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4 17:39:03
導語:在自然災害的概念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人教版新教材地理八年級上冊第二章“中國的自然環境”第四節“自然災害”的課程標準要求是:了解我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國家。教材緊扣課程標準的要求,重點突出三個方面。第一,在掌握程度上把握“了解”,不涉及較深的原因分析,這是因為自然災害的成因和分布較難,初中學生不適合展開太多研究。第二,在掌握內容上立足“中國”,以中國的自然災害為案例講述自然災害,讓學生了解中國實情。第三,在掌握方法上從“身邊”入手,將所學知識與學生的生活實際相結合。
二、學習目標
知識與技能:要求學生能夠結合實例說出自然災害的內涵;了解我國幾種常見的氣象災害和地質災害的分布和成因;了解我國自然災害的主要特點;舉例說出我國在防災減災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形成“自然災害頻發是我國基本的地理國情之一”的認識;了解一些常見災害的避險方法。
過程與方法:通過展示圖片和資料,觀看視頻,加深對各種自然災害及造成損失的了解;通過收集、加工整理各種地理信息資料,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通過對我國自然災害情況的學習,使學生了解我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國家,培養學生的防災減災意識和災害自救能力;增強學生關注我國自然災害的現狀與趨勢,提高保護環境的意識,樹立建設家鄉和祖國的美好志愿。
三、教材分析
本節課是新教材增加的內容,在舊版教材中,自然災害零散分布于其它章節,在“地形和地勢”一節中介紹地質災害(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在“我國的氣候”一節中通過活動題呈現氣象災害(干旱、臺風、洪澇和寒潮等)。此次新教材改革,將地質災害和氣象災害合并在一起,用一節內容專門介紹,體現了它的重要性。本節教材依次介紹自然災害的種類、自然災害的特點以及防災減災三框題內容。我國自然災害的特點、分布及成因是本節的重點內容。通過本節課的學習,使學生了解我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國家,形成“自然災害頻發是我國基本的地理國情之一”的認識。從而更好地理解自然災害和破壞環境的關系,樹立防災減災意識,提高防災減災能力。
第一框題“常見的自然災害”:與舊教材不同的是,新教材將原先零散分布的知識集中起來,首先介紹自然災害的概念和分類。然后安排圖2.46“主要的氣象災害”和圖2.47“主要的地質災害”,以舉例的形式介紹我國主要的自然災害。再通過活動題引導學生分清哪些是自然災害。這樣通過分析身邊發生的案例,避免空洞的知識說教,有助于理解自然災害的內涵,豐富對自然災害種類的了解。
第二框題“我國自然災害頻發”:教材首先介紹我國自然災害的特點。然后從同一時間多地發生災害、同一地區發生多種災害、同一災害多地發生等三個角度,強調我國自然災害頻發的特點。緊接著介紹我國受災嚴重的現實。最后通過活動題引導學生分析自然災害的分布及原因,既要學生知道各種自然災害的分布地區及原因,又要學生深刻理解“禍不單行”的真實含義。本框題重點是要掌握我國自然災害的特點,即種類多、分布廣。難點是理解我國常見的自然災害的分布及原因。在分析氣象災害分布及原因時,可要求學生在圖2.48“中國主要氣象災害的分布”中畫出秦嶺―淮河一線,找出南北方不同的氣象災害,進而歸納出干旱主要分布在華北地區,洪澇主要分布在江淮地區。然后要求學生結合我國氣候圖、地形圖等進行小組討論南澇北旱的原因。在分析地質災害分布及原因時,可要求學生閱讀圖2.49“中國主要地質災害的分布”,明確我國位于兩大地震帶上,即環太平洋地震帶和地中海―喜馬拉雅地震帶,并結合板塊構造學說,試著解釋我國西南多地震的原因。而滑坡和泥石流,也要結合我國地形圖、氣候圖,從第二級階梯的山地地形、降水多暴雨等自然因素綜合分析。這樣通過多幅地圖大量信息的分析,既強化了學生前后知識的聯系,又充分發揮了學生在課堂教學中的自主性、主動性、創新性。
第三框題“防災減災”:教材圖文并茂介紹我國防災減災工作的巨大成就和避災方法。教學中可通過師生問答、小組討論等形式,使學生從對自然災害的監測與預報、建設防災工程、做好災前準備、災時救援與救助等方面看出防災減災的成就。圍繞避災方法的活動設計更貼近生活,可培養學生的防災減災意識和面對災害時臨危不懼的自救與互救能力。
四、圖表利用
本節教材配備8幅地圖(見表1),“常見的自然災害”一框有2幅圖,“我國自然災害頻發”有2幅圖,“防災減災”這部分內容有4幅圖。這些圖大部分來自于身邊案例,為學生了解自然災害,對比分析、歸納總結自然災害的成因、分布、危害等知識提供了佐證和方向。教師若利用好相關圖表,恰當設問和引導,不僅能讓學生較快掌握知識,還能在不知不覺中培養他們熱愛家鄉、關心祖國的情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活動建議
本節教材共安排3個活動,設計7道題目,既重視對課本知識的運用,又重視對學生理論聯系實際解決身邊問題能力的培養。以課內與課外相結合的方式,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在自主學習過程中真正“活”起來和“動”起來。在教學中,教師還可結合中國地形圖、氣候圖等讓學生分組討論自然災害成因。
活動一:第1題,屬知識鞏固類。引導學生鞏固對自然災害的理解,學生閱讀材料后可小組討論,教師可提供兩個分析思路:是否自然原因導致?是否帶來危害或損失?第2題,屬問題討論類。是一道發散性思維的題目,不要選距離太遙遠的,也不要選發生了很久的案例,要求學生例舉身邊最近發生的自然災害案例,目的在于引導學生關注生活,關心身邊發生的自然災害,從而真正落實“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這一課標要求。
關鍵詞:交互式白板 課堂實效 學生主體 教師主導
新世紀的教育是信息化的教育,隨著科技的進步,多種輔助課堂教學的高科技手段不斷涌現。交互式白板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這是一個融圖畫、回放、移動、制作、展示、存儲等多種功能于一身的綜合圖像處理器。強大的功能在教師使用之后,都會感受到它對信息處理的快捷與直觀。我校交互式白板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教學實踐和經驗積累,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教學效果。交互式白板在課堂中的使用也得到了大多數教師的肯定。特別是在品德與社會課堂教學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使得在平時教學中利用其他媒體難以解決的問題和重點,都能夠迎刃而解。交互式白板在課堂教學中是如何發揮實效性的?
一、實現了師生、生生、教師與媒體、學生與媒體之間的互動
在品德與社會課堂教學中,課程標準最重要的一點是要突出學生的主體性和教師的主導性。學生在課堂中要主動參與教師設計的每個教學環節,而且還要在實踐操作后學到知識,提高能力,培養感情,這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任務。作為教師要想盡各種方法讓學生主動參與教學過程,還要在學生學習過程中給予適當適時適度的指導與評價。教師在利用其他媒體時會感到比較麻煩,甚至不能及時進行互動交流。比如說PPT演示文稿,這是一種在教學中使用最廣泛、最便捷的程序。但是這種課件大多是用來展示教師的教學思路,不容易處理教學中靈活突變的情況。而教師費盡人力、物力所制作的主題網頁、網站,在教學中可以突出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習內容。但是往往容易離開教師的指導而缺乏有效性。怎樣才能既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又讓學生扎實地掌握課程標準規定的基礎知識,提高綜合能力呢?交互式白板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實現這個目標,補充了演示文稿與網站教學的空白。例如:在講《生活中的自然災害》時,要求學生簡單了解自然災害的含義以及自然災害的分類。一節課只有40分鐘,而這節課的教學內容很充實,如果展開講自然災害的含義和分類就需要很長時間,這是時間所不容許的。怎樣處理這個矛盾呢。我想到了使用交互式白板,提前在圖庫中準備了自然災害的含義和不同的自然災害現象。課堂中通過視頻啟發和語言引導讓學生先來說一說什么是自然災害,進而在圖庫中找到自然災害的含義,來驗證同學們所說的是否正確。在此基礎上教師強調,自然災害是災害的一種,是指危害人類的生命財產,破壞人類的生存條件的自然變異過程和現象。通過白板的演示加深了學生對自然災害含義的理解。接著請學生說說知道哪些現象是自然災害,把學生所說的自然災害現象都羅列在白板上,體現了師生與媒體的即時交互。教師提出這么多的自然災害我們可不可以把它分分類,根據自然災害的成因和特點,我們可把自然災害分成4類:海洋災害、氣象災害、地質災害和生物災害。請學生以小組為單位討論列舉的自然災害應該如何進行分類。學生在小組討論基礎上,把羅列出來的自然災害現象通過白板功能拖動到相應的類別。分類結果不可能一次正確,教師發揮主導作用,請其他同學繼續分,最終提出正確的分類方法,這種即時的糾錯功能是其他媒體所不可比擬的。在這個過程中,不僅體現了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也體現了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而且也突顯了學生學習的思維過程。
二、易于表現抽象概念和事物,幫助教師突破重難點
交互式白板的功能十分強大,這需要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慢慢地積累與摸索。經過一年多的實踐,我逐漸發現白板有很多其他媒體所不能替代的優勢。特別是它易于表現很多抽象的、難以理解的、不易在頭腦中形成鮮明形象的概念和事物。如果教師使用得當,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講《生活中的自然災害》一課時,涉及地震的震級和震波。這是一個難點,學生大多沒有親身經歷過地震,更感覺不到震級的大小和震波。這個內容并不是本課的重點,教師可以不必講解。但是在備課時,我考慮到如果有學生提到這個內容怎么辦,如果沒有準備,可想當時的教學過程不但尷尬,而且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也會受到影響。為了更好地讓學生感受這一內容,我利用了白板的回放功能。在圖庫中準備一張建筑物的圖片,如果有學生提到震級和震波,我就進行演示,再利用回放功能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震的震動效果了。
三、同時完成講解、圖畫、分析及評價的綜合信息處理任務
如果教師使用黑板可能無法把課堂所需要的信息及時提取出來,如果使用普通的計算機媒體雖然提取的信息量大而多,但是又不能進行篩選和處理。如何處理教學中的這種矛盾呢?交互式白板的又一個重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同時完成多種信息處理的工作,在《生活中的自然災害》這一課,重點是通過調查分析家鄉自然災害發生的情況,引出中國和世界自然災害發生的情況,通過直觀的表格、數字,在教師引導下進行分析和處理,總結發現自然災害的主要特點及危害嚴重。在出示家鄉自然災害統計表時,教師就可以根據學生在課前的調查、訪問,匯報家鄉自然災害發生的情況簡單進行填寫,通過填寫的內容讓學生體會自然災害發生頻繁的特點。接著教師從圖庫中插入中國自然災害的統計圖表,讓學生觀察表格后,認真分析一組自然災害造成損失的數字,通過數字教師在白板上直接進行計算。通過一系列活動,讓學生自己體會出自然災害的巨大破壞性。教師就是利用白板在已有的信息基礎上進行處理和加工,發揮信息的功能,給學生以正確的示范,引導學生學會如何處理信息、分析信息和使用信息。
以上幾點是交互式白板在課堂教學實踐中顯示出的一些優勢以及所取得的課堂實效成果。但是在實踐與研究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地方:
1.不能兼容視頻、音頻等有效內容
白板使用功能雖然強大,但都是針對圖片素材進行。這個程序不可以兼容視頻和音頻等素材。品德與社會課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要貼近學生的生活。教材中的很多內容主要都是通過視頻和音頻來讓學生產生直觀形象的。如果白板不能兼容,教師在使用過程中就要不停的切換。如果教師對交互式白板的使用非常熟練和適當,就可以使教學過程井然有序。如果操作不熟悉或者是課堂出現一些突發狀況,就會影響課堂教學效果。
2.教學內容要進行篩選
關鍵詞 沿海城市;自然災害;脆弱性;指標體系;評價模型;浦東新區
中圖分類號 X4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 編號 1002-2104(2008)04-0024-04
自然災害脆弱性的評價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Juha等首先從地理學角度提出了城市自然 災害脆弱性評估的理論框架[1],采用定性分析與建立概念模型的方法,進行脆弱 性的初步探討。隨著研究的深入,災害脆弱性逐漸從社會學的定性分析轉向自然、社會學相 結合的綜合性定性、定量評估[2]。 國內脆弱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生態系統脆弱 性探討,災害脆弱性主要以農業區域為主,多從具體災害種類入手研究, 對大空間尺度區域承災體脆弱性指標體系、指標權重確定方法、脆弱性評 價理論模型等也有初步探討,但是,相對于歐美等國在自然災害脆弱性評 估 方面取得的眾多成果[3],國內仍很薄弱,以沿海城市區域為研究對象進行的災害 脆弱性研究尚未真正開展,這與沿海城市高風險的災害處境和重要的戰略地位不相稱。本 文嘗試以提高沿海城市的防災能力為出發點,通過建立評價指標體系與模型的方法,進行沿 海城市區域自然災害脆弱性的實證研究。
1 自然災害與脆弱性
(區域)災害系統是由孕災環境、致災因子和承災體三者共同組成的地球表層變異系統,孕災 環境的穩定性、致災因子的風險性和承災體的脆弱性,以及災情(害)相互作用形成區域災 害的事實[3]。
在災害學的文獻中,脆弱性主要強調人類社會經濟系統在受到災害影響時的抗御、應對和恢 復能力,側重災害脆弱性產生的人為因素,可概括為以下幾種:①強調承 災體易于受到侵害的性質,指承載體對破壞和傷害的敏感性。②強調人類自身抵御災害 的社會經濟屬性,指人類敏感于災害破壞與傷害的狀態,用來指人或人群對災害的預見、對 付、抗御并從災害影響中恢復的能力。人和人群的脆弱性受到現行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 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收入水平、種族、宗教、性別、年齡、身體狀況等多種因素的影響。③ 綜合定義。脆弱性指人類、人類活動及其場地的一種性質或狀態,即同時強調承災體與 人類自身[4]。
綜合上述概念,災害脆弱性是指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某孕災環境區域內特定 承載體對自然災害表現出的易于受到傷害和損失的性質,這種性質是區域自然孕災環境與各 種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綜合產物。災害脆弱性是一種狀態,反映的是社會受自然災害影響、 威脅的程度。脆弱性可以看作是安全的另一方面,脆弱性增加,安全性降低,脆弱性越強, 抗御災害和從災害影響中恢復的能力就越差[5]。
2 沿海城市自然災害脆弱性
沿海城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自然災害的易發和頻發區域。首先,多種自 然災害的形 成條件較充分,海陸交互作用產生的復合型、變異型災害種類繁多,破壞性巨大。其次,與 城市快速發展相伴而生的災害隱患不斷增多,原有的致災因素和致災源不斷外延、激化,新 的災種和致災源不斷產生,特別是人為因素的致災、成災頻率呈非線性提高。另外,隨著城 市規模的擴大和綜合實力的增強,人口與財富將進一步積聚,由此誘發的災害影響也更廣泛 ,同等災害強度下,災情的“放大效應”更為顯著[6]。
沿海地區是我國三大災害帶之一,自然災害種類多、活動強。主要包括洪澇、臺風、風暴潮 、海嘯、地震,其次還有低溫冷害、旱災、農作物病蟲害、干熱風、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和 赤潮等災害。沿海城市又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中心,以上海、廣州、北京和天 津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圈都位于沿海地帶。沿海城市地位的不可 替代和面臨自然災害的高風險性致使其自然災害風險研究備受關注。災害脆弱性研究作為災 害風險分析的一部分,是把風險和災害緊密聯系的“重要橋梁”[7],對區域災害 風 險管理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要實現沿海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開展自然災害脆弱性研究 。
3 沿海城市自然災害脆弱性模型構建
由于自然災害脆弱性系統龐大,囊括自然、經濟和社會體系,目前國內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 的評估方法主要依賴于建立指標體系,選取影響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根據專家打分采用AHP 法確定權重,最終采納綜合指數法全面衡量區域面對自然災害的脆弱性狀態。
3.1 沿海城市自然災害脆弱性指標體系構建
與以往的此類研究相比,本文構建的指標和脆弱性評價模型有以下三個特點:①不同于過去 單災種的脆弱性評價,即,在識別沿海區域主要災害類型和災害特點的基礎上,不涉及某一 具體災種,而從沿海城市這一承災體自身的特征出發,評價其對于自然災害的脆弱性。②國 內外的脆弱性評價多以自然系統為主。結合沿海城市的實際,本文認為,對于沿海城市而言 ,影響其脆弱性程度的最主要因素不在于自然系統的特征,而在于其人文要素,因此應充分 考慮社會經濟要素與人文要素對沿海城市脆弱性程度的影響。③除了區域脆弱性評價之外, 本文強調人類自身抵御災害的屬性,因此特別針對沿海人群,進行人群脆弱性評價,用以衡 量人或人群對災害的應對、抗御、并從災害影響中恢復的能力。
本文從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社會、人口、城市結構與形態、災害管理體制5個方面入手,本 著科學性、全面性與針對性結合、定性定量結合、可行性和簡明性的原則,考慮到資料的可 獲得性和詳盡程度,選用代表性指標構建指標體系(見表1)。
3.2 指標權重的確立
多指標建模的過程中,權重分配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權重的確定方法有 專家打分法、經驗權數法、數理統計法 、模糊統計法和層次分析法(AHP)等,這些方法各有優劣。考慮到AHP法和專家打分法在定量 分析與客觀狀況吻合方面有較多優越性,本文采取此方法確定各指標權重。
東方科技論壇第80次學術研討會于2006年9月3日在上海科學會堂舉行。論壇主題為上海城市 突發事件風險評估與應急預案的地理信息系統平臺建設。來自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科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上海市氣象局 、上海市氣象學會、上海防汛信息中心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研討會。在本次會議 上,本文對指標體系進行了專家咨詢。
根據專家打分結果,按照建立層次結構、構造判斷矩陣、計算層次單排序權重和層次總排序 權重4個步驟對災害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中所有的變量賦以權重[8]。結果見 表1。
石勇等:沿海城市自然災害脆弱性評價 研究――以上海浦東新區為例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8年 第4期3.3 沿海城市自然災害脆弱性評價模型
3.3.1 數據標準化處理
獲得各個指標的實際數據后,為消除量綱影響,必須對具有不同量綱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本文選用極值標準化方法對指標體系中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根據對災害脆弱 性影響不同,將所有指標分為正向指標與逆向指標兩類,分別采用公式(1)和公式(2)進 行處理。
將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和權重代入公式(3),計算指定地區的區域脆弱度和人群脆弱度 。以平均脆弱度為參考值,高于平均值作為高脆弱區,低于平均值算作低脆弱區。
4 實證分析――以上海市浦東區為例
4.1 浦東新區概況
浦東新區地處上海市東大門,瀕江臨海,全區面積522.75km2,是上海市受 海洋影響最 大的區域之一,自開發以來,浦東新區大力推進產業升級、功能開發和制度創新,充分發揮 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社會經濟發展迅猛,已經發展成一個基本具備現代產業結構的新城 區,成為上海乃至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見證,同時,其日益增長的人口、高度繁榮的經 濟和重要的戰略位置也決定了其面臨災害的高風險性和災害評估與預防的重要性。
4.2 浦東新區數據及標準化處理
浦東新區相關指標的原始和標準化數據見表1。
4.3 自然災害脆弱性評價結果
根據指標體系搜集數據,運用標準化之后的指標值、權重和構建的脆弱性評價模型,計算得 出浦東新區的區域脆弱性和人群脆弱性(見表2)。
從總體來看,浦東區域脆弱性與人群脆弱性指數相當。在區域脆弱性評價要素中,經濟指數 最小,基礎設施脆弱性指數也較小,這是因為,浦東開發中 ,基礎設施較為完善,實力雄厚的經濟也對增強防災減災能力起到重要的作用,另外,三、 二、一的產業結構,使自然災害對城市的影響降低。人口結構脆弱性最大,這與浦東開發中 ,大量引進外來人口,人口密度大,流動人口比例較大有很大關系,應加強管理。人群脆弱性評價指標中,基礎設施脆弱性指數仍舊最低,災后應對脆弱性偏低,與浦東新區 人均保險額高、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高、救援隊伍相對完備和擁有專業救災隊伍與志愿者隊伍有關。相對而言,災害管理體制脆弱性較高,說明浦東仍需要在災害管理上下功夫。災害管 理體制方面,上海各區縣狀況基本相仿,均設有民防辦公室,下屬科室設置及分工基本一致 。浦東新區擁有先進的“多元災 害事故應急處置輔助決策系統”,率先實現了數字化管理, 但需要在實際應用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浦東人口結構脆弱性雖然較高,但人 口素質和公眾災害意識較強,這與浦東新區重視科教事業、關注公眾災害意識的培育有關, 其民防網站十分完善,信息量與訪問量都較大。
5 結論與討論
文章側重從社會、經濟系統尋找影響沿海城市面臨各種災害時區域和人群脆弱性的主要根源 。按照構建指標、確定權重,構造模型的步驟實現沿海城市自然災害脆弱性評估,并以上海 浦東新區為例,進行脆弱性評價,找出影響區域災害脆弱性的主要影響因素,得出一些初步 的結論,與實際情況基本吻合。如有足量的數據,有望再進一步研究,加強脆弱性機制研究 ,完善指標體系,利用和改進該模型,進行脆弱性的時空分布分析,為綜合減災與減災投入 提供決策依據。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Juha I. U. The Geography of Disaster Vulnerability in Megacities[ J].Applied Geography, 1998, 18(1),7~16.
[2]孫蕾,石純.沿海城市自然災害脆弱性評估研究進展[J].災害學,2007,22(1):102~1 05.[Sun Lei,Shi Chun.
Progress i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Natural Disaster s in Coastal Cities[J].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2007,22(1):102~105.]
[3]史培軍.再論災害研究的理論與實踐[J].自然災害學報,1996,5(4):6~14.[S hi Peiju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saster Study[J].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 rs, 1996,5(4):6~14.]
[4]商彥蕊,史培軍.人為因素在農業旱災形成過程中所起作用的探討[J].自然災 害學報,1998,7(4):35~43.[Shang Yanrui,Shi Peijun.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Anthropogenic Factors in the Forming of Agricultural Droughtdisaster Process[J ].Jo 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1998,7(4):35~43.]
[5]Cannon Blaikie, Davis I P T,Wisner B. At Risk:Nature Hazards,People′V ulnerability,and Disaster[M].London:Routledge,1994.141~156.
[6]許世遠,王軍,石純等.沿海城市自然災害風險研究[J].地理學報,2006,61(2):127 ~138.[Xu Shiyuan, Wang Jun, Shi Chun et al.Research of the Natural D isast er Risk on Coastal Cities[J].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06,61(2):127~138.]
[7]UN/ISDR. Living with Risk:A Global Review of Disaster Reduction Initiati ves 2004 Version[M].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2004.
關鍵詞:災害防治教育 初中地理 自然災害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自然災害給人類造成的損失越來越嚴重。如何通過災害防治教育減少災害的損失,已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學校作為育人的專門場所,其在災害教育中的作用備受關注。因此,中學地理課程擔負著災害防治教育的重任。初中地理災害防治教育在提高學生災害意識,增長災害知識,培養防災能力的過程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初中地理教材中有較為豐富的災害教育內容,靈活運用這些內容,開展形式多樣的災害教育,有利于學生樹立憂患意識、環保意識、防災減災意識,提高學生的生活能力。
一、培養學生防災能力的重要性
我國地域遼闊,氣候復雜,地形多樣且山地居多,氣象、地質、地震、洪澇、海洋等自然災害都十分嚴重,是世界上自然災害十分嚴重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中國自然災害種類多,除現代火山災害之外,全球多種自然災害都有發生,分布廣,全國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氣象、地震、地質、海洋等自然災害嚴重的地區,發生頻率高,1998年發生了長江流域特大洪澇,2006年重慶和四川發生特大干旱、2007年淮河流域發生特大洪澇,2008年南方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和甘肅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災害,給人民生命財產和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損失[1]。自然災害損失的不斷增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為因素。如何控制和減少人為因素造成的損失,是我國及全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
我國政府為防災減災出臺了一系列規劃和活動,有利于促進我國的社會、經濟、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有利于減少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但減災目標的實現,減災任務的落實、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防災減災知識和避災救助技能的普及與推廣,都離不開教育。因此,在地理教育中培養學生的防災減災技能,是地理教育向應用學科發展的組成,是貫徹學習公民必備的地理的重要體現[2]。此外,課程標準中關于《自然災害與防治》選修課的內容標準,也規定學生應該對其達到相關知識、技能與情感態度價值觀素養。
二、學生防災能力的培養
(一)學習災害地理知識。利用地理教學手段,引導學生高效率的學習災害地理知識,引導學生從對災害的表面印象深入到對災害概念、分布規律、發生機制等深層知識的掌握。例如:利用地圖法,結合地圖講授,有利于學生自我分析,掌握自然災害的分布規律,訓練他們的讀圖能力和地圖思維。講我國的氣候類型時,當學生學習了我國的主要氣候類型之后,可以帶領學生分析這種氣候類型的特點,結合地圖找到其在我國的分布區,從而可以找到我國的季風分布區也是我國頻發水旱災害的主要分布區。分析完畢,可以結合1998年長江流域特大洪水災害這一實例進行分析,帶領學生討論分析可以得出,長江流域正好處于季風氣候分布區,因此該地區容易發生洪災,因此預防洪災是這一地區的防災重點。對于長江上游河道的整治,可以提高抗洪能力,減少災害帶來的損失。因此,利用發現法,可以訓練學生探究問題的能力并激發他們學習災害地理的興趣。最后,利用板書筆記法加強學生對災害地理規律性知識的記憶。
(二)學習災害地理知識,掌握技能、熏陶學生的情感態度。鼓勵學生多看、多想,多動手,從而促進學生對災害的認識和理解。在學習地震災害時,可以先利用演示法,放一段地震發生時的視頻資料,有條件的學校可以帶領學生到地震模擬實驗室,感受一下地震發生時的場景。讓學生直觀感知該種災害的發生、發展特點,然后利用發現法,鼓勵學生自己動腦筋,思考在這種災害來臨時,人類該如何躲避,從中學習到防災技能。最后,讓學生寫出自己遇到這些災害時的逃生方案,并以作業的方式呈現。
(三)幫助學生掌握災害自救技能。在災害地理教學中,利用課本、地圖結合的講解法可以訓練學生的記憶能力;利用多媒體、圖片資料可以促進學生的現象能力,并能促進學生自我認識程度的提高;利用小組合作法,可以培養學生與他人相處的交際能力等。學會冷靜應對自然災害事件,提高在自然災害事件中自我保護和求助及逃生的技能[3]。
(四)熏陶學生的情感態度價值觀。貼切、自然、巧妙、潛移默化的災害教育,對于學生樹立正確的資源觀、人口觀,環境觀以及可持續發展觀念,培養愛國主義情感,建立全球的觀念,都是十分重要的。這樣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災害知識的興趣,由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因此這樣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內在的、積極的、長期的、穩定的,它對于掌握知識、技能以及發展智力,能起積極地促進作用。從而了解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為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做貢獻[4]。
通過搞好災害防治教育,提高學生的生存能力,培養具有環境意識和生態意識的未來建設者。
三、存在問題
(一)防災意識低。以本人所在城市為例,烏魯木齊很多學校防災意識薄弱,對于學生的災害知識的傳播比較缺乏,但隨著重大災害的頻發,各個學校也逐步引起重視,不斷加強中學生的防災知識的普及。
(二)防災技能有待提高。學生對防災技能的掌握水平還比較低,具有逃生意識,但受到生理年齡和心理素質的限制,很多學生無法確認自己在災害來臨的表現,有具體的防災技能訓練,但訓練形式比較單一,學生缺乏對突發事件處理方式的鍛煉。
(三)學習態度不夠認真,重視程度不夠高。學校雖然已經將消防演習和地震演習常態化,但對于學生來說認知不夠充分,總認為只是演習,又不是真正災害來臨,所以反應比較慢,個別學生態度不夠認真,三三兩兩,手拉著手,有說有笑,嚴重影響了演習效果。
(四)有關災害的基礎知識了解不足。很多學生對各種災害一知半解,獲取的知識也是支離破碎的,缺乏全面性;有些是因為沒有專門開展知識講座,老師在傳播災害知識時也是通過各章節滲透的,缺乏系統性;對于學生認為考試考災害方面的知識少,同時還存在僥幸心理,認為自己所在的區域不會發生以上災害,重視程度不夠。
(五)獲取信息多為圖片、視頻、缺乏體驗。學生獲取有關災害的知識多為講座、報紙、電視、網絡和視頻資料,雖然圖片信息和視頻資料很直觀,但缺乏真實感受性,如在地震災害中會出現縱波和橫波,由于比較抽象,所以學生在理解上存在不足[5]。
四、建議
(一)重視災害教育,提升抗災能力。結合書本知識,在知識傳授過程中,傳授有關各種災害的形成原因,結合各種災害自身特點,有效抗災,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學以致用,將所學知識轉化成災害來臨時的逃生技能,教師應意識到災害教育是生存教育、安全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學地理災害教育是生命安全教育的重要階段,教師應意識到培養學生的防災技能也是地理教師的重要責任。
(二)因地制宜,結合當地情況開展災害教育。我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多山的地貌特征以及強烈的地殼運動,受不穩定的季風環流的影響等,使得我國自然災害類型多樣,發生的頻率高、強度大,且自然災害地域分異特征明顯。應結合當地的地域特征,有效地開展災害教育。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位于我國的西北部,臨近環太平洋地震帶和地中海—喜馬拉雅地震帶,該地區多地震災害,因此對于該地區應加強地震災害教育,學校應開辦地震墻報、宣傳地震知識,開展地震知識講座、進行地震演習,這樣對于我們這樣的多地震地區可以起到有效的防災減災作用。
(三)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全面開展災害教育。充分利用課堂教學、課外活動、專題講座、學生課外活動等多種方式開展災害教育,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課堂與課外相結合,老師講解與學生動手相結合,從而開展形式多樣的學校災害地理教學。
(四)加強防災演練教學活動。防災演練教學活動是目前公認的最有效的災害教育方式,學校與社會、家長聯合,開展防災演練,讓學生通過親身體驗式活動,增強自身防災技能,提高災害教育學習效果。日本在每年的9月1日的國家防災日,舉行全國防災大演練活動。我國在汶川地震后,也有專家建議將每年的5月12日定為我國的全民防災日。學校防災演習包括課堂的防災演習和課余的防災演習。演習可以長期開展,從而鍛煉學生的身心和活動能力,形成自我的防災技能。尤其是地震災害,由于其爆發突然,很那預知,是比較適合用這樣形式開展教育的。
(五)建設學校災害地理課程資源庫。收集災害地理教科書、災害地理教學用圖,災害地理教學模型和標本,災害地理圖書資料、開展災害地理學習興趣小組等。讓學生學會利用資源學習知識,從而運用知識減災防災。
參考文獻
[1]陳霞、朱曉華.試論災害教育在防災減災中的作用[J].災害學
[2]《中國的減災行動》2009年5月1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3]于秀麗.中學地理教學中防災減災教育的探討.東北師范大學
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自然災害便與人類相隨相伴。歷史上人們對自然災害的形成存在諸多不同的認識,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
1.自然災害是由某種超自然的力量或神的意志決定的在中國商代,由于當時生產力低下,人們對自然災害無法抗御,而又不能對自然災害作出合理的解釋,于是就把自然災害產生的原因歸結為某種超自然力量的作用。如殷墟甲骨卜辭有:“甲辰,帝其令雨?”“帝其令風”“帝其降堇?”說明當時人們相信大自然與人世間一切都是上帝直接主宰的,這種主宰沒有任何選擇,與人事的好壞沒有什么關系。孔子認為天不僅是個人的死生禍福的主宰者,也是自然界的最高主宰者。《論語》有記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古希臘哲學家克塞諾芬尼認為:“有一個唯一的神,是諸神和人類中間最偉大的。神是全視、全知、全聞的。神毫不費力地以他的心思左右一切。”法國歷史學家勒內•法維耶曾指出,“正如對于所有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一樣,人們也是用神的干預來解釋自然災害的,遇到火山爆發、地震時尤其是這樣,因為這種災害的力量好像來自讓人捉摸不透的、讓人無法理解的大地。”
2.自然災害是由于人君失德或人類自身的罪孽而招至天譴引起的春秋中葉的伯宗把不利于奴隸制的違反“親親”和“尊尊”原則的“反德”事件,說成是發生自然災異的原因。他提出,“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漢初的陸賈提出“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于惡氣,惡氣生于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于下,則天文度于上。惡政流于民,則蟲災生于地。”在歐洲歷史上,每逢瘟疫等自然災害發生,人們便對猶太人進行人身攻擊,認為是猶太人造成了這場罪惡。公元六世紀和公元七世紀中晚期,羅馬帝國以及更廣大世界大部分地區發生了大瘟疫,《圣徒傳》作者兼歷史學家、以弗所的約翰把這場大災難歸結于“上帝的憤怒。”
3.自然災害是由于自然界本身失調或失衡引起的西周時期,人們開始懷疑上帝鬼神,認為人民所受的災害不是上天降下來的:“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西周末年伯陽甫(伯陽父)論地震,認為“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春秋時期,天文學家把陰陽看成是事物自身的客觀發展過程,把有規律性的自然變化叫作“陰陽有序”;把自然界的反常現象稱為“陰陽失調”。東漢王充認為自然界的萬物都是由元氣構成的,元氣運動的特點是“和”與“通”,他說:“夫陰陽和則谷稼成,不則被災害。”“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宋代張載在《太和篇》中說道“: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蕩、勝負、屈伸之始。”意即氣自身就具有上浮、潛沉、升起、下降、運動、靜止的本性,這些作用經常是不平衡的,打破平衡時就有勝負屈伸。按照這種觀點,自然災害就是平衡被打破的結果。
4.自然災害的發生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會因素當前,人們對自然災害形成原因已基本形成了共識,普遍認為自然災害的發生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會因素。自然因素主要是地球和各圈層物質的運動和變化,如海水的異常運動會導致風暴潮、海嘯等海洋災害的發生。社會因素也就是人為的作用和影響,如過量開采水資源造成地面沉降、環境污染造成酸雨赤潮等。“人類的活動已達到足以影響自然界,并使原有災害加劇或產生一些新的災害。”總之,縱觀歷史上人類對自然災害的認識,自然災害的產生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唯心主義的觀點,認為自然災害是上天(上帝)的意志決定的或是上天(上帝)對人實行懲罰引起的;另一種是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自然災害是由自然規律所致,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或者是由于某種失調引起的。無論是哪種觀點,實際上都蘊含了人與自然的關系。
二、哲學視域下自然災害的本質
1.自然災害是人與自然矛盾沖突的集中體現理解“自然”是把握自然災害本質的前提。對于“自然”,不同歷史時期人們有著不同的解釋,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含義:一是指事物的自然本性,即事物生來就有而不是外加的屬性。二是指事物的某種存在狀態,即一切人之外的存在物。如人們通常所講的自然界、自然物體、自然環境等。而本文所討論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主要是指人與第二種意義上的自然的關系,即人與自然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主要存在兩種理論:一是自然中心論,二是人類中心論。“自然中心論”主要存在于原始社會和奴隸制社會,那時一方面由于生產力十分低下,人類只能靠天吃飯,被動地適應自然,受自然所支配,對自然充滿了崇拜和敬畏,于是產生了自然中心論。認為“自然”是至高無上的,人只能服從自然,即所謂的聽天由命。另一方面是統治階級出于自身統治的需要,宣揚一切都是上天的意志,是不可違背的,以此來扼殺人們的反抗心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當然,這里的“自然”概念比較模糊,可以是指“人”之外的自然界、也可以是指上天或者神靈等。
隨著科學知識的積累,生產力的提高,人類開始從消極順應自然逐漸向積極改造自然轉變,同時對自然的敬畏態度也有所轉變,當人類在一次次勝利征服自然之后,人們就開始懷疑自然的力量、上帝的存在,認為人類才是世界的主人,于是“人類中心論”也由此產生。所謂人類中心論,就是把人作為宇宙的中心實體或目的。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從空間上來說,人處于宇宙的中心位置;二是從地位上來說,人處于世界萬物的核心地位。第二層含義應該是人類中心論者最為直接推崇的觀點。正因為他們認為人是宇宙萬物的核心,人就是世界的主人,世界萬物都是為人而存在,那么人就可以隨意地利用世間之萬物來滿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和無盡的欲望。由于人自身的特殊性,即人生存發展的需要離不開萬物,使得人類中心論在歷史上成為了一種主流理論。古今中外,明確提出這種觀點的哲學家不乏其人。如中國古代董仲舒提出了“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于人”的觀點。古希臘普羅泰戈拉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在近代,康德則提出了“人是他自己的最終目的”。并指出:“人能夠具有‘自我’的觀念,這使人無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個人。”當人們把“人類中心論”作為滿足人類不斷膨脹的貪欲而肆意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的理由,把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作為征服自然的手段時,于是造成了生態環境危機迭起,自然災害頻發的局面。
20世紀以來,科技日新月異,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達到空前水平,但是,人類遭受自然災害的破壞也空前嚴重,特大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越來越高,呈現上升趨勢。這意味著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日趨緊張、日益惡化。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分析這種關系的變化。所謂自然災害,是指自然災變對人類生命和財產以及人類生存發展環境造成傷害的現象和過程。由此,自然災害的形成主要是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發生自然災變,二是對人類社會造成傷害,因此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惡化就可以從這兩方面體現出來。從自然災變的發生來看,20世紀以來呈現出越來越嚴峻的形勢,自然災變日漸頻繁,尤其是不斷出現各種新的自然災變。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的科技水平大幅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生產能力也空前提高,人類既向大自然肆意開發和占領,又向大自然肆意排放廢棄物,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危機,再加上各種各樣不合理的工程項目建設,于是大大促進了各種自然災變的不斷發展。馬克思說過:“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在一個半世紀以前,馬克思談到了“人化自然”,今天,整個世界幾乎就是一個“人化自然”的世界,未經人類開發的自然已經難以找見,正是人類改變自然的活動,造成或者加快了自然界物理、化學和生物的異變和災變。
正如日本社會活動家池田所說:“人類力量所創造的文明背叛了人類自己,也正被這種文明送進墳墓。”這種觀點雖然有失于偏頗,但也確實說明了人對自然的破壞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再從人類社會受到自然災變的傷害這個角度來看,任何一種自然災害,無論其原始災變的發生是否與人的行為有關,但是就其成為災害而言,首先就是與人類社會密切相關的,離開了人,任何災變也就無所謂災害了。比如拿地震災害來分析,地震的發生可能完全是地殼運動變化的結果,但是,地震不是地震災害,只有地震作用于人類社會,超出其承受能力,使人類社會受到傷害時,才成為地震災害。反之,即使地震再強烈,破壞性再大,如果發生在海底或者荒無人煙的地區,也構不成地震災害。由此可見,任何自然災害即使是由純自然因素導致災變而引發的災害都包含著人與自然的矛盾關系,人類如果能夠承受住災變的影響,則不會發生災害,如果承受不了災變的破壞性,則災害便隨之發生,而且承受能力越低,則受災程度就越大。因此,無論是從人為因素導致自然災變來看,還是從人類對自然災變的承受能力來看,可以說,自然災害正是人與自然之間矛盾沖突的集中體現,自然災害的本質就是人與自然的矛盾與沖突。而這種矛盾沖突正在愈演愈烈,好在人類已經對自己的生存危機有了越來越清醒的認識,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尋求合作,試圖共同努力消除這種危機。
2.自然災害是“人—自然”巨系統內部失調的必然結果從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對自然災害的認識來看,它主要強調災害的產生是由某種失調引起。辯證唯物主義系統自然觀認為整個物質自然界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現象都以系統方式存在著和發展著。系統原指由部分組成的整體、集合。物質系統指具有一定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關系與特殊方式中的兩個以上要素或部分組成的具有特定的整體結構和適應環境的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系統有母系統和子系統、大系統和小系統之分,但任何系統都是相對的,它在作為母系統的同時又是另外一個更大系統的子系統。如生物界對生物界中的眾多個體生物來說是母系統,而對整個自然界來說,它又屬于子系統。
三、總結
自然災害風險行政管理作為公共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各國的高度關注,特別是作為自然災害頻發的幾個國土面積較大的國家,更是關注對自然災害的風險管理工作。依據對北美洲、亞洲、歐洲等國自然自災害風險管理工作的比較[8],本文將其劃分為以下三種管理模式。
(一)美國式的自然災害風險管理
詹姆士·米切爾系統地介紹了美國的災害管理政策和協調機制[9]。從1974年起,美國政府組建了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以來,即以一個核心政府機構為中心,聯合聯邦27個相關的機構,形成對災害風險的綜合行政管理體系。2003年3月1日以后,FEMA整建制歸入美國聯邦政府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ofHomelandSe2curity(DHS)],其功能和力量更為加強。目前,該系統作為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五個核心機構,掌管國家的應急響應準備和行動工作,除在首都華盛頓設有總局機關外,還在全國建立了十個區域機構和兩個地區機構,形成了以聯邦和區域兩級行政體系為核心、輔以聯邦相關機構參與的災害風險行政管理區域模式(塊塊模式)。與此模式相一致的還有德國政府,即德國聯邦政府管理辦(BVA)下屬的民防中心(ZFZ),不過其聯邦的作用只是在戰時發揮作用,平時主要由各州政府負責其轄區自然災害的風險管理工作,即以政府災害風險管理為基礎的區域模式。法國也屬這一模式,即法國政府下設的應急局(DDSL),也如美國,以國家和地方二級為核心,輔以國家相關機構的參與。俄羅斯、意大利也與此類模式相似[8]。
(二)日本式的自然災害風險管理
葉耀先系統地介紹了日本防災和災害應急管理情況,并與中國進行了比較[10](P254-290)。日本在一整套詳細的與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相關的法律框架下,構建了以首相為首的“中央防災會議”制度,一旦發生緊急情況,指定行政機關、指定公共單位應對自然災害。為了有效地進行災害管理,要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指定的行政機關和公共單位,依據“災害對策基本法”,必須制定防災計劃并予以實施。2001年,日本中央政府機構重組,內閣府成為國家災害管理的行政機構。內閣府災害管理政策統括官負責防災基本政策,如防災計劃的制定,協調各省、廳的活動以及巨大災害的響應。此外,作為負有特殊使命的大臣,還新設立了“防災擔當大臣”職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式的自然災害風險管理是以中央為核心、各省廳局機構參與的垂直管理模式。一些國土面積相對小的國家都建立了與此模式近似的自然災害風險行政管理體系。
(三)中國式的自然災害風險管理模式
中國政府歷來對自然災害管理予以高度重視。近年來從參與實施國際減災計劃和減災戰略過程中,加強了自然災害風險管理工作。1989年響應聯合國發起的國際減災十年計劃,率先成立了由國務院領導負責的中國國際減災十年委員會。減災十年結束后,于2001年該機構調整為中國國際減災委員會,2005年又調整為中國國家減災委員會,并成立了該委員會的科技委。國家減災委作為一個部際協調機構,已成為中國應對自然災害之中央政府的最高機構,其辦公室設在民政部。此外,民政部還組建了國家減災中心,作為承辦國家減災委和民政部相關工作的一個技術支撐單位。目前,中國各類自然災害風險的行政管理,依自然致災因子仍然由與此相關的部委局負責管理,例如中國地震局負責地震災害的風險管理,中國氣象局負責氣象災害的風險管理,水利部負責水旱災害的風險管理,國土資源部負責滑坡、泥石流災害的風險管理,海洋災害的風險管理由國家海洋局負責,森林火災由國家林業局負責,農業病蟲鼠害及草原火災則由農業部負責等。為了加強對一些影響較大的自然災害的風險行政管理,國務院還特別設立了一些自然災害管理的領導小組,如國務院防汛抗旱領導小組、國務院抗震領導小組等。與政府設置的有關自然災害風險管理機構相對應,還在全國各級地方政府設置了相應的機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目前運行的是以部門為主、結合地方政府的“垂直與區域相結合的自然災害風險管理模式”。與此模式相一致的還有比利時、挪威等國。
上述三種自然災害風險行政管理模式,都包括災前的監測、預報和預警,以及各種減災工程建設;災中的應急響應;災后的災情評估、救助救濟、恢復與重建,通常形成一種循環的模式。這三種自然災害風險行政管理模式,都呈現出“條與塊”的結合,或以“條”為主,或以“塊”為主,或“條”與“塊”并重。美國式管理突出了“塊”的重要性,強調了聯邦和州、縣三級政府的作用,輔以妥善協調聯邦政府下設部門的功能;日本式管理突出了“條”的重要作用,強調中央政府各相關部門各負其責,輔以協調發揮都道府的作用;中國式管理突出了“條塊”并重,發揮其整體功能的作用不顯著。因此,應從系統和綜合的角度著眼,突出“塊塊”的核心作用,并協調“條條”的專業職能。
二、自然災害風險的復雜性與鏈性特征
自然災害的突發性與漸發性特征,決定了其對承災體影響的方式、程度,并且還影響人類的響應措施。自然災害系統的復雜性與鏈性特征則決定其風險形成的多因性和綜合性。
自然災害系統的特征主要表現在組成因素之間相互作用機制的復雜過程(圖1)。從中可以看出在一個特定區域和特定時段,自然致災因子發生種類和頻率及強度都是隨機的,致使對其預報一直成為災害研究領域的世界難題,至今進展甚微。因此,準確地估計自然災害致災因子發生的概率,進而計算其造成的風險(假定受其影響的承災體不變)仍然是自然災害風險管理工作中的一項艱巨任務。承災體是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總稱,由于區域政治制度、經濟體制,人口數量、經濟水平、文化差異的存在,使得具有相同致災強度的致災因子發生后,造成的影響迥然不同。如1991年中國淮河流域發生流域性洪水,水情資料表明其上中游和下游幾乎接近百年不遇,但造成的損失在兩地產生明顯差異,不僅因區域經濟水平的差異,還因防洪排澇能力的差異所致。由此可見,承災體的脆弱性對災情大小的影響是顯然的。受承災體災后恢復力差異的影響,諸如是否吸取了經驗教訓,是否加大了對區域自然災害風險控制的能力等等,這不僅對致災因子的強度產生影響,而且還進一步影響到承災體的脆弱性,進而影響自然災害風險的大小。區域災情的大小對區域自然災害風險評估的影響,不僅取決于絕對水平,而且還與區域整個經濟社會水平相關。通常我們對“小災大害”和“大災小害”的描述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區域經濟社會水平高的地方,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較高,盡管同樣的自然致災因子造成災情的絕對值可能比經濟社會水平低的地方要高,但因其恢復力強,可大大降低其風險水平。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災害風險既受自然因素,還受人為因素的影響。因自然災害系統內各要素相互作用,使其呈現出極為復雜的特性,就顯然影響著對其進行管理途徑和措施的確定。
自然災害系統還表現出鏈性的特征,即以主發致災因子為誘因,形成災害鏈。我們曾總結了發生在中國的四種主要的自然災害鏈,即地震災害鏈、臺風-暴雨災害鏈、寒潮災害鏈、干旱災害鏈(圖2-a、b、c、d)[11](P187-189)。從中可以看出,致災因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鏈性特征。由于自然災害鏈的存在,不僅對客觀估計自然災害風險造成困難,還對自然災害應急預案編制、自然災害應急處置、災后救助與恢復,以及災前的備災等各項減災工作造成影響。
三、自然災害風險的綜合行政管理模式
針對區域自然災害系統的復雜性和鏈性特征,借鑒前面已有的三種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的行政模式,參考Okada提出的“綜合災害風險管理”的塔式模式[12],席酉民等提出的“和諧管理”模式[13],本文提出整合縱向協調、橫向協調、政策協調為一體,減災資源高效利用的自然災害風險的綜合行政管理“三維矩陣模式”。
Okada在其倡導的綜合災害風險管理模式中,強調協調社會各方面與減災相關力量的能動性,重視發展與風險控制相平衡,并通過系統的營養動力過程,實現整體管理的優化。前述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的“日本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Okada提出的綜合災害風險管理模式的思想,這就是強調以縱向協調為主輔以橫向協調的綜合管理模式。席酉民倡導“和諧管理”的思想。他認為,對以人與物兩類不同性質的基本要素構成的系統,其在復雜和不確定的狀況下,維持持續發展的基本途徑,在于如何充分地發揮系統內有差異個體各自的能動作用。而這種能動作用的發揮系于系統內的兩種基本秩序,也即系統內各種互動關系的本質就是人類行為的兩種基本秩序———和與諧,其中前者表征了系統內演化的方式,后者表征了基于人類理性設計的建構方式。“和諧管理”理論的終極目標是:對復雜多變環境下的充滿不確定性的一系列管理問題,提出一種較為全面的解決方法。
由于區域自然災害系統的復雜性及鏈性特征,實施對其進行綜合行政管理,就必須首先強調對現有行政管理方式的縱向協調,即充分發揮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的作用,特別是要強調基層社區對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的作用。中國政府在處理2003年SARS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中,強調以屬地為核心的行政管理就是強調了基層組織在社區水平上的重要作用,收到了明顯的效果。這種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的縱向協調,就是強調了各級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在管理自然災害風險的組織中,協調好不同行政區域間的關系,突出“和”的原則。諸如發生水災時,流域上、中、下游之間的防洪減災協調,就要突出涉及各級行政區之間的協調,通過實現“和”的原則形成“合意”的“嵌入”,實現減災資源利用的最大效率化和效益化。
與此同時,在強調縱向協調的同時,遵循區域自然災害系統所具有的鏈性特征,對其實行綜合行政管理,就必須同時強調對現有行政管理方式的橫向協調,即充分發揮各級政府設置的與減災相關的機構的能動作用。這正如Okada所闡述的“螃蟹”行走模式,多條腿協調一致向前走的作用,這也是體現自然災害風險綜合行政管理“和”的原則基礎上,形成“合力”的一種具體體現。中國政府在同一級政府中所設置的與減災相關部門間的協調機構,就是對這一橫向協調機制的具體實踐,如國家減災委、國務院防洪抗旱領導小組均由多個國家部委局負責人組成。
如何充分發揮縱向協調和橫向協調的再協調,則必須通過制定各類標準、規范、指標體系,以實現自然災害風險管理信息的共建和共享,以發揮災前、災中、災后減災信息資源的高效利用,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獲取這些信息資源裝備和設備的使用效率。與此同時,制定各種與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相關的法律,以規范縱向與橫向協調過程中的組織和個人行為,以此,充分調動各種減災力量的積極性(如政府減災資源和社會減災資源等)。這就是通過對區域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相關政策的協調,實現對自然災害風險的綜合行政管理。為此,從管理學的角度,就是尋找發揮所有減災要素在區域自然災害風險管理中的“合理”的投入。這就是要遵循席酉民等提出的“諧則”[13]。“諧”是指一切要素在組織中的“合理”的投入,是一種客觀、被動的狀態,“諧則”是指在“諧”的概念基礎上,概括那些系統中任何可以被最終要素化的管理問題,系統中的這個方面是可以通過數學量化處理模式且根據目標需求得以解決的[12]。我們通常說的優化系統結構,尋求系統整體功能作用的最大化,就是要在區域自然災害風險綜合行政管理過程中,通過協調各類與減災相關的政策,使之從系統的整體角度,發揮縱向與橫向減災資源的功效,通過非線性系統優化模擬實現縱橫之間的優化配置。如區域發展與減災規劃之間的協調,平原城市規劃與河網格局之間的協調,土地開發規劃與生態建設間的協調,以及水旱災害與水土保持間的協調等。
我們將上述區域自然災害風險綜合行政管理模式中的縱向、橫向和政策協調,概括為如圖3框架,并稱其為“災害風險行政管理的系統綜合模式”,即是一個“三維矩陣模式”。圖3中“和度”對應“和則”、“諧度”對應“諧則”。與席酉民等提出的“和諧管理”理論體系中的“和”和“諧”、“和則”與“諧則”的含意是一致的;考慮到區域災害系統所具有的鏈性特征,我們在此模式中,增加了“合度”和“合則”,即在同級行政管理體系中,強調各個與減災相關部門之間應形成合力,即在席酉民等強調“人與物要素的互動關系”的基礎上,關注物與物之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的優化與和諧。
四、中國自然災害風險
綜合行政管理體系建設的建議針對中國自然災害系統的復雜性和存在多種災害鏈的特性,依據上述論證,提出構建中國自然災害風險綜合行政管理體系的建議。
首先,加強國家關于減災政策協調的力度,健全減災管理法制。盡快出臺“中國自然災害防御基本法”、“中國自然災害應急管理法”,以此協調現有的單一自然災害管理法規體系之間的矛盾,完善并補充現有單一自然災害管理的法規體系,特別是要完善對各類自然災害產生的孕災環境、致災因子與承災體管理之間的法規協調,即有關生態環境保護與自然災害管理法規的協調,城市規劃、土地利用規劃與自然災害管理法規的協調。
其次,加強各級政府相關部門之間減災職能協調的力度,完善減災管理機制。完善區域“自然災害風險管理信息共享”機制,特別需加快制定有關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的標準、規范及指標體系。厘定各相關部門的職能,盡可能實現各相關部門在轄區自然災害風險管理過程中的良好銜接,如在水旱災害風險管理中,氣象、水利、農業與民政部門之間的職能明晰;減輕水旱災害過程中科技、教育、國土、財政、金融、發展與改革等部門之間的職能界定。再次,加強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合作,改革減災管理體制。針對轄區所發生的自然災害的嚴重性程度,明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自然災害風險綜合行政管理體系中的責任,加強轄區自然災害區劃、減災規劃、應急預案編制、應急行動、救災救濟基金、恢復與重建等項工作,從而實現明確目標、分級負責、協同作戰,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整合上述三個方面關于區域自然災害風險綜合行政管理功能,具體操作方案如下:
在各級政府組建轄區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的行政職能部門———自然災害風險管理局。考慮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的周期性[14],其下設減災法制管理、信息共享、技術、應急管理、物資儲備、應急行動(可實施軍政雙重領導)、救災救濟、裝備管理等部門。在上述轄區“自然災害風險管理局”設立的基礎上,針對轄區自然災害系統的特征,明晰并完善現有單一自然災害系統管理部門的職能。一般可包括氣象災害、海洋災害、地震災害、地質災害、水旱災害、生物災害、火災與病蟲害等主要自然災害風險管理部門。內陸轄區則可不設海洋災害風險管理的專業機構。要加強對這些主要自然災害的監測、預報、預警、風險評價和應急預案制定等技術能力的提高,以及相應的標準、規范和指標體系的完善。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分析區域自然災害系統復雜性和鏈性特征的基礎上,吸取各國關于區域自然災害風險管理行政模式的優點,參考有關研究提出的模式,提出了自然災害風險綜合行政管理模式,即縱向到底、橫向到邊、政策高效的“和則、合則與諧則共存,和度、合度與諧度合一,縱向協調、橫向協調與政策協調集成為一體,減災資源高效利用”的“三維矩陣管理模式”,以此加強轄區減災區劃、立法、規劃、應急預案編制、應急物資儲備、應急行動、救災救濟等能力的建設。
摘 要: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要求防災的應急準備、實際救災能力和災后重建能力建設成為長期的、全面的思想、技術、組織準備和力量積蓄;要求從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防止和盡可能減少社會災害的發生;強調要按照法治的要求識別社會災害,界定社會災害的主體,防止制造災害的行為,治理及消除危害。災害的評價尺度與災害評價應該是多樣而全面的,要根據人與災害的矛盾焦點,更為廣泛地、內在地觸及民心民意,從中清理出那些具有價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訓,創新理念,漸進地推進各種措施的落實。
關鍵詞:政治社會學;防災減災;災害評價;憂患意識
中圖分類號:X43,X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1)06-0082-05
在政治社會學的當代視野里,我國的防災減災工作具有廣泛的應用空間,它既關乎社會發展,又與社會穩定密切相關。這項工作包括災害區劃、災情預測、災情教育、防災預案制定、防災工程建設、應急反應機制建設、災害發生后的社會力量動員、救災的組織實施和災后重建等內容。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災的應急準備、實際救災能力和災后重建能力建設成為長期的、全面的思想、技術、組織準備和力量積蓄。本文的寫作初衷是從這一新的視角審視災害和人控制災害意識的現實關系及處在災害環境中的人的未來命運。
一、災害的“族群”與災害認知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更高的起點和水平上全面推進,人口和社會財富進一步增長,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更加廣泛,同時,各種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和幾率趨于增大,并成為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現實的制約因素。從增強公民對各種災害的憂患意識、強化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救護的多重視角考量,應強化對兩大災害系統的認識。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關涉自然災害的基本理論和知識
目前理論界對自然災害的分類研究,是我們強化對自然災害認識的一個重要維度。
地質災害。地震、火山爆發、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屬于此類。地震是地球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地球大規模、迅速地釋放能量的結果。地震預測的實質在于對地殼運動狀態進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學的把握,對震前種種異常信息的捕捉和綜合分析也是地震預測的重要輔助手段。[1]關于火山爆發,到目前為止,人類對它爆發的時間和原因很難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和科學的預測。我國傳統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庫對滑坡體坡腳的沖刷,改變滑坡體外形、設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動帶土質性質等。[2]有學者注意到山體滑坡、泥石流等山體突變災害多發生在雨季這一現象,把山體突變災害從理論上抽象成材料科學平面上的一條裂縫。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從理論上找到了山體驟變災害產生的條件、滑動的準則,而且以該理論為依據為預測這種災害的發生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氣象災害。暴雨、洪澇、熱帶氣旋、冰雹、雷電、龍卷風、干旱、酷熱、低溫、雪災、霜凍等屬于這類災害。學者們普遍認為,多數氣象災害與人們面對自然顯示出的傲慢和無節制地利用環境資源有著密切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人類如果能以愛心對待萬物,與萬物平等相處,世界將充滿生機而又呈現出豐富性和多樣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識”而是“境界”,“境界”是心靈存在的方式,是存在與價值的統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種境界;境界又是情感與理性的統一。[3]人類生存是動態的,是生命創造與生命的延續與發展,友好地、理性地對待自然是減少氣象災害的基本途徑。
生物災害。病蟲害、森林火災、沙塵暴、急性傳染病等屬于這類災害。生物災害實際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會學的視野里,人在發現、發明、掌握和運用科學技術解決實踐中遇到問題的過程中,即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認識水平和實踐能力。一方面,科學技術是防治生物災害、維護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革命和創新又使人類活動和追求的起點越來越高。人的本質力量在人類積累新知識、探索新規律、創立新學說、創造新方法的過程中不斷增強,當然也就為防治生物災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對可能發生的生物災害風險,社會政策更多需要考慮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預防和管理這些風險,強調多元、參與、平等、協商和互動。
天文災害。天體撞擊、太陽活動異常等屬于這類災害。對天文災害的分析應有一個邏輯框架,這一框架必須以客觀可見的天文災害的定向變遷因素為基礎,而不應過多涉及主觀的、現時的愿望。換言之,天文災害的客觀性,不僅制約著對這種災害的認識,也規定著人們治理這種災害的能力,我們只能根據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天文事件來認識天文災害。危機與行動主體對危機的快速反應是政治社會學中的重要主題,天體災害的防控與現代高科技在這一領域的運用有著密切的關系,面對天體災害所選擇的手段是思維多樣性、理論多樣性和方法多樣性的統一,這是應對天體災害所應予以認真思考的問題。
其他自然災害。雪崩、冰崩、海嘯、鼠害等屬于這一類。對其他自然災害的強調,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認識自然災害這種多“族群”實體并使之保持一個整體和互相關聯的狀態的視角:在一個統一的、正在進行更高水平小康社會建設的廣大疆域內,將自然災害實體看成一個整體,并時刻關注這個整體的另類,其社會效能顯然要遠遠高于只關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極為嚴重的災害個體。雪崩、冰崩與環境變暖有關,鼠災與生物鏈的斷裂有關,海嘯與地球內部的運動有關。對這類災害監控的關鍵是要組織人力、運用高科技手段對可能發生災害的地區進行跟蹤監控,注意搜集異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災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這類災害一般都要經過潛伏期、爆發期、期、緩解期、消退期等五個階段。防災減災的中心任務是,發現自然災害在潛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時間控制自然災害爆發后的態勢,縮短自然災害對人們損害的持續期以及從自然災害的突發性中吸取教訓等。還須注意,自然災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類的結果。自然的突變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人類反過來又要對災害產生巨大的反作用。從政治社會學視野里考察防災減災工作,才能更有意識地、不斷地強化這種反作用;逐步深入認識自然災害的特點和規律,不斷地跟蹤、研究、形成具有創新價值的行之有效的對策,消除自然災害可能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二)關涉人為災害的基本理論和知識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態環境災害。煙霧與大氣污染、溫室效應、水體污染、水土流失、氣候異常、人口膨脹等屬于此類。人類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超出了大自然的資源承受力和廢棄物降解力,是導致生態環境災害的最重要原因。人類在科技、經濟和社會關系上協調不當,引起了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失衡,從而造成溫室效應、熱島效應、環境污染等人為災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應當把人與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體,人與萬物應是生命共同體,萬物是“我”的朋友,不是與“我”對立的它者。所以在開發、規劃和社會建設的全過程中,應從社會意識角度切入災害和人的生活層面,重視對公民進行生態環境災害宣傳教育:要選擇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和事例,促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生態環境災害進行現實體驗,體會災害給人們造成悲慘境遇的情景,逐步培養和強化人們人道主義的真誠思想、行為表達和對未來美好社會的追求。
工程事故災害。巖土工程塌方、爆炸、人為火災、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氣、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庫潰壩、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屬此類。人類對災害的研究促進了材料科學的發展。在19世紀,鋼鐵材料在機器和建筑中廣泛使用,曾經引發災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紀中葉在歐洲多次發生火車車軸斷裂造成車毀人亡。對這類災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學理論和材料開發有了重大發展:一種新的試驗方法和一個新的分支學科――金屬疲勞(Fatigure)學應運而生。到目前,從對金屬疲勞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為廣闊的領域,擴展到了陶器、復合材料等方面。我們應該從中獲得某種啟示:既要從源頭上查找工程事故災害的原因,探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又要從設計、制造、加工、使用、監測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預防這類災害的發生。
社會災害。球迷騷亂、戰爭、集團械斗、人為放毒、車禍、海難、空難、毒氣污染、社會暴力、動亂、金融風暴等屬于此類。這些危害社會的行為如果發展成為特大惡性事件,就可能加劇社會系統的紊亂。政治社會學觀點認為,從全局上避免社會災害的發生,肯定了社會人作為個體的特殊性、意義和價值,實際上就是肯定了多數人;同時,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會災害識別,界定社會災害的主體,防止制造災害的行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會災害的道德和法律規范蘊涵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的規范如何論證和闡發,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風格,我們要不斷地提高對社會災害的理論闡發能力和實際控制能力。
災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對防災減災工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各種防災減災觀念和方式的創新突破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新的技術條件下,科學家關注的社會問題的范圍極其廣泛,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科學家自覺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與整個社會的利益結合起來。[4]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對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項現實而緊迫的任務:既要讓人們從整體上認識各種災害,進而為災害治理夯實現實的基礎,又要在科技和社會認知領域架起融通的橋梁,在災害的范疇內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層次化,為當下我國的防災減災工作提供強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導防災減災工作。
二、災害的評價尺度
筆者認為,僅僅依據財產損失來確定災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應該根據人員和財產損失程度、對本地區造成損害與GDP的比例關系,社會影響大小等進行綜合評價。具體地說,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據災害造成損失的絕對數把災害分成五類
根據災害造成的損失對其進行分類,是一種對災害的基本分級方法。這種方法對災情的判斷最為客觀具體,可以直觀地看出災害造成的損失的大小。1.巨災。死亡10000人以上,經濟損失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2.大災:死亡1000-10000人,經濟損失在1000萬-1億元人民幣。3.中災:死亡在100-1000人之間,經濟損失在100-1000萬元人民幣。4.小災:死亡人數在10-100人之間,經濟損失在10-100萬元人民幣。5.微災:死亡<10人,經濟損失<10萬元人民幣。[5]
(二)根據我國東中西部的差異對災害損失進行評價
雖然以損失和傷亡數為指標,可以給人具體而深刻的印象,但單純以絕對數劃分等級,也不盡合理。在我國東部地區,1000萬元不算大損失,而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僅億元的中西部的縣市則是重大損失。所以在進行災害損失評估時,首先應測算出其造成的經濟損失的絕對數,第二步就是要看災害損失對GDP總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災害對GDP造成的損失超過35%的,為特重度影響區;對該地區GDP造成的損失在25%-35%之間的,為重度影響區;在15-25%之間的,為中度影響區;在10%-15%之間的,為輕度影響區;小于10%的,為微度影響區。[6]這種災害評價目的是要考慮災害給本地區帶來的財產相對損失,對政府科學估算災害損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組織全社會力量賑災具有重要意義。
(三)根據災害給國家造成的不良影響進行評價
有些突發事件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但它們給社會和國家帶來了不良影響,有損于我國的政治形象或者傷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給人民造成心理創傷,或者引起社會和民眾的恐慌等等。這種影響就是災害的社會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對災害的評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較狹小的視野和范圍內,必須盡可能地將主體的眼界放寬廣些。這樣,當災害來臨時,政府才能根據災情進行科學的把握,以便決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圍、多大強度上進行社會動員,組織救援力量。
三、災害的演變規律與憂患意識培育
政治社會學視野里的防災減災工作反映了一種嶄新的災害觀,是災害治理的一種新的理念。它要求人們,既要對災害進行整體的、科學的把握,又要特別關注不同災害的特殊性和獨特的潛伏及爆發形式;既要強化人們對災害的整體把握和科學防范意識,又要提高人們堅持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驟變型災害更要求人們強化憂患意識
地震、泥石流、山體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災害,如巖土工程塌方、爆炸、人為火災、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氣、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庫潰壩、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會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人們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極為慘重。這種突發型災害,乍看起來好像猝不及防,事實上事先防范與疏于防范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憲法里明確中央政府在處理災難性事件中的責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學生每年都會參加三次地震演習。2005年,由于一個關于海嘯的謠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時分逃離家園。在沒有任何天災的情況下,逃離時的混亂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傷。這種慘痛的教訓增強了智利從國家到公民的防災減災意識。在這個國家里,所有建筑須符合非常嚴格的防災標準,以保證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災害的侵襲。如果你到了這個國家,就會有人告訴你,樓房承重墻在哪里,地震時應在樓房的什么地方避險。2010年2月27日,智利發生里氏8.8級強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島國海地則是一個在歷史上未曾發生過巨大災難的國家,對災害的憂患意識就不那么強烈。2010年1月12日,發生里氏7.3級大地震,造成27萬人死亡。這充分說明,是否具有防災減災的憂患意識,是否針對驟變型災害開展卓有成效的預防工作,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減災效果。
驟變型災害的發生通常缺少先兆,爆發是突然的,發生的過程歷時較短,但破壞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內重復爆發,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失。過程難以控制,但是人在極短的時間內是可以充分利用長期訓練積累的經驗和聰明才智的。政治社會學強調,對災害的關注和認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運體認,這“有助于減少社會上的挫敗感,從而提高政治穩定性”。[7]這種從全社會強化人們對驟變型災害的警惕的內在精神感受和憂患意識應該成為我們全社會的共識,要進行典型經驗和教訓教育,采取近距離的觀察體驗以深化人們親身體驗的心理感受。
(二)發展型災害是漸進積累的結果
自然災害中的暴雨、臺風、洪水和社會災害中的戰爭、集團械斗、人為放毒、車禍、海難等屬于此類。與驟變型災害相比,發展型災害在爆發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種災害漸進積累的結果。這種災害發展比較迅速,但是比驟變型災害要緩慢一些,因而其過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個人的主要生活內容都總是屬于某一系統的,人們的共同活動的適當方式也就體現在社會生活體系中”。[8]面對發展型災害,各主體承受感的強化是政治社會學關注的基本問題之一,要使社會不同群體的思維和行動發生積極的變化,在全社會實現關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對人的生存和精神狀態的認知,力爭將發展型災害控制在潛伏期和預備爆發期。
(三)持續型災害表現為連續地對人類造成危害
旱災、澇災、傳染病、生物病災害等就是以持續性方式對人們造成危害的。災害爆發后,持續的時間可幾天、半年到幾年。在中國千百年防災減災的歷程中,由于受思想觀念和技術條件的規約,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對持續型災害的防治缺乏自覺的政治關懷和災害意識。黨堅持以人為本,才使防災減災工作真正成為為人民解除痛苦、維護社會穩定和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們必須懂得,在現實生活中,國家的政治法律只是為公民預防各種災害提供間架,具體內容需要由各級政府和公民進行創造性填充。預防持續型災害必須以創新觀念為牽引,處理好政治法律的規定性和措施的創新性之間的關系。形式的規約對于內容的創新提供了保證并發揮激勵作用,防災減災內容的變革則是創造力的源泉。要進一步培養和強化人們負責任的生活方式,引導人們積極主動地為社會承擔防災減災義務并使之內化為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要積極地將防災減災的思想理論成果運用于實踐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對持續型災害進行防治。
(四)環境演變型災害通過對環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凍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漲、以及區域氣候干旱化等環境災害是以演變的方式對人類構成危害的。環境演變型災害的發展是一種長期的自然過程,是自然環境演化再加上人類不當行為造成的結果。因其進程緩慢,不易引起人們的重視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況有些措施需要人類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過,這類災害具有統計意義上的可預測、可預報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氣溫升高1-3℃,這在理論上比較容易計算出來;它導致的區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類也可以比較準確地加以測算。
我們要發揮政治社會學的學科優勢,強化人們對災害的強烈的關注和應有的問題意識。政治社會學提出了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卻又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要根據人與災害的矛盾焦點,更為廣泛地、內在地觸及民心民意,從中清理出那些具有價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訓,漸進地推進各種措施的落實,把現實和歷史、理論和價值統一起來。應設立科學的災情防御標準,以便在災害發生后,政府能夠確定在多大程度上動員和組織社會力量進行救災;還應強化全民族的防災教育,使防災知識教育以及實地演習走進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生存培訓的基本內容。這樣,當災害發生時,災區的政府和社會組織才能從容應對,企業、學校、社區才會更為積極地配合,而個人則有可能快速調節心理狀態以適應突如其來的危急情勢。
參考文獻:
[1]焦雙健等.城市防災學[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6:68.
[2]全國重大自然災害調研組.自然災害與減災[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0:306-307.
[3]蒙培元.追求生命的智慧[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14-15.
[4]鄒農儉.社會學的視野[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492-493.
[5]原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中國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的進展[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9:60-140.
[6]高慶華等.中國自然災害風險與區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5:63.
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應對自然災害的困局,其實最應該反思的就是公民防災教育、政府災害處理智慧和科學決策體系,而這些無不植根于一個科學高效的災害治學系統。不可回避的現實是,過往以慣有的科研課題、學術刊物以及教學課程等組成的圍繞生態災害的治學,已陷入一種低效、彼此區隔、重復、自我闡釋和口號化的癥候當中。
我們應該千萬警惕,西南旱災之后,圍繞水的反思和舉措,成為替代其他反思的惟一途徑。西南民間已隱現一種式的引水、找水、蓄水工程――對雨水的截留是應該鼓勵的,但是不要以此為借口開始對水源地、敏感水環境、生態濕地、已經貧弱的地下水進行透支式開發。
即便以水為命題,從仿生學的角度來說,除了止渴之外,還要“生津”,恢復一個鄉村、城鎮、城市的立體、循環、智能化、節制的水世界微循環――相比較跨區域的輸血型調水,我們更需要城市供水的“滴灌技術”,可是我們的水文學研究,是不是做好了學科轉型的準備,研究城市水文和鋼鐵叢林里的水文系統?
對于日漸頻仍的生態災害,我們首先要把它看成是積累于忽微的小災難不斷累積的結果,而非一個突然到來的厄運,并同時動用全社會的知識、系統、財力、物力、人力來應對與之相關的千方萬面。
具體到中國西南的水系,不僅是一種自然資源和地理概念,它還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歷史意義,許多河流和水系是一個國家文明和區域文明的基礎,應該有一個國家資助的大型研究計劃,為中國西南的水安全和自然環境設計一個可持續百年的發展規劃。同時還應延伸的是基于這個區域的生態現實而展開的“人文經濟學”和民生設計――中國西南的植物、動物、地質、人種、氣象學資源都是世界級的資源,完全可以設計成一種面向22世紀的生態中國發展計劃。
同時基于這種自然和人文經濟學設計,我們還應整理思考中國西南在宗教和認識信仰系統中的重要意義,這個文化區域保存了數以千計的宗教小流派和世俗宗教思想觀,一場災害會改變幾何?
甚至,一些所謂的“迷信知識”也應被關注,因為有關讖緯、謠言、傳言,都可能通過現代的傳播科技,攜災害契機,最終釀成影響深遠的“社會學地震”。
細心的人其實已經注意到,在這次西南旱災期間,民間的傳播結合《2012》這部西方想象的末世電影、一本2004年就預測了西南大旱的美國智庫報告、此起彼伏的地震消息和地球震動模式、有關災害的數字迷信和讖緯算法等途徑,已經形成了一種危險的社會情緒,它會加劇自然災害的現實影響。
一、指導思想
按照學校新學期的工作計劃,緊緊圍繞以人為本,全面發展,圍繞提高教學質量以及學生可持續發展開展工作。
二、奮斗目標
做好學生初高中地理基礎知識的銜接工作,扎實完成高一階段的教學任務,為高中畢業會考打好堅實的基礎。
三、學生知識現狀分析
高一新生雖然在初中學過中國地理和世界地理,對世界的、中國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有所了解,但由于中考不考地理和初三不開設地理課,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地理知識的掌握可以說非常有限,對地理教學的觀念,也仍保留在應試教育階段即認為地理是“副科”。
四、本學期教學的主要任務和要求
1、轉變學生觀念,提高學生素質。
2、做好初高中地理基礎知識的銜接工作。
3、了解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組成要素及其主要特征,理解自然環境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
4、滲透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教育,樹立科學的人口觀,環境觀、資源觀和可持續發展的觀念。
5、初步掌握必要的地理觀察、學習、調查、運用圖表和數據分析等基本方法和技能,學會應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分析評價地理問題。
五、本學期教學內容
單元
基本規律和原理
與人類關系
宇宙環境
日地關系
地球運動關系及其意義
人類對宇宙的探索、利用
大氣環境
大氣環流
氣候的形成與變化
氣候資源與災害
大氣環境保護
陸地與海洋
海水運動;地殼物質循環
內力作用于地貌
水循環
洋流對地理環境的影響
水循環的意義
自然資源和
自然災害
自然資源分布規律
自然災害發生發展機制
自然資源和能源
地質災害;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海洋環境保護和海洋權益
六、提高教學質量的措施 :
1、轉變觀念,改進教法,增強師生關系,實施開放教學。
2、理解記憶為主,強化訓練為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