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8 16:54:30
導語：在社區治理背景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各區縣政府房改辦、社團辦：
根據市委、市政府加強住宅合作社管理的要求，現就區縣住宅合作社登記、監督和管理的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市房改辦是全市住宅合作社的業務主管部門，全面履行對全市住宅的管理職責。各區縣成立住宅合作社，須經區縣房改辦審查并由市房改辦復審后，到本區縣社團管理機關辦理注冊登記手續，在辦理注冊登記手續前仍報市社團管理機關統一平衡。重大變更及注銷登記和年度檢查均按此程序辦理。
二、在這次清理整頓社會團體工作中，住宅合作社的審查也按前述程序辦理，即先由區縣房改辦提出審查意見報市房改辦復審后，再到社團管理機關按照清理整頓要求和程序進行審查，并辦理相應手續。
特此通知
關鍵詞：園林；景觀；施工管理技術
中圖分類號：TU98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6）13022802
1植被的特性與設計形成
1.1植被特性
地面上的植被與土壤、水體和其他典型地物有很大的不同，地面植被往往具有非常顯著的光譜反射的特征。植被的化學與形態學特征決定了植被發育、健康狀況和生長條件都會影響對地磁波的響應。在通常情況下，氣候、土壤、地勢以及生物等環境因素會對植被的生長特性造成一定的影響。植被的塑造功能是很好的，可以用于點綴室外的空間，美化環境，同時，還可以創造出人類生存和需求的良好生態環境。（植物可以通過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且釋放出氧氣，達到凈化空氣的作用，同時還可以吸滯塵埃，吸收有毒有害氣體[1]。
1.2設計形成
園林景觀植被設計可分為3種類型：自然式、規劃式和混合式。其中，自然式還被稱為風景式或者是不規則式。不規則式的植被景觀布置一般來說軸線都不是非常的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各種不同種類的植被往往都是自由分布，并沒有規律可循。將自然界的植物生態群落作為一個藍本，創造出富有欣賞性的自然植被景觀，比如說自然式叢林、疏林草地以及自然式花境等。多用于自然式莊園、綜合性公園安靜休息區，自然式小游園、居住區綠地等。
規則式也稱為整形式、幾何式、圖案式，規則式指的是等距種植園林景觀中植物，行列分明，或者是對園林景觀中植物做一系列有規則的排列組合，使其具有規整的形態。規則式用到植籬、整形樹、模紋景觀和整形草坪等。而且，在規則式中的花卉布置方式一般都是圖案式，一般會將花壇設計成漂亮的幾何形狀，如果工程較大，經費充足，還可能直接設計大規模花壇群；而規則式的草坪大多呈直線，或幾何，或曲線等等。西式園林大多數都是采用的規則式，所以會顯得比較嚴謹，人工雕琢的色彩比較濃重，往往給人帶來一種莊嚴的美感。
混合式則是將規則式和自然式進行科學合理的整合。混合式都指的是群體植物景觀，又稱群落景觀。混合式植物造景其實是結合了二者的優點，取長補短，既有整法清能、色彩明快的態體效果，又有豐富多彩、變化無窮的自然景色。
2植被管理技術
2.1植被的選擇
在規劃設計植被時，植被類型的選擇對整個設計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在對園林綠化進行施工的時候，選用的植被苗株一般都是來自各個不同地方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植被患病的概率就容易增高，園林綠化工作的速度就會被拖慢。在進行正式的施工之前，選擇好植被類型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嚴格把關植被質量，選擇優質植被，那么植被的存活率就會得到較大提高，也有利于后續園林綠化相關工作的展開。
2.2植被的合理栽培
就目前而言，很多城市的園林植被都喜歡選擇大規模的種植同一種植被，雖然這樣方便規劃，但是也存在著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大規模種植同種植被容易導致病蟲害發生率增高。因此，如果能夠科學合理的搭配多種不同的植被進行種植，就能夠很好的降低植被受病等的幾率，有利于植被的長久生長。
2.3病蟲害的防治措施
要做好病蟲害的防治工作，光依靠噴灑農藥這樣的外界措施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過度依賴農藥并不利于環境保護。應利用植被生長原理，找到天然的方式來對植被進行科學合理的有效保護，比如說引進害蟲的自然天敵對蟲害加以遏制，又比如使用燈光誘殺方式來對害蟲進行消滅，保證園林植被更好的生存，使城市園林綠化植被和諧生長。在預防方面，在城市園林挑選花卉樹苗時，要重視植被檢疫環節，保證植被的質量；對于那些植被本身的寄生蟲等，要用科學的手段進行預防性治療，避免發生病蟲害衍生的情況。
3小區植物景觀設計所存問題分析
3.1規劃設計不合理
與其他綠化景觀設計有很大的不同，居民小區植物景觀設計有著自己鮮明的特色，居民小區植物景觀設計不單單是要設計的美觀，還要站在小區居民的角度考慮景觀設計的舒適程度。但是目前我國的居民小區植物景觀設計中真正做到人性化的很少，普遍缺乏先進的植物造景意識。
3.2植物選種不合理
當前居民小區植物景觀設計的植物種類選擇并不是很科學，往往忽視了樹種對當地生態環境的適應性，這就非常容易造成“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尷尬局面。其實，居民小區植物景觀的樹種選擇應該要以本土植物為主，因為其對當地環境的適應能力更強，不容易患病，而且，還能夠起到比較好的美化作用。但是，實際上目前我國很多居民小區植物景觀設計選擇的都是外表好看的植物，并沒有考慮到適不適應當地環境的情況，這樣是不利于景觀長遠發展的。這樣不但會降低小區景觀效果，而且還會增加管理成本。
4小區植物景觀設計優化措施
4.1嚴格遵循設計原則
（1）遵循功能性原則。居住小區的植物景觀設計，最為主要的是為居民營造一個舒適健康的生活環境，重視功能性原則，將設計重點由傳統的形式美轉換到功能性設計上來，使得整個環境設計的持續性得到更好的提高。比如說，如果是北方的居住區景觀設計，那么就要充分考慮到冬季北方植物會凋謝的季節區域特點，適當配合種植一些常綠植被，這樣一來，就不會出現“冬季無綠可看”的狀況了。
（2）遵循人文性原則。人文性原則指的是植物景觀設計要以人為本，充分考慮當地人文因素。比如說綠地設計，它不單單就是一片綠地，還要能夠為居民交流創造出良好空間，要具備休閑功能。
（3）遵循整體美觀的原則。小區植物景觀設計不單單要具備形式美，更重要的是還要具備動態美感，一年四季，小區植物都要“有景可看”，不應出現校區綠化美景只集中在某一季節，而其季節小區綠化都是“不堪入目”的狀況。
4.2合理選擇種植樹種
小區植物景觀設計講究“因地制宜”，種植樹種的種類一定要選對，這是創造一個成功景觀設計的基礎。在選擇植物樹種時，不光光要考慮造景需求，還要考慮到居民的實用需求，要因地制宜，將小區植物景觀的作用發揮到最大限度。
4.3合理設計小區功能區
隨著社會的進步，現在人們買房的時候都會比較關心小區的綠化率，一般高檔小區的綠化率都是比較高的，綠地面積廣，水系良好。要獲得這樣的環境，不單單是要選擇合適的植物種類，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利用植物來對小區的各個功能區進行規劃設計。綠地一般在邊緣地區種植喬灌木，中央則是大面積草坪的搭配，當然，中央部分換成彩葉地被植物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這樣一來，就能輕松打造出非常具有當地小區特色的疏林草地景觀了。這樣的設計，往往能夠很好的滿足居住者的環境需求，給居住者營造出“鬧市中的樂土，遠離城市的喧囂”的超然之感。除此之外，還有小區的道路景觀綠化設計，道路景觀設計最好能夠將采光與降噪這兩個需求完美的結合起來。
5結語
園林景觀植被設計和植物景觀設計必須契合現代化的要求，體現現代園林景觀建設理念，使景觀給人們帶來不一樣的體驗；園林管理則必須具備保證建設成果的作用，在成熟的管理技術下，園林植被可以保持活力，這也是提升園林景觀品質，體現園林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積極做法。
參考文獻：
根據《北京市外地來京人員租賃房屋管理規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1995〕第12號）中第三條規定和市領導的指示精神，市局決定于12月30日前對區、縣房地產管理機關未設立基層管理機構的農村地區，由區、縣房地產管理機關委托鄉、鎮人民政府外來人口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對外地來京人員出租房屋進行管理、監督和檢查。
委托管理的主要內容和要求：
一、依照《北京市外地來京人員租賃房屋管理規定》全面加強對本地區出租房屋的管理工作；
二、建章建制，配備經過區、縣房地局專業培訓的專職管理人員；
三、負責本地區向外地來京人員租賃房屋的調查摸底工作；
四、負責受理和審查出租人申請房屋租賃的有關證件和證明材料，并對出租房屋進行現場勘察；
五、負責辦理《房屋租賃合同》的登記備案手續；
[關鍵詞]城市；社區參與；困境
隨著改革開放后單位制的解體，大量的“單位人”轉化為“社會人”，在這種背景下，城市社區逐漸成為基層社會治理與居民生活的基本單位。基于社會管理的需要，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國家提出了“社區建設”，旨在通過社區建立起基層社會的共同體，滿足國家基層治理的需求以及適應社會整合方式的變化。在這種語境下，居民社區參與作為推動社區建設與滿足基層社區治理的核心要素，一再受到學界和政府的關注。但是從城市社區發展與基層治理的現狀來看，城市社區居民參與一直處于困境中，遠離社區建設的初衷，也并沒有完成社區基層治理與秩序整合的功能。因此探討城市社區參與困境并提出解決對策具有一定的價值與意義。
一、城市社區參與困境的現實表征
（一）娛樂活動參與型多、社區公共事務參與型少
在社區參與中，比較多的是娛樂活動參與型。在很多城市社區居民中，一部分擁有較多閑暇時間，家庭條件比較優越，自發形成一些娛樂型組織。這種娛樂組織一般進出自由，出于鍛煉與娛樂的雙重目的。如在一些些社區廣場一些居民定期跳廣場舞，或一些老年人下圍棋[1]。娛樂活動參與在城市社區分布最廣、涉及居民最多。這種社區參與更多的是基于居民的興趣愛好，與關心社區公共事務無關。在很多社區調查發現，在社區參與中，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非常少。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一些小區的業主也成立了QQ群，對社區的公共事務也顯示出一定的關心。但是現實中可以發現，一些業主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效果不理想，一些居民認為這是社區公共的事情，居民很難說了算，隨波逐流心態突出。在關系業主切身利益的事情，如小區的車位問題、物業收費問題等，多大數居民也僅停留在私下議論的階段。
（二）被動參與型多、主動參與型少
受多年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動員模式的影響，社區組織與居民群眾形成了固有的行為慣性與社區參與的路徑依賴。在社區活動中，社區組織為組織活動而動員社區居民參與。為提高參與率采用慣用的發動群眾的辦法，但是參與效果不理想。居民主動參與的少，被動參與的多。例如，在一些社區中，居委會處于滿足居民活動的需要，也定期舉行一些趣味運動會等活動。很多居民不愿意參與這種活動，認為沒有意義。尤其是一些正值青壯年的居民，他們以工作忙、沒有時間不愿意參與居委會舉行的活動。參與活動的大多是退休的老年人或賦閑在家的全職太太。參與的目的也是打發時間、湊個熱鬧。在參與過程中積極性不高，“被動性”突出。一項所謂的社區建設活動如果只是為了完成上面的任務或個別人的政績的話，那么，在居民有了不參與的權利條件下，該活動則會出現參與不足現象。社區建設的總體目標無疑是為了發展社區、服務于社區居民利益。但具體到社區建設活動時，則可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偏離總目標，只有居民才真正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在居民有了不參與的權利的條件下，居民就會抵制那些違背他們利益的社區建設活動[2]。
（三）在關切居民切實利益的公共事務中，缺乏居民參與的路徑
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基層社會的組織方式與社會成員的生活方式逐漸發生變化。在城市社區，人們逐漸進入由不同文化背景、生活閱歷組成的陌生人社會。居住在同一社區的居民因為社區場域的作用，逐漸產生了凝聚社區居民的共同利益，基于業主利益的共同性，也正在產生關于物業收費、物業服務、公共空間權益等共同的利益訴求。在這種背景下一部分社區居民希望在涉及切身利益的物業管理收費、小區治安、公共設施等參與小區決策，希望在社區決策中維護居民的切身利益。很多居民都認為，目前居民利益缺乏合理的表達渠道。尤其在涉及物業收費、車位問題等方面，物業公司不顧居民的利益，服務質量差、收費高，時常侵犯居民的居住權益。社區是社會個體組成，居民個體基于生活利益的需求，在涉及自身社區權益的事務中也愿意表達自己的意見，尤其迫切需要同物業公司進行信息交流，維護居民的權益。
但是在目前的社區治理構架中，缺乏居民參與公共決策的路徑。社區建設作為政府主導的一項長期工程，一直以來缺乏居民的有效參與。尤其是隨著社區組織的多元化，物業公司基于盈利的目的，在物業收費、物業服務等方面很少讓居民參與決策。作為群眾自治組織，居委會多年以來一直扮演著政府“人”的角色，被日常行政事務包圍，居民與居委會之間并沒有聯系的暢通渠道。調查中顯示，很多居民認為，在事關居民利益的事務中，社區并未給予社區居民參與的渠道，讓居民參與的大多是為體現居委會工作業績或物業公司工作形式的集體文體性活動。居民個體自身勢單力薄，也缺乏自組織的渠道，很難和物業公司、居委會等社區組織抗衡，居民苦于缺乏利益表達途徑。
二、構建暢通的參與機制的路徑分析
（一）構建居民利益訴求表達機制
在社區場域中，來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區居民因為商品房的購買而居住在同一社區，基于共同的生活價值訴求而有著共同的利益需要。社區的共同利益包括優美的環境、良好的服務、和諧的人際關系、健康向上的文化等。這些共同利益實質上就是社區公共物品[3]。多年以來，居民社區參與一直處于被動狀態，在政府倡導下，讓居民參與的大多是體現居委會政績的文體性活動，缺乏居民利益表達機制。
面對居民利益訴求多元化的現實，要真正發揮社區基層整合的作用，必須從社區居民的真正需求出發，構建制度化的居民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如可以通過物業公司、居委會等組織與居民代表面對面的交流形式，讓居民的意見表達顯性化。同時也可以通過網絡建立交流平臺，使居民意見與社區組織雙向溝通，讓居民從“表面參與”、“被動式參與”等參與形式中解脫出來，釋放出參與的激情與動力。建立健全溝通的渠道，在事關全體居民利益的小區治安、物業收費、公共設施維護、停車位等問題上，可以建立每周一次的居民意見日，由物業公司和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接待，傾聽居民意見，發揮居民的主人翁作用。
（二）設置居民自組織
社區不僅是國家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更是居民生活的共同體。當前時期，居民的原子化特征明顯，缺乏有效的組織整合。要真正發揮居民的參與作用，在政府引導下，可以鼓勵居民成立社區治理小組、居民意見組等居民自組織。通過居民自組織改變社區居民一盤散沙的局面，整合居民的利益訴求，同時建立居民秩序整合的組織載體。讓居民在組織中找到價值訴求的表達途徑，也作為居民意見與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梁與紐帶。在政府引導下，發揮居民自組織的多種功能，完成基層治理與秩序維持的作用。真正把居民作為社區的主體，有序的推進社區居民的有效參與。當居民有參與意愿時，不能把居民僅僅當作社區參與的幌子或僅僅把居民參與僅僅局限在衛生清掃、文體健身、為民服務、組織治安聯防隊、動員捐衣捐物等特定的事務中。讓居民自組織成為居民參與的渠道，以促進居民之間的合作，最終促進居民歸屬感的產生與互惠行為養成。
三、結論與思考
在社會轉型的特殊語境下，社區作為基層生活的共同體，被賦予了基層整合方式構建與滿足居民不同利益與價值訴求的多元功能。社區參與是構建社區共同體的基礎，也是形成良好的基層社區治理格局的重要保障。但是目前城市社區居民參與的狀況不容樂觀，社區參與呈現出表面化的狀態，居民參與娛樂活動參與型多、社區公共事務參與型少，被動參與型多、主動參與型少，缺乏促進社區發展的實質性參與。在關切居民切實利益的公共事務中，缺乏居民參與的路徑與渠道。當前社區治理中，社區基層秩序整合作用并未很好的發揮出來，物業公司與居民之間矛盾突出，面對居民日趨顯現的利益訴求與價值訴求，必須因此要構建暢通的參與機制的路徑，建立常規居民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建立居民與社區組織的溝通渠道。在政府引導下設置居民自組織，讓居民真正成為社區的主人，發揮居民參與的主體性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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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寶鋒.城市社區參與動力缺失原因探源.河南社會科學，2005（4）：24.
關鍵詞：網格化管理；碎片化社會；社區自治
中圖分類號：C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018-02
伴隨市場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動性大，城市社會群體高度分化，城市社會結構正發生深刻變化，“碎片化”成為基層社會的新形態。單位制的解體，導致應對計劃體制下社會結構的傳統管理模式也趨于瓦解。在社會關系復雜化、利益結構多元化，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碎片化社會中，各大城市掀起了“網格化”管理的浪潮，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但由于在設計理念以及內在機制方面的缺陷，網格化治理方略在自主性社區的應用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問題。本文將回溯網格化管理的內涵及特點，并在深入分析其運行效果的基礎上，力圖提出創新城市管理模式的新思路，從而實現協同治理格局的建構。
一、網格化管理之勃興與特征
在單位制逐漸解體、社區成為社會基本單元的背景下，社會事務向社區累積，但其尚未達到獨立承擔管理職能的程度，造成了政府治理壓力的空前加大。政府必須尋求新型管理模式，以應對日趨復雜的城市管理難題。一種新的治理思路“技術治理”，即國家通過引入新技術，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中的效能。并且國家在實現自身管理目標時，其管理技術、治理手段正在變得越來越“技術化”[1]。網格化管理正是作為一種新的城市治理技術應運而生的。
學界對于網格化管理的內涵的理解大致相同，認為網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區管理體制不變的基礎上，按一定標準將城市社區劃分為若干個單元網格（一般一個網格內常住人口為4000-5000人），并搭建與統一的城市管理數字化平臺相連接的社區信息化平臺，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種監督與處置相分離的新型基層管理體制[2]。
自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開始推行網格化管理模式以來，這種新型管理體制逐漸在全國各大城市普及，形成了諸如寧夏石嘴山大武口區“4+6”模式、山西長治”三位一體”等典型模式。在實踐探索中，網格化管理模式呈現出明顯特色和優勢。
1.統一進行網格規劃與實施
城市網格化管理首先需要得到行政部門的高度重視、預先規劃和有序實施。在實踐過程中，大多數城市提出了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市區聯動的工作思路，將網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網格化管理的運行需要以全市統一的戰略規劃和管理信息數據庫為支撐，然后按照同一標準劃分單元網格，統一進行城市部件普查等，從而形成全市統一標準、統一監管的有組織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實施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法規和工作指導手冊，從而保證網格化管理模式的穩定運行。
2.明確劃定各層級管理職責
網格化管理是將城區行政性地劃分為一個個“網格”，從而在“區―街道一社區”三級管理結構之下，增加了“網格”這一新的層級，變為四級責任體系，并且實行市、區兩級分工、監管分離的體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體系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推諉扯皮、權責不清的種種弊端，理順市、區、街道各級之間的關系，將資源進行重新整合，使各管理主體的權責界限更加清晰明確。
3.管理效率的高效化
網格化管理借助網絡平臺的信息傳遞作用，加之權責的清晰化所帶來的人為因素干擾的減少，有利于職能部門及時發現問題、迅速處理問題，突破了傳統管理模式反映問題的環節過多的弊端，減少了中間環節和管理層級，整個問題處理流程的時間明顯縮短，結案率大幅提高，從而提升了管理和服務的效率。
二、城市網格化管理實踐之局限
網格化管理在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話語背景下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大力提倡，并且廣泛應用于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領域。值得肯定的是，網格化管理借助全新的管理架構和治理技術，在打造“數字城市”、整合社會資源、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體現出明顯優勢。但應該注意到，這種管理模式在碎片化的基層社會中往往出現“管理失靈”的問題，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持久性不強，運行成本過高
網格化管理是在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的社會轉型期而創設，依托于信息技術和科層管理結構，將行政性管理延伸至基層社區，進而應對和社會糾紛，帶有一定的應急性。盡管網格化管理在基層社會與政府公共服務部門之間開通了較為便利的信息反饋和處理渠道，減少了各職能部門之間的推諉扯皮的現象，對于政府行政績效水平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但是，網格化管理的建立及其運行也潛藏著行政成本膨脹的風險。如在一些網格內設置多名網格員，增設各級網格管理指導中心辦公室，這就使人力、設備和資金投入勢必增加。此外，網格化管理在某些城市只是作為一種非常態的應急措施而被運用到相關活動和事件中。雖然使社會治理水平在短時間內有所提升，但其性質仍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政策法規的有力保障和相關機構的高度重視，從而其效能的持久性受到廣泛質疑。
2.抑制社區自治力量的成長
網格化管理通過“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對基層社會進行科層式管理，體現出社區建設的行政化傾向，這是中國傳統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響了社區自治功能的發揮[3]。政權力量對以網格形式存在的社區進行全覆蓋式管控，不僅使公共服務輻射到基層社會，而且將各利益群體直接納入進行政性管理，體現出“總體性支配”所不具備的精準性和強制性的管控特征，嚴重削弱社區的自治能力。因此，網格化管理的推進和加強將引致行政力量的強化、社區自我管理的弱化，進而對社區自治的進程產生不利影響。
3.全能網格的風險問題
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協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面對社會治理壓力的增大和社區在承接社會事務管理方面能力不足的困境，以及打破條塊分割式管理和加強部門聯動的重要目標，網格化管理已成為政府創新管理體制的主導方向。然而，在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實踐探索中，“網格化的功能與實施范圍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網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經被泛化到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地步，似乎與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相關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網格化來解決，網格化的范圍被大大泛化”[4]。“全能網格論”造成“管理依賴癥”，即確信一切問題和糾紛都可以通過網格加以解決、一切資源和服務都能夠通過網格來提供。這勢必造成社區自我管理能力的削弱，抑制社會組織和自主性社區等社會治理主體的成長，影響社會協同治理目標的實現。
三、行政力與自治力之契合：網格化管理之創新思路
網格化管理模式已難以適應基層社區日趨分散化和碎片化、利益群體日益多元化和復雜化的現代社會對于多元治理的迫切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設計上的缺陷―“行政下沉”式的四級管理體系利用科層式的組織隸屬關系對社會個體進行組織管理，導致行政力與基層社區的自治力的對接處出現“管理缺口”。因此，建構協同治理格局，關鍵是要實現政權力量與自治力量的高度契合。可以從以下兩項策略著手進行：
1.推動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轉變，實現協同治理局面
網格化管理在本質上仍是基于政府對社會資源和權力進行全面壟斷的一種管控型治理模式，這與當前“社會協同治理”強調政府、民間組織和社區等多元主體良性互動、深入合作來管理社會事務的話語體系存在著根本性對立和沖突。良好的經濟社會秩序的建構，需要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的緊密銜接，民間組織則充當橋梁作用，通過三者的協同配合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首先，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應是政府今后工作的重點。必須通過創新治理理念和簡政放權來明確自身定位，正確履行管理職能，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加快向“服務型”政府轉型；其次，自主性社區建設需要政策法規和資金的強力支持，鼓勵社區利益和志趣團體有序發展，積極培育社區自治力量，提升居民在社區事務管理上的參與意識和能力，將碎片化的個體重新整合，增強基層社會的凝聚力；此外，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務性社會組織，合理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務職能，向社區內部穩步發展，發揮民間組織在公共服務、調控矛盾、化解糾紛、扶貧幫困等方面的服務功能。
2.以社區服務聯動多元治理主體
社區服務著眼于社區需求，主要面向社區成員提供各種服務，是社區自治的主要內容；另外，社區服務也是公共服務在社區層面的延伸和補充，既包含聯結政府公共服務的諸多服務事項，也涵蓋了許多社會組織的服務內容。因此，社區服務可以作為彌合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斷裂”的整合因子。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專業組織的發展，并予以政策支持和法規引導，進而以民間組織為中介，向社區居民提供系統性、福利性、多元性的服務資源來滿足其從物質到精神的各種需求，使社區重新成為以認同感和歸屬感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體，最終實現基層社會矛盾的化解與和諧社區的建設。
綜上所述，社會管理的創新方向應是從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邁向與民間組織和群眾的參與管理相結合的多元化治理。實現協同治理的關鍵在于以社區服務來銜接行政力量與社區自治力量，消解政府管控與社區自主發展的緊張和沖突。以服務為導向，淡化科層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促進多元治理主體的深度合作，必然能夠賦予網格化管理以全新意義，使之在碎片化社會形態下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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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治理能力 社會治理 大慶經驗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要創新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理念、社會治理方式、社會治理體制、社會治理機制以及社會治理績效評估等，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題中應有之義。近年來，黑龍江大慶市以大慶精神、鐵人精神為魂，從2005年大慶市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啟動以扁平化管理，綜合執法為特征的公安體制改革，2009年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成立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發揮綜合組織協調優勢，整合20多個黨委和政府部門資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臺，2012年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先行先試，將市區原有的29個街道和200個社區重新劃分為70個新社區。接連幾年的大膽嘗試，大慶市的創新社會治理模式被總結為“大慶經驗”。
1“大慶經驗”：社會治理的新探索
“大慶”之名源于石油、取之國慶，聞明于其豐富的能源資源。1959年開發建設，1979年建市，是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工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2005年，大慶市開始實施以“1+5”為基本脈絡的公安體制改革。“1”即以扁平化和綜合執法為特征的改革，包括縱向管理體制和橫向機構改革，變市局、分局、派出所管理為市局、分局兩層管理，變分局多部門、多警種、多派出所為“三警種、一部門”。“5”即在扁平化基礎上推行警務指揮，社區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五項深化改革舉措。該項創新警務工作機制，不僅大大提高了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同時也更合理的進行了警隊配置。從宏觀層面觀察大慶市的公安“扁平化”改革，打通了公安內部條線管理，處理好了體制和機制的關系。明確了上下級的職責，做到對口服務，資源集中，一對一責任、提高效率，百姓遇到應急問題時能夠及時得到相應的服務。
2009年，大慶市又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成立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委員會的成立高度集中了社會資源、集中治理，以“解決問題”為核心思路，整合20多個黨委和政府部門資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臺。在這場改制中，百姓的需求、群眾的特性、人的價值訴求被提上日程，正確處理了社會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在提倡政府工作做減法，社會治理做加法的今天，大慶市政府減少了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實現從管制、管理到服務的重大轉變；政府瘦了身，從大政府變成小政府，社會做了加法，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繼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成立，大慶市即建立了民情社情政情收集處置反饋系統和“百湖民聲”網絡問政機制。在豐富了政治參與渠道的同時優化了群眾監督的入口，通過問情于民落實知情權，問需于民落實選舉權，問計于民落實參與權，問績于民落實監督權，大慶市以民為中心的治理模式真正意義上激發了群眾主人翁意識，提高了政府解決問題的效率。
2012年，大慶市再次大膽嘗試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先行先試，將原有的29個街道和200個社區重新劃分為70個新社區。新社區的合并改革了社區管理體制，使管理層級由市、區、街道、社區四級變為市、區、社區三級。新社區實行“一委一站一會”新模式。“一委”即社區黨工委；“一站”即社區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區實施服務和管理的基礎平臺，內設綜合管理中心和公共服務中心；“一會”即居民議事會，是新社區議事協商機構。同時，實行“一社多居”，即在一個社區管理服務范圍內設置三到四個居委會，居委會不再參與行政管理事務，而是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這次改革再次發揮了公民自治組織的主觀能動性，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社區管理體制存在的管理層級多、辦事流程繁瑣、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不強、居委會行政化傾向嚴重等問題。
縱觀三次社會治理模式的改革，從警務工作機制、民生工作機制到社區工作機制，大慶給我們的是一種范本、一種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種啟示和印證。
2“大慶經驗”：有效社會治理的三個要點
區別于“溫州模式”、“深圳模式”的工業化轉型道路以及經濟服務性的“浦東模式”，“大慶模式”開創了獨一無二的資源性城市轉型之路。以“浦東模式”作對比，其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準確把握歷史機遇、大量吸引高端外資、走開發公司主導下的國家級開發區建設之路。基于現代化的大背景，浦東依托于上海開放城市的環境善于吸收發達國家政府先進管理經驗的海派文化、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從源頭開展經濟建設。但相比較政治地位特殊的大慶市，最初肩負保障國家能源安全重任，陸續又扛起支撐龍江發展。其完全是主動作為，自力更生，以石油為支撐，以內生動力為驅動，追求經濟城市“雙轉型”的道路。因此總結大慶治理模式中的有效經驗作為折射鏡，亦是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一個良好的參考。
2.1創新社會治理準確定位，做到改體制與建機制同步
政府和社會的關系是體制改革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體制是一個框架和結構，機制是一種規則和運行，體制問題解決了，機制問題同樣要解決好，否則體制就難以發揮作用。大慶市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鬧，是結構性的改革，通過體制再造將人力、物力、財力、權力、注意力下沉到基層。大慶市的扁平化改革符合行政體制改革和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入分析、理性定位，切中百姓需要。減少層級，提高效率，零成本零距離的深入基層，將具體的改革落實到社區、公安、公共服務等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對于大慶市而言，在科學的框架設計下良性的運轉自己的機制，建立規范化的制度進行結構和資源上的轉型，以此來形成系統良好的動力機制、保障機制、激勵機制和運轉機制。動力機制促進保障機制的完善與健全，保障機制的周密使得激勵機制更富實際價值與作用，同時帶動運轉機制的活力，盤活了整個社會治理的生物鏈。
2.2創新社會治理提高公民參與度， 建立互信互任關系
公民的政治參與是社會治理創新中的主要環節，是監督政府的審判者與執行者。隨著基層民眾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競爭意識和參政意識的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期望越來越高，希望投入到社會治理與基層建設中來。同時，政府在履行職能過程中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問題，如形式主義、的問題、行政審批程序煩瑣，推諉扯皮，效率低下、辦事缺乏透明度、官員腐敗等現象也切實得需要基層群眾的民主公正的監督。因此政府與百姓之間應當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政府提供增益，提升公民生活品質的同時保障維持的提供，使公民生活品質不降低，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務的同時履行公民責任，認真務實的投入到政府監督中，起到規范政府行為的作用。
2.3創新社會治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提高社會治理能力
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對公眾生活的改善，創新社會治理應當尊重公眾的主體地位。隨著人們的需求結構從最基本的溫飽需求向高水平高質量的小康需求轉變，公民對于公平、正義、人格、尊嚴等現代需求、價值觀看得越發重要。具體體現在戶籍制度、高考改革、住房公積金等具體項目上個人利益的爭取上，更體現在公民爭取政治參與平等觀念的轉變，每一個人都積極投身于政府活動的監督與管理中。其次，隨著人員流動性的加強，逐步從有組織到組織相對弱化，從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因此唯有全面提高社會治理能力，有效管理社會人的同時引導并支持社會人參與到社會管理中，投身于民間組織的建設中，社會治理才能良性運作。再者，人的思想價值觀念變得多元化，趨勢更加明顯。人們在信仰、道德、倫理方面有著不同的走向，因此加強社會治理能力，不僅僅體現在剛性需求的建設開發中，更應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文化，即時調整傳統的社會管理指導理念、體制機制、以及方法手段，強調社會治理的本質與核心當是“以人為本”。
3創新社會治理：由權力管制走向多元治理
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創新是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中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社會參與，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執政者從權利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大慶經驗”是成功踐行創新社會治理的典范，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應當擇其益者，明確政府權力邊界，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改變執政觀念，提供公民更多參與社會治理的權限與渠道，積極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在創新治理中夯實執政基礎，提升社會治理實效。
（1）制度規范問題。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創新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理念、社會治理方式、社會治理體制等等，這就對公眾制度化組織化的參與提出了現代政治意義上的規范，對公眾參與的制度和途徑提出了期待。我國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存在很多問題：參與社會治理缺乏足夠的法律支持，公眾參與的代表遴選不科學，程序不明確等等，在公眾參與機制不健全不規范的情況下也就導致了非制度化的參與，諸如集體散步等政治參與行為。因此，在創新社會治理的背景下，應當完善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規范，做到制度公開，程序透明公正，使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獲得法律的保障。
（2）理念問題。在傳統國家，官民關系表現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而在現代國家，官民關系則體現為“委托與的關系”。在治理現代化的科學內涵中，治理不等同于統治。在治理中，每一個人既是被治理者，又是治理參與者。治理的目的不是過去把人給管死，而是通過積極的參與、溝通、協調、鼓勵、規范和閱讀形成一種遵循正確的價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標的良好的秩序和狀態。政府與公眾應當是建設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擔起社會治理的責任。這不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會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與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權力的無限擴張，維護和實現公民的政治權益。
（3）培育與發展的問題。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一定是個社會組織極為發達的社會。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管理亦是一個政府分權社會增權的過程，即政府的權力從社會領域適當退出，留下的空間由社會組織填補。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里的發達國家，每萬人里擁有的社會組織的數量只有3.8個，法國是110個，日本是97個，發展中國家平均10個以上，足見我國的社會力量太弱。現代社會管理既是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并依法對有關社會事務進行規范和調節的過程，也是社會自我服務并依據法律和道德進行自我規范和調節的過程。黨和政府是治理的主體，社會組織和平民百姓同樣也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平等對待并有效發展才能盤活整個社會的治理能力，真正在創新社會治理中夯實執政基礎，提升社會治理實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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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社會發展的進步,越來越多的農村在向城市社區化管理方向發展。但是當前中國各地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條件差異較大,農村社區建設在范圍、內容和模式上都需要不斷探索與實踐。
義烏作為一個縣級市在城市急劇擴張中,對城區7個街道的社區管理作了規劃與嘗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在義烏城區之外的一些街道及鄉鎮并沒有實現社區化管理或者在農村社區化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因此,為了確實的讓農村社區服務于民,研究義烏農村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并找到相應的對策,具有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義烏農村社區治理存在的問題分析
1、未充分實現村民自治
社區村民自治的實質就是按照村民自己的心愿,選擇大多數村民都認可的人來擔任村干部,決策村民自治范圍內的重大各類事務,規范各種行為。村民自治是農村社區治理的方向,也是推進農村社區民主自治的重要前提。但是義烏農村自治實施中發現很多問題。(1)村民自治發展不平衡。村民自治的改革實踐滯后于立法,有法不依,村民法制概念薄弱,參政議政積極性不足造成如:競選的條件、規則、選票的制作程序做沒能做到完全公開公正;唱票和計票的規則、方法、方式么能做到公開、透明。對村委會選舉中賄選、補選的處罰沒有落到實處,對罷免缺乏可操作性的規范。(2)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尚未理順。鎮政府與村民委員會關系不明晰,鄉鎮政府行政控制與村委會自治權利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鄉鎮政府把村委誤作為自己的行政下級或派出機構。村委會與村黨支部關系不協調。村黨支部過多干預村民自治。(3)農民政治意識薄弱。一方面農民對權利迷信、盲從。對政治生活缺乏責任心和關注度,不愿花時間和精力參與村里的政治活動中,對政治評價不傾向不抵制。另外,民主選舉與民主決策程度低,理性弱,民主監督沒有發揮該有的作用。
2、農村社區沒能給村民帶來認同感
改革開放以來,傳統農村生活方式的解體,新的生活方式還未健全的前提下,鄉民各顧各,鄉村日益變得一盤散沙,農村社區認同感不強。農村不再是老樹、黃昏、昏鴉,取而代之的是統一的設計風格 統一的建造經營理,村村專業街,到處是作坊的建造模式,人們過往的記憶都被“農村社區建設取而代之”。農民很難融入到新的鄉村生活中,無法對鄉村文化產生親和力、歸屬感。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經濟富裕了,人心卻散了,失去了原有村落共同體賦予的安全保障。另外,義烏外來人口的價值觀、、人生觀、風俗習慣等都與本村農村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農村社區在傳統文化和新進外來文化的雙重作用下,原有的村約、規范對農民的約束和影響能力下降,農民集體意識和道德責任感不強下降,不關心社會公益事業,崇尚實用主義,顧“小家”忘“大家”,農村社區已經沒有以前淳樸特質;反而人際關系資本化和利益化得到放大,大大降低了農村社區凝聚力和感染力。
3、未充分發揮社區功能
村民家庭住宅建設后,人們的住宅形式、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但生活習慣仍保持著原來的作風。依靠農業收入也轉變成了租金收入,閑余時間越來越多,社區管理人員沒有充分發揮引導與指導作用,導致村民部分村莊改造后,村民仍然過著“耕地種菜”的純農民生活,綠化帶里種菜,車庫里養雞,耕具隨處放等情況時有發生,不僅有礙于整體環境的保護,也不利于社區統一管理。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對于社區化管理存在觀念偏差,不愿交物業管理費用,認為是不必要的支出,粗放的生活方式沒有得到有效改變,這也制約了農村社區化管理的進一步深化落實。
4、農村社區自身的定位不明晰
通過走訪、調查發現上級有關部門辦一項活動,盲目下達農村社區治理任務,他們明確要求制度上墻,新成立的組織更是要“掛牌子”,似乎有了牌子一切事情就成了。為了迎合上級各部門的要求,部分社區也只能“熱衷于”制度上墻、掛牌子等表面文章,錢花費不說,真正能起作用的并不多,大多數的治理只是形式而己。
通過調查發現,對于居民而言,有些居民認為農村社區治理是主要靠政府投入和上級管理為主,自己的主動參與很不適合時宜,對很多公共性事務采取不聞不問、也從不干涉。對于政府這邊而言,如何治理社區認識還不夠清楚。對于農村社區的建設和治理還沒有成熟的理論和政策,都在摸著石子過河,沒有固定的模式,要搞好搬經鎮農村社區治理,首要問題是對社區進行了定性和定位。根據各社區的特點,發展自己有利的項目,來帶動群眾致富。
三、義烏農村社區治理對策研究
關鍵詞：城市社區 自治機制 制約因素 創新
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8-0184-02
一、社區概念及其類型
所謂社區主要是指由居住在一定地域里的人們結成多種社會關系和社會群體，從事多種社會活動所構成的社會區域生活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是由一定的人群、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產或生活設施、一定的組織和行為規范，以及居民的社區意識等等要素所構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實體，是人們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場所，是以聚落作為自己的依托或物質載體的。根據地域型社區劃分法，可以將社區劃分為城市社區、農村社區和集鎮社區。
二、社區自治的基本內涵
社區自治的含義可以概括為：社區自治是社區居民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依法享有和實現自主管理社區事務的權利，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創建社區體制，優化社區資源、完善社區功能，不斷提高社區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質量。主要包括七個方面，即人事自治、財產自治、財務自治、管理自治、教育自治、服務自治、協管自治。
三、城市社區自治機制形成的制約因素
中國城市社區機制在實際形成過程中面臨著一些共同的制約因素：
1.政府社區管理體制不完善。政府社區管理體制是國家對社區普遍性治理的體制，是社區內部事務治理形成的基礎，它包括政府治理社區的組織構成、職能與權力配置。中國政府社區管理機構主要是條、塊設置，各級黨委和政府、街道辦事處，或街道層面的社區管理委員會為塊，各級政府中與社區建設相關的職能部門為條，其中各級民政部門及其基層政權與社區建設機構是社區建設的負責單位。這一機構設置基本上能適應城市社區治理的需要，但是，在政府塊的層面，如何協調各個同時受上級職能部門指導的本級職能部門的社區管理工作是有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2.社區治理制度、資源和價值建設滯后。城市社區合作治理機制的形成需要制度、資源和價值的有效保障。由于城市社會結構變遷、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和社區治理的發展，目前的城市社區治理制度都處于探索、建立、調整的過程中，相對社區治理的需要來講還不是很完善。社區治理需要相應的物質資源支持，可是，中國社會建設總體投入長期不夠，社區建設無法獲得大量財政撥款，社區缺乏從事經營活動的權力，社區內部公共物質資源有限，社區面向社會的資源動員能力較低，所以，社區治理尤其是自治所需的物質資源十分短缺，制約了社區合作治理的開展。社區價值是社區的靈魂，它決定方向、控制制度、制約行動、凝聚資源、創造成就。以人為本、和諧互助、全面發展、自由自主等價值的實現是社區合作治理的深層目標，社區決策要服務這些價值，社區制度建設要貫穿這些價值，社區居民要實踐這些價值，社區發展要實現這些價值。
3.社會力量參與不足。中國城市社區治理不僅限于政府與社區之間的合作，社會力量也是重要的合作者，并且，它參與合作的程度直接影響到政府和社區的角色、功能定位。在三方合作中，政府主要負責對社區的普遍性治理和地方性治理的宏觀規劃、指導與規制；社區組織和居民落實國家的普遍性治理、具體組織社區的地方性治理；而社會力量主要直接參與社區專業化服務和公共資源的提供。社會力量參與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為社區提供市場化服務，如物業公司的服務；專業化的志愿服務或非營利；提供資源或捐贈。但目前的情況是，由于非營利組織數量、種類和資源條件有限，社會捐贈文化和機制處于建構之中，社區內部組織募捐能力較低，社會為社區提供專業化公益服務不足，國家和社區不得不成為力不從心的社區服務生產者，影響到國家和社區治理角色的到位以及三方的正常合作。
四、創新城市社區自治機制
1.合理劃分社區及其規模。創新社區居民自治機制建設的前提是科學合理地劃分社區，依據全國社區建設實驗區的實踐看來，社區的劃分方法和規模調整因地而異。過去居委會的運作狀態已經明確地顯示，如果將社區所轄區域定位于現有居民委員會，將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重新整合，各類生活要素在狹小的空間內也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可能造成資源的浪費和損耗，也不利于新形勢下城市的整體規劃。如果將社區所轄區域定位于街道辦事處，則又有可能續展居委會的行政化，與街道辦事處融為一體，成為街道辦事處的附庸，社區自治的最終目標會有遭受夭折的危險。
2.明確社區政府職能。在社區自治機構體系構建的同時，需要轉變政府職能部門和派出機構的職能，明確政府在社區管理中的責任，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政府力量的有所為包括:（1）政府力量回歸本位，轉變力量行使的方向和明確行使的范圍。政府力量應主動調整自身與社區自治機構之間的關系，將現實中兩者的領導與被領導、命令與服從的關系，調整為指導與協助、服務與監督的關系。（2）政府力量授權給社區自治機構。包含有政府責任和權力的讓渡，伴隨著這種授權的是實質性的財政支持和政策優惠。所授之權即讓社區居民真正能行使“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約束”的權力。（3）政府應履行好護航角色。護航一方面體現為對社區自治機構的護航，政府應通過必要的制度約束其他社區組織對社區自治機構的侵權行為，為社區自治機構與社區居民的社區管理實踐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氛圍。另一方面護航更體現為對社區居民利益的護航，對社區自治機構的工作進行依法監督，防止社區管理事業的偏向，更要防止社區自治機構可能存在的對社區居民利益的侵害，保障社區居民的各項權利。
政府力量的有所不為包括：（1）社區自治機構的權力除自治權、監督權外，還有協助基層政府開展工作的義務。因此，要防止政府將協管變成“單管”，即變相地把行政事務全盤轉嫁給社區自治機構。即使遇有特殊情況需要社區自治機構辦理，也需要遵循“權隨責走，費隨事轉”的原則，賦予社區自治機構必須的權力和提供必要的資金。（2）除對社區自治機構必要的依法監督外，杜絕政府對社區自治機構的各種行政性攤派事務和名目繁多的考核，嚴禁干預社區自治機構開展各項自治活動等。確保社區自治機構的工作更多地服務于社區居民群眾的實際需要，以培養和加強社區居民群眾對自治機構的認同。（3）嚴禁政府力量以任何理由侵占、挪用、截留社區自治機構的經費和財務，或強行上收、分成社區自治機構通過社區服務所得用于社區公共事物投入的經費等等。
3.完善社區居民自治的組織架構。（1）權力機構――居民代表會議。社區內每戶居民家庭最多派一名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代表參加的居民代表會議，是社區的最高權力機構也是唯一權力機構。在實踐中，也可采取居民小組或門棟推選一定比例的代表參加的形式，但推選出來的人數和代表性應和戶代表參加的形式相差無幾。居民代表會議的基本權力包括：討論決議社區發展計劃；審議居民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財務收支情況報告、社區集體收益分配使用方案，對社區資產實行監管；制定和修訂居民公約、居民自治章程；討論決定涉及全體居民利益的重大事務和居民委員會的重點工作；對居民委員會、社區內工作機構及政府職能部門工作進行評議監督；改變或撤銷居民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選舉居民議事會、居民委員會成員。（2）議事機構――居民議事會。居民議事會是居民代表會議授權的社區自治事務的常設議事決策監督機構，其成員經居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實行常任制。居民議事會受居民代表會議委托，在閉會期間和授權范圍負責居民代表會議的日常工作，行使社區自治事務議事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商議社區日常事務，組織召開臨時會議。接受居民代表會議和居民的監督。（3）執行機構――居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是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是居民代表會議閉會期間的常設執行機構，執行居民代表會議的決議以及居民議事會在授權范圍內的決議，向居民代表會議、居民議事會負責，接受居民代表會議和居民議事會的監督。
4.建立經費預算和績效考核辦法，提高社區公共服務的財政保障水平。由各級政府提供社區公共服務項目，相關部門要制定經費預算和績效考核辦法，實行以事定費、以質定酬的公共服務經費核算和績效考核制度。鼓勵民間資金投入社區公共服務項目，各級政府根據服務的質量，可視情給予配套資金支持。各級政府要將社區基本公共服務經費納入本級財政預算，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制定對社區公共服務投入的最低經費標準并形成正常的增長機制。
5.完善居民參與機制，提高居民的參與意識。完善社區自治機構體系和社區中介組織，給居民參與提供一個組織化的舞臺；同時完善社區居民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制度，給居民參與提供一個制度化的保證。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活動，轉變社區居民的觀念，樹立“服務鄰里，服務社區”的理念，倡導創建學習型社區，以學習型社區作為公民參與的立足點，由此培養社區居民的團隊精神。
6.促進社區社會組織發展。大力培育服務性、公益性、互社區社會組織，發揮其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支持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管理和服務，對不具備登記條件的社區社會組織，實行備案制度。在政府項目資金、社區工作經費和居民公益設施中統籌解決社區社會組織的資金和場地，保證社區社會組織正常開展工作。
收稿日期：2011-06-18
作者簡介：張梅燕（1978-），女，江蘇豐縣人，講師，碩士研究生，從事經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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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治理；城市居民；網絡參與；個案研究
社區治理是社會建設的發展方向。從治理理論的視角出發，社區成為一個能夠接納多重力量的開放性場域，這就必然打破原有社區治理主體的單一性，轉變為由政府、社區組織、非營利組織、居民等主體共同治理的多元合作格局。信息技術的變革發展催生了網絡社區的形成，拓寬了公民參與的渠道，為城市社區治理提供了思考空間和實踐路徑。重慶市B社區突破傳統管理的窠臼，以互聯網為載體，對公民網絡參與社區治理進行了探索與實踐。
一、社區治理中網絡參與的特點
社區是社會的基層自治空間。在我國傳統的社區自治中，“由于參與渠道不暢通、參與機制不健全，以及缺乏利益保障和實際訴求的動力， 社區居民的參與意識不強， 參與范圍不廣，仍然是一個普遍的問題。”[1]（P205）然而，在當代治理浪潮中，公民參與社區治理則成為一種必然邏輯，這既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訴求，也是社區治理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與此同時，互聯網在城市生活中的普及發展，已然超越了信息傳遞工具的簡單功能，塑造了一種全新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空間。在現實社區的網絡化、信息化建設中，傳統的溝通交流方式和公共事務的共同治理方式發生轉變，網絡成為“公民參與政治的一種工具、方式和途徑，是公民參政的基本載體”。[2]
所謂公民網絡參與，是指“公民個人或公民組織以網絡為基本載體，對與自己相關或者與公共利益相關的事務發表意見、闡述利益訴求，進而影響和推動國家政治、經濟或社會生活的一切活動。”[3]由于互聯網本身所具有的虛擬性、互動性、開放性、平等性等特性，與傳統的政治參與不同，社區治理中的網絡參與凸顯出自身鮮明的特點：一是參與主體的擬實性。傳統意義上的參與主體主要是社區居民、社區組織，身份是具體的、單一的。而網絡參與的主體則不然，他們既可以是傳統現實的居民個體和組織，也可以是現代虛擬的“網民”、“虛擬團體”等。二是參與客體的公共性。網絡領域比現實社會更天生地指向“公共性”，因為“虛擬自我總愿意圍繞著社會公共利益訴求而聚集、發聲乃至行動。”[4]網絡參與的治理客體主要指向典型的社區公共事務，比如社區的環境、治安和公共設施等，鮮少涉及政府行政性事務和個人選擇性事務。三是參與方式的便利性。基于互聯網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突破了傳統地理上的局限、信息溝通方式和信息獲取途徑的局限，體現得更為直接和便捷，也大大降低了參與成本。四是參與環境的開放性。互聯網具有天然的開放性和可擴充性，是一個無邊界、無中心的分散式結構。參與主體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跨越時空界限，自由訪問社區內外的各種網絡信息資源，廣泛交流、傳播自己的理念和觀點，自主選擇自己喜歡的信息和內容。可以說，網絡參與體現了政治行為與信息工具的深度結合，它打破了居民制度性參與的禁錮，使城市社區治理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境遇。
二、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的個案實踐
B社區位于重慶北部某高校校園內，建于1950年。現有常駐人口2776戶6516人，其中16歲以下803人，17歲至59歲4143人，60歲以上的1389人。社區勞動人口中，經商勞動力147人，工人2045人，教師、醫生和其他專業技術人員2589人，其他行業137人。社區空巢、獨居老人76人。總體來看，B社區具有獨特的優勢資源：1.居民文化素質普遍較高，公共參與能力強；2.社區歷史悠久，居民相互熟識，社區歸屬感強；3.學生和教師志愿者眾多，社區建設的人力資本豐富；4.居民電腦擁有率和上網率高，便于信息溝通與交流。基于這些優勢，2010年 B社區積極探索了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的新型模式。
（一）創建公共參與平臺。網絡社區是網絡參與的主要載體。網絡社區是“建立在電腦基礎上，用來滿足特定社區中個人社會需求和經濟需求的一個系統或一套系統。”[5]（P118）B社區居委會與高校志愿組織合作創建了一個數字化綜合管理與服務的網絡頁面平臺――“我們的網上家園”，開設了社區動態、社區服務、社區教育、社區活動、社區論壇等版塊。居委會在社區網上征求居民意見，回應居民訴求，動員居民參與社區活動，注重解決實際問題，逐漸贏得越來越多的關注率和參與率。其中，“社區服務”、“社區教育”、“鄰里互助”、“特色論壇”等版塊更是備受關注，成為社區居民之間、居民與物業、居民與居委會（或其他管理機關）等主體間交流互動的平臺。
（二）培育社區參與主體。在網絡社區治理體系中，B社區除了維持傳統的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物業公司等治理主體，還將培育社區組織列為工作重點。首先，社區主要通過展板、海報、宣傳頁、入戶走訪、條幅、宣傳手冊、文藝匯演以及新聞媒體等形式，對培育社區組織的目的和意義進行廣泛宣傳；其次，通過網上投票、入戶走訪的形式尋找社區內的積極分子與社區精英，從中選出老年人代表、青少年代表和婦女代表，聘請專業教師培訓他們的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最后，讓這些代表們負責發動居民參與社區活動與建設，并建立社區組織，為社區和居民服務。目前社區主要有志愿組織、活動組織、教育組織、管理組織、鄰里互助組織和環境治安組織等居民組織。
（三）擴展居民參與范圍。依托社區網絡平臺的信息傳遞和資源整合作用，重點引導居民廣泛參與社區治理，重點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公共事務管理，讓居民對社區服務、環境衛生、社區治安等社區事務建言獻策，形成良好的輿論場所。二是社區教育活動，通過整合、優化、利用地區教育資源，形成與經濟社會相適應的社區教育體系，其中包括“生命教育”、“老年大學”、“家庭學校”、“社區大講堂”四個子項目，它們相互關聯、相互補充，形成了一張密織的教育網絡。三是社區文化建設，通過開展各種文體活動，促進社區文化建設。依托社區居委會和社區組織，形成以居民為主導開展形式多樣文體活動的模式，培養居民自主管理的社區意識。四是社區志愿活動，志愿者協會秉承“愛心、奉獻、互助”的精神，負責及時各類信息、提供法律咨詢與援助，慰問和幫扶老人等公益活動，融洽了社區人際，提升了居民的凝聚力和社區歸屬感。
（四）構建互動回應機制。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程度，有賴于政府對民眾訴求是否主動回應。為促進公民網絡參與的積極性，B社區構建了互動回應機制。一是建立社區（街道）網絡黨建工作指導小組，通過網絡黨建推進網絡參與社區治理。二是成立社區網絡輿情分析和研判聯席會議，由黨政部門、社區居委會、轄區高校的相關負責人共同組成，負責應對網絡重大、焦點輿情，及時提出對策措施。三是將網上回應和網下落實相結合，相關政府部門將網絡信件按接待回復、待簽收、辦理中、已辦結等進行分門別類，并規定了信件辦理時限。
從B社區這幾年的實踐來看，公民網絡參與社區治理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居民訴求能及時反映并得到妥善解決，提升了政府形象；居民鄰里關系進一步融洽，增強了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居民的民主參與意識增強，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政府治理模式。
三、進一步推進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B社區對公民網絡參與的探索和實踐雖然取得了一定的實效，但同時也還存在著一些困境：缺乏整體宣傳和理性引導，居民對社區組織的了解還不深；社區網上的服務內容仍需完善，存在網站內容更新不及時、開設欄目單一等現象；參與主體和參與領域不平衡，參與主體不平衡，偏重于專業技術人員、商業服務人員和學生，中青年人居多，同時參與的領域也失衡，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等非政治活動和醫療、社保、就業等密切關系自身利益的事務。要進一步推進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的實踐，必須正視這些問題，并積極尋求有效的解決途徑。
（一）加大宣傳力度，增強主體參與意識。公民網絡參與的有序運行，取決于參與主體的理性意識。首先，作為政府主體，要革新觀念，擯棄“全能政府”的傳統思維，建立與公民、自治組織等主體多元合作的治理結構，整合資源，共享信息，共同行動，實現社區善治；其次，加大宣傳力度，注重引導社區居民理性認識網絡參與的社會價值，力爭將社區參與內化為居民個人的價值追求和生活需要，并將網絡民主參政納入重要議事日程，激發公眾參與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再次，加強社區的網絡化建設，降低網絡通信使用費用，提高其使用率，同時注重豐富和適時更新網站信息內容，滿足居民的多層次、多元化需求，使社區網站真正成為各治理主體間的信息橋梁。
（二）加強參與教育，提升主體參與能力。互聯網虛擬、匿名的特性容易消解公眾參與的心理障礙，往往成為公民釋放現實壓力、暢所欲言的網絡公共場域。這種隱匿性、安全性一方面促使居民樂于通過網絡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積極與政府互動，另一方面又容易使社區網站成為非理性情緒醞釀和發酵的聚集地，從而背離了民主參與的理性精神。因而，應加強對社區居民網絡參與能力的教育，引導其理性、有序參與社區治理。一是建設網絡社區的同時，針對各類群體，分層次、分類別、分專題開展社區網站使用培訓班，使居民能夠靈活應用網絡操作技術，正確識別和分析各種網絡信息，提升公民有序參與的基本技能。二是強化網絡道德教育，可以通過廣播、電視、櫥窗、互聯網、專題講座等形式，有目的、有步驟地培養人們的公共精神和公民責任感，規范居民的網絡道德行為。三是加強網絡道德監督，篩選和過濾網上的不文明、不健康言論，清除虛假信息，建立文明、生態的網絡空間。
（三）完善參與機制，保障主體有效參與。穩定的、良好的制度是實現公民有效參與的保障。首先，要加快制定網絡參與的相關法規。對網絡參與立法，可以為居民有序參與社區治理提供一個“有法可依”的制度環境，規范網絡參與秩序。完善網絡立法，既要注重“將互聯網的特征與民主政治的實質相結合”，又要“注重處理好網絡秩序與公民參與之間的關系”，[6]（P36）從而有效保障公民網絡參與秩序。其次，要推進社區電子政務建設。電子政務天然具有的技術性和便利性特征，為居民的網絡參與提供了一條制度化的途徑：一方面，政府通過社區門戶網站推行陽光政務，能夠有效緩解乃至規避信息傳遞的“腸梗阻”現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它能夠促進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政府借助網絡平臺廣泛征集社情民意，而居民則可以直訴衷腸，表達自己真實的利益訴求或意見，有利于政府科學決策，促進社會治理。加強社區電子政務建設，一是要豐富電子政務公共服務內容，提高服務質量，吸引居民廣泛、踴躍地參與；二是要優化政務信息服務，及時透明公布信息，整合區域網絡資源，建立政務信息資源共享機制；三是要提高網絡安全性能，培養優秀的社區網絡技術人才，強化居民的網絡安全意識。再次，優化社區網絡服務平臺建設。社區網站是服務居民的重要窗口，也是影響居民網絡參與度的重要環境因素。優化網絡服務平臺建設，一是要進一步整合網絡服務資源，注重拓寬服務內容的親民性、便民性和實用性，同時網絡平臺設計要界面親和、操作簡潔、便于居民參與，提升居民參與率；二是要以維護居民根本利益為導向，提供人性化的網絡服務，根據不同的用戶群體需求，提供規范的、有針對性的服務，尤其增強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重點民生領域的服務供給力度；三是要加強對政府等責任主體的監督問責，督促相關部門積極回應網絡參與，尤其對一些網絡熱點問題要及時引導，有效解決，及時公開結果，并主動接受社會監督，以此促進網絡互動的規范化、常規化。
從理論上講，與傳統社區的管理模式相比，網絡參與具有顯而易見的優勢，它是一種自發的、主動的、去中心化的治理形式，與現代社會的民主政治精神內涵相契合，是社區治理的發展方向。但事實上，由于當前的參與機制不太健全，網絡參與還僅僅只是一種制度外的有效補充路徑。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個案的重慶市B社區網絡參與的實踐，本身就是頗具自身特色的發展方式，能否持續地、有效地發展下去，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和分析。相應地，作為普遍意義上的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的長效機制，還有待于政府、社會、學界共同深入探討和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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