種矛盾和沖突，維護市場經濟正常秩序。隨著社會現代化的推進，社會事務不僅日益增多，而且越來越繁雜，政府可能事無巨細及時處置，為此，政府要從傳統的一些管理領域中超脫出來，擴大社會自律的領域，政府努力從管控為主轉向服務為主，從以堵為主轉為以疏為主，創造良好社會秩序。
(三)社會體制要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
一是不能割裂，所有社會事業都是建立在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社會基礎的大前提下的，不能離開這一前提。市場是一種激勵和約束機制，社會中人的行為同樣需要激勵與約束，這需要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下，正確處理社會事業自身特點的公益性屬性和激勵機制。二是不能等同，把公益性社會事業等同于市場化改革是錯誤的，但并不等于不能引入一定的市場機制。必須確立政府在社會事業發展中的責任。社會事業是社會公平的重要保障，社會事業供給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是重要的政策目標，因此，要堅持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公益性，強化政府在立法、規劃、投入、監管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職責，尤其是加強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責任和能力。從改革頂層設計角度考慮的社會事業改革與具體社會事業領域自身改革目標屬于不同類別的關系，不能相互取代。改革頂層設計中的社會事業改革是從社會事業的共同屬性出發，通過改革社會事業的組織方式、管理體制、運行機制來保障社會事業的公益性，并提高社會事業運行效率，主要著力在構建社會事業與政府、企業、市場的關系。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專項改革需深入社會事業各領域的自我特征、自身規律，應更具體化、專業化地規劃改革方向和具體實施路徑。
二、把“民生”與“分配”融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環節
(一)保障民生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要求
我國進入社會轉型加速、貧富分化加劇、公眾民生訴求增長迅速時期。加快民生事業發展、建立民生保障體系，是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主題。近幾年，各級政府對民生保障越來越重視，用于民生的投入也不斷增加。據財政部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財政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住中國經貿導刊I社會發展房、文化體育、農林水利、環境保護、交通運輸、城鄉社區事務、科學技術、商務服務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合計達59601．82億元，占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的66．3％，也就是說我國公共財政的2／3已經用于民生。但公眾的反映是感覺民生投入不明顯①。因此，我們要清醒認識到，保障民生不僅靠投入，也不是安撫措施，任何保障民生措施的實施都需要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要通過建立健全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明確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職責，積極運用政府購買服務等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的市場化運作。財政在加大投入的同時，要更多地利用市場機制配置保障民生的資源。投入保障民生的資金使用還要高度注重機制合理化的建設，在資金管理上做到管理成本的合理分配，這樣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投入保障民生的資金使用還要高度注重機制合理化的建設。同時要大力推動社會服務產業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元化、多層次的非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這就要求深化改革，推動科技、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中高級要素的市場化。從市場準人、資格評定、投資體制等方面實現公立機構與私立機構機會平等，管理部門要實現從管理公立機構向加強行業管理轉變。
(二)分配差距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系統性視角
財富分配是民生問題的核心，也是經濟與社會共振的核心部位。財富分配是由生產關系、分配關系、社會關系綜合決定的。“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②，即分配是生產關系的全部體現。我國一貫堅持以初次分配為重點，再分配調整為補充。初次分配重在深化促進機會均等的市場化改革，關鍵是完善生產要素報酬機制，推動城市化，融合城鄉生產方式，建立就業優先的體制機制。再分配重在加強財稅和社保制度的再分配調節功能。一般地講提高勞動報酬、提高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不是作為單項制度的“分配制度”改革所能包攬，必須把深層體制在經濟體制的整體關系逐步理順。我國分配差距過大，在初次分配中有三層原因：第一層就是城鄉差距的擴大。這在我國當代不是分配制度形成的，是比分配更大的二元經濟結構并由此決定的兩種生產方式的結果。第二層是生產要素配置機制的缺陷造成的差距拉大。生產要素分配關聯勞動、土地、資本等等，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實際是對生產要素報酬機制的設計，也是市場經濟基本關系的再完善，涉及公平與效率關系的統籌考慮，也要看提高誰的勞動報酬。第三層是勞動報酬，是真正的分配問題。如果我們只在勞動報酬機制上研究“分配”問題，似乎不可能觸動當代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例如，對基尼系數影響最大的是城鄉差距，而促進城市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才能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差距。當前，我國在初次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不同要素由于行政分割造成的機會不均等，勞動力資源上表現為身份問題，資本、土地等資源上表現為行政和資源的壟斷。二是要素流動問題，無法實現城鄉、不同市場主體間自由流動。全國總工會專項調研顯示，農民工養老、醫療保險的參保率不足20％和31％。與此同時，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不公平。同工不同酬是農民工受到的最大不公正待遇。三是是否有組織協調的問題，集體談判制度缺乏。特別是在以中小企業為就業主渠道的大背景下，區域性、行業性集體談判制度的發育嚴重滯后，使資本收益壓縮勞動報酬。分配制度的改革要從系統性視角來多層次考慮。例如，如果不能在工業化開拓的空問內順利推進城市化，就只能延續以農村的廉價人力和資源服務于城市和工業，而農村人均占有的資源又不能分享因城市化減少農村人口而逐步提高，也就沒有城鄉差距不持續擴大的道理。
三、建議
(一)把促進形成社會自律機制和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擺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先環節
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迫切需要各種中介組織，各種商會、協會、學會等協會組織，市場經濟運行環節中，在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重要部位，發揮更大作用。要增強社會組織在保障市場配置資源中的中介作用、協調作用、自律解決矛盾的作用。微觀經濟主體和消費者的活動，要更多通過自律協調來加以調節，遵循一些共同的規范和準則，遵循起碼的誠信約束。
(二)注重保障民生的長效體制建設，保障民生的實施手段可與市場機制結合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是通過單獨的一套體制去解決問題，而是要把保障民生融人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基礎環節。建議在各部門推進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政策及項目中，要將保障民生建立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突出保障民生的長效體制機制建設，同時，各項民生措施的實施手段可盡量有效地運用市場經濟體制。
(三)建議把作為單項改革所稱的“分配制度”改稱“勞動報酬制度”
重新考慮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范圍，優先出臺關于我國勞動報酬制度改革方案或指導意見。收人分配體制改革必須統籌協調，有所突破。單純改革初次分配制度或再分配制度都不能有效緩解貧困、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單純改革收人分配本身也不可能真正理順收入分配格局，必須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理順生產要素市場關系，并把健全財稅制度、轉變政府職能等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措施融為一體，才能從結果上影響分配格局，這實際上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過程，不可能成為畢其功于一役的“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務。作為分配制度本身，當前應當集中針對勞動報酬制度深化改革。建議收縮“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涉及范圍，有針對性地解決當前可以見到效果的實際問題。
市場經濟體制：經濟發展的必然抉擇
早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就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市場經濟體制是指以市場機制作為配置社會資源基本手段的一種經濟體制。它是高度發達的、與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大商品經濟，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經濟資源商品化、經濟關系貨幣化、市場價格自由化和經濟系統開放化。
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1982年，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管理原則；第二階段是1983～1986年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是1987～1992年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第四階段是1992年以后，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相對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第一，它通過自發性競爭，調動了微觀領域的動力，提高了效率。尤其是它利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必須尊重的種種“資產階級權利”作為發展的動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等等；第二，它使生產自動適應需求，客觀上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相符，從而增加了供給與需求之間相互選擇的可能性、靈活性，以形式的平等，給人的“自愿”以自由的空間；第三，它使資源在不同領域間循平面網絡路徑自動進行配置，廣泛、頻繁的競爭換促進了資源利用的最大化；第四，它促使社會形成了越來越多的社會自組織機制，簡化了政府組織經濟生活的工作量，減少了存在的空間。
市場經濟體制：存在需要矯正的缺損
毋庸諱言，即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存在若干需要矯正的缺損。從市場經濟體制存在缺損的角度看，必須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和進一步完善相應的制度安排。
首先，社會主義性質的公平是沒有剝削，沒有兩極分化，能夠實現人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發展。市場經濟的公平就是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公平，是相對于人的依賴關系、超經濟強制、行政性壟斷等等的公平，主要體現在市場準入、等價交換、自由競爭、平均利潤等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相當多的勞動者同生產的物質條件存在不同程度地分離，他們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雇傭勞動者。他們和資本所有者、企業主的關系，在勞動力市場上是等價交換的關系，但在生產過程中卻必須無償提供剩余勞動。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是收入差距擴大的基礎性原因。
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多種所有制、多種分配方式中還包含一部分不合理的成分。這部分資本份額達到一定比例且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到一定水平時，市場經濟也會較長時期地出現相對需求的不足或者其他方面的經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落后的社會生產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命題逐漸變成了“日益增長的社會物質生產與人民群眾相對落后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命題。這個問題無疑是阻礙我國未來長期發展速度與質量的主要經濟因素。顯而易見，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僅僅依靠市場這一“看不見的的手”是鞭長莫及的，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制度的優化也是不可或缺。
再次，目前我國無論在商品市場還是要素市場，都還存在一些不規范現象和違法、違規行為，如地區封鎖、部門壟斷等，社會信用嚴重缺損，政府、企業、個人的信用體系殘缺不全。特別是，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干預經濟活動引起的誠信缺失，比企業或個人的誠信缺失更有害，不僅擾亂市場經濟秩序，而且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國家整頓市場秩序的努力，往往受到部門壟斷和地方政府保護行為的干擾，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制度和執法監督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
最后，與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比，目前我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與職能仍然存在著明顯的不適應。在發展觀念上，存在著重經濟增長，輕社會發展，忽視經濟與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偏向；在政府職能上，直接干預市場較多，項目審批職能較多，戰略導向和創造外部環境的職能相對薄弱；在組織結構上，存在縱向管理層級多，橫向部門相互分割和掣肘現象，管理成本高，效率低；在約束和激勵機制上，有些責任不明確，存在權力與利益掛鉤、權力與責任脫鉤的現象，激勵和約束機制尚不健全；在決策方法上，公眾參與度和透明度有待進一步提高，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亟待建立；在經濟工作中，還存在重管理輕服務現象，、形式主義、弄虛作假等不正之風和個別腐敗行為的影響比較惡劣。
市場經濟體制：需要進一步完善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又要弱化市場缺損給社會經濟運行、公平與和諧等帶來的負面影響。
進一步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全面地看，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積累的矛盾不可忽視，需要用科學發展，統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繼續優化，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十”報告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由此可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對于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經過20多年的改革，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但是我國政府的不適當干預仍然存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關鍵在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即政府必須由原來的經濟活動主體向經濟調控主體轉變。一方面，政府作為直接生產經營者的身份需逐漸淡化。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須強化作為宏觀經濟規劃與調控的職能。要克服那種完全否定經濟計劃的“一邊倒”傾向，通過制定經濟發展規劃以及必要的金融與財政稅收等經濟調節手段引導企業開發適合當今社會經濟狀況的各類產品滿足社會主體消費者的需求。
進一步完善現代市場體系
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表明，市場作用的有效性與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成正比，而市場作用的有效性又直接決定著全社會的生產效率，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整體競爭力。因此要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
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我們必須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財政投入應更多地向發展嚴重滯后的社會事業傾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政府的公共財政政策和財政投入，應當更多地向農村傾斜，除了免除農業稅以及農村義務教育免費外，要盡快構建全覆蓋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并逐步提高水平，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時，公共財政投入應更多地向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群眾傾斜，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
進一步加強保障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制化建設
關鍵詞:市場經濟 體制 收入分配 問題探析
我們知道，在計劃經濟的時代，我們的分配方式往往較為單一，而在進入市場經濟體制之下，我們的分配方式也更加趨于多元化和多樣化，那么，如何實現收入的有效分配，促進市場經濟經濟秩序的良性化發展則是我們必須要積極思考的問題。對此，我們要結合市場經濟體制的相關特征來進行分析，以此為前提和基礎來深化對收入分配的理解，掌握其呈現出的一系列新的特點。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影響收入分配的因素分析
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上，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和調整，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區域和不同群體之間的發展各有差異，而在收入的分配上也出現了一系列的變化。當前情況下，我們加強對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首要的一點就是要全面的分析影響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而深化對當前收入分配的理解。
(一)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在我國實現改革開放和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經濟的發展也進一步的與國際接軌，并積極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當中去，這樣一來，我國國民經濟收入的分配就會受到經濟體制以及運行管理方式的影響，同時隨著國內改革和發展的深化，各個區域間和各個群體間也面臨著不同的發展機遇和競爭壓力，如此一來，收入之間的差距也就在進一步的拉大。
(二)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背景下，更多的強調科技和人才的作用
我們也就進入了一個技術和知識經濟的時代，并依靠科技和人才的力量來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這樣一來，受教育的程度和技術知識也成為收入分配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人力資本的概念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而且其地位和作用也在日益強化，并成為影響收入的重要因素。
(三)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影響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的發展必須要進行有效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尤其是在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情況下，我們經濟的發展需要不斷的進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管理。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也會形成一定的就業壓力，因為人才素質的不同進出出現收入分配的差異，并不斷的拉大收入間的差距。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
通過以上的相關分析，我們對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分配也已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那么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應該如何做好收入的分配和管理呢？對此，也就需要我們結合經濟發展的要求，不斷革新分配理念和分配方法，進一步的縮小收入差距。具體來說，需要我們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進一步的理順收入分配的關系，完善相關的收入分配制度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體制下，其形成了相互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這樣一來，我們將受到市場因素的影響而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這是問題的出現是多種因素和力量所造成的結果，我們改革起來雖然有一定的難度，但是要在收入分配的調控上積極努力。其中，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上要強調公平和公正，這是收入分配管理的一個重要前提，而在再次分配的過程中我們就要更加注重調控的管理，避免收入差距過大現象的發現，嚴厲大力違規違紀和不合法的收入。
(二)進一步做好安要素的收入分配管理
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來說，其發展的過程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為基礎的，進而在此基礎上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樣一來，收入的分配就更多的依靠社會和市場的力量來進行，是通過市場交換來進行分配，因此，進一步做好安要素分配的管理機制應該是我們積極思考的問題，因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經濟發展方式和途徑更加多樣化，除了傳統的工資、津貼和獎金收入等，在多種經營收益下，還出現了如股票以及債券、儲蓄利息等，對此我們要予以重視。
(三)強化收入分配管理，避免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亂
對于收入分配管理來說，尤其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因為經營收益的多樣化，進而也就使得收入分配不規范的現象多有發生，對于政府和相關的財政管理部門來說，如何更好的進行收支管理應該是我們積極思考的問題，避免收支和財政管理上的漏洞。對此，作為稅收和財政管理部門來說，就要強化稅收政策的調整，并加強對收入合法性的監管和大力力度。對于這一問題，我們相關的調查和研究表明，人們收入分配所呈現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分配不公以及分配秩序混亂和腐敗上，對此需要我們加強管理和強化。
(四)優化社會公共資源的配置
社會公共資源的配置也是影響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我們知道，一個區域的發展和該區域群體的發展都會受到社會公共資源分配的影響，例如教育資源就是一個重要的體現，其中，城市地區群體的受教育水平和程度較高，而在教育資源上也相對雄厚，在這方面是明顯高于廣大農村地區的，而這種資源的配置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中我們收入的分配，隨著市場經濟競爭的加劇，尤其是在以知識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情況下，就會造成收入差距的擴大。
三、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分配問題解決
(一)加快區域間的和諧發展建設
從我國區域經濟方面來說，對收入分配問題進行解決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提高我國中西部區域的人均收入并對中西部區域的經濟實施和諧發展。以我國所制定的西部開發、東北振興等一系列戰略國策為依據，加大對這些區域的資金投入與政策支持的力度，并加以有效合理的指導，從而使這些區域不管是在基礎設施的建設，如生態、水利、交通等，還是在農村生活條件等各方面都能夠得到全面提高，進而使這些區域的人民收入分配問題得到進一步有效解決。
(二)完善改進稅收體制
對個人收入分配中的稅收體制進行合理改進也是非常重要的解決方面之一。應以對個人薪酬所得的相關扣除標準進行適當調高，從而使中低收入人群的稅務負擔得以減輕，同時創建針對高收入人群的年度薪酬額度申報機制，從而對其所得稅的征管情況進行有效強化為基礎，對高、中、低三類收入水平的人群進行稅收方面的區別對待，對現行稅率結構進行合理調整與優化，最終將稅收體制對收入分配實現調節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另外，在稅收的監管上，必須嚴格進行依法治稅，對于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要嚴厲予以打擊，對我國稅收方面的秩序進行有效整頓，從而提升稅收方面的效率與質量，這樣國家的轉移支付與財政實力也能上一個新的臺階，從另一個方面為國家對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提供強有力的基礎，政府管理層同樣要對稅務工作對于收入分配的影響加以重視，加大相關力度。
(三)對國有壟斷企業體制進行改革
基于我國國有壟斷企業的特殊性，針對諸如金融、郵政、鐵路、電信等各類壟斷企業要進行適當、合理的改革，對壟斷行業的市場開放性相應加大，形成在行業領域內的良性競爭，同時對壟斷企業內的用人與分配體制進行改制，逐步將其內部員工的收入與相關行業內的收入水平進行同步接軌。另外還要建立相關的考核機制，從而起到對壟斷企業內的員工收入進行有效約束的作用，并在企業內外部建立健全相關的監督工作，對違規違紀問題要嚴肅查處、整頓。
(四)對公務員薪酬進行改革
目前我國公務員的薪酬收入水平也是造成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因素，首先必須嚴格按照我國相關公務員收入的規范要求，對各個地區的政府部門對公務員制定的補貼等各類非工資部分的津貼發放進行清理，同時制定全國統一的工資外補貼部分的標準。其次對于公務員的工資構成進行合理簡化，剔除一些虛設名目的工資結構內容，同時對于那些工作環境條件艱苦或是重要公務員崗位的工資結構內容則應適當增加，從而體現出區別性，也對形成良好的社會效益有著重要作用。
(五)加大農村建設的力度
在收入分配差距化的問題上，最為突出尖銳的就是城鄉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大。針對這個特點，應加大農村建設的力度，政府相關部門與當地次一級的部門機構要從根本上對農村建設進行重視，著力在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方面，以相關管理人員牽頭推進農村增收增效的科技改革工作，使農民能夠在農業種植上合理增加收入。同時為了將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進行有效指導，要定期舉辦相關的勞動技能培訓講座等，使這些勞動力能夠適應在城市中的勞動力要求，從另一個方面改善農民在農閑時的就業問題，以提高農民收入。而在稅務上，要對農民采取適當減免農業相關稅務等針對性措施，并加大對農業新技術、改良、農具更新等各類有益于農業提高效率、增加收入的行為的補貼力度，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并通過對傳統農業種植方法的改進，使農民真正意義上體會到增效增收的益處，最終使農村人口收入水平與城鎮人口的收入水平趨于接近。
(六)體現政府監管部門的職能
近年來，一些非法挪用侵占公款、偷稅漏稅、等問題的出現，也使得收入分配問題更加顯示出其需要解決的緊迫性。政府相關監管職能部門要充分發揮自身的職能作用，對于易發生違規違紀的政府、企業的崗位要加強監管力度，并根據不斷出現的違法違紀新動向進行有效把握，同時施以嚴格打擊。同時，相關監管部門也要根據情況發展的規律形成一整套系統性的報告體系，定期對上級相關部門進行匯報及統計。從而為政府相關部門對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提供數據、理論研究的依據。
(七)對政府收入中非稅務部分進行有效管理
我國在各領域中，行政事業性的費用要進行適當地整頓、簡化，將不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一些“莫須有”的費用名目取消，合理保障我國人民的經濟權益。對于有償使用國有資源的項目，要秉承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進行規范化的招投標流程，并設立專門的部門與賬戶對資金進行管理。對于一些仍然存在的單位部門的私設金庫進行查處，從而避免對政府非稅收入部分的資金出現挪用、侵占等違法現象。在政府采購工作上，則要透明公開，加強監管，嚴防賄賂行為造成的嚴重后果與惡劣的社會影響。
經過上述這些方法，對保證在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各個領域都能直接或間接地對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問題進行有效解決都有著相當的積極意義。
四、結束語
總之，在當前情況下，隨著改革和發展程度的進一步深化，積極做好收入分配的管理是我們必須要重視起來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要緊密結合市場經濟體制的相關特征進行分析，重點做好收入分配的優化。其中，針對市場經濟體制下存在的收入分配問題，要進一步的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管理體制，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維護好社會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參考文獻：
[1]劉云澤.關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J].體制研究，2009，（8）
一、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意義
黨的十六大以來，根據我國已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進一步發展和改革面臨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務的形勢，我們黨及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指導方針，標志著改革開放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黨的十七大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堅持改革開放有機地融為一體，為新時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認識“新時期”，正確把握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后我國發展與改革關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提，也為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這些體制機制障礙既有體制轉軌不徹底，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基礎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場取向”不夠這一原因，產生了復雜的表現形式。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日趨突出，我國經濟在邁上新臺階后，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充分考慮上述問題對體制機制的要求，拓寬改革攻堅的層面，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二是改革開放推動人民生活總體上進入小康水平，成就偉大，但同時收入分配差距出現拉大趨勢，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減少的同時仍有相當數量，與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城市發展迅猛、農村相對發展滯后，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任務艱巨；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統籌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顯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視民生領域的制度創新，重視各種利益關系的統籌兼顧和利益關系調整的制度建設。
三是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社會活力顯著增強，同時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協調配套的諸多新課題，醫療、教育、文化、以及各類社會組織和社會運行體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務。
我國進入新時期所呈現出的新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基礎上的新矛盾，是生產力和綜合國力躍上新的歷史臺階后的新挑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在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經濟體制改革所依據的客觀情勢在總體上已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作為30年改革所集中針對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復存在，但改革的漸進性特征又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協調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轉軌”任務最集中的改革進程中得到同步解決。因此，轉軌取得初步成功后，解決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協調性問題，就必然成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內容，成為新時期改革向縱深推進的方向。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以建立科學發展觀體制保障為重要內容，也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方針的改革。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標志科學發展觀的形成本來就是改革開放實踐所呼喚的。黨的十七大全面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把改革開放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機統一，實際上明確了新時期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基本方向，為我們解決進入新時期面臨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這兩個方面，統一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入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經歷從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轉折。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標志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性轉折。完善體制是繼續完成“市場取向”為基礎的“完善”，也包括更廣泛和深刻的新內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實現市場配置資源，已經成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決“更好”的問題，就是“完善”的問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決宏觀調控與市場基礎的互動問題，更好地解決城鄉、區域之間改革發展協調性問題，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動力與重視民生的配套性問題；更好地在體制上解決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市場機制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我國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還帶有很大的初興特點，市場機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帶有自發性和盲目性，通過“完善”體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發性和盲目性，更好解決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增長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更好解決經濟社會協調、城鄉協調、區域協調問題，更好地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問題。從根本上說，實現新時期又好又快發展，還是要靠改革開放為動力。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連續進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互動的關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場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場取向，體現經濟體制改革繼往開來的連續性。堅持改革開放方向，決不能離開市場配置資源這一貫通改革開放過程的體制性基礎。建立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要著力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實現協調統籌發展，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和注重民生為重點的多方面制度創新。這些向縱深領域推進的改革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進行的，與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協調進行的。僅靠市場機制，固然不可能自發實現科學發展，還要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但離開了市場配置資
源的基礎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學發展。經過30年不懈努力，我國雖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一基礎性領域的改革并沒有完成，一些重要環節仍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決心來推進。已經實現市場機制的部位，進一步完善的任務也十分艱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觀調控、完善各類微觀主體現代產權制度、加快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深化生產要素市場的培育、推進壟斷行業的改革、打破市場封鎖等等。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必須與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相協調，而不能離開這一取向。這就體現了新時期改革向深度廣度拓展的時代特征，體現了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是承繼的、連續的，又是適應發展新時期向深度廣度的拓展。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拓展和強調的新內容很豐富，其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二是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以下對四個層面分別做一些簡要分析。
二、更加重視市場基礎上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
新時期深化改革要著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制度保障，體現以人為本的出發點，體現發展觀、市場觀與價值觀的統一。這一問題，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得到解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動力與資源配置效率的優勢，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但是，市場機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帶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駕馭其“自發作用”，將會對社會效益與公平正義價值產生沖擊，這在市場經濟形成初期和工業化加速期相交匯的階段，可能助推經濟、社會各種矛盾問題的產生積累。為此，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必須在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基礎上，高度重視彌補市場缺陷的制度建設，重視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視公平，當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建設。最重要的是重視分配、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設，重視公共服務行業社會效益的制度建設，更加注重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協調。
圍繞“重民生”為重點深化改革，是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相交匯的改革，也是新時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之義。民生領域的體制都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緊密關聯的，不可能離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要靠發展，但在特定條件下，發展并不一定能自動解決民生問題。從根本說，解決民生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實現公平正義，要靠繼續深化改革。在這方面的改革，不僅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發展作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就業制度創新、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醫療衛生改革、教育文化體制創新、安居工程建設、直到加強各方面的公共服務等方面，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是新時期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著力點。
要重視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觀，綜合處理好再次分配調節與初次分配制度的關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調節的主要領域，是以公平性調節為原則的，當然調節的深度以不損害效益機制為限，我國目前仍有進一步加大調節力度的余地。在我國現階段，完全依賴再次分配調節是難以覆蓋社會各方面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與完善，是伴隨整個工業化進程的一個艱巨任務，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全國城鄉范圍到位的保障調節。在這個歷史階段，分配體制的改革必須重視初次分配領域的調節。實際上，群眾對分配意見的直接感受也主要來自于初次分配領域。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這一論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初次分配領域還是要確保效率優先，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進勞動效率的體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須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規范收入差距。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實際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和按勞分配的協調，要考慮分類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包括農民工最低工資制度。增加農民收入始終是工業化過程中的關注點，要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與農業、農民補貼，同時，適時研究農產品價格調控體制，穩定農資產品價格，合理調控農產品價格。
要高度重視就業制度創新。就業既是經濟層面的事，也是社會層面、人文層面的事，體現社會的價值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工程。從我國當前勞動力巨大壓力的實際考慮，如果就業問題解決不好，僅靠擴大社會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調節就難以支撐社會和諧與公平。在我國現階段，發展既應當是可持續的發展，也應當是有利于帶動就業的發展。就業問題既是長期壓力，也是經濟發展的當前現實壓力，決不能因其長期性而忽視當前。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是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經濟社會轉型的特定問題，不能僅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指標，而應當有發展戰略選擇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支持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要作為我國現階段的重要發展戰略之一，真正解決不利于中小企業、非公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這是帶動就業增長的主要領域。促進就業還要研究新思路。對產業工人、包括進城務工者，要嚴格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雙休日，加強勞動保護；對某些產業，包括內外資，可否根據產業特征給予勞動力數量的適當外在調控。該破產、該下崗、該裁員的當然還要進行，這是市場經濟規律，但國家應當扶持對下崗失業人員進行職業培訓教育、轉業培訓。就內外需就業結構看，我國在就業壓力下，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支持了超常規的低價格出口的持續增長，維持了擴大農民工隊伍就業狀態，但這部分就業的過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為相當的國內需求，制約了與經濟增長相應的國內需求增長，反過來也會制約內需性就業增長，這是需要與擴大內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新時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視不夠，突出體現在政府性資金直接投資項目數額偏大，而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確實要進一步提高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轉移支付和財政支持。另一種傾向是脫離現階段實際，對社會保障寄予脫離現階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現階段實現的口號，這同樣是有害的。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幾個核心問題是，一是盡可能擴大覆蓋面。特別要更加重視城市低收入和低就業家庭，更加關注農村社保體系的啟動建設。二是對養老醫療保障加大統籌體系建設。首先要提高統籌層次，養老統籌到省，醫療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遷移所必需的社保轉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轉移方面加強協調支持和監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財政投入。這里的投入并不能對應產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責
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
三、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從總體上擺脫貧困、解決溫飽，步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面向未來，深化改革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已經從推進生存型發展的需要為主轉變為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為主的新階段。其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步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加快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實現這一歷史任務，必須在體制上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關鍵問題。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推動了中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的發展，但實現可持續發展仍然面臨很多矛盾。不解決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我國在人口多、資源不足情況下，就不能順利地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進程。進一步深化改革，要著力于解決自主創新、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主體功能區建設等方面存在的體制問題。對此，我國已經啟動了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設，出臺了促進自主創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決涉及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體制機制問題。我國的工業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導、市場驅動下發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展的，大量體制性機制性問題需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這是我國發展階段的基礎特征決定的。
黨的十七大提出，新時期推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要著力解決兩個關鍵性問題，即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兩個關鍵問題在新時期是一體互動的。一是在新的歷史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目標，要著力實現二者的統一；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內容，但關鍵問題還是要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實現。如果僅僅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采取一些權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導的老路，從長遠看反而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重點是要重視市場的約束機制建設。市場本身具有兩個方面的機制：激勵導向機制、約束限制機制。兩個機制都健全，才能構成完整的市場機制，才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我們不能把市場機制僅理解為激勵機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場約束機制的建設，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宏觀調控要起作用，沒有市場約束機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還有什么宏觀調控?過去我們花費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然不理想，問題在于體制、機制的角度研究不夠。要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使經濟管理與市場機制相適應。例如資源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未形成、投資管理體制不完善、財稅體制不健全等重要問題，要成為新時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強市場主體自身的各項改革，強化市場主體內在約束機制。市場本身就有約束機制，但還要通過市場主體的內在約束機制的健全才可以實現。還要規范市場主體的外部約束，加強市場秩序與市場監管、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強市場信息體系建設，正確發揮市場機制的約束作用。
政府“經濟調節”也要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機制。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環境制約日趨突出等，這些問題確實不能夠完全由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自動解決，這在健全的市場經濟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須健全符合需要的經濟調節制度。實際中，對部分高耗能行業投資過熱、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等方面的調控辦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這也是基于當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努力建立基于市場調節，又不放任市場的經濟調節機制。所謂帶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即直接利用市場機制作用，對某些重要環節按產業導向意圖設置制度性調節機制。一要探討建立資源產權制度。解決資源浪費無節制問題，稅費的辦法、處罰的辦法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礎還是要建立資源產權制度，使資源形成產權約束。我國的礦產資源、城市土地資源歸國家所有，這是我們能夠建立資源產權約束的制度基礎。二是要盡可能在市場基礎上設置經濟調節的制度性節點。減排要探討設立排污費用制度，排污必須列入企業成本，探討建立排污權交易；節能也可以設置相應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要建立有效的價格分攤制度等等；促進節約利用土地，僅靠計劃、項目、處罰也是不行的，關鍵是要規范土地市場，特別是對農村土地要建立與市場經濟接軌的使用和流轉辦法。
四、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
我國目前城鎮化進程，是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方面，工業化已經推動并形成強大的城鎮化趨勢，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經濟經濟結構體制沒有相應轉變，城鎮化又大大落后于工業化。根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公布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56157萬，占總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進城務工農民，如果減去1.5億經常性進城務工農民，城鎮非農業人口比重變為30％。這一數據距離我國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總產值已達到88.3％的工業化參照數據相差甚遠。可以說，我國工業化進程已經極大地開拓了城鎮化空間，但城鎮化的潛力并沒有順暢地釋放出來，我們已經到了必須破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階段。二元經濟結構是―個生產力發展階段問題，也是―個體制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要在發展中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歷史進程。
進入新時期以后，統籌城鄉發展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環節，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城鄉關系已經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農民進城務工已形成巨大的規模，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城鄉關系已經到了發生巨大變革的前夜，很多問題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放在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位置。
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發展必然要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而城鄉二元結構也只能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逐步消除，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辯證關系。也就是說，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和延續，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發展階段的產物，它首先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不可能通過某項體制變革來即刻改變。但是，目前的問題在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而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步伐已經滯后，在部分地區的農村，已經與城市經濟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戶等重要體制上，已經制約了進一步發展。從人口構成看，如果只看三次產業產值，我國第一產業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而我國就業人口大部分仍是農業人口，城市的工業產值在相當程度上是農民工創造的，但這部分工業對城鎮化作用較小。這種情況給我們帶來城鄉統籌發展的復雜局
面。在工業化進程中，城鄉二元分治的體制會抵消我們提高農民收入的種種愿望和努力，阻礙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縮小。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現金收入之比逐年擴大，1985年為1.8倍，2007年擴大到3.32倍。近年我國一直著力于提高農民收入，但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未能改變。這些說明，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進程必須逐步展開。既要反對不顧生產發展條件，把改變二元結構和城鄉關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已經到了經濟發展和體制創新互動的階段。有的體制已經具備了先行先試、局部展開的要求和條件。只有深化改革，適時出臺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措施，城鄉協調、工業化城鎮化協調才能步入良性軌道。
要穩定和完善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包括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村發展要融入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也必須得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要通過改革建立農村集體經濟適應城鄉一體化、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探索適應市場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當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涉及面很廣，必須在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前提下進行探索，把握好穩定和改革的關系。
農村生產方式也已經蘊含深刻變革。有條件的地方正在促進適度土地規模化經營。沒有適度的土地規模經營，就不可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不可能解放已經離土的農民，也就不可能解決我國城鎮化進程滯后的很多矛盾。促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從“有條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條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邊城鄉結合部。在推進土地規模經營過程中，需要解決農民的權利保障、農民離土的權利置換、并逐步改變農村生產生活方式，這就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奠定了重要基礎。
已經到了必須高度重視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的階段。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的大背景下，農村土地制度已經難以孤立運行于農村經濟社會形態了，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核心問題之一，已到了非重視制度創新不可的時候。包括農民承包土地流轉、農戶宅基地確權與農民進城后的流轉問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流轉問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確實要保護耕地總量、保護農民利益，同時也要在逐步破解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相銜接方面積極探索，促進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
要實現農民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化身份的制度建設。基本內容是建立城鄉能夠對接的身份轉化制度。只有讓進城務工農民逐步轉為真正意義的市民，與原有土地關系脫鉤，才能實質性地緩解農村人地緊張關系、提高耕種效益，改善在鄉農民生產條件，實現城鄉共贏。轉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逐步實施。農民工問題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將長期存在，但身份轉化的工作也應當逐步推進。
要有一個統籌協調的城市化、城鎮化管理機制。目前部門之間協調性較差，多元目標之間缺少統籌。例如空間布局問題，應當統籌我國主導各類空間布局的規劃和法律體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規劃生產力布局的主體功能區設計為主導，加入城鎮化布局的考慮，統籌協調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規劃、城鄉建設規劃之間的關系。新農村建設也要在農村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基礎上，注重與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統籌考慮，與我國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統籌協調。
五、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會自律、基層自治機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戰略位置。這一任務在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觸及，但并未提高到戰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務的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的新形勢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必要把自律協調的社會運行機制的改革創新放到重要戰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這既是社會體制，也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從經濟體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的機制，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就必然會過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終也就難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公民，在市場經濟充滿活力的運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機制及時解決化解的矛盾，各種利益群體產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時的利益協調機制，在法制的基礎上由社會自身調節矛盾利益。可以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一定階段后，發展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就是必然的選擇。
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基礎。我們已經初步完成了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轉軌，進一步完善這個體制，當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觀調控的配套等等，但這并不夠，更重要的問題在于社會自律協調機制的形成。可以說，沒有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就不能順暢實現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使很多本應在市場基礎上由社會自律協調解決的問題維系于政府的干預，也必然不能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這一重要改革領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體制更具有基礎性的改革。不要以為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只存在于社會領域，它的基礎實際上在經濟領域，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應有之義。比如現在推出的政府行政體制改革要實現“四個分開”，“四個分開”顯然是必要的，但實際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組織的關系上缺少更為基礎的前提，就是把社會自律協調機制擺上更前置的位置。從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角度來說，政府要把應該由社會中介組織協調解決的事項移交給中介組織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還在于市場中介組織的建設是否已經具備條件，需要實現政事分開的中介組織目前是什么性質。可以說，社會自律協調機制沒有改革到位，行政體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
經濟學具有階段性的特征，眼觀經濟學的發展，從古典的經濟學到現代的經濟學，再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經濟主義，都深切的反映了經濟學的特征。中國經濟體系在創建和發展的過程中，也經歷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時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又經歷了從改革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擅變，包括從經濟總量到結構的轉換，從改革到發展的轉化，并從二元化經濟向三元經濟的轉換，這些改革都是當前經濟形式下的要求和國際化的發展來決定。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經濟照搬蘇聯的計劃經濟的模式，使中國經濟理論陷入迷茫和混亂的狀態，計劃經濟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在迷茫和盲目中， 國人逐漸的接受并發展了經濟學和商品經濟，并汲取西方的經濟學中的可取成分，在中國實現了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混合所有制、按生產要素分配等方面的合理的成分，認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形成了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一套完整的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體系。
在社會主義經濟學形成和改革方面，形成兩個鮮明的深遠意義：1. 緊扣改革開放的中心和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難點。建立了市場導向的基本思路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這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問題，又是當代社會主義的難題。2.解決的焦點是中國開放中的實際問題，比如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生產力的分配問題等。
黨的十四大與我國憲法修正案均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前，我國正處在由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不論是對于如何順利地解決這一社會轉型過程中體制慣性和利益整合所引起的社會問題，還是對如何培育和完善作為一種新體制的市場經濟制度，人們都已經深深地認識到法制的重要意義。無疑，強調與重視法制對市場經濟體制之建構與運行的重要作用確是十分必要。但是迄今為止，在考慮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之構建時，理論界和實踐中都明顯地表現出對實體法制度的過份側重，而對理應在現代法律制度中占據樞紐地位的程序法制度，特別是規范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行政權利行使之方式、手段、步驟等問題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則缺之深切的關注和理解。例如，法學界一直在討論的市場經濟體系框架，幾乎僅限于市場主體制度、市場運行及監控制度的實體合法性方面，鮮有涉及專門的行政權與市場關系這一重大問題的程序法制度。以法律體系內部結構的協調性要求來看，缺乏完備程序要件的法律體系和法制系統是難以操作和運行的，其結果要么使法制流于形式化，要么使法制與先秦法家所主張的“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嚴刑峻法同構化，法律史的考察已一再表明了這一點。[1]基于這種歷史教訓與現實狀況相結合的考慮，筆者認為，在構建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時，必須對法律程序制度特別是規范“政府──市場”關系某些重要方面的行政程序法制度予以特別的重視。
強調構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過程中對行政程序法的重視，首先是因為它是市場經濟體制中一項基礎性法律制度，同時又恰恰是目前最欠完善的一項法律制度。現代法律程序就其通常意義看，包括選舉程序、立法程序、審判程序和行政程序。其中選舉和立法程序直接與國家的政治制度相關；審判程序則主要是規范司法權活動的“程序正義”問題的規則體系。隨著我國民主與法律建設的逐步推進，上述程序法律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完善，如我國權力機關代表的選舉規則及其議事規則均已頒布，行政訴訟制度業已確立，民事訴訟法通過修改結束了其試行階段并得到進一步完善，刑事訴訟法也正在修改之中。但是作為規范行政權運行方式、步驟、順序、形式之規則的行政程序法，卻幾乎仍是空白。實際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程序的作用恰恰更為重要。因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最基本的關系即“政府──市場”關系，如何恰當處理好這一關系，特別是對這一關系中政府的行政權如何定位，不僅關系到市場經濟體制能否最終建立，也關系到其能否順利運行，而對行政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恰當“定位”，不僅需要實體法上政府與市場之間權利義務的合理配置，在一定意義上更依賴于對行政權運作程序的規范化。缺乏后者，極有可能造成如同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行使對公民權利恣意與專橫的干預和處置的態勢，使市場主體的權利難以真正得到保障和落實。甚至，離開規制行政權活動過程的程序法制度，新舊體制的轉軌將倍顯艱難，規范市場經濟體制下諸多社會關系的實體法體系也將難以運行。對此，筆者稍后將予以進一步的分析。
強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行政程序法的重視，還因為現實中恰恰存在著行政程序法觀念極其淡漠的事實。這種狀況也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表象之一。考察中國法律史不難發現，先秦以后的傳統法中一直缺乏程序形式的要素，程序法為實體法所吸收。[2]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民主與法制建設非常重視，先后完善了選舉、立法和審判程序，極大地推進了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建設。但對行政程序法卻仍然一直未予重視。比如，查我國權威的法學辭書，可見“程序法”條注曰：程序法，即訴訟法、審判法、助法，……為保障實體法的訴訟法律制度。[3]這就把程序法等同于訴訟法，完全排斥了行政程序法。這種行政程序法觀念淡漠的狀況，推根究源，是與我國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高度集中的行政權本位主義分不開的。計劃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經濟，其基本特征是行政權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全面干預和管理，這種行政權本位主義從根本上排斥要求行政權規范、民主、公正行使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從實踐中看，缺乏程序法規則的行政權在運行中固然具有了較高的靈活性，但同時也造成了其行使的恣意與專橫，這無疑與市場經濟民主精神和權利保障觀念相去甚遠，也不符合現代行政法治的精神。與此相反，現代行政程序法內蘊的行政權運行“公開、公平、公正”之要求，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性均契合了市場經濟及行政法治的根本要求。西方法律傳統表明，行政程序所要求的“正當過程”，本質上具有防止政府專制，保證行政決定客觀、公正的作用，有助于改善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從而推動了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4]因此，在構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時，不論是從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還是從現代法治精神考慮，都應當轉變觀念，高度重視對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建設。如果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從而有必要建立完整、嚴密的法律體系對其予以調整和規范的話，則從某種意義上看，行政程序法制度恰恰應成為這一法律體系構建與完善的基礎，因為后者不僅有利于真正廓清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市場”這一基本關系，而且也是中國法制走向現代化的關鍵一環。
二、體制轉軌與行政程序法的意義
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市場經濟之建構與完善需要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即新舊體制轉軌的過渡時期。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能否順利地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不僅直接決定了后者能否最終建立和完善，也影響到社會能否穩定和發展。在這一體制轉軌過程中，政府職能及其實現方式的轉變，無疑是上述問題的焦點。
計劃經濟體制本質上的行政權本位主義，決定了行政權在這種體制中的三個基本特征。第一，范圍的廣泛性。行政權對國家經濟活動進行全面干預和控制，排斥市場的調節功能。第二，作用的單方性。行政權依行政機關意志單方面發生作用，限制和壓抑相對一方的意思表示，缺乏對相對人權利予以尊重和保護的機制。第三，權力行使的非規范性。行政權的行使過份側重于行政目的，而實現這種目的過程和手段則帶有任意性、封閉性和非公開性。從法律上看，前述第一點是行政實體法上行政主體與相對人的權利義務分配問題，后述兩點則是行政程序法關于行政權行使的方式、步驟、手段、形式等程序規則問題。市場經濟之建立對行政權提出了與此完全不同的要求，即行政權與市場保持一定的空間距離，承認并尊重市場主體權利的相對獨立性，從而必須轉變政府原有職能。行政權對市場的調控應遵循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這樣，在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行政權在實體和程序兩方面均需發生相應的轉變。
就行政權與市場主體實體權利義務的配置上看，體制轉軌要求重新合理配置雙方權利義務，原來的行政權過多干預甚至吞并市場主體權利的狀況急需扭轉。對此，我國已著手轉變政府職能，使原來政府對經濟活動全面、直接的管理轉向服務、監督和宏觀調控等職能轉變。這一職能轉變固然有賴于行政實體法的規范，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規定政府該管的管好，不該管的還權于市場，以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一方面，實體法上權利義務的重新配置，必然牽涉到社會多種利益的重新分配與組合，特別是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關系的重構，這種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組合沒有一個公正并公開化的程序就不能保障公平，甚至有可能引發社會沖突并影響社會穩定，從而反過來不利于市場經濟之建立；另一方面，在現
代市場經濟中，政府轉變職能的結果并不意味著它只充當經濟活動的“守夜人”，政府仍然應擁有對市場運行進行評價、監督、調控的權力，如果對這些權力的行使缺乏程序法上的監控，則同樣有可能發生如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行使缺乏規范性、公正性、民主性的情形，產生行政權的恣意行使，造成對市場主體權利的侵害。權力之行使必須有程序規制，而不論權力之大小，否則都會造成權力失控，實體法上權利義務的規定也就名存實亡，代之而起的是權力專橫。因此，政府職能的轉變能否真正得到落實，僅有實體法的規定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依賴行政實體法與公正的行政程序法的緊密結合。
就行政權行使的方式、形式、手段上看，體制轉軌要求行政權克服其行使過程中的片面性、任意性及非規范性，在尊重與保障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基于理性選擇而行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管理經濟活動的方式主要是命令──服從模式，手段多為直接干預和管理，過程大多缺乏公開性，決策則欠缺民主參與機制，在整體上則缺乏有效的限制恣意的歸責機制和保障相對人權利的救濟制度。市場經濟要求行政權的運行實現公開化、民主化、科學化。可以說，實現上述轉變直接取決于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完善。通過構建嚴密合理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可以確立行政權行使的合理步驟、手段、方式、時限等程序規則，促使行政過程吸納民意，確立行政公開，設立行政權違法行使的歸責機制等，從而實現行政活動的科學化、民主化、公開化。因為首先，行政程序按專業主義原則而設置，專業訓練和經驗積累使程序操作者的行為更趨于科學和合理。無論是許可的頒發，還是稅率的確定，專家的意見當然較為中肯；[5]其次，行政程序一般都要求行政活動過程公開，從而使行政權的行使不僅受到到當事人的監督，也受到公眾監督，使行為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容易被發現和糾正；第三，行政程序可以改變行政權行使的純單方面意志性，創造了一種根據證據和事實材料進行公正對話和討論的條件與空間，從而有可能使當事人的意見和要求在行政過程中得到充分考慮。行政程序法對行政權行使的上述調控作用，無疑有利于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
在新舊體制轉軌的過程中，行政程序法由于在上述兩個方面契合了市場經濟體制對“政府──市場”關系的內在要求，從而有助于舊體制的消解與新體制的建立。究其內在原因我們不難發現，現代行政程序一方面限制了政府權力行使的單方性和恣意，強調通過對話和合意而采取行為，另一方面則要求程序參加人都必須對通過程序產生的結果信守承諾，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契約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它把自由選擇和信守承諾結合在一起，適應了重建社會結構的需要，[6]有助于構建一種“有節度的自由，有組織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權，有制約的權威，有進取的保守”之社會狀態，[7]而這種狀態恰巧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國家──市民社會”關系相吻合。N·盧曼曾經指出，在西方舊的身份共同體關系解體與資本主義新秩序確立這一歷史過程中，有兩項制度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一個是社會或私法領域中的契約，另一個是國家或公法領域中的程序。[8]而從行政法的發展歷史考察則不難發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行政程序法的出現和崛起，恰與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在時間上相吻合，應該說這并非偶然，因為在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中，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權力被限制到了最低點，程序控制的作用尚不明顯和突出，而一旦到了政府不得不被賦予較大干預權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中，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就顯得非常突出了。
三、市場經濟與行政程序法的作用
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并不僅僅依賴市場機制自發的調節作用，也需要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宏觀調控。從世界各國的市場經濟制度來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對基本關系，也是現代經濟運行中最核心的問題。[9]筆者認為，在調整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市場”（行政權──市場主體權利）這一關系上，行政程序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行政權而言，行政程序為其設置了嚴密、合理的操作規程，既可以限制行政恣意，又可以防止行政權的推諉和消極無為；對市場主體而言，行政程序法則可以保障其權利與自由，增強其在行政活動過程中的民主參與程度等。前述作用有助于“政府──市場”關系的有序化與和諧，從而為市場經濟體制之運行提供良好的條件。
據此分析，筆者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具體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
1.行政權行使的規范化功能。市場經濟既要求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某些宏觀上的管理和監督、同時又要求這種管理和監督應當規范化、科學化。行政程序法從兩個方面實現上述目標。一方面，它通過規定行政主體行使權力的一系列程序規則，如行政公開制度、說明理由制度、行政權違法的歸責機制等，從而限制行政權的專橫，保證行政權運行的民主化和公正化，防止政府權力對市場的過多干預；另一方面它又通過規定行政權行使的條件與對相對人程序權利的規定，如時效、期間制度，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歸責制度等，防止行政主體推諉法定職責，避免權力行使的消極和無為情形。應當指出的是，程序法對行政權行使的規范化作用在一定意義上比實體法要好，因為實體法對行政權的規范和控制，主要是通過法律規范的細則化、具體法而實現的，其結果是產生了極其紛繁復雜的“副法”體系，在實體法規定趨于嚴密周詳的同時固然壓縮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間，但也可能因此而導致法律的僵化和行政活動的機械性。程序法對行政權的規范則與此不同。現代行政程序通過促使當事人對行政主體的對話和爭論，使討論的問題能夠更加明確集中，論證更加均衡、完整，從而排斥任意，但卻并不排斥行政主體與當事人的選擇，而只是使選擇合理化、有序化。D·E艾普特曾指出“現代化過程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它包括選擇的兩個方面：改善選擇的條件和甄別最滿意的選擇機制”，[10]筆者認為，在市場經濟“政府──市場”的互動關系中，其行為選擇的主要方式與過程，就是公正合理的行政程序。
2.對市場主體權利的保障功能。市場經濟就其本質而言，應是一種“權利經濟”、“自由經濟”，它要求對市場主體合法權益予以充分保障，對其行為選擇的自由給予尊重，行政權與市場主體的權利、自由關系要滿足上述要求，有賴于行政程序法對權利的保障功能。一方面，行政程序法對行政權濫用的排斥，本身就意味著對市場主體權利、自由的保護；另一方面，行政程序法也具有獨立的權利保障功能，這表現為：通過為相對人設定程序上的權利，從而保障其實體上權利的落實；通過聽證制度的設置，為相對人維護自己合法的權益提供條件；通過程序法上權利補救制度的設置，矯正違法行政行為，對受侵害的權益予以充分救濟等。上述幾方面對相對人權利的保障制度，也使其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享有了相對獨立的選擇自由，對行政主體違法行使行政權的行為具有了程序上的“抵御”能力，即他們可以運用程序法的規則來否認和排斥違法行使的權力之有效性，從而不僅在靜態的法律規定，而且也在權力行使的過程中使自身權益得到保障：“不僅是被動地得到保護，而且也可以主動地保護自己”，[11]行政程序法具有的這種權利保障功能在西方法律史中已有了深刻的反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姆·道格拉斯曾經指出：“權利法案的大多數規定都是程序性條款，這一事實決不是無意的，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間的的區別”，[12]另一位大法官則直接了當地寫道：“自由的歷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歷史”，[13]在權利與自由成為市場主
體行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行政程序的權利保障功能尤為重要。
3.決策的民主化功能。行政程序法對行政活動單方意志性與隨意性的限制以及對市場主體權利和自由的保護，決定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權運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通過在行政過程中契入公眾參與和監督、評價的程序機制，使行政決定盡量吸納公眾的意志，反映行政主體與市場主體一定程度的合意，從而使行政決策的民主化程度得以增強，而決策的民主化也有利于決策的優化。就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市場的管理來看，其手段主要有以行政立法等抽象行政行為形式進行宏觀調控和以行政執法形式進行的對市場活動的監督和評價。就行政立法而言，行政程序可以通過規定調查、協商、公告、評價、審議、備案等程序規則，促進立法民主化；就行政執法而言，則可以通過規定調查取證，聽取當事人意見和辯解的聽證制度，保證行政執法的民主性，從而也使行政主體的執法行為得到當事人的理解和服從。行政程序法對行政權行使所要求的民主化，同時也反映了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
4.效率的導向功能。市場經濟一方面要求選擇的充分自由，另一方面則要求經濟活動的高效率。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導向功能表現為下述三個方面：其一，行政程序法對行政專橫的控制、對相對人權利的保障機制，從形式上看，似乎是為政府行使權力進行管理活動設置了一定的障礙，但它卻減少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摩擦與抵觸，增強了他們之間的信任和合作，其結果是提高而非阻礙了效率；其二，行政程序法排斥隨意性，但卻并不排斥選擇，只是要求選擇合理化，因此在某些具體情況下，它同樣允許行政主體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合理的自由裁量。如當程序的參加者就某一問題的爭論曠日持久而達不成一致意見時，行政主體可以選擇一個最為合理的方案；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行政主體的活動可以選擇適用簡易程序、特別程序等，都有助于行政活動簡便有效地進行；第三，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主體尊重與保護市場運行的相對獨立性，但又可以促使行政權對市場活動進行必要的調控，防止市場運行的某些弊端，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表明“‘自由的’市場有時同政府權威一樣具有強制性”，[14]而這種市場的強制性同樣可能侵害個體的權益，并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行政程序促使政府積極地行使必要而適度的宏觀調控，從而有助于提高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利用的效率。
四、制度創新與行政程序法的完善
充分發揮行政程序法對市場經濟體制之建構與運行的作用，首先有賴于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運行也并非完全沒有程序規則。但是這些程序規則與舊的經濟體制相適應，表現出片面性、保守性、封閉性和零散性。就其片面性而言，這些程序大多只涉及到行政機關內部行政活動規則，調整行政系統內部的上下級命令──服從關系；就其保守性而言，則反映在這些程序大都規范行政權對相對人的管理，而對其權利保障的程序制度則鮮有規定；就其封閉性而言，反映為行政程序只便于行政主體單方意志的表達和實現，缺乏與當事人合意和對話的機制；就其零散性而言，則表現為行政程序立法形式缺乏統一標準和對行政活動的系統規范。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完善，應當在對原有的行政程序制度進行檢討和反省的基礎上，根據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進行制度創新。筆者認為，這一制度創新的思路中應著重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在行政程序立法的宗旨上，必須從市場經濟對行政權行使的本質要求出發，以促使行政活動的公開化、民主化、科學化，尊重與保障市場主體權利、自由，同時又兼顧提高行政活動的效率為目的。這樣，在立法的目標模式上，就應把市場經濟體制下公正與效率的關系這一基本問題的協調兼顧作為行政程序法的目標。[15]
第二，行政程序法的原則，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應規定行政公開化、行政民主化、行政科學化等基本原則，以保障公正與效率目標的實現。
第三，在行政程序法的內容上，應與將限制行政權恣意，保障公正行政的“聽證”制度與以效率為核心的開放性選擇機制結合起來。為此應當設定一系列輔助制度，對前者而言，主要有行政公開制度、調查取證制度、對質制度、告知與說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等；對后者而言，主要有時效制度、制度、自由裁量行使的條件與歸責制度、簡易程序和特別程序制度等。
第四，在行政程序立法的形式上，考慮到行政權在市場經濟體制中運行的總體性、原則性要求與各種專門行政活動特殊性要求的結合行政程序法既應有統一的原則規定，又必須設定專門行政活動的程序規則。為此，行政程序法之立法形式，應該將法學界久有爭議的“法典化”和制定單行的程序法規兩方意見結合起來，先制定一部統一的《一般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活動的目的、宗旨、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再以此為基礎，制定配套的專門程序法規，構成一個嚴密完整的行政程序法體系。
最后，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程序法的完善應大力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市場經濟在西方已有了較長的發展歷史，對這種體制下規范行政權運行的行政程序法在西方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程序法作為一項具有較強技術性和操作性的制度，又容易借鑒和移植。國外行政程序法的發展表明，借鑒和移植外國程序法的合理之處，不失為一條完善程序法制度的可行捷徑。
「注釋
[1][5][6][7]參見季衛東：《法律程序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2]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The Free Press，1964，chap.4.
[3]《法學詞典》（增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914頁。
[4]Cf.Charles A.Miller：《The Forest of Due Process of Law》，in《Due Process》，New York Universitg Press，1977，P.3.
[8]N·盧曼：《通過程序獲得正統性》（日譯本），風行社1990年版，第3頁。
[9][14]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4頁，第5頁。
[10]David E. Apter：《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9～11.
[11]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頁。
[12]Sea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Reports （95 Law.Ed.Oct.1950 Term），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1951，P.858.
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謂的市場機制“缺陷”
就如何正確認識體制問題,本刊近日采訪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博導、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
正確認識體制轉軌期的問題
人民論壇：針對發展中存在和積累的矛盾，有部分人動輒把問題歸咎于體制原因，對此如何認識？
高尚全：回顧中國28年來改革開放的歷程，人們有充分理由為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會進步而感到鼓舞，這是堅定繼續深化改革信心的基礎。同時“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這并不能構成否定改革成就和道路選擇的依據，但卻足以說明中國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
人民論壇：如何正確認識體制轉軌期的問題，以及由于改革進展的不平衡積累的深層次矛盾？
高尚全：如何通過改革的繼續深化，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體制基礎，是一個更為緊迫而艱巨的課題。28年來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經驗證明，體制改革與社會發展始終是一個互動過程。
改革本質上是利益關系的調整，但是，這種調整不是人為地重建和固化一種新的利益格局，而在于形成一種公平、富有效率的利益調節機制。然而，在利益分化導致社會分層的過程中，由于傳統體制某些重要環節改革的滯后，制約了公平、有效的利益調節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并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影響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體制性因素。
我國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不是對社會主義的放棄。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28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充分證明了我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是完全正確的。但由于改革進展的不平衡，目前社會的確積累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對此應予以高度重視，但這些矛盾不能構成否定市場經濟選擇的基本方向。“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也不可能是一馬平川。我們必須看到，目前一些社會矛盾中，更為主要的還是源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
行政性壟斷，是體制轉軌期的特殊現象
人民論壇：下一步如何深化行政性壟斷部門的改革？
高尚全：行政性壟斷使權力直接介入市場，不僅難以通過市場力量來打破，而且往往構成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礙。我國供給“瓶頸”的周期性出現，重復建設以及壟斷產品和服務質次價高，基本都與行政性壟斷相聯系。特別是在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行政性壟斷企業行為已經有所變化，其追求利潤和降低勞動成本的動機已經無異于私營企業，但卻沒有形成有效的內部資本約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性壟斷只應存在非營利性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其評價不是來自“市場”，而是來自社會。
行政性壟斷，是體制轉軌期的特殊現象。衡量行政性壟斷企業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主要不是利潤的多寡，而是投入和管理成本控制與接受產品服務的對象滿意程度之間的比較。對于這類企業部門的改革，關鍵是形成完善、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會監督機制。而行政性壟斷，完全屬于體制轉軌期的特殊現象，應通過規范的企業改制、擴大民營成分的市場準入，形成公平的市場競爭。近年來，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擴大市場準入范圍以及壟斷部門決策引入聽證程序等改革，對于打破行政性壟斷已經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依然還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對行政壟斷企業評價、監督和制約的有效機制仍有待于進一步規范和完善。
人民論壇：如何認識經濟轉型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系？
高尚全：總體而言，經濟轉型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遠不像成熟市場經濟體中那樣基本“定型”，而是一個市場關系逐步發展與政府職能轉變的互動過程。但是，只要走向市場經濟，就必須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地位，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這個歷史背景下，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謂的市場機制“缺陷”。在轉軌經濟中，“權錢交易”和公共領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場經濟不成熟的表現，是市場“邊界”不清的結果，不能作為指責市場經濟或市場機制的依據。應特別強調公民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妥善處理各種社會利益關系。
人民論壇：如何正確認識體制轉軌期的社會利益關系？
高尚全：要建立以利益調節為核心的社會整合機制。經濟轉軌必然引起社會利益結構和思想觀念方面的分化和整合。與改革前那種以平均主義為基礎的階級斗爭統攝社會的狀況相比，這種分化和整合無疑是巨大進步。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形成合理和有效的利益調節機制，避免、抑制和化解社會利益關系方面的過度失衡和矛盾。當前，應特別強調公民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建立規范的利益表達、對話和協商機制，引導各個利益群體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妥善處理各種社會利益關系。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擴大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發展和完善社區自治、民間救助和慈善團體，使公民在廣泛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形成新的和諧關系。
體制轉軌期的政治體制改革
人民論壇：改革28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體制改革奠定了基礎，但相對經濟體制改革天翻地覆的變化，人們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進一步急迫了。如何理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下一步如何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有哪些？
高尚全：要在憲法框架內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改革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分或環節，這些部分或環節的不適應本身就包含了不穩定因素，影響甚至危及社會的長期穩定。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絕不是某些人理解或主張的政權更迭。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要有政府和公民的廣泛參與才會逐漸取得成效。政治體制改革也不同于歷史上的政治運動，而是應按照憲法精神和框架穩步、有序地進行。歷史已經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攜手并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實質性進展和成功。中國改革已經進入全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中后期，社會不同層面的政治訴求需要新的整合機制，社會要求新的基本價值觀，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對政府權力與責任的有效監督、以個人產權保護為基礎的公民基本權利的切實保障，正在成為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
關鍵詞：經濟法 宏觀調控法 市場規制法
一、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的產生
（一）現實基礎
市場經濟是用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等市場機制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具有競爭性、趨利性、自發性、平等性和開放性的特點。
它是一個歷史現象，是相對于封建經濟而言的一種經濟形式，是發達商品生產階段的產物。隨著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變化，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也相應地經歷了早期市場經濟體制、近代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三個階段。
國家干預的出現具有必然性，各個國家的不同條件只會影響國家干預經濟的時間、方式及程度，卻不能排除國家干預。國家干預的程度和方式必須隨著市場機制的發展而不斷調整。
（二）理論基礎
宏觀經濟調控法律制度的建立主要源于市場經濟調控理論，其法理基礎是脆弱的。目前法學界普遍從國家干預市場的角度，定位宏觀調控，形成有限干預、適當干預和謹慎干預等不同觀點，這些觀點為宏觀調控立法模式的創立提供了理論學說。
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出現了與時代對應的幾種不同的學說和理論，它們分別是：經濟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后凱恩斯主義。
二、混合經濟制度中的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
國家調節和市場機制調節的結合，可稱為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現代市場經濟也可叫“混合經濟制度”。根據市場與國家宏觀調控在各國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組合方式，混合經濟又表現為三種具體的市場經濟類型，在這三種經濟類型基礎上產生了三種經濟法類型：
（一）市場主導型經濟的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
絕大多數國家是介于純粹統制經濟和純粹市場經濟這兩種極端模式之間的，英國和美國屬于偏向純粹市場經濟。支配“自由的市場經濟”的原則是：只要能不限制個人的經濟自由，就不允許國家或文化因素去限制這種自由。
市場主導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是：（1）經濟調節強調多市場、少政府。（2）采用經濟政策進行宏觀調控。（3）以穩定增長為經濟調控的目的。（4）宏觀調控的透明度較高，政府、市場和企業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地位與活動，一般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二）社會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
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含義和理想目標就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鼓勵和發展自有競爭的市場經濟，同時通過各種經濟立法和經濟政策等政府干預措施，來防止市場自有競爭可能引起的壟斷、貧富分化和經濟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以便達到經濟的持續、均衡發展，幣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實現大眾的福利。
社會市場經濟的直接起因是對戰爭期間嚴厲的經濟統治的反感。
聯邦德國之所以把它的市場經濟稱為“社會”市場經濟，是因為德國人認為他們的市場經濟必須具有“社會意識”。他們力圖在個性自有與社會公平、個人積極性與社會平等之間建立平衡，使市場經濟具有“社會意識”。
（三）政府主導型經濟的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
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強調企業與政府的合作，為此建立了二者直接對話和協調的機制，企業在政府調控的直接規范下自主程度相對較低。企業決策既受市場支配，又受政府影響，具有雙重決策參數，而最終決策在長時間內與政府意圖相一致。政策宏觀調控直接指向企業時，實際上開辟了資源配置的另一通道，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有所下降。宏觀調控手段側重于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追求力度和時間效應，由于存在政府對企業大量隨機監督與指導的緣故，宏觀調控的透明程度較低。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主要代表國家為法國和日本。
三、完善中國宏觀調控與市場規制法律的構想
完善中國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的構想，應該從五個方面出發：
第一，立足國情借鑒西方成功立法經驗。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特殊時期，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化進程更多地表現為對西方相關法律制度的移植。歐美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也比較完善，如果吸收借鑒這些發達國家的成熟制度，正是研究西方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的意識所在。
第二，制定一部宏觀調控基本法。
第三，按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晚上宏觀調控專項法，包括：關于經濟計劃法、關于產業政策法、關于財稅宏觀調控法、關于金融宏觀調控法。
第四，對反壟斷執行機關的構架：反壟斷機構設立應當遵循科學合理、精干高效、權威獨立原則，以及專家化和專業化標準。我國應當設立類似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準司法反壟斷專門機構――“國家公平貿易監督委員會”與“證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相對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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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志鵬.西方國際經濟法研究:重點、方法與立場[J]. 國際經濟法學刊, 2009,(1)
[3] 葉秋華.西方宏觀經濟法與市場規制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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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經濟體制 舊城改造 經濟利益矛盾 分析解讀
就現在的情況而言，舊城改造所處的經濟環境是市場經濟體制。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前進和城市規模的擴展，不少城市都在進行舊城改造。根據有關結構顯示，對舊城進行改造就是涉及范圍較廣、利益分配較為復雜、施工進度較為緩慢的社會工程，其引發的利益矛盾沖突日益激烈，如果不加以處理調和，就會引發大范圍的利益糾紛事件，給社會秩序的穩定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對舊城改造涉及到的政府機構、房地開發商、居民三方因利益分配引發的矛盾進行解讀分析勢在必行，以便找出緩解矛盾以及調和糾紛的對策。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舊城改造經濟利益矛盾體現方式
在舊城改造中，經濟利益矛盾大都體現在房屋拆遷后如何進行補償的方面。很多地方都按照貨幣補償、等價房屋對換、面積標準房屋對換進行利益補償。然而，不管選取哪一種方式，都會有相應的安全風險。在舊城居住的市民收入水平不高，補償資金不能夠在房價日益高漲的市場上購買相應的房屋；等價對換的房源大都位于郊區，對應的屋內基礎設施不完善，不利于出行，掙錢的機會大大降低，增加了生存難度；如果進行撤離，那么穩定的社交系統就會崩潰，居民的安全感與歸屬感就會逐漸消逝，產生一種被“驅趕”的感覺；一些配用房屋存有安全隱患。這樣，居民就會出現一種“極度吃虧”的心理，就會對拆遷的利益補償產生不滿，加深了經濟利益矛盾。還有，經過舊城改造，原有居住建筑變成林立的高樓，其獲得利益遠遠超出安置房源，這樣安置房源區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舊城”，將會面臨新一輪的改造，進而可能引發居民在新一輪改造中繼續被安置、“驅趕”，于是他們就成為城市規模發展的犧牲品。
二、舊城改造經濟利益矛盾解讀分析
（一）利益結構層面
隨著社會市場化的發展，原有的利益結構層面正在出現悄然變化，個人利益開始升起。這里所得利益結構是指不同個體之間或者是個體與社會之間利益作用的表達方式。在不同個體的綜合影響下，起到關鍵作用的往往是個體對社會資源的掌控程度。這種社會資源在個體之間不斷作用下逐步走向主置，來規劃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在計劃經濟時代，相關利益資源被政府機構完全控制，利益結構層面比較單一，并未對個體利益作出相應的規劃。然而，隨著法制的不斷完善以及市場化不斷改革，個體利益開始上升，在復雜化的城市發展計劃中，政府機構減少對拆遷過程的干預程度，逐漸轉變對個體利益的看法。居民、政府機構、房地開發商都應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其具有的相關利益理應受到保護或者是制約。處理不當，就會引發利益糾紛事件。
（二）利益分配格局
經濟利益剛性較強，這種剛性表現在個體與整體利益分配的過程中，在受到多個方面影響時，就會出現伸縮變化，通常是被拉伸加長。在舊城改造過程中，利益分配格局體現的是剛性作用，因此一種主體利益在出現之后，在長期內就很難從根本發生變化，除非受到外界的強烈的干預作用。居室對于人類相當重要，作為私人生活的主體空間，它具有高度的公民隱私權、財產安全權和其他相關的權益，然而政府機構能夠按照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要求，對舊城強行拆遷改造，這樣就出現了居民具有房屋使用權，政府機構具有征收權，這二者如果同時作用同一時間，例如舊城改造拆遷，就會引發矛盾，往往讓居民的房屋所有權空有其形而并無其質，極易受到的政府機構實施干預。大多數居民會優先服從政府機構的安排，進而管理利益補償內容，而不遵從政府安排的居民被定義為“釘子戶”。
然而，在利益補償方面，政府機構與房地開發商是按照盡量節約成本、提高收益的原則上來考慮的，遷移居關心的是補償利益能否選購合適房屋的問題，這樣就造成雙方在利益分配上有著不同的要求，因此引發經濟利益的矛盾。
（三）利益組織特征
根據實際生活內容來看，房產開發商和政府機構明顯占據很大優勢。就當前的市場經濟體制內容而言，社會團體力量強弱、盈利水平高低與其包含的成員數量并沒有太大的關聯，其決定因素是團體機構的組織管理能力的強弱。組織管理程度的大小往往由團體的經濟情況。資金的強大作用毋庸置疑，而權益結合更加使這種社會集團強盛。而拆遷搬離的居民雖然數量龐大，但是分布較散，其所關注的往往是個體利益的要求，因而處在劣勢地位，這樣造成雙方在社會地位上存在懸殊差異，在謀取和確保相關利益的技術和手段高下立判。
（四）利益調和機制
目前我國并未形成完善的利益調和機制，對舊城改造引發的經濟利益矛盾并不能進行有效調和。提高改造效率和體現公平分配往往讓城市開發決策層進退兩難，這樣就不能保證每個社會成員在利益分配上面都能滿足。不滿足現象的存在無疑推動了經濟利益矛盾的加深。
三、結論
在舊城改造的過程中，經濟利益分配矛盾成因主要出現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環境中，在充分分析解讀這種矛盾的引發因素，找出舊城改造中的利益分配矛盾的處理對策，應該明白市場經濟體制下效率和公平的不能兼顧關系，設置一套相對公平的利益調和機制，從根本上環節利益矛盾沖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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