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5 17: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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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在的地區由于近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參與到經濟建設中，其中就有“流動少年”群體。外來務工人員在為新家鄉做出經濟貢獻的同時，部分務工人員違法犯罪的數量及比重也在逐年上升。2006-2008年外來務工人員犯罪人數占總犯罪人數的比例一直占總犯罪人數的八成以上，特別是“流動少年”犯罪的比重增幅更大。“流動少年”犯罪既具有青少年犯罪的某些共性，同時又具有流動人口犯罪的某些特性，是當前各種社會因素作用于該群體的綜合體現，下文首先就該群體的現狀和特征展開分析。
一、“流動少年”犯罪的現況及特征
（一）犯罪數量增長迅速
根據筆者的統計，2006-2008年“流動少年”犯罪的數量呈高發態勢，近3年的增長率均在20％左右。同時，“流動少年”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總數的比例一直在85％以上，占總犯罪人數的比例也在10％左右。特別是在2008年“流動少年”犯罪數的增長尤其明顯，可以說在總犯罪人數保持穩定的情況下，“流動少年”犯罪的數量卻在迅速增長，這一數據應該引起我們對該群體犯罪的特征及對策進行深入研究。133229.cOm
（二）非監禁刑適用率低
“流動少年”在近3年被判處非監禁刑的比例分別為3．2％、5．5％、5．3％，平均僅為4．8％，而同期本地戶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非監禁刑比例為45．8％，前者僅為后者的1／10。非監禁刑適用率低反映了法官在對“流動少年”量刑時考慮到被告人流動性很強，監管措施不容易到位，從而較少適用。
（三）再犯罪率高
近3年“流動少年”犯罪人緩刑結束或者刑滿釋放后的再犯率分別為3．2％、2．9％、3．5％，同期所有罪犯的再犯率為2％。再犯罪率高一方面反映了“流動少年”犯罪人在羈押場所受到的交叉感染比一般犯罪人要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在刑期屆滿后重新回歸社會后比一般犯罪人更加缺乏生存技能。
二、對“流動少年”犯罪控制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社會管理的缺失導致犯罪數量猛增
人員流動性強、分布相對分散與相應的管理、控制盲點之間的矛盾，導致了犯罪人群的預防死角，實際上使一部分“流動少年”成為犯罪的失控者。
在城市現代化過程中，如何應對大量的外來流動人口，做好管理工作一直是一個全社會的重大課題，其中自然包括犯罪的預防問題。然而，流動人口自身的流動性比較強，而且從當前犯罪的流動人口的青少年看，還具有分布相對分散的情況，半數以上的“流動少年”屬于個人長期租房居住，這增加了預防犯罪工作的難度。另外管理、控制工作存在盲點，突出表現為：一是證件化管理不到位，對2008年“流動少年”犯罪的調查中，73．7％沒有暫住證，77．9％沒有務工證；二是大多數原戶口所在地或原單位不知道流動以后青少年的居住地或單位，屬于該情況的犯罪青少年占85．9％；三是寄居地相關的法制宣傳力度不高，51．6％的“流動少年”不清楚居住地是否進行法制教育；四是寄居地本身即屬于犯罪控制相對薄弱的地區，32．3％的“流動少年”居住在鄉村，19．2％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可以說，上述這些矛盾的相互作用所導致的犯罪失控在“流動少年”中形成了一部分犯罪的危險人群。
（二）緩刑制度的不完善導致非監禁刑適用率低
《刑法》第72條規定了緩刑的適用條件：一是被告人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考慮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三是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上述規定中“悔罪表現”的含義不太明確。犯罪嫌疑人在案發后，絕大多數都有后悔之意，但司法實踐中被告人這樣做是遠遠不夠的，被告人不僅要如實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實，還要交待同案犯的犯罪事實；侵財型犯罪的被告人要積極退贓；故意傷害罪、交通肇事罪等造成人身損傷的被告人要能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而且只有在完全賠償損失的情況下才能適用緩刑。這對于賠償能力差的“流動少年”被告人來說難以獲得緩刑機會。“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一條件要求法官進行主觀判斷，但是要求法官在20日（簡易程序）或一個半月（普通程序）的審理期限內除了做審理案件的大量工作外，還要判斷被告人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絕非易事。法官只能根據案卷中的材料和開庭時被告人的表現對被告人目前的心理狀態和認罪情況做出一個大致的判斷，但這些粗略的印象對于判斷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對于“流動少年”來說，缺乏對其家庭和社會關系及經歷的判斷，難以認定“不致再危害社會”。
對被告人量刑時考慮是否適用緩刑時，除了符合刑期的要件外，還要考慮判處緩刑后的監管措施是否能夠到位。“流動少年”的流動性很強，緩刑的監管措施不容易到位，對其判處緩刑時顧慮較多，這就直接導致緩刑使用率低。
（三）缺乏有效審后監管導致再犯率高
《刑法》第76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這就是說，緩刑的考察機關是以公安機關為主體，由派出所具體執行，但實踐中執行措施不到位的情況非常普遍。究其原因，緩刑監督考察單位選擇不當是主要原因。
公安機關不適合成為專門的緩刑考察單位。公安機關是負責維持社會治安、犯罪偵查及戶籍管理等事務的機關，在目前各類違法犯罪案件頻發的背景下，公安機關因為人力所限完成治安和偵查犯罪的主要任務尚屬勉強，無力再對緩刑犯進行考察。另一方面，由緩刑犯所在單位和基層組織配合考察不合實際，單位忙于經營管理而無人力、時間去配合對緩刑犯的考察，且大多數被告人根本就沒有就業單位；基層組織如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與自治成員之間的關系比較松散，矯正能力有限，因此也無法達到監管和矯正緩刑犯的目的。
刑滿釋放的“流動少年”由于有前科的限制，在社會上難以重新找到工作，又缺乏最低生活保障，且戶籍所在地和監管所在地的公安機關難以掌握其釋放后的情況，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很容易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三、“國家—社會”雙本位犯罪控制模式的引入
（一）犯罪控制模式的轉換：從單本位向雙本位轉換
現行犯罪控制模式，可稱之為“國家本位模式”。這種模式基于“國家至上”和“國家權力無限”的觀念。一方面，認為犯罪主要是對國家利益的侵害，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斗爭”，因此刑事法保護的重心在于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對犯罪的處理被認為是國家的事情，對付犯罪主要依賴于國家刑事司法系統運用刑罰的手段。但隨著社會的不斷變遷，“國家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之效果不佳的問題日益顯現。總體而言，“國家本位模式”屬于事后反應型模式，刑事司法權力一般在犯罪發生后才被動地介入，并側重于對犯罪人的懲治和威懾，這種模式往往對社會上大量存在的犯罪隱患視而不見，在犯罪預防方面成效甚微。另外，“國家本位模式”還存在運行成本過高的問題。⑴
當今社會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正在形成，一個相對獨立并有自主運行規則的民間社會不斷壯大，社區和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都日益增大。⑵在二元結構的社會背景下，提高犯罪控制效益的根本出路在于改變刑法運行模式，即將刑罰權和刑事司法權從國家分出一部分給社會，使刑法運行模式由“國家本位”向“國家—社會”雙本位過渡，加強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在犯罪控制方面的協同和配合。⑶目前對“流動少年”犯罪的控制仍是“國家本位”模式，表現在控制犯罪的手段主要是監禁刑，審判前和改造期間社會力量難以參與其中。在市民社會不斷壯大、社區和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日益增強的背景下，迫切需要社會力量參與到對“流動少年”的犯罪控制中。
（二）“國家—社會”雙本位模式的理論基礎
1．教育刑理論
教育刑理論對于現代未成年人犯罪處遇政策的形成影響深遠。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發育期尚不成熟，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形成原因中，環境因素、社會因素起的作用往往要大一些。因此，當今各國普遍對未成年犯罪人實行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處遇政策。有關的國際刑事司法準則也要求，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不能機械地強調處理結果與犯罪輕重相適應，而應更加關注處理結果與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矯治的實際需要相適應。在我國，也確立了對未成年犯罪人年“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方針政策。
2．再社會化理念
從社會學的視角看，罪犯再社會化是人的社會化的一種特殊形式。所謂人的社會化，是指人類個體自降生以來不斷學習、接受社會規范和社會價值，從而由一名“生物人”轉變為“社會人”的心理和個性發育過程。正常的社會化過程意味著個體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而不完全和有缺陷的社會化過程則可能導致反社會人格傾向的形成和反社會行為的發生。從一定意義上講，犯罪就是罪犯社會化缺陷的產物。為了彌補原來社會化過程中的缺陷，國家及社會對社會化的失敗者實施強制性的再社會化。罪犯再社會化就屬于這種強制性的再社會化。
3．刑罰個別化原則
刑罰個別化原則，是指法官在適用刑罰時，不僅要充分考慮行為人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也要適當考慮其人身危險性大小，在綜合考量各方面因素的基礎上，決定是否判刑以及最合適的刑種、刑度及執行方式，以有效地實現矯正罪犯和預防犯罪的目的。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別處遇，正是刑罰個別化原則的具體展開。在我國，雖然在立法上沒有明示刑罰個別化原則，但相關的立法規定為刑罰個別化的推演和踐行預留了一定的空間。例如，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里所說的刑事責任，就涵蓋了行為人的個人情況的內容，我國刑法中的罪刑相適應原則實際上容納了刑罰個別化的內容。
四、社會力量參與“流動少年”犯罪控制的構想
（一）社會調查員參與提供審前調查報告
審前調查是在法院判決前，由專門機構對行為人的個人情況、犯罪背景進行專門調查，并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的評估，然后將調查與評估報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時參考的一種制度。
具體而言，在刑法現有規定的基礎上，借鑒緩刑制度較為發達國家的經驗，將有關條件予以量化，采用科學的緩刑裁判量化評價方法，進行“再犯預測”，即開展對犯罪分子的人格調查。所謂人格調查，是指為了在刑事程序上對每個犯罪人都能選擇適當的處遇方法，使法院能在判決前的審理中，對被告人的素質和環境做出科學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人格調查應包括以下事項：1．犯罪與違法行為的調查，主要是調查罪犯的犯罪與違法履歷；2．社會調查。一是家庭結構調查，二是學校教育調查，三是居住地和近鄰的環境，四是職業歷史，五是犯罪過去與現在的經濟收支情況，六是犯罪的病例，七是罪犯的道德品質等，八是婚姻和性生活情況；3．調查確認；4．身心鑒別調查。人格調查主要是為了提高“再犯預測”的科學性和準確性，目前已在德日和英美等國被廣泛采用。⑷
筆者認為，國外所采用的量化統計分析方法，以及其他法院借鑒之后采用的社會調查員參與緩刑裁判，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值得學習。對“流動少年”判決前應進行人格調查，列出下列影響犯罪人情況的因素：家庭情況、案發前情況、本案情況、簡歷、學習生活工作情況、社會環境影響情況等。將這些因素加以量化，轉化為具體的數據，再根據最終統計結果來決定是否適用緩刑。
緩刑的社會調查應交由司法局和各鄉鎮司法所來完成。首先，司法行政部門屬于政府部門，與犯罪人所在的地方基層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依職權可以完成人格調查工作和對矯正條件的考察工作。其次，司法行政工作人員，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教育背景，完全有能力做好這項工作。最后，有利于今后他們對緩刑犯實施分類處遇的監督考察。⑸
（二）“合適成年人”參與審前審訊
“合適成年人”是指在未成年人觸犯法律受到審判前接受訊問時，必須有一名“合適”的成年人到場旁聽訊問，以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合適成年人”參與審訊不僅可以保護未成年人，讓一些不應受到刑事處罰的人遠離監禁，還為檢察院、法院在辦理案件時提供了資料和幫助。
合適成年人參與審訊至少應該具備以下權利：1．合適成年人有權親自向未成年人表明自己的身份與立場，這樣有助于取得未成年人的信任，同時體現了合適成年人獨立的法律地位，劃清了與審訊人員的界限，因為這兩點是合適成年人參與訊問制度能否取得效果的關鍵因素；2．向未成年人說明他們的處境，和在該處境下其可能面對的情況與后果；3．觀察訊問是否依法合理進行，當發現訊問中存在違法時，合適成年人有權利要求審訊人員停止該種做法；4．協助未成年人與訊問者進行溝通，而這種溝通僅僅限于語言理解上的幫助，不是向未成年人提供法律上的意見或幫助；5．在審訊人員在場的情況下對未成年人進行教育，教育的內容不能涉及具體案件；6．合適成年人有權查閱筆錄，并且在筆錄上簽字，還要對整個訊問中是否存在違法問題進行評價。⑹
（三）社區矯正幫助緩刑少年犯回歸社會
社區矯正是刑罰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監禁刑向非監禁刑發展）的產物，其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內容，除了懲罰性外，重在政府的相關機構引導下運用社會力量參與對犯罪人的，教育矯正，促使犯罪人再社會化，從而回歸社會成為正常公民的社會內處遇制度和項目。社區矯正比其他刑法措施更具有文明性、倫理性、經濟性和有效性，成為當今社會懲治犯罪、矯正犯罪和預防犯罪的不可缺少的對策和措施。而社區矯正將罪犯置于社區中加以矯治，對其生活和工作給予充分關注，根據其自身特點安排各種活動，參與社區的服務，有助于強化正面的角色模式，從而促進其在社會化。
改革行刑方式，實行社區矯正，是順應社會形勢發展，提高改造質量的一個途徑和方法。在社區組織和群眾的監督和幫助下．建立全方位的監管網絡，一方面使“流動少年”得到有效的監管以維護社會穩定，另一方面通過開放的監管方式使服刑人員適應社會生活，維護基本生活和家庭關系的穩定。
（四）建立幫教基地幫助掌握社會技能
為教育和挽救“流動少年”罪犯，應該建立未成年犯“學校幫教”和“企業幫教”相結合的機制，幫助緩刑犯和刑滿釋放的未成年犯完成義務教育或者掌握一定的勞動技能，為其重新回歸社會創造良好的條件。
“學校幫教”機制就是當地司法行政機關在轄區的學校內設置一兩所中學，在緩刑少年犯判處緩刑期間或者刑滿釋放后在該校接受義務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有利于從事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企業幫教”機制就是安排緩刑犯和刑滿釋放的未成年犯進入合適的企業從事輔助工作，盡快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有利于進入社會后解決就業問題。
注釋:
⑴馮衛國：“犯罪控制與社會參與——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的思考”，載《法律科學》2007年第2期。
⑵馮衛國：“刑事一體化視野中的社區矯正”，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2期。
⑶儲槐植：《刑事一體化和關系刑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頁。
⑷吳聲：《緩刑制度研究——以立法完善為重點》，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頁。
論文摘 要： 本文擬將從社會學視角出發，探討用社會學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來指導現階段的翻譯研究，并將其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分析，進而驗證這一理論指導高校外事翻譯的可行性。
傳統的對高校外事翻譯研究相應地受各個范式的翻譯觀的指導，在結構主義語言學階段，高校外事翻譯多從語言層面上著眼，強調字面上的對等。在多元范式翻譯觀的指導下，有學者用關聯理論、功能論、目的論等理論來探討高校外事翻譯策略，視角多將譯者或觀眾作為出發點或中心。在結構主義范式階段，翻譯研究被禁錮在文本對比和語言（信息）轉移的范圍內，有關翻譯活動中那個最活躍的成分——翻譯主體的主觀能動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視了。解構主義階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分解上，由此，譯者為了實現這些目的總會按照自己對讀者和譯語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譯策略。由此可見，以上階段的高校外事翻譯都出現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社會學領域，更確切地說，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領域，一種全新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消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長期存在的對峙、分裂局面上給出了合理解釋，創造了新的平臺。這一理論的提出者拉圖爾、卡龍不僅用這一理論解釋科學、技術，而且將其運用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行為各領域。那么，我們可否用其研究我們的翻譯行為呢？筆者現在就從這一理論的發展背景出發，來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譯的合理性。
“行動者網絡”理論指出，人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必然受到周圍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人們的行為應該和這些因素一起加起來考慮，這就是行動者網絡所要完成的任務（黃德先，2000：4）。“行動者”是廣義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們可以是任何的東西，如經濟、意識形態、歷史環境等。“網絡”由特定關系實體構成，它們之間沒有預設關系，其性質和關系有網絡來定義。網絡不僅由人類，而且由機器、動物、文本、金錢與建筑物等組成。“行動者網絡”就是由諸多不同的、互動的行動者通過異質工程建立起來的聯系，行動者網絡并非外部世界中預定行動者的簡單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動者構成，它們在網絡中重新得到界定。這個界定、安排、賦予的過程就是“轉譯”。只有在相互利益關系“轉移”的基礎上，才能構建起一個穩固的網絡。這種“轉譯”的過程關注信息轉換過程中人類與非人類的對等性，它們都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應同等對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過來也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物”被建構的狀況反過來也會建構人的利益和狀況，以及決定它們會采取的行動（庫恩，1981：200）。
翻譯的生產過程也類似于“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知識生產過程。翻譯也是在網絡中生存的。翻譯行動中的各個行動者是在相互協商、轉換過程中形成一個翻譯網絡，并為實現這個翻譯目的而共同維系這個網絡。在這個翻譯網絡中，行動者有譯者、作者、讀者、原文、譯文、編輯、出版商、評論者、審查者、政策、組織機構等。要分析存在于網絡中的翻譯，研究者必須把翻譯過程參與翻譯事實建構的各個行動者納入進來。
而當我們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研究時，我們發現，在高校外事翻譯活動的網絡中，“行動者”除了包括那些與一般文本翻譯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譯者、譯文文本、讀者、聽眾之外，還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識形態、民族差異，國家政策，以及教育機構、科研機構間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譯就是要同等對待這個網絡中的各個行動者，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把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把原文在本地語境中與新的信息、思想觀念、生產技術、時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連接，生產出最合時宜的語篇。
比如說，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經常要翻譯“中國大陸”，我們將其譯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說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們發現，正是這張行動者網絡里的各個行動者如政治因素及國家政策在行動過程中發揮各自的作用才得出這個結論，因為如果說“mainland chinese”，就會讓人認為既然有一個“大陸中國”，就可能有一個“島嶼中國”，那就是背離一個中國的原則了。同樣，“中國臺灣”應該怎么翻譯呢？在政治因素、意識形態及國家政策這幾個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知道，這個詞的翻譯必須體現“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須防止出現任何可能引出“兩個中國”、“”或“”的含義。因此，我們最終把它翻譯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譯中，我們有時會翻譯到國家今天奉行“開放政策”。當“開放政策”最早譯成英文時，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指導下，有外國專家建議翻譯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來，顯然不妥當，因為“open-door policy”為“門戶開放政策”，這是19世紀帝國主義提出來的侵華政策。在時代背景、政治因素、國家政策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譯者決策顯然會改變，不會再把“開放政策”和“門戶開放政策”這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論和互相混淆。所以“開放政策”今天我們譯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譯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譯網絡可以突破人們慣常的原文、譯文對立，譯者、作者分離，通過翻譯網絡，可以把各個結點上的行動者相互鏈接，把分散開的資源轉變成一張無所不能的強大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既沒有譯者這個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譯文中心等終極根據，在翻譯網絡中，各行動者都應同等對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會的、文化的因素也應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一旦一個翻譯網絡建立起來，且非常穩固，就會把翻譯的社會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那些和翻譯生產相關的翻譯實踐、翻譯準則、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等因素就會和文化語境、社會概況、譯者決策相連接。翻譯生產不僅僅是從一個語境中引進某種信息、思想觀念或者技術，而是這些新的行動者如何在另一個語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觀念和技術生產連接，創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觀念、新技術。翻譯并非僅用目的語再現原文，而是和各種社會行動者創造新的關系，征召新的行動者，形成新的網絡，是一個知識、社會、實踐與操作形構的過程。
再看一個例子：“我謹代表江蘇省教育廳，預祝河海大學與西澳大利亞大學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取得圓滿成功!”現在被翻譯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是近年來出現的一個新名詞，有的地方譯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這種譯法本身沒有什么錯誤，但我們發現，在不同行動者的作用與運作下，當文化語境、社會概況等行動者發揮作用時，譯者則略去繁冗的語言信息，直接將此表達翻譯成簡單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適應譯入語體系的習慣，取得更直觀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歷史因素、國家政策、政治影響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發現句中“恢復”是絕不能忽略的，否則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一直對香港擁有主權的歷史事實，臺灣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對“”言論的嚴正否定，所以最終翻譯成“中國政府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臺灣是我國神圣領土的一部分”。在行動者網絡的作用下產生的這些關鍵語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終正確使用。
翻譯是一種社會系統，一種被認可的社會現象（胡牧，2006），而現階段翻譯學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及系統性。在翻譯學研究轉向的新時期，前人已用文學、哲學領域的理論探討了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但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出發，用社會學理論關照翻譯研究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的研究，則發現這一嘗試與探討可以促進高校外事翻譯在新時代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從而能推動高校外事翻譯走上一個新的臺階。
參考文獻：
［1］黃德先.翻譯的網絡化存在［j］.上海翻譯，2000，（4）.
［2］庫恩.必要的張力：發現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00.
關鍵詞：農民工；新農村建設；人力資源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一、當前農村的現狀
（一）農村青壯年人口減少，鄉土人才流失嚴重
一方面由于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存在著較大的比較收益差距，另一方面由于農村的發展前景、發展空間有限，在城市化和工業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進城務工的農民越來越多，尤其是80、90后的新生代農民也紛紛涌進了城市，留守農村的只有老人、婦女和兒童，最終導致農村勞動力人口正在日漸減少。大量的年輕人外出打工，至多在農忙或過春節時才大規模返回家鄉，同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在外地定居，甚至有不少選擇舉家搬遷，他們的小孩也有很大一部分在到入學年齡后就離開家鄉。因外出打工或舉家外遷，流失的幾乎都是農村中的“精英”分子，這使得培育新型農民幾乎變得更加困難。可以說，由于當前農村常住人口結構的變化和人口規模的急劇縮減，鄉村很難開展一些集體活動，留守農村的人口也顯然很難支撐農村長遠的治理和發展，新農村建設的人口瓶頸突顯，容易導致一系列的危機。
（二）農業生產方式落后，收入甚微
雖然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已經進入加速推進階段，但是農民的生產仍然比較落后。這種現象在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尤其突出。由于受到自然、歷史和傳統的因素制約，我國農業依然處于散、小、亂的生產格局狀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欠賬太多，農村土地分割嚴重，規模經營難以推廣。農村依然采用落后的小農生產方式，在生產力方面不能追求生產工具的革新，不依賴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科技的支撐，只依靠簡單的勞動投入，其維持機制是用勞動替代農業技術和資本。同時，由于缺乏創新意識，導致特色農業缺乏，科技含量低，農產品附加值較低，使得眾多的農民無所適從或盲目跟風而損失慘重，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造成很大的沖擊。
（三）農村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落后，不適應現代文明生活
由于幾千年以來農民都是在分散孤立和封閉狀態下生活，缺乏文明的公共生活習慣和現代文明的熏陶，不適應現代文明生活的要求，科技環保意識不強，臟亂差現象在農村依然比較嚴重地存在。現實中在農村能夠滿足廣大農民精神寄托的有形設施、文化組織和無形的精神正在日益的衰落和消失。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現存文化站 文化中心及各類文化基礎設施簡陋，大多已經超過其服役年齡，老化情況嚴重。[1]此外，農民對待文化消費依然持保守態度，對待新生事物接受較慢，創新意識不強，輕視文化知識的學習，生活格調不高，富含知識性和藝術性的文藝活動在農村也鮮為人知，與城市相比差距甚遠。因此，改變農村的生活方式，大力革除傳統的陳習陋俗，已成為促使農民生活方式走向現代化文明的當務之急。同時，農民法制觀念不強，法制意識淡薄，民主監督意識不強，最終導致農村容易成為各種糾紛、沖突的泛濫地，也常常淪為各種欺騙和陷阱中的受傷者。比如一些地方的農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對法律陌生、不具備基本的法律常識、被逼無奈才求助于法律維護合法權益、不信法、不用法、以理代法、“懼法厭訟”與缺乏權利意識等現象。
（四）農村缺乏資金支持，發展面臨困境
資金流向遵守效益優勢的原則，哪里收益高就必然流向哪里，所以當前城市資金不但難以流向農村，即使是農村自有資金也難以留住，而不斷的被城市吸走。農村發展資金的缺乏，導致關系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的基礎設施建設難以得到有效改善，路、電、水、氣相關設施不盡如人意。據有關部門初步測算，到2020年，新農村建設需要新增資金15萬億元至20萬億元。新農村建設資金需求總量巨大，僅僅依靠國家財政投入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其中大部分仍然要由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2]這當然與我國當前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不健全、業務單一、金融服務供給不足和管理粗放等原因有關，同時與農民工的收入投向也有很大關系。所以，隨著農民工工資的提高和農民工工資相關保障的完善，如果能夠動員返鄉農民工將資金投入到新農村建設中來的話，對當前新農村建設的推進無疑是一針強心劑。
二、返鄉農民工具備的潛在優勢
（一）農民工規模較大，在農村易形成能量效應
農民進城后不可避免地要與城市居民接觸，這就勢必會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強烈沖擊，權益意識較強。由于農業的季節性和傳統節日，農民工群體表現出了流動的周期性，他們大多數幾乎每年總有一段時間會回到家鄉，在此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他們所接觸過的、經過自己一番加工的關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內容帶給了農村居民。他們的這種載體作用不僅表現在實物形態，更重要的乃是生活觀念層面。[3]目前，我國流動就業的農民工已達相當規模，國家統計局調查結果表明，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數量逐年增加，2003年為1.1億，2004年為1.2億，到“十一五”期末，我國農民工總數達2.42億人。無論是從精神的影響上，還是從物質的提供上，返鄉的農民工群體已經成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他們的回流有效改善了鄉村建設缺乏中堅力量的狀況，如果充分發揮和利用好他們的優勢，將會有助于加速推進我國鄉村文明建設的進程。
（二）農民工見多識廣，易于接受新鮮事物
農民工絕大部分流入發達城市，見過世面，眼界開闊，他們整體素質較高。他們中多數人年富力強，在外經歷過無數風雨，接受過培訓，有一技之長，從事著不同職業，社會閱歷豐富，信息辨別能力強，能接觸到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思想觀念比較開放。在農業種養殖中，知道運用科學和技術進行生產和經營，善于創新，敢于突破傳統方法和觀念進行大膽嘗試。在農村各項改革中，能深刻理解中央關于農村的各項惠民惠農政策，并積極參與和給予大力支持，有利于中央各項農村政策的貫徹落實和農村社會的治理和發展。同時，因為在城市從業的經歷，通過耳聞目染和身體力行，也使他們表現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許多觀念，如有著比較強的時間觀念、效率觀念、組織觀念、市場意識、合作意識、法律意識等等。在農村比較崇尚“能人效應”，一旦返鄉農民工成功返鄉，必將在群眾中引起“鯰魚效應”。
（三）農民工主體中青年人居多，生活和消費方式有所改善
返鄉農民工開始改變傳統的消費觀點，他們出來打工不只是為了掙錢回家，更多的是為了尋求自我發展、實現自身價值。更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并通過各種途徑充實自己，享受精神消費。特別是越來越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成長在改革開放后較好的生活環境中，從小受到以城市文化為主題的報刊廣播和影視的影響，他們的行為觀念已經相當城市化、現代化。[4]他們占據了農民工總體相當大的比例，現在走上工作崗位，在日常生活中表現的求知欲更旺盛，善于接受新事物且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可塑性強。他們的衣、食、住、行、休閑娛樂等消費方式有別于上年代農民工。比如在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下，他們逐漸變得講究個人衛生，養成了良好的生活習慣，也培養了一些健康的興趣愛好。而且，回到農村后，他們將這些良好生活方式和習慣以及健康的興趣愛好直接輻射給其他農民，對改善農村的村容、村貌、文明衛生習慣有極大幫助。農民工總體上顯示出參與政治事務、關心國家大事和相關時事政策的較高積極性和極大熱情。尤其是在今年的村級“兩委”換屆選舉工作中，很多農民工不惜高額路費和幾番周折專門回村參與村級干部的選舉工作，投入自己神圣的一票，其中還有一部分農民工主動參與村級“兩委”人員的競選。
（四）農民工收入提高，資金實力相對優越
在農民進城務工政策出臺以前，農民的收入主要是來自大農業――農業、畜牧業和林業，收入結構比較單一，收入水平也比較低下。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農辦主任陳錫文在2010年2月做客鳳凰網《大政經》欄目時指出，進入新世紀以后，十年的時間，農民收入結構的本身變化是非常的明顯，過去都認為農民主要的收入應該來自農業，從現在的情況看，已經說到了一個臨界點，全國農民人均收入去年是5153元，這其中來自于真正所謂農業、畜牧業、林業，大農業這一塊的收入大概就是50%，一半，還有40%是來自于工資性收入，就是打工，有的是進城，有的是在鄉鎮企業，還有10%來自兩塊，這是新的概念，一塊叫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有些房子出租，存款的利息，財產性收入大概不到4%，還有6%多一點，叫轉移性收入，就是政府給的各種補貼等等，現在的收入結構，我說今年是個臨界點，可能到明年，來自農業大概會降到49%，50%以下。[5]從中可以發現，外出務工的農民相對于在家務農的農民收入要高出很多，資金實力相對比較優越，他們的資金投入將會有效彌補新農村建設的資金缺口。
三、返鄉農民工作為新農村建設的人力資源的操作性分析
由于制度、經濟、素質和城市發展壁壘導致農民工無法實現城鄉之間的順利轉移，必然產生大量農民工的返鄉問題。[6]農民工的返鄉會給一些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活力和生機，所以農民工輸出地政府要把返鄉農民工作為培育新型農民的人力資源，要做好宣傳和引導，積極創造良好的軟硬環境，提供有關支持和扶持，促進農民工的優勢轉化。
（一）創造環境，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
在城市務工的過程中，農民工自身的各方面素質不斷得到提高，有些已能承擔一些技術要求較高的工程，而且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已經積聚了不少創業基金，并有著極大的干事創業激情，敢于打破常規進行創新。但是由于諸多歷史和現實條件的限制，農民工群體依然要保持著往返于城鄉之間的狀態，所以農民工輸出地需要為返鄉農民工的作用發揮創造環境，廣辟渠道。返鄉自主創業將是今后農民工轉移就業的一個重要渠道。許多農民工通過打工實踐，學會了本領，掌握了技術，擁有了資本，具有飽滿的創業激情，為了將返鄉農民工在城市學到的本領轉化為帶領群眾致富的手段，當地政府應統籌規劃安排，優化自主創業的環境，采取積極的政策扶持、資金支持、科技保障和信息鼓勵等措施幫助他們解決創業問題，引導他們樹立“處處可創業、行行可創業、人人可創業”的大創業觀。當然，鑒于以前的歷史教訓，鼓勵返鄉農民工創業的工作可以做，但千萬不能一哄而上、“逼民創業”。
（二）積極宣傳，發揮返鄉農民工作為村級組織帶頭人的輻射和帶動作用
農民工自身具有先進的文化理念、較高的政治意識、法律意識以及良好的道德修養。如何利用農民工這方面的優勢來影響和提高農民群眾的各方面素質，或者說要想切實有效地促進農民整體素質的提高就必須充分發揮農民工在各方面的良好示范效應。參與基層組織工作不失為一種很好的解決辦法。農民工輸出地政府要大力宣傳村級組織換屆選舉的意義，支持和鼓勵素質高、群眾反映好，有經濟和市場頭腦的返鄉農民工參加競選。如果他們能夠成功競選村級組織帶頭人的話，相信在上級的細心培養、指導和引導下，他們必然能認真貫徹落實國家各項惠民惠農政策，宣傳法治理念和科技環保理念，堅持依法辦事，能運用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式帶領廣大群眾走科技致富之路；必然能將城市的先進文化和文明輸入鄉村，改變鄉村的舊俗陋習，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和消費方式，豐富群眾的精神生活內容，提升農民群眾精神生活的檔次。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農民工這一群體不僅有助于促進農民整體素質提高這一任務的實現，同時也為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持續前行的動力。
（三）做好服務，為返鄉農民提供相關的技術培訓
農民工長期在城市生活，返鄉后，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覺已不同于出鄉前的生活習慣，他們帶來了外面世界的“新鮮”信息，豐富了其他農民的眼界。農民工在外是一個社會化過程，農民工返鄉，將外地的文化傳播給了當地的農民，促進了不同區域文化和文明的融合，擴大了農村的開放程度，改變了輸出地的社會生活，加快了輸出地的社會變革過程。[7]但是新一代農民工對農業種植和養殖缺乏經驗，所以農民工輸出地政府要根據返鄉農民工返鄉的勢態，積極做好農業生產、農業技術及經濟作物種植、畜牧業發展、林業發展，就業技能的相關培訓、宣傳引導和服務等工作，將農民工返鄉的壓力轉變為積極發展地方經濟的人力資源優勢。同時還應積極鼓勵返回農民工參與農業產業化開發，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資源，進一步優化農業產業結構，鼓勵農民從事規模化種植業、養殖業、農產品加工業及流通經營，從而增加農民收入，激發農村活力。
參考文獻：
[1] 鄭金俠. 農村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J]. 群文論壇, 2011(5).
[2] 邱兆祥. 農村金融：關鍵是要完善服務功能[EB/OL]. finance.省略/roll/20061020/0905988263.shtml
[3] 劉程, 鄧蕾, 黃春橋. 農民進城務工經歷對其家庭生活消費方式的影響―――來自湖北、四川、江西三省的調查[J].青年研究, 2004(7).
[4] 潘寄青, 譚海燕, 李娜. 新生代農民工城鄉轉移及就業路徑探析[J]. 當代青年研究, 2009(2).
[5] 解讀2010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大政經》系列訪談之七. 農民收入結構進入臨界點非農收入超50% [EB/OL],news.省略/special/2010nongye/201002/0216_9506_1548176.shtml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青少年；影視作品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3）03-0252-02
一、當前影視作品的娛樂導向存在偏差
影視作品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電視的普及讓人們在茶余飯后形成了觀看各種電視節目的習慣然而，有些影視作品并非只是傳播社會積極面的信息，對社會存在的假丑惡事件也有相當一部分的映射，甚至有夸大和美化作案細節的描述和表演，讓青少年想去模仿。例如違法犯罪行為、貪污行賄事件等。如果影視作品娛樂導向出現偏差，會讓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產生錯覺，善惡不分，甚至效仿違法亂紀分子的行為時，則會引起社會的不安和動蕩，從而助長社會不良風氣和誘發犯罪違法行為。因此，只有正確的娛樂導向才能引導青少年樹立積極向上的價值觀，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導影視作品的娛樂導向、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廣大青少年端正自己的人生態度。
然而，當前的影視作品大多追求商業利益，在長期的不良競爭中，形成了各自既定的利益導向，很少從思想道德教育方而考慮，導致價值觀導向出現嚴重偏差。更有甚者，大多數作品宣揚唯利是圖、陰謀報復、男女關系濫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暴力兇殺、黃賭毒等等道德水準不高的內容，甚至這些作品往往讓青少年覺得都可以接受。比如：好些影視劇中有很多砍殺的鏡頭，而往往被砍者還不會死去，這讓許多青少年覺得砍幾刀沒關系，站起來還能跑，所以，近幾年的青少年殺人犯罪比率在上升；還有很多美化“婚外情”、“”的作品，讓青少年覺得這些所謂的“情”都是很隨便的，沒有了羞恥的底線。
總之，在青少年樹立正確價值觀的年齡階段，這些價值觀偏差作品的導向就是一劑毒藥，足以毒害他們的心靈，讓青少年的價值觀扭曲，這對國家的未來發展是很危險的。
二、影視作品對青少年樹立價值觀的影響
（一）青少年時期的心理特點
青少年時期是人的自我意識發展的關鍵時期。與以往的各個時期都不同，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青少年而臨紛繁復雜的新事物、新思潮以及多元價值觀的沖突，導致他們缺乏辨別是非能力和處理問題的能力。他們的心理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稍微遭遇挫折便會動搖信念，心理非常的脆弱。
久而久之，廣大青少年就會沉迷于影視作品所打造的帶有虛幻、商業性質的偶像世界中，不惜在上面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導致許多在校學生厭學、棄學。青少年面對各種各樣的社會壓力，會產生強烈的反叛情緒。然而，一些偶像宣傳模式故意迎合青少年的反叛心理，使反叛成為當代一些青少年的一個基本價值取向。青少年們開始模仿偶像，向往那些影視作品所表現出來的不可能實現的虛幻生活。無疑，這使他們逐漸養成了追求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價值觀，對青少年以后的個人發展打下了不良基礎。
（二）影視作品的娛樂導向對青少年樹立價值觀的影響
積極向上的影響要大力弘揚。主流影視作品應該是積極向上的，應該對人們起到正確的引導作用。青少年時代正是樹立價值觀的時候，而影視作品是他們接受價值觀引導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僅次于學校的思想道德教育。我國當前的影視作品還是有很多內容健康的、積極向上的，這樣的作品應該大力弘揚，多多向青少年群體推薦。
消極影響一定要剔除。經過調查發現，一些影視作品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宣揚自私自利、暴力傾向。在一些影視的影響下，很多青少年自私自利，只顧個人利襦而不擇手段，近年來，青少年中發生兇殺情殺案件屢見不鮮；其次，宣揚拜金主義、攀比成風。在一些青少年心中，金錢就是萬能的，為了金錢，許多學生不惜出來人格尊嚴，換取物質上的享受；還有，畸形的婚戀態度。在明貶暗頌的影視作品誘導下，許多青少年對婚戀“看得很開”，羨慕、婚外情，只顧一時的開心，不顧以后家庭后代的幸福，低齡青少年偷偷同居現象比比皆是。2008年新華網曾經報道過河北省政協委員魏向東“關于青少年生殖健康調查”的發言：“當前，青少年日益嚴重，特別是女孩未婚先孕、人工流產、感染性病甚至患艾滋病等現象趨于早齡化，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當然，這一切對她們以后的生活都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三、如何規范影視作品的正確娛樂導向
（一）作品精神上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主流價值觀進行宣傳
對青少年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教育青少年用科學的方法論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避免不良教育的侵蝕。
在十的報告中，我們黨明確了以“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來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們對青少年的價值觀教育就應該從這24個字人手，從國家層面看，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從社會層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從公民個人層面看，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三個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述，明確體現了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系的思想導向。在學校的課堂上要灌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影視作品中就更要體現出來。而不要一味地宣揚金錢至上、自私自利的價值觀，讓青少年處于宣揚善良美好的學校和社會氛圍中。
（二）影視主管部門加大審查力度
各級主管部門不能不作為，一定要嚴格審查影視作品的內容是否適合青少年觀看，必須認真負責地做好本職工作，嚴把質量關。
影視作品一定要堅持弘揚主旋律，為青少年價值觀教育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為其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要充分考慮青少年成長進步的心理需求，有關部門要繼續做好面向青少年的優秀影視作品，使他們在學習娛樂中受到先進思想文化的熏陶，讓健康的文化信息資源通過網絡進入校園、社區、鄉村、家庭，豐富廣大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努力為青少年開闊眼界、提高素質、陶冶情操、愉悅身心服務。各類互聯網站都要牢牢把握正確導向，唱響網上主旋律，倡導文明健康的網絡風氣。
（三）利用完善法律法規進行約束
現有的法律法規要完善，沒有的要經過聽證進行有針對性地立法。在對影視作品進行審查的時候有法可依。不能認為單靠幾位專家、幾篇娛評，就能遏制住不良娛樂導向的影視作品去毒害青少年的現實。
針對這一點，我們國家一直很重視的，經廣電總局20lO年3月26日局務會議審議通過《電視劇內容管理規定》，并且自2010年7月1日就開始施行執行了。本規定第五條就明確規定了：宣揚、賭博、暴力、恐怖、吸毒，教唆犯罪或者傳授犯罪方法的；侮辱、誹謗他人的；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或者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等等，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禁止的其他內容都不得通過審查。
但是，現在互聯網絡發達，國內的網站好控制，而一些國外網站就不好控制，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會通過互聯網進行對我國青少年的毒害。這就需要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規，依法保障我國青少年免受毒害。
（四）給廣大青少年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
首先，爭取讓青少年回歸校園文化，不再光沉迷于虛幻的世界。這就要求校園文化的建設必須落到實處。充分發揮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對學生們的教育作用，像各類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烈士陵園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應該對學生一律免費開放；還要取締干擾學校正常教學、生活秩序的經營性娛樂活動場所；可以鼓勵學生組成的自由團體進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宣傳。總之，要利用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加強青少年學生的自我修養和自我磨煉，我們都知道校園是青少年進行文化建設的實驗基地，所以，各級學校都要在校園文化建設方面用心構建，寓教于樂，陶冶情操，提高審美能力，促進青少年學生素質的全面提高。
勞動處，各計劃單列企業，中央在京單位：
為加強出租汽車企業的勞動管理工作，維護企業和職工雙方的合法權益，促進出租汽車行業的健康發展，保持首都的社會穩定，根據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的《市出租汽車管理局等部門關于整頓出租汽車行業強化企業管理意見的通知》（京政辦發〔1999〕42號）的精神，現就加強出租汽車企業勞動管理和規范勞動關系的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出租汽車企業應與存在勞動關系的職工依法訂立勞動合同，并完善勞動合同制度，加強勞動合同管理，依法做好勞動合同的訂立、變更、續訂、終止、解除等工作。企業簽訂“陰陽合同”（即出租汽車企業未與職工協商，企業單方制作的勞動合同）屬無效勞動合同，企業必須與職工通過平等協商，重新簽訂勞動合同。出租汽車企業與職工簽訂的勞動合同，可以經企業所在地的勞動合同鑒證部門進行鑒證。
二、出租汽車企業要在1999年底前建立起本企業的勞動人事管理制度，健全和完善企業各項勞動管理的規章制度和職工檔案管理制度，沒有條件保管職工檔案的企業，應在經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批準的職業介紹服務機構開設集體存檔專戶。
三、出租汽車企業招用城鎮失業人員的，應從招用之日起訂立勞動合同，并按原北京市勞動局的《關于北京市用人單位招聘職工有關問題的處理意見》（京勞就發〔1997〕151號）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招工手續。
四、出租汽車企業現已使用的其他單位的富余職工，應與這些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原單位與職工解除勞動合同，由出租汽車企業辦理調入手續并接轉本人檔案和社會保險關系。出租汽車企業今后再招用其他單位的富余人員，須待該職工與原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后，方可錄用。
五、出租汽車企業發生兼并、分立、合并或轉制時，職工與原企業簽訂的勞動合同仍然有效，新企業應依法承擔原勞動合同規定的全部權利和義務，企業名稱發生變化的，應變更勞動合同的法人名稱。原企業未與職工訂立勞動合同的，新企業應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期限不得短于運營承包合同尚未履行的期限。
六、出租汽車企業必須按原北京市勞動局《關于執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登記和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京勞社保發〔1999〕62號）及原北京市勞動局1999年3號通告的規定，在1999年9月30日前辦理社會保險登記手續。
出租汽車企業及其所屬城鎮職工應依照國家的有關規定，依法繳納養老、失業社會保險費用；出租汽車企業（不含鄉鎮企業）及其使用的農民合同工應依照原北京市勞動局《關于印發〈農民合同制職工參加北京市養老、失業保險暫行辦法〉的通知》（京勞險發〔1999〕99號）的規定從1999年6月1日起參加北京市的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出租汽車企業（不含鄉鎮企業、中央在京單位）及其所使用的職工（包括農民工）還應依法參加大病醫療保險。
七、根據《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例》第八條第（四）項的規定，市出租汽車管理局在進行出租汽車企業年度資質審驗時，出租汽車企業須出具經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認定的企業本年度勞動年檢合格證書。出租汽車企業無勞動年檢合格證書的，視為年度資質審驗不合格。市出租汽車管理局將責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市出租汽車管理局依據《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予以處罰。
八、出租汽車企業（不含鄉鎮企業）使用的城鎮用工達不到全部職工總數60％的，不得再新招農民工。
九、市和區、縣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要加強對所屬轄區內出租汽車企業規范勞動關系的監督、檢查，各局、總公司對所屬出租汽車企業的勞動關系要進行認真的清理規范。
因企業原因，未訂立勞動合同的，職工有權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勞動監察部門經查證屬實，責令限期改正。由于未簽訂勞動合同，給職工造成損害的，企業應承擔賠償責任。
關鍵詞:突破性技術創新;主導范式;創業機制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5-0044-03
一、引言
突破性技術創新對產業技術主導范式的形成和相應創業組織治理有著特殊的要求,當前一些研究文獻已有所涉及｡Dess和Beard(1984)提出突破性技術創新常常能開啟新的市場和潛在的應用,經常會給現存的產業､企業帶來巨大的難題,但它卻常常是新企業成功進入市場的基礎,并有可能導致整個產業的重新洗牌｡Perr Glasser(1999)指出,突破性技術創新能夠大幅度削減企業產品成本､提高產品性能10倍以上或者開發出全新性能特征的產品｡國內學者陳勁(2002)認為,突破性技術創新是那些在并不是按照公司主流用戶的需求性能改進軌道上進行改進的創新,也可能是暫時還不能滿足公司主流用戶需求的創新,但突破性創新將在各種機會下得以強化｡薛紅志(2006)認為,突破性技術創新是指建構在與現有知識基礎完全不同的新知識基礎上的技術創新,對既有技術能夠產生替代､破壞效果,直至技術主導范式出現｡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一項突破性創新技術如果能夠演進成為該技術或產業領域的主導技術范式,就形成新的產業技術主導､前驅,并帶來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但已有的研究尚未清晰地揭示突破性技術創新常常誘致主導范式型創業誕生兩者之間機理和關系｡突破性創新技術性能的優越性并不是演進成為產業技術主導范式的決定因素,突破性創新技術在創業過程中還伴隨著技術市場競合､商業模式創建､組織治理結構和產業政策博弈等多種不確定性的風險,突破性技術類型的創業需要技術創新､產業組織､創業管理等多領域理論給予指導｡目前突破性技術創新類型的創業研究尚不多見｡因此,開展突破性技術創新與主導范式型創業兩者之間的關系研究,對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突破性創新技術市場轉化､實現技術水平升級換代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主導范式型創業模式的概念、內涵
探討突破性創新技術如何演進形成產業主導范式型的創業,涉及技術創新和創業組織治理兩個領域,總體上看是一個技術和市場雙重動態演進的過程｡
(一)基本概念和內涵
主導范式型創業是指由發明突破性創新后,相同技術領域的多個企業持續推進技術演進,直至一個或多個企業組成的聯盟企業取得產業技術發展趨勢的主導范式地位的創業模式｡這種模式尤其是在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術領域出現較多｡主導范式型創業是技術發展演進與創業組織演進交叉存在的新經濟現象｡
技術管理學者最早開始系統地研究主導范式現象｡Utterback and Abernathy(1975)首先引入了主導范式的概念,認為主導范式是由以前獨立的技術變異所引發的多個技術創新整合而成的新產品(或特征集),它的出現為某個產品類別建立了居于主導地位的單一設計結構,改變了企業和產業內的創新和競爭狀況,其他的技術軌道遭到市場的排斥｡此后,隨著產品的標準化,競爭的焦點轉向價格和工藝創新｡突破性創新出現后,當幾項相同領域新技術開始在消費市場培育､行業標準制定､技術市場博弈競爭合作相互競爭,隨著時間變化和經濟社會環境的演進,市場選擇機制啟動并發揮作用,某項技術開始被偏向為技術統治地位的結果變得明顯時,那么這項突破性創新技術變成了產業技術的主導范式｡一項突破性技術發展成為主導范式,是創業者或企業夢寐以求的理想的､最佳的發展路徑,這預示著市場對技術的成功認可和接受,商業前景十分誘人｡
(二)突破性技術創新主導范式型創業模式
發明突破性技術創新后,創業者､風險投資者根據產業主導技術形成､發展的內在規律,推動突破性創新技術演進到產業主導范式的技術,同時建立適合的創業模式,進而獲得長期的､可靠的技術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壟斷性收益｡此模式必須經歷從一般技術創新型創業到突破性技術創新主導范式型創業特殊演進:
1.存在技術深化､組織治理兩類演進機制｡主導范式型創業這一特殊的創業模式,相對于一般技術創新的創業而言,它存在特殊的演進機理:其一,是突破性創新技術誕生后,如要繼續推進技術深化,不斷追求技術市場適應性和可推廣性,直至演進成為產業的技術主導范式｡其二,組織治理機構的調整,由一般技術創新型演變到主導范式創新型企業的治理結構｡所以,在這雙重演進機制和模式下,主導范式型創業企業面臨著雙重動態的任務――技術市場的主導化過程和組織治理的產業化過程｡一方面,企業要繼續推進突破性創新技術深化,在高度競爭和充滿不確定性的技術和市場環境中,力爭逐步形成和不斷改進的產業技術界面標準,即最終取得產業技術主導范式地位;另一方面,創業企業要通過不斷調整公司的治理結構,增加組織彈性和適應性,積極適應突破性創新技術市場發展演進的特殊需要｡只有上述兩項任務同時完成,主導范式型創業才有可能最后取得成功｡而一旦該模式取得成功,創業企業通過技術主導范式或行業標準化組織(如國際半導體組織SEMI､國際互聯網組織IETF等)的優勢,在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取得“贏者通吃”的技術和市場勢力｡這是一種十分理想的突破性創新企業發展的模式｡成功的案例在電子信息､生物技術等產業界中是比較多見的｡
2.突破創新產品的消費培育｡突破性創新產品是一種特殊商品,需要進行消費市場的引導和培育｡要加快突破性創新的深化拓展和更新換代的開發速度,引導突破性創新在正確市場需求下演進發展,盡快實現對產業技術發展趨勢的主導｡在突破性技術產品開發初期就要盡快增加社會的認知度和認同感,依靠宣傳成本支出和積極營銷策略,主動將突破性創新產品引導上風尚消費模式軌道｡
3.產業技術標準的制定或修改｡突破性技術創新需要爭取政府產業部門的政策以及風險資金支持｡根據路徑依賴原理,在一定的產業標準和趁業政策既定條件下,別的企業技術產品被迫采取追隨開發的跟進戰略｡主導范式型創業企業將可能獲得超額預期收益的同時,將承擔更多的制定行業技術標準､尋求政府產業政策支持､投入技術市場先期沉淀成本等｡
4.雙重信息處理模式｡由于存在技術深化､組織治理兩類嚴緊機制,相應存在雙重信息處理模式:一方面,它們要持續地處理和分享所處的不斷演化的行業中的廣泛信息;另一方面,它們要對關系到自己創新模塊的特殊信息進行整合和保密,以保持在行業中的競爭力｡為了降低技術不確定性,制造商和顧客一般會接受一組相對出名的創新,放棄了具有最好技術性能的創新｡領先的技術一般通過試驗和有風險的開發來實現優異性能,然而這對多數技術采用者來說很不可靠并且代價很高｡由于沒有任何技術擁有所有的特性,因此,主導范式的建立是一種受技術可能性限制的政治和組織現象｡產業從技術動蕩期向技術平穩期的過渡與其說是技術問題,還不如說是社會問題｡
三、主導范式型創業企業演進模型
突破性技術創新―主導范式―產業前驅性創業的演化是經濟社會領域中典型的非線性動力系統,表現出異常復雜的特征｡產業主導范式型創業企業這種經濟系統的演化主要是由創新､選擇兩種機制推動的｡通過技術和市場兩大系統的創新產生多樣化,選擇機制則在這些多樣化中進行篩選｡基于系統的､演化的､整體的觀點,對這類創業組織建立如下動態演化模型:
我們設兩個分別掌握同類競爭的突破性技術的企業A､B,雙方技術都具有動態回報遞增效應,且各自的初始市場份額分別為X0,1-X0,X0∈(0,1),假設當企業A､B的市場用戶分別為a,b時,使用企業A､B的各自產品單位成本分別為Ca=1/a,Cb=α/b｡這里α為大于1的參數｡這說明在企業A與企業B的市場用戶相同情況下,使用企業A技術的成本總是低于使用企業B技術的成本,換句話說,企業B的是劣技術｡假設每一期A､B被選中的可能性與使用它技術的單位成本成反比,即單位成本越高的技術被選中的概率越小,即
從上述分析可得,對于掌握具有動態回報遞增效應的突破性創新技術,企業組織演化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均衡結果可能是掌握某一技術企業壟斷市場,也可能是掌握同類幾個技術企業共享市場,究竟到達哪一個均衡依賴于演化的路徑,一旦到達了某一個均衡,便鎖定于此均衡,產業技術的主導范式形成｡
四、政策建議
基于突破性創新――產業技術主導范式型的創業,盡管面臨十分復雜的環境,需要較多支撐條件,但是,并非沒有規律､機理和模式可循,主要對策應包括:
(一)創業企業創建柔性的組織治理結構
由于突破性技術創新活動所采取的資源不僅僅來自于組織內部,而且還來源于領先用戶(需要突破性技術的消費者)和投資者,所以,必須有相應的更為柔性的組織結構對各種資源進行有效的協調和溝通｡突破性技術創新是在一個新的網絡下進行的,該網絡包括領先用戶､投資者､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這種組織結構能夠比較靈活地配置各種資源,有效控制各種成本,對外部環境變化反應迅速,能及時､準確和方便地完成與外界的技術溝通和交流,并隨時根據各種變化進行調整｡因此,只有將組織結構､創新流程以及與技術創新相關聯的機構進行一體設計,構筑適合企業進行突破性技術創新的平臺,才能使企業接納這類創新模式｡
(二)創業企業持續優化知識學習機制
在這個市場充滿競爭和新技術不斷出現的復雜環境下,企業對知識管理不但包括培養識別創新信號的能力,而且還要包括形成果斷放棄舊事物､積極進入新領域的敏銳心態｡因此,在突破性技術創新過程中,企業對知識的管理應該更加關注如何對知識庫實施戰略管理,以及如何開發收集技術知識的有效機制｡突破性技術創新不僅需要一定的技術積累,而且還需要跨越原有的技術積累形成內生型技術積累｡企業的這種能力表現為:可以通過不斷地分析企業內外部環境,發現現有技術軌道的改善點或全新的突破性技術軌道｡由于突破性技術創新活動具有獨立性､超前性和探索性的特點,沒有其他企業的成功經驗可以借鑒,因此,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并通過獨立探索進行技術積累｡一般來說,可以通過從干中學､從用中學和從研發中學這三種形式進行技術積累｡
(三)創業企業選擇適合的技術競合策略
大致相同的突破性創新產品競爭中,最終只有一項技術能夠取得主導范式地位｡創新產品市場主導地位最初可能會在同類各項技術之間來回移動,因此,創業者有必要采取有效手段保持､爭取技術領先策略｡在技術演化的動蕩時期,當制造商､供應商､顧客和管制機構爭相降低與變異相關的不確定性時,擁有突破性技術企業必須采取適合的技術競爭合作策略｡由于市場結構對產業技術發展具有極強的勢力影響,突破性技術創新要發展成為主導范式,將對市場結構､產業結構產生極大影響,所以技術市場的競爭和合作十分重要,所以大企業針對產業市場中新出現的突破性技術創新企業將給予圍追堵截,采取控制股權､并購等方式,來控制這類技術對產業產生難以控制的影響｡與此同時,突破性技術創新創業企業將根據產業技術發展形勢,采取與大企業聯盟,合作開發等相應措施,安全渡過技術發展的幼稚期｡所以,對這段時期的技術發展策略､技術競爭合作形勢選擇尤為重要｡
(四)政府進行科學的產業政策引導
特定技術標準的建立和突破性創新產業的形成還可能受國家的影響,導致技術演化過程中國的直接參與｡在突破性技術創新過程中,消費者和投資商的關系已經超越了傳統的“一個行業”的概念,而現有的創新體系中行業邊界依然存在,而且由于突破性技術創新是建立在一整套不同的科學技術原理之上,常常能改寫市場競爭的技術規則和經濟規則,從而導致整個產業隨之消亡｡由于突破性創新給企業創新管理業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和風險,大多數公司的經營者都傾向于采取漸進性技術創新模式｡因此,鑒于突破性技術創新的風險很大,政府有必要制定專門政策鼓勵突破性技術創新｡但是,目前專門用來鼓勵突破性技術創新的特殊政策幾乎一片空白｡為保證企業能夠順利進行突破性技術創新,國家需要進一步完善專利保護､信貸等方面的制度,為企業的突破性技術創新投入給予強有力的支持｡
五、結語
突破性技術創新一旦形成主導范式將對現存產業和企業產生巨大影響,研究如何主導范式型創業具有十分重要意義｡本文主要結論如下:(1)從一般意義講,新創業組織有利于取得突破性技術創新,而其在向主導范式型創業發展中,技術性能的最優并不是成功的關鍵因素;(2)主導范式型創業要取得成功,需要高度重視并把握突破性技術創新深化和創業組織治理兩個系統的演進;(3)主導范式型創業面臨遠比一般創新型創業更加復雜的經濟､社會環境,企業組織演化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呈現明顯經濟社會系統演進的不確定､非線形的選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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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社會公共事件頻發直接導致網絡輿情壓力持續攀升，應對網絡輿情也成了處理公共事件的重要課題。但當政府在輿論場中形成了對固有回應范式的路徑依賴時，是否存在可促進其范式重構的因素，以及如何建構，并以此實現綜合高效治理，也成了網絡輿情治理研究的核心議題。
關鍵詞 公共事件 網絡輿情 范式重構
一、社會公共事件的網絡輿情現狀
網絡使用的低成本和低門檻使信息獲取的便利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和廣泛實現，也為原先以單一、孤立的個案樣本形態存在的社會事件演變成社會公共事件提供了可能。社會公共事件中，作為個體的意見合流會形成輿論，其通過網絡得以傳播、放大，進而產生了網絡輿情。紓解網絡輿情成為了政府在應對社會公共事件中的重要課題。
1、網絡輿情的特質
（1）開放與包容的場域屬性。網際聯系催生了跨時空的互動，人們在互聯網上通過交流形成了具有共同價值觀和歸屬感的群體，并以此為基礎產生強調“精神共同體”屬性的“虛擬社區”。
“虛擬社區”內，交往聯系體現出匿名性、符號性，人際關系松散等特點。但正因個體間的陌生，才促使其形成對包容、開放等“虛擬社區”的場域屬性的價值認同，其無疑為網絡輿情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和空間。
（2）非理性語境中的理性與非理性。
網絡輿情基于網絡語境生成，自然會附著相應的互聯網特性。網絡技術賦權運動，在話語權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邊界突破，其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博客時代：精英話語、文人論政；微博時代：庶民狂歡、解構權威；微信時代：客廳政治、理性對話。我們正處在第二向第三階段的轉型，以微博為代表的大眾話語仍是網絡語境中的言論主導，理性話語位于輿論場域的邊緣。精英話語和大眾話語存在天然分野，理性表達在以非理性的情緒宣泄為主的眾聲喧嘩中顯得極為缺失，后者總會裹挾著民粹主義情緒和虛偽道德自信。與此同時，理性表達也亦傾向于以非理性的全知敘事模式來闡述理性和邏輯。
總體上，社會的非理性傾向始終在天平上呈現壓倒性優勢。在此語境中，無論出于何種目的表達，都會或多或少表現出情緒宣泄的嫌疑。
（3）作為公民訓練的表達。網絡使公眾的信息獲取和民意的樸素表達成為可能，在潛移默化中解構精英話語。社會公共事件引發的網絡輿情，通常會涉及嚴肅議題，具有較強的社會性和政治性，這無疑對政府在社會公共事件的應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等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意見表達預示著公眾形成了對于公共事務的習慣性關注和思考，實際上是對于社會和政治的參與。這無疑有利于公民性的培養和鍛煉，也可以視作最基本的公民訓練。
2、網絡輿情生成與發展的規律
網絡輿情由社會公共事件誘發，是社會公共事件在網絡語境中的延伸。網絡輿情的醞釀、發酵與相應的社會公共事件沒有割離，反而結合地更加緊密，并依照規律性路徑發展。
第一階段：網絡輿情潛伏期——醞釀中的社會矛盾。在此階段，深積的社會矛盾在具有象征性意義的事件中被激發。原本社會矛盾處在相對靜止的狀態，關乎于公共議題的意見呈散落分布，沒有出現觀點的聚合和集中表達。此時，社會公共事件就扮演了導火索的角色，其一旦爆發，旋即形成引力巨大的輿論場，迅速吸納各種意見，形成輿論，匯集輿情。
第二階段：網絡輿情爆發期——外顯性的社會沖突。在輿情初現雛形之后，網絡輿論的聚合大多源于自發，喧嘩需要引領和統合，傳統媒體的介入提供了權威事實和邏輯觀點，引導輿論轉向公共討論，從虛擬社區走入現實社會。討論中，民眾的情緒、態度、意見等不斷碰撞激蕩，議題的廣度和深度得到拓展，散落的個人意見和群體見解會向公共意見過渡。網絡輿情的爆發，實際上是靜態社會矛盾沖突的動態化和外顯性揭示。
第三階段：網絡輿情轉折期——事實的遮蔽與揭示。在網絡輿情發展的過程中，各方都在嘗試敘述事實，并基于此表達觀點態度。但事實是被建構的，細節的選擇性再現，或者環節的先后排序等都會影響到事實本真是否得到還原，這里就存在著遮蔽與揭示的循環運動。輿情的風向會在期中擺動不定，產生各種轉折的可能性。
第四階段：網絡輿情淡化消退期——事實重構與理性回歸。隨著事件的發展，在缺失刺激性誘因和深度追蹤調查的情況下，受眾很難保持對單一事件的持續性關注，表達情緒也會漸趨冷卻。網絡輿情進入了淡化消退期，客觀上可以避免網絡輿情對于事件本身的裹挾，同時隨著事件調查的深入開展和信息的不斷公開，事實的重構和理性的回歸正是題中之義。
二、政府應對網絡輿情的范式研究與重構的可能
1、“維穩”范式的路徑依賴
社會公共事件的爆發成為常態，政府也形成了應對措施系統，但仍遵循著“對抗——維穩”的邏輯，并在互動中形成了對“維穩”范式的路徑依賴。
互聯網在社會公共事件中起到了動員、組織、傳播的作用，并為網絡輿情的形成創造了直接的可能。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以經濟發展為主的歷史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相對緩慢，民眾的部分政治訴求沒有表達的渠道，積累的政治期待就會造成社會壓力的質變，難以舒緩。而一旦爆發社會公共事件，其就會成為社會壓力集中宣泄的誘因，對抗性的情緒也會隨之成為輿情的主體。
面對這種“對抗性”情緒，政府形成了應對網絡輿情最“高效”的“維穩”范式。但在“微時代”的今天，當信息的生產和傳播得到技術保障之后，政府在輿情決堤時仍消極回避，并依賴簡單粗暴的權力干預，以求實現輿情壓力水位平穩、社會秩序安定，實際是上付出了高于治理收益的管理成本，雖然“維穩”可以在短期內起效，但卻為諸如謠言的社會失范行為的產生創造了條件。“維穩”范式無法長期有效地應對網絡輿情的瞬息萬變，更不能從根源上為社會公共事件的應對提供助力。
2、范式重構的可能
網絡輿情具有先天的網絡屬性，在社會正向“微時代”過渡的背景下，以更開放、更積極、更高效的理念進行治理模式的建構才是一種可能的出路，這里需要從理念、制度、社會等多個視角切入。
理念層面：從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轉變。網絡輿情治理屬于社會治理范疇，近年來政府對于社會正從管理向治理過渡，逐步弱化政府在社會領域的管理色彩。相應的對于網絡輿情，也存在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轉軌的可能。
管理的實質在于管理主體對被管理客體的控制和調節，主要的著力點是在客體的行為和活動；而治理的核心是對于社會運行的過程進行適度協調與調和，使之運行更加合理化。從主體視角上來看，管理主體是政府，客體是社會，主客體二元化；而治理的主體卻可以多元，類似于“共治”的形態，具有主客體兼性。手段上，管理和治理都強調法律，但是管理只重法，崇尚“令行禁止”的權威管理形態；而治理則主張在法律的基礎上，更多考慮社會情理，即以法齊之、以理曉之、以情動之。
理念上，從管理到治理，是從政府到社會的視角過渡，以治理的視角重新審視網絡輿情，才能實現綜合高效治理。
制度層面：實現網絡輿情治理的法治化。法治化是現代化國家標志，社會的平穩運行需要法律保障。對于網絡輿情，以法治網要求越軌行為一定要付出相應的失范成本。但法律強調的不是限制與禁止，而是對于自由的保障，它可以為網絡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內提供自由、平等的制度保證。
政府是推進網絡輿情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力量,在這一過程中要以促進網絡健康發展和保護公民自由表達為目的，在制裁網絡失范行為的同時，不應該以束縛言論表達和信息傳播自由為成本。網絡輿情治理呼喚法治化，其功效不僅能對違法行為進行制裁，更可以制約公權力的肆意與暴虐。
社會層面：話語空間的重構。網絡輿情接連爆發的直接原因是社會公共事件的高頻發生，同時網絡輿情也是一個社會結構性壓力的參考指數，目前這種社會壓力水位的高攀毫無疑問地揭示了中國社會存在著壓力隱患。
社會公共事件引發的網絡輿情危機已然不是概率性的呈現，而是社會系統運行過程中常態化的錯位表現。就事論事、見招拆招地應對網絡輿情，只能緩解對立社會的表層矛盾，其并未觸及深層的社會結構性壓力，但降低后者的壓力指數才是治本之策。此外，高頻爆發的網絡輿情危機，實際上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社會階層分化日益加深、社會階層固化等社會性癥結的現實投射。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會的急劇變遷，社會糾紛不斷涌現，社會矛盾不斷激化，這些消極情緒很大程度上需要進行持續、舒緩的宣泄和消解，否則一旦集中傾瀉就會造成輿情的決堤。社會需要“泄壓閥”疏泄機體壓力，溝通和對話就能起到這樣的功效。所以，在制度性的溝通對話機制下建構起一個起到“社會黏合劑”功效的公共話語空間，顯得尤為重要。它提供了對話和交流的平臺，呼喚理性表達，為社會壓抑情緒的釋放設置了理想路徑，進而釋放結構性壓力，消解網絡輿情的洶涌，更可能促成階層的和解，實現共識的凝聚，為社會的和諧發展創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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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就像是一個巨型的無形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每個個體的特征、偏好得到更多的關注，資源的流動更加高效，社會達到的最優福利水平更高。
在成為國家級戰略的第二年，“互聯網+”首次加到了政府服務上。今年全國兩會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這被視為運用互聯網思維與互聯網技術重塑政府的重要部署。
我們常說互聯網的重要特征是去中心化，本質上其精髓在于普惠與平等。互聯網時代的政務，不再是傳統意義上民求官辦事的舊有范式，而是通過互聯網實現共享、共贏的新型范式。通過服務范式的轉變，促成公共管理思維隨之轉變。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就是放權給市場和社會的歷程。隨著進一步融入世界市場和國內改革進入攻堅區和深水區，國際國內因素都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要求。本屆政府上任伊始，就亮明簡政放權決心，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簡除煩苛，禁察非法”、“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等真切之語，傳達堅持不懈推進職能轉變、提高效能的努力。轉變職能，即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互聯網+”理念之一就是互聯互通，從而降低信息不對稱和社會運行成本。諸如通過“三證合一、一照一碼”的商事制度改革，打通質檢、工商、稅務等部門的信息孤島，縮短企業的準生周期。這項舉措給社會整體節約的時間成本、資金成本都是巨大的。又如公安部的互聯網交通安全綜合服務管理平臺，通過網頁、手機APP、短信、語音電話等多種方式，提供10大類130余項在線服務，群眾只需在手機上下載客戶端就可以預約駕考、辦牌辦證，隨時查詢機動車年檢、駕駛證審驗、交通違法記分，一改以往辦事難的頑疾，提供便捷化的政務服務。
指導性文件和產生指導性文件的機構，在當代的政府管理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機構為政府提供指導意見并影響環境政策的制定，智庫便是其中之一。政府機構用這些指導性文件去解釋新出臺的政策，重新解讀現有政策，或對特定的優先問題提供意見和建議。政府和環保產業的從業者對于指導性文件都有極大的需求。在“危機時刻”，智庫對于指導性文件的從若干角度來說，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試圖影響政府層面的行為。在全球環境變化這個問題上，某一政府或機構在決定要咨詢哪個智庫和基于某種目的時，會考慮世界觀的差異。
【關鍵詞】
環境治理；氣候科學；智庫；政策貢獻
一、前言
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被認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嚴峻的公共政策之一。解決方案非常復雜，它涉及到經濟的各個領域。應對危機的方式也極其棘手，因為碳排放的問題挑戰著現代經濟的核心（Sachs，2015）。人們曾經一度急切需要有效的指導，但反對氣候科學的激進活動，這其中就包括一些智庫，將活動政治化并延緩了氣候政策的制定（McCrightandDunlap，2010）。氣候變化的延后反應增加了應對的風險（Sachs，2015）。盡管此后十年關于人為因素導致氣候變化在科學界達成了一致，并用了二十年時間不斷舉辦國際對話，但全球溫度還在持續上升（NASA，2015）。為了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許多地區性的因素加入到了“自下而上”的策略中，但活動受到國家政策和全球生態系統責任劃分的影響，效果有限。伴隨著全球溫度的上升，不同的國家面對不同的挑戰，但2℃是公認的不可控的變化臨界點（Len-ton，etal.2008）。國家軍事和安全政策的制定也越來越多地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Mabey,Gallagh-erandBorn，2013），而且不可控的氣候變化正在威脅著國際的和平與安全（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2007）。前沿的智庫團體認為，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改革步伐滯后，但卻是最有可能就氣候變化使全球達成一致的（SivaramandLivingston，2015）。《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應對氣候變化的一次重要機會就是2015年12月在巴黎舉辦的氣候大會。在準備階段，來自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環境智庫和氣候研究機構形成了《氣候變化協定》（ACT2015），首次使全球利益相關者和深入研究機構在12月的會議之前研究探討巴黎大會的核心元素。《氣候變化協定2015》（ACT2015）已經產生了一些詳細的指導文件，而這些文件放在世界資源研究所的網站上。不受約束的指導文件以及產生這些文件的機構在當代政府管理中起了重要作用（Cashmoreetal.2015）。智庫提供指導意見以此來影響政策的制定。政府機構用這些指導性文件去解釋新出臺的政策，重新解讀現有政策，或對特定的優先問題提供意見和建議（Doyleetal.2013）。指導文件的滿足了政府（Cooper，2011）和環保產業從業者（Wegneretal.2005）的強烈需求。在“危機時刻”智庫對于指導性文件的被看作是一種試圖影響治理領域的一種深思熟慮的舉動（Dean，2010）。從政府治理的角度來說，智庫通過文件規范政府行為，通過制造話題使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將其意見內化（Cashmoreetal.2015）。因為指導性文件是沒有約束力的，所以智庫團體的信譽度會影響其文件的有效性。人們會比較少內化信譽度稍低的智庫提供的指導。那么如何識別智庫的信譽度呢？最近下降的智庫的信譽度意味著，當就某一公共政策尋求指導時政府需要在許多智庫中“慧眼識珠”。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TTCSP）做了一項智庫全球同行業評審研究對他們進行分級。《全球智庫指數報告》，這項被稱為“智庫中的智庫”（McGann，2014）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個不具約束力的指導性文件，這些專業從業者就是為了幫助需要咨詢與指導的人們如何識別信譽良好的智庫。即便智庫在北美和歐洲相當廣泛，對智庫的同行業評審排名也是有問題的，尤其是對那些并沒有從政府機構獨立出來以及那些專注的話題容易挑戰西方價值觀的智庫。例如，在過去的幾年間，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12月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談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與《氣候變化協定2015》（ACT2015）的成員一起為全球主要利益相關者做咨詢服務，探討巴黎協定的核心元素。然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全球智庫指數報告》對全球最好的150個智庫進行排名，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并未上榜。這是因為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沒有提供有效的指導嗎？還是根據DunlapandVanLiere(1984)所講，它關注全球性危機，而這個社會危機極大地挑戰了西方主流的社會范式。也許政府機構在解讀《全球智庫指數報告》如何對環境智庫和他們所的文件進行排名時，會將世界觀也作為其考慮的因素之一。
二、世界觀、氣候學和政策
在一些有關環境的文獻中，許多分析學者在不討論是否由人類引發環境變化的情況下，用普遍存在的西方世界觀主流社會范式和笛卡爾的二元論解釋環境剝削的行為（Freudenburg,FrickelandGram-bling，1996）。西方的世界觀影響人們如何去分類，如何根據既有的類別去理解世界，但這種具體的分類卻扭曲了真實的世界，因此受“錯置具體性謬誤”影響的分析對公共政策做出的建議是不適應環保情況的。環保問題即便不是全球性的也常常是跨國界的，然而政府部門要在民族國家框架的范圍內解決環保問題，就要強加社會邊界，從新界定社會反應和社會責任的范疇。具體的劃分，例如區分全球性與國家性，國家性和地方性，政治的與經濟的，或者社會的與環境的，都會影響有效的環境分析與治理。直到具體的分類被廣泛質疑，“環保”的概念被擴大，根植于政治和經濟思維的結果主義偏見才不會一直渲染政策建議，而這些政策并沒有為解決資本主義擴張局限的社會變革做好準備。許多作者認為西方的世界觀導致了環境問題，因為在資源豐富的時期產生的物理和社會環境的知識，已經不再適應資源枯竭的時代。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公共政策的分析被以人為本的世界觀所影響，認為即便沒有其他的生物種類人類也可以存活，治理方式夸大了政治改革的作用而弱化了生態崩潰所帶來的后果。如果因為過度捕撈和污染加劇漁業突然崩潰，那么為了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漁業政策還有什么作用？如果我們認為那些社會公認的定義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就做了自己觀點的囚徒。為了驗證范式改變的必要性，Catton和Dunlap比較了西方世界觀主流社會范式的一些方面，這些方面出現在全球環境變化分析師的文章中。新環境范式和其他一些類似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依賴型生態系統，不能不受到自然力量的影響。環境范式挑戰了西方發展模式中關于技術進步是經濟無限增長常態的假設。當氣候政策的擁護者給予環境范式很大支持時，部分保守的美國智庫將西方世界觀主流社會范式的核心元素引入討論，使人們對環保產生質疑，產生抗議行動。到2000年，幾個美國保守組織強烈反對環保，認為全球環保主義對于美國的國家和經濟力量是一種威脅。美國開始退出一些國際環保條約，同時國內的反對運動也對有效的環境指導加以限制。反對運動成功地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氣候變化政策。McCright和Dunlap在2010年分析了像哈蘭特研究所、競爭企業學會這樣的智庫是如何運用非決策去挑戰氣候科學的合法性并阻止美國在政策制定上有所進展的。反對環保的智庫并沒有直接攻擊環境政策而是攻擊環保行動所主張和環保政策所依賴的環境科學。通過攻擊全球環境問題的科學依據，反對環保的智庫促成了美國在全球環境政策上的頑固立場（Grundmann，2007；Har-rion，2007）。
三、世界觀和智庫排名
為了反映排名過程如何受到不同世界觀的影響，我們列出了《2014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中的智庫，它們代表了三種不同的世界觀。布魯金斯學會（BI）、查塔姆研究所(CH)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代表了主流的社會范式。2014年的全球智庫排名把他們列為全球頂級的智庫，但是智庫專家DianeStone也特別指出他們是“保守派研究所”，組織嚴謹、涉及領域廣、政策重點廣泛。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SEI）和世界觀察研究所（WI）是環境范式的代表。2014年的排名認為它們是名列前茅的環境專業智庫，但是Catton和Dunlap也同樣指出專項研究使得環境智庫免受西方主流世界觀關于人類中心主義和例外主義的影響。哈蘭特研究所（HI）、競爭企業學會（CEI）和里森（R）代表了非決策型計數范式，因為這些智庫的行為與他們的世界觀一起被廣泛記載（DunlapandBrul-le，2015；McCrightandDunlap，2010）。主流社會范式的智庫在2014的排名中各項指標都成績不俗。三個智庫在政策分析中均受好評，但即使面對即將到來的國際對話，三個智庫也并未關注環境政策。布魯金斯學會（BI）、查塔姆研究所（CH）在2014年的環境智庫排名中也十分靠前，但從對他們網站發表文章的分析來看，就像其他問題一樣，他們對于環境問題的探討還處在一個較大的政策框架中。基于政治原因，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支持加州和德國主導巴黎氣候大會。與此同時，布魯金斯學會（BI）基于經濟原因支持非洲作為發展中國家主導，這就導致了對于巴黎氣候大會的評論被弱化。環境范式的智庫（WRI、SEI、WI）相對他們專業領域內的良好聲譽，排名有些靠后。雖然他們并不是公認的全球頂級智庫，但是在美國國內被廣泛認可。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政策、研究和對外關系方面廣受好評。它也是唯一在能源與資源政策中排名較高的智庫，而主流社會范式智庫在此領域無人上榜。作為《氣候變化協定》的共同成果，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他們的網站上貼出了很多關于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的指導性文件。為了達成可行的氣候政策，他們提出了十分具體的建議，強調法律的多元主義,非國有協作伙伴關系和邊界模糊化，以便承認相互依存的國家與國家的關系。文件還將國際治理放在首位，如同大氣科學展現的那樣，需要根據多邊準則和規范平衡各個國家的治理方法。他們建議公共政策要結合公平的原則，并根據國家間不同的生態缺陷、責任和能力制定不同的法律條文。文件還指出經濟增長是我們的目標，但是考慮到氣候變化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低碳經濟勢在必行（Oberthür，etal.2015）。即使最近在募資方面進入低谷，非決策型計數范式的智庫（HI、CEI、R）依然積極參與美國政治。根據2014年的排名，哈蘭特研究所（HI）在其他智庫中是網絡化程度最高的，并以運用社交網絡知名，對于公共政策的影響也是相當巨大。競爭企業學會（CEI）和里森（R）雖然在排名上低于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和世界觀察研究所（WI），但在全美智庫中排名卻很高。競爭企業學會（CEI）同樣也是頂尖的環境智庫，但在排名上還是明顯落后于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SEI)和世界觀察研究所（WI）。
四、結論
《全球智庫指數報告》通過排名為我們提供了信譽度的指導，但卻掩蓋了隱藏在智庫活動背后的世界觀之間的斗爭、挑戰和轉換。智庫指導性文件的用戶當決定要咨詢哪個智庫以及基于什么目的時需要考慮世界觀的差異。布魯金斯研究所（BI）作為環境智庫的排名非常高，但同時也是“保守派”的一份子嚴重地沉浸在西方的世界觀中，他們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國家為中心的公共政策上，很少涉及全球環境變化。環境方面的專業智庫并不受此限制。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把自己放在國際領導者的位置上，與《氣候變化協定2015》（ACT2015）的成員一起引領即將到來的氣候談判。但他們卻需要面對四面楚歌的窘境，反對活動的智庫運用非決策型技巧阻礙氣候變化政策取得進展。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排名上也遠遠落后于布魯金斯學會（BI）、查塔姆研究所（CH）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甚至在一份包含150名全球最佳智庫的名單上，世界資源研究所（WRI）也沒有上榜。但當涉及到全球氣候變化的分析時，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則不可小覷。當考慮到氣候科學時，他們利用的范式與適應和緩解環境變化的政策十分契合。然而有意識形態傾向的智庫所組織的反對活動對他們信譽度的排名可能有所影響。即便有這些反對活動，世界資源研究所（WRI）依舊是世界上最受認可、排名最高的環境智庫。環境智庫的指導意見處于西方世界觀的邊緣，但邊緣化并不能成為否定他們的理由。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他們網上貼出的與《氣候變化協定》合作的關于巴黎氣候大會的文章，在使用者看來動態的世界觀對肯定他們的價值是十分有用的。
作者：Sherrie Steiner 單位：印第安納大學—普渡大學韋恩堡分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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