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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血液灌流（HP）；血液透析；尿毒癥；皮膚瘙癢

我院對2011年6月～2012年6月收治的20例尿毒癥伴有皮膚瘙癢患者，采取血液灌流（HP）聯合血液透析治療，取得了滿意的治療效果。現總結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2011年6月～2012年6月收治的40例尿毒癥伴有皮膚瘙癢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患者各20例。觀察組中男性患者12例，女性患者8例；年齡38歲～78歲，平均年齡59±7.5歲。對照組中男性患者11例，女性患者9例。年齡39歲～79歲，平均年齡60±8.5歲。兩組患者在數量、性別、年齡、病情、瘙癢程度、透析時間等一般資料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設備為血液灌流器（費非森-HA130型）、透析器（尤斯）、透析機、透析液（碳酸氫鹽）。兩組患者均服用抗組胺類藥物，外用乳化油劑。觀察組給予血液灌流（HP）聯合血液透析治療，血液透析每4小時1次，每周2次。血液灌流（HP）每周1次。對照組給予單純血液透析治療，血液透析每4小時1次，每周3次。治療時間均為8周，透析液的流速均為500ml/min，血流量均為200ml/min～250ml/min[1]。

1.3 療效評價 顯效，即治療后皮膚瘙癢的癥狀明顯減輕或基本消失；有效，即治療后皮膚瘙癢的癥狀減輕；無效，即治療后皮膚瘙癢的癥狀未有改善或加重[2]。根據患者皮膚瘙癢的程度、范圍、頻度以及睡眠障礙對皮膚瘙癢評分[3]，瘙癢程度的評分：1分為輕度癢覺不需搔抓，2分為搔抓但未破皮，3分為搔抓仍未緩解，4分為有破皮，5分為因抓癢而出現坐立不安；瘙癢范圍的評分：1分為單個部位，2分為多個部位，3分為全身瘙癢；瘙癢頻率的評分：1分為每10分鐘發作4次或每10分鐘以上發作1次，最高為5分；睡眠障礙的評分：2分為因瘙癢而導致覺醒1次，最高為14分。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t 檢驗和χ2 檢驗，P

2 結 果

2.1 觀察組與對照組患者治療后皮膚瘙癢癥狀的改善情況比較，見表1。

表1 兩組治療后皮膚瘙癢癥狀的改善情況比較

由表1可見，觀察組患者治療后皮膚瘙癢癥狀的改善情況明顯優于對照組，兩組比較P

2.2 觀察組與對照組患者治療前后皮膚瘙癢分數比較，詳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皮膚瘙癢分數比較

由表2可見，兩組患者治療前皮膚瘙癢分數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觀察組患者治療后皮膚瘙癢分數明顯優于對照組，兩組比較，P

2.3 觀察組與對照組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PTH比較，見表3。

表3 兩組治療前后的PTH比較

由表3可見，兩組治療前的PTH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觀察組治療后的PTH明顯優于對照組，兩組比較P

3 討 論

尿毒癥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常伴有皮膚瘙癢的臨床癥狀。據相關資料顯示，終末期的腎病患者中，50%～75%伴有皮膚瘙癢癥狀，其中37%出現嚴重的瘙癢癥狀，對患者的睡眠質量、生活質量產生嚴重影響[4]。

皮膚瘙癢的發病機理尚不明確，而長期單純的血液透析治療可使瘙癢的發生概率增加。據相關報道顯示，尿毒癥患者受到血液內尿毒性毒素刺激，尤其是尿酶素的中大分子，可能是導致皮膚瘙癢發生的主要原因。普通的透析是利于彌散原理，清除尿毒癥患者的體內毒物，但清除的毒物主要以小分子的毒性物質為主，很難清除大、中分子的毒性物質。血液灌流（HP） 能夠吸附清除大、中分子的毒性物質，具有特異性的作用，但不能使患者水和電解質的平衡以及酸堿紊亂得到改善。血液灌流（HP）聯合血液透析治療，可起到互相補充的作用，清除大、中分子的毒性物質，改善水和電解質的平衡以及酸堿紊亂，有效治療患者的皮膚瘙癢[5]。

綜上所述，血液灌流（HP）聯合血液透析治療尿毒癥患者皮膚瘙癢的臨床療效顯著，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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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研究背景：

經過大量臨床觀察尿酸被證明是冠心病死亡獨立危險因素。在芝加哥心臟研究、美國第1次全國健康與營養調查NHANES研究和MONICA研究中，校正傳統心血管危險因素和利尿劑使用后發現，尿酸是普通人群全因死亡和冠心病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血尿酸每升高59.5μmol/L（1mg/dl），死亡危險性男性增加48%，女性增加126%。而同時也發現血尿酸>357μmol/L（6 mg/dl）是冠心病的獨立危險因素，血尿酸>416.5μmol/L（7mg/dl）是腦卒中的獨立危險因素。而目前對無癥狀高尿酸血癥合并心血管疾病時是否給予降尿酸治療，目前還沒有經過證明。降尿酸治療能否成為一個降低心血管終點事件的有效措施還缺乏高質量循證證據。

研究對象：

連續選取門診及病房就診的無癥狀高尿酸血癥的急性冠脈綜合癥患者100例，隨機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兩組各50例。納入標準：1.年齡18歲并75歲。2.無痛風癥狀急性發作，血尿酸男性>420μmol/L，女性>380μmol/L，且均520μmol/L。3.無相關藥物禁忌。4.無嚴重肝腎基礎疾病。5.均行心電圖、心彩超、cTNI、CKMB及冠脈造影檢查明確診斷急性冠脈綜合癥。排除標準：未滿18歲，或存在精神、軀體疾病不能表達自身意愿及配合調查。試驗過程中突發痛風不能繼續進行本試驗者。不能配合完成相關檢測。拒絕參與本次調查。

研究方法：

選擇門診及住院的合并無癥狀高尿酸血癥的急性冠脈綜合癥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兩組各50例，在規律應用阿司匹林、他汀類、ACEI或ARB類等冠心病二級預防用藥并在血壓、血脂、心率等控制達標基礎上，治療組聯合降尿酸藥，首選碳酸氫鈉500mg qd治療起始，，每日監測尿常規，如PH小于6.5則維持碳酸氫鈉用量，如不達標增加用藥次數及用藥量，最大至1000mg TID，2周后復查血尿酸，如血尿酸恢復正常則改為500mg qd維持，如未達標，加用別嘌醇緩釋膠囊0.25g QD，1周后復查血尿酸，如正常停藥，維持碳酸氫鈉，如仍未恢復正常則加用苯溴馬隆50mg QD口服，隨后每月隨訪血尿酸，盡量血尿酸維持在正常水平，臨床隨訪半年后兩組患者平均周硝酸甘油應用量及半年月心絞痛發作次數及持續時間、急性心肌梗死、心臟性猝死的事件發生率。心電圖、運動試驗、心彩超評價。

統計方法：數據核對無誤后，由EXCEL輸出為SPSS數據庫，使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采用卡方檢驗，并計算這些危險因素的OR值和95%CL（置信區間）。顯著性檢驗水準取a=0.05。

結果：

本次研究共入選100例，其中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患者19人，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患者14人，不穩定性心絞痛患者67人。年齡在35～75歲之間。患者均經冠脈造影或冠脈CT明確診斷冠心病。入組患者中男性66名，女性34名，年齡52.6±16.7歲，平均年齡53.29歲。

血尿酸

χ=58.73，P=0.006

周心絞痛發作

χ=6.45，P=0.032

心電圖（ST-T改變）

χ=1.33，P=0.143

周硝酸甘油用量

χ=10.19，P=0.009

再發心梗、猝死

χ=2.55，P=0.13

心彩超觀察室壁運動

χ=0.09，P=0.202

心彩超觀察室壁運動

χ=0.09，P=0.202

本研究顯示，針對合并無癥狀高尿酸血癥的急性冠脈綜合癥患者聯合降尿酸治療可進一步改善患者心絞痛癥狀，減少硝酸甘油用量，而對急性心臟事件的影響無明顯統計學差異。

討論：

急性冠脈綜合癥因其起病急，發展快，病情重，死亡風險高，一直為大家所重視，目前對冠心病病因仍歸于多因素疾病，但隨著研究深入，代謝紊亂與冠心病的相關性已得到廣泛證實。高尿酸血癥也是代謝紊亂性疾病的一種，以往人們主要關注其引起痛風，治療上相對保守，但隨著眾多臨床觀察，證明高尿酸血癥與冠心病發生及嚴重程度呈正相關，考慮高尿酸血癥為冠心病危險因素，分析與高尿酸血癥可引起體內酸堿失衡，血小板粘附增加有關，通過本次試驗，可見通過聯合降尿酸藥物治療，可在規范冠心病二級預防用藥基礎上進一步減少患者心絞痛發作，改善癥狀，提示降尿酸治療在急性冠脈綜合癥患者中也存在應用合理性，但目前實驗尚未觀察到降尿酸治療對冠心病預后的改善作用，可能與觀察時間尚短有關，同時分析因實驗對象均接受規律冠心病二級預防用藥，必要時也經血運重建治療，上述治療對心肌供血改善作用均大于單純降尿酸治療，也可弱化降尿酸治療在冠心病治療中的獲益表現。

參考文獻：

1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醫師分會；中國醫師協會循證醫學專業委員會；無癥狀高尿酸血癥合并心血管疾病診治建議中國專家共識；中國醫學前沿雜志；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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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屈炯堂.劉本堅.梁美玲？老年退休人員高尿酸血癥的患病率及影響因素分析[期刊論文]？-中華老年心腦血管病雜志2013（11）

第3篇

【關鍵詞】 OSAHS； AIS；間歇低氧；神經功能缺損；nCPAP

作者單位：030001 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呼吸科

通訊作者：任壽安 近年來，對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OSAHS)與缺血性腦卒中關系的探討逐漸成為臨床研究的熱點。有研究表明［1］：OSAHS是缺血性腦卒中的獨立危險因素，在睡眠時易發生缺血性腦卒中，且OSAHS患者并發缺血性腦卒中的發生率是非OSAHS患者的103倍。Bassetti CL［2］表明，在腦卒中患者中，并發睡眠呼吸障礙的患者超過50%，且以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為主。腦卒中后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神經功能缺損，臨床上常用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標準［3］進行評估，其評分結果與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密切相關。本文通過觀察42例OSAHS合并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恢復情況，了解經鼻持續氣道內正壓通氣(nasal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nCPAP)治療對OSAHS合并AIS患者病情、癥狀緩解的影響，為臨床上使用nCPAP治療OSAHS及其并發癥提供一定的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0年3月至2011年10月就診于呂梁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的急性缺血性腦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患者，測量頸圍，并進行夜間不小于7 h的睡眠呼吸監測，并根據相關診斷標準選取OSAHS合并AIS(簡稱OA組)42例。隨機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均給予缺血性腦卒中的常規治療，干預組加用nCPAP治療，1月后再次評估神經功能缺損的情況。干預組男15例，女5例，年齡(6140±935)歲，體重指數(2907±324)kg/m2，對照組男17例，女5例，年齡(6099±978)歲，體重指數(2887±394)kg/m2。兩組間性別、年齡、體重指數無明顯差異。OSAHS：符合《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診治指南(草案)》［4］的診斷標準，且選取AHI≥20次/min的患者。缺血性腦卒中：頭顱CT或MRI影像學證實, 符合1995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疾病學術會議制定的診斷標準［5］。排除標準:①昏迷患者、口腔分泌物多且咳痰無力者。②肺部感染者。③胸片發現巨大肺大皰、嚴重氣胸或縱隔氣腫。④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左心衰竭者。⑤急性中耳炎、鼻炎、鼻竇炎感染未控制者。⑥大面積腦梗死及腦干梗塞的患者。⑦青光眼。

12 研究方法

121 睡眠監測 所有受試者檢查前24 h內禁止服用各類鎮靜藥物及酒、茶、咖啡等，使用多導睡眠監測儀(YH1000 c怡和嘉業多導睡眠呼吸監測系統)連續行不少于7 h的睡眠呼吸監測。按照國際標準法同步描記睡眠時的口鼻氣流、胸腹運動、及指端經皮血氧飽和度。監測指標包括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apneahypopnea index，AHI)、氧減指數(oxygen desaturation index，ODI)、最低動脈血氧飽和度(low 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LSaO2)及平均動脈血氧飽和度(mean 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MSaO2)等。監測報告由計算機分析加人工修改的方法完成。

122 臨床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標準 根據腦卒中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量表對腦卒中后出現的神經功能缺損進行識別、判定，并進行療效考評。所有患者意識均清楚，且不存在感覺性失語。治療前后均由同一醫師根據量表進行神經功能缺損評分。

123 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的一般治療 干預組與對照組均進行缺血性腦卒中的常規治療：抗血小板聚集，改善腦循環、改善腦代謝、對癥支持。若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時，同時給予口服葉酸、維生素B6片及甲鈷胺。

124 nCPAP治療 20例OSAHS合并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干預組)經PSG確診后第2夜采用AutoCPAP呼吸機進行壓力滴定，分析記錄數據后得出最適壓力，以此壓力進行每夜不小于4 h的nCPAP(德國萬曼SOMNO vent ST呼吸機)治療，連續治療1月，于治療最后一夜同時行PSG監測。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SPSS 130軟件進行分析，相關分析采用Pearson直線相關法；干預組與對照組治療效果比較用t檢驗；以 P

2 結果

21 OA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與PSG監測結果的相關性分析，見表1。

表1 神經功能評分與PSG等指標的

相關性分析(r值)

指標 神經功能評分

AHI(次/h) 0579

LSaO2(％) 0567

MSaO2(％) 0362

ODI(次/h) 0625

頸圍(cm) 0523

第4篇

[關鍵詞] 高尿酸血癥；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脂聯素

[中圖分類號] R57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1（b）-0067-05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and adiponectin in the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IAN Feng ZHENG Zhigang ZHENG Zhongping GUO Xinghua GUO Feng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Yangang Hospital of Yan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518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CIMT） in hyperuricemia combin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patient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adiponectin （APN） and CIMT. Methods The patient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Yangang Hospital of Yan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level of serum uric acid and ultrasound of liver. Hyperuricemia combin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UA+NAFLD group， n = 60）， simple hyperuricemia group （HUA group， n = 60）， and normal group （control group， n = 55）. The serum levels of fasting insulin， blood lipid， uric acid （UA）， APN， CRP and CIMT were detected. Waist-hip-ratio （WHR），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result of carotid artery thickness （CIMT） in HUA+NAFLD group was （0.97±0.35） mm，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The value of APN in HUA+NAFLD group [（8.40±1.85）mg/dL]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12.58±1.22） mg/dL] （P < 0.01）. CIMT， CRP， APN and age， blood pressure， blood fat， BMI， WHR， HOMA-IR， uric acid （UA） were taken straight line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IMT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BP， WHR， BMI， HOMA-IR， TC， TG， LDL-C， CRP， etc （P < 0.05 or P < 0.01）， but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HDL-C and APN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There are more prone to atherosclerosis disease in the hyperuricemia with NAFLD than the simple hyperuricemia individuals.

[Key words] Hyperuricemia；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Adiponectin

高尿酸血癥（hyperuricemia，HUA）常與高血壓、高脂血癥、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肥胖、胰島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等代謝性心血管危險因素伴發，使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風險大為增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作為一種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確因素所致的以彌漫性肝細胞大泡性脂肪變為主要特征的肝臟病變，其發病機制與IR為基礎的代謝綜合征（metabolism system，MS）各相關成分關系密切[1]。近年來，隨著人們飲食結構的改變，NAFLD作為MS的肝臟表現已成為我國常見的慢性肝病之一。流行病學資料顯示：中國成人NAFLD患病率為20%～33%，其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和肝硬化分別占10%～20%和2%～3%；而高脂血癥患者NAFLD患病率分別為28%～55%和27%～92%[2-3]。HUA及NAFLD二者同時存在對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風險是否較單純HUA更為明顯，目前臨床缺乏相應研究。而脂聯素（adiponectin，APN）作為脂肪細胞特異分泌的細胞因子，其基因位置位于染色體3q27，正是MS的易感基因所在區域。該基因的多態性不僅與MS的各種特征相關，而且與胰島B細胞的功能有關[4]。在近年的研究中APN被證實：它是一種同時具有抗炎、增加胰島素敏感性及心血管保護作用的脂肪細胞因子[5]。以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CIMT）作為衡量動脈粥樣硬化靶器官損害，已被公認為反映亞臨床動脈硬化的客觀指標[6]，可作為評估大血管病變存在與否的早期指標。本研究旨在明確HUA及NAFLD對大血管病變的影響，并探討其可能的機制。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廣東省深圳市鹽田區鹽港醫院（以下簡稱“我院”）體檢人群175例，作為本次研究的對象，實驗分為以下三組：HUA合并NAFLD組（HUA+NAFLD組，60例），單純HUA組（HUA組，60例），健康對照組（55例）。具體如下：高尿酸血癥（HUA）診斷標準按2009年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醫師分會《無癥狀高尿酸血癥合并心血管疾病診治建議專家共識》：正常嘌呤飲食狀態下，非同日兩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男性高于420 μmol/L（7 mg/dL），女性高于357 μmol/L（6 mg/dL），即可診斷為HUA。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依據中華醫學會肝臟病學分會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學組在2006年制定的《非酒精性脂肪肝診斷標準》[2]。凡具備下列第l～5項和第6或第7項中任何一項者即可診斷為NAFLD：①無飲酒史或飲酒折含乙醇量男性每周小于140 g，女性每周小于70 g；②除外病毒性肝炎、藥物性肝病、全胃腸外營養、肝豆狀核變性等可導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③除原發疾病臨床表現外，可有乏力、消化不良、肝區隱痛、肝脾腫大等非特異性癥狀及體征；④可有體重超重和（或）內臟性肥胖、空腹血糖增高、血脂紊亂、高血壓等MS相關組分；⑤血清轉氨酶和γ谷氨酰轉肽酶水平可有輕至中度增高（小于5倍正常值上限），通常以谷丙轉移酶（ALT）增高為主；⑥肝臟影像學表現符合彌漫性脂肪肝的影像學診斷標準；⑦肝活體組織檢查組織學改變符合脂肪性肝病的病理學診斷標準。排除以下因素：有不穩定心絞痛，或曾有明確冠心病發作病史者；有慢性腎小球腎炎，和（或）腎功能不全者；檢查前3 d連續進食高嘌呤食物，如：肉類、海鮮、動物內臟、濃肉湯等；檢查前1 d，過量飲酒（啤酒、白酒）及劇烈體育鍛煉者；近期連續服用普萘洛爾、硝苯地平、噻嗪類利尿劑、復方降壓片、小劑量阿司匹林、吡嗪酰胺片等影響尿酸排泄藥物者；及有長期飲酒史或飲酒折含乙醇量男性每周≥140 g，女性每周≥70 g；病毒性肝炎、藥物性肝病、全胃腸外營養、肝豆狀核變性等，可導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嚴重的心衰、腎衰、感染、發熱、糖尿病急性并發癥；肝功能指標≥正常上限的2倍。HUA合并NAFLD組患者60例，其中男31例，女29例，平均年齡（58.5±7.6）歲。單純HUA組患者60例，其中男33例，女17例，平均年齡（56.4±8.4）歲。診斷符合上述《無癥狀高尿酸血癥合并心血管疾病診治建議專家共識》中診斷標準。以同期來我院接受體檢的55例健康者，其中男32例，女23例，平均（54.3±6.5）歲，為對照組；以上研究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同意，所有研究對象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資料收集 本次研究的175例對象，在接受本院檢查或者是入院時均進行了身高、體重和血壓測定，血壓由專人、專血壓器測量，取坐位測量的3次收縮壓（SBP）和舒張壓（DBP）的均值。所有受試者均禁食8 h，次晨空腹采靜脈血檢測血漿脂聯素（APN）、C反應蛋白（CRP）、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島素（Fins）、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總膽固醇（TC）等指標。計算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胰島素抵抗指數（HOMA-IR）計算公式：HOMA-IR=FPG×Fins/22.5。

1.2.2 脂聯素水平的測定 脂聯素采用ELISA測定（試劑盒由上海滬尚公司提供），板內變異系數

1.2.3 頸動脈血管多普勒彩超檢查 由專人操作，應用德國SIEMENS多功能彩超診斷儀。探頭頻率為7.5～11.0 MHz，分別測量左頸動脈、右頸總動脈遠端分叉1 cm處、頸內動脈起始端、頸動脈竇部3個點的內膜中層厚度（IMT）。兩側共6點值，然后取平均值。因后壁顯示最清晰，故以后壁IMT為標準。

1.2.4 B超診斷脂肪肝 具體標準為，肝區近場彌漫性高回聲，回聲強度高于脾臟和腎臟，少數表現為灶性高回聲；遠場回聲衰弱，光點稀疏；肝內管道結構顯示不清；肝臟輕度或中度腫大，肝前緣變鈍（由專人操作）。

1.2.5 其他研究指標 腰臀圍測量方法為：受試者直立，兩腳分開30～40 cm，用一根沒有彈性、最小刻度為1 mm的軟尺放在右側腋中線胯骨上緣與第十二肋骨下緣連線的中點（通常是腰部的天然最窄部位），沿水平方向圍繞腹部1周，緊貼而不壓迫皮膚，在正常呼氣末測量腰圍的長度；臀圍測量是臀部的最寬處。計算腰臀比值（WHR），WHR=腰圍/臀圍。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包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非正態分布數據經對數轉換為正態分布，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三組臨床資料比較

三組間性別、年齡、舒張壓等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三組臨床資料比較

2.2 三組其他臨床指標情況比較

HUA+NAFLD組及HUA組收縮壓、BMI、WHR、HOMA-IR、C反應蛋白（CRP）等指標，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中，BMI及CRP指標，HUA+NAFLD組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見表2。

2.3 三組血脂情況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HUA+NAFLD組與HUA組的TG、TC、LDL-C升高，HDL-C 降低，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中，NAFLD組與HUA組相比，TG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TC、LDL-C、HDL-C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表3 三組血脂情況比較（x±s）

注：與對照組比較，*P < 0.05，#P < 0.01；與HUA組比較，P < 0.05；TC：總膽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2.4 三組APN、CIMT比較

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CIMT）比較結果顯示：HUA+NAFLD組與HUA組中CIMT，較對照組明顯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或P < 0.01）。APN比較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APN在HUA+NAFLD組及HUA組中下降（P < 0.05），其中，HUA+NAFLD組下降尤為明顯（P < 0.01）。見表4。

表4 三組APN、CIMT比較（x±s）

注：與對照組比較，*P < 0.05，#P < 0.01；APN：脂聯素；CIMT：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

2.5 C-IMT與APN、CRP等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對HUA+NAFLD組及HUA組中CIMT、CRP、APN分別進行年齡、血壓、血脂、BMI、WHR、HOMA-IR、尿酸（UA）等直線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CRP和C-IMT、腰圍、腰臀比、TG、HOMA-IR呈正相關（P < 0.05或P < 0.01），與APN水平呈負相關（P < 0.01），CIMT與SBP、WHR、BMI、HOMA-IR、血脂、CRP、UA等指標呈正相關（P < 0.05或P < 0.01），與APN呈負相關（P < 0.05）。APN與腰臀比、HOMA-IR、CRP、C-IMT、UA呈負相關（P < 0.05或P < 0.01），與HDL-C呈正相關（P < 0.05）；與其他的因素均沒有相關性（P > 0.05）。詳見表5～7。

3 討論

研究表明：在高尿酸血癥人群中，存在許多傳統的心血管危險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高甘油三酯血癥、高血壓等[7]。一項覆蓋1600人的橫斷面調查中顯示：在有代謝性危險因素的中國人群中，男性、女性的HUA患病率分別為20.58%和30.55%；而在HUA個體中，同時合并肥胖、糖尿病、血脂異常及高血壓等3種以上代謝危險因素者，男、女比例分別高達76.92%和67.64%[8]，其中，約80%的HUA患者合并高血壓，合并超重或肥胖為50%～70%，高脂血癥則為67%以上。HUA通過與經典危險因素的相互作用或獨立作用，參與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發展及轉歸。對高尿酸血癥進行早期干預，可能會對心血管疾病的預防和治療產生積極的影響。對5929例25～74歲研究對象平均隨訪16.4年的NHANESⅠ研究結果顯示：1593例死亡中，無論是男性、女性、白人還是黑人，其血UA水平與心血管病病死率呈正相關，其中731例（45.9%）歸因于心血管疾病；血尿酸每升高59.48 μmol/L，因缺血性心肌病死亡的心血管病危險比率男性為1.09，女性為1.26[9]。本研究觀察到：與正常人群相比，無論是否存在NAFLD情況，HUA個體的CIMT均有明顯增加（P < 0.05）。進一步驗證并提示：HUA個體存在更為明顯的動脈粥樣硬化趨勢，CVD風險更為突出。這種風險與脂代謝異常、胰島素抵抗、腹型肥胖及血壓都有明顯相關。

NAFLD是指以彌漫性肝細胞大泡性脂肪為主要特征的臨床病理綜合征，導致NAFLD的原因不包括酒精和其他明確病毒感染等因素。作為非感染性因素所致的慢性肝臟疾病，NAFLD目前被認為是MS在肝臟的表現。根據病理和臨床表型情況，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類型可以分為單純性脂肪肝（SFL）、NASH和NASH相關性肝硬化。目前，關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發病原因學術界沒有統一的說法。關于其發病機制的“二次打擊”學說，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其中，第1次打擊主要是由于IR引起的TG沉積；第2次打擊主要是由于氧化應激，導致炎癥的發生[10]。NAFLD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IR，使得TG過度沉積，同時合并糖原合成異常，造成內臟，尤其是肝臟內細胞TG異常堆積。存在HUA等代謝危險因素的個體，因IR的病理機制，造成機體對胰島素的生理效應不敏感，脂代謝途徑異常并同時合并脂質過氧化，造成肝臟在IR情況下更易出現肝臟氧化應激損傷[11]。HUA等代謝綜合征人群中的高胰島素血癥及內臟型肥胖，目很多學者認為：IR應該是NAFLD形成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特別是：肝源性IR也被認為是NAFLD的發病關鍵因素[12]。IR使胰島素抑制脂肪酶的活性下降，外周脂肪組織分解增多，游離脂肪酸（FFA）水解增高，大量的FFA更容易通過門靜脈系統進入肝臟，使肝臟對FFA氧化和利用不足，從而脂化形成TG增加，而肝細胞內脂肪運出肝的能力受限，使肝細胞內脂肪堆積形成脂肪肝。NAFLD本身也加重IR。本研究結果同樣顯示出：HUA同時合并NAFLD的人群，其IR程度更為突出，中心性肥胖更為明顯，以血壓、血脂為臨床表象的代謝異常也較正常人群及單純HUA者更為典型。其頸動脈為代表的血管硬化及內膜增厚等血管損害表現也非常明顯。

NASH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已被證實與炎性物質及脂肪產生的激素相關[13]。脂肪組織產生的激素，特別是：APN有獨立的心血管疾病相關性，并具有明確的抗炎，抗AS作用。在肥胖合并NAFLD患者中，APN水平比單純肥胖者降低，提示APN除了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增加胰島素的敏感性，促進肌肉對脂肪酸的攝取及代謝，降低肌肉、肝臟、循環血液中FFA及TG濃度，從而解除高脂血癥所引起IR。同時，APN也直接作用于肝組織，抑制葡萄糖的生產和防止脂質堆積，并通過抑制單核細胞的前體細胞增殖及成熟巨噬細胞的功能而抑制TNF-α基因表達，最終對炎癥反應起負調節作用，從而有助于血管受損部位內皮細胞的恢復，對心血管系統起間接保護作用[14]。近期研究中，APN水平降低與轉氨酶和α-GT水平增加相關，提示：APN除了上述作用外，還可能在維持肝細胞功能完整性方面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在本項研究中，APN在NAFLD組及HUA組中均較正常對照組明顯下降（P < 0.05），且直線回歸分析顯示：APN濃度變化與CIMT負相關，也進一步揭示：在HUA及NAFLD等代謝組分明顯異常的個體中，APN的濃度降低參與、促進了這類患者的大血管病變進展過程。

總之，HUA合并 NAFLD流行病學形勢嚴峻；與單純性HUA比較，合并NAFLD的IR更為明顯，大血管病變風險更為突出。因此，加強對HUA伴NAFLD患者脂肪肝的綜合防治與早期檢測CIMT、APN及CRP等非常重要。本研究結果表明：首先，HUA并非NAFLD者，CIMT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提示相對于正常人群，這兩類患者的心、腦血管并發癥風險更為明顯。另外，血脂代謝異常及中心性肥胖等代謝危險因素的存在與否，是NAFLD及HUA者存在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增加的重要相關介質。因此，通過本研究可以證明在HUA并NAFLD的患者中，心血管疾病風險更為增加。同時，本研究結果也進一步證實了，以前研究數據所表明的：NAFLD是MS在肝臟中的體現。更重要的是，通過此項研究結果顯示：以超聲檢查評估NAFLD患者的影像學表現，與其頸動脈內膜厚度增加平行性良好，并與HUA及NAFLD組患者的臨床MS表型吻合。因此，早期對HUA及NAFLD等CVD高危人群進行CIMT及超聲檢查，具有良好的臨床實踐推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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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關鍵詞]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價值情感說

[作者簡介]羅愛武，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08級政治學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2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0)07－0033－05

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曾是當代西方影響最大的政治學流派之一，它是在批判傳統政治學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過程又被稱為“行為主義革命”。其“革命性”的總特征是強調政治學研究要擺脫傳統政治學“哲學化”的研究方式，實現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價值中立”是行為主義實現其政治學研究“科學化”訴求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是其相對于傳統政治學研究途徑的一個鮮明的特征。這一主張既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派在二戰后迅速興起和發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是其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快速衰落的重要原因。要理解行為主義政治學派的這一戲劇性的發展軌跡，就必須了解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理論基礎、具體內容及其合理性和內在缺陷。

一、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理論基礎

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主張是建立在休謨的“事實和價值兩分說”與邏輯經驗主義的“價值情感說”理論基礎上的。

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問題又稱“是”與“應該”問題、“實然”與“應然”的問題，最早由英國哲學家休謨提出，他認為在以往的道德學體系的推理方式中，普遍存在著一種思想的躍遷，即從以“是”或“不是”為連系詞的事實命題，向以“應該”或“不應該”為連系詞的倫理命題(價值命題)的躍遷，而這種思想躍遷是不知不覺發生的，他認為這種推理方式既缺乏相應的說明，也缺乏邏輯上的根據和論證。這個有關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以及價值判斷不可能獨立地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的主張就是休謨問題。

邏輯經驗主義運用語言分析的方法，根據意義證實標準，即一個命題是否有明確的證實真偽的方法，進一步指出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差別所在：有無認識意義。邏輯經驗主義據此將所有命題分為有認識意義的事實判斷和沒有認識意義僅有情感意義的價值判斷兩類。有認識意義的事實判斷對客觀事實有所斷定，命題本身有真假可言，這類命題又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分析命題，它根據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符號的定義判斷其真假；一類是綜合命題，它根據經驗事實判斷其真假。而無認識意義的價值判斷本身對客觀事實沒有做出斷定，它只是個人情感的表達，命題本身無真假可言，“只表達道德判斷的句子是沒有說出任何東西的。它們純粹是情感的表達，并且因此就不歸入真與假的范疇之下”。這就是邏輯經驗主義的“價值情感說”，這一觀點認為價值判斷純粹只是情感和態度的表達，既不真也不假，是無認識意義的命題。

依據“價值情感說”，邏輯實證主義認為以客觀地認識世界為目的的科學研究只能解答與經驗相關的問題，只有事實問題才是科學研究可能解答的問題，回答事實問題的事實判斷對經驗事實有所斷定，其真假可以由經驗證據加以檢驗；而價值問題是科學研究無法解決的問題，它的回答對經驗事實無所斷定，只表達了某種情感和態度，無法用經驗證據來進行檢驗。“科學告訴我們是什么，而不是應是什么。”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研究只能回答事實問題，作出事實判斷，哲學和倫理學才試圖回答價值問題，作出價值判斷。

二、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的具體內容

根據休謨“事實和價值兩分說”以及邏輯實證主義“價值情感說”，行為主義認為政治學研究應該進行“價值祛除”、保持“價值中立”。行為主義的“價值中立”主張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從研究對象看政治學應該研究政治現象的因果聯系等經驗事實問題，不應該研究好壞善惡等規范價值問題；從研究過程來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應保持“價值中立”，不應將個人的情感、價值觀等混入到研究過程中去；從研究結果來看研究者應只對結論作出因果事實判斷，不要作出善惡價值判斷。

第一，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所謂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主張在研究對象上政治科學應從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科學應當只研究事實問題，而不應當研究價值問題。他們認為“科學是‘價值祛除’的……科學關心的是的問題，不是應該的問題；是經驗的問題，不是規范的問題”。

傳統政治哲學在研究對象上著重關注的是諸如正義、善、自然法、自然權利、國家制度、國家起源、政治權力性質等等一些抽象的政治價值和政治理想，相對忽視了對社會政治現實的研究，從而削弱了政治學的應用價值。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批判了傳統政治學研究對象的局限性，“從傳統的角度看，政治理論可以說就是政治哲學，它堅持并鼓吹自己僅只探求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質，或者只限于把握先人對此問題的看法。高踞于理論之特權等級巔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嚴格的經驗世界的分析”。行為主義政治學家認為傳統政治學局限于探討一些抽象的“應然”問題，忽視研究現實政治的“實然”問題，這一研究對象的局限性使政治研究脫離了社會現實，對政治學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礙，“今天政治學方面可以用來了解政治生活的知識非常不夠，這種不足主要倒不是指顯而易見的理想知識，而是指那種可以用手頭的分析和研究工具來獲取的知識”。行為主義認為擺脫這一困境的有效之舉在于實現政治學研究對象的轉向：從執著于“應然”問題的政治哲學的探討轉向關注“實然”問題的政治科學的研究。

因此，他們主張摒棄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范式，讓政治學從傳統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學研究“實然”的事實問題，把“應然”的價值問題留給政治哲學。卡特林(George?Caflin)認為政治可以被劃分成三個部分，首先從原理上可以把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區分開來，但同時政治理論本身又可以分為政治科學和政治哲學兩部分。在區分了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的基礎上，行為主義認為在研究對象上政治學應放棄對價值問題研究，轉向關注現實的政治事實問題。行為主義政治學家也紛紛提出了他們各自認定的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如拉斯韋爾認為，從研究對象看“政治研究是對權勢和權勢人物的研究”。伊斯頓認為“政治學是研究受權力分配和運用的影響下的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的”。懷特(William?Whyte)主

張“政治學家應該對政治學感興趣。他們應該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他們自己首要關心的應該是政治行為的描述與分析”。羅伯特?達爾則將作為政治學研究對象的政治體系定義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響力、權力或權威的人類關系的持續模式”。關于政治學的具體研究對象他們各自的主張顯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作為行為主義政治學者他們的共性也是相當明顯的：即都主張將政治學研究對象由抽象的政治哲學概念、法律、政治制度、正式的政治機構等轉向非正式結構和政策實施過程，通過對可觀察的政治行為的研究來解釋現實的政治現象。

第二，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者認為，政治科學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必須“祛除價值”或“道德上中立”，避免夾雜個人的政治傾向、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念，以免影響研究的客觀性要求：不管研究者怎樣去理解善與惡，他們在善與惡的沖突中要保持中立。對所有政治科學家來說，他們據以進行調查和討論的共同基礎，只能通過擺脫道德判斷的過程或通過從道德判斷中不斷超脫出來的過程來達到，也就是說，道德上的價值中立是科學分析的必要條件。

行為主義政治學者認為政治科學是研究“是”的問題而不是“應該是”的問題，是研究“實然”的問題而不是“應然”的問題，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對客觀政治現象客觀中立地觀察研究以發現其中的客觀規律。客觀的政治現象是研究的對象，客觀的觀察、理性的分析是研究的手段，客觀的政治規律是研究的結果。為了確保政治分析和結論的客觀性和精確性(這既是科學的要求，也是科學的標志)，行為主義主張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該保持“價值中立”，不應當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帶人到研究中去，不應當去從事為特定人或社會服務的價值判斷研究。如果某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帶入自己的價值觀，那么個人的情感、價值傾向就可能會造成對研究結果的歪曲，這將有損政治學研究的客觀性要求。如果某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沒能做到“價值中立”的話，行為主義政治學者就會認為這個研究者不是在就某一問題進行政治學的研究，而是在做倫理學的探討了。“政治學的任務在闡明情況，而政治哲學則要為政治選擇提供辯護。”行為主義認為政治研究不是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政治研究只是陳述種種條件，政治哲學才會為各種價值進行辯護。換句話說，“實然”的研究不同于“應然”的學習，分析政治沖突的過程不同于評價政治沖突的后果。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不可引入個人的價值判斷。早期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卡特林(G?Catlin)也曾經指出，政治學是一種純粹的科學，除了出于嚴格的假設外，它絕不應涉及價值判斷。政治學家不但必須區別價值判斷與政治研究間的差異，而且必須注意價值判斷闖入政治研究的危險。政治學家的任務在于不動感情地研究某些能夠實現特定目的的條件并且客觀地檢驗這些條件。研究過程價值判斷的介入將使研究結果也成為一個價值判斷，從而破壞研究的客觀性要求。

第三，研究結論的“價值中立”。研究結論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主張政治學家對研究結果應只作因果事實判斷而不應做好壞善惡的價值判斷。行為主義政治學家認為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是有邏輯上的區別的，描述性的事實判斷有經驗意義，可以憑借經驗和事實來斷定其真偽性；而價值判斷沒有認識意義，僅僅是情感和態度的表達，其真偽性是無法通過經驗研究來確定的，它們既不真也不假。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強調只有事實的判斷才是科學范圍之內能夠做到的事情，價值判斷超出了科學的范圍。

因此，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強調作為“科學家”，嚴謹的政治學家應避免作出價值判斷，也不宜對價值判斷發表意見，對一切重要政治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學家的任務，政治哲學家才總是試圖作出決定、提出建議、闡發道德標準、提出價值判斷來估計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卡特林明確提出政治學關心手段，政治哲學才關心目的。不管我們大家的選擇或目的是什么，我們的愿望就是要達到目的；為了達到目的就必須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為有利，提供適當的有助于實現社會政治目的的手段的知識是政治科學的唯一的功能，而且只有政治科學才能做到這一點。奧本海姆(Felix?E?Oppenheim)同樣指出政治學研究應該限于作出能夠由可觀察證據證實的客觀事實陳述，價值判斷僅僅表達政治學家個人的主觀偏好，它不需要也不應該介入政治學研究中來。

三、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簡要評論

作為當代西方曾經影響最大的政治學流派之一，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快速興起和最終衰落都與其“價值中立”主張有著密切的關系。自從“價值中立”主張提出以來圍繞它的爭論就沒完全停止過，這一爭議實際上并不局限于政治學這一學科范圍內，而是圍繞另一個范圍更大的問題展開的，即社會科學研究中是否能夠做到“價值中立”、是否應該做到“價值中立”。詳細解答這一問題不是本文的主旨，僅就方法論這一層次而言，筆者認為行為主義“價值中立”主張應該說在一定范圍、一定限度內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問題就在于它把這一主張的適用范圍過于夸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導致這一主張又喪失了合理性，從這一意義上說行為主義的衰落就具有了某種必然性。事實上，不僅對于政治科學，而且對于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來說，要完全做到“價值中立”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關于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行為主義提出這一主張，首要的目的是為了反對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對象局限于價值問題、忽視對現實政治問題研究的弊端而提出來的，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任何一門社會科學如果長期忽視現實社會問題的研究，對現實社會問題既不能指出理論上的解釋之道，也不能提出實踐中的解決之法，長此以往必將會危及該學科的“合法性”。從這一點看行為主義主張讓政治科學從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科學研究應該關注現實政治問題，不容否認是合理的。同時，“價值中立”主張也開拓了政治學的視野，為政治學研究開辟出了一塊相對獨立的嶄新的研究領域，對于政治學學科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正是在行為主義影響下，政治學的新交叉學科、新理論如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生態學、政治人類學、政治系統分析理論、角色理論、團體理論、決策理論、精英理論等紛紛涌現，客觀地說在促進政治學學科發展上行為主義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但所有社會科學的研究起點是現實社會問題，而現實社會問題往往是既包含事實問題也包含價值問題。雖然從邏輯上我們可以明確地對這兩種問題做出區分，但在現實中這兩類性質的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的，很難截然分開，因此，完整的社會科學研究應該既研究事實問題也關注價值問題。如果說傳統政治哲學在研究對象上強調了對價值問題的研究而忽視了對事實問題的研究的話，那么行

為主義政治學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強調了對事實問題的研究卻又忽視了對價值問題的探討，從這一點看行為主義“價值中立”主張的偏頗是很明顯的。而且這一主張在研究實踐中也帶來了另一種與傳統政治學相似的困境：在“價值中立”的旗號下，行為主義者往往過份關注細枝末節的政治行為，而忽視重大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從而再次造成了政治學研究與社會現實脫節的問題，這也是行為主義最終被后行為主義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行為主義內部針對研究對象“價值中立”的主張，不同的聲音也從沒停止過，當懷特(William?Whyte)提出政治學家應對政治學感興趣，而要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時，阿爾蒙德就曾批評說，對政治學而言，公共政策是首要的依據，在對政策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中，政治學家的職責是要判斷一種已被認為以某種方式將會導致公共利益的特定政策究竟是否真的有效，而在討論這些“倫理”問題時，哲學家是缺少必要的知識與技能的，而政治學家只要經過專門的訓練就完全具有這種能力。因此，他認為政治學家不應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在公共政策領域實際判別“善與惡”是政治學家的特殊職責。

第二，從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來看，行為主義提出“價值中立”是為了維護政治學研究結果的客觀性，盡量做到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是保持研究結果客觀性的必要條件。但從社會科學研究過程的實際情況來看，要做到完全的價值中立是不現實的，因為每個社會科學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研究活動是研究者在自己價值觀指導下進行的選擇，而每一種選擇背后實質上都有一種價值判斷：研究方法的選擇涉及價值判斷，任何一個社會科學家只有具有某種確定的方法論才能開展研究，這本身就涉及到認為這個方法是好的價值判斷，行為主義主張政治學研究要實現“價值中立”，這本身就是一個價值判斷；另外，研究對象的選擇也涉及價值判斷，任何一種學說必須把取材于有關社會生活的某些事實或事件看作是重要的，這種取材本身也是一種價值判斷。

當然，這樣說并不意味著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的客觀性就不重要，研究過程就不要做到價值中立、不能做到價值中立。關于在政治學研究過程中如何做到“價值中立”，貝蒂?H?齊斯克的觀點有一定說服力，他將整個政治學研究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課題的系統化；調研的設計和調研手段的發展；資料的搜集；對資料的分析和闡釋。他認為在課題系統化階段研究者往往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選擇那些最可能對自身的價值有所推動的問題，但“課題一旦選定(我們希望這一抉擇既是在相應的價值基礎上又是在理論重要性的基礎上作出的)，其后的兩個研究階段的結果若要令人信服，就應該完全不抱成見”。也就是說如果說在研究的第一階段研究者介入自己的價值觀還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話，那么一旦進人研究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即在調研的設計和調研手段的發展以及資料的搜集階段研究者則必須保持價值中立，客觀科學地收集數據，用這些數據來客觀地檢驗理論假設，而不應帶有研究者的偏見。如果研究者在這些過程中仍帶有自己的價值觀的話，那他的結論可能不會得到人們的認可。因為科學的研究結論要求經得起經驗證據的重復檢驗，那種通過選擇性證據得出的有偏見的結論是經不起重復性檢驗的。這兩階段的“價值中立”是研究客觀性的必然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須做到的。但是如果要在研究的第一階段和第四階段就排除研究者的個人價值觀則是不現實的。

第6篇

1.結合國情原則。政治學在中國的恢復、重建與發展的過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畢竟只有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還沒有達到成熟的發展階段。因此，中國政治學學科體系要研究國外的政治學，借鑒和吸收國外政治學的優秀研究成果，特別是要將中國政治學與世界上發達國家的政治學相聯系進行研究。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作出與中國的實際相符合的分析，要從中國政治現實出發，以發展著的為指導，分析和提煉中國的政治學理論和知識，并進行對策研究。那種不分時間、地點、條件，把外國的政治學理論，教條式地拿來應用，把具有中國國情的政治學理論體系概念化、公式化的做法，是不可能搞好政治學學科建設，更不可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

2.實踐性原則。任何一門理論如果不與現實緊密地相聯系，它就會失去生命力。而政治學本身與現實政治的關系就最為密切，就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因此，社會實踐性原則也是構建中國政治學學科體系的一條重要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從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所面臨的實際情況看，是有許多問題需要政治學進行科學研究、并納入學科體系的。只有這樣，才能盡可能地減少政治學理論研究者與實踐者之間的分離，促進他們之間應有的溝通與合作，推動政治學學科建設的發展與人才的培養。

二、政治學學科建設的內容

就普通高校政治學學科建設來說，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建設：

1.從政治學理論研究的新特點進行建設。政治學理論研究的新特點主要有：政治學理論的研究范式將有所轉換，逐步形成具有原創性、獨特性和本土性特征的政治理論；政治學的研究方法逐步豐富。在政治學研究方法指導下，分析、批判、借鑒吸收西方政治分析的角度，并逐步形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分析方法體系；對中國政治的研究得到更大的重視，政治學的基礎性研究將會繼續取得進展；在此基礎上，政治哲學的研究成為政治學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政治哲學中對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效率的專題研究將成為政治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2.從政治學學科體系的新變化進行建設。當代政治學學科體系產生了許多新的變化，研究領域不斷擴展，政治規則、政治責任、權利政治、選舉政治、政府基礎、社會利益群體、政治社團、非政府公共組織、社區政治、全球化、公共政策、公共組織變遷等會成為新的分支研究領域。政治學的學科領域與其他學科發生交叉融合，產生了一些交叉學科，如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政治倫理學、地緣政治學等；而經濟政治學、數量政治學、治理政治學、制度政治學等交叉學科也逐漸形成。

3.從全球化對中國政治的影響進行建設。全球化對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了較為深刻的影響，影響涉及政治穩定、政治合法性、人權和公民政治權利、社會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變化調整，及其所產生的政治效應，社會利益群體的政治協調，社會體制結構性調整和政治管理，權力結構的調整問題等，這些問題都從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中國政治發展的復雜性，這就要求我們在政治學學科建設中，必須重視中國社會現實的深刻變化和發展，必須實現理論研究和現實研究的相互促進，在理論研究中尋求新的空間，在現實研究中尋求新的發展資源和理論支持。

4.建構完整的政治學課程體系。當前，政治學學科存在專業定位不明確、教材內容陳舊、課程設置不科學等諸多問題，而政治學的實踐性和應用性在學科建設中沒有得到體現。因此，政治學教育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科學的課程體系與評估體系，科學設置專業課和專業必修課，在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上，要不斷更新、變革。除了重視基礎教育，突出專業素質和專業能力的培養，還要在課程設置上注重專業素質教育和其他綜合素質教育的有機結合，特別是要加強實踐應用能力的培養，讓學生熟悉從事國家、政府實際管理活動的理論、方法與操作規程。

5.提高政治學學科隊伍的水平。現代社會的政治發展，需要大量的現代政治管理人才，作為政治人才資源的支撐，這對普通高校的政治學學科建設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普通高校的政治學學科建設既要注重學術型，也要注重教育型。學術研究和教學要突出對現實問題的回答。不僅在教學中把對熱點問題研究的成果引進課堂，還要重視地方性、區域性研究成果的課堂化。在教育方面，突出現代政治管理人才的培養，尤其是應用人才的培養，關鍵要有一支高素質的教學科研隊伍。這要求我們首先圍繞做強學科，提高隊伍水平，提高教師的理論水平和研究深度。大膽地開展學術交流與爭鳴，制訂教師培訓計劃，提升教師層次。

三、政治學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

政治學學科建設對于政治學人才培養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學人才的培養目標，應著眼于培養具有一定理論素養和政治學基本理論和專業知識，能在黨政機關、高中等學校、新聞出版機構、企事業單位等從事、政務管理、政策調研和教學科研等工作的政治學高級專業人才。為此，政治學學科建設應圍繞這一目標，為學生提供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政務管理和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現代化知識和技能，以及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素質。

1.政治學人才培養質量是衡量政治學學科建設水平的重要標準。政治學學科建設的有效性能夠通過政治學人才培養的水平得以體現。政治學學科建設通過依靠自身的師資力量，加大科研力度，努力爭取在本學科內占據較為前沿的研究地位，進而將這種學科知識的領先性轉化為課堂的具體教育資源，把先進的學科理念傳授給學生，并引導學生參與到這一學科中。因此，高水平政治學專業人才的培養是政治學學科建設水平的最終體現，而所培養政治學人才的知識儲備及業務水平的高低，更是能夠直接反映政治學學科建設的有效性。

2.政治學學科建設是政治學人才質量的重要保證。盡管高校能夠培養出高水平的具備綜合性知識儲備的人才，但這些人才能否快速適應社會則成為檢驗高校教育成果的試金石，而這種對社會的適應性，卻能夠從政治學學科建設當中得到保證。此外，政治學學科建設能夠確保高校所培養的政治學人才在知識儲備及綜合素質方面滿足社會的需求。知識的儲備狀況及人才綜合素質的培養，離不開高水平的學科建設工作。有效的政治學學科建設體系，不僅可以確保高校在該學科的理論發展當中具備前沿性的能力，而且也能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培育出適應環境的政治學人才，最終確保人才價值的順利體現，更好地服務于社會。

第7篇

關鍵詞：理科班；政治教學；現狀調查；策略

中圖分類號：G633.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2-1578（2016）11-0040-02

普通高中在文理分科后理科生仍然要學政治，作為高考不考的政治課在理科班中的處境相對比較尷尬，經常有老師反映理科班政治不好教，理科學生對政治不愿認真學的情況。如何開展好理科班政治教學工作，是值得每一位高中政治老師探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1.普通高中理科學生政治課學習現狀調查

1.1對政治課學習興趣不高。大部分的理科生認為高考不考政治，只需要應付下會考就可以了，政治到考試的時候背背就行了，因此沒有學習的必要，認為必要的學生也只是因為會考而學，可見普通高中理科生對政治課學習積極性不高必然會影響政治課的教學。

1.2對政治課部分教學內容不大認同。部分理科生認為書本知識不實用，政治學科中的部分內容與現實生活脫節大，聯系不緊密，對政治課程學習存在迷茫心態。如高中政治課程中的哲學部分。我們一直提倡哲學很重要，但由于哲學內容過于抽象化，不易理解，學生學起來比較費勁，故學生對此只是抱著學學看的態度，并非全心全意的學習使學生本就一知半解的政治課程更加心中存疑。

1.3對政治課的負面宣傳加劇學生對政治課的忽視。在現行高考指揮棒的壓力下，部分理科老師尤其是班主任對學生學習政治往往給予負面的宣傳，大都要求學生把學習時間充分用在高考科目上。甚至一些老師就在課堂上向學生灌輸"政治無用論"、政治浪費時間等負面、錯誤的論斷，這對學生的影響非常大，加劇學生對政治課的忽視。

1.4政治教師對學生學習的影響較大。對老師的好感能激起學生學習政治的興趣。部分政治教師受自身素質的限制，對政治學科的相關內容一知半解，自身專業素質和職業水平不高，造成講課方式單一，枯燥，方法不多，無法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導致學生對政治課更不重視。

2.理科班政治教學的有效探討方法

如何激發理科班學生學習政治的興趣，提升政治課堂教學的效果呢？

2.1理論聯系實際，激發學習積極性。要上好理科班的政治課，教師必須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讓學生認識到政治學科與生活緊密相聯。例如本學期我們學習《生活與哲學》，在講到整體和部分的關系時，可以列舉我們班和其它班進行籃球比賽，如果只靠隊長一個人的力量，最后能否取得勝利，同學們展開激烈的探討，最終他們自己可以得出整體和部分的關系。

再如，要向學生灌輸政治課非常重要，政治源于生活，政治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思想，而且現在繼續深造參加研究生考試，公務員考試也要進行政治方面的考試。即使在參加工作后，也要經常性的參加單位組織的機關政治學習。如，現在全國上下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活動，也屬于政治的范疇。古人云："文史哲不分家"，特別是政治學科中的哲學知識可以有助于學生加深語文、歷史學科知識點的理解，也可以培養良好的讀書習慣和興趣愛好。基于此，明確學生學好政治課的好處，給學生留下政治課的好印象，才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

2.2強化學以致用，拓展學生知識面。在政治課教學中我們可以增加"探究與實踐"、"閱讀與思考"、"實話實說"等板塊，給學生參與的空間，發揮其主體作用。比如理科班的學生對哲學還是比較感興趣。上課的時候我給學生展示了一個事例：有兩個人面試，都說自己的英語口語很厲害，因為他們都知道那位面試官不太懂英語.說自己跟老外交流沒有問題，結果第二次復試的時候，面試官真的請了一個老外，一對話，發現他們的英語其實不怎么樣。同學們進行探究與實踐，最終得出結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在上課的過程中要使政治教學生活化，就應該多講授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知識。使學生感覺政治學習能學以致用，調動其學習的興趣，擺脫為了學考而學習的狀況，從而有利于理科班政治的教與學。

2.3加強交流溝通，實現教學相長。作為理科班的政治老師，可以通過交流使理科老師認識到在學生普遍忽視政治學習的情況下，有些無心和不當論可能對政治老師的工作和政治課教學帶來沖擊。要求其從學生整體素質提高和會考的實際出發，給予正確的引導，不能因為高考不考就放棄學習，也不能因為高考不考就隨機擠占、增減政治課課時，作為班主任，更應該給學生樹立大局意識和全盤思維，對所有學習一視同仁，不偏廢任何一門學科，而且要高標準、嚴要求。政治課教師更要采取多種方式、想方設法引領學生進入政治課的殿堂，讓學生充分感受到政治課的巨大魅力，讓學生自覺、自發學習政治，甚至保持對政治課較高的學習熱情。也要經常性的聽取學生的意見建議，對其中合理化的，有助于教學的要采納，實現政治教學的進步。

2.4提高職業素養，培養人格魅力

2.4.1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要上好理科班的政治課，教師應該博覽群書，積極關注天下大事、要事，及時更新知識，這樣在課堂上講解分析時，信手拈來。使學生在心理上接受你，喜歡聽你的課。同時，作為教師必須熱愛學生，尊重和理解學生。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關心，就對教師有親近感，這樣學生才會"親其師，信其道"。

第8篇

我是一名高中生，在我印象中，老師總喜歡把文科與理科對立起來，理科老師總說：“文科就是背出來的，只有理科才能真正體現一個學生的能力。”文科老師總說：“理科生更應該學文科，理科太過于絕對，而文科講的是相對的，過去從政的人不少向理科偏，而現在從政的人都向文科偏。”不知道是應試教育體制扭曲了文化的本質，還是純屬老師的主觀看法。不管從老師的話里，還是從教科書的文字中，我發現在我所受的教育中，通常喜歡把理科與文科各自孤立起來，主科與副科分離，而缺少各個學科之間的系統聯系。美術是副科跟主科沒關系，政治是文科跟物理沒關系。

為了應付考試，理科必須多做題，搞得神經麻木，容易成為定向思維；為了應付考試，文科又必須多背書，好像文科就不需要舉一反三的能力一樣。雖然高考提倡考查應試者的思想，而不是技術，但是應試制度卻越來越引導我們走向依靠技術和記憶的方式學習，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分數。考試的局限性就培養了許多應試機器。我的很多同學一看到題目就知道怎么做，卻并不知道這道題的思維過程，而這些都不是考試能完全考查出來的。思想與知識脫離，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

我們的教育制度當然不希望培養出的人才是冷血動物，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是會給同寢室同學投毒之人。我們希望培養出像錢學森一樣既有強烈愛國情懷又具有創造性的專業學者；我們希望培養出像愛因斯坦一樣不肯成為納粹機器，具有強烈正義感的偉大知識分子；我們希望培養出人格魅力能與學術成果相媲美的類似于居里夫人的人才。

回到上面的話題，文科與理科到底有沒有緊密的聯系，副科與主科到底有沒有緊密的聯系。拿美術來說吧，對美術的審美就像對文學的審美，不僅要細致，還要做到知人論世，了解作者的身世和所要表達的情感。許多美術作品的靈感取自文學作品，許多文學作品以美術作品為藍本，比如弗里達傳奇的一生就被寫成了傳記拍成了電影。美術創作要用到幾何學，超現實主義的靈感就是來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學。

有很多女生不喜歡物理，物理是什么，就是物的道理，是思想。人們根據宇宙的規律所探索出來的，它的基本原則就是遵循客觀事實，不脫離實際。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抽絲剝繭般從物中探究出本質與真理，但是我們所學的物理太脫離實際了。物理是來自生活的，正如文學也是來自生活。那些定理不是用來死記的，定理能讓你對生活中感受到的事物模糊的運動規律一下子變得清晰。當了解了一個定理，我們感到的不應是厭煩，而應是：“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呢。”

什么是政治，從一定的歷史條件出發，尤其是從社會經濟生活中去探究政治發展的動因，揭示政治現象的客觀性和規律性，從而應用于現在和未來。既然政治的現實意義是要應用于現在和將來，就需要文科生要有長遠的眼光和敏銳的思維，要用到理科舉一反三的思想。

不難發現學習政治的方法之一也是探究，政治不是孤立的，而是各種行為的宏觀表現，它涉及的范圍甚廣，但它也宏觀地體現了自身的規律，是一種受諸多因素影響的運動。正如列寧所說的，政治是一門科學，是一門藝術。所以政治學研究方法多種多樣。如現實主義研究、制度研究、心理分析、團體理論、要素分析、實地調查、政策分析、權力分析、角色理論、博弈論等。

當代政治學研究已有條件采取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從各個方面和各種角度分析和考察政治現象。當代政治學同社會科學的其他許多學科和自然科學學科相交叉，產生了一系列邊緣學科，如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地理學、地緣政治學、生物政治學、政治人類學、計量政治學等。在本質上，它與物理是一樣的，因為人也是物質，意識也是由物質所延伸出來的，世界本是物質的世界，所以揭示政治現象的規律性就是揭示了物質高級運動的規律，換句話說，只要我們的物理學夠發達，我們完全可以用物理學的定理來解釋人的思維，解釋政治。

第9篇

    關鍵詞:新制度主義政治學 理念 制度  

    一、理念的淵源與復興  

    說到“理念”的歷史淵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中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柏拉圖。在他看來,“理念”是離開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是永恒不變的,是普遍、絕對和必然的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不同時期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對柏拉圖的“理念論”進行了批判與繼承,如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為推動知性產生到超越經驗的純粹理性;黑格爾在《小邏輯》里將理念稱為“自在而自為的真理概念和客觀性的絕對統一”[1];……等等。在上述歷史線索中不難看出,“理念”一詞在唯心主義學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內涵也隨著唯心主義的發展不斷地豐富起來。  

    隨著近代辯證唯物主義的興起并逐漸成為哲學主流話語,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物質世界”,強調其對“意識”的決定性作用,拒絕那種超越物質世界而存在的“理念”,從而“理念”一詞在學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思潮逐漸闖入了人們的視野,其中影響較大的建構主義站在相對主義的哲學立場上重新強調了主體認知的重要性,力圖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結合起來進行解釋與分析,這為“理念”的回歸帶來了新的歷史契機。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首先在政治學科中的國際政治關系研究方面占據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領域,形成了政治學科的建構主義模式;其核心思想認為決定政治結果的既不是觀念也不是物質因素,而是觀念與物質因素間的互動對政治后果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徑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徑中,其核心問題就是理念如何影響政治行為。它認為,政治行為既是行動者的動機、利益和偏好相結合的產物,也是環境提供機會及限制約束的復雜后果。這種觀點被認為有著很大的進步性,其把動機、利益和偏好都當成了變量,這與政治現實更為切合。進而,它闡述了理念路徑的核心分析點對政治現象中的“利益”概念進行了重新認識。它強調利益分為兩個層面的,一是客觀的利益,二是主觀對客觀利益的認識,并且這兩者在多數情況下是不一致的。那影響政治行為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后者呢?對此,科林·海在唯物主義“背景物質利益行為”[2]的解釋模式基礎之上,發展了一種“背景‘現實’或物質利益對物質利益的認知行為”[3]的建構主義模式。雖然這種模式更符合實際政治生活狀態,但其最為明顯的不足之處是必須借助其他變量才可能闡明理念對行為的影響機制。在這種背景之下,處于政治學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力圖把理念與制度結合起來。 

    三、理念與制度的結合  

    就目前來說,理念與制度的結合主要沿著三條線路展開。第一,理念在制度化過程中的作用。這一線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轉變成為有形制度的,對此舊制度主義做出了巨大貢獻,如洛克、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轉變成了制度設計就是最好的釋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協商、對話、主體際的溝通以及集體認同中的作用。這一線路闡述了理念對政治行動者的偏好、利益觀、價值觀等發揮著決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這一線路有效地解釋了制度變遷中的動力問題。通常情況下,理念與政治制度績效之間會存在一定的“摩擦”現象,這是政治制度變革的直接動力。亨廷頓在1981年的《美國政治:不和諧的許諾》中指出:推動美國政治發展的動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的績效之間存在著摩擦,當兩者之間的距離非常大的時候,它就能推動制度變革,向政治理念倡導的方向發展[4]。具體來說,首先,理念通常描繪了一個令人向往的未來狀態,它與現實情況之間的差距激勵政治精英進行政治變革,并為政治變革提供了行動“藍圖”。然后,在制度變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現“去功能化”傾向,它們無法再為政治行動者提供穩定的預期,在這一時間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減少不確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進一步細化下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從而對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戰。在上述的條件都已具備的情況下,隨著舊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喪失,理念為新的制度設計奠定了合法性基礎。從而實現了理念對政治精英行為的約束和對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維護,詮釋了理念引導下的制度變遷的全過程。

    參考文獻:  

    [1]黑格爾.小邏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