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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保障支出；社會保障水平；統計口徑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09)05-0036-05
近幾年來，社會保障支出逐漸成為社會保障研究熱點問題，定量研究方法日益增多，研究內容也不斷拓寬。但社會保障支出研究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不同研究人員對社會保障支出的統計口徑不一致，造成研究結論缺乏可比性；同時社會保障支出的統計中還普遍存在漏統或者重復計算問題，數據統計出現偏差，不可避免地導致結果偏離。因而，有必要對學術界統計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的口徑進行梳理，分析學術界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并在我國現有社會保障統計指標的基礎上，提出社會保障支出統計方法，以供參考。
一、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比較分析
從資金來源看，社會保障支出包括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和繳費性社會保障支出。在實際研究工作中，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和社會保障總支出統計口徑分歧最為突出，因而有必要對學術界有關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和社會保障總支出統計口徑進行梳理，理清分歧點。
(一)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
現有研究中，不同統計口徑的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均包括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支出以及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支出，分歧點在于行政事業單位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險支出以及醫療衛生的支出是否計入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
現有的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主要有六種。第一種和我國政府預算支出科目一致，即社會保障支出包括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社會保障補助支出以及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三項。第二種口徑與第一種口徑相比，增加了行政事業單位醫療經費支出和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支出。第三種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符合我國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的實際狀況，具體包括社會保障補助支出、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行政事業單位醫療經費支出。第四種口徑將公費醫療支出和基本醫療保險支出均計入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第五種口徑主張將社會保險支出也計入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以便和其他國家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接軌。第六種口徑將政府用于醫療衛生支出也列入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包括撫恤和社會福利支出、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支出、醫療衛生支出。
(二)社會保障總支出統計口徑
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只反映了政府財政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并不能完全反映社會保障支出總體水平，因而還應該計算社會保障總支出。社會保障總支出包括的項目更多，分歧也更大。除了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既有的分歧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支出、政府和社會衛生經費支出等也是社會保障總支出統計存在的分歧點。
學術界對社會保障總支出主要有七種統計口徑：第一種口徑的社會保障總支出僅僅指“五險”支出。第二種口徑的社會保障總支出包括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和“五險”支出。第三種口徑在第二種統計口徑的基礎上增加了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支出。第四種口徑在第三種口徑的基礎上增加了行政事業單位醫療經費支出。第五種口徑與第四種口徑相比，增加了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第六種口徑的社會保障總支出包括：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支出、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支出以及企業關閉破產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五險”支出、扣除居民個人衛生支出以外的衛生總費用等。第七種口徑社會保障總支出包括國家財政用于撫恤和社會福利的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全國離休、退休、退職人員保險福利費用等。
二、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存在的問題
通過上文對學術界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的梳理，本文認為其主要存在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
1、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不統一。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有六種，小口徑僅僅指政府預算支出科目“社會保障”支出，大口徑包括醫療衛生總支出，甚至包括“五險”支出；社會保障總支出統計口徑有七種之多，小到包括“五險”支出，大到將政府和社會衛生支出也計算在內。不同統計口徑計算社會保障支出差異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第一種統計口徑計算的社會保障總支出只有3101.9億元，而第六種統計口徑計算的社會保障總支出有6508.6億元，相差3406.1億元(見表1)。
2、社會保障支出普遍存在漏統問題。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普遍漏統我國行政事業單位醫療經費支出，社會保障總支出普遍漏統農村社會養老基金支出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支出。2003年我國開始啟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試點工作，2004年及以后的社會保障支出應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支出包括在內，然而實際上許多研究漏統了該保障項目支出。
3、社會保障支出存在重復計算的問題。按照《中國財政年鑒》對“社會保障補助”指標的解釋，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已經包含了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支出，但在統計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時，有的統計口徑重復計算了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支出。此外，“五險”支出一部分來自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因而在統計社會保障總支出時，“五險”支出來自財政補貼應剔除掉。我國社會衛生支出已經包含了社會醫療保險基金的支出，第七種社會保障總支出統計口徑既計算了社會衛生支出又計算了醫療保險基金的支出，也存在重復計算的問題。
4、社會保障支出并不能真正反映社會保障的實際支出水平。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和社會保障總支出沒有剔除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支出。實際上，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只是中央的戰略儲備基金，迄今為止只在積累尚未用于任何社會保障項目的支出。因而，統計我國社會保障支出時，尤其是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時應將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支出剔除，才能真實反映我國社會保障實際支出水平。
5、社會保障支出概念不規范。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和社會保障總支出不作明確的劃分或說明，社會保障總支出有的稱為“社會保障福利總額”，也有稱為“社會保險總支出”。
(二)社會保障支出統計混亂的主要原因
1、對社會保障支出的理解有偏差。社會保障支出實際上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實際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不包括國家的戰略儲備基金。因為戰略儲備基金實際上尚沒有真正用于支付，正如我們不把社會保險結余資金統計為社會保險基金支出一樣。由于對社會
保障支出理解出現了偏差，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往往將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支出計算在內。
2、財政預算制度將預算內各項社會保障支出混在其他經常性支出中，使有關社會保障支出的統計記錄不明確。1998年，我國政府一般預算支出科目增設了“社會保障”支出科目，該科目包括：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以及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并沒有包括全部由政府財政資助的社會保障項目，如行政事業單位醫療經費支出則放在“醫療衛生支出”科目下，導致許多學者統計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時漏統行政事業單位醫療經費支出。
3、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本身正處在轉型階段，舊的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保障統計指標和新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指標混雜在一起，致使社會保障支出出現重復統計、漏統等問題。 《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等既有“歷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收支及累計結余情況”統計指標，又有“全國保險福利費用總額”以及“全國離休、退休退職人員保險福利費”等統計指標。新舊統計指標的混雜給人們選擇統計指標帶來混淆，容易產生重復計算。如有人認為我國離休、退休、退職人員不在社會保險范圍內，計算社會保障支出時重復計算企業參保人員的養老金支出。同時，新舊統計指標的混雜也容易導致漏統，王曉琴等計算社會保障總支出為“國家財政用于撫恤和社會福利的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全國離休、退休、退職人員保險福利費用”之和，舊漏統了在職人員社會保險支出。
4、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統計指標不連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統計指標存在不連續的問題。《勞動統計年鑒》2000-2003年中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統計指標，但2004年及以后《勞動統計年鑒》中不再設置該指標。《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8-2003年的統計指標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統計指標，但到2004年，該指標又消失了，從2005年開始又公布該指標統計數據。統計指標的不連續使得獲取歷年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支出需要通過不同的渠道才能獲得。
此外，我國社會保障管理職能的轉移以及政府收支科目的改革影響社會保障統計指標的連續性。1998年以后農村社會保障管理職能從民政部轉移到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以前《中國民政統計年鑒》有“農村社會保障基金會資金額”統計指標，而此后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開統計資料取消了該統計科目，農村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就會存在一定的漏統問題。從2007年開始，《中國財政年鑒》不再公布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用于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支出的數據，造成該支出數據的缺失。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和社會保障總支出剔除尚未形成支付的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支出就比較困難。
5、政府針對人們某一風險往往通過多種方式提供保障，不同保障方式分屬不同的管理部門，導致“數出多門”。如我國養老金支出，民政部門負責支付一部分軍隊離退休人員和地方歸口管理的離退休人員養老金，同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負責參保企業職工養老金支付以及被征地農民養老金支出。此外，在政府收支分類中，一個部門的離退休費用要根據資金的具體用途分別在“社會保障和就業”以及其他支出功能科目反映。離退休經費實行歸口管理的，在“社會保障和就業”類下的“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款級科目反映；未實行歸口管理的，則在其他相關支出功能科目反映。數出多門也導致同一統計指標由于數據來源不一致或者統計口徑不同，出現不同的指標值。如醫療救助經費的支出， 《中國衛生統計年鑒》和《中國民政事業統計年鑒》由于數據來源不同，公布的醫療救助支出也不相同。
三、統計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的有效途徑
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統計指標零亂導致學術研究中的社會保障支出統計比較困難，甚至有學者稱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像謎一樣。探討如何利用已有的統計資料，大體準確地統計我國社會保障支出，避免漏統、重復統計的問題，是社會保障支出研究一項基礎性的工作。
筆者認為統計社會保障支出，首先要明確支出項目，才能避免漏統。其次，要分清不同社會保障項目的資金來源，避免重復計算。由于有些社會保障項目資金來源不單一，既包括財政支出又包括個人和企業繳費支出，僅僅采取簡單的分項目相加容易導致重復計算，因而還需要依據不同項目的資金來源剔除重復計算的部分。最后，因為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尚未有完整的分保障項目、分資金來源統計指標，還必須以現行的社會保障支出統計指標為依據，將各社會保障具體支出項目進行歸類合并，才能統計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總量。
(一)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基本項目和支出來源
我國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優撫和社會福利。其中社會保險具體支出項目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城鎮職工生育保險、城鎮職工工傷保險、城鎮職工失業保險、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新型合作醫療。此外，行政事業單位職工離退休制度尚未從國家保障轉變成社會保險，行政事業單位公費醫療制度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保障支出還包括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費和醫療支出。
我國社會救助具體支出項目包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城鎮居民醫療救助支出、農村居民醫療救助支出、農村五保供養支出、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精減退職職工救濟支出、災害救助支出等。除了上述兩類干預措施外，我國還有面向特殊人群的社會優撫和社會福利支出。我國社會優撫支出主要對現役、退伍、復員、殘廢軍人及烈軍屬給予撫恤和優待的社會保障支出；社會福利支出主要是民政部門針對殘疾人、孤寡老人、福利企業等的支出。上述社會保障支出項目只能稱之為基本的項目，也是統計社會保障支出不可或缺的項目。之所以稱之為基本的項目，因為像我國正在實施的住房保障、慈善、補充社會保障支出尚未包括在內。
從數據來源看，我國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來自財政部依據政府預算收支科目統計的社會保障項目的支出；繳費性社會保障支出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社會保險支出和衛生部統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的支出。我國政府財政預算社會保障支出包括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支出、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行政事業單位公費醫療支出以及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繳費性社會保障支出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出、城鎮職工失業、生育保險基金支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支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支出。其中，社會保險基金支出有一部分來自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尤其是養老保險基金。2007年，國家財政補貼規模超過1100億元，因而需要將社會保障補助用于社會保險基金的補貼剔除。政府還以醫療救助的形式資助了一部分貧困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因而新農合支出要扣除資助參加新農合的醫療救助支
出。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屬于戰略儲備基金，尚未真正用于支付，因而計算社會保障支出時，要將社會保障補助中用于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支出扣除。
本文依托現有《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等有關社會保障支出的統計指標，確定了我國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繳費性社會保障支出、重復統計支出以及未形成支付的統計口徑(見圖1)。
(二)我國社會保障支出規模估算
依據上文所述方法，本文對我國1998-2007年的社會保障支出進行了計算(見表2)。
四、結論
本文結合我國社會保障實際支出項目和統計指標，在對學術界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梳理的基礎上，重新界定了我國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和社會保障總支出的統計口徑，并提出采取按社會保障支出保障項目和資金來源統計相結合的方法統計我國社會保障支出，旨在為學術界統計社會保障支出提供一個基本的口徑。
我國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口徑應包括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社會保障補助支出、行政事業單位公費醫療支出，并扣除財政用于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支出；社會保障總支出統計口徑包括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五險”支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支出、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支出，扣除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對“五險”的補貼以及醫療救助資助貧困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支出和財政用于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支出。
以本文確定的統計口徑為基礎，筆者采取按保障項目和資金來源統計相結合的方法，采用公開出版的資料統計了1998-2007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的規模。從統計結果看，社會保障總支出規模和學術界社會保障總支出第三種、第四種、第五種、第七種統計口徑統計的規模接近。由于統計資料的限制，本文沒有統計諸如企業年金的支出等企業自愿用于具有社會保障功能的開支、慈善組織的支出以及住房保障的支出，因而，本文確定的統計口徑可以稱之為社會保障支出基本的統計口徑。換句話說，也就是統計社會保障支出不可或缺的項目；社會保障支出總量也只能稱之為基本的社會保障支出。
注釋：
①“五險”支出指城鎮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五險基金支出，為了便于和農村社會養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區分，本文簡稱“五險”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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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精神障礙；社會權利保障；缺失原因；解決對策
[DOI]10.13939/ki.zgsc.2016.51.110
在我國當今階段中，由于我國人口眾多，使我國出現了大量的精神障礙患者，這些人員生活質量如何，往往可以作為一個地區發展的標準。隨著20世紀8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提高，加強了對精神障礙患者社會權利保障的重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精神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但是到了當前階段中，人們對生活質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使其發揮出的作用不是很高，逐漸地體現出了滯后性，使我國精神障礙患者的生活存在非常困難的現象，不能獲得相應的治療，得不到及時的救助，使其生存現狀存在嚴重的隱患。因此，加強對精神障礙患者社會權利保障缺失的原因及對策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1 精神障礙患者社會權利保障缺失的原因
1.1 個人與家庭責任的傳統觀念
在我國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中，使人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固定化，在對精神障礙患者認識時，往往認為其是一個家庭的不幸，因此，常常會產生錯誤的觀念，認為對精神障礙患者進行照顧時，只是一個家庭應盡的責任，而忽略了社會權利保障的重要性，不能有效地對社會權利保障進行應用。而且，在國家與社會當中，也是強調家庭應負的責任，而社會責任感較低，使政府部門當中的公共責任功能無法有效地發揮出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精神障礙患者都是由家庭獨自進行照顧。但是，在大多數精神障礙患者的家庭中，經濟本就不是很好，如果在加強對精神障礙患者進行看護，會嚴重影響到自己的工作，使經濟更加地拮據，所以，導致家人看護患者的時間不是很多，常常會出現一些精神障礙患者引發的安全問題，對公民與社會帶來嚴重的危害[1]。
1.2 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所謂的社會保障，就是在國家經濟的發展中，通過建立的法律，來對經濟進行相應地分配，保障無法正常獲得收入的人群基本生活不會受到影響，是我國一項最基本的安全制度。在最近幾年，隨著國家對殘疾人的重視不斷地提高，加快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逐漸地形成了一套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殘疾人的生活質量。但是，與正其他殘疾患者相比，精神障礙患者更為特殊，不可能通過其他方面的幫助，來改善自身的缺陷，減少其與正常人員之間的距離。雖然我國已經建立出社會保障制度，但是通常都會對殘疾人員以及其他無法獲取收入人員的統稱，因此，對于精神障礙患者而言，社會保障制度存在明顯的滯后性[2]。
1.3 資金的缺乏與監管的不足
據相關部門統計，我國2015年的HDP總值達到了69.256萬億元，其中只有3.9萬億元應用到了社會權利保障當中，只占據總GDP總值的5.6%，而在發達國家當中，這一比例通常在15%以上，體現出我國與其存在很明顯的差異，而我國精神障礙患者的數量又多于發達國家很多，因此，常常會出現投入不均，資金不足的現象[3]。而且，在當前階段中，在對社會保障資金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很多的部門共同來完成，增加了管理工作的任務量，往往很難進行合理的監管，在實際當中，常常會出現工作人員私自挪用、社會公民冒名領取等問題，使這一部分資金不能有效的到達精神障礙患者的手中，無法對精神障礙患者的生活帶來改善，不能保障其基本生活的需求。
2 精神障礙患者社會權利保障缺失的改善對策
2.1 建立共同擔責的理念
在對精神障礙患者進行看護與治療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家庭盡到應有的責任，國家也要發揮其重要的作用。首先，要進一步加強國家對精神障礙患者的重視程度，提高其應盡的責任意識，根據實際的要求，對現有的制度進行完善，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其次，在一個小區當中，加強居民對精神疾病的幫助，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精神障礙患者家庭當中存在的一些較小的問題，并結合家庭獨自的保障，更好地對精神障礙患者M行管理。這樣通過各個方面來對其進行管理后，不僅能夠使精神障礙患者獲得平等的權益，更好地進入社會生活當中，而且還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家庭的生活質量[4]。對于精神障礙嚴重的患者來說，需要對其及時地進行救治，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通過醫療、民政、社會福利等機構有效的聯系起來，使患者接受更好的治療，對患者、社會以及國家都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2.2 構建完善的社會權利保障制度
由于精神障礙患者具有獨特的特點，當前的社會權利保障制度還存在缺陷，因此就要在其基礎之上，對其進行完善。首先要加強對制度進行分析，尋找出其中存在的優勢與不足，對于優勢的方面來說，將其繼續使用下去，而對于不足的方面來說，就要將其剔除，并引入更加合理的規章制度。同時，可以借鑒一些國外先進的規章制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結合我國國情，建立出適合我國精神障礙患者的社會權利保障制度，使其更好地對精神障礙患者提供保護。例如可以借鑒日本的《弱智人福利法》中的一些規章制度，在小區或街道當中，建立出相應的康復訓練機構，加強對精神障礙患者的康復治療，緩解患者的病情，當其出現一定好轉之后，可以在康復機構繼續對其他患者進行服務，或者是重新回到社會，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5]。
2.3 合理利用資金資源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了我國經濟快速、穩定地發展，加快了時代進步的步伐，但是，在精神障礙患者社會保障的過程中，步伐較為緩慢，體現出了明顯的滯后性，資金方面嚴重的缺失在其中占據主要的地位，無法真正解決當前社會保障中存在的問題。因此，在精神障礙患者社會保障中，就要加大國家的投入力度，提高其在GDP總值中所占的比例。同時，加強社會在社會保障中占據的地位，加強對慈善機構的建立，通過慈善機構，來對社會的力量將分散的資源進行整合，使社會資源在實際當中能夠更好地進行應用，在精神障礙患者需要幫助時，能夠及時地伸出援助之手，為精神障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務。
2.4 加強相關法律的建設
在我國當前階段中，雖然已經頒布了一些針對社會保障的法律，但是，其中還不是很完善，內容還是很籠統，在實際應用中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常常會出現各種各樣的不良現象發生，影響了社會保障資金的正常應用。因此，就要加強對相關法律的建設，使其可操作性更強，在社會保障制度應用的過程中，發揮出更好的作用，一旦發現違規或不法操作就要嚴懲。這樣，才能加強社會保障法律與制度之間的聯系，更好地推動制度的實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促進精神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保證了社會的穩定[6]。
3 結 論
綜上所述，精神障礙患者作為我國特殊的一類公民，往往需要國家對其給予一定的支持，才能使其良好地生存下去，但是，在上述幾點因素的影響下，精神障礙患者的社會權利往往得不到保障，嚴重地影響了其正常的生活質量，本文作者就根據自身的實際經驗，提出了幾點改善的措施，為提高精神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提供了一定保障。但是，一個人的力量終歸是有限的，為了使精神障礙患者的社會權利得到更強的保障，就要社會各界精英人員共同參與進來，通過大家一起努力，使其更加完善，更好地推動我國社會的發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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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術界對農村留守婦女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主要包括農村婦女留守原因、農業生產女性化現象、留守婦女的婚姻關系與心理狀況、家庭決策與性別關系、子女教育、社會網絡與自我發展等幾個方面。這些研究從不同的側面分析留守婦女所面臨的問題與處境，對于深化農村留守婦女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單一側面的研究又無法有效的認清問題的全貌，認清問題的本質。
對各種社會現象的探索和認識，都少不了對社會現象背后的因果關系的挖掘，農村留守婦女問題也是如此。盡管學術界對留守婦女問題產生的具體原因論述各有不同，但是經濟體制的弊端是其共同的原因之一。形成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二元體制，其存在至今仍嚴重阻礙著農村的發展；進入到市場經濟時代后，以“市場價值觀”“消費主義”為代表的主流價值觀又將農村邊緣化，留守婦女則成為邊緣化中的邊緣群體。因此，解決農村留守婦女問題，甚至解決農村的發展問題，必須克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所造成的弊端，在主流的發展話語下尋找新的實踐。而社會經濟所秉承的價值理念和在西方的具體實踐，給了我們另類的啟示。
本文將社會經濟視為一種探索的路徑，嘗試將其與農村留守婦女問題的解決進行結合，探討社會經濟在解決農村留守婦女問題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為農村留守婦女的發展提供新的出路。
二、社會經濟的價值理念
目前學術界對于社會經濟的研究，大多是介紹性質的，即介紹社會經濟的主要概念和發展脈絡，而很少展開具體的研究。香港學者潘毅對社會經濟的研究較為系統，既對社會經濟的主要涵義和價值理念進行了介紹，也對社會經濟在香港地區的具體實踐進行了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采用潘毅對社會經濟的主要觀點。潘毅指出，根本而言，社會經濟是重新將經濟發展嵌入社會關系中的一種新型模式。社會經濟的實踐是多元化的、開放性的、非壟斷的，真正回歸社區和人的發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社會企業、公平貿易、社區內生性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等等都是社會經濟的具體實踐。在介紹社會經濟在香港的實踐中，潘毅還探討了社會經濟在帶動社區發展和實現城鄉互補等方面的作用。社會經濟的價值理念也是多樣化的，它注重合作及互惠互補；注重個體和集體；經濟公義與社會平等；對生態及環境的保護；民主參與及持份者的民主管理；多元發展及多樣性。
三、社會經濟對農村留守婦女的介入
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地不斷加快，大量中青年勞動力離開農村進入城市謀求生計，成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但由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和體制還沒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并沒有給農民工提供可以實現舉家遷移的條件，因此在農村形成了以“留守婦女”為代表的留守群體。在農村的兩性勞動分工中，傳統的“男耕女織”性別分工已經向“男工女耕”轉型。由此所導致的“農業女性化”現象的出現，在影響農業發展的同時對農村留守婦女的生活也形成巨大的挑戰。因此，農村要發展，關鍵在于農村留守婦女的成長，農村留守婦女的成長，關鍵在于尋求新的發展之路，而社會經濟無疑成為一種有益的探索。
將社會經濟介入到農村留守婦女的出路解決上，首先必須要明確的關鍵問題是，當前農村留守婦女的處境如何，為何將社會經濟引向農村留守婦女，使之成為發展農村社會經濟的力量甚至是發展主體？又是否有實現的可能性？
（一）農業女性化趨勢的日益加劇，促進農村女性必須走聯合的道路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村男性勞動力到城市務工就業，婦女逐漸變成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主體，農業生產呈現女性化的趨勢。所謂農業女性化，就是指農村農業生產和農業勞動越來越多地由婦女承擔和完成的現象。據相關調查顯示，在全國有74.7%的農村婦女從事農業生產，龐大的數據背后是松散的原子化的個體依附于家庭和男性，在缺少發展資源的同時與市場進行單打獨斗。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缺乏中間環節的農村社會組織格局，難以滿足廣大農村婦女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需求。農業女性化進一步增強了農戶聯合起來、互助合作、共同抵御生產和市場風險的需求，從而婦女參與合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都在提高。
（二）農業生產的投入成本與收益的失衡促進農村女性必須尋求新的生計選擇
農戶基于產業效益比較基礎上的理性選擇行為受到了包括戶籍制度與土地政策在內的制度結構的限制。不可否認，單純依靠農業生產是無法實現農民收入的增長，農業生產也早已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這也是眾多農民選擇進城打工的主要原因。由于外出務工的大多以男性為主，因此農業的生產主要依賴于女性。但是農業生產的高投入與低收益，以及大量農業生產間歇期的存在，使得農村女性不愿被束縛在土地上，而更加樂意尋找其他途徑來增加收入。社會經濟視角的多元發展理念，可以使農村留守婦女根據本村本地優勢，尋找促進農村發展的新的增長點。
（三）農村留守婦女的現實處境促使其必須實現其自身的成長與發展
對于廣大的農村婦女而言，社會經濟所秉承的價值理念與性別平等、性別公正具有共通性。社會經濟所要實現的不單單是追求經濟的增長，而且要在解決農民最為關心的收入問題的同時，通過成員互助合作的民主方式共同改善自身的經濟狀況，尤其要改變過去婦女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實現獨立的人格地位；重新審視隱藏于經濟活動背后的多重社會關系，重建社群之間的信任及經濟公義，建立農村留守婦女自身發展的支持網絡。現代女性具有豐富的情感、較強的溝通能力、敏銳的直覺、傾向于柔性和民主的領導方式等特點，并有實驗證明女性比男性更善于合作。同時通過社會經濟的各種載體如合作社、互助協會等組織舉辦的各種文化活動，可以提升婦女的文化水平，改善婦女生活的精神面貌和價值觀念；通過各類培訓活動，提升婦女的專業技術和素養。
四、社會經濟的具體實踐――一個案例的探討
在中國的語境下，“社會經濟“在農村的發展，關鍵在于創新形式和機制，應更多的發揮農民的互惠合作，立足農村，發掘優勢，在人與土地和諧共生的前提下發展優勢產業，推動城鄉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國內學術界對社會經濟的研究以社會經濟的具體實踐形式如合作社、互助協會為主，如《社會經濟在中國――超越資本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的山西永濟市蒲州果品協會社會經濟案例，以及溫鐵軍等人對“小毛驢市民農園”社區支持農業運作的研究，何慧麗等人對蘭考縣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研究，等等。與上述案例不同的是，本文所選取的案例，是將社會經濟的價值理念和實踐與留守婦女的生計問題進行結合，即社會經濟的理念與實踐是如何在農村留守婦女這一群體中發揮作用，農村留守婦女群體又如何創新社會經濟新的理念與實踐。
G村位于魯西南的Y縣，它原本是一個普通的以種植業為主的村莊，農業生產以稻谷和小麥為主。G村男性勞動力多去縣城務工，也有的去東部沿海城市謀生，因此村中存在大量的留守婦女。由于村莊土地適合杞柳的種植，2006年以后陸續有農戶改種杞柳。至于為何改種杞柳，首先所考慮的還是經濟收益的問題。村民意識到單純的種植業無法獲取收入的增加，而多數留守婦女也有意向尋求其他途徑來增加收入。一個偶然的機會，村民接觸到杞柳，并認識到進行杞柳生產的巨大經濟潛力。
為了形成規模效益，促進農民增收，很多農戶選擇了合作生產與經營。杞柳種植很簡單，插上柳條后就能成活，收割完后，第二年繼續發新芽，不用任何施肥等人工措施。因此在杞柳的生產環節，合作生產是沒有太大的必要。但是，為了提高杞柳的產量以及質量，村民們還是選擇了合作，以便大規模大規模的種植和經營。合作的出發點還在于互相幫扶，在經營上的合作尤其重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小農戶和大市場的矛盾日益突出，農民在經濟上尋求一個能夠連接市場的途徑，而農民的組織化就成為解決這一難題，實現農民利益的重要方法，其中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成為農民組織化重要形式之一。為此，婦女們成立了互助組織，依靠互助組織的力量來推動杞柳的經營。同時，協互助組織的成立也有利于引起鎮政府的重視。鎮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來推動杞柳的生產經營。例如對杞柳基地建設給予補助，充分調動農民種植杞柳積極性；在貸款方面根據農戶杞柳種植情況，核定貸款金額，幫助杞柳種植戶解決資金困難；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作質押，解決種植戶資金問題；對于成規模的杞柳加工企業，高薪聘請國內外專家教授；規劃建設杞柳大市場，發展杞柳文化。
目前，得益于互助協會所能調動的資源，從杞柳種植到杞柳產品的制作、開發，再到杞柳成品的設計，都形成了一定規模，并且正在不斷提升和塑造柳編工藝品的市場品牌。這大大促進了G村的經濟發展。
同時，杞柳皮的變廢為寶還推動了畜牧養殖業的發展。剛開始，杞柳加工成白條后所產生的柳皮、下腳料都被村民當作柴火燒火做飯或者直接扔掉了。后來有村民發現，柳條皮具有清熱去火的神奇功效，加工后的杞柳皮經過高溫消毒，是牛、羊、馬等各類哺乳動物的最佳飼料。
單就杞柳的自身生產我們看到，相比于單純的種植業，杞柳的種植對于土地或者環境的污染更少，符合社會經濟對于生態環境保護的強調。杞柳生產的副產品的變廢為寶，也是資源節約、廢物利用的力證。
不可否認，杞柳生產對農村留守婦女的生計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加。但是，我們不應當僅僅看到杞柳生產所起到的經濟作用，更應看到在經濟的背后所包含更為重要的內容。依賴于杞柳生產所形成了的互助合作組織，不僅僅是經濟組織，也是社會組織。在組織內部，成員之間相互協助與合作，建立了強有力的支持網絡，這種支持網絡超越單純的經濟生產，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起到作用。組織內部采用平等參與、協商解決的決策機制，使婦女形成了民主參與和民主管理的意識，也使婦女更加關注村內諸如村委選舉等實務，推動農村發展。組織所舉辦的各類文化活動，豐富了婦女的精神生活，使婦女能認識到自己的價值。
五、結語
一、會計在社會經濟“新常態”下所面臨的挑戰
會計這一行業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不同階段的社會經濟時期，那么對會計的要求也是不同的。隨著“新常態”的來臨，在為我們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不同產業的升級提供其方向的同時，也影響著社會經濟管理方式和產業的運行思想。然而，會計做為企業生產經濟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同樣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二、財務會計
財務會計的重要工作內容就是“會計計量的非常規性”。在傳統的社會經濟中，所擁有的資產產業都是真真切切的存在的，很好去計量。而在現代社會經濟的“新常態”下，無形的資產越來越要了，例如說品牌、知識的產權、還有人力等等都是屬于經濟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已經在這個社會起到了經濟的主導作用，決定著企業的競爭力。因此，對這些無形資產的科學的會計計量彰顯出了它的重要性。這也是目前社會對會計理論研究的重要向導，可是目前還沒有研究出非常準確的科學的計量方法來針對這類無形的資產進行有數的計量。國家也沒有針對此類自資產進行統一規范和統一進行指導。那么，在當前還處于理論的探討研究階段；比如說股票的評估和成本的收益等等這些傳統的方法，現在也在嘗試的構建其經濟模型，同時這些計量的方法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還不能向社會普及和應用。缺乏理論上的支持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資源觀”成為共識，那么也就是經濟的資源成為經濟資產的本質。
財務報告理論支持存在著有限性，其實財務的報告是財務會計工作中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可以很直觀的反應企業的經營情況。在目前無論是國際的會計準則理事會還是美國的會計準則理事會都是以我國的會計準則為制定機構。但是，在“新常態”的經濟下，企業的社會經濟增長中，其中無形的資產已經占據重要的位置。
三、管理會計
目標的不確定性。雖然管理會計已經出現很久了，但是目標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位。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在國際上的，對管理會計的目標都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而我國普遍都認為管理會計是為了實現“顧客價值的最大化”“幫助企業的價值提升”等等。而這些的認識在現代社會的經濟“新常態”下也不適用了。它并沒有充分的體現社會環境的真實要求，僅僅是從古社會經濟的企業方面出發。因此我國目前正在進行企業經濟的全面升級和技術的優化提升，在這樣的環境下，嚴格控制企業經濟的成本是關鍵。同時，要重視有形資產，其中更要控制無形資產的更新和創造。這樣對管理會計來說，科學的合理優化的配置各項企業資源，使之進行有效的決策管理和價值觀的體現。有效的提高企業經濟的競爭力，這也是當前社會經濟基礎上管理會計面臨的非常重要的挑戰。
四、在經濟“新常態”下現代會計發展的有效應對措施
經濟“新常態”不僅僅為財務會計帶來了新的挑戰，同時也對管理會計的發展有效的提出了新的發展要求。那么面對這些挑戰現代會計應該如何快速的發展才能與之更好的發揮財務會計報告決策的有用性，管理會計報告的管理和在一定經濟的基礎上決策管理的作用。從而重視無形資產會計的統計報告；在社會經濟縱向價值鏈分析的經濟基礎上，進行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的有機的融合；同時從價值鏈角度構建經濟績效考核體系，使之有效的促進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的長期有機的融合。
(一)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交通運輸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以公路的建設為例，公路交通建設能夠有效地帶動區域相關產業的發展，道路基礎設施的完備又能刺激當地企業及居民的消費，公路交通建設的投資有限的，而其產生的經濟效應卻是巨大的。公路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而易見，區域經濟得以發展的前提在于資本的積累以及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也在于周邊環境的改善等。著名的經濟學家韋伯認為“運輸費用、勞動力成本和生產集聚力是工業區位選址的主要影響因素，其中交通運輸系統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泰勒也說“對于中心地區提供的服務和貨物的需求會隨著距離的增加而減少，由于交通費用隨著距離的增大而增加，所以隨著距離的增加會出現對于中心市場需求為零的區域”。眾所周知，區域經濟的發展得益于良好的環境以及健全的基礎設施，政府積極的政策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前提，然而健全的交通運輸系統才是直接作用于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便捷的交通運輸系統能夠有效的改善當地企業生產條件、全面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區域經濟的吸引力，加強企業與周邊地區之間的聯系，為加速地區間、跨地區間的交流創造條件。
(二)調整產業結構
交通運輸系統對社會經濟調整產業結構起到積極的作用。所謂的產業結構“是指各產業的構成及各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市場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精，因此產生了很多相關的生產部門。相關生產部門受到各種種原因的影響和制約，其生產的速度、就業的人數、所占經濟的比重等等方面體現出很大的區別和差異。我國的社會經濟分為三大產業，第一產業即農業(包括種植業、林業、牧業和漁業)。第二產業即工業(包括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和建筑業。第三產業是指除第一、第二產業以外的其他各業。而第三產業又分為四個具體的層次，其中運輸業就位列其首。隨著我國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我國的產業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使得三大產業間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社會經濟的發展按照一定的梯度由高向低發展，而產業結構也會呈現出梯度變化的差異，梯度理論的原理本身就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將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業向經濟水平較低地區轉移，這樣的轉變過程就有使得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伴隨著交通運輸的發展，使得各個地區之間的產業結構不斷的區域優化，實現了資源的優勢互補，使得產業資源的分布趨于合理化。
(三)加速城市化進程
交通運輸的建設和運營通旨在提高沿線地區和城市之間的經濟、文化、政治聯系，而這種建設發展本身也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交通運輸使得地區和城市之間的經濟地理位置發生巨大的變化，調整區域發展，是趨于分布發展趨于優化。更重要的是交通運輸的建設和運營也促進了交通建設沿線地區的土地資源利用更為合理，有效的促進了農業專業化發展以及加速工業化進程，為加速城市化發展創造前提。法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佩魯提出經典的增長極理論，其內容是“經濟增長首先出現在具有創新能力的行業，這些行業常常集中于區域內的某些點上，于是就形成了增長極，增長極再通過各種方式向外擴散，其中交通運輸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增長極的擴散”。而這種擴散本身就是城市化發展的過程。著名的點軸開發理論也能夠有效的表現出城市化發展的過程，點軸開發理論認為中的軸是沿著交通干線形成的，而交通經濟帶理論也明確指出了交通運輸系統對于城市空間布局的影響，交通經濟帶的產生也加速了城市化進程。
二、社會經濟對交通運輸的影響
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經濟活動不斷地加強，而這必然影響到人們對生活、生產所需的原材料、產品的需求量增長，而這些原材料和產品的產地卻分布在不同的地區，產品原材料的需求及人員的流動就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的發展。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交通運輸需求的增長是刺激運輸建設以及促進區域交通發展的信號。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又會直接作用于交通運輸發展，將會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交通運輸的建設上來，使得交通運輸的基礎設施建設更加完善，交通運輸發展更為合理，其影響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直接作用于交通運輸的基礎設施建設
社會經濟的發展直接作用于交通運輸的發展，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可以為交通運輸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大量的資金，有效的確保了基礎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可以為交通運輸建設提供技術支持，當今科技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連，而隨著時展的需要，道路交通建設本身需要技術來保證其建設的質量。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交通運輸的基礎設施建設創造了物資前提，是保證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有效條件。
(二)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交通運輸的發展
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使得人們的生產、生活與交通運輸緊密相連。一方面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衣、食、住、用、行都離不開交通運輸，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理念不斷發生著變化，這就使得商品貿易的往來日益頻繁，地區間的聯系更為緊密，以往的交通運輸能力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于是交通運輸便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得到發展。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生產活動順應經濟變化的趨勢蓬勃發展，不同的生產活動要求大量不同的原材料，這為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又創造了前提。
(三)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交通運輸發展趨于合理
交通運輸系統的規劃和建設的發展并不是一蹦而就的，而是不斷發展的過程，這種變化發展的過程由于社會經濟有著天然的聯系。以城市道路建設為例，社會經濟的發展要求城市的規劃更為合理，而城市規劃的重點就在于使交通運輸系統趨于合理化，設計合理的交通運輸系統就變得順理成章。因此，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交通運輸趨于合理化。
三、總結
關鍵詞：社會建設；環境保護；現狀；地位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環境保護工作也越來越重視，這不僅有利于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打下了扎實的基礎。然而伴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也將一些新型的環保技術和理念應用到了其中，這就使得社會環境保護的效益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從而滿足了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相關要求。下面我們就對環境保護在構件和諧社會中的地位以及途徑進行簡要的介紹。
一、我國環境污染現狀
所謂的環境也就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天然以及改造的自然環境因素的統稱。目前，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在社會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環境破壞的問題也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理，這樣不僅對周圍居民的日常生活有著嚴重的影響，還阻礙了我國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目前我國存在的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化學品的污染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環境問題，主要是由化工生產、農藥濫用等原因產生的，這就對水體、土壤以及農副產品造成了嚴重的污染。而且根據相關的數據統計，我們發現近年來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化學產品的污染現象十分的嚴重，這就使得人們的生活受到嚴重的影響，阻礙了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而且隨著工業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在大氣污染十分的嚴重，尤其是各種廢氣的排放，這就導致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濟雖然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影響，使得人們的身體健康受到威脅。因此在面對這些環境污染問題的時候，我們就要采用對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從而采用相應的技術手段來對其進行處理，以確保我國社會主義市場解決的可持續發展。
目前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建設的過程中，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種：第一，在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建設的過程中，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不夠完善，導致人們在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死角和盲區；第二，基層環保制劑不夠健全，而且大部分讀取的管理制度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缺少執行能力，這就對環境保護有著十分嚴重的有影響；第三，在我國相關環境保護制度實施的過程中，其相關的法律規范并沒有起到一個良好的約束效果，這就使得環境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處理。第四，環保意識宣傳力度不夠，使得人們的環保意識不強，這就對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極為嚴重的影響。
二、環境環保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地位
1.提高對環境保護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通過對各級干部（尤其是具有決策權的領導干部）、人民群眾、各類投資商等的環境保護知識、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使得他們認清環境保護發展形勢，逐步轉變地區粗放的生產模式和落后的生活方式。清楚地認識到在發展經濟、投資項目時，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哪些是有利于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積極倡導新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教育引導廣大地區和農民群眾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2.建立和健全相應的生態環境保護法規、法律和政策及技術體系。將生態環境保護放在和城市環保同等重要的地位，納入全國環保和生態建設的總體規劃。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使得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有法可依。特別是要制訂和完善無公害農產品及農藥、化肥使用規程等相關標準、法規，規范農藥、化肥的使用，推廣符合生態要求的施肥和施藥技術。
3.建立鄉鎮環境保護管理機構。只有重視環境保護管理機構的建設，充實環保機構的力量，才能加大環境監察執法力度。在堅持環境優先原則的前提下，嚴格環境準入，對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和審批的有效管理力度，加大強化對鄉鎮面源及企業污染點源的治理力度，從而有效制止城市、工礦企業向環境排放“三廢”；同時要加強與當地鄉鎮政府、農業、林業、工商、技術監督等部門的協作與配合，充分運用經濟、技術等手段，形成齊抓共管的長效機制。
4.加大對環境保護的資金投入。要實現良好的環境效益就要加大資金投入，尤其是要加大環保基礎設施的資金投入力度。要著眼于環境保護工作的未來發展趨勢，逐步建立政府、企業、社會多元化投入機制，把握好當前國家對環境保護的相關優惠政策，積極研究制定鄉鎮和村莊的兩級投入制度。開展環境綜合整治，重點推進環境連片整治，形成村村有舉措、戶戶有行動。開展測土配方施肥，大力提倡使用綠色有機肥料和生物防治病蟲害技術，有效減少化肥、農藥施用量，逐步償還環保歷史欠賬。繼續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鼓勵和引導廣大農民群眾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的積極性。
5.大力發展多模式的生態農業，穩步推進生態文明創建。發展多模式的生態農業是保護環境的基礎。只有使農、林、牧、副、漁生產進入良性循環系統，才能徹底改變資源浪費，廢物污染的環境狀況。各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不可盲目追求單一的生態農業發展模式，要因地制宜、適地發展。走出一條既適合當展要求，又能澤被后代的遠大發展道路。發展農作物秸稈還田，雜草、人畜糞便制沼氣的廢物綜合利用型生態農業建設；發展養雞、養魚等養殖型生態農業建設；發展以牧養農、以牧促農型生態農業；構建綜合、立體、實用的生態發展構架。
6.建立健全農業環境監測網絡。在加大環境監察執法力度的大環境下，及時開展環境監測工作，掌握當前環境質量狀況，為環境污染綜合治理提供必要的基礎數據。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加強生態環境的保護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不僅有利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保障人們的身體健康，還為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另外，我們在對環境進行保護的過程中，也要將一些先進的環保技術和環保理念應用到其中，進而有效的建設環境污染的現象出現。
參考文獻
關鍵詞:農村統計 特點 職能
中圖分類號:C8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3-239-01
統計及其分析方法是人們認識社會和客觀世界的重要方法,各行各業的活動都離不開統計。統計學是一門集數據信息的收集、處理、歸納和分析于一身的學科,其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宏觀、微觀經濟運行工作中,人們的日常生活也與統計信息緊密相關。因此,全面系統地掌握統計學中的定量分析方法,科學、準確、及時地收集紛繁復雜的統計信息就成為各經濟主體的科學決策和有效管理的前提條件,也是從事經濟管理的人員提高管理水平和業務素質的重要途徑和手段。
一、農村統計的特點
社會經濟現象包括自然現象以外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等領域的各種現象。比如:國民財富與資產、人口與勞動力資源、生產與消費、財政與金融、教育與科技發展狀況、城鄉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等。統計是通過對這些基本的社會經濟現象數量信息的認識,達到對整個社會的基本認識。因此,統計有著它自己的特點。
1.數量性。由于農村社會經濟統計的研究對象是農村社會經濟現象的數量方面,因此,數量性就成為社會經濟統計的基本特點。數量信息包含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1)數量特征,即社會經濟現象的規模、大小、水平等。(2)數量關系,即社會經濟現象的內部結構、比例關系、關聯關系等。(3)數量界限,即引起社會經濟現象質變的數量。例如,完成計劃與未完成計劃有質的區別,計劃完成程度100%就是質與量互變的數量。又如,要統計農村國民生產總值,首先要確定國民生產總值的質,在認識國民生產總值質的基礎上,才能統計國民生產總值的數量。例如,觀察一定時期農民的物質消費水平,就要統計一定范圍一定時期的“社會商品零售額”,并與相應的人口數進行比較。統計“社會商品零售額”,首先要明確這個指標的涵義,然后再去統計它的“量”,而確定“社會商品零售額”的涵義,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為指導,與實踐相結合,解決什么是商品流轉、什么是零售、社會商品零售額的統計范圍是什么以及怎樣收集、整理和匯總社會商品零售統計資料等問題。在確定這一統計指標涵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指標的可操作性。當統計了“社會商品零售額”以后,把它與相應的人口數量聯系起來對比分析,就可以觀察到相應的物質消費水平。還可以“社會商品零售額”與“社會商品購買力”進行對比,觀察購買力的實現程度,分析兩者之間的比例關系。由此可見,統計雖然是研究社會經濟現象數量方面的問題,但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質的研究。
2.總體性。統計通過對某一個或若干個性質相同的許多個體組成的總體進行大量觀察和綜合分析,來反映事物總體的數量特征,揭示社會經濟現象的一般狀況。由于總體由許多個體組成,因而,“總體性”也可以稱為“大量性”。在社會領域里,個別現象往往存在著特殊性和偶然性,呈現出事物整體所具有的普遍性或穩定性,從而防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性,以利于我們全面正確地認識事物。值得注意的是,統計活動以總體為認識現象,并不排斥對個別現象的調查研究。一方面,個別現象是構成總體的基礎,無個體則無總體;另一方面,對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進行典型調查和深入細致的分析,有利于補充總體資料的不足,豐富總體資料研究的內容,更加生動地說明量的形成和變化。
3.具體性。統計認識的對象是社會經濟現象中具體事物的數量信息。社會經濟現象中的具體事物,都是在一定地點、一定時間、一定條件下發生的,其量的表現都帶有特定場合和特定條件的痕跡,離開具體地點、具體時間和具體條件,是無法說明社會經濟現象的本質及其運行規律的。從地區上看,客觀事物在地區發展上總是不平衡的,有先進的,有后進的;有自然條件好、科技發達的,有自然條件差,科技落后的。從時間上看,有發展速度快,有發展速度慢,而快與慢又是可以轉化的,這已為無數事實所證明。從環境條件看,環境對事物有時起著促進作用,有時起著阻礙作用。因此,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是統計認識事物的一個重要特點。例如,在研究農民的生活水平時,除了考慮地區因素外,還必須明確是哪一年的生活水平,并聯系農業的生產條件、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運用,聯系農村消費品的價格等因素進行分析,以說明農民的生活水平是高還是低,生活質量是好還是差。單憑一個孤立的統計數字是很難說明問題的。因此,統計研究的量是在具體時間、具體地點、具體條件下的量,這個量總是和質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4.社會性。統計活動通過社會經濟現象總體數量的調查研究來認識人類社會活動的條件、過程和結果,反映物質資料的占有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以及其他的社會關系。這些物質關系,實際上是由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引起的。首先,農村社會性是指農村社會經濟總體現象的數量方面,是人們有意識的社會活動的產物,統計數據總是與人們的利益密切相關,反映著人與人以及人與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其次,農村社會性是指社會經濟現象的數量變化將受到其所處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政策、文化背景、宗教、法律等諸多因素變化的影響。因此,社會經濟統計是為一定時期的經濟社會制度和經濟社會管理服務的;再次,從事統計活動的人常常會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立場,會運用不同的方法,這就使得社會經濟統計的研究對象具有社會性。
二、農村統計的職能
統計職能是指統計作為一門方法論科學在社會經濟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根據現代管理科學的理論,國家管理系統應由科學的決策系統、高效的執行系統、靈敏的信息系統、完備的咨詢系統和嚴密的監督系統所組成。統計工作作為國家管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兼有信息、咨詢和監督三大職能,亦稱為社會經濟統計的整體功能。這是對社會經濟統計的職能作用最全面、最完整和最科學的概括,是對社會經濟統計工作的延伸和拓展,農村也不例外。現就農村社會經濟統計的三大職能加以敘述。
1.信息職能。統計的信息職能是指根據科學的統計指標體系和統計調查方法,系統地采集、處理、傳遞、儲存和提供大量的以數量描述為基本特征的社會經濟信息的職能。統計資料本身就是一種經濟信息,統計資料是重要的信息源,統計信息是社會經濟信息的主體。統計信息與其他信息相比,具有數量性和整體性的特征。運用總體、速度、結構、比例關系等特有的方法,反映農村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
2.咨詢職能。統計的咨詢職能是指利用已掌握的豐富的統計信息資源,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和先進的技術手段,深入開展綜合分析和各種專題研究,為科學決策和經濟管理提供可供選擇的咨詢建議和對策方案。統計所提供的統計資料、所反饋的經濟信息、所進行的統計預測,是農村政府部門和經濟決策者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決定政策、確定戰略目標、制定長遠規劃和經濟工作計劃的重要依據。
3.監督職能。統計的監督職能是指根據統計調查和統計分析,及時、準確地從總體上反映農村經濟、社會和科技在一定時間、地點、條件下的運行狀態,對其進行全面、系統地定量檢查、監測和預警,以發現運行過程中的異常現象及其原因,并在發出預警信號的同時,提出相應的對策和措施,以促進農村社會經濟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持續、穩定、協調的向前發展。
上述農村統計的三大職能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信息職能是基礎職能,是保證咨詢職能和監督職能有效發揮的基礎;而咨詢職能則是信息職能的延伸和深化;監督職能則是信息職能和咨詢職能的拓展。只有同時發揮統計的信息職能、咨詢職能和監督職能才能體現和發揮出農村統計的整體功能,才能搞好、搞活農村社會經濟統計,為市場經濟服務,發揮農村社會統計應有的作用。
在經濟法產生的原因問題上，學界多有不同意見。有學者研究經濟法產生的動力學原因，有學者探究經濟法形成的法律成因，有學者研究經濟法產生的經濟社會根源，也有學者探求經濟法形成的哲學淵源。
這些研究或探索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經濟法產生、形成的部分原因，但經濟法之所以能夠產生、發展，有其更為普遍的或一般的原因:規范市場、發展經濟、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乃至最終構建和諧社會。事實上，促使經濟法于20世紀2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國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決不限于單一原因，它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主要是由于政治、經濟(包括經濟危機)、社會、思想、文化、法律乃至戰爭等多方面因素交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歸根到底，經濟法的產生是現實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是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經濟社會與人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要求。我國的經濟法的產生幾與改革同步，應該說經濟法本身就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是改革的需要催生了經濟法的誕生。其根本歷史使命在于為改革從計劃到市場的成功轉型保駕護航，特別是為國有企業的改革———轉換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及制度上的支持。通過規范國有資產經營管理與國家投資經營活動反國有資產濫用和流失行為，通過規范市場主體的公平自由競爭行為反限制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以及通過規范國家主體的宏觀經濟調控行為反任意經濟干預行為，從而配合民商法———市場運行基本法的地位與作用，達到有效培育市場經濟體制，彌補市場運行機制功能不足的目的。這也是我國經濟法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重要歷史使命和中心任務。總之，由于中西經濟法產生和形成的原因和基礎并不相同，我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法體系建設(包括經濟法學理論體系建設)必須要結合我國的國情，進行縝密規劃和設計，并堅持理論聯系實際，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發展之路。
二、構建和諧社會是經濟法發展之根本動力
經濟法作為法制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決定于并反作用于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為其服務。經濟法在我國是改革開放以后始出現的，它既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也是我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的必然結果，尤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進步的必然要求和最終結果。通常，我們說，法律是社會關系的穩定器，是對現實社會生活關系特別是經濟生活關系的反映，必然會隨其發生而發生，隨其發展而發展。從根本上說，現實的經濟生活關系是法律發展的真正源頭和根本動力，沒有了千變萬化與活生生的社會經濟生活現實，法律的發展便成了無源之水與無本之木。經濟法的發展同樣如此，它調整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以保障國家調節，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它是以經濟社會的穩定、和諧和發展為己任，堅持把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與人的全面進步結合起來，把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和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結合起來，把現當代人的高速發展與未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堅持以構建和諧的經濟社會發展觀為其前進發展的根本動力，最終實現和諧社會的理想目標。可以說，經濟法發展前進的每一步、每一過程和每一階段都離不開對經濟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和調整，現實經濟生活發展變化始終是經濟法發展變化的基礎、源泉和動力。中西方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不同路徑及其共同歸宿印證了經濟法發展變化的規律性特點。
三、構建和諧社會是經濟法追求之終極目標
經濟法的理念和價值目標具有綜合復雜的特點，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方面和某幾種價值觀。如，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目標當中，應包括秩序、效率、公平與正義，但其中最主要的還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率與社會總體經濟公平。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觀應是安全、發展與公平。其中公平尤其實質公平是經濟法的最主要價值。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觀應是實質正義、社會效益、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和諧)統一。
首先，從經濟法產生的背景來看。經濟法之所以最初在西方產生，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就德、日兩國來說，是為了戰時經濟統制及應對經濟危機的需要，即“實行全面的經濟統制”，以限制自由競爭;就美國而言，則是為了“反壟斷，以維護自由公平競爭”，從而彌補市場功能之不足。但無論德、日還是美國，其經濟法產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生產社會化和市場缺陷，使國家干預經濟成為必要。而在我國，經濟法的產生是基于改變計劃體制從而培育市場體制，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職能將發生根本性轉變，由過去計劃體制下包辦一切的作法轉變成以宏觀經濟調控為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自身的能動作用，并綜合運用各種手段來培育市場。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補上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了好幾百年的商品經濟這一課。因而，現階段政府的職能重在培育市場體系，完善市場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從而形成市場經濟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
其次，從經濟法的理念來看。所謂經濟法的理念，經濟法學家漆多俊先生認為，是指人們關于借助于經濟法可以實現理想的社會經濟生活目標模式的一種信念，包括所欲實現的理想及實現理想的辦法兩個方面。經濟法理念所欲實現的理想目標模式是:有著個體經濟自由、經濟權利同社會的協調、和諧的秩序;具有個體經濟效率同社會總體和長遠經濟效率相協調的效率;體現著個體經濟公平同社會公平、機會公平同分配公平及結果公平、形式公平同實質公平等相兼顧和一致的公平;昭示出經濟生活中更為高尚的社會正義。經濟法從社會經濟總體角度規范和保障新的社會調節機制即現代國家調節，協調經濟個體與社會總體、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之間的矛盾沖突;民商法側重于從個體和微觀經濟角度進行規范和保障。兩相結合，便可實現新的社會經濟生活的和諧，達到理想的社會經濟生活目標模式。
最后，就經濟法的功能來看。經濟法的出現和發展乃在于以社會調節的方式解決有關經濟循環中所產生的矛盾和困難，是為了彌補民法調節所不及的法律空白。而一般來講，功能是指“事物或方法所發揮的有利的作用。”
第一，企業家沒有正確分析未來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企業定位不準確，沒有制定正確的戰略目標，盲目加大優質資源要素投入，片面注重企業操作執行過程，加大生產力度。結果企業經營日趨艱難，甚至陷入破產境地。此所謂“有優勢而無趨勢”。
第二，企業家能夠正確把握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及發展機遇，找準了企業定位，制定了正確的戰略目標，但在實現企業戰略目標的過程中卻不能站在發展的角度對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諸環節、方面進行整體協調，不善于進行資源整合，沒有形成企業發展的整體優勢，最后讓企業陷入了經營困難直至破產境地。此所謂“有趨勢而無優勢”。
第三，企業家既能夠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及發展機遇，制定正確的戰略目標，也能夠協調企業諸環節、方面的矛盾，整合企業資源形成企業整體優勢，但往往容易形成思維定式和企業制度惰性，無視社會經濟發展形勢及市場環境變化。一旦市場環境發生變化，企業不能隨之變革，企業形成的“趨勢及優勢”因市場環境變化而變成“劣勢”，結果陷入破產境地。此所謂“有趨勢、優勢而無變革”。
以上三點原因在實際情況中往往聯系在一起，形成導致企業陷入困境的重要關聯因素。因此，在時刻變化的社會經濟環境及市場環境中，導致企業陷入經營困難，甚至破產的三大核心原因是：缺乏正確的戰略定位，缺乏優勢資源的整合，缺乏變革創新機制。換言之，正確的戰略定位、優勢資源的整合和創新機制是構成企業健康發展的核心因素。因此，企業領導者要駕馭企業經營發展，就必須提升以下核心領導力：
?企業戰略決策定位能力
?企業系統把握能力
?創業變革創新能力
近年來，培訓市場關于領導力提升的培訓課程紛繁蕪雜，很多所謂的領導力課程實際上講的是執行力，讓參與者不得要領。實際上，領導力與執行力雖然密切相關，但畢竟屬于不同范疇，有著不同的層面與內涵，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可以說，領導力屬于執行層面之上的高屋建瓴，而執行力則屬于領導力層面的落地環節或貫徹過程。
對于企業領導者來說，其核心領導力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如何登高望遠、看方向，把握未來社會發展趨勢；如何洞察宏觀局面、識大局，把握企業經營發展的整體過程；如何觀察市場風云、知變化，把握企業變革創新機遇。因此，從思維層面來說，企業領導者最需要的是戰略、系統和創新思維等核心思維能力，而這些思維能力又總是在分析和解決企業具體問題的應用過程中體現出來。因此，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就成為核心思維能力的具體應用。
為了幫助廣大領導干部提升核心領導力，我在總結多年領導力研究與培訓成果基礎上，開發了旨在揭示領導力思維本質、提供真正有效的領導力思維原理與方法的“核心領導力思維”高端課程體系。
該課程體系從哲學的思維高度，面對企業具體問題，結合企業實際工作，全面系統地介紹了核心領導力思維的共同基礎、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其在不同領域和方面的應用。
具體說來，該課程體系由以下幾個層面構成。
核心領導力思維的基礎課程：創新思維基本原理與方法
這是任何領域、任何行業的企業家發揮核心領導力的前提基礎。該課程系統介紹了核心領導力思維的基礎內容，包括領導者對創新思維功能角色的自我認知，增強提升創新思維能力的自覺性；領導者進行創新思維活動所必須具備的心理基礎及如何克服心理障礙；領導者應掌握的創新思維基本原理及其知識根據；領導者應掌握的創新思維的基本方法及其實踐經驗。
核心領導力思維的領域課程之一：戰略思維與戰略管理
這是核心領導力思維在戰略決策定位領域的具體展示，也是創新思維在戰略決策領域的具體應用。該課程包括領導者對戰略決策思維功能角色的自我認知，增強提升戰略決策思維能力的自覺性；戰略決策思維的含義及特征；戰略決策思維的基本原理與方法；戰略決策思維在企業戰略管理領域的功能應用。
核心領導力思維的領域課程之二：系統思維與系統管理
這是核心領導力思維在企業資源整合、形成整體優勢領域的具體展示，也是創新思維在協調企業經營諸環節、把握企業經營全局的具體應用。該課程包括領導者對系統思維功能角色的自我認知，增強提升系統思維能力的自覺性；系統思維的基本含義、特征及其基本原理；系統思維的基本方法；系統思維在企業系統管理領域中的功能應用。
核心領導力思維的應用課程：問題的分析與解決
這是核心領導力思維在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的綜合應用，也是上述創新思維、戰略思維和系統思維在分析和解決企業各類實際問題過程中的綜合應用。該課程包括企業問題的構成要素、問題形成的基本原因；問題的功能價值及其基本分類；分析企業問題的思維方法與實際操作方法；解決企業問題的思維方法與實際操作方法；創新思維與系統思維在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過程中的實際應用。
以上課程構成提升核心領導力思維課程的邏輯結構，即培訓體系（如下圖所示）：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進行核心領導力思維課程培訓的過程中，為了保證培訓科學有效，培訓師還必須加強自我修煉，完善自身知識結構，形成特定的知識背景。具體來說，要掌握以下幾個方面的知識基礎。
一是哲學知識。對核心領導力思維課程的內容進行講解需要以哲學知識為支撐，以保證核心領導力思維特有的思想高度、深度與視野。企業家是觀察社會經濟趨勢、把握企業發展方向的人，需要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培訓師具備哲學知識基礎，有利于在培訓過程中賦予課程思想深度和高度。
二是宏觀政治經濟政策知識。核心領導力思維課程的內容講解需要以特定的政治經濟宏觀政策知識為支撐，以保證核心領導力思維特有的趨勢把握能力。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及其市場環境的變化總是與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政策密切相關。可以說，特定的政治經濟政策是社會經濟形勢及市場環境變化的重要根據。因此，不了解宏觀政治經濟政策，就不可能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趨勢，也不可能進行戰略決策思維的科學分析與講解。